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日:19561227-年月日
下一日:19561229-年月日
12月28日
△下午6时30分,从拉合尔到达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
在机场受到先期到达这里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东巴基斯坦省长法兹鲁尔·哈克等的欢迎。
△晚7时,出席在达卡举行的一个盛大的欢迎会。
△晚上,出席东巴基斯坦省长法兹鲁尔·哈克举行的宴会。
12月28日
△傍晚,抵达东巴基斯坦省首府达卡。
次日,出席东巴基斯坦群众大会,在讲话中强调:
对于我们亚非人民说来,友好团结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有了我们的友好团结就能有助于保证我们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就能医治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创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进步富强。
1956年12月28日
△天不晴明亦不太冷。
△早七时起作外功。
△八时半到前门修表,大的当时即得用,小的须七08日后。
购花生酱(久觅未得者),到总邮局收颂天兑来之款。
△午饭后艮庸来借去《资本论》三巨册。
△二时到政协文化组,讨论工艺美术问题,由庞、雷、祝诸君发言,强调生活日用品之美化而以“古玩化”为非。
又追问究竟由谁来领导〔的〕问题,是贸易部门抑生产部门,抑文化部门?
〔在〕座有陈真如。
△晚饭后检理旧报,作外功后就睡。
恕儿有电话来,元旦回家。
1956年12月28日
到东巴首府达卡访问。
1956年12月28日
出席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五人小组(另三人为罗瑞卿、谭政、陈赓)会议,讨论撤销公安军番号及其领导机关的问题,并确定,在总参谋部设警备部,承办警备业务。
1957年01月22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1956年12月28日
△上午把少数民族问题一段誊清。
△下午老总又说要讲话稿看,因此把稿子送王焰同志阅,我则阅改王焰同志所写的第1部分。
1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安志敏同志谈黄河工作队计划,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工作队工作事。校阅训练班讲义(苏秉琦的《秦汉考古导言》)。下午写《新疆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理发。赴邮局取邮包。
1956年12月28日
下午至出版社,讨论文化部会谈记录。
1956年12月28日
星期五
气候:雨昏沉
雪耻:
一、爱克覆函,上次以凡用武力反共战争,彼皆绝对反对,而今次只说推倒共产无须由自由世界进攻之意。又对大陆反共革命,彼以积极准备等待机会之到来,得以适当方式利用此等事态之发展。余以为此乃余前对劳勃生面询其「如我大陆反共革命,一且如匈牙利者群起,你美国仍将反对我国军反攻乎?」之答语也,故其此次覆函,不能说无进步耳。
△朝课后修正元旦第二次文告。入府会客,召见调职人员后,情报会谈毕,
△与孟缉谈话,以张学良来函交经国研究。
△正午篮钦夫妇在寓便餐。午课后修稿,
△记事,看西安半月记完,更有所感也。晚与妻等玩桌上跑马游戏具,妻甚兴奋,
△晚课。
【注】
因注解格式不同,暂时去除。
12月28日
28日
六十四至六十七度,昨夜迄今晚时有微雨。
上午法真来述已晤雷空华。
又述张尔□到台中拟日内往视之云云。
晚饭在白百合、陈启清请客,座有林柏寿、王开运、陈逢源、潘仰山,有文某君极劝酒能事。
相关人物:赵法真 雷空华 林柏寿 陈启清 陈逢源 王开运 潘仰山
Morning, office. Had a little talk with Hu Chien-chung 【胡健中]. He told me he had heard some criticism since he came to New York, and the chief point of which was to the effect that I was intolerant to Shuhsi Hsu 【徐淑希]. He went on to say that he had favored appointing me to be Prime Minister. He asked about the conduct of P. H. Chang 【張平群], for Pan Chao-yin 【潘朝英] had accused P. H. of having seduced some girl student under the patronage of Archbishop Yu Pin 【于斌]. Told him that P. H. had his weakness for women, but never seduced any girl student; that P. H. was not corrupt, never tried to exploit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always executed faithfully tasks assigned to him.
Lunch with Koo 【顧維鈞] in Pierre. Yeh 【葉公超] and Liu Chieh 【劉鍇] were there. Talked about election to the court, publicity, and the Middle East. George 【葉公超] related his experiences in Cambodia and Laos. He said that American diplomats there were entirely lost; aside from bribing their way to persons of high position, they had no other entrée or venue. The society in South East Asia seemed incomprehensible to the Americans.
Evening, dinner with Jean Kwong. Bridge till 2 a.m.
文件列表于20211020采集自国史馆。
简体列表为TXT文件,供本地标注及检索用。
繁体列表为CSV文件,供复制后至检索平台查询用。
可复制繁体标题至国史馆检索系统查询对应文件。
| no | 入藏登录号 | 卷名 | 档案系列 | 题名摘要 | 卷件开始日期 | 卷件结束日期 | 数位典藏号 |
|---|---|---|---|---|---|---|---|
| 20821 | 002000000028P | 领袖照片资料辑集 (二十六) | 蒋中正总统文物-照片-主题-总类 | 总统{#蒋中正#}与泰国亚盟会议首席代表{#符勒隆#}夫妇合影 | 1956/12/28 | 1956/12/28 | 002-050101-00028-107 |
| 20822 | 002000000028P | 领袖照片资料辑集 (二十六) | 蒋中正总统文物-照片-主题-总类 | 总统{#蒋中正#}与泰国亚盟会议首席代表{#符勒隆#}夫妇及{#谷正纲#}合影 | 1956/12/28 | 1956/12/28 | 002-050101-00028-108 |
| 20823 | 002000000144P | 总统蒋公影辑—接见外宾 (六) | 蒋中正总统文物-照片-主题-接待外宾 | 总统{#蒋中正#}接见亚洲人民反共联盟泰国首席代表{#符勒隆#}夫妇 | 1956/12/28 | 1956/12/28 | 002-050106-00006-073 |
| 3378 | 005000000007P | 蒋经国照片资料辑集—民国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 | 蒋经国总统文物-照片-时期-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时期 | 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经国#}宴请美援公署署长{#卜兰德#}夫妇等 | 1956/12/28 | 1956/12/28 | 005-030204-00001-003 |
| 19178 | 008000000030A | 石叟丛书-言论第二十六集 | 陈诚副总统文物-文件-石叟丛书-言论 | 第八期教育总检讨讲评:于革命实践研究院联战班第八期教育总检讨后讲 | 1956/12/28 | 1956/12/28 | 008-010102-00026-034 |
| 10787 | 020000029383A | 菲律宾一周时事与政情报告(四) | 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菲律宾-政治 | 驻菲律宾大使馆电外交部检送菲国一周政情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七年五月) | 1956/12/28 | 1957/05/10 | 020-010701-0005 |
| 10788 | 020000030698A | 中日贸易(十一) | 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日本-财经 | 修订民国四十六年度中日贸易计画之情形及相关会议纪录:关于凤梨罐头销日、输日糖价问题、香蕉输日、请日本政府补购食米五万吨事、中日贸易会议纪录及中日首席代表共同声明、日本政府对补购食米事之备忘录,全国商会联合会欢迎日本青果输入协会代表暨发展对日香蕉贸易座谈会纪录等 | 1956/12/28 | 1957/05/28 | 020-010104-0015 |
| 10789 | 020000028724A | 台糖销售中东(二) | 外交部-亚西司-综合-经贸 | 关于台糖销售伊朗该国外交部要求台湾糖业公司酌量减价交涉经过情形事,驻伊朗大使馆电呈有关伊朗众议院质询中涉及伊政府购买台糖事,驻伊朗大使馆呈报伊朗海关及专卖部部长{#柴尔干#}谈伊朗需糖概况及台糖在伊出路等事,驻约旦大使馆函外交部有关驻伊拉克大使馆撤退后洽请台湾糖业公司续雇该馆馆员{#彼得安东#}为通讯员事等 | 1956/12/28 | 1960/04/12 | 020-029902-0009 |
▇20588 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及目前局势(1956年12月28日)
根据Д·Т·谢皮洛夫同志的命令发出
机密
文本第10份
1956年12月28日
第1578/дв号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朝鲜劳动党的局势
1956年是朝鲜劳动党党内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的一年。
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在中断了8年之后,于1956年04月召开了第3次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确定了今后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也确定了朝鲜劳动党今后对外政策的任务。
因此,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是朝鲜国内及朝鲜劳动党内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实践意义。
同时,这次会议的准备和召开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都没有反映苏共二十大最重要的内容,也不能从朝鲜的具体状况出发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原则:克服朝鲜党内对个人崇拜的后果,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加强民主纪律。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表现出的还是以前那种着重发展重工业各个部门,特别是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倾向,而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
同时,这次代表大会也没有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中心问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
无论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劳动党一些著名领导干部都特别担心这些问题。
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琓、徐辉、尹公钦、金承化和其他重要领导干部都认为,今后决不能容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大错误。
甚至军队和工会的一些领导干部对劳动党党内的状况都感到不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期间在波兹南发生的事件更加加强了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不满情绪。
以上指出的那些人打算在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的重大错误,他们指出,盛行的个人崇拜以及按照个人忠诚的原则对干部进行任命的做法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并降低了党和国家各个机构的责任感,党内仍然像以前一样笼罩着互不信任和互相怀疑的气氛,事实上人们在工作中缺乏集体主义,朝鲜国内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极其困难。
这些著名的劳动党领导人对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证明朝鲜劳动党内产生了民族主义干部,他们对劳动党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上指出的领导干部希望通过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揭露现有的严重错误。
众所周知,金日成没有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他的建议,也没有像劳动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对他的期待那样在劳动党8月全体会议上批评党内工作的缺点。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没有开展自我批评,反而采取了一切措施孤立那些打算发言批评缺点和错误的同志。
一些对劳动党领导人的缺点不满的领导干部勇敢而又开诚布公地谴责了劳动党内的状况,因此他们也被看作“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敌对集团”,并遭受党内处分。
以上指出的部分领导干部由于害怕今后再受到迫害就跑到了中国(9人),而朝鲜驻莫斯科前大使李相朝则拒不返回朝鲜。
这样朝鲜劳动党内就形成了复杂的局势,党的领导人的重大缺点和错误没有被揭露出来,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交换了意见,决定派遣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到平壤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讨论朝鲜劳动党内形成的局面。
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9月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重新审查了8月中央全会关于崔昌益、朴昌玉等同志的决议,并且承认,“8月中央全会没有认真审查这些同志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
9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而出逃到中国的同志也被恢复了党籍。
同时,9月中央全会决议也承认必须在党内创造良好的氛围,以便更加积极地组织活动讨论党内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并通过开展深入的批评找出真理,而不要采取组织和行政的方法。
这次全体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应当为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党内民主而努力,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来自下级的批评。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召开以及通过的决议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
金日成和绝大多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都是不愿意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的。
在准备召开9月中央全会过程中他们企图证明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的罪行,证明他们在8月中央全会上对这些人采取的措施是有道理的,对他们作出的组织决定也是有依据的。
现在朝鲜劳动党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种看法认为,8月中央全会揭露了崔昌益和朴昌玉敌对集团,他们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尽管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的职务,恢复了其他人的党籍。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不愿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对崔昌益、朴昌玉等人的组织决定也表现在如下事实,即尽管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其他领导人都同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进行了会谈,商定在报纸公布9月中央全会关于上述问题决议的全部文本,这个决议的文本终究没有公布。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报纸公布了简短的信息通报,公布的这份决议删除了其中两个重要章节,而这两个章节涉及了8月中央全会对崔昌益和朴昌玉所采取措施的评价,同时也涉及了必须发展党内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
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他们也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商定重新审查党委关于与崔昌益和朴昌玉有牵连的其他同志的决议。
然而,这项工作朝鲜领导人进行得非常缓慢。
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的领导干部、国立大学的委员长以及建设厅、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和贸易部的许多领导干部在9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后都被解除了职务,其中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
关于被逮捕的前政治局委员朴一禹,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也同金日成达成了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0月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建议把他软禁在家或者遣送他到中国学习,如果他愿意到中国的话。
然而,这项决议现在还没有执行,这就说明了朝鲜总体的政治局势。
朝鲜内务相方学世认为,考虑到当今的国际局势,不排除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发表一些不受欢迎的言论的可能性,他们支持在党和国家内实行比较民主的领导方法,尽管8月中央全会,把这种言论谴责为党派活动和反党行为,并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处分。
首先,这些言论可能来自中央委员崔昌益,他希望得到金雄(民族保卫省副相)、方虎山(是名中将,曾领导过一个方面军,现在是一个矿厂的副厂长)和高峰起(朝鲜劳动党黄海南道党委委员长)的支持。
在方学世看来,在进行发言批评的时候,还可以期待得到金枓奉类似的发言支持。
以上所述证明,过去金日成曾多次清除自己的对手并且有时对他们滥加镇压,企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现在他的领导方法改变得仍然非常缓慢,他极不情愿改正过去的错误,并且非常勉强地对对手采取说服和教育的方法。
同时应当指出,不论今年的国际事件,还是朝鲜国内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以上指出的朝鲜部分著名领导干部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严重不满现象,不可能不对朝鲜领导人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金日成今年夏天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进行了访问,他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谈,他在莫斯科得到加强对国家经济领导的建议,他也得到建议加强对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关注,米高扬和彭德怀在平壤也开展了工作,这些也不可能不对朝鲜领导人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众所周知,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指出,朝鲜第1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牢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完成农业生产合作化。
在这方面朝鲜劳动党开展了政治、经济和组织工作。
战后恢复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4—1956年),工业领域提前四个半月完成了计划,而农业计划基本上也将完成。
尽管北方一些省份的庄稼收成不好,朝鲜粮食生产总产量基本达到了270万吨,达到了战前1949年的水平。
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8月中央全会上对第1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作了明显的修改。
这次全体会议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兄弟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和合作的原则。
因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可以暂时放弃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大型工业项目的计划,这些大型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建设时间,而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拥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资源的地方建造工业企业。
通过了决议决定放弃平壤大型机电设备厂的建设,放弃以金策的名字命名的清津金属加工厂的恢复工作,放弃平壤化妆品厂的建设以及其他的建设项目。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领导人最近比较关注矿物化肥的生产。
他们提出了缩短兴南化肥厂硝酸钾生产车间建设时间的任务。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推行农业生产的合作化。
到今年10月底,所有农业作业的79%都实现了合作化生产。
可以想象,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化将基本完成。
朝鲜领导人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推行的这些经济措施证明,在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能够更加现实地对待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和工业能力问题,并且表现出对提高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关心。
最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从1956年11月01日起,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35%。
并且制定和推行了新的工资表,按照这个工资表,每月最低的工资标准是1000元,而以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600元。
在今年8—9月份,国家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业商品的市场价格,这些价格平均降低了10%。
由于工资得到了提高以及一些商品零售价格降低,人民一年大约得到了120亿元的好处。
这个数目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可以使人民得到12万吨的大米。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朝鲜领导人除了利用自己国家的资源外,还希望得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日用品的援助,这些援助应该从1957年开始得到。
如果不能增加出售的商品数量,即使提高工资和降低商品的价格也得不到良好的结果。
为了减轻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对国家的税务负担,朝鲜政府通过了减轻农业税和免除农民1956年借贷的粮食的决议,也不再追索在过去年份借贷的粮食。
按照这个决议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被免除今年的农业实物税,并且他们有实物税的优惠,这些税收不超过他们农业收入的10%—12%。
由于干旱粮食收成低的农民、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贫苦农民、生活在非武装地带的农民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农民,对于他们应该完全或者部分免除1956年借贷的粮食和种子,不再向落后的合作社、军属、搬迁者和难民追索过去的借贷。
不应该在1956年给予农民上述优惠,但是,为实现这些目标,预计需要2.6万吨以上储备的粮食。
通过了关于降低使用灌溉设施的实物税,这些税平均降低了4%。
朝鲜政府在10月份也通过决议减少小商人、私营企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50%的所得税和地方税,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不能超过1万元。
朝鲜政府的其他决议也规定地方上的人民权力机构和部门领导人应当保证私营企业主生产日用品所必需的原料供应。
在没有国营和集体贸易的地方可以允许私营商人出售工业品,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需的资金。
为了增加居民收入和外汇的积累,可以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工金砂矿床。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提出的上述措施都在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之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
然而,朝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目前仍然没有达到战前的标准。
朝鲜大约40%的国民需要国家给予生活保障。
每个工人和职员每天可以分到700—900克的粮食,而每个学生和受赡养的人每天可以分到400—500克粮食。
每个人得到的粮食其中50%是大米,50%是其他种类的粮食。
其中只有4%的工人能够每天得到900克粮食,22%的工人能够每天到800克粮食,大部分工人每天得到700克粮食。
工人和职员按照级别每年可以分到15—23米棉布,3—12双袜子,2—12块肥皂,2—6双胶鞋(朝鲜人穿的橡胶鞋),3公斤植物油,7公升酱油,7公斤黄豆和12公斤盐。
最高级别的人占1%,第2级别的人占6%,第3级别的人占17%,73%的工人属于第4、第5和第6级别,他们这类较低级别的人获得的供应比较少。
按照票证供应的商品,远远不能满足工人和职员家属在饮食和衣着方面的需求。
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几乎不能按照票证得到肉食、油脂和糖。
渔产品的供应也不经常。
市场上食品的价格非常高。
比如,1公斤肉需要250—300元,1公斤鱼需要100—200元,1公斤大米需要100元,1公斤土豆需要30—40元,1升豆油需要600元,10个鸡蛋需要130—150元,等等。
工业品的价格情况也是这样。
纺织品、衣服和鞋的市场价格和商业价格都很高,几乎大部分国民都买不起。
国家在战后的三年时间内建造了35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
然而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仍然居住在地下室或者简易住所内,这些简易住所是用高粱秆和黏土建造的。
城市居民冬天极缺燃料,学校校舍和一些机关的办公室几乎不能取暖。
今年农民们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朝鲜北方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在把地租、灌溉设施使用费以及机器租赁站的一些费用上缴给国家之后,在新一季庄稼收获2—3个月之前他们的粮食就已经不够了。
这样,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朝鲜国内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极为低下。
许多工人、职员和农民的家属长期吃不饱,得不到暖和的衣服,生活在条件极差的住所里。
在国家分配的条件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极其困苦。
关于这方面应该指出,南朝鲜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居民的粮食状况要比北朝鲜居民好一些。
南方居民必需品的保障程度也要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南方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的破坏要轻一些,也是由于南朝鲜市场上充满了美国的工业品。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朝鲜人民目前经受的苦难有比较正确的认识,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是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还没有被恢复,也是由于以前朝鲜朋友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们对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和发展轻工业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尽管朝鲜的国内状况严重苦难,朝鲜劳动党的政策还是得到了城乡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他们过去遭受外来压迫,他们的生活比现在还要困苦。
然而,由于英国和法国对埃及的侵略事件以及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防备南朝鲜当局和敌对势力在南朝鲜的代理人可能进行的挑衅活动。
为了做好群众的政治工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和政府官员奔赴全国各地。
他们也非常注意深入研究朝鲜人民军官兵的思想政治状况和居民的情绪。
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美国人和南朝鲜当局加强了针对朝鲜的破坏活动。
在这段时期敌对势力更加频繁地把他们的代理人送往北朝鲜,更加频繁地散发传单,他们的广播节目也加强了侵略论调。
11月份汉城和南朝鲜的其他一些城市组织了群众集会和游行,号召北朝鲜人民起来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
为了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几百名汉城大学生在11月底乘坐汽车到了三八线,他们号召北朝鲜人民“以匈牙利为榜样”。
应当指出,北朝鲜人民对南朝鲜日益加剧的挑衅活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回应,也没有发现什么反对人民政权和朝鲜劳动党的言论。
这段时间朝鲜许多工厂、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举行会议,平壤市民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反对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的挑衅活动,这些都证明,朝鲜人民支持朝鲜的人民民主制度。
最近,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非常注意在党内和居民中开展政治工作。
何况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松散:党的队伍中有116万党员和预备党员,这意味着朝鲜每八个人中就有一名是党员或者预备党员。
也考虑到,60%的党员是农民,23%是工人,86%的党员和预备党员是文盲,他们只读过小学,只有0.8%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受过较高的教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提高党员的素质和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1954年事实上停止了接收党员,在这一年开展了检验党性的运动,今年要更换党组织发的证明文件。
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之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意识形态工作。
重新审查了高校和中学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科的教学大纲,也开始对教科书和参考书进行再版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删除其中那些用个人崇拜的观点解释社会生活的内容。
谴责了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现象,也谴责了把苏联的一切经验都机械地运用到朝鲜实际工作中的现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改革了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更加注意研究和掌握朝鲜人民过去的革命经验和进步成果。
同时为了改正意识形态改革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开始在报纸发表更多关于苏联的各种材料;剧院的剧目中重新加入了苏联和俄国的话剧,不仅在党的建设中全面推广苏联经验,而且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中也全面推广苏联经验。
今年10月份召开了朝鲜作家代表大会,而在11月召开了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大会,这些都显示了朝鲜知识分子和青年团结在朝鲜劳动党周围。
这些会议反映了他们对朝鲜劳动党政治和经济路线的支持,反映了他们对朝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支持。
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核心发生了明显变化。
同以前的政治委员会相比较,改选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增加了两倍,其人员组成都是那些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并拥有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干部。
有5名前领导人被留任,其中包括金日成、金枓奉、朴正爱、金一和朴金喆。
其中,金枓奉和朴正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最近有所削弱。
同时,当选的常务委员会新成员的作用和影响加强了,他们是崔庸健、金昌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郑一龙(副首相)和金光侠(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崔庸健、朴金喆和金昌满在任用干部方面做得并非都对。
比如,他们经常夸大从中国和苏联返回朝鲜的许多领导干部的错误,企图把这些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赶下去。
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政治委员会委员许哥而、朴一禹的,然后也这样对待朴昌玉、朴永彬和崔昌益。
对他们都采取了严厉措施(逮捕了朴一禹,罢免了崔昌益)。
最近针对领导人的批评言论被看作是党派集团和反党活动。
应当指出,9月中央全会之后朝鲜劳动党内的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
崔昌益返回了平壤,重新考虑了他的工作问题;朴昌玉被任命为建设一个水泥厂的领导人;一些朝鲜劳动党党员被恢复了党籍,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以前苏联籍朝鲜同志的态度向好的方向转化,其中一些苏联籍朝鲜同志官复原职甚至得到了提拔,被安排到驻外机构从事外交工作。
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进行了解释工作。
9月中央全会的材料有:大会报告、金日成的总结发言以及关于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完整文本,这些材料都被分送到各道、市、郡和基层各级党组织以便对党员进行相应的解释工作。
一些地方在讨论9月中央全会决议材料的同时,也讨论了8月中央全会的总结材料。
各级党组织会议,特别是各部和其他大型企业机关召开的党组织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议都召开两天、三天甚至四天时间。
按照朝鲜同志们的通报,他们不得不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大量的组织和解释工作,以便向党员们证明必须通过决议恢复崔昌益和尹公钦等同志的名誉,向他们说明,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党内应当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并且同志般地对待他们,而不要采取惩罚措施和行政方法;他们不得不证明一些同志的错误发言,这些发言要求严厉谴责崔昌益等人。
朝鲜劳动党及朝鲜政府领导人不仅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而且还出席讨论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总结材料的各级党组织会议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对地方上党的领导人和地方权力机构领导人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意见,批评他们不够关心劳动人民,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需要。
这些批评意见包括,要求他们加强住宅建设,加强粮食和工业品等方面的供应等等。
他们也提议说,各企业在提拔工长和队长职务时要考虑到工人的意见,对生产先进分子的奖励,也要根据工人集体推荐。
对于党员在讨论9月中央全会决议时提出的所有批评意见和要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都进行了总结并且在实践工作中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和要求。
党内来自下层的批评也更加勇敢了,然而,对最高党组织的批评还不够。
各级党委在实践工作中越来越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越来越少。
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群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总结材料,这些材料把说服教育的方法看作是教育党员的基本方法。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之后,一些党组织重新审查了由于8月中央全会决议而被开除出党的那些同志的案件,其中两名副主席和平壤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被恢复了职务。
