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各界代表
新华社7日讯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二十四个兄弟民族参加“五一”节观礼的代表。
同时，接见了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接见时在座的，有邓小平、贺龙、李济深、陈叔通、包尔汉等人。
新华社7日讯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中央商业干部学校的毕业生。
接见时在座的，有陈云、邓小平、贺龙、李济深、陈叔通、包尔汉等人。
新华社7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贺龙，在今天下午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五一”节观礼的代表。

再论基本建设中节约用地的问题
关于在基本建设中节约用地的问题，我们在3月31日已经发表过一篇社论。
近来，有些单位，已经开始检查建设中浪费土地的现象，或者已经把多占的土地退还给农民耕种。
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但是，现在还有不少的建设单位，还没有进行这项工作。
而且有些新的建设单位，还在大量圈用农民的耕地，多征少用，征而不用，形成严重地浪费土地的现象。
根据第2机械工业部的同志们最近的检查，该部在西安地区的建设用地，如果按原定设计计算，约有一半是浪费的。
现在他们从已经征购的土地中节约出二百六十九公顷，退还给农民耕种，并且准备继续退还那些可以节约的土地。
第2机械工业部的这种检查，我们认为并不是过严的。
而且该部在西安地区的建设用地，仅占该地区全部建设用地的18％。
可以想见，其它建设部门，包括工矿企业、教育、事业、文化、商业等部门在内，浪费建设用地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
四川省最近检查了十四个建设单位用地的情况，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这些单位共征购土地四千四百八十六亩，其中，未经当地政府审批，擅自占用的即达46％；
征而不用，任其荒芜的又达37％。
七八八厂征购农民耕地一百八十二点三亩，因推迟建设，全部荒芜。
隆昌天然气矿征购农民耕地三百三十六点三亩，只用4％，其余全部荒芜。
不仅工矿企业是如此，其它部门的建设单位，也有类似的问题。
如成都中心气象台征购的建设用地一百一十点三六亩，因为没有进行建设而荒废；
石油公司征购的建设用地中，也有85％以上没有利用，任其荒芜。
在已经占用的建设用地中，浪费现象也很严重。
在西安工厂同工厂之间的距离，工厂同住宅区之间的距离，一般失之过远。
厂区建筑物所占的土地，一般只有五分之一，其它都是绿化地带和所谓预留“发展余地”。
有些工厂不仅预留了近期发展余地，而且预留了远期发展余地；
不仅整个工厂预留了发展余地，而且许多车间也预留了发展余地。
所以，不但工厂同工厂之间摆得很稀，而且车间同车间之间也摆得很稀。
在学校的建设中，也浪费了很多土地。
例如重庆的一个专科学校，学生只有一千人，就占用了二百四十多亩土地。
在住宅建设用地方面，按照西安城市远景规划采用的定额，每人的建筑面积平均达九平方公尺，每人用地面积平均达七十六平方公尺，其中绿化面积即达十五平方公尺。
这样的建设用地标准，在我国这样一个耕地很少、人口很多的国家，不仅现在是不适当的，就是在将来也是不适当的。
当然，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进行基本建设，必须征购农民的一部分耕地。
只要建设单位合理地使用土地，农民是拥护的和积极支持的。
但是，如果多征少用，早征迟用，征而不用，荒芜土地，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和人人所不能原谅的了。
因为建设用地一般都在城市郊区和平原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土地，又多是“寸土称金”的肥沃耕地。
浪费建设用地，不仅使一些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发生困难，而且将缩小我国人民的衣食之源。
这是一个关系着千千万万群众生活的大事，必须认真地加以妥善处理。
这就是说，必须根绝在建设中任何浪费土地的现象。
至于在建设中强征强占农民的耕地，或者以欺骗的手段夺取农民的耕地，那更是错误的和违法的行为了。
例如，有的建设单位，不经当地政府批准，不经农民同意，强占建设用地；
有的建设单位，以让农民积肥为名，骗占农民的耕地，但占用之后，又不许农民使用积肥；
有的建设单位，为了抢占土地，甚至威吓和殴打农民。
农民气愤地说：
“土地像豆腐，你们像菜刀，想切哪块，就切哪块！”
可见，个别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建设用地问题上，已经走到何种脱离群众的地步！
这些单位，正如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所批评的那样：
他们沾染了旧社会的国民党的作风，形成一种特权思想，以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
这样，当然应该引起农民的正当的反对。
由此可见，在建设用地上的浪费，从经济上说，既荒芜大量耕地，影响农业减产，并使一些农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发生困难；
又增加厂内厂外、校内校外上下水道、道路以及城市其它公用事业的投资，增加将来生产和管理的费用，并且给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种种不便。
而从政治上说，尤其造成严重损失，引起农民对政府的不满，扩大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为了彻底纠正在建设中浪费土地的现象，并正确解决在建设用地方面农民和建设单位之间的矛盾，必须在全体建设干部中加强节约用地的教育，批判各种各样的浪费土地的现象和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
无论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用地管理等方面，都要珍惜每一寸土地。
必须根据我国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改善城市规划，合理地安排建筑物的布置，适当地提高建筑密度，适当地压缩绿化、花圃、道路、广场的用地。
过去中央有关单位所规定的各种建筑用地定额，应该立即加以修改，甚至取消。
各建设单位多占的和占而不用的土地，必须立即退还农民耕种；
预留的“发展余地”，凡能转交农民使用的，也应该一律退还给农民使用；
未经当地政府批准擅自占用的土地，应该一律退出，由当地政府处理；
非法强占农民土地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鉴于目前各城市所拟的城市规划草案普遍存在规模过大和标准过高的缺点，因此，必须首先加以修订，才好再拨新的基本建设用地。
在新的城市规划未定之前，某些建设单位如果急需用地，可以由当地人民委员会在现有的建筑空地中拨出。
但是这些用地单位必须按照实际需要，分别轻重缓急，拟定具体的用地计划，连同有关上级的批准文件，送交当地人民委员会审核。
建设单位在提出用地计划的时候，必须根据节约的原则，用多少征多少，可用可不用的决不征用；
暂时不施工的，就不要征用；
分期分批施工的，就分期分批征用。
对于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要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服工作，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以妥善的安置。
只有这样，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才能杜绝用地上的种种浪费，节约国家建设投资；
而且才能解决建设单位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建设事业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

冶金工业部按照三项原则修改设计
既节约资金又保证生产水平和建设速度
本报讯
冶金工业部的设计人员，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重新审查和修改新建、改建企业的设计图纸，在保证和提高原设计生产水平和建设速度的条件下，初步估计今年可以节约建设投资三千万元以上。
今年年初，国家经济委员会平衡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由于资金不足，曾考虑放缓包头钢铁公司的建设速度。
现在，冶金工业部从设计中节约了三千万元，包头钢铁公司有了必需的建设资金，今年的建设速度就可以不放缓了。
冶金工业部设计人员修改设计的第1条原则，就是只要不影响生产水平，某些设备和设施可削减的就削减；
国内有代用设备的，就不采用国外设备。
大冶钢厂的炼钢车间原来设计了一套为修炉用的机械化设施。
设计人员建议取消机械化修炉运输设备一套、泥浆搅拌机一套、泥浆泵一台及几个泥浆槽，就节省投资几万元。
设计人员还建议减少武钢各修理车间的部分砂轮机和为检修车间本身检修用的部分车床等。
这些减少或削减的设备，大半是属于辅助生产用的和备用的，减少或削减后并不影响生产水平。
某厂采矿场，原设计规定用国外订货的无线电话，现在改用国产的丰收牌产品，效能与国外设备一样，但价格只有国外设备的22％。
武钢机车修理库原设计规定采用国外设备1553型立式车床，现改用国产153型立式车床，仅这一项就可节约四万余元。
修改设计的第2条原则，就是旧厂的改建不能废弃原有的生产力。
如大石桥镁砖厂的改建，原设计只致力于建设两座现代化的新窑，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恢复旧窑。
设计人员在这次修改设计中对旧窑进行了研究，认为旧窑在生产效率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确不如新窑好，但旧窑是已有的生产力，只需少量投资就可恢复生产，劳动条件也没有坏到危害生产安全的程度。
虽然要采用手工劳动，但在我国目前经济落后和人口众多的情况下，这是允许的。
所以他们提出要全部恢复旧窑生产。
据初步计算，恢复旧窑只需三百万元投资，而新建一座窑需八百余万元。
旧窑比新窑每年还可多产四十吨镁砂。
修改设计的第3条原则，就是根据我国具体条件适当修改国外设计。
过去，由于我国提供给国外设计的原始资料不够完整，国外设计院很难完全了解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和技术条件，同时过去提出的资料，经过几年以后实际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国外设计中有一些不很适合我国国情。
例如鞍钢二连轧的地坪，国外设计是用花岗石砌筑，设计人员根据另一轧钢厂实际生产情况证明花岗石效果并不好，而且这种花岗石需从关内运来，很不经济，现改用鞍钢生产的废炉渣代替，可以节约一百万元投资。
如国外设计的某厂汽车供应站，站内可容纳这个厂的全部汽车一百五十辆，每辆汽车还可在内转弯，各种设备俱全。
设计人员研究后，准备到现场去修改。

印度尼西亚学生代表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7日讯
以沙哈拉·胡塔加隆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代表团八人，6日晚上乘火车从广州到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邀请来中国进行参观访问。
代表团在车站上受到了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等人的热情欢迎。

听取批评　摸清矛盾　解决矛盾
贵州、甘肃、湖南、浙江、安徽、黑龙江、福建省委研究整风问题
本报讯
贵州、甘肃、湖南、浙江、安徽、黑龙江等省的中共省委，在最近都召开了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研究在本省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
福建省委并召开了厦门、晋江、龙溪和龙岩等地区地（市）、县委第1书记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的县以上机关党组织中立即开始整风运动。
贵州省委认为在整风中首先要认真帮助领导干部切实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要求领导干部在整风开始的同时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下情，帮助干部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
此外，还将随时邀请党外人士以及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座谈，征求意见。
甘肃省委认为应该把整风过程变成为改造思想提高工作效率的过程，决定从现在起到下月中旬止，由工业交通、农林、财贸、文教、宣传、政法、民族统战等七个方面工作部门党内外负责同志，分别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批评，摸清各系统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通过整风，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湖南省直属机关党组织的整风学习正在逐步开展，有的单位已初步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
但是有的单位学习劲头不大，有的单位领导人员忙于开会和下乡工作，减弱了对整风学习的领导，现在，正在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
各单位还将分别在最近召开座谈会或职工代表会，发扬民主，着手解决一些初步揭露出来的问题。
黑龙江省委已经初步提出在整风中要着重检查和解决的问题：
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将着重检查领导不深入基层、脱离群众、民主作风不够等；
在反对宗派主义方面，将着重检查不重视和违反统战政策、不重视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工作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机关和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中不善于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等；
在反对主观主义方面，则将着重检查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和教条主义思想。
各省在研究整风运动时，都研究了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认为领导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和摆脱官僚主义作风有密切关系。
浙江省委认为：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意义很大，好处很多。
一是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二是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培养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三是转变社会风气，转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错误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重视劳动，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
现在，领导机关天天在号召人民、号召青年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自己不去参加体力劳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因此，要求各级领导人员以身作则，立即参加体力劳动。

周总理接见印度数学家高善必教授
新华社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前来我国访问讲学的印度数学家高善必教授。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等。

周总理接见蒙古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了以齐·苏伦扎布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并且同他们进行了恳切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奎璧。
接见时，蒙古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策登依什和夫人也在座。
接见后，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贵宾。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齐·苏伦扎布团长（中）谈话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是否先从检查领导开始？
河北省委检查几个地市委整风部署
是否明确了整风的主题？
是否先从检查领导开始？
河北省委检查几个地市委整风部署
本报保定7日电
中共河北省委及省直属机关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开展以后，中共保定、张家口、唐山地委和保定市委于5月04日和5日也先后部署开展整风运动。
为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和省委整风办公室农村组长翟向东对保定市委和保定地委等的整风部署进行了检查，发现有些地（市）委的领导同志对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和目的还不很明确，有的认为这次整风和以往的整风没有什么不同，因而机械地搬用过去“三反”、“五反”运动时的经验，把整风运动的步骤定为学习文件、个人反省、小组通过；
对整风和工作两不误，也简单地理解为既整了风、又不耽误日常工作，忽视了通过整风学习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有的领导同志只偏重于考虑怎样推动一般党员干部，忽略了自己带头学习检查。
针对以上情况，中共河北省委根据河北省的具体情况，提出在整风中要突出的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即将到来的夏季征收统购和预分问题、地区之间的水利纠纷等八个具体问题；
并指出各级领导机关要切实把握住整风的主题，明确这次整风的目的是克服影响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达到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要把整风运动同当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密结合起来，防止离开主题，一般地进行泛泛检查的作法。
各级领导同志要先从本身作起，克服只是领导别人学习，检查别人的问题，而忽略首先是自己要提高认识，改进作风。

李政道和杨振宁获爱因斯坦奖金
新华社7日讯
纽约消息：
中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若干美国的外交家、医生、记者、演员在5月05日晚上获得1957年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奖金。
李政道和杨振宁联合获得的是科学奖金。
授给奖金的是耶希瓦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它称赞这两位科学家“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并且提出了试验的方法，这种试验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驳倒了过去三十年来包含在一切物理学理论中的基本定律之一，使我们对研究构成宇宙的基本质点这一方面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发展”。
在这次授奖中，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惠特尼获得了公民奖金，纽约医院的塞缪尔·黎文获得医学奖金，新闻记者、广播电台评论员爱德华·穆罗获得人道奖金，演员保罗获得艺术奖金。
每一部类的得奖人分别得到了爱因斯坦像的奖章和一千美元。

编者按　陕西地区十三个国营机器制造厂合理修改了建厂方案，冶金工业部设计人员重新审查和修改了新建和改建企业的设计图纸，都给国家节省了大量投资，并且能保证这些工厂建设得更快更好。
这两件事情再次说明：
只要认真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是能够花更小的代价，用更短的时间，搞好建设的。
这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人民内部很多主要矛盾，常常集中表现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上。
一方面，我们需要迅速地发展工业，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穷国，资金有限，以致在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
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勤俭建国。
但是，在许多工业部门、许多地区和企业的干部中，并不是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的。
因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执行“勤俭建国”方针的情况，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制定第2个五年计划，对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陕西十三个工厂修改建厂方案
节约两亿四千多万元建设资金
本报西安7日电
最近，有关部门检查和总结了陕西地区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兴建的十三个国营机器制造厂的建设工作，并合理修改了建厂方案，为国家节约两亿四千多万元的基本建设投资。
这些工厂原来的设计标准普遍过高，事事求全。
现在他们根据勤俭建国的原则，制订了节约措施。
措施之一是加强各厂之间的配合协作。
这些厂的厂址距离一般都比较近，有的只隔一条马路，但是每个厂原来都设计有机修车间、木工车间、铸锻车间、氧气站和消防车库等。
这就浪费了大量的建设资金，而且将来投入生产以后，势必出现设备利用率低和人员编制多等缺点。
据有关部门计算，如果按原来设计，每个厂建设一个机修车间，每厂机修车间的大型设备利用率都很低，有的只能达到4％左右，而这些大型设备又都是我国不能生产的。
又如两个相距很近的工厂都各建一个消防车库，将来又都要配备一套消防设备和人员，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此，有关部门已经决定按照配合协作的原则，有的两个厂合用一个木工车间或机修车间，也有的三个厂或四个厂合用一个辅助车间。
对那些已经建成而协作后又用不上的辅助车间，将改作其他车间利用，机器设备则调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
西安郊区三个工厂合用一个木工车间，就节省了七千多平方公尺的建筑面积和一百八十三万多元的投资。
有的新建厂还争取和地方工厂协作，如原来计划建设氧气站的工厂已经决定请地方上的氧气厂供应氧气；
原来计划建设消防车库的工厂，也争取和临近的地方国营工厂合用一个。
这些新建工厂的设计定额一般都很低，因而各种机器设备和人力就显得太多。
如西安地区新建成的两个机器制造厂，开始生产不久，工人技术还不很熟练，就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将来如果充分发挥设备潜力，将超过原设计能力的一倍到两倍。
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工厂的生产潜力，有关部门已决定停建两个准备在第2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同类型的工厂，以便把国家有限的建设资金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又如陕西地区有一个机器厂，已开始建设一年多，福利区、宿舍和部分小厂房已经建起来，现在国家决定停建这个工厂，把它的计划生产任务放在已经开始生产的同类型的工厂去。
它的建筑物厂址，改给一个迫切需要建筑的工厂。
这样，既利用了原有的建筑物，又可以加快另一个新厂的建设进度。
这些工厂的建筑设计标准也过高，如地基过深，墙和防寒层过厚。
按照西安地区的气候情况，防寒层六至八公分就可以了，而有些厂的防寒层竟厚达十六至二十公分。
因此有关部门已决定适当降低建筑标准。
此外，还削减了一些不必要的机器设备，如有些厂每个车间都有自动化吊车，而有些车间的吊车一年只能用上一次，把这些自动化设备去掉，根本不会影响生产。
有关部门还决定适当缩小这些工厂的建设规模或者分期进行建设，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和锻炼技术力量，提高管理水平。

