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在1956年04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
铁托同志在11月11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
第1，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
第2，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
第3，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4，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
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
从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
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
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
它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覆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
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
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
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
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
“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
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
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
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
”，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
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
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
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的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了十分有益的教训。
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
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第1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
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
第2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
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
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
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
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
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
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
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对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一
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长期以来，主要地集中于苏联。
而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也大都同对于苏联的认识有关。
因此，正确地估计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
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
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1917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这样，1917年的俄国10月革命，就不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
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它的工业总产量，在1956年已经达到革命以前最高年份1913年的三十倍。
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2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
苏联劳动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压迫者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他们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劳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10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本来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而在10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却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
苏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苏联在1918年到1920年，受到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
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的折磨。
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时间内，在西方国家开辟第2战场以前，苏联曾经独力承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进攻。
这些严酷的考验没有压倒苏联，没有阻止它的前进。
苏联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给予一切革命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以无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气。
各国劳动人民援助了苏联，苏联也援助了各国劳动人民。
苏联执行了维护世界和平、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
苏联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法西斯侵略的主力。
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有关各国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东欧各国和中欧的一部、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的北部。
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援助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并且同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
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对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对于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亚非地区的许多和平国家，苏联也给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人们早已知道了的。
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呢？
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固然一贯地抹煞这一切，而现在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
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
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
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
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
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
而苏联由于是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
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
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
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1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
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
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10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
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去讨论。
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10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
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
“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10月革命的继续。”
保卫10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
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
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10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二
人们问道：
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04月间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
但是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
因此，需要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作一些进一步的申述。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
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
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
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
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
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
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
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
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
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
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
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
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的错误，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
当然不是如此。
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
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
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
“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
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
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
问题没有这样简单。
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
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
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
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
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
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
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
这就是：
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
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
国内外的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
等等。
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
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
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
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已经采取了步骤，并且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就。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很明显，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错误，这个错误的纠正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得到完全胜利。
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努力，需要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我们相信，曾经克服过无数困难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必将克服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
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
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
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
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1917年革命而斗争，在10月革命以后为保卫10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
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
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
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
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
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2位的地位。
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
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
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
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
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
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他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和其他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过去时期内，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
他们在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中国人民欢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取得和解，欢迎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样希望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日益繁荣和强盛。
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谴责，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谴责。
但是使我们惊异的是，他在演说中对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攻击。
铁托同志断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希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
因此，他宣称：
“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其他国家的——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党内出现的那种倾向。”
我们没有看到过波兰党的领导同志认为必须对于兄弟党采取这种敌对态度的言论。
对于铁托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觉得必须说，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铁托同志正确地指出：
“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
但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同志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关于匈牙利问题的长篇演说，却很难说是对于匈牙利政府的保卫和帮助。
他的演说不但对于匈牙利事件作了一种完全不分敌我的解释，而且要求匈牙利的同志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
要求他们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的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
要求他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
这就是卡德尔同志给兄弟国家所设计的“非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标本。
匈牙利的同志们拒绝了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建议。
他们解散了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坚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
我们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显然是作得太过分了。
即令他们对于兄弟党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违背了同志式的讨论的原则。
我们不愿意干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内部事务。
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三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
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
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
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
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
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
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
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
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
列宁在“做什么？”
一书中说过：
“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
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
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
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
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
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
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
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
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
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
“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
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查它。
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1931年到1934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
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
我们的党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
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们纠正过去时期教条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
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
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
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
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
苏联10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我们党所常说的“群众路线”，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经验学来的。
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
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
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
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
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
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
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
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
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
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
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
对于1919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
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这些议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
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
权威和自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
恩格斯说：
“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
在1920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
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
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
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会一败涂地。”
这些原理是否过时了呢？
是否不适用于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呢？
运用了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
事实显然不是如此。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
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
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
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
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
这个事实说明，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
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
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
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
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
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经济、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积极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
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
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四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达到他们的毁灭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正在利用各国人民中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阂，来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坚决地维护这个团结，把这个团结看成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
动摇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俄国10月革命的胜利，给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
在10月革命以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渴望解放的人们，都把关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1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
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
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
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
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
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经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
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须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
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
共产党人从来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们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真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
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不致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较大国家的党需要经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
列宁说得对：
“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遭受压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内的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倾向。
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
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需要作有系统的努力。
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
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埋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
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
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
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
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已经开始露出了苗头。
因此，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1月01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倾向的任务。
但是妨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
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视大国。
这两种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
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对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认真维护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反而损害这种团结，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
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
他们企图使人们不想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
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
苏联人民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
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以及在1956年11月间同波兰的会谈，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彻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错误的决心。
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对于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间的团结。
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
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数人的冷落的响应。
事实证明，苏联、中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埃及反侵略斗争的忠实支持者，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事业的忠实支持者。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害，它们的相互支援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伟大的意义。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形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张。
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加上全世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张状况是可以重新转向和缓的。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没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由于苏联军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争前哨阵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计划，也已经归于失败。
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发展相互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
所有这些努力，必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同情。
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更将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轻于冒险。
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战争的力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
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回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
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
而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
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
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
失败是成功之母。
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从而为无限的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
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零年。
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
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零年的旧王朝的复辟。
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1875年第3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
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
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
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却从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
我们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我们队伍中必须纠正的一些错误。
在错误纠正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
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但是帝国主义的命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那里，帝国主义跟被压迫的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帝国主义政府跟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愈来愈尖锐，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医治的药方。
当然，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
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
而且，哪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
问题是在于未来。
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充分发挥集体力量战胜各种自然灾害
福建省出现三个水稻“千斤县”
新华社福州26日电
福建省龙溪、海澄和长乐三个县实现了水稻“千斤县”的计划。
三个县共五十四万多亩双季水稻，总产量达到五亿七千一百九十一万多斤。
龙溪县每亩平均产量一千零八十一斤，超过原定计划七十七斤，比过去收成最好的1953年增加35％。
海澄县每亩平均产量一千零五斤，比1953年增加12.5％。
长乐县每亩平均产量一千斤零六两，比1955年增加22.7％。
这三个县有六十六个乡成为水稻“千斤乡”。
海澄县莲花乡还出现七千七百三十多亩双季水稻平均每亩产一千四百五十五斤的大面积丰产纪录。
龙溪和海澄两县在福建南部九龙江下游，气候温暖，土壤肥沃。
长乐县在闽江下游。
今年这三个县分别受到水、旱、虫、台风、碱潮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情况相当严重。
但是，这三个县都已经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因而能够充分发挥集体力量，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
龙溪、海澄两县农民春耕前兴修的一千八百多处水利工程，在抗旱排洪中起了重大作用。
各地农业社还积了超过往年很多的肥料，普遍推广了水稻良种，实行了以密植为中心的一系列技术改革。
这三个县丰收以后，农业社的社员们正在把新谷晒干扬净，准备多卖余粮给国家。
据龙溪和海澄两个县的农业社初步调查估算，在完成向国家缴公粮和售余粮的任务之外，还可以多卖给国家余粮一千多万斤。

山东今年粮食增产三十四亿斤
新华社济南26日电
山东省今年的农业产量和产值的增长速度打破了本省的历史纪录。
这是山东省农业厅最近在总结1956年农业生产计划执行情况的时候指出的。
从1952年到1955年，山东省平均每年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是2.4％。
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三百零四亿斤，比去年增加三十四亿多斤，增长速度是12.8％，比上述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提高了四倍多。
今年全省农业的总产值预计可以达到五十八亿二千万元，比去年增长10.5％，这个增长速度比五年计划前三个年度平均每年增长2.2％的速度提高了三倍半以上。
山东省今年由于扩大了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粮食作物面积比去年减少三百多万亩。
因此，今年各地主要是依靠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实现粮食增产计划的。
一年来各地充分运用了合作化以后的优越条件，推行了一系列的增产措施，使全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去年的一百五十四斤提高到一百七十七斤，比去年增长了15％。
其中一向被称为粮食低产地区的山东西北黄河冲积平原，今年粮食增产的幅度更大，据十九个县的统计，单位面积产量分别比去年提高了20％到60％。
新华社济南26日电
据山东省粮食厅到12月20日的统计，山东省今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已经达到五十亿斤以上，超额4％完成了全年的粮食征购计划。
完成入库的时间也比去年提前了将近一个月。
现在，全省粮食工作的重点已经转向安排统销。
可是各地市场陆续有小宗粮食上市，加上征购尾欠的清理，每天收进的粮食仍然有近四百万斤。

湖北黄陂县粮食大面积丰收
本报讯
驻湖北记者古维进报道：
湖北省黄陂县粮食大面积丰收。
1956年全县八十多万亩田平均每亩产量八百零八斤，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33.75％，超过1956年的计划指标13.62％。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亩产千斤的田有二十二万八千二百多亩，亩产千斤以上的田有四千二百多亩。
全县有两个“千斤区”，二十四个“千斤乡”，二百九十二个“千斤社”。
全县一千六百三十三个农业社中，比去年增产的有一千四百零七个社，占总社数的86％以上。
减产的只有十二个社。
全县出售余粮九千四百多万斤，超过国家统购余粮任务62.05％。
全县农业人口平均每人留原粮六百五十四斤，比1949年增加45％。
黄陂县1956年在农业生产上充分运用了合作社的有利条件，因地制宜地推行了“五改”。
首先是土种改良种。
全县推广“双季粳”、“南特”、“胜利籼”等稻谷良种和南大二四一九等小麦良种，都比本地品种增产很多（每亩增产一百斤到二百斤）。
其次是扩大复种面积，多收一季。
1956年全县复种面积由十六万二千多亩扩大到三十四万九千多亩。
其中单季稻改双季稻十五万九千多亩，每亩比单季稻增产四百多斤。
此外，坡田改梯田，旱田改水田，低产改高产，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为了保证“五改”措施的实现，全县曾经大力兴修水利，使全县保收和基本保收面积由1955年的三十二万亩增加到五十二万亩。
全县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积肥运动，积蓄自然肥料一亿八千四百多万担；
过去60％的田采用商品肥料，1956年变为75％采用自然肥料；
平均每亩田施底肥二百五十担，比去年增加一倍。
全县的十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大批的农民技术员，对于改进技术、争取丰收也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黄陂县委对于合作化后的农业生产实行了具体深入的领导。
1956年春季，全县农业社的劳动定额管理等问题没有解决，造成严重的窝工现象。
县委书记史明等深入工作重点，根据本地和外地的经验进行研究，制定出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分级报酬、包工包产等办法，并在全县扩干会上介绍。
有90％以上的社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劳动定额以及分级报酬、包工包产方案，从而逐渐消灭窝工现象，生产秩序走上正常。
在全年的工作中，县委注意充实基层领导力量，改变上强下弱的现象。
全县并乡后，县委派出区委级干部十六人和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区助理员等三十二人，担任乡的党支部书记；
派出乡干部一百二十四人，担任社主任。
另外，抽调一百七十个干部组成十七个工作组，长期驻在合作社里帮助工作。
这些干部派到基层后，工作进行比较顺利。
县委重视对落后地区的生产领导，在每一个生产环节里，县委都派出强有力的干部到落后地区检查生产情形，将作物进行分类排队，找出田间工作落后的原因，及时发动群众进行加工培育，使全县15％—20％的田间管理落后的田平均每亩单位面积产量比1955年提高80％左右。

福建黎明农业社的七千多亩水稻
每亩收获干谷一千四百多斤
吉林黎明社五公顷多大豆每公顷产一万多斤
据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省海澄县莲花乡黎明农业社今年种植的七千七百三十五亩水稻，每亩平均早晚两季共收获干谷一千四百五十五斤，比去年增产四成以上。
这样大面积的丰产成绩，还是很少见的。
全社农业、畜牧、果园、养鱼等收入一起计算，每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两元。
从预分结果看，全社有91.9％户社员收入增加。
黎明农业社是由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黄海澄领导的。
这个社的社员们同周围各乡人民合力修建了两处大型水利工程，又自力兴建了许多处小型水库和灌溉渠道，基本上消除了旱灾的威胁。
与此同时，他们又采用外地经验和本地老农的经验相结合的方法，普遍推广了各项丰产经验和先进技术。
全社今年种植的双季稻都实行了密植，有90％的稻田种植了南特号和青骨种等水稻良种，并且改进和推广了合理施肥和灌溉经验，全社早、晚两季水稻全部生长良好。
此外，他们又采用挖掘泥炭自制颗粒肥料等方法积肥，使生产成本比过去降低30％左右，因而做到了增产又增收。
据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大岗子乡黎明农业社在五点零八公顷的土地上，创造了每公顷收获大豆一万零七百九十八斤三两的优异成绩。
这个社高产地的大豆，特征是分杈多，豆荚密，豆株分布均匀。
每公顷有十九万株豆苗，每株平均约有七十几个豆荚，约一百八十个豆粒。

世界动力会议我国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新华社28日讯
世界动力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委员会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我国有关动力方面的著名的科学家、大学教授和工程师。
委员会的主席是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副主席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主任严济慈、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助理周建南，秘书长是电力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鲍国宝，副秘书长是电力工业部技术司司长金实蘧。
世界动力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委员会成立以后，它的任务是组织有关动力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交流各国的动力科学技术成就，并且代表我国组织代表团参加有关动力方面的国际科学技术活动。
按世界动力会议是一个有关世界各国动力经济和动力技术科学研究的国际性组织。
它成立于1924年，到今天已拥有四十五个会员国。
其他有关动力方面的国际科学技术组织还有世界动力会议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电工技术会议、国际大电力系统会议和国际照明会议等。

中国民主同盟
河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
据新华社保定讯
中国民主同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23日在保定市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郭则沉代表民盟中央委员会宣布，批准民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
并批准刘清扬、乔辛愥、韩温冬、余明德等十二人为委员。
郭则沉还向大会介绍了民盟成立十五年来的斗争历史及盟的性质和任务。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阎达开、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齐璧亭等人也在会上讲了话。
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一百二十六人。

