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罗签订今年换货和付款协定
新华社1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友好的商谈，今天在北京签订了1957年中罗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将供应罗马尼亚矿产品、皮张、麻类、丝毛织品和其他工业原料及生活必需品等。
罗马尼亚将供应中国发电设备、钻探设备、石油产品和其他化工原料等。
在协定上签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解学恭；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维德拉希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开会
听取关于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
新华社1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第66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补充说明。
会议进行中，伏罗希洛夫主席由朱德副主席陪同到会场参观，全体委员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六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将释放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今天打电报给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把最近将要被释放的六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名单通知他们。
这些战争犯罪分子中，有一名是服刑期满的，五名是因病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而被提前释放的。
中国红十字会还把名单告诉了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

周总理接见日本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19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上午接见了以久布白落实团长为首的日本妇女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书记处书记曹孟君、沈兹九等。
（附图片）
右：
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妇女访华代表团团长、日本基督教妇女矫风会副会长久布白落实握手。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国务院决定：
减少夏季棉布供应
保证人民冬衣需要
新华社19日讯
国务院关于1957年棉布供应的决定
（1957年04月12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6次会议通过）
国务院审查了商业部关于1957年棉布供应问题的报告（见今天本报第3版）。
由于1956年水灾以后，部分地区棉田减产，国家收购棉花的计划未能完成，再加上去年放宽了供应，多销了布匹，因此1957年市场纱布的供应量将比1956年07月发出本年度购布证的时候所估计的供应量为少。
为了调整已发购布证和可能供应的棉布数量之间的差额，为了保证人民的冬衣需要，必须适当减少夏季的棉布供应，现在决定：
一、由1956年09月01日至1957年04月30日通用的第1期购布证继续十足通用至1957年08月底。
二、由1957年05月01日至8月31日通用的第2期购布证一律按票面数额对折使用。
三、凡是发了全年通用购布证而没有分期发购布证的个别省份，自4月20日起，全部购布证一律按票面数额对折使用。
四、凡是按照上述三项规定向全国国营、供销合作社、公私合营出售棉布的商店凭购布证买布的，各类棉布商店保证全部供应。
五、针织品、绸缎、呢绒，照旧自由购买，不需凭证。

大家都来节约棉布！
国家为了解决全国六亿人口的穿衣问题，几年来在发展棉纺织业生产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
1949年我国生产棉布的数量是五千五百零七万匹，到1956年已经达到一亿七千四百八十九万匹。
这个产量相当于战前1936年棉布产量（八千一百二十五万匹）两倍多。
在棉布供应方面，1956年也是供应市场最多的一年，达到一亿七千三百六十五万匹，其中民用布为一亿四千九百四十八万匹（不包括市场供应服装用布数字），等于1949年供应市场民用布（四千零八十八万匹）的三倍多。
新中国成立七年多的时间里，棉布的生产和市场供应的增长速度，是旧中国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棉布生产的迅速发展，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衣着情况已经从根本上改观了。
今天，不论是在城市或在农村，衣衫褴褛、几个人伙穿一件棉衣、一家人伙盖一床棉被的极端穷困现象已经很少。
今天，在我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里，衣服几身，被子成叠，已经成了大量的寻常的现象。
人们只要把自己几年来消费的棉布计算一下，同解放以前作个比较，就会发现衣着的变化是多么显著。
自然，我国人民的棉布消费水平一般地说来还是不高的，他们有权利要求国家供应数量更大、品种更多、花色更好的棉布，好进一步解决自己的穿衣问题。
事实上，国家也正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但是，今年的情况同往年有些不同。
由于我国去年在较大范围内遭受了自然灾害，棉花减收，纺织工厂所需要的原料供应不足；
再加上去年棉布销售过多，今年的棉布生产和供应计划不得不比去年有所削减。
这就使得棉布生产和供应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
国务院考虑到今年棉布生产势必减少这一趋势，现在决定将今年第2期布票（从1957年05月01日到8月31日）按对折使用，以便平衡棉布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
这当然使今年棉布供应数量有了一些削减。
但是今年的供应量比起1955年来，还是增加了。
这一措施虽然会使一部分消费者在夏季用布上感到一些不便，但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冬季的用布。
相反，如果现在政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夏季棉布销量，到了冬季人民最需要棉布的时候，就必然无法保证供应，就必然造成比现在严重得多的困难。
利害相较，这个办法显然是好得多。
大家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呢？
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
对国家供应棉布上的暂时困难充分谅解，对国家采取的措施热诚合作，根据新的办法，本着节约朴素的精神，具体地把自己和自己家庭消费棉布的计划重新做一次细致的安排——有旧的，就少买或不买新的；
有破的，就尽量修整再用。
这样，虽然今年第2期国家供应的布少了，困难还是可以克服。
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人们都这样做，就可以使现有的棉布能够用来满足最迫切需要棉布的人，棉布供应的紧张状态就可以得到缓和。
另一种态度是同前面所说的相反：
听说要削减夏季棉布的供应，就不问情由、不加分析地埋怨政府；
也不问有无需要，就盲目地抢着把手里的布票全部换买成棉布存起来。
如果大家都抱这种态度来换买，结果就会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人为的混乱，就必然会对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失。
要知道，棉布不像粮食：
一天不吃饭就不能劳动，但是用布多少的伸缩性却很大。
一件衣裳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穿好几年，而且穿旧了再改改补补还可以穿。
中国有句俗话：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们并不要求件件衣服穿九年，但这种朴素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是应该提倡的。
几年来，广大群众都陆续置备了不少的衣服、被褥，其中有些还没有充分利用。
如果每个人都把这些衣物尽量利用起来，今年05月到8月少买棉布，甚至不买棉布，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当前许多工矿企业，在节约工业用布方面也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例如上海橡胶厂使用的高腰球鞋夹里布比鞋面布平均宽出七公分，矮腰球鞋也宽二公分，该厂剪裁后的余料都被当作废料处理了。
如果棉布生产部门根据球鞋的规格生产宽度相适应的布，就等于每年节约七十万双高腰球鞋和六十万双矮腰球鞋的用布。
北京的服装行业如果都能改进裁剪，估计今年至少可以节约六千匹布。
在一些机关、团体、企业和学校当中，也还有严重浪费公共用布的现象。
阜新矿技工学校在去年09月到12月购置的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尺用布中，有八千六百十八尺是可以缓用或不用的。
如该校做了二千个窗帘压在仓库里不用，这显然是一种浪费。
只要发动群众多想办法，迅速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节约很多的棉布。
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各个消费者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的整个利益。
全国城乡的工作人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应该立即动员起来，向广大居民讲清道理，防止误会，号召大家共同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
我们相信，广大的爱国同胞一定会同政府充分合作，来克服目前棉布供应中的暂时困难。
有少数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违法购布，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商业部门对临时用布和公共用布的供应，也要加强控制。
有些地区商贩钻空子，买卖布票，从中牟利。
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这种现象也必须坚决制止。

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广西籍人士举行会议
协商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
一致赞同建立省一级僮族自治地方和采用“合的方案”
周恩来主席作总结发言，谈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于3月17日到26日，邀请来京协商建立僮族自治区的广西省代表团全体人员，广西籍政协委员和有关的政协委员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春等地工作的广西籍人士共九十一人，到会的八十二人，就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进行了协商和讨论。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章伯钧、包尔汉（维吾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执一、谢扶民（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刘春、萨空了（蒙）、杨静仁（回），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组长卢汉（彝）、副组长潘光旦、甘春雷（回）、载涛（满）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应邀参加会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回）因事请假。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并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作了总结发言。
在会上发言的有：
李维汉、陈再励、黄绍竑、何自坚、潘乃德、覃异之、王力、魏继昌、陈迩冬、赵可任、张显龙、雷荣珂、梁岵庐、陈良佐、尹羲（女）、秦振武（侗）、盘珠祁、王培之、陈汝楫、唐现之、何柱国、黄启汉、陈雄、凤福山（瑶）、李达潮、关瑞梧（女）、陈秋帆（女）、吕集义、甘怀义（僮）、张景宁、俞作柏、翟念劬、梁漱溟、雷沛鸿、韦瑞霖（僮）、谢扶民（僮）、潘光旦、吴克清、陈此生、彭世桢、阳太阳、徐惠规（女）、韦冠英、莫乃群、汤有雁、林克武、杨义、谢鹤筹（僮）、石兆棠、覃辉（僮）、王以仁、张云逸、龙一飞、刘嘉（僮）、李济深、周恩来等五十六人。
此外应邀出席而因病未能到会的李任仁、林虎也在会外表示了意见。
在讨论过程中，绝大多数人主张把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僮族自治区”，但也有个别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仍旧保留广西省的建制。
经过反复的协商，在必须建立省一级的僮族自治地方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绝大多数人认为把广西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是适当的。
个别人士对“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还有不同意见。
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共广西省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从1956年10月就开始在党内外酝酿讨论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问题；
同年12月，政协广西省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也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了讨论。
酝酿讨论中的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为“合的方案”；
另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划分为两部分，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现在广西省的东部，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三，另把现在广西省西部的僮族聚居地区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七划出来建立僮族自治区。
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为“分的方案”。
这次会议就以上两个方案和自治区名称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在经过十天会议的讨论中，举行了五次大会和三次小组会。
在反复协商中，发言极为普遍、热烈，到会的八十二人中，在大会上发言的就有五十六人，其中有十余人作了两次到三次发言。
会议开始的时候，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发言。
他提出了“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广西省副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员会委员陈再励说：
广西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是低一些，但广西丰富的矿藏、森林等资源和荒地主要在西部，广西的铁路、公路、水运交通也是一个整体，如果分开来，东西两部的发展都要受到限制。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梁漱溟说：
我赞成“合的方案”，合者为不分，不分，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是互相谦让的精神。
今天我们生活在多民族友爱的大家庭中，就应当有这种精神。
他说要在中共领导下，经过反复协商来处理这个问题。
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广西省支部主任委员雷沛鸿说：
我们既然承认广西六百五十多万僮族人民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这个客观事实，那末，在广西建立僮族自治区就是十分必要的。
我的祖先原先是山东青州府人，宋代用兵派到广西去，以后我们留居在南宁，这说明在历史上，民族压迫是存在的。
有人不同意“还债”这个提法，我认为是可以这样提的。
广西省副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此生说：
合的方案对民族团结、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
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合的方案符合于这个目标。
广西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广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莫乃群说：
合的方案，对民族团结、政治影响、经济建设都有好处。
汉族人民应该采取主动态度帮助僮族人民建立自治区。
如果按照“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方针处理民族关系，并且在将来的自治机关民族化方面，照顾到其他民族，这样问题就不会大。
即使广西的部分汉族群众可能有顾虑，只要我们作好宣传解释工作，顾虑也会消除。
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广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石兆棠说：
僮族必须建立自治区，自治区也必须在广西建立。
分开是不好的，合的方案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可以使长期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得到消除。
关于自治区的名称问题，如果不冠上“僮族”二字，会使僮人怀疑是不是僮族自治区，这样事实上僮人是不会同意的。
国防委员会委员、前中共广西省委员会第1书记张云逸说：
我完全同意把广西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这样有利于广西全省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于自治区的名称问题，以用“广西僮族自治区”比较适当。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说：
我主张用“合的方案”。
至于有些汉族同志考虑汉民族的感情习惯问题，主张不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我看这是不必要的。
感情习惯问题应该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上理解，这样就易于解决了。
李济深着重地指出了人数较多的汉族应该帮助人数较少的兄弟民族求得共同发展的必要。
广西代表团的甘怀义（僮）、秦振武（侗）、凤福山（瑶）、韦瑞霖（僮）等在发言中，都特别强调广西各民族间团结互助的不可分的兄弟关系。
表示作为弟弟的少数民族，欢迎汉族老大哥参加到僮族自治区里边来。
有个别人士在发言中说，广西建省已有六百多年，汉族在广西是多数，如果把广西改建为“广西僮族自治区”，恐怕汉人在感情上、习惯上难予接受，因而不同意采用合的方案。
也有人同意合的方案，但是不同意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而主张采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广西各族自治区”、“广西自治区”的名称。
在大会、小会上，参加会议的人，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大家一致赞成采用“合的方案”。
而对名称问题，绝大多数赞成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名称，只有个别人士还有不同意见。
在讨论中，有人主张把这个问题提到广西若干县人民代表大会去征求意见。
因病没有出席座谈会的广西省副省长李任仁、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林虎也在会外发表了意见。
李任仁说：
广西汉、僮两族关系融洽，宜合不宜分。
有些具体问题，将来应该很好注意解决，例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按现行选举法选出；
学校教育在僮族为主的学校应该用僮文教学，汉族为主的学校应该用汉文教学，僮、汉同校的分别用僮、汉文教学。
僮族学生到一定学级应该增学汉文，以便接受祖国的文化遗产和近代的科学文化。
省级干部水平较高，关系较好，对建立自治区问题容易了解，下边干部和群众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大力宣传。
林虎说：
僮族在广西建立自治区是应该的，是僮族应该享有的权利。
从社会主义建设、少数民族发展以及汉族人民的利益看，全省改建为自治区较好，分开不好，分则两弱，合则两强。
自治区的名称原来有些人是有不同意见的，现在经过考虑，认为叫做“广西僮族自治区”最能表明自治区的特点。
周恩来主席说：
成立僮族自治区是大事
还要由广西各族人民讨论
周恩来主席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发言。
他说：
这次会议的收获很大，听到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讨论协商，大家在大的原则上，即在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上，合比分好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是很大的成功。
周恩来主席接着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谈到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
他指出，有些少数民族是随着汉族的发展，后来逐渐被挤到边疆去了，使他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解放以后，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就不能不照顾到这种情况。
汉族在全国居于优势地位，因此汉族要多替少数民族着想，不要一谈到建立僮族自治区，就强调汉族的民族感情。
汉族的民族感情是要注意的，但是感情要受思想和理智的支配，在我国民族感情应当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汉族同志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要多想到少数民族的好处。
平常我们常说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大物博都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只占人多一条。
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大部分将在少数民族地区。
从全国看来，“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在广西省说来也是这样。
我国从建国开始，就确定了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它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
这证明这个政策是完全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周恩来主席说：
向少数民族还债的说法是可以说的。
在我国历史上事实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汉族处于优势，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处于劣势，不易得到发展，而且常受欺压，所以应该讲还债，汉族应该帮助少数民族共同发展。
如果不叫还债，叫做“陪不是”也可以。
有些人认为提还债，怕影响民族关系搞不好，事实上是不会的。
严格批评自己，不但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会引起对方检查自己的缺点。
我们历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讲是否就是说在少数民族中不存在地方民族主义呢？
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的，我们首先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才能引起少数民族自觉地来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周恩来主席在谈到建立僮族自治区当中的僮、汉两个民族间的人口比例问题的时候说：
在我国，汉族人多地少，少数民族人少地多，这种悬殊的情况是一个特点，因而要创造一些范例，使少数民族感到汉族是愿意同他们合作的。
在这方面，绥远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好的范例，广西也应当这样作。
周恩来主席最后指出：
成立僮族自治区是一件大事，现在只是在上层人士当中作了讨论，这是不够的，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广西各族人民群众中去讨论，不仅在省人民代表大会、省政协展开讨论，也要提到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去讨论，还可以在若干汉族聚居区的区、乡进行讨论。
这次会议肯定了成立等于省级的僮族自治区和“合的方案”，这样就有了工作方向。
但是僮族自治区的名称可暂不肯定，除了大多数人赞成的“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外，如果还有更好的名称，我们还应该加以考虑。
此外，还可以组织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广西籍人士和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去广西参观和参加讨论。
汉族人民应该从多方面帮助僮族进行筹备成立自治区的工作，使自治区的建立作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到会的各方面人士在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总结发言以后，进行了讨论，并且都表示拥护和赞同，愿意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附图片）
广西省僮族人民聚居地区图　舒　适绘

