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济南市代表大会
把整风运动列为中心议题
本报济南3日电今天在这里开幕的中共济南市第1届第2次代表大会，把整风运动，作为大会的中心议题。
中共济南市委第1书记代表市委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前进中存在的许多内部矛盾，并进而检查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指出了党内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及其危害性。
市委在报告中提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要首先学好文件，联系思想实际，总结检查工作，并贯彻边学边改正的精神，结合检查本单位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在思想作风上和在一些制度规定上脱离群众的现象，应迅速改进。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与群众共甘苦，有劳动力的领导人员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为了加强整风运动的领导，要求各级党组织的第1书记亲自动手抓紧领导。

人大常委会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构确定整风办法
反复动员　解除顾虑　提高信心
农业部着重反对生产指导上的主观主义
本报讯
本月04日下午，习仲勋同志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党组书记及行政党员负责同志的会议，检查了整风运动的开展情况，并且具体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目前已经有十个单位拟订了整风计划，成立了以党组书记或行政党员负责同志为领导的整风领导小组，其余的单位亦正在酝酿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和制订整风计划。
各单位在制订整风计划中，对于整风的主要内容，都根据各自的不同业务性质，工作范围，确定了各自的重点，着重从总结工作中来彻底检查执行政策方针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改进处理人民内部和机关内部的各种矛盾问题。
会议认为：
为使此次整风运动能够真正达到提高思想、改进作风、改善工作、加强团结的目的，首先，必须贯彻党中央整风运动指示中的方针、原则，反复动员，打通思想，解除顾虑，提高信心；
其次，必须从总结工作入手。
检查总结工作中必须要有重点，一般都应该以检查涉及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为主，以机关生活为辅。
同时，也要同划清各单位的业务范围，改进工作关系，改善工作方法、工作制度以及增产节约，行政体制，机构编制等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进行。
第3，整风以党的领导干部为主，对于青年干部和一般干部也要有不同的整风要求，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使全体干部都能够在整风运动中普遍受到教育，普遍得到提高。
第4，整风运动要获得实际效果，必须领导干部亲自负责，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对症下药。
会议对整风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问题也作了初步研究。
会议讨论了如何加强整风中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问题。
会议最后确定了以习仲勋同志为首组成国务院直属机构党组织的整风领导小组。
本报讯
中央农业部党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
就目前已经暴露的问题来看，农业部和广大群众的主要矛盾是在生产指导上的主观主义。
这次整风中将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农业部从3月初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以后，各单位先后进行了多次座谈、讨论。
学习中初步揭露出了一些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农业生产指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如计划不切合实际，推广技术不能因地制宜，推广双轮双铧犁计划过大，品种调配不适宜等。
表现在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有的是领导上的要求和下级的认识或工作水平不一致，而领导上又缺乏具体帮助，使问题不能很快解决。
如植物检疫条例起草了十四次，领导上只说不行，但没有指出那里不行，以致迟迟发不出去。
有的是要求过高，不切合实际。
很多农业业务报表内容太多太细，无法完成。
党组负责人认为过去这一阶段学习中所暴露的问题只是个开始，通过这次整风，还将暴露出更多更重要的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党组对整风的领导，通过整风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使以后工作中能够减少或避免再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北京市委要求在整风中
大胆暴露思想展开争论
新华社5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在3、4两日召开的会议上，作出了在全市各级党组织内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
市委常委会决定这次整风运动首先从学习文件入手，用一定的时间，在全市各级党组织内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讲话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然后结合实际，检查工作。
在学习中，提倡大胆暴露思想，展开争论，提高认识，解决问题。
为了便于讨论，各部门要按不同水平，分别编组。
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
常委会认为，市委常委会成员和市级机关、大工厂、高等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整风进行得好坏，是全市党组织整风进行得好坏的关键。
常委会作出的整风计划中，要求市委和各有关部门，在整风中结合日常工作，调查、研究和分析工厂、企业、学校、农村等各方面的矛盾，总结一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经验；
对于已经提出来的问题，根据边检查边解决的精神，能够解决的就立即解决，不应该等待和拖延。
同时，市委书记处和各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要采取具体措施，立即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主动地接触党内外的干部和广大工农群众。
市委最近准备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或采取个别谈心方式，听取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
常委会还研究了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
如参加城市建设的义务劳动，参加街道、机关、宿舍的清洁卫生工作，参加植树造林工作等。
然后，进一步研究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制度和办法。
会议决定成立以市委书记处书记为主的领导小组，领导全市的整风运动；
同时决定了各部门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和小组成员名单，负责本部门整风的领导。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
拜会伏罗希洛夫主席
新华社5日讯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今天上午十时到勤政殿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主席。

同北京大学八千师生欢聚一堂
伏老畅抒青春的心情
新华社5日讯
伏罗希洛夫主席今天中午参观了北京大学。
这位伟大盟邦的元首教导大学生们：
要顽强地掌握人类智慧所创造的一切精华，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高度水平的专家，新社会的建设者。
在美丽的校园里，伏罗希洛夫主席受到了八千多名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校门口，在道路两旁，在山坡上，在未名湖畔，在绿树丛中，到处都有热情的师生向伏老鼓掌欢呼。
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学生们穿着多采的服装，跳着各种多姿的舞蹈欢迎贵宾。
女学生们把鲜花送给伏老，少年先锋队员把红领巾系在伏老的颈项上。
这所大学附属小学的小朋友也列队欢迎贵宾。
伏老走到孩子的前面时，摹仿着孩子们的动作和孩子们一起跳跃着，欢呼和鼓掌，不时同孩子们拉手。
今天，邓小平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杨秀峰部长陪同伏老和苏联贵宾们参观。
彭真对伏老说：
这里，过去是司徒雷登的大本营。
伏老同马寅初校长认识以后，兴致勃勃地谈着这个大学的情况。
马寅初说，现在这所学校有十多位苏联专家在工作，有五十多名苏联学生在学习。
伏老关心地问：
他们工作、学习得怎样？
马寅初说：
苏联专家们对我们帮助很大，苏联留学生们学习都很努力，学习也很好。
马寅初还代表学校向伏老送了礼品，其中有“资治通鉴”，还有“西厢记”。
两名苏联男女留学生来到伏老面前，他们把一封信和一尊“老寿星”送给伏老。
学生们说：
“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寿星是长寿的意思，我们全体苏联留学生祝你万寿无疆。”
伏老笑了，他那栗色的眼睛看着两位苏联学生，两只大手摸着老寿星的头说：
“如果上帝不让我长寿怎么办？
老寿星不能保证我长寿怎么办？”
苏联学生说：
“一定长寿。”
伏老被这句话逗得大笑起来了，他对两位苏联学生说：
“谢谢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习！”
在参观了生物楼以后，伏老又沿着未名湖畔漫步到办公楼前。
在这里，几千名师生早已在等候伏老了。
伏老戴上了他的眼镜在欢呼和掌声中走向扩音器前，向全校师生发表了演说。
他的演说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
伏老演说以前，马寅初致词欢迎贵宾们。
伏老演说以后，一对男女学生抬着一个镶有中苏友好协会会徽图案的大镜框跑到伏老面前，学生们对伏老说，我们的这件礼物是由七十六个三好同学的三好纪念章组成的，纪念章同伏老的年龄一样，我们全体同学衷心地祝伏老万寿无疆。”
伏老接受了学生们的礼物，激动地同这两个学生亲了又亲，吻了吻。
随后他又走到扩音器前讲话说：
“我感谢你们给我的珍贵的礼物，这七十六个纪念章就是我的年龄。
当然纪念章再少二三十个我也是会很高兴的，因为那就是说我比现在年轻二三十岁。
可是这是办不到的事情，我想彭真市长也没有办法帮助我补救吧！”
这时，伏老望着彭真市长大笑起来，所有的人都被伏老的话引得大笑起来。
伏老又对学生们说：
“我怀着像你们一样充满着喜悦和青春的心情，祝你们学习成功。
你们将来不仅要为自己祖国人民的幸福工作，而且要为世界上一切国家人民的幸福而工作。”
接着，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接受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委托向师生们宣布，将三千五百册科学和教育书籍赠送给北京大学。
随后，伏老穿过夹道的人群迈出北京大学的校门，这时全体师生齐声欢呼万岁和再见，乐队奏起了“北京—莫斯科”乐曲。
（附图片）
伏老接受北大同学礼物后对学生讲话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需要改造自己
领导干部应主动投入整风
据新华社上海4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1书记柯庆施今天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党员局长和部长们，主动地积极地投入整风运动。
在上海广大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从4月18日开始，连续召开了十四个知识界座谈会，市委书记们亲自倾听了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作家、演员、医师和记者编辑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意见。
这种亲切的交谈大大地鼓舞了知识界的积极性，他们勇敢地揭发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也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
今天柯庆施把知识界在这些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向党员局长和部长们作了报告。
他指出，目前一般干部对新形势、新任务的认识虽有提高，但还必须进一步进行教育。
尤其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自己更加需要改造这一点，需要向干部们反复说明，要使每一个干部都有充分的认识。
目前各项工作中老一套的工作方法还很严重，不少干部对上看领导意图，对下用行政命令，不动脑筋。
党和群众的关系一般也不够融洽。
不少党员自以为高人一头，做事缺乏和群众商量。
柯庆施说，要学会一套新的工作方法必须有一个过程，但是检查与克服工作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放下官架子，领导干部深入到学生、工人群众中去，这些都是立即可行的。
他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主动自觉地进行整风，不要等待。
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许建国也已经深入工厂、学校去帮助解决当前尖锐的矛盾问题。