然而,前平壤市委副委员长洪淳宽前不久由于不愿意“改正错误”而被重新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9月中央全会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开始遵守列宁主义关于集体领导的原则以及党内生活准则。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走出的只是第1步。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和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朋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1956年11月20日和27日地方权力机构实现了选举。
绝大部分居民参加了选举,对朝鲜劳动党、其他党派和社会组织推出的候选人进行了投票。
有99.73%的选民参加农村人民会议候选人选举投票,有99.89%的选民参加郡、市级候选人选举投票,有99.93%的选民参加省级候选人选举投票。
现在正在准备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预定在1957年4—5月份举行。
朝鲜朋友们认为,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恢复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以便不在党内和国内引起不良后果。
消除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进行得非常缓慢,在这个问题上,朝鲜朋友们采取渐进的政策。
最近朝鲜劳动党的决议和文件指出,朝鲜劳动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
现在朝鲜朋友们承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朝鲜的个人崇拜没有消极后果。
朝鲜朋友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他们在宣传中不再颂扬金日成,文学和艺术工作也实行这一方针。
党和国家最重大的问题都经由集体解决;对那些对领导进行批评的人也表现出更大的耐心。
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和最高人民会议第12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朝鲜朋友们的称赞和支持。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声明,对于苏联政府发布的这份声明他们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同苏联政府讨论。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12次会议指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热爱和平的对外政策,它建立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即完全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友好合作,循序渐进,努力推动苏朝关系的不断发展。
尽管朝鲜朋友们宣布对于这份说明他们对苏联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朝鲜的一些内阁相非正式地提出了现在个别苏朝条约和协议中的不平等的地方,这些不平等损害了朝鲜的权利。
1955年年底和1956年年初这段时期,极不正常地对待苏联籍朝鲜同志,并且在对朝鲜人民的民族历史进行宣传的时候也犯了错误,在反对一切外来东西的幌子下经常禁止宣传苏联的活动,而现在他们改正了这些错误。
在谈到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对朝鲜进行访问的必要性时,金日成说,各党相互关系之间的这些访问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
同时应该说,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不应该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
最近在他们的关系中出现了特别消极的因素。
应当指出,朝鲜和中国关系中的不正常因素产生于反对美国和李承晚军队的战争时期,当时中国朋友和朝鲜领导人在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发动和进程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对待中国朋友们的态度不对,这种错误态度不符合中国人民给予朝鲜的巨大援助,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战后时期。
朝鲜朋友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宣传明显不够,而推广这些经验或许会给朝鲜劳动党和朝鲜的国家建设带来实际的利益。
朝鲜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具有严格的官方性质。
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接触非常少。
金日成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8次代表大会。
在中国民族节日到来时金日成没有参加那次隆重的民族节日盛会,也没有出席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然而他却出席苏联民族节日时举办的这类活动。
朝鲜朋友们很少同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见,也很少同他们商量朝鲜劳动党和国家建设的相关问题。
对中朝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较为重大的事件就是朝鲜的一些领导干部出逃到了中国。
朝鲜朋友们认为,中国方面将会遣返这些出逃的朝鲜领导干部,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没有这样做。
在中国朋友们看来,这些出逃者将继续“抹黑”朝鲜领导人在这些朋友们心目中的形象。
最近中国朋友拒绝向朝鲜提供新的经济援助使中朝关系更加不正常。
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在1957年向朝鲜提供额外的无偿援助或者提供5000万元贷款,他的这个请求三个月没有得到回应,而然后的答复是拒绝。
因此朝鲜朋友们取消了朝鲜贸易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事先商议好的,打算派遣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贸易代表团与中国签订1957年的贸易协定。
朝鲜朋友们对中苏代表在1956年对朝鲜的访问作了积极的肯定,然而,他们不满的是,彭德怀作为中国代表被派到了平壤。
彭德怀好像不受朝鲜的欢迎。
上述论述证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尽管做了一些工作来改善劳动党内的状况,来实现国内生活的民主化,但是朝鲜劳动党内及朝鲜国内的状况仍然是复杂的,这需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逐渐采取措施来贯彻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而兄弟国家的共产党也非常关注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
考虑到朝鲜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仍然极其困难,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领导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今后巩固朝鲜国内政治状况以及在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朝鲜的必需条件。
关于以上指出的朝鲜领导人和中国朋友们关系的不正常性,金日成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苏联驻朝鲜大使
В·伊万诺夫
分送以下同志:
布尔加宁、朱可夫
伏罗希洛夫、勃列日涅夫
卡冈诺维奇、毛希丁诺夫
基里琴科、福尔采娃
马林科夫、什维尔尼克
米高扬、阿里斯托夫
莫洛托夫、别利亚耶夫
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
萨布罗夫
苏斯洛夫
赫鲁晓夫
第2/ш号
1957年01月02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1-17
国家提前使用湛江港
新华社湛江27日电
今天,湛江港务管理部门和筑港部门的职工,以及湛江市各界人民近四千人集会庆祝国家正式提前使用湛江港。
刚好进港靠岸的波兰籍远洋万吨轮船“邓博夫斯基”号的全体船员,在主人们热烈欢迎下,也参加了这个庆祝大会。
国家是根据国际贸易及国内物资交流的需要而加紧建设和提前使用湛江港的。
这个港口在今年05月份筑成深水码头的时候,就开始试用了。
试用几个月以来,效果良好,轮船安全地进进出出,货物装卸效率也逐月提高。
国内外轮船进出这个港口的已经有九十八艘次,其中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典的远洋万吨轮船七艘次,航行于中越航线的中国轮船和越南轮船十艘次。
这些船舶靠泊在新建成的深水码头,装卸了二十五万多吨物资。
湛江港现在经交通部验收批准提前正式使用以后,还将继续进行未完成的筑港工程。
到本月上旬为止,这个港的第1期主要工程已经完成了。
湛江港在中国大陆最南的雷州半岛,是一个天然深水不冻港。
它是从欧洲和东南亚到中国大陆来的航线最短的港口。
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
周总理在西巴基斯坦省长的宴会上谈访巴目的
据新华社拉合尔27日电
周恩来总理26日晚在西巴基斯坦省长的宴会上说,他这次访问巴基斯坦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和寻求和平。
西巴基斯坦省长穆·艾·顾尔马尼在宴会上说,巴基斯坦同中国之间的恢复接触“将开辟友好和合作的新纪元”。
省长在讲话时还指出,虽然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它们能够在友好和合作中共处,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任务,那就是建设它们的国家和保卫和平。
顾尔马尼说,巴基斯坦的国旗是绿色的,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
“红和绿是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如果把它们并置在一起的话,就显得更美丽。”
周恩来总理说,他这次访问巴基斯坦的第1个目的就是寻求友谊。
他说,中国访问者到处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
他看到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而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共同愿望的基础上的。
周总理说,他这次访问的另一个目的是寻求知识。
他说,过去曾经有中国的学者到过巴基斯坦。
“现在我们又来了。”
周总理说,中国人民要向不论大小的一切国家学习,特别要向邻邦学习。
周总理说,这次访问的第3个目的是寻求和平。
他说,苏拉瓦底总理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
他这次访问巴基斯坦也看到巴基斯坦人民是要和平的。
两国总理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强调了和平。
他说:
“这使我们相信:
我们两国的人民在今后长时期内都要和平。”
据新华社拉合尔27日电
拉合尔的市民26日下午特别选定离城五英里的世界闻名的夏利马尔花园,作为同中国贵宾们友好会见的地方。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戴着很多花环,同主人们一起坐在花园中央部分的水池中央的大理石小岛上。
花园中央部分的周围设有几十个喷泉。
水池边上坐着参加这次招待会的西巴基斯坦首府市民的大约两千名代表。
拉合尔市长阿卜杜勒·拉希德和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都发表了友好的讲话。
拉希德市长在回顾两国几千年来的善邻关系以后说,我们两国已经摆脱了长期的帝国主义侵略,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并且都在从事建设。
他说:
“这要求我们两国在工业、商业、文化和在为世界和平事业共同奋斗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和巴基斯坦经历了同样的历史,今天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它们支持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
他说,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对若干问题看法的不同不会妨碍两国友好。
他说,“在我们两国都支持的原则的基础上,我们的友好合作有着光明的前途。”
周恩来总理最后以乌尔都语高呼“秦—沃—巴基斯坦—格—都斯地—津达巴”(中巴友好万岁)。
参加招待会的人报以热烈掌声。
在这一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时报”社长、议员米安·伊夫提卡鲁丁请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一行进午餐。
中国客人所经过的道路都打扫得很干净,而且非常悦目地装饰着两国的国旗和许多小旗。
从中国客人到达的时候一直到黄昏,不论他们经过什么地方,拉合尔市民都出来夹道欢迎。
他们挥手致意并且鼓掌欢呼,表示欢迎和友好。
在许多地方,屋顶上、阳台上和窗口都挤满了妇女。
我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
在罗马尼亚各地参观访问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7日电应邀到罗马尼亚访问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目前正在罗马尼亚各地参观访问。
25日,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秘书布纳丘等人的陪同下,由布加勒斯特到风景如画的西那雅。
当天晚上,普罗什蒂州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客人。
26日,代表团离西那雅去到罗马尼亚的工业中心斯大林城。
在那里,中国人民的使者受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
斯大林州人民会议主席约尔加在欢迎代表团的时候表示相信,代表团这次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罗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代表团团长彭真致答词。
他感谢主人们所给予的热烈欢迎,感谢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的帮助。
他说,你们城市的“恩斯特·台尔曼”拖拉机工厂为我国生产的一千辆拖拉机已经提前交货了。
这是对人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帮助,这同时说明,你们的工作对我们和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有益的。
接着,代表团访问了斯大林城人民会议,还先后参观了斯大林城的“红旗”汽车工厂,工艺学院,工人住宅区和这个地方的古迹黑教堂。
当天晚上代表团还应邀参加了斯大林州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揭开祖国地下宝藏 保证工业建设需要
地质勘探工作者万水千山创奇迹
四年钻探进尺比解放前半世纪总和大五十多倍
新华社27日讯
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主要矿产储量勘探计划,除个别矿种以外已经提前一年完成。
第1个五年计划新建企业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已经有了保证,同时还部分地满足了第2个五年计划新建企业所需要的矿产资源。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已经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储量指标的主要矿种,有铁、天然石油、锰、铜、铅、钨、磷、油页岩、天然气、黄铁矿、菱镁矿等。
五年计划规定要探明铁矿二十四亿七千万吨,从1953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探明三十四亿四千万吨,超过原计划39%。
五年计划规定要探明天然石油储量五千五百一十八万吨、四年里,已经探得的储量超过五年计划储量一倍以上。
煤、锡等矿种的五年储量计划已经接近完成。
预计这几种矿种可能在明年提前完成五年储量计划。
从1953年到目前为止,我国地质勘探人员探明的铁矿储量,按我国每年生产铁一千一百万吨计算,可以开采一百多年;
已经探明的煤矿按年产两亿吨计算,可以开采六十多年。
在过去四年里,他们已经为八十多对煤矿矿井,一批包括包头、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在内的新的钢铁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以及其他许多企业,提供了矿产资源资料,为建设这些企业创造了条件。
在第1个五年计划前四年里,我国地质勘探人员在全国几百个矿区和许多人迹罕到的地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勘探和普查找矿工作。
他们战胜了恶劣的气候,克服了交通不便、缺水和物质供应不足的困难。
四年里完成的钻探进尺共达八百三十五万公尺,大大超过了我国解放前半个世纪的钻探进尺的总和。
我国从有地质工作的1907年起到1949年为止,累计钻探进尺不到十五万公尺。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地质勘探队伍有了飞跃的发展。
目前,全国地质勘探人员比1952年增加了八倍左右。
我国地质勘探人员所拥有的技术装备也大大增加,其中机械岩心钻机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多倍。
几年来,随着技术装备的增加和许多先进的勘探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地质勘探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机械岩心钻探每台钻机钻进速度平均每月达到一百六十五公尺,比1952年提高一倍多,其中石油工业部所属勘探队今年平均每台钻机每月钻进三百多公尺;
地质部所属勘探队今年有三分之一的钻机每月钻进效率超过二百公尺,岩心采取率达到80%。
新华社27日讯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地质普查人员今年发现了八十多个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产地,其中有三十多个预计可以在明年转入勘探,以便提供开发这些矿产地的设计资料。
新矿产地中有十几个是铁矿;
其中在湖北、山西、四川、广东等省内找到的铁矿,储量都很丰富。
位于广东省东部的一个大铁矿,矿体最厚的达二百公尺,最薄的三十六公尺,含铁40%左右。
位于湖北西部的两个大铁矿,不但储量丰富,含铁40%到50%,而且含有钙质,可以直接装入高炉炼铁。
今年在广西、湖南等省内发现了几个锰矿产地。
在广西找到的两个锰矿产地规模较大,有开采价值。
锰是炼制钢铁的重要原料之一。
我国地质普查人员今年发现的铜、铅、锌、锡、钼、钨等矿产的产地共有三十多个。
在江西、甘肃、云南等省找到了储量较大的铜矿;
在吉林、贵州等省找到了有远景希望的铅产地;
在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找到了储量丰富的钼产地,进一步证明我国是一个多钼的国家。
今年找到的较大的煤矿产地有十多个。
在四川、云南等省发现了几处储量较大的炼焦煤产地,连同过去的发现,西南地区钢铁工业用煤在数量上初步有了保证。
在青海、新疆等地找到了两个煤田,初步估计每个储量在十亿吨以上,其中位于新疆地区的一个煤田,煤层厚达六十公尺左右。
这两个地区的煤都可以炼焦。
地质普查人员今年在湖北、湖南、云南、甘肃等地区,找到了磷矿产地;
其中在湖北省内找到的磷矿,储量较大,具有较大的开采价值。
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
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闭幕
新华社27日讯
在这里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今天下午闭幕。
这次会议确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方针是:
密切配合各民族政治、经济的发展,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全面规划,合理部署,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建设和繁荣。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会议认为,必须大力扶植少数民族群众的、民间的业余文化艺术活动,积极保护、发掘、整理和发扬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鼓励在提高和丰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新的文艺创作;
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培养少数民族文化干部;
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文化事业;
还必须切实改进和加强各级文化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领导,争取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
这次会议是在12月24日开幕的,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1次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
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在大会上作了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的报告。
这次会议还批判了有关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事业重视不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领导一般化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
会议着重指出,坚决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关键。
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在大会闭幕前作了总结报告。
他说,1957年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领导,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规划。
同时,必须开展少数民族群众的业余的文化活动。
张致祥说:
“开展少数民族的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泉源。
在进行这些工作时,我们首先要反对无理的干涉和对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粗暴态度。”
在发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认为首先要抢救那些即将失传的宝贵遗产,而在进行加工整理时,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作了有关文化工作的民族政策的报告。
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作了目前国际局势的报告。
给苏联“星火”和“新时代”杂志
宋庆龄的新年贺词
新华社27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给苏联“星火”杂志写的1957年新年贺词。
全文如下:
迎接1957年的来临!
期望国际局势趋向和缓!
我相信和平势力日臻壮大,
因为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心愿空前强烈。
只有一小撮的侵略成性的反动统治者企图毁灭和平,恢复殖民主义。
但是他们受到正义反击,阴谋终于失败。
人民应当更醒觉起来,
更紧密地团结一致,
形成钢铁般的力量,
阻止侵略者的蠢动。
中国人民和我一道谨祝全世界人民康乐和繁荣!
宋庆龄 1956年12月15日
新华社27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给苏联“新时代”杂志写的1957年新年贺词。
全文如下:
愿在1957年紧张局势会缓和下来!
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人民对于和平的愿望目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热切。
一小撮反动分子在今年后一段时期曾经试图抵消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良好成绩,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应有的反击。
这应当能够使人们澄清思想,增加勇气,并且鼓舞他们团结起来,作更加巨大的努力,争取和平和进步。
中国人民同我一道在这里向全世界人民祝贺,预祝他们在1957年健康、繁荣。
宋庆龄 1956年12月15日
致文化工作者
一年又要过去了。
今年这一年,文化艺术工作跟随着国家建设的脚步,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推动了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等方面创作的活跃;
大力开展了农村文化工作;
大大地发展了报刊图书的出版发行事业;
坚决取缔了反动、淫秽、荒诞的书籍;
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安排;
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文化企业的改造。
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文化艺术工作者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这里,我们提出三点意见,贡献于全国文化工作者之前。
第1:
明确方针,提高质量。
文化艺术事业要取得进一步的繁荣,首先要求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发展的方针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最近结束的全国省(自治区)、市文化局(厅)长会议上,提出明年的文化工作方针是:
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呢?
这是全国文化工作者当前的严重的课题。
戏剧、音乐、电影、美术等界已经或者正在展开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
这些讨论和争论,都有助于人们对这一方针的进一步的明确认识,有助于具体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大家知道,只有在民族的土壤上才能开出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花朵。
每个民族必需建立自己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化艺术。
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当前需要全力以赴的,就是要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发展民族的文化艺术。
现在轻视我们民族的优秀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而这种倾向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大敌。
自然,我们同时又必须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一切好的东西,必须利用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来整理和研究我国丰富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凡是具有较多的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人们,都要热心地参加整理和研究祖国文化遗产的巨大工作。
拒绝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显然也是危险的。
在学习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繁荣文化艺术的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现有基础,不断提高质量。
对文化事业提出质量问题,并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然而,今年的经验和教训又一次有力地证明:
如果不坚决采取具体的行政措施和改变某些管理制度,提高质量永远是一句空话。
比如,如果不建立合理的稿酬制度、上演税制度和创作奖励制度,如果继续保存不合理的“文艺级”的待遇,怎么能够进一步繁荣创作呢?
如果不彻底改进电影生产中的领导方法和管理制度,怎么能使影片出得又多又好呢?
如果不迅速提高艺术干部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不坚决执行艺术事业企业化的方针,艺术团体的质量怎么能够提高呢?
如果不合理地调整和大力整顿出版社,怎么能够克服目前出书又缺又滥的现象呢?
可见得,在这方面,确实有许多可以做、应该做的工作还等着我们去做。
第2:
走出机关,深入群众。
文化艺术事业本是极富于群众性的,但是,近几年来,不少文化行政领导人员和艺术团体,逐渐深居简出,同群众日渐疏远了。
文化部今年曾力图改变这种积习,领导人轮流到下面去,派工作组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这是值得欢迎的好事。
如果领导机关不了解情况、或者只调查而不研究,便订出方针任务,那么,要想不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就简直是“缘木求鱼”了。
例如,有人问:
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
为什么书籍出得又缺又滥?
民间艺人有何疾苦?
戏剧演员为什么无戏可演?
人民群众对文化工作究竟满意哪些,不满意哪些?
这些在今天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许多文化部门领导人心中,恐怕还是若明若暗的。
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在我们某些文化部门,已经是相当严重的毛病了。
深入群众,主要是了解群众需要,发扬一切积极因素。
我国新文化的建设,应该充分地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广大群众中开展文化艺术活动;
应该充分发挥广大民间艺人的力量,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深入群众,也才能了解:
文化事业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也仍然有许多地区、许多部门被忽略或忘却了。
文化部决定适当改变发展的重点,这是完全对的。
首先是干部,其次是投资,不要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里,不要都集中在机关里。
到兄弟民族区去!
到新兴的工矿区去!
到老根据地去!
到山区去!
让文化艺术的花朵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里盛开!
第3:
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
近年来,文化艺术事业在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贪大、贪多、浮夸、奢侈的苗头。
文化艺术机关、团体的编制越滚越大。
据说中央文化部及所属事业单位的人员,共达一万八千八百多人。
这实在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大队伍,然而在许多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却十分缺乏文艺干部。
文化艺术事业固然要用钱,然而一出戏的服装费就花掉五千元,也实在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至于积压图书、浪费纸张、浪费器材、高价购置不必要的设备和基本建设中的铺张浪费,更是已经揭露不少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过去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的日子吧!
回忆一下在山沟里演戏,在白色恐怖下办报刊的日子吧!
为什么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这些年来会被一些人逐渐遗忘了呢?
想一下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建设的成就,事业的发展,只能成为我们不断前进、戒骄戒躁的鞭策,而没有丝毫可以作为我们安逸怠惰、挥霍浪费的任何借口。
回顾1956,展望1957,我们充满了无限的兴奋和信心,让我们兢兢业业、再接再厉地度过新的一年。
上述三点,作为我们的希望。
语短心长,愿与全国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访尼泊尔国境内佛陀诞生地
据新华社新德里27日电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他们的随行人员26日参观了佛教圣地、佛陀诞生地——蓝毗尼。
他们在庙前的天竺菩提树下虔诚地作了长时间的祝祷。
蓝毗尼是在尼泊尔的国境之内,离印度北方邦的一个小镇诺加尔二十一英里。
当达赖和班禅到达蓝毗尼的时候,他们受到尼泊尔巴拉瓦区行政长官古隆和尼泊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普腊卡斯·曼·辛格的欢迎。
达赖和班禅检阅了仪仗队。
数千名尼泊尔村民和来自中国西藏的香客向他们欢呼表示欢迎。
当他们回到诺加尔时,地方当局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
有三百个人参加了招待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在附近站着。
巴斯蒂县委员会主席和行政长官在招待会上致热烈的欢迎词。
达赖在讲话中叙述了佛陀的生平。
他吁请佛教徒实行佛陀的教义。
他说:
“在今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我们的世界上已是不能压制的了,这五项原则和佛陀的教义也是一致的。
因此,佛陀的信徒们必须维护这五项原则来为世界和平努力。”
班禅说,他很高兴能够访问佛陀的诞生地,他祝祷终止一切灾难,祝祷生灵幸福。
他向一切佛教徒呼吁,要他们“为宣扬佛法、制止战争和消灭毁灭性的武器而努力。”
他又说:
“你们必须遵守五项原则,并且为佛法的复活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达赖和班禅26日早上从哥拉克浦尔到达诺加尔,他们在晚上前往另一圣地伽耶。
黄火青举行宴会欢迎孟买市长
据新华社天津26日电
印度孟买市市长卡德尔今晚在天津市市长黄火青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宴会上说,他希望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市长组织一个机构,来互相交流管理国际市政的经验。
他深信,这种机构对促进各国和平共处和发展国际间的友谊将有很大作用。
他说:
“每一个市长都爱护他的城市和他的市民,而战争一旦爆发,首先遭到破坏的就是城市。”
所以他认为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市长组织起来,将是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黄火青市长致欢迎词说:
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之点,近百年来,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使我们有许多问题能够互相谅解和合作。
孟买和天津也有很多共同之点,因此,卡德尔市长这次到天津来访问,我们将有机会向他学习丰富的市政管理经验。
我们将尽力满足卡德尔市长的要求。
请他参观他所要看的一切地方。
卡德尔市长十分感谢主人的盛意。
他说,在他来中国前的最后一次孟买市议会上,当议员们知道他要到这里来的消息之后,全体起立,要求他为孟买市三百六十万市民向天津和中国的人民致以问候和敬意。
在宴会以前,黄火青在接见卡德尔时,接受了他所赠送的克什米尔的手工艺品、孟买市政府的像片和一本介绍孟买市的小册子。
为越南制造碾米机
新华社南京26日电
无锡市公私合营无锡食品机械厂今天提前完成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生产六十九台碾米机器的任务。
这批机器投入生产,可以日产糙米八十——九十万公斤。
这批机器经有关部门检验,都合乎规定的质量要求,其中有的已经运往越南,有的正装箱待运。
无锡食品机械厂为越南生产的碾米机器有砻谷机、涮米机、精米除杂机、稻谷除芒机等八种自动化碾米厂的机器设备。
这八种碾米机器中有四种是我国碾米厂没有或很少有的。
钢铁结构的精米除杂机在我国还是第1次制造,这是无锡食品机械厂技术人员根据木结构的凉米机和擦米机改进设计成的。
全面规划 认真执行
天津地方工业品种增加质量提高
新华社天津27日电
天津市地方工业自从贯彻执行1956年到1957年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的工作纲要以来,已经获得很大成绩。
天津市各工业局列入这两年工作纲要的四百零四种产品,除了五十一种没有生产以外,已经有一百九十三种产品质量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标准或国内同类型产品的先进标准。
1956年原来规定试制八百三十八种新产品,实际完成了一千三百三十三种,其中有七百三十七种已经投入生产。
这个工作纲要7月份由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正式公布以后,各工业局、工业公司和工厂又根据纲要的要求,分别发动职工提出了保证实现规划的技术措施一千八百多项。
到11月止,这些措施有一千四百多项已经实现。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各工业局都建立了技术研究所,各工业公司、大工厂也都设立了中心试验室或化验站。
这些技术研究机构搜集了国内外优良产品的样品和质量标准,协助工厂试制新产品,并且对天津市生产的二百多种产品的物理性能进行分析、比较,修订了质量标准。
各工业局还派出许多技术人员和工人到上海等地的先进工厂学习先进经验,然后按行业召开专业会议组织推广;
同时举办了一百四十多个技术学校和技术训练班,以便提高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在12月18日到23日召开汇报会,检查了各工业局执行两年工作纲要的情况。
会议要求各厂职工戒骄戒躁,明年继续努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开展增产节约,使天津的工业品达到物美价廉。
四年没有解决的悬案
流星
汇款在三百元以下的,不论多少,一律付汇费二角。
这个规定很多人都提过意见,说它只顾了邮局工作方便,不顾是否合理。
古人说得好: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邮局肯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把办法修改一下,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令人遗憾的是:
邮局却对这件事采取了拖延塞责的态度。
不信,请看下面邮局对于群众意见的答复。
“在汇费方面,经过详细研究,已拟就调整方案,俟呈请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后公布实行。”
(见1953年04月03日新闻日报)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对调整方案有所指示,我们已遵照指示重拟方案,仍候核示中。”
(1953年09月23日新闻日报)
“邮局现行汇款办法规定汇一元至三百元一律收汇费二角,还须另寄挂号信,办法是不够合理的。
目前我们正学习苏联汇兑办法,从汇兑制度着手进行彻底改革。”
(今年08月10日人民日报)
“因为这些问题牵涉到整个汇兑制度以及收费分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地意见,所以时间拖得比较长。
目前这一问题已接近最后解决阶段,不久,即可公布一个新的汇款办法。”
(今年09月09日新闻日报)
从1953年初到现在,时间过去了将近四年。
四年的时间可不算短,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以多么快的速度在前进啊!
然而邮局对于这样一件看来并不十分繁难的事情,却一直还在“详细研究”之中,“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不出一个具体结果。
为什么新的汇款办法这样难产呢?
原因到底何在呢?
据说邮电部是决心要改变现行的汇款办法的,但是,他们要同包裹、电话、电报等其他各种邮电资费一同改革;
因为有些改革尚待研究,汇款办法的改变也就拖下来了。
我想,全面改革虽然好,但既然一时还不能全面改革,为什么不可以把应该改、能够改的先改一下呢?