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广西籍人士举行会议
协商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
一致赞同建立省一级僮族自治地方和采用“合的方案”
周恩来主席作总结发言，谈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于3月17日到26日，邀请来京协商建立僮族自治区的广西省代表团全体人员，广西籍政协委员和有关的政协委员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春等地工作的广西籍人士共九十一人，到会的八十二人，就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进行了协商和讨论。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章伯钧、包尔汉（维吾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执一、谢扶民（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刘春、萨空了（蒙）、杨静仁（回），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组长卢汉（彝）、副组长潘光旦、甘春雷（回）、载涛（满）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应邀参加会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回）因事请假。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并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作了总结发言。
在会上发言的有：
李维汉、陈再励、黄绍竑、何自坚、潘乃德、覃异之、王力、魏继昌、陈迩冬、赵可任、张显龙、雷荣珂、梁岵庐、陈良佐、尹羲（女）、秦振武（侗）、盘珠祁、王培之、陈汝楫、唐现之、何柱国、黄启汉、陈雄、凤福山（瑶）、李达潮、关瑞梧（女）、陈秋帆（女）、吕集义、甘怀义（僮）、张景宁、俞作柏、翟念劬、梁漱溟、雷沛鸿、韦瑞霖（僮）、谢扶民（僮）、潘光旦、吴克清、陈此生、彭世桢、阳太阳、徐惠规（女）、韦冠英、莫乃群、汤有雁、林克武、杨义、谢鹤筹（僮）、石兆棠、覃辉（僮）、王以仁、张云逸、龙一飞、刘嘉（僮）、李济深、周恩来等五十六人。
此外应邀出席而因病未能到会的李任仁、林虎也在会外表示了意见。
在讨论过程中，绝大多数人主张把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僮族自治区”，但也有个别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仍旧保留广西省的建制。
经过反复的协商，在必须建立省一级的僮族自治地方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绝大多数人认为把广西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是适当的。
个别人士对“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还有不同意见。
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共广西省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从1956年10月就开始在党内外酝酿讨论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问题；
同年12月，政协广西省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也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了讨论。
酝酿讨论中的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为“合的方案”；
另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划分为两部分，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现在广西省的东部，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三，另把现在广西省西部的僮族聚居地区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七划出来建立僮族自治区。
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为“分的方案”。
这次会议就以上两个方案和自治区名称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在经过十天会议的讨论中，举行了五次大会和三次小组会。
在反复协商中，发言极为普遍、热烈，到会的八十二人中，在大会上发言的就有五十六人，其中有十余人作了两次到三次发言。
会议开始的时候，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发言。
他提出了“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广西省副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员会委员陈再励说：
广西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是低一些，但广西丰富的矿藏、森林等资源和荒地主要在西部，广西的铁路、公路、水运交通也是一个整体，如果分开来，东西两部的发展都要受到限制。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梁漱溟说：
我赞成“合的方案”，合者为不分，不分，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是互相谦让的精神。
今天我们生活在多民族友爱的大家庭中，就应当有这种精神。
他说要在中共领导下，经过反复协商来处理这个问题。
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广西省支部主任委员雷沛鸿说：
我们既然承认广西六百五十多万僮族人民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这个客观事实，那末，在广西建立僮族自治区就是十分必要的。
我的祖先原先是山东青州府人，宋代用兵派到广西去，以后我们留居在南宁，这说明在历史上，民族压迫是存在的。
有人不同意“还债”这个提法，我认为是可以这样提的。
广西省副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此生说：
合的方案对民族团结、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
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合的方案符合于这个目标。
广西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广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莫乃群说：
合的方案，对民族团结、政治影响、经济建设都有好处。
汉族人民应该采取主动态度帮助僮族人民建立自治区。
如果按照“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方针处理民族关系，并且在将来的自治机关民族化方面，照顾到其他民族，这样问题就不会大。
即使广西的部分汉族群众可能有顾虑，只要我们作好宣传解释工作，顾虑也会消除。
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广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石兆棠说：
僮族必须建立自治区，自治区也必须在广西建立。
分开是不好的，合的方案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可以使长期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得到消除。
关于自治区的名称问题，如果不冠上“僮族”二字，会使僮人怀疑是不是僮族自治区，这样事实上僮人是不会同意的。
国防委员会委员、前中共广西省委员会第1书记张云逸说：
我完全同意把广西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这样有利于广西全省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于自治区的名称问题，以用“广西僮族自治区”比较适当。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说：
我主张用“合的方案”。
至于有些汉族同志考虑汉民族的感情习惯问题，主张不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我看这是不必要的。
感情习惯问题应该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上理解，这样就易于解决了。
李济深着重地指出了人数较多的汉族应该帮助人数较少的兄弟民族求得共同发展的必要。
广西代表团的甘怀义（僮）、秦振武（侗）、凤福山（瑶）、韦瑞霖（僮）等在发言中，都特别强调广西各民族间团结互助的不可分的兄弟关系。
表示作为弟弟的少数民族，欢迎汉族老大哥参加到僮族自治区里边来。
有个别人士在发言中说，广西建省已有六百多年，汉族在广西是多数，如果把广西改建为“广西僮族自治区”，恐怕汉人在感情上、习惯上难予接受，因而不同意采用合的方案。
也有人同意合的方案，但是不同意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而主张采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广西各族自治区”、“广西自治区”的名称。
在大会、小会上，参加会议的人，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大家一致赞成采用“合的方案”。
而对名称问题，绝大多数赞成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名称，只有个别人士还有不同意见。
在讨论中，有人主张把这个问题提到广西若干县人民代表大会去征求意见。
因病没有出席座谈会的广西省副省长李任仁、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林虎也在会外发表了意见。
李任仁说：
广西汉、僮两族关系融洽，宜合不宜分。
有些具体问题，将来应该很好注意解决，例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按现行选举法选出；
学校教育在僮族为主的学校应该用僮文教学，汉族为主的学校应该用汉文教学，僮、汉同校的分别用僮、汉文教学。
僮族学生到一定学级应该增学汉文，以便接受祖国的文化遗产和近代的科学文化。
省级干部水平较高，关系较好，对建立自治区问题容易了解，下边干部和群众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大力宣传。
林虎说：
僮族在广西建立自治区是应该的，是僮族应该享有的权利。
从社会主义建设、少数民族发展以及汉族人民的利益看，全省改建为自治区较好，分开不好，分则两弱，合则两强。
自治区的名称原来有些人是有不同意见的，现在经过考虑，认为叫做“广西僮族自治区”最能表明自治区的特点。
周恩来主席说：
成立僮族自治区是大事
还要由广西各族人民讨论
周恩来主席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发言。
他说：
这次会议的收获很大，听到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讨论协商，大家在大的原则上，即在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上，合比分好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是很大的成功。
周恩来主席接着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谈到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
他指出，有些少数民族是随着汉族的发展，后来逐渐被挤到边疆去了，使他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解放以后，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就不能不照顾到这种情况。
汉族在全国居于优势地位，因此汉族要多替少数民族着想，不要一谈到建立僮族自治区，就强调汉族的民族感情。
汉族的民族感情是要注意的，但是感情要受思想和理智的支配，在我国民族感情应当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汉族同志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要多想到少数民族的好处。
平常我们常说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大物博都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只占人多一条。
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大部分将在少数民族地区。
从全国看来，“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在广西省说来也是这样。
我国从建国开始，就确定了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它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
这证明这个政策是完全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周恩来主席说：
向少数民族还债的说法是可以说的。
在我国历史上事实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汉族处于优势，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处于劣势，不易得到发展，而且常受欺压，所以应该讲还债，汉族应该帮助少数民族共同发展。
如果不叫还债，叫做“陪不是”也可以。
有些人认为提还债，怕影响民族关系搞不好，事实上是不会的。
严格批评自己，不但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会引起对方检查自己的缺点。
我们历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讲是否就是说在少数民族中不存在地方民族主义呢？
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的，我们首先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才能引起少数民族自觉地来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周恩来主席在谈到建立僮族自治区当中的僮、汉两个民族间的人口比例问题的时候说：
在我国，汉族人多地少，少数民族人少地多，这种悬殊的情况是一个特点，因而要创造一些范例，使少数民族感到汉族是愿意同他们合作的。
在这方面，绥远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好的范例，广西也应当这样作。
周恩来主席最后指出：
成立僮族自治区是一件大事，现在只是在上层人士当中作了讨论，这是不够的，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广西各族人民群众中去讨论，不仅在省人民代表大会、省政协展开讨论，也要提到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去讨论，还可以在若干汉族聚居区的区、乡进行讨论。
这次会议肯定了成立等于省级的僮族自治区和“合的方案”，这样就有了工作方向。
但是僮族自治区的名称可暂不肯定，除了大多数人赞成的“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外，如果还有更好的名称，我们还应该加以考虑。
此外，还可以组织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广西籍人士和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去广西参观和参加讨论。
汉族人民应该从多方面帮助僮族进行筹备成立自治区的工作，使自治区的建立作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到会的各方面人士在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总结发言以后，进行了讨论，并且都表示拥护和赞同，愿意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附图片）
广西省僮族人民聚居地区图　舒　适绘

瑞士首任大使拜会周外长
新华社19日讯
瑞士联邦驻我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贝努义在19日下午拜会我外交部长周恩来，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在座的有外交部西欧司司长黄华和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

苏联哈萨克斯坦民间乐队到京
新华社19日讯
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一行五十八人今天下午坐火车来到北京。
哈萨克共和国的音乐家们在站台上，受到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等以及中国音乐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人的热烈欢迎。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也来欢迎乐队。
这个以哈萨克人民作曲家库尔曼喀则的名字命名的乐队已经有二十三年的历史，它是由一个游牧人和学生组成的东不拉琴手业余小组发展起来的。
二十多年来，乐队的演奏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这个乐队的青年小组在第4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民间乐队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乐队能够演奏的乐曲在四百首以上，最基本和最丰富的部分是民间音乐。
乐队也经常演奏俄罗斯古典作曲家和欧洲古典作曲家的作品。
乐队的领队是哈萨克江布尔国立音乐院院长阿·加普兰别科夫，乐队总指挥兼艺术指导是哈萨克共和国功勋艺术家尚冈·卡曰加利耶夫。
乐队中还有哈萨克共和国的许多功勋艺术家。
（附图片）
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领队加普兰别科夫，在我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陪同下走出北京车站。
本报记者　高　粮摄

鞍山沈阳红旗似火、欢声如涛
八十万人欢迎伏罗希洛夫
新华社19日讯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同来的苏联贵宾们，今天乘专机到鞍山等地参观。
朱德副主席、贺龙副总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和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陪同贵宾到各地参观。
到机场送行的，有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彭德怀、邓小平，副委员长李济深、彭真，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章汉夫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官员。
本报鞍山19日电
当伏罗希洛夫主席乘坐的飞机快要在鞍山市着陆的时候，从飞机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一片红旗似火；
当飞机刚着陆，就听见群众欢呼的声音如同海涛呼啸，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这个被称为中苏友谊结晶的城市，今天有二十万市民夹道欢迎苏联贵宾。
下午，伏罗希洛夫主席和随行人员，由朱副主席等陪同参观了鞍钢无缝钢管厂。
伏罗希洛夫主席并对鞍山各厂矿企业的职工讲了话。
伏罗希洛夫主席刚走进无缝钢管厂的厂门，听到了铿锵的钢管撞击声。
他含笑向厂长寒力说：
“这声音有如音乐一样美妙。”
他从轧管车间走到精整车间，连声称赞：
“这个工厂很好，越看越高兴。”
他说：
“要看冶金工厂，应该从头看起，应该先看一看炼铁和炼钢。”
他看到这个厂的机器都是自动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感慨地说：
“我做工的时候，干活还得用手，现在都用机器了。”
伏罗希洛夫主席参观完毕走出厂房时，碰到一位年青的女工程师汪家铮。
他热情地同她握手，对她说：
“在中国冶金工厂看到你这样年青的女工程师非常高兴。
你们都很年青，工作很好，请你代我向其他的同志祝贺，在钢铁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他还询问了女工的情况。
盛大的欢迎会在无缝钢管厂的广场上举行。
这里聚集了一万多职工。
鞍山钢铁公司经理袁振讲话，他代表全体钢铁工人欢迎贵宾的到来，并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
袁振经理说，“伏罗希洛夫主席可以在这里看到，苏联的援助已经开花结实。”
接着，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欢呼声中热情地讲了话（见第4版）。
朱德副主席对工人们说，鞍山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同苏联真诚无私的巨大援助分不开的。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接受鞍钢的赠礼以后，又十分兴奋地向工人们讲了一番话。
他说：
“你们都是钢铁工厂的工人，我过去也曾经在冶金工厂工作过，我们的友情是心心相印的，是真正工人的友情，是兄弟般的友情。
请允许我代表苏联工人向你们问候，请允许我代表苏联的农民向你们问候，因为你们中间有许多农民出身的新工人，我代表苏联工人紧紧地握中国工人的手。”
他的这一番话再一次激起暴风雨般的欢呼和掌声。
据新华社沈阳19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同来的苏联贵宾们，在今天下午五时五分由鞍山乘专机到达沈阳。
今天沈阳全市悬挂国旗。
从东塔机场到辽宁宾馆约十九里的马路上，人山人海，整个街道被彩牌楼、彩旗、标语打扮得五彩缤纷。
穿着颜色的春装的六十多万欢迎群众，挤满了整个街头。
他们拿着中苏两国国旗、彩旗和鲜花，夹道欢迎贵宾。
在东塔机场，一万五千多名欢迎人群齐集在这里迎候贵宾。
当飞机停稳，朱德副主席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呼声和锣鼓声响彻了整个机场。
伏罗希洛夫主席走下飞机，受到辽宁省省长杜者蘅、中共辽宁省委员会第1书记黄欧东、沈阳驻军首长邓华上将、沈阳市市长刘宝田、中共沈阳市委员会第1书记焦若愚和各界人士的欢迎。
五时二十分，朱德副主席和辽宁省省长杜者蘅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登上敞篷汽车，缓缓驶过人山人海的夹道。
当汽车驶进辽宁宾馆门前的广场时，久候在这里的数万群众，热烈欢呼。
伏罗希洛夫主席走进辽宁宾馆后，登上二楼的阳台，向广场上的欢迎人群挥帽致意。
这时，欢迎人群齐呼“中苏友好万岁”等口号，祝伏罗希洛夫主席晚安。

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变化
中等生活水平的工人家庭，几年来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提高得并不算很快，目前的生活也不能算太好。
本报记者　叶剑韵
为了具体了解工人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了解几年来工人的家庭生活起了什么样的变化，1957年02月间，我曾在北京第1汽车附件厂进行了一次工人家庭生活的调查。
这次，对工人家庭生活的调查是在普遍了解的基础上，然后选择典型户进行个别访问的。
在普遍了解的阶段，曾经就十几户工人，从他们的工资收入和供养的人口，以及日常的衣、食、住等开支方面加以比较；
将比较的结果，分成工人生活状况的五种类型。
（注一）
第1种类型是富裕户。
工人的工资收入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十五元以上者。
他们的生活状况是：
全部吃细粮，肉食经常；
如果生活不铺张，可以做到月月有节余。
这类户叫丰衣足食户，在工人中约占10％左右。
第2种类型是中上等户。
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十二元至十五元者。
生活状况除了保持以细粮为主，两三天内吃一次荤菜外，如果计划的好，每月稍有节余。
这类户占工人总数的32％左右。
第3种类型是中中等户。
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十元至十二元者。
这类户的家庭生活状况是，细粮为主必须吃部分粗粮，肉食不经常。
在正常的情况下，伙食和零用、季节换衣可以自理。
如果生活计划安排得好，除收支平衡外，每月可剩下少量的钱，这类户占工人总数的38％左右。
第4种类型是中下等户，也就是季节性的困难户。
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八元至十元者。
他们的生活状况是粗细粮各半，一个月一两次荤菜；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计划的好，月头月尾不致于用的空空的。
但到季节换衣，工人本身和家属生病时，就会发生困难。
这类户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18％左右。
第5种类型是经常困难户。
每人每月平均在八元以下者。
这样的家庭生活状况是以吃粗粮为主，菜蔬以咸菜为主。
每月发的油票只能用三分之一。
吃熟菜炒菜的机会01月三四次。
这类户在产业工人中几乎没有，只有在杂工及其他从事简单劳动的辅助工中，因为收入少孩子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人在第1汽车附件厂占不到全厂人数的1％。
（注二）
经过普遍了解情况，掌握了工人生活中上述几种类型标准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一家典型户进行了考察。
这次选择的典型户是第1汽车附件厂机工修理车间五级车工冯广智的家庭。
冯广智每月的工资是六十五元五角。
全家六口，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十元九角二分。
这是附件厂第3种类型中中等的生活水平。
这个中中等生活水平的工人，几年来他的家庭生活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冯广智，今年三十一岁。
河北行唐县人。
十五岁学织袜子，后来改学车工。
供养人口的情况：
母亲六十七岁，眼睛不好，做饭做针线都不行了，只能看看门照管孩子。
妻子咸继英，二十七岁，负担全部家务。
大女孩六岁，二女孩三岁，第3个是男孩，今年一岁半。
孩子们全在家里。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这里把冯广智的家庭生活分为如下几个时期来介绍。
解放以前
1948年，冯广智在国民党军五十九师修械所做工（在徐州附近的贾汪）；
母亲由于家庭贫困，无法生活，就搬来和儿子一道住。
当时伪金元券贬值，物价01日数变，又不按期关饷，挣的钱却养不活一个母亲。
为了吃饭，就仗着身穿军装，到贾汪矿上去偷煤。
偷来的煤三文不值二文卖几个钱将就过日子。
住的房子，是靠占用民房。
这个时期，这一家就是这样生活的。
拿冯广智自己的话来说，是靠偷过日子，是靠依疯作邪过日子。
1949年到1951年02月
淮海战役后，冯广智所在厂由人民解放军华东后勤军械部接管。
一解放，他被评为十四级工，工资以小米计算，每月二百四十五斤。
新结婚，一家三口，生活还是不错的。
1950年夏天生了个孩子，生活开始紧张起来了。
不久厂里精简，动员大家回乡生产。
他们也就决定回乡。
为了找工作，他们又来到北京。
冯广智依着自己年轻力壮，就去蹬三轮。
第1次来北京，人生路不熟，拉三轮车不识路是不行的；
没法，只能从西直门拉海淀，生意不好，不几天就做临时工去了。
妻子给人家耪地，两人合计收入不足十六元
（注三）。
这时，家里是四口人吃饭。
每人每月平均不足四元。
顿顿吃白薯、白薯干，买点棒子面只喝糊涂。
成个月不用一滴油，铁锅子都生了锈。
幸好住在郊区，菜园很多，人家扔掉的菜头菜帮子捡回来用盐水泡了就粥吃。
就这样，一天只吃两顿，连日阴雨，有时还吃不上两顿。
不久，第1汽车附件厂招考车工，他经劳动部门介绍，一考就考上了。
1951年03月到1951年11月
考进第1汽车附件厂以后，每月工资是三十元八角，全家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七元九角五分。
这时，每个月的收入固定了，由饱顿饿顿的情况转变到能够吃上棒子面的窝窝头。
但是还不能尽吃干的，有时还得吃点稀的。
星期天冯广智来家，给他包点饺子或蒸几个包子，其他一家人还是吃粗粮。
这个时期每个月的支出情况是这样的：
冯广智在厂里吃大伙九元
主食：
棒子面七十斤　七元
小米十五斤　一·六五元
白面十斤　一·八元
白薯或其他杂粮　二元
副食：
蔬菜等每天八分　二·四元
油一斤盐二斤　○·八元
燃料：
煤二百五十斤　二·五元
劈柴二十五斤　○·五元（在郊区可以拾一些柴草）
水电：
○·七元
零用（包括手巾、肥皂、针线、牙刷、牙粉等）：
三元
医药费：
一元
合计全月支出三十二元三角五分。
他的妻子有时帮人家做零活，收入不固定，平均每月二元。
收支相比，每个月将就得过，没拉账。
这个时期与上期比较，除主食有很大改善，由吃白薯稀糊涂为主改为棒子面窝窝头，每天两顿改为三顿外，逢年过节
（主要是过春节）能吃一元多钱的肉。
虽然也要去地头捡菜帮子，但是每天平均有八分钱的菜金，捡菜帮子已不像过去那样成为生活上的必需了。
当然，这个时期的生活过得还是很紧的。
除了上述必需开支外，每用一分钱，都要经过几番斟酌。
想买一块切菜板，考虑了几个月也没舍得买。
星期六从厂里回家，为了省二分钱，坐电车只坐到平安里，不舍得坐到西直门。
从西直门到住地蓝靛厂有十五里路，每次都是跑回家去。
炕上没有席，抽不出钱买，只好用高粱叶子编了个垫子将就着过。
这个时期是能省一分钱也不放过。
1951年11月到1955年11月
1951年实行了八级工资制，冯广智被评为四级工，每月工资收入是四十五元。
但是到1954年又增加了一口人，家里是五口人吃饭。
冯广智在每月工资三十元八角的时候，连条短裤叉也不敢买，少支出一分钱也是好事。
现在，一下子增加了十四元二角，看上去日子好过多了。
的确，在这一时期，再也用不着为了省一分钱脑子里要考虑半天了；
坐电车也不再为了省二分钱在平安里下车了。
从西直门回蓝靛厂有时也能乘坐公共汽车。
1952年厂里还拨给他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全家也搬进厂子的宿舍里住了。
不仅吃棒子面不发愁，而且主食是以细粮为主了。
这个时期每个月家庭生活开支情况是这样的：
主食：
白面三十斤　五元五角。
大米五十斤　七元
棒子面三十斤　三元
白薯等杂粮　二元
副食：
油三斤半　一元九角二分
盐、酱油（过去从来没想吃酱油，后来吃过一次，全家说
这东西好吃，此后每月一斤二斤不等）八角
蔬菜等每天三角　九元
肉或鱼　一元五角
燃料：
煤球每月四百斤　三元八角
劈柴五十斤　一元
房租水电：
三元
零用　（包括肥皂、牙刷、牙粉、毛巾、鞋面布、袜子、针线、
看电影、交通费）：
五元
合计支出四十三元五角二分
但是，由于增加了一口人，几年来大人小孩都很少添衣服，不仅没有节余，而且还拉了三十元的账。
原来1954年09月第2个孩子生下来了，生育费、给小孩添点衣服、被子，一下就用的亏空了。
为了还清这笔账，夫妻两给本厂职工洗了两个月的衣服。
注一：
这里的五种类型是指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不包括职员和
杂工、警卫人员。
注二：
列举的五类生活状况，是指供养人员在四口以上的家庭。
两口之家每月收入三十元，不及六口之家每月收入六十元
日子过得好。
俗说：
“千个馒头一滚汤”，就是说人口
多，在开支方面可以牵扯得着，因而可以节省一些。
注三：
本文列举的元数，都是以币制改革后的新币计算的。
（未完）

七百万元能办多少事？
可以建设小高炉三个，年产生铁七—八万吨。
可以建设小煤窖十七个，年产煤八十五万吨。
可以建设简易职工宿舍十七万五千平方公尺，居住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人。
（附图片）