我们永远在一起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联贵宾们在我国进行二十一天的友好访问后，今天就要离开北京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了。
伟大苏联人民的使者伏罗希洛夫主席这次到中国来访问，他在我国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迎，是中苏两国人民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和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最深刻的表现。
这次友好访问，将作为最光辉灿烂的篇章载入中苏友好的史册。
在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的这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全国人民都浸沉在热情奔腾的友谊海洋里。
友谊的春风吹拂到每一个人的心上，每一个人的心都和苏联人民的使者伏罗希洛夫主席连在一起。
我们全国人民不仅把他作为我们最高贵的国宾来欢迎他，而且作为我们最敬爱的客人和最亲切的朋友兄弟来接待他。
我们很多人都按照中国的习惯，亲切地称呼他为“伏老”，而孩子们则管他叫“亲爱的伏老爷爷”。
在伏罗希洛夫主席所到之处，到处是红旗蔽天，鲜花满地；
到处是万人空巷、欢声雷动。
全国报纸用大量篇幅来报道伏老的访问，无线电广播在一次又一次地播送欢迎伏老的实况录音和访问的消息，没有机会亲自参加欢迎大会和没有同伏老会见的广大中国人民，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从报纸上和广播中关心着伏老访问、参观的细节，关心地聆听着伏老激动人心的演说。
全中国人民都把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访问作为中苏友好的节日。
伏罗希洛夫主席要参观的工厂，工人把精心地制作的纪念品献给他；
有幸接待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的农民，把自己收获的珍品送给他；
青年学生们热情澎湃地给伏罗希洛夫主席写信问候；
诗人赋诗、词人填词、画家作画、书法家挥毫、金石家雕刻、园艺家赠花、手工艺家奉献自己的杰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人民都卷入这个中苏友好的高潮里，都把自己最大的热情寄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人民的使者。
在短短的二十一天当中，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了许多城市，参观了不少企业和工程，访问和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
在这期间，伏罗希洛夫主席同我们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将军和战士，文艺、教育、科学、宗教、工商界人士以及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作了亲切的会见，还同北京人民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了盛大的游园联欢。
伏罗希洛夫主席这些访问活动以及同我国广泛阶层人民的会见，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深厚友情，而且大大增进了彼此的互相了解，把我们中苏两国的传统友谊和伟大团结推向新的高峰。
伏罗希洛夫主席同中国人民相处的日子虽然很短，但是，他的精神矍铄和老而益壮的体质，他的热情豪爽和谈笑风生的性格，他的亲切真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最深刻的难忘的印象。
我们盟邦苏联元首同中国人民这种相处无间和亲同手足的情景，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和亲如兄弟的友谊。
我们中国人民亲身体会到这种团结和友谊的重大意义，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这种团结和友谊，不仅是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有利因素，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重要部分，也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可靠保证。”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访问中国的日子里，在各方面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伏罗希洛夫主席对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我们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对我们通过合作化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给以很高的评价。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他的几次演说中，重申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国人民使台湾重新归还祖国的愿望，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要求。
伏罗希洛夫主席一再强调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全面合作，并热情地申明“苏联从来就是而且永远都是伟大的中国的朋友和弟兄”，今后将继续给我国以无私的援助。
对伏罗希洛夫主席表达的伟大苏联对我国人民的这种真挚的关怀、友情和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热爱和平、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我们中苏两国外交政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因此，伏罗希洛夫主席有关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的崇高意愿，也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伏罗希洛夫主席讲的警句：
“我爱将军，但是，我反对战争”；
“我举杯祝地球上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不会想到战争，争取全世界的和平”。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起，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努力维护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
我们敬祝伏罗希洛夫主席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访问，将在加强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在促进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获得重要的成就。

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向中国高教工作者
报告苏联高等教育经验
据新华社4日讯
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今天下午向在北京的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报告苏联四十年高等教育的经验。
他说，培养出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苏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列宁主义的纲领进行文化革命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
他全面地介绍了苏联高等教育的过去和现在，也谈到了苏联高等教育的将来。
叶留金说，苏联对中国的文化、科学和教育感到极大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在日益增长。
他希望这次会面将有助于两国高等学校之间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顽强地掌握人类创造思想的全部精华
·伏老勉励北京大学师生·
亲爱的教师和教授同志们！
亲爱的学生同志们！
您们热情的接待深深地激动了我们，我们在这种接待中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我国人民最真挚的兄弟友谊。
今天我们到你们这所出色的大学里来，是想趁此机会以我们自己的名义，以及代表全体苏联人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致兄弟的敬礼，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怀着最纯挚、最深厚的友情。
我们在你们美好繁荣的国家里已经度过了二十天。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访问了许多城市、工厂、机关，多次会见了各阶层的中国人民，有工人，也有农业合作社社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并且看到了自由的中国人民在自己英明的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何等巨大的成就。
在各项卓越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起着巨大的作用。
伟大的列宁在我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说过，现在一切技术奇迹、全部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富，从今以后人们的智慧、天才再不会成为压迫的工具、剥削的手段了。
为了实现列宁这个遗训，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忘我地劳动着。
中国共产党使文化的成果、人类智慧的成就变成了全民的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建立了培养干部——工程师，农艺师，教师，医生和其他的专家的系统。
仅仅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七年之内，中国就开办了几十所高等学校和几百所中等技术学校，这些学校向劳动人民的优秀儿女敞开了大门。
青年男女们不断掌握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扩大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眼界，准备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成为共产党光辉的革命原则的继承人。
我们在访问中国期间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以杰出的活动家——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文化革命中，踏上了技术、科学和文化进步的康庄大道。
我们苏联人为我们的中国兄弟的这些成就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条艰巨的、然而是光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
苏联人在以极大的兴趣研究兄弟中国人民的悠久文化。
俄国的优秀代表人物一向重视、并且仔细深入地研究过中国文化的丰富宝库。
亲爱的年青朋友们！
共产党和人民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自然，我们相信，你们会顽强地掌握人类的创造思想所造成的全部精华，你们走出高等学校之门以后就是具有高度水平的专家，新社会的建设者。
我们相信，你们将光荣地报答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亲爱的教授和教师同志们！
我们衷心祝贺你们在培养光荣的中国青年去积极和有创造性地参加社会主义新社会建设的工作中获得成就，祝你们在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对建设社会主义、对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就。
我们告诉你们，苏联的知识分子、全体苏联青年学生以及全体苏联人民将永远跟中国朋友们一起，在我们为实现人类的幸福的共同斗争中沿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所指出的道路并肩前进。
学生和教师同志们，祝你们在劳动和掌握知识方面、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获得卓越的成就。
祝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发展，不断繁荣！
苏中两国人民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万岁！

上海美术家的要求
取消清规戒律繁荣美术创作
座谈会上张乐平诉说“三毛”的不幸遭遇
新华社上海5日电
漫画家张乐平3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美术家座谈会上，畅谈了“三毛”的不幸遭遇。
他说：
他在解放前画的以揭露旧社会黑暗为主题的“三毛流浪记”，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
解放后他想继续画“三毛”在新社会中的变化，开了多次座谈会，都无结果。
有人说：
“三毛”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再画。
还有人说：
“三毛”三根毛太少，是营养不足的表现，解放了的“三毛”应该胖起来。
如果这样一改，“三毛”在群众中的生命就完了。
有位党员还批评“三毛流浪记”，等于“武训传”。
他在画“三毛翻身记”时，报社又要他的作品结合“土改”、“抗美援朝”、“镇反”等政治运动，结果画得很拘束，“三毛”的形象也很糟，没有过去那样在社会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座谈会上，许多画家对目前阻碍美术之花盛开的各种清规戒律提出批评。
他们认为，繁荣美术创作的一个关键，是要为美术作品打开出路。
画家的作品，出路不外两条，一是出版，一是卖画。
木刻家陈烟桥说：
上海许多公共场所四壁皆空，很少看到悬挂美术作品。
画家辛勤劳动的作品卖不出去。
在出版方面，上海只有一家美术出版社，画家的作品一经退稿，就无处可送。
即使出版，稿费制度也不尽合理。
有的连“保本”也不够。
不少画家认为他们深入生活，真是“寸步难行”。
有位画家到黄浦江去写生，水上警察说：
发现了一只可疑的船。
一位画家在路旁照了张相，竟然遭到搜查。
到工厂去体验生活或搜集创作素材，也因保密太严不得其门而入。
有的单位甚至要画家写了自传才能入门。
画家们还提出了许多繁荣美术事业的积极建议。
他们说上海有一千多美术工作者，这支队伍发动起来，一定可放出许许多多花朵。
画家刘海粟建议在上海重新设立一个美术学院。
他说：
上海具有深厚的艺术传统，集中着许多民间艺人，国内外的许多美术作品经常在这里展览，这些都是设立美术学院最有利的条件。
有的画家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许多有才华的画家摆脱行政事务，专门从事创作。
上海有六百多美术工作者还未得到适当安排，这些人学习无人领导，艺术水平也无从提高，值得引起领导上重视。
还有人建议上海画家较多，有充分力量创办美术刊物，这样有了自己争鸣的园地。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举行四十周年纪念会
新华社上海5日电
中华职业教育社5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
全社的纪念活动将连续进行三天。
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在上海由当时的工业界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创办的。
解放前，这个社在上海、重庆等地举办了好几所职业学校、补习学校，并且创办“生活周刊”、“救国通讯”（国讯）等刊物，对启蒙青年、培养青年起了很大作用。
解放后，总社迁到北京，继续在北京、上海、昆明举办函授师范教育、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等。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黄炎培在纪念会上说，这次纪念会除了总结过去四十年经验以外，还将确定今后的任务：
继续举办函授师范教育、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等，并且将开办学校，吸收中小学生入学。
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盛丕华等人，对中华职业教育社表示热烈的祝贺。