他们认为整风有什么好处？
请看看这位经历几个朝代的七十岁老人的看法
人民群众对整风有什么看法？
他们认为整风有什么好处？
请看看这位经历几个朝代的——
七十岁老人的看法
本报记者　孙祖年
一天晚上，在北京西城一个居民读报小组里，当一位小学教员读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西斜街人民陪审员井玉怀忽然站起来，严肃地说：
“对！
对！
应该这么办。”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觉得很有意义，决定去访问他一次。
05月06日下午我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来到了井玉怀的家里。
井玉怀正在干杂活。
他是手工劳动者出身。
今年，他虽然已经近七十岁了，精神还是十分健旺，街道上群众称呼他为“勤俭老人”，“老积极分子”。
谈话一开始，井玉怀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你要知道我在读报小组里说那些话的底呀，同志，说起来话可长啦。
我在北京已经住了五十三年了，不敢说自己是三朝元老，但我在这里确实是经历过好几个朝代啊！
清朝，国民党政府，那时候不叫干部，叫长官，我见过，也吃过他们的苦头。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劳动人民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有为我们办事的政府，代表我们利益的人！
这个愿望三十年前我就有了。
那是一个夏天，我在北平新京学院做炊事员，有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姓匡的老师，要发展我入党。
我说，我这个炊事员能干得了什么大事呀！
结果没有参加。
接着不久，有一天，突然国民党的特务化装拉洋车的车夫，要捉匡老师，我看势头不对，马上给匡老师一件油小褂，一顶破草帽，一个竹篮子，要他化装去买菜逃走。
临走的时候，我故意地说，买了菜早回来，晚上等着吃呢。
特务们以为是我的伙计。
他逃走了，我心里是多么舒展啊！
过去真是亲如一家人
我终于盼到了1949年北京解放。
那年解放大军入城，我虽然六十二岁了，心还是十分激动，因为我们的人回来啦！
我高兴地参加了欢迎的行列。
不久，大批干部深入街道开展工作，人们推选我为居民小组长。
那时候，群众称呼‘干部’为‘八路同志’，有不明白的人，还喊‘八路长官’，常常引起同志们大笑，笑过以后，同志们和蔼可亲地要大家随便叫‘老李’，‘老赵’。
他们见到不同年龄的人，也亲热地喊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的。
有空还帮助群众干活，真是像一家人一样。
我还记得一个姓王的同志（现是区里的科长）负责帮助我们居民组的工作。
他生活艰苦朴素，群众吃啥他吃啥，穿的也是乡下的老土布衣服、土布鞋，还拿着个小烟袋。
遇事总是和我们商量办。
这一阵啊，群众认识了共产党的干部真正是人民的勤务员。”
现在发生了变化
井玉怀老人停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着说：
“过了不几年，干部和群众亲如一家的关系有了变化。
从1953年以后，我感到干部的思想作风不对头了，不说那些穿呢子衣服和皮鞋的人多了，这是小事。
我看到在干部中变化最大的，是在脱离群众。
比如机关干部不大热心参加街道居民会议，对打扫卫生也不积极。
好吧，我还是讲几件具体事情给你听听。
在我们附近的居民区里，有一个工厂的宿舍，只有三户，十一、二口人，就住了二十多间房子，还用一个看门的人，冬天还要专从包头找一个烧锅炉的人来。
屋里的陈设非常阔气，带孩子出去玩也坐小汽车，平时不接近邻居的群众，群众也不敢登上他们的门，真像个公馆。
群众最不满的一次，就是有一位同志到西安工作去了，很想念女儿，特地从北京把两个女孩子用飞机送到西安。
一切费用都是公家开支，这是浪费国家财产，这是不合理的。
有人说这三户是什么首长，我想首长也不应该太讲究了。
当然，几年来，国家生产发展了，干部的衣食住行要改善一下也是应该的。
但比全国老百姓的生活高的太多也是不好的。
这样干部们就会光想到自己，而忘记了群众的疾苦。
第2件事情是：
我们街道上一个缝纫生产合作社，社主任姓陈，是共产党员，他不经社员讨论，用合作社的钱修建了一个球场。
区手工业合作社办事处不下来调查一下，就主观主义地同意了他的作法。
等球场修好以后，因为场地事先没有得到场主同意，现在里面种上了菜，还养了许多鸡，根本就不能打球，浪费了一千多元，社员们都有意见。
上级号召勤俭办社，这合乎这个精神吗？”
应当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讲到这里，他好像怕我误解似的，紧接着向我解释说：
“我说了那么多对干部不好听的话，用意是要帮助他们在整风运动中检查自己，改正缺点，保持过去那些艰苦朴素的特色，培养成一个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
我还要说清楚，现在的干部和过去旧社会的官僚们骨子里（本质的意思）是不同的。
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勤勤恳恳地为人民谋利益；
而旧社会的官僚们却是整天在盘算着自己如何升官发财，敲诈勒索老百姓，他们根本上就不把劳动人民当作人，动不动就打骂人。
但是，现在好多干部不大接近群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如果不来整风，让它发展下去，那是危险的。
所以在读报小组里，我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就觉得应该这样做，这样办才能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把全国人民团结好，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加强思想教育　满足合理要求
重庆二十多单位负责干部座谈处理内部矛盾经验教训
据新华社重庆7日电
中共重庆市委最近召集二十多个厂矿企业和学校单位的党委负责干部，座谈各单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教训和问题。
根据座谈会上的检查，去年以来发生的少数工人闹事事件，大多数主要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
许多厂矿去年以来都增加了大批新工人。
但是，有些厂矿领导方面往往偏重抓生产任务，对于安排新工人的教育和膳宿问题注意得不够。
例如：
从广东招来的工人爱洗澡，而有的工厂缺乏洗澡设备；
有的厂有上海、江苏籍工人，他们不吃辣椒也得不到照顾。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这些是生活小事，只布置下面干部去解决，也不去检查督促。
有些厂矿领导方面对待工人的要求，常常不分清合理的和过高的要求，一概不予解决，有时还加以批评。
这样，久而久之，工人同领导者间的隔阂愈积愈深，就把小事闹成了大事。
在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少数工人闹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放松了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
同时，一旦发生了事情，领导干部也不善于冷静地从多方面教育、诱导工人正确处理问题。
座谈会上，有些单位介绍了他们认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
例如重庆钢铁公司领导认真研究新徒工提出的要求，分清合理的要求和过高的要求。
对于过高的要求，向徒工进行解释，因此徒工们都比较满意。
重庆医学院领导干部减少自己的住宅，腾出房子让教授居住。
这个学院的学生曾要求学院当局购置小提琴、摩托车等体育文娱用具。
学院当局为使学生了解经费的困难，在学生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和解释。
学生们满意地说，既然学院经费有限，我们暂时不要求买了。
座谈会上，也提出了今后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如何加强工会工作等问题。
中共重庆市委还成立了一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小组，进一步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协助各厂矿单位总结经验。

开展整风运动有人顾虑重重
编者按：
各级共产党的党组织正在研究和布置整风学习，在讨论中，对如何进行整风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今天发表一封党员来信，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值得注意的。
希望大家来信就如何进行整风发表意见。
编辑同志：
党中央发出整风指示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觉得现在提出整风确实必要。
但是，究竟为什么要整风呢？
大家的看法却不一样。
有人觉得干部的思想赶不上新形势的要求，不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了风可以提高认识水平，改变作风，改进工作。
有人觉得我们工作中的偏差错误的确不少，再不整一下，实在不成。
有人认为是因为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厉害了，发展下去很危险，所以要整风。
还有一些同志听到整风也很高兴，但是一想到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又有些信心不足。
他们觉得最近几年来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好多次运动，对领导已经提过不少意见，而且有许多意见是提了再提，可是问题仍然不得解决，这次再提是不是就一定会有效果呢？
有些同志对给自己单位的领导者提意见有很大顾虑，他们感到领导者不大喜欢甚至讨厌听取下边的批评，害怕提了意见不但不顶事，日后还会给自己“小鞋”穿。
有些同志觉得方针政策问题都是领导决定的，这次整风一定要好好整整领导，可是，他们对于能不能整到自己单位的最高领导同志，还感到怀疑；
或者觉得虽则能整到本单位的领导者，可是有些问题还牵扯到更高一级的领导机关，这次整风能不能整到他们呢？
下级对他们的意见，他们能够及时听取虚心采纳吗？
据我了解，对整风感到信心不足的不但有一般干部，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他们一方面眼看着更高级的领导机关，怕他们不很好的检查自己听取意见；
一方面又觉得下级干部只想整上级，而下级干部本身也有很多毛病，不整顿这些同志的思想作风也不能搞好工作。
他们还害怕发动群众以后，群众不了解领导的困难，对领导提出过高的要求，不适当的指责，使领导者不能下台，给今后的领导工作增加困难。
总之，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同志的情况看来，大家对为什么要整风、整风究竟能不能解决本单位的主要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顾虑。
这些顾虑不消除，整风运动的开展恐怕就要受到影响，我不明白，究竟要怎样作才能消除顾虑，使大家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呢？
郑松醒

永远生气勃勃地学习和工作
朱副主席勉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青年积极分子
新华社7日讯
朱德副主席今天下午出席了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他在会上教导青年积极分子们要和全国青年一道，努力做好工作，认真地钻研业务，刻苦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
同时要热爱劳动，锻炼身体，要永远生气勃勃，永远谦虚谨慎，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认真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积极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事业。
朱德副主席向青年积极分子们说：
“我们老共产党员抱有一个共同的心情，就是非常爱年轻的同志，对于年轻的同志寄予无限的希望。
听说你们有了进步，看见你们生气勃勃地学习和工作，我们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因为，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事业的未来，有了你们这样好的青年一代，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理想，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次会议是在5月04日到7日在北京举行的。
会议表扬和奖励了中央直属机关青年中在业务工作、学习、青年团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等方面的积极分子三百三十七人。
其中有十四人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他们如何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埋头钻研业务的先进事迹。

生活向下看齐的人
新华社记者　康宁
共产党员丘希谦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事迹，在山东省掖县的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地传颂着。
丘希谦现在地方国营掖县育新草辫工厂任经理。
早在十年以前他在本县郭梁区担任区长的时候，他那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就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当时有很多农民看他穿的吃的都跟自己一样，并且还有一手好庄稼活，就都喜欢接近他，跟他交朋友。
最近这两年，丘希谦的生活依然是那末俭朴：
他床上的那条褪了色的灰粗布被子，还是实行薪金制以前公家发的，已经盖了六、七年了。
床上铺的也很薄。
本来他睡的是一张床，后来他发现有两个工人没有床位，就把自己的床让给了他们，自己睡在用两条破凳子支起来的门板上。
至于他吃的、穿的，就更不讲究了。
厂里的职工们很疼爱他，有时给他提意见，建议他把生活改善一些。
但是他总不肯理会。
如果催得他急了，他只有那几句老话：
我们永远不可脱离群众，生活应该向下比，不如我们的生活的人还多着呢！
在生活方面要向下看齐，是丘希谦一贯坚持的原则。
去年厂里进行工资改革的时候，有很多职工都在考虑自己可能提高多少，可是丘经理考虑的却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他的工资级别应该由当时的十八级下调到二十三、四级，理由是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二十四级的同志差不多”，“又没有经济负担”，按十八级待遇领的钱也花不了。
他这个意见没有得到批准。
其实，丘经理家里还有不少人口，他有时也回家看看，给家里留些钱。
可是他也不愿给家里留下更多的钱，以免家里的生活脱离当地群众的水平。
去年春天他回家时，本村农业社的干部告诉他，社里没有钱买花生种子，怕要误了播种期，他就把本来打算留给家里的钱借给了社里。
那么，丘希谦省吃俭用剩下的钱都作什么了？
这是许多人在传颂丘希谦事迹时往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最近记者到这个厂里访问了解到，原来厂里的职工很少有没借过他的钱的，无论谁发生了困难，只要给他讲一声，保准可以借到。
甚至有的人用了丘经理的钱自己却不知道。
比如青年女工王金英前年住院花了五十多元，自己无力负担，厂里帮助她解决了一大部分，还差十五、六元，丘经理暗暗地替她垫支了，可是她一直不知道。
丘经理近几年来认购公债的总数已经达到了千元以上。
可是厂里的会计告诉记者，这还只是个大体数字，因为好多年来，丘经理从来没领取过公债利息，也没有对过中签号码，究竟他买了多少，他连想都不去想它。

锡兰网球队到北京
明天同我国家队比赛
新华社7日讯
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锡兰网球队一行四人，由锡兰网球协会名誉秘书依利克·拉加波西率领，在今天下午到达北京。
这支第1个来中国的锡兰体育队伍——锡兰网球队中，包括有连获最近三届锡兰网球冠军的费迪南斯，锡兰的网球亚军品托和锡兰网球第3名波利西地。
他们在来中国访问之前，曾到日本东京参加了台维斯杯东方区比赛。
锡兰网球队将在中国访问十天，在北京期间，已初步确定9日同中国国家队举行一次友谊比赛，随后锡兰网球队将去上海访问，并预定14日同上海队比赛。

青海省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根据多民族地区情况分析内部矛盾
决定在全省立即开展整风运动
新华社西宁7日电
02日结束的青海省宣传工作会议，根据多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着重分析研究了青海省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次会议共开了十五天。
中共青海省委第1书记高峰主持这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包括汉、藏、回、蒙古等民族的党员和党外人士约三百人。
会议认为，青海省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几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旧时代的民族压迫已经变为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关系。
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压迫和奴役的结果，目前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在不同地区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戒备心理。
同时，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的不同，牧业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要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况，就必须逐步实行对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畜牧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改变牧业区广大人民的贫困状态。
对于畜牧业的和平改造，要根据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去进行。
何时进行？
如何进行？
都要决定于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汉族干部决不能强迫进行。
但是由于牧业区的情况复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常常是交错在一起的，有时不易分辨。
因此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时间，具体地点，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草率从事。
会议指出，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当前牧业区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发挥区域自治效能，使党内外的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有权，真正当家作主。
这就必须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使汉族干部明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作用，从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干部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会议还指出，文学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应当注意发展少数民族文艺，发掘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
脱离民族特点，就是脱离了青海的实际。
当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主要障碍，是有许多人以大汉族主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文艺，这一点必须加以反对。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会议要求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更多地同群众接触，更多地到合作社、工厂、商店和学校去了解生产工作和学习情况。
领导人要同群众同甘共苦，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每年要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
会议最后强调指出，在青海省要立即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这个学习运动也就是新的整风运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通过检查工作，弄清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主要矛盾，并且提出解决矛盾的具体办法。
为了搞好这次学习，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负责干部，特别是第1书记，必须亲自领导、监督和检查学习。
各州、县要在最近举行两级或三级干部会议，帮助所有干部学好文件，检查研究目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做到学习和中心工作两不误。

高等学校中党与民主党派怎样合作共事
——记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本报记者
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的总前提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应该怎样？
根据尊重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方针，高等学校中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关系应该怎样？
为了研究这一系列的问题，从4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市级组织、九三学社中央和市级组织以及其他方面人士共同组成十人调查组，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为时约两周的调查。
在这期间，调查组成员曾经广泛地和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教授们接触，听取和交换意见。
调查结束后，本月06日和7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主持，召集各有关方面举行座谈。
参加座谈会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刚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民主同盟清华支部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负责人张守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高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高等教育部负责人和代表等多人。
这次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
学校中的党派联席会议，在讨论研究学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在调整院系、教学改革、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民主党派做了一些工作，在群众中逐渐树立威信，组织也有了发展。
几年来，党与非党关系有了改进。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民主党派成员受到很大鼓舞，“民主党派要取消”的思想得到解除。
而且近来，党与各民主党派正进一步向亲密合作共事的关系方面发展。
但是，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同时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非党关系过去以至现在也还有着大大小小许多问题。
五条线有三条线摆得不正
有人把学校中的五种组织系统称作“五线谱”，比做五条线。
这五条线是：
共产党，行政，民主党派，工会和青年团。
五条线，三条摆得不妥当。
党委系统在各项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管得多了些。
有些党员也加粗了这根线。
一位副系主任谈到：
有些年青的党员，对别人尊重不够。
系的决定不通过党的系统布置就行不通。
许多事情，党内研究好，交下来就做，让着重体会“领导意图”，而不是和群众一起研究。
如果许多工作能多同民主党派商量讨论，就能使他们感到是自己的东西，有一种政治责任感，更有利于工作。
行政系统，从校长以下，有人形容为虚线。
过去，许多事情，是由党委将决定经由党总支下达到党支部，党支部再通过系秘书（多是年青的党员），向系主任布置，形成系秘书领导系主任。
有人觉得，这种工作方法是不合适的。
有些问题完全可以让系的负责人先知道一步，多知道一些。
民主党派系统的情况是：
从个人来看，每个成员都起着作用，但从组织作用来看，是若有若无，时隐时现。
有人谈到，在动力系几年，黑板报上和其他方面，连民主党派的影子也看不到。
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作得不够。
如建筑系有年长的教师，党希望民主同盟的组织对这些年长教师做些工作，但很少和盟员研究工作。
在系里和教研室里，看不出民主党派要起甚么作用。
九三学社有的社员说：
普通社员，没有甚么任务，感到入社和不入社差不多。
因此希望大家做好小组工作，和交给一些任务。
在清华大学，工会和青年团系统的工作，有人说他们是比较正常的。
不仅要参加“施工”也应当参加“设计”
问题摆出来了：
五条线的位置不正。
怎样摆正呢？
也就是说，怎样在工作中既能贯彻党的领导，又能使行政和民主党派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的负责同志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
他们引用了一位民主党派成员的话，这就是：
“门户开放，权利平等，力竞公择，是存非去”。
也就是另一位民主党派成员所说的“放心”和“放手”。
在过去，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征求过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的，但是，民主党派成员只参加“施工”，没有参加“设计”，只参加“演出”，没有参加“排练”。
这是因为还没有彻底认识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性。
过去曾经有的党员认为，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已经没有问题了，民主党派的成员已都作了适当安排，却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同民主党派在工作中应该采取甚么样的共事关系。
今后采取一些甚么具体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呢？
这就是：
一、加强党派联席会的作用。
学校的重大问题，不是事先由党讨论，而是直接交由党派联席会讨论，让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
各系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考虑成立系的党派联席会。
学校的领导体制，今后也可以以党委领导制为基础，吸收各个方面共同参加为好。
二、加强行政系统作用。
学校的重大问题由校务委员会、各系的重大问题由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且贯彻执行。
三、要求系秘书和做其他行政工作的党员，克服工作中简单化的作风。
四、在各种工作中，向民主党派请求支援。
民主党派如何发挥组织作用？
要想把党、行政、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好，还必须解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的问题。
党和非党的关系，是独立、平等的关系呢？
还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都认为，民主党派除接受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是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平等的；
它在学校的基本任务，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一致的，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
但是，这里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民主党派的组织如何发挥它的组织作用？
有人认为必须首先加强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得好，才能使自己的组织在理论上和思想水平上，同共产党处于平等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才会更大。
比如，有些人一直存在着一种自卑感，认为共产党员在政治上都比自己强，不相信自己会起什么作用；
有些人怕监督错了受批评，不敢监督；
有些人习惯于事事依赖共产党的帮助，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负责的精神，甚至在甚么地方挂一个锦旗的事情，都要向党委请示。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通过思想改造来求得解决。
也有人认为，要加强组织作用，就必须加强领导的作用，希望民主党派的领导机构，能够根据学校中的中心问题，随时对自己的成员提出具体要求，还有人认为。
要想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必须给党派的领导人以研究党务领导工作的时间。
现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多半在教育行政、教学研究方面负着很大的责任，他们本来就很少有时间研究党务工作，而党务中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又占去了他们仅有一点可能抽出来的时间。
因此，希望学校方面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或是考虑减轻担任党务工作的同志的其他工作任务。
也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成员，今后应该更多地参加各种行政组织和群众组织，以便在更多的方面发挥作用，体现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推心置腹交朋友
关于党员与非党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人提到，过去在清华大学，是不够正常的。
党员不去或很少去非党同志家里，非党同志也不去或很少去党员家里。
彼此都有顾虑。
甚么顾虑呢？
党员去非党同志家里，怕被怀疑是去检查他们的行动；
而非党同志去党员家里，又怕被别人说是“拍马屁”。
彼此之间，可以说只有政治联系没有感情联系。
就是非党同志之间，也多是互不来往。
过春节，从来不拜年。
学校号召团拜，就有许多人不去，因为觉得平时少联系，过年来个大团拜，太形式了。
有人谈到，有些党员作风太严肃，使人感到格格不入。
“党员来谈话，是有事才来”。
有的老教授，对曾经是他的学生的党员，无话不谈，而对一般党员，就不愿深谈。
因此，不少人希望，党员与非党同志，要多接触；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交情问题”是很重要的，朋友之间要推心置腹讲知心话，要有朋友的感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亲密的合作共事。
近来，这种情况已有改进。
李维汉同志的一些意见
李维汉部长在座谈会上，曾针对调查材料和大家谈话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发言。
他谈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是一个很普遍的关系。
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在工作中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党在很早以前就提了出来。
去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各民主党派都要求发挥更多的作用，清华大学这次调查中所提到的“从设计到施工、检查”的问题，就是这个愿望的表现。
这是对的，应该肯定。
我们有些党员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还没有正确的估计。
民主党派一般都同我们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他们走的道路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中起了带头作用。
民主党派，现在基本上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集团。
高级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是很重要的，他们对于后代是老师，在现在的各项建设中，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他们应当同工人结合，工人也必须同他们结合。
因此，应该重视民主党派，应该在政治上信任他们。
在思想、学术上允许争、放，解除某些压力，克服党内的宗派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掉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鸿沟。
为了贯彻这个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应该服从它的要求。
机关学校中党组与行政的关系以及保密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考虑的问题的。
现在谈的清华的问题，只是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一个方面的问题。
校务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可以同党委的意见不一致。
共产党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方案，民主党派也可以提出方案，个人也可以提出，总之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这样是不是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呢？
我以为相反，更多地听取群众意见，领导作用就会更充实。
单是在校务委员会作工作还是不够的，共产党还要作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接触，沟通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合作共事中的障碍。
这些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共产党员的态度问题。
清华大学教职员中的共产党员有很多青年人，他们对老教授们，应该“拜老师，交朋友，开诚相见，虚心学习”。
李维汉同志最后谈到，他的意见是提出供大家参考的，不是定论。
他还建议清华大学领导上和各个方面共同研究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订出些制度，逐步解决现存的问题。

