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长江大桥钢梁合龙 武汉三镇连成一体
本报武汉4日电
今天下午两点五十九分，武汉长江大桥钢梁在江心六号墩处架好最后一根杆件，一座长达一公里多的大桥在波浪滚滚的长江上接通了，武汉三镇连成一体了。
长期分别坚持在汉阳龟山、武昌蛇山两岸工作的桥梁工人，都涌到这里握手拥抱，热烈庆祝长江大桥的建设工程基本完成。
从此，全桥建成和火车通过大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前几天，当武汉长江大桥的钢梁架设得只剩一个小缺口时，武汉街头巷尾就议论纷纷：
“长江大桥快架成了”。
江里的船只每次开过长江大桥附近，人们就拥挤在船舷边上出神地观看这个进展迅速的工程。
今天下午，武汉市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拥挤在武昌岸堤和汉阳龟山上，观看长江大桥钢梁合龙的盛举。
今天下午二时二十分，武汉长江大桥钢梁合龙的庆祝仪式宣布开始，在震天的鞭炮声中，六号墩处靠下游的最后一根上弦杆便在彩色影片摄影机的镜头下，缓缓上升，到两点五十九分便架设完毕。
当长江大桥工程局长彭敏宣布“武汉长江大桥钢梁合龙，全桥接通了”的时候，一群女职工和小学生把美丽的鲜花献给在长江大桥建设中做了杰出贡献的苏联专家们，顿时，一束束花朵又传到了钢梁顶上的桥梁工人手中。
接着，成千的人群，便熙熙攘攘走过桥梁，汇集在龟山桥头，八千职工参加的庆祝钢梁合龙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会上，铁道部长滕代远、中共湖北省委第1书记王任重、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和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负责人分别讲了话。
他们对参加长江大桥建设的苏联专家、中国工程师和全体工人致以热烈祝贺和谢意。
滕代远在讲话中还特别谈到，在我国第2个五年计划中，还要修建郑州黄河复线桥，潼关黄河便桥，重庆长江大桥等。
他号召全体职工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为修建更多的桥梁而努力。
为了庆祝钢梁合龙，今天晚间工程局的中苏桥梁建设者举行了友谊的联欢。
中共教育部党组负责同志谈
教育部整风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报讯
本月04日，中共教育部党组负责同志接见记者，谈教育部在整风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教育部党组负责同志说，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到普通教育工作方面有很多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1，几年来，中小学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
但由于学龄儿童入学数量和小学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剧增，中小学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人民要求多多增办学校，而国家受着经济和人力的限制，事实上不可能增办那么多，这就产生了人民的需要同可能之间的矛盾。
第2，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教与学发生矛盾。
现在，中学有50％、小学有37％的师资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门类过多，分量过重，选材不恰当，课文过深，学生接受不了，这都是造成教学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第3，中小学毕业生逐年增多，除一小部分人能够升学外，绝大部分人需要参加农业生产；
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参加农业生产有不正确的看法，毕业生的思想同国家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
以上各种矛盾的产生，除了有客观原因以外，同教育部领导方面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是分不开的。
如对群众集体办学的方针摇摆、对职工业余教育不够重视；
对有关提高教学质量带关键性的教材编审工作放松领导，对教师的提高抓得不紧；
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劳动教育忽视；
在办学中机械搬运外国经验。
以上三方面的矛盾所以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首先是由于教育部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几年来，领导上忙于行政事务，放松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及时地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有关学制、课程及教材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认真同教师和学生商量，同地方教育部门的联系也不够。
对于很多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也没有很好地帮助他们总结经验。
对于教学计划、教材以及教学方法等，不是闭门造车、凭主观想像办事，就是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表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在教育部也是存在的。
这表现在对党外人士不够放手，没有很好地发挥他们在人民教育事业中的作用。
由于教育部领导方面过去有很多毛病，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以致积累成堆。
在教育部内部，过去缺乏思想领导，思想认识不统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有很多问题，以致当前的工作任务不能顺利贯彻。
党组负责同志说：
今年以来，教育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暴露得明显了，我们也积极开展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想办法改变我们的工作面貌，但因为没有把问题提高到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此，教育部就特别需要整风。
只有通过整风，求得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能改进工作和正确处理教育工作中的矛盾。
在这次整风中，虽然还有困难存在，但由于有中央明确的指示，部内干部思想认识的提高，部外有关方面对部的工作缺点积极的严肃的批评，相信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工作状况的。
党组负责同志说：
教育部的整风运动打算分四个步骤进行，即学习文件；
检查和总结工作；
领导干部检查思想作风；
总结。
预计在年底以前结束。
在学习文件期间，要求党员认识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明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并在这一思想基础上，联系教育部的实际情况，认识在教育部工作中有哪些人民内部矛盾，应该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
在总结几年来工作和检查领导思想作风时，除发动部内全体干部提意见以外，还发动学校教师及部外有关方面对部的工作提出批评。
中央直属机关研究整风重点
着重检查政策执行情况
本报讯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在昨日下午举行扩大会议，各部、委、局的党组织负责人首先汇报了各单位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
多数单位已经讨论或制订了本单位整风运动的具体计划，一部分单位正在进行讨论。
有些单位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单位负责人是领导小组的小组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领导小组。
有些部还依据所属各支部的实际情况，又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
有些单位讨论了机关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
会议建议各部、委、局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尽速制订整风运动的具体计划。
大体的步骤，可以先在学习毛主席的两个报告的基础上，划出一段时间，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人民日报有关的社论，以便正确理解和掌握指示的精神，顺利地开展整风运动。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指示的整风重点和方法等问题。
认为这次整风运动，首先应当着重检查、总结和改进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就是着重检查、总结和改进各部、委、局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所规定的有关各部门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因此，各单位必须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将检查到的各类问题，如执行政策方针和机关内部矛盾等问题，分别主次轻重，逐步研究，逐步解决，逐步改进。
有些问题、特别是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次要问题，如果已经解决或改正，则可不再提出，以避免一开始就纠缠在次要问题上、因小失大，或因争论次要问题而拖延时间。
会议认为，采取多种方式方法，放手鼓励批评，以消除顾虑，并且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情况，有重点地检查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这种作法是可行的。
会议对于个别新的单位有人认为“无风可整”，以及个别单位有人误认为“专整领导干部”等等不健康的思想作了分析。
会议最后决定：
在整风运动中暂时停止机关的理论学习；
整风学习和检查总结工作的时间，暂定每周两个半天。
会议希望在本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第6次（2日本报误排为“第2次”）代表大会上，请有关各部的负责同志出席大会，分别报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五四”之夜中山公园如同蓬莱仙境
中苏元首与青年游园同乐
新华社4日讯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今晚一起出席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四”青年节的游园晚会。
这个晚会是首都各界青年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而举行的。
晚霞方落，新月当空，公园里参天的古柏林中亮起了五彩电灯。
十八个著名的文艺团体分散在八个地方表演各种精采节目。
在绿树丛中，在含苞待放的芍药花旁，盛装的青年男女有的在谈笑，有的在舞蹈，他们兴奋地等待两位主席来这里和他们欢度自己的节日。
八时十分，伏罗希洛夫主席同毛泽东主席在青年们的夹道欢呼声中来到了社稷坛。
在这里，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以雄壮的大合唱开始了表演。
一百六十多个男女学生含着微笑演唱了歌颂中苏伟大友谊的“莫斯科—北京”，然后又唱了“是我们——年青人”。
伏罗希洛夫主席接着观看了杂技演员的表演，他一再为爬杆等节目的演员们鼓掌，并且连声称赞演得妙极了，演得非常的妙和出色的好。
在看到表演绳技的演员把一根柔软的绳子结成圆圈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穿过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伏罗希洛夫主席赞赏地说，这是柔软的绳子，但他却把它变成像一根钢丝了。
紧靠着社稷坛的中山堂前面的广场上，一群大学生们围起圈子在跳着交谊舞。
伏罗希洛夫主席同毛主席走进了清华大学学生们的舞圈，他们接受两个穿着大红的蒙古民族服装的女学生徐永贤和李孝美的邀请，同她们跳了一场舞。
伏罗希洛夫主席开始跳着交谊舞，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带着他的舞伴跳起了乌克兰舞。
拉希多夫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也都同学生们在一起跳了交谊舞。
在进入中山堂内休息的时候，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胡启立代表全国学生和青年祝伏老万寿无疆。
伏老紧紧握着胡启立的手说：
“我感谢你们，今天你们组织得太好了，祝你们学习好，好好地学习！”
胡启立说：
“伟大的苏联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伏老说：
“我们的榜样是什么？
我们的榜样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的青年，用老一辈艰苦革命的事迹教育青年为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
这样，我们就真正树立了典范。”
胡启立又说：
“苏联永远是我们的老大哥。”
伏老说：
“我们彼此是互相学习，互相树立榜样。”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毛主席在西树林里观看了一群青年舞蹈演员们表演的朝鲜族舞蹈顶水舞，和中国古典舞剑舞以后向南走去，来到了六百多个中苏儿童联欢的地方。
两个手持荷花和荷叶的十多岁小女孩装扮的小仙女奔到两位主席面前说：
“我们是儿童世界派来的和合二仙，请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毛主席笑嘻嘻地问：
“你们要我们来，给我们什么节目看。”
和合说：
“请你们看很多舞蹈。”
两位主席走近树林就听到一阵轻脆的鸟声，小鸟儿、松鼠在树上立即把贵宾来了的消息报告给孩子们，小白兔、小鹿、猴子听到喜讯从山洞里跳了出来，两位带着红领巾的中苏少先队员也代表大家忙着向两位主席献花，把两位主席搀进了神话境地般的松林。
四个仙姑穿着白色纱衣，头上戴着闪闪发光的花冠，把大批的花瓣撒在两位主席身上。
当贵宾们入座后，北京舞蹈学校的小演员们首先表演了拔萝卜，北京苏联中学的学生们接着演出了藤圈舞。
彭真市长请两位主席到别处去看看，伏老兴致勃勃地说：
“别走，被吸引住了，再看一会吧！”
舞台上又出现了北京舞蹈学校学生表演的“玛佐卡”舞。
每个节目演完后，两位主席都鼓掌称赞。
贵宾们又看了木偶戏，从跳舞的人群中走过。
伏老说：
“今天的晚会组织得真好！”
拉希多夫副主席和叶留金部长说：
“如入仙境！”
伏老的儿子和儿媳说：
“简直像神话一样，什么都舍不得不看，但又不知看什么好。”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毛主席在欢呼声中离开了这里。
青年们怀着幸福愉快的心情一直歌舞到深夜。
（附图片）
下图：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毛主席在游园晚会上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高粮摄
伏老游故宫
本报讯
昨天下午，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朱德副主席陪同下，参观了故宫博物院。
伏老和朱德副主席并肩携手地游览了三大殿、养心殿、长春宫等处。
伏老对于已有五百年历史的皇宫的建筑称赞不已，特别是对宫殿里陈列的青铜器、玉器、雕塑等多种多样的艺术品发生浓厚的兴趣。
伏老说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华。
伏老同朱副主席游览了御花园后，在漱芳斋稍憩。
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向伏罗希洛夫主席赠送了六本铜版宋人画册。
长江和伏尔加河的友谊——为庆祝武汉长江大桥合龙而作
袁浩
旧话重提
武汉长江大桥是1950年春天开始初步设计，1955年07月提前开始施工的。
大桥采用的世界上最新的桥梁施工法——“管柱钻孔法”，是根据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工作组的建议试验成功的。
这座大桥全长一千六百七十公尺，其中跨江面那部分为一千一百五十五公尺。
大桥共有八个桥墩，每个都有五、六十公尺高。
桥下可航行最大的轮船。
桥有上下两层，上层可并行六辆汽车，下层可对开两列火车，两岸的桥头堡里装有楼梯、电梯，专供行人上下桥使用。
原计划规定：
这座大桥铁路部分在1958年通车，公路部分在1959年通车，现在预计今年10月就可全部建成。
毛泽东主席接见萧恢塔议长
新华社4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接见了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夫妇以及他们的子女等。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林伯渠、李济深副委员长和张苏、余心清、刘贯一、程之平。
接见的时候，缅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茂也在座。
据新华社4日讯
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等在今晚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东北各地参观访问。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和萧恢塔议长握手 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
解放军驻京各单位负责干部
座谈军队整风问题
新华社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今天召集驻北京各单位负责干部举行座谈会，讨论在军队中开展整风运动问题。
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在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内部的各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官兵之间，解放军各总部同部队之间，以及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
整风的重点应该是团以上领导干部。
各单位必须具体分析干部的思想动态，确定整风重点。
萧华上将还指出，在军队中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说，军队虽然具有集中统一的特点，但这并不妨碍“放”和“鸣”，而且正由于军队集中统一，更应该大胆地“放”，大胆地“鸣”。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经验，发扬了民主，士兵更会听指挥，领导也更为加强。
他还对过去军队的若干领导干部和文化工作部门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干涉文艺创作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
在讨论中，驻北京各部队的负责干部一致认为，在军队中开展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对高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也都表示热烈拥护。
会议研究了军队内部有那些主要矛盾及其具体表现，还对整风的方法、步骤等展开了充分讨论。
总政治部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4月30日就开会讨论了在军队中开展整风运动问题。
保定市订出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制度
每人每年要参加四次劳动
据新华社保定4日电
河北省保定市义务劳动委员会3日下午召集驻保定市党政机关、部队和团体的有关人员举行会议，根据最近制订的本年度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的计划，具体分配任务给各单位，并订出了义务劳动制度。
这个制度规定，各单位的干部（包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内）除去年老、有病、出差等人员外，平均每人全年参加四次义务劳动，每人每次劳动四小时。
根据这个规定，今年将有三万多人（占这些单位总人数半数左右）参加义务劳动。
义务劳动的内容是帮助郊区农业社做备耕、春播、麦收、秋收等多种农活，和参加修路、筑堤、整理沟道等市政建设工程。
从2月份起，驻保定市各机关团体干部已有二万多人次先后到市郊各农业社参加义务劳动，和社员们一起积肥送粪、管理麦田、播种庄稼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电谢中央贺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新华社呼和浩特4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3日分别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出致敬电，感谢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祝贺。
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电报里说：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年来，蒙古民族实现了统一的区域自治，结束了三百年来的被分割状态，完成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面貌和蒙古民族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的民族关系，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这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辉煌胜利。
这一切成就，都是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正确、英明领导的结果。
今后，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更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和自治区而奋斗。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3日还分别打了电报给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省、自治区等有关单位，感谢它们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祝贺。
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参加体力劳动
本报讯
农垦部张林池副部长在北京国营双桥农场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大大鼓舞了农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04月30日上午，张林池副部长扛起大锄，下地和工人们一起中耕洋白菜。
在他的带动影响下，生病刚好不久的苏冰场长和学生出身的从来没有拿过锄头的景良副场长，也都扛起了锄头；
生产队长们更是不甘落后，纷纷下地和工人们一块干活。
许多工人看到干部扛起了锄头，特别是看到张副部长和自己一起劳动，都十分感动。
他们说：
张副部长那么忙，还下地参加劳动。
咱们更应该好好干啊！
还有的说：
干部都扛起了锄头，搞好咱场的生产可有把握了。
（张毅）
和建筑工人一起装筐抬土
天津党政负责干部参加建筑工地劳动
据新华社天津4日电
新华社记者方凌报道：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第1书记、天津市市长黄火青和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天津市的副市长等五十多个党政负责干部，今天到天津大学建筑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参加了为大学生建筑宿舍大楼的劳动。
这是他们进入城市八年多以来第1次参加体力劳动。
据市委负责人说，今后他们将建立起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
最近他们还准备到商店、公共食堂去帮助售货员和服务员工作。
通过各种义务劳动，密切和群众的联系，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黄火青刚一来到灰土工程队，就担任了装筐的任务。