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会议确定明年工作要点
一百二十万血吸虫病人将得到治疗
新华社上海28日电
七年内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第1年准备工作，已经在1956年大体完成。
在上海举行的第3次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会议总结了这一年的工作经验和教训，并且确定了1957年防治工作的要点。
会议根据十二个省市的统计，1956年各省、市、县、区以至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设立了防治组织，共训练了八万四千多个防治人员，在流行地区进行了对病人和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调查摸底工作。
有的地区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灭螺工作，各地已在一亿五千多万平方公尺面积上进行消灭钉螺的工作。
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等地已出现了完全消灭钉螺的乡和村庄。
这一年，各地还治疗了四十万左右血吸虫病人。
这个数字比前六年治疗的总人数还增加了一倍多。
会议认为，广泛深入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使科学技术工作同群众密切结合和防治工作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密切结合是展开防治斗争的三个主要环节。
各地经验证明，只要认识一致、安排得当，生产和防治两不误是完全可能的。
到会的代表在讨论1957年防治要点中，确定了1957年全国治疗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人的计划，并且在有条件的地区认真推行三天疗法，在农村进行巡回驻社治疗，在城镇试行门诊治疗。
治疗工作将组织中西医合作进行。
在灭螺方面，由各地按照不同条件采用不同方法进行，强调注意质量和效果，防止形式主义。
灭螺工作要由近到远、由点到面、由局部逐步达到全部消灭，1957年首先作到生活用水地区和村庄周围的半华里到一华里内消灭钉螺，然后向外推开。
在病疫流行地区，要求基本上实行人粪管理，达到积肥灭卵的目的，同时普遍地向群众进行安全用水和个人防护的宣传教育。
会议对于1957年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任务。
要求各地科学研究人员特别着重研究钉螺的生态和改进口服药剂，并且找寻新的更为有效的药物和预防方法。
这次会议是在12月24日到27日举行的。
到会的有十二个省市的党委和政府负责人和卫生厅（局）长。

利比亚首相复电周总理
感谢对利比亚王国国庆的祝贺
新华社28日讯
利比亚联合王国首相摩斯塔法·哈利姆在26日致电我国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总理祝贺利比亚联合王国成立五周年。
电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
值我国独立日之际，承蒙祝贺，谨此致谢。
我国人民和我本人谨祝您和贵国人民永远幸福和成功。
利比亚联合王国首相　摩斯塔法·哈利姆
1956年12月26日

发挥我们最大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宁武
党的一切政策，在目前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是一样的。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革命的胜利，丝毫不能离开千百万群众的力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争取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加速实现革命任务的一个伟大的推动力量，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今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是这样。
全国人民如果没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领导，革命事业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就的。
中共中央提出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诚如李维汉部长在发言中所指出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同时就是再一次地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
我们知道党与民主党派共存的道理，毛主席老早就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和有关统一战线历史文献里说的很清楚。
这个方针的提出是为了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民主党派成员必须深刻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高政策水平，同时要理解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对于我们民主党派的期许是何等深远，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我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通过实际工作的活动，获得了一些点滴经验和体会。
我愿就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共产党、共产党员的关系问题，发表一点肤浅的意见：
几年来民主党派的活动，过去是按照共同纲领办事，现在是按着宪法要求办事。
我们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我们民主党派是被领导的，这就是我们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最高原则。
几年来我们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统战分工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家在政治觉悟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今天我们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
正由于如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共产党员的关系也应当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尽管我们观察事物的观点和方法有所不同，我们还应该加强改造思想，但是我们的矛盾是内部的矛盾，我们奋斗的目标是共同的。
因为大前提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民主党派对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例如党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方针，我们拥护这一方针，就应当从思想到行动来贯彻执行。
我们一方面接受党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随时向党提出建议。
党有缺点，我们同样可以对党提出批评，“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万一在我们提出的一百条意见中，其中有一条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起到了民主党派监督的作用。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民主党派拥护党的政策的积极态度。
我们要对革命负责，既不可以自卑，也不可以等待依赖。
过去我们民革组织在东北对于接受党的领导问题，曾有过等待依赖思想；
在工作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克服这种思想，我们必须摆脱一切个人主义的想法和顾虑，才能把工作做好，才能进一步发挥我们的作用。
关于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共产党员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我们之间既然应当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那我们就应当相见以诚，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大胆地暴露自己，对于自己在工作上思想上所存在的问题，主动地向共产党员请求帮助；
对个别共产党员的缺点也勇敢地提出批评意见，以发挥互助合作的作用。
不要首先存在这一种想法：
人家是共产党员，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思想感情上先有了一道鸿沟，先有了政治自卑感。
共产党员和我们同样是革命干部，毛主席经常教育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就应当很好地和共产党员合作。
大家合作的好，就对工作有利；
大家合作的不好，就必定给工作造成损失。
我们为了把工作做好，就必须合作的好。
共产党员是经过革命锻炼的，是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
我们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这对于工作，对于个人学习、改造思想，都是有利的。
至于个别的共产党员，对统战政策的认识和作风可能还有些问题，我们应当先克服自己的政治自卑感，适当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把意见放在心里，久而久之，造成不应有的距离，给工作造成损失。
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统战政策的。
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和共产党员合作的好，我们才能在政治上提高自己，进一步把工作做好。
党的一切政策是正确的，它能领导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鼓舞了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积极性，对我们民主党派的工作是一个大的推动力量。
我们民革辽宁省组织根据民革中央的指示全面展开了学习，通过这一阶段的初步学习，对大家的教育意义很大，精神上都受到很大的鼓舞，不但澄清了一些过去存在着的模糊认识，而且也坚定了前进的信心，一致认为做为一个民革成员是光荣的。
同时也体会到这个方针的提出，对于我们民主党派加重了责任。
我们只有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学习讨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中，存在着“作客”和单纯依赖思想，怀疑到社会主义建成以后，民主党派是否存在的问题。
对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理论根据不明确，认为“党派是阶级的产物，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到了社会主义建成，随着阶级的消失，民主党派也就不存在了，那末这个方针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
“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肯定的，但是又要起着互相监督的作用，这二者有没有矛盾呢？”
“民主党派到社会主义建成，它的成员都起了变化，这时民主党派的性质是什么？
它和工人阶级政党有什么区别呢？”
从上述的问题来看，大家在思想认识上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是模糊的，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学习。
总之我们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只有统一认识，才能有统一行动，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民革辽宁省组织今后更有必要加强对成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我们民革辽宁省组织几年来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都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从统战关系上看，是正常的，是健康的。
1954年中共辽宁省委成立后，对于统战工作更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因而我们民革工作，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只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水平不高，对于争取党的领导不够主动积极，这是今后应该继续改正和提高的。
最后我再谈一谈人民政协在辽宁省的工作。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凡有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地方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和需要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与支持的事情，都是通过政协进行认真地讨论和协商，团结社会人士很全面，今年在第2次全体委员会议，又增补了一批委员，并大量吸收各方面人物列席，通过这次会议更进一步扩大了团结面。
此外对于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关系的工作方面，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是有成绩的。
但是在具体工作中，由于干部较为软弱，使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限制，现正在加强中。
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对我们民主党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只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最重要的是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我们实际行动中去。
我们今后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我们最大的作用，团结我们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进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

周总理在拉合尔市参观
新华社拉合尔28日电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随行人员27日晚上同拉合尔市民一起观看了焰火表演。
黑夜的天空中点缀着几十盏临空飘荡的灯笼，真纳花园笼罩在一片变幻莫测的光亮里。
中国总理和副总理同巴基斯坦主人们一起坐在俱乐部的走廊上。
在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强烈的火焰和闪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到一大片黑黝黝的人群，其中还有带着面纱的妇女，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在俱乐部四周围成很大一个圆圈。
人圈的中央接连射出了各种各样设计得很美妙的五彩缤纷的焰火，照耀得观看的人眼花缭乱。
有的焰火酷似火箭，有的像喷泉；
有旋转不已的火轮，也有徐徐上升的表示欢迎的中国文字；
有的像悬荡的明星，有的像美得迷人的树木。
最后，几十只气球放上了夜空，像灯笼一样在空中荡漾。
周总理等一行对这场精采的焰火表演热烈鼓掌。
成千成百的观众发出了雷动的欢呼声。
宾主的喜悦汇合在一起。
在表演开始以前，周总理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四处参观并且同人们会见。
人们欢呼“中巴友谊万岁！”
的口号。
陪同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参观焰火表演的有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努恩、西巴基斯坦省长顾尔马尼、中巴两国大使和其他高级官员。
在焰火表演以前，西巴基斯坦政府设宴招待了周恩来总理。
同一天中午，周恩来总理检阅了从管乐队和鼓手选出来的数百人组成的军乐队。
下午，周总理等一行参观了埃契森学院。
他们参观了这个学院的各个部分，观看学生们打板球和曲棍球以及学生们演出的舞蹈节目。
新华社拉合尔27日电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在访问古城拉合尔的第2天的上午，参观了巴塔拉机器制造厂和日汉哲皇帝的陵墓。
当他们到达巴基斯坦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巴塔拉机器制造厂的时候，成百上千的工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大门口欢迎贵宾，大门上挂着巴中两国的国旗，还有一幅巨大的标语写着：
“您们的访问会加强巴中两国的友谊。”
曾经在今年访问过中国的工厂总经理拉蒂夫陪同中国客人们参观了这家生产车床、柴油机、抽水机和其他机器的工厂的各个部门。
这家工厂希望从中国进口一些钢材，它并且已经根据中国所提出的试用订单而生产出几架车床。
拉蒂夫说，他希望中国派一个技术代表团到巴塔拉工厂来。
他说：
“这样互派代表团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的工业企业之间的关系。”
周总理说：
“我们乐于派一个技术人员的代表团到这个十分出色的机器厂来。
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拉蒂夫在回忆访问中国的情况时说，中国人民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正在大踏步地前进。
中国的每一个人，从主席到农民，都在非常老老实实地工作。
他说：
“据我看来，这就是使中国变为强大的力量的东西。”
中国客人乘汽车从巴塔拉机器制造厂到莫卧儿帝国皇帝日汉哲的坟墓。
在穿过密集的人群时，人们用微笑和掌声来欢迎客人，并高呼中国巴基斯坦“津达巴”（万岁）。
欢迎最高贵的宾客的标记，红土铺在通往坟墓的道路上。
这个坟墓是由皇帝的儿子沙日汉在十七世纪初期建筑的。
用十年功夫建成的坟墓上的灵庙，是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上最美丽的莫卧儿纪念物之一。
中国客人们在观看了军队大型乐队的表演以后，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努恩共进午餐。
中国客人们今天下午将参观学院和出席西巴基斯坦政府举行的宴会，他们将在明天前往东巴基斯坦。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随行人员12月20日从仰光乘飞机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
图为周恩来总理和前来欢迎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左）在机场上。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孟买传真照片）

孟买市长在天津发表演说
中印坚持和平共处的光荣传统
新华社天津28日电
印度孟买市市长卡德尔今天应天津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的邀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他说，印中两国在文化、宗教和商业等方面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来没有过战争，这是一个光荣的传统。
我们两国人民将尽力不让世界上的任何力量来破坏我们兄弟之间的密切的友谊联系。
卡德尔认为，有一个大国到现在仍然拒绝中国进入联合国，这是拒绝听从时代的要求。
他说，“我们印度人认为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就是排除了一个和平的强国，就使许多事情都脱节。
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两国正在和平和繁荣的道路上迈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
他接着说：
“随着世界政治的发展和我们两国内部力量的发展，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自由，中国在1949年获得了自由。
在争取自由的时候我们两国也是友伴。”
卡德尔又说：
“获得自由只是我们斗争的开始，我们还须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克服我们两国的落后状态。
在这些方面，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摆在贵国和我国人民面前的是怎样巨大的任务。
但是它一定会得到正视和解决。”
在谈到外交政策时，卡德尔说：
“印度和中国对于国际事务有着几乎相同的观点。
经过你们的周恩来总理和我们的尼赫鲁总理的巨大努力，产生了伟大的‘潘查希拉’（五项原则），这件事将成为世界历史的里程碑。”
卡德尔在结束他的演说时为中印两国人民、为“潘查希拉”高呼万岁。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慰问港九受害工人和同胞
发放救济款项工作结束
港九工人感谢祖国同胞的关怀和慰问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香港消息：
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发放祖国同胞慰问在九龙暴乱事件中受害工人和同胞救济款项的工作已经结束。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和其他人民团体汇去的救济款共合港币一百零六万多元，港澳各界人士捐款十九万四千多元。
两个多月来，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已经把这些款项分别转发给受害单位，进行恤死扶伤和善后救济。
现在，死者已得到安葬，受伤工人同胞健康逐渐恢复，受损失的得到了照顾。
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捣毁的工会会所，工人福利事业机关，各工厂、商店、学校，已经完全恢复。
在港九工会联合会24日晚举行的扩大理事会议上，理事长陈耀材报告了两个月来救济工作的情况。
他说，在这次救济工作中，我们对祖国同胞的支援，对港澳各界人士的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香港消息：
港九工会联合会今天写信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代表港九工人对祖国同胞在九龙事件中和事后给予港九工人的关怀和慰问，表示深切的感谢。
信中说，当我们想到来自祖国的慰问和支持，是代表着六亿人民的意志和关怀时，就产生了无穷的力量。
祖国同胞汇给我们的款项共超过一百零六万元（港币）。
这笔巨款的及时汇来，使我们得以迅速进行恤死扶伤的工作。
祖国同胞对我们港九工人同胞亲如手足的情谊，比海还深，比山还高，使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力量保护我们的和平生活，更加深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我们港九工人同胞在祖国关怀和鼓舞下，坚决以进一步扩大团结、把福利事业办得更多更好的实际行动来作为对你们的报答。