不要低估工人的觉悟
孔桑
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位同志说：
在企业里，生产计划啦，安全技术措施啦，突破薄弱环节啦，推广先进经验啦……，交给工人群众讨论，都有好处，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工厂里，唯独工时定额不能交给工人讨论。
为什么呢？
他用手拍一拍口袋说：
工时定额是涉及工人收入的问题，是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矛盾的焦点，定额紧了，大家就叫喊，松了，就不啃声。
把定额交工人讨论，如果工人要求订得松一些，怎么办呢？
接受吧，国家受损失；
不接受吧，工人又说领导是假民主，独裁。
会上，有的人对这位同志的发言点头表示同意；
有的人虽不同意，但也认为工时定额确实是一个棘手问题，处理得不好，会给领导工作增加困难。
我也觉得这些同志的忧虑是有根据的。
然而，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额外收入”那篇生动的通讯（见4月03日本报二版）以后，我的想法改变了。
我不否认，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企业里，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的矛盾，确实比较尖锐地反映在工时定额的确定上面，但是这个矛盾也可以通过工人群众的讨论来求得合理解决。
上海机床厂大件车间的工时定额，不是经过工人讨论以后平均压缩了30％以上吗？
领导并没有做工人的尾巴，工人也没有说领导是“独裁”。
从“一个共产党员的额外收入”里，我们可以看见工人对落后的工时定额是有争论的：
“多超额、多拿钱，是好现象……”；
“定额不合理，不是他（指多拿钱的人）的错。”
这是一些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意见。
“噢，定额太松，算错了，就不管了？”
“共产党员，不应该看到有钞票就拿，而不管定额是否合理。
这是国家利益的损失。”
这是另一些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意见。
这两种意见，反映了在工时定额上存在着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的矛盾，也反映了工人中先进思想跟落后思想的矛盾。
上海机床厂大件车间党支部正是依靠和发展工人的先进思想来克服落后思想，并在这个基础上，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达到修改落后工时定额的目的的。
我认为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有些同志没有看到在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的矛盾中，也包含着先进思想跟落后思想的矛盾，把工人都看做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的人，因而才不敢发动工人来讨论工时定额。
这是一种片面的思想方法。
现在每一个企业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有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的矛盾，有新、老工人之间的矛盾，有领导跟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有本地工人跟外来工人之间的矛盾，有这个工种跟那个工种之间的矛盾……。
对这些矛盾，我们必须进行全面分析，找出“是”、“非”的意见来，用发扬民主的方法，正确地加以解决。

书架兼箱子　柜子兼床铺
有一位教授，最近在南京市手工业生产社家具展览会上买去一只书橱兼箱子的家具。
这个家具竖起来是一架六格书橱，折叠起来就是一只箱子。
这位教授说，他有很多书，搬家时很不方便，这个两用家具使他非常满意。
在这个展览室里，还陈列着许多一物数用和活动的家具。
一只写字台，竖起来是一架二只抽屉八个门的多格橱，摊开来又是一张单人床。
有些橱柜看来和平常一样，但是把橱门拉开，从中间抽出一张桌面，橱门撑起四只脚，就成一张桌子，可以写字，可以吃饭。
这个橱顶上还有一格玻璃橱，可以放书籍和杂物，一格绿纱橱，可以放碗筷和小菜。
许多小人床，做得也很新颖精巧。
有的小床，可兼作小孩饭桌；
有的小床，架起来四面有柱杆，还有帐子架子，但折叠起来，可以靠在墙边，不占地方。
心灵手巧的木工们还为郊游者设计了一种野餐桌。
这只野餐桌，折叠起来就成为五公斤重的小箱子，箱内除四只桌腿外，还有四只帆布小凳，并可装些娱乐用具。
桌面上刻有棋盘，可以下棋，可以打朴克。

利用碎料巧制春装
最近，上海市国营南京路时装商店出现七十件美观新颖的女式春装——两用大衣和呢马夹，售价比一般质料相同的衣服要便宜一半左右。
这是该店技工利用碎料设计拼制而成的第1批节约服装。
在这批春装里有用二十八块碎料制成的新颖大衣；
还有各种拼色大方的马夹。
由于裁制技术巧妙，外形和整料裁制的没有两样。
原价要三十多元的两用大衣现在只售二十元左右，各色呢马夹也要便宜十元左右。

只动内脏不动四肢
本报讯
沈阳扇风机厂今年的投资比原计划削减了90％，但是，预计一年后企业改造计划实现时，生产能力可比现在提高30％左右。
这个厂最初制定的企业改造计划，违反“只动内脏，不动四肢”的原则，要改建四千平方公尺的现有厂房，购置一百多台新式机床，共需三百九十万元资金。
这个计划受到上级批判以后，厂里重新制定计划，采取了各种不花钱或花钱很少就可以提高生产能力的办法。
在这些办法中，有一部分是改进工艺路线，消除零件加工顺序和机床排列顺序相矛盾的现象，把从前零件在车间往返迂回的情况改变为直线前进，缩短辅助时间，提高生产能力。
另一种办法是加强技术后方，把过去比较薄弱的工具、卡具供应和试验工作健全起来。
让更多的工序有专门的工具可用，缩短零件加工时间；
这样，技术改造所需资金的总数虽然不及原来买一台大型机床的金额，但经济效果却很大。
如用两万元把大型车间的一部分厂房房盖提高，就可以使三、四百平方公尺的厂房面积得以充分利用。
现在一切设计和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部分土建工程已经动工。

得奖有愧
丰台桥梁工厂的职工，差不多人人手里都拿到了今年第1季度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奖金；
连工作时间去理发的晒图员安致雅也得了本人工资12％的奖金。
评奖面比往年普遍，奖金数比往年也高：
全厂一共花去了一万六千多元。
这究竟是件好事呢，还是坏事？
乍看起来，是件好事。
因为这个厂在第1季度里，的确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46.7％；
商品产值完成计划的154.6％，劳动生产率完成计划的123.6％。
但是，不要只看到这些百分比，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百分比中存在的问题。
这个厂有七个出成品的主要车间，两个水泥车间任务满量，五个钢梁车间任务都不足。
因为任务不足，有的工人抽出来学习，有的抽出来到其他车间工作，也有的没活干，干脆在车间里蹓跶。
任务不足，计划偏低，当然容易超额。
今年第1季度总产值比去年第2季度少完成了一百七十七万多元，劳动生产率少完成了五十五万多元，而评奖标准却比去年第2季度还高。
以上情况，这个厂的领导人员不是不知道。
可是，他们为什么又要这么作呢？
“理由”不外三个：
一、生产任务不足，是国家的事；
超额完成任务，按规定，就应当给奖；
二、评奖可以完成工资计划；
三、多给工人几块钱花花，改善改善生活。
我认为，像这样的奖励，根本不能鼓励先进、带动落后，而是在浪费国家资金。
假如说，不管其他条件，只要指数完成得高就可以获奖，那么，订计划将以“保守、保守、再保守”作为最好的准则。
但是，这只能是国家遭受损失。
对于拿这样的奖金，职工群众并不是“高兴”，而是感到得奖有愧，很多人都不愿意拿。
有的工人幽默地说：
“下棋、打扑克还打出功劳来了。”
一个司账员在给大家计算得奖金额的时候，用笔勾去了自己的名字。
我也是得奖人之一，但是，我们不愿拿这样的奖金！
一　鸣（附图片）
我还没有跳咧！
韦启美

投资减少　生产提前
哈尔滨汽轮机厂节省七百万元
本报讯
哈尔滨汽轮机厂是国家重点工程之一，今年是工作量最多的一年，原计划投资比去年增加二倍。
但是，这个厂和锅炉厂、电机厂等兄弟工厂协作建厂，少建了铸铁、落锤、锻工、电焊条、煤气站等许多辅助车间，少花了四百二十一万元。
三个厂联合建设一个专用线火车站，联合用一个机台，三个厂就可以少用两台机车和两个火车站的两套管理人员。
在这个基础上，厂部重新安排了今年的建设计划，最后确定削减投资七百万零五千元，并且可以比预定计划提前一年，即明年年底生产汽轮发电机。
削减七百万零五千元的投资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在土木建筑的工程项目上，原来计划把从邻厂接收过来的七个旧仓库重新改建；
现在把不改建也可以装东西的五个仓库都不改建了，削减了七十三万五千元。
由于今年材料缺乏，把可以推迟缓建的人防指挥所、消防车库和喷水冷却室工程也都削掉了，减少了四十一万七千一百元。
仅削减人防指挥所一项工程就腾出六十多吨钢材，可以用到今年更急需的工程上去。
根据适当照顾或随着生产发展逐步建设生活福利工程的原则，削减了一万五千平方公尺、投资一百零八万元的宿舍和福利工程。
在设备购置和安装方面，除了把能保证明年年底生产汽轮发电机所急需的设备和工器具列入了今年计划之外，把那些在初投入生产时不能全部发挥作用和需要不急的设备，也都从今年计划中削掉了，共减少了四百三十九万元。
这个厂还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了人员陆续进厂的时间、人数；
除了那些当地不能解决的特殊工种和高级技术工种从外地调入外，一般工种尽量就地解决就地培养。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从外地调入人员的车费、搬家费和安家费。
人员晚进厂，就减少了今年住宅的需要。
科室也减少了三个。
（寒　青）

旧基础上的新窑
黄石市地方国营石灰厂，最近利用华新水泥厂二十年前的废水泥窑基础，修建了六座能够连续生产的新式石灰窑，修建费只有一万多元，比新建可省八万多元。
张其军摄（新华社稿）

河心铁探（套色木刻）全国青年美展作品

移山填谷　筑栏防沙
包兰铁路施工忙
据新华社讯
几万名筑路工人进入了包兰铁路南段的丛山和腾格里大沙漠，从狄家台到中卫二百多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展开大规模的施工。
沿着铁路施工线北行，随处可以看到运输器材的汽车和马车群，丛山中回响着开山炮的爆破声。
从狄家台继续北进的第1个关键工程是移山填谷工程，这里需要削平几个山头，在山谷中填筑起十层楼高的路基，土方数量非常浩大。
此外，还要填平好几个较小的山谷。
筑路工程从中卫西南开始进入腾格里大沙漠，这里向北一百多公里的铁路线共要穿过沙漠六次。
这里风砂很大，风砂刮起来，后面的工人看不到前面工作的人影。
等到风砂稍停，民工们马上赶着骆驼队到远处去运水。
路基工人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用砂子堆成路基，另一部分赶紧用石块把路基压起来，否则大风再起，路基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
路基两旁要修筑防砂栏和“平台”，今后还要在防砂栏外营造起固沙林带。
不久，华氏一百四十度的酷暑季节将降临到大沙漠上，筑路工人正在加紧准备，计划在自然条件最恶劣的日子里展开夜晚施工。
包兰铁路去年已经自兰州铺轨八十二公里到狄家台。
从狄家台到中卫，共要修筑三百多座桥梁涵洞，开挖一千一百多万方的土石方，另外还要建设六段沙漠特殊路基。
我国在这样的大沙漠上修筑铁路，这还是第1次。
（附图片）

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额外收入”以后
我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额外收入”一文之后，非常感动。
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奇怪，其实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正如李文孝同志所说的“明明是不合理的现象”，为什么“共产党员开眼闭眼拿钞票”呢？
党要求我们党员无论处理什么问题都不要忘记四个字——“共产党员”。
为什么在处理关系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一点呢？
这是带有教育意义的文章。
最近我在唐山钢厂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这个厂的党委会、工会和青年团组织的脱产干部都享得了完成生产任务奖。
每人每季平均得奖数都高于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
以这个厂1956年第4季度奖金开支情况为例：
三千七百四十九名工人，每人平均得十六元零七分，占他们所得工资总额的7.27％，而党、团、工会脱产干部六十七人，每人平均就得四十九元多，占他们所得工资总额的16.04％。
这个问题，从表面看，同殷永林同志遇到的问题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诧异的。
但如果从问题的本质来看，恐怕不大妥当。
邓小平同志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谈到取消奖励规定时说：
“从根本上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为奖励而工作的。
我们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
当我们的工作是正确的努力的，因而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员说来，就是最高的奖励”。
在谈到党对党员是否根本就没有奖励的问题时说：
“这当然不是说，党没有注意到许多优秀的党员在工作中的出色的成就。
党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党按照他们的品格和能力，选拔他们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
这些都是党对于他们的奖励”。
按照以上所说的道理，我认为厂矿企业内党组织及工会、青年团组织的脱产干部，都是不应享得工厂的完成生产任务奖金的。
党委、工会、青年团组织的脱产干部如果应得到物质奖励时，也应该由本系统的直接上级发给，不应该取于工厂。
因此，唐山钢厂的党委会、工会、青年团组织的脱产干部享得工厂的奖金是不恰当的；
更不用说所得奖金高于生产职工和技术人员了。
我认为，这种收入本质上也是“额外收入”。
李玉生

刘惠芳是节约用布的能手
张碨
住在汉口小居巷的职工家属刘惠芳，是一个节约用布的能手。
她家四个孩子穿的衣服，差不多都是利用大人的旧衣服改的。
爷爷有一件黑色的旧长袍，中间磨破了，其他的地方都还结实，她就把破的部分剪下来，利用下摆和下身给十一岁的儿子改了一件夹的中山服，还给三岁的女儿改了一件小棉袄，看起来和新的差不多。
她把爱人穿破了的裤子，一块一块的拼接起来，改制成两件尺把长的小背带裤。
三岁的女儿现在穿的一身棉衣棉裤，还是大女儿的旧衣服改的，已穿了两个冬天，据刘惠芳说还可以再穿一冬。
她自己的衣服，也多是用旧式长袍改做的。
她利用旧衣服改成的衣服，放在手边的就有好几十件。
她家有两条已用了十多年的大床单，中间破了，她就把中间的剪了，把两边结实的部分又缝接起来，改成两条小床单给大女儿用。
旧衣服撕下来的贴边如还结实，她就留着扎洗把用，自己从不花钱去买洗把。
所有的碎布角角，她都留着补衣服、滚鞋口、作带子等用，从不浪费。
因为她重视节省用布，所以家里人口虽多，总是隔二、三年才添置一次新衣服。
她家每年最少能节约用布六、七丈（一家七口人以每人每年买一身衣服计算）。
去年，她爱人老林增加了工资，一家大小共添了二、三十件衣服，还买了一床新被面。
当她听说去年棉花减产，今年国家供应棉布有困难时，她就表示现在生活虽然改善了，但还要继续节省用布。
她说：
“节约用布，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国家的困难，一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勤俭过日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今年夏天，我本来准备给每人添两件单衣穿的，现在只给大孩子和爷爷添两件单衣服，因为他们原来的单衣都破了又补，实在不能再穿了，其他的人改些旧的穿，都不再买布做新的单衣。”
她笑了笑接着又说：
“就这样，我们一年买的新衣服，也比解放前几年间买的衣服多。
解放前，我到林家六、七年都还穿着结婚时做的衣服，两个孩子也多是穿我们的旧衣服。”

削减夏季用布，保证冬季供应
商业部关于1957年棉布供应问题的报告
新华社19日讯
商业部关于1957年棉布供应问题向国务院的报告，全文如下：
国务院：
我们现在对1957年棉布供应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以下的报告。
因为1956年的灾害，棉花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都不能完成，今年的棉纱、棉布生产，将较原定的预计数有很大的减少。
原来预计，由1956年09月到1957年08月底国家可以收购棉花二千五百二十二万担，今年生产棉纱五百六十万件，棉布一亿八千六百万匹。
由于去年八、09月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灾，除少数丰收地区外，棉花没有完成生产计划。
截至今年03月底，国家只收购了棉花两千零六十九万担，估计到8月底至多只能收购两千两百万担，比原来预计数要少收三百万至四百万担。
这就使今年的棉纱生产计划减为四百六十万件左右，减少了约一百万件，棉布生产计划减为一亿四千九百万匹左右，减少了约三千七百万匹。
按照原定的预计数，在今年生产棉布一亿八千六百万匹的基础上，减去工业用布、公用布、出口布、军用布和国家储备布以外，还可以供应民用布一亿五千七百万匹。
现在由于棉布生产减少，在采取了减少棉布出口，大量削减公用布，今年不拨付国家储备布匹和适当减少商业部门的棉布年末库存等项措施以后，今年只能供应民用布一亿二千七百万匹，比原定的预计供应数少三千万匹左右。
棉布是凭证定量的计划供应商品。
本年度布票（即购布证）通用期限是由1956年09月01日到1957年
08月底止。
其中又分为两期：
第1期是从1956年09月01日到1957年04月底，但可通用到1957年08月底；
第2期是从1957年05月01日到8月底通用。
本年度的布票，是1956年
07月发出的，当时水灾还没有发生，对棉花生产和棉纱、棉布生产都估计偏高，一共发行了一亿五千七百一十一万匹布票，其中第1期为一亿零二百一十二万匹，第2期为五千四百九十九万匹。
由于控制不严，有一些省份又自己加发了一部分布票，约七百二十万匹。
因此本年度发出的布票总数，约在一亿六千四百万匹左右。
按布票收回率约占发票总数的95％计算，本年度需要供应的民用布为一亿五千六百万匹左右，但是国家可能供应的民用布只有一亿二千七百万匹左右，约有二千九百万匹布的布票不能买到布匹，应当怎么办，这就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办法。
第1种办法是将1957年5至8月通用的第2期布票，城乡一律对折使用，即两尺布票购买一尺棉布，第1期布票照旧通用，不折扣。
采取这个办法，可以把已经发出去的布票，在5至8月折回二千七百万匹左右，再加上已规定应收布票的布制品严格执行凭证供应办法，可以达到本年度棉布供求的平衡。
第2种办法是保证本年度的布票全部买到布匹，削减由1957年09月到1958年08月的下年度棉布供应量，挪用两千多万匹布放到今年夏季来供应，也就是寅吃卯粮的办法。
我们权衡了这两种办法的利弊，认为实行第1种办法比较稳妥，而实行第2种办法则是不稳妥的。
因为实行第1种办法，是在夏季削减棉布供应量，这时天气暖和，少供应一部分棉布，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较小，而且还有汗衫、背心不需凭票供应，可以弥补一部分夏衣的不足。
在采取了这项措施以后，国家就有足够的棉布力量在秋后保证人民冬衣的供应。
如果实行第2种办法，由1957年09月01日到1958年年初的冬季布票就要少发，那时由于冬季棉布供应不足，可能使许多人做不上棉衣，不能御寒，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大。
而且秋后是农民大量出售农产品的季节，农民在出售了农产品以后，需要大量购买棉布，那时棉布供应削减，也会妨碍城乡物资交流。
因此我们认为只能根据“少添夏衣，保证冬衣”的方针，采取将第2期布票城乡一律对折使用的办法。
因为城市和乡村人民购买力不同，历年发行布票的时候，都采取了城市多发一些布票，乡村少发一些布票的做法。
在考虑将第2期布票打折扣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设想过，是否可以城市折扣多打一些，乡村折扣少打一些，而不采取城乡一律对折的办法。
经过研究的结果，认为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国城市和乡村民用布供应数量的差别并不很大，城市每人全年平均定量约三十二尺，乡村每人全年平均定量约二十二尺，相差只有十尺。
第2期布票占全年布票总数的35％，在第2期布票的定量中，城乡每人平均只差三尺半布，在打了对折以后，就只差一尺多布了。
我国城市人口少，乡村人口多，城市民用布供应量只占民用布供应总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乡村的第2期布票不打对折而改打六折，乡村居民每人只多得了七寸多布，但是城市5至8月就几乎无布可卖了。
而且布票在同一地区中城乡互相通用，城乡界限不易划分。
因此还是以城乡一律对折较为适宜。
我们认为，从1957年棉布供应问题中，可以得出以下的教训：
我国还是一个农业生产占有极大比重的国家，由于自然灾害不能完全避免，农业生产还是不稳定的。
自从1953年以来，我们遇到过一次平收，一次丰收，两次很大的灾害。
丰收时轻工业原料和市场商品都较充裕，歉收时则感到不足。
今后应当在丰收时注意原料和商品的储备，以便以丰补歉，保持歉收时轻工业生产和商品供应的稳定。
同时，商业部在去年发行布票的时候，没有估计到由于农业生产不稳定而可能发生的困难，没有把发行布票的数字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而多发了布票，放宽了供应，这也是工作中的缺点，以后应当纠正的。
本年度第2期布票对折供应以后，不能不使人民感到一定的困难。
可是本年度第2期布票对折供应以后，本年度全年民用布的供应量虽然比较1956年是减少了，但是仍然比1953年、1954年、1955年这三年为多。
过去四年的情况是这样：
1953年全国生产棉纱四百一十万件，供应民用布一亿一千四百七十七万匹；
1954年产纱四百五十九万件，供应民用布一亿一千二百二十四万匹；
1955年产纱三百九十六万件，供应民用布一亿一千二百三十三万匹，1956年产纱五百二十一万件，供应民用布一亿四千九百四十八万匹。
今年即1957年产纱四百六十万件，可能供应民用布一亿二千七百万匹。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1956年的棉布供应并不是正常的，而是特别多的，这一年供应特别多的原因，正是由于商业部工作上有缺点，没有认识到棉花丰收年份，应该储备一部分棉布，以便在棉花歉收年份，供应人民。
解放前产纱最多年份的1933年，全国产纱量只有二百四十四万件，进口的布和纱，也不过相当于二十多万件棉纱的数量。
如果把今年的产纱量同解放前相比较，可以看出，全国人民的棉布消费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
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我们相信，只要把目前实际情况告诉人民，全国人民一定会同政府合作，克服这些困难。
以上意见，请国务院审议。
商业部
1957年04月11日