(附图片)
肖里插图
对批评的反应
筹建费并非一律是1%
人民日报12月02日第2版上登载的“筹建费不够用了”一文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
文中提到“1953年,国家建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规定:
新厂的筹建费——筹建人员的工资,出差费等等,相等于这个厂总投资额的1%……”其实,那项定额是1955年12月发出的。
建设单位管理费的定额也并非一律是1%,而是视工程规模大小而定,大工程的比例就少,小工程的取费百分比就多。
另外,取费的基数也不是按总投资额计算的。
吴琳
克服市政工程中的各自为政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来信:
10月14日二版“是疏忽,还是各自为政”一文,对我院的批评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情况需要说明,根据北京市政建设部门分工,凡在街道范围内(即两条建筑红线之间)的管线、杆线工程,全应由建设单位先报我院,由我院按照道路规划和分期发展情况决定位置;
我院一般是在决定位置的同时就通知对方应注意的事项。
建设的声音淹没了宜宾城
宜宾,这个座落在金沙江和岷江终点的城市,今天正以矫健的步伐在前进着。
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以俊秀的容貌。
城南的七星山巍峨矗立,城西北的翠屏山四季常青,城东的白塔山怪石累累。
泛着金色的金沙江和碧绿的岷江,在流经宜宾城下的时候,已放慢了脚步,在“合江门”前会合。
著名的长江,白浪滔滔地从这里向东海奔流。
这个在二千多年前汉朝建元年间就建“郡”的宜宾城,直到抗日战争的末期,才有了基础微薄、生产落后的工业。
那时,由于产品没有销路,工厂生产也是奄奄一息。
拿六○二造纸厂的前身——“中国造纸厂”来说,虽然每天只产两吨多纸,但由于帝国主义进口纸张的排挤,即使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纸张,仍然被积压在仓库里。
今天,六○二造纸厂正在为西南印刷的报刊、杂志和学校教科书生产着质量优良的新闻纸。
今年,这个厂生产的新闻纸,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了七点二倍。
解放前,曾为反动政府大量生产钞票纸的中元造纸厂,今天正在生产水泥包装纸和各种高级工业用纸。
今年它所生产的各种纸张,比解放前1949年增长十七倍。
为造纸和染织等工业生产烧碱、漂粉的天原化工厂,今年的生产量比1949年增加三十四倍。
随着工业和民用电力的增加,宜宾电厂的发电量也比1949年增加了四点五倍。
现在,这些工厂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扩建。
成千的工人在工地上劳动着。
在六○二厂的工地上,从东北来支援建设的电焊工人,正在焊接刚运到工地上的蒸煮设备。
中元造纸厂的扩建工程已临近竣工,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着造纸机和蒸煮设备安装的收尾工程。
这两个厂的扩建工程完成后,生产过程将全部机械化;
生产水平又将比现在提高二倍到三倍。
宜宾市的地方工业,几年来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解放前,全市只有一个破旧的染织厂和一个火柴厂,现在已有了二十五个工厂。
染织厂旧日的木织布机,已换成了电动的织布机。
新建的砖瓦厂,正为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生产砖瓦。
年产十万多吨的机械榨油厂已经建设完成,不久就要把宜宾地区盛产的花生、油菜籽榨成食油,供人民食用。
此外远销国内外的红茶,味道醇香全国驰名的“五粮液”美酒的产量也有了发展。
偶尔在沿江码头上走走,你就会看到飘荡在江心的满载的船只,张张的白帆,码头上堆集如山的粮食、土特产和日用百货;
会听到船工们高吭的号子声,轮船的汽笛声。
在这运输繁忙的季节,宜宾港正在担负着物资集散的任务。
我们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
宜宾港以长江、金沙江、岷江为航运动脉,而长宁河、符黑水河、黄沙河、越溪河、关河,就像细微的血管一样,向着这几条大江汇集。
解放后,这些河的险滩暗礁都进行了整治,船只通航里程大大延伸。
现在虽在枯水季节,浅水汽轮也可溯金沙江直抵凉山地区的屏山,溯岷江直航乐山。
宜宾地区盛产的成千上万吨的稻谷、小麦、玉米、花生和药材,以及这个地区人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日用百货,大都在这里集散。
1955年木船的运输量比1954年提高近四倍。
宜宾的陆上运输,有宜塘公路通往川滇边界的塘坝,有内宜公路跟成渝铁路相接,使往来客商大大称便。
初到宜宾的人,见到这里街道的平整,都会感到兴趣。
即使在秋末冬初多雨的季节,在外面跑上半天,也不会弄得你满脚是泥。
在解放后的日子里,全城三十六条主要街道都进行了翻修。
过去那些狭窄的巷子,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今天已变成宽阔的水泥路。
在路的两旁栽植的幼树即将成荫。
新建的剧场、书店、工人俱乐部、文化馆和机关企业的办公大楼,也一幢幢地树立起来。
现在城市建设正往西郊发展。
在这一带,四川省宜宾第1中学、第3中学、护士学校的校舍以及给市民建造的八万多平方公尺的住宅,也已经接待了新的主人。
平卧在这山水之间的拥有十九万多人口的宜宾城,有许多名胜供人游览,但是,在这建设的高潮里,有的已经失去了它往常的宁静。
那“流杯池”泉水的淙淙声,已经被近旁开采石料的叮当声所淹没;
在锁江亭旁,也响彻了为运送建筑材料的汽车马达声。
跨越岷江的大桥,就要在这里奠基兴建了。
内昆铁路跨过这道桥全线通车后,宜宾城将要像增添了两只有力铁臂的巨人,一端跟成渝铁路握手,一端跟滇越铁路相连。
宜宾,美丽的城市,祝你随着伟大祖国的建设,更加迅速地前进吧!
金铠 严为骈
往年歇工04月今年昼夜不停
新华社郑州24日电
历年冰冻期间,照例是河南省所有砖瓦厂关门歇业的日子,但是今年这里打破了惯例。
入冬以来,河南省工业厅所属各个砖瓦厂的工人们都一直昼夜不停地为明年的基本建设生产砖瓦。
砖瓦厂的作业大部分是在露天进行的。
冰冻以后,制坯、晾坯工作遇到严重障碍,历年都要为此停工四个月左右。
为了支援基本建设,今年河南省地方国营砖瓦厂在温暖季节里,就为冬季生产准备好了七千多万块砖坯,足够各厂用到明年春天解冻以后。
各厂还把普通的晾瓦房设备改建为火炕干燥设备,使瓦坯生产在严寒季节里得以照常进行。
恢复修配业务
据新华社上海27日电
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最近新设了一个专门接受修配业务的服务部。
上海医疗器械工业在今年年初全行业合营以后,生产任务激增,绝大部分厂都停止了原有的修配业务,使用单位感到很多不便。
现在医疗器械公司特地划出一部分生产能力,专门进行修配和制造科学研究需用的各种特殊规格的产品。
武钢的建设者战胜了严寒
据新华社讯
12月中旬,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建筑工地上一连几天飘着雪花。
风雪袭击着工地,但是建设者战胜了严寒。
为工地预制各种混凝土构件的工厂里,密布的蒸汽管道用热蒸汽控制着广阔的露天预制场和十八个预制窑,这里从早到晚有热蒸汽注入,乳白色的蒸汽透过复盖在预制品上的厚帆布,终日袅袅上升。
这里每一批混凝土构件的预制时间比夏天缩短一天半到两天。
蒸汽管道还通到高耸的混凝土搅拌楼顶的水箱里。
这里,用温水搅拌的混凝土被送到各施工现场。
每当搅拌楼底的漏斗自动开起,冒着热气的混凝土便倾泻下来;
哪怕是离这里最远的工地,混凝土送到现场的时候,温度也能保持在摄氏十度以上。
在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在结着薄冰的道路上和脚手架上,铺上了防滑的草垫,用稻草包好了给水管。
17日上午,建筑者们冒着雪,在厂西铁路线跨线桥工地,开始连续浇灌混凝土,他们每浇灌一层,又用油布和锯沫等复盖起来继续浇灌。
他们说,严寒挡不住我们的热情。
在这严寒的冬季,工地上每天最先迎接黎明的是铲运机手和挖土机手。
清晨四点多钟,铲运机手们就起床了。
他们抹去车窗上的凝结的冰花,推去薄薄的积雪或霜冻,驾驶着铲运机,隆隆作响地梳理着未来的厂基。
挖土机手们为在次日清早七时能够按时开动挖土机,彻夜有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守候着挖土机,每隔一会就轮番发动一次引擎。
消除木材生产中的浪费现象
森林工业部部长助理 张子良
目前木材供应情况普遍紧张,不仅一、二、三等材供应紧张,四、五等材供应也紧张,甚至连过去人人不愿意要的等外材、煤矿上认为不能用的所谓“薪炭”坑木等,现在也缺货了。
木材供应如此紧张,但是目前在森林工业生产中却普遍存在着浪费现象。
不少山场上丢失着大量的好材、梢头木和有利用价值的病腐木;
在畜力运材的道路上、森林铁路上和运木材的河道两旁,也到处可以看到丢掉的木材。
根据川西、乌敏河、友好、田升等四个森林工业局的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以来,仅丢弃的可用木材就有五十四万多立方公尺。
五道库森林工业局仅梅花一个车间,从1952年到1955年四年当中,丢弃在运材道上的木材就有一万一千立方公尺。
由于保管得不好,大量的木材腐朽变质现象也是普遍而严重的。
今年06月,国家林业监察局检查了南方北方十二个贮木场,发现普遍都有腐朽变质的木材,仅乌敏河森林工业局的贮木场就有腐朽变质的木材四万六千多立方公尺。
在采伐中伐根过高,造材中不合理地截头去尾,以及林场上用红松盖房子,拿好材和枝桠一块烧掉等浪费木材现象也十分严重。
为了缓和木材供应的紧张情况,森林工业部门必须消除丢失木材和浪费木材的现象。
首先应该纠正“满山遍野是森林,丢点浪费点没有啥”的思想。
要知道,我国森林资源并不是很丰富的,森林面积只占国土总面积的7.9%。
全国森林蓄积量,以六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只有八立方公尺。
木材是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材料。
由于国家各项建设日益发展,木材的需要量也将日益增加。
但是,木材的成长却非常缓慢,一棵树要生长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才能采伐利用。
根据我国森林资源和木材的成长情况来看,初步估计,到第2个五年计划末年,国家对木材的需要量和实际可能供应的数量还相差一千万立方公尺。
因此,木材供不应求的情况是长期的,我们节约木材的任务也是长期的。
其次是必须从组织制度上,从生产方式上来保证节约木材。
过去在木材生产中所造成的浪费,主要是无人负责。
今后必须加强工段长、验收员和工组长的职责,向他们交职、交权、交办法。
在制度上,必须认真贯彻区域分号分工负责制,并彻底执行交接、验收与检查制度。
在生产方式上,采伐作业必须认真实行随采伐、随打枝桠、随清理林场、随烧掉枝桠的一次流水作业法。
留下的根要合乎规定的标准,只能降低,不能提高。
在造材中要克服不合理的去头截尾现象,对有利用价值的等外材和病腐木也要尽量地造材利用。
在集材作业方面,要推行铁力森林工业局兴安伐木场的“拉一垛、净一垛;
开一垛、封一垛,不丢掉一根木材的装车和运材经验。
在贮木场,对所有的木材,不管好坏和大小,都必须按质量分别归垛,不要把小木材随便丢弃,随便使用。
为了消除浪费木材的现象,还必须积极做好废材的加工工作。
有的林区废材比重很大,如大海林老岭林区、铁力林区,废材都占全部木材的一半左右,如果在这些林区的山场或贮木场设立个小型的废木加工场,把废材中部分可用的好材加工割制,就可以增加不少有用的木材。
林区烧材(把不能用的枝桠烧掉,以免妨碍森林的更生)问题,过去无人负责,经常把许多有利用价值的木材烧掉。
今后林区烧材也应按一定的生产程序,并由验收员负责检查,以避免把可以利用的木材随便烧掉。
目前正是冬季运材季节,应该向全体林区职工和来支援林区木材生产的农民兄弟宣传节约木材的重要意义。
各伐木场、森林铁路部门、贮木场的领导同志,应该经常检查下面木材的节约情况。
电力工业部确定明年计划
国营电站发电量将达一百五十五亿度
新华社26日讯
在这里举行的电力工业部电业管理局和基本建设工程局局长会议今天结束。
这次会议研究和安排了1957年国营电力工业的基本建设和生产计划。
会议确定:
明年电力工业部的基本建设投资将比今年增长30%左右;
所属发电厂的发电量将达到一百五十五亿度。
比今年预计完成的发电量要高出18.13%。
为了适应东北地区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次会议确定,明年东北地区除了新建的辽宁巨型火力发电站以外,还将继续新建和扩建七个电站。
其中,在吉林兴建的一个高温高压热电站,明年将有第3台发电机投入生产。
另外,明年在东北地区还将建设两条二十二万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
在华北工业比较集中的(北)京、(天)津、唐(山)地区,明年将新建和扩建四个电站。
其中在明年动工兴建的北京热电站,将使首都获得更多的电力和热力。
会议安排的计划表明,将成为江南电力网的中心电站——浙江新安江水力发电站和上海附近的望亭火力发电站,明年将展开更大规模的施工。
在中南地区,为供给开采赣南有色金属矿用电的上犹水电站和在武汉、洛阳、郑州三个新工业区兴建的热电站,明年将有十万瓩以上的发电设备投入生产。
为了适应广州地区日益增长的工业和民用电的需要,明年除了继续建设流溪河水电站以外,广州一个火电厂也要进行扩建。
西北地区明年的发电量将比今年增长66%以上。
在西安和兰州附近兴建的三个热电站,明年将部分或全部竣工投入生产。
西南地区,明年将在成都新建一个热电站,同时扩建昆明一个火电站。
另外,还要继续建设以礼河水电站。
岷江水电站的准备工程,明年也要开始进行。
白雪下面找黑煤
新华社西安25日电
西北地区的高山深谷已经盖上了冰雪,六个钻探队仍然坚持在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野外,展开冬季找煤工作。
在陕西的渭北煤田,甘肃祁连山麓的石咀山、窑街煤田,河西走廊的山丹、永昌煤田和青海高原大板山南麓的大通矿区,正在钻探的钻机已经搭好了严密的御寒篷,钻探工人住的野外活动房子已经盖上厚厚的羊毛毡,室内都生了火炉。
在最寒冷地区工作的野外钻探工人,都领到了皮大衣和棉鞋帽。
他们要在今后三个月里,冒着摄氏零下十度到三十度的严寒,完成两万五千公尺的钻探工作量,为国家精探出六个井田和普查出两个井田。
自1953年以来,地质人员在陕、甘、青三省已经发现了许多储量丰富的新煤田。
但是,这个地区的煤炭开采量还是远远赶不上实际需要。
今年为要加速煤炭工业的基本建设,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的钻探量已经比去年增加了50%。
今年冬季也是钻探量最多的一个冬季。
解放牌汽车到了拉萨
新华社拉萨27日电
两辆解放牌汽车22日安全试车到达拉萨。
在两千多公里行程中,汽车翻越了康藏公路上十几座拔海四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和许多冰坡雪路,平均每小时保持三十五到四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整个行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故障。
驾驶这两辆汽车的驾驶员普定之和谢华新都有十二年以上的工龄,七年来已经在高原上行驶了十万多公里。
他们说,解放牌汽车坚固舒适,有适合于在高原上行驶的优点。
讲清道理 说明困难
大连造船公司两千职工自动撤回房屋要求
本报讯
大连造船公司党委向群众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以后,有将近两千户要求解决房子问题的职工,体谅国家困难,情愿不要了。
这几年来,造船公司已建筑了四万九千二百多平方公尺的职工家属宿舍,比1953年以前建筑的住宅增加了两倍多,解决了一千七百多户职工的住宅问题,但是目前仍然满足不了职工的要求。
今年下半年以来,又有两千五百户职工要求解决住宅问题。
为此,造船公司党委作了调查研究,发现除了极小部分人确实急需房子以外,绝大部分人是由于生活改善要求较高的居住条件。
这反映了有些职工对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认识不足。
于是,他们召开了党、行政、工会、青年团干部大会,在各厂召开职工大会和座谈会,广泛进行艰苦朴素的思想教育,鼓励职工发挥克服困难的精神。
这样做了以后,许多对住宅可要可不要的职工,都愿意克服困难而不要了。
在进行宣传的同时,他们又发动要房子的职工互相访问和对比。
有些职工看见别的工人居住条件还不如自己,虽然群众已经评议给自己增加房子,也主动提出转让给别人。
造船船体厂电焊工人王安祥的房子破得很厉害,他要了些木板修补了一下,也表示暂时可以不要新住宅。
现在,要房子的职工已由两千五百户减少到五百多户。
造船公司领导上正在对这些要房户进行复查。
在复查中,发现有许多干部的住宅浪费很大,准备对这些房屋进行调整。
(据旅大日报)。
设计人员的节约成就
本报沈阳电
据沈阳煤矿设计院、有色冶金沈阳设计分院、电机部沈阳设计院、建工部东北设计院等七个单位今年1至11月份的不完全统计,共为国家节省了投资二千零五十六万六千元,钢材一千多吨,水泥七千四百多吨。
电机部沈阳设计院在设计某厂改建扩建工程的时候,超过60%的投资,经过利用原有旧设备和可以利用的旧厂房后,不仅把超过的投资全部压缩掉,而且节约了七十多万元。
各工业设计院今年节约巨额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旧设备,发挥旧有厂房和设备作用的结果。
为了就地取材,今年各设计单位在着手设计之前都派出人力到各有关地方、部门进行调查地方材料和所有材料的产量、产地、规格、性能、价格等。
在采用标准设计和运用新技术方面。
沈阳煤矿设计院运用了该院王自正提出的一项“利用永久性设备建井”的新技术,经试验成功后,仅在某项工程的副井上试用,就节约了二十八万元,而且使竖井提前四个月投入生产。
邹士珍、李德贵
金沙江大桥通车
康藏公路上最后一座大型桥梁——金沙江大桥已经建成,在12月15日通车。
通凡摄〔新华社稿〕
陕西全省八万多人冬季施工
新华社西安26日电
陕西境内约有三十多个厂矿的二百多项重点工程,正在集中约八万多人的建设大军进行冬季施工。
从横贯秦川平原的陇海铁路两旁,到渭北高原的丘陵地带,都可以看到建筑工人正在冒着严寒建设新的工厂、煤井、铁路和输电线路。
今年是陕西省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以来冬季施工规模最大的一年。
秦川平原上冬季最引人注目的施工工地,是建设中的西安郊区的电工区和纺织区。
当西安第1次飘雪的时候,电工区的电力电容器厂工地上,工人们正在吊装主厂房的混凝土预制梁;
另一个新建的高压电瓷厂,也正在粉饰厂房和修建屋面。
设在西安东郊纺织区的最后一个快建成的棉纺织厂——国营西北第6棉纺织厂的巨大厂房,已经盖上了屋顶,装配工人正在安装纺织机器。
在新建的印染厂工地上,职工们正在建设印染工人的住宅区。
在“陕西黑腰带”——渭北煤田的铜川矿区,今年冬天也在集中力量继续兴建三对煤井——三里洞竖井、王家河一号竖井和桃园平洞工程。
其中,三里洞竖井在明年第1季度就将移交生产。
还有一座矿区中央机械修配厂,也在建设中。
和这同时,铁路工人正在冒着严寒为铜川矿区新筑三十多公里铁路;
安装工人也在把一条高压输电线路,从西安向铜川方向架设。
今年陕西省冬季施工工程不仅规模大,而且工业建筑要比民用建筑多,高空作业的工作量也大。
在陕西秦川地区第1次降雪以前,各工地就做好了冬季施工准备工作。
参加今年冬季施工的建设大军,都提出“向风雪挑战,向寒冷进军”的口号。
他们要在三个多月的严寒日子里,把这些重点工程建设得又好又快。
一个没有领导的自由市场
本报记者 艾玲
几个月以前,北京朝阳门行人道旁只有一个卖菜小摊,其余都是卖大饼、卖早点的。
过了上午,街上就显得很清静了。
自从开放自由市场以后,朝阳门附近就像个集镇似的,从早到晚都很热闹。
每天清晨,人们就推着装满蔬菜、水产的小车,成群结队地从朝阳门外涌进来。
小车和小摊摆满了朝阳门和朝内大街市场附近,有时还再向西发展,摆到东四牌楼附近。
最初,人们很赞扬这个自由市场,感到比过去方便得多了。
有的说:
“我很久没买到这种活鱼啦!
现在送上门来了。”
有的说:
“这青菜比国营零售店的青菜新鲜,又让我挑选,价钱也合适。”
市场上的商品品种也很多。
可是,渐渐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气氛。
现在,在市场上出售的,除了国家允许自由买卖的商品外,还出现了应当由国家统购和统一掌握的花生、芝麻、棉花、猪肉……。
甚至连沾满灰尘的熟猪肉、驴肉等也都出现了。
人们对市场上的商品的价格,也渐渐地不满起来了。
国营零售公司出售的猪肉每斤七角八分,猪油每斤九角多。
自由市场上出售的猪肉(带骨头的),每斤要九角到一元二角,猪油每斤一元六角到二元;
狗肉也要卖六角一斤。
葱、蒜的零售价比牌价高一倍以上,并且只许顾客买整捆的,不能零买。
许多顾客一问价钱便摇摇头说:
“太贵了!”
市场上也常常发生争吵的事情。
一个老大爷买了三斤猪肉,拿回来一秤,只有二斤半,就去同卖肉的吵起来。
一个青年妇女和一个卖棉花的吵架,说棉花里面是湿的,要退货。
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混乱,也影响到国营商业部门对整个市场价格的掌握。
12月19日那天,朝阳门外的农民服务所门口,堆着十几万斤大葱,像一座小山。
这些葱,是山东泰安县临汶区马庄乡第1高级农业社由火车运来的。
农业社事前没有同北京蔬菜公司联系,现在也不打算把葱卖给蔬菜公司。
山东省每斤葱售价二分到四分,现在他们要以每斤一角五分售给小摊贩。
自由市场上葱的价格,已经比国营零售价高出一倍以上了。
这十几万斤大葱卖出去以后,势必更引起市场价格的混乱。
消费者也就会更不满意了。
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混乱,也影响了国营公司的收购工作。
现在,郊区许多农业生产社,宁可违反“合同”,不把菜卖给蔬菜公司,用高价出售给推小车的商贩。
有些菜摊贩,为了追求高利,竟藏起摊贩牌照,化装成“农民”,推小车到郊区采购蔬菜。
市场上还有很多小贩,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农民。
他们白天做买卖,晚上回到朝阳门外的农民服务所里睡觉,有的住客店或露宿街头巷尾。
进城做买卖的农民,并不是都赚了钱的;
有的因为不了解市场情况,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结果连本钱也赔上了。
一个石家庄的老汉,听说北京橘子很缺,零售价高,便贩运了一批橘子到北京出卖,每斤想卖六角或七角一斤(原价每斤三角多)。
谁料他到了北京,到处都有橘子卖,价钱也没超过三角一斤,结果只得赔钱出售橘子。
他只好坐在东四牌楼路旁低泣。
许多农民进城做买卖,往往超过农民贸易的范围。
据朝阳门农民服务所一个月的统计,在一千零七十三人中,有一半以上是专做投机生意的。
许多农民空手进城,住在城里用高价收购、半途截购的方法,倒卖目前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
农民刘真,在8月间第1次带了自产的梨、红果进北京销售,赚了钱。
随后,他便跑到通县去,利用通县市场上允许自由购买棉花的空子,购进一批棉花到北京贩卖,还在棉花上喷水作弊,结果每斤棉花赚了三角钱。
他还利用熟悉的人做“中间人”,半途截购笤帚,动动嘴,一百个笤帚就赚了二元。
他还在北京雇人排队套购铁丝,买的九角三分一斤,回到乡间卖一元七角到二元一斤。
从蓟县来的农民杨凤,专做“中间人”的买卖。
一次,转手淀粉六千多斤,每斤获利一分钱,一会儿就赚了六十元。
据农民服务所的一位同志谈:
“目前住在农民服务所里的农民,已逐渐对经营商业发生兴趣,而不愿回去从事农业生产了。
许多农民说:
“在生产合作社里干哪个活也赚不了这么多钱,还受累。”
住服务所的农民已越来越多。
只能容纳一千四百人的宿舍,现在已多住了五百人,连饭堂、会议室也都住满了客人。
许多人一住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
服务所每月供应三万多斤粮食也不够吃。
小车多得没有地方放。
北京朝阳门自由市场上为什么产生了这种混乱情况?