打击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稳定
长沙检察机关逮捕不法商人
新华社长沙讯
长沙市发现有极少数不法商人竟组织小集团套购国家统一掌握的铁钉和铅丝，从而操纵市场，牟取暴利。
经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详细侦查后，已依法将其中犯罪行为最严重的徐兆魁、萧桂福逮捕，并且即将向长沙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长沙虽然已经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还有少数商人没有进行改造。
从今年09月份以来，长沙市场上曾出现铁钉和铅丝供求紧张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长沙市有一些不法商人先后勾结起来，结成集团，派人到湖南省岳阳、衡阳、郴县、常德、醴陵、浏阳一带大肆套购铁钉和铅丝，有的不法商人冒充长沙市手工业联社、或者冒充长沙市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基本建设单位的工作人员，向上述地区的国营公司、供销社或公私合营商店购买，有的串通当地小商贩四处收购。
甚至还有的窃取了国家经济情报，在打听到中国五金机械公司湖南省公司铁钉、铅丝下放的时间以后，便跟踪到调货终点地区，把调下去的商品又套购回来。
当上述这些地方的铁钉、铅丝几乎被他们套购一空的时候，他们又到广西、江西、河南、浙江等省继续进行套购。
不法商人把套购的商品运来长沙以后，便以比国营牌价高得多的价格出售。
如二寸铁钉，国营批发价为每百斤六十六元，而这些私商所出售的黑市价格竟高达一百二十元。
今年第4季度截至12月07日止，长沙市铁钉、铅丝的黑市交易竟达一百一十八吨多。
通过这些活动，不法商人从中攫取了巨额非法利润，使国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同时使一些觉悟较低的公私合营商店成员和合作商店成员，为这种非法的暴利所诱惑，也想退出合营或合作组织去做投机买卖，使国家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受到不利的影响。
徐兆魁过去一贯不服从国家市场管理，长期与萧桂福勾结一起，非法经营国家统一掌握的物资，偷漏国家税收。
今年09月份以来，徐、萧两人和谢平桂等十一人，拼凑流动资金三万多元，非法经营铁钉、铅丝。
12月04日长沙市国营商业局规定经营铁钉、铅丝的商贩实行存货登记时，徐兆魁、萧桂福等竟抗拒登记。

旁遮普新闻记者协会招待我国新闻工作者
据新华社拉合尔28日电
旁遮普新闻记者协会27日下午举行茶会，招待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的中国新闻工作者。
出席这次茶会的有三十多个记者。

派干部、教技术、捐农具、救灾荒
人民解放军努力支援农业生产
新华社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今年在支援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生产建设方面，作出很大的成绩和贡献。
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解放军许多机关、连队都抽出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参加了帮助农民建社和整社的工作。
驻云南边疆的部队派出了一千零四十七名干部，协助各兄弟民族建立了七十八个农业社。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派出的干部不但帮助各族农民建社，还向社员传授生产技术和进行政治教育。
在他们帮助下的一百八十五个农业社，今年都获得了丰收。
许多部队帮助农业社开办会计、卫生、兽医等各种训练班，培养出大批的技术人材。
有的部队还帮助农业社建立接生站和医疗站。
各部队为农民捐赠了各种图书一百二十多万册，各种文化娱乐器材八千七百多件，帮助农业社建立图书馆和俱乐部。
各通讯兵部队帮助农村架设的电话和广播网的电线长六千五百多里。
在生产季节里，驻各地部队都抽出大批人力帮助农业社开荒、播种、锄草和收割，并且协助政府兴修水利，架桥筑路。
据初步统计，今年部队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共达四百零五万多个劳动日。
驻南京地区部队的机关和学校帮助农业社修建了六十多个水库、水塘。
驻昆明地区部队和当地人民一起修建的“东白沙河水库”，使一万三千亩田地得到了足够的水源。
驻济南地区部队以义务劳动支援了两千八百七十二个农业社。
此外，许多部队还参加了植树造林工作。
解放军官兵在农村合作化的第1年，以捐赠的方式帮助农村建立拖拉机站，赠送农民各种生产资料。
用他们捐赠的三千零八十七万八千元钱，已经在延安、北京、许昌等地建立起八个拖拉机站，还有两个拖拉机站正在筹建。
另外据一部分部队统计，捐献购买新式农具的钱有一百一十三万多元；
赠送双轮双铧犁两千七百多部，其他农具一万三千多件，牲口两百七十五头，肥料三亿多斤。
今年春夏，当有些地区一度呈现旱象的时候，驻地部队官兵便大力帮助人民打井、开渠抗旱和插秧。
秋天，驻浙江、福建、江苏、河南、山东、河北、黑龙江等省的部队官兵又和人民一道同台风和洪水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驻浙江省的部队在台风中抢救了四万四千多亩稻子和一百六十多万斤粮食，救出了一千六百二十四名遇难的人民，还救出牲口五百多头和其他大批物资。
台风刮过江苏省新海连市，许多房屋被刮倒。
在抢救中，战士刘广福、温景之救出了淮北盐场工人宋秀锦一家五口，而不幸他们自己触电牺牲了。
新海连市人民曾经隆重地追悼这两位爱民英雄。
驻哈尔滨市的部队由于协同市民英勇地保护了松花江大堤，有一千一百多名官兵获得了当地政府授予的特等、一等或二等防汛模范的称号。
许多部队在防汛抢险的同时，还派出医疗队为灾民治病。
当台风洪水过后，全军官兵又节衣缩食，捐献了大批的钱、粮和衣物，救济灾民。
他们收到政府和人民的大批感谢信。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访佛陀悟道圣地
呼吁佛教徒争取和平消除贫困
新华社新德里28日电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27日在佛陀悟道的圣地、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向出席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的约一万人讲了话。
达赖说：
“今日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只有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才能得到制止。
五项原则采用了这项原则，它无疑将是一项解决这个动乱世界的问题的办法。
因此，佛教徒们一定要遵守五项原则，而且要遵守为善弃恶、把我们佛陀的大智大慧铭记于心，来努力争取世界和平。”
他吁请佛教徒循着佛陀本人得以悟道的道路前进，并且心中要始终不忘众生的痛苦。
达赖赞扬印度在获得独立后，在甘地、尼赫鲁和其他杰出领袖们的指导下对佛教徒所表现出的很大的尊重。
他并且感谢伽耶人民对他们的殷勤款待。
他说：
“请相信，我将经常想到你们的健康和幸福。”
班禅在讲话中赞扬了印度所取得的进步。
他宣讲了佛陀悟道的经过和佛陀的教义。
他说：
“今天当存在着战争恐惧和毁灭性武器的时候，我们必须如佛陀所教导的那样，要培养对别人的爱。”
他吁请所有佛教徒要追随佛陀，努力来消除人民的贫困、疾病和无知状态。
他祝祷印中两国友谊永恒不朽。
比哈尔邦巴特那行政区专员、欢迎会主席索希尼说，两位贵宾到这里来访问是伽耶居民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他说，人们把达赖和班禅看做是献身于世界和平及人类福利的人。
他希望达赖和班禅的访问将会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及共同的精神，并将有利于和平。
伽耶县行政长官梅农、菩提伽耶寺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普拉萨德以及代表印度全国儿童组织伽耶分会的两个男孩子和其他一些人都发表了热烈的欢迎词，并且向达赖和班禅赠送了礼物。
达赖把一部共有一百卷的藏文书籍送给菩提伽耶寺管理委员会。
欢迎会是在菩提伽耶寺附近的广场上举行的。
参加欢迎会的有来自比哈尔各地和锡金、不丹以及中国西藏的僧侣、佛教徒和村民。
欢迎会以美妙悦耳的音乐和表示欢迎的歌曲开始。
两个女孩子向这两位贵宾献了花环。
在参加欢迎会之前，达赖、班禅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参观了这座壮丽的、高达一百六十英尺的菩提伽耶寺。
他们在寺内作了祝祷，并且在大菩提树下作了礼拜。
目前的这座寺院是在十一世纪重建的。
玄奘的记载中曾经描写过它过去的壮丽的面貌。
今天，这座寺院装饰一新，晚间，它灯火辉煌地矗立在暗蓝的天空下。
达赖和班禅是在27日下午从蓝毗尼到达这里的。
他们将在这里访问和祝祷三天。

亚洲作家会议通过文化交流等问题的报告
全世界作家圆桌会议将在会议结束后举行
新华社新德里28日电
亚洲作家会议27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会议成立的四个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文化交流、亚洲传统、作家和作家职业、作家和自由问题的报告。
建议鼓励文化交流交换书籍相互访问
文化交流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建议自由举办并且鼓励文艺作品、书籍和影片的交换，文化代表团的相互访问，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材料的交换。
“各国可以轮流拿出特别文学奖金，奖励亚洲作家们。”
这项报告说：
“在亚洲，各种各样的文化非常有趣地交织了起来”。
“我们必须学会欣赏彼此的语文和文学，不仅了解两种语文，而且了解多种语文，从而不断提高文化修养”。
亚洲传统有共同点要求作家加以发扬
亚洲传统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说，亚洲各国的传统“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因素，亚洲的文学经常表现这种共同的因素”。
报告指出，这种共同的因素是：
承认人有最高的价值，承认人道主义；
爱好自由、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生活，重视生活的精神价值；
爱好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
这项报告要求作家们尊重这种传统，从其中吸取对于读者有利的东西，并且为了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发展它们。
这项报告又说，亚洲的传统同西方文明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人类的进步也有很大的贡献。
“使西方文明同这种传统互相调和起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为了亚洲和全世界的好处而设法调和它们是作家的任务。”
必须保证作家报酬力求文学作品普及
作家和作家职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建议说，必须保证作家从事写作可以获得正当公平的报酬；
应该尽量设立图书馆和其他设施，力求文学作品普及于最广大的读者；
必须使作家享受进行社会活动的自由，为了保障作家的不容争论的共同专业利益，应该找出各个国家的作家协会的有效形式。
只有在社会里扎根作家才能写好作品
作家和自由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说：
在讨论中间，“关于作家对于他所在的社会的责任，没有人提出任何争论；
而且，只有作家在他所处的社会中扎下根的时候，才有可能有伟大的作品，关于这一点也是没有争论的”。
报告指出，在委员会会议上，有一些人表示意见说，作家对于社会负有责任，因此，他就应该为了社会的利益、发展和改进而进行写作。
另外一种意见说，不应当对作家进行干涉，作家的社会义务和一切约束都应该是自内产生的，作家不应该受国家、政客和兴废交替的政府的控制。
第3种意见说，艺术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美学的活动，因此，不应该使艺术家不必要地背上外来的义务。
报告又说，有些发言的人着重地说，不赞成自己所处的社会的秩序的作家，特别需要自由。
报告还说：
“讨论是在极其友好和不拘形式的气氛下进行的，有一些发言的人说，这种讨论是有用的，并且要求更多地举行这种性质的会议。”
印度代表提出建议成立文化交流机构
所有报告都在代表们的热烈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
印度代表阿卜杜勒·阿利姆博士提出建议说，为了执行各种建议特别是关于文化交流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会议必须成立文化交流机构。
会议在28日上午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还要举行全世界作家的圆桌会议。
在通过各项报告以前，在27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意大利作家卡洛·勒维和另一位观察员阿根廷作家维克特·福丹讲了话。
这次全体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若干种语文的文学情况的报告，这些语文是埃及文、克什米尔文、锡兰的泰米尔文、马拉雅兰文、多格里文（克什米尔邦的一种地方语文）和古吉拉特文。

印度总统普拉沙德招待各国作家
新华社新德里28日电
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27日晚上在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的各国代表。
普拉沙德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表示欢迎。
他说，尽管印度人民语言不同，他们还是一直生活在一起，印度还是有文化的统一。
他同各国代表团团长和著名作家一一握手。
代表们后来又参加了文学学院在海得拉巴大厦举行的招待会。
中国作家代表团把书籍和中国花瓶送给文学学院秘书克里皮拉尼，作为友谊的纪念。
会上，各国作家同当地艺术家，著名文化工作者和政府官员们自由地交谈，互相交换意见。
代表们当天晚上还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看了中国电影“祝福”。

国际简讯
我国艺术团在曼德勒访问演出
中国艺术团23日晚在缅甸第2大城市曼德勒作了首次演出。
有一万多群众观看了这次表演。
演出的每个节目都受到了这个缅甸故都的人民的热烈欢迎。
我儿童作品展览会在柏林开幕
中国少年儿童科学艺术作品展览会22日在柏林开幕。
在这个展览会上，一共展出了从四岁到十五岁的中国少年儿童们制作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三类作品六百多件。
科学技术作品包括小型机械、工业制品和建筑模型等。
工艺作品包括刺绣、雕刻、泥塑、玩具等。
天津市十三岁的张乃英（泥人张的后代）制作的泥塑“小弟弟喂鸭子”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
德新闻工作者离北京回国
以“新德意志报”编委克劳斯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五人，应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的邀请在中国作了四十七天的访问以后，2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据新华社讯）

社会主义国家一片繁荣气象
·苏联·
各地区农业生产将全面机械化
苏联专家已经为全国各个地区制定出使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的计划。
计划规定设计和制造一千一百二十六种适应国内各种不同土壤和气候条件的机器、装置和设备，以便使一切农业部门的工作用机器来做。
根据上述计划，苏联设计师今年设计了四百七十三种新的农业机器和机械，并且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机器试验站通过了样品试验。
试验以后，已经决定大批生产或试制其中的一百六十种。
在新设计和试制的机器中，有可以自动调整行距的专门在棉田和其他一些作物田中使用的拖拉机，专门在沼泽地带使用的马力特别强大的拖拉机，还有一些按照马尔采夫耕作法所要求的条件而设计的犁。
此外，还制造了供正方穴播和条播各种农作物的经过改良的播种机。
其中“CKP—18”式播种中耕追肥机特别使人感到兴趣，它可以作播种前整地以及播种、中耕和为甜菜等中耕作物追肥等工作。
在乌克兰，还设计和试验了六套可以使甜菜收获工作全面机械化的机器和机械。
试验结果，选出了一套机器，这套机器能够使从挖掘甜菜、装卸甜菜块根到堆垛甜菜的工作都用机械来作。
这样将大大地减轻集体农庄庄员们的劳动。
书籍出版数占世界第1位
苏联去年共出版了两万五千种发售的书籍，而英国只出了两万种，美国只出了一万二千多种，法国只出了一万一千多种。
苏联出版书籍的总数也超过其他国家。
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到去年为止，苏联共出版了一百二十多万种书籍，总印数达一百八十多亿册。
·民主德国·
农业丰收，对外贸易扩大
虽然今年气候条件不好，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民还是获得丰收。
据初步材料统计，谷物每公顷平均收获量为二十五·二公担，马铃薯——一百九十三·二公担，甜菜——三百八十八·四公担。
目前共和国有四种主要的农业生产形式；
即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共耕常年劳动组合、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人民庄园和个体经济。
1956年是继续发展和加强农业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一年，目前这一部分占共和国全部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民主德国的对外贸易今年又有新的增长：
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头十一个月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16％，比去年全年的贸易总额还多十五亿卢布。
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扩大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目前，民主德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几乎占它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三。
此外，民主德国今年还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若干新的协定，并且延长了以前的协定。
现在，在民主德国的对外贸易中，埃及、叙利亚、印度和黎巴嫩等国家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据估计，今年民主德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有可能比去年增加一倍。
·朝鲜·
三年计划获得成就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通过了关于1957年人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决定。
这个决定规定，在这第1个五年计划（1957—1961年）的第1年，工业总产值比今年要增加22.2％，谷物总产量要比今年增加2.5％。
决定说，今年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可以超额10.5％完成，工业总产值可以达到1949年的两倍。
谷物总产量计划可以超额2％完成，超过战前水平。
三年计划（1954—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到今年年底可以超额23％完成。
人民获得更多的生活用品
朝鲜轻工业相文万郁说，今年朝鲜轻工业部门的人民生活用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战前90％。
轻工业中重要产品如棉织品的产量已经达到1949年的七点五倍，纸张和鞋子分别达到那时的六倍和五倍以上。
各种产品的品种大大增加，质量也有显著提高。
文万郁27日在“劳动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明年经济计划规定的轻工业省所属企业的总产值比今年要增加28.7％，地方轻工业总产值要比今年增加50％。
文章说，到今年年底，轻工业部门可以超额23％完成三年计划（1954—1956年）。
轻工业部门在执行三年计划期间，建成了平壤纺织工厂、新义州搪瓷厂等过去朝鲜没有的现代化企业，其他遭到战争破坏的所有的企业都恢复起来并且投入了生产。
·越南·
今年秋稻产量创最高纪录
和平恢复以来，越南北方接连三次水稻丰收，初步解决了粮食问题。
从今年秋稻的丰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土地改革的胜利。
过去越南北方也有那样多的田地和人力，但是经常没有足够的大米吃。
过去北越缺少大米这件事被看成当然的现象。
但是在今天，生产关系改变了，农民生产情绪也改变了。
今年秋稻的收获量达四百多万吨，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
这还只是农民初步组织起来、在耕种技术方面还没有得到多大改进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
（据新华社讯）