年青的抬土工张家信看他力气不小，动作很快，决定自己一口气抬两个筐让他来装，黄火青把每一筐都装得满满地而且压了又压，从不影响他们川流不息地抬运工作。
张家信惊异地说：
“这位老同志可真行啊！”
黄火青立即问道：
“谁说我老了！
咱们比比看！”
于是一场竞赛又使他们更加活跃起来。
工地另一头，灰土小组长周文泉正在教市委书记、副市长李耕涛掌握装筐技术；
另一位副市长宋景毅头上包着毛巾，在一旁拌灰；
雇工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市委政法部部长李权超，干得特别起劲，他干完了自己的活又紧接着帮助别人干活。
有人告诉记者说，李权超当年在延安时，是个开荒能手，每年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这次大家照顾他年纪大身体弱，曾几次劝他不要来，但是他坚持参加体力劳动。
他说：
“这几年坐办公室都把劳动的劲坐掉了，越坐越觉得自己进步慢。
这下参加体力劳动，可算又得到一个进步机会。”
工人们见到这些负责干部的热情劳动的情景十分激动。
工人们为了照顾这些负责干部的安全，不让他们抬着沉重的土筐下到基坑里；
在通往基坑的跳板组成临时接力队抢着接运土筐；
在休息的时候，工人们热情地送来大碗白开水，并和他们谈家常。
整个工地呈现出一片亲切的气氛。
灰土小组组长周文泉说：
“和市长们一起劳动，是我有生以来第1次，这对我们鼓舞太大了！
今天我的劳动效率至少可以增加三倍。”
当夕阳西下，这些领导干部即将离开工地时，工人们自动聚集起来欢送他们，并且高呼口号，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黄火青代表大家向工人告别时说：
“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咱们都是劳动起家，不能忘本。”
这时候，工人们激动地鼓起掌来，并争着和黄火青握手告别。
（附图片）
黄火青同志（中间）在铲土。
新华社记者 田明摄
在文化部的党组会上
刘甲
解决问题的关键
怎样认识整风对我们工作的意义？
04日上午举行的中共文化部党组和中共文化部党委联席会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有人说：
在文化部门的工作中，集中地反映了人民对文化的要求同文化部门对文化供应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组织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来为工农兵服务。
文化部门的各个环节上，有许多矛盾。
主观方面的错误，使这些矛盾尖锐起来。
长久以来文化部的领导上设法找寻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而不可得，以致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各方面的意见满多，领导上也很苦闷。
现在，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帮助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克服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部的领导人员必须先走一步
这次整风，是部的领导干部先走一步呢，还是上下齐头并进呢？
这是会上讨论的第2个问题。
大家认为：
部的领导干部整得好坏，是整风成败的关键。
因此必须保证领导干部整好。
谈到怎样具体安排，有人主张分成两批进行，领导干部先进行，然后一般干部和事业企业单位再进行。
有人说这样不行：
有些单位，群众积极要求开始整风，有些单位的一些突出问题急需解决，不容许把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以及部的所属单位截然分开，应该一齐开始，但可以提出不同的要求。
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部的领导干部必须抢先一步。
这要靠领导干部的高度自觉，在开始时，每周最好进行四次整风学习。
同时，工作要适当安排一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解决，其他可暂时放一下。
另外，要发挥下层领导的积极性，它们能挡住的就挡一下。
要不要分阶段
在讨论整风步骤的时候，开始有人主张分为三个阶段：
第1阶段精读文件（用一个月时间）；
第2阶段检查工作，检查思想、作风，解决问题（用二个月时间）；
第3阶段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用一个月）。
一经讨论，便发现这并不切合实际。
文件既不能关起门来读那样久，总结也不能作得那样快。
特别是部的主要领导干部，整了自己，又去领导整风；
在领导整风的过程中，又听到了别人的意见，作进一步的反省，直到整风结束，都应当看作是部的主要领导干部整顿自己的思想作风的过程。
在这当中，许多实际问题是要加以解决的。
总之，从头到尾都应当贯彻这种精神：
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听、边整、边改。
应该抓紧的和应该放松的
要作到整风、工作两不误，必须抓住主要工作，减少一些可以减少的工作。
但是哪些应该减少，哪些不能减少呢？
会上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
主要的业务，与群众直接有关的业务不能减少。
比如关于各剧院、剧团的巡回演出就不应减少或停止，否则，就会越加加深原有的矛盾。
而一些行政工作可以适当减少。
有的会可以不开，可以缓开，有的报表可以不发，可以少发。
具体的项目由各局、司和各事业企业单位去安排。
曲艺艺人座谈百花齐放方针
培养第2代 挖掘传统曲目 鼓励曲艺创作
本报讯
中国曲艺研究会，5月04日上午召开座谈会，讨论在曲艺工作中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到会的有北京市曲艺艺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共四十多人。
会上艺人们踊跃发言，指出目前曲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批评了某些领导部门不重视曲艺工作。
大家认为曲艺是百花中的一朵小花，要使它繁荣发展，培养第2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带徒弟有一些困难，领导方面对这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很不够。
著名山东快书演唱者高元钧建议设立曲艺学校或曲艺训练班，来培养新的曲艺演员。
其次，大家认为要使曲艺之花开得茂盛，应当重视传统曲目的挖掘和整理工作。
西河大鼓演唱者蔡连贵说：
“现在唱的西河大鼓只是一个调，过去一些老前辈唱的就不是这样。
现在唱西河调的老艺人在北京的已不多了，如不抢救，就要失传。
老前辈自己也很着急。”
北京市曲艺三团高凤山说：
“过去北京市曲艺界有十老，现在还剩八老，小的六十多岁，大的八九十岁，他们肚子里有很多东西，假若不及时挖掘、整理，损失就大了。”
好几个艺人都希望中央文化部门能举行一次全国曲艺会演，这样能挖出不少好东西，挖掘曲目的工作单靠个人去作是不够的。
他们说，各种剧都有会演，就是曲艺没有举行过一次全国会演，希望领导考虑这个问题。
关于挖角问题，大家也提了不少意见。
曲艺团顾荣甫说：
“国营剧团和广播电台等，往往以‘公费医疗’和‘保证入党’等条件来拉演员，这是不好的。”
高凤山说：
“挖角等于把花蒂蒂摘了，要挖，就全盆挖去好了，否则花还是开不好。
老艺人对别人挖角感到很难过，他们说带徒弟几年不容易，我们以后老了依靠谁呢？
希望领导上对曲艺多上粪、浇水，使花开得好，不要摘花蒂。”
对曲艺创作问题，大家也提了不少意见。
认为领导过去对曲艺创作的鼓励和支持不够，评书艺人段兴云说，他们曾花了一年多时间写出八段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书，约四万多字，交给领导部门后，就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打击了大家的写作情绪。
希望领导以后对创作多支持多鼓励。
高元钧希望作家们今后能多写一些曲艺演唱作品。
曲艺三团张善增对目前相声节目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不满。
他说，相声节目虽然很多，但能挑出来作为经常演出的却很少。
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一些相声，从形式到内容差不多全都一样，题材不广泛，内容不新鲜，形式单调，其实，相声的样式是很多的，相声老前辈曾有“十样相声”“八样相声”的说法，现在似乎就成了“一样”了。
他希望曲艺研究会多向群众介绍一些各式各样的相声。
有的艺人在发言中，希望政府注意改善艺人的演唱环境，使曲艺艺术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他们并对北京市文化局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轻视曲艺艺人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用群众力量预防疾病
预防为主，是社会主义保健事业的基本方针；
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个方针才能得到贯彻。
我国卫生工作遵循着预防为主的方针，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几种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如霍乱、天花、人间鼠疫基本上已经消灭了，或者被控制住了，其他传染病发病率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近来各地对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也积极进行了防治；
对某些地方病、厂矿企业的职业病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
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卫生部门总结了一条经验：
全面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必须把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但是，目前在我国卫生事业中，对预防为主的方针贯彻得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教育和组织群众开展卫生预防工作，还做得不普遍、不及时。
去年冬天，各地流行麻疹，个别地区发生猩红热；
今年开春以来，不少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有的地区还发生脑脊髓膜炎，这都是预防工作做得不够好的结果。
当然，在现在的条件下，由于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能提供更有效的办法，来把这些疾病完全加以制止和消灭。
但是，在人民生活已有改善，人民卫生事业已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只要我们认真努力从各个方面贯彻预防为主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有效地控制某些疾病，减少它的传布和流行，并且大大地降低发病率，是完全可能的。
如1956年全国各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后，许多城市的各种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了。
南京市各种传染病发病率比1955年下降了37.67％，福州市疟疾发病率比1956年下降了60％，伤寒发病率下降了67％。
又，天津重型机器厂，有一次发生流行性感冒，在十多天里，就有一百三十多个职工患病；
邻近的毛纺织厂在同一时期内，及时地采取了预防措施，发现病人即时隔离，并向职工进行了预防知识的宣传，流行性感冒就没有在那里流行起来。
这说明发动群众做好预防工作，是预防疾病的根本办法。
预防疾病，同疾病作斗争，是经常的、艰巨的、复杂的工作。
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卫生习惯和卫生科学知识落后的现象还很普遍，要搞好预防疾病的工作，卫生部门就不能满足于一般化的号召和宣传，而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极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
这就要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采取适当形式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给以经常的卫生教育，使他们成为经常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力量，深入到群众生活和生产的各个角落，进行切合实际的卫生宣传和组织工作，经常地推动群众学习卫生知识，参加卫生活动，逐渐改变不卫生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办法，将治疗和预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卫生防疫机构必须加强对疾病的调查研究，在整个卫生医疗网中发挥卫生防疫的技术指导作用。
要达到这些目的，关键问题在于卫生部门要加强对卫生防疫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
几年来，我国的红十字会在许多城市发展会员，建立基层组织和训练红十字卫生员，建立卫生站，对于团结卫生积极分子和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协助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卫生宣传、防疫、急救和指导环境卫生、家庭护理等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经验证明，它是把卫生工作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它可以作为卫生部门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助手。
卫生部门应当重视这一群众性的组织并充分运用他们的力量。
为了扩大卫生预防工作的群众队伍，红十字会今后应该有步骤地把卫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为会员，给以经常的卫生知识和互助友爱、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教育，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担负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更多地更好地协助卫生医疗机构，深入开展卫生宣传，进行除害灭病、疫情报告、家庭护理和意外伤害的急救等等活动。
为了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同疾病作斗争的力量，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应该经常注意和检查本地区的卫生工作。
各级卫生部门应该对卫生防疫、医疗预防机构和群众卫生组织的工作，进行恰当的安排，密切它们之间的工作联系，发挥一切积极因素。
各人民团体应该经常教育自己的成员讲究卫生。
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应该人人动手，做好卫生预防工作。
科学家希望科学院用走群众路线的方法
解决科学院同各方面的矛盾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讨论科学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座谈会，3日继续举行了一整天。
应邀出席的有数学、物理、化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科学家近五十人。
二十位科学家发了言，他们除继续揭发科学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以外，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特别强调走群众路线是最好的办法。
物理学家周培源首先提出，科学院的方针任务是不明确的。
科学院应该是全国科学研究的司令部，指挥科学大军作战的，学部也应该是那一部门的司令部，但是现在院内的工作做得多，院外的工作做得少。
力学家钱伟长也认为，“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但是现在没有做到。
科学院的人们有这样一种思想：
“还是先搞我们的吧！”
为什么？
他说根源在于不依靠群众。
“人心向院”，也正说明人们需要科学院的领导，高等学校、产业部门都有希望于科学院，但是都失望。
目前存在的问题，只要依靠群众是可以解决的。
许多科学家认为，目前科学院的领导方法应该改变，应该广泛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冶金学家陈家镛说，科学院对集中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的研究所的领导，形成“远距离操纵”，以致各所都各自为政，可以共用的图书、设备等等，都各搞一套，浪费很大。
声学家马大猷提出，新成立的电子学、计算技术等四个研究所业务上是互有关系的，但彼此不通气，不仅工作上有损失，也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院里应该考虑这问题。
化学家王葆仁说：
“学部不要成为学部委员的学部”，“学部委员不要成为自高自大的先生”。
他建议学部处理事情要同各有关方面商量，学部委员可以仿照人民代表的办法，定期访问各地科学家，听取意见。
冶金学家叶渚沛指出，我们的研究机构组织得很好，可是没有研究。
这是很应该注意的问题。
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科学机构的政治领导人更多地信任科学家，放手让科学家们工作。
物理学家洪朝生认为，现在研究所里思想教育由党、团做，同业务的领导分开的办法很不好。
业务是离不开思想的。
对领导业务的导师可以有更高的要求，让他们参加思想教育工作。
这样可以有助于思想教育，而且老科学家们也是乐意的。
化学家袁翰青特别提到，应该改变一些老科学家不做研究工作的情况。
他说，院长、副院长，二百三十二位学部委员，都不应该“脱产”，每人至少要有一个研究题目，这样才能推进科学，也有利于对科学的领导。
不少科学家谈到，科学院同高等学校的关系“紧张”，同产业部门的关系也不好。
马大猷认为，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之间，而在于领导上的互相不接头、不了解情况，许多问题的处理缺乏协商。
女力学家李敏华说，科学院同高等学校间的矛盾，有时也许只是一种“传说”，如力学研究所同北京大学的力学系就合作得很好。
她认为，只要科学院同高等学校见面谈谈，矛盾就可能解决的。
几年来科学院派的一些留学生，有的专业水平太低，有的外国文水平太低，有的有思想问题，等等。
为什么？
傅鹰和黄子卿两位化学家都说，就因为没有同有关学科的专家商量，或者不接受有关专家的意见，仅由行政“内定”了事。
结果是不能达到培养的目的，同时造成国家的浪费。
数学家王寿仁也有同感。
王寿仁还谈到，即如请外国专家的事也要走群众路线，同有关学科的中国专家商量，否则就会出问题。
有一次请来一位专攻概率论的苏联数学家，数学所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而恰恰中国没有这一门的人，结果就没法发挥专家的作用。
“科学院的一些工作操之过急”。
这是许多科学家一致的意见。
傅鹰认为，对某些“科学家”的培养就操之过急，以致有的“科学家”的名气使人感到是科学院硬捧的，不是科学界公认的。
听说快要实行“院士制”，如果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实行，但“院士”可千万不能由政府指定，否则“院士”要成了“怨士”。
“科学界也要有行市”，要公认的“院士”，才能享受到院士的荣誉，也才能起到院士的作用。
袁翰青提到，“科学奖金”也是给科学家们的一种荣誉，可是不久以前的这一次“科学奖金”似乎是副作用大于正作用，不少科学家都反对，都感到行之过早。
有的得了奖也反对、不愿意接受。
现在科学家们感到迫切需要的是工作条件的创立。
所以他建议设立“科学基金”，给院外的一些需要帮助的科学家以切实的“雪中送炭”的帮助。
第1个劳动日
——记河北省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本报记者 金凤
05月04日下午，保定市郊区南大园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牲口棚里走进来了一个身穿褪色海昌蓝布制服、头发花白的干部。
正在牲口棚里扫除灰尘的七十五岁的老饲养员赵云生，还没有来得及问话，这位干部就亲切地握住了他的手说：
“你喂养的牲口很好！
今天特地来向你学习经验。”
接着，就详细地问他有多大年纪，喂养几头牲口，每头每天吃多少草料。
还问他劳动一天累不累。
老饲养员见这位干部态度和蔼可亲，不知不觉地就像对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拉起家常来了。
等他说完话送出这位干部，旁边有人告诉他：
刚才跟你说话的，就是咱河北省省委第1书记林铁同志，他今天来咱合作社生产来了。
老饲养员不觉“啊”了一声，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
这天下午，一百来辆自行车直奔南大园蔬菜生产合作社。
这里有中共河北省省委第1书记林铁同志，省委各部的正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正副司令员……他们来到合作社直接参加生产。
现在，林铁同志正蹲在菜园地里，用心地一把把地拔着和捆着绿油油的油菜。
在他旁边劳动着的是河北军区第1副司令员孟庆山、第4副司令员邹国厚，那边是韩觉民副部长他们在抬大粪，翟向东副部长他们在栽西红柿秧苗。
再过去，还有些同志在拉水车。
林铁同志一边干活，一边和在他身旁一起劳动的合作社主任郭顺兴拉开话来了：
“像这样的油菜，多少钱一斤？”
郭顺兴说：
“连工带粪，得合六分钱一斤。”
“到市场上可以卖多少钱一斤？”
“前些天是一毛三，现在只卖到三分一斤。”
郭顺兴叹了一口气。
林铁同志关心地问：
“那不是要赔本么？”
郭顺兴说：
“可不是。
社员们这几天对保定市蔬菜公司的意见可大啦。”
“为什么？”
郭顺兴说：
“本来我们社的菜不光供给保定市，还要向北京、天津运输。
可是这几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保定市蔬菜公司忽然不准我们向北京、天津运输了。
就这样，在保定销不了，又不能老让它长在地里，不得不赔本卖啦。”
林铁同志拿起一大捆绿油油的油菜说：
“告诉社员们放心。
我们回去一定把这个事问清楚，及时帮助你们解决这个困难。
不过，你们过去卖一毛三一斤，也有些太贵了。”
蹲在林铁同志旁边剪油菜根的第1副司令员孟庆山将军拿着剪好的一棵油菜说：
“是的。
一定要帮助你们解决这个困难。
种一棵油菜不容易，决不能把劳动赔进去。”
他们亲切而负责的谈话，使周围的男女社员们都高兴地哈哈笑起来。
同一时间，城西北面的曙光合作社菜园里，也比往常增加了三十多个穿干部服的人。
他们和社员一起，有的站在畦边拔草，有的往畦里栽菜。
菜园的上空，时常荡漾着亲切的谈笑。
“要保证质量！”
一个带眼镜的人一面认真地在密得像绒毯般的茴香地里拔着野草，一面向大家招呼。
这是河北省委秘书长尹哲。
在他的对面，正在拔草的一个干部打扮的人和一个农民装束的人却在亲切地谈着什么，似乎没有听见。
旁边六十三岁的翟老太太搭了腔：
“这还用说，同志们是不会让野草溜过去的。”
那两个人的谈话仍在继续着。
从去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谈到今年的生产计划。
那个农民打扮的人对这一切比什么都熟悉：
“去年每个劳动日是一元一毛，今年计划一元八毛五。
可是根据队里自己认的包产计划搞出来的小麦预分方案，每个劳动日就已经达到一元三毛五。”
“你们怎么作到这样的呢？”
“说起来还不是发扬了民主。”
我知道那个穿干部服的人是河北省委第2书记马国瑞同志，和他谈话的是曙光社的社长吴暄。
吴暄说着他从1954年以来办社的经历和体验，同时也很客观地提出了对领导上的批评：
“去年推广玉米密植，上级忘了因地制宜，也没有很好地同社员商量，结果造成减产。
今年我们事事请社员出主意，他们把单位产量的计划提得比市委的要求还高一百多斤。
今年的麦地由于社员们的细心经营，长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
“你们现在作得很好。
要照这样干下去。
以后看到领导上有官僚主义，要及时提出批评，不要胆小，或者不好意思，免得群众受损失。”
在城东关的三三烟厂里，也增加了五十来个包装工和搬运工。
这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和省工会主席杜存训、省委工业部的副部长们带来的干部。
这些人以往也曾到过车间，也曾和工人们拉过家常；
但今天他们和工人一起来劳动，工人们对他们更显得亲切：
“同志们该歇一歇啦，这事你们没有干惯，不休息一下就会累着的。”
快下班的时候，张承先同志打算到各个车间去看看所有的工人；
但工人们都愿意来看他。
最后还是大家一同到俱乐部照了像。
（附图片）
林铁同志一边劳动一边和农民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盛果摄
青海负责干部参加抗旱队伍
新华社西宁3日电
今日上午，中共青海省委员会第1书记高峰，书记陈思恭、张国声，青海省副省长孙君一、薛克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海部队首长高朗亭、孙光、锺生镒和某师师长、政治委员等党员负责干部和干部、战士共四百多人，前往西宁市东郊小峡乡参加农民的生产抗旱队伍，帮助他们挖修渠道。
这条渠道的渠身在半山腰中，山势相当陡，挖出的土又很多，爬上去要费很大力气。