不能因噎废食
我认为在企业管理人员中建立奖励制度还是需要的。
企业管理工作是保证整个企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和很好改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能设想：
一个企业中的生产计划的安排、原材料的采购、成品的保管和推销搞得乱七八糟，工人要啥没啥，还能够很好地完成国家计划。
只看到工人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直接作用，看不到或者忽视企业管理人员在完成生产任务中的间接作用，这是一种片面观点。
今年有些原材料供应不足，企业（特别是地方企业）管理工作困难较大，就尤其需要发挥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作用。
企业管理工作跟上了，才能够使工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任何时候都是提高职工思想觉悟搞好生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但它却不能完全代替物质鼓励对生产所发生的作用。
同时，也不应该把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某些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优缺点混同起来。
所以，我主张应该积极地具体地对待现有奖励工资中的问题，不要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把奖励工资停顿下来，更不能把它整掉。
　孟庆君

两种非生产人员不能混为一谈
企业的领导人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对生产任务的完成，起着重大的作用。
而国家机关、文教卫生单位的人员不创造国民收入。
非生产单位的领导人员和职工群众的劳动成果，当然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作用的，但是由于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的不同，对生产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因此决不能把生产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非生产单位的工作人员对生产的作用混为一谈。
那种认为企业领导人员得奖，所以非生产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应得奖的想法，实质上也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在作怪。
对领导人员实行奖励制度，的确也带来了一些缺点。
但决不能因为运用制度方面存在着缺点，就根本否认了对企业领导人员实行奖励的必要。
共产党员当然不是为奖金而工作，为奖金而工作的党员，是应该批评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不可以得奖。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实行的是按劳付酬，而不是按“觉悟程度付酬”。
多劳多得，这根本不是一个觉悟不觉悟的问题，而是合理的应该的。
范群、赵知明、唐名端

四千公尺高山上的新公路
本报记者　李策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正投资修建一条从东俄洛到巴塘的公路。
线路从东俄洛起，跨过湍急的雅砻江，爬上大凉山脉，然后穿过密层层的原始森林，走到理塘。
理塘拔海四千一百公尺，是我国第1座最高的城市。
线路走过广阔的理塘高地天然草原地带，再往西走，翻越四千四百公尺的尖子湾大山，开始走向下坡，直到金沙江东岸的巴塘。
全线长四百公里，其中有一半的线路盘旋在四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带。
今年计划从东俄洛修到理塘，共一百九十九公里。
东巴公路实际上就是未来的康藏公路的南路。
现在，从西藏境内的左贡宗正向东修建一条公路，预计在1958年前后，就可以经过宁静县，跨过金沙江，在巴塘同东巴公路相会。
这是一条从内地到西藏比较经济合理的路线。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高山夹着深谷，深谷又夹着高山。
崇山峻岭，深谷急流，南北纵列，波浪起伏，是我国最典型的山区。
东、西之间交通往来特别困难，利用着固有的交通工具：
在湍急的河流上是牛皮筏，竹索桥，摆渡；
山区是牦牛，骡马。
当地人民有这样的传说：
“有两个赶牦牛的人，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碰见了，不能让路，不能调头，那末，两个人商量以后，看哪个人的牦牛价钱便宜，卖给对方。
然后把牛推到深谷里，让出路来。”
不管这种传说的真实程度有多大，它毕竟反映了当地交通困难的概况。
气候也不利于交通运输，有句歌谣是：
“正二三，雪封山；
四五六，泥没脚；
七八九，正好走；
十冬腊，学狗爬。”
交通不便，就妨碍了物资畅流，藏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东巴公路修通以后，就成了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部的主要交通干线，它必然会进一步促进这一带藏族人民生活面貌的变化。
去年07月，勘查人员就出发了，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勘查线路。
高山地区早晚的气候变化无常。
人们形容当地的气候是“早穿皮袍，午穿纱；
怀抱火炉，吃西瓜”。
冬季是白茫茫的积雪，不带有色眼镜，在野外呆久了，就会变成色盲。
他们经过半年的努力，选择出来一条比较经济合理的线路，并且赶到了施工的前边，今年从理塘向西前进，完成全线的勘查任务。
四川省公路建筑工程局总工程师张家声同志说，全线土石方数量并不大，但是这条公路是在边远地区修建的，物资、给养都要从内地搬到那里，加上气候条件比较坏，因此工程任务就艰巨了。
在今年枯水期，要把雅砻江大桥的桥墩修出水面，否则就会影响全线工程进度。
筑桥工程队在2月中旬到达工地，开始施工。
雅砻江的江面，在这里仅宽八十公尺，但是江水汹涌奔腾，每秒钟流速是七公尺。
汽车过江用渡船是不行的，修桥也比较困难。
清朝末年，刽子手赵尔丰也想在此修一座桥，他请法国人仅在江面上修了一条钢索桥，不到两年，发生兵变，把桥炸毁。
去年仅剩下两根钢条摆在东岸河口区政府门前。
他说赵尔丰修桥，是为了统治西藏人民，我们修桥是支援西藏人民的各项建设，一定比过去修的更快，更好。
他们根据增产节约的精神，确定这条公路标准为六级，采取分期修建、翻段施工的办法，就是修一段，用一段。
这样，投资少，效果大，不影响初期的运输任务，将来再实行改建，提高标准也是容易的。
（附图片）
在甘孜西南的雅砻江上游，有丰富的原始森林，这是等待运往加工厂的木材。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在大同七峰山麓，出现了一座新工厂——规模宏大的大同水泥厂。
这是工厂的心脏——？
转窑。
梁毅摄（山西日报社稿）

小问题里面有大道理
北京市崇文区处理一件小纠纷，取得了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编者按：
崇文区第七金属品生产合作社的纠纷，是一场很小的纠纷。
但是他们正确处理这种纠纷的原则，却适用于一切大的工业企业、大的农业社，大的机关和学校。
本报记者　吕建中报道　4月01日，北京市崇文区第七金属品生产合作社的副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匆匆来到区委会工业部，说，洋镐组的二十八个社员生了气，离开了车间，不干活了。
这是社里硬性公布了新的生产定额而引起的。
只分清群众的是非
没有分清领导的是非
崇文区委会的同志们自从从上到下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思想作风；
但是在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怎样贯彻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来处理，这对他们还是新的一课。
因此一开始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法，却想出了一些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错主意。
区委工业部有的同志主张，回去先开个社员会，讲一讲话，让洋镐组的社员承认错误，立刻复工。
第七金属品生产合作社的副主任和支部书记觉得，如果现在马上去召集社员开会，会给他们造成一个错觉：
好像领导干部去向他们求情了，问题反而更不好解决。
工业部的负责同志竟支持了这个错误观点。
最后决定暂时不理他们，而先从背后去摸思想情况，或者先组织他们到别的社去参观，使他们得到启发，慢慢地认识错误。
这种种想法显然犯了一个毛病：
只分清群众的是非，没有分清领导上的是非；
也就是说，只看到群众的错误，要群众承认错误，没有看到领导者自己的错误，更不向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么，究竟领导上有没有责任呢？
群众的要求合理不合理呢？
我们看一看事实吧。
这个社洋镐组每盘炉五个人，定额是每天做洋镐十五个，实际产量却平均达到了23.7个。
社的领导上没有同社员商量，就硬把定额提高到二十个，于是社员们一气，都离开了车间。
干部不做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作风不民主，这且不说。
就是在修改定额本身，也显然忽视了社员的切身利益。
定额提高到二十个，这从已有的实际产量来看并不算高。
但是，社员们过去为了突破定额，拚命地干，劳动强度很高，生了病社里也没有病假补助。
另外，每人每天基本工资是二元四角，过去社里却按二元三角发给。
干部看不见这些不合理的现象给社员带来的顾虑和不满，也自然就不了解社员不愿意提高生产定额的原因了。
甚至当社员们焦急地等了两天，主动和干部商量复工的时候，干部仍然冷冷地回答说：
“您们回去好好想想再说吧。”
关键在于勇于承认错误
区委书记吕连英同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在4月03日下午召集处理这个事件的干部开会，对他们这种处理方法提出了批评。
并且又结合这个具体事件，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大家这才觉察到自己口说反对官僚主义，而碰到具体问题却被官僚主义思想所缚，口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采用的却是与群众相对立的处理方法。
于是当天回去便向社员们检讨了领导上的错处。
同时还向社员指出，合作化以后，企业的性质变了，群众是合作社的主人了，罢工，停止生产，对国家不利，对社员自己也不利。
因此应该立即复工，大家共同来讨论和解决定额问题，社员们欣然复工了。
群众表现了主人翁态度
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教育提高了干部，也教育提高了群众。
当干部首先自己分清是非，向群众检查了领导错误的时候，群众并没有过多地去责备领导，而是诚恳地向领导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
在解决了社员病假补助，适当地改善劳动条件以后，社员们立刻就同意把定额提高到二十个。
同时也悔悟自己采用罢工办法是不应该的。
因此，他们就在紧接着发生的同一件事情上来表示自己的主人翁态度：
新定额刚刚定下来，上边又改变为配备给洋镐组另一种较粗糙的原料，这种原料费工费时，定额也就需要适当降低。
要是在过去，这种改变定额少不了又要讨价还价，费一番周折，而这次，干部诚心诚意地和社员商量，社员也实事求是地提出把定额改为十八个，而这个定额数字正是干部原来准备提出的。
小问题里面的大道理
社员这种态度使支部书记林本厚深深受到感动。
过去洋镐组的社员没有一人肯对他说真心话，他内心苦恼，却找不出原因来；
现在他才感到自己过去那种光知道向社员训话的做法和“群众落后，不压不行”的观点，对工作，对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带来多大危害！
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使他懂得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一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是要置身于群众之中，而不要站在群众之上，和群众对立起来。
崇文区这个合作社是一个很小的企业，这一场纠纷是一场很小的纠纷。
但是正确处理这种纠纷的原则，却适用于一切大的工业企业、大的农业社、大的机关和学校。
类似这样的事件，崇文区手工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曾发生过不止一次，过去都处理得不够妥当。
这次区委学习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后，才找到正确的办法。
区委的同志认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不过他们在发愁没有教材，缺少办法。
但是实际上这个困难是不难克服的。
别的且不说，把自己这些学过和做过的事总结起来，教给党员和群众，不也就是一种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政治教材吗？

第1个体力劳动日
本报沈阳7日电
今天沈阳矿山机器厂的厂长、党委书记等十九名领导同志，和工人们在一起，开始了今年第1次的体力劳动日。
铸铁锻工等主要车间，今天是整顿作业环境的一天。
这些领导同志一进车间，就分别参加到各个工人小组中去，由工人组长领导着干活。
厂长田光1938年前是个农民，参加革命后已有十几年没有从事体力劳动。
今天他把衣服脱了，和工人一道刨土。
党委副书记郭修业拿出了在延安参加大生产时的劲头，和工人们一道搬运砂土。
总设计师董亮忱和工艺科长丁福忱，过去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铣工。
今天他们和工人一见面，就自己动手，要把煤气发生炉的分配器装配好。
这些领导同志中比较年轻的要算铸铁工人出身的团委书记赵熙亭，但他脱产担任领导工作也有四年了。
脱离体力劳动最久的要算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支秉渊，今年他已六十一岁，头发斑白了。
可是他整理起砂型来，十分认真，使许多工人很受感动。
工人们一再建议领导同志干轻活，并表示今后要在生产中再加一把劲。
下班了。
有的领导同志因为长久没有进行体力劳动，已感到有点累。
但他们都兴奋地表示，今天是他们参加体力劳动的第1天，以后要把深入车间参加体力劳动作为经常制度固定下来，要和工人打成一片，做到互相见面不拘束，大家讲真心话。
　（文）

经营管理思想也有问题
毛先智
目前，工厂企业中的奖励制度的确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据旅大市有关部门今年02月份对九个国营工厂的调查，发现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奖励范围过大，许多单位不是根据工作的好坏来评奖，而是工厂完成了任务就都有奖。
二、奖金过多。
去年许多工厂的奖金支出总额比前年增加了一倍，甚至好几倍。
三、奖金分配不合理，管理人员得到的奖金太多。
四、奖金来源不统一，而且很多奖金重复，名目繁多。
因此有些工人反映：
“国家的钱真多！
奖金到处碰腿，你不找它，它会找你。”
为什么这些工厂企业这样热中于物质奖励呢？
这就要检查一下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
大家都知道：
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原则之一，是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要用政治工作的方法去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因此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必须首先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同时也要有适当的物质鼓励。
但是有些人经常忘记了这一条重要的原则，他们不自觉地习惯于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来领导生产，不自觉地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
在大连就有这样一个工厂，他们把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作为课题公布出来，发动工人设法解决，并在这一课题下面说明解决这一关键可以得多少奖金，名曰“关键悬赏”。
当然，发动工人解决生产关键是对的，但是，只宣传解决这一关键可以拿多少奖金，而不宣传解决这一关键的政治意义和对国家的贡献，这就不对了。
因为这种宣传有很明显的经济主义色彩。
有些车间干部不是教育工人去改进生产，提高生产，及时修改落后的定额，而是去帮助工人设法削减定额，好让工人多拿几个工钱。
有些人甚至替工人隐瞒废品和事故；
并在“照顾情绪”的名义下，用变相的办法给他们增加工资。
现在，有些企业差不多每一项生产活动都有奖励。
有个单位定期和不定期的奖励项目就将近四十种之多，如：
完成任务奖、学习先进经验奖、认真执行专家建议奖、责任心强奖、冒雨工作奖和克服困难奖（这都与劳动竞赛奖重复）。
另外，还有长期出差人员奖和总结先进人员和工作经验奖，以及本厂球类竞赛和田径赛奖，等等。
真是名目繁多，不及细载。
这种动辄就讲钱的作法，容易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会使得工人迷失自己政治斗争的目标，这是十分危险的。
现在有些工厂有一部分工人有“三不干”“四不干”等情况（即不挣钱不干，活难了不干等等），这不能说和领导上忽视政治思想工作而只注意物质奖励没有关系。
当然，我不是反对必要的物质奖励，也不是说现在的奖励制度都不合理，更不是说要一概取消物质奖励，而是说目前奖励工作中的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确很多，需要加以改进。
特别重要的是在进行物质奖励的时候，不能放松政治思想工作。
物质奖励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因此改进奖励制度只能逐步进行。
不应把物质奖励一下突然取消。
因为这样做会遇到很大的思想阻力。
只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通过群众自己讨论，才能使不合理的事情逐步做到合理。

对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职工住宅问题的调查
职工宿舍为什么紧张？
——对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职工住宅问题的调查
新华社记者　涂筱芳　刘健生
目前，在许多新建的国营厂矿企业中，都在叫喊职工住宅紧张。
究竟职工宿舍建设得怎么样？
记者就这个问题，在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作了一些调查。
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现有职工三千九百五十五人，是解放以后新建的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工厂。
这个厂建成以后，自1951年开始，除1955年以外，每年都扩建职工宿舍，今年还在继续扩建中。
但是，直到现在，职工的住宅问题仍然没有全部解决，为此职工有很多意见，认为行政领导部门关心职工的疾苦不够。
我们在这个厂的基本建设科获得了如下的材料：
自建厂以来到现在为止，厂里共计已经建筑了五万零六百五十九平方公尺的职工宿舍，其中眷属宿舍是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一平方公尺；
集体宿舍是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八平方公尺。
这些宿舍如果平均分给全厂现有的职工，每人可以分到十二点八平方公尺的宿舍面积。
这个厂自建厂以来，为建设职工宿舍投入的资金已达三百一十万九千元，占建厂总投资（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五分之一以上。
如果再加上职工福利设施（包括建设的俱乐部、幼儿园、教室、礼堂、营养食堂等共有六千八百七十五点三九平方公尺）投资的六十余万元，共计非生产性的建设投资占建厂总投资的25％多。
非生产性的建筑面积比生产性的建筑面积多23.43％。
这个工厂建设了这么多的职工宿舍，为什么职工还在喊房子不够呢？
根据我们的调查，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职工宿舍分配得不合理。
现在这个厂的职工，住在眷属宿舍的有一千零六十八户，共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职工本人和家属），占用宿舍面积三万四千多平方公尺；
大小人平均每人占用近八平方公尺，平均每户占用近三十二平方公尺。
住在集体宿舍的职工有二千三百五十四人，占用宿舍面积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八平方公尺，平均每个职工占用四点八平方公尺以上。
这个统计说明，这个厂的集体宿舍已经很宽裕，而职工眷属占用的宿舍面积就太多了。
（二）不该住的住上了。
目前职工宿舍紧张，主要是眷属宿舍不够用。
但是，住眷属宿舍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职工和眷属呢？
去年申请解决眷属宿舍的职工有七百多人。
但是去年厂里新建成的眷属宿舍，只能居住一百五十二户。
厂里就从这七百申请户中，选择最迫切需要的分配了。
我们就从这一百五十二户最迫切需要房子的职工中，作了调查和分析。
一、属于下列情况可以解决眷属宿舍的有八十户：
1，外省家属原住城市依靠职工生活者；
2，夫妇双方都在本厂工作者；
3，外厂调来职工，其家属在原厂就住家属宿舍者；
4，家属虽在本省、市，但无家无业者；
5，归国华侨有眷属者；
6，年老的职工父母，家中无人照顾者。
二、属于下列情况可以不解决的有六十八户：
1，原在本市居住或四乡居住者；
2，家属原住本省农村，并能参加生产劳动者；
3，家属住地离厂不远，职工本人可以经常回家探望者；
4，单身人；
5，家属盲目进城市找工作者；
6，非直系亲属原籍有人照顾者。
三、属于下列情况可解决可不解决的有四户：
1，依靠工人生活的直系亲属，但在农村居住者；
2，家中遭遇自然灾害，住宅有临时困难者；
3，原住房屋虽然不好，但可以修理维持者。
从这个材料来看，就是厂里挑出的最迫切需要解决房子问题的职工中，可以不解决的也占很大比重。
在眷属宿舍中居住的除了职工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以外，非直系的职工亲属，如职工的侄子、妻侄、表兄姊妹、外甥、女婿，甚至于还有个别的职工朋友等长期住在眷属宿舍里，也不是个别的现象。
据这个厂的统计，去年单是由农村来厂找工作的职工亲属，就有七百二十人。
这些人来了以后，其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找到了职业，未找到职业的人就长期住在眷属宿舍里等待就业，因而，更加促成了职工宿舍的紧张情况。
在这个厂里的职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谁的家属不来，谁就吃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原因是厂里的房租太低，最好最大的房子（建筑标准是九十多元一平方公尺，一户住宅四十六平方公尺）每户01月房租费是三元五角，三十六平方公尺的宿舍是三元，十八平方公尺的是一元五角，工人感到住公房很便宜，差不多的都可以住得起。
但是厂里却为职工眷属宿舍年年赔很大一批钱。
据厂里的统计，每年职工宿舍的折旧费和维修费要开支十四万五千元，而每年收回的全部房租才有三万五千元，收支相抵亏十一万元。
另外水费每月收入五百元，但实际每月要付给自来水公司水费二千元，这样全年厂里需要给职工家属补贴一万八千元的水费。
再加上职工家属治病享受半价，全年厂里补贴八千一百四十六元。
总计全年厂里要从成本费和行政费开支补贴十三万六千多元。
这笔开支约占全厂1956年上缴利润的21％多。
这笔开支如果按照现住家属宿舍的一千零六十八户职工来平均，每户职工每年需要厂里补贴一百二十七元多。
如果再加上厂内付出的大批救济费（因为职工家属来的多了，造成职工生活困难），那就更多了。
因此，职工家属不应该来的也来了，不需要住公房的也要求住公房。
据我们了解，现住在眷属宿舍的职工中，还有些职工原在本市居住，而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别人以后，再迁入公房。
如这个厂的职工荆玉林，自己有房子，而且离工厂不到半里地远，他感到自己的房子不如工厂新建的眷属宿舍好，因此，就把自己房子出租了，搬进厂里新建的职工眷属宿舍。
厂里在职工宿舍的管理上本来是有些制度的。
甚么样的职工该住眷属宿舍，甚么样的职工不该住是有标准和规定的。
如这个厂里的规定是技术工人或五级以上的工人，相当于五级工人的职员才能住眷属宿舍，学员一般的不能住眷属宿舍等。
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很好地执行。
如何来解决职工宿舍不够的问题？
现在厂里还没有进行研究。
据我们了解，厂里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再扩建二千八百平方公尺的眷属宿舍。
据厂里统计，就是再建这些宿舍，大约还有三、四百户已经申请解决眷属宿舍的职工不能解决。
我们在这方面征求了一些群众的意见，他们认为现在厂里应该不应该再继续扩建宿舍，是值得考虑的。
厂里有的领导干部认为，现在，在没有得到解决宿舍问题的职工中，有些人是需要解决的，因此，就得再建。
也有的人认为，就是现在这些需要房子的人给解决了，以后也还会产生新的需要户，如未结婚的要结婚，未生孩子的要生孩子。
除非国家不搞建设，否则目前职工眷属宿舍是无法统统解决的。