缅甸克钦邦两团体支持和平划定中缅边界
新华社仰光28日电
旁阳民族协会主席杜瓦藻里和克钦邦人民经济文化发展组织领袖杜瓦信瓦瑙12月28日发表声明说：
中缅边境问题的解决完全是缅甸联邦政府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中央的责任，它们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执行这项任务，求得成功的结果。
我们这两个团体将协助联邦政府（包括克钦邦政府）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中央顺利地担负起有关划定边界的任务。
这两个团体还宣布，这项声明将代替两个团体过去在边界问题上所发表过的一切公报，所有这些公报从此一律作废。

美国“铁幕”挡不住人民的友情
保罗·罗伯逊在电话里给苏联青年唱歌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在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美国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洋溢的歌声，通过几千公里的海底、地下和空中电线，传到了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阿克摩林斯克垦荒区。
他在电话上应苏联垦荒青年的请求，用俄语唱了一支歌曲“夜晚”，以祝贺1957年新年的即将来临。
在阿克摩林斯克垦荒区的克拉西文斯克国营农场里，一条最宽阔的街道被命名为保罗·罗伯逊街。
街道上的青年在迎接新年的时候，给远住在纽约的友人罗伯逊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祝贺新年。
苏联青年拖拉机手戈列斯尼克在电话中告诉这位著名的和平战士，垦荒青年把灌制罗伯逊歌唱节目的唱片带到了荒地来，在草原上的第1个帆布帐篷建立起来以后他的动听的歌声就响起来了。
戈列斯尼克还对罗伯逊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和睦的国营农场的名誉成员之一。
我们向你致敬，并且将我们祖国青年友谊的手伸给你。
请你向美国青年转达我们最好的祝愿。
罗伯逊在电话中说：
我珍视你们的友爱，我也爱你们。
罗伯逊还表示，他很想在新年里能够到莫斯科去。
　罗伯逊夫人也参加了谈话。
她在电话中热烈地向苏联青年祝贺，并且特别向苏联妇女致意。

苏联共青团中央举行全体会议
决定加强新建工程中团的工作
号召团员和青年展开竞赛迎接苏维埃政权四十周年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从12月26日到27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据这里发表的会议公报说，这次会议听取并且讨论了团中央书记扎鲁日尼所作的关于共青团组织在苏联东部、北部地区和顿巴斯的新建筑工地的青年中所进行的工作的报告，和团中央书记谢米恰斯内伊所作的关于改进在垦荒青年中的工作的措施的报告。
全体会议代表共青团员和苏联青年一致拥护苏共中央12月全会的决议。
公报说，共青团员和苏联青年们以高涨的热情响应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向共青团员们和全体苏联青年发出的积极参加第6个五年计划中最重要的建设工程的号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二十多万男女青年领到了共青团的许可证，走向苏联东部、北部地区和顿巴斯的新建筑工地。
现在，他们克服着种种困难，成功地掌握建筑技术，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和各项任务，在劳动中接受重大考验。
共青团组织在各个新建工程中大大地成长和加强了，它们在各单位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提高了。
公报接着指出共青团组织在新企业和建设单位中的工作上的严重缺点，并且责成有关的共青团机构和组织与经济领导人员共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灭在劳动组织和青年生产教育中的缺点，节省建筑材料，更勇敢地发掘和更好地利用内部潜力，尽力缩短建筑期限，推广快速作业法和流水作业法。
全体会议赞同乌克兰共和国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的倡议，他们承担爱国的保证，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四十周年前提前建成三十五个新矿井。
全体会议号召一切新建工程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参加社会主义竞赛，迎接苏维埃政权成立四十周年。
公报说，共青团的首要任务是参加苏联东部和北部地区以及顿巴斯的最大电力站、煤矿、工业企业和铁路的建设工作。
因此，一切共青团组织必须和在新建工程工作的青年建立紧密的联系，和他们通信，互换代表团，给新建工程寄书籍和文化、体育用品。
苏联共青团中央决定在1957年底召集新建工程中的优秀青年在莫斯科举行全苏青年建设者大会。
团中央正在颁制“第6个五年计划新工程先进青年”纪念章。
鉴于拉波辛调去参加学习，全会解除了他的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委员的职务。
会议选举阿·阿克塞诺夫为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纳·纳·麦西亚泽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委员。

苏联发展教育事业的新措施
方萱
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的觉悟和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的人，起着首要的作用。
苏联在过去的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今天，全苏联已经实行了七年制的普及教育，在大城市里已经基本上实行了十年制教育。
1955年，全苏联约有五千万人在各种学校中学习，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学习。
苏联大学生的人数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国家大学生的总数还要多，而现在每年培养的工程师将近美国的三倍。
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在文化方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基本上实现普及中等教育。
在实现这个巨大计划的同时，还要克服教学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现象，努力提高培养教育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
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短短的时间里，苏联人民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对第2代的深切关怀
今年新学年开始后，第1批三百多所寄宿学校已经开课了。
寄宿学校在苏联教育中还是新的东西，目前着重吸收单身母亲的孩子和忙于工作的父母的孩子。
值得提起的是，这些学校有为学生们身心全面发展进行劳动教育的完备条件。
寄宿学校里有各种教学用的实习工厂和实习园地，有的学校还有从事副业生产的土地，而从工厂和副业生产中得到的收入完全由学校支配。
目前，大部分寄宿学校只有一年级至四年级或一年级至七年级。
在最近几年，所有这些寄宿学校都要发展成为十年制的中学，而到1960年寄宿学校学生的数目将从现在的六万人增加到一百万人。
在普通的学校里，今年广泛组织一种专门的课外小组。
参加这种小组的学生，下课以后可以在学校吃饭、玩耍，有值日教师指导他们作课外作业，然后再回家。
此外，在这个新学年里，还有很多新的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从今年09月01日起取消中等学校高年级和高等学校的学费，在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里实行了新的助学金制度。
按照新制度的规定，学习成绩“三分”以上的学生（旧制度规定是“四分”以上的学生）如果经济困难就可以得到助学金。
所有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苏联政府对第2代的深切关怀，为广大儿童和青年的学习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教学和生产密切结合
教学和生产密切结合，这是苏联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学校分布的重点是在苏联北部、东部、西伯利亚等重要的经济建设地区。
苏联学校的分布过去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专科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多集中在莫斯科，而同研究的对象遥隔千里。
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就要扭转这种情况。
例如，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等地区的高等学校今后五年中培养出的专门人材将为全苏联的三分之一；
苏联劳动后备学校网在今年计划开办的三百六十多所专科学校中，主要都建立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
在第6个五年计划中，苏联中学面临的任务是，大力加强综合技术教育、克服教学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现象。
综合技术教育还在上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开始推行了。
尽管有些学校采取的具体措施比较少，可是也有很多地区在推行综合技术教育上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例如，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有一百二十二个学生生产队，它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牲口和生产工具。
在经验丰富的集体农庄庄员的直接指导下，这些中学生培植了各式各样丰产的农作物。
为了贯彻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苏联各地都制定了密切结合生产实际的教学计划。
俄罗斯联邦的计划，现在正在五百个中学里推行。
新计划规定，在八年级到十年级开设一门“生产基础”课代替实习课，教学时间比过去增加两倍，其他班次的生产教学时间也增加了很多。
新的教学计划是因地制宜的：
城市里的教学重点放在工业上，农业地区则放在农业上。
提高培养专门人材的工作质量
苏联在高等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
在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超过了一百一十万，为10月革命前俄国每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的一百一十倍。
这个数量已能基本上满足现在苏联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各部门的需要。
目前，苏联高等学校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培养专门人材的工作质量上，使学生们密切同生产联系，掌握国内外科学和技术上的最新成就。
不久以前，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生产实习的条例。
根据新条例，全苏联一些最大的先进企业划为学生生产实习的基地。
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直接在工作地点实习，直接掌握技术。
他们不仅要研究工艺规程，同时也要学习有关生产组织和生产经济等广泛的知识。
把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到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关键，是大力加强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使他们的研究工作面向生产。
最近，苏联部长会议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科学研究工作的决议。
决议指出，在研究作为高等学校科学工作基础的理论问题时，必须以全力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加快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改进的速度为前提。
高等学校科学工作者今年也参加了很多科学会议，在会上同生产岗位的科学工作者广泛交换了意见。
这些会议对于促进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使教学同现代最新技术相结合，有很大的帮助。
提高培养专门人材工作质量的要求，也反映在招收新生的制度上。
今年有一个新规定：
中学毕业后参加过生产的人和在军队中服过役的人有进高等学校的优先权。
这样，在高等学校的学生里，就有很多比较成熟的、有一定生活和生产经验的人。
另一方面，随着普及中等教育的开展，每年有更多的中学毕业生投入生产战线，所以，高等函授学校和夜校网在不断扩大。
今年，苏联高等学校招收的四十四万新生里，将近半数是不脱离生产学习的。
同样，不脱离生产的中等教育网也在不断扩大。
最近几年，仅只在俄罗斯联邦青年工人学校毕业的就有一百多万人。
从不脱离生产的中学里毕业的青年，是高等学校的生力军，因为他们不仅具备了一般中等教育水平，而且拥有丰富的生产知识。
在苏联，正在努力创造条件，以便在最近的将来，高等学校通过工厂、建筑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招收学生。
对科学干部的要求更高了
目前，苏联在培养科学干部方面也同样把质量问题作为重心。
苏联科学家们的卓著成效的工作受到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表扬。
苏联这支由二十二万五千人组成的科学工作者的强大队伍，已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不安。
但是苏联自己却丝毫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且对科学工作者的要求一天比一天更加严格了。
最近，由全苏著名的科学家组成的机构——全苏最高评议委员会——正在拟订授予科学工作者学位的新条例。
首先，对论文的质量要求提高了。
全苏最高评议委员会前些时候在审核三十篇博士和副博士论文时就否决了十多篇。
按照新的规定，今后所有的学位论文，都必须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或出单行本，并经过科学界讨论以后，才能提出进行答辩。
对研究生的要求也严格了：
除少数例外，只有具有实践知识和所选的科学部门的著作的人才能当研究生。
研究生学习三年后，必须经过副博士资格的考试，进行教学实习，向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或科学委员会报告自己所完成的研究工作。
如果最后证明，这个研究工作不能作论文的基础，那么他可以领取研究生毕业证书回到从前的工作岗位上去。
今年是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第1年。
但是，就在这个计划的开始阶段，从苏联教育方面采取的这些积极的措施中可以预见到，在新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队伍，将发展成为一支被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武装起来的、庞大而坚强的大军。
（附图片）
苏联的教育事业（单位：
千人）
普通中学学生人数
中等学校的数目
中等学校教师人数
初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从1940年起改名为劳动后备学校）
从事业余学习的工人数目
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人数
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
1956年普通中等学校学生人数的减少是由于在1949年和以后几年中应当上学的儿童正出生战争年代，而在战争时期人口出生率大大减少，特别是在前线地区和被法西斯占领地区。
1956年09月新成立的二百八十五所寄宿学校的七万学生没有包括在内。
（本图解原载苏联“新闻”杂志）

越南国民大会第6次会议即将召开
孙德胜谈会议的重大意义
“人民报”强调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新华社河内28日电
越南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今天在“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谈到越南国民大会第6次会议的意义和内容。
他说，这次会议将要检查政府1956年的内政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和路线，并且将要讨论政府在1957年的工作方针和路线，以及政府所提出的各种提案。
大会将注意到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问题以及巩固北方等问题，同时大会将提出修改宪法和健全国民大会组织的问题。
孙德胜说，我相信，这一次大会的决议，将对我们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有重大的影响。
它将使我们人民更加紧密团结，使我们的政权更加巩固，以便克服困难、改正错误、发挥成绩，在巩固北方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事业中，向着更伟大、更新的胜利前进，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河内28日电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第6次会议正式开幕的前夕，“人民报”今天发表社论说，为了尽快完成全国的民主民族革命事业和巩固北方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健全和巩固政权是当前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人民报”认为这一届国民大会会议需要研究和做好以下的工作：
加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的活动和国民大会代表的活动。
政府和国民大会以及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更加明确的规定。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行政委员会必须按照祖国战线的纲领精神重行选举，使人民日益能够直接管理国家和监督政权。
1946年的宪法有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合目前的新的环境，需要加以补充。
目前的国家法律还不够完备。
为了保证人民的民主和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修改法律一事必须得到促进。
据新华社河内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在12月底召开第6次国民代表大会。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是在1946年由越南全国普选选出的。
最近一次大会是在去年09月间召开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报纸处的代表在24日上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向大会作以下几个问题的报告：
关于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的工作报告以及第6次会议的情况和任务的报告；
关于健全国民大会组织的提案；
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提案。
同时，越南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建议政府向大会报告有关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的全部工作以及1957年工作的草案，重点是：
土地改革和整顿组织问题；
财政经济、国家计划、预算和改善人民生活问题；
为统一而斗争问题。