但是，这些领导干部们和其他干部、战士一道爬了上去，劳动了五个小时。
这些领导干部们一面愉快地劳动，一面谈论着1939年到1942年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时的生动情景，还互相挑战和取笑。
省委书记们在对记者谈话时说：
我们今后一定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领导干部抽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订成制度并坚持下去。
部队首长们也表示，要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除自己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劳动外，还要发动全体官兵从事种菜等生产活动和在农忙时节帮助群众生产，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
下午，全体党政军负责干部组成三个小组，分别和工地上的农民和乡干部进行了亲密的交谈。
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
谭震林
编者按 目前我国农民生活究竟是不是有了改善，是否比工人的生活差得远，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原则的答复，指出那种认为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比工人的生活差得远的看法是不合乎事实的。
本报4月01日的社论“工农的劳动都是光荣的，工农的生活都有了改善”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讨论。
谭震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根据实际调查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全面的分析，希望读者注意。
这篇文章原载“农村工作通讯”本年第4期，本报转载时在个别地方曾有少量的压缩。
我们党是一贯关心群众生活的。
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国家为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国民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本来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从1956年秋收以来，不少同志却提出了“农民生活还很苦”，似乎党和政府只注意了改善城市职工的生活，而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却没有认真的注意。
甚至有的同志对“共产党进了城市，忘了乡村”之类的说法也随声附和。
应该说，这些同志关心农民生活和党对农村的政策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全面材料，或者对问题还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因而他们的说法就有片面性的毛病。
农民的收入是否增加了？
生活是否改善了？
这是判断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引起各地同志研究这个问题的兴趣，提供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更全面的材料，以便于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仅就手头很不完整的材料作一初步分析，给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一、我国农村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显著改善了
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赢得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这是拥有五亿人口的中国农民空前的胜利。
土地改革的胜利，使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下解放出来，从此有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劳动；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使农民从小农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农民除了在政治上获得两次革命的胜利外，还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除了农民本身的生产积极性以外，是与党和政府在经济上给予农民巨大的支援分不开的。
由于土地改革的胜利，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地租粮六百亿斤的负担以及各种超经济剥削。
土地改革以后，从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当中，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拨款共达三十亿零七千多万元，发放救灾和救济的经费十三亿一千多万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达十二亿八千多万元，以上三项共计五十六亿六千多万元。
这个数字约相等于农民在七年中交纳价值一百六十亿元农业税款的35％强。
此外，国家在七年中还贷给了农民八十多亿元的低利贷款。
虽然农民对贷款要加低利偿还，但他们从此就不再背高利贷了。
党和政府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的同时，又从各方面领导农民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增产运动。
七年来，我国农副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49年全国农副业生产总值为三百二十五亿元，1952年即上升到五百八十六亿元，较1949年增长了80％。
1949年全国农业人口将近四亿七千万，农民每人的平均产值约七十元。
1956年全国农业人口约五亿二千八百万，每人平均产值约一百一十元，较1949年增加了四十元。
如果以生产总值的60％作为农民的纯收入是较适当的话，那么每个农民的纯收入就由四十二元上升到六十六元，增加了二十四元（当然，生产总值和纯收入之间的计算方法是否适当，还需要研究）。
随着生产总值的增长，农民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0年全国农民购买力为九十五亿元，1956年即上升为二百四十五亿元，增长了157％。
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反映在国家对农村的物资供应方面也大大增长了。
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除生产资料外，国家对农民生活资料供应的增长幅度是很快的：
1956年比1950年，棉布增加了一点九倍，就是说，1950年十四个农民才能买一匹布，而1956年五个农民就可以买一匹布了。
在这几年当中，国家供应农民的胶鞋增加了两倍，食盐增加了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糖增加了二点七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
这种增长直接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
农民生活的改善，也反映在农村储蓄的增长方面。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2年全国农民存款只有一亿二千一百万元，1956年就上升到七亿九千九百万元，增加五点六倍。
其中虽然包括了一部分农业合作社的周转金，但农民存入银行的钱越来越多是可以肯定的。
农民生活的改善除了表现在工业品的消费和存款都有增加以外，还表现在农民的吃粮和用粮数量的逐年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材料，七年来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70％以上。
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除去大豆）是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全国人口是五亿三千零十三万人，平均每人有粮食四百零八斤，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除去大豆）约三千六百八十三亿斤，全国人口约六亿二千六百万人，平均每人上升到五百八十八斤，每人增加了一百八十斤。
有人说，粮食虽然增产了，但农民的口粮并未增加，增产的都被国家征购去了。
事实不是这样。
相反，国家向农民征购的粮食是逐年减少，而供应农民的粮食则是逐年增加的：
年度 国家征购量（亿斤） 国家供应农村量（亿斤）
1953 739 335
1954 932 367
1955 876 389
1956 757432
（注）1．据国家统计局材料；
2．以细粮计算，不包括大豆；
3．按会计年度计算（即1月01日到12月31日）；
4.1956年数字系预计数字。
七年来粮食增产了一千五百多亿斤，这些粮食哪里去了呢？
主要还是留在农村了。
七年来，供应城市人民的口粮、工业用粮和出口粮，每年只有五百多亿斤，占1956年粮食总产量的七分之一。
当然，几年来，牲口增加了，复种面积扩大了，小株密植也在推广，这些都相应地增加了饲料和种子用粮。
再加上全国增加了一亿人口，就要增加口粮四百多亿斤。
但以上这些加起来也只能有六百多亿斤到七百亿斤，剩下来的八百多亿斤粮食是作为农民口粮了。
这不能不说农民的生活是有了显著的改善了。
当然，从全国来说，粮食还是不富裕的，1956年连同口粮、种子、饲料、工业用粮、出口等在内，全国每人平均才五百八十八斤粗粮。
同时各地粮食生产也是不平衡的。
长江以南和长城以北，一般说是比较富裕，可以吃饱的；
华北平原和皖北、苏北、陕北等地则还比较困难，特别是河北全省每人平均只有三百六十斤口粮。
但是，这些地区与解放前相比，也好多了。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也反映在农村阶层的变化方面。
如果我们暂时丢开各地生产和生活水平不平衡的情况以及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而以全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纯收入为六十元计算，加上各地的一些典型调查，我们估计：
全国农民纯收入每年每人平均在七十元以上，过着富裕或比较富裕生活的上中农约占农业人口的25％到30％；
每年每人平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仍然过着贫农生活的则约占15％左右。
这就是说，在土地改革时期占农业人口60％到70％的贫雇农已缩小到15％左右。
这些今天还过着叫做贫农生活的农民，比起解放前的贫雇农来说，也好多了。
他们已经用不着卖儿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门讨吃……，而在农业社的照顾下生活着。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随着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农业社逐步巩固和健全，农业生产必然继续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必然继续提高。
我们可以预计到在第2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过着贫农生活的人，即使还有，也只是个别的了，过着富裕生活的上中农，至低也会占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那时下中农的生活水平也会较今天为高。
在三年到五年以内使农业生产水平普遍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所谓富裕中农生产水平，指的是他的多种经营管理的经验，较充足的耕牛与农具，较多的扩大再生产投资和耕作技术，而不包括过去富裕中农带有剥削性的雇工、开作坊和商业活动等等），在十二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棉增产指标，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到那时候，全国农民都可以过着富裕和比较富裕的生活了。
事实上，现在全国已经有十七个县市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的粮食增产指标。
达到和超过这样的目标的乡和社，就更多了。
不能忘记，我们是在被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弄得十分贫困的基础上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
应当看到，全国合作化以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是相当高的。
悲观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二、全国农民的收入一般是增加的，但是不平衡
从全国情况来看，从现在和解放前的情况对比来看，农民的收入是增加的；
但是，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种植作物种类、经营管理的经验以及领导水平等等条件的差别，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农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
同时，在一个农业社里，由于劳动力的多少、强弱等的差别，社员之间的收入也是不平衡的。
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农业社，农民收入高的每人每年达一百元到二百元。
在条件较差的地区和农业社，收入较低的只能达二十元左右；
如果遇到严重灾害，甚至颗粒无收。
邓子恢同志在福建龙溪县做了一个调查：
该县二十五万人口，1956年产粮三亿斤，除交公粮和统购一亿斤外，每人平均得粮八百斤，另外尚有占总收入25％的水果及其它副业收入，全县平均每人可分得九十九元三角。
该县农民生活费每人每年约需八十元，尚可多余二十元左右。
五口之家，每户一年即可多余一百元左右。
在闽、粤沿海平原地区，农民生活比龙溪还要好些的也不少。
当然，这样高的收入，除了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以及某些经济作物地区、地多人少的东北和内蒙地区、大城市郊区外，全国其它地区是不多的，但也并不是办不到的。
根据调查，每人每年纯收入在一百元以上的农业社，全国各地都有发现。
在比较贫瘠的山区，农民的收入虽较之经济发展的地区为少，但几年来也有很大的增加，山区的贫困面貌正在逐步改善。
山西省委1956年10月组织了三百个干部，访问了山区半山区的五十八个县，一百二十个乡，一百三十二个农业合作社，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山区的生产发展虽然不平衡，但生产一般是向上发展的，不但已经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山区人民的生活也较解放前有很大的改善。
1956年该省全省农民纯收入平均每人为六十五元（包括棉麦产区）。
按照目前山区中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大体上每人每年需生活费三十六元到四十二元。
该省除雁北专区平均每人收入为三十九元外，其它专区每人平均收入都在四十元以上，一般是可以过得去了。
雁北专区农民收入的情况，据雁北地委1956年对二千九百二十六个社一百五十多万社员纯收入的调查，有五十五万多人，即37％的人每人平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上。
但还有三十七万多人，即25.3％的人每人平均收入在十七元以下，其中有四万多人在十元以下，生活之苦，是可想而知的。
雁北在山西是最贫困的一个专区。
山西的汾河流域和平原地区则是较富庶的，每人平均收入一百元以上的农业社也是相当不少的。
像雁北这样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在全国各省都有。
这种地区的经济情况是急待改善的。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的调查，全国东南西北各一个省的材料如下：
省别调查户数每户平均收入
江苏56，000户454元
四川14，000户306元
河北93，000户399元
甘肃1，000户171元
这个材料是抽查的，不能完全代表这四个省的全部情况。
据四川省委同志说，四川全省平均每户约二百五十元，每人平均五十元左右。
据甘肃省委同志说，甘肃全省平均每户二百元多一点，每人平均在四十元以上。
江苏材料只能代表苏南。
河北材料也只能代表经济作物区。
但这个材料仍能使我们看到全国各省收入不平衡的概貌。
江苏省委1955年调查，以专区为单位，每个农民的全年收入，松江专区是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元，苏州专区是一百到一百一十元，镇江专区是九十到一百元，过了长江往北则是八十元、七十元、六十元、五十元直至少到三十多元。
该省1956年遭到比1954年更大的灾害，每人平均收入是减少了。
据全省农业社决分的结果，情况是：
全省参加分配的人数共三千五百五十四万多人，农副业纯收入共十七亿七千多万元，每人平均为四十九元九角。
以专区为单位每人平均纯收入是：
松江专区七十八元三角六，苏州专区七十七元六角二，镇江专区七十元三角四，南通专区四十二元二角，扬州专区四十四元三角，盐城专区三十九元六角二，徐州专区三十五元四角二，淮阴专区二十八元二角二，直属市七十元四角二。
根据该省八十三个县市决分的分别统计来看，农民收入不平衡的情况更加明显：
平均每人收入在一百元以上的有两个县（震泽、金山），在七十元到九十九元的有二十三个县市，在五十元到六十九元的有十六个县市，在二十元到四十九元的有四十一个县市，每人平均收入只十九元五角的有一个县（涟水）。
陕西省委根据三十二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一百五十六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人的调查，每户平均纯收入为三百零六元一角九分，每人平均纯收入为六十四元二角九分。
该省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分为四类地区的情况是：
（一）经济作物区，约二百三十二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5.3％。
据十四万多人的材料，每人平均纯收入为一百二十五元七角。
这类地区中较高的三原县，每人平均纯收入为一百七十二元三角；
该县荆原农业社，每人平均纯收入为二百一十二元。
（二）主要产粮区，约有六百二十万人口，占全省农业人口的41.4％。
据六十六万多人的材料，每人平均纯收入为七十五元二角。
（三）一般山区，约有五百二十四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34.6％。
据七十四万多人的材料，每人平均纯收入为四十二元七角九。
（四）特贫山区和重灾区，约有一百三十二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8.7％，据三千六百多人的材料，每人平均纯收入为十九元二角五，其中以黎坪禅家岩二社最少，每人平均收入为十五元六角四。
一个乡、一个社的农民收入，也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
湖南攸县湖南坳乡，是一个丘陵地带，素称冲田地区，在自然条件上是属于中等水平的乡。
1956年该乡大兴社决分的结果，每人平均纯收入五十六元七角，社员之间的收入多的每人平均一百二十二元，少的只有十六元。
全社除五保户七户外，共一百三十三户，其中每人平均收入在七十元以上的三十五户，占总户数的26％强，是过着富裕和比较富裕的生活；
每人平均仅收入三十九元以下的，十四户，占总户数10％，他们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
河南安阳地委调查了十九个社（包括平原粮产区、棉产区、山区、油料产区、丘陵地区及一类社、二类社、三类社，能代表该区非灾区的一般面貌），农副业生产总值1955年为三百九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元，1956年则为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五百零八元，增长23.34％，各阶层增加收入情况是不平衡的：
阶 层1955年每人平均纯收入（元）1956年每人平均纯收入（元）增长％
贫农 39.5251.8431.17
新下中农48.8261.3825.72
新上中农53.7363.4118.01
老下中农54.5962.714.85
老上中农51.0059.0815.85
富农 41.1956.4537.04
地主 37.3952.1239.39
合计 49.5359.6320.3
如果按阶层以户为单位来对比，那么，每个阶层的收入也是不平衡的：
阶层增加收入户％不增不减户％减少收入户％
贫农 74.74 20.085.17
新下中农 79.05 11.819.14
老下中农 72.22 16.7411.04
新上中农 82.22 9.42 8.36
老上中农 62.13 19.7318.14
富农 67.15 19.3713.48
地主 81.13 10.525.31
合计75.514.729.87
安阳县十九个社的调查材料说明：
第1，即便在生产增加23％以上的条件下，增加收入的户仍只有75％，仍然有9％的户减少了收入，这说明在合作化的第1年内要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是不容易的。
第2，高级合作化以后，只要劳动力强，能够努力劳动的人，即使是原来的地主、富农，仍然和贫农一样增加了收入。
第3，反过来只要劳动力少或虽然有劳动力而不努力劳动，就是贫农和下中农也还是要减少收入的。
第4，即使是生产较好的地区或合作社，也总有个别的或少数的人减少收入。
以上材料，虽然有一部分是从生产总值的统计中推算出来的，有不可靠的因素，但大部分材料是合作社的决分结果，是可靠的。
三、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农业生产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因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只能是逐步的，还不能完全稳定
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和粮食总产量虽然都是直线上升的，如果我们对国家统计局七年来农副业生产总值和粮食生产上升的幅度进行一番研究，就可以看出在七年内有三类情况：
1950、1952、1955三年上升幅度大，1951、1956两年上升幅度是中等的，而1953、1954两年上升幅度最小。
从这三种情况就可以看到主客观条件对农业生产有多大的影响。
1950年，由于全国解放，革命胜利的影响极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虽然也遭到比较大的水灾，但上升幅度却是17％。
1952年是土地改革胜利后的第1年，加之风调雨顺，上升幅度达到了17％到20％。
1955年是全国合作化开始大发展的一年，加上风调雨顺，上升幅度是12％。
1951年虽然是风调雨顺，但土地改革尚未全部结束，因此上升幅度只有10％到11％。
1956年虽然遭到比全国解放后任何一年都要大得多的灾害，但由于全国合作化的影响，上升幅度仍然有10％。
1953和1954两年只是因为灾害的关系，就使上升幅度降3％和5％。
但是，任何一年，农业生产都是上升的，这就是全国解放、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都是解放生产力的铁证，也是主观努力可以战胜困难、人定胜天的铁证。
当然，我们不是说可以不顾客观条件，光凭主观热情去办事。
在我国农业发展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
首先，我国人多地少，是一个根本困难。
目前全国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不到三亩；
虽然我国尚有很大的荒地可以开垦，但由于工业落后，财力有限，目前尚不能采用苏联那样大规模垦荒的办法。
虽然我们在1953年至1956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多万亩荒地，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由1953年的二亩八分减为1955年的二亩七分强。
其次，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很大的。
虽然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抵抗灾害的能力加强了（如1956年虽遭到几十年所未有的灾害，但粮食仍较1955年增产了二百亿斤），但要完全制止自然灾害的发生，还有待科学技术的进步。
自然灾害使农民的收入不稳定。
前面已谈到，江苏省1956年遭灾后，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
安徽省在八年中有五年遭灾，灾区农民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
如该省泗县沱光合作社（二十一户贫农，十四户中农）和巢县中垾乡（七十五户贫农，二十户中农）的调查：
（单位：
元）