北京遗传学家举行座谈会
主张吸收各种学说的优点
新华社5日讯
北京三十多位遗传学家讨论了如何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和遗传学研究单位的设置、遗传学的教育等问题。
李汝祺、李继侗、戴松恩等都认为，摩尔根学说和米丘林学说不是不可调和的，对遗传现象有不同的看法，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后只要大家多交换意见，吸取各种学说的优点，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戴松恩说：
把遗传学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派别，是人为的鸿沟，已经走的弯路应该赶快回头。
蔡旭和李汝祺都说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摩尔根派遗传学是成功的，使许多人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有了了解。
但是现在应该把摩尔根和米丘林的学说放在平等的地位，以改变目前在某些地方歧视摩尔根学说的现象。
会上很多人还表示：
目前在遗传学方面重要的是学习，是开展工作，因为遗传学课程中99.9％是人家的材料，不要急于批判。
关于研究机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成立全国性的遗传学学术委员会是必要的，但是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要集中，以利各地的教学和培养干部。
这次会议是在3日召开的。

只看病，不防病，病人越来越多！
中医研究院积压大批人材没有事作
首都医药卫生界人士批评卫生部的官僚主义
新华社5日讯
卫生部在过去两天邀请北京各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各高等医学院校和各大医院的专家、教授们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关于在卫生工作中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
专家、教授们在发言中强调地指出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个带根本的缺点，就是“预防为主”的方向被忽略了。
公共卫生学专家金宝善说：
我们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医疗事业发展很大，预防工作发展很少。
整个医学教育也如此。
卫生部教育司司长写文章就是整篇谈医疗，没有谈到预防。
只看病，不防病，病人就越来越多了。
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局长严镜清说：
卫生部下达经费指标时，总是有八个字“照顾一般，保证重点”。
重点是医疗，一保证，对所谓一般的预防就可以照顾也可以不照顾了。
北京医学院教授叶恭绍说：
1957年北京市的卫生工作人员是三万二千人，其中防疫工作人员不超过一千人。
有的地方盖了大医院，因为没有医师一年两年还不能开诊，而防疫站却连站址都没有。
专家们认为预防工作是卫生工作中的“重工业”，希望卫生部把这个“重工业”建设起来。
卫生工作的领导必须建立在医学科学的基础上，也是专家们提出意见较多的问题。
金宝善建议卫生工作的领导人员一定要把科学家拉过来和他们一起办事，不要让他们只处于从旁建议的地位。
他和药学家周金黄、营养学家杨思孚都提到卫生部门急需要把科学工作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健全起来，使这种组织有职有权，真正对卫生工作从科学上起一些推动和监察作用。
专家在发言中还指出卫生部对许多事业的领导和安排还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
在中医研究院工作的西医师沈谦和中医师龙伯坚、马季星，都指出了中医研究院现在积压着大批中西医人材，没有事作，什么研究都没有展开，既不像研究机构，又不像教育机构，也不像医疗机构，许多人悠悠岁月，简直像养老院；
并且人为地制造许多中西医之间的宗派情绪；
在学术工作上也有用行政命令和一家独鸣的情况。
六十一岁的沈谦医师大声疾呼地说：
“我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了，现在还没有事作。
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我不愿养老，我要求工作。”
专家们还谈到了对效果并未确定的医疗经验作过早的不正确的宣传，这给卫生工作和人民群众都带来了许多损失，但卫生行政部门对这也并未注意纠正。
座谈会是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主持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崔义田、张凯等都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下星期还要分专业举行。

小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公方代表
是不是需要脱离生产？
新华社上海5日电
小工厂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和公方代表是否需要完全脱产？
昨天出版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刊“党的工作”（第9期）上登载了三位小型公私合营工厂的支部书记和党员的来信，他们对目前完全脱产后空闲无事、脱离群众的境况深感不安。
福安电珠厂的中共支部书记时文淑在信中说：
我和一些常见面的工厂支部书记谈起，大家都感觉工作很空闲，支部工作每天不可能做足八、九小时。
有些工厂只有四五十人，公方代表和党支部书记也都是脱产干部，工作很少，厂里的人说：
“厂里来了一个吃饭不做事的支部书记。”
这样的日子，我们党员是不愿意过的。
裕华钟厂的中共支部书记陆剑萍在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希望能够以一半时间参加生产或者完全回到生产岗位去，因为支部工作出去开会、准备报告等有半天时间就够了。
陆源盛五金厂公方代表、党员王樟海在信中说：
厂里好多人都认为小厂党支部书记和公方代表不需要脱产，他们的意见是和群众在车间里一起劳动，群众有什么意见，都能及时了解，群众对我们不会有两样看法（现在群众看我们是脱离生产干部，高攀不上），经常接近群众，处理问题也就不会有偏差。
而且脱产的人都有生产技术，参加生产可以减少企业中的行政开支。
这个刊物的编辑在按语中要求党内讨论这一问题，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中提倡党政军干部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精神。

当前侨务工作中的三个主要问题
方方对回国观光侨胞分析目前归侨侨眷同国内人民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解决办法
新华社5日讯
国内侨务工作解决了哪些矛盾？
现在还存在哪些内部矛盾？
准备怎样解决这些内部矛盾？
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3日在这里对三百多位回国观光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谈到这些问题。
方方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国内侨务工作主要解决了两方面的矛盾：
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华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
这个问题，在国内的封建剥削已去掉的情况下，华侨地主就不成为地主了，所以在农村里就能和农民团结在一起；
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化，绝大部分侨户已经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华侨私营工商业已经和国家实行公私合营；
通过手工业合作化，华侨手工业者也加入了合作组织。
在谈到目前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的关系中存在哪些内部矛盾之前，方方首先分析了华侨和国内人民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别性。
他认为，华侨特殊、复杂的简单说法是不对的，以特殊和复杂来歧视归侨、侨眷更加不对。
应该说，华侨虽不特殊但也有一些特殊，虽不复杂但也有一些复杂，问题在于如何区别其性质而加以分析、对待。
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一样，都是在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都是从旧社会带来一些旧思想、旧关系。
这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复杂的。
当然，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相比起来，也有特殊的、复杂的地方。
比如说，归侨、侨眷与海外亲人有联系，有侨汇收入，在生活习惯上也与国内人民有所不同。
由于华侨长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就很自然地有更多的社会接触。
但这是自然的，没有什么不好的。
他说，必须承认这些情况，分析这些情况，特别要明确认识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的一致性是基本的，差别性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而且将随着华侨的存在而长期存在着。
但是这种差别性的存在并不碍于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之间的内部问题处理得好。
方方认为，在当前侨务工作中必须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侨区物资供应问题。
在国家某些物资供应处于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要求可能照顾的就应该照顾，不可能照顾的就应该说明道理，加强教育。
归侨、侨眷是能接受这种教育的。
（二）华侨投资问题。
不仅华侨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是纳入国家的计划，即使华侨仍愿意采取公私合营或独资经营的方式，也不能离开国家的产、供、销计划，因此不存在再生长资本主义的问题。
广东、福建两省人民委员会所宣布的华侨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优待办法——定息保本，是合理的。
华侨事务委员会是坚决支持的。
（三）各种社会改革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主要是华侨房屋问题。
由于某些地区在土地改革中把不应该没收、征收的华侨房屋也没收、征收，这种错误必须勇敢承认，但问题必须有计划地来解决。
因为许多房屋已有农民居住，一时要全部退还还有困难，并且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使华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
这个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问题来解决，弄清是非，互相帮助，从乡村中未分配的房屋先给予调整，来解决原业主缺乏房屋，然后再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计划建筑新房，以便农民能够退出应退还的华侨房屋。
这样原建筑就得利用、保护，有困难的归侨也得以解决，而未归国的华侨房产权，又得以明确保留，受到重视，将来回国仍可解决。
至于土地改革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应没收、征收而已没收、征收的华侨房屋，未分配给农民居住的（包括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学校使用的华侨房屋），应清理退还原业主。
此外，他还提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主要是侨户社员收入减少及入社的果树鱼塘经营管理中的一些矛盾问题。
他说，华侨事务委员会已组织二、三个工作小组到侨乡去检查这些问题，研究如何解决，并协助地方党政机关解决。