不自量力
江敉

印度尼西亚情报部长谈国内政局
号召警惕殖民主义势力的影响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决定支持现内阁
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印度尼西亚情报部长苏迪比约12月27日晚对“东星报”记者说，不能把西姆波朗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叛变行动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
他警告说，必须警惕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影响的可能性。
情报部长谈到了殖民主义者如何通过巴格达条约使亚非民族互相倾轧的例子，他接着说，他们是会通过马尼拉条约组织来对付印度尼西亚的。
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对一切可能的事变保持警惕的态度。
今天的“东星报”还报道说，自从发生西姆波朗的叛变以后，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外的一些西方人士非常活跃，当西姆波朗“接收”北苏门答腊政权时，有某些西方国家驻棉兰的外交机关人员在场。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柯明在27日拜会印度尼西亚政府人士时，就北苏门答腊事件表示了美国政府的政治观点：
就是在某个政权在事实上掌管某地区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资本的利益，美国政府是可能承认这个政权的。
报纸还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在27日还要求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说明一架英国飞机于26日下午在棉兰降落的原因。
那时，棉兰还在西姆波朗的控制之下。
据说，英机的降落并未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同意。
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今天宣布仍旧支持现内阁。
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今天早上发表的声明中说，他们认为目前任何使内阁发生危机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在27日晚上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了上面的决定。
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这个党在现内阁中的全部部长们。
现在，坚持解散现内阁的马斯友美党显得非常孤立。
三大政府党中的两大党——国民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都不赞成马斯友美党的意见。
在野的第1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明确表示支持现内阁。
在万隆举行的马斯友美党代表大会昨天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解散现内阁。
有消息说，如果其他各政府党不同意它的倒阁主张，它将撤回它的阁员。

在民族独立高潮中的一年
思慕
献给1956年的桂冠
当1956年快将逝去的时候，埃及人民正在为收复塞得港举行凯旋游行。
这不仅是埃及人民抗击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武装进攻的伟大胜利，而且是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共同胜利。
1956年可以说是民族独立运动新高涨并不断取得新胜利的一年，而埃及人民这一个巨大的战果，更像是一顶献给1956年的桂冠，给它添加了不少的光采。
我们记得，一个多月前，当英法强盗伙同以色列声势汹汹地进犯埃及的时候，有些对于帝国主义力量估价仍嫌偏高的人，有点替埃及着急。
现在，事实证明，大动干戈的英法联军仅仅打了一阵就被迫停火。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爬上塞得港，最后还得灰溜溜地撤退。
他们妄图打垮纳赛尔，但结果纳赛尔不但依然健在，而且声望更高，濒于坍塌的倒是艾登和摩勒。
曾经仗着炮舰政策奴役阿拉伯人民好几十年的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大国，这回却在独立不久的埃及的手下吃了这样惨重的败仗，虽像是奇迹，但并不偶然。
犯了严重的时代错误的妄人也只能得到这样严重的恶果。
大家都看到，摆在艾登和摩勒的面前的日历，已经不是英海军炮轰亚历山大港的1882年，也不是伊朗首相摩萨台被英美搞垮的1953年，而是1956年。
万隆开的花，1956年结了果
我们一开头就说过，1956年是民族独立运动新高涨的一年，有什么特征呢？
第2次世界大战后，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胜利。
而到了最近，民族独立运动胜利接着胜利的结果，它已经形成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力量。
这表现于：
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在内的好些民族独立国家，不但有着稳固的本国政府，团结一致地、自觉地努力实现民族的目标，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已经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形成了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共同阵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个特征，第1次集中地表现在划时代的万隆会议上。
在那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日本等亚非二十九个国家的极大多数，在反殖民主义、维护和平、加强友好合作的大旗下团结起来，向殖民主义者举行空前强大的示威。
万隆会议开的花，在1956年结了果——无比硕大的果。
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之下，亚非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1956年出现了新的面貌。
即在苏伊士危机爆发以前，波澜壮阔的反殖民主义的怒潮就已经席卷了亚非广大地区，汹涌澎湃，震撼着殖民主义者的残垒。
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先后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取得了独立。
在东非的怯尼亚、西非的黄金海岸，民族解放运动都日益高涨。
也门、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都要求收回英国霸占的领土。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第1次普选的结果，支持万隆精神的印度尼西亚进步力量取得了胜利。
印度尼西亚反对殖民主义、收回西伊里安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坚决。
锡兰选举的结果，主张采取中立政策的人民联合阵线取得胜利，班达拉奈克组成的新政府，也要求英国交还亭可马里军事基地。
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要求停止马来亚殖民战争，实现马来亚的独立。
就是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集团的国家，民族独立浪潮也正在高涨。
在菲律宾，不少政界上层人物强烈地要求改变屈从于美国的地位；
在泰国、巴基斯坦以至土耳其，都滋长着反美的情绪，要求摆脱军事集团束缚的呼声越来越高。
有两椿事例特别生动地表现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椿是柬埔寨的例子，这个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在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之下，尽管美国帝国主义使尽威迫利诱的手段，还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坚守五项原则。
约旦的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第2个动人的例子。
这是一个给英国统治了三十多年的、仅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的阿拉伯国家。
在中近东的民族独立巨潮的推动之下，它不但以坚决拒绝参加巴格达条约来回答英国参谋总长田普勒的粗暴压力，而且还毅然赶走了在中东横行了二十多年的“无冕之王”阿拉伯军团英国司令格拉布。
跟着，巴林岛也撵走当了三十年“顾问”的英国人贝尔格雷夫。
被迫退出苏伊士运河基地的最后一批英军，含泪看着英国国旗落下来。
这些例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民族独立的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已经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步。
显然的，帝国主义者不能不看到，今天亚非国家的命运，已经不再是伦敦、巴黎或华盛顿所能摆布，而是取决于亚非国家人民自己了。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力量的源泉
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所以表现出这样不可战胜的力量，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有很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
正是这种特征，使帝国主义者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一类的政策归于失败。
这种特征在1956年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
如大家所共知，在万隆会议以后，在国际舞台上已出现了“亚非集团”的旗号。
不但这个集团在第10届联合国大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这个集团的许多国家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今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四个南亚国家不但亲密地合作，而且共同支援西亚和北非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与阿拉伯联盟遥相呼应。
在阿拉伯世界中，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订立了防御联盟，建立了四国联合军事司令部。
这些阿拉伯国家不仅愿意给约旦以大力的支援，使它从英国财政“援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积极声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反殖民主义联合战线上，埃及和叙利亚站在最前列。
更重要的发展，是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同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一致，可以和平共处的事实，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了解。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苏等国对于它们不但不会构成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而且对它们维护民族独立斗争能够提供援助。
争取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亚非国家可以期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找到真正的朋友。
纳赛尔总统前不多时说过：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觉得苏联援助我们。
凡是我们的自由被侵犯的时候，苏联在联合国都支援我们。
这句话表达了民族独立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
在万隆会议一年以后，不仅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更加发展，而且埃及、叙利亚和也门三个阿拉伯国家也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外，通过西哈努克亲王的来华访问，柬埔寨同中国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接受了中国无条件的经济援助。
去年底和今年初，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又加强了苏联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其后，谢皮洛夫外长历访中东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为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铺平道路。
另一方面，西哈努克亲王的访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门太子和伊朗国王的访问苏联，也加强这些国家同苏联的友谊。
此外，利比亚早于今年01月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联串的事实，标志着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帝国主义散布“共产主义侵略”的神话来阻挠亚非国家同中苏友谊的伎俩，已经宣告破产。
这一个发展对于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不可战胜的“巨大的世界力量”
这样，在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以前，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在高潮之中。
正是在这个高潮中，埃及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纳赛尔总统于7月26日在亚历山大港发出了收归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吼声。
而埃及这一个正义的勇敢的行动，又把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推向最高峰，使得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更加惊心动魄。
本来，在今年上半年中，西方帝国主义者为了应付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已经弄到手忙脚乱。
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壮举，更击中了在瓦解中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要害，向亚非各国以至拉丁美洲响起了反殖民主义大进军的号角。
英国殖民主义者害怕它的帝国“生命线”丧失之后，今天整个帝国重心所在的中东地区也将完全脱离掌握。
法国殖民主义者害怕纳赛尔在苏伊士高擎起的民族独立的火炬，会更照亮阿尔及利亚人民前进的道路。
美国帝国主义者也担心埃及的胜利将会使它要囊括中东庞大石油资源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
面对着这样凶多吉少的前景，西方帝国主义者便作绝望的挣扎和反扑，它们更妄想通过这次挣扎和反扑，搞垮独立自主的纳赛尔政府，镇压亚非各国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夺回它们失去的阵地。
这样，所谓苏伊士危机便爆发了，侵略战争的烽火便在西奈半岛和塞得港烧起来了。
但是，大家都看见，在斗争的第1个回合中，英法美三国对埃及所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都撼不动埃及人民的坚强意志；
在第2个回合中，艾登和摩勒所发动的军事冒险更遭到可耻的失败，创造了侵略战争史上可笑的短命的纪录。
这是什么原因呢？
理由实在简单，这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日益削弱而内部又充满矛盾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所面对的，所要应付的，不仅是一个埃及，更不是纳赛尔一个人，而是在强大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的大力支持下整个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的世界力量”。
这表现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许多亚非国家同仇敌忾、积极援助埃及的行动。
这表现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非国家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埃及的呼声。
这表现于阿拉伯人民切断中东油管的壮举。
这更表现于苏联对英法的严厉警告。
也正是由于这样“巨大的世界力量”的发挥，联合国大会以极大多数通过了要英法以侵略军停火和撤出埃及的决议。
反殖民主义的浪潮更加汹涌
环绕着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虽还没有结束，但到目前为止，斗争的结果更无情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者的弱点，推动了整个亚非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更向前迈进。
这表现于苏加诺总统维护民族独立主权的响亮的号角，这表现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再接再厉的武装斗争，这表现于约旦政府决定结束英约条约、废除英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的果敢行动，这也表现于行将举行的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缔结防御协定的会谈。
殖民主义者不但夺回不了它们失去的阵地，而且不得不放弃更多的阵地。
在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以后，英国已经被迫同意在明年把它在锡兰的军事基地交还锡兰政府，在利比亚的法军也在今年12月将基地交还，把它的司令部撤出利比亚。
此外，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将在明年03月给予黄金海岸以“在英联邦之内的独立”，法国也被迫同意多哥托管地宣告独立而成立自治共和国。
同时，通过这一场猛烈的斗争，亚非国家更看清楚了社会主义国家确是它们可以信赖的患难朋友。
叙利亚总统访问苏联之后，叙利亚加强了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友谊，是一个例子；
约旦准备同中苏建交又是一个例子。
这无疑是大大有利于亚非民族独立斗争的发展的。
但是，在军事冒险中惨重败北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却还不肯服输。
它们虽然已经撤兵，但还没有放弃“国际共管”苏伊士运河的主意，而且还阴谋在中东进行新的颠覆活动。
美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企图利用巴格达条约四个穆斯林国家分化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他方面更想玩弄金元外交，软化中东民族独立国家的战斗意志，填补所谓英法遗留下来的“真空”。
此外，这三个西方帝国主义者又借匈牙利事件对苏联进行污蔑，来离间亚非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不消说，觉醒了的亚非国家人民，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的世界力量”是能够把这些阴谋粉碎的。
但我们可以预料得到，将在新的一年展开的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仍然会很尖锐，并且更加复杂。
要在这个斗争中继续取得新的胜利，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必须加强团结，必须提高警惕，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诡计的警惕。

埃及情报司长哈特姆
指责以色列拒不归还加沙
埃及的犹太人拒绝去以色列
新华社开罗28日电
埃及情报司长哈特姆26日晚上在这里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25日发表的关于拒绝把加沙地带归还埃及的声明，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联合国大会11月02日、4日和7日所通过的决议。
联合国大会的上述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把军队撤退到1949年的停战线后面去。
哈特姆说：
“本—古里安所说的话是对联合国的公开挑战。”
他说，埃及愿意维护和平，埃及要求彻底履行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
只有这样，中东才有和平和安全。
“晚报”编辑哈立德·毛希丁27日在“晚报”上写道，联合国应该坚持要以色列军队迅速地全部撤出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
新华社28日讯
塔斯社开罗27日讯：
埃及政府的代表向记者宣布，埃及的犹太人拒绝到以色列去。
因此埃及政府认为，以色列提出的那种要求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要求把在加沙被以色列当局作为俘虏看待的埃及公民交换住在埃及境内的同等数量的犹太人。
这位代表最后说：
“埃及对待埃及的犹太人跟对待穆斯林、哥普特人一样。”

塞得港将建立烈士雕像
新华社开罗28日电
一座为纪念在塞得港战斗中牺牲的埃及爱国者的雕像将在塞得港建立，以代替英帝国主义者所树立的一座纪念碑。
那座为纪念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已经在26日被人民抵抗部队的人员从碑座上拆除。