沱光社每人平均纯收入 中垾乡每人平均纯收入
贫农 中农 贫农 中农
1952年48.30 52.80 60.10 64.00
1953年44.40 46.50 57.75 67.06
1954年34.30 44.50 20.83 23.61
1955年38.10 53.85 66.85 67.09
1956年34.80 35.51 36.34 35.09
沱光社是灾区，在没有灾的年头，农民收入就较高（如1952、1953、1955三年），碰到灾荒就急剧下降（如1954、1956两年）。
中垾乡是圩区，在1952、1953、1955年没有破圩，收入就较高，1954、1956两年破了圩，收入就有很大的下降。
再次，我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
虽然经过第1个五年计划，我国的工业已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能够在新式农具、抽水机、化学肥料、农业药械等方面支持农业生产，但这种支持还是很有限的。
如化学肥料，到第2个五年计划末期，才年产三百多万吨，分到全国，每亩地不到三斤。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
我国国民经济落后的情况还存在，农民家底子薄，目前还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
全国农业合作化才一年时间，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经验还不多，还不善于进行多种经营；
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还很少，进行更大规模的再生产还有困难；
加上农民保守思想的阻碍，某些优良品种和新的耕作技术的推广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某些合作社干部和农村工作干部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也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
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困难，决定了我们的农业生产只能逐步地提高；
在个别地方，还曾经减产。
但是，这些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
除了人多地少和自然灾害是需要很长时间才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以外，其他的困难都是暂时的。
有些问题在三、五年之内就可能解决，如农业社的经营管理经验，扩大再生产投资，克服农民某些保守思想等等。
有些情况到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有可能在根本上改变过来，如工业的落后情况。
我国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如稻谷每亩产量平均只有三百六十斤，但有不少千斤社、千斤乡，还有几个千斤县。
小麦平均每亩产量只有一百二十斤，但每亩产三百斤的也不少，最高有达到一千斤的。
玉米平均每亩产量只二百多斤，但最高产量有达到一千五百斤的。
棉花平均亩产量只三十三斤，但最高产量有达到三百斤的。
这就是说，亩产高低相差六倍到十倍。
此外，多种经营也是农业合作社增加生产和增加收入的极重要的条件。
多种经营经验的积累和条件的培植，虽然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这里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福建龙溪县平均每人收入一百三十八元，除了交公粮及社的公共积累外每人每年还能得到九十九元三角多。
这个县是粮食千斤县，水果和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
山东蒙阴县原来是一个贫困的山区，但在1956年全县每人平均收入七十八元，高出全专区平原地区收入的20％到30％，原因就是该县开展了多种经营。
在该县的总收入中，粮食占42％，棉、麻、烟、花生占28％，山果、药材、羊毛、鸡蛋和其他副业收入占29％。
这两个县的实例都说明了多种经营的显著利益。
由此可见，在合作社逐步巩固，经营管理的方法逐步改善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的生产水平是必然会更加迅速地提高的。
四、现在农民的生活提高到了怎样的水平
农民的实际生活提高了没有？
提高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地区之间的物价还有差别；
农民的消耗品多是自产自用而不能以统销价格来计算，有的（如柴火、菜蔬等）则是根本不计算价格的；
各地农民的生活习惯不同，有些东西是南方农民要用的北方农民可以不用，有些东西是北方农民非用不可的南方农民则可以不用。
因此，只看农民收入货币多少，还不能完全反映出农民生活的好坏，还必须从农民消耗的实物和开支项目等方面进行研究，才能看到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
但是这方面的材料很少，要作这样的研究还很困难。
这里只根据一些典型材料，试作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1个材料：
东北黑龙江省双城县农丰农业社社员的收支情况。
该社共六十户，三百四十三人。
其中贫农（按1954年的生活水平划分）七户，四十五人；
下中农二十三户，一百二十二人，上中农三十户，一百七十六人。
各该阶层1956年和1954年每人平均收支的对比如下：
（单位：
元）
1954年1956年
收入 支出余缺收入支出余缺
贫农34.8040.60缺5.8 77.07 64.10余12.97
下中农 52.8051.80余1.091.9082.00余9.90
上中农69.3062.80余6.5108.80 103.00余5.80
东北农民收入在全国说来是较高的，农丰社又是黑龙江的上中等社，故只能代表农民收支水平较高的地区。
第2个材料：
上面提到过的河南省安阳专区的十九个社，随着收入的增加，绝大多数社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十九个社社员的平均开支1955年每人为四十七元九角三分，1956年每人达五十七元五角九分，较前一年提高了20.1％。
各种物资的消费1956年较1955年提高的百分比是：
粮食十一·六，衣服七十四·七，用棉五·五，食盐八·三，食油十·二，调味品十四·六，灯油○·八，火柴三，烧煤五·一。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民在粮食已够吃的时候，消费重点就转到穿的方面了。
安阳专区安阳县幸福第四社（棉产区）各阶层生活费用增长的情况：
1955年每人平均生活费 1956年每人平均生活费 增长％
贫农 44.6555.624.52
新下中农 54.4 58.88.08
新上中农 57.4661.57.03
老下中农 56.6460.46.64
老上中农 57.2 61.45 7.43
这个材料大体上可以代表华北农民收入较高的一部分地区的情况。
第3个材料：
山西雁北专区的调查，每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小口平均需要三十七元五角，其中：
粮食三百六十斤，二十五元二角，盐十二斤，一元五角，油一点五斤，六角，土布一匹，五元，絮棉半斤，六角，灯油一斤，五角，煤三百斤，三元，水烟火柴一元。
如果该区农民平均收入为三十九元，则一般可以生活下去了。
这样生活水平在全国说来是较低的，对一般山区说来也是不算好的。
第4个材料：
据邓子恢同志在福建龙岩合作社长座谈会上调查，一个四口之家的农户，每年需生活费用二百九十四元三角，其中吃的（包括粮、盐、油、菜、肉、过年过节）一百六十八元四角，穿的（包括单夹棉衣，草鞋布鞋、蓑衣斗笠、围巾围裙）七十二元二角，用的（包括灯油、火柴、理发、吃烟、修补农具，添买用具）三十一元七角，以及医药、红白喜事、走亲戚等二十二元。
平均每人每年需七十三元六角。
第5个材料，是一个农户在1955年全年实际开支项目的调查：
湖南攸县大兴社社员李裕芳全家六口人，1955年全年开支项目如下：
大米二千三百一十斤，每人平均三百八十五斤，共计一百七十四元九角；
地瓜八百斤，每人平均一百三十三斤，共计十元六角；
油二十四斤斤每人平均四斤，共计十三元四角四分；
盐六十斤，每人平均十斤，共计九元；
猪肉四十斤，每人平均六点六六斤，共计一十八元四角；
豆腐、豆豉共计三元六角，糖二斤共计九角六分；
豆子米粉共计五元三角；
调味共计一元五角；
布七十二尺每人平均十二尺，共计二十八元八角；
袜子六双，每人平均一双，共计三元；
麻三斤计三元；
套鞋一双计四元五角；
生产费用共计十二元；
医药费用共计十二元。
以上各项开支共计三百零一元，平均每人五十元。
李裕芳解放前是雇农，现在全家一年开支三百元。
从吃的方面看，每人平均每天有一斤大米，七两地瓜，每月有九两猪肉，五两油，七两盐，此外还有自己种的蔬菜，喂鸡鸭生的蛋，捞的鱼虾，砍的柴火等等没有算在内。
这样的生活在农村中一般是富裕的。
当然，从穿和用的方面看，还只能说是贫农生活。
从以上五个材料来看，只有东北的中农生活水平超出了六十九元，其余都在五十元到六十九元之间。
我认为，达到湖南李裕芳那样的生活水平，在两湖、江西和西南各省，每人约需五十元到六十九元；
在两广、福建、浙江、苏南、皖南、东北，每人则还要增加十元左右；
在华北大约需五十元到六十元；
在山区有四十元到五十元也可以过得去了。
如果这个估计距离实际情况不太远，那么，从总的情况来看，全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得到六十多元的纯收入，就不是“还很苦”，而是改善了很多。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目前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概貌，大体上是：
丰衣足食的已占农业人口的25％到30％，少吃少穿的只占10％到15％，而大多数农民则是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比解放前说来好多了。
五、认为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的同志承认农民的生活比解放以前是改善了，但认为比之城市工人的生活，则相差太远。
他们说：
工人每人每个月拿几十块钱，而农民每年每人才收入几十块钱；
工人吃得好、穿得好、在城市中的物质享受好。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工人01月拿几十元是全家的收入，农民一年几十元是每个人的收入。
加之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工人在城市的开支大，如果说一个农民在农村每月有五块钱的收入就可以过中等生活的话，那么一个工人在城市过一般生活就得增加一倍左右，较大的城市就更高一些。
根据全国总工会1956年01月份在北京橡胶厂的典型调查，该厂木工宫庆堂，全家七口人，每月工资六十二元五角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八元九角三。
每月开支如下：
主食（包括面、米、高粱、玉米）二百一十九斤，计价二十八元零五分；
副食品（包括油、蔬菜、盐、调料）共计十四元二角七分；
燃料四百九十斤，计价六元一角；
房租水电三元；
子女教育费二元五角；
零用费三元。
以上共计五十六元九角二分，每人平均八元一角。
每月节余五元作为七口人的衣服鞋袜及医药之用。
这就是说，每人每月要收入九元钱左右，才能过宫庆堂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比起前述湖南大兴社社员李裕芳来，并不算好，但开支却要比李裕芳增加一倍以上。
如果我们把李裕芳在乡村消费的实物折为北京和上海的物价，加上在城市生活中必须开支的燃料、房租水电等费用，那么，每年就不是花三百元，而是在北京要花七百二十八元，在上海要花七百四十三元。
就是说，李裕芳在农村过那样的生活，拿在北京或上海来过，要增加一倍还多的钱（见附表）。
由此可见，在货币收入上，工人比农民多一些是应该的。
同时，谁都知道，一个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比一个农民所创造的要高得多；
工人织的布不像农民种的粮食那样可以自己留用一部分，而是要用货币按市场价格去买回来。
这也说明工人收入比农民多一点是合理的。
（城市中有一些杂工，并没有什么技术，从农村一到城市，就挣几十元一个月，还有一些高小生、初中生一到机关企业也马上挣几十元一个月，这是不大合理的。
类似在工资工作中的缺点，是应该纠正的。）
由于我国工业还处在落后状态，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还受到限制。
据估计，在全国职工中，生活较好的约占40％左右，有15％左右的职工，生活还比较苦。
他们的生活是顾到吃顾不到穿，其中约有5％的人吃穿都顾不上，要靠国家补助才能维持。
其余的人，也是过着一般的中等生活。
全国工资改革以后，平均工资每人每年为六百零二元，每月五十元，以四口之家计，每人每月平均十二元，以五口之家计，每人每月平均才十元。
一个工人如果每月平均收入五十元，一家老少靠他负担，还过不到李裕芳那样的生活。
由此可见，笼统地说“农民比工人苦，工人生活比农民好得太多”等等，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六、结束语
上面的研究，还是很不成熟的。
我只是想提出这么些问题来引起各地同志研究的兴趣。
我们说，解放以来，农民收入有很大的增加，农民生活水平已有显著的提高，这是事实。
指出这种事实，只是为了肯定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肯定全国农民和农村干部辛勤劳动的成就，而绝不是说我们没有缺点了，可以满足现状了，用不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积极改善农民生活了。
相反，我们党还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就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四十条纲要，向全党和全国农民指出了十二年内的奋斗目标。
目前，我国的工业和农业都还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离开了农业的巨大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同时，各地都还有一部分农民过着很贫苦的生活，急待我们帮助；
一部分农民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感到不满，急待我们改进；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道路上碰到了某些不可避免的困难，也还引起农民一些意见，急待我们说服解释；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要求逐步提高；
因此，满足现状的想法，无疑是错误的。
相反，应当十分注意农村工作，引导农民认清已往成绩，提高生产积极性，克服一切困难，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争取更美好的生活。
湖南攸县大兴合作社社员李裕芳1955年全年消费实物折合与北京上海消费同样数量实物折价比较表 （单位：
元）（附图表）
注：
1、布、袜子、套鞋、麻、医药费、生产费未折价。
2、地瓜（甘薯）的上海价是按北京价计算的。
3、菜是以一人一天用菜一斤计算。
4、煤球是以全年三千六百斤计算。
5、北京房租、水电每人每月按一元计算；
上海每人每月按房租1.19元、水电0.54元计算。
党群干部不可得奖
目前有些企业里实行的奖励比较乱，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管理企业的经验和知识还不足。
但是，遗憾得很，我们有些同志明明知道奖励不合理，拿了奖金却心安理得；
有的认为横竖有自己的一份，对不合理的奖励不但不主动提出改进意见，甚至人家提出了意见的时候，自己还找出许多理由来辩护。
如有的企业同时实行好几种奖，有完成计划奖、竞赛奖，又有节约奖、质量奖、安全奖，等等，表面看起来，这些奖金的目的都不一样，但实际上却往往重复浪费，有些同志因此得到的奖金往往超过工资，甚至超过几倍。
这显然是不正常，不合理的。
但是，既然是厂里有这个规定，这些同志也就无可非议，怡然自得了。
在某些同志看来，好像党群干部不得奖，对这些人来说就没有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
这个意见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我们的国家里，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工资上，奖励虽然也是工资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意义是鼓励先进。
我们决不能认为没有奖励就没有“按劳取酬”。
或许有人会反驳：
机关和企业的性质不一样，不能比。
实际上，国家的工资政策上已经注意到了企业的特点，规定企业干部的工资稍高于机关干部的工资。
如果再强调其特殊，这对加强机关工作，搞好国家机关干部和企业党群干部的团结，不一定有好处。
这些同志另外强调的一点是：
企业里完成了任务，不仅仅是直接生产工人的力量，非生产人员也花了力量。
这个道理，从一般原则上说是正确的；
因为人的思想是主宰人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任何工作是不可能取得成绩的。
但是不能绝对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实际生活是复杂的，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有些企业一时计划完成得好，但党群工作并不一定做得有起色，相反地，有些企业的党群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有时也不一定能完成任务。
这种矛盾的现象说明思想工作的见效，往往不像工人生产那样快，甚至在一两分钟后就可以看到产品。
思想工作是长期的艰巨的，说不定此时此地做的工作，要到彼时彼地才生效。
如果仅仅认为企业完成任务好，党群工作就做好了，这种乐观情绪对工作并不十分有利。
话还得说回来，即算是党群工作对当时完成生产任务有重大的作用，不得奖也没有什么可委曲的。
因为，一方面，党群干部是群众的组织者、教育者，对他们的要求就应该比群众高，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另方面，党群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这是党对我们工作的基本要求，不奖励，也应该兢兢业业把它做好。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党群干部工作的好坏不关心了。
党群干部也应该经常得到鼓励和奖励，不过他们的奖励，应该根据他们具体工作的好坏来决定，而不应该单纯由完成计划的情况来决定。
这些同志强调的第3点是：
党群干部一般都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如果不得奖，谁都不愿意当脱产干部，这对提拔工人干部有困难。
对这一点，我只想讲一个故事：
苏联有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当选为工会主席，工资降低了很多。
我们中国有位同志问他：
“你当选工会主席后，工资降低了这么多，有意见吗？”
这位工程师说：
“我感觉光荣，因为大家信任我，选我当工会主席。”
这位总工程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企业党群干部一般都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为群众所信任，这是无尚的光荣。
如果自己不珍惜这个光荣，而斤斤计较物质利益，群众是明白的，莫说他不愿意当脱产干部，即使他愿意当，群众也不会要他当。
从上面所说的这些看来，党群干部不得完成计划奖，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相反，我觉得至少有以下两点好处：
第1，可以加强党群组织对企业的监督作用。
正如某些同志所说的，企业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党群组织政治工作的程度，这中间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发挥党群组织的监督作用。
然而可惜的是：
我们过去某些企业党群组织对企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做得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有的和行政串通舞弊，骗取奖金。
这总不能否认同党群干部得完成计划奖是无关的。
第2，可以加强党群组织和群众的联系。
党群干部的一举一动都能直接影响群众，因此，党群干部兢兢业业的工作，艰苦朴素，就是为群众树立一个活的榜样，这不但便于自己接近群众、联系群众，也便于自己说服群众、教育群众。
力争
反对取消技职人员奖
我认为厂矿企业里的职员和技术人员，不论职务高低，工作种类，只要有成绩，都应该得完成生产任务奖金。
因为第1，这些人并没有坐享其成，而是整天忙碌，为车间生产服务；
如果科室人员的工作跟不上去，例如停工待料、生产调度扯皮等，车间生产任务也难以完成。
第2，我厂技术人员和职员加班加点没有加班费；
但是请一小时事假也要扣工资，请病假也要扣工资。
而工人加班加点就有加班费，月月都得奖。
因此，取消技职人员的奖金是不应该的。
李秋水
咱们的党委书记
“哪里拨来的壮工？”
“咱们的党委书记！”
本报讯：
中共天津市建设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和建筑工会的十五名领导干部，在3日分头到建筑工地去，和工人一起筛土、搬砖、打水泥。
03日下午，建设党委副书记胡玉坤和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任伯余等到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铁道部学校工地，不声不响地和工人一同挖土、抬土。
起初，有些工人还以为是工区领导上给调来了几名壮工。
工人林树森问老工人刘三：
“这些人是哪儿拨来的？”
刘三笑着说：
“这不是咱们建设党委的书记？！
帮咱一起干活来啦！”
工人们听说有领导干部在工地上干活，觉得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工作情绪高涨起来。
过去，王殿义领导的小组工人一天只填六间房子的房心土，一天下午不到两个小时就填了三间，干了过去需要半天才做完的活。
在休息的时候，领导干部主动地和工人们谈天，工人们也无拘无束地向他们反映了劳动定额和竞赛中的一些问题和意见。
有一些问题，他们对工人们作了解释；
有些问题和意见记了下来。
胡玉坤表示：
希望大家多反映意见，今后领导还要积极地依靠大家克服工作中的困难。
在长江上修桥的掌故
公元974年宋太祖赵匡胤想进攻后唐（也叫南唐），用进士懋若水的计策，派人在今安徽当涂县的采石矶搭浮桥。
三天功夫，就把桥搭起来了，军队从桥上走过，如履平地。
整天沉湎在“灯红酒绿”的生活里的李后主（煜），听人说宋军在搭浮桥，还以为是“胡闹”，认为长江天堑，无法搭桥。
等到宋军直捣金陵，李后主只好“仓皇辞庙”，去过俘虏生活。
这是第1座长江大桥，距今已有九百八十三年了。
1852年12月，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进兵武汉三镇，22日分拨武昌、汉阳两岸，“夹江为营”。
为了沟通两岸的联系，24日夜间用船只在江上联结成两座浮桥；
29日太平军渡过汉水，占领汉口，又在礄口一带搭一道浮桥通向对岸。
这样，武汉三镇的太平军就联成一体，有力地加强了攻势。
次年01月16日，太平军正式从汉阳晴川阁搭一座更大的浮桥直达武昌汉阳门江岸，这座大浮桥是用巨缆横缚大木，上复板障。
当时的记载上说：
桥上“人马往来，履若坦途”。
这是长江上的第2座大桥，距今已有一百零四年。
1913年北京大学桥梁系毕业生怀着满腔热情，在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支持下，测量过桥址，作过一部分设计；
以后有些工程人员，又作过三次勘测，想建一座现代桥梁。
但是，在反动的统治下，他们的愿望没法实现。
（郑重）
奖励面不宜太宽
我不同意放宽奖励面。
因为这样做势必会降低生产奖金的积极作用，甚至会起一定程度的副作用。
我主张把奖金发给那些在合理的生产指标下，由于创造性的劳动，获得了比较显著成绩的人。
对于一般的仅完成了任务，或者虽然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成绩并不太显著的，可从精神上给以适当的表扬和安慰，鼓励他们向成绩显著的人看齐；
而不必发给奖金。
我想，这样既可达到鼓励生产，表彰先进，带动落后的目的；
又可使群众满意，受奖者也不致感到有愧。
杨志明
工程师对局长说：
“咱们赛一赛！”
建筑工程局局长彭举，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工程师虞福京和建设党委宣传部长刘致中等，去的是天津大学工地。
他们有的从来没有干过体力劳动，有的过去干过，到现在也已经十几年没有干了。
他们都参加了筛土工作。
大家干的挺带劲。
彭举对虞福京说：
“你那两下子还不如我呢！”
虞福京不服气地说：
“好吧！
那咱们赛一赛。”
说着，两人比赛起来。
和他们一起干活的工人，很受感动。
工人周文泉说：
“我做了这些年工，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局长、工程师亲自到工地上来干活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
这一天，到工地上参加劳动的还有天津市建筑工会主席张阁、天津城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陈向新等。
他们到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二工区和工人一起浇筑了半天混凝土。
建设党委副书记郭坚到子牙河左岸参加了防汛筑堤工程。
（据天津日报）
已经干了一千多个工时
新华社成都4日电
四川省强华铁厂中共党委书记宁薛根、监委书记刘俊生和副厂长刘永福，每天半天办公，半天带领科室干部下井、下车间参加劳动。
