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埃友好协会举行成立大会
致电埃及总统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支援埃及的坚强意志抗议英法武装侵略埃及并警告侵略者立即撤出埃及领土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埃及友好协会今天上午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成立大会。
协会会长包尔汉在成立大会上说：
“本会的主要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来协助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来共同为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以侵略而努力。
我们坚决表示：
在英法以三个国家的侵略军队还没有退出埃及国土以前，中国人民将继续和全世界人民在一起，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支援埃及人民，直到把侵略者从埃及领土上赶出去。”
包尔汉说，中国和埃及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
特别是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从反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获得自由和独立的。
我们是患难与共的朋友。
包尔汉说，英法殖民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军队侵略埃及的行为，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
现在，全国规模支援埃及的运动已深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中去，中国人民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保卫世界和平、支援埃及人民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彭德怀、贺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李德全，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廖承志，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等出席了今天的成立大会。
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商务代表法尔、文化专员巴德朗等也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
中国埃及友好协会副会长达浦生今天首先在会上致开幕词。
他指出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埃及友好关系的发展。
协会的宗旨是进一步加强中埃两国的友好关系，支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接着包尔汉会长讲了话。
埃及驻中国大使拉加卜在大会上致词。
他代表埃及全国人民热烈欢迎中国埃及友好协会的成立，预祝这个协会获得良好的成绩。
他希望这个协会的宗旨是使中埃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观点互相接近。
拉加卜大使在回溯了中埃两国传统的友谊以后说，殖民主义各国不愿意看见中埃两国友谊的恢复和发展，不愿意看见埃及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跟友好的国家表示友好，对侵略的国家进行抵抗，它们看不惯这种新气象，听不惯这种新的歌曲，所以它们决定用武力来扑灭这个国家。
大使强调说，他满怀信心地希望凭着亚非各国人民的互助合作和友谊，我们一定能使和平的敌人自食其果。
因为我们的原则正如万隆会议所宣布的那样是把世界和平建立在坚定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和平才能保证全人类的安宁。
大使的讲话博得了极其热烈的掌声。
成立大会一致通过了致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和埃及人民的电文，表示六万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埃及人民在一起，祝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共同的战斗中进一步成长，祝埃及人民反抗英法侵略者的斗争获得最后的胜利。
大会通过的另一封电文抗议英法武装侵略埃及，警告英法政府立即停止屠杀埃及人民，立即从埃及撤退全部侵略军队。

中埃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抗议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电
英法政府对埃及野蛮的武装侵略，不仅破坏了中东的和平而且破坏了世界的和平。
六万万中国人民对这种无耻的侵略行为，表示最大的愤怒和严重的抗议。
我们严正警告英法政府：
马上停止屠杀埃及人民！
马上撤退全部侵略军队！
对英法政府侵略埃及的罪行，全中国人民与亚非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人民决不会袖手旁观。
中国人民将用一切实际有效的行动，坚决支持埃及人民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把侵略军队从埃及领土上全部赶出去。
中国埃及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1956年11月10日于北京

中埃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致纳赛尔总统和埃及人民电
敬爱的纳赛尔总统并转英勇抗战的埃及兄弟姊妹们：
在埃及兄弟姐妹们英勇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斗争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北京集会成立中国埃及友好协会，我们热烈希望中国人民同埃及人民的友好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我们向为保卫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纳赛尔总统和您领导下的埃及兄弟姊妹们致以热烈的崇高的敬礼！
你们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斗争，已经不仅在埃及的历史上，而且在亚非人民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你们的英勇抵抗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今天你们已取得了迫使英、法两国和它们的工具以色列接受停火的重大胜利，但是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轻易自动撤退的，它们还可能借停火作烟幕玩弄新的阴谋，只有把英法侵略军和它的帮凶以色列军队从埃及领土上全部赶出去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亲爱的埃及兄弟姊妹们！
勇敢地坚持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吧！
六万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祝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共同的战斗中进一步成长！
祝你们反抗英法侵略者的斗争获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埃及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1956年11月10日于北京

加强中缅友好关系的新努力
最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吴努主席应邀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中国逗留期间，吴努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中缅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中缅边境问题，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多次会谈。
根据9日发表的中缅双方联合新闻公报，我国方面在会谈中曾就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出了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
这项建议缅甸方面已经答应考虑。
中缅两国政府并取得谅解，在1956年年底以前，中国军队将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
这就为解决中缅边境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中缅边境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毗邻而居的中缅两国江河相通，山峦相接。
两国的边境线犬牙交错，民族杂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自1885年英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缅甸以来，中英两国就滇缅界务问题多次交涉。
其中有些地区，始终没有勘定边界。
有些地区，虽有协议，没有确立正式界桩。
因而所谓中缅边境问题，由来已久。
现在缅甸已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中国也已经获得了解放，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两国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解决边境问题就有了最好的条件。
在1954年吴努主席以缅甸总理身份访问中国的时候，中缅双方就曾经同意在适当时期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以后中缅双方曾不断保持接触。
现在，吴努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已经为中缅边境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
这是中缅两国为巩固和加强中缅友好关系的新的努力。
这证明了在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之间，无论发生什么问题，我们是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的。
这也证明了，中缅两国是珍视亚洲国家的团结的，因为我们都认识到，亚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是粉碎帝国主义阴谋、保证亚洲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吴努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次会谈的基础上，中缅边界问题将得到公正的解决。
中缅两国之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友好之花，在两国政治家加意的爱护和培养之下，将要更加茂盛地开放。