北京市取消蔬菜自由市场
北京市从5月06日起，取消了蔬菜的自由市场。
市政当局在这项措施执行前的一周中，就向菜贩和自产自销的农民进行了宣传解释；
但是，5月06日仍有部分菜贩和农民运销菜蔬，这些菜蔬已经全部由国营菜蔬公司按照国家牌价统一收购。
北京市蔬菜主要依靠郊区生产供应。
从1954年以来，北京市已逐步对郊区菜蔬生产作了有计划的安排；
到1956年，郊区菜蔬已有80％通过国营公司衔接供应。
但是，仍有部分无牌照菜贩和外地盲目流入北京的农民（他们过去多是买卖杂铜、花生等国家统购物资的）以高出国营公司牌价一倍左右的价钱收购郊区农业社的菜蔬，然后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使农业社不能很好地执行它们同国营公司签订的合同，市场有计划的供应也就受到了影响，消费者对这很有意见。
因此，北京市决定将菜蔬列为不允许自由市场经营的物资，并规定国营零售单位、集体伙食团体和联购联销小贩必须通过国营菜蔬公司进货或者同指定的农业社挂钩供应；
无照小贩或自产自销农民如果再贩运蔬菜，就由国营公司按牌价收购。
这样做，蔬菜生产者仍能得到合理的利益，消费者也不至于吃亏。
仅据全市二十五个市场统计，经营菜蔬的商贩大约有一千人左右；
取缔这些菜贩以后，就需要国营公司很好地组织力量加强蔬菜的收购和供应（特别是在蔬菜生产的淡季）。
这些菜贩大部分是外地农民，政府将动员他们回乡生产；
至于北京市的无照菜贩，也将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安排。
·林晰·

吉林省委研究农村内部矛盾
他们认为：
目前农村中的内部矛盾主要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
本报讯
中共吉林省委最近在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后，具体分析了吉林省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且研究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措施。
大家认为：
目前农村中的内部矛盾主要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
具体表现如下：
第1，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
如去年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曾经单纯强调了国家的需要，忽视了农业社的经营独立性，没有认真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
有些农业社过分强调了统一经营和多种高产作物，忽视了农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杂粮生产，对社员的劳动时间、家庭副业也限制得过死。
今年，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后，有些地方却又忽视了国家所需要的大豆、甜菜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第2，社员之间的矛盾。
如富裕中农与贫农之间的矛盾，穷屯与富屯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社员与汉族社员之间的矛盾等等。
第3，社干部和社员之间的矛盾。
如在整顿农业社时，这些社干部反映报酬少，产生了换肩思想；
但是，社干部不参加生产劳动，社员们很有意见，认为是：
“黑手挣钱，白手花”。
特别是有些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农业社的民主制度不健全，社员们的呼声和困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引起社员的不满。
在社员方面，则过分强调民主自由，使干部难于进行工作。
此外，社与社之间，也发生过争草原、争牧场、争副业条件、争水源的矛盾。
为了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共吉林省委提出了四项具体措施。
首先要克服农村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切实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密切干部与社员的联系，健全农业社的民主管理制度。
第2，各级党的组织，要加强对社员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性的教育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宣传党的各种方针政策，提高社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第3，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今年农业生产的大丰收，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全省今年生产六百万吨粮食的任务，并且在增产的基础上，做好分配工作。
第4，为了从政治、经济上调整国家、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关系，要认真执行和检查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广东番禺县西朗农业社副社长冯伟，是1952年回乡生产的复员军人。
到农村后，一直虚心向群众学习生产，并能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这是冯伟在帮助农民收甘蔗。
　新华社记者　张家昌摄

头脑清醒了
——湖北农村干部学习毛主席报告的初步收获——
本报记者　古维进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在3月底结束以后，各县立即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区委书记联席会议等，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广大农村工作干部都觉得头脑比过去清醒了。
分清两种矛盾的性质
干部开始听到毛主席的报告的时候，都感到很突然，不承认有人民内部矛盾，更不承认官僚主义是使人民内部矛盾尖锐化的主要原因。
许多人这样说：
从来只听说有阶级矛盾，没有听过有人民内部矛盾：
党和政府都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哪里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呢？
我们天天和群众在一起生活，哪里有什么官僚主义呢？
经过讨论，摆出许多具体事实加以分析，糊涂思想开始清除了。
中共鄂城县委扩大会议上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
该县入春以来，许多地方发生流行性感冒、麻疹等疾病，有七个地方的群众结伙到大和岭求“神水”治病，影响了春耕生产。
干部很焦急，断言这件事情是“有坏人在里面操纵”。
公安局的一个副股长刘忠仁为了和坏人作“斗争”，将大粪泼到“神水”的泉眼里。
群众非常不满。
一个取“神水”的人把他打了一棍，说：
“你们生病有公费治疗，我们生病无药又无钱，不取‘神水’怎么办？”
后来县委组织医生下乡帮助群众治病，群众不求“神水”了，生产情绪好转了。
大家根据这件事情，分析矛盾的性质，一致认为：
群众有病，治疗无门，领导者却不关心群众疾苦，有些人求“神水”，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坏人操纵，这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
公安局的干部不分析群众的要求，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处理，这正是严重的官僚主义。
在中共云梦县委扩大会议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回忆处理增店乡四合社的一件事情：
这个社升级并社后，存在许多遗留问题，账目也很混乱。
群众要求干部处理，干部不管。
群众在会计室门上贴了一张条子：
“四合社，不合理，提出问题不处理，入社吃了亏。”
他和乡长等人看了这张条子，认为“有坏人捣鬼”，在群众中查反革命分子，捉人。
群众非常恼火，罢工三天。
当时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提高警惕”，是完全对的。
现在，他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把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知道搞错了。
他说：
这个问题分明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完全是官僚主义作风。
不久，他就到四合社向群众道歉，帮助社里解决了社内存在的具体问题。
农村干部在讨论中暴露出来了另一种糊涂思想。
这几年来，特别是合作化和整社之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提高。
他们要求扩大民主生活，要求以民主办社的精神处理各种问题。
但是，许多干部不理解群众的这种良好愿望，只看见群众爱提意见（甚至指责、控告），就认为群众“调皮捣蛋”，“落后”，“有坏人操纵”。
他们要求县委给他们撑腰，制定处理群众“要求民主过火”的办法，有的人还向政法部门要求捕人权。
现在，他们分析了这种思想，觉得非常错误，非常可怕。
有些人说：
如果上级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农村会变成什么样呢？
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更加扩大，社会主义事业将要受到严重损失！
他们认为，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原因，是自己的认识赶不上客观事物的发展。
他们称赞毛主席的报告及时地帮助他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发扬民主，说服教育
目前，广大农村干部正以毛主席的报告为指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开始，许多人感到问题复杂，不好下手。
但是，经过实践之后，大家认识到：
只要对问题重视，耐心地及时地处理，同时采取发扬民主、说服教育的办法，问题的处理并不是那样困难的。
孝感县白河乡“三八”农业社过去几年来账目没有公布，群众怀疑干部贪污，因之生产消极，社里粮食减产，缺粮户很多。
有些社员到社里牵牛、抢稻草，准备退社。
有些乡干部被这个事情吓住了，迟迟不敢处理。
后来，乡支部副书记去帮助工作。
当时召集不了会议，他便参加生产，串联知心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根据他们的意见，由各队社员选两个可以信任的代表到社里参加清理账目。
结果，除发现第2队的保管员贪污十四元外，账目没有别的什么问题。
代表们把这个情况向队里反映以后，社员都不退社了。
接着，社里建立了公布账目等制度，群众的生产情绪立即好转。
云梦县曾经有四五十个社的干部作风不民主，财务工作混乱，群众要“分社”。
中共云梦县委发现这个问题，及时组织力量帮助解决，群众就不要“分社”了。
他们说：
“合在一起，塘堰用水方便，耕牛农具全，人手多，对生产有好处——既然问题能解决，哪个还愿意分社呢！”
中共黄陂县委曾经听说环城乡群众对工作有许多意见，有些人认为问题复杂，不好插手。
县委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协助指导组和党支部耐心搜集群众的意见，发现群众有这些要求：
一、多积自然肥料，争取大丰收；
二、财务要公开；
三、干部要参加生产；
四、社里要实行按月预支制度；
五、社干部办事要公道，不能对亲属徇情；
六、要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七、要加强对落后社的领导；
八、要及时解决困难户的问题；
九、要增加布票、油票等。
他们把这些要求一一研究，认为一至八项都是群众从爱社的良好愿望出发的，应该大力支持实现；
第9项要求暂时不能办到，应该给群众解释清楚。
他们这样做了之后，群众满意，干部轻松，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清理财务是个关键
从孝感专区十一个县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看，大部分同财务工作混乱有关系。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财务工作混乱，又同社干部的特权思想有密切关联。
群众有这样几句话描写干部的特权行为：
主任借钱一句话，会计借钱笔一划，
保管借钱口袋拿，队长借钱站一下，
社员借钱拜菩萨。
根据这个情况，各地抓紧了清理财务工作（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进行）。
这对于改进干部作风，解决内部矛盾，推动生产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安陆县李店乡利明六社，有五个社干部贪污一千二百元。
经过党支部教育，副主任岳国亮和会计股长周自志自动向群众交代了自己的贪污行为。
群众表示欢迎，说：
“有错改错，还是我们的好干部。”
群众继续让他们担任原来的工作。
另一个副主任周成万和会计员周子章，不听党支部的教育，坚持错误，群众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把他们撤职了。
这件事情，教育了全乡有贪污行为的干部，他们都向改正错误的人学习。
孝感县明兴乡原来有十多个社没有公开账目，群众对干部不信任。
干部号召投资，群众不理。
后来，指导组和党支部教育干部检查不民主作风，彻底公开账目，群众的态度就都改变了。
长江社原有三十三户社员“吵供应”，现在看见公开账目，不仅没有人“吵供应”，还有四十八户社员投资二千七百元。
和平一社有一个社员原来要向社里借十五元；
公开账目后，他不但不借钱了，反而投资二十元。
这个乡十二个社的社员共给社投资二万九千一百元，解决了缺乏生产资金的困难。
现在，这个乡的干部正在召开社员代表会或社员大会，民主制定公布账目等财务制度。
深入下去，参加生产
各地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感到群众对工作比过去要求高了，工作复杂了，干部的责任重大了。
他们决心深入下去，加强工作。
有些地委决定，负责干部保证每月有二十天不拘形式地接近基层；
不少的县都有几个县委长期固定在乡里担任指导组组长；
基层干部参加生产的越来越多。
黄陂县二千零五十四个社主任，参加生产的由过去70％—80％增加到97％。
鄂城县四百二十五个社的一千二百七十三个正副主任里，参加生产的由过去80％增加到98.5％。
全省参加生产的基层干部约在95％以上。
干部参加生产以后，积极领导生产，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目前，广大农村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是一个开始。
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员，必须亲自动手，进一步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结合当前工作，集中解决一些主要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提高干部思想水平；
同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楚地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经常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川行杂记
方天白
农村“新纪元”
不久以前，我乘工作之便，在四川各地走了四千多里路，一路上到处都看到洋溢着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在县城、集镇，集日里的街道总是被农民挤得“水泄不通”。
无论大小饭馆里，坐满的都是农民；
百货店、花布店、杂货铺进进出出的也全是农民。
街头上的农民交易市场，更是喧嚷得“热火朝天”，有的人在商讨克郎猪的价格，有的人在兜卖鸡、鸭、鹅、蛋……。
我想，我们的城市生存了几千年了，从来农民都是被作为“乡下人”受贱视、受压迫、受愚弄、受剥削的；
只有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今天，农民才以真正“主人翁”的恣态出现于城市，城市也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为农民服务的作用。
在农村，见到的人也都是喜气洋洋、精神爽朗。
我们没有听到农民对合作化有什么不满或怀疑，倒是深刻地体会到：
广大农民接受合作化这个新鲜事物，要比许多人所想像的快得不可比拟。
他们正以愉快、兴奋的心情，踏实地在缔造着现在和将来。
在集体的面前，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
我们看到有些山凹地正在被填平（这样比较大的工程在单干时是不可能进行的），许多山丘则被“精雕细刻”着。
我们在参观宜宾县仙地乡高级社的时候，一个负责喂猪的农民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倒是很扼要地总结了一年多来广大农村“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
他说：
“今后么，只要勤劳不偷懒，就再也饿不倒人了！”
的确，农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生活上给了农民有力的保证和巨大的希望，已经使广大农民从几千年来贫困、脆弱、并随时有破产危险的小农经济的命运中解放了出来，现在摆在面前的，已经只是一条“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康庄大道了。
一句话，农村里新的情景到处在涌现，旧农村的遗迹飞快地在消逝，农村的新纪元——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已经开始了！
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到四川，首先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著名的产猪省份（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强），猪肉的供应竟也闹得很紧张。
四川省的城市和乡村都已经实行了猪肉的定量供应。
据说在定量供应以前，各地的猪肉市场是十分紧张和混乱的。
曾经有一个时期，无论是区、乡或是县和专署的会议，差不多每一次都要讨论到猪肉的问题。
我曾经前后问过四位专员：
当前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最突出？
四位专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猪”的问题。
这样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是不好理解的；
但是只要对当前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到，“猪”的问题，实在是当前农民生活、城乡关系以及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四川人口约七千万，1956年产猪两千多万头，比1955年增产约二百万头；
1956年外调六十八万头（包括腌腊肉折合数）比1955年只增加了三十四万头。
那么为什么1956年四川的猪肉供应反而会突出地紧张起来呢？
这主要是一年多来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广大农民生活改善了的结果。
1956年，四川农民已经有95％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农民增加的收入相当于过去两年增加收入的总和。
这就有力地刺激了广大农民改善生活的要求。
过去几年，农民改善生活首先要求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因而粮食曾经是最紧张的；
近两年来——特别是1956年粮食增产，口粮已经不成问题，农民就要求“吃得好”一些，尤其要求能够多吃一点猪肉。
而且，猪肉还可以弥补食用植物油的不足；
节省了食用植物油又可用来弥补灯用油的不足。
这样，猪肉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重要了。
广大农民对猪肉需要的迅速增长，必然会影响到原来就已供不应求的猪肉市场更加紧张起来。
在这样情况下，又会发生城乡关系的问题，因为照顾城市多了，农民就会不满；
照顾农民多了，城市就得不到必要的供应。
这对各级政府的工作来说，是有不少困难的。
同时，当前大规模农业增产运动又迫切要求增加肥料供应，而目前肥料的主要来源还是要靠猪粪肥，也只有大量养猪才能得到解决。
从这些情况看来，许多地方领导同志把解决“猪”的问题作为当前政府工作中的一项头等重要任务，是完全有道理的。
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是非常合乎时宜的，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来贯彻实现这个决定。
发挥经济作物的巨大潜力
1956年四川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加10％，超过过去两年粮食增产的总和，提前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总产量比历史产量最高的1938年还要多23.8％，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胜利，为今后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但是，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却全部没有完成计划，棉花产量为计划的84.9％，甘蔗为74.4％，油料、苎麻、茶叶、桐籽、蚕茧、药材、蔬菜等还比1955年减产了。
由于油料、甘蔗等没有完成增产任务，增加了副食品和灯油供应的紧张程度，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同时也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工业原料的供应。
例如著名的苎麻产地大竹县的农民，种麻情绪很高，但受计划限制不能更多地发展，1956年有50％以上的地种了红苕，红苕产多价低，许多农业社赔了本。
由于蚕茧减产，估计有部分丝厂将停工一个多月。
1956年经济作物没有完成计划，严重影响到五年计划中许多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指标完不成。
根据1957年的计划预计，苎麻只能完成五年计划指标的79％，甘蔗87％，烤烟68％，花生92％，芝麻69％，菜籽94％，蚕茧75％。
如何使农业生产获得全面的发展，是四川省1957年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川有许多农副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如蚕桑，四川的温度、湿度以及丘陵地植桑基本上不致影响粮食生产等优越条件，胜过于我国现在最大的蚕桑基地的江、浙和广东，是我国发展蚕桑事业最有前途的一个省份，人民也有养蚕植桑的经验，可是现在蚕茧的产量只及历史最高产量的三分之一。
如菜籽，单位面积产量比别的省约高一倍，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可是现在的产量只及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86％。
如桐籽，产量占全国40％以上，但近年来减产了，1956年产量只及1952年的92％。
如甘蔗，产量占全国六分之一，但1956年产量只及1954年的87％。
如茶叶，产量占全国七分之一，1956年产量只及历史最高产量的75％。
如苎麻，只达县一个分区的产量就占全国八分之一，每亩苎麻平均产量一百四十多斤，比全国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约高30％，高产量有每亩四百斤的。
但达县分区苎麻种植面积还不到耕地总面积的1％，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苎麻还可以在山坡地种植，只要把计划加以适当地安排，四川的苎麻很快就能够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苎麻现在全国都很紧张，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渔民的生产——作渔网）。
四川的药材、水果和畜产品等在全国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并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途。
这些农产品，是全国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在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原则下，需要四川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家也应该帮助四川多生产这些为其它地区所少产或不产的产品，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够得到更快和更全面的发展。
（未完）

怎样解决？
当前农村人民内部主要矛盾是什么？
怎样解决？
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从目前各地的情况看来，农村人民内部是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究竟其中哪个是当地目前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已经把它找出来，把它捉住了。
如果只认识到有很多矛盾，而不把握住其中的主要矛盾，也就很难找到解决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希望大家在整风学习中对这个问题加强研究，展开讨论；
既要把农村中各项具体矛盾都找出来，也要进一步加以分析，了解各项具体矛盾之间的关系，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

江苏盐城地委认为：
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解决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措施
本报讯
中共盐城地委于4月16日到24日，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农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分析了当前农村中人民内部的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具体措施。
到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有关文件后，联系思想认识进行了漫谈和讨论。
大家认为矛盾具体表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
人民生活主要必需品（如粮食、烧草、食油等）尚不能满足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
国家计划与农业社的经营独立性存在一定的距离；
基层干部的工作水平还与农业社的经营管理要求不相适应；
在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的安排上以及副业与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少问题未妥善解决。
此外，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上、学生的升学和就业上，也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各级领导机关中存在的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会议还进一步讨论了正确地解决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措施。
大家认为：
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解决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措施，必须采取各种办法保证完成今年全专区二十三亿斤粮食任务，并争取在两三年内年产量达到二十六亿斤粮食，做到粮食自给；
为了完成粮食生产任务，增加人民收入，必须认真贯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农业社经营独立性的原则；
不断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贯彻民主办社方针，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社。
对其他各种矛盾，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措施。
关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出县委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农村、学校、城镇，加强专题调查；
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
定期召开宣传工作专门会议，具体分析各阶层人民思想动向；
农村党支部要真正抓起思想教育工作。