北京市纺织品公司检查发现
不少单位违反棉布统销政策
据新华社18日讯
新华社记者卢恭敏报道：
北京市纺织品公司最近对八百多户缝纫、百货、棉布经销店和部分工业生产单位全面检查了用布情况。
检查中发现不收或少收布票、收下期布票等违反国家棉布统销政策的现象相当严重。
相当多的单位在向机关、企业供应公用布的时候，都不经纺织品公司审批，只凭介绍信要多少就给多少。
东四人民市场百货商店去年曾经因为不收布票随便出售公用布而受到批评，可是最近又不要布票把工作服和大衣一百四十多件出售给北京市煤炭科学研究院。
市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劝业场和前门妇女服装商店等三个单位，近几个月内收下的下期和过期布票就有四千八百多尺。
第13、十四两个缝纫生产合作社，感到服装不好销，就把1、2月份购进的两万六千多公尺凭票供应的服装用布，改制成非凭票供应的书包和手帕大量推销。
第12缝纫生产合作社近几个月出售给外埠的服装，折合棉布有八万六千多公尺，到现在还没有收回布票。
在商业比较集中的东单区，有七十家缝纫、百货店在供应中都收下期布票，占被检查户数近40％，错收的布票达九千尺。
崇文区李瑞发服装店不但漏收、欠收几千尺布票，还隐藏了一千多尺棉布，经过检查和说服教育，才拿出来。
这次检查，还发现棉布供应工作中各种制度很混乱。
许多单位几年来收回的布票，随便存放，既不清点，也不上缴，混淆不清，收回的布票和销出的棉布相差很多。
北京市商业部门的负责人说，经过这次检查，许多事实说明还有不少人对国家的棉布统销政策缺乏正确的认识。
特别是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对这件工作重视和宣传不够，没有经常进行检查。
同时，有些制度也存在着问题，忽视政策的贯彻。
这些都必须加以整顿解决。

历年布匹市场供应情况（万匹）（注：
民用布不包括农民自织自用的布）1936　1949　1950　1951　1952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历年棉布生产增长情况（万匹）
（注：
以上系机织布）1936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各地棉花预购工作全面展开
新华社19日讯
1957年度的棉花预购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北京市已经超额4％完成了预购计划。
产棉较多的湖北省大部分地区采购单位都和农业社签订了预购合同。
江苏省有十个县已经预购完毕。
河北省已预购皮棉一百三十万担。
山东省已经完成预购计划的42％。
今年各地在棉花预购过程中，密切注意了发动农业社社员群众积极生产，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全面实现预购合同。
很多农业社在签订预购合同以前，召开社员会议讨论如何保证棉花生产和如何履行合同等问题。
山东省冠县史村乡农业社高庄生产队通过社员会议讨论，决定集中施肥，把原定棉田不上粪的计划改为每亩上一车粪，以保证棉花增产。
各地采购单位还积极帮助农业社采取各种措施来合理使用预付定金。
山东、江苏等省有些地区的农业社以一部分定金购买或预购社员的粪肥和饲草，并对缺乏劳动力和生活困难的社员实行预付劳动日报酬的办法。
这样，既照顾了社员的生活需要，又刺激了社员积肥生产的积极性。
山东省商河县河沟乡建国农业社第14生产队通过预购安排农活后，90％以上的劳动力参加了生产。
对今年出现的一些棉田缩减的现象，有些地区通过预购，同农业社协商作了调整。
如江苏省丹阳县，国家提出的棉田指标是十万亩，最初农业社规划只有七万一千亩，经与农业社协商调整后增加到九万八千五百亩，基本上达到了国家的指标要求。

建议
量体裁衣还要留后路
碎布交还顾客打补丁
十几岁的孩子长得特别快，往往挺合身的衣服，不到半年就太短太瘦了。
我给孩子做衣服的时候，总是要求服装店在裁衣服时多留一点布在里面，以备孩子长了以后放出来继续穿。
但是这种要求往往没有被采纳，结果我女儿每年总有几件还没破的衣服不能再穿了，这就不得不重做新衣。
每件衣服往往都有特别容易破的地方，如衣领、袖口等，如果服装加工部门把裁剪衣服剩下的碎布都交还顾客的话，顾客就可以在衣服破了的时候换个领子、袖口再穿。
但是据我所知，目前服装部门还很少有这种习惯。
前几天我爱人在北京崇内大街第52缝纫社做件上衣，买了九尺五寸布交给他们，取衣服时发现袖子稍短一些，我们就请他们把边放出来，再接上两条贴边，他们居然说连一点贴边的布都没有了。
有的服装店给顾客计算布料时，总是喜欢多算一些。
前几天我也是请崇内大街第52缝纫社给我的女儿量一下做件衬衣要买几尺布，业务员顺口就说要七尺。
后来我们去买布时，售货员算来算去，让我们只买六尺五寸，结果还是够了。
　温　雨

桌子为什么要穿“衣裳”？
林晰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参加一些部门召开的会议。
在我的记忆里，机关会议室的桌子总有十之八九铺上了雪白的台布；
在机关里，在许多朋友家里，在火车、轮船的餐厅里，桌子原来油漆得很漂亮，也都铺上了台布。
我承认，有台布比没有台布要美观一些，但是在我国目前棉布生产还不很充裕的情况下，我想，桌子为什么要穿“衣裳”呢？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浪费。
在一个部门召开的全国厅、局长会议上，我注意计算了一下：
那里有二十二张宽三尺、长一丈四尺的会议桌，桌子全铺上了台布。
按每张桌子用布长十六尺、宽四尺四寸（即两幅）计算，即用布三十二尺。
三十二（尺布）乘二十二（个桌子）等于多少呢？
七百零四尺布。
这些布用来做衣服，可做成年人的制服四十四套（每套按一丈六尺计算）。
而全国又有多少个桌子铺上了台布？
有人说：
铺台布是为了保护桌面，保持卫生，特别是餐桌上铺台布容易打扫残屑剩饭。
这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一张桌子毕竟不是三、五年就能用得坏的，而一块台布不过只能用三几年。
因此，把一张桌子的损耗折旧和台布相比较，显然是台布付出的价值高得多。
如果说，桌子不铺台布，会议就开不好，饭也吃不香，那么我赞成铺上；
如果说，不铺台布不至于影响开会和吃饭，那么，我建议还是暂时不铺吧（当然，机关、个人已有台布的，也还可以使用；
但目前不要再添制了）！
因为我国人民目前在衣着上还不是十分富裕，何必先忙着给桌子穿上“衣裳”？

湖北棉农继续出售存棉
据新华社武汉19日电
去年棉花丰收的湖北省，到目前为止已收购到三百多万担棉花，比1955年整个生产年度收购的棉花增加了38％多。
农民还在继续出售存棉。
03月份以来，棉花上市已进入淡季，湖北省采购部门除了保持全省原有八百多个收购点以外，各产棉县还组织了一千二百多个采购人员深入各乡各村，进行宣传和流动收购。
许多重点棉产区还结合本年度的棉花预购和加强日用品供应工作，来扩大存棉收购量。

要从“将就”里面去“讲究”
刘柏枫
从大白家里出来，夜已经深了。
我一边走，一边在想着大白最后同我谈的那句话：
“讲究”同“将就”不同，生活不能一下子提高，什么事总得从“将就”里面去“讲究”。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为了了解群众用布的情况，我访问了北京市前门区沙土园小学校长白淑琴（大家都叫她大白）。
大白我是比较熟悉的，这位三十多岁的妇女不但是一个能干的女教师，还是一个善于治家的好主妇。
当我提出来意以后，大白就拉开了话匣子：
“我们家里用布的情况很简单，每年发的布票总是用不完。”
说着，她停了一下，好像怕我不相信似的，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堆证据——一包剩余的布票。
“这是这两年内剩下来的布票。
前年我给了一个朋友九十多尺，去年也给了人家一点。”
我接过这些剩余的布票一清点，1956年度剩余了八十四尺，1955年度也剩了一些。
我觉得有些奇怪：
有些人老叫布票不够用，大白家里为什么每年剩余这许多布票呢？
难道他们家不讲究穿衣？
一看他们的穿着并不坏，大白身上穿一件半新的蓝布上衣，一条呢子裤；
两个孩子穿的也很整齐。
那末，这些布票为什么用不完呢？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大白的爱人老谢从外面回来了。
他上身穿了一件半新的青布便式棉衣，显得既整齐又朴实。
他看见我拿着这一包布票，马上说：
“这些布票都是剩下的。”
去年调整工资以前，大白的薪金收入比较少，全家一年顶多用三十尺布票。
但是，他们一家人还是穿的很整齐。
不过，他们的讲究同有些人的讲究不太一样。
比如：
两个孩子各人都有一套比较好的衣服。
这套衣服总是留着过年过节、出外游玩的时候穿。
孩子们也养成了俭朴习惯，有什么就穿什么，也很爱惜衣服。
大孩子穿小了的衣服，就改给二孩子穿。
同时，他们家总是把一些穿久褪了色的衣服，买一点染料染一下，看起来又像新的一样；
把一些式样老了的旧衣服改成合时合身的衣服；
外面穿不成了的衣服，就套在里面穿。
大白指着二孩子身上穿的一件红色小褂说：
“这件小褂还是她一周岁半的时候做的，现在六周岁了，这件衣虽然短了小了，可是把两胁改大一点，袖子接长，套在里面还是可以将就穿的。
如果里也添，外也添，莫说经济条件不允许，同时也不必要。”
去年，大白增薪了，由原来的五十多元增到七十多元。
同别人家一样，他们去年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她和她爱人都添了新棉衣，两个孩子各人添了一套新棉服和几件单衣。
据大白说，去年是他们家添置衣服最多的一年，大约用了六十来尺布票。
但是，国家去年发给他家一百六十四尺布票（大白五十六尺，家里人各三十六尺），做衣服用去六十来尺，送给人家一些，这样，去年剩余的八十四尺布票就有了来历了。
在大白家一直谈到近十点钟，这时候，孩子们都有了睡意，大白却愈谈愈有精神。
最后，她向我说：
“同志！
‘讲究’和‘将就’不同，生活不能一下子提的太高，什么事总得要从‘将就’里面去‘讲究’，比方说穿衣吧，总不能每年都添置那么多新衣。
去年我们都添置了不少衣服，今年夏天除了给老谢添一件褂子以外，其它都没有什么添置了。”

解放军少要国家供应棉布三十多万匹
江西省棉布销售量月月下降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部门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节约军用的棉布、棉花。
今年对各军需被服工厂所需要的棉布采取了直接供应的办法，因为物资周转加快，棉布储备数量压缩，就可以少要国家供应三十四万三千匹棉布。
军需生产部门还决定把长期积压在仓库中的五万三千多匹次布全部用来制作被服。
经过技术人员的研究，利用这些次布并不影响产品坚固、适用、轻便、美观的要求。
军需生产部门还要求所属各工厂尽量少用或不用公用布。
改进服装的剪裁方法，增加棉布的利用率，这一措施实行以后，各被服工厂全年可以节约棉布一万六千多匹。
被服技术人员还加强了准备整理工序，要求准确地排配布幅，以充分利用布的幅度，预计今年棉布的损耗可以减少六千多匹。
过去当作废料处理的棉布碎料，也将尽量加以利用。
军需生产部门决定在不影响保暖的原则下，今年部队冬季被服的絮棉掺用一部分回收的旧棉花。
这一措施已经在全军各被服工厂实行。
所有不能利用的废布渣，也要由各被服工厂加工弹成再生棉掺在棉服、棉被中使用。
这些措施共可为国家节约新棉花八万七千担。
新华社南昌19日电
节约用布的良好风尚，正在江西省逐渐形成。
江西省的人民警察，过去每年发一套棉衣，使用一年后即行上缴，许多人民警察了解到国家棉布供应紧张的情况以后，就自动提出延长使用时间的要求。
现在江西省公安厅已经发出通知，去年发的棉衣再多穿一年，由各人洗刷晒干，自行保管，这样可节约棉布十多万尺。
钟家山煤矿工人在使用工作服方面，提出了“脏了就洗，湿了就晒，破了就补，各人管好”的办法，延长了工作服的使用时间，用不着每年发两套工作服了。
南昌市粮食部门改进面粉袋的回收工作后，全年可以节约棉布六十二万四千尺。
今年以来，江西省棉布销售量已跟着月月下降。
据江西省纺织品公司统计，2月份比1月份下降40.18％，3月份又比2月份下降8.35％。

伏罗希洛夫在鞍钢的讲话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能来到这个著名的城市和你们会面，感到非常荣幸，请允许我向你们向鞍山市男女公民们、儿童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对我们这样热情的、盛大的、兄弟般的欢迎，并向你们转达苏联劳动人民的来自内心的崇高的敬意。
亲爱的同志们、城市的居民们，你们就像欢迎最亲密的朋友一样迎接了我们。
我们是你们的亲兄弟，是你们真诚相爱的兄弟，我们对你们这样热烈的盛大的欢迎，表示我最深切的谢意。
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的真正人民的国家。
现在正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热情百倍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知道建立强大的重工业是保证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人民福利的主要条件。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正在尽一切努力来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繁荣的工业国。
解放以后，中国已经建立了数十个新的重工业企业、发电站、矿井，建设了几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工业技术也在不断地努力革新。
亲爱的鞍山的同志们：
在中国工业化的斗争中，你们走在为争取中国工业化斗争的前列。
在很短的时期内，你们已经把你们的城市变成了中国大规模的钢铁工业基地。
现在的鞍山正像你们称呼的那样是中国的“钢都”，同时它也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的未来。
我们很高兴看到：
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鞍山钢铁公司每年出产的钢，相当于解放前全国钢的产量的两倍以上。
不仅全国的人民知道，而且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都知道鞍山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和自己的企业，他们正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鞍山钢铁厂的工人们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劳动上的创造精神。
鞍山的工人们掀起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性运动，并且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你们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炼钢厂里炼一炉钢的时间从十二小时缩短到七小时，而炼钢工人胡连阁已经把炼钢时间缩短到四小时五十三分钟，并且把每平方公尺炉底的出钢量提高到十五吨以上，超过了氧气炼钢的最高的指标。
还有许多其他鞍山工人的名字也是为苏联人民所熟悉的。
亲爱的同志们：
请允许我代表苏联人民向你们在生产上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衷心地预祝你们在劳动中获得新的成就。
你们的劳动具有巨大的意义。
你们给国家多生产一些钢铁，也就是对于把你们的国家变成为富强的工业国的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亲爱的同志们：
鞍山和迅速发展的鞍山钢铁企业是中苏友谊的生动的体现。
在这里中国的工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同他们的苏联朋友们并肩劳动，这些苏联朋友把苏联钢铁工业的最好的经验介绍给中国。
我想可以这样说：
鞍山是最突出地表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成果，这种友谊是炼钢炉的烈火炼出来的友谊——是工人的友谊，我们衷心地希望中苏两国工人的友谊正像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一样，不断地发展和加强。
亲爱的同志们：
我想着重指出人民之间的友谊——这绝不是什么偶然的和暂时的现象，这是一切民族发展的道路，这是整个人类的未来。
如果全世界一切国家的人民都能友好相处，如果他们都在和平劳动中互相竞赛，那么流血的战争将永远绝迹，各国人民的生活将变得空前繁荣和幸福。
人口占全人类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不渝地执行各国人民的友好的政策。
这个政策得到了为反对殖民主义、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缅甸、阿富汗和许多其他亚非国家的支持。
这个崇高的运动也得到欧洲和美洲公正人士的支持。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巩固的友谊，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是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新战争的主要的力量之一。
因此，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帮凶们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制造分裂，煽起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
但是，只要我们不断地加强爱好和平、自由和独立的苏联、中国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那么帝国主义冒险家的血腥的计划就必定会遭到破产。
亲爱的同志们：
最后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苏联人民今后仍然是中国人民最可靠和忠实的朋友。
祝苏联和日益强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亲密合作不断加强！
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亲爱的朋友们：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你们在劳动中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参加讨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的人士的名单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邀请参加讨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的各方面人士名单如下：
一、广西代表团人员
团　长　陈再励
副团长　丘　辰
团　员　王以仁　王培之　凤福山（瑶）　韦冠英　韦瑞霖（僮）甘怀义（僮）　石兆棠　刘　嘉（僮）何自坚　吕集义　李任仁（请假）李世兴（苗）　林克武　陈汝楫陈良佐　陈　雄　陈　捷　赵佩莹（僮）　郑显通（请假）　徐惠规（女）秦廷柱　秦振武（侗）
　马驹誉（回）（请假）　张景宁　张显龙　梁岵庐莫乃群　汤有雁
　覃　辉（僮）冯　介　黄德沾　杨　义　杨振士雷荣珂　翟念劬　潘乃德　魏继昌
二、政协广西籍委员和有关委员
尹　羲（女）　关瑞梧（女）何柱国　李沛文（请假）　林　虎
（请假）　罗尔纲（请假）　梁漱溟覃异之　黄松坚（僮）（请假）黄启汉　黄绍竑　雷沛鸿　裴文中
三、在北京、广州、武汉、长春等地工作的广西籍人士
王　力　龙一飞　阳太阳　吴克清　李达潮　汪振儒　陈此生陈迩冬　陈秋帆（女）　俞作柏　赵可任　郑建宣（僮）（请假）　唐现之　张云逸　张震球　盘珠祁彭世桢　黄昶芳　黄新友　谢鹤筹
（僮）　锺夫翔

在伏罗希洛夫主席欢迎会和欢宴会中书感
陈铭枢服人以德足推贤，伟烈丰功不让先，震耳声名今喜觌，那知醉我是慈泉。
信将玉帛化干戈，掌握和平莫与科，氢弹从今真可毁，苏中保卫世同歌。