从4月初到现在，他们已经劳动了一千多个工时。
宁薛根到马店子煤矿井下运煤，每辆煤车装八百斤以上。
刘俊生有一个星期连续每天在井下运煤八小时。
刘永福每天处理完日常行政工作以后，总要抽出四、五小时和煤焦工人一起挑煤、装窑，和工人研究如何缩短焦化时间。
有的科室干部还和老师傅订立了师徒合同，下决心要迅速掌握操作技术。
领导人员带领干部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作法，密切了厂里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关系，生产中许多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
例如高炉车间全部改用为烧结矿以后，焦煤供应不足，副厂长杨绍清、车间主任杨介山听了工人的意见，和工人一道试验成功了三种操作经验，保证了高炉用焦需要。
马店子煤矿原来每天的采煤量才四十吨，干部下井以后，帮助工人解决了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将产量提高到一百吨左右。
我们更得加油了
本报讯
天津市公私合营第一铝品制造厂领导干部，带领二十多个科长及管理人员走出办公室，去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
04月间，这个厂因为更换原料，工人掌握不住原料的性能，铝锅的报废率很高，到4月15日，只完成计划的20％多。
这时，懂得生产技术的党支部副书记姚玉文和生产科副科长王宝臣便深入车间，按工序召集工人开会，把生产情况告诉工人，发动大家想办法；
他们还动手和工人一起试制，找出焖火的温度，使铝锅出麻点、裂纹的现象减少了。
在这个期间，为了不停工待料，副厂长李鸿泉、副经理赵玉铭等带领科长和管理人员到存放原料的地方去，和工人分工合作，有的整理铝片、木箱，有的装车，有的运料。
干部和工人在一起劳动使工人很受感动。
工人说：
“科长、干部都抬料、送料，我们更得加油干了。”
因此，保证了原料的及时供应，完成了4月份的产量计划。
来自刘家峡的消息
足迹留在峡谷和悬崖上
春天来到刘家峡。
勘测队员在刘家峡已经度过了三个年头。
刘家峡工区近三百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都留下了他们光荣的脚印。
在水流湍急的峡谷里，在峭壁直挺的悬崖上，他们进行了巨大的钻探、开挖、地质和测量工作。
现在，大批的勘测队员正集中力量争取提前完成初步设计第2阶段的勘测工作——选定坝轴线、坝型和厂房及其他水工建筑物的结构形式。
有消息说，报告书可望在7月中旬交出。
在那以后，部分技术设计阶段的勘测工作就要开始了。
山头上飘扬着红白小旗，山间矗立一座座的工棚。
在河上，一台台的钻机应着河水的咆哮发出巨响。
河心钻探工作可望提前01月在枯水期内完成。
这样，洮河流放到兰州的木材就可顺利地通过这里了。
保护炳灵寺石窟
著名的炳灵寺石窟，位于刘家峡水库区，国家决定设法保护。
这座远在北魏年间建筑的石窟，是一座艺术宝库。
炳灵寺，藏语是“十万佛”的意思。
这座至少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石窟，远在五世纪，我国古代的书籍里就有过许多关于它的记载。
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考证这里在历史上曾是“交通要道”和“商贾集中”之地，并且认为“炳灵寺石窟，在人民的手中，将会放射出更辉煌的光芒”。
从去年开始，地质勘测人员就在这里进行初步的踏勘和测量工作。
有关方面认为，设法使这座石窟不被淹没或受到其他损失，是可能的。
初步设计是在这里修一座顺河坝和两个排水洞。
今年在这里还要进行比较细致的地质钻探工作，包括土钻、平洞、槽坑等项目，并测绘出千分之一的地形图。
这些工程就要陆续开始。
地质和测量人员都出发了。
地质之家
勘测刘家峡的人们，在拔海一千六百多公尺的山巅峡谷里，建立了自己的快乐家园。
成百上千个勘测队员，分别居住在台地上、山腰上和峡口旁。
朴素的房屋门上，写有“地质之家”和“青春献给电气化”的字样。
在水库区活动的同志，还住在农民家里。
其他七处工作地区的同志们都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和简易房屋里。
这里共兴建了简易房屋面积近六千平方公尺。
这里设有七处工地食堂。
人们每顿饭都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馒头、面条、炒菜和包子。
买饭很方便，不需事先登记。
人们吃的都是黄河水，苦水只是用来洗脸。
河水是由抽水机引上陡崖的。
在黄河岸边，钓鱼的爱好者不时向同伴发出笑声，鱼儿上钩了。
周末和假日经常举行电影晚会和舞会。
在文化学习方面，设有初小、高小和初中三班，工地就是课堂，参加文化学习的有二百多人。
（附图片）
下图：
刘家峡坝址区的全景。
司马摄（甘肃日报社稿）
玉门采油厂领导人员放弃奖金
据新华社玉门4日电
玉门油矿采油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副厂长，工会主席，团委副书记，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副总地质师等十人，最近看了新华社发的“上海很多工厂领导干部放弃奖金”的消息以后，一致认为采油厂领导干部的工资较一般职工高，应该响应党的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同群众共甘苦的号召，决定从4月份起再不领取因完成生产计划而应得的奖金了。
陕西省应当重视小煤窑
陕西省人民用土法开采煤炭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小型煤窑遍于全境。
历年来，这些小煤窑对于解决陕西地区用煤问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担负着供应农民烧煤的任务，同时也供应给手工业和小型地方工业一些生产用煤。
近几年，陕西境内的国营煤矿有了发展，但是仍然赶不上小型煤窑。
例如1956年陕西地区国营煤矿共生产煤炭四十九万多吨，用土法开采的小煤矿却生产了九十七万多吨。
今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各方面需用煤炭数量将逐渐增加，尤其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把许多过去用作燃料的柴草作了饲料，或者沤成肥料，这样，农村用煤数量就显著增加了。
据调查，1956年陕西省农村用煤量，比195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因此，要解决农村用煤问题，更需要注意发挥小型煤窑的作用。
同时，小型煤窑的建设速度快，一般当年建设当年就可以出煤，生产成本一般也比国营煤矿低，就地产销，还可以减少很多运输费用。
建设小煤窑的设备、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也容易解决。
但是，过去陕西省有关部门的某些领导人员对小型煤窑的作用估计不足。
他们片面地强调我国煤矿工业发展的方向是建设中、小型的机械化煤矿，片面强调土法开采的小煤窑生产落后，还会破坏国家资源，因此对小型煤窑的管理和发展便不重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陕西省曾经封闭过不少小煤窑，小煤窑生产中的一些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负责领导地方小煤窑的机关只管交通沿线几个较大的公私合营煤窑；
在1956年上半年以前，根本没有派人到小型煤窑最多、问题也最多的陕北去过。
陕西省境内煤的蕴藏量很丰富。
主要煤田之一的渭北煤田，东起韩城，西止陇县，近四百公里长，三公里宽，煤层厚度平均有五公尺左右，约有五十亿吨煤。
陕北煤田，北起府谷、榆林，南至延长，煤层连成一片，据估算，蕴藏量也在五十亿吨以上。
这样丰富的煤藏，国家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普遍开采的。
目前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大量煤炭，又不可能等待建成大矿井以后再来用煤，因此，适当发展一些小煤窑，加强对小煤窑的领导，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为了满足国家和广大人民的需要，陕西省有关部门应该对小型煤窑的生产和发展重视起来。
李茜
印度尼西亚首都和各地
筹备热烈欢迎伏罗希洛夫
新华社雅加达4日电
印度尼西亚“外国元首接待委员会”主席哈纳菲今天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伏罗希洛夫主席将在5月06日抵达雅加达。
他希望无论首都和各地都能热烈地欢迎国宾。
外交部代理秘书长覃布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伏罗希洛夫的一部分随行人员将在今天下午抵达雅加达。
欢迎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伏罗希洛夫主席将在5月07日访问苏加诺总统，并且参加苏加诺为他举行的国宴。
08日以后，伏罗希洛夫将去万隆、日惹、巴厘、梭罗、泗水、棉兰等地进行访问，并且将出席各地群众的欢迎大会。
伏罗希洛夫一行预定在5月17日离开印度尼西亚。
据新华社雅加达4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今天发表声明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
声明说，在印度尼西亚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伏罗希洛夫的访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是印度尼西亚第1次接待一个大国的元首。
这次伏罗希洛夫的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使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发展。
友谊万岁！
青春万岁！
——5月04日首都各界青年欢迎伏老游园大会侧记
蓬莱仙境在人间
北京的时令已近暮春，但是这些天春意却特别浓郁。
昨天是“五四”三十八周年。
首都各界万余青年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晚会，同中苏两国元首一起欢度自己的这个光荣的战斗节日。
中山公园昨晚变成了蓬莱仙境。
在茵绿的草地中间，百花盛开，争红斗妍。
深黄的金盏，彩色缤纷的蝴蝶花，粉红的草菊和各种奇花异草，织成了一幅幅鲜艳美丽的花毯。
在高挺的苍松翠柏上，在嫩绿满枝的龙爪槐和元宝枫树上，缀着数不清的彩色电灯：
红的、蓝的、橙黄的、绿的……当晚风吹来的时候，这些彩灯随着树枝的摇动而若隐若现。
园里的许多亭台楼阁，也按上了“勾边灯泡”，装饰得像一顶顶镶满了珍珠的皇冠。
社稷坛四周的棂星门上，四只霓虹和平鸽，在透明的夜空中，振翅欲飞。
男女青年们穿着最漂亮的衣装，有的打扮得像天上的仙女，有的化装成来自边疆的兄弟民族。
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绚丽多采啊！
八时十分，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游园晚会。
掌声和欢呼声立即一起迸发出来。
从大门口一直排到社稷坛的密密层层的人群沸腾起来了。
苏联贵宾们进园以后，园中的奇幻的景色立刻吸引住了他们。
拉希多夫向叶留金兴奋地说：
今天这个公园布置的有如仙境。
伏老的儿子挽着他爱人的臂，也高兴地说：
“简直像神话一样，真不知道看什么好，什么也舍不得不看。”
毛主席陪着白发银须、神采奕奕的伏老，在群众队伍前面，慢步走着，频频向群众招手。
雷动的掌声，兴奋的欢呼声，震动着整个公园。
人们这样欢乐、激动，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这位苏联老元帅，曾经把自己的全部青春，献给缔造和保卫苏维埃祖国的事业，献给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今天，在这中国青年的战斗的节日里，他能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共同欢度这个幸福的夜晚，和我们一齐欢歌乐舞，对此良辰美景，对此难逢的盛会，人们怎能不兴奋和激动呢！
意外的幸福
伏老和毛主席从坛西门回到社稷坛的中央广场，走进清华大学学生的大圈子，舞兴正浓的同学们都涌过来。
毛主席对土木系三年级的女同学徐永贤说：
“跟伏老跳吧！”
徐永贤跑过去，伏老马上拉着她的手跳起来。
伏老一面跟她跳，一面问一些什么，徐永贤只听懂一句：
“好不好？”
她马上回答说：
“好！”
跳完了一节，徐永贤退下来，跳着蹦着，对记者说：
“真高兴，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伏老出去跳舞之后，水利系同学马媛才就跑到毛主席跟前，说一声“您好！”
毛主席也说“你好！”
就带着她，跟着音乐的节奏，在拥挤的人群中旋转起来。
马媛才过去曾经多么梦想见见毛主席啊，今天不但看到了毛主席，而且幸福地和亲爱的领袖在一起跳舞了。
她趁着这个机会一面跳，一面仔细地端祥着容光焕发的毛主席，要把主席的印象永远铭刻在自己的心头。
伏老和毛主席离开广场，进中山纪念堂休息去了。
同学们都十分羡慕徐永贤和马媛才。
土木系同学谢庭雩和动力系同学俞国宁跑过去问刘少奇同志：
“我们可以进去请伏老和毛主席再跳一次舞么？”
少奇同志说：
“伏老和毛主席就是来和你们青年朋友玩的，去吧！”
说着，少奇同志就带她们进中山堂。
毛主席对她们说：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来。”
不多一会，伏老和毛主席又在广场出现了。
谢庭雩立即迎上去，毛主席微笑着对她说：
“我们真的来了吧！”
于是她们又跟伏老和毛主席跳起舞来。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还向谢庭雩说：
“你们满足了吗？”
谢庭雩告诉记者：
“今年我们都要毕业了，我们打算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服务，快要远离毛主席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能够有机会跟伏老和毛主席跳舞。
我们真幸福！”
欢乐的“儿童世界”
六百多个中苏儿童在西边树林里等呀、等呀，等候着贵宾。
眼看都快十点钟了还不见两位主席的到来。
于是孩子们派出“和合二仙”前去迎接。
两位小“仙女”向两位主席说：
“两位主席，我们是儿童世界派来的和合二仙，请你们到我们那里去玩玩好吗？”
一番话把两位主席请来了！
贵宾们走近孩子们的舞台时，路旁左边的一棵大柏树上，一只“小鸟”叫起来了：
“贵宾来了！”
旁边的一只“小松鼠”甩着大尾巴赶紧接着说：
“主席您好！”
路右旁大树上的“树公公”摸着长到脚面的白胡子说：
“贵宾们来了，孩子们，快向贵宾问好！”
这时两个少先队员——苏联小姑娘珈莉亚和中国男孩子石定寰献了花。
孩子们跳呀，乐呀，鼓掌呀，真是高兴极了！
小报幕员王光如和萨沙分别用中文和俄文报告了节目。
伏老向毛主席说：
这一对小报幕员安排的真好，你看他们配合的多好啊！
精彩有趣的拔萝卜把两位主席都逗笑了。
这时彭真同志建议到别的地方再去看一看，伏老笑着说，别走，再看一会儿吧。
伏老已被孩子们的表演吸引住了。
紧接着是五个苏联小姑娘跳的藤圈舞。
五个手拿白藤圈、身穿粉红色缎舞衣的小姑娘优美而熟练地跳着。
给主席献过花的石定寰一直坐在伏罗希洛夫主席身边，而珈莉亚则坐在彭真同志的膝头上。
他们幸福的、激动的、高兴的小脸，吸引着好多小朋友的羡慕的眼光。
主席们又看了“自由体操”和“马茹卡”舞，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孩子们。
难忘的晚会
伏老对游园晚会的布置、节目，都感到很大的兴趣。
无论是社稷坛上大学生们用中俄文演唱的歌曲，或佟树旺的耍坛绝技，还是西树林中演出的中国古典舞或坛南门区的木偶剧“小放牛”，都一再地博得了伏老的掌声和赞赏。
在中山堂休息的时候，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代表首都的学生和青年向伏老致敬。
伏老对胡启立赞誉了这个精采的晚会，他说：
像今天这样好的晚会，他有生以来还是第1次见到。
不但丰富多采，而且秩序井然。
他问身旁的苏联高教部长叶留金：
“你过去在莫斯科见过这样的晚会吗？”
叶留金说“没有”。
接着，伏老勉励中国青年好好学习。
胡启立向伏老说：
伟大的苏联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十点半钟，伏老和毛主席等，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离开了中山公园。
这时，园中依然歌声不绝，舞影翩翩。
很多人还以为两位主席并没有走，还等着他们再回来。
本报记者（附图片）
毛主席陪伏老在游园会上看文艺节目本报记者 高粮摄
苏联小朋友在五四游园会上表演藤圈舞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伏老在故宫三大殿内看封建时代皇帝的轿子本报记者 高粮摄
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致敬
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诞生139周年纪念。
每年此日，在伦敦的马克思墓前，都有许多劳动人民前来献花致敬。
这是我国参加加纳开国典礼特使聂荣臻路过伦敦时专诚谒墓的情景。
在马克思生活过的地方
本报记者 苏蓝
在伦敦，克勒肯韦尔·格林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广场，但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1381年英国人民的起义队伍从这里一直排到了圣保罗大殿；
1848年，大宪章运动者在这里组织了5月15日的大游行；
到了1864年，它又成为第一国际活动的中心。
矮小的建筑物好像篱笆一样团团地把广场围住。
附近的一座教堂，在一幢二层楼房的后面探出它那高大的白色尖顶。
这座古老的二层楼建筑，就是当年第一国际经常集会的场所——也就是现在的马克思纪念馆。
马克思纪念馆成立于1933年。
在这以前，它是一个印刷所，后来又成为一座咖啡店。
英国的工人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发起了创立马克思纪念馆的募捐。
他们凑够了购买这座房屋的款项。
现在的马克思纪念馆，是由楼上的三间房子组成的。
其中最大的一间，是一个拥有一万二千多册书籍的图书馆。
屋中的设备，特别是光线，都不很好。
可以想像得到，维持这个纪念馆的经费，是并不十分宽裕的。
但是，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著作。
纪念馆的负责人骄傲地向我们介绍：
它也藏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
在另外一间较大的房子里，摆着约几十张椅子。
这是工人经常来这里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课堂。
就在这里，马克思曾经是积极的讲演者和听众之一。
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哲学底贫困”等最早的英文版，都是在这里印刷的。
一张装在镜框内的马克思的护照，是现在这间房子里一件珍贵的纪念物。
这是1849年马克思被德国驱逐并被通知离开巴黎后，流亡英国的护照。
护照上写着：
卡尔·马克思，三十二岁，职业：
哲学博士。
护照上没有照片，但在它的左面，标志着马克思的面貌的特征。
在这间屋子里，还陈列着一些年代久远的报纸和传单。
最老的一张报纸，是1871年05月24日的拉文热尔报，它是巴黎公社所出的最后一期报纸。
05月25日，巴黎公社被镇压。
在24日的报纸的第1版上，以大半版篇幅登载了公社的呼吁书，它号召法国工人和人民保持阵地，坚持斗争，“为公社、为法兰西、为人类而战斗到底。”
这里最小的一间房子，也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间房子。
屋内陈设犹如当年列宁所说的：
只有一个很小的写字台，一个书架和一把椅子。
要想再塞进一把椅子，恐怕是相当困难的了。
这是马克思的工作室。
1902年到1903年，列宁就坐在这里编辑“火星报”。
马克思编辑的最后一期“新莱因报”（1849，3、29）、社会民主党的1903年05月02日的“正义报”以及“火星报”现在都挂在这间房子里。
我们看到了纪念馆珍藏的一部“资本论”的最早版本——1883年出版的德文本。
恩格斯的亲笔签名，仍清晰可见。
书中的许多空白处，都有恩格斯的铅笔注解。
这本书的来历是颇有趣味的：
六年以前，有一位英共党员逛旧书铺的时候，问书店老板有没有社会主义的书籍。
老板漫不经心地回答：
“楼下有几本德文书，你自己去找吧。”
他在旧书堆中，发现了这部资本论。
老板讨价十五先令，他花了十先令就买到了手，并且立刻把它献给了纪念馆。
伟大的马克思在伦敦渡过了他的大半生。
他在伦敦生活的三十四个年头中，曾数度移居，尝尽了流亡的艰难、贫困的滋味和疾病的折磨。
我们怀着对这位伟大革命导师的悼念心情，一一走访了他所居住过的地方。
安顿逊街第4号，是他来伦敦后的第1个住所，也是目前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住所。
这是一所三层楼房，从外表看，它是西伦敦最起码的住宅。
马克思在这儿编辑过三期“新莱因报”。
据说由于这个原故，加之他无力付清房租，在六个月之后，他即被房东驱于街头。
当我们试图进去参观时，被一个老妇人拒绝了。
她斩钉截铁地说：
“这儿是私人的住宅，没有什么可供你们参观的。”
事后我们知道，现在住在这儿的是保守党人。
难怪主人把我们拒之门外并且这样强调“私人的住宅”。
马克思第1次迁居到索荷广场附近的第恩街六十四号。
这幢房子在战争期间被炸毁，现在是一片废墟。
据说，马克思在这里只住了一年多一点，然后才移到同条街上的二十八号住宅。
马克思一家在这栋三层楼上的两间小房子中生活了六年多。
在它的下面，是格瓦底斯饭店。
马克思住在索荷的时候，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他在这里埋头科学研究。
他的“拿破仑第3政变记”、“福格特先生”、“东方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在这里写成的。
当他写“拿破仑第3政变记”的时候，他正害着病，手中又无分文，他不得不向工人们借些钱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马克思是这样叙述自己当时的处境的：
“我的状况现在已经到了这种有趣的地步，我不能再出门，因为衣服都在当铺里；
我不能再吃肉，因为没有人肯赊了。”
往后的二十多年，马克思一家是在伦敦西北郊区的格来弗顿街九号（现在的四十六号）和美特兰公园路四十一号度过的。
这两幢住宅相距不过半里，它们都已破烂不堪。
据说，伦敦市政当局打算把它们拆掉。
格来弗顿街九号，就是马克思被债主们包围的地方。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完成了“资本论”的第1卷。
从这里到大英博物馆，大约有四、五英里的路程。
马克思早上九点就到那里去，坐在博物馆的图书室中，直到晚上七点钟，为他的“资本论”搜集大量的资料。
现在，去参观大英博物馆的人，都要去看看图书室中的D行第2号桌子，因为这是马克思工作过的座位。
从这里回来，马克思继续工作至深夜。
他就是这样奋发不懈的为人类工作着。
直到他在美特兰公园路四十一号停止了呼吸为止。
英国的工人，是不会忘记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的领袖的。
去年05月，他们又集资重建了在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
在花岗石的墓碑上，树立着马克思的巨大头像。
墓碑的正面镌刻着马克思的名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附图片）
伦敦的马克思纪念馆
巴西共产党决议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据塔斯社蒙得维的亚4日讯：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发表关于在巴西庆祝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决议。
“工人呼声报”上所登载的决议指出，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形成巴西共产党的决定因素。
建立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巴西共产党，在成立以来的三十五年中始终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苏联的一边。
中央委员会考虑到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巨大的历史意义，决定开始筹备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
在巴西，人们将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旗帜下，为和平、民族独立、人民福利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筹备和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
决议着重指出，共产党应当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就和在群众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捷波两国政府代表开始会谈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以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2日到达布拉格，当日便和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开始会谈。
在开始会谈的这一天，西罗基总理曾经举行招待会，招待波兰政府代表团。
西罗基和西伦凯维兹先后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筹备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