据我了解,根本原因是北京市有关部门没有加强对自由市场的领导,抱着放任不管的态度。
东单区商业科的同志告诉我:
“目前自由市场的情况很混乱,很复杂。
我们不是不愿管,而是不知道该怎样管。
上级也没有一个指示。”
一个摊商联合小组的同志也说:
“对农民进城做买卖我们管不了。”
农民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很苦恼,希望上级给以具体指示和帮助。
北京市商业领导部门的同志,在前两星期曾对我说:
“关于自由市场的管理问题,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很快就可以订出方案,还准备每区成立自由市场管理委员会。”
可是,直到现在,还连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全国妇联农村妇女工作座谈会提出
协助农业社合理使用妇女劳力
据新华社26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5日到25日在北京召开农村妇女工作座谈会。
会上着重讨论了合理安排农村妇女劳动力等问题。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今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参加生产的人数大大增多,劳动范围已经扩大,出勤率普遍提高,并且涌现了大批的妇女骨干和生产能手。
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因而大大提高。
但另一方面,在妇女参加生产中,也曾发生了过多过重地使用妇女劳力的问题。
有的地区还有闲置妇女劳力的现象。
座谈会认为,为了使妇女劳力得到充分而又适当地使用,有效地发挥妇女的劳动潜力,并保护妇女健康,照顾社员家庭生活,各地妇联首先要配合有关部门协助农业社有计划地合理安排使用妇女劳力,纠正不照顾妇女的生理体力特点和家务劳动的实际情况,单纯地强调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和对妇女劳动指标要求过高的偏向。
各地妇联还要协助农业社组织妇女参加多种农业和副业生产,要根据完成国家和农业社的增产计划以及增加社员收入的需要,从妇女的实际可能出发,把妇女劳力使用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去。
对于参加农业、副业生产有很好成绩的妇女,和那些负担着繁重家务劳动而又料理的很好的妇女,都应当予以鼓励和表扬。
在座谈会上大家还认为,为了要充分发挥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各地妇联必须推动农业社继续贯彻同工同酬的政策,逐步克服歧视和压低妇女劳动报酬等不合理现象。
座谈会在讨论改进农村妇女基层组织工作时,根据农村合作化后的新情况,研究了基层妇女组织的工作内容、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等问题。
座谈会最后讨论了加强培养农业社妇女骨干问题。
大家认为今后必须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大力培养妇女骨干,使每个农业社都能配齐女社长或女副社长、女队长、女组长等,以便通过她们加强农业社的妇女工作。
各地妇联应协助农业社采用多种办法来训练妇女骨干。
内蒙古粮食油料单位面积产量空前提高
合作化使历史上遗留下的农业生产落后状况大大改变
新华社呼和浩特27日电
新华社记者雷本复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1年里,粮食、油料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据自治区农业厅统计,今年全区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已达到一百三十四斤,比历史上大丰收的1954年平均每亩超过十三斤,与1950年全区粮食每亩平均七十六斤的产量相比较,已提高将近一倍。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使自治区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了1957年的计划指标。
今年的油料作物每亩平均产量也比1954年高6%。
内蒙古是我国三大甜菜产区之一,今年许多农业社出现了大面积每亩产万斤以上的甜菜丰产田。
今年全区扩大灌溉面积三百万亩,比去年增加两倍多;
施肥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59.1%,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在改进耕作技术方面,各地都根据干旱特点,从1955年冬季开始普遍采取了抗旱抢种、浇水点种、锄苗、保苗等一系列防旱保墒措施。
特别是推行秋耕,提高秋耕质量,推广缩垅、增行、匀播密植,效果十分显著。
此外部分地区还在大面积耕地上使用杀虫农药,推广了大量新式农具和良种。
所有这些措施,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起了很大作用。
内蒙古出现农业的历史很短,大部分农田开垦还不到一百年,农业技术和经验积累较差,而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反动统治者在这里实行掠夺式的屯垦政策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以及抗日战争期间日伪的摧残,使得广大贫苦农民长期采取广种薄收的方法进行生产。
因而内蒙古农业上的特点是劳力不足、耕作粗放,自然灾害多,单位面积产量不高。
解放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农民大力改变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
在少数民族用品门市部里
在包头市贸易公司胜利路少数民族用品门市部的橱窗和柜台里,摆满了少数民族喜爱的各种日常用品。
里面有蒙古人民穿的长袍,各种靴子,套有银质刀鞘的刀子,有马鞍、马?
和高贵的礼品哈达、粉卷等;
也有维吾尔族和回族戴的帽子。
一个星期日的中午,一位年轻的蒙古人到门市部要买缎料。
售货员格日勒图便热情地从柜台里拿出深蓝和深绿色的两样带团花的缎料给他看。
顾客嫌这两种衣料颜色太深,花太旧,年轻女人穿起来不好看没有买。
格日勒图便告诉他:
“你过些日子再来,我们给准备一些您喜欢的衣料。”
蒙古人因为居住条件不同,喜好也不同。
四子王旗一带的蒙古人,爱穿尖头的千底四云靴;
伊克昭盟等地的蒙古人就爱穿圆头的香牛皮皂靴。
那天,另一位顾客要买一双靴子,格日勒图便先问他住在那里,以后便根据那个地区人们的爱好,选了一双香牛皮皂靴给他。
顾客穿了穿挺合适,高兴地把靴子买走了。
一个售货员对我说:
“格日勒图同志不但服务态度好,对业务也很熟悉。
她已受到顾客好多次的表扬了。”
(徐霁萍)
实事求是,关怀社员,发扬民主
山东大众日报12月15日以“一个很好的榜样”为题发表社论,评论了莒南县旗帜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社员群众办社的经验。
社论说:
旗帜社所以能够办得很好,是因为这个社的领导人员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工作方法。
社论指出:
这个社的第1条经验是:
不论办什么事情都实事求是。
在制定生产计划、包工包产、分配以及其他工作上,他们都表现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特点。
1956年春天,他们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增产计划,可是领导上曾经批评他们“保守”。
他们就再次找社员群众商量。
再三商量的结果,认为这个计划是积极可靠的,就这样执行了。
秋后证明他们那样做是做对了。
第2条经验是:
帮助社员把家庭生活安排好。
旗帜社的领导人员深切地关怀社员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口粮问题到称油买盐、吃菜、穿衣、住房、烧柴、饲草、生孩子、赡养老人、治病、婚丧、休息、开会等问题,都在他们讨论和研究的范围之内。
生活问题解决了,社员们就更加亲切地体会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更加关心社的集体利益,更加积极地参加社内的集体生产,也更加热爱社干部。
这个社在解决社员生活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增加社里的开支,也没有伸手向国家要钱;
而是依靠合理安排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副业、合理分配和发动社员互借互助等办法解决了问题。
第3条经验是:
不论办什么事情都发扬民主,都让社员真正当家。
这个社的一切重大问题,如生产计划、包工包产、财务收支、分配、社干部工作报酬和补贴等事情,都是同社员们商量好了再办。
哪怕听到社员们一星一点的反映,他们也常常拿到管委会会议上郑重讨论,想出办法,解决问题。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避免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而且使每个社员都感到自己确实是合作社的主人翁,因而更加热爱合作社的集体事业。
旗帜社是怎样实行民主办社的
中共莒南县委员会
山东省莒南县仕沟乡旗帜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来由于社里的中共支部和管理委员会认真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的方针,社员生产劲头大,庄稼收成好。
全社土地二千九百亩(丘陵地占60%以上),每亩平均粮食产量四百零二斤,比去年(与去年四十八户的老社产量相比)每亩增产十八斤。
全社二百二十八户,增加收入和不增不减的二百一十七户,占全社总户数的95.2%,减收的只有十一户。
从少数人包社到大家办社
仕沟乡何家店村从1951年冬开始办社。
在过去的几年里,支部和管理委员会不懂得实行民主办社,社务由少数干部“当家作主”,发号施令。
管理委员会七个委员当中,当家主事的只有三人,其他委员是“听招呼”。
这样办的结果是:
“社干部逢事往外推,社员意见一大堆。”
社主任钮恩升等几个主要干部认为自己是“公公背着儿媳妇走,受了累还不落好。”
去年冬天,两个村(何家店、周家坡子)五个初级社并成一个高级社以后,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办社不民主的教训,决定坚决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
当时管理委员庄子调等说:
“社大,人多嘴杂,乱口主家不好办。”
社主任钮恩升和党支部书记何佃芳等同志用过去办社不民主的教训说服了他们。
管理委员会十三个委员为了表示他们实行民主办社的决心,每人写了一份保证书;
在保证书上写着:
(一)有事和大家商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
(二)大公无私,给社员当好勤务员;
(三)和社员同患难,共呼吸;
(四)加强团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骄傲,不自满。
有事和社员商量
到底怎样发扬民主?
当初管理委员会还摸不着门路。
如在订春季生产计划的时候,十三个管理委员集中在一起订了三天,计划还是没订好。
管理委员会认为这样虽然浪费些工夫,总算作到了有事大家商量,不是少数人包办。
社员们却说:
“社干部误得起工,咱可给他们补不起工。”
管理委员会听取群众意见,改变了这种作法。
他们运用先召开老农座谈会和找生产队长、社员交谈等办法,广泛搜集社员意见;
根据社员意见和国家要求,先由两三个主要干部负责订出计划草稿,然后提到支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党员大会,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员会,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逐级讨论修改;
最后提交社员大会讨论修改。
直到广大社员都满意了,才作为社员大会决议,交管理委员会贯彻执行。
今年社内制定的九次全年、季度、小段的生产计划,三次预分和决分方案,都是这样作的。
由于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有事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意见,社员树立了当家作主思想,在领导工作上许多可能发生的错误都避免了。
如在春季开展高额丰产竞赛运动中,社主任钮恩升按上级要求提出每亩产八百斤的增产指标,社员一致认为办不到,不同意,并批评钮恩升说:
“你别做吹牛大汉。”
管理委员会听取了社员的意见,仍然执行原包产每亩平均四百斤的计划。
结果,今年实产每亩平均四百零二斤。
夏种的时候,管理委员会计划用“旧犁带犁镜”的办法种豆子,社员们提出:
地干,带犁镜种豆子苗出不齐,苗出不齐就要减产。
管理委员会接受了社员的意见,立刻改变了原来的种植方法。
社员们说:
这才是民主办社的样子!
社里有这样的领导人,咱真称心满意。
处处为社员打算
春季增产竞赛运动刚开展起来,有的社员生产劲头不大。
管理委员分头访问社员,发现一部分社员缺粮食吃,所以生产不带劲。
社主任钮恩升首先带头借出三百六十八斤粮食,生活较好的管理委员也都带头借出了粮食。
接着召开了党、团员会和社员会,进行了友爱互相教育。
在干部带头下,全社有四十八户社员借出粮食四千斤,加上社里借出的二千七百斤剩余的种子粮,解决了三十三户缺粮户的困难。
社员们说:
有福同享,有难同防,社里对咱这样关心,咱得加劲生产。
春季生产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春季日渐长夜渐短,社员苦于每晚开会熬眼。
他们批评管理委员会说:
开大会你说我补充,讨论讨论到三更;
队里每晚先记工后排活,哇哇喳喳到半夜。
管理委员会研究大家的意见,改变了开会方法,办法是:
(一)管理委员会在会前作好准备,会上发言时间短,多数时间让社员讨论。
(二)在一般情况下不召开社员大会,遇到分配、总结评比等大事召开社员大会的时候,事先把讨论提纲分发到各个生产小队,管理委员分片传达。
如果讨论内容较多,就分几个晚间讨论。
(三)管理委员会会议内容多的时候,先开预备会,社主任和委员个别串连,交换意见,每人都作发言准备。
(四)为了减少各生产队晚间记工的麻烦,根据包工包产的农活用工数制发工票。
社员每天作完活就发给工票,做到“地头清”。
利用干活休息时间计划第2天的活路。
社员每三天或五天把工票交给记账员,记账员把每人的工日记在劳动手册上。
会计每月向社员公布一次工账。
自从春季改变了开会办法,近一年来晚间开会一般都是七点开会,九点散会,只有一次总结评比大会超过了十点钟。
干部反映:
“会议短,办事多。”
社员反映:
“自从办了高级社,熬眼跑腿都不多。”
大家对会议这样开法都非常满意。
秋季预分的时候,因社内种谷子少,有些怀孕的女社员反映:
今年分的谷子不够“坐月子”吃的。
管理委员会听取了孕妇们的意见,决定凡在今年内生小孩的,每人多分谷子三十斤,用其他粮食顶换。
全社有三十七户多分了谷子。
孕妇高兴的说:
有了米“坐月子”,别的东西就不愁了。
表扬先进推动落后
社里今年进行了四次总结评比,十二次小段农活质量检查。
通过农活检查和总结评比,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如夏季进行总结评比的时候,社员何佃英批评管理委员傅文玉分麦秸给本队秤的高,给别队秤的低。
傅文玉向社员作了检讨。
管理委员会对社员采取了多表扬少批评、多奖励少处罚的原则。
一年来社里有九十多人受到大会表扬,其中二十四人受到物质奖励。
五个生产大队中,有三个队得了集体奖。
全社只有两个社员因违反劳动纪律、贪污工分受到处罚。
经过总结评比和表扬先进社员,社内有七个被称为“好吃懒作”的社员,变成了生产积极分子。
干部群众亲如一家
实行民主办社,社里获得了丰收,社员亲如一家。
一个社员病了,有许多社员去问候,帮助克服困难。
党支部书记何佃芳跟前没有小孩,逢年过节感到苦闷,社干部和社员就去安慰,说些解闷话。
队和队互相帮助,亲密团结。
傅文华小队今年麦田较多,场地不宽敞;
李文宾小队抓紧把麦打完,把场地、牲口、仓库全部借给傅文华小队用。
周佃超生产队麦场还没打完,遇上雷雨,七八个小队的社员赶着牲口去帮他打场。
周佃贵生产小队因劳力弱,豆田锄不过来;
周佃聚小队自动帮助十四个劳力,一气帮他锄完了豆子。
周佃贵说:
“真是民主团结力量大,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再大也不怕!”
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垦荒的第1年
全国移民七十多万开垦了大量荒地
各地明年将继续大力帮助移民发展生产安家立业
新华社27日讯
1956年是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垦荒的第1年。
据内务部最近的统计,今年全国移民共七十二万五千多人,超过了1949年到1955年内移民的总和。
今年从人口密集的山东、河南、河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移到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垦荒的居民,共有四十三万二千多人。
此外,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十八个省,还有二十九万二千多人在省内移民垦荒。
居民们徙移到新的地方以后,开垦了大量荒地,为国家增产了许多粮食。
移到黑龙江省的居民今年开垦荒地六百万亩,春季播种二百一十多万亩,平均每人播种十八亩。
移到内蒙古的居民共开荒十九万亩。
移到青海省参加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居民共开荒和种间歇地三十二万三千多亩,另外移到青海省建立新村的居民已开荒一万多亩,平均每人开荒十多亩。
他们种植的农作物大部分都获得丰收。
移到黑龙江省建立新村的居民种的玉米每公顷产量在四千斤以上,谷子每公顷产量二千五百斤左右,马铃薯每公顷产量近一万斤,粮食总产量达十二万吨。
由于移到新地的居民积极参加劳动生产,有许多人今年的收入超过了在原居住地的收入。
移到黑龙江省的十万零八千多名青、壮年垦荒队员,今年平均每人收入二百元以上,也有不少的人收入达到四百元以上,比在原籍收入增加了。
移到甘肃省敦煌县前进农业社的三十三户居民,有二十八户的生活水平比在原居住地提高。
移到青海省湟中县大元乡的六十六户居民有90%已经能够自给,其中30%还有余粮。
国家对移到新地垦荒的居民给予了极大的支援。
他们在迁移时所需的路费,迁移到新地后的住屋和建设新村道路、桥梁、水井等费用,都由国家投资解决。
国家还以大量投资和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其中无偿的投资占70%左右。
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内蒙古等九个省区,国家对移民事业的投资即达一亿一千多万元。
国家为移到黑龙江省的居民购买的拖拉机有五百台,修建的房屋有两万五千间,并且还在新村设立了许多卫生所、供销合作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和邮政代办所等。
内务部移民局的负责人说,由于各地对大规模移民缺乏经验,今年有些地区在移民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
部分地区在向移出居民进行宣传的时候,夸大了安置地区的优越条件,没有实事求是地讲清困难条件;
少数地区对安置新居民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妥善,例如房子准备得不够,粮食和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得不及时,这些都给移去的居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另外,在一般居民中还存在着“故土难离”的思想,有少数居民克服困难的精神不够,想依靠政府来解决他们所有的困难问题。
加上有些地方忽视了对新移去的居民进行经常的思想教育工作,结果就有少数居民被一些暂时的困难吓倒,从安置地返回了原籍。
根据这些情况,各地有关机关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并且准备在1957年大力帮助移到新地的居民按计划完成开荒和播种任务,同时帮助他们把将近二十万名家属接到新居住地来,以便使他们在那里安家立业。
在三门峡、新安江等建设水库的地区,大约还有近十万居民需要迁移。
在1957年内,地广人稀的省份还将选择好一部分适宜耕种的荒地,由人口密集地区派出一部分青壮年作为先遣队前去盖房和开荒,以便为1958年的移民工作作好准备。
认真地扣还今年的农产品预购定金
本报评论员
今年春夏期间,国家发放的农产品预购定金总共有十四亿元左右。
发放这样多的预购款项,在当时农村金融不够活跃的情况下是很必要的。
它对于帮助农业社和农民克服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近来根据各地反映,扣还农产品预购定金的进度非常迟缓。
目前除了茶叶、蚕茧、土丝等农产品的预购定金已经接近全部扣还以外,其他农产品预购定金扣还的都非常少。
例如,占全部农产品预购定金50%到60%的粮食定金,除湖北、山东等省已经收回80%以上外,河南、黑龙江、江苏等十个省,估计顶多只能收回70%左右。
约占全部农产品预购定金20%左右的棉花预购定金,到11月上、中旬,收回的只有50%左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例如,不少地方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灾害,不少农业社在春季投资和集体开支过大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却是有些农村工作干部和农业社干部,把保证农业社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把农业社进行社内分配的时候要少扣多分的原则,和农业社必须履行预购合同、归还预购定金的原则对立起来了。
他们错误地认为要全部归还预购定金,就不能保证社员增加收入;
要全部归还预购定金,就不能保证把农业社收入的60%—70%分配给社员。
因此,他们在归还国家预购定金的问题上,错误地采取了尽可能拖欠不还的态度,甚至强迫粮食部门把已经扣回的预购定金再退还给农民。
有些农业社害怕扣还预购定金,甚至把某些农产品直接分给社员,影响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
应该向这些同志说清楚,如果拖欠国家的预购定金,对于国家、对于农业社都是不利的。
农产品预购定金,每年都有一定的限度,下一年度的定金,要靠上一年度收回的款项进行周转;
如果这笔款项被农业社大量拖欠下来,势必影响国家资金的调度。
农业社得到国家的预购定金,终究是要归还的。
如果今年秋收以后,不能设法扣还完毕,拖到明年秋收以后再还,就会加重农业社的债务支出,甚至影响明年社员实际收入的增长。
而且,农业社如果不还预购定金,国家就无法筹措明年预购农产品所必需的定金,这样,某些急待国家用定金帮助克服困难的农业社,就难以得到帮助了。
每一个有偿还定金能力的农业社,难道应该这样作吗?