广西历史简况
邓锐龄
一
广西建省始于元代，距今已有六百多年。
更远在宋代已有“广南西路”的名称。
如果我们再追溯到唐懿宗咸通三年分岭南为东西二道时，那么广西就有一千零九十五年的历史了。
现将广西省历代沿革，列表如下：
二
中原汉族进入岭南，从秦代开端。
在秦代以前，南岭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抵今浙江，西抵今广西，曾经聚居着许多部落。
在秦汉时，中原人统称他们为“越”。
“越”是一个颇为笼统的概念。
在东端有断发文身风俗的“东瓯人”，和在西端耕种“骆田”的“骆人”，都被包涵在这个概念里面。
广西在古代是“越”族中的“西瓯”、“骆”等部落的居住地区〔注二〕。
秦用了很大的兵力和“越”人进行一次战争，虽然杀死了“西瓯”的领袖，但是结果遭到惨败，以后秦用很多军队防守五岭，做好进军准备，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郡。
战争结束后，秦政府就把一批中原人移戍到三郡，和越人杂处，其成分大概不外是商人、赘婿、罪人之类。
秦末，天下纷扰。
当时在岭南的一位秦高级官吏真定人赵佗（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利用这个时机，合并了南海、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赵佗是个很聪明的汉人。
他既然做为南越各部落的共同领袖，就想尽方法取得越人的支持。
他抛弃了中原汉人的冠带，自称“蛮夷大长”，任用越族治理政务，鼓励越族和汉族通婚。
对于代替秦的汉王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西北许多部落包括在今广西的“西瓯”、“骆越”（它们有自己的领袖），远到今贵州境内的“夜郎”，都用财货交结，使他们不为汉用。
在他的统治下，可以说百越和集，致使汉高祖、汉文帝都不得不正式承认他所建立的政权。
至于汉人越化或越人汉化的情形，现在不得而知。
在汉高祖写给赵佗的信中说赵佗治理三郡，“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这些话可能不全然是颂词（注三）。
在汉高祖、文帝时两度出使南海的使臣陆贾，曾经写了一本旅行纪——“南越行纪”，可惜这本书已经散逸，不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中知道一些那时越族的情况。
赵佗这一帝系维持了九十多年的统治，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武帝用兵力合并。
汉在南越故地设立九郡，其中苍梧、郁林在今广西境内。
汉对岭南第2次用兵，在南越亡国的一个半世纪后。
那时越南北部、广西西南部有许多部落反抗汉族地方官吏。
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等率军南征。
马援等行军路线横穿过广西南部，开辟了从今广东、广西到越南北部的陆路和水上的通路（注四）。
汉人进入广西，大概都聚居在西江下游若干军事据点上，四周仍是越族活动的天地，虽然在史书上看，汉代所立的县治已经到达柳江西岸〔注五〕，但是这只能理解为汉兵力一度到达的地点。
当兵力不及时，这些地点就被称为“陷入蛮夷”了。
汉在岭南郡县中军队官吏的给养最初完全靠岭北供应，地方政权对于当地民族，只能“以故俗治”〔注六〕。
汉平南越，有瓯、骆四十万人降于汉〔注七〕。
汉灵帝建宁三年（170），有十余万“乌浒人”接受汉郁林太守谷永的招降〔注八〕。
（汉郁林郡治在今广西贵县，“乌浒人”居住地域大概在今郁江流域一带。）
汉平南越出军十万人，光武帝派马援南征，军人不过二万多人，即便把些军人都留下，加上前此定居在岭南的汉人，比起当地民族来，仍然是少数。
关于东汉到隋五百多年间的历史记载中虽然看不到部落人口数字，但是在西江上下游，仍然有许多各有常帅的部落，想像那时当地民族人口比汉人还是多得多〔注九〕。
“以故俗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汉族统治阶级经过长期斗争，所总结的一条经验，因为当汉族势力伸入这一片地区，成立地方政权后，要团结好当地部落领袖才能巩固统治。
六朝时，岭南地方政权反抗中央的斗争往往要依靠地方氏族、部落的支持。
隋统一岭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岭南冼氏大族的号召力量。
以后唐、宋在广西设立的羁縻州县，元、明设立的土司土官都可以看做是“以故俗治”这一政策的演进和发展。
从三国以来，有许多中原人士迁入岭南。
他们给岭南带来了汉族文化。
但是，汉族居住地区仍集中于西江下游，相当今广西省东部一带。
广西西部如今百色地区、宜山地区和原邕宁专区的大部分，仍然是许多当地民族部落的聚居区。
从后汉书马援传、三国志吴志薛综传记载汉族进入越南北部几百年间，当地经济文化都有进步的情形推测，在今广西东部和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长时期内也必然会大部分接受了汉族的文化。
唐初，在今两广地设岭南道，末叶为了防御南诏军事上的需要，又将岭南分为东、西两道。
广西西部许多少数民族部落和唐政权取得了连系，唐设立了三十多个羁縻州县。
今宜山地区、原邕宁专区地当时都在中央政令所达到的范围以内，但实际上聚居这些地区的部落仍然可以对自己内部事务独立作主。
在唐中叶后，边境的实情常常被地方官吏壅闭，不能上达，一部分地方官吏对当地民族滥用权威和武力，以故多次激起当地部落的反抗〔注十〕，其中以黄氏、侬氏等反抗最强。
黄氏最强时期，控制了左、右江流域全部，东抵今平乐专区地，向北进入今湖南南部，和唐进行战争达六、七十年之久。
随着，唐南部心腹大患——南诏也侵入桂西，安南北部地方势力也联合邕州西部部落进入广西。
唐用了很大兵力坚守邕州（南宁），但几度被迫退守梧州。
唐代以前，广西、广东还是一片开垦很少的亚热带地区，林木蓊郁，人口稀少，疟疾病猖獗流行，中原人士视为畏途。
朝廷往往把一些犯错误的官吏谪发到岭南来。
像韩愈谪流到潮州，柳宗元谪流到柳州。
直到北宋时，广西仍然是谪臣迁客之所居。
据说，士大夫如不把人打得“唇绽齿折”，是很少有机会游赏阳朔荔浦的山水的〔注十一〕。
人们这种把岭南做为谪放罪人的地方的观念，可以上溯到秦。
南宋以后汉族人口进入广西的更多，人们对广东、广西的旧观念也可能从南宋开始转变〔注十二〕。
汉族人口陆续地迁居岭南对广东广西的开发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此表仅示沿革大略，欲知其详，请参阅黄诚沅“广西郡邑建置沿革表”。
（二）罗香林，“中夏系统之百越”页120—126。
罗氏将“西瓯”“骆”区分为二。
（三）汉书高帝记。
（四）后汉书马援传。
（五）据汉书，最西郡县有郁林郡（郡治今贵县）所属潭中（今柳城、大苗山苗族自治县、血雒容等县地）、领方（今上林、武鸣、宾阳、邕宁等县地）、定周（今宜山县地）、临尘、雍鸡（俱今左崇县地）等县。
后汉书有郁林郡所属潭中、领方、定周、临尘、中溜（今来宾县地）等县。
（六）资治通鉴汉武帝元封二年条下。
（七）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八）后汉书南蛮传。
（九）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冼氏传中说苍梧、藤州、罗州等地都有首领。
（十）新唐书南蛮传。
韩愈“黄家贼事宜状”指出黄氏部落言语服装都和汉人不同。
（十一）宋孙光庭“北梦琐言”卷五：
“王赞侍郎，中朝名士。
有弘农杨蘧者，曾到岭外，见阳朔、荔浦山水，谈不容口，以阶缘尝得接瑯琊，从容不觉形于言；
侍郎曾见阳朔、荔浦山水乎？
瑯琊曰：
某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而见！
因之大笑。”
王、杨皆唐人。
又唐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师序”云：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
（十二）宋人关于广西地理历史的著作较前代多，可参看宋史艺文志。
南宋时汉人逾岭定居事参看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珠玑巷条下。
南宋广南西路户口较北宋时上升参看袁震“宋代人口”（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待续）1957年第3期）。
（待续）（附图表）

欢迎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　调寄千秋岁
黄绍竑苏联元首。
中国亲朋友。
您好比，春风到。
北京新气象，万众瞻仪表。
看遍野，百花招展清明后。
兄弟般拥抱。
唇齿般依靠。
写不尽，中苏好。
笑谈帏幄里，世界和平手。
千秋岁，勋名宇宙同不朽。

民主德国举重队到北京
据新华社18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重队一行十五人，今天下午坐飞机到达北京。
举重队由恩斯特·拉萨恩任领队。
队里的十名运动员（包括七个举重等级），五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运动健将，五名是一级运动员。

民建中常会召开宣教工作座谈会
讨论今后宣教工作的方针
本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为了总结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地方组织宣教工作的经验，并讨论今后宣教工作的方针和具体内容，特于本月05日到17日，召集四川、江苏、浙江、广东、河北、山东等省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杭州、重庆、西安、兰州、广州、沈阳、济南等市委会宣教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工商业者会员举行宣教工作座谈会。
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精神，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工商业者的基本情况。
会议认为，宣教工作的主要依据是工商界的思想动态，今后必须订出制度经常进行了解和分析，分别其主流、细流和暗流，掌握其变化和动向。
会议确定今后宣教内容的重点在：
（1）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2）继续贯彻民建二中全会关于当前几个主要原则问题决议的教育；
（3）鼓励和帮助会员重视政治理论学习；
（4）大力宣传和学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5）加强会章教育。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三个文件——关于今后宣教工作的意见，关于协助国家贯彻以企业为团结、教育和改造私方人员的主要基地的方针的初步经验和意见，关于推动工商业者会员进行理论时事政策学习方面的经验和意见。

首批华侨回国旅行团到京
本报讯
参加今年“五一”节观礼的第1批华侨回国旅行团三十余人，在团长、印度尼西亚龙目岛中华总会主席沈清江率领下，于18日晚间到达北京。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曼云、王纪元等人，到车站迎接了这批远道归来的侨胞。
这批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侨胞，大部分是华侨工商业者，其中有七对夫妇同来，有的还带了儿女。
他们之中大多数是第1次回国。
旅行团是6日到达广州的。
在广州逗留期间，他们参观了华侨新村，游览了名胜古迹。
在北上途中，他们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汉阳纺织厂、国棉一厂、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学院，游览了东湖、中山公园等。
旅行团人员在纺织厂参观时，对我国工人生活和厂里的福利设施特别感到满意。
他们将在首都参加“五一”节观礼后，去东北、华东等地参观游览，然后回乡探亲和游览。

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知多少
据初步统计，自1949年至1956年期间，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有了很大发展。
去年，相互访问特别频繁。
（附图表）

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苏联大量援助欧洲兄弟国家
半年来同意给予的贷款超过二十亿卢布
据新华社19日讯
04月17日，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会谈结束。
至此，欧洲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都在最近几个月内先后同苏联举行了会谈。
苏联在这些会谈中再一次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向各兄弟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帮助，进一步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合作。
自从去年11月到目前为止，苏联同意贷给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款项超过了二十亿卢布，取消了某些兄弟国家欠苏联的巨额债务。
此外，苏联还以赊卖方式供给某些兄弟国家以大量粮食。
苏联为了帮助匈牙利人民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在最近举行的苏匈会谈中提供了特别巨大的经济援助。
今年苏联借给匈牙利的贷款共达到八亿七千五百万卢布，另外还准备供应匈牙利十亿零一千万卢布的商品。
此外，苏联还取消了匈牙利欠苏联的十亿福林以上的债务，并且答应匈牙利缓期偿还一亿五千万卢布的贷款。
苏联给予波兰的援助也很巨大。
苏联政府同意贷给波兰七亿卢布的贷款，并且将以赊卖方式在今年供给波兰一百四十万吨谷物。
苏波双方并且同意，1956年11月01日以前波兰已经动用了的苏联贷款（总额在二十亿卢布以上）可以不必偿还，用来补付波兰煤价。
苏联对其他兄弟国家解决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也提供了重大帮助。
今年02月间，苏联两次向保加利亚提供贷款，总数共达五亿七千万卢布，这些贷款主要是用来帮助保加利亚建设工厂和购买农业机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今年从苏联得到三亿四千万卢布的贷款，用来购买它的国民经济所需要的东西，例如焦炭、石油和钢材等。
鉴于罗马尼亚去年粮食歉收，苏联同意在今年上半年以赊卖方式供给罗马尼亚四十五万吨小麦。
苏联准备在今年额外供给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五万吨谷物，九千五百吨铅和供应更多的铁矿砂。
苏联取消了阿尔巴尼亚欠苏联的四亿二千二百万卢布的债务，并且为了帮助阿尔巴尼亚实现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措施，准备给它以必要的技术援助。
苏联还进一步加强了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
苏联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设原子能发电站并提供必要设备。

加强中苏两国文化交流
苏联将出版近百种中国书籍
本报莫斯科19日电
本报记者李何报道：
苏联翻译和出版的中国作者著作的书籍一年比一年增加。
从苏联文化部和出版社得到的消息，前几年每年苏联翻译和出版的中国书籍约四、五十种，而今年要翻译和出版近百种中国作者著作的书籍和五十种图画。
从今年01月，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两本书和毛泽东选集一样，已经成为苏联人书橱里常见的读物。
苏联今年出版中国作者著作的范围很广。
政治书籍出版社将出版“孙中山选集”两卷。
外国书籍出版社将出版彭明的“中苏人民友谊简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1940年到1948年的中国经济史”、“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农业地理”、“志愿军01日”、钱伟长等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论文。
外国文学书籍出版社在出版了屈原和杜甫的诗选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刘白羽的选集以后，今年将出版诗经、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选、中国故事集、现代中国作家小说集、鲁迅文学论文集以及老舍、赵树理、张天翼的选集。
继去年出版巴金的“家”之后，今年将出版他的“春”和“秋”。
军事书籍出版社将出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将出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叔湘关于中国语法的著作。
技术书籍出版社将出版李俨的“中国算学史”。
图画出版社将出版中国现代画家的版画集。
苏联出版界和中国出版界保持一定的联系。
苏联出版社和中国的三十五个出版社有书信往来和交换书籍的关系。
苏联出版社把翻译书籍的出版计划寄给中国所有的出版社。
苏联同志对记者表示他们愿意进一步发展友好联系。
外国书籍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们说：
“我们希望和中国出版界发生广泛的亲密的接触。
我们需要更多地更好地合作，使得我们两国的人民彼此更多地更好地了解。”

卡达尔对外国记者说
匈牙利忠于华沙条约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9日电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17日接见了一批外国记者，并且回答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关于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问匈牙利事，卡达尔说，对这一邀请目前还没有获得答复。
他说，我们准备回答哈马舍尔德先生的任何问题，并且向他作有关匈牙利情况的一切必要解释。
卡达尔在谈到过去的错误和纠正这些错误的问题时说，过去的错误削弱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
这些错误首先表现在领导脱离群众和放松了对社会主义敌人的斗争。
经验证明，领导者如果不密切联系人民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不能真正地为人民谋福利。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不同敌对分子进行斗争，人民就会感到没有信心。
卡达尔还谈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正在作一切努力接近群众，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愿望，考虑他们的意见并且同他们商量。
现在，在国内经常举行劳动人民的集会。
在这些会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向劳动人民介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各种措施，解答参加会议的人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卡达尔在回答关于苏联军队驻扎在匈牙利的问题时说，根据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匈牙利仍然要忠于华沙条约。

原子核物理学的新的一页
世界最大同步稳相加速器运转正常
质子能量已加速到一百亿电子伏特
新华社18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勃洛欣采夫17日宣布，研究所中几天以前开始运转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质子的能量在4月16日已经加速到设计标准——一百亿电子伏特。
苏联“文学报”的记者不久前访问了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工作的主持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维克斯勒。
维克斯勒是第1个研究出成为同步稳相加速器工作基础的所谓自动稳相原理的科学家。
维克斯勒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这座加速器的出现在原子核物理学上展开了新的一页。
最近三年，在我们对基本粒子和整个原子核的概念上产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确定原子核的微观世界中的相互联系，理解其中作用的力的本质，这样才有可能使这种巨大的力量更广泛地为人类服务。
利用这座加速器就可以深入到原子核结构中一些以前无法研究的方面。
现在可以预期，将会发现新的核内现象，甚至新的基本粒子。
维克斯勒说，苏联科学家、设计师、工程师在制造这座加速器时遇到了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
但是，由于这座同步稳相加速器开始使用而产生的新问题仍将是很多的。
必须举行权威物理学家会议，以讨论首要工作计划。
他说，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预定在5月举行会议，讨论这项问题。

日本大多数人都说好
发展对中国的贸易好吗？
日本大多数人都说：
好！
本报综合消息　“你认为发展对中国的贸易好吗？”
在三千名日本人中，有64％的人回答说：
“好”。
这是日本“中央调查社”在4月02日发表的舆论调查结果。
发展中日贸易是日本国民的普遍愿望。
今年03月间，京都府等十四个地方议会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
04月03日，东京都议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
连同去年和今年的在内，日本已经有四十九个地方议会通过决议，一致要求取消禁运和交换通商代表。
日本贸易界为和中国有关方面谈判签订第4次中日贸易协定，正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04月11日，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中输出入协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就谈判小组和专家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作出了决定。
但是，日本政府至今对发展日中贸易问题仍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读卖新闻”要求日本政府赶快解决所谓“按手印问题”，以便日中双方交换通商代表，使日中贸易得以顺利发展。

国际简讯
日本“歌舞伎座”将去苏联
前年曾来我国演出的日本“歌舞伎座”，已决定在今年09月前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作访问演出。
本月06日，“歌舞伎座”团长市川猿之助访问了苏联驻日大使馆，和正在日本访问的苏联文化部外事局局长斯捷潘诺夫当面洽谈，正式接受了苏联的邀请。
朝鲜体育考察团抵京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体育考察团一行二十二人，由朝鲜内阁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刘秉锡率领，于19日下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南斯拉夫任命驻蒙古大使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任命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奇兼任南斯拉夫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
保匈签订换货议定书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4月17日在索非亚签订了今年的换货议定书和保加利亚给予匈牙利以货物贷款的协定。
中国卫生工作代表团返国
参加第2届社会主义国家保健工作会议的中国卫生工作代表团18日离开布加勒斯特回国。
代表团除参加会议外，还到罗马尼亚各地进行了访问。

在兄弟之都
在苏联伊尔库次克地方的安加拉河岸上，正在建设一个大学区，这里在不久以前还是一块荒原。
在这个大学区里将创办矿冶、建筑工程、工业和农业四个学院，此外还要建筑教授住宅、医院、食堂、俱乐部、电影院、图书馆等。
建成后将是西伯利亚设备最完善的城市之一。
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最近决定把一枚三级劳动勋章，授予从五岁起就双目失明的越南农民范公存。
范是北越高平省和安县的一个少数民族青年，最近他改进中耕器、脱谷机和水车等几种农具，提高了这一带山区的落后耕种技术。
在这次获得勋章以前，越南民主共和国农林部曾发给他奖状。
城津炼钢厂青年工人根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去年12月全会决议的精神，从今年02月份起，展开了每人利用工余时间收集一吨废铁的运动。
他们在头十多天中就已收集了一千二百十九吨。
目前他们正在为把更多的废铁献给国家而努力。
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位七十五岁的园艺家弗·赫瓦济尔从事栽培西红柿的工作已经有二十五年之久了。
在他的果园里栽培了约二百种西红柿，其中有八种新品种的西红柿是由他亲自培植出来的。
他所栽培的西红柿，最大的重七百五十克（一千克等于二市斤）。
某些西红柿具有橘子的味道，另一些又近于葡萄、莓果、草莓、树莓和杏子的味道。
现在赫瓦济尔正在栽培一种含糖率可望达10％的西红柿。
（附图片）
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选择自己心爱的读物

德波签订建设煤矿合作协定
民主德国将给予波兰四亿卢布投资贷款
据新华社华沙19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波兰和民主德国17日在柏林签订关于在波兰建设露天褐煤矿的合作协定规定，民主德国将给予波兰四亿卢布的长期投资贷款。
这个合作协定规定，民主德国将以长期贷款形式供应波兰建设年产总量达三千五百万吨的五个露天褐煤矿所需要的机器设备。
这些机器设备从今年起开始供应。
波兰将供应民主德国制造这些机器设备所需要的钢、钢材等物资。
波兰将用煤和焦炭来偿还贷款。