把问题摊开来
　章世鸿
我们的面前有两种困难，一种困难是通过主观的努力可以得到解决的，对这种困难，领导上应该分别轻重缓急加以解决；
另一种困难的产生有许多客观的复杂的原因，这些困难一下子是不可能解决的。
对这类困难我们必须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地告诉群众，把困难不能克服的真实原因告诉群众，并且教育群众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困难。
官僚主义领导的重要特点之一是：
他们往往掩盖问题的真相，不向群众说真话，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
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则又随便许愿。
这样，群众就分不清那些困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那些困难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他们就会不分清红皂白把责任都推在领导身上，形成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对立。
这能责怪群众吗？
不能，因为群众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举个例子：
国华煤球厂是上海最大的煤球厂之一，去年冬季，市煤建公司和天津煤建公司协商，决定把这个厂迁往天津生产。
迁厂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个厂的领导上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动员群众，而是采取吹嘘的方法，说天津条件比上海好，厂内有大车间、食堂、家属宿舍、俱乐部等，还把天津工厂的面积图拿出来给工人看。
于是工人们乐于迁厂了。
但到了天津，立刻发现厂房还没有盖好，机器也没有安置，其他一切的一切也都是空头支票。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这些领导者满以为掩盖真相就能动员群众，可是实际上却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丧失了领导的威信，给以后工作带来无穷困难。
如果领导上不是这样做，而把真相告诉工人，同时耐心地把迁厂的意义说清楚，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群众是不会不同意的；
到了新地，领导上又能带动群众一起去克服困难，群众也就不会有更多的怨言。
这些领导者所以不肯向群众说明真相，原因之一是他们不信任群众，他们以为向群众说了真话，群众就会动摇，于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他们对群众的自觉性估计太低，对自己的领导力量又缺乏自信；
原因之二是他们忽视或不愿做思想工作。
的确，把不利于工作开展的情况告诉群众，就得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工作，麻烦也就多些；
如果掩盖真相，“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这就轻松方便得多，于是他们走了捷径。
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就必须首先改变对群众的这种错误态度。
凡是真正信任群众，能够把问题摊出来发动群众一起去解决的地方，官僚主义就会逐步得到克服，领导和群众间的矛盾就会得到缓和，群众的主人翁态度就会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就会实现。
上海合营汇明手电厂前些时候任务不足，亏本，工人对领导不满，他们认为这主要是领导上官僚主义造成的。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厂的主要困难是原料不足。
可是尽管困难一时无法解决，党支部还是研究了群众意见。
他们觉得应该把问题摊出来，这样才能使群众正确地对待困难，而不使矛盾集中到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上。
于是党支部书记向工人作了报告，详细说明厂内存在的问题，说明原料困难的真实情况。
工人听了很感动，知道领导也有困难，对领导的看法有了改变。
今年布置第1季度工作时，党支部又把各项指标摊出来，从任务、资金、上缴利润到工资、管理费用、原料及其他开支等，向群众一一算了细账。
计算结果，工人发现，照目前情况看，完成国家上缴利润是有困难的。
怎么办呢？
账目很清楚，不能怪领导，于是大家就来动脑筋，向党支部提节约原料的合理化建议。
最后，工人们从设计、操作方法等各方面想出很多节约原料的办法，现在估计可以节约原料15％左右。
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进行任何工作所离不开的一条原则，我们既然要让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努力克服困难，就应该把问题摊出来同群众一起研究，使群众也能心中有数，并且清除党和群众之间可能引起的隔膜和误解。
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也不必掩盖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老老实实，就能够同群众紧紧站在一起，战胜困难，共同前进。

柬埔寨足球队第2场比赛
零比四败于火车头队
本报讯
柬埔寨王国足球队昨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对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足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比赛结果，火车头队以四比零胜。
火车头队在上半场射进一球，下半场射进三个球，最后一球是在终场前一分钟射进的。
客队的守门员杨德在比赛中曾扑救了不少险球。
这场比赛是由柬埔寨足球联合会裁判委员会主席、国际足球裁判英利炳担任裁判，他正确、果断的判断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毛主席在延安的生活片断
——毛主席故居访问记
　新华社记者　王永
像其他人一样，我急切地想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时代的生活故事。
可是，当我来访问毛主席的故居时，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侷促不安的感觉。
不知是由于虔敬、仰慕，还是由于兴奋、激动，我忽然变得沉默而严肃。
我走进“延园”，贪婪地注视着园内的一草一木。
一座多么平凡朴素的园林啊！
我们的伟大领袖，就在这里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园内，几幢古老的瓦房，隐藏在林荫深处，一条小溪穿过树丛蜿蜒流去。
这几天，桃李花谢了，梨花和丁香花开得正旺，那些又繁又大的花穗，像一串一串茸茸的雪球挂在枝头，静静地散着幽香。
据管理延园的同志说，这些果树每年要结三、四十担水果。
党中央住在这里时，干部没有津贴费，生活很艰苦；
每年水果成熟了，毛主席亲自叫人把水果分给大家吃。
我跨过小溪，爬上后边的山坡，进入另一个小院落，这就是毛主席过去的住处。
对面整齐地排列着五孔窑洞，油漆过的门窗依然保留着从前的颜色，窗棂上钉上了白色窗纱，窑前的玫瑰、桃花和丁香花，开得和过去一样的繁茂。
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门窗悄悄地虚掩着。
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窗前放着一张简陋的木桌，还有一只破旧的靠背圈椅，对面摆着两个沙发和一个衣架。
这些器具上没有一点灰尘，一切都很清新、朴素。
引导我参观的同志，指着窗前靠背圈椅说：
这是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时坐过的椅子。
那时，党中央初到延安，毛主席就住在群众的窑洞里，农民吴汉章老汉把自己家里的椅子送给毛主席用。
第2年，中央书记处搬到杨家岭去住，临走时毛主席又把这把椅子还给了吴老汉。
1947年胡宗南匪军侵占延安时，吴老汉为了这把椅子曾和敌人进行过斗争。
他一直把这把椅子当作传家宝似的保存了二十年，到去年秋季才把它送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接着，他说：
原来党中央负责同志使用过的器具，大都被胡匪破坏了。
现在陈列的这些，多半是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机关的遗物，但从这些器具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过去延安机关的艰苦生活。
当时，毛主席就在这个窗前办公。
他的桌子上经常堆放着些书籍和报纸，还有一盏戴着罩子的美孚油灯。
据说，毛主席最习惯在夜间办公，但他又很注意节省灯油。
他写东西时，把灯头扭大，不写时就把灯头扭得很小。
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当远近村庄的人们都完全睡熟了的时候，他仍然在暗淡的灯光下，慢慢地踱着步子，思考国内外的种种问题。
甚至到第2天清早，当别人已经起床时，还看见他的窗户有淡淡的灯光……。
在那时候，毛主席穿衣吃饭都很俭朴，他穿的衣服也多半是用当地人织的粗布缝的。
他有一件灰棉袄曾穿了三年，别人替他打的一双粗毛线袜子，已经穿破了，他还不愿意丢掉，仍然补了再穿。
毛主席每天吃两顿饭，每顿只有两个菜，主要是白菜、洋芋和西红柿，还有一点点猪肉。
炊事员黄玉成觉得毛主席的伙食太简单，曾要求增加伙食费，但毛主席不允许，并且每到月底，他要亲自检查伙食账，不准超过标准。
于是黄玉成就开动了脑筋，尽量在仅有条件下把饭做得更好些。
有一天，毛主席找他谈话，笑着问他：
“今天的菜做得很好，是怎么回事？
我的伙食没有超过吗？”
黄玉成说“没有”。
接着又把他如何想办法的事讲了一遍。
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说：
“很好，这伙食标准是供给部规定下来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现在，我们的生活正在困难的时候，伙食钱是少了些，菜却要做得好些，这怎么办呢？
就要靠你们好好研究研究……。”
我站在窗前，静听管理同志的讲述。
这时，太阳把窗外的树影印上了窗纱，蜜蜂在花丛中嗡嗡？
？
地闹；
我沉浸在深远的想像中，仿佛亲眼看到毛主席当年工作和生活的情景。
当我从毛主席的院落里走出来时，枣园村农民谢登珍和史再成老汉来了。
他们曾经和毛主席谈过多次话，我请他们讲些关于毛主席和当地群众关系的故事。
他们欣然地应允了，并且领着我到山下边的树林里去转。
我们穿过林荫路，走到原中央书记处休养所前面，看到一块坪地周围栽着许多花木。
史再成说：
“这是过去书记处的露天舞场，那几年，农民给毛主席拜年带来的秧歌队，就在这个场子上演出。”
那时，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群众和干部在他们的面前围成一个圈子。
锣鼓一响，秧歌队员们就忸忸怩怩地演唱起来，毛主席被几个小姑娘羞涩的动作，逗得不时发笑。
谢登珍说：
毛主席非常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1944年08月，枣园乡下了一场冰雹，许多秋庄稼都被打毁了，群众的情绪很不安。
当时，毛主席派党中央某部的一个科长去调查灾情。
随后，就把过去农民替他代耕生产的两石麦子，发给群众做种籽。
第2年，这些麦子长得很好，获得了一次大丰收。
平时枣园村农民得了病，毛主席就让中央医务所给他们免费治疗。
同时，还让书记处的女干部教给本村妇女纺线。
（当时党中央提倡机关干部业余劳动生产，许多干部都学会纺线）还举行了一次纺线比赛，妇女史秀英纺得最好，书记处奖给她一架纺线车子。
1943年正月，毛主席给枣园村的二十四个老人贺寿，请他们吃饭，康生同志代表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还送给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
当我们走到园子中的小礼堂时，史再成说：
“过去，每年春节，毛主席就在这里请本村群众吃饭。”
那时，在这个门口放着一张方桌，毛主席站在旁边和每个来人握手接待。
每家的家长都穿着新衣服来了。
他们给毛主席带来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礼物，满满地堆了一桌。
吃饭以前，毛主席亲切地和群众谈话，许多小孩子围在他的身旁。
有时，乡上的工作人员跑过来，瞪着眼睛吓唬小孩们走开；
娃娃们急忙拉着毛主席的衣襟，往他的身后乱藏，毛主席站起来保护他们，娃娃们望着他憨溜溜地笑了。
吃饭时，礼堂内排着十几张桌子，群众入席后，每桌都有一位首长作陪。
开始，毛主席给大家敬酒，并且说：
“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不要讲客气。
过两天，我还要到你们家里去看看呢……。”
说到这里，史再成笑了，他说：
“本来我们这个村子的卫生工作作得不好，自从毛主席说了这话以后，我们家家户户就特别注意。
每天清早就叫妇女们把地扫干净，把桌椅板凳都收拾好，就怕毛主席忽然来了，窑里不干净，慢待了他老人家。
从这一年起，我们村子的卫生工作就好起来了。”
当我向谢登珍、史再成告别时，他们恳切地说：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毛主席，延安人民时常惦念着他！”
（附图片）
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