根据国家的要求,今年发放的农产品预购定金,原则上应该全部收回。
只有那些受灾严重、农业减产较多地区的农业社和农民,尽他们现有的力量,如果确实不能全部还清,可以经过一定机关批准,到明年再还今年不能还清的部分。
有些人想把预购定金作为救灾款赠送给农民,这是很不对的。
为了救济灾区人民,国家已经拨出大批款项,因此不该再挪用这批定金。
至于那些虽然没有遭灾,但因春季农业投资或集体开支过大而在经济上发生困难的农业社,应该执行全部偿还预购定金的原则;
他们在经济上如有困难,应该首先从增产节约和开展农业的多种经营来逐步解决。
目前多数地区正在大量收购农产品,有些地区的定购任务快要完成了。
各地必须抓住这个紧要的时刻,把扣还农产品预购定金的情况作一次认真的检查,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教育农业社和农民履行预购合同,切实保证扣还今年的预购定金。
黄河正在更多地为人民造福
山东省广饶、博兴两县过去不断受黄水威胁。
打渔张引黄灌区的渠首引黄闸开始放水以后,使波浪滔天的黄河水通过引黄闸,进入沉沙池,穿过总干枢纽,经过渠道,缓缓地流到农田里。
黄河在更多地为人民造福了。
唐永平摄(大众日报社稿)
上 过去不相信黄水会被征服的杨同合(右)和岳树声老大爷,在事实面前笑了。
左 黄水到了杨武乡,土壤改变万物长。
英培、桂祯把水提,吃上甜水喜洋洋。
一名特务自动投案
检察机关宣布免予起诉
新华社上海27日电
图谋爆破鹰厦铁路的国民党派遣特务陆炳坤,从台湾潜入上海后第3天,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上海市检察机关在25日宣布对陆炳坤免予起诉。
公安机关查明,陆炳坤是蒋介石集团“国家安全局情报局”派遣特务。
今年11月07日,陆炳坤以泥水匠身份从九龙潜入广州,11日回到上海西郊区他的家里,企图以家庭作掩护,再到鹰厦铁路沿线勘察地形,制定爆破计划。
据陆炳坤供称,今年08月,他在台湾曾受到爆破和密写等技术训练。
这个干了七八年国民党特务的“泥水匠”回家后,看到原先一家人住的搁楼已经变成两间宽敞的房屋,家四周的破烂棚房变成美丽的曹阳新村。
亲戚们经常向他畅谈解放后生活改善的情况,母亲责怪他当年不该逃往香港。
知道他参加过特务组织的朋友耐心向他讲解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宽大处理的政策。
陆炳坤考虑了两天,13日就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和陆炳坤离婚多年的女工庄水英见到他真心悔过,重新做人,也和他恢复了夫妻关系。
上海冬季长跑锻炼
据新华社讯
今年冬季,上海参加长跑体育运动的人比往年多得多,其中也出现了女子长跑运动员。
每天清晨,在黄浦江边和各区的干道线上,有数以百计的青年冒着寒冷的空气在奔跑。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和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联合宣布:
从目前起,到明年03月底止,男子运动员长跑路程累计达到二万五千公尺,女子达到一万五千公尺的(每周跑不少于二次),一律发给纪念奖品。
上海市委号召干部
简朴过新年
新华社上海27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检查了新年、春节副食品供应工作以后,号召全市干部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在过新年和过春节时,能做到以下两点:
一、机关中一律不聚餐;
二、干部在过年过节时,尽量从简,少买年货,以尽量满足市民的需要。
他们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
新华社记者 黎作骥
广东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在先后两位厅长艰苦朴素作风的影响之下,大部能够经常深入农村联系群众。
厅里的经费开支也一贯注意一点一滴的节约。
今年头十个月节约的办公费相当预算的20%。
曾经在广东省民政厅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特别怀念他们的厅长。
艰苦朴素是这个厅每一个厅长的传统作风。
这里的同志们谈起来总爱从前任厅长朱荣同志谈起。
朱荣在民政厅工作了六年,但是他从来没有计较过个人的生活享受。
省里本来在广州最优美的住宅区——东山拨一幢小洋房给他住,可是他认为那儿离厅太远,离同志们远。
这许多年,他就一直住在厅里,并且在厅里和同志们一起吃饭。
吃东西他不去过分讲究,炊事员常说,替朱厅长做菜最容易。
他穿得也很朴素,除了1950年领过公家发给的一套粗呢子制服以外,一直穿的布制服,衣服破了,缝补以后又照样穿上。
1953年05月,他有一次到英德、清远等县指导救灾工作。
英德县连江口区知道厅长下来,便派了两位工作人员去接,可是在车站上找遍了也找不到厅长,原来朱荣早已自己背着行李走到区委会了。
朱荣工作起来常常忘记休息,他没有假期和星期天。
他关心群众的生活甚于关心自己。
如果十天半月不下雨,或者一连下了几天雨,他就焦急起来,想着下面是否会闹水灾或旱灾。
有时半夜刮风,他就从床上起身守候在电话机旁,询问各县的情况。
他常常教导厅里同志们说:
“冷了,你要想到那里的农民可能没有被盖,连续下三天大雨,你应该想到是否会发生水灾。”
现任厅长关山同志是在去年03月到职的。
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和神经衰弱症,但是他仍然保持了前任厅长的优良作风。
他到职之前,刚从疗养院出来,健康仍未恢复,领导上原来让他再休息一个时期。
但是那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时期,他马上取消了继续休养的打算,第2天到厅里了解一下情况,第3天便亲自到吴川、茂名、电白等县指导救灾工作,一去就是近两个月。
他在吴川县第7区,曾经连续一个多星期地半夜走山路,深入乡村农户,了解农民生活上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那时,一些区干部见他身体本来不好,晚上常失眠不能入睡,加上这样劳累,想买点好的东西给他吃,但是却被他拒绝了。
他下乡刚回到厅里来,听了一些汇报,两三天后又到海丰县去,深入到灾荒比较严重的新寮乡的一个村庄了解情况。
这个村庄有五十多户,他大部分都挨户访问过。
在了解到真实情况以后,他便指示拨出救济款五万元,并且和粮食部门研究调拨了两万担大米到海丰县。
经过当地党和政府部门干部大力领导生产救灾工作,终于制止了那里灾情的发展。
那时,关山的胃病虽然发作得很厉害,他还是和农民一起吃甘薯、稀饭,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才到区里请医生诊治。
厅长们的艰苦朴素作风,影响了全厅的工作人员。
他们大部分都经常深入农村,了解实际工作情况。
他们下乡的时候,都是直接深入农户,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因此,农民一见是民政厅来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欢迎。
厅里在经费开支方面也都随时随地注意节约。
每当召开较大规模的会议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尽量住得挤一些,腾出地方给参加会议的人住,不租旅店,为国家节省开支。
平常,工作人员们也互相督促节约用水、用电和办公用品。
民政厅现有的一切桌、椅、台、柜,大都是解放的时候接收下来的,或者是利用旧木料加工制成的。
几年来,厅里印发的文件、表报、信封等也是利用废纸印制的。
他们召开的会议不备香烟、点心。
今年以来,厅里工作人员还自己煮浆糊、修理脚踏车,注意一点一滴地节约办公费。
从1月到10月,他们节约的办公费相当于原来预算开支的20%。
优先录用妥善安置具体帮助经常教育
广东省上海市奖励安置复员军人有成绩的单位
新华社广州25日电
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在22日联合举行大会,表扬和奖励了妥善安置复员军人的八个单位和六个人。
受到表扬和奖励的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从今年01月到9月共录用了三十名具有无线电基本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复员军人。
电台的领导人员根据业务的需要,结合了“学用一致”的原则和个人志愿,分配二十八人做无线电工作,并且指定专人辅导他们,组织他们参加无线电业务学习。
党、团组织也热情地帮助复员军人制定个人向科学进军的规划,并且指定专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广州市第一商业局在需要增加职工的时候,都能够优先录用复员军人。
到9月中旬止,第一商业局共安置了七十二名复员军人。
在复员军人到职的时候,局的领导人员向他们介绍工作情况,并且根据复员军人的特长和他们在部队所做的工作,给以妥善安置。
由于第一商业局对复员军人安置恰当,并且重视对复员军人的教育,在局的三百四十六名复员军人中,大部分都积极工作,表现良好,本年度第2季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就有一百人。
据新华社上海讯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21日授予国营上海第1印染厂一份奖状,表彰这个厂在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中所做出的成绩。
国印一厂在今年主动吸收了二十七名复员军人,这数字比以往几年吸收的总人数还多。
这些复员军人大部分被分配在技术岗位上,并有专人给予指导。
厂的领导上发现复员军人陈达夫参军前学过电镀,就把他从洗布车间调出来去学习镀钢镀铬的工作,后来又发现陈达夫经常到印花车间看布色样,对绘画更有基础和兴趣,就调他学习锌版雕刻。
现在,陈达夫经过四个半月的学习,已达到了一般人需一年半到两年才能达到的八级工的技术水平。
今年下半年以后,厂的人事部门还接受复员军人的要求,调了八个对印染技术有兴趣的人去学习印花、雕刻。
国印一厂从今年开始,把定期举行全厂复员军人座谈会列为全厂性重要会议之一。
这种会议已经举行过四次,会上听取复员军人对生活、工作各方面的意见,使领导方面及时纠正了十五个复员军人工资偏低的现象。
国印一厂党和团的组织还很重视对复员军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这个厂的修建车间党支部和团支部的负责人,曾经几次对复员军人沈桢祥进行革命军人荣誉教育,克服了他因工作有一些成绩而骄傲的情绪,现在,沈桢祥已经成为一个先进生产者了。
复员军人姜家才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有时候因家务事争吵起来就打骂妻子,党支部委员范霞友到他家里访问了三十多次,向他耐心地进行教育,终于转变了姜家才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使这对几乎要离婚的夫妻和睦了。
到目前为止,全厂大部分复员军人已经成为生产上和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十二个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九个人已经培养成为六级以上的技工,五个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
全国象棋锦标赛结束
本报讯
1956年全国象棋锦标赛,昨天晚间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最后三场决赛后,全国象棋冠军和亚军随即揭晓:
广州市杨官璘获得了冠军,亚军是哈尔滨王嘉良。
之后的名次是:
杭州市刘忆慈;
武汉市李义庭;
北京市侯玉山;
上海市何顺安。
这次比赛是从本月15日开始的,参加比赛的有来自全国各个城市的选手。
参加选举的人数高于上届选举时的比例
十九个省市全部完成基层选举
有些地区正采取紧急措施纠正偏差和解决遗留问题
新华社27日讯
1956年的基层选举工作即将结束。
目前,已有吉林、内蒙古、陕西、湖南、贵州、北京等十九个省(区)、市全部完成了基层选举工作,正在普遍召开第2届县、市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
其他各省(区)的基层选举工作也即将在最近结束。
在选举过程中,许多地区充分发扬了民主,广泛地发动群众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展开批评,并且严格地挑选了代表候选人,因而在选举后出现了新的气象。
河北省秦皇岛市铁庄乡经过选民酝酿讨论后确定的候选人名单,在再一次拿到群众中讨论时,在四十七名候选人中又有六名被群众提出意见,要求更换,直到提出大家最满意的人为止。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平庄乡在选举后的半个月中,就有三十多名代表主动到乡人民委员会来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重庆市道角乡人民代表杨金华过去对群众的生活不够关心,在选举中群众向他提了许多意见,他当选后根据群众意见改进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及时了解了九十三户生活困难的社员的情况,并且提出了减免公粮和给予生活补助等具体意见转人民委员会处理。
在选举后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一般都较过去开得好,克服了过去的形式主义的毛病。
例如,青海省湟源县申中乡在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时,广泛发扬了民主,代表们在会上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了七十条批评和建议。
其中有一条建议实现后,就可以使这个乡扩大水田三万亩。
今年各地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一般都高于上届选举时的比例。
据山西、黑龙江、甘肃、山东、河南、北京等二十一个省、市的一千二百八十七个基层单位的统计,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92.9%。
被剥夺选举权利的人数也比第1次普选时大为减少,据河北、辽宁、青海等十六个省、市的一千零四十八个基层单位的统计,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占总人口的0.48%。
在山西省,据潞安、寿阳、五寨等二十七个县的初步统计,在地主、富农中有81.5%改变了成分参加了选举,有半数以上接受改造表现较好的被管制分子撤销了管制,给予他们政治权利。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消息,今年也有一些地区对基层选举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在选举过程中没有很好发扬民主,单纯地赶时间、赶任务,致使选举工作流于形式。
这些地区为了纠正偏差和解决选举中的遗留问题,已经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检查和纠正。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葛卡乡永青藏族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建社后获得丰收。
社员都得到了比去年更多的粮食。
左图:
永青藏族农业生产合作社女社员在打场。
右图:
永青藏族农业生产合作社女社员小珠玉(右)等在选收割下来的青稞种籽,争取获得更大的丰收。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在中国各地旅行的几点印象
埃及共和国驻华大使 哈桑·拉加卜
1956年12月07日到19日,中国外交部为各国驻华外交使团的代表团长组织了一次到华中和华南各地的旅行。
我很高兴,我也能抽空参加。
我们访问了许多重要地方,最先到上海,接着到广州、武汉、郑州,然后返回北京。
所到之处,都由市长或者他的代表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城市工作和当地情况,或者由省长介绍本省情况。
在这次旅行中,我参观了许多工厂、博物馆、文化宫、工人俱乐部、冶金和化学企业以及正在建设中的著名的长江大桥。
我的印象是,自从1949年现政府执政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
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我认为是,中国不仅已兴办了许多新的工厂,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为自己的工厂提供机器装备。
在有一些工厂里,我看到几乎80%的机器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工业生产计划
在提高工业生产的计划方面,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明智的措施:
一、以政府入股私营工业,形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方法来扩大现有工业。
这一措施是最合理不过的,因为扩大一个现有工厂要比建立一个崭新的工厂容易得多。
后者有种种困难,像选择厂址,重新设计、建设,购买新的机器,训练新的工人,采用新的经验等等。
这些都需要很长一个时期才能见效,而扩大现有工厂却比较容易,比较经济,也易于见效。
二、实行八小时一班的多班工作制,最大限度地利用投资。
我们参观过的大多数工厂实行两班制,有的甚至实行三班制。
三、在建设新的工厂时,利用友好国家的技术经验是极其重要的。
德国伟大政治家俾斯麦说过:
“愚蠢的人说他们从切身经验中学习,但是我宁愿从别人的经验中得益。”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长此下去的。
不久,中国技术人员将会在工作中累积丰富的知识。
这样,在将来,他们的经验将会和中国科学家、学者在实验室和科学机构中进行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并得到发展,那时就要轮到中国把自己的经验贡献给全世界了。
我敢说,以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来看,这一天是不会太远的。
实际上,中国工程师正在许多方面采用新的技术,如像在武汉建设长江大桥的桥基时采用了新的打桩方法。
一当他们的经验公布,全世界的建筑工程师将能从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成就中获得教益。
埃及从中国的经验中可以得到的好处
必须承认,这次旅行使我获得了不少知识,我希望这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有助于我的国家。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乘火车行经五千五百公里,绝大部分地区是田野。
我发现,中国农民所使用的许多农具在埃及从未见过。
举例说,上海郊区的简单的汲水风车。
这样巧妙的器械对于近海的埃及农民一定很有用处,那里的农民今天仍然靠人力来取水。
手操农具的大小和埃及使用的也不同。
在埃及试用这些中国农具是个好主意,埃及农民必能从中获益不少。
合作社制度
中国的合作社制度显然是值得埃及农民研究的。
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能够更好地使用人力,因为它使农民在农作技术上专业化,从而改进了生产。
同时合作社制度使小农能够使用效率高的现代农业机械;
没有这种制度,他们是很难使用的。
和私有制相比较,合作社的经营费用要少得多。
实行合作社制度将能根本地改变农业耕作的整个面貌。
埃及和华南有类似条件
埃及位于北纬22度到31度之间,因此它的气候在许多方面和中国南部是相像的。
华南的许多农作物可以成功地移植到埃及去,譬如:
一、竹子,在埃及是知道的,但是从没有像中国这样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竹子深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
竹笋可以烹成可口而富于营养的食品,竹茎几乎什么都可以做,如盖房、编篱笆、作农具、船桅等等。
二、许多美味的水果可以在埃及种植,如荔枝,这在埃及是完全陌生的。
三、中国利用池塘养鱼的经验对埃及十分有益。
我在广州参观了一所水产馆,看到许多种鱼是埃及农民可在本地池塘里饲养的,这可以提高生产率,并且可以把埃及至今闲着的池塘湖泊利用起来,不致像现在那样闲在那里仅仅成为蚊子传染疾病的巢穴。
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在广州我参观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商品种类的繁多和质量的优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参观者可以很容易地就看出,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并且生产出了许多新的产品。
这次展览会充分显示,伟大的中国所拥有的无限自然资源可以挖掘出丰富的财富,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他们的全世界的朋友们的骄傲。
我确信,这次展览会将使中国和亚非及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
中国对埃及的支持
在这次长途旅行中,我亲眼看到中国的每个乡村和城市都支持埃及。
许多火车站的招贴墙上写着支持埃及的标语和口号等等。
我还见到许多工厂内挂着巨幅标语,号召工人增加生产,使中国能给埃及以物质援助。
据我了解,许多工厂的工人都无偿地工作许多钟点来支持埃及的正义事业。
我始终确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都是支持埃及的。
埃及当然很感激中国为支持埃及所作的一切。
俗话说:
“临难方见真朋友”。
最近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使埃及明白她可以完全信任中国的友谊。
帝国主义留下的伤疤
中国过去所受的帝国主义压迫比任何国家都多。
在访问过的许多城市中,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留下的旧的伤疤,使人不禁想到可恨的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
像上海的黄浦滩、广州的沙面这些地方,仍然使中国人民记起当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四分五裂时,他们所遭受到的屈辱。
中国人民只是在现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了以后才摆脱了这种外国干涉。
但是帝国主义时刻准备着寻找中国软弱的机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以恢复他们在中国失去的特权。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许帝国主义找到这种机会。
中国人民防止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并尽一切力量增加生产。
工业化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工业能够满足居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工业始终是国防的支柱。
除非把工业发展到足以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先进工业相匹敌的高度水平,中国将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干涉的威胁。
帝国主义在埃及的冒险就是一个例子。
结束语
中国政府遵循了非常明智的传统,为各国外交家们组织了这样的旅行,使他们能够访问中国各地,亲眼看一看中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为了使我们旅行得尽可能地舒服,不辞辛劳地给了我们多方照顾,对此我不能不对外交部表示感谢。
我们一路上极为舒适,旅途中的一切事务也管理得井井有条。
我必须承认,这次旅行对我说来是一次极大的教育。
它使我有机会看到许多书报上常常谈到的历史遗迹;
它使我有机会从中国的省长和市长们那里获得了关于中国地方事务的第一手知识。
这次旅行确实是增长了我对中国历史的知识,并使我对中国事务发生更大的兴趣。
我确信,这次旅行将使我能有更广泛的知识和经验,从而能更有效地来完成我的使命。
我也确信,这次旅行将有助于埃中两国更加接近起来。
安徽省人民法院发扬光荣传统
从上到下一贯俭朴
本报合肥27日电
安徽省人民法院全体工作人员,数年来一直保持了勤俭朴素的作风,节省了国家开支;
个人生活安排得当,绝大多数人都在银行有储蓄。
安徽省人民法院的司法事业费用,1955年比1954年节约了一半多;
今年比去年又将节约三分之一。
行政费用从1954年以后,也年年都有节余,上缴国家。
他们采取了经常向工作人员公布开支的办法,使用钱得到群众的监督,同时也启发了工作人员自觉地节约开支。
他们的机关是在一个旧祠堂内,房屋古旧,只在旧基础上进行整理和修缮,加盖一些草屋,花钱很少,但是安排得十分整洁安适。
职工宿舍虽然简陋,但是在少花钱的条件下,却都有了房子住,职工也很满意。
机关负责人员穿吃都很俭朴,从来不让总务人员在他们的办公室和宿舍新添置什么家具;
他们有小汽车,但平常很少随意开动,负责人员大半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和步行。
他们在全体人员大会上,经常教育职工节约。
全体职工在他们的带动下,也都养成了朴素节约风气。
这个机关内现有人员七十九个人,参加储蓄的就有七十二个人。
他们全机关每月的工资总额才五千九百多元,7月到12月平均存款的余额就有三千一百多元,达工资总额的50%以上。
热情关怀复员军人的张副经理编辑同志:
妥善地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
河南省许昌市饮食公司副经理张铭是很注意这项工作的。
今年有二十一位复员军人调到公司中来,当时有两位复员军人过去在别的单位犯过错误,但他也一样安置他们。
他说:
“不能用过去一些过失来衡量一个人。
复员军人大都经过战斗考验,并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对他们主要是教育和培养的问题。”
张铭同志的确是这样做的。
开始时,复员军人因为业务生疏,工作不够安心。
张铭同志便在业务上帮助他们,同时根据他们的不同思想情况进行教育工作。
现在有几位复员军人因工作能力提高已提拔为分店经理、主任、股长等职务。
张铭同志不但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工作,而且也关心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家庭困难。
他参照他们的原级别合理地调整了他们的级别。
家庭有困难的还给予补助,此外,张铭同志还热情地帮助两位同志解决了婚姻问题。
由于张铭同志的努力,大家一致评选他为安置复员军人的模范,并提请上级给他奖励。
读者 韦良才
西安首次农民运动会
据新华社讯
西安市最近举行第1次农民运动会。
两百多名男、女农民运动员,在22日到24日三天里进行了篮球、拔河的锦标赛。
雁塔区和未央区的代表队分别获得男子篮球冠军和亚军。
男子拔河和女子拔河冠军都由灞桥区代表队获得。
走出原始森林建起新村
云南苦聪人陆续定居
新华社昆明27日电
新华社记者叶子健报道:
在云南南部哀牢山的原始森林里,六百多个长期过着游猎生活的苦聪人,已经陆续定居下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境内茨通坝的四周山上,出现了几座苦聪人的新村庄。
苦聪人勇敢机智,每个男子都是打猎的能手。
很早的时候,他们是定居的,后来他们被反动统治者赶进了深山。
解放前,苦聪人一直在大森林里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他们住在用芭蕉叶复盖的竹棚里,芭蕉叶枯黄卷缩了,就携带着全部家产——弩箭和砍刀搬家,从这里到那里,终年不停地迁徙。
许多苦聪人没有衣服穿,吃不到食盐,野味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来源。
他们不熟悉农业生产,只有少数人把大片的森林烧掉以后,用木棒在焚后的土地上戳些洞,投进玉米,等待收获。
现在,定居后的苦聪人不再刀耕火种,他们用政府无偿发给的耕牛、犁铧和锄头,在自己村寨附近新垦了一些稻田,他们在傣族、瑶族兄弟的帮助下学会了用犁耙地、栽秧和收割。
人民政府还给他们发了新衣服和救济粮。
他们采集的各种药材和编织家庭用具的藤条,也由贸易部门以公平的价格收购。
他们住的房屋,是由人民政府请傣族兄弟帮助他们修盖的。
目前正是哀牢山严寒的日子,每当傍晚,红河里腾起了白茫茫的大雾,劳动了一天的苦聪人这时不再蜷伏在芭蕉棚里,他们在新居里围着温暖的火塘,烹调香味扑鼻的晚餐。
从前苦聪人的人数并不少,但是被赶进深山以后,据说只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里还有七百多户人。
从1952年到现在,已经陆续定居的有六百多人,还有一些人零星地分布在森林里。
当地政府准备派出干部,背上食盐和大米,到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去寻找他们,帮助他们定居。
亚洲作家会议继续开会
许多代表认为作家应为人民服务
据新华社新德里27日电
亚洲作家会议25、26日两日继续举行会议。
代表们听取了关于印度各种语文的文学的发展的报告和纳菲西博士所作的关于伊朗的波斯语的报告。
在四个委员会会议上,各国作家们就“作家和自由”、“亚洲的传统”、“作家和职业”和“文化交流”四大问题交换意见。
在作家和自由问题委员会上,印度代表、阿里加大学教授阿卜杜勒·阿利姆说,说作家有所谓绝对自由的人们,实际上是要求不受各种社会义务的约束。
他说,作家必须享有自由,但是同时必须承担现有的社会义务。
与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有密切联系的、代表马拉提语作家的甘加达尔·加德吉尔认为,艺术作品“只有一个人在孤独的环境中而最不受社会压力的时候才能创作出来”。
苏联代表安·索弗罗诺夫支持缅甸代表团团长吴登佩密的意见。
吴登佩密说,作家必须有自由,但这“不是为了反人民,而是为了为人民服务”。
在讨论作家和职业问题的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西蒙诺夫在发言中说,这个问题是与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印度的发言人们一再提及缺少发表他们的著作以及把这些著作贡献给读者的机会。
26日晚,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的印度代表团举行了茶会,招待其他作家的代表和观察员。
以色列如不撤出加沙
叙利亚决不修复油管
新华社27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政府26日发表的公报说,在以色列部队撤出西奈和加沙并且执行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决议以前,叙利亚将不讨论修复油管或经过它的领土运输石油的问题。
这个公报是在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公共工程部部长贾布里和经济部部长卡拉斯同由伊拉克石油公司经理伊·哈里德吉率领的这个公司的四名代表举行会议以后发表的。
公报说,叙利亚的部长们在会上说,叙利亚政府将不反对伊拉克石油公司检查上述设施的油管,以便为“将在适当的时间进行的”必要的修理进行估计。
印度尼西亚内阁拒绝辞职
第1军区参谋长接收军区指挥权
据说西姆波朗已经投降并被拘留
据新华社雅加达27日电
印度尼西亚内阁昨天举行了七个多小时的会议,听取了有关北苏门答腊和中苏门答腊的情况的报告,并且讨论了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达赫兰·易卜拉欣退出内阁的问题。
内阁在会后发表公报说,内阁决定就目前国内情势向各政府党提出解释,并对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引退这件事表示遗憾,今后退伍军人事务部由第2副总理伊德汉·查利德掌管。
印度尼西亚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是根据他所属的政党印度尼西亚独立保卫者组织的决定而引退的,因为这个党认为“现内阁没有能力去实施它的政纲”,要求现内阁辞职,但内阁会议并没有同意易卜拉欣代表这个党所提出的意见。
据印度尼西亚新闻社消息,印度尼西亚独立保卫者组织要求组成一个由哈达领导的内阁。
消息说,印度尼西亚情报部部长在内阁会议后对记者说,在讨论中除印度尼西亚独立保卫者组织外,还没有其他政党提出关于把内阁委任状交回给国家元首的问题。
据新华社雅加达27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24日到中苏门答腊的巴东去的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代表团26日晚上已经搭乘飞机回到雅加达。
他们没有能够和“雄牛师委员会”进行接触。
代表团中的一个团员达兰·贾姆贝克上校奉陆军参谋长的命令,从巴东到棉兰去了。
昨晚同代表团一起搭飞机回到雅加达的“雄牛师委员会”驻雅加达专员伊兹哈尔对记者说,因为“雄牛师委员会”只愿意同总统自己任命的代表谈判,所以这个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代表团没有见到“雄牛师”的领导人。
迟到的消息说,在22日“雄牛师委员会”和全中苏门答腊的政府机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曾宣读了侯赛尼中校的通令,命令各机关断绝同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的任何形式的联系。
据新华社雅加达27日电
印度尼西亚第1军区参谋长贾明·京廷中校今天上午在北苏门答腊首府棉兰从西姆波朗上校手中接收了第1军区的领导权。
有消息说,西姆波朗已经被拘留。
安塔拉通讯社今天在雅加达收听到贾明·京廷中校通过棉兰电台发表的一篇声明,声明宣布,为了遵守“斯普他马加(武装部队的十项原则)”、军人誓词以及苏加诺总统在12月25日发出的要第1军区恢复正常情况的命令,“我认为有必要迅速采取积极的行动”。
贾明·京廷说:
“因此,在今天12月27日6点钟,我接收了本区的指挥权,此刻,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将恢复。”
声明号召当地武装部队的人员和人民保持镇静,并且信任第1军区的领导方面将会采取明智的步骤来处理局势。
安塔拉通讯社说,在贾明·京廷接收第1军区指挥权之前不久,军队包围了西姆波朗在棉兰的住宅,西姆波朗于是投降。
据报道,接收行动是由贾明·京廷同第1军区的其他高级军官共同进行的。
棉兰电台目前正在装甲车保护之下。
第1军区的总部设在棉兰,它所管辖的范围除了北苏门答腊省以外,还包括中苏门答腊省。
埃及政府宣布将不同英法讨论运河问题
苏伊士运河清理工作已经开始
新华社开罗27日电
开罗报纸今天报道,一位埃及官方发言人在26日宣布,埃及将不会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和英法举行谈判。
他说,埃及将直接和联合国举行这种谈判。
这个发言人指出,埃及将不会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将不会和侵略者直接进行讨论。
他说,由于埃及已经和它们断绝了关系,所以更不会这样做。
这个发言人还宣布,埃及政府已经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就清理运河的若干问题和基础达成协议。
“人民报”今天就埃及政府发言人的这篇谈话发表社论说,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六项原则还是有效的,因为它们并不违反埃及的目标、利益或主权,也不违反世界和平的利益。
但是,英国和法国在采取了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动以后,已经没有资格同埃及直接进行谈判。
“消息报”的社论写道,今后关于运河问题的一切谈判都应当通过联合国来进行。
新华社27日讯
开罗消息:
埃及政府发言人26日宣布,埃及政府已经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就清理运河的若干问题和基础达成协议。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负责人尤尼斯同一天在塞得港宣布,苏伊士运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26日开始。
尤尼斯说:
“我们在伊士美利亚(运河中部)和苏伊士(运河南部)两地开始工作,打捞那里的小型沉船。”
新华社27日讯
华盛顿消息:
埃及驻美大使馆新闻参赞哈比布26日驳斥了所谓埃及拖延苏伊士运河清理工作。
他说:
“埃及没有为目前正同埃及合作清理苏伊士运河的联合国代表制造任何困难。”
他说:
“埃及和联合国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和合作正日益增加。
埃及非常愿意清理运河和恢复运河的正常通航,埃及在这方面的愿望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烈。”
巴基斯坦人民欢迎周总理
本报记者 胡骑
怀着来自中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总理历史上第1次来到了巴基斯坦。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其他随行人员在这里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接待。
早在飞机抵达以前,就有约一万人齐集在机场上,手里摇着数千面红色的中国国旗和绿色的巴基斯坦国旗。
还有无数面旗帜和标语牌,上面用中文、乌尔都文和英文写着“巴中友谊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欢迎周恩来”等标语。
12月20日下午快三点钟的时候,周总理所乘坐的飞机飞临机场上空。
下面在机场上列队欢迎的五千名男女小学生立刻排列成中文“欢迎”的字样和巴基斯坦的国徽:
新月和星的形状,这些字和形状可以从飞机上清楚地看出来。
在下午正三点钟的时候,飞机降落到跑道上来并滑行到欢迎中国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的群众所站立的地方。
一会儿之后,周总理就从机舱的门口出现,这时在整个机场上就响彻了“巴中友谊万岁”、“周恩来万岁”的欢呼声。
苏拉瓦底总理首先走上前迎接从梯子上走下来的周总理。
两位总理互相拥抱——这是两国友谊增强的标志。
欢迎的群众中有胡须灰白的老人,也有穿着白衣服的小学生。
成年妇女和女孩子们穿着各种颜色的服装并带着花束。
孩子们都穿着美丽的新衣服。
为了要看周总理一眼,很多人爬到汽车上甚至还攀登到机场办事处的屋顶上去。
当周总理和贺副总理经过群众面前的时候,人们就蜂拥而前。
花朵像雨点似地倾倒在周总理和贺副总理的身上。
沿着通往市中心总统府的长达十英里的道路两旁,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周总理的车子为前导的汽车队伍通过时,都高举着手,欢呼不已。
在热闹的市区的行人便道上,前往欢迎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所有临街的建筑物的窗子上都挤满了面带笑容的脸孔。
当晚八时,米尔扎总统为欢迎周总理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宴会是在一片草坪上举行,这个草坪是用悬挂在树枝上的一簇簇的彩色灯泡所点缀和装饰起来的。
草坪旁一个水池的池底以变幻的颜色反映出了电灯的光线。
两百多名著名人士出席了这次宴会。
晚餐以后,中国客人被邀请去看一个精彩的吹风笛的乐队的表演,这个乐队所吹奏的乐曲很像中国的一些民歌。
第2天一早,周总理晋谒了“伟大领袖陵墓”和“国家领袖陵墓”,去世的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巴基斯坦第1任总理利雅卡特·阿里汗就埋在这里。
周总理向他们的墓前献了花圈。
在晋谒过这些陵墓以后,周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就驱车前往十英里以外的毛里普尔机场去参观空军表演。
在这天下午,在福里尔大厦举行了一次群众性欢迎大会。
在大厦中有许多拱门,有些拱门是中国式的,上面还刻着龙的图案。
在正门上飘扬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旗。
在周总理和其他中国客人所在的讲台上,饰有中国的宫灯。
卡拉奇市政专员阿勒塔弗·高豪尔代表卡拉奇市民首先致欢迎词。
周总理作了答词。
在他讲完话以后,就走下讲台,向一只重达三百磅的大饼上切了一刀。
在这个大饼上装有一个地球,球上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地图,球顶上则装着一颗中国的星。
在饼子被切开以后,就有鸽子从饼里飞出来。
欢呼声震动了整个大厦。
卡拉奇各阶层人士把周总理的访问视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的大事,并且认为,它不仅对促进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和缓世界局势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周总理到达卡拉奇那一天,所有乌尔都文和英文报纸在头版刊载了这次访问的消息。
许多报纸在特栏上介绍了周总理的生平和中国在过去几年来的进步。
“黎明报”发表社论说,对周总理的欢迎是诚意的,无保留的。
并指出,不同观点不应该妨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间的合作。
在街上,我遇到许多巴基斯坦人,他们告诉我,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有感情,巴基斯坦人民认为中国是个好邻居。
在另一个场合,当谈到关于巴基斯坦粮食和水灾时,很熟悉这方面情况的粮食部长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在巴基斯坦困难时所提供的援助,这种援助以及援助的方式就是中国人民有很好诚意的证明。
正如周总理指出的,中巴人民友好的情感与和平愿望结合一起是两国友好合作的基础。
中国人民具有同样的理想和情感。
两位总理通过互相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它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对世界和平有利。
武元甲致函越南国际委员会主席
要求制止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大将12月26日就南越不断非法运入军事人员和战争物资以及美国对南越的加紧干涉写给越南国际委员会主席一封信,要求国际委员会对在南越发生的这种日益严重违反日内瓦协议的情况要有坚决和及时的态度,并且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来加以制止。
同时,武元甲还要求将这些情况向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报告。
武元甲在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南越政权日益加紧地运入军事人员和战争物资以及许多美国高级军事人员不断进入南越,揭露了南越政权愈来愈加强军事力量和实现与美国军事勾结的阴谋。
信中强调说:
鉴于美国日益加深对南越的干涉,越南人民军曾经很多次要求国际委员会加以干涉,国际委员会对调查工作也作了一些努力;
并且在七个事件中,国际委员会也作出过结论,认为南越政权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第16条和十七条。
但是,非法向南越运进武器弹药、战争物资和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一事,南越政权依然在国际委员会驻南越的固定视察小组面前公开和明目张胆地进行。
信中指出:
上述南越政权的行为已经严重地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第16、十七、十八、十九等各项条款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第4、第5两项。
这些行为也证明了美国对南越日益加深的干涉,它掌握了南越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和加强南越的军备,企图破坏日内瓦协议,破坏越南的统一,破坏和平,阴谋把南越变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来为美国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准备战争政策服务。
信中还指出:
美国和南越政权的这些行动已经在越南造成了日益紧张的局势,使越南和东南亚和平不断受到威胁。
武元甲在信中强调说:
根据日内瓦协议和1956年05月08日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的建议,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认为,日内瓦协议必须继续得到履行,两位主席的建议必须得到尊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必须得到维持和巩固,国际委员会在监督和监察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上负有责任。
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文章
号召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加强斗争
新华社讯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最近在它的“问题讨论栏”中发表了瓦茨拉维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民主化而斗争的阵线”。
文章强调指出,最近在波兰可以看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正在加紧活动,它们想利用经济困难和过去一个时期的错误来攻击人民政权,攻击波兰统一工人党。
在那些曾经在独立和民主化的口号下参加10月事件的力量当中,还有这样一些右倾势力,他们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以后的今天提出反社会主义的口号。
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斗争具有巨大意义。
资产阶级政党极力想夺取思想阵地。
决不能让敌对力量掌握主动,把党推向右倾。
文章写道,抹煞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差别、缺乏同反动观点或错误观点进行辩论、对作为最彻底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的思想独立性和特点强调不够等,这些情况可能会削弱民主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让敌对力量掌握主动,并且把党日益推向右倾,像在匈牙利纳吉政府中所发生过的一样。
文章着重说,由此可以看出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的斗争还很薄弱。
这个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就是说,要用思想斗争来弥补党的进步力量的政治斗争的不足。
列宁在类似情况下所分析的形势说明了确定党的思想阵地的极大的必要性,而我们却遗忘了这种必要性。
我认为党内、报馆和出版社以及党的思想领导积极分子中间不重视理论问题的现象是很显著的。
作者接着问道:
我们有没有右倾分子活动的现象呢?