尼赫鲁离伦敦前发表谈话
中东和平有赖于解决运河问题
途经西德时曾同阿登纳会谈
新华社28日讯
伦敦消息：
印度总理尼赫鲁27日从伦敦乘飞机返国。
他在英国停留的三天中，曾经同英国首相艾登举行了会谈。
尼赫鲁返国前在机场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说，他同艾登以及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都是“一般性质”的，没有讨论到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任何具体建议。
有的记者问尼赫鲁是否有任何关于联合国管制苏伊士运河的建议，他回答道：
“我没有这样一种建议。
据我所知道的，联合国管制苏伊士运河或是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在很久以前就遭到了埃及政府的断然反对和拒绝。”
他在谈到中东的和平前途的问题时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他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当先采取某些进一步的步骤，首先是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
他说：
“第1件事是清理苏伊士运河。
其次自然是苏伊士运河的前途问题。
在这以后可以讨论较为广泛的问题。”
他还说：
即使在那时，“较好的办法可能是在正式开会之前，先通过某些不大正式的途径来扫除障碍”。
关于清理运河需要多久时间，尼赫鲁说，根据负责清理运河的联合国专家的意见，预料大约需要十个星期。
新华社28日讯
杜塞尔多夫消息：
当印度总理尼赫鲁27日从伦敦回国经过西德的时候，西德总理阿登纳急忙从波恩跑到杜塞尔多夫，同尼赫鲁进行了八十五分钟的秘密会谈。
会谈后，尼赫鲁向记者们说，他同阿登纳“讨论了中东、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重要的事态发展”。
据美联社报道，阿登纳之所以特地赶去同尼赫鲁会谈，是因为他
“希望得到尼赫鲁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艾登首相以及加拿大和联合国官员们会谈情况的消息”。
此外，阿登纳还希望为他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政策谋取印度的支持。

岸信介谈日本外交政策
既要继续靠拢西方集团又要属于亚非集团
同中国改善政治关系前发展两国经济关系
新华社28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新任外务相岸信介昨天对共同社记者说：
简单说来，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忠实的会员国来促进世界和平。
岸信介说，日本是“自由国家”集团的一员，今后丝毫不改变要同西方各国站在同样的立场来处理外交问题的根本方针。
但是同时，也不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日本是亚洲的国家，所以属于亚非集团。
这位外务相说，日本努力同苏联恢复邦交的做法和它同西方“自由国家”站在一起的基本政策并不矛盾。
今后日本要以联合国为中心推行外交。
按照这个意义来说，日本的外交政策绝对不会因为同苏联恢复邦交而走向中立的方向，也绝对不会采取亲苏和接近“共产党国家”的态度。
岸信介说，日本不能承认中国，因为中国还没有参加联合国，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重要国家还没有承认中国。
日本只有在这些国家承认了中国以后，才能考虑承认中国的问题。
岸信介又着重指出，但是，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历史上的关系，日本不能不在改善同中国的政治关系以前，先促进同中国的经济关系。
因此，日本应该努力把它同中国的贸易发展到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下的最大限度。
同时，也将努力使美国对日中贸易能有所谅解。
他指出，日本的经济要求发展同中国之间的贸易。

日本劳农党和社会党合并
社会党明年将进一步展开恢复日中邦交运动
据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和劳农党的领导人今天决定两党实行合并。
这项协议是由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组织局长安平鹿一、组织部长松井政吉和劳农党主席黑田寿男、书记长石野久男、久保田丰共同商定的。
两党协议：
一，劳农党承认社会党的纲领、政策、党章，解散劳农党，全体党员加入社会党；
二，两党要共同努力，争取在1月17日召开社会党大会以前完成劳农党员加入社会党的手续。
双方决定，劳农党将于明年01月15、16两日举行解散党的大会。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在明年01月11日举行会议批准劳农党员入党，并且将向明年01月17日起举行的社会党大会提出报告，请求批准。
据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明年度将进一步深入地展开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运动。
社会党同时还要把维护和平宪法、反对军事基地、要求归还冲绳岛作为明年度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的主要内容。
这些运动将同要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运动配合起来。
这些运动的共同目的是要修改或者废除不平等条约。
〔编者注〕日本劳农党是劳动农民党的简称。
它是1948年12月从社会党脱离出来的，由社会党左派、日本农民组合左派、中立系劳农议员等派系组成。
在日本工人、农民和市民中有一定的影响。
劳农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主张实行社会主义。
它确认中苏两国是国际和平势力的中心，主张促进日中和日苏关系。
劳农党在众议院拥有四个议席。

法国抵赖埃及的赔偿要求
新华社28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当局力图抵赖埃及提出的赔偿损失的要求。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6日说，埃及的要求只有在“全面解决恢复运河通航的范围内，才可以加以考虑”。
他又说，任何关于赔偿的考虑，应当把以色列多年来“由于它的船只不能通过运河而遭受的损失”包括在内。
这个发言人还说：
埃及所受的损失，只及埃及政府所没收的英法财产的“一小部分”。

纳赛尔总统对苏联记者表示
埃及将永远同殖民主义阴谋作斗争
坚决反对任何夺走和统治苏伊士运河的企图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开罗27日讯：
埃及总统纳赛尔在接见一批苏联记者时说，阿拉伯国家从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殖民主义和独立是不能共处的。
他说，阿拉伯国家得出的其他结论还有：
殖民主义将仍然企图利用阴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在叙利亚所做的一样；
殖民主义作为军事力量的威胁正在缩小，因为世界不允许它使用军事力量；
以色列是殖民主义的跳板和实现殖民主义者阴谋的走卒。
纳赛尔强调说，帝国主义者没有放弃自己的侵略企图。
他说，我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我们将永远同侵犯埃及的自由和主权的殖民主义阴谋作斗争。
纳赛尔在接见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塔斯社的记者时，在答复记者的问题之前，表示感谢苏联在埃及艰难的时期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纳赛尔对苏联记者说，在这次侵略以后，同所有国家共处的思想在各国人民的意识中更加巩固了。
这次侵略主要的结果是，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了力量。
纳赛尔在答复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解决的前景的问题时说，我们赞同国际合作，但是我们反对任何统治，其中包括以“国际管理”为名义的统治。
国际管理和监督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也就是集体殖民主义。
有记者问，为了缓和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应当采取哪些新的步骤？
纳赛尔回答说，第1步应当由殖民国家来做。
它们必须承认这个地区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它们必须停止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放弃把这个地区看成是它们的势力范围的想法。
纳赛尔说，以色列问题是第2个因素。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主要方面：
第1是国界问题，第2是巴勒斯坦的难民问题。
现在有一百万巴勒斯坦居民流离失所，并且被剥夺了财产。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还给他们。
可是，苏伊士运河问题仍然是这种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
苏伊士运河在埃及领土内，它由埃及管理，也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企图把我们的运河夺走，那就是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将坚决反对这样做。
纳赛尔在答复记者问题之后，发表了谈话，他就在埃及发生的事件的背景向苏联记者们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
他叙述了埃及军队在1952年起来推翻法鲁克封建统治的原因，叙述了埃及在建立共和国以后为巩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努力，并且揭露了帝国主义者企图继续骑在埃及人民头上的种种阴谋。
纳赛尔说，我并不认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是英法发动这次侵略的主要原因。
埃及主张加强阿拉伯民族主义。
一切阿拉伯国家应当彼此合作，防御侵略。
我们反对把世界划分成势力范围，并且反对英国的势力。
我们反对英国分裂阿拉伯国家团结的企图。
我们帮助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
就是因为这样，英国和法国认为一个独立的埃及的存在是同它们的利益相抵触的。
他还指出，这不是来自英法方面的第1次侵略。
这已经是第5次了。

苏伊士港恢复运输的准备工作完成
埃及同意联合国开始清理运河南端
新华社开罗28日电
中东通讯社今天报道，使苏伊士港的交通运输恢复正常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货船和其他船只目前已经可以在这个港口出入。
消息还说，在港口码头上有一万一千包埃及棉花正等待着运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据新华社28日讯
开罗消息：
联合国协助埃及清理苏伊士运河的代表惠勒27日发表一项公报说：
“埃及政府已经同意，联合国打捞船队可以立即在苏伊士运河的南端苏伊士开始清理运河的工作。
清理工作将在今天开始。”
惠勒还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在（苏伊士）运河的北端开始打捞工作，因为那一部分还没有把危险的障碍物清理掉。”

英国“外事报道”透露
美英使节干涉老挝内政
新华社28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外事报道”最近透露，美国和英国的驻老挝使节干涉老挝内政，阴谋破坏老挝实现和平统一。
这家杂志说，“美国大使帕森斯先生强烈反对在选举以前让寮国参加进来当大臣。”
它透露，老挝王国首相富马是赞成立即容纳三个寮国战斗部队人员参加政府的。
“外事报道”说：
“由于美国人掌握着钱财大权，所以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
这个英国杂志又说，“英国大使霍利戴先生在直接对老挝人谈话的时候，他坚决支持美国人。
但是，当着美国人的面，这位英国人则争论说，在选举前容纳一两个寮国大臣坏不了什么事，只要不给他们重要职位和寮国坚决保证交出两个省份并且把他们的军队和政权加以归并的话。”
在提到法国代办苏利的时候，“外事报道”说他对这件事“采取了中间立场”。
苏利认为，“容纳最多不过两个寮国人员当大臣做做样子是没有坏处的”。
“外事报道”还说，老挝国际委员会印度主席森是支持富马首相的。

西姆波朗逃入山区
据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
背叛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前第1军区司令西姆波朗，已经和以前帮他进行走私活动的部队一起，从棉兰逃进了打板奴里（在中苏门答腊）山林地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京成立
据新华社讯
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发展而成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已经在22日成立。
心理研究工作者们在22、23日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提出了二十篇论文，总结了他们几年来的研究成果。
心理研究室是在1952年建立的。
几年来，研究室对动物条件反射、人类感觉知觉、语言思惟及个性心理学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心理研究所已经成立了以潘菽、曹日昌和丁瓒等十四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

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
通过凉山彝族拼音文字草案
据新华社成都27日电
24日闭幕的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通过了关于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的决议。
居住在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四省的三百二十多万彝族人民，方言土语相当复杂。
会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全国彝族不可能使用一种文字方案，先确定彝族北部方言（即凉山彝族地区的方言）的文字方案是必要的。
在这部分方言区的彝族约有一百三十万人。
凉山彝族原有一种老彝文，对保存和发展凉山彝族文化曾经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字形、词汇和书法上有许多不便，很难充分有效地适应现代生活各方面的需要。
因此，从1951年起，一些语言科学家在当地人民帮助下就制定了一种实验拼音文字。
这次会议通过的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就是以当时创立的实验拼音文字为基础再加以修正补充而成的。
会议指出：
这个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将大大有利于凉山彝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云南、贵州、广西彝族文字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很大的帮助。
会议认为：
在彝文进行改革的同时，对于原有彝文应该加以珍视，并通过它来研究彝族人民的文化遗产。
这次会议从18日开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在成都召开的。

改进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
天津交流中学教育工作经验
新华社天津27日电
天津市从19日开始举行的中学教育工作经验交流大会在26日结束。
七十多名教师在会上交流了他们在各个教学环节中的心得和辅导学生的经验。
这次经验交流是分语文、数学、生物等十个科进行的，各科教师都广泛地交流了备课、巩固学生的知识、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等方面教学经验。
天津市第16中学语文教师渠川琇介绍的在古典文学教学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在目前中等学校中绝大部分班级取消了政治课以后，为语文教学贯彻政治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天津市第1中学物理教师刘铁铮针对学生学习中存在着背定义、乱套公式的缺点，研究出许多帮助学生思考和理解的办法。
天津市教育局准备根据这次交流的经验和教师们提出的意见，提出各科教学工作的改革方案。