泰国红黄篮球队昨晚输给“八一”队
本报讯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5日晚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泰国红黄篮球队与我国“八一”队的友谊比赛，在比赛完毕后，接见了全体运动员，和运动员一一握手，并在一起照了像。
昨晚的比赛是泰国红黄篮球队来北京后的第3场比赛，打得比前两场活跃得多，掩护传球很成功，博得观众的热烈鼓掌。
但终因速度较慢无法阻止“八一”队的勇猛快攻，最后以四十五比一百三十七失败（上半场是十九比六十一）。

不给斯派达尔当兵
法国两青年爱国有罪
新华社5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4日讯：
法国宪兵逮捕和监禁了里昂学生纪耶尔麦，因为他拒绝在前希特勒将领斯派达尔统率下的军队中服兵役。
纪耶尔麦的父亲是一个在战争时期被盖世太保枪杀的抵抗运动战士。
纪耶尔麦在被捕前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他说：
“如果我同意在对杀害千百万法国抵抗运动战士负有直接责任的司令官指挥下的军队中服役，对于作为一个被枪杀者的儿子来说，就是侮辱了自己的父亲。”
另一个法国青年马尔蒂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捕入狱。

争取从每公顷地生产一公担肉四公担牛奶
苏联各地集体农庄展开竞赛
本报讯
04月初，在苏联中央黑土地带各州的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唐波夫州米丘林区“共产国际”集体农庄主席安德列耶娃的发言，引起了苏联全国的注意。
因为她代表她所领导的农庄的全体庄员，提出要从每一百公顷农业用地获得一百公担肉和四百公担牛奶的社会主义竞赛任务。
具体的任务是：
1957年从每一百公顷农业用地上要获得六十公担肉，1958年一百一十公担，1960年则为一百七十公担！
这样大的数字，在苏联还是创举！
大约三年前，每百公顷农业用地如果能获得二、三十公担肉就不算少了。
因此，“共产国际”农庄的生产任务，引起了全苏农民的激动和热情，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于是许多农庄响应了这个挑战，也纷纷提出和“共产国际”农庄不相上下的任务。
04月23日，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查对尔—隆格区的全区农民一道提出了大力提高肉、奶产量的任务。
他们表示，为了更好地迎接10月革命四十周年，要动员一切潜力提高饲畜品的产量。
他们承担的竞赛任务是：
今年，全区平均在每一百公顷土地上要至少生产六十公担肉，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先进农庄今年就要生产一百公担肉类。
这是全苏人民引为骄傲的数字。
这件事对于支持安德列耶娃的创举从而进一步展开竞赛有很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第1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特代表苏共中央亲自致函查对尔—隆格区的党、政、团的负责同志，以及各农庄主席和一些农业先进工作者们，向他们致贺。
赫鲁晓夫同志说：
“如果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效法你们的榜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潜力来扩大肉类和牛奶的生产，那么，苏维埃国家在一两年之中就不仅能完全满足国内对饲畜业产品的需要，而且还能拨出大量的肉和油做为储备和出口之用。”
赫鲁晓夫同志还说，他相信查对尔—隆格区的倡议一定会受到拥有同样潜力的其他各地农业劳动者的响应。
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所预料，各地农业工作者纷纷响应了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农业先进生产者的这个倡议。
04月27日的报纸上，就刊出了乌克兰温尼茨州全部集体农庄响应这个挑战的消息。
其中许多集体农庄也都承担了每一百公顷农业用地在今年即生产一百公担肉和四百公担牛奶的任务。
切尔卡斯州的两个由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领导的农庄也参加了这个竞赛，承担了类似的任务。
赫鲁晓夫同志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给他们二人和温尼茨州的一些领导同志们都写去了贺信，勉励他们努力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
这项争取在每一百公顷农业用地上尽量提高肉和奶的产量的竞赛，还在继续扩大。
这将促使苏联饲畜业的突飞猛进。

“五一”在布达佩斯
本报记者　胡济邦
“五一”节前，布达佩斯已像初夏。
人们都准备在节日着上夏季服装。
“五一”节早晨，忽然细雨蒙蒙，气温下降。
可是，天气的恶化并没有影响人们参加大会的积极性，在开会前两小时，带着全家老小的群众队伍，便开始向大会的广场集中，英雄广场附近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浩大的人海。
今年参加“五一”节是根据自愿原则，谁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
而且只开会不游行。
今天聚集着二三十万人的这个伟大场面，不能不令每个参加者都感到惊喜。
谁能计算出今天的确实数字？
这个问题在检阅台的领导同志中间曾引起有趣的争论。
有人说今天至少有二十五万人到三十万人，有人说，不，至少有三十五万到四十万人。
最后有人提出一个计算的办法，数一数有多少只皮鞋再用二除它，就会得出最正确的数字。
去年10月的反革命暴乱就是在这个广场上首先发生的。
曾几何时，这个广场上又出现了如此伟大的胜利场面，这不能不令人信服真理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今天是战胜反革命的匈牙利人民力量的第1次检阅。
切佩尔工厂的工人告诉我，今年“五一”表面比不上去年富丽堂皇。
在过去，他们的工厂在节日未到前，很早就有专管布置“五一”的车间设计模型和图表。
今年“五一”是由参加者用自己的感情做成“05月”的花树，制成了简朴的锦旗，最重要的是每人都带着一颗赤热的心来到这里。
今年在队伍中没有多少装璜，看不到一张像片和图表，但是洋溢一种特殊的气氛，一种特别真挚的情感，好像在遭难后又得到团聚的一个家庭，人们都感到这个家是更加温暖可爱，对它充满了信心。
这个工人又谈到去年反革命把工厂中的定额劳动竞赛都打倒了，现在切佩尔的企业已把这些普遍恢复起来，目前正担负着一项光荣的任务，要做出榜样，推动全国工人提高生产的效率。
从佐洛村特意赶来参加大会的农民说，他们村里人都信任政府，生产积极，这表现在今年对土地都投下了很多本。
他相信今年全国会有一次好的收成。
一位第5区法院的年轻朴素的女院长沙莫什妮，10月事件时，受了反动分子的排挤，被夺去了她最热爱的职业。
三个月前，她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谈到这里，她禁不住心酸流泪。
她说，现在她更懂得在自己的审判工作中应如何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
今天广场上最惹人注意的是那些穿着一色浅蓝衬衫的一万多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队伍，他们刚接受了党所授予的红旗，他们还带着激动的情绪在温习马罗山同志在共和国广场所讲过的话。
马罗山同志代表党告诉青年们说：
现在你们的幸福是先辈用鲜血和斗争换来的，你们应该很好地保卫它。
在10月事件中，敌人企图夺走你们的幸福，在共和国广场上，有不少忠诚的青年共产党员牺牲了。
广场上的树木还在流泪，斑剥的墙垣还留着烈士们的血迹。
你们别忘记，如果反革命得逞的话，你们工农子弟的幸福早已就丧失了，学校的大门不会再为你们打开。
你们要把这面红旗高高举起，让它永远保存在你们的心灵中。
马罗山同志的这番话大大地鼓动了每个青年的战斗情绪。
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它继承1919年的传统，在今年03月21日苏维埃共和国纪念日才宣布成立（事件以前只有一般的青年联盟）。
到现在只有一个多月，已发展到四万团员。
党的队伍也壮大了，现在已有三十万党员。
共产主义青年团将成为党的助手，他们之中主要是劳动青年。
现在，在匈牙利还有一部分青年学生思想混乱，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对知识青年思想教育的责任十分重大。
会上马罗山的讲话和卡达尔的报告达一个半小时。
报告对半年来的斗争作了一次总结，最后号召全体人民为提高生产、克服经济困难而努力。
开会中间下了一阵小雨，群众还是经得起考验，他们一直站着听到报告的结束，这说明自由集合的群众同时又是有纪律的队伍。
他们有秩序地进来，又有秩序地退出。
工人纠察队，这支新生的力量，今天受到了第1个“五一”节的检阅。
下午公园中布置了一些娱乐节目。
啤酒店中的自发的歌声更为热闹。
餐厅和咖啡馆到处满座。
格列尔山的自由神像下和鱼人堡的周围灯光辉煌。
布达佩斯——这颗多瑙河上的明珠，在节日之夜，放射出了比往日更加美丽的光芒。