有的。
这表现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反犹太、反乌克兰思想的泛滥,而在某些地方甚至企图破坏工人运动的团结。
右倾的富农主义在农村复活。
这些势力的共同口号是“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即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
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许多人物在民主化的潮流中极力想在人民委员会、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中夺取最大的阵地。
最后,某些最反动和最猖獗的分子转向了冒险。
文章指出,反动派妄想把“斯大林主义”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宣告“社会主义破产”,而报刊同这一危险所作的斗争,即以“人民论坛报”来说,也是十分不够的,至于一些周刊或“新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理论和政治刊物),就更不用说了。
“直言”周刊(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周刊)没有考虑到八中全会改变了国内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形势,对这些声明一般并没有反应。
无论在“直言”周刊或其他许多杂志、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忽视对事件和社会理论用阶级观点加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例如,许多报纸完全没有着重指出比得哥煦或者什切青事件的阶级性质。
让反动派讲话,将会使民主化的进程受到威胁。
不容许右倾分子把争取民主化斗争的舵交给反动派。
文章说,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相当大的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党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进行批评的自由,并不是说不依赖于任何统一的深思熟虑的理论、不依赖于什么基本原则,而是意味着:
在保持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的基本原则下、用另一种更正确的理论来代替肤浅的理论性的自由。
文章指出,让反动派讲话,将会使民主化的进程受到阻碍或者受到直接的威胁。
既然右倾分子一直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目的,这种立场随着环境的影响就会导致把争取民主化斗争的精神上的舵交给反动派的结果。
某些人想把民主化仅仅直接归结为“同斯大林分子进行斗争”,他们认为,必须找出和抛开斯大林分子。
这是纲领上和政治上的完全软弱无力,只会对反动势力有利。
文章抨击了“直言”周刊所谓“斯大林主义到处皆是”的论点。
文章说,这个论点后来体现在一种庸俗的说法上:
就是把相当大的一部分青年所提出的“同机关进行斗争”当作同一切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同社会团体、甚至同生产行政机构进行斗争的口号了。
“直言”周刊的文章根本没有提到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任务,这篇文章用模糊不清的“世代斗争”代替阶级斗争。
文章进一步指出,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和遗忘了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所已经导致的和可能导致的后果,“首先应当由这样一些党员知识分子负责,他们以反斯大林势力的联盟和人民的真正团结为借口,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放弃进行思想斗争,放弃强调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立场,放弃对反动派的攻击实行坚决抵抗”。
作者最后写道,这些事恰恰发生在我们的各种“同盟者”都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即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强调自己思想上的独立性的时候。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社会主义国家用新的成就迎接新年
·苏联·
轻工业提前完成今年生产计划
苏联轻工业部所属各企业在12月26日提前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总共比去年多生产了价值一百亿卢布的工业品。
为居民大量需求的高质量产品的产量增加得特别多。
例如,丝织品比去年增加了两亿三千万公尺,麻织品增加了七千五百万公尺,鞋增加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双,此外,还增产了价值二十五亿卢布的缝纫品。
产品质量提高了,产品种类也增加了。
这些都是更加合理地利用了设备和生产面积,掌握了新技术和先进操作规程的结果。
各地新建企业中有许多新设备投入了生产。
明年产量将进一步扩大。
全国集体农庄收入普遍增加
由于今年农业大丰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普遍增加了收入。
哈萨克共和国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将增加为1953年的两倍半,用来支付农庄庄员的劳动日报酬的现金总额已经增加为1953年的五倍。
今年头十个月,莫斯科州的集体农庄的收入就增加了33%。
在主要开垦地区阿尔泰边疆区,有八百多个集体农庄已经成为收入在一百万卢布以上的
“百万农庄”,全边疆区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增加为1953年的两倍。
由于收入的增加,各地集体农庄纷纷大规模地进行各种基本建设,农庄庄员的购买力也提高了。
白俄罗斯的集体农庄今年以大量资金建设畜舍、仓库、文化生活机构、电力站和住宅,单是住宅就已经建成了两万五千幢。
哈萨克的集体农庄现在正在建筑约五万幢住宅。
农村地区今年出售的食品和文化用具的价值,差不多比去年多五亿卢布。
·捷克斯洛伐克·
数百个企业提前完成今年计划
近些天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有数百个工业企业传出了提前完成今年生产计划的捷报。
化学工业企业在12月22日提前完成了今年生产计划,生产的产品超过去年10%。
预计到今年年底还要再超过2%。
许多全国最大的工厂,如布拉格的斯克德索科洛夫机器工厂、穆拉达波列斯拉夫的汽车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已经提前八天完成了今年生产计划。
季米特洛夫飞机工厂和北俄斯特拉夫煤矿等企业的职工已经开始在做1957年的工作。
·越南·
又一批厂矿提前完成全年计划
越南又有一批厂矿先后提前完成了1956年生产计划。
据越南通讯社26日报道,河内发电厂在12月14日完成了今年度计划,电力的产量达到指标的116%。
同时,这个厂还为国家节省了越币二千七百多万元。
在这以前,越南北方另一个大发电厂海防发电厂,在11月底以105.8%的成绩提前完成了年度生产计划。
河内的和平汽车修理厂也在12月12日超额完成了全年修理汽车的计划。
太原省的关潮煤矿也提前十一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阿尔巴尼亚·
许多新的工厂投入生产
阿尔巴尼亚今年有许多新的工业企业投入生产。
最近塞立克炼油厂已经开工生产了。
这是全国最大的工厂之一。
这个工厂每年将生产十五万吨石油产品,能够完全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对石油燃料的需要。
今年投入生产的还有库尔布内斯的铜矿和特罗波维的铬矿两个新建矿井。
在麦蒂河上正在兴建以霍查命名的巨大的水电站。
这座水电站将具有两万瓩的发电能力,建成以后全国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电力系统。
现在已经开始建设把水电站和全国主要工业中心连接起来的高压线路。
(新华社)
约旦首相纳布西说
将在数月内废除英约条约
新华社27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首相纳布西26日在死海附近的休养地对记者说,约旦将在几个月内废除英国—约旦条约,并且命令英国撤销它在约旦的基地。
纳布西说,约旦现在正在采取步骤以便从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获得援助来代替英国每年给约旦的津贴。
他说,这种援助将一直要继续到约旦能够自足自给时为止。
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曾经答应给予约旦援助,以代替英国给约旦的津贴。
纳布西曾经说,约旦在没有得到上述三个国家的援助以前,将不废除英国—约旦条约。
新华社27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国防部在25日宣布,约旦已经正式拒绝伊拉克的下述要求:
伊拉克派“军事联络官”驻在约旦,作为伊拉克驻约旦大使馆武官的助手。
约旦国防部说,已经有一些伊拉克军官到达安曼,但是,预料他们不久就会离开。
这些军官是在英、法、以色列进攻埃及以后派到约旦充当伊拉克军队和约旦军队之间的联络官的。
伊拉克在那时候曾经以援助约旦的名义派军队到约旦。
12月中旬,在约旦政府的坚持下,伊拉克军队撤出了约旦,但是这些充当联络官的军官没有撤走。
纳赛尔赞扬塞得港英雄事迹
新华社开罗27日电
埃及总统纳赛尔26日致电塞得港行政长官马茂德·里亚德,赞扬这个城市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
纳赛尔说:
“今后世世代代都会记得塞得港这个不朽的城市。
我非常高兴能够向你和塞得港的英勇的儿子们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和赞佩。”
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在亚洲扩大活动
据新华社26日讯
华盛顿消息:
受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最近宣布,它在1956年给了十七个国家以五亿零七百四十万美元的贷款。
其中亚洲国家(印度、缅甸、日本和泰国)得到的贷款最多,共达一亿五千零十万美元。
法新社还引可靠人士的话说,明年(1957年)世界银行将继续“在财政上最为积极地关心亚洲国家”。
在这方面,人们认为有可能增加对印度的贷款。
有消息说,在未来的几年中给巴基斯坦的贷款将大大增加。
同时,这个银行也准备对日本继续提供“援助”。
(编者注)“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专门机构之一。
这个银行成立于1945年12月,其宗旨按规定是“便利国际生产资金之交流”和“恢复并开发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或落后地区之经济”。
但是,由于这个银行的股份大部分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因此它在实际上就成为在美国政府的所谓“国际货币金融问题国家咨询委员会”操纵下协助美国输出资本、进行经济扩张的工具。
这个银行在成立初期,主要任务是配合美国“马歇尔计划”进行活动。
近年来,这个银行又根据美国的“第4点计划”,把活动的重点逐渐转到经济落后地区。
苏联对母亲的关怀
苏联政府最近采取了许多措施,进一步改善妇女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帮助她们教养子女。
苏联妇女的产假从今年04月01日起增加为产前产后各五十六天。
现在又作了额外延长假期的规定:
凡在企业和机关中工作的妇女有权在产假后再多得到三个月的补充假期(不保留薪金)。
如果妇女想在产后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话,在一年之内她的工龄仍然保留。
目前苏联有十八个科学研究所专门进行关于保护儿童健康的科学研究工作。
全国有四十万名小儿科医生,有二十三个高等学校的系和一个专科学校培养这类医生。
母亲们的休息条件也一天比一天好了。
到明年年底,全苏联将再开办十八所疗养院和休养所,专供孕妇和带孩子的母亲享用。
经济困难的人可以得到免费的优待。
苏联各机关和企业中都将设立乳儿室、淋浴室和妇女卫生室,并且要扩大企业的浴室、洗衣室和其他生活设施,以减轻母亲们的负担。
全国现有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可以容纳二百六十一万三千多个儿童。
到1960年将增加45%。
为了减少父母的麻烦,政府已经决定,在必要的情况下,设立新型的儿童教育机构,即托儿所和幼儿园合而为一的机构——“幼儿托养园”。
这不仅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有很多好处,而且可以大大帮助母亲们,使她们的年岁不同的子女能够生活在一起。
一部分低年级的小学生,放学后因为父母去工作而无人照管。
现在决定把四年级以下的缺乏照顾的儿童编成专门的小组,由学校请教养员来照管。
这些小学生可以在学校里吃到热饭。
经济状况较差的家长还可以免缴费用。
(王)
西哈努克亲王揭露
西方破坏柬埔寨中立的阴谋
新华社金边27日电
西哈努克亲王25日发表声明说:
“一些西方国家正在用金钱收买一些人,来反对我和人民社会同盟执行与东方国家和平共处的中立政策。”
西哈努克在一篇答复柬埔寨文报纸“工人之声”的长篇声明中说:
“目前,一些外国人用金钱来收买不少其他党派和人民社会同盟的人,叫他们办报纸,制造种种阴谋,来诽谤和破坏我个人、王室和人民社会同盟。
这些外国人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和人民社会同盟有很好的声誉,受到人民的爱戴,那末柬埔寨就将会处于强大的地位,而我们的中立政策就将变成纯粹的中立,没有人敢来干预使它靠拢到哪一方。”
他说,这些外国人“是不要我们国家执行纯粹中立政策的,他们想把自己的制度来代替我们现有的制度”。
西哈努克还揭露有人企图对他进行谋害,他说:
“我不会躲避的,因为我没有违背国家和人民。
如果谁想来杀害我,或者煽动其他亲王来吃我的肉,我也同样镇定地来等待别人的射击。”
他说:
“我很婉惜那些人竟甘于出卖自己而自相残杀。”
人民民主制度是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
乔治乌——德治在塔古尔谟勒斯市的州党代会上发表的演说(摘要)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24日电:
“真理报”24日刊载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乔治乌——德治同志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自治州首府塔古尔谟勒斯市举行的州党代表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演说,题目是:
“人民民主制度是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
摘要如下:
乔治乌—德治同志说,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匈牙利族自治州的党组织和机构是党在争取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建成社会主义、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加强人民民主制度、加强党和加强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斗争中的可靠的支柱。
乔治乌—德治同志接着指出,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了匈牙利事件,他也愿对这件最近引起舆论注意并且为各国劳动人民深切关怀的事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他提醒大家注意这次使匈牙利人民的革命成果遭受威胁、造成法西斯—霍尔蒂专制复活的危险、造成使匈牙利变成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的策源地的危险的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根源和起因。
乔治乌—德治同志指出,以拉科西—格罗为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以及国家的旧领导在党的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引起了劳动人民正当的不满。
匈牙利反动集团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利用这些错误策动了反革命暴乱。
在匈牙利,过去没有以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正常的党的生活,而粗暴地破坏人民法制的事却成了根深蒂固的积习。
许多老党员被捕,自下而上的批评受到经常的压制,因而被窒息了。
以前的领导在党的建设中严重地和危险地破坏了列宁主义原则,不考虑法西斯沙文主义的毒素在霍尔蒂专政的二十四年当中被有系统地传布开来这一匈牙利的具体情况,而敞开了党的大门。
结果,党内除开工人、劳动农民和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当中的忠实可靠分子以外,也混进了钻营个人名位的异己分子以及霍尔蒂分子、萨拉什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
大家都知道,敌对分子抓住每一个好机会钻进党内,以削弱和破坏党。
因此必须不断保持警惕以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
由于对党和党的机构的社会成分没有加以严格的控制,由于草率对待在党内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核心以为党提供领导干部的任务,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在党的机构和组织内发生了有力的影响。
此外还必须指出,以前的领导脱离了群众和党员,自大了起来,官僚化了。
党的机构也脱离了党员群众,而党组织脱离了劳动人民群众。
党的领导机构内存在着好些派别,这就破坏了党的团结一致。
所有这一切使得党在帝国主义间谍分子苦心策划的反革命一旦爆发的时候陷于瓦解,表现出无能为力来有组织地反击和粉碎法西斯叛乱。
不是革命,是反革命
外国报刊和电台对匈牙利事件议论纷纷,它们歪曲事件的特点、本质及其政治和社会内容。
许多人说这是“革命”,是“民族革命”。
因此,有必要明确革命和反革命的定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改变和生产关系的深刻改造,这是进步性的活动,结果是以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来代替低级的社会制度,使先进的阶级获得政权。
革命一向意味着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前进了一大步。
因此,卡·马克思把革命称作“历史的原动力”。
一切社会发展过程,只要是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而使劳动人民更接近于取得政权和经济权,只要是巩固和发展人民的社会成果,也就是目的在于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和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都是进步的、革命的过程。
和这目的相反的东西永远只会有利于反动的、反革命的势力。
任何革命的基本特征都是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入另一个阶级的手里。
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事件也不能都叫做革命。
如果像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一样,暴动的目的是反对先进的、进步的阶级所掌握的政权,如果是从前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
广大劳动群众受了反动势力的欺骗,可能反对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论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如何,他们客观上是在为敌对社会势力的利益服务。
关于革命性质或任何社会运动性质,决不能根据统计资料、各阶级代表参加的人数和规模,或根据参加者的主观愿望、意志和要求来加以判断。
任何革命的性质取决于革命所要解决的社会任务。
决定的因素是:
运动为那些阶级服务,运动的目的何在,那些阶级在客观上同运动的发展有着利害关系。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
重新建立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大批残杀共产党员和瓦解工人运动,明目张胆的法西斯分子开始夺取政权和企图把劳动人民的革命成果化为乌有,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各国兄弟联盟,这一切是符合匈牙利哪些阶级的利益呢?
这是有利于工人阶级还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呢?
这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成果和民族独立还是有利于消灭这些成果,使帝国主义来奴役匈牙利呢?
这是有利于革命还是有利于反革命呢?
乔治乌—德治同志接着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性质用下面这一个事实就可以断定出来:
由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工作中存在严重缺点和由于群众辨不清方向,反动派得以骗取群众的信任,打击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利益。
难道明曾蒂红衣主教、埃斯特哈齐亲王、托卡奇伯爵、利希滕施太因亲王代表劳动人民吗?
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明白,他们是代表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
决不能把那种会使匈牙利社会经济发展后退、重新招致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束缚的运动叫做革命!
至于西方报刊和电台为此广泛使用的、把匈牙利事件硬说成是民族解放运动性质的“民族革命”这一术语,人们很清楚,实际上只有旨在推翻外国压迫、争取解放、争取独立和民族主权的运动才具有这样的性质。
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中这种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
匈牙利人民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在推翻法西斯统治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是在自由、独立和自主的国家中实现的。
这个历史事实把一切想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缺点来达到诽谤目的的企图完全粉碎了,而那些缺点向来是可以用符合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完全平等原则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加以消除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如果反革命叛乱获得成功,其结果就会是匈牙利脱离它的真正朋友们——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在帝国主义列强前处于孤立地位,匈牙利遭受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奴役,匈牙利人民遭受到民族奴役。
我们党完全同意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作的估计,即匈牙利的武装暴动就其实质说来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我们也完全同意对伊姆雷·纳吉领导的政府所起的作用的正确估计。
巩固人民民主制度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弗·伊·列宁在1920年,当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之后所作的深刻分析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列宁指出,这个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政策,这些人事实上没有执行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而是动摇、犹豫畏缩,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其中一部分人竟至于暗害无产阶级革命,背叛革命,这种动摇便利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资产阶级—地主国家反革命势力的干涉。
列宁指出,其中一部分人真诚地转向革命方面,——他们自称为真诚的共产党人。
他写道,“但是,这丝毫也不能使实质发生变化:
‘真诚地’自称为共产党的人,事实上不是执行万分坚定、一贯坚决、忘我大胆和英勇的政策(只有这样的政策才为无产阶级专政所承认),而是发生动摇、犹豫畏缩——这种人的懦弱、动摇和不坚决可以使他们像直接的叛徒那样变节。
在个人的意义上说,由于软弱而变节的人同有所图谋、别有用心的叛徒之间的差别是极其巨大的;
在政治方面,这种差别并不存在,因为政治是千百万人的实际命运,无论是由于软弱而变节的人或是由于自私而叛变的人背叛了千百万工人和贫农,这种命运并不会因而有所不同”(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329页)。
从列宁写这些话到现在,数十年过去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失掉现实意义。
在匈牙利事件的发展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作家和所谓“裴多菲集团”的活动所引起的煽动性鼓动、混乱和迷失方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这个知识分子集团所以带来特别大的危害,是因为他们凶恶地打着“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诬蔑人民政权的成就,诽谤和损害党和群众的革命成果。
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政权,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在夺得政权以后才第1次真正实现了民主。
在划分成敌对的阶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里,没有实现过,而且也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事实上,它总是意味着剥削者对绝大多数人的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
列宁指出,这种民主是虚伪的、歪曲的和伪善的民主。
这种民主为劳动人民保障的“自由”也是这样。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新型的最高形式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因为它保障和保证绝大多数人——城乡劳动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
它的实质不在于形式上,而在于它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劳动群众摆脱剥削为基础的;
而在于政权属于与劳动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
他们利用这种政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反对同保持剥削利害相关、梦想恢复过去的生活的有限少数而斗争的工具。
列宁说:
“现在我们却看见有许多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孟什维克营垒中的人——断言说,似乎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斗期间可能有一般民主制底统治。”
列宁非常强调地指出,“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一般民主制。”
我们应该问自己:
民主是为了什么人?
自由是为了什么人?
是为劳动人民还是为剥削者?