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从目前各地的情况看来，农村人民内部是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究竟其中哪个是当地目前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已经把它找出来，把它捉住了。
如果只认识到有很多矛盾，而不把握住其中的主要矛盾，也就很难找到解决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希望大家在整风学习中对这个问题加强研究，展开讨论；
既要把农村中各项具体矛盾都找出来，也要进一步加以分析，了解各项具体矛盾之间的关系，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
湖北省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
探讨农村中的人民内部矛盾
一致认为：
当前人民内部许多纠纷是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本报讯
中共湖北省委最近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并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着重地联系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会议着重探讨了农村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起因，以及各级领导对待内部矛盾应抱什么态度。
根据大家摆出的情况，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分析，一致认为人民内部的许多纠纷是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要及时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坚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
领导更要深入，加强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力求不使问题成堆。
从讨论中各县委书记提出的许多事例来看，农业社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主要是群众对农业社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很不满意。
如孝感县老屋乡最近有二十多个社员跑到地委告状，控诉社干部账目不公开，怀疑社干部有贪污行为，纷纷闹着退社；
经地委派员检查，这个社的账目只差二十几元钱，一般干部没有贪污，问题出在建社后从未公布账目，引起群众的不满和猜疑。
天门县浣坝乡群运四社，由于去年并大社时的冬播作物评产不合理，社员几次向乡、社领导反映，乡干部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诬指群众受坏分子操纵，并要加以追查严办，因而激怒了群众，集体怠工，后经县委负责人深入了解，查明原因，经过解释，问题很快就处理了。
许多县委书记认为，当前农村中比较难办的是对富裕中农的政治教育工作。
这些人在社内怨言最多，而且由于他们经常散布不满情绪，必然会影响到一些思想落后的中、贫农社员。
过去，乡、社干部大多数对待富裕中农是采取威吓、压制的手段，如说“你想搞资本主义、破坏合作化”等等，企图用“扣帽子”的办法把他们镇压住；
而不善于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手。
大家认为：
社干部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之风，也引起群众的反感。
社干部东游西逛、长期不出工的农业社里，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比较紧张。
地方干部和转业军人相处不好，也往往引起农村里的纠纷。
对待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如果处理不妥当，也容易引起群众性的纠纷。
锺祥县人民委员会门口有一座庙，每天有很多人来烧香敬神，一时难于制止，一个干部在夜晚偷着把“菩萨”给掀了，第2天群众就在县人民委员会门前大闹起来，直到县人民委员会派人出来劝解，又给把泥菩萨恢复才完事。
孝感县王店乡一个农业社盖社屋，社主任出主意要拆掉一栋祠堂，群众央求不让拆也不听，坚持要拆，群众就火了。
在黄陂县的木兰山、崇阳县的三仙洞以及其他庙宇、僧巫聚居之地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有些干部有特权思想，霸占公用建设，招致群众反对。
如利川县城是一座吃水困难的山城，全城的人都吃一口井里的水。
去冬天旱水浅，城里吃水发生困难，县长便和一个部长下令，这口井只准机关吃水和加工米厂用水，叫市民一律到离城外二、三里地的清江挑水吃，并派民警看井。
群众对此很不满意，有的夜间到井里偷水，常与民警发生冲突。
后来，县委书记发觉，才撤销了这个“禁令”。
在国营养殖场和渔业社之间，渔业社和农业社之间，山区的国营畜牧场、林场、茶场以及小矿山等，与当地群众之间，也常发生纠纷。
城市建设使用郊区的一部分农田，与农民的利益也有矛盾，处理得不好也容易发生纠纷。
大家认为，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其中最突出的是地方机关（专区、县）机构庞大，大多数干部都要带家眷进城，不仅造成了领导机关人浮于事、机关内部大闹房荒，并且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
据浠水县委书记说，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本地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主家庭），现在有的当上了部长、科长、干事后，不仅把爱人接到机关来，有些人甚至把“老太爷”、“老太太”和“丈母娘”也接到机关里住。
上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带家眷、讲排场、在群众面前逞威风的官僚主义作风，逐渐感染着区、乡干部“上行下效”地跟着学样子。
阳新县有的乡干部离家只几里路，也把老婆接到乡人民委员会来住。
有些女乡长生了孩子，本来家中有人照顾小孩，但她们却偏把小孩带到乡人民委员会，另请保姆，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这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这些作风最近已经有所转变，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曲一凡）

10月革命四十周年即将来临
乌克兰人民怀念中国战友
据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在基辅新发现的文件证明，在苏联反对外国干涉军和白匪军的战争中，许多侨居俄国的中国人曾经为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10月革命四十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乌克兰人民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着他们。
据“文学报”报道，在第1次世界大战前夕，刘萨先（音译）和一大批中国工人在西伯利亚砍伐森林。
10月革命以后，刘萨先和中国工人参加了国际纵队。
他在国际纵队的一个最优秀的排里担任政治领导工作。
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有不少中国籍的红军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波尔塔发地区的一次同敌人装甲列车的搏斗中，刘萨先光荣地牺牲了。
（附图片）
上图是四十年前参加10月革命的莫斯科中国国际营的战士们。
（新华社稿）

中国馆大受欢迎
新华社7日讯
纽约消息：
“纽约时报”从卡萨布兰卡发出的消息说，在有二十五个国家参加的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5月04日开幕的时候，博览会的中国馆和美国馆一样，“吸引了最多的观众，并且获得了最高的赞扬”。
这家报纸介绍中国馆的情况说：
“三个巨大的红纱灯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的进口处。
包括二千五百多种精心设计的不同的展览品把成千的摩洛哥人吸引到中国馆去。……共产党中国在摩洛哥博览会上有一个展览馆还是第1次。”

伏老拜会苏加诺总统
据新华社雅加达7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早上在独立宫拜会苏加诺总统。
两位元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苏加诺总统把他收藏的名画和珍品一一向伏老介绍。
他们在书房里并肩坐着照了相。
拜会时在座的，苏联方面有：
拉希多夫副主席、叶留金部长、费德林副部长和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茹科夫。
印度尼西亚方面在座的有内阁总理，第1、第2副总理，国会议长，制宪议会议长和外交部长。
伏老在拜会苏加诺总统以后，在雅加达市长苏迪罗等陪同下向独立纪念碑献了花。
这以后，又到雅加达郊区烈士墓献了花圈。
伏老座车经过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
他们手里拿着印度尼西亚和苏联国旗，捧着鲜花，向伏老高声欢呼。

列宁参加义务劳动
上面这张图片是苏联画家列别捷夫绘画的一幅，画的是伟大的列宁在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广场义务星期六劳动的情景。
1920年莫斯科的“五一”节跟往常不一样：
从清晨起，街头巷尾，便尽是工人和职员的队伍。
人们穿上了工作服和短便衣，拿着铁锹和十字镐锄，唱着革命歌曲，向前行进。
人人容光焕发，欢呼声此伏彼起，一切都表示着人们的昂扬热情。
共青团的队伍也踏着轻捷的步伐，像军人那样威武地行进着。
这天早晨，到处都可以听到一句话。
人们说着这句话，又像问候，又像号召。
这句话就是：
义务星期六。
列宁非常喜欢这个春天的、愉快的无产阶级欢乐的节日——“五一”节。
他一向是积极参加这个节日的。
在这一年，当群众希望用集体的创造性劳动来纪念自己节日的时候，他更是特别高兴。
他号召大家都来参加义务星期六劳动。
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上，排列着红军战士的队伍。
他们也是参加义务星期六劳动的，因为到处都有许多工作。
指挥员按工作地段分配了人力，配备了工具。
将近九点钟，列宁从他的住室中走出来。
他的神情异常激动。
他向着红军列队的营房走去。
走近指挥员的时候，他按照部队礼节，向指挥员报告：
“指挥员同志，请允许我也加入你们的队伍，一起参加义务星期六劳动吧。”
指挥员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才好。
不久，他镇静下来了，说道：
“请来参加吧，列宁同志。”
列宁就向右侧走去，站在行列的中间。
队伍中马上响起了欢呼声：
“列宁同我们在一起参加义务星期六劳动啦！”
口令声响了。
队伍顿时一片肃静，在乐队的伴奏下向工作地点进发。
列宁戴着灰色的便帽，穿着短上衣，走在那平凡而又伟大的，他所了解和爱护的红军的列队里。
大家一齐地开始工作了。
他们搬运木板、圆木、横梁，并把它们整齐地堆放起来。
指挥员和红军战士都劝列宁不要过分用力，请他干些比较轻松的活。
因为大家知道，他受伤以后还没有恢复健康。
可是结果呢，列宁连听也不想听。
相反地，他总是到工作特别繁重的地方去，毫不犹豫地背起沉重的东西，一面还哼着革命歌曲。
看到大家都沉浸在劳动的热情中，他从心底里感到愉快。
当指挥员宣布休息的时候，列宁被战士们密密层层地围起来了。
他和大家讲着笑话，问这问那的，跟大家聊天；
大家都觉得同他在一起精神十分愉快，都希望更好地工作。
当大家再度开始干活的时候，每个人都加倍起劲地劳动着：
列宁的在场，鼓舞了大家，给大家增添了新的力量。
（黄纯初）（附图片）

匈外交部新闻处处长说
匈牙利国内生活正常
政府正在研究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7日电
匈牙利外交部新闻处处长吉亚罗什·拉斯洛6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最近即将举行的国民议会会议将讨论修改宪法的某些章节、补充议会议员和政府机构成员等问题。
吉亚罗什在会上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谈到匈牙利国内情况的时候，吉亚罗什强调指出，匈牙利国内的生活已经正常化了。
庆祝“五一”节的大规模活动反映了劳动群众健康的情绪。
现在，反革命的活动已经转入地下，有些反革命分子还通过邮局传递反动传单，也有敌视人民民主制度的传单和小册子不断被送到匈牙利来。
吉亚罗什讲到匈牙利的经济情况时说，政府正在研究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1957年的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并且正在顺利地实现着。
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克服困难和弥补反革命叛乱给匈牙利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害。
吉亚罗什指出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不可估价的援助，它们给了匈牙利三亿美元的货物、原料和自由外汇。
这位新闻处长又说，工业生产现在正在顺利恢复中。
去年01月份工业总收入为三十六亿零一百万福林，今年01月为二十二亿一千三百万福林；
去年02月份为二十九亿八千六百万福林，今年02月份为二十九亿零九百万福林。
关于匈牙利难民问题，他说，大约有两万难民已经回国。
如果西方国家当局不加阻挠，回国的人数还会大大增加。

匈牙利党在斗争中恢复起来
增加了大量的新血液　团结了广大的同盟者
“人民自由报”号召进一步加强建党工作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7日电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发表社论说，党的恢复阶段已经结束，现在全国已经有三十万左右党员了，特别在最近几个星期来，许多产业工人纷纷申请入党。
这篇以“进一步加强建党工作”为题的社论说，我们党的团结是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中巩固起来的。
由于从政治上揭露和谴责了纳吉的背叛罪行，使党增加了数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清除了一批坏分子。
在建党中也进行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
因此，我们党是在尖锐的斗争中恢复起来的。
我们的党是比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要坚强些，因为我们党是由久经锻炼的共产党员所组成的，它并且以惨痛的历史经验来教育自己的党员们。
社论说，要把党的事业的同情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党必须在党内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动摇性及其影响，但是我们并不是反对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同盟者。
社论指出，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党的事业。
过去我们虽然也这样讲，但是直到10月事件中，我们才真正的懂得了党的团结对党的事业有多巨大的意义。
党的事业的保证是坚持不渝地反对修正主义和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如果放松思想斗争，对修正主义让步和散布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只会妨碍党的团结的进一步巩固。
必须坚决地制止各种无原则的纠纷。

原子威胁不能阻止台湾的解放
本报评论员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已经决定让一支拥有导弹的美国原子武器部队驻扎在台湾。
这个决定又一次暴露了美国长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进行侵略的原子基地的野心。
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利用台湾问题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这早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美国在日内瓦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中百般阻挠拖延，不肯就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达成协议，就说明它无意放弃它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不肯撤退它在台湾地区的武装力量。
虽然如此，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国方面仍然在耐心地继续同美国进行谈判。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为和平解放台湾作了很大的努力。
中国人民的这种努力，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引起了深刻的影响，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不断增长。
这种情况使美国侵略集团非常不安，因而加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各方面的控制，并且积极扶植和支持这个集团中的坚决亲美的分子，来防止和平解放台湾的实现。
而美国的这种做法，只能使台湾人民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同时也促进了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
因此，美国在台湾驻扎原子武器部队，固然是为了用所谓“实力政策”来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而在更现实的意义上，却是要用显示所谓“实力”来镇压台湾人民的反美情绪，给蒋介石集团中那些反对同中国人民谈判、主张跟着美国走上死路一条的人撑腰，阻挠台湾的和平解放。
同时，美国把台湾变成它的原子武器基地，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且，也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因而无疑将受到亚洲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和谴责。
美国在台湾驻扎原子武器部队，并不能丝毫动摇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
在全世界人民日益强烈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今天，在美国已经丧失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权的今天，谁要是胆敢使用原子武器，他就是在宣告自己灭亡的到来。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美国把台湾变成它的原子基地，只是着重说明了台湾同胞们的痛苦和灾难在日益加深，而这将使我们更加坚决地为解放台湾、从美国奴役下拯救我们的同胞而努力。

在兄弟之邦
第1架电子计算机
匈牙利将在一年之内制造出第1架电子计算机，并且开始工作。
这是匈牙利科学院电子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瓦尔加·山多尔5月02日向报纸记者发表谈话时讲到的。
他说，这架未来的电子计算机将安装八百支电子管，每秒钟可运算一千五百次。
瓦尔加还说，苏联将在制造这架电子计算机方面给予大力的帮助。
快速轧钢设备投入生产
民主德国第1套完全机械化的快速轧钢设备已经在5月02日投入生产。
这套最现代化的快速轧钢作业线是在柏林郊区赫宁斯多夫的“威廉·弗洛林轧钢厂”建成的。
它将每年生产十万吨轧钢制品，主要是生产为建筑业和机器制造业所需的巨钳、螺钉等多种钢材。
东南欧最大的合成纤维工厂
罗马尼亚正在建设全国第1个、也是东南欧最大的一个合成纤维工厂。
这个将以最现代化的设备装备的新工厂将在明年年底投入生产。
罗马尼亚的化学工业在人民民主政权时代有了巨大的发展。
目前它的产量比1938年增加了七倍，比1950年增加了两倍多。
罗马尼亚化学工业的产品不仅可以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还向奥地利、瑞士、芬兰、西德、意大利、印度、以色列、南斯拉夫和中国出口。
（附图片）
捷克斯洛伐克基斯拉工厂的技术人员兹德？
克·赫伊蒂尔正在检查新生产的BS242型电子显微镜。
这种电子显微镜的放大倍率是三万倍。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在卡萨布兰卡
廖训振
03月中旬，我们离开了祖国，到北非摩洛哥去，参加即将举行的第12届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
大西洋岸上的巨港
卡萨布兰卡简称卡萨，是大西洋东岸一个巨大的商港。
港口设备非常现代化，可以同时容纳四十条轮船，二万吨的大船可随时靠码头。
全国铁路公路都可直达港口，交通运输极为方便。
因此，卡萨布兰卡不但成为摩洛哥的经济中心和主要门户，而且是连接非洲和欧洲、南北美洲的一个交通枢纽。
在大约五百年以前，这里原是安发旧城。
1468年，在葡萄牙人的一次远征之后，这个城市被破坏了。
1575年，它又被葡萄牙人占领，起名卡萨·布朗卡。
1755年葡萄牙人撤退后，它又改名达勒·贝达，在阿拉伯文中是“白屋”的意思。
十八世纪末叶，西班牙人得到了港口贸易的特权，把它命名为卡萨布兰卡。
在1830年，苏丹穆莱把它辟为同欧洲贸易的港口后，它才逐渐繁荣起来。
1907年07月30日，法国借口镇压骚乱，派兵占领了港口。
直到去年摩洛哥得到独立以后，这个地方又回到了摩洛哥人民的手里。
卡萨布兰卡的人口，在1907年时不过二万五千人。
在法国占领了港口以后，欧洲人大量移居，人口才激剧增加。
到1936年，人口增加到二十五万七千人。
现在，这个城市的居民已经达到七十多万人；
其中阿拉伯人四十七万，犹太人八万，欧洲人十五万九千（法国人占九万九千）。
他们信仰着不同的宗教：
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和天主教。
卡萨布兰卡有新旧两个城。
新城是欧洲人大量移居以后建造起来的，里面全是高楼大厦，柏油马路，现代化的建筑。
在这个区里居住的，绝大部分是欧洲人。
旧城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聚居地，四周原来有一座很大的围墙，但现在已破旧不堪。
城内布满着狭窄的街道，房子都很矮小，和欧洲区的建筑形成尖锐的对比。
由于阿拉伯人口的不断增长，旧城的阿拉伯区已经不能再容纳了。
但是这个区域的四周已被欧洲区所包围，于是只得在城郊苏丹宫的附近建立一个新区。
新区马路宽敞，建筑都是阿拉伯民族形式的，有城堡和清真寺，有市场和电影院，也有中学校。
目前，兴建工作正在进行着。
我们在那里停留时间很短，但是已经看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卡萨布兰卡还是一个很好的游览地区。
它的气候适人，冬天最低摄氏六度，平均十三度到十四度；
夏天最高三十五度，平均二十二度到二十四度。
因此，珠沙般的海滩，天然的游泳池，一年四季都可以接待各国的游客。
特别是冬天，到这里来避寒的游客特别多。
今年的国际博览会
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建立在1936年，最初只是一个农业展览会，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每年举行一次的贸易博览会。
从1953年起，它加入了国际博览会联盟。
几年来，博览会发展很快，现在已经拥有十七万平方米的场地，其中有三万平方米盖上了永久性的建筑。
参加博览会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1955年，除了摩洛哥和法国的厂商外，只有五个国家以官方名义作综合性展出。
1956年，有八个国家参加了展出。
今年，参加展出的国家已经增加到二十五个了；
在新参加博览会的国家中，包括突尼斯和叙利亚这两个阿拉伯国家。
今年的国际博览会的活动是丰富多采的。
它在博览会期间，每天举行一个国家的馆日。
在这一天里，大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到这个国家的展览馆去参观，大会日报介绍这个国家的情况，大会广播放送这个国家的音乐。
通过这一天的活动，人们可以对这一个国家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凡是轮到那个国家的馆日都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有的举行电影招待会，有的举行服装表演，也有举行音乐会或汽车比赛等等。
摩洛哥在博览会的活动将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要多，而且都是大规模的。
它们准备在博览会期间举行几个“国家日”，即全国性的运动。
现在计划中的有：
“扫除文盲日”、“儿童日”、“美丽婴儿比赛会”、“援助学校日”、“消灭肺病及输血日”以及“妇女美丽节日”。
期待中的中国展览馆
我国是第2次参加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了。
去年，中国茶业出口公司委托一家代理公司在博览会上建了一个“中国茶亭”，免费供给观众饮茶，受到摩洛哥人民热烈欢迎；
但是，中国代表却因为法国当局拒绝发给签证而不能入境。
据说，摩洛哥苏丹到“中国茶亭”来参观时，就奇怪地询问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茶业公司的代表。
代理公司向他说明了原因。
苏丹就特地派代表向法国当局提出意见。
后来法国当局同意发签证，但时间已经太晚了。
今年，国际博览会再度邀请中国参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接受了这个邀请，代表我国各对外贸易公司作综合性的展出。
现在，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展览馆已经建立起来了，重约一百三十吨的各种展品也已经在4月15日运到了这里。
虽然博览会开幕的日子还没有到，但是，中国展览馆已经成为人们关心和谈论的中心。
博览会主席达顿先生说：
“我将在中国馆日那天组织摩洛哥人民到中国馆来学习。
我相信，中国展览馆对摩洛哥人民将是重要的一课。”
当地各个报纸上也不断刊登介绍中国的文章和中国展览馆筹备情况的报道。
博览会日报还以“中国——进步的象征”为题介绍了中国馆。
我们到卡萨布兰卡以后，处处感到摩洛哥人民对中国的友谊。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有许多人围上来和我们亲切地交谈。
有的人还按照汉语发音说一声“中国”，然后伸出大拇指表示“顶好”的意思。
当我们进出港口卸展品时，摩洛哥的警察一听说我们是“中国展览团的工作人员”，就向我们微笑敬礼。
在这里的华侨不多。
中国展览馆在博览会上出现，使这些远离祖国的侨胞感到无比兴奋。
一位离开祖国已十多年的华侨妇女何英说：
“去年博览会听说有中国参加，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买张票进去看一下从祖国来的人。
可是使我很失望，在中国茶亭里卖茶叶的是外国人。
今天，可把你们盼来了，等展览馆开幕时，我要把三千多种展品一件件的仔细看一看。”