朋友的声音
本报评论员
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先生，前天晚上在北京就促进中日友好问题发表了演说。
中国人民听到了来自日本的朋友的声音。
浅沼稻次郎先生在演说中表示，日本社会党将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尽最大的努力。
浅沼先生的这一表示是有坚实的基础的，因为他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了明智的态度，而这个问题正是阻碍中日恢复邦交的关键问题。
浅沼稻次郎先生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说，日本社会党的态度是：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承认有两个中国；
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外国不应干涉。
日本社会党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从来就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任何人如果想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人民都是决不答应的。
如果有人一面向日本人民说要促进中日友好，一面却想制造所谓“两个中国”，这当然不能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因此我们欢迎浅沼稻次郎先生关于不承认“两个中国”和争取迅速同中国恢复邦交的表示。
正如浅沼稻次郎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所表明的，恢复中日邦交的问题，实际上是同日本继续走追随美国政策的道路还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的问题分不开的。
很明显，只要日本执政当局一天跟着美国走，以美国的意志为意志，中日邦交的恢复就一天不可能实现。
战后十一年来，日本由于追随美国，已经在各方面招致了重大的损害。
而当美国加紧执行扩军备战的“实力政策”和在全世界广泛建立原子基地网的今天，日本如果继续甘心受美国的统治，更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日本人民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更加坚决地要求日本当局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浅沼稻次郎先生在演说中指出，日本社会党主张日本不参加任何阵营，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睦邻友好，努力扩大和平地区，要求撤退在日本和亚洲的外国军队，取消军事基地。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社会党的这些方针反映了日本人民的要求。
我们相信，尽管前途还会有很多曲折和困难，日本的完全独立必将实现。
中日两国邦交恢复、日本成为亚洲大家庭里的亲密的一员的日子，也必将到来。
我们希望日本社会党的诸位先生们在实现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促进中日友好的工作中有更多的贡献和成就。

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喜报
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的建筑物大门上，16日张贴了一张喜报，值班工程师斯密那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16日晚十一点十八分加速器已经将每束质子加速到一百亿电子伏特。
在物理科学的历史上这还是第1次将质子加速到这样的程度。
记者为加速器的重大的成就所吸引，特地去参观了莫斯科近郊这座使人类深入微观世界奥秘的建筑物。
这座举世无匹的加速器的环行道，直径就有六十公尺。
我们参观的时候，值班工程师正在五十公尺以外的中央管理台工作。
安装工人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
他们就要离开这里。
因为质子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强度，人们还可以停留。
而机器开动的时候，工人就不能停留在它旁边。
科学家们只能在被十五公尺厚的保护墙隔断的地下室里进行观察研究了。
那时，加速器将发出很远都能听到的警号声音和质子冲击原子核的轻微的声音。
这座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工作的主持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维克斯勒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并且向我们介绍了加速器的情况。
他指出，虽然质子能量已经能加速到一百亿电子伏特，加速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强度。
现在我们正在努力使加速器达到应有的强度以便进行研究工作。
原来这部加速器中的质子运动是脉冲动式的，就是说，每一分钟通过五束质子。
现在每一束中的质子数量还很少，将来会逐渐增多起来。
大概到夏天，就可能到达应有的强度。
那时研究工作就可开始了。
维克斯勒说，首先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研究加速了的质子作用于原子核的情况，寻找新的、还不知道的粒子。
另外，我们正在努力使加速器工作得更平稳，虽然到现在为止，它的工作一直是正常的。
维克斯勒还说，这部加速器是苏联科学家设计，苏联工程师建造的。
但是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正在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工程师多列扎里正在和一批苏联工程师一道，用新的方法使质子达到应有的强度。
中国科学家王淦昌正在领导一个小组，建立一个研究粒子运动的气泡室。
罗马尼亚科学家卡茨正在和苏联科学家佩图霍夫研究一种乳状液，它的作用是使质子对原子核的作用留下痕迹，以便观察和研究。
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十二个国家的科学家们经常彼此交换经验，非常友好地在一起工作着。
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　李楠　李克（附图片）
世界最大的同步稳相加速器就在这所房子里

苏联各报以显著地位
刊登伏老在我国活动新闻
本报莫斯科19日电
苏联人民18日在广播中听到北京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群众大会的报道，19日在报纸上又读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报道。
“真理报”和“消息报”以头版和二版的大部分篇幅，“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劳动报”、
“共青团真理报”以头版的显著地位叙述了群众大会的热烈情形。

苏阿兄弟友谊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正在不断加强，这是目前国际形势中令人鼓舞和意义重大的发展。
最近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党的代表团，曾经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一系列的友好会谈，使它们之间的友好团结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这次苏联同阿尔巴尼亚两国政府和党之间的友好会谈，对于进一步加强苏阿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又作了重大的努力。
苏阿两国联合宣言和苏阿两党联合声明，充分体现了这一努力的成果。
在过去十二年多以来，苏阿两国已经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
两国经济合作得到了很大发展，苏联给予阿尔巴尼亚的巨大援助，促进了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的高涨。
在苏联的援助之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已建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灭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
在这次会谈中，两国政府代表团全面讨论和研究了两国的经济关系问题，对两国过去的经济合作感到满意，并对如何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取得了协议。
苏联政府决定取消阿尔巴尼亚欠苏联的两项债务，总额共达四亿二千二百万卢布。
此外，苏联政府还要给予阿尔巴尼亚以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必要技术援助，供给阿尔巴尼亚以工农业所需的装备和机器。
苏联这种慷慨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亲密团结、互相支援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胜利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苏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世界上大国和小国之间存在的真正平等互助关系的榜样。
拥有两亿人口的苏联同只有一百四十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它们所以能够建立这种完全平等的关系，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它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无论大国或小国、无论它的经济水平如何，都是完全平等的成员，都是亲密合作的兄弟。
帝国主义者不理解或不愿意理解这种关系，是不足为怪的。
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只是互相并吞、大鱼吃小鱼的不平等关系。
翻开资本主义发展史就会看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奴役他国人民，力图阻碍那些国家的发展。
在帝国主义时期，“弱肉强食”是垄断资本的金科玉律，也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待小国的必然法则。
就是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中，盟主与伙伴的关系也表现了这个特点。
最近的一系列事实表明，帝国主义者在彼此勾心斗角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企图。
因此，在苏阿联合宣言和两党声明中，在两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中，都一再强调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
这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根本利益的所在。
我们坚信：
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思想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日益巩固和牢不可破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破坏这种团结，苏阿两国的友谊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摧毁的。
中国人民欢迎苏阿两国政府代表团和两党代表团会谈的重大成就，为最近期间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感到高兴。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越来越团结得坚不可摧了，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繁荣的有力泉源，也是巩固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

西方在裁军问题上裹足不前
苏联重申禁止核武器的主张
据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17日讯：
英国报纸在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关于裁减原子军备问题的讨论时谈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
“观察家报”说，美国代表史塔生要求对分裂物质的生产实行监督，并且主张在经过大家商定的一定时期以后，这种物质不得在军事上使用。
美国的建议还认为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来不得拥有这种武器。
“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与晨邮报”说，英国和法国支持美国的计划。
这里获悉，苏联代表佐林在最近一次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就美国的建议和苏联对禁止原子武器和从各国的军备中取缔原子武器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发表了一些意见。
佐林指出，参加小组委员会的国家都认识到，解决裁减原子军备的问题是当前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僵住了的话，各国人民的安全以及各国的和平发展就难以保证。
佐林说，但是有些人把原子武器当作是自己政策的基本工具，他们尽一切方法把原子武器供给越来越多的、至今还没有这种武器的国家。
佐林指出，最近在西方国家积极进行的原子战争准备说明，发生原子战争的危险扩大了。
他说，全世界舆论已经对此表示不安，而且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停止试验原子武器，禁止在他国领土上驻扎原子兵团，禁止用原子武器装备军队，并且要求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和从各国的装备中取缔原子武器。
佐林在重申了苏联一贯主张取缔原子武器和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政策以后指出小组委员会的初步讨论情况证明，握有原子武器的西方国家——美国和英国还没有采取足以保证能实际解决这个问题中的最紧要问题的措施。
美国代表史塔生4月12日曾经在小组委员会上发言说，美国现在还看不出有任何基础足以使大家同意签订一项“规定完全取缔核武器”的条约。
美国代表还在15日表示“只要还没有决定完全取缔核武器”，美国“就不愿意缔结这种完全和无条件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定”。
另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西方国家英国的代表诺布尔的态度也是这样。
佐林说，如果美国声明愿意不在别国领土上驻扎原子部队和不用原子武器装备别国军队，这将是防止原子战争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
他说，现在要想回避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必须对这些问题明确地表示态度，以保证签订符合爱好和平人民的要求的协定。
佐林指出，美国代表史塔生的建议解决不了停止制造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问题，当然就更谈不到从各国的军备中取缔这种武器了。
佐林最后说，苏联代表团仍然希望西方国家，首先是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能找到达成协议的道路，以便制止原子军备竞赛，把人类从原子战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一箭双雕
这里，荒原一望无际，人烟杳杳，是阿尔及利亚以南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
据法国官方最近公布的材料，这片荒无人烟的沙丘底下已发现蕴藏着丰富的煤、铁、有色金属、特别是石油。
因此，撒哈拉立即成了西方各国垄断资本集团关心的地方。
法国垄断资本自然首先急切要掠取这些富源，无奈力不胜任，一时还开发不了。
大西洋彼岸的石油大王却感到事不宜迟，已在策划捷足先登了。
办法是非常巧妙的。
据意大利“国家报”报道说，美国有些人正在研究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美国将打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旗号进入撒哈拉，在那里建立原子炮试验靶场。
准备建立靶场的地方，恰恰就是不久前被法国地质学家发现有石油的地方。
华盛顿传出来的消息公然说，美国军方人士认为，建立范围广大的靶场，是使美国垄断资本家取得撒哈拉矿产资源的最好保证。
这真是一箭双雕，既可以得到原子武器基地，又可以占有这里的石油。
　（樵）（附图片）
他们在撒哈拉大沙漠发现了“共产主义威胁” 华君武

中国工会代表团同阿拉伯工会
号召亚非工人团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支持召开亚非工会会议讨论共同问题
新华社开罗19日电
正在埃及访问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同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18日在开罗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亚非地区的工人和工会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表示支持召开亚非工会会议。
声明说：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对亚非国家民族独立、安全与和平的最大威胁。
亚非国家工人为了保卫他们的民族利益和切身利益，必须联合努力争取进一步实现万隆会议决议，并且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和侵略行为以及他们在这个地区进行的一切扩张阴谋和活动。”
声明指出：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亚非国家的工人和人民必须互相支持和帮助。”
声明说，中国工会过去支持将来也继续支持埃及人民为保障自己的民族主权和独立、保卫苏伊士运河和击败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斗争。
他们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争取人权的斗争以及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工会认为，阿拉伯四国首脑会议主张的积极中立政策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
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和中国工会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支持召开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亚非工会会议来讨论这个地区的工人今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主张”。
声明说，它们愿意尽它们的力量争取在适当时候召开这个会议。
声明最后说，阿拉伯和中国工人都希望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友好联系，进行更多的相互访问和更多地交换出版物，交流经验和知识以便加强他们的团结和合作。
中国工会代表团是应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的邀请到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访问的。
代表团团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董昕同阿拉伯工会联合会总书记法齐·卡迈勒讨论了关于加强阿拉伯国家工会和中国工会的友好联系和促进亚非工会团结的问题。
在会谈以后，他们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
新华社开罗19日电
中国工会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开罗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以继续他们对阿拉伯国家的访问。
埃及劳工联合会在16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欢送中国工会代表团。

印度新内阁宣誓就职
尼赫鲁兼掌外交　梅农任国防部长
据新华社新德里18日电
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新内阁4月17日傍晚在普拉沙德总统主持下宣誓就职。
参加宣誓典礼的除了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十三位内阁级部长外，还有不属于阁员级的十四位国务部长和十一位副部长。
另有一位女副部长维奥勒特·阿尔瓦将在晚些时候宣誓就职。
上述三十九人组成了新的部长会议。
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由尼赫鲁组织成的第3届内阁。
他在1952年组织的上届内阁已经在印度第2届大选后根据印度宪法在4月16日辞职。
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在前任内阁辞职后，就立即要求尼赫鲁负责组织新内阁。
尼赫鲁在本届内阁中仍然担任总理，兼管外交和原子能事务。
前不管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在新内阁中出任国防部长。
大部分阁员都曾在上届内阁中任职，并在本届内阁中担任旧职。
在十三位内阁级部长中，有两位新人。
一位是在前几个月辞去铁道部长职务的夏斯特，新任交通运输部长，另一位是孟买邦国大党组织的负责人帕蒂尔，他担任水利和电力部长。
新政府设立了三个新的部，即运输和交通部，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钢铁采矿和燃料部。
原有的生产部、天然资源和科学研究部已经取消。

叙利亚总理警告西方和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将尽力保卫约旦
约旦全国指导委员会要求调换美国大使
新华社19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8日说：
“只有以色列和它的西方盟国才想到对约旦进行侵略。”
他说：
“以防御协定同约旦结成了联盟的阿拉伯国家将尽力保卫约旦的独立。”
阿萨利是针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而这样说的。
美国总统表示，美国将根据1950年美、英、法三国宣言和美国国会的中东决议，干预对约旦的任何攻击。
阿萨利说，阿拉伯国家准备“制止以色列的任何侵略，并且给予以色列加倍的回击”。
据新华社18日讯
巴黎消息：
最近曾前往以色列旅行的“法兰西观察家”杂志的记者马蒂纳写道，从法国作战储备中抽出的武器干脆就储藏在以色列各个基地上，就像可能储藏在北非的比塞大、科隆培沙或达喀尔一样。
因此只要几天的时间，法国就可以重新站在以色列一边来进行干涉。
新华社开罗19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耶路撒冷消息，在耶路撒冷的约旦全国指导委员会已经要求立即调换目前美国驻约旦的大使。
委员会在给约旦新政府的首相、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的电报里说，为了约旦的安全，并且为了保持它的主权和独立不受阴谋和帝国主义干涉的侵害，这是必要的。
目前美国驻约旦的大使是莱斯特·马洛里。
委员会还要求新政府立即发表声明，重新向人民保证他们的自由，并且采取有效的和紧急的步骤来恢复最近的危机以前军队中的正常情况，以便每个军官能够恢复他们原来的职务。
全国指导委员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参加的有许多在约旦最近发生政治危机以后建立起来的政党。

埃塞俄比亚
屈从艾森豪威尔主义
据新华社19日讯
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兹4月18日结束了他对西亚、非洲地区第10个国家——埃塞俄比亚的访问。
据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一份联合公报说，埃塞俄比亚政府表示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
公报说，理查兹同意除掉以前所同意的援助以外，对埃塞俄比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提供“某些援助”。

日本去年每挖近千吨煤
就有一个工人非死即伤
本报讯
去年日本煤矿死伤工人五万二千二百八十九人。
据日本官方统计，去年日本煤矿因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共有六百一十个工人死亡，二万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受重伤，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人受轻伤。
去年日本煤矿共产煤四千八百十七万吨，平均大约每挖一千吨煤就要死伤一名工人。
在二十四万一千多名工人中，平均不到五个人就有一个工人伤亡。
伤亡事故中，冒顶事故最严重；
去年因冒顶事故死亡的有二百九十七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48％以上。

最简单的社论题目
上图是采自4月01日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块剪报。
那一斜线并不是印歪了的横线，而是一篇社论的题目。
这篇社论是论述英镑购买力日益下降问题的。
这恐怕可以说是报纸社论中最简单的题目了。

法国运输工人结束警告性罢工
两天中使资方损失百多亿法郎
新华社19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运输工人和市政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从16日起发动的四十八小时的警告性罢工，已经在18日照原定计划结束。
在结束之前，巴黎一千多名罢工工人在公共工程和运输大楼前举行了示威。
工人的示威受到警察的无理阻挠。
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
警察用催泪毒气、水龙头和警棍来驱散工人。
许多工人受伤。
警察还逮捕了不少工人。
工人用石块和棍子进行抵抗。
警察也有受伤的。
这次有四十万铁路工人、内河航运工人、巴黎地下电车工人和公共汽车工人、航空公司地勤人员参加的警告性罢工，是1953年08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法兰西晚报”估计，两天的罢工已经使资方损失一百亿到一百五十亿法郎（约合二千八百万到四千二百万美元）。
铁路工人的罢工使铁路管理局减少了六百万美元的收入。

约旦国王任命哈亚里为陆军参谋长
据新华社19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国王17日任命阿里·哈亚里为约旦陆军参谋长，以代替在上星期约旦动荡的局势中被迫离职的诺瓦尔。
侯赛因同时还宣布任命贝都印家族（沙漠部落）的马贾利为副参谋长。
哈亚里曾经在英国的陆军大学受过训练，后来领导前阿拉伯军团的军事作战部门。
在诺瓦尔离职前，他是陆军副参谋长。
据开罗“晚报”18日援引安曼人士的话报道，有八十个约旦军队的军官曾经在4月16日要求约旦国王侯赛因对解除诺瓦尔少将职务的理由发表声明，并且要求他对扎卡发生的事件立即进行调查。

绕道好望角太不合算
英国船向埃及缴费通过运河
埃及允许各国船只在05月以前用本国币交费
据新华社讯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18日晚宣布两艘英国船只已经把通行费交给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因此将准许它们通过运河。
这是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以来，英国船只第1次把运河通航费付给埃及当局。
自从运河重新开放以来首次通过运河的两艘英国船只之一的“西和风号”已在18日从苏伊士港进入运河。
另一艘英国船“白杨山号”预定在今天到达苏伊士港。
就在同一天，英国交通和民用航空大臣沃金森在下院说，在苏伊士运河问题明确以前，英国政府要英国船主继续避免使用运河。
他还说，英国船主是听从这个劝告的。
但是，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英国的一些航运公司正对政府施行压力，它们要求有保留地根据埃及的条件使用运河，以应付日益剧烈的外国的竞争。
还有一些报纸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据新华社19日讯
塞得港消息，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4月18日宣布，暂时允许各国船只用本国货币交付运河通行费。
这一临时付款办法将实行到4月底，以便船主有充分的时间来适应将从5月01日起施行的以指定货币付款的新规定。
在指定的货币中，美元、加拿大元和瑞士法郎所有各国船只都可使用。
印度卢比限印度船只使用。
某些西欧和北欧国家的货币（不包括英镑和法国的法郎）也只限这些货币的使用国的船只使用。

美一女孩向纳赛尔
探询苏伊士问题真相
本报讯
据法新社消息，美国公园城的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在一个月前写信给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给她有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公正的文件，因为她认为她在美国得不到这样的文件。
她说，她学习世界现代史这门功课需要这样的文件。
现在，这个美国女孩子收到了纳赛尔总统署名的复信。
在复信中，纳赛尔总统对这个女孩给他写信表示感谢，并且告诉她说，她在美国报纸上读到的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一些消息是“歪曲事实的捏造”，这是由于埃及的敌人想要“促使美国舆论责难埃及”。

美国处处排挤英国
坚持要抢夺圣诞岛
据新华社19日讯
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官员4月17日说，美国将保持它对圣诞岛的主权要求，虽然目前不坚持这种要求。
关于圣诞岛的主权问题，美国和英国曾经有所争执。
英国的氢弹试验不久就要在这个岛上举行。

苏加诺对“真理报”记者说
亚非会议加强了反殖民斗争
据新华社1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8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4月17日在梭罗就万隆会议的国际意义问题对“真理报”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
他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和现在二十世纪的时代特征是全人类争取和平、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高涨。
这个斗争在西方表现为争取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在东方表现为争取推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后者是完全渗透着社会主义的倾向的。
殖民主义不仅是政治压迫，同时也是物质剥削，因此，几乎整个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同样也带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
苏加诺总统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非许多国家仍然没能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
因此，亚非人民联合起来参加了两年以前召开的万隆会议这个事实，具有巨大的意义。
他说，亚非国家团结起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认为，在亚非各国，这种影响加强了争取独立的斗争的精神，加强了团结起来反对殖民主义的精神。
对整个爱好自由的人类来说，这种影响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
自由的亚洲和自由的非洲标志着全人类的自由的巩固。