既然现在还存在着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就不可能说“民主”是为了所有的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没有权利允许别人利用人民民主的自由来破坏民主的基础,我们也没有权利来奉行一种政策,给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以破坏民主的行动自由。
匈牙利的经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证明,正是那些竭力希望消灭社会主义民主、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并确立法西斯专政的人最热烈地拥护所谓“民主化”的口号。
三十七年以前,列宁在一篇“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著作中写道,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胜利需要有“无产阶级专政,一个阶级底政权,需要这个阶级底组织性和纪律性,需要集中权力……在这里,空谈什么一般‘民主制’,空谈什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等,等等,即从事于那些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最习惯的空谈,是无济于事的。
空谈只能蒙蔽一般人的耳目,蒙蔽一般人的意识,而巩固那种因循拘守资本主义、国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陈腐顽固习气。”
列宁曾经写道,能够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胜利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被压迫的阶级当中的“担当得起历史所必然加在坚决排除以往、大胆开拓将来新社会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困苦、患难、考验和巨大牺牲的那个阶级,——只有其中优秀分子根本仇恨鄙弃一切市侩庸俗东西,根本仇恨鄙弃小资产阶级……中间盛行的这种恶劣品性的那个阶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578页)。
自希特勒篡夺政权前夕的事件起一直到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叛乱为止的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内篡夺政权时每每借助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共产党人的职责是从匈牙利事件中作出结论
乔治乌—德治接着强调指出,所有共产党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首要义务就是必须从匈牙利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第1个教训是,我们必须坚持思想上的一致,党和工人阶级意志和行动的一致,在这方面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大家必须为了巩固我们党的团结一致而忘我地、忠诚地和热情地进行劳动。
必须向一切违反党纪的现象作斗争。
在这方面不应当有丝毫的犹豫。
第2个教训是,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必须做到使每一个党机关和组织、每一个党员向群众做解释工作,注意群众的要求和关心满足他们的需要,展开有系统的活动以动员群众去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以防止和粉碎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的一切阴谋。
我们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劳动人民坚定不移地巩固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发展罗马尼亚民族同一切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兄弟合作。
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各样表现进行无情的斗争,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以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保持兄弟团结精神、以同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团结一致的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是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组织所面临的任务。
乔治乌—德治同志指出,劳动人民、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定不移地巩固人民政权。
他说: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坚定地抱着日益广泛地吸引劳动大众参加领导国家的活动的态度,用一切方法激发他们创造性的主动精神。
党认为消除过份的集中现象、消除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采取种种措施,在我国国家制度中加强民主。
但是,我们不能听任劳动人民的敌人乘“自由化”的机会来任意打击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这种“自由化”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人民民主制度之所以有力和巩固,就因为它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同时实现了这种专政形式的职能。
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主义的主要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最重大的成果、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
难怪社会主义的敌人把他们的攻击特别对准这方面,企图暗中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中伤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作用。
正是这一点向我们提出进一步巩固工农政权、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任务。
乔治乌—德治同志接着谈到匈牙利族自治州党组织的工作。
他着重指出党组织工作的巨大成就,同时批评了存在的缺点,指出了具体的实际任务。
他说,我们不能容许某些党的工作人员脱离党员群众和劳动人民。
共产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的岗位是在群众中间,他们在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任务的斗争中同群众并肩前进。
拥有像我们党这样的指导力量以及坚强的领导和明确的路线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一种巩固的、深刻民主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最广泛的群众的支持。
在匈牙利事件的时期内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劳动人民和党的团结、各民族劳动人民支持和实现党的政策以及巩固和发展人民的伟大革命成果的决心的动人表现,这就是我们对匈牙利事件的答复。
作为人民民主制度领导阶级的罗马尼亚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了解到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受到了威胁,因此显示了对党的不可动摇的团结和战斗的一致。
我国劳动农民在知道匈牙利伯爵企图索回他们领地的消息以后,更清楚地了解了,由于人民政权,我们国家的土地才属于那些耕种土地的人。
我们的知识分子看到法西斯反革命的真面目以后,对匈牙利事件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党组织应当在工人、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经常进行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正确地理解国际事件和我们党的政策。
乔治乌—德治同志接着讲到在青年中间的工作问题。
乔治乌—德治同志在这方面着重指出改进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意义以及教学人员在培养青年干部方面所起的作用。
乔治乌—德治同志谈到大学生的社会成分的时候说,大学生的社会成分应当反映出我们国家的社会成分。
必须鼓励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子女进高等学校,必须创造条件使工厂的青年男女工人能够受到高等教育。
乔治乌—德治同志最后希望代表会议的决议将促使匈牙利族自治州的劳动人民在争取发展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
(文内插题是原有的)
和平力量同战争力量的一场剧烈斗争
顾思
一、英法被迫撤兵的意义
英法对埃及的武装侵略已经完全失败了。
一度强占塞得港的英法侵略军已经全部撤退,侵入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帮凶军也在被迫滚回去。
英雄的塞得港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
英法两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对埃及施行了三个月的政治讹诈之后,10月29日悍然唆使以色列发动战争,并以此为借口向埃及提出最后通牒,大举进攻埃及。
英法两国动员了十六万兵员、出动了一百多艘军舰和两千多架次飞机,企图配合以色列帮凶军的攻势,一举攻占全部运河地区、歼灭埃及主力、推翻埃及民族政府。
但是,埃及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地奋起抗战,粉碎了侵略者企图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并使侵略者蒙受沉重的损失。
与此同时,阿拉伯各国团结一致地支援埃及。
它们纷纷采取和英法绝交、截断英法的输油管、禁止向英法输出石油以至宣布准备和埃及采取联合行动等措施来打击侵略者。
在整个亚非地区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风起云涌地发出了支援埃及和反对侵略者的强大呼声。
各国政府纷纷向英法政府提出抗议,人民群众到处举行游行示威,并且提出要组织志愿军去支援埃及。
西欧和美洲各国的广大人民和主张和平的力量也行动起来了。
英法国内也掀起了强大的反战运动。
由于各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一向被美英法操纵的联合国大会也一反往常状态,在11月01日起召开紧急大会,以绝大多数票连续通过了要求侵略者立即停火和撤兵的决议。
最后,苏联政府顺应世界人民的意愿,在11月05日向英、法、以色列政府提出了决心以武力恢复和平的严重警告,迫使侵略者在11月06日不得不宣布接受停火。
在被迫停火之后,英法侵略者曾经一度拒不撤兵,并向塞得港继续集结军队,企图俟机重启战端。
但是在各国和平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在侵略者内部困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英法政府终于被迫在12月03日宣布毫不迟延地从埃及撤退全部军队。
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的失败,首先是埃及人民坚决地反对殖民战争、保卫民族主权和独立的伟大胜利。
这一胜利证明一个觉醒了和独立了的英勇民族是不可被战胜的。
殖民主义者企图用过去的炮舰政策来镇压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时代,肯定地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埃及人民从这一伟大胜利中,必将进一步地坚定自己的维护民族主权和独立自由的勇气和决心。
埃及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英法这次武装进攻埃及,目标不只是针对埃及的。
这实际上是它们企图在东方采取武装手段来重建殖民主义制度的一个狂妄的尝试。
用美联社记者罗伯茨的话来说,这是“打算在整个中东恢复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的计划的第1步。”
因此,亚非各国人民一致奋起,打退了殖民主义者这次猖獗的进攻。
这个结果,对于世界各地人民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都是一个最有力的鼓舞。
同时,这次制止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的斗争,同样可以看作是世界和平力量对战争力量的重大胜利。
正当国际形势有所缓和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却完全不顾世界人民的意愿,悍然堵塞国际协商的道路,企图使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纷争。
在发动侵埃战争的前夕,帝国主义者还利用匈牙利局势,在匈牙利策动了法西斯复辟阴谋,造成对世界和平力量两路进攻的严重局势。
但是,各国的和平力量在制止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的斗争中,表现了空前浩大的声势和一致行动。
世界和平力量大于战争力量的基本形势,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了。
这次斗争的结果,将要推动世界人民更加充满信心地去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从而使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更难推行。
二、侵略者自食其果
英法两国这次发动战争,本来是想显示一下这两个衰老的殖民帝国的余威,以便它们乘势镇压中东、北非的民族独立运动,挽救殖民制度的崩溃。
但是,结果完全出乎它们的意料之外。
英法两国不但道义上声名扫地,赤裸裸地露出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面目,而且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外强中干的本相也暴露无余。
中东、北非和整个亚非地区人民反对英法殖民者的情绪更加高涨。
两个殖民帝国的基础更加动摇,甚至一度引起英联邦濒于瓦解的危机。
侵埃战争大大地促进了英法国内的经济危机。
由于苏伊士运河航运中断和中东油管被切断,由于军费开支的增大,英法两国现在都遭遇了严重的石油荒和财政短绌、物价上涨、对外贸易缩减、储备金下降等一系列的困难。
许多重要经济部门因为原料、燃料不足,发生了停工减产和失业增加的现象。
英国已被迫在12月17日开始恢复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的石油配给制。
汽油的黑市价格上涨了两倍。
英镑地区的储备金总额在11月份一个月中就损耗了12.4%。
法国的炼油、钢铁、玻璃、水泥、造纸等工业部门的生产都已削减。
英法政府被迫以低声下气地向美国求乞石油和美元的办法来度过难关。
而美国却乘机向英法施行苛刻的勒索和压制。
法国“回声报”写道:
“我们的经济独立处在威胁中。
对埃及的军事干涉使我们的经济独立受到了挫折。
今后我们将像战后时期一样紧紧地依赖美国,它将用石油和美元来控制我们。”
在困难重重之下,英法国内的政治危机也进一步加深了。
两国的议会内外都吵成一团。
英国工党议员利用局势,一再提出了对保守党政府的弹劾案。
保守党内部也意见分歧,怨声载道。
这逼使艾登一度远走牙买加去避风头。
英国报纸已在议论着:
艾登政府的“末日不远了”。
英国保守党的“每日快报”写道,英国现在是
“国内有麻烦。
国外麻烦更多。
议会有麻烦。
党有麻烦。
麻烦很多”,塞得港的冒险,“给英国的力量和威信留下了可悲的后果”。
法国的情况也不比英国好些。
同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加剧了。
由于英法的侵埃战争搞臭了整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名声,并且使英法的一些
“盟国”在航运、贸易等方面也受到损害。
因此,许多“盟国”责怪英法的冒险,而英法则又埋怨它们帮忙不够。
特别是美国和英法之间,由于美国利用局势加紧对英法进逼,这曾引起大西洋两岸一场激烈的公开的争吵。
最近在巴黎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美英法三国虽然力图弥缝裂痕,掩饰矛盾,但是,它们在中东问题上的互相倾轧仍是十分尖锐。
杜勒斯在会后也公开承认美英法之间存在着“分歧”。
三、笑脸虎的两面政策
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美国一直玩弄两面手法。
它一面同英法完全站在一道,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怂恿英法走上冒险的道路;
另一面又在口头上说是要“尊重”埃及的主权,并且摆出“和事佬”的架子,企图左右逢源,两面渔利。
英法发动了战争并遭遇失败之后,美国的做法更为阴险。
它一面庇护英法,并伙同英法去追逐在战争中所未能达到的目的;
另一面又把英法当替罪羊来抬高美国的身价,在中东人民面前装笑脸虎。
美国统治集团力图使人相信:
美国从来就不支持英法的武装干涉,而且它已经“放弃了殖民主义”,“完全支持”中东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强烈愿望。
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和英法一鼻孔出气的。
英法企图侵犯埃及主权的各种政治讹诈,没有一项没有美国参与其事。
埃及刚刚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之后,美国官方马上就横眉怒目地诽谤和诬蔑埃及,并在8月初就同英法举行会谈,联合向埃及施加压力。
以后在两次伦敦会议上搞出来的侵犯埃及主权的方案,即所谓“十八国计划”和“使用国协会”计划,都是美国带头提出来的。
前者还得到了“杜勒斯计划”这样一个臭名称。
英法在准备武装干涉的期间,也得到了美国多方面的鼓励和支持。
例如,杜勒斯在9月23日发表的电视广播谈话中就说:
除非埃及接受“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的制度,“不能够期望老是要求人们不使用武力”。
这是一种形式的支持。
英法在向地中海调遣军队的时候,美国也一再向地中海增兵,为苦于兵力不足的英法撑腰。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支持。
英法两国的舆论早就耽心,一旦发动冒险,英法的石油供应会发生问题。
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和美国石油公司就以准备“抵制”苏伊士运河为名,赶紧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扩大国内石油生产和修理“剩余油船”,拟订好了一个供应西欧石油的“紧急计划”,杜勒斯还曾公开宣称可以给予英法贷款来购买美国石油。
美国的这些措施,对于存油有限的英法敢于冒险,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
在英法已经发动进攻,世界舆论一致要求制止侵略者的时候,美国虽然在表面上也扮演了要求英法停火的姿态,可是它的实际行动却是步步袒护侵略者。
它宣布:
禁止美国军用物资运到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地区去,可是“不中断”对英法的军事援助。
同时,它也纵容侵略者使用美国供给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武器来屠杀埃及人民,虽然埃及早就提出抗议,但美国不加制止,直到停火之后才向英法提一个假惺惺的抗议。
特别是苏联在安理会提出采取紧急措施来制止侵略者的提案,并且建议美苏两国采取联合行动来恢复中东和平的时候,美国的本相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它立即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并且同英法一道投票阻挠安理会采取行动。
以后,美国更狂妄地叫喊它反对任何支援埃及的志愿人员进入中东,并且把大批美国海空军调到地中海和土耳其,公开地为侵略者壮胆。
美国之所以要这样地支持和庇护英法,因为它同样是殖民主义者。
它和英法一样,想把苏伊士运河据为帝国主义者所有;
想要更多地在中东夺取石油资源和殖民地式的市场;
想把中东国家变为自己的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
想要摧残中东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
美国不但是最贪馋、最狡猾、最阴险的殖民主义者,而且是现存的殖民主义的主要支柱。
因此,它在侵略手段方面虽然与英法有分歧,甚至使用挖英法的墙脚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殖民主义目的,但是它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它对英法殖民者的同病相怜的情绪。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12月06日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中就说:
“我们的朋友(指英法)是在严重的挑衅下采取行动的,他们差不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以我们同英国和法国的联系而骄傲,以我们……的共同决心而骄傲。”
这就把美国披在身上的橄榄枝画皮完全撕掉了。
那末,为什么美国要玩弄两面手法呢?
这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英法发动冒险时美国大选在即,共和党政府是标榜“和平与繁荣”为竞选的主要口号的,因此不敢轻易参加冒险。
另一个原因是全世界对侵略者的反对十分激烈,不如顺着世界舆论,插上要“和平”的幌子,对今后进行扩张活动更为有利。
再一个原因是美国同英法在角逐中东的殖民利益和共谋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矛盾。
战后,美国垄断资本在中东排挤英法势力非常剧烈。
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后,美国又鼓励英法采取不妥协的横蛮态度,长期僵持,使得英法在中东的地位日益削弱,而美国却乘机活动,取而代之。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东各国人民的普遍觉醒和力量日益强大,帝国主义集团使用老一套的殖民主义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因此,美国不得不改变侵略的方式,以便更巧妙地达到扩张美国势力的目的。
这既有利于它排挤英法,也便于它迷惑中东各国人民。
在巴格达条约的亚洲国家内,由于广大人民反英情绪强烈,有些国家已宣布不再同英国在一道举行会议。
但是,美国就乘机宣布它完全支持巴格达条约,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军事集团。
现在某些中东国家已面临“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危险。
四、斗争还没有结束
现在,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计划虽然已被打破,但是这个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侵略者赔偿战争损失的问题,清理运河的问题,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埃及的期限问题——尚待解决。
另外,以色列政府还曾狂妄地叫嚣不让埃及完全收复西奈半岛。
因此,为了在充分尊重埃及的主权和权利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恢复埃及人民的和平生活和恢复运河的航运,今后还有许多复杂的斗争。
美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和中东局势问题上布置的阴谋特别值得人们重视。
在运河问题上,美国的阴谋手段包括两个步骤。
一个步骤是企图利用联合国紧急部队和利用清理运河的工作,造成侵犯埃及主权的既成事实。
美国和它的某些追随者已在联合国唱出了要使联合国紧急部队“永久化”的论调。
这显然是想利用联合国名义来达到英法军队所未能达到的占领运河地区的目的。
在清理运河问题上,美国也在联合国旗帜掩护下耍花招。
英法两国现在死赖着硬要参加清理运河的工作,这就暴露了所谓“清理运河”是另有目的的。
另一个步骤是准备通过联合国大会或其他方式,再度压迫埃及接受对运河的“国际管制”。
美国同英法外长在最近的会谈中已达成了协议,坚持要使“运河管理摆脱政治影响”,实现“十八国计划”。
所谓“十八国计划”(即“杜勒斯计划”),本来是早就被埃及拒绝、又被安理会否决了的。
印度尼赫鲁总理曾把它称为“死鲭鱼”,但美英法现在还想让死鱼复活。
在整个中东局势方面,美国的政策是力图“填补”英法殖民势力失败所引起的“真空”。
目前美国正在巴格达条约集团国家中大肆活动。
尼克松在12月06日的外交政策演说中还提到了美国要“解决”以色列—阿拉伯纠纷、“限制”中东国家的军备等打算。
这既是为了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也是为了片面地削弱阿拉伯国家的国防力量。
在过去几年中,美英法早就是在“调解”、“限制”等幌子的掩盖下,不断挑拨以阿纷争,并且武装起以色列来进攻埃及的。
尼克松的演说中还提出,美国要给中东国家“慷慨的援助”。
阿拉伯国家早就领略过美国这种“慷慨”的滋味了。
阿斯旺水坝事件就是人所熟知的例子。
纳赛尔总统在12月10日的演说中说:
“他们把援助阿斯旺水坝建设工作的问题同一些能够使埃及沦为殖民地的条件联系在一起。”
事实证明,在许多场合下,美国的所谓“援助”甚至比英法的炮舰政策更为恶毒。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正在中东大放反共、反苏的烟幕,以威胁叙利亚等国和制造紧张局势。
侵略者在埃及被迫停火的时候,美英法三国就开始编造所谓“苏联渗入”中东的神话,并且以此为借口,对坚决支持埃及的叙利亚进行恫吓和威胁。
帝国主义者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一方面是想要转移世界舆论对英法侵埃问题的注意力,冲淡中东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以掩护美国在中东进行扩张;
另一方面是企图借此来分化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在中东国家中造成敌视,并且挑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帝国主义者懂得:
只有破坏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它们的侵略计划才有可能得逞。
出于同样的缘故,美国和它的追随者最近在联合国内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干涉匈牙利内政和诽谤苏联的提案,大吵大嚷,把联合国闹得乌烟瘴气。
美国在中东、在匈牙利和在联合国的这一套互相呼应的做法,都是把已经腐烂了的“冷战”再度搬出来毒化国际气氛,以便阻挠国际局势的缓和。
因此,埃及人民、中东各国人民和世界和平力量还必须提高警惕、继续斗争,挫败美英法企图利用联合国招牌来侵犯埃及主权的计划,挫败它们继续利用以色列做挑衅工具来干涉中东局势的计划,挫败它们用“反共”做幌子在中东进行反和平活动的计划。
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马寅初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计划是建筑在按比例发展规律之上的(同时也利用价值规律),依据按比例发展规律并且可以作出一个全面的综合平衡工作。
虽然在过渡时期因计划经验不足,调查不够深入,研究不够深刻,所作的平衡工作未必是全面的。
但那是暂时的现象,日后经验积累一多,这些缺点不难逐步纠正。
我这篇文章是企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由于计划经济包括了许多部门和许多环节,我研究的方法,是挑选几个主要环节,而后再一个接着一个地全面地综合地说清楚各个环节间的平衡关系,以物价政策开始,最后仍以物价政策终结。
换句话说,我是用团团转的方法来说明全部平衡理论的。
一、稳定物价和物价政策
首先,计划经济一定要建筑在稳定的物价基础之上;
没有稳定的物价,综合平衡无从着手。
我们还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经济核算,不可想像我们可以不用各种产品的客观价格来进行核算,也决不能用不切实际的核算来编制经济计划。
因此我首先要谈一谈恢复时期的稳定工作和现在的物价政策。
解放初期,我国经过十二年的战争和长期的通货膨胀,人民日夜面临着物价波动的痛苦,不但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就是生产也无法恢复和发展。
要发展生产,首先必须使各种动荡不定的物价在当时水平上稳定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作某些必要的调整。
1950年03月物价开始趋于稳定。
1952年以后,经济基本上恢复了,物价就稳定下来了。
这个稳定为今日的计划经济(全面安排)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但要发展生产,必须首先发展农业,尤其必须合理地调整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因为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大约占农产品商品总量二百亿元左右的70%。
如果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规定得适当,就容易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在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相互间的比价基本上适当地规定之后,再把工农产品比价的差额逐步缩小。
以1955年二十四个省区一百一十八个县城以下市场一百零七种产品的材料计算,工农产品比价的差额同1950年比较,缩小了17.25%。
同时为反对私商的囤积居奇,逐步缩小了以至最后完全取消了季节差价,而这个差价是在全年最高价格或者接近全年最高价格的基础上取消的,这就在实际上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这就是说,农民除从土地改革、高利贷剥削的消灭,私商的少尺、短秤、掺假、掺杂等等的取消,获得许多利益之外,还从缩小工农产品比价的差价上、取消季节差价上获得不少利益。
我们不但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上述措施,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也缩小了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限制资本主义商业过多的不适当的利润,使批发商不能进行远地经营,大零售商不能过多地取得利润。
结果,一方面全国物价更趋于稳定了,另方面也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为实行计划经济铺平道路。
现在,我国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大中型的工业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
生产和流通增加了,交通和运输迅速发展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来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若干原来合理的价格和各种差价,现在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要求了。
举生猪的收购价格为例:
解放以来,猪价是逐年提高的,猪和粮食的比价一般高于战前10%左右。
但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过去个体农民养猪,是利用半劳动力和空闲时间,利用剩余食品等作部分饲料的,那时米糠价钱也低,农民养猪是有利的。
但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养猪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论合作社养猪,或者农民自己养猪,人工和饲料都比较严格地计算成本,米糠价钱也涨了,社员养猪也要同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取酬的条件作比较,这样原来合理的收购价格变为不合理了。
此外部分地区的花生、芝麻、茶叶和蚕茧的收购价格也有偏低的情况,目前这些产品的产量许多许多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
至于桐油、菜油的收购价格同粮食价格比较,仍然低于战前的水平;
油菜籽的收购价格,虽然大体上相当于战前同粮食的比价,但是几年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得更多,而菜籽的单位面积产量除个别地区以外,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低于战前,农民种菜籽不如种粮棉有利。
这不仅影响了经济作物的生产,而且影响了出口贸易和外汇,也间接地影响外国生产资料的进口和国内工业建设的发展。
因此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同猪一样非提高不可。
但我们觉得满意的是七年来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正确的,需要调整的只是一部分。
在地区差价方面,虽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一些调整(缩小),但在新的情况下,这些调整,显得不够合理。
有些地区如西南、西北,由于交通不便,各项资源不能充分加以利用。
据四川省委第1书记李井泉同志在“八大”发言,四川省边远山区农、畜产品的价格是愈远愈偏低,工业品的价格是愈远愈偏高,影响着山区和兄弟民族地区人民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现在铁路修通了,条件改变了,过去的地区差额仍然显得不合理,因而从边区运输出来的某些产品,国家要给以运输费的补贴。
在畜牧业和渔业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
牲畜的收购价格过低,使农民觉得养牲畜无利可图。
有些群众甚至反映说:
“活牛不如死牛值钱。”
压等、压秤、压价的现象很严重。
但为什么牲畜的价格这么低呢?