保共中央号召用实际行动纪念伟大的节日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4月28日登载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决议，号召保加利亚人民用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实际行动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
决议规定：
保加利亚报刊和广播电台将广泛宣传10月革命节的伟大意义，宣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保加利亚有关出版机构将出版有关10月革命的各种书籍；
从10月07日到11月07日国内将举行保苏友好月。
决议还具体规定了全国各地广泛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展览会、音乐会、发行纪念邮票等。
领导同志兼任宣传员
匈牙利党的负责人密切联系群众
匈牙利的领导同志深入群众生活的作风，使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起了新的变化。
现在匈牙利的领导同志都兼任党的工作——宣传员，他们在半年内都已分别给群众作了几次报告。
如国务部长马罗山同志在全国作过四十多次公开讲演，而且每次都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五一”节那天，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国务部长马罗山、外交部长霍瓦特等同志都带领游行队伍进入广场。
前几天国务部长马罗山独自散步到中国大使馆的门前，和守卫的警察还交谈了一次。
在“五一”节的那天，外交部长霍瓦特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散会后，一同坐上敞篷的载货卡车到一家餐厅去联欢。
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在巴黎成立
根据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在巴黎成立了一座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和法共中央委员们参加了这座图书馆的开幕典礼。
这座图书馆现在藏书一万卷，主要是在法国、苏联和其他国家出版的有关国际工人运动历史的著作。
驯服河水 改造海洋 开发草原
苏维埃人征服大自然的雄伟计划
本报讯
苏联有许多大河是注入北冰洋的，它们把大量的水抛到北冰洋去。
如果能使这些河流的水倒流，使它们改为从北向南流，就可以大大有利于电力生产和对干旱土地进行引水和灌溉工作。
现在苏联的工程师们正在制定一项计划，要使彼乔拉河和维切格达河的水倒流过来，注入卡马河和伏尔加河。
这个计划实现后，将使卡马河和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可以多生产约一百亿度电力，而不必增加设备。
计划要在彼乔拉河和维切格达河上建筑高水坝和水库，截断北去的河水，在卡马河上要建筑一个带有水库的大水力枢纽。
然后用运河把这三条河上的水库连接起来，这样，彼乔拉河和维切格达河被截住的河水就通过运河流到卡马河里来了。
这些建筑工程预计在1960年底完成全部设计工作，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就要开始建筑了。
这两条河流的水南流以后，除了可以用来增加发电量以外，还可以使里海的水位稳定。
这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的意义。
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海，它拥有极丰富的资源。
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以前，它的鱼产量占全苏联40％，石油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现在里海的水却越来越少，它变得越来越浅了，近二十多年来特别显著。
自从1929年到1956年，它的水位降低了二公尺半，海面的面积共缩小了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有几个地方，水面距从前的海岸已有三十公里远了。
盛产鱼类的北部变浅的情况较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里海的鱼产量减少了二分之一，国民经济因此每年要至少遭受五亿卢布的损失。
此外，也给航运造成困难，也使石油工业受到损失。
里海为什么会变浅呢？
里海同大洋没有联系，它的水量同各河流注入里海的水量多少有最密切的关系。
根据学者们的意见，里海变浅的主要原因，是近一二百年来气候逐渐温暖的原故。
不能这样看着里海逐渐浅下去，不能眼看着它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因此，调整里海的水面问题，就是个迫切问题了。
现在苏联科学家们正在积极讨论用什么方法使里海保持一定水位的问题。
现在已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使苏联北部河流倒流，首先是使彼乔拉河和维切格达河转向南流，使这两条河的水注入伏尔加河，从而使注入里海的水量增加。
不过这个方法不是很快就能见到效果的。
另一个方案是用一个大堤把里海在靠北部的地方拦腰截断，把北部的水位，也就是经济意义上最重要的部分的水位，提高到1930年时的水平。
大堤上修建两条通航运河。
这个方法比较经济一些，也可以较快地看到效果。
目前苏联科学界正在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更缜密的研究。
在苏联的中亚细亚，地跨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共和国的地方，有一片不毛的荒原，这就是饥饿草原。
去年，苏联政府决定在1956年到1962年间在饥饿草原上开垦三十万公顷土地，把荒原变成棉田。
这三十万公顷全部开发后，每年至少能生产三十多万吨籽棉。
现在，成千的苏联青年已经来到草原参加开发工作。
公路、高压输电线、住宅、公共建筑物等的建筑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中。
已建起了三万六千多平方公尺住宅。
一座将有十万多人口的新城市已在草原南部兴建，它将是饥饿草原的行政中心。
挖掘机修配厂、混凝土钢筋构件厂、造砖厂等都已动工修建。
公路已建成了五十多公里。
虽然，开发草原的决定自公布至今也才不过七个多月。
饥饿草原上展开的水利灌溉工程，其规模和速度都是苏联历史上空前的。
从1956年到1962年，这里所建成的灌溉渠网总共将有七千公里长。
那时，这多少世纪来被烈日和干风蹂躏的饥饿草原，将变成苏联最大的棉田。
（附图片）
不让美“援”独占风头
英国也向约旦装“慷慨”
哈希姆政府继续迫害爱国人士
本报综合报道 随着美国宣布给予约旦以军事“援助”之后，英国政府也采取贿买政策，来支持约旦的亲西方政权。
英国外交部5月02日发表声明，表示同意约旦暂时停止支付约旦所欠英国债款中第1次应偿还的款项。
根据今年03月10日英约签署的废除1948年英约条约的协定，约旦由于购买英国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以及偿付英国人留下的土地和设备，一共要付款四百二十五万英镑。
这笔钱分期在每年05月01日偿还一次。
第1次是六十五万二千英镑。
与此同时，英国舆论界继续抨击美国对约旦的军事干涉。
“论坛”周报说，杜勒斯依靠海军打击力量想把艾登未做完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华盛顿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块土地保持在势力范围以内”。
“论坛”指责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典型的发号施令，在国际法面前站不住脚，是直接违反联合国的一切理想的，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工党议员克罗斯曼在“每日镜报”上发表文章说，在艾森豪威尔赶忙派遣第6舰队到东地中海以后，约旦就禁止了一切政党和工会的活动，这就说明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实质。
工党左翼领袖比万在广播演说中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和英法政策是一丘之貉。
他说：
“为了维护和平，西方国家应当研究俄国人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在中东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
据新华社4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政府发言人3日说，哈希姆内阁还在继续进行逮捕。
同一天，约旦全国军事长官图康宣布最近设立的两个军事法庭要在4日开始审讯最近被捕的民族主义党派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
合众社记者3日说，侯赛因最近所采取的任命亲西方的内阁、解散政党、镇压有组织的劳工等一系列措施，“表明侯赛因国王决心要在政治和官方生活的一切部门中完成一个清洗的过程”。
约旦当局的另一措施是最近以来它同巴格达条约国家伊拉克的关系正更加密切。
约旦的哈希姆电台在5月02日以一小时的时间来庆祝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的二十二岁生日。
这种做法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北大西洋集团会议提前收场
坚持要侵略军队装备核武器
杜勒斯唆使不要同苏联达成裁军协议
据新华社4日讯
波恩消息：
原定举行三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波恩会议，由于不能获得新进展而在讨论两天后提前在5月03日结束。
这次会议同意保持去年12月理事会作出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要装备核武器的原则决定。
但是，在西德目前紧张的竞选气氛下，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讨论已推迟到以后的会议。
尽管英国要削减军队的计划在会上受到许多责难，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依然坚持了英国政府的计划。
理事会外长级会议在结束时发表公报，强调北大西洋集团各国“必须继续保持团结”。
公报认为应该不理会苏联最近发出的关于装备核武器的危险的警告，而表示必须“拥有联盟的防务所需的新式武器”。
据报道，杜勒斯在3日会议上特别强调，北大西洋联盟对同苏联达成裁军协议的前景不要“乐观”。
这次会议选择在波恩举行，原是要给阿登纳政府在竞选运动中增加“资本”。
会议公报里重申了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
它说，德国应在北大西洋集团的体系内成为“自由统一”的国家。
除了德国统一的问题，原子军备问题也是阿登纳政府在竞选运动中拿着的烫手的山药旦。
西德军队要装备核武器，已引起公众广泛的反对，反对党纷纷在这个问题上攻击阿登纳党。
西德外交部长勃伦塔诺赶忙在会议结束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会议没有讨论西德的原子军备的问题。”
然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言人在解释会议公报时明确地对记者们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作为它的军事计划的基础的”。
叙电台赞扬苏联维护阿拉伯国家主权
抨击美国用“援助”侵犯中东国家独立
新华社4日讯
塔斯社大马士革3日讯：
著名的叙利亚电台评论员纳西卜·伊赫提尔在评论苏联外交部关于约旦问题的声明的时候指出，这项文件的内容清楚地谈到苏联要维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巩固它们的主权的愿望。
他继续说，西方国家的行动是干涉我们的内政，而且是企图在中东国家重新建立帝国主义的势力。
他尖锐地抨击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企图强加于中东国家的“援助”。
他说，帝国主义者在提供“援助”的时候，却要求在我们这些国家建立一种符合他们的政治目的的政治制度，作为酬答。
他最后说：
“但是，这种帝国主义的援助不仅侵犯我们的政治独立，而且也侵犯我们的经济独立，因为这种援助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国家继续成为农业国，以便大垄断资本可以完全支配我们。
这种援助的目的是为了要奴役我们并且攫取战略据点。”
大马士革等四城市
议员补缺选举竞争激烈
新华社4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霍姆斯、苏韦达和德鲁士山城四个城市今天举行议员补缺选举。
这次补缺选举是要填补今年02月间由于阴谋推翻政府而被判刑的四名议员的席位。
由于最近的约旦事件，这次补缺选举受到普遍的注意。
华盛顿的官员们已经明白表示希望约旦事件在叙利亚重演。
合众社驻中东首席记者兰德雷3日从大马士革报道说：
“这次竞选将考验右翼分子对于取得政权和使叙利亚走约旦所采取的反共道路的希望。”
竞选运动十分激烈。
双方都表示自己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和帝国主义。
但是，兰德雷指出：
“左翼分子指明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帝国主义。
右翼分子到现在为止一直避免说明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者是何所指。”
在大马士革，竞争在1955年被帝国主义者暗杀的叙利亚前陆军参谋长阿德南·马尔基的兄弟里阿德·马尔基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斯塔法·西巴伊之间进行。
街头的竞选标语说：
“马尔基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敌人”，“选举西巴伊博士来消灭不信宗教的人”。
西方通讯社在选举前夕不断地“预测”选举可能爆发暴力事件和选举可能被操纵。
但是兰德雷承认，到3日为止还看不到被操纵的迹象。
叙利亚政府早已在举行补缺选举的地方取消了戒严令，以便为选举提供自由的气氛。
库阿特利总统3日下令禁止这四个城市在选举期间举行任何示威。
展开群众运动争取禁止核武器
苏联、埃及和日本和平组织发出呼吁
新华社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3日讯：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热烈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今年柏林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等问题的文件。
声明号召苏联公众通过举行集会、群众大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及在报刊和电台发表言论等各种办法来积极参加这个运动。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表示，希望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朋友尽一切努力，使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得以立刻缔结，使有关国家政府尽可能迅速地作出禁止核武器、停止制造核武器和全部销毁储存的核武器的决定。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开罗4日讯：
埃及全国拥护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号召加强斗争，争取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规模杀伤武器。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决定以毁灭性原子武器来装备集结在距我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远的地方的美国第6舰队，同时还决定在土耳其、伊朗、黎巴嫩、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为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装备的美国军队建立军事基地。
声明说，美国政府这些侵略性措施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危险，对我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的严重威胁。
埃及全国拥护和平委员会还号召埃及和平拥护者支持下述要求：
一、根据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1947年决议，立即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遣返阿拉伯难民，归还他们的财产，公平地补偿他们在被逐出家园时遭到的一切损失。
二、赔偿埃及因英、法、以色列军队侵略性进犯所遭到的损失。
三、一切拥有原子—氢武器的国家，应当签订禁止使用和生产这种武器，并且立即销毁现存的这类武器的协定。
四、立即完全撤退美国和所有其他外国驻在阿拉伯各国的军队。
五、一切近东国家应当宣布，它们不允许利用自己的领土建造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基地。
六、废除军事公约，特别是对阿拉伯各国的安全和自主造成直接威胁的巴格达条约。
新华社4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和平委员会5月02日举行常任理事会，通过了以禁止原子弹和氢弹、恢复日中邦交、取消日美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目标的运动方针草案。
这项运动方针草案规定，要团结人民的力量展开群众运动，反对日本政府倡议的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预先登记制度，要求美、英、苏三国立即开始缔结禁止原子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谈判，并且呼吁广大人民集中力量使今年08月将在东京举行的第3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获得成功。
这项草案规定要展开群众运动，要求实现中日两国互设通商代表和放宽禁运，并且要求日本政府为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立即派代表到中国同中国政府进行洽商。
草案还规定，在岸信介访问美国之前，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展开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并且坚决反对美国对包括约旦在内的中东各国的一切干涉。
战后日本对外贸易
蓝海
近两三年来，日本的对外贸易有显著的扩大。
从1953到1955年这段时间里，世界贸易的总输出额平均每年增加4％，但同时期的日本输出额平均每年增加16％。
尤其是前年和去年的增长率为23％和25％，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国家都高。
日本的输出额在战前占世界第5位，1950年下降为第17位，但到1955年又上升为第8位了。
现在，在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而进行激烈竞争的舞台上，日本又重新出场了。
去年的日本对外贸易，出口为二十五亿美元，进口为三十二亿美元，两者都大体上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但是，就贸易结构和性质来说，却同战前有所不同。
战前，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台湾、南库页岛作为殖民地，残酷地剥削当地人民，廉价地掠取农产品和工业原料。
它还使用武力侵入中国大陆，以掠夺的手段输入中国的矿产资源。
同时，它反过来又把这些地区变成输出棉制品、杂货等轻工业品和资本的重要市场。
另一方面，它向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输出特产的生丝、陶磁器等轻工业品，输入机器、棉花、石油、废铁等，扩展自己的重工业，为进行军备竞赛打下基础。
这就是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外贸易结构的特点。
当时，日本纺织品等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是因为它拥有在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下产生的极其低廉的劳动力。
战争结束十一年后的今天，日本对外贸易和战前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把1956年的对外贸易和战前（1934—1936年平均）作一比较来看。
战后日本对外贸的一个特点是贸易结构论就地区和商品来看，比战前都有很大变化。
战前的输出地区中，亚洲占64％（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各为18％），北美洲占17％。
战后亚洲的比例降为41％（中国为2.7％、东南亚国家为25％），而北美洲的比例却上升为26％（美国为22％）。
在进口地区中，战前亚洲为53％（中国为10％，东南亚国家为20％），战后降为32％（中国为2.6％，东南亚国家为20％）；
战前北美洲占25％，战后则上升为44％（美国为33％）。
显而易见，引起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战后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和195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
另一个特点表现在商品种类的变化上。
这与通过战时和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的事实有关。
战前（1934—1936年的平均数）在出口商品中，纺织品占52％，五金、机械、化学制品不过占12％。
但在1956年的出口中，纺织品的比例已降为35％，五金、机械、化学制品的比重增加到37％。
就是纺织品本身在战后也不同了：
人造丝、混纺品等化学纤维的比重增加，而丝、棉等自然纤维的比重下降了。
在1956年，日本船舶、混纺品的出口额占世界第1位。
进口商品中，粮食从23％减到17％，纺织原料从30％减到25％，而重化学工业原料的比重却增为27％。
这都说明无论在产业结构或输出中，重化学工业都占了主导地位。
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从把日本变成侵略亚洲的据点这个目标出发，援助并加强了日本的垄断资本。
日本的垄断资本充分地利用这个条件来复活帝国主义。
自1948年08月民间贸易重新开放后，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步调，可以证明这一点。
1949年日本被准许制造过去被禁止的海外航轮；
开始输入外国的私人资本，特别是技术；
采取索普税制改革的办法以促进资本的积累。
尤其是，伴随美国侵略朝鲜战争而来的美军“特需”订货，和世界贸易的扩大，刺激着日本的工业生产迅速扩大起来。
出口从1949年的五亿美元增加到1950年的八亿美元，1951年又增加到十三亿美元。
进口从1949年的九亿美元增加到1951年的十九亿美元。
在1952和1953年，日本出口额停留在十二亿美元左右，但进口每年仍在二十亿美元以上，所以贸易尾差经常出现大量的赤字。
这项赤字是用美军的“特需”来弥补的。
日本战后十年内的入超额累计达五十三亿美元。
但是用美援对等资金二十一亿美元（1945—1952年）、“特需”三十五亿美元（1950—1955年）、外国投资二亿美元（1949—1955年），不仅弥补了这笔亏空，而且到1956年初所存的外汇已达十四亿美元之多。
由此可见，战后十年内日本的对外贸易在前五年靠美援资金，后五年靠美军的军事开支得以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并且能以不断扩大。
到1955年，日本开始不依赖“特需”也差不多能维持贸易收支的平衡，而且还扩大了输出。
日本的垄断资本，一方面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而在短时期内得以积累资本，为经济上的自立打下基础。
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一方面把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置于失业半失业的苦境，并压低在业工人工资；
另一方面从1950年以来，迅速地输入外国技术，更换陈旧的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加强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
拿1955和1951年相比，产业工人只增加11％，而生产却增加65％；
劳动生产率虽增加48％，但实际工资不过增加22％。
总之，日本垄断资本依靠传统的低廉劳动力同新技术的结合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以便在战后的输出中握有竞争力量，并为今天扩大贸易奠定基础。
但是，日本的垄断资本家决不以此为满足。
战前，日本的产品总值中，有20％左右出口，还有10％左右作为固定设备的投资。