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马寅初
（续昨日）
八、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平衡
社会主义商业分国内和国外两部，因此，讨论商业时，不能不连带讨论国外贸易。
目前，我国出口物资主要是农副产品，就是出口的许多轻工业品也需要用农产品作原料。
大家知道，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
农业的丰收或歉收不仅对轻工业有很大的影响，对进出口贸易，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进口多少物资，不能孤立地只从工业建设的需要来考虑，还应该看出口货源供应情况如何而定，而按照国家建设需要、进口可能和外汇情况等各方面因素，权衡轻重缓急加以综合平衡来考虑，也是重要的问题。
所谓国家建设需要是指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的进口来说的。
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因此进出口贸易，是和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有密切的关系的。
国家计划机构在编制年度和长期计划时，应当将各项生产建设的进口需要、出口货源的供应和国内市场的需要尽可能结合起来，全面地、切实地予以综合平衡。
出口货源不能盲目地出口得过多，也不能出口得太少。
如果出口得太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上某些重要商品的供应发生困难，不能满足群众的眼前需要，就会引起物价的波动，从而影响到国家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工农联盟的巩固，以及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反之，如果出口得太少，就不能保证重工业建设物资的进口需要，那就会影响到国家工业化的进度，从而损害了群众的长远利益，削弱了今后工农联盟进一步的巩固。
由此推知，如因国内需要很紧张，出口货源必须减少一些，则进口物资亦必减少一些，以保证外汇收支平衡。
以生猪为例，由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而增加了肉类的需要量，出现了猪肉供应量的紧张情况，商业部门就采取减少猪肉出口的办法来和缓目前城乡肉类供应的紧张程度。
由此可见，随着情况的变化，进出口间必须经常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
例如，到1967年，全国棉花的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两倍。
那时，我们可以年有价值一、二十亿元的纱布出口。
在十二年内，全国粮食总产量要达到目前总产量的一倍半以上，其中一部分或者可以出口去向外国交换工业建设物资，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之间又会出现一个新平衡。
我们研究平衡理论，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
我们实际的生活正是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中发展的。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发展的观点，采取积极的措施，不断地发现新的薄弱环节，不断地克服新的不平衡，使整个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较高的水平。
九、积累和消费的平衡
我们在前节说，出口物资主要的还是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
这些物资输出国外去交换生产资料来发展我国的重工业，它们当然就是变形的资金积累。
我们要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就必须要有和它相适应的资金积累。
而实现资金积累的道路，由于我国社会制度所决定，只能依靠国内积累。
积累的多少和快慢，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改善的程度。
但积累的来源除出口物资外，还有轻工业、重工业、商业和农业。
轻工业是能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但重工业本身也未尝不可以积累资金。
鞍钢所提供的利润就大大超过了国家建设鞍钢的全部资金。
但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毕竟是从农业和商业中得来的。
因为农民是我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粮食和原料的供应来源，我们要积累资金，首先要依靠农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合作化迅速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多了，购买力提高了，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如化学肥料、拖拉机、播种机、抽水机、胶轮运输工具等等，生活资料如各色各样的布匹、自行车、钢笔、电筒、书籍等等，其数量之大，难以估计，而这个数字随着工农业的发展而逐步增加。
如果我们能以继续不断增长的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继续不断增长的农产品，那么，我们就能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保持物价的稳定，同时又能为国家增加税收和取得利润，而这也等于为国家积累不少的资金。
大家知道，积累和消费二者加起来也等于国民收入，而国民收入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服务于生产的运输业、商业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常说的总产值。
除去用来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外，剩下的另一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常说的净产值。
这个净产值，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是全部的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
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说用作消费；
另一部分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也就是说用作资金积累。
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工业、商业、主要从农业方面取得一定的资金积累，是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给农民和所有劳动人民创造更大的福利，这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但是积累的速度不能太快。
太快了，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那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妨碍工农联盟，也会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
当然也不能太慢，太慢了，就会妨碍国家工业化，也同样会妨碍工农联盟。
所以积累和消费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平衡。
我们的物价政策、税收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因此，我们必须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一个适当的处理。
所以，党和政府在合作社产品分配方面采取了“少扣多分”的方针，就是要
“既保证集体生产需要，又照顾社员生活需要”的方针。
中央指示：
要把合作社总收入的60％到70％分配给社员，争取90％的社员能够增加收入，这是当前实现这条方针的具体的政策界限。
经过1956年夏收分配的实践，证明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
这个指示合理地解决了农民收入的分配问题。
对于国民收入（包括各业的收入），也是与农业社的收入一样，要合理地解决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
根据计划委员会对第1个五年计划中各项指标的初步计算，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中的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用于积累的部分约占22％，用于消费的部分约占78％；
同苏联几个五年计划相比，我国积累基金所占的比例较苏联低（苏联大约为25％左右），而消费基金所占的比例则比苏联高（苏联大约为75％左右）。
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富春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考虑到我国人多、生产不发达等因素，积累基金的比例只能稍低一些。
而按照这一比例，既可以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也可以使人民的生活得到适当的改善了。
至于其他五年计划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薄一波先生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要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
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要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
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要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
他觉得这些比例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
但他不说这些比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妥当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进一步的节减，积累是可以适当地提高的。
在苏联，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为二十五比七十五，而我国，则为二十二比七十八。
而依薄一波先生的意见应为二十比八十，或者稍高一些，这当然大致是由于我国人多、生产不发达所致。
如果我们要力步苏联的后尘，把比例提高到二十五比七十五，我们就必须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即电气化和机械化，使农民富裕起来。
但如果没有重工业的发达，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进我们的农业技术，就不可能达到农业现代化。
农业不现代化，农业的生产力不容易大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既不能大大地提高，则消费品工业亦不必前进且无法前进。
因为如果单独前进而农业跟不上，不能满足工业对于粮食、原料、资金积累的需要；
工业即已前进，亦必被迫后退。
进一步说，农业生产力既不能大大地提高，农民亦不能很快地富裕起来，其购买力亦不能增大，如消费品工业孤独地前进，不免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故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不能提高到苏联的水平（二十五比七十五）。
谁都知道，我们目前还不可能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不可能大规模地垦荒来扩大耕田面积，因为这些都取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
钢铁生产的多寡，是衡量国家工业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虽在过去几年中，我国钢铁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但从我国工业建设角度来看，则觉得现在工业建设所需要的钢铁是惊人的。
一亿元建筑安装工作量平均需要钢材二点二到二点五万吨；
一千公里的铁路需要钢轨和钢材十八到十九万吨。
我国要建设强大的机械化工业，也必须要有足够材料，首先是钢铁。
根据过去几年来的实际资料，机械工业每提高一亿元的生产总值，平均需要钢材一点五万吨左右。
因为这个缘故，在短期内，我们还不可能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不可能大规模地来垦荒，即使可能，运输能力也跟不上。
因此，我们目前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只能在现有的土地上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来扩大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同时，在可能条件下，尽可能开垦一些荒地以扩大耕田面积。
这就是当前农业增产的基本方向。
我们有优厚的自然条件，充沛的人力资源，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正可以来充分地挖掘现有土地的巨大的潜在力量。
我们已经采用了行之有效的各种增产措施，如：
（一）兴修水利；
（二）防止水患；
（三）发掘肥源；
（四）改良土壤；
（五）选用良种；
（六）推广新式农具；
（七）防除病虫害；
（八）改进耕作技术；
（九）改变耕作制度等等。
此后，我们只要用大力进行这些措施，一定能够在现有土地上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达到农业增产的目的。
十、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掌握
薄一波先生认为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要低于40％，或者略高一些，是适合于当前经济情况的。
1956年基本建设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46.7％，其目的在于想更多地搞一些工业建设，使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
但结果，反而“欲速则不达”，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使积累和消费之间发生脱节的现象。
这是由于没有好好地掌握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缘故。
所谓不良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1个不良的后果是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跟不上。
以钢铁为例，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过去几年是相当快的。
第1个五年计划中规定我国钢的产量要从1952年的一百三十四点九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四百一十二万吨，每年平均增长25％。
但执行的结果，到1957年预计可以达到五百五十万吨，每年平均增长32.5％。
高速度发展钢铁工业的方针是对的，条件也是具备的，问题是在于生铁、焦炭和耐火材料的供应跟不上。
炼钢平炉的利用率提高得很快，但是它前面的炼铁跟不上，后面的轧钢跟不上，这也就妨碍了炼钢能力更迅速的提高。
这是由于缺乏综合的研究和综合的平衡，以致发生各个环节不能衔接所致。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如生铁、焦炭、耐火材料供不应求，它们的价格一定自动地上涨，上涨之后，生产自然增加，价值规律在此自动地起其调剂作用。
但在我们这里，这些东西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有权可以支配，只要切实依照按比例发展规律进行，用不着价值规律来代劳。
国家可以利用这个规律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它不能自动地起其作用。
在我们这里的问题，乃在于平衡工作做得全面不全面的问题。
这个例子，明显地指出支配这个平衡工作，不是价值规律（无非利用价值规律作为一个补助），而是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不过工作没有全面地按这个规律安排而已。
这大抵是由于我们尚在过渡时期，经验不足，预见性不够所致。
第2个不良的后果是运输力量跟不上。
原因在于运量的急剧增长，如铁路、营业汽车和民用航空，1956年预计完成的货运量将接近或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又加以新增的运输线路和设备跟不上运量上涨的速度。
同时，各种运输工具的综合利用组织得还不够好，重复、对流、过运、迂回等不合理运输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就更增加了运输的紧张程度。
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必须在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相应地发展运输业。
若只顾基本工业建设而不顾运输业，则大建设由于没有相适应的交通运输条件，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
例如在货运方面，如北京至郑州、石家庄至太原和陇海线西段的通过能力的利用已达饱和点，所以常常发生货车积压、车站堵塞，甚至有完不成运输任务的情况。
在客运方面，则常常发生旅客买不到票，上车找不到座位等现象。
在这里起作用的也不是价值法则，乃是按比例发展规律。
由此可以看出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我们的建设工作必须按此规律进行。
要作好这一工作，第一必须以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依据，使重点和全面相结合，忽视重点或削弱重点的平均主义思想，或只顾重点不顾其它的孤立主义思想，和过分强调一个方面、一个地区的局部思想，都是同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对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也是有害的。
我们要知道，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其中一定有一个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我们要透彻地研究这个规律，要全面地了解经济情况，要预见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发展趋势，才能对各种经济成份在确定计划指标时，做出一个好的统筹安排工作，把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地区联系在一个国家计划之内。
这个工作异常艰巨细致，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
若对实际经济情况了解得不够而要定出适当的指标，是很难的，势必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前松后紧、时松时紧的不均衡现象。
但要注意，虽然我们要正确地掌握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是所定的比例，并不是呆板的公式，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必然有程度不同的比例关系；
只有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进行反复的平衡计算，才能比较恰当地规定出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而且要在实践中加以修正补充。
在这一节中有下列突出两点，要再加以研究：
（甲）这个物资供应“跟不上”的毛病，有无补救的方法？
（乙）在我们这里，支配我们计划工作的是按比例发展规律，并不是价值规律，但是我们却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达到供销平衡的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它。
现在分两段加以说明。
（甲）物资供应和物资储备的平衡
这个“跟不上”的毛病，一部分可以用物资储备的方法来补救。
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尤其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如上所说的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跟不上的现象，当然会时常发生的。
这是由于没有全面地按比例发展规律安排所致。
因此，在基本建设方面，对于勘察、设计、供应设备和材料等各个环节的衔接注意得不够，因而在某些工地上经常发生停工待图、停工待料、赶工窝工等浪费现象。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前松后紧、时松时紧的不均衡现象。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还可以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
下列三个例子可以说清楚这一点。
第1是煤炭工业。
在计算煤炭需要量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它工业超计划发展的可能性大于煤炭工业超计划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在规定煤炭工业的生产水平时，必须要保有一定的后备生产能力，并建立国家对煤炭的储备制度。
在考虑到煤炭工业的建设规模时，必须使建设规模和对煤炭工业生产水平的要求相适应。
同时，由于矿井的建设时期长，想在年度计划中用追加项目的办法，来解决已经形成的煤炭供不应求的极度紧张情况是不可能的。
第2个例子是钢材、水泥、生铁等几种物资的生产。
在过去，有些部门的平衡工作做得不够好，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思想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完全贯彻执行。
即使平衡工作当时做得比较好，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
例如1954年农业的减产影响了某些工业生产，削减了基本建设，因而1955年的钢材、水泥、生铁等几种物资有些剩余，生产部门要求对外贸易部把这些剩余物资出口，以免积压并支持生产。
今年初，社会主义高潮到来后，这几种物资又因需要激增而感到不够（感到跟不上），又要求对外贸易部把已经定了的出口计划中途变更。
结果就可能影响对外合同的执行和国家对外的信誉，同时也影响基本工业建设进口计划的完成。
假若当初把一时虚假现象的剩余物资留作物资后备，就不致有“跟不上”这样的现象发生。
第3个例子是基本建设。
几年来，在基本建设方面，已培养出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建筑队伍，到1956年第1季度，全国建筑安装方面的职工总数已经达到一百四十一万人。
他们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掌握一些新的技术。
过去许多只能适合于一般民用建筑的综合性的建筑公司，已成了各种专业的工程公司。
因此，建筑施工部门出现了很多先进经验，建筑安装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工期就不断地缩短，劳动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了。
比如在电站建设方面，过去安装两台二万五千瓩的发电设备，从开工到第1台机组投入生产的时间是二十五个月；
现在建设一个同样规模的电站，时间只用十六到十八个月。
在煤矿建设方面，建设一个大型立井，在改进了施工方法之后，工期可以缩短半年到一年。
但是设计工作、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生产，不能以同样的速度齐头并进，不能适应建筑施工的工期不断缩短的要求，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基本建设计划中很不协调的情况，就是“跟不上”的情况。
因而在某些工地上经常发生停工待图、停工待料、赶工窝工等浪费现象，甚至造成某些工程不能按期竣工的现象。
这说明了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件非常艰巨细致的工作。
在初期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以后经验越来越丰富，研究越来越深刻，计划工作定必越来越准确。
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目前可以用后备力量来弥补这些缺点。
因此冶金工业部今年在提出正式建设工程项目的同时，又提出了一批后备工程项目。
目的是为了在原计划中某些工程不能按计划进行的时候，可以用后备工程去代替它。
对于有些由于设计和设备的原因，确实不能按原计划的时间进行建设的工程项目，准备加以削减或推迟，而把那些条件具备的后备工程项目，转入正式计划。
这样就可能减少材料、设备、设计和施工之间不相协调的困难，并可使基本建设比较顺利地进行，同时又保证完成1956年基本建设总的工作量。
（乙）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的平衡（供销平衡）
在这里让我来谈谈我们如何利用价值规律来达到供销平衡的目的。
近来，各地干部和职工纷纷向财政部去信，问为什么不采取每年普遍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方针，而采取基本稳定工业品价格的方针？
主要原因是在于普遍降低工业品的条件，客观上还不存在。
因为我们化学工业尤其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品不能不受着农业原料的限制。
除了极少数工业品以外，不是供过于求，乃是供不应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普遍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方针，势必发生严重的脱销现象，其结果不是被迫重新提高价格，便是人民买不到东西，出现黑市，破坏物价制度；
或者国家被迫增加消费部分资金的比例，减少积累部分资金的比例，这样做势必妨碍重工业建设的速度，打破积累与消费的平衡。
归根到底，降价是一句空话。
1953年曾一度降价出售，结果许多商品发生脱销，不得不重新提高价格。
这是我们宝贵的教训。
刺激生产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确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各地干部和职工同志所提出的降价多销；
另一种是增加职工工资和适当地提高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采用那一种方法，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原料足，设备够，可以保证生产充分的商品，则采用第1种方法是应该的。
反之，如果原料不足，设备一时难以扩大，不能保证供应充分的商品，只能采用第2种方法。
若不顾一切条件，盲目地降低物价，结果不是降价多销，乃是降价脱销。
几年来，我国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市场上商品的供应还能大体上适应市场的需要，工业品市场基本上没有黑市，除了个别供不应求的副食品以外，基本上没有抢购的现象。
这充分地说明了政府所采取的基本稳定工业品价格的方针是正确的。
这也充分地说明了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分配，在稳定的商品价格之下，是平衡的。
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如何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里的降价抬价是人为的，并非像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价格自动的升降来支配生产的增减；
在我们这里不但价格不能支配生产的增减，而价格自己反受人的支配，我们无非利用价格来维持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的平衡而已。
谁都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消费品，必须经过卖买方式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
有卖买，必有货币；
有货币，必有物价。
而人定的物价定得合理不合理，可以决定卖买的成立不成立，生产与分配平衡不平衡，同时也可以决定商品的积压还是脱销。
十一、结尾
我在上一节中已说过，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
我们要做好计划工作，必须首先掌握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而后按此规律，使重点和全面相结合。
只顾重点，忽视其它的孤立主义思想是错误的；
强调若干方面、若干地区，忽视其它方面、其它地区也是错误的，是违反按比例发展规律的。
我在这篇论文中，因限于篇幅，只谈到几个环节，没有谈到每个环节中的各方面。
例如工业是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中的各方面也应该谈到，才得称为全面综合平衡理论。
工业除重工业和轻工业一个方面之外，还有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间的平衡、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间的平衡、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间的平衡、建设规模和地质资源间的平衡、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间的平衡、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间的平衡、国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间的平衡等等，因限于篇幅，在这里不谈了，拟另作一文加以详细讨论。
（完）