扰乱雅加达对伏老的欢迎
美使馆人员偷旗被抓
据新华社雅加达7日电
在雅加达人民热烈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时，一个美国人因为偷窃印度尼西亚和苏联国旗被雅加达市民捉住。
06日早上三点多钟，这个美国人在街上偷偷地拿下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而挂起的印度尼西亚和苏联国旗。
在他手里还拿着偷卸下来的旗帜的时候，路过的三个印度尼西亚青年叫他站住，但是他掉头就跑，跳过了一道铁丝网和越过了一道围墙。
印度尼西亚青年紧紧地追赶，终于把他抓住，并且把他送到警察局。
现在这个美国人已经被转送到雅加达卫戍司令部。
雅加达“人民日报”说，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武官处的人员。
雅加达卫戍司令部已经把这件事通知美国大使馆。
美国新闻处今天承认，美国大使馆的一名职员由于扯下旗帜被警察扣留。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艾利逊已经就这一事件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表示歉意。
“人民日报”说，这种偷旗活动和扰乱欢迎伏罗希洛夫的筹备工作有密切关系。
雅加达卫戍司令部发言人说，对于传说扰乱集团要在伏罗希洛夫来雅加达时乘机扰乱这件事，军方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三军和警察已经实行了联合巡逻，还出动了几辆装甲车。

波捷政府代表继续会谈
据新华社布拉格7日电
以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访问后，在6日回到了布拉格，并继续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

美共选出领导机构
福斯特等二十人组成执委会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4月27日到28日在纽约举行了会议，会议选出了由二十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威廉·福斯特，尤金·丹尼斯，伊丽沙白·弗林，本·戴维斯和其他著名的党的工作者都被选入了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将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休会期间进行工作。
据消息指出，全国委员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为争取公民权利和马克思主义刊物在美国的地位而斗争”。
　（新华社）

美国企图长占台湾
要派导弹部队盘踞
新华社7日讯
台湾国民党驻澳大利亚“公使”陈岱础昨天在堪培拉说，美国已经决定派遣一支拥有“斗牛士”式导弹的美国部队驻在台湾。
陈岱础是从当天台湾“外交部”拍给他的一封电报中知道这件事的。
陈岱础说，美国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杜绝对于美国作为一个盟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以显示它将继续支持蒋介石和霸占台湾。
美国驻堪培拉代办彼得逊当天晚上说，他也得到了类似的军事情报。
早在今年02月间，美国就已经透露要在台湾设置可以带着原子弹头的导弹。
今天的“纽约时报”也透露了美国打算在台湾驻扎原子导弹部队的计划。
它说，这将是美国“第1支驻在远东的这种导弹部队”。
报纸又说，预料台湾国民党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不久将联合宣布美国的计划。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
赫鲁晓夫报告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
本报莫斯科7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4届第7次会议今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揭幕。
上午十点，举行了联盟院会议。
出席的有最高苏维埃代表和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钦科、朱可夫等。
由联盟院主席洛巴诺夫主持会议。
在通过三名补选的代表以后，决定了会议日程。
主要项目为讨论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问题。
此外将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
关于改革工业和建设管理制度问题的报告和讨论，都将在联盟院和民族院的联席会议上进行。
十二点举行了民族院会议，通过了同样的议程。
下午三点，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举行联席会议。
赫鲁晓夫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长篇报告。
他指出，在会议筹备期间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是真正具有全民性质的，在讨论中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将使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找出领导经济建设的更现代化和更灵活的形式，同时将有助于在经济建设的各个岗位上提拔成千上万的新的组织者和专家。
接着，赫鲁晓夫就管理工业和建设的改组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
他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的一个多月以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公布了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报告提纲。
苏联全国各地人民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群众性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千万人参加了讨论。
仅在莫斯科，就举行了一万多次集会，参加的人数在一百万以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好几万条。
最高苏维埃会议将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议。

印度总统发表特别文告
纪念伟大诗人泰戈尔诞辰
新华社新德里7日电
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为纪念5月07日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九十六周年诞辰发表了一篇特别文告。
文告说，“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诞辰使我们回想起现代印度文学、文化和政治史上伟大的划时代事件。
一方面，诗人泰戈尔不是没有受到西方知识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又是把印度的思想、志趣和热望表达给西方人的本世纪最先进的印度人之一。
泰戈尔使印度认识到它自己并且使别人认识了印度，因此，他可以说是用他的文学天才把东西方之间的鸿沟填平了。
在他的诞辰的时候，我向印度和国外可能在庆祝这个诞辰纪念的一切人谨致贺意”。
（附图片）

今年“五一”节，东京五十万劳动人民在明治神宫外苑举行庆祝大会。
当天，日本全国有三百八十万劳动人民在各地集会。
东京人民庆祝“五一”节示威大游行的队伍中，砂川町的农民高举着写有“团结”、“绝对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旗帜前进！

对叙利亚“民族阵线”的胜利
埃报欢呼　美国泄气
新华社开罗7日电
埃及“共和国报”6日的社论说，“民族阵线”在叙利亚议会补缺选举中的胜利是对帝国主义在叙利亚的全部阴谋的一个重大打击。
报纸说，帝国主义代理人以为，约旦目前的危机将使他们获得机会在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部分制造同样的情况。
但是，叙利亚人民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意志：
只有代表“民族阵线”并且主张积极中立主义的候选人才能在议会中代表他们。
新华社7日讯
据合众社华盛顿5日消息，美国官员对叙利亚议会补缺选举的结果“感到失望”，美国官员曾经希望右派候选人当选。

岸信介打岸信介政府的嘴巴
硬说日本拥有核武器不违反宪法
西德社会民主党一州组织反对装备原子武器
新华社7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首相岸信介今天在国会里说：
“如果在自卫的范围内（日本）拥有原子武器是不违反宪法的。”
岸信介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社会党议员的质询时还说：
“为了自卫，（日本）必须拥有有效地进行现代战争的力量。”
不过他又说，他毫无意思要用核武器武装日本军队。
共同社指出，岸信介的答复同过去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拥有核武器问题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
过去日本政府的统一的见解是：
“目前，核武器是带有攻击性质的武器，所以拥有核武器是违反宪法的”。
日本防卫厅长官小泷彬4月25日曾经在参议院的同一个委员会上说：
“按照目前情况（日本）拥有核武器是违反宪法的”。
社会党很重视岸信介的这个发言，并且决定今后要进一步追究和猛烈抨击岸信介的这个发言。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在西德弗伦斯堡举行的社会民主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代表大会5日一致通过决议，反对西德军队装备原子武器。
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在大会结束以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成为政府首脑，我不仅要阻止（西德）联邦共和国进行原子武器装备，而且要阻止在联邦共和国境内储存美国原子武器”。
同时，奥伦豪尔又表示它的党仍然赞同西德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承担的“军事义务”。
西德总理的新闻发布官埃卡特6日对记者说，阿登纳“不可能”按照苏联的建议“放弃原子武器”。
埃卡特还说，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用原子武器装备它的军队，西德也不认为这是使西德放弃原子武器的一个“交换条件”。
埃卡特宣布，阿登纳准备在本月下旬答复苏联关于警告西德进行原子军备的危险的函件和去年10月苏联对恢复德国统一问题所提条件的函件。
西德和苏联将在本月下旬举行贸易谈判。
在谈到英国的新国防政策时，埃卡特指责英国事先不和北大西洋的盟国协商就做出从欧洲撤出陆军的决定。
据新华社7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
英国六万矿工5月06日在爱丁堡霍利鲁德公园举行每年一次的矿工节。
到会者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停止试验氢弹和禁止核武器。
决议还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并号召选举工党政府。

杜勒斯同摩勒会谈后回美
新华社7日讯
巴黎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法国总理摩勒5月06日举行了一小时会谈。
参加会谈的法国外交部长比诺说，他们讨论刚结束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中东局势和苏联最近关于西德原子军备问题的照会。
摩勒在会谈中向杜勒斯综述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但是杜勒斯没有发表意见。
摩勒还表示，法国认为不能按照埃及条件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目前运河局势是“特别坏的”。
同一天上午，杜勒斯向正在巴黎集会的美国驻西欧各国大使报告了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驻苏代办戴维斯和途经巴黎赴苏的新任驻苏大使汤普森。
杜勒斯已经在6日晚间乘飞机回美国。

社会民主党打退堂鼓
意大利塞尼内阁垮台
本报讯
罗马消息：
当政二十二个月的塞尼内阁已在6日晚上辞职。
辞职后的塞尼政府将以“看守政府”身分暂时维持局面。
塞尼政府的辞职是由于担任副总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萨拉盖特5月05日决定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而引起的。
很久以来，塞尼政府就面临着危机。
02月中在讨论任命新成立的国家投资部部长的时候，意大利议会中的各个党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由于政府任命一个法西斯分子托格尼为部长，于是参加政府联盟的共和党就撤回了对政府的支持，从而使塞尼的三党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只能维持一票的多数，面临着风雨飘摇的危境。
在社会民主党也退出政府后，塞尼政府就丧失掉议会的多数，因而不得不提出辞职。
据路透社报道，塞尼政府的垮台还反映了政府内部的天主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在大选前日益尖锐的分歧。
许多天主教民主党代表人物不满自由党人的外交部长马蒂诺。
因为他支持了英法对埃及的侵略。
他们认为，意大利应当更密切地同美国一致，同时意大利不应该放松在近东事务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机会。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正在“密切注意”意大利事态的发展。
他们希望，新的意大利政府将是“亲西方的政权”。

美国农民的悲剧
美国有一位破了产的农民，他以每打美金三角的价格购进了一批鸡蛋，然后以每打美金二角五分的售价将这些鸡蛋出售给批发商。
他的朋友对他说，“你这样做赚不到分文。”
“我早就知道”，他哭丧着脸说，“但是这样做总比种地要强些！”

美国“香料”
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部主任比德尔在5月03日说，英国广播公司到1960年或1961年，将在英国开设第2个电视网。
美联社把英国广播公司这个计划，称之为对美国“侵占”英国的电视线路进行“断然的斗争”。
美联社说，由于美国的电视节目在英国非常流行，英国目前有人在施加压力，要削减美国的广播节目。
英国人对于电视节目里播送美国节目，的确很有反感。
“每日镜报”在4月20日埋怨说，在英国的复活节，英国广播公司却播送了四部美国片子。
言下颇有太不像话之意。
“纽约时报”的记者赛德尔顿抓住“每日镜报”的这种埋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美国的服装、电视、小玩意儿给英国生活方式添加了香料”。
言下之意就是：
“请勿埋怨”。
据赛德尔顿说，英国生活方式里的美国“香料”是不少的。
电视当然是一种。
而且，在复活节那一天，不光英国广播公司播送了四档美国电视节目，在私人办的商业的电视节目里，还有五档节目是完全美国的或者是从美国节目中取得“灵感”的。
而在复活节那天晚上，伦敦三十二家戏院有九家放映美国影片，另外三家放映美国电影明星在国外演的片子。
而美国电影在郊区和外省所占的比例，据说还要高。
赛德尔顿说，美国的“香料”还包括描写冒险、色情和犯罪的小说，“好莱坞式”、“百老汇式”的服装，美国的音乐。
为了证明这是英国人自己爱好美国生活方式而不是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结果，他特地举了英国的“人民报”作为例子。
他说，4月21日的“人民报”一共有十二页，除了第1页有三十八行的国外新闻以外，其余各页全是登的像“如果你要到好莱坞去的话，你花费不起爱情”之类的文章。
看来，英国人只好为他们自己负责了。
可是，赛德尔顿却又不能不承认，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喜欢美国“香料”。
他遗憾地指出，虽然美国轻饮料的广告到处都是，可是对英国人的饮食没有发生巨大的影响。
而英国的中产阶级，在最强烈地抗拒美国的“香料”，从鸡尾酒一直到学校的建筑形式。
英国人曾经从埃及弄了不少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到大英博物馆里去，他们当然知道香料在制造木乃伊中所起的作用。
至于美国“香料”是否会把英国文化变成陈列在波士顿博物馆里的“木乃伊”，这就完全要看英国自己了。
（林）

美第6舰队陆战队
曾经准备侵入约旦
美国记者在安曼飞扬跋扈
据新华社7日讯
据英国“经济学家”5月04日的社论透露，美国第6舰队的海军陆战队最近在约旦事件中，曾经“准备好在必要时‘空降’到约旦领土上”。
这篇题为“谁在约旦获胜”的社论说，美国政府现在把约旦的事件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联系起来，一起看做是美国在中东冷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家杂志指出，但是，“说危机已过，未免太早了：
因为事实上他（侯赛因）是关住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的蒸气压力，而并没有安装安全瓣。
约旦国王侯赛因虽然暂时“贯彻了他的主张”，但是“约旦的机构或人民的舆论都没有改变”。
它说，“在约旦的餐馆和市集上就有人在低低私语说，国王为了美元出卖了约旦的新自由”。
社论最后说，约旦危机的“解决办法是暂时的”，如果侯赛因国王和西方不能“在比镇压一切人民的反对更为稳固的某种基础上来建立一种关系”，“那末美国的政策将不得不面临这种危险：
阿拉伯世界中的人民力量将不变地联合起来反对它，犹如过去十年中，他们一贯联合起来反对英国一样。”
据新华社开罗7日电
最近从安曼归来的“鲁兹·优素福”周刊记者马姆迪赫·里德5月06日在这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通讯，揭露了美国记者在约旦的跋扈行为。
马姆迪赫·里德写道，现在在安曼的二百多名外国记者中，有一半是美国人。
美国记者事实上是处在特殊的地位。
他们领到了一种特别通行证，不论甚么时候都可以在约旦全国各地通行无阻，甚至连宵禁也不在乎。
美国驻约旦大使馆新闻专员向美国记者提供消息，据美国记者们说，在约旦事件发生以前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件事要发生了。
新闻专员经常指导美国记者应当写什么。

美驻日使馆捏造情报干涉内政
日共和日中友协等团体提出强烈抗议
本报东京航讯
据“赤旗报”消息：
日本公安调查厅长官援引美驻日大使馆公布的情报，硬说日本共产党、日中友好协会、日苏亲善协会、和平委员会等团体去年曾用七十二亿日元进行“赤化宣传”，并声称将根据防止破坏活动法加以调查。
日本共产党和上述三团体，就这个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七十二亿日元“赤化宣传”费用问题，是公安调查厅长官藤井在4月19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发言中提到的。
当天，日共第1书记野坂参三即发表谈话，指出美驻日大使馆公布的情报，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流言；
同时指出美驻日大使馆进行这类实际上是间谍活动的调查，是直接干涉日本内政；
公安调查厅任意扩大解释防止破坏活动法，把日共列为调查对象，是想在日本实行麦卡锡主义，进攻民主力量。
04月22日，野坂参三和日共参议院议员岩间正男会见石田官房长官，接着又会见中村法相，提交了写给岸首相的抗议书。
抗议书中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立即停止不当地解释防止破坏活动法把日共当作调查对象；
二、立即停止对日中友协等三团体的调查活动；
三、立即停止把国会议员列为调查对象；
四、罢免公安调查厅长官藤井。
04月24日，日本和平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日苏亲善协会的代表偕同社会党议员会见岸信介首相（岸不在，由官房副长官田中代行会见）和中村法相，并且提交了抗议书。
中村法相表示：
将核对速记记录，应该更正的地方当妥善处理。

过街老鼠及其流毒
刘仲平
04月22日“赤旗报”载：
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曾调查日本共产党、日中友好协会、日苏亲善协会、日本和平委员会等团体的经济收支情况，并将调查结果公布给新闻记者，说去年日本的“赤化工作费”花了七十二亿日元。
这个消息是日本公安调查厅长官藤井在19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发言中提到的。
他还公然说：
调查同共产党有关的群众团体是合法的，并且要调查共产党国会议员的行动。
他所根据的是日本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日本时报”2月28日登载的美联社的一条消息：
“共产党去年在日本用于宣传的费用达二千万美元”。
这是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在东京向远东旅行中的三十三名美国报刊、广播记者发表的。
同时，发言的还有许多主管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专家”，但他们都不愿意透露名字。
不能说这些像欧洲中世纪的复面强盗似的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专家”，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他们的话显然是有所为而发，是说给日本官员听的。
作为日本政府负责官员之一的公安调查厅长官在外交委员会上的发言，证明他们的话是收到了效果的。
然而他们的话却是漫天大谎。
日共第1书记野坂当天即发表谈话，指出：
“美国大使馆流布的情报，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日本共产党的经费，当然没有所说的那样大的数目。
而且开支内容根据‘政治资金管理法’已一一呈报。
这种造谣宣传，同麦卡锡主义迫使加拿大诺曼大使走头无路而终于自杀的伎俩是出于一途的。”
是的，麦卡锡人虽一命呜呼，而邪风犹存，而且刮到日本来了。
调查日共和其它日本人民团体的经费情况，无疑地是企图摧残日本民主力量的先声。
在“麦帅陛下”统治期间，美国占领当局曾经下令“整肃”过日共，接着便展开了一系列对于日本民主力量的进攻。
但那是1950年，是美国人大权在握的占领时候，而现在则是1957年，是日本“独立”了五年之后。
前些日子，“麦帅陛下”的侄子，新任驻日大使的麦克阿瑟第二还伪善地说过：
日美关系的“新时期正在开始”，两国关系是“一种完全的和平等的伙伴关系”。
美国大使馆毫不掩饰它在日本的调查、刺探活动，毫不隐讳它对日本内政的露骨干涉，这如果不是说明麦克阿瑟第2的甜言蜜语只是想骗骗傻瓜，那就是说明美国大使馆今天仍然自居为“麦帅陛下”的总部。
美国的麦卡锡“迫害狂”，在诺曼事件之后，重新成了过街老鼠，受到世界各国舆论，包括日本舆论的谴责。
在麦卡锡分子看来，维护和平，希望日中友好，要求日苏亲善，就应该受到“调查”，这原不足怪。
奇怪的是日本官员的态度。
日本政府那怕只是为了维护一下“自主”的体面，对美国大使馆的这种无权插手而硬插进一只手来的极其露骨的干涉内政行为，似乎也应有所表示，但从2月28日到现在，我们却没有听到日本政府提出什么异议，虽然对于都留事件它倒多少表示了一下态度。
相反的，公安调查厅长官藤井在外交委员会上扮演的角色，却完全是过街老鼠的“伙伴”的角色。
请看下面的对话：
冈田春夫（社会党议员）：
外国机关调查日本的合法团体的经费，这是非常不可理解的。
公安调查厅是否认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团体进行调查在法律上是说得通的呢？
藤井：
有共产党外围嫌疑的，就加以调查。
（按：
日本的防止破坏活动法规定“对以团体活动进行暴力破坏活动的团体，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并规定对于这个法律“不得任意加以扩大解释”。
日共是进行合法活动的合法政党，根据这个法律，对于日共也是无权随意加以调查的。）
冈田：
你随便加以判断，进行调查是违法的。
藤井：
调查是作为调查共产党活动的一个方面来进行的。
其中有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党外围团体。
冈田：
那末，工会里有共产党员，国会里也有共产党员，都是共产党外围团体吗？
藤井：
国会不是。
国会里的共产党员，根据情况，可以调查他的行动，但不调查国会。
（按：
日本宪法规定：
“不得侵犯思想和良心的自由”。
随意调查议员的活动是对议员权利的严重侵犯。）
田中织之助（社会党议员）：
我也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自由民主党的山口喜久一郎先生也是。
友协是超党派的组织，把它作为共产党活动的一个方面，调查其经费，是根据什么法律？
藤井：
根据防止破坏活动法。
田中：
日中友好协会的活动，哪一部分触犯了防止破坏活动法？
藤井：
日中友好协会和苏联、中共的关系，公开资料上也有记载。
就根据这个进行调查。
（冈田：
“公开资料”指的是什么？）
中共的报纸上就有。
（冈田：
中共的报纸上也登有岸内阁的事情呀！）
日中友协、日苏亲善协会的经济收入，有的也发表在公开资料上，将进一步调查这些资料，查明共产党的活动究竟渗透到什么程度。
并不是把日中友好协会本身当作防止破坏活动法的对象加以调查。
如果方才说的，使你们听成那样，那末我取消原话。
（冈田：
方才你不说是共产党外围团体吗？
不是说肯定是这样的吗？）
真想看看进行这种答辩的藤井是一副什么嘴脸。
可惜这张日本报纸上没有刊登照片，也没有作任何描写。
关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活动，连美国本国的“纽约邮报”都说：
对于他们“依靠回忆、闲话和恶意中伤拼凑起来的、真假混杂的文件所作的救世活动，应该变得小心一些和聪明一些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绝大部分人民一致要求和平，希望日中友好的日本，硬要作过街老鼠的尾巴，而想不使自己陷于极其难堪的境地，岂不难乎其为人哉！