西德工会联合会
反对在西德储存原子武器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讯：
拥有六百万会员的西德工会联合会18日宣布极力反对训练西德军队使用原子武器。
西德这个最大的工会联合会支持反对西德军队拥有原子军备的十八位科学家的宣言。
它并且反对发展任何形式的核武器，反对在西德储存原子武器。
柏林民主区的“晨报”17日报道，在西德比特堡的艾弗尔山中有一个广阔的原子弹和原子武器地下贮藏所。
据波恩来的消息说：
它是西欧最大的美国原子武器贮藏所。
“晨报”又说，从现在起到1957年年底为止，受过使用原子武器的专门训练和用这种武器装备起来的西德若干装甲师，将驻扎在汉诺威、卡塞尔和腊提斯崩纳。
除了在卡尔斯卢厄附近的航空中心外，在西德领土上还有二十五个设有停放原子轰炸机的特别设备的军用飞机场。
北大西洋集团第4战术空军队的若干单位已经在西德拥有十七个原子火箭发射基地，并且还计划在普福尔兹海姆、艾柏斯巴哈、达姆施塔特和林道建造另外的五个基地。
装备着原子导弹的一队70—斗牛士式飞机，驻扎在洪斯吕克。
早些日子，十八位西德著名的原子核科学家曾经抗议西德军队装备原子武器，并且声明无论如何决不参加原子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和使用。
阿登纳斥责这些科学家在发表这个宣言之前没有先同他“商量”。
但由于这个宣言引起广泛的反响，阿登纳不得不在17日同西德著名原子科学家举行了六个小时的会谈。
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说：
西德政府“赞成”科学家在戈丁根宣言中所表达的愿望。
公报说：
“西德政府自己将不制造原子武器”。
公报呼吁“全世界实行原子核裁军”。
波恩的观察家认为，这次会谈和联合公报是阿登纳的一个竞选把戏。
西德两个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在18日继续指责阿登纳要用原子武器重新武装的政策，对于阿登纳同原子核科学家会谈的结果表示不满。
自由民主党主席迈尔说，17日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令人遗憾地没有消除德国人民的这种焦虑：
总理准备着手执行他的原子军备政策。”
社会民主党新闻处发表声明说：
这份公报表明阿登纳政府是完全从军事角度来看待德国问题的。
公报中一点没有谈到要设法用政治方式而不是用“会导致原子毁灭”的军事措施来解决德国问题。
（附图片）
1．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2．下萨克森州3．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州4．黑森州5．莱因兰—伐尔茨州6．巴登—瓦登堡州7．巴伐利亚州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书记
阿卡契被法军逮捕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巴黎18日讯：
据“人道报”消息，法国伞兵部队士兵4月11日逮捕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书记艾哈迈德·阿卡契。
现在艾哈迈德·阿卡契被监禁在阿尔及尔市。

阿登纳仆仆风尘所为何事？
　矛弓
八十一岁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今年从3月28日至4月02日在伊朗进行了为时五天的“国事访问”，归途中又在伊斯坦堡和土耳其总理举行了会谈。
除1955年曾去莫斯科谈判和每逢大选年照例要去华盛顿乞求“援助”之外，阿登纳平时是不轻易出门的。
因此，他在风烛残年不辞劳苦地远道访问两个亚洲国家，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极大的兴趣。
不仅如此，波恩政府的其他显要最近也都在风尘仆仆地出国活动：
副总理布吕希访问了巴基斯坦和希腊，外长勃伦塔诺访美之后取道澳大利亚和印度回国；
在阿登纳路过土耳其之前，国防部长施特劳斯曾去那里“购买弹药”；
外交部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因访问了若干亚洲国家，并在东京主持了西德驻亚洲国家使节会议；
司法部长墨尔卡茨曾去突尼斯参加独立周年庆典，后来又在北非和中东一带访问。
经济部长艾哈德原也打算去开罗主持当地西德工业展览会的开幕式，后来因为怕英法对此反感太大而临时取消的。
这些波恩政客的四出奔访，其用心何在呢？
十分明显，问题在于西德垄断资本不愿坐失目前的时机。
中近东原是德国帝国主义垂涎已达数十年之久的地区。
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德国垄断资本一直企图在这个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而目前西德垄断资本又正急不可待地需要扩大国外的原料、销售和投资市场。
他们认为，英法帝国主义在中近东的势力由于侵埃战争的失败而受到严重削弱之后，正是他们再度向中近东地区扩张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正如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土耳其是为了巴格达铁路①一样，阿登纳访问德黑兰是为了伊朗的石油。
阿登纳此行除同意由西德派专家调查伊朗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替伊朗建立专科学校和示范农场之外，最主要的是同伊朗国王和政府谈判开发库姆油田②，和从伊朗敷设一条油管通往土耳其的地中海岸的问题。
库姆油田面积达二万平方公里，估计年产两千万吨石油。
炼油设备和油管所需投资在四亿美元以上，而建成后每年石油产量的价值约达三亿美元。
这是一笔何等可观的交易，无怪阿登纳要亲自出马了！
汉堡“世界报”记者写道：
“这才是执政者真正感到兴趣的事情”，真是一语道破。
在伊斯坦布尔，阿登纳和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讨论了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问题，探询了西德在土耳其投资和敷设油管的可能性等问题。
和他一样，波恩其他政客在访问中都无不以经济问题作为中心问题。
西德在中近东地区的经济势力，近年来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张。
根据1956年06月联合国统计公报的材料，西德对中近东的出口1948年为三百万美元，1950年即一跃而为四千万美元，1951年为七千六百万美元，1952年为一亿零八百万美元，1953年为一亿五千万美元，1954年为二亿二千六百万美元，1955年为二亿五千五百万美元。
据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1957年03月11日报道，1956年西德对中近东的出口已达四亿六千余万美元。
从1950年到现在，西德对中近东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全部出口的总的增长速度。
由于西德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在1956年的工业产量已达1936年的236.4％（钢产量为二千三百万吨，已超过英国），因而目前西德对外贸易的规模不能满足工业增长的需要。
特别是1956年国内市场对工业生产的需求只比1955年增加了1.3％（国外订货则增加18.6％），为数很小，而今后也难望有巨大的增加，所以西德工业对扩大国外市场的要求便更为迫切。
同时，西德对外贸易连年出超，积累了四十二亿余美元，这笔闲置的资金在国内无法找到投资场所。
其唯一出路，只有资本输出。
因此，波恩政府副总理布吕希于去年09月提出了一项关于“西方世界促使经济需要发展地区的发展和联邦共和国参与对经济关系的长期扶助”的备忘录，以解决西德垄断资本对国外原料、销售和投资市场的需要。
从西德迅速增加对中近东国家的出口来说，这是西德垄断资本向这一地区扩张的一个方面，可以叫做“出口攻势”。
在这种“攻势”下，它正在排挤着它的老对手。
在1952年，西德就已经赶过法国和意大利，而在中近东国家的进口中跃居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而在1955年，由于西德在中近东国家进口中所占比例的显著增长，英国所占的比例已从1948年的47.7％降到26.7％。
除“出口攻势”以外，西德经济扩张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这一地区加强资本输出。
例如在伊拉克，由西德公司接受修建和设备订货的工业企业及其它工程，在1956年中期其价值相当于三亿马克。
克虏伯的康采恩在伊拉克修建和装备港口；
还有一个大建筑公司在修建堤坝和灌溉渠。
在黎巴嫩，“梅塞德斯—本茨”汽车康采恩在修建一个汽车装配厂；
克虏伯和麦尼斯曼的康采恩和“莱因钢铁公司”正着手建设一个冶金工厂。
在叙利亚，西德的公司参加了灌溉系统的修建工程。
在土耳其，仅在1954—1955年内，西德的二十五家公司就领到了总额八百万美元（约三千四百万马克）的投资许可证。
此外，西德的一些大康采恩还为开发中近东的石油，积极进行活动，并已占据了一些重要据点。
那么，西德垄断资本的扩张计划，和美帝国主义臭名昭彰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否会发生冲突呢？
不久以前自美国访问归来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3月间在一个有阿拉伯国家和西班牙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透露了一项消息，即美国国务院希望西德能取代英法在中近东摇摇欲坠的经济地位。
因此不难看出：
西德垄断资本的计划，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美帝国主义之愿意与西德垄断资本合作来共同削弱英法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西德现在虽然经济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然而它的重新武装却尚未完成，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角色，因而易受美国驾御。
其次，西德的殖民主义面貌，迄今还不像英法两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那样狰狞。
战后它没有追随老牌殖民主义者进行冒险这一点，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某些国家还可能发生一定的欺骗作用。
再次，在过去十年内，美国给予西德的各种经济援助已达三十八亿美元，其中不少便是向西德工业的投资，而从1950年至1955年，美国私人在西德的直接投资也已由二亿零四百万美元增为三亿三千万美元（不包括购买西德股票等间接投资）。
由于在西德投资的利润大，尤其是英法的经济地位已日益削弱，所以1956年以来，西德已越来越成为美国在西欧投资的重点，许多美国大康采恩都把原来设于巴黎的办事处迁往西德，简直使处理美国在西德投资事务的“美利坚银行”杜塞尔多夫分行应接不暇。
同时，西德若干康采恩从1952年以来也在向美国投资，投资数目已达三千万美元。
1956年03月07日，西德克虏伯康采恩的总经理还曾向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提出一项补充美国“第4点计划”的建议，即由两国企业共同开发经济落后地区。
由此可见，在美国和西德垄断资本互相谋合的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之支持西德垄断资本夺取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且还比美帝国主义亲自出面更好。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美帝国主义若不容许西德垄断资本向英法的殖民地扩张，西德就势必会更强烈地要求放宽禁运和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从而使美国的国际地位更为孤立。
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西德垄断资本向中近东等地区扩张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英法和西德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更趋激烈。
英国目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削弱西德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量，其中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迫使西德加紧武装。
它指望西德的经济力量会因重整军备的重担而受到削弱；
但是，这完全是饮鸩止渴的办法，而英法两国有朝01日是又会自食其果的。
美帝国主义则指望通过对西德经济、军事和政治的控制和偏袒，来使西德永远俯首听命。
但历史证明：
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是不甘心长期受人摆布的。
西德迄今对美国之所以比较唯命是从，是因为战败国非如此不足以壮大自己。
早在1947年阿登纳就曾说过：
“应当这样开始，即现在让外国的代表坐到德国企业的监事会里来，然后有一天再让德国工业家坐到西方国家企业的监事会里去。”
随着西德军国主义势力羽毛日益丰满，西德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就会逐渐发生变化。
两年来的许多事实说明，西德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已经在开始发展，而这种趋势今后是还会继续下去的。
但是，事情最主要的一面还在于亚非国家人民奔腾澎湃的要求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
不管是美国帝国主义或是西德军国主义势力，只要企图取代英法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中近东和其他地区人民的地位，就必然逃不出和英法帝国主义同样的可耻下场。
①巴格达铁路即所谓的“三B铁路”，由汉堡经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非亚、君斯但丁堡到巴格达和波斯湾。
②库姆在德黑兰以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

两种不必要的顾虑
唐钺
关于“百家争鸣”的顾虑之中，据我个人的印象，似乎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对自己的，就是怕现在照自己的意思说话，这些话将来可能被充作自我检讨的材料，因此现在不敢畅所欲言；
一种是对别人的，就是怕如果让“百家争鸣”，那么，不久，领导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将失却领导的地位，造成群言淆乱，人心惶惑的状况，因此希望对争鸣加以限制，甚至要停止争鸣。
第1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既然让大家各人表示自己的意见，断无又来把它作为个人应该作检讨的材料的道理，并且过去要检讨的，主要是个人自己非正式地暴露或不愿暴露的思想。
现在一个人既然自己作文章表示他的意见，他断不会不承认这是他的思想。
别人认为不对，尽可以用论证来驳他，用不上检讨这个办法，也用不着这个办法。
并且关于学术思想的问题，本来就是要从容地细致地讨论的，不是用斗争会的方式可以解决的；
所以用不着怕将来被斗争而现在不“鸣”。
解放后有些人对解放前所发表的文章作了自我检讨，这是另一回事，不能与“百家争鸣”的方针混为一谈。
第2种顾虑，也是过虑。
思想是人脑内部的活动，是无法禁止的。
你禁止人说话，并不是这种思想就消灭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眼不见为净”，就是说一个人以为污浊的东西，只要他本人没看见，就算干净。
这种自己骗自己的办法是不上算的。
而况人家要说的东西不一定是污浊的东西，可能是新鲜的好的东西，那么，你不让人拿出来，就更是自己吃亏了。
就是污浊的东西，甚至是毒菌，与其让它藏在黑暗的角落，日日滋长，倒不如让它暴露出来，让太阳光的力量去消毒的好。
大家都知道正确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我们正要让大众看见，越有人想颠扑它，它越坚强，因而觉悟到它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所以正确的思想绝不可能失却领导的地位。
另一方面，错误的思想，经过大家的讨论批评，会被自然淘汰去，决无须开头就禁止人发表。
并且错误的思想，没经过多数人的讨论，它所以错误的理由，是不会弄得明白的。
用不着说，这种知其误而不知其所以误的知识，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也许有人会说，有些思想，分明是错误的，为什么还让它“鸣”出来呢？
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思想“争鸣”与行动不同。
争鸣的媒介是语言文字，并不是会立刻发生实际的结果的。
别人听了这些语言，看了这些文字，假如不同意，可以加以批评辩驳。
比方说，万一有人因口角争论而提刀杀人，这当然要用强力制止。
但假如这个人只是说遇着口头争论时可以提刀杀人，我们还可以有时间说服他，使他觉悟他这样想是错误的。
不禁止他说这个话，并不至就损害人命（这个例是随便假定，当然不会有人主张口头争论时可以提刀杀人）。
从另一方面看，倒是不让人说出错误的思想，因而他得不到别人的批评纠正，反而有可能一旦发为行动而造成实际损害。
总之，个人要发表什么意见，尽管发表，充其量不过是，如果这个意见是错误的，会被别人批驳，罢了；
这本来对人对己都是有益无害的事。
同时应该让人家尽量发表意见——发表意见并不等于实行意见，不必认为是会发生危险的可怕的效果的。

中国水利学会成立
新华社讯
中国水利学会已经正式成立。
04月11日至17日，该会第1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大会讨论确定，水利学会的任务是：
团结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配合国家需要，开展各种有关水利的学术活动，交流学术经验，迅速提高我国水利科学技术水平，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共有五十三篇，限于时间，在大会中宣读了三十三篇。
这些论文的作者大多数是青年工程师。
在水利方面，举办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这还是第1次。
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广泛地交流了经验。
大会选出理事五十六人。
04月17日，理事会召开了第1次会议。
讨论了学会发展计划和学术活动的问题，选出了常务理事十五人，并推选张含英为理事长，冯仲云、须恺、李锐为副理事长。

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
翦伯赞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在我国科学、文学、艺术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欣欣向荣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的感应中就是所谓“早春”的景色。
不言而喻，把这种现象比作“早春”就是意味着一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美景，能够看到的只是花的蓓蕾，能够听到的只是鸣的前奏。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提出半年多了，为什么至今还令人有“早春”之感？
这不能说没有原因，原因何在，各人所见不同，我的看法，主要的是放得不够。
近来许多知识分子发表了带有诗意的谈话，如像“早春微寒”“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充分地反映出有些地方或部门还有“春寒”，另外一些地方或部门连春风也没有吹到。
如果把这些带有诗意言语直接了当地说出来，就是有些地方或部门的文化学术领导同志直到现在还是不敢大放，甚至不敢小放、小小放。
大家都知道，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气候的变化最为敏感，他们鸣不鸣要看放不放，鸣到什么程度要看放到什么程度。
有人说：
“我们是大放则大鸣，小放则小鸣，不放则不鸣。”
当然，放的口号是喊出来了，但是可能某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同志是喊而不放，放而不宽。
因此，有人说：
“雷声大、雨点小”；
也有人说：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如果把这些谜的言语翻译出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在某些地方或某些部门还是停留在口号上。
正因打雷而不下雨，闻声而不见人，所以直到现在知识分子还在摸底的阶段。
例如，他们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
如果是真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为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
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知识分子还有顾虑。
我听到一位老教授说：
“要放先要放下知识分子的顾虑。”
另一位老教授说：
“要放，首先要开诚相见，彼此放心，如果你不放心我，我不放心你，无论如何也放不开，鸣不起来。”
这些都是开诚相见的话。
由于知识分子有顾虑，当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喊而不放，放而不宽的时候，知识分子也就默而不鸣，鸣而不争。
要百花齐放，必须“下雨”；
要百家争鸣，必须各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同志“下楼”。
某些地方或部门的个别领导同志有一些保守思想，可能是事实。
他们怕放开了会造成思想混乱不可收拾。
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总是慢放、小放，乃至不放。
他们对放没有经验，怕放大了放快了会犯错误，因此，对放的问题总是等等看看，总之，不够热心。
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讨论放的问题。
别的部门放得怎样，我不知道，在历史学这个园地里的花是开得不够多的。
最近向达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务会议上曾经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喊了半年多了，历史学方面至今只开五朵花，一朵是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朵是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朵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朵是土地制度问题，一朵是农民战争问题，难道历史学上就只有这五朵花吗？
当然不止这五朵花，为什么其他的花就开不出来呢？”
他举出梵文、波斯文这些历史学范围以内的名花都没有开出来。
此外，研究世界史的史学家，意见更多。
向达教授的这一段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近年来，在我们历史学刊物上经常讨论的就是上述的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是应该讨论的，但正像向达教授所说的，历史学上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在这五个问题之外，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应该讨论而没有提出来讨论。
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承认这是教条主义作怪。
近年来似乎有这样一种风气，好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只能讨论一些大而无当的空空洞洞的原则性问题，因而在我们历史学的刊物上，连篇累牍都是长达三万到四万字的大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总是经济政治文化一全套。
好像题目愈大愈好，文章愈长愈好，内容愈全愈好。
如果有人根据具体的史料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个较小的问题，可能就有人认为不够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不够教条主义。
照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要研究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是要通过一些大问题的研究找出各个历史时代的主导的特征和倾向，找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但是一个大问题往往是许多小问题所构成，不研究小问题，就不能解决大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在写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信中所说的：
“问题有大小，大问题要研究，小问题小小问题也要研究。”
而且，研究大问题要从构成这个大问题的许多小问题入手，大问题的解决，是许多小问题解决之结果。
只有这样，在历史学的花园里才能开出更多的更美的花朵。
要开辟一个文化学术的繁荣时代，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清代学术的先驱者顾炎武就曾经反对过明清之际的教条主义。
他说：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
又说，当时的清谈者“不考先王之典，不综当世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谈，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今天的教条主义者和明清之际的教条主义者当然有所不同，他们不谈老庄，也不谈孔孟，而是谈马克思主义的辞句。
他们不管史料的内容，不结合中国历史的特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代具体史实的分析。
像这样的教条主义如果不反掉，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但是必须补充一句，反对教条主义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是让文化学术走回旧路，而是要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开辟一个文化学术的新时代。
为了更好地推动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认真地贯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精神。
要放，要大放。