现在，生产规模虽扩大到战前的二点三倍左右，但出口只有10％左右，而作为固定设备投资的达20％左右。
今天，日本能出现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的繁荣，主要是因为继1953年扩大输出之后，进行了异常膨胀的固定设备投资。
不用说，这种过大的投资，将来必然会引起商品的泛滥。
纺织、食品、家庭用电器设备、肥料等工业产品，已呈现明显的生产过剩的征兆。
但垄断资本家并不打算采取提高工人工资，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政策，反而去压低工资，加强输出的竞争力，以在海外找销路作为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
然而，战后的日本对外贸易和战前不同，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附于美国。
日美贸易不是平等互惠的关系，日本垄断资本想到美国找销路是很困难的。
现在，日本对美输出的五亿美元商品中，以棉织品、缝纫机、玩具、杂货等轻工业品为主，从去年开始已遇到了美国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的障碍；
等到美国经济情况低落的时候，还会受到美国更大的限制。
近年来日本的产业重点已转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但美国不要这些产品。
因此，日本对美输出只会有减无增。
相反地，由于日本要从美国进口焦煤、废铁、石油、棉花等重要工业原料，日本的进口大大超过对美国的输出。
现在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值十亿美元，入超很多。
日本垄断资本想对美国扩大输出是困难重重的。
那末，到哪里去找出路呢？
近两三年来，日本垄断资本竭力向东南亚和南美各国输出机器和成套设备，保证矿产原料的进口。
日本政府还修改了输出入银行法，打算进一步向海外投资。
但是这条路也并不怎样乐观。
因为，日本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必然会同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竞争。
目前，日本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和资本家都认识到应该同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中国、苏联等和平民主国家发展平等互惠的贸易。
这是日本经济的一个好出路。
但是，美国害怕日本垄断资本摆脱它的控制，正在极力进行拉拢。
比如美国已向日本汽车公司提出大批订货，并以所谓“亚洲共同市场计划”来引诱日本垄断资本等等。
日本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在发展同中苏两国的贸易方面迟迟不前。
由于近来美国经济情况低落的征兆越来越明显，迫使日本垄断资本不能不认真考虑市场问题了。
一向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日本，如何解决这一尖锐的市场问题，将关系到它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有头脑的日本人对这一点都会看得很清楚。
“拉郎配” 罗远明
日苏贸易有长足进展
今年头四个月几为去年全年的两倍
新华社4日讯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同苏联在从今年01月到4月期间的贸易额几乎增加为去年全年贸易额的两倍。
从今年01月到3月，日本已经同苏联订立了从苏联进口价值共达八百二十九万美元的铬砂、木材、煤的合同。
这个数额等于1956年两国贸易总额五百五十万美元的一点五倍。
共同社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预料日本将出口价值约为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两艘青鱼加工船和价值约为四十万美元的滚珠轴承。
同时，日本贸易公司还不断接到苏联方面关于购买日本各种机械的询问。
共同社说，日本经济界对同苏联贸易“愈来愈感兴趣”。
日本对苏联的贸易还受着禁运的限制，现在日本对苏联的贸易额在日本出口总额中还只占很小的比重。
沙漠中的百岁兰
在西南非洲有一种沙漠中的植物，名叫百岁兰。
这种植物的树干又短又粗，只有一尺高。
树干上孤零零地长着两片裂成许多瓣的叶子。
沙漠的气候是非常干燥的，有时几年不下雨，但是百岁兰在最干旱的时候仍能保持绿色，因为它有深入地下的树根，它的叶子像皮革一样坚硬，不易发散水份。
据说百岁兰可以活到一百岁，它一生只长两片叶子。
约旦人民的怒吼
04月24日，约旦首都安曼人民举行盛大示威，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抗议美国在约旦策动政治事变。
（新华社稿）
约翰牛不甘当山姆大叔坐骑
丘吉尔主张英国重新称霸世界
英议员要求加强英联邦的联系
本报讯
伦敦消息：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打破了将近一年的沉默，他于3日在保守党的一个组织里发表演说，要求英国继续“担负起世界的领导责任”。
他说，世界在迅速变化着，在尖锐的国际竞赛中，英国必须在它“领先的地方继续跑在前面”，在它“落后的地方迎头赶上”。
说到联合国在苏伊士问题上对艾登的谴责，丘吉尔深表不平。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
“曾经在国内外攻击过他（艾登）在去年秋天同我们的法国盟友一起采取坚决行动的那些人也许现在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了。”
人们认为，丘吉尔的这些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最近以来，英国舆论界对于在苏伊士问题上装作和平姿态而对约旦采取军事威胁的美国“盟友”已经啧有烦言了。
据新华社伦敦4日电
美国的渗入正在威胁英帝国的基础，使英国议员们感到不安。
工党议员伊曼纽尔·辛威尔昨天在下院表示担心英联邦有变成美国的经济卫星国的危险。
他警告说，“除非我们能够同英联邦国家联合，并且使自己不那么依靠美国，否则，英国的独立将在暗中遭到破坏，而且无疑是很快的事。”
保守党议员兰弗德—霍尔特也提出警告，英国应当提防让美援把它变成美元帝国和美元生活方式。
“美援”有那些内容？
最近有些读者要求我们对“美援”这个字眼作一些说明，现简答如下：
美援是战后美国政府用以实现它的侵略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同它的“实力政策”相辅而行的。
美援的最初运用就是所谓“杜鲁门主义”，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反动政府镇压了民主运动，同时也就把美国的势力伸进了这两个国家。
从1948年起，美国政府实行了向欧洲输出剩余物资的马歇尔计划。
这个计划帮助了美国建立对西欧国家的控制，把它们拉上美国“冷战”的轨道。
1950年又实行了目的是对落后地区进行经济侵略的第4点计划。
在侵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加紧推行全球性扩张和备战政策，在1951年10月通过“共同安全法”，把几种援外法案都并入“共同安全计划”，成为一个支持美国军事侵略的单一计划。
“共同安全法”规定的援助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军事援助
这是单纯供应武器、军用物资和劳务的一种援助。
受援国都是同美国订有军事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像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伊朗、巴基斯坦等等。
台湾蒋介石集团、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和南越吴庭艳集团是这种援助的主要对象，目的是驱使这些反动集团，继续同他们本国解放了的人民为敌，维持一种有利于美国进行扩张的形势。
自从实施“共同安全法”以来，军事援助在美国对外援助中占了主要部分。
1957财政年度美国军事援助拨款是二十亿美元，占该年援外拨款总额三十八亿美元的一半以上。
1958财政年度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的援外拨款额是四十四亿美元，其中有二十五亿美元属于军事援助。
接受军事援助的国家，必须用比所接受的“援助”大得多的资金来扩充军备，充当美国全球备战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二、经济援助
包括以下四种：
（1）防御支持：
这是向同美国订有军事协定的国家提供非军事物资和劳务的一种援助。
这种援助必须用在同“防务”有关的方面，因此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军事援助。
防御支持拨款在本财政年度是十一亿六千万美元，几占经济援助拨款总额的三分之二。
这一项和直接军事援助合计，占全部援外数目的十分之九。
（2）技术援助：
这是美国政府通过双边协定、联合国组织或美洲国家组织向某些国家提供教育工作者、技术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等等的一种援助。
这种援助的目的是为后来的渗入开辟道路。
本财政年度用于此项援助的款额是一亿五千万美元。
（3）开发援助：
这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进行开发为媒介而逐步达到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的一种援助。
目前这项援助每年约为二亿五千万美元。
以上两项援助数目都非常有限。
（4）总统特别基金：
这是交给美国总统支配，供特殊用途的一笔一亿美元的基金。
艾森豪威尔曾经动用这笔基金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性的活动。
此外还有一笔专门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常设基金。
1951财政年度国会第1次通过的数目是一亿美元。
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加。
美国在实行对外援助时，附有很多条件，并对受援国的内政外交进行粗暴的干涉，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
因此美国国务院正在改行采取一些比较迂回的办法，并把援助范围从美国冷战政策追随者扩大到和平中立国家。
本月初，杜勒斯在参院的一个研究外援特别委员会上要求改变目前逐年讨论拨款的办法，而实行一项每年以七亿五千万美元作为亚洲和非洲经济发展基金的长期计划。
美国外援政策上的这种新动向，说明美国准备在亚非地区推行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企图使中立国家上钩。
（振亚）
读报参考
“山姆大叔”
据美国百科全书说，1812年，美国特罗城有一位专门检查政府军事订货的官员，名叫山姆尔·威尔逊，但是他的亲友和熟人都称他为山姆大叔。
当时凡是政府订购货物的箱子，外面都标上U．S．两个英文字母（美国的简写），而山姆和大叔这两个英文字的开头字母也是u和s。
因此，特罗城的人开玩笑说，这些箱子都是山姆大叔的。
以后逐渐流传开了，山姆大叔便成了美国的一个代号。
山姆大叔的形象是一个有着山羊胡子的瘦长老人。
“约翰牛”
这个辞最初出现在1712年约翰·阿尔布纳博士所写的“约翰·布尔的历史”的五篇政治讽刺论文里。
布尔这个字在英文里也就是牛的意思。
以后这个名辞被广泛采用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
约翰牛的形象，是一个矮肥粗壮穿着十八世纪英国服装的绅士。
关于雷海宗先生提到的“雅典宪法”
吴恩裕
在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雷海宗先生的发言中，有这样几句话：
“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
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
虽然二十年前我读过“雅典宪法”的英译本，却没有想过雷先生所提的这个问题。
看到雷先生上述发言后，由于恰好我正在重新学习“政治学说史”，所以很愿意也来谈谈这一问题。
“雅典宪法”不是一本大家常见的书，下面先把它的发现、内容和意义大略介绍一下；
然后再讨论它的史料上的价值。
讲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首先，严格地说，在古希腊时代，还没有近代意义的宪法。
其次，也并不限于“雅典”：
因为亚里士多德原来的研究是包括着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雅典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
研究的进行大概是在公元前三三五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里西亚姆讲学以后。
由于牵涉面广，很可能有他学生们的帮助。
书的写成据考当在公元前三二八和三二五年之间。
这一著作，虽然后来的古代著作中有时加以征引，但在中世纪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里，却不见了。
残篇“雅典宪法”的最早发现，只是距今七十七年前的事情。
1880年在埃及首先发现写在两页草纸上面的亚里士多德这一著作的抄稿。
根据鉴定说这两页抄稿是公元四世纪的东西。
1890年弗·吉·肯尼扬在英国博物馆从埃及得到的草纸中又发现了另外一部分残缺的抄稿，据考是公元一百年左右的遗物。
这项残篇原文经过了几次的编定并且附有注释。
1891年有弗·吉·肯尼扬的带有注解的英译本，1935年又有赫·莱克汉姆的英译本。
（后一英译本最近已有力野、日知先生的中译本，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本年第2期。）
“雅典宪法”是关于雅典的政治制度的著作，其中包括着两部分：
一是公元前四○三年以前雅典政治制度的历史；
二是雅典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宪法。
在历史纪述的部分中，略叙德拉科以前的宪法，比较详细地纪述了德拉科、梭伦等宪法，描述了民主、僭主、寡头政制的变化及实行各个政制时期的情况。
在现行宪法的叙述中，谈到了雅典人民的选举权、官吏、军官、官吏的津贴、法庭及诉讼程序等等。
“雅典宪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它是第1部有系统地应用归纳的和比较的方法研究雅典政治制度的著作。
当然，我们都知道：
亚里士多德是拥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
我们也都不相信：
他给雅典所推荐的所谓“温和民主”的制度和依靠中等阶层（指自由民中间阶层）的办法，能够解决雅典社会的根本问题——奴隶与奴隶主间的矛盾，自由民中贫富阶层间的矛盾。
可是，他那在“雅典宪法”中就应用、到了“政治论”中就成熟了的研究某些政法现象的方法，却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
古希腊的学术虽然到纪元前五世纪中叶逐渐由自然的探讨转向社会的研究，但在亚里士多德以前，除了一些关于政治和法律的片段观点和意见不能算是政法科学外，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讨论国家的著作。
由于柏拉图所使用的方法是抽象的、演绎的，所以他并没有奠定政法科学的基础，而是建立了一种玄想政治哲学，主张由哲学王来统治的国家。
实质上，柏拉图只是表示了他主观的阶级愿望：
想用“理想国”中所坚持的自由民各等级的严格“分工”制度来加强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统治，妄想这样就能够消灭城市国家的威胁——即他所谓“不统一”和“动荡不定”。
反之，亚里士多德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则是对具体事实加以分析，是比较的，归纳的。
他深入考察实际政治的演变及其进行，不但分析政制形式的特点和变化，而且也把那些特点和变化与当时的所谓“党争”，亦即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在他的分析中是具有若干“自发的”辩证法成分的。
他根据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宪法的研究，在“政治论”中得出来的总结，例如对革命的经济原因、对于党派的斗争的分析等等，也是包含着一些唯物的因素的。
“雅典宪法”就是他所接触到的这类事实材料的一小部分。
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具体知识，亚里士多德才能在他的“政治论”一书中进一步奠定一个为后来资产阶级政法科学所依据的基础。
对于一般历史、国家与法的历史，“雅典宪法”还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上引雷海宗先生的话，恐怕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我们知道，研究古希腊的一般历史和国家与法的历史，除了文学作品，特别是亚里士多芬的喜剧、辩论家和执政人的演说，碑铭中的资料之外，较有系统的著作，有齐诺芬的“斯巴达国家制度”，拍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论”（他的“理想国”中甚少这种材料），和另一题名为“拟齐诺芬的雅典政治”的著作。
在这些材料里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雅典宪法”算是很重要的了。
特别是在“雅典宪法”中，他引用了许多原始材料，如梭伦的诗篇，民间歌词，谚语等等；
征引了希罗多德、也采用了修昔的底斯的著作；
这都是历史家有用的史料。
它对于从梭伦以来的雅典政治制度，阶层间的斗争，阶级的对立，政权的变化，以及一些其他历史事实，有时叙述得也很细致；
这更是治国家与法的历史的人的珍贵资料。
然而，能不能说：
假如恩格斯看到了“雅典宪法”，他就会把“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有些问题的“提法”改变了呢？
虽然雷先生的话不够具体，但我们认为对于下述两点，却有说明的必要。
第1，倘使我们说：
如果恩格斯看到了这一残篇，就会对“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某些内容有所补充，这是有理由的。
例如恩格斯所提到的关于梭伦“革命”中“债务简单地被宣布为无效”的情况，恩格斯自己说“不知其详情”，在“雅典宪法”中的第6节里面，就有较详的记述。
又如在“雅典国家的发生”一段中，恩格斯也表示对梭伦时代的史实“知道得很不完全”，而“雅典宪法”却有由第5节到十二节关于梭伦执政、改革的比较详细的记载。
这都是可以做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叙述事实的补充材料的。
第2，可是，对于“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及雅典国家产生的基本论点和提法，“雅典宪法”中却并没有包括着足以改变或修正这种基本论点和提法的材料。
那个基本论点和提法就是：
在雅典，“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抗中发生的”。
正因为雅典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和内部暴力干涉”，另方面，在这里“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才说这是“一般国家形成的极为典型的例子”。
在“雅典宪法”所叙述到的雅典国家形成的几个重要时期，如提秀斯（在“雅典宪法”中记述提秀斯的事迹只剩几个断片，非常简略，不足多据。）
、梭伦（对梭伦的事迹，“雅典宪法”讲得倒不少；
但须知亚里士多德对梭伦一方面极为赞誉，如说：
“梭伦双方都不讨好，……他却宁愿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
另方面又替梭伦辩护，而说：
“……我们必须认为攻讦梭伦之说是错误的”。
由于亚里士多德对梭伦有偏好，由于他们都认为一种带有资格限制的民主制是最好的制度，所以，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叙述还必须批判地采用。）
和克莱斯特纳斯的事实中，我们找不到足以改变恩格斯上述基本论点和提法的证据。
这些事实恰恰只能充实恩格斯的叙述，加强他的论证。
以上，我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雷先生。
最后，我还愿意多说几句话。
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了要搞好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雷海宗先生提出要掌握充分的材料，要掌握最新的材料，我觉得这完全是合理的，正确的。
关于雷先生发言和致人民日报编者信中的一些其他看法，可能而且已经引起争论。
本文虽然限于谈“雅典宪法”一个问题，但我却认为，我们应该把雷先生其他看法所引起的争论，都认为就是“争鸣的一部分”或“一种争鸣”，不要把它认为是“争鸣”之外的事情，甚至于是阻挠“争鸣”。
出版界的内部矛盾需要解决
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出版界座谈会
本报上海专电
上海市二十八位出版、社会文化界人士，在2日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出版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出版界人士批评了目前出版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只此一家，别无分设”的做法。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家璧说：
现在出版社作了专业分工，只此一家，不利于作家的“鸣”“放”，也不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要求。
作家的稿件，一家不出，就没有第2家好投。
只此一家，对出版社也不利，容易养成编辑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
反正得罪了作家，作家还是会找上门的。
大家不用负经济责任，出版社也保险不会关门。
上海可以多办几家出版社，作家可以选择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出版社之间，也可以互相竞赛、竞争，形成自己的特点。
过去的“开明”、“生活”等书店，就都有自己的特点。
新文艺出版社编辑秦鹤？
还谈到他们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分工上的矛盾。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二年规划把所有外国文学名著都列入计划，并且网罗了所有知名的翻译家。
经过协商以后，才确定北京出版世界古典文学，上海出版世界近代文学，但是优秀的还是让他们出。
组织庞大，冗员过多，也是目前出版界的一大问题。
很多人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编辑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比例是一比四到五，非常不合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李小峰说：
过去的北新书店编辑、出版、发行人员最少时只有十多人，每个人都精通业务，因此一年也出一百多种书，现在文化出版社却有一百六十人左右，很多人是其他部门转来的，他们不熟悉业务，还要熟悉的人去帮助，抵消了力量。
秦鹤？
说：
过去编辑和作者直接联系，现在作者来信要经过收发、文书再转给编辑，拟稿后还要经过核稿等手续，弄得大家整天忙于事务。
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尚丁说，他曾经直接复了作者一封信，人事科批评他无组织无纪律。
很多人都批评人事科滥用职权，不尊重编辑部门的意见，需要的人调不到，不需要的人不断调进来。
赵家璧说：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是由于公私合营时，把所有的人都包了下来，现在有三百多人。
有许多人不适于做编辑，也由人事部门安排在编辑部。
编辑部很需要有个党员干部，结果，调来的一位党员同志不起积极作用，反起消极作用。
出版社要办得短小精悍。
有些编辑工作，可以邀请大学教授、作家等社会人士来担任。
过去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这样做过。
目前出版社编辑人员质量不高，如何加强对他们的培养？
大家在发言中也提出了不少意见。
舒新城说，要培养一个能独立工作的编辑，以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需要经过五年的努力，甚至十年，但是目前有些编辑水平很低，许多是转业来的，这个问题要解决。
秦鹤？
并谈到出版社实际能做编辑工作的人不多，而领导上没有重视对他们的培养，政治待遇上又低，编辑很苦闷。
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姜彬提出，目前党政工团的领导方法都是按照机关、工厂的一套方式，如买公债也要开会讨论意义，使编辑工作人员常常忙于开会，工作、创作、学习条件都很差。
目前出版物质量为何不高？
出版工作为何存在这样多矛盾？
人们认为上级领导有责任，作家也有责任，不能单责备出版部门。
中华书局舒新城在首先肯定出版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之后，接着用十二个字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重视不够、了解不够、领导不强”。