阿拉伯联盟抵制委员会决定
禁止一美国油船进阿拉伯港口
一英船向埃及运河当局缴纳通行费
本报讯
大马士革消息：
阿拉伯联盟抵制委员会6日决定，对美国油船“克恩·希尔斯号”进行抵制。
根据这一决定，这艘一万零四百四十一吨的油船将被禁止进入一切阿拉伯国家的港口。
据讯，这个决定将紧急通知叙利亚、埃及、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苏丹和利比亚九个阿拉伯联盟国家的政府。
上月06日，“克恩·希尔斯号”曾经运载伊朗石油，通过蒂朗海峡进入以色列埃拉特港。
各个阿拉伯国家曾分别向美国提出抗议。
伊朗政府也曾表示决定禁止出售和运送伊朗本国所控制的石油（占总产量12.5％）给以色列。
但是，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一直采取不理的态度。
据美联社安曼消息，第二艘美国油船已在5月04日午夜从伊朗的阿巴丹载运石油开抵埃拉特。
新华社开罗7日电
英国轮船“玛丽亚·维多利亚”号在向埃及苏伊士运河当局缴纳了运河通行费后已经在6日通过运河。
这艘英国船因为等待伦敦轮船总公司关于缴纳通行费的指令，从4月02日起就停留在苏伊士港内。
05月06日是运河恢复通航以来通过船只最多的一天，包括十三个国家的二十四艘轮船在这一天通过了运河。
据新华社开罗电
开罗电台报道，包括两艘美国船在内的十三艘船只在5月03日通过了苏伊士运河。
电台说，最近使用了运河的一些美国航运公司已经通过它们在埃及的代理人通知埃及苏伊士运河当局：
它们将缴纳运河通行费而不作任何保留。
联合国协助清理运河的负责人、美国前中将惠勒5月03日在离开埃及回美国的前夕发表谈话说：
“埃及人在技术方面有能力处理一切有关运河经营的事情。
我希望埃及经营运河成功，使人人都满意。”
惠勒还说，“我确信埃及是急于保持苏伊士运河的充分而正常的通航的。”

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
最近一个时期，我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不少批评；
这些批评大多数都提出了正确的、有益的意见，教育了作者。
我深深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
作品需要批评，就像花木需要阳光雨露似的；
我体会到党和同志们对于创作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与热忱保护，我要向帮助自己免于走上歧路的前辈和朋友表示同志的谢意。
最初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
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写这篇小说时，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同时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
作者的主观态度是：
在生活里，特别在这一麻袋厂事件中，责备刘世吾的“哲学”，支持林震的“基本精神”，更多的，我当时觉得是难以在作品中一一论证了。
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
生活不止一次地提示给我热情向往娜斯嘉又与娜斯嘉有相当区别的林震式的人物，林震式的“斗争”，林震式的受挫。
老实讲，我觉得娜斯嘉的性格似乎理想化了些，她的胜利也似乎容易了些。
甚至于，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
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
从道理上，我多少知道林震是不值得效法的，当一个朋友看了小说表示要向林震学习时，我曾写信劝阻他。
但是作品所引起的效果，却是对于林震以及赵慧文的无批判的美化、爱抚和同情。
同样的，作品给人的不是对于林震所了解的“娜斯嘉方式”的保留、质疑，而是盲目鼓吹。
这是怎么搞的？
人物一经作者写在纸上，就成为不依作者的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否则，人物就“活”不起来。
当林震这样的人物“活”在作者的面前时，就是对于作者的思想的一个考验：
能不能清醒地、全面地、恰如其分地理解、评价与表现自己的人物？
能不能通过对于这一人物的处理，宣扬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
作者没有经得起这一考验。
由于作者的心灵深处还存在着一些与林震“相通”的东西——它们是对于生活的“单纯透明”的幻想，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与狂热心理的玩味，不喜欢“伤感”却又以伤感点缀自己的“精神世界”等等，又由于作者放弃了自觉地评价自己人物的努力；
——于是，违背了作者的初衷，作者钻到林、赵的心里，一味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渲染地表现他们的情绪，替他们诉苦……，掌握不住他们，反而，成为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俘虏。
作者没有站得比自己的人物更高，却降得（我说降得，因为在工作、生活里作者与林、赵式的人物还是有界限的）和自己的人物一般低。
这样，就发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与林震对立的一方，刘世吾是主要人物，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
形成刘世吾的原因许多同志已经作了分析，除了同意他们的一些看法以外，我觉得刘世吾所以成为刘世吾，还在于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
当他——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在群众斗争中受到足够的锻炼、还没有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还没有成为群众中、阶级中一个优秀分子的时候，就跑到群众“上面”，变成领导群众、教育阶级、“缔造”生活的干部了。
其实，干部也不是光教育人家的，他更需要从群众中、生活中吸取营养和力量，刘世吾所不懂的正是这一点。
这样的刘世吾，怎么会不“热情衰退”呢？
刘世吾不无歪曲地讲到的职业病，所以被我写到，就是试图说明这一点。
但是由于当时想的不太清楚，写的也不清楚。
而林震的对照，赵慧文的衬托，更使这一段描写的意思含混不清，甚至会给人一种荒唐的印象。
至于刘世吾在工作上，不少地方是正确的、可敬的，我一点也不“憎恶”他。
可惜，他运用自己对于工作规律的掌握来保护、掩盖自己的冷漠，他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着的。
林震是不可能了解和分析清楚刘世吾的，林震对刘世吾初而尊敬，继而惶惑，后来就要笼统反对了，反对当中却又没有把握，常常陷于思想混乱之中。
像前面提到的，作者既然在某种意义上作了林震的尾巴，作品对于刘世吾的批判既然主要是通过林、赵的嘴巴，这种批判就不能不是有些含混的、说服力不够的。
林震、赵慧文与刘世吾、韩常新的纠葛是被好几个因素组成的：
其中有最初走向生活的青年人的不尽切合实际的、不无可爱的幻想。
有青年人的认真的生活态度、娜斯嘉的影响，有青年的幼稚性、片面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幼稚性、片面性的珍视和保卫，有小资产阶级的洁癖、自命清高与脱离集体，有不健康的多愁善感；
有作了一些领导工作的同志的成熟、老练，有在这种老练掩护下的冷漠、衰退，有新的市侩主义，有把可以避免的缺点说成不可避免的苟且松懈，也有对于某些不可避免的缺点（甚至不是缺点）的神经质的慨叹……多么复杂的生活！
多么复杂的各不相同的观点、思想与“情绪波流”！
作者没有努力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照亮自己的航路，却在这观点、思想、情绪波流组成的大海中淹没了。
在写到这一切的时候，作者曾经感到头绪多么纷乱，多么难以驾驭呀！
甚至，他无法给自己的小说安排一个结尾呢……
许许多多的因素都写到了，为什么不写出足以给人鼓舞，给人方向的积极因素呢，除了某些气氛的无力的描写以外？
是不是由于作者看不见，不相信我们生活中的强大的、振奋人心的积极力量呢？
否。
作者根本没有用心想一想写出积极因素的问题，他觉得小说篇幅有限，各有分工，这一篇就分工写缺点吧，写令作者感到头痛的纠葛吧！
至于这样会产生什么效果，没有考虑。
作者还隐约感到，如果一写积极因素，由于通过积极因素的描写，就必须反衬出对于种种消极因素的正确的、清醒的、有力的分析和批判，那任务就会艰巨得多，作者隐约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于是就把积极因素绕开了。
在写这一篇小说的时候，作者对于生活真实，有一种孤立的、片面的看法，有一种“迷信”。
作者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艺术感觉，他以为，靠这种艺术感觉，忠实地、大胆地再现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矛盾，就是为读者作了最好的事情。
他以为，既然生活比理论更丰富，更生动，既然生活当中的一切矛盾未必都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中央的分析，那么作者就更未必分析得清楚，还是大胆地去写真实吧，把真实写出来，让读者去作结论吧，也许，话说到这里还有一些道理，但是作者却由此引伸了一些错误的想法：
作者以为有了生活真实就一定有了社会主义精神，其实是不去自觉地追求社会主义精神；
以为有了现实的艺术感受就可以替代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似乎那只是写政策论文的时候才需要，写小说的时候用不上；
以为反映了生活就一定能教育读者，其实是不去自觉地评论生活，教育群众。
作者是坚决反对把社会主义精神与生活真实隔裂开来的，反对作品中外加的“教育意义”的。
但因此作者陷于另一种片面性中，只要“生活真实”，不要社会主义精神，其实，这也正是把社会主义精神与生活真实隔裂开，把“生活真实”孤立地“圣化”起来。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解除了思想武器，能够更“没有拘束”地再现出生活真实么？
不，痛切的教训给了我一百个不！
任何作家，都不是冷冰冰地镜子般地反映生活真实的，不管自觉与否，作家总是在作品中评判着生活、流露着爱憎，而且，即使作者一再声明自己并无“主观态度”，读者仍然可以敏锐地感到你的或鲜明、或模糊的思想倾向。
半悬空中的生活真实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被社会的一定的阶级或集团的思想情绪所理解、感受的“生活真实”。
（当然，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也还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性格、趣味方面的因素。）
当自觉的、强有力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被解除了之后，自发的、隐藏着的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错误的）思想情绪就要起作用了，这种作用，恰恰可悲地损害了生活的真实。
列宁在1915年写道：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
”（哲学笔记365页：
谈谈辩证法问题）
文学创作不就是这样么？
在形象思维的曲折道路上，任何一个岔道都可以把你引入迷途，把整个作品的倾向引入迷途。
我必须好好地学习理论，学习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生活；
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不仅“统治阶级的利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都会对错误的、片面的认识起“巩固”作用呢。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
04月30日、5月0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了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讨论怎样改进文学刊物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讨论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问题，一致认为严肃对待作家的创作劳动，广泛地团结更多的作家，是在文学领域内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关键性的问题。
从今天起，我们陆续发表这次座谈会的纪录，以及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文和“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原稿的情况一文。
编辑部要办好刊物，主要是依靠作家；
编辑部是为作家服务的，编辑部要虚心，细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
茅盾
今天是第2次的编辑工作座谈会（关于第1次座谈会的报道见4月22日本报——编者）。
今天要讨论作家和编辑部的关系问题，亦就是编辑部和作家之间加强团结的问题。
作家和刊物的编辑部是共同事业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编辑部要办好刊物，主要是要依靠作家；
编辑部是为作家服务的，编辑部要虚心，细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
这样，才能够加强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团结。
各刊物编辑部都能任劳任怨，努力想把工作做好。
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于编辑部同志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极大的敬意。
但是，也应当承认，编辑部和作家们有矛盾，而且有很多矛盾。
编辑工作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就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
作家们对于编辑工作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是：
稿件的取舍和稿件的修改，编辑部既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
因此，编辑部对于来稿不能不选择和修改。
对于稿件的取舍，需要在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把工作做好，我以为，除了水平低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算在内），教条主义的“一棍子打死”的理论和批评文章而外都应当给它“放”出来，“鸣”起来。
对于稿件的修改，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有人说“一定不能改动一字一句”，有人说“可以改”；
在我看来，编辑部可以改的，只能是别字和显然不通的文句，而不可以轻率修改的，是原作的内容。
内容的修改，即使只是一句两句，也应当征求原作者的同意。
例如，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牵动到原作的人物形象而没有征求原作者王蒙同志的同意，是不对的。
今天的座谈会，就希望各编辑部的同志们就工作中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和问题，透彻地发表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使得作家和编辑部更好地团结起来，共同把刊物办好。
现在就请同志们发言。
老作家很少发表文章，是因为对他们还缺乏足够的关心和鼓励，创作的劲头就鼓不起来。
臧克家
编辑部和作家搞好关系，这是办好刊物的主要条件，可是，我们的许多杂志和作家的关系都没有搞得很好，有的甚而搞得很不好。
凭我个人在有关会议上听到的、朋友之间交谈时透露出来的，以及个人的一些感受，综合起来，作家对我们刊物编辑部不满意，大概由以下几点原因构成：
首先是对作家的创作劳动不够尊重。
在修改作家稿子（特别是老作家）这一点上表现得最突出。
有一位在大学里教书的老作家，写了一篇八千字的谈古典名著的文章，被我们编辑部删削得剩了两千字登了出来，作者在一个会议上气愤地大叫道：
“以后叫人家怎么写文章！”
一位老诗人，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发表出来之后，他认为最得意的句子却变了样，弄得他啼笑皆非，写信提抗议。
一般年轻的编辑同志，给老作家改文章，去一个“的”字，添一个“了”字，自以为更合“文法”些，更通顺些，实际上是把一个作家的风格破坏了。
再就是拉稿、转稿、退稿问题，许多作家对我们刊物的这三方面，表示很大的不满。
有的说“你们拉稿是有季节性的，‘三八’是要有关妇女的；
‘六一’是‘儿童文学’……；
每个节令到来的时候，真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常，而季节一过则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有的说：
“你们老是出了‘题目’，叫我们做文章，我们处处被动。
我不希望你们这样来‘拉稿’，倒喜欢自己写了稿子投了去，那样主动些。”
我们刊物编辑部拉稿，确有这种现象。
有的刊物，为了一个什么纪念、什么目的出去约文章，把来意说明，然后提出“几点意见”供“参考”，实际上就是叫作家照这样的框子去“填”。
刊物本来预计用三篇文章，怕约的文章不一定全有把握，便加倍约稿，一旦稿子全数到手，则主动在我，七选八择，把自己认为好的留下，其他的转给他处，有的经过作者同意（你想他能痛快吗？），
有的并没有征求意见，便转给别处发表了。
作者处于被动地位，自尊心受到损害，心里的不满，可想而知了。
我觉得，我们刊物编辑部，只为自己便利不大肯替作者设想，拉稿时，三请五催，稿子不用时，迟迟不退，或随便置处（转别处），这都是开罪作家之处。
我们刊物编辑部对作家来稿，总希望按自己的看法把它弄得更“正确”些。
结果，许多文章刊出来的样子和原稿已大不相同（王蒙的小说不过是典型例子之一），不但作者的风格受到损害，作家的思想、见解也不能真正的表达出来。
我们的刊物，过去一直是半掩着门，派头大，对老作家不尊重，或不够尊重。
对他们的稿子挑剔多，鼓舞和关心少。
有不少老作家，解放后这七八年来，还没见到过他们发表文章。
难道他们真的不想写、不能写了？
没有鼓舞催生的力量，创作的劲头就鼓不起来。
上面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这些问题，谈了又谈，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以后，我们刊物的编辑部，责任更加重了，更要好好团结作家把刊物办好。
怎样搞好刊物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和作家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创作情况。
过去拉稿子，多半凭“公函”，编辑同志也各处跑跑。
而主编、副主编、编委，大半坐在办公室里。
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一下。
刊物的重要负责人，应该腾出一部分时间去和作家们谈谈（特别对一般老作家和久不提笔的作家），了解一下他们的创作计划，这对作家和刊物都有好处。
对老作家的稿子，采取“文责自负”的办法，决不改动（笔误除外）。
这是一句箴言，但过去只是贴在座右备看。
联系各种流派的作家，发动多年不动笔的作家，鼓舞他们写，按照他们作品的原样刊登出来。
使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刊物不是宗派的，而是作家们自己的园地。
这样的风气一开，某些有顾虑的作家，才敢才会真实地表现自家。
约稿，不要给作家出“题目”，叫人家按编辑部的“几点意见”作文章。
让作家写自己愿意写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
对于水平太低，实在不能用的稿子，顶好能及时退还，不要半推半就，迁延时间。
上面列举的条文并不多，如果切实的办到了，我们刊物和作家的关系会弄得好的。
我们的刊物也会办得更有生气，真正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花园。
应当充分地尊重作者的劳动，不应对作品原稿作粗率的、有害的修改。
秦兆阳
文学刊物的编辑部和作家本来是有着相互依靠的关系，但也有着相互矛盾的情况。
编辑部跟某些作家的关系搞得不好，常常是编辑部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这常常是反映了编辑部工作上有些缺点。
而编辑工作上的缺点，更多地是表现在对于来稿的处理上。
或者是退了不应该退的稿子，或者是把稿件积压得时间太长，或者是退稿时方式过于简单生硬，或者是退稿以后没有再去作一些善后的团结工作，尤其是对于老作家表现了不够尊重。
除此以外，对于稿件的修改，也常常是作家们有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有上述这些缺点，我个人在工作中都是有的。
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想就我个人在长期的编辑工作当中，在修改稿子的问题上，谈一些情况、缺点和错误，以作为我个人的教训，并供大家参考。
在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以来，到1952年底，我在“人民文学”工作。
刚开始时我并不愿意修改稿子，但不久就开始修改了。
在这将近三年半的期间中，“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小说、散文、特写，大部分都经我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
我为什么要修改稿子呢？
回想起来，有以下的一些原因：
第1，当时“人民文学”的方针是，发表示范性的作品，指导性的理论，并且要树立良好的文风。
本来，像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刊物，它应该代表我国文学创作的水平，对它要求得高一些是应该的。
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由于是解放初期，老作家的稿子比较少，较优秀的新作家也出现得不多，所以来稿很多，可用的很少，刊物经常有出不来的危险。
当时我们因为人手少，看稿退稿忙，尤其是没有进行组稿活动的经验和习惯（基本上是根据地时代办刊物的作风）；
因此只好主要依靠来稿来解决问题。
而来稿的绝对多数都是业余作者的作品，在各方面都是不成熟的。
于是，对那些有一定基础，但有缺点的稿子，就提意见寄回请作者修改，但最后常常还是要由编者来给他修改。
而不少的情况是，等着送主编审阅和发稿，寄回作者修改已来不及，就自己动手来帮他修改了（否则刊物就出不来）。
第2，在这三年半的期间中，“人民文学”因为发表了一些有缺点有错误的作品，多次受到报刊的批评，多次作了公开的检讨。
再加上经常来自上面下面和左右前后的责备，就形成了对于刊物的极其不利的形势。
形势愈不利，工作上“挽回影响”的劲头反而愈高。
于是，对那些可以用但内容上有缺点的稿子，如果发稿时间紧迫，就帮他弥补、删改，使刊物少出错误；
对那些基础较好但不完整的作品，就把它修改得完整一些好一些——以提高刊物的质量（对“质量”的看法，当然免不了有主观偏见的成分）。
第3，自己主观上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刊物上出现一些文字不通、标点错乱、内容杂乱拖沓的作品。
而不少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又最容易犯这些毛病（当时对老作家的稿子我是不修改的）。
此外，自己主观上也有着帮助青年作家发表作品的热情。
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方面的不好的效果。
像这样去修改稿子辛苦不辛苦呢？
不能说不辛苦。
熬了若干个夜，忍受着头晕，加重了胃病。
有没有成绩呢？
当然也不无成绩。
刊物总算按期出版了，刊物在文字上比较干净了，一些新作者的好作品受到欢迎了。
有没有缺点呢？
有，很多。
难免有不妥当的修改，对作者表现了不够尊重，形成了发表出来的作品和原来的状态不相符合的不自然的情况，使得个别作者养成了在写作上不注意文字加工和艺术加工的习惯，等等。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到这些缺点，反倒以为自己作了工作而心安理得。
甚至，我周围的一些同志和领导上也把我的这种工作方式看成是优点。
因此，我并没有从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接受到教训。
从1956年01月开始，我又在“人民文学”工作了。
我发现，在我离开了的这三年中，改稿的作法一直在继续着。
原来过去的某些情况仍然存在，例如：
客观环境对于刊物的质量和文字水平的要求；
来稿可用者少，好作品更少（虽然组稿活动比过去大大加强了，但因刊物篇幅增多了，全国文学刊物多了，所以仍然不能做到存下一个月的稿子，有时仍有编不出来的危险）；
新作者的稿子仍占多数；
怕作品有内容上的错误；
总希望发表出去的文章精练一些；
等等。
我们也注意到尽可能让作者自己修改，或取得作者同意后再进行修改，例如，找作者去或请作者到编辑部来面谈意见；
路远者由编辑部出旅费请作者来住在编辑部修改；
如时间来不及，则通长途电话取得作者同意后再行修改。
但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仍然免不了要自己动手替作者修改，改了后有的告诉了作者，有的就没有告诉。
去年年初开青年作者会议之前，我曾在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过改稿问题，平常也跟一些领导同志谈到过修改稿子给工作所增加的负担，但也许是因为没有从尊重作家的劳动的角度及其他不良后果去提，因而没有引起注意。
以后，由于忙，赶时间，自己的水平低，特别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应有的认识，对改稿问题未重新作认真的考虑。
再加上日益形成的对于修改稿子的自信心和自满情绪，于是，终于在改稿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这毛病突出地表现在对于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上。
由于这篇作品曾经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所以我必须把修改的过程和修改中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简略地说明一下。
我们是6月中旬收到这篇稿子的。
小说组里看了后，提了些意见，交给我。
我看过后对组里的同志谈了些意见，以后小说组请王蒙同志来谈了一次，回去以后他作了较大的修改，又重新寄来。
07月17日，第2天就要发8月号的最后一批稿子了，恰巧有一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待发的四万字的稿子，就决定发王蒙同志的这篇。
于是连夜赶着修改。
由于赶时间，特别是由于自己思想水平低，对于小说的缺点缺乏认识，对于作者某些描写的用意没有领会（甚至连在第1次稿上看出了的问题这次也忽略了），就作了一些不妥当的修改——主要是结尾处的修改：
第1是原作结尾时林震多少有些觉悟，想到在这样充满了矛盾斗争的环境里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这段文字被删去了；
第2是原作并未明确区委书记是好是坏，结尾处曾点出他派通讯员找过林震三次（在前面赵慧文曾说过区委书记是个“可尊敬的同志”），由于把这几句话删去了，区委书记就可能给人以官僚主义者的印象了。
这显然是对林震和区委书记的形象，以及对作者的原意有所损害，因而加重了作品的缺点。
另外，当时由于考虑到林震对赵慧文表现了朦胧的感情而被拒绝以后，作者和林震对此都无表示，林震心里竟是无所波动，未免显得不合理（甚至会显得他有些轻佻），所以就给加了一小段。
不管当时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代替作者来作这样的修改总是不妥当的。
而且，由于删去了前面那两条较为重要的内容，就使得结尾处的精神情调起了变化，对原作有了损害。
小说发表以后，编辑部曾收到王蒙同志的来信，对其中个别字句的修改和误排提出了技术性的意见，小说组没有把这信交给我看，就送秘书组，准备在刊物上登一更正，后来由于秘书组工作上的疏忽，这封信丢了，终于没有登出更正来，这事我一直不知道。
所有这些情形，大都是在问题发现以后，查对原稿，并与编辑部的同志们共同回忆当时的过程，才弄清楚了的。
在小说引起了讨论以后，我因为并不记得删掉了上述那样重要的情节及其他某些修改；
并且，像前面所说的，对自己所修改的稿子非常自信；
再加上工作忙，有很多批评文章我都没有看；
就一直没有想到要去查对一下原稿。
在小说讨论的后期，有一次，王蒙同志来找我谈别的事情，顺便提到他对小说结尾处的修改有点意见（当时他很客气，并未指出具体内容），由于上述原因，我还自信自己改得对（实际上我只记得后边给加添的那一段），对他简单解释了一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这说明了我在长期的改稿工作中，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严重的不尊重作家的作风和骄傲自满的情绪。
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错误一方面表现在对原稿作了粗率的、有害的修改，一方面表现在改过以后未告诉王蒙同志，再一方面表现在小说引起讨论以后没有及时地正视这一问题，发现这一问题，作出公开的声明，以分担王蒙同志的责任。
修改王蒙同志的稿子的错误，不过是一个突出的错误，至于修改其他同志的稿子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工作中其他方面的问题，当然还很多，这里不谈。
我想，各个编辑部恐怕都存在着修改稿子的问题。
我提议我们以后对稿件实行“文责自负”，除请作者自己修改外，编者一律不作修改。
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尊重作者的劳动，才符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