“为官容易读书难”
邵燕祥
报载，有这样一位科长，对他属下讨论“八大”文件的同志“训话”，要大家学好上级布置的“八个大文件”云云。
哑然失笑之余，我想起小时候朝夕相对的一幅中堂，上面一句说：
“为官容易读书难”。
这出自一个官僚的手笔，感谢他无意间说出了老实话。
在他，“为官”就是“为官”：
骑在人民头上，信手搜刮，可使“天高三尺”；
倘有靠山可凭，大权在握，本不是什么难事。
单口相声“连升三级”不是也讲到这么一个角色么？
目不识丁、不学无术的张好古，居然在翰林院里混了三年，全仗着一句“好的好的”，应付了许多差使。
这虽然是相声艺人的讽谕，其实在那买官鬻爵的社会，确是不乏其人。
今天可不然了。
不管在什么职位，都要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不容易，得有真才实学；
要服务得好，得读书——广义地说，就是学习。
例如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八大”文件，以及党和国家的许多政策；
还要学习专业知识，比方从事戏曲工作吧，就该知道“乱世鸳鸯”和“拜月记”是一出戏，不把前者当作黄色戏曲禁演等等。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本来无所谓官；
不过在这当中，为人民服务得不好的官僚主义者是有的。
官僚主义事出有因，而且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身居领导职位而不学习。
不读书，或读书不求甚解，思想僵化，精神空虚，结果不是“为官容易”，倒是“容易为官”——很自然地成为官僚主义者。
但是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这就使官僚主义者处境很不“容易”，“上压下挤”，十分难堪。
无如并不是每一个“此中人”全部意识到了这一点。
某科长就还只是在督促别人学习“八个大文件”呢。
放眼看来，又何独某科长然！
所以非敲起警钟不可。
“为官容易”与否，姑且不去管它；
“读书难”，这是事实。
若不想浅尝辄止，或仅仅背诵教条，那么每一课都要付出老老实实的劳动。
若不想成为“只做官、不做事”，终于被人民摈弃的人，而想为人民多做事、做好事，就不能吝惜这份劳动。
让我们记住“八个大文件”这个新典故，经常引以为戒吧。

从供销社归来（木刻）布和朝鲁

只要真心干
（蒙古谚语）
只要真心干，
牛车也能把兔赶。
多手多脚干，
赛过伶仃英雄汉。
群聚的喜鹊，
要比单走的虎强。
人在甜言上易栽跟头，
马在软地上常打前失。
泣泪悲愁，
不如握紧拳头。
郝苏民选辑

“国际新年”的回忆
王燎
几年来旅居国外，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不免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
今年，我回到祖国和亲人们一起迎接新年，思乡之苦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依然想起“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因为我又有了新的怀念——怀念着我国外的朋友们，怀念着我们在莫斯科一起度过的几次“国际新年”。
“国际新年”，就是在除夕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聚在一起过年。
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序，也没有什么礼节的约束，我们无拘无束地在一起欢度这个愉快的夜晚。
当收音机传出克里姆林宫的十二响钟声之后，伏罗希洛夫同志就向全体苏联人民致新年贺辞了。
我们静静地听完他的讲话，大家就举起酒杯，高喊“乌拉”，互相祝贺。
我们和苏联人民一起过年了。
这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爱和喜悦。
我们为遥远的祖国和亲人们祝福，也为站在面前的国际友人祝福。
这时，不管我们的皮肤和头发的颜色如何不同，每一个身在国外的人，一下子都觉得彼此是这么亲近，拥抱和接吻也不能表达出我们的感情。
今天，我还深深地记得和我一起度过“国际新年”的友人们的每张面孔和他们的声调和眼神。
那沉默寡言的退伍军官朝鲜李，那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德国人赫尔姆特，那心急口快的波兰少女玛丽雅，那布达佩斯工人出身的杨努世，那二十几岁就秃了顶的捷克人亚力山大……。
在莫斯科几年的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具有不同生活经历和生活习惯的人，成了不分彼此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准备功课，我们一起打篮球，一起做“国际饭”吃；
我们也爱在一起谈谈说说从国际大事谈到自己的私事。
然而，我们最常谈的题目，还是各自国家的一些情形，人民的风俗习惯，自己过去的生活……。
而当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经常谈到的却是自己的幻想和抱负。
现在，我的朋友们都已经回到祖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了。
在佳节又将到临的时候，我是多么怀念他们啊！
朋友们，你们可还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日子，你们可还记得那除夕之夜的“国际新年”？
今天，在千里之外，让我们的心飞过高山和重洋聚在一起，再一次举杯祝贺新年吧！

山林在呼喊
陈善文
我站在瑶山上
看满山满谷
红枫绿杉
白芦苇在晚风中摆动
那深深的山谷啊
那无穷无尽的古老的呼喊
像晚潮拍岸
像钱塘秋涨
像万箭脱弦而去
像万马奔过山间
古老的森林啊
青春的生命在呼喊
1956、11、24于连南瑶山上

论“判处活刑”
吴高伦
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创设了一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生们说，这是一条比死刑还要残酷的法律，因为被判处者天天都在死刑的“威胁”中，还不如早死的好。
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别具用心的恶意的攻击，至少也是一种很大的误会。
事实上，在作了这样的规定之后，我们的政府就在用一切的方法来帮助被判处者争取永远活下去的前途，争取永不执行的前途。
所以，这是一条在特殊情形下的最人道的法律。
这是闲话，暂且按下不说。
但是，在解放以后，我却觉得在我们的一个界——报纸、杂志和出版界中，倒真是创造了一条有点有伤“人道”的法律了。
这条法律的名称可以叫做“判处活刑，长期执行”。
这话怎解呢？
这就是说，收到一部或者一篇稿子之后，往往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结果。
说死吗，并没有干脆退回说明不用；
说活吗，03月05月、三年五载不见发表出来，这只能说是战战兢兢地在承受一种长期的“活刑”。
活刑之一，是收到稿件后经年累月不见动静，连收条也没有一张。
岁月易逝，人生一世能够这样等待几次？
活刑之二，是要作者无数次的补充、修改。
编辑同志却不知道“山中才数日，世上几千年”，这样补充下去，何日能够“赶上现实”？
活刑之三，是为了慎重而由很多人审来审去，就像没有一点训练的篮球队，抛来抛去，就是抛不进圈。
作品就像自己的婴儿。
如果一个人的婴儿，生下地来，就被别人抱去研究他是否足月，是否五官周全，是否有遗传病等等，而且三年五载，渺无音信，你想，身为母亲的人的痛苦为何如？
笔者忝为编辑界工作人员之一，有时也不免参与了这种“判处活刑，长期执行”的判决，这实在是一件“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我们那地方叫做“丧德”的事情。
我虽然也曾为了反对这种徒刑而不断地奋斗过，但是却没有什么大结果，甚至一个小小单位的空气也变不过来，这不是有些可悲么？
除了编辑的工作而外，有时候我自己也手痒起来，偶尔写点不像文章的文章，就曾经尝过多次这种“判处活刑”的味道。
有几次甚至于是这样的：
千把字的短文，已蒙恩准刊用，一个电话来说（有一次是星期六晚上），请你务必在今晚改好，明天或本期就刊用。
等你如实照办之后，一个月、两个月没有下文，也不对你说个所以。
这种事情，我不愿说他是“官僚主义”，更愿说他是有伤人道。
以上所说，在过去几年，大概可以称为“不成文”法，但近来这条法律渐渐有变为“成文法”的趋势，这就更不能令人默尔而息了。
大家知道，近来有很多报刊，都逐渐明文规定，来稿如不刊用，恕不能一一退回，退回的也不能附上意见。
我想，这个规定不能说是错误的。
熟悉内幕的人就知道，有时一个小小杂志的编辑部，一来就是几十个人，大部分的人力都用在退稿、复信、提意见、通讯联络等事情上，但是杂志还是没有办好。
所以适当地减少这一部分工作，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
但是，最近看见一个刊物的征稿启事，就差不多要把“判处活刑”变成“成文法”了。
这个启事说：
“因编辑部人手太少，无法做到每稿必退，故一般不退稿。”
刚才是“无法做到每稿必退”，一下就变成“一般不退稿”了，而且妙文还在后面——紧接上面两句的是：
“稿件寄来后，上了两个月尚未收到我们的回信，即表示不用了”。
这是一种什么“先进工作方法”呢？
对编辑部来说可谓省事之至，对作者来说就未免有点冷酷了。
这个话就等于说，“没有音信”就表示“没有音信”了，这是多么的不讲道理！
对于作者，冷酷处还不只此，因为作者还会设想：
不见得不用了吧，是不是稿件没有收到呢？
是不是由于稿件太多还没有排到我的头上呢？
是不是有什么临时的“运动”一时人力不够呢？
总之，他可能变成永不死心的单恋者。
无言的回答，是轻蔑和冷淡的表示，这应该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加以肃清的，对于“文章是自己的好”的人们，尤其不应如此。
话也不要一面倒，这种“判处活刑，长期执行”的事，有时候也是由作者自己争来的。
例如，本来十万字可以写完的，有的人坚持要写五十万字或者一百万字；
本来是取自几本书的拼凑产物，却硬要说是可以问世的“创作”；
本来是就一个现成译本略改几个字的译稿，却非说别人的译文如何一塌胡涂，自己的译文则是如何如何的信达雅不可；
本来是从常见书（对专门家来说）上漫无标准地抄来的，却又略欠自知之明地自诩为多所“发明”、一字不可更易的伟著。……凡此，对于“通人”来说，都是大可不必的。
我的主要职业是编辑，本“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的古义，在这里对后者就不便深论了。
对不起，锋芒还是转回来对着我的同行吧：
我也想请求什么的保佑一下，这篇文章也不要被“判处活刑”就好了。

钢铁战线上的友情
草明
李尚忠和柯烈斯尼柯夫的友谊是从炼钢开始的，所以他们的友情也坚如钢铁。
尽管李尚忠一想起柯烈斯尼柯夫的时候，就想到怎样在自己的平炉里把炼钢时间再缩短一些；
但是，有时总免不了要想想：
柯烈斯尼柯夫的太太和小孩们是怎么样的，他工作的车间是不是和自己的车间一样，他的祖国究竟怎么个漂亮法等等一连串的问题。
去年10月里，柯烈斯尼柯夫来鞍山时，虽然邀请过他：
“请你到苏联去，并且上我家串门子去。”
他只把这句话当作梦想吧了。
今年11月里，冶金业工会考察团去苏联访问时，李尚忠也被邀请参加，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在莫斯科时，啊，他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红五星高高地插入深灰色的初冬的天幕里，虽然在电影上，在画页里无数次看到过这几颗红星，但是究竟没有亲眼看的亮，没有亲眼看的高。
还有，那二十多层高的莫斯科大学，那说不尽多么优美的芭蕾舞剧……。
当一个成天和坚硬的钢铁打交道的中国炼钢工，看到了那一群轻盈得像白云，柔软得似棉绒的天鹅的时候，他的心情也禁不住随着那轻柔的舞蹈的旋律，飘到秀丽的湖边去了。
瞻仰了列宁—斯大林墓，特别是参观了列宁博物馆，李尚忠深深感到自己上了一课活的国际主义的教育。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列宁按照马克思的原则，把第1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建立起来了。
我们呢，我们祖国已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了，我们炼钢工人不好好地多炼钢，让祖国早点工业化，那还等什么时候？”
李尚忠心里想道。
他就在这样激动的心情下参观了苏联的几个钢铁的城市，并在马格尼托格斯克钢铁厂会见了他的朋友和老师柯烈斯尼柯夫的。
马格尼托格斯克在苏联是个有名的钢铁厂。
特别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工人们对保卫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那时工人们常说：
“打中法西斯的三颗炮弹中，有两颗是我们这儿的钢做的。”
当李尚忠和代表团进去参观的时候，以为自己走进花园里。
“唉，咱们鞍钢，连个打球的场子也挤没有了。
瞧这里，好大个院落，树木、花坛、喷水池、球场、图书馆、俱乐部……啥都有。”
他赞叹着。
现场也很大，平炉车间就有三个，有各色各样的轧钢车间，高炉都是一千三百多立方公尺的……
有趣的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河乌拉尔河把这个钢铁厂和农庄联系起来。
钢铁厂在乌拉尔河欧洲的这一边，农庄和住宅在乌拉尔河亚洲的那一边。
李尚忠不禁赞羡地望着这道美丽的河流，它不仅把欧亚两洲接连起来，也把工业和农业联系起来。
但是，最最使李尚忠不能忘记的是，他和柯烈斯尼柯夫在马格尼托格斯克共同炼了一炉钢。
这两个老搭当一见面时，高兴得忘记了一切地紧紧抱成一块，好像再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分得开来似地。
“啊，我们曾经在鞍山共同炼了一炉钢，现在我们又在马格尼托格斯克一块儿炼钢了。”
李尚忠热烈地说。
“我们虽然在两个国家和不同的城市，也相隔好几千里，但是我们都是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
你们的成绩常常鼓舞着我们。”
柯烈斯尼柯夫由衷地回答他。
“我们打从你那儿学到经验后，我们平炉的快速炼钢平均达到出钢总炉数的40％到45％。
现在我们的炉子决心争取提前一年零一个月完成五年计划。
这都是和你的帮助分不开的。”
这些情况，他们早就写信告诉过柯烈斯尼柯夫，不过现在见了面，他不由得亲热地再说一遍。
“不，这都是中国钢铁工人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和智慧高度发挥出来的表现。
我仅仅是把苏联工人的经验介绍给你们罢了。”
柯烈斯尼柯夫谦逊地说。
当下他们两个换了操作服，便到车间去了。
李尚忠一看这个平炉，就和自己的一号平炉一样，全是自动化的。
再看看炉前炉后，却比咱们的干净得多。
他暗地里说了一声“惭愧”。
他过细一看，哪一个是工长，哪一个是炼钢工，全看不出来。
他暗暗想道：
“在咱们车间，两手叉腰，或者伸着脖子往门洞里看望炉顶的，不用问，准是炼钢工；
谁的操作服比较白净点的，那准是工长。
看人家，不管是工长是炼钢工，都动手操作。”
他就这样地把人家的优良作风一点一滴地记在心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