他说，领导上没有把出版工作看做是学术性的事业，而看成是单纯的商业，追求数字和指标；
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已经七年未开。
上海画片出版社编辑应野苹提出，领导上每年都要下面订全年计划，并且规定体裁、比重，事实上常常不能完成。
他希望领导上不要限得太死，盲目追求数字。
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胡炎谈到他们调查二十六个工厂、学校，读者都喜爱阅读古典文学，主要原因是故事性强；
而反映现实的通俗文艺作品受读者欢迎的就不多，主要原因是作品公式化、概念化。
他希望作家多多创作近代的通俗的文艺作品。
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陈向明说，去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作家多为儿童创作，许多作家订了计划都没有兑现，多不愿意为儿童写稿。
新华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方面的人士，在会上也发了言。
新华书店方面认为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有些不公允，对他们的困难体谅不够。
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在会议最后说：
出版界批评领导上不重视，这是对的，市委过去没有很好抓出版问题。
从今天开始，可会同有关部门仔细研究一下，看看首先解决哪几个问题；
有些问题比较复杂，要好好研究。
他并勉励大家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总是好的，有缺点就应该纠正，如果确实不对的，你们也可以申诉。
经过争鸣，大家可搞清事实，改进工作。
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和作风
丁洪范
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来，确有一部分人害怕“放”，而另有一部分人却有不敢“鸣”的顾虑。
人民日报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这个重要方针，近旬以来除划出很多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外，并在天津邀请了十位教授座谈。
虽然他们代表一部分意见，但却为天津知识分子所欢迎并重视的。
其中雷海宗教授谈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
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见4月22日报）。
编者按、注对这样看法不能同意，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首先，在一部分年长知识分子中间对“百家争鸣”方针还存在着“诱敌聚歼”的顾虑的时候，雷教授大胆地谈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所应该欢迎的。
至于他所谈的“停留”看法如果只限于他所提到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也应同意。
可是他也谈到“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
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
这里上下文义有些不明，就字面看来，我们是大大不能同意的。
问题是：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着，而教条主义者却主观地把它看成死的教条不能发展的了（虽然口头上也说是发展的）。
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基本理论的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这里不拟缕述。
因为马克思主义吃了伪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亏太大了，我这里倒想谈一谈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危害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说过“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或神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耶稣及其他教主类似地说了），而只是教条主义者把自己所编出来的“神的话”作成千古不移的教条来强制别人遵守。
中世纪的旧教条主义者杀害了多少科学家，统治着整个黑暗时代。
当时东西各国的教条主义确是科学的最凶恶的敌人。
目前的新教条主义则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但其对科学和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实不下于中世纪的旧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者与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不在他们的口头表白，而在他们的思想方法和作风。
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是因为他有正确的唯物观点和辩证的逻辑方法，也就是有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就这样，科学家研究事物决不预先肯定某一种言论是对的必须拥护，另一种是错的必须压制，而是从客观的具体事实出发加以缜密的分析，然后提出充足的理由作成判断。
这样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才有说服力。
教条主义者不会懂得这样做，他先从经典中去找一句“微言”（神的话或儒教的“子曰”），然后主观地引伸其“大义”去曲解事实，自命是“代神立言”或“代圣立言”的护道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
万一对于某一具体事实找不到“子曰”一类的微言，则皇皇然无所措手足而埋怨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斯大林生动地讽刺了教条主义者的丑态和危害。
他讲述了克里米海军暴动时，革命士兵向社会民主党人请示的故事，后者找遍了马—恩经典而没能找到涉及克里米暴动的话，因此不能作出任何指示。
结果这次暴动失败了。
在工作作风上教条主义者一只手拿教条，一只手拿宝剑，谁不接受他的教条，就给谁一剑。
其最常见的是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段扣上一个大帽子压制意见异己的同志，使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种种打击。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凡求真理的科学工作者一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无不诚心拥护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不畏惧“争鸣”。
可是在规划“百家争鸣”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时却不能预先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或标准。
如果这样先肯定一家之言然后进行研究或讨论，这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由此也必然会产生教条主义的武断作风。
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告诉我们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不是某家之言。
教条主义者口里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其实偷偷地是以他自己所杜撰的教条为指导思想，自古教条主义者的行径都是如此。
教条主义者之所以凶狠，就是因为他以这种手法来冒名正统，可以倚官托势，便宜行事。
这一点若不揭穿，就会给教条主义者留个后门，那对科学的发展是很危险的。
凡确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拥护用正规的科学方法展开研究和争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真理，使人信服。
毕竟真理只有一个，争来争去自然而然会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
只有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无信心的教条主义者才害怕“放”而坚持预先加以肯定。
因此为了更好地展开“争鸣”和科学研究工作，那些善良的领导同志中再三坚持“百家争鸣”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者（例如座谈中一位领导同志曾屡次发表这样的谈话）对于这个问题还可加以慎重的考虑。
就目前的情况而论，对于教条主义还有“谈虎色变”的景象。
为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在十一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对于这个阻碍“争鸣”反科学的怪物实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势。
只能“放”不能“收”
上海“解放日报”4月21日社论
在最近讨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得很热烈。
其中有一个争论：
“放”，还是“收”？
我们很多同志，经过讨论，认识提高了，懂得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切合时宜的，是繁荣艺术的方法，是发展科学的方法，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赞成放，不赞成收。
但是，也还有一部分同志仍然没有消除自己的顾虑，怕放，不敢放。
有的同志甚至唯恐放了以后，毒草遍地，盖过香花，天下大乱，不可收拾。
这种意见，党内有，党外也有；
不过，党内多一些。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判断一个问题，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相信了的别人的经验。
糖是甜的，这个引不起争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还是收，这里面是甜、是酸、是苦、是辣、是咸，还是五味俱全，在没有亲口尝一尝的人看来，是很难说的。
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上海也并不是一点经验也没有的。
我们懂得了中间的一些味道。
回味一下，对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决定放还是收，对于理解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说是有好处的。
我们还是从“百花齐放”说起。
因为这方面的情况，不论是戏曲界，还是各界人民，都比较熟习些。
我们在各个剧场里都看到过毛泽东同志写的八个字：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我们也看过很多戏，也有过各种不同的议论。
从这里，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经验。
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些情况。
那时，人民革命战争刚刚胜利，它把几万万人带进了一个新天地，人民要过新生活，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文化生活也要换换样子。
要看新戏，要看表现新生活的戏，打腰鼓，扭秧歌，也是这种革命风气的一种表现。
我们且不说那些对民族戏曲抱虚无主义态度的人，我们只说当时一般观众，确实有这么一种喜欢新东西的风气，这自然是好事，不是坏事。
革命胜利了，我们的戏剧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要求它能够鼓舞人民前进，使人民得到美好的感受和愉快的休息，这自然是应当的。
但是，那时人们对于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也还没有来得及分辨清楚，因而也发生了一些过分的情况。
在戏曲团体、文化机关里，有些人对待戏曲艺术，采取了粗暴的办法，盲目地否定了许多不应当否定的东西，“改革”了一些不需要“改革”、或者不能够用简单方式“改革”的东西，有的人甚至于认为某个剧种没有前途，某个剧种应当抛弃，等等。
这些做法曾经造成了一些损失。
党中央自然没有听从这种劝告，党是反对这种粗暴的做法的，党决定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让各个剧种在自由创造、互相竞赛的条件下向前发展。
这个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但消除了许多混乱现象，而且把戏曲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把许多长期被埋没的优秀的剧种、剧目发掘出来了，并且进行了许多加工和整理，创造出一些新的剧目，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了戏曲事业的发展。
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央的这个政策，在认识上是不深刻的，在执行上是不放手的。
有的人还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决定“扶植”什么，不“扶植”什么；
有的人急于“推陈出新”，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艺术创造；
有一个时期，“一棍子打死”式的戏曲批评相当流行，形成了许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清规戒律，影响了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在执行中受到了限制。
这种情况，到了1955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到了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问题就显得突出了。
这时，人民群众受到革命高潮的鼓舞，他们要求更加丰富多采的生活。
他们要求从舞台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多种多样的表演，当时各个剧场上演的剧目，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戏曲工作者也表示不能满足了。
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时人们经常讲的是这么三个“没有”：
观众没有戏看，剧团没有戏演，演员没有饭吃。
当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不过，它确实尖锐地表明当时上演剧目贫乏、演员生活困难，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了。
这是同我们国家的蓬蓬勃勃发展的情况很不适应的。
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当时，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不满的意见，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
那时也有过同现在差不多的争论：
是放，还是收？
显然，继续受清规戒律的束缚，也就是继续“收”，是只能阻碍戏曲艺术的发展的；
观众不满，艺人不满。
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就是坚决地大胆地“放”，才能够把三个“没有”变为三个“有”：
有戏看，有戏演，有饭吃。
并且逐步地作到好戏越来越多，“百花齐放”，戏剧繁荣。
从去年上海市第1次剧目会议决定“开放剧目”到现在，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效果。
这就是：
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发扬起来了，许多久已不演的剧目上演了，观众有戏看了，艺人的生活改善了。
不错，人们耽心过，今天仍然有人耽心：
放的结果是不是弄得不见百花齐放，只见毒草丛生了呢？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不久以前，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组织他们的会员，到各个剧场普遍看戏，比较多数人的意见是：
牛鬼蛇神是出来了，但毒草并不那么多，只能说多了一些野草闲花，还有一些是似毒非毒的东西，一时分辨不清，还要下一番功夫，仔细看一看，研究分析一番，才能弄清楚。
我们还可以从观众方面看，一年来，也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中毒”现象。
这样看来，我们是放对了，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好处，是甜果，并不是苦果。
这里说的好处，是包括出现了一部分不好的戏在内的。
因为，有了这一部分坏的或不好的戏，好戏才有了对立物，人们才可以比较，才可以选择，才可以锻炼自己的辨别力，才可以促使戏曲工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用美好的艺术作品去战胜丑恶的东西。
它也促使艺术批评家忙起来，去看那些他们从来不看的戏，去分析那些似毒非毒的戏。
这样，就会帮助我们发现香花，识别毒草，并在识别清楚以后，用分析批评的方法，清除毒草，把它变成肥料。
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
这就是，由于我们对党的政策领会不深刻，不透彻，我们放得还是不够。
这表现在，我们总还有些不放心，又放，又怕放，心里没个“底”。
特别是当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不对头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有些沉不住气，有些同志手发痒，想着立刻动手，用简单的方法，把它一刀砍掉。
还不了解，要百花齐放，就会出现毒草。
连草也不长的地方，花也长不起来。
出现一两棵毒草，并不可怕。
毒草多了，观众也不答应。
对待毒草，不能用简单的方法。
我们应当作得好一些，把毒草变成肥料，变成防疫药物。
我们应当看到，广大观众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欣赏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戏曲工作者的政治觉悟也是不断提高的。
明明知道是坏戏，还一定要演、一定要看的人，并不那么多。
为了清除毒草，也只有让它出来。
禁止它出来，是没有用的。
香花总是在和毒草竞赛中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总是在和腐朽的力量作斗争中生长起来的，美好的艺术总是在战胜丑恶东西的过程中繁荣起来的。
我们越是坚决地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越是可以把社会主义的艺术繁荣起来。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
凡是我们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好处，尝到甜头；
凡是我们执行得不坚决以至违反了这个政策的时候，就吃苦头。
这个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的了。
那么，我们就容易答复这个问题了。
是放，还是收？
只能放，不能收。
艺术上是这样，学术上是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问题，都应当是这样。
如果我们把去年一年各方面的情况回顾一下，一定可以得出同戏曲艺术的发展类似的情况，得出正确的结论。
只是因为我们在“放”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很多经验，还没有在各方面吃到“放”的甜头，“放”的劲头也就没有那么足。
那么，就让我们试一试吧，尝一尝吧。
实践是会给我们增加前进的勇气的。
要学会游泳，就要下水，下了水，就知道并不那么容易淹死人。
放了，也就懂得其中的乐趣，不想收了。
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才能彻底解放自己。
在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原来就没有东西，除了奴隶的锁链以外。
因此，我们就不怕放，我们就敢于在自由竞赛中发展共产主义的事业。
到了今天，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已经处于指导地位，当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以后，我们更可以大胆放手地去进行竞赛。
当然，有困难。
远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就曾指示我们：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当时，我们对这一点还体会不深。
现在，当国内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我们就比较深刻地领会到这两句话的分量了。
我们必须用学习搞阶级斗争的那种热情和毅力，去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去学会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许许多多不懂的东西。
而这也如同学习搞阶级斗争一样，是靠在实践中、在战斗中才能逐步学到一些东西的。
“收”是不能锻炼群众，锻炼阶级，锻炼干部的；
只有“放”，只有在放的过程中，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我们才能够受到锻炼，学到处理新问题的经验。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以后
全面治理黄河的第1个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在4月13日开工了。
按照设计，将在三门峡修起一座坝顶长约一公里，高达一百一十公尺的混凝土重力坝，这个拦河坝把黄河拦腰堵住，形成一个水库。
水库的容量将达六百四十七亿立公方，比鄱阳湖还要大，让河水在这里澄清，慢慢下泄；
同时随着高原上的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将使黄河变成一条细流碧波、为人民造福的河流。
又由于水库的调节，由邙山到海口的七百九十公里内的河道，可以航行二百吨的船只。
拦河坝还带有水电站，利用水库的高水位可以发电一百一十万瓩，每年发电量为六十亿度，将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发电站，可以保证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工业基地的用电。
由于水库的兴建，可把黄河千年一遇的洪水由三万五千秒公方减少倒六千秒公方。
使威胁黄河下游八千万人民的洪水灾害根本解除，使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四千万亩农田得到灌溉。
征服黄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极其伟大的事情，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又是征服黄河工作中的第1个规模空前巨大的建设。
人们几千年来的梦想，就要在我们手里变成现实。
韩学章摄（水利部供稿）
这是三门峡的全景。
就要在这个地方修建一座大体上如示意图那样的拦水大坝。
十多公尺高的缆索起重机塔架已经架设起来，开始运输建桥的器材。
来自各地的上千的工人，正在河水冲击的人门岛上进行艰巨的开挖工作。
风钻工攀登在悬崖峭壁上，开动着风钻，向三门峡最坚硬的岩石——闪长斑岩搏斗。
用浮箱架起的打桩机，在黄河急流中进行打桩，准备架设桥墩。
三门峡工程局动力分局线路工程队的测量人员登上山头，为马家河底至三门峡的发电列车测量输电线路。
苏联政府指定最优秀的工程师参加三门峡工程的设计，并派了大批专家来到工地。
这是苏联地质专家萨柯洛娃在工作。
在人门岛上出现了中国科学院的一支考古队。
黄河岸上的午餐，别有风味。
下工后，推土机手王万新、齐东升的精采表演——抖“空竹”。
支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大批物资从各地运到会兴车站后，再用汽车运送到工地。
不知工人们挖掉了多少山石，填平了多少沟壑，才修起了一条从三门峡新市区至三门峡工地的三十余公里长的平坦的公路。
04月13日在三门峡河中间的鬼门岛和河南岸的山坡上举行开工典礼。
参加开工典礼的有五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