主要原因,就是收购、推销、宰杀部门的流转环节太多,费用太大。
毛利虽达100%以上而纯利只达16%,税率也比较高些。
因此要发展畜牧业,还必须解决牲畜的收购价格和税率问题。
至于渔业,我国水产在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一百五十万吨,至1955年已经达到二百五十万吨。
过去水产部门往往偏重发展国营渔业,忽视占生产量91%以上的群众渔业;
他们偏重海洋生产,忽视淡水渔业;
对渔业的供销、价格和税收,也有过很多的缺点和错误。
供销工作人员有单纯的赢利观点,购销计划虽不能完成,却超额完成了利润计划。
一般的情况,是鱼货收购价格偏低,而渔民生产资料的供应价格却偏高。
在税收方面,有些地区还保存不合理的渔税,凡此对渔民的生产积极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以,鱼货的收购价格也应提高,税率也应减低。
二、经济和财政的平衡
总的说来,无论是一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远道运输费的补贴,工业品销售价格的减少,税率和利润的降低,都是导致农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财政)。
因为一方面是要国家多花钱(如提高农产品、畜产品等等的收购价格,发给远道运输费),另一方面是要国家少收钱(如降低税率、减少利润、减低若干工业品销售价格)。
多花钱,少收钱,做法不同,结果则一——这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
据财政部长李先念先生的估计,每年少则减少十亿元,多则要达到二十亿元。
但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亦可以促进农业畜牧业等等生产的发展。
国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和财政收入的减少,其间必须有一个平衡,就是经济和财政的平衡。
财政收入减少得太多,势必影响国家在工业建设上的投资;
太少,亦必影响农业畜牧业等等生产的发展。
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如何利用物价政策(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虽然我们在收购粮食棉花等几种大量的农产品的时候,我们大大地缩小了它们的自由买卖的市场,从而也大大地限制了价值规律的作用;
但仍然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计划经济。
我们提高了粮食、棉花、油类等等的收购价格,调整了农业品和工业品的比价关系,为的是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增加工业用的资料并为国家积累资金。
但是,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支出亦必相应地减少,以求得财政收支平衡。
三、财政收支平衡
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支出也必须相应地减少。
这惟有出于减少支出的一途。
但问题是哪些支出可以减少。
我国1956年的预算保证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用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支出,占1956年预算支出总数的64.96%,其中经济支出为一百六十亿多元,占预算支出的52.22%,比1955年经济建设支出决算数增长17.04%。
社会文教事业支出为三十九亿多元,占预算支出的12.74%,同1955年比较增长18.36%。
可知我国的预算以三分之二的收入用于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建设事业,为的是要保证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继续提高。
因此这两项的支出是不能减少的,要减少就只能从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两项来打主意。
1956年国家预算规定国防费支出为六十一亿四千一百三十九万一千元,比上年国防费决算数减少了5.52%。
我国的国防费在1956年国家支出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98%,比1955年国防费在支出决算中所占的比重还下降了2.17%。
1956年国家预算规定行政经费支出和公安、司法、检察经费支出共为二十四亿一千零九十三万五千元,只占本年预算支出的7.84%。
周恩来先生在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说: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有必要和可能适当地降低国家预算中的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比重。……第1个五年国防和行政的费用,约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第2个五年应该争取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样,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就有可能由第1个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不过我国的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还受着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不能草率地把国防费用削减得很多。
因此,一面固要节约财政开支,一面还要克勤克俭,努力建设。
正如李先念先生在“八大”所说:
“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支出也必须相应地减少。
根据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除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之外,别的出路是不多的。
这就必然要在工业同农业、重工业同轻工业、国家建设同人民消费之间的比例上引来若干影响。
国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这一方面的钱用多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购买力提高了,除开供应生产资料、引导农民扩大生产之外,需要有更多的消费资料来供应农民提高了的消费需要。
这样,也就不能不增加一些轻工业投资的比例,适当改变一些重工业投资的比例和其它方面支出的比例。
在保证我国工业较高的发展速度的条件下,适应情况的变化,作一些必要的调整。”
李先念先生在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又说:
“在1956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的新工人将达到八十四万人,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14.5%。”
全国职工的购买力也加大了,更需要使他们能够买到更多的价廉物美的东西。
这就是农民的收入和职工的工资都增加了,不能不增加一些轻工业投资比例的道理。
俟轻工业更加发展之后,转过头来,又会促进农业的发展。
因为轻工业既能满足农民对轻工业产品的需要,当然可以及时换回农民的粮食和农业经济作物,这样就会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整个国民经济益加协调,人民生活益加改善,工农联盟益加巩固,国家积累愈益增加,最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愈益加快。
四、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平衡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1956年的国家预算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为一百六十亿多元,占预算支出的52.22%。
现在要把轻工业投资比例提高一些,则重工业投资比例必须降低一些,这就需要一个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平衡。
第1个五年计划原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为88.8%比11.2%,约等于八比一。
现在在1956年的预算中就改为87.5%比12.5%,约等于七比一。
这样一个新平衡,好像对于重工业不利,其实不然。
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据纺织工业部钱之光先生在“八大”的发言,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纺织工业为国家积累了将近一百亿元(包括工业利润和税收),相当于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总额的38%左右。
现在新建一个十万纱锭、三千五百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三千五百万元。
在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的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包括工业,商业利润和税收)。
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
因此这个重工业和轻工业间七比一的新平衡,正如刘少奇先生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
等到重工业发展以后,又回过头来帮助发展轻工业。
因为轻工业也有不少原材料须依靠重工业供应,特别是高级染料、塑料、人造皮革、马口铁等,以及一些数量少产值小的零星原材料,如制医疗器械的合金钢,不锈钢,制钟表的弹簧钢等等。
至于轻工业所需之各式各样的机器和设备有待于重工业的源源供应,是尤为显著的事。
由此观之,虽然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重工业的比重应大于轻工业的比重,但为了满足工农和国家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使轻重工业之间的距离不致相差过大,以免形成脱节。
不然的话,轻工业品的生产必落后于人民购买力的增长,不仅影响工农联盟,亦且妨碍资金的积累。
因此,在资金、原料足够的条件下,把轻重工业间的比重稍为改变,适当地发展轻工业(而不是盲目地、片面地发展轻工业),不仅可以适应人民购买力的增长,而且可以帮助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但是提高轻工业的比重,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
五、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
轻工业的原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如棉、丝、蚕茧、麦子、麻、大豆、甘蔗等等,都是轻工业的原材料。
以纺织工业为例:
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农业发展速度的快慢,而且原料质量的好坏,也关系到纺织品质量的高低,例如1953年是工业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31.7%,主要的原因是1952年的农业获得丰收,给1953年的工业带来了足够的原料。
又如1955年是工业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加了8%,但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仍增加了17%,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增加了1%。
主要原因是1953年、1954年两年的农业生产遇到歉收,1954年的棉花产量比1952年还少18.3%,这样就使得工业因农业供应的原料不够,不能够按预定速度前进。
1955年棉花丰收,1956年国家预算有关纺织工业投资金额即较1955年增加了132.14%。
这说明了要发展轻工业,必须先解决原料问题。
如果原料充裕,国家对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和纺织工业,就增加投资扩大生产。
由此可见,为了提高轻工业的比重,必须积极地发展农业,使工农业之间有个新平衡。
我国有不少地区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宜种植棉花。
按照国家计划,我国到第3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67年,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
因此,我们必须逐步地扩建和新建纺织工厂,以适应棉纺织工业的需要,以求工业和农业的平衡。
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扩建和新建印染厂和大力培养纺织、印染和国际贸易等各方面的人材,以求配合纺织工业的发展。
这样有计划的发展,将来可以年有价值一、二十亿元的纱布,向外交换我国需要进口的物资,来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
岂不大大地增加国家财富吗?
六、为什么在轻重工业间,工农业间要保持正确的平衡
综上所述,为了正确地保持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工农业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加强对计划经济的全面领导。
为此,就必须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保持正确的比例。
过去某些部门的领导者对于这一点,在道理上都有所了解,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因而常常是心中无数。
有些经济部门,当1955年中央提出节约的时候,曾片面地强调了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作用,而产生了右的保守主义的偏向。
相反,1956年上半年,当中央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之后,有些部门的领导者又曾片面地强调了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促进的作用,没有注意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比例,而且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比例包含着局部和整体、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近海地区和内地等一系列的复杂关系,以致在工业生产中,特别是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又产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
结果上下左右四邻之间形成了人为的紧张状态,终于不得不在中途变更计划。
中央各部门由此感到在生产建设事业中,为了避免时而保守时而冒进两种偏向,必须在全国范围和地方范围内都根据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来加强计划工作。
七、工农业和商业的平衡
由于轻工业的原材料大部分来自农业,所以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一定有一个交换的过程,经过交换,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可以暴露出来。
过去若干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合理为什么没有及时暴露出来?
现在要讲清楚。
李先念先生把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归纳为三种情况:
(一)主要商品的价格过去是适当的,现在看来还是适当的;
(二)一部分商品的价格过去是适当的,现在不适当了;
(三)少数商品的价格,过去就是不适当的,现在还没有调整。
这些不适当的,或者已经不适当了的价格,所以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和调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一般地没有来自其它方面的价格竞争,使得问题不容易暴露。
这是因为在实施市场管理办法以后,农产品、农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没有其它采购单位的竞争,而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没有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灵活地掌握物价政策,及时地调整某些不合理的收购价格,以致直接影响到农产品、农副产品的生产,并影响到人民的消费和国家的积累。
我们今日要提高收购价格,就是为此。
这些缺点,在自由市场存在的条件下,是会很敏感地反映到商品流通过程中来的。
在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之后,农民的收入增加了;
职工的工资增加之后,职工的收入也增加了。
但仅仅增加收入还不行,还必须使他们能够买到价廉物美并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
这固然要依靠轻工业比重的提高,尤其需要依靠商业工作做得好,使工农业和商业趋于协调。
近几年来我们的商业工作虽在主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尚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保证物价的稳定,使人民对商业部门觉得满意;
但是,在一般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仍有某些缺点存在着。
正如商业部长曾山先生所说:
“有部分产品的品种减少,若干产品的质量下降、质次价高;
某些产品供应不及时,花色品种不对路,这里积压,那里脱销,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这方面,人民对我们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批评。
这是商业工作中一个严重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主要原因是在过去几年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之后,结果产生了一部分工厂不像自销时候那样关心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因而也不热心于提高产品质量和不断提高适应人民需要的新的花色品种。
另外,国营批发公司上下之间,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向工厂定货的工作集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不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直接向工厂进货,批发公司不了解人民的实际需要,向工厂所定货物的品种规格减少了。
这样,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就难免发生一些不合当地需要的情况,因而造成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的现象。
这样一来,原来多色多种的花色品种,由于加工包销而简单化了,变成大路货,不能适应城乡人民各种不同的需要。
但话又要说过来。
当解放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有极大的好处。
一方面使国家掌握了全部工业商品的货源,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和产品销售两头切断。
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措施又可以割断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村之间的联系,割断它们和自由市场的联系,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工商间的业务联系割断,使资本主义商业只能向国营商业进货,只能根据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
这样就可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就给它们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奠定了对它们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在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同时,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和严格的市场管理办法,进一步限制了和堵塞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投机捣把、扰乱市场的破坏作用,同时使我们的物价亦能经常保持稳定。
这许多措施,在当时是适合时宜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统一社会主义市场已经形成,继续实行严格的市场管理办法,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发生副作用,影响商品流转,使物资交流不能更加活跃。
事实也已经证明:
市场上的“分疆割据”,造成了物资交流的堵塞现象。
不但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反而造成产品的脱销和积压,工业和商业脱节,物资不能调剂,生产也会受到阻碍。
群众对这种情况意见很多。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的时候了。
现在对于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等,依然需要实行统购统销。
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
但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可以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
凡属选购的商品,商业部门有权优先选购,没有选购或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厂自销或委托商业部门代销。
商业部门供工厂原料的时候,不能采取好坏搭配的办法,除某些供不应求的原料可由国家分配以外,其它原料由工厂自由选购(由加工定货改为工厂购进原料,销售产品以后,工业品中收价低了的部分,也将得到调整)。
过去,上级批发公司自上而下分配商品,常常使基层单位不能根据人民需要来组织货源,限制了他们的积极性,因而商品调剂不及时,花色品种不对路。
现在规定上级批发公司不准向下级派货,下设商店可以向全国任何批发机构自由选购,也可以向工厂直接选购。
这样做,可以使工厂关心产品的销路而提高质量,也可以使商品适应顾客的需要,增加商品的花色品种。
这种选购办法,同样适合于许多手工业产品。
实行优质优价、次质次价的原则,可以鼓励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
应该明白,质量下降是变相的涨价。
本来应当使用十年的手表,如果因为质量不好而只能使用五年,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一倍。
现在还要在国营商业统一领导下,建立起新型的农村初级市场,活跃农民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允许县城里的公私合营商业人员和小商小贩下乡进行又购又销的商业活动,对一部分小土产允许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改变了地区间的封锁现象,取消了硬性搭配商品的作法,打破供销合作社分割和独占农村市场的局面;
有步骤地实行由下而上的选购和要货制度,允许县营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于自己的产品,除开商业部门收购的以外都有自销的权利;
在不提高出售价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贯彻了按质论价的原则,如优质得不到优价,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但可适当降低某些质量较差的产品的价格。
以上种种措施,受到了城乡群众的热烈欢迎,初步扭转了过去国营、合作社营商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官字号”作风,以及过去商业人员只注意为完成上级所给的卖钱额和收购量的任务,而不注意调查市场和人民需要的主观主义作风。
自从实行这种商业体制改革以来,农副产品上市的品种和小商贩经营的品种都增加了,商品流转扩大了。
城乡各种商业的经营额都迅速地增长了,国家的利润和税收也随着增加了。
而最重要的收获,还在于这样做既满足了城乡群众的需要,又有效地促进着县营工业、手工业和农副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既为人民增加收入,又为国家积累资金。
当然这样的转变,不可能没有一点波动。
但这个自由市场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完全不同。
它是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它的商品流转额只等于全国全年商品流转总额的四分之一,允许自由采购自由贩运的小土产的全部产值不过四十亿元,采取选购办法的日用百货不过四十亿元,手工业品的选购和自销部分也不过四十亿元。
所有这一百二十亿元左右的商品不过占今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四百六十亿元的四分之一强,几乎四分之三的重要商品掌握在国家手里,由国家收购和销售。
况且,在自由市场上买卖的商品,不过是一些品种复杂的零星的日用百货和一部分小土产,决不会出什么乱子。
这些小土产和日用百货,在1954年前极大部分是由私商经营的。
这些手工业产品直到1956年春季手工业合作化以前,历来是由手工业自由销售的。
1954年前就已经能够稳定物价,不出乱子了,难道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和小商贩绝大部分实行了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以后,反而不能稳定物价吗?
但是,自由市场开放后的确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某些供不应求的农副产品价格的暴涨,市价高于牌价,部分农民不愿把产品卖给国家,甚至推翻原订的预购订购合同,退还预购款等等。
农民经商的现象,也已出现。
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有关部门对已经开放的自由市场缺乏领导,宣传工作落后于实际工作的发展,许多干部和群众不了解开放自由市场的意义和范围。
只要迅速地改变目前对自由市场放任自流的状态,广泛地宣传政策,划清界限,市场状况定会逐渐上轨道的。
(未完)
夜行
徐光玉
从电影院看末场电影出来,公共汽车的站上早挂下了钩子;
电车,这条路上没有。
三轮车,才几辆,都给别人喊走了。
我只得拉上大衣领子,准备走回家。
走过一条胡同,看见一男一女从胡同里出来,女的抱了用一条很大的棉被裹着的孩子。
听女的说:
“得赶快!”
听男的说:
“还没有三轮!”
一同走了一会,对面来了一辆空三轮,那男的叫住他:
“三轮,到儿童医院!”
蹬三轮的说了一声:
“不往那边去了。”
就只顾自己地蹬走了。
一男一女走得慢,落在我后面了。
我回头看看,见后面又来了一辆空三轮,那男的又叫:
“到儿童医院!
孩子急病,劳驾!”
这个蹬三轮的说:
“复兴门外?
太远了。”
就头也不回地往前面蹬去。
我不到复兴门外,但不想雇他。
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又来了一辆空三轮,这回,我叫住他:
“复兴门外儿童医院!”
这个蹬三轮的随口说了一声:
“呵?
两块钱!”
不等我回答就又蹬走了。
后面也问了一声,蹬三轮的干脆不理。
我听见那男的说了一声“岂有此理”。
好容易来了第4辆,他们才算讲定一块钱,女的抱着孩子上了车,路灯光照着她那快要哭出来的泪脸。
我放慢了脚步,等那男的跟上来,问他:
“孩子得了什么病?”
他说:
“恐怕是惊风。”
我说:
“刚才几个蹬三轮的,真是……。”
他说:
“真是岂有此理!”
我看他文绉绉的,大概他生平用来责备别人的话,最重的就是这句“岂有此理”了。
小寓言
捷克斯洛伐克 卡雷尔·恰彼克
狼和山羊
让我们在节约的基础上签订一项协定:
我不吃你的草,而你要自愿地把你的肉供给我。
公鸡
天还没有亮,因为我还没有发出信号来。
狐狸
生物可分作三类:
仇敌、竞争者和卤获物。
鹰
什么,残酷吗?
我的先生,谋取生存的斗争总是合法的。
织好网的蜘蛛
等待也是一桩困难的工作。
狼
如果没有人猎取我们狼的话,世界上就有了和平。
羊群
假若我们不自卫的话,至少狼的肚子早就饱了。
荆棘
这座花园难道很荒凉吗?
我可不这么说。
枯枝
我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
蛆虫
战争万岁!
烟
你们大家都是万有引力的奴隶。
只有我和云是自由的。
博爱者
是怎样的不幸呵?
我刚施舍给叫化子十个铜元。
暴君和学者
我来采取行动,而你们只要去寻找这个行动的论据就行。
殖民战争
现在,我们要像慈父般地保护那些还活着的人们。
(黄贤俊选译自德国“星期日周报1956年第39期)附记:
作者卡雷尔·恰彼克KarelCapek(1890—1938)是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之一。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已经成了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位英勇的战士。
他的作品很多,有寓言小说“反火蛇战争”、剧本“母亲”和“白色的瘟疫”,以及政论等。
报幕员
李纳
暑假,音乐系的学生要为中学教师组织一个晚会。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在晚会开始的前两天,一位熟练的报幕员恰巧病了——这位病了的报幕员,无论走路的姿态、衣服的颜色,胸前的颈珠和拂在额上的头发,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她一出台就带着灿烂的微笑,从她的微笑里,人们简直会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
她技巧地念着“青春”“姑娘”和“爱情”,真是抑扬顿挫,字字铿锵,连最善于挑剔的观众,也说不出毛病来;
只有那些脸皮太薄的女孩子,才用手绢轻轻地掩住眼睛。
这样的报幕员可惜病了,过去作过报幕员的人这次都有节目,怎么办呢?
有人提议:
“找陈小应试试。”
立刻就有人反对:
“不行,‘蓝’和‘南’念成一样,‘成’‘陈’也分不清。”
“而且音量太小。”
但提议的人却坚持说:
“让她试试吧。”
实在也找不出人来,只好这样做了。
找来了陈小应,这女孩子一切都很平常,除了藏得很深的眼睛外,找不出一点动人的地方。
女孩子听说请她当报幕员,想了一想,偏着头问:
“我作得好吗?
你们信任我,就让我试试吧,作不好再换人。”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从此,陈小应就常常一个人走在河边,有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唤她也不肯出来。
她失去平常的伶俐,变得有点呆了。
有的同学很为她耽心,一位优秀的女歌唱家曾因此烦恼,耽心这次的报幕员会使自己的歌唱减色。
就在开晚会那天晚上,她紧张地在后台走来走去。
一位年老的教授怜悯地望着她,他心里抱怨为什么要折磨这可怜的女孩子。
他摸摸小应的头发,安慰她:
“好孩子,不要怕。”
又端一把椅子放在幕后说:
“在这里坐坐,平静一些。”
又送一杯水给她说:
“喝吧,好孩子。”
晚会开始,她走出来,双手也掀不开那沉重的幕布。
她吃力地向观众说:
“第1个节目,是舒贝尔特的‘鳟鱼’,它描写:
在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像箭儿一样……”
她逐渐从拘束中走出来,观众好像跟着她走到清清的小河边,注视着那条小鳟鱼的命运……。
她也讲到“青春”“姑娘”和“爱情”,有的人听惯了病了的报幕员的念法,感到过于平淡,但一位钢琴家却说和键盘上发出的声音一般和谐。
仿佛读完一本小说,书里没有华丽的描写,也没有惊人的警句,但它的单纯和朴素却深深地打动人的心弦。
全部节目结束,小应才沉重地吐了口气,找一把椅子坐下,她是多么的累啊。
同学们都来祝贺她,议论她的音量为什么并不小。
那位年老的教授匆忙地走到台后,几乎把小应抱起来:
“好孩子,你一切作得这样的好,……唉,唉,只是你的辫子一个长一个短一点……那没有什么,你真好……”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观众要求报幕的人到台上去,她站起来,犹豫地望望老师和同学,他们鼓励她走上台去,她感动地站在台上,和观众作了一次永远忘不掉的见面。
斥浪荡子作风
马铁丁
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只因不是自家钱”。
这文章对突击花钱的现象,加以批评;
对用自己的钱,一钱如命,用公款挥金如土的人加以嘲讽。
由此我想起了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
用自己的钱挥金如土的人,是不是用公款就有权利挥金如土?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另一些人的形象:
这些人,你说他对自己的钱,一钱如命,那实在是冤枉的。
他们自己花钱的时候,也是泼泼辣辣的。
由于家庭环境或其他原因,养成他们一种习性,钱来容易,也就特别去得快。
真可以做到一掷千金,若无其事。
他们爱排场、喜讲究,穿的、吃的、用的一切都要最好的。
发展到后来,究竟是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在其次,主要是哪样东西花钱最多,他就一定不惜重金,千方百计弄到手。
这种有着浪荡子作风或受浪荡子作风所影响的人,一旦掌握财权、经济权或负责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工作,他那挥霍成性的习惯又没有坚决加以改变的话,也常常会滥用公款,势如流水。
在这里又有两方面值得研究:
一方面是个人的钱,哪怕全部是社会给自己的劳动报酬,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
一般地说,自己的劳动所得,要怎末用就怎末用,任何人不能干涉。
但是,用钱的人,也应该考虑到,不要使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一般社会生活水平过远,如果这样,那是会脱离群众的;
人是社会的人,挥霍的行为只能有助于竞逐豪华而有损于崇尚俭朴的社会风气之形成。
我们的宪法上庄严地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第101条)挥霍浪费,难道不正是和“爱护”、“保卫”、“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相抵触,乃至背道而驰吗?
我们并不是禁欲主义者,并不是从根本上来反对逐步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例如买沙发、电扇之类),而是说这种改善必须和我们的生产事业的发展相适应。
几年来,我们的生产事业是有巨大发展的,但总的说来生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我国是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钢仅仅年产四百多万吨,还不及八百多万人口的比利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把有限的钱花到最有用的地方去。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编者曾经写下这样的按语: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
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这里所说的“国家的形象”和那挥霍成性的浪荡子的形象相去何远?
当你突击花钱的时候,你翻一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吧!
你想一想那按语中的金石之言吧!
你学一学王国藩合作社勤俭办社的精神吧!
读“关于阎译”
阎简弼
“人民日报”10月28日八版上有篇“关于阎译”,读完之后,非常兴奋、感激,同时也有一点惭赧。
我的一篇短文,能引起民俗专家、前辈江绍原先生的注意,予以指教,这真使得我兴奋而又感激。
所以惭赧的,是由此更知道自己的知识太少,还得多多努力,勤向前辈专家们请益。
除上述之外,我还愿意略加两点说明。
一、这个故事也见于“吕氏春秋”,我是知道的。
写文章时,所以取“卫策”的故事,是因为它生动得多。
本想也提明亦见“吕氏春秋”,并说明故事有不同处,但恐文章太长,所以就没有提。
二、江先生文中说:
“吕氏春秋”中的故事里的“灶想必也还不是可以搬来搬去的火炉而是就地筑成的地灶”。
这里我有一小点疑问,就是不知道“吕氏春秋”“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
‘蕉火大钜’”中的“蕉火”是不是“地灶”?
从原文,尤其从“操”字看很难说是“地灶”。
而从毕沅、俞樾等的很下工夫的注释中,也看不出说是“地灶”来。
如果不是“地灶”,则江先生的说法,似乎还值得研究。
江先生说“想必”,似乎论证还微嫌不足。
编者附记:
江绍原先生的“关于阎译”发表以后,我们接到五篇读者的意见,内容大致和这里登出的阎简弼先生的意见相似。
因为这是纯属考证方面的讨论,不是一般读者有兴趣阅读的问题,所以不准备继续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了。
赵佶的花鸟画
于非闇
明朝人怀疑赵佶的画是不是出自他一人之手:
有的贬低其价值,企图把这位“徽宗皇帝”的“圣艺”抽空,归之于当代名手如吴元瑜之类;
有的抬高其价值,例如把赵佶的“雪江归棹图”说成同唐代的大画家王维的作品一样。
近年来,有些鉴赏家对赵佶的画也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哪一幅画得最拙笨、最糟糕的,可能是赵佶的真迹;
另一种认为赵佶根本不可能画这么多、这么好的画,大概都出于当时画院名手的代笔。
我们研究古代绘画,特别是研究赵佶的绘画,不能把他的画同书法割裂开来,而且还要把他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书画相互结合起来研究。
当然喽,大胆的怀疑还是可以的。
现在就我所见到的有年代可查的赵佶的书法,试给他排一下队(包括墨迹与石刻)。
赵佶二十二岁书“赐辟雍诏”石刻,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壬午)。
二十七岁题“韩干真迹”和“韩滉文苑图”“八行八刑条”石刻,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丁亥)。
二十八岁书“大观圣作碑”石刻,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戊子)。
三十二岁书“瑞鹤图”诗并序,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壬辰)。
三十四岁题“御鹰图”,公元1114年(政和四年甲午)。
三十九岁书“神霄玉清万寿宫碑”石刻,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巳亥)。
赵佶的书法——“瘦金书”是有他自己的风格的。
“赐辟雍诏”,只是一味的瘦硬,题韩干、韩滉和“八行八刑条”在间架结构上有了进步;
书“瑞鹤图”诗并序,不但形体更完整流利了,而且笔道也圆融,不是一味的瘦硬;
题“御鹰图”,则是更加雄健;
书“神霄玉清万寿宫碑”,由雄健又更苍老。
单从这些有年款的书法看,可以看出他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显著的进步。
但是从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这些年款上看,他书法成为瘦劲清利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的。
那末,姑从笔法出发,说他画成最拙笨、最糟糕的那幅画,正好和他的书法不相符合,既不瘦劲,也不清利,又该怎么说呢?
赵佶的花鸟画,就我这几十年所见到的,包括那时尚未流出域外的,连不书年款或割去年款的在内,很可以看出他在艺术修养上不断的前进,创造出了他自己的风格。
在未流出域外前,我所见到用十二梅纸画的“写生珍禽图”卷,在卷里画了四段墨竹,可以说只此一家,与众不同。
在文献上说他写竹“紧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这四段墨竹,正好证明纪录的正确。
这卷里其他的花木翎毛,除非把它的瘦金书也全盘否定,不然就很难找出不是他画的根据。
在这里,我还想举出赵佶的另外三卷画来:
“祥龙石图”卷(在故宫),“瑞鹤图”卷(在东北博物馆),“五色鹦鹉图”卷(现在域外)。
这是三个不同内容、不同形式、而大小尺寸差不多、一半书一半画的“高头卷”。
从它们的内容,很可以看出宋蔡绦“铁围山丛谭”和邓椿“画继”所记的依据。
他使用双勾法和绚烂的形式,来表达五色鹦鹉和繁杏;
他为了表达祥龙石的玲珑剔透,推进到九层,他就使用了墨彩的形式;
他的“瑞鹤图”在写汴京的瑞门丹阙(他使用了界尺画来表现),在臆造祥云(他使用了没骨法来表现),在写生白鹤(他又使用双勾“填青”来表现),他在这三卷画中,用笔用墨方面,例如,鹦鹉的嘴爪、杏花的花朵枝干,石头的锋棱皴染,二十只白鹤的羽毛嘴爪等等,都呈露出和他瘦金书一样的笔法,更同他三十多岁时的书法相近。
这三卷画,对于我们研究赵佶的花鸟,我想是很有用处的。
(附图片)
淇园风嗫(“写生珍禽图”卷中四段墨竹之一)(宋)赵佶
高山碎石成
(蒙古谚语)
高山碎石成,
大树由根生。
泉水洗衣不落污,
大家商量不会错。
郝苏民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