南越华侨怒砸国民党“使馆”
抗议帮同吴庭艳强迫他们入越南籍
新华社5日讯
西贡消息：
南越华侨昨天再次捣毁台湾国民党驻西贡“公使馆”，抗议国民党对南越当局强迫土生华侨加入越南籍一事所采取的立场。
数百名华侨青年昨天到国民党“公使馆”举行示威。
这次示威是在国民党“外交部”发言人在3日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将“尽力协助”不愿接受越南籍的土生华侨到台湾去以后发生的。
示威群众向“公使馆”要求处理南越当局强迫他们加入越南籍的问题，有人并且提出他们的居留证已经被南越当局没收。
根据南越当局的片面规定，所有土生华侨从今年04月08日起就被认为是“越南公民”，并且必须在5月09日以前换取越南籍的身份证。
国民党“公使馆”官员命令前来示威的华侨青年把他们的侨民登记证交给南越当局。
示威群众质问，如果这样做，华侨在5月09日以后怎么办。
示威群众的情绪愈来愈激昂，他们冲进了“公使馆”，捣毁了办公室。
国民党分子召来了大批南越武装警察，强制驱散示威群众。
在这次事件中，有华侨多人受伤。
南越当局早在去年08月就开始命令土生华侨登记入越南籍。
但是这项法令受到数十万华侨的普遍抵制。
南越当局后来又在今年03月间命令华侨总登记，但是禁止土生华侨参加这次登记。
国民党“公使馆”在4月28日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南越当局要华侨总登记，不过它主张“应准许土生华侨一并参加总登记”。
国民党“公使馆”的这种立场，激起华侨的愤怒。
04月30日，数百名华侨到“公使馆”示威，要求制止南越当局强迫华侨入越南籍。
他们激于义愤，打坏了“公使馆”的门窗和家具。
赶来镇压的南越武装警察曾经逮捕两名华侨青年。
随着规定土生华侨加入越南籍的期限的临近，南越各省当局正在加紧强制华侨办理改变国籍和参加总登记的手续，有的地方甚至收回了土生华侨的居留证。
南越各地华侨人心惶惶，许多人正在设法离开南越。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方面很注意这件事，并且可能在吴庭艳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加以讨论。

叙利亚的议员补缺选举
叙利亚的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
议员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任期四年。
议会选举总统。
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意见决定内阁各部部长的任免。
本届议会是在1954年10月选出的，共有一百四十二名议员。
这次大选结果，民族主义力量取得了胜利，亲西方势力遭到很大的挫折。
去年12月组成的以阿萨利为总理的现内阁，就是由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民族独立、实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的国民党、阿拉伯复兴党，以及无党派独立人士组成的。
现内阁得到了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
今年02月间，叙利亚政府破获了阴谋推翻现政府的叛国案，有四名议员因参加叛国活动而被判刑，他们的议员资格也被取消，需要补选。
由于这四个议员是从大马士革、霍姆斯、苏韦达和德鲁士山城四个城市选出的，所以，5月04日举行的议会补缺选举，就要从这四个城市中选出新的议员。
左翼和右翼力量竞争着这四个议席。
各右翼党派在美国策动约旦事件的鼓舞下，第1次联合组成了一个叫做“联合民族阵线”的机构来进行竞选。
参加这个右翼联合阵线的包括：
人民党、穆斯林兄弟会、国民党的一些分裂派和一些右翼无党派人士。
左翼党派联合组成了“民族阵线”，其中包括：
国民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共产党和左翼无党派人士。
这次补缺选举，对议会中力量的对比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在当前动荡的中东局势下举行的这次选举对叙利亚的政治动向可能发生的影响，受到普遍的注意。
美国官员和西方通讯社对这次叙利亚议会补缺选举极为重视，他们希望右派势力能够取胜，以便加强它们在议会中的力量，从而“取得政权和使叙利亚走约旦所采取的反共道路”。
（胡真）

叙议员补缺选举开始进行
投票群众高呼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本报讯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霍姆斯、苏韦达和德鲁士山城四个城市的议员补缺选举4日开始投票。
选举在平静的空气中进行。
在大马士革的选举特别表现出激烈的反美愤绪，到处贴满了这样的标语：
“选马尔基来挫败艾森豪威尔的帝国主义计划而拯救叙利亚脱离它的危险。”
在各投票所投票的群众高喊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和支持马尔基。
一个名叫汉根的美国记者企图把群众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口号录音，激起群众的情怒，以致这个美国记者最后不得不把录音机交给了警察，然后灰溜溜地走掉。
另外一个合众社的记者哈特曼则不得不拿出他的西德护照来表明自己不是美国人。
德鲁士山城的投票已告结束。
其他三个城市的选举由于4日投票人数不足选民人数的51％，将在5日继续举行投票。

在兄弟之邦
莫斯科地下电车辟新线
今年的“五一”节，莫斯科地下电车又增加了新线路——从克里米亚广场到列宁体育场。
这条线路包括两个新车站——“伏龙芝”站和“体育”站。
04月30日在伏龙芝车站举行了庆祝通车的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讲了话，祝贺建筑者的新成就。
（上图是伏龙芝地下电车站中央大厅草图）
波兰兴建小型煤矿
波兰今年将开始兴建一些新式的小型煤矿。
这些煤矿每二十四小时采煤一千二百吨到一千五百吨，每个煤矿的埋藏量为三百五十万吨到八百万吨。
这些煤矿的一个特点是，它们的深度最多只有二百二十五公尺，等于目前建立的大煤井的深度的一半。
在今后几年里，将兴建十个至十二个这种煤矿。
世界上第1架离心纺纱机
在布加勒斯特一个纺织厂里，第1部离心纺纱机运转起来了。
这种装置在世界上是第1个。
它的特点是每分钟有许多转。
这种纺纱机平均每平方公尺作业面积的生产能力，大约比其他机器高40％。
匈牙利颁发新奖章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制好了“拥护工农政权”奖章。
这种奖章将由政府授予那些为镇压反革命的叛乱和巩固国内秩序而斗争的参加者。
越南橡胶业繁荣
越南北方的河内、海防和南定等地，现在共有一百五十多个橡胶制品工厂和作坊，能够制造自行车轮胎、胶鞋、球胆和各种机器的橡胶附件等二百多种橡胶制品。
这些工厂共拥有一千多名工人，1956年共生产了价值越币四十亿元（折合人民币二百六十多万元）的橡胶制成品。
在法国殖民者统治时期，由于法国和美国资本的垄断，越南民族橡胶工业不能发展。
解放初期，越南北方只有几间拥有几十名工人的胶鞋厂。
里海农庄庄员捕鱼忙
春天，苏联里海的捕鱼期到来了。
连科兰区“纪念列宁”集体农庄的捕鱼队已经捕了两千多公担的鱼。
看，这个农庄的捕鱼队的队长考马尔（左）和队员汗基什也夫又捕了一船鱼。
（见下图）（附图片）

愚蠢的“喜剧”
在美国，最近又出现了一部杰作，把血淋淋的法西斯迫害惨剧改编成“喜剧”来上演了。
据报道，美国从4月21日起，用“吉瓦尼斯俱乐部”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所谓“美—加亲善周”。
这个“亲善周”的“高尚意图”是要把诺曼事件所引起的新仇旧恨化为“亲善”，使美、加两国重归于“好”。
“纽约时报”认为，这场“喜剧”一定要演得成功，因为诺曼事件已“在加拿大爆发了一场对美国史无前例的愤怒”，而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美国是很不利的：
一则由于“美国正在越来越依赖于加拿大的战略资源”；
二则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正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美国怎能不首先照顾到自己的钱袋，怎能随便失掉外交上的追随者呢？
但是，诺曼沉冤莫白，美国坚决赖账，要谈“亲善”又谈何容易。
“纽约时报”不愧是一把宣传能手，它一面把堂堂美国参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逼死诺曼的勾当轻轻地归咎于所谓“一小群漫不经心的和轻率无谋的人”；
一面组织了渥太华通讯和综合报道，来大事宣传诺曼事件已经转化成了加拿大的“一个重大的内政问题”，言下之意就是：
加拿大政府应该当心，你们的反对派正在利用诺曼事件的好机会，在搞竞选运动的政治资本哩。
“纽约时报”把“亲善”的赌注押在加拿大政府的身上了。
它费尽心机地要使加拿大政府权衡一下，追究美国还是及早地把注意力转到自己“内政问题”上去，才是上算的。
在“纽约时报”的谋士们看来，加拿大政府已在政治上僵化到这种地步：
连自己的外交官的生命都操在别人的手里，而它却仍然设想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不管如何，美国老爷们认为美、加的“亲善”可以牢靠地建立在加拿大人民的仇恨和耻辱的基础上，这显然是十足的愚蠢。
　（葛）

新操典　旧队形振峰

约旦政府继续施行镇压
爱国力量转入地下斗争
本报综合报道　在约旦当局大规模镇压下，约旦爱国力量开始转入地下斗争。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大马士革4日消息说，约旦民族主义和左翼政党已经在中东某地成立“独立阿拉伯阵线”，以便推进争取在约旦立即恢复议会政府和公民自由的运动。
据说，这个地下组织散发了几千张传单，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约旦目前的统治，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且为阿拉伯团结而努力。
约旦政府发言人4日表示，军事法庭将审讯最近被捕的约旦爱国人士。
有消息说，前首相纳布西和他的政府中一切可以找得到的成员，以及被捕的数十名约旦军官都将受军法审讯。
同时，约旦当局继续在进行逮捕。
侯赛因国王亲自指导清洗陆军、警察和政府机关的工作。
“巴基斯坦时报”5月04日发表社论说，美国威胁要以艾森豪威尔主义来处理约旦危机，美国一支庞大的舰队开到了约旦的附近，并且还谈论要在约旦空投伞兵部队，证实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美国政策最危险的一面。”
利比亚“先锋报”揭露帝国主义者用“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在约旦玩弄阴谋。
报纸写道，“大部分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的约旦政治家都是不愿意做买卖勾当、不愿意牺牲自己人民权利的正直的爱国者。”
这家报纸强调西方应该对约旦的事件负责，它号召阿拉伯国家警惕地注意帝国主义者在约旦的阴谋。