云南省开展护国运动史研究
云南省目前正在开展护国运动史的研究工作。
解放前，国内学术界对我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件大事，曾有一些著作，如白之瀚的“云南护国简史”，由云龙的“护国史稿”，庾恩暘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邓之诚的“护国军记实”等，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在观点上及史料的汇集上都有很大缺点。
1956年复旦大学学报登载了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
一文，肯定了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为当时受过辛亥革命熏陶的中下级军官。
1956年年底，云南大学副教授徐嵩龄写了“蔡锷与护国运动”一文。
论文在述及护国运动的意义时，认为“辛亥革命给君主专制制度致命的一击，结果这种制度就因此而完全倒下来。
但不幸到了袁世凯又死而复苏，结果经护国运动的致命一击，因而惨重地倒下去。……从此君主专制制度即完全绝迹于中国”。
论文在评述领导护国运动的唐继尧和蔡锷时认为，蔡锷是个革命家，逃出袁世凯罗网，不辞辛劳万里入滇，发动护国运动。
而唐继尧是个军阀，当时迫于人民反袁高潮和中下级军官义愤参加了护国运动，且企图从中扩充实力，发展自己。
因此当蔡锷出师四川后，唐继尧即屯重兵于昆明，不予支援，致使蔡锷在川孤军受困。
最后虽然获致胜利但已得重病，终致不起。
因之，论文认为蔡锷是领导护国运动中的“忠贞可敬英雄”，除他之外，别无二人。
唐、蔡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这篇论文在去年云南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引起了与会的校内外人士的争论。
当时争论的焦点在护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上。
一些人认为护国运动是“再造共和”；
一些人认为它是军阀争权内讧；
较多的人认为，若以护国运动为“再造共和”则有些夸大，若以其为军阀内讧也很不当，从当时的历史考察，应该承认护国运动在反袁称帝的斗争中作用是大的，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对于唐、蔡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大多数人指出，论文未从当时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方面汇集具体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个人的作用，与会人士并向作者提供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线索。
会后，这篇论文引起了昆明的耆老、学者的普遍注意。
今年02月21日，云南省政协召开了护国运动史实座谈会。
参加的除曾参与护国运动和与护国运动有关的一些地方人士外，并有云南大学历史系部分教授、讲师。
会上着重讨论了唐继尧、蔡锷二人和他们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
在发言中，大多数人认为，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愿望，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首先出钱出人的滇、黔两省的人民。
没有这两省人民的首倡，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则不可能获得胜利，特别是滇、黔两省偏居西南，当时实力有限，若无全国支援，是不可能抵抗袁世凯的军事压力的。
在具体讨论到唐继尧、蔡锷时，许多人认为当时唐、蔡的关系是亲密的，在蔡锷入滇前，唐已秘密邀集中级以上军官商讨反袁，蔡至河口后，唐即派自己的弟弟前往迎接，并枪毙了当时企图杀害蔡锷向袁邀功的蒙自县长，俟后，唐又让蔡锷率领自己的军队出滇讨袁等等，都说明唐、蔡二人在护国运动中都有功绩，不应褒蔡贬唐。
同时，部分人又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指出过去梁启超在护国运动的著述中有许多歪曲史实的地方，座谈会一致认为，目前在云南不仅有许多护国运动的史料，且部分参与过护国运动的老人也还健在，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有必要进一步搜集和研究这方面的史料，只有大量掌握了有关资料后，才可能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各方面作出正确的评价。
“护国运动史实研究工作组”已于3月23日成立。
目前正在进行有关护国运动的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康峻）

制止对古生物化石的破坏
本报评论员
我国地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生物化石。
它们是古代各种生物（距今几万年甚至几亿年）被埋在地下，同地面空气隔绝，经过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的。
古生物化石是科学研究上的重要资料，党和国家一向十分重视对它们的保护。
政务院在保护文物政策法令中，就曾规定了保护古生物化石。
1956年04月上旬，国务院又发出了保护文物的通知，特别提出古生物化石是很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应该坚决保护。
同年0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通知中也规定：
“各龙骨产地的供销合作社，今后不得鼓励农民挖掘龙骨。
收进的龙骨，应保持原有的完整，不要打碎，以免破坏学术研究价值。”
但是，目前由于国家文物保护力量还很不足，保护文物宣传工作也还作得不够，各地破坏古生物化石的现象仍极严重。
许多地区在基本建设中，往往把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任意毁坏。
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的农民，还常挖掘石灰岩山洞中的“岩泥”作肥料，致使保存在这种岩泥中的古生物化石遭受严重损失。
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古生物化石中有一部分，主要的是第三纪后期和第四纪初期（距今约一千五百万年至一百万年）的哺乳动物的化石（俗名“龙骨”）遭到的破坏最大。
在中国药材公司大量收购下，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开采龙骨的现象。
不少农民竟离开了农业生产，全力从事挖掘工作。
因此，几年以来，古生物化石的遭到破坏，仅以已有材料计算，就达数千万斤之多。
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还可从下面一些事例中看出。
中国药材公司1955年和1956年在山西收购了龙骨数十万斤，1956年在四川万县收购了三万斤，1956年5至10月份在甘肃秦安县收购了八万斤，1957年计划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盐店区收购十五万斤，最近几个月内还在皖北曹村和符离集分别设立收购站。
湖北长阳1956年“出产”了一万多斤龙骨，其中有一完整的属于中国猿人类型的人类头骨化石被破坏了，只有一小块保存下来。
贵州毕节专区境内含化石丰富的数十个洞穴几乎已被全部挖空。
山东省莱阳金刚口等地是我国在国际上著名的白垩纪（距今约七千万年）恐龙化石产地，也已受到严重破坏。
此外，在广东、广西、云南、陕西、河南、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也有类似情况。
任意挖掘和破坏古生物化石，会给我国文化建设和科学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古生物化石是地球上生物的发展历史的记录。
我们知道，生物界不是个别生物的累积，而是具有漫长历史的。
它是在其本身之间以及生物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有联系的一个复杂的生物系统。
由于有机界不断发展的结果，每一时期都生活着特有的有机体。
在有机体和生物界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有机体死亡了，而另一些有机体就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并且通过后代继续生存下去。
根据古生物化石的材料，我们可以确定生物史上各个不同的时期，可以阐明现代生物同已灭种生物之间的联系和继承性。
因此，破坏了古生物化石，也就等于消灭了生物发展的证据。
古生物化石还可以帮助地质学家研究和鉴定地层的年代，并且了解当时的气候和海陆分布等方面的情形。
我们知道，古生物标本在地层中，正如考古材料在墓葬地里一样，都有助于地层年代的确定。
以化石作为地层中的记录，就可以找到国家所需要的矿藏。
例如，吉林省发现的化石中的猛犸和犀牛等动物，都是生存在第四纪的。
根据这些化石，地层的年代和顺序也就可以确定了。
同时，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地理和气候的环境中，生活着不同种类的生物。
研究地层里所发现的化石，可以了解形成这些地层的地理和气候的情形。
这些知识对于了解一般地质情况，以及了解某些矿物的生成和分布的情况，都有很大意义。
因此，破坏了古生物化石，也就等于消灭了地质学、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的重要资料。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蕴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的国家之一。
但是，目前这种任意挖掘和破坏的情况如果任其继续下去，那末三、五年后，在我国也将很难找到古生物化石了。
就拿目前的情况看，过去认为贵州和广西某些地区蕴有特别丰富的古生物化石，但是现在这些地区的蕴藏量就已很小。
这实在是值得深刻警惕的！
不但这样，任意挖掘和破坏古生物化石，对于农民本身也是不利的。
不少农民由于挖掘龙骨有利可图，就不安心农业生产。
这就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而且大大地妨碍了农业社的巩固和提高。
同时，在挖掘过程中，还常引起山石崩倒，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根据上述情况和意见，我们希望主管部门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目前这种严重情况。
我们要进一步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关于古生物化石的知识，广泛发动群众，做好保护工作。
文化部门和国药部门更要共同协商，订出一个具体办法，以求在一方面能够保护科学材料，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医药的需要。

西安市第9中学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通过学生的园艺、美工、动物、缝纫和几何小组的活动贯彻劳动教育。
图为几何小组的学生制作标杆、万能测角器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何爱群摄

山东加强农业科学研究
本报讯
山东省农业科学工作委员会已于4月02日至10日在济南举行了成立大会。
会议审查了山东省1957年度农业科学研究项目，并通过了委员会的试行组织简则草案，选出了正、副主任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这个委员会由山东省农业厅所属单位、青岛市农林处、山东农学院和山东大学等单位的农业技师和教授四十四人组成。
它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审议、推动该省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交流经验，以提高学术水平，推进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
根据工作需要，委员会下设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果树、蔬菜、植物病害、昆虫、畜牧和兽医等十二个专业小组。
会上，山东省副省长张竹生曾讲了话。
他分析了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并对大家作了勉励。
会后，各专业小组即按既定计划帮助有关人员进行1957年度各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孙志皓）

歌颂工农军队三十年来英雄事迹
美术家到各战场旧址写生
本报讯
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由中央军委文化部组织的全国三百余位美术家现在正紧张地进行创作。
美术家们为了歌颂这支工农军队三十年来的英雄事迹，很多人都到各根据地、各战场旧址和当年红军长征的沿途体验生活，并进行写生。
画家董寿平、溥松窗、李方白、陶一清、颜地等为他们十五人集体创作的“长征画卷”，曾前往金沙江、乌江、阿坝等地；
这幅画卷共分三段，其中第2段（从过金沙江到飞过泸定桥）已初拟草稿，计长十余丈。
画家王式廓为创作“井岗山会师”，曾去江西井岗山；
吴作人准备表现人民海军的生活，现仍在青岛；
宗其香拟作“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曾去西康安顺场；
彦涵为创作“八路军东渡黄河深入敌后”，而重返他在抗日时工作过的地方——太行山；
古元、安林为表现陕甘宁边区的生活，也重回延安；
胡一川在创作“红军过雪山”，曾去夹金山；
莫朴在创作“南昌起义”，曾去江西。
其他如张建文、滑田友、肖传玖、黄新波、王盛烈、尹瘦石等三百余位美术家，也都在我幅员辽阔、山河壮丽的国土上，汲取他们所需要的素材。
自长白山到海南岛，自天山南北到一江山岛，凡是解放军足迹所到和曾进行过英勇战斗的地方，都有美术家们进行创作活动。
现在有的画已完成初稿，有的正反复构思，考虑构图。
创作活动已进入了一个紧张的阶段。
预计今年08月01日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时，将有二百五十幅左右的作品同观众见面。

不要怕民主
弗先
04月16日“人民日报”第6版刊登的武汉电中说：
“武汉市干部学习毛主席讲话获得初步成绩”，但“干部中还有一些思想问题。
有的干部认为‘情况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干部难当了’，也有的认为‘现在群众民主太多，事情难办’，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
这电文把有的干部的嫌“群众民主太多”，也归结为“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不免有些怀疑。
当然，干部的民主不民主，对工作方法的复杂和简单，不是毫无影响的。
但是，不一定民主的就复杂，不民主的就简单。
据我所见，有的不嫌民主多的干部，工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群众说去，干去，放任自流，不研究，不集中，不解决问题。
而有的极讨厌民主的干部，为了嫌某一个“群众”的“民主太多”，于是“首长负责，发动群众，统一思想”，费尽心机。
他的工作方法，真是复杂极了。
所以，我以为嫌民主太多就是嫌民主太多，不应与工作方法混为一谈。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
他们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
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
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
但总而言之，现在有些干部却实在是嫌民主太多，而且愈来愈怕民主。
我看，对百花齐放的怕，对百家争鸣的怕，尽管动机有好坏，理由有工拙，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的怕。
为什么怕民主呢？
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
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
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
他暗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党、国的基础，并不那么薄弱，因为那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
民主的党、国，怎么会被民主所动摇呢！
所以，真正为党为国的同志，是大可不必担这“杞人”之忧的。
至于个人的基础，当然很难说。
倘若，这基础只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构成，那么，自然经不起民主的冲击的。
但既然如此，怕，也不中用，而且愈怕愈不中用，还是自己也赶快和“群众”一道，站到民主的基础上去的好。
否则，开始的时候，群众嫌民主少了，你嫌民主多了，但因多少还有一点民主，所以，那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
而处理不当，群众对你的不满就要加深，你却更害怕，那么，发展下去矛盾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了。
所以，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杂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在生命力发挥完了以后，或者在任务完成以后，是必然要消亡的。
将来，共产党要消亡，国家要消亡，至于现在的民主制，据列宁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
但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
在目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只供少数的富人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了，而供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却不但不会消亡，而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大大发展的。
现在这种民主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
正是这种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日益完美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人民日报”上，在发表上述的武汉电的同时，发表了关于上海知识界也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消息，其标题是“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
我以为，这比武汉电的提法来得中肯。

到学校去的路上　美国肯特

怀念奥布拉兹卓夫同志
吴村
当我们中国木偶剧团在莫斯科演出的时候，正是雪飞冰冻的季节。
可是，友谊的温暖，冲破了恼人的寒风。
来自十个名城的艺术家和学者们，一连几天挤在全苏戏剧工作者协会剧场里看着我们的木偶戏和皮影戏，不绝的赞誉和难忘的激情，使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深深地记着苏联艺术大师奥布拉兹卓夫同志对我们的热情的接待，他到车站欢迎我们，也到车站欢送我们，在他的剧院里，他破例地预先向看他的表演的观众报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他招待我看他两个精彩的剧目：
“奇异的音乐会”与“鬼磨坊”。
他为我们举行好几次座谈会，时时流露出他对中国的热爱，对北京这个美丽的城市的留恋，对他认识的中国朋友的思慕，处处使我们感到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我们在莫斯科逗留的日子虽短，但是向奥布拉兹卓夫同志和他领导的中央木偶剧院却学习了不少东西，在同来自十大名城的艺术家们会面的座谈会上，我们曾把我们所学到的所认识的所体会的木偶艺术演艺与理论作了简短的小结，奥布拉兹卓夫同志谦虚地说没想到我们会从他那边获得这么多的东西。
他说，中国的木偶戏与皮影戏是世界上传统最古老的，最美丽的，最丰富多采的。
他赞许我们演出的剧目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改革与加工、尤其是演员的演艺。
我们对他的事业和对他领导的剧院的成就也是感到极其优异的。
他仅仅说：
在新发展的舞台剧目和为儿童的剧目方面，确比我们多做二三十年工作，已有若干经验。
他表示愿意把这方面的经验，无保留地交给我们。
这种出于真诚的友谊，是值得感激的。
我们时刻在怀念亲爱的奥布拉兹卓夫同志，这和我们怀念所有苏联的朋友一样，因为他的关心我国木偶艺术的发展和其他朋友关心我国其它事业的发展有着同样的热情，我们准备而且必须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看“小伙伴”
苏方
什么能比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更令人景仰？
什么能比童稚的天真更引人喜爱？
在这里，两者却揉合在一起，凝聚在一对革命的小伙伴的身上了。
因此在看到电影“小伙伴”中的两个小主人翁小王和小荣的种种活动时，我总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这对小伙伴，大的不过十五岁，小的只有十二岁。
这样的年纪，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应该还在操场上嬉闹，课室里学习；
应该还受着母亲的爱抚，师长的教导。
然而在旧社会里，这种种幸福，并不能为每个孩子所享受。
更多的孩子，却有着和这迥然不同的命运：
有的被摧残了，损伤了；
有的被诱惑了，堕落了。
但是也有的踏上了艰苦的革命的道路，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突破了重重障碍而茁壮地成长起来。
小王和小荣便是这里面的两个。
革命的途程上，总会碰到许多困难的；
但是小王和小荣不管这些。
他们无畏地追随革命，竭尽心力去完成党交给他们的各种任务。
当我看到他们得得地赶着小毛驴，巧妙地骗过贪婪狡猾的日本鬼子，顺利地把情报送到自己人手里这个有趣的情节时，不禁因为他们的机灵智慧而由衷地笑了起来。
小荣受伤以后，仍然忍受着极大的痛楚，用手紧攀着树干，以便支撑着快要下坠的身体，监视敌人的行踪。
她的坚强和勇敢，更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
党的培育和教养，革命斗争的陶冶和磨炼，使得这对小伙伴不仅保持了心灵的纯洁和天真，更使他们成长为机智英勇的钢铁战士。
因而他们的童年也就异乎寻常地放射出绚烂的光彩，他们小小身躯中蕴蓄的气势也宏大得足以震撼山岳了！
除了他们的战斗业绩使人振奋外，他们的友谊的真挚也是十分感人的。
这里包含的不只是普通的孩子气的投契：
一起玩笑，或者互相倾吐一下天真的幻想；
而是比这更为深远的同志间的热爱：
生活上的互相扶持，心灵上的彼此慰籍，以及同心合力地去完成战斗任务。
这些在小荣为小王补衣服，小王把母亲捎给自己的布包送给小荣（小荣的母亲被捕入狱了），小王和小荣一起去送情报等等情节中，十分显著地表现了出来。
这是战斗的友谊，它是最崇高的，是永远不会破灭的。
影片中扮演小王和小荣的两个小演员还算称职。
虽然有些场面，或许由于过于紧张的缘故吧，他们显得太严肃、太大人气了些，和剧中人的身份、年龄不尽吻合；
小王有时说话太快，也使人不容易听清楚。
但总的说来，他们素朴的演技仍然是得体的，令人喜爱的。
而“小伙伴”这样的故事，对于孩子，甚至对于大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孩子们过着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
幸福有时不免会使他们娇惯些，就像温室里的花枝一样，经不起一点微风细雨。
那么让他们知道前一代的孩子们曾经在怎样苦难的历程上战斗过，让他们体味到革命胜利成果中也曾渗透过小战士们的血和汗，这必然会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从而使他们加倍珍惜胜利的果实。
（附图片）
“小伙伴”中的一镜头

谁的力量比炸弹更厉害？
编者按：
美国“工人”周刊登载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写的诗，诗的题目是“炸弹”。
孩子用她的纯洁的心灵，强烈地控诉了原子弹对人类的危害和对和平的威胁。
苏联诗人马尔夏克译了这首诗，诗人谢·米哈尔柯夫写了一首回答这个小女孩的诗。
现在我们把两首诗都译出来。
亲爱的编辑：
我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我知道的世事还非常少，但是对于炸弹和炸弹所引起的恶果我是懂得的。
我写了一首题名叫“炸弹”的诗：
炸　弹
L·L·太阳照耀着，温暖着大地。
月亮放出清光，温暖着黑暗。
但是，在一个宁静而晴朗的日子里，骤然出现了一道闪光，有红的，有黑的，还夹杂着白色的光带。
于是，所有的东西都毁灭了。
没有了太阳，没有了月亮，没有了人类，没有了动物，没有了树木，没有了鲜花，没有了小猫。
甚么都没有了。
这是炸弹、炸弹，是原子弹、是氢弹。
为什么？
有什么理由？
这是谁干的？
那些头儿们对富翁说，那些富翁对公司经理说，那些经理对工程师说，那些工程师对工人说：
制造炸弹！
那些头儿和富翁对自己的政客说，那些政客对工人说，制造炸弹！
好保卫你们和杀死你们。
因此，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了世界，没有了人类，没有了植物，没有了动物，没有了小猫。
答美国小女孩
谢·米哈尔柯夫小女孩她怕炸弹，怕原子弹和氢弹，怕有一天这颗炸弹
会从飞机上落下——不管什么都给毁灭了，不管什么都给破坏掉。
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从地面上扫得无踪无迹……世界上有许多可怕的东西！
哼，尽管也有这些炸弹！……可是比这些炸弹还要厉害的——却是孩子！
孩子！
孩子！
孩子！
世界上的一切孩子都能做，只要他们想去做。
只要他们亲密地团结起来，只要他们紧紧地手牵着手，载着黑色炸弹的飞机
就哪儿也飞不去！
（草云译自苏联“文学报”）

阜平民谣
袁同兴搜集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军，曾一度解放河北阜平，建立苏维埃政权。
红军在阜平居留有两个月，后被迫撤出。
当地人民编了许多歌谣，来表示对红军的欢迎，歌颂自己的解放；
并对反动统治表示了极端的仇恨。
其中提到的“绿军”，是指石友三反动军阀的部队，因他们穿绿军服。
盼到铁树开红花红军来喽笑哈哈，分得土地回老家；
千年万载这一盼，盼到铁树开红花！
红军是咱大恩人日头出山满天红，红军是咱大恩人；
打开地主仓，救济咱穷人，咱们的辛苦归咱们——大人一斗，小孩五升！
啥时再回来红军要离开，农人哭的哀；
拉住红军手，啥时再回来？
红军走了绿军到红军走了绿军到，怀里搋着三把刀——头把刀子要抢劫；
二把刀子要银洋；
三把刀子要姑娘！
革命花开待来年山丹花开红艳艳，英雄来到太行山；
遍地撒下革命籽，革命花开待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