沃西先生笔下的“人性”
敬宜
美国记者威廉·沃西，最近在“纽约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
据沃西先生说，在中国，“行乞的男女儿童又重新干这个行业了”，据他听“谣传”，“又能遇到从冬眠中出来的妓女了”，还有，“不那么严格地反赌博了”。
在我们光明普照的土地上，今天还存在一些阴暗的角落、一些旧社会的渣滓，人民的生活也还有一些困难，这是无庸讳言的事。
因为我们把帝国主义、反动派赶出大陆，不过六、七年的光景，他们留下的痈疽、创伤还不可能马上铲除净尽。
我们正在为彻底消灭这些落后现象而斗争。
尽管这些现象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到了拿着显微镜到处找毛病的沃西先生手里，毕竟可算得作为“红色中国的黑暗”的好资料。
看来，沃西先生把它当作在华访问期间感到最满意的“收获”了。
谁说美国记者只会恶意中伤“共产党政府”如何专制、独裁呢？
这里他总算发现了这个政府“想满足人性的最低要求的倾向”！
不过，遗憾得很，大多数土生土长、不熟悉美国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民，恐怕是很难懂得沃西先生的语言的。
他们向来只知道乞丐是旧中国贫穷造成的现象，娼妓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罪恶制度下的产物，赌博是不道德的行为，至于这些丑恶的东西和“人性的最低要求”还有关系，实在是前所未闻。
解放这几年来，他们看到无数无家可归的乞丐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数过去过着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的妓女，成了女工、拖拉机手、保育员、家庭妇女，无数胡天胡地的赌棍得到了改造。
但是，据沃西先生看来，所有这些，据说都是扼杀“人性的最低要求”的行动。
沃西先生笔下的“人性”是什么呢？
就是嫖妓，赌博，酗酒，而且这些都是“最低要求”的“人性”！
你要禁止、取缔、改造这些，你就是要扼杀“人性”！
读者莫要发笑，沃西先生说的并非糊涂话，而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制人性论。
在他们的辞典里、淫乱、酗酒、赌博、抢劫、凶杀……，向来就是“道德”“人性”的同义语。
好莱坞电影宣传的美国文明是这些，杜勒斯口中的美国文明也是这些。
沃西先生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正如久居鲍鱼之肆的人走入芝兰之室，新中国人民进行着的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种新气象，不能不使他感到头痛和不舒服。
只有那几个残余的黑点，总算使他发生了“他乡遇故知”般的惊喜之感。
可惜的是和百老汇、好莱坞那些腥臭的角落比起来还差得很远，所以只好在“人性”上加上一个附加语：
“最低要求的”了。
感谢沃西先生，他不失为一个老实的义务教员——像艾奇逊那样，让我们再一次懂得了所谓“美国文明”、“自由世界的人道主义”等等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看关良教授画戏
　江纹
孩子说：
“关伯伯，画个关公吧！”
“好！”
老伯伯就认真地画起来。
画好了，孩子又说：
“关伯伯，画个‘小放牛’吧！”
老伯伯就又认真地画起来。
“关伯伯，你画个‘梁山伯’吧！”
“关伯伯，你画个‘杨贵妃’吧！”
“……你画个‘周仓’吧！”
孩子说甚么，关良先生就画甚么，总是那么慢慢地、认真地画出来。
朋友们请他画，也是这样有求必应，简直是“童叟无欺”。
关先生的画，是有不少人喜欢的，那不用说；
孩子居然也看得懂，也喜欢，就很有意思。
孩子总是那么倾心地看关良先生画画，整个钟头地看。
我想，关先生的画娱乐性是很强的。
名角唱戏，唱的恰好就是听众所要听的、所熟悉的，没有遗憾留在表演和唱腔中，那就是真名角。
听演奏生手的交响曲，某一段的某一节明明觉得来个“2”才好，而忽然是个“5”，吓一跳不算，还得难受好些时候。
画画也是这样，有时要舒慢徐缓如小溪流水，有时要浩荡如万马奔腾，不管豪迈和纤细，都得熟练自然，完全像不经意地做出来。
不勉强，不声嘶力竭，不饭里夹砂，不搔不着痒处，这种本领要经过多少折腾？
读关良先生的京戏人物画，常易觉得像在看名角演戏。
看马连良、谭富英，看周信芳、梅兰芳，看萧长华、马富禄，看过去的金少山和现在的裘盛戎，看这些大师怎样在驾驶他们的才能。
在他的画中是没有新角儿的。
新角儿不可能那么“帅”。
听人说关良先生跟盖叫天老人是好朋友，如果传言没错，那就对了；
盖叫天老人对生活的研究是很出名的。
艺术家对生活的研究如何，往往反映在艺术品的表现深度上。
关良先生对于京戏这方面的生活，我看也是很有研究的。
（编者注：
画家关良的“个人画展”现正在北京美术展览馆举行。
附图“回窑”即关良先生作品）（附图片）

论人情
陈梦家
一切好的文学艺术品总是顺乎人情合乎人情的。
文学艺术既是表现人类的情感思想的，而人人具人情之所常，所以作品可以感动人心。
那些诗歌、戏曲、小说可以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我们今日读之犹有同感，为之感慨落泪或同声称快；
那些表现现代生活的诗歌、戏曲、小说倘使不能合乎人情的表现出来，可以使人啼笑皆非或漠然无动于中。
我们对于戏文的剧情往往是熟悉的，但是表演人情的透彻，可以使人明知其结束而一定不放松地要看到底。
秦香莲一剧中的包公一定要铡了陈世美才合乎人情天理，否则不成其为包公。
小白玉霜所演的秦香莲，观众明明知道她要得到最后的胜利的，但毫不放松地一定要看到她的成功才放心称快而去。
那就靠表演的艺术了。
我们欣赏那些石刻的泥塑的铜铸的佛像，欣赏他们眉目间的神情、手指尖的意趣、衣折间的风度，并不因为他们是神道，并不仅仅着眼于金装和雕镂之精工或色彩的鲜丽和谐，而由于在线条以外表达了人情。
那些庄严、微笑和苦难的忍受反映了作者对于人世间的希望。
佛就是人，佛像无异是人像的化身而已。
这些应该是过去的事，其取材取法是不可以再刻板模拟的了。
我们今天的人，有他的庄严、微笑和对于未来的美境，就应该另外从真实的材料中表现新时代的人情。
古代艺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今天依然欣赏和取用的，但必须发展这些久远的艺术传统而且使之有用于我们今天的现代艺术。
现代的文艺作品，一定不能刻板地模拟古人，因为人情也是随时而变的。
现代的人，衡量古代的文艺作品，也不可以用今天的人情作尺度，而应该历史地去看古人的人情常理。
文艺的批评工作，尤其是古典的文艺评批工作，最需要先作历史的研究。
就是从事创作的人们，若是住惯了城市的，要写农村就首先要熟悉农民的感情，了解他们的人情。
若是仅仅看到农村的景色，看到农民如何高兴地工作，还是不够的。
如何从今天农民的心情中去追溯历史上农民的痛苦和勤劳，还是需要研究历史。
但是，光是学究式地历史地去研究农民，而不真懂得农民的人情，不使自己和农民发生真正的情感，那还是不成的。
为什么有些作者常常用知识分子的心情去分析农民的心理，就因为他不曾懂得他们的人情。
苏州评弹说旧书的精彩动人，在于以简练的言词和有限的动作分析出刻绘出古代才子佳人和各色人等的人情世态。
杨振雄在说西厢记时，常常用半小时工夫引出一句西厢记而对莺莺或张生作了全面的人情的暴露。
何其细致美妙，虽详而不繁，虽细而中肯。
这种个性的分析，值得玩味。
他们最近说了一些新人新事（如王孝和和刘莲英），用的是传统的老办法，而其刻绘人情激动人心，其高明处是从事话剧电影和写小说的人应该观摩的。
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法国的和印度的电影，在表达人情一点上对我们的电影有启发的作用。
这些人情，有时虽表现在小节目上，而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动人之处。
我们若在比较枯燥的作品中加入一些生动有趣的小节目，那并不是正确的办法。
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学习鲁迅，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对于人情的深刻的体会。
一切为鲁迅先生画像或作塑像的人们，最应该首先体会鲁迅先生如何了解他的同时代人们的人情的深刻，然后才能画好塑好鲁迅先生的像，而不是仅仅斤斤计较他的服饰和姿态。
我们研究历史的，常常企图从古代神话传说中去寻找“历史的影子”，不但不以神话传说为荒诞不经，而且认为是最可珍贵的。
对于从事文艺的人，我想神话、童话和神怪故事的可贵，就在于其中的人情和丰富的想像，并不全是胡说或乱想出来的。
古代的笑话和谣谚，也是同样的。
聊斋志异一书，说的全是鬼怪，其实全是人情。
若是它们真正是有深刻的意义的，那末即使以鬼怪的形式出现，并不足怪，也并不不好。
从前还有人相信鬼怪，但当时读聊斋的人大多数是当做人间的故事读的。
现在很少人相信鬼怪了，这些鬼怪小说或神话戏剧的出现，是不必因其以鬼神的形式出现而有所怀疑的。
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
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困难中找出路，在压迫下挣扎而斗争，在危亡中表现不屈的勇敢和急切中的智慧。
但是，在有些作品中，也常常表现为滑稽、诙谐和轻松的愉快。
这些也是人情之常：
在疲劳中需要短时间的欢笑，在绝望中需要寄托的快乐，在紧张的工作后需要放松一下胸怀。
在戏台上，我们需要丑角，好的丑角可以使庄严的戏更庄严，悲剧更悲，喜剧更乐。
我们常碰见一些不解风趣的人们，对于人家的笑话和诙谐以为是不严肃。
这些人不知道笑，也不知道笑的好处，更不会欣赏打诨的智慧。
古代有些道貌岸然的道学先生，并不一定是正经的；
反之，太史公滑稽列传中的“倡优”人物，不乏有严肃的内心和敏捷的口辩之才，虽“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
我从前对于北京的相声有些怀疑。
但到底有许多人爱听，其中必有道理。
我偶而也听了，确乎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它能尖锐地反映现实。
有些段子，是有意义的笑料，有些是有讽谏和教育作用的。
即使有些纯属于可笑的，能引人发笑，也是一切勤劳的工作人员所需要的。
人与人相处，无论是做朋友也好，谈正经事也好，也不可没有一点人情。
我们中国人，过去有些不必要的人情，流于虚伪、矫作和无是非之感。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相处的人，一天到晚一本正经地谈话，对于进行工作也有妨害。
了解对方的人情，谈话中有人情，处理人的事有人的情，我想事情会更好办的。
我们不欢迎“无事不登三宝殿”和“临时抱佛脚”的人，人与人之间应该在平时间有些说说笑笑的接触。
在一次有好些老人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八十岁老人说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生活过得更好、人处得更好。”
这些老先生们都主张有个同行的茶馆，可以聚会聚会，谈谈天，或许在自由谈天之中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严肃的开会，自由的茶座，都是需要的。
我相信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的生活应该更丰富些。

读“六十年的变迁”
周立波
李六如同志的“六十年的变迁”初卷出版了，有人做了评论的文章，而小说本身，当它在“人民文学”和“北京日报”先后发表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不小的反响，无需我来多说了。
我如今只来谈谈个人的一点零感。
有种种作家。
有的人们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立志要做一个作家，往往果然是有志竟成。
他们大体都先学文学，然后去经历人生，观察社会。
后一项工作，对于这些人是很重要的。
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一种工作，就是很高深的文学修养，他们也会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一样：
“英雄无用武之地”。
但也有另外的作家。
他们在生活的海洋里，游泳了多年，思想上和文学上也有适当的准备，到了一定的时候，凝神回顾，挥毫染纸，把往日的洪涛和细浪，择其意义重大者，印象深刻者，化而为文章。
李六如同志和他的创作是属于后一类的。
六十年间，有过多少事变呵，要尽写，是写不完的。
作者用季交恕这个人物的经历，作为线索，来贯穿全书，从而推演清朝晚季以来的他所目睹的种种生活、人物和事件。
从这里面，人们可以看见封建家庭的夺产的斗争，州官衙吏的贪婪的丑态，经馆内幕，科场遗事，旅店里的妓女的卖笑，和外轮上的茶房的陋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年轻的人们可以从这本书里，得到有关旧社会的很多的知识。
因为事情拥挤，人物杂多，作者无暇使用过多的笔墨去刻画他所涉及的人物的性格。
但尽管这样，书里的季交恕，童少英，张树声，周姨太，以及实有其人的黎元洪等等，还是给人留下了一些鲜明的印象。
文体方面，“六十年的变迁”比较地接近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
“亡命走钦州”一章，容易使人想起“官场现形记”。
六十年来的历史，越到晚近，事变越繁剧，敌我斗争和内部矛盾也越发复杂、尖锐和微妙，写来会更费工夫，但也更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希望李六如同志继续奋笔，早日完成这部作品。

贵腿
臧克家东楼到西楼，中间好似有一条鸿沟，他和工作人员遥遥相望，实在说，接触的机会少到没
有。
有事情一律书面往还，把传递员的两腿跑酸，文件像个茫茫大海，这位不大不小的首长终天泡
在里边。
唰，唰，唰，他大笔一挥，惹得干部们骚动一阵，他的批语真尖锐，弄得人啼笑皆非。
干部们纷纷议论，把批语当文章朗诵，事实和他批的恰恰相反，真是马嘴不对驴唇。
东楼西楼好像天涯，没工夫去接近一下群众，乐于坐在转椅上纸面挥毫，他的贵腿却不肯动一动。
（附图片）
方成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