美国坚持扩张原子军备政策
本报评论员
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在波恩举行的会议已经提前结束了。
会议所发表的公报表明，这个集团的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仍在竭力阻挠东西方关系的改善，并要继续推行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
美国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已使各国人民普遍感到忧虑和不安。
包括北大西洋集团的西欧成员国的许多国家的广泛社会力量，反对以原子武器装备北大西洋集团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西德的军队，并且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的爆炸试验。
同时，苏联为改善国际关系和促进裁军问题的解决而进行的努力，已受到各国人民和一些西欧国家社会舆论的欢迎和重视。
这就是北大西洋集团开会前所面对的局势，而这种局势使美国统治集团十分不安。
不止如此。
美国统治集团和西德的军国主义分子，对英国裁减武装部队人数和着重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也十分不满。
美国害怕北大西洋集团的其他西欧国家效法英国而实行裁减武装部队；
西德军国主义分子则担心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英国，会使西德在争夺西欧领导权的斗争中居于不利的地位。
以上这些情况，不仅说明美国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已十分不得人心，说明这种政策已使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进一步加深，而且说明这种政策也使热衷于以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阿登纳政府处于很不美妙的境地。
在这次波恩会议上，杜勒斯和阿登纳如扮演双簧一样，在苏联援助匈牙利人民镇压反革命叛乱的正义行动和德国的统一问题上，一唱一和地对苏联进行恶意的诽谤和攻击。
他们散布这种反苏滥调，显然是为了毒化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便迫使其他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继续接受美国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
同时，他们也企图借此来缓和各国社会舆论的压力。
由于这样，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的公报，一方面在匈牙利事件和德国统一问题上竭力颠倒黑白，另一方面则仍表示要使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拥有“所需要的新式武器”，也就是原子武器。
但是，美国和西德军国主义分子在这方面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他们特别害怕这种政策会对阿登纳政府在未来的大选中的地位造成不利的影响。
因此，西德外长勃伦塔诺在会议公报发表后仍然竭力掩饰说：
会议没有讨论西德的原子军备问题。
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是骗不了人的。
各国人民，特别是西德人民绝不会放松他们反对美国扩张原子军备政策的斗争。
除了继续推行扩张原子军备政策之外，美国还企图利用西德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统治集团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来迫使英国放缓它裁减武装部队人数的措施。
但是，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退让；
美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西欧各国人民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现在再不能忍受在原子军备竞赛的威胁下过日子了，他们要求缓和东西方的关系，实现裁减军备的愿望，是肯定还会继续增长的。
美国扩张原子军备和制造紧张局势的政策，是终久要失败的。

苏联大使写信给阿登纳
要求对苏联照会表明态度
新华社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4日讯：
苏联驻西德大使斯米尔诺夫5月04日写给西德总理阿登纳一封信，要求他对苏联政府4月27日关于两国安全问题的一份照会正面表明态度。
斯米尔诺夫的信是答复阿登纳4月28日关于苏联照会的一封来信的。
阿登纳在那封信里说，在他4月25日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已经表明，西德政府没有任何种类的原子武器，而且也没有请求要获得这种武器。
他说苏联的照会忽视了这次谈话。
斯米尔诺夫说，这种说法丝毫没有答复苏联政府4月27日照会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
上述照会并没有谈到西德军队已经拥有核武器以及西德政府已经要求获得原子武器。
他说，苏联政府的照会是提请西德政府注意实现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计划的严重后果。
关于存在着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意图这一点，从西德政府的官方发言人的多次谈话中已经显然可以看出了。
除此以外，4月25日的谈话或者是4月28日的来信中都完全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
西德的领土已经提供给西方国家配置核武器。
斯米尔诺夫指出，这种在西德境内配置外国核武器的做法，如果没有西德政府的同意是不可能进行的。
这封信在谈到阿登纳的关于西德政府要努力促使在原子武器方面达到有监督的普遍裁军的声明时指出：
西德政府目前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步骤。
事实证明，西德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在阻碍达成裁军协定。
斯米尔诺夫最后通知阿登纳，苏联政府希望西德政府能够对它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苏联和西德两国的安全问题的照会表示意见。

一个来见县委书记的农民
韩川
　不久以前，县委会制定了一种新制度：
每逢旧历14、29，都是城里大集的日子，县委书记亲自接待共产党员。
来访的客人，无非是谈论些个别的组织问题、纪律问题，或者是某基层组织作风不够民主，他的意见不被采纳，而他的意见在他看来又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之类。
这天，有一位自称不是共产党员的农民，硬碰进县委书记的接待室。
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他的弟弟是共产党员，问县委书记是否接待他？
县委书记说：
即使他的弟弟也不是共产党员，有问题到县委会来研究，县委会也非常欢迎。
“请坐”！
县委书记从暖水瓶里倒出一杯茶来递给他。
“我喝过了。
方才在你们传达室里喝了两大碗开白凉”。
客人双手接过茶杯，顺便放在就近一张小桌子上，因为讲起了传达室，客人想起了传达员，他说：
“你们的传达员同志，跟我的弟弟一样：
不允许我来见你。
我的弟弟说：
‘人家挺忙，今天是抽空接见党员的，你去干什么’？
我说：
‘要不，你就替我去。
你就说你的哥哥盖房子……’。
他没有让我说完，就在半路里截住我：
‘又是你那盖房子！
——你自己去吧’！
我去就我去，反正党天天讲不脱离群众，我约摸着县委书记无论如何不会把我撵出来。
你们的传达员同志，跟我的弟弟一个想法，他非跟我要组织介绍信不可，没有介绍信他就胡弄我：
‘书记下乡没有回来。
’我肚子里边说：
‘去你的吧！
接待党员的日子，他哪能不在家里等着呢！
’我就找到这里来了。
书记同志：
不耽搁你的工作吗？”
“不。
我们欢迎你。
请你讲下去！”
“其实就是因为盖房子的事，方才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么？
这事情——我不知道应该埋怨你们，还是应该埋怨我自己？”
他停住了，好像意识到“埋怨”用的不当，赶紧改口：
“不知道应该批评你们，还是应该批评我自己”？
盖房子……埋怨——批评？
越说越听不明白；
但是，县委书记不敢打断他的话头，让他继续说下去。
他说他姓刘，名叫刘小娃。
他的弟弟叫刘二娃。
二娃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
他落后，不愿意黑夜里熬眼开会，所以没有参加党。
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无论是减租减息，生产运动，土地改革，合作互助，直到去年的高级社：
“党指到那里，我就走到那里”。
他说党没有指错路，他也没有走错路。
从前他跟地主拦大活，二娃做一些零星工，弟兄俩一天到晚，累的“忘八二怔”；
可是，一年到头，仍旧是“吊旦精光”。
共产党领导着翻了身，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大前年翻盖了四间北上房，前年盖了三间西屋，去年又盖了三间东屋，卡子墙分成里外院，里外院由一个落地圈沟通着；
今年春天又盖了一个梢门洞，安着两扇广亮大门。
“除北上房是翻盖，大部分是旧砖外；
其余都是新砖”。
他问县委书记：
“你不会批评我铺张浪费吧？
孩子们大了，房子不够用，平分的那几间北屋要倒塌，翻盖了一下，其余就得‘平地起古堆’。
你不是没到我们村里去过，我们村里五百来户，有三百多户盖了新房子，而且都是砖的，一进村你就看到青压压的，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气魄。
就连农业社集体养猪的猪场，也是青压压的新砖盖起来的。
那一天在村头起碰到我们的社主任，他叫刘盛喜，你当然认得他，他也是拦大活出身，我们是在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
好人。
他看我正瞅猪圈，就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我拍了拍猪圈后墙的新砖，对他说：
‘解放以前，咱们都住不成这样的房子’！……”。
“今天，你是不是来反映农业社的铺张浪费呢？”
“不是。
我是来跟你谈盖房子的事情。
农业社里有没有铺张浪费，我不大清楚。
你还是让我说下去吧！
我今年的梢门洞刚盖好，就后悔了。”
“什么？
后悔了？”
“是啊，就后悔了。
常言说‘有钱盖北房，冬暖夏天凉’，东、西屋一样花钱，一样费工夫，我为什么不盖成北屋呢？
把房子盖成你们县委会这样，一排一排的都是北屋，两面开窗，又通风，又敞亮，多好！
我是从盖梢门洞想起来的。
盖梢门洞是为了牲口大车出出进进方便，下雨时把大车放在门洞里，省得雨水把车淋坏。
可是，盖起之后我才想起来，牲口大车早就入社了，梢门洞盖起来不是废物点心么？
我后悔个死。
我胡涂。
社会变了，我还按照老样子办事。
书记同志：
你们为什么在这方面不领导我们呢？
只要你们提醒我一句，就省得我后悔这下半辈子。
我给村干部们谈论这件事，他们说他们只管生产，不管盖房子的事情。
书记同志：
盖房子的事情你们不管么？
你们不管叫谁来管呢？
反正这事情一多半埋怨我自己，一少半也得埋怨你们。”
说到这里，客人才想起一进门时县委书记招待他的那枝“前门”烟，在桌子上磕了磕，两眼望着县委书记等候答案，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掏出了洋火。

1957年劳动节同庆歌
叶恭绰如潮旌旆尽飞扬，拥入天门大广场，人队分明标五一，要凭劳动作金汤。
中苏元首两相欢，争怪全球另眼看，代表双方人八亿，今朝先庆大团圆。
一片晴空漾鸽铃，冲天万翼兆和平，歌声响彻云霄里，同答如雷万岁声。
狮龙跃舞竞骁腾，队队分曹奏尔能，狮醒龙飞都有意，岂同元夜哄春灯。
队队团成五色云，几多装点尽推陈，满街耆老偕青少，科学同时大进军。
由来建国赖工农，勤俭开基更不同，几许模型兼统计，要凭人力代天功。
国家统一多民族，同气连枝各自芳，比似众星齐拱北，天街万道出光芒。
炮火何如焰火佳，好教伏老笑颜开，祥光照彻宵如昼，万目齐趋检阅台。
曾闻耀德不观兵，军备何须侈武成，得道自然多得助，只今民意早如城。
庆祝同时即整风，春温秋肃本同功，可知惕励忧勤意，即寓衢歌巷舞中。

杜甫祠（国画）　陈大羽

母与子
常徽
我走进南郭村革新农业社办公室的大门，听到一阵喀嚓喀嚓声，杂着说话声从西屋传出来。
“……大春天哩，牲口挺出力，不吃好草还行？……”
我一听是个老大娘的声音。
进去一看，两个社员正在铡草。
那个老大娘，看样子准有七十多岁，坐在铡刀的末端，熟练地向铡口里顺着草。
汗珠集结在她鼻尖上，向下滴着，两肩上厚厚的一层尘土……。
我问她：
“过午也不歇会，就干开了？”
“晌午了吗？”
大娘问我。
“别人都吃完午饭啦！”
我答。
“呵呵！
到底是年老心迟，光顾铡草，也不看看天候！”
说着，她把切好的碎草拢了拢，才回家去。
“老常，啥时来的？”
一个人在我背后亲热地叫了一声。
我回头一看，是这村里党支部书记老徐。
“刚才来的。
老大娘可真是个好把式！
这样年老的好社员，应当多奖励！”
老徐唔了几下说，“哎，她那么大年纪了，多干就多干点呗，还奖励干啥？”
我吃了一惊：
怎么党支部书记说这样话呀？
人说老徐是个好干部，这不是明明轻视社员生产积极性吗？
我几乎立刻向他提意见。
但一想乍见面，我改为试探口气了：
“你们社里有奖励制度没？”
“没有奖励制度还行？
去年俺社里就奖励了二十名社员哩……”他刚说到这里，一个小女孩喊他吃饭，把他叫走了。
我心里翻腾起来，根据我在各农业社所了解的，有好多社干部只注重青年积极分子的培养和奖励，至于老年人，奖励不奖励就无足轻重，……莫非这社也存在这样毛病吗？
为了进一步探求这个问题的根源，晚上，我到白天切草的那位大娘家里。
走进北屋，老大娘迎了上来。
我瞧了瞧这座三明两暗的房子。
屋子里的摆设还算干净利落，桌子上放着暖水瓶，在煤油灯下敞开着一个半旧书本子。
老大娘和白天的打扮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眼睛上多了一副老花镜。
显然，她是在学文化呢！
我和老大娘谈了些家常话，了解到她是一个忠厚的老人，今年六十九岁。
因为年老无力，不能做重活，在去年主动提出学做切草工作。
春节过后，照例妇女们不破五（旧历正月初五叫“破五”）不伸手，可是她在正月初03日就干起来了。
她一口铡刀天天供养着八头牲口的食用。
她自己还是那么精神愉快，笑声朗朗。
“你对高级社有什么意见吗？”
我问。
“意见？”
她朝我看了看，停了一会笑着说。
“意见该没有哩！
高级社再向前走快点就好了。
这不是……”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了个小小笔记本来，指着叫我看。
“这是俺社今年的丰产计划：
北坡地棉花亩产五百斤，西陵岗地亩产谷子三百五十斤……这些亩产斤数，我看不算高，我计划今年要投一百五十个劳动日。
搞丰产全凭大家一股劲啊！”
她兴致勃勃地谈着，但我心里仍是怀疑：
真没意见吗？
我撇开她的话题转问：
“你对社里的领导干部有意见吗？
对支部书记有意见吗？”
“你说支部书记吗？……说起这孩子，他心眼都长到社里了。
去年秋天因为闹水灾，收入少，他手里一分钱也没有，连烟袋锅子也装不起了，可是他还到处东跑西颠的，问问张三有什么困难，瞧瞧李四需不需要救济……”
我忍不住，终于说了：
“听说你们社里去年奖了二十多个社员，像你劳动得这么好，是否也受了奖励呢？”
“没有。”
老大娘说：
“不！
是我不要。
去年社里给我奖十个工，我想咱们闹革命的人家，应该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因此我就不要了。
同时，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前五年抗美援朝牺牲了，老二在村里当支部书记，更该这样……”
“什么？
支部书记老徐就是你的儿子？”
我打断了大娘的话。
“对了”。
徐大娘点了点头。

牢骚和“自叹歌”
若望
有一些做思想工作的人，他们很注意所属人员所发的种种“牢骚”，他们过去所以重视下面的“牢骚”，因为从这里面可以发现人们真正的思想。
当汇集了诸如此类的牢骚以后，便采取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种是个别谈话，批评一顿，说是不该这样自由主义或小广播；
第2种是记入账本，等待年终鉴定或开生活检讨会时，来一个总算账，大意不外是说他会发牢骚，组织观念不强，严重一点的则批评为散布不满情绪，损害领导威信等等；
第3种就是大会点名，在群众会议上说某某人说了一句什么不妥当的话，作为某种不正确的思想的典型，批驳得体无完肤。
被点着名的人，没有一点申辩的机会，从此以后，也就很难抬起头来。
被叫去个别谈话的，或是在大会上被点着名的人，他们在纳闷和懊悔之余，就免不了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就是私下里随便说说，是什么人打我的小报告的呢？
结果，就联想到党员和团员的身上来了。
这样，就使得这些人远离我们的党和青年团，对党员和团员产生了某种戒心。
当然，我在这里也无妨批评这种联想实在是捕风捉影的猜疑，而好猜疑之特性，据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甚的。
这样批评自然是容易的。
可是它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却只会加深这种隔阂。
其根源却由于这些从事思想工作的同志，自己的思想就有问题。
首先他们是主观主义的，对“发牢骚”缺乏辩证法的研究和考察，把“牢骚”一律看做是大逆不道；
他们是宗派主义的，因为他们只相信某些党员或积极分子的汇报，把好发牢骚者引向与党、与青年团对立的地位；
他们又是官僚主义的，因为他们不让下面讲不满的话，不喜欢听带有讽喻性的批评。
须知：
牢骚者，即不平之鸣也，“不平”者，即矛盾之所在也；
而在缺乏民主的气氛下，言路阻塞，下情不能上达，乃化为三五知己之间的“牢骚”。
固然，牢骚里面一定有许多不健康的消极因素，如道听途说，添枝加叶，个人成见，各走极端等等；
问题不应该光看到这一面，还应该看到牢骚里面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如直率的暴露思想；
尖锐的自下而上的揭露，可以听到各种反面意见；
对我们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发出警报，这一类意见往往在正式的会议上是听不到的。
长久以来，我们光看到“牢骚”的消极的一面，看不到“牢骚”中也包含着另一种东西。
更不善于化消极的东西为积极的东西。
于是把下面的“牢骚”视为“自由主义”或“散布不满”，采取手段压之，禁之，把发牢骚的人列入“落后分子”队伍中，无非是想一手堵住人们的嘴，结果是原来的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
古人有言：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牢骚是堵不住的。
我倒并不是提倡大家来发牢骚。
但我认为：
牢骚也是一种民主不足的补助手段。
凡牢骚多的地方，那里的民主生活一定不正常，那里的领导者总不大喜欢听取群众的意见。
所以，如果要人家不发或少发牢骚，正当的办法就是多多的发扬民主，真正尊重下面的反面意见；
其次，应该分析“牢骚”中包含着带有批评的部分，要学会利用各种反面意见检查我们的工作，从积极方面求得改进，也就是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牢骚”中的不健康因素，如夸大事实，个人成见，过高要求等等加以解释和说服，而这种解释和说服切忌在大会上指名，应该不牵涉到具体的人，在适当的场合采取诚恳的友好的态度附带说明一下就行了。
有时候，不作解释和批评也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有“宰相肚里好撑船”的胸襟，用不着为两三句下面的流言而耿耿于怀。
近读解放日报上登载甘牛的一篇“试改‘自叹歌’”，里面引录了几首有趣的现代民歌，我看这几首民歌，其实也是“牢骚”之类，不过它采取了艺术的形象化手段罢了。
比如其中有一首：
“好女不嫁乘车郎，三朝两夜守空房；
有朝01日郎君归，呼呼一觉到天亮！”
甘牛同志只是针对“自叹歌”里不正确的思想，加以批判，并指明：
不论火车上的乘务员或经常在外的采购员，他们的劳动都是不可少的，都是光荣的，这种讲法虽然正确，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即使把“自叹歌”改成“自乐歌”，同样不能解决思想问题。
依我看来，像乘务员的这首自叹歌，非常深刻而沉痛地抒发了他们的苦闷和要求。
因为列车上的乘务员的服务时间，过去安排得很不合理，他们一上了车，直到终点站才能休息，有时候连做两天或三天的通班，弄得精疲力尽，“有朝01日郎君归，”竟至于“呼呼一觉到天亮！”
我们除掉同情他们，赞扬他们的耐久的劳动精神以外，还应该挖得更深一些，看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首“自叹歌”正是给我们发出了警报，要求领导上来考虑改变乘务员的工作时间问题，关切他们的切身利益。
只有这样来对待“牢骚”或歌谣体的“牢骚”，才能从这中间吸收到有益的东西，才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转载4月20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