回忆孙中山
宋庆龄
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在飞速地发展，呈现着新的面貌。
特别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半世纪以来，燃着了革命的火花，不断地推陈出新、迈步前进；
由腐朽到新生，由黑暗走向光明。
一片生气蓬勃的现象，结束了古老陈旧的一切。
当着纪念孙中山九十诞辰的时候，回忆一下，现在我们不仅消灭了孙中山生前所痛恨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使他毕生所追求的民主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
就是孙中山所憧憬的社会主义，也在最近一年来，通过了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连过去他所悉心擘划的“实业计划”，也在五年计划中具体表现出来。
不久，第1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替新中国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的明天。
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完全改变。
孙中山虽然不可能亲眼看见他的理想实现，但这一切发展都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
因为他出身是个贫农家里的贫儿，受尽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摧残。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戊戌政变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改良妥协的路是走不通的。
因而在1905年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组织革命同盟会，提出了推翻清朝政府。
那时虽限于历史条件，只拿法国、美国的议会制度做革命的榜样，没有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可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宣告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结束。
从议会制度的本质来说，虽比封建帝制较为进步，却不能解决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任务。
因而当时袁世凯恢复了君主制度，自己做了皇帝。
孙中山一听到这消息就从日本赶回国来，策动反袁的第2次革命。
到袁世凯死了以后，北洋军阀为了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又把议会制度取消了。
因此，孙中山又起来领导了护法运动和他们进行斗争，但在1918年07月因遭受了南方军阀的排挤，回到上海。
在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中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但是他在不屈不挠中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正义，而且通过实践，虚心学习和不断地追求进步。
例如他在徬徨的情绪中退居上海时，创办了“建设杂志”与“星期评论”，去寻找革命真理，最后终于将革命真理找到了。
因为10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给全世界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同时“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在中国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
到了1920年10月，孙中山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再度回到广东建立革命基地，但又因陈炯明叛变不得不回到上海。
孙中山尽管在革命斗争中受到无数的打击，革命的真理终于在失败的痛苦经验中显现出来。
所以在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提到：
“革命虽号成功……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
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1次失败之根源。”
他又说：
“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
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
我们从这一段话可以体会孙中山如何从失败中吸取了经验，体会到他是怎样地痛恨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
孙中山思想上的转折，使他真诚地接受了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从而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即民族主义以反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是以人民民主为主要内容，民生主义是以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内容。
从此，革命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联盟，展开了新的革命斗争，使在1924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获得空前的发展。
由于孙中山从革命实践中和苏联的先进经验中找出了革命的方向，指出这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
而以民生主义为革命的最基本问题。
这就是在思想上抛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开始认识到依靠工农群众的重要性。
所以当俄国10月革命爆发后，他立即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祝贺他们的成功。
他指出：
“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希望。”
我们从这点可以体会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绝望。
10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立刻向中国发表宣言，声明取消俄罗斯帝国政府在中国取得的特权。
这种友好的表示使孙中山衷心地了解苏联这种友谊的伟大意义。
他说：
“我们和许多国家立了不平等的条约，……做了十几个国家的亡国奴，最近新产生了一个俄国，自动的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交回帝俄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利，放弃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我们是朋友。”
从此以后，孙中山深切体会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正确道路，虚心地向苏联学习。
同时在国民党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第1阶段的基本口号，即“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
在1923年初期，由于新的革命形势发展，孙中山召开了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的会议和改组了国民党，使它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给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从孙中山四十年的革命实践看起来，他在晚年的伟大转变符合于中国人民的要求，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在若干原则上达到基本上的一致。
因为他感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了。
所以在他的遗嘱里，提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他逝世三十一年来，蒋介石集团虽进行了叛卖祖国危害人民的勾当，但全国人民已认识到一条革命的真理，那就是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它是战无不胜的，攻无不克的。
中国革命找到这个前进方向，才获得空前的发展，在两个革命阶段中的成就超过了孙中山的理想。
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空前提高，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已居于重要的地位。
我们同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各国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
这种伟大的同盟和友谊成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无敌力量。
从我们祖国的生产方面说，在短短的七年中取得了空前的高涨。
现在的农民已不只在耕者有其田的水平上而是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广大农民通过劳动生产的提高，生活已大大地改善。
同时我们的工商业也不只在节制资本的水平上而是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世界的和平事业中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粉碎了战争叫嚣的阴谋。
例如由我国和印度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世界上亚洲、非洲和许多国家的承认。
现在与我国建立邦交的国家有二十八个，拥有十亿以上的人口。
总的一句，伟大的人民力量，已推动了历史的车轮，通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变而为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在每一个角落都可看到蓬勃发展的新生气象，充满着无限的光明前景。
不仅把孙中山奋斗一生的理想变成现实，而且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理想。
我们在人民革命的全面胜利中，追念革命先行者，应该从他的爱国热情，从他的革命毅力，从他的学习苏联的决心，体会到他的奋斗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继续奋斗。
（附图片）
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先生到永丰舰上避难。
图为1923年蒙难一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夫人宋庆龄在永丰舰上留影。

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定今日举行
三十多个国家的来宾、四十位华侨和港澳同胞将参加纪念活动
新华社10日讯
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11日将在北京隆重举行。
大会将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政府各部门、北京各高等院校和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
应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邀请参加纪念大会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代表，已陆续到京。
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来宾应邀参加纪念大会。
纪念筹备委员会还决定，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那一天，全国各大城市和省会所在地及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将普遍举行纪念大会。
北京和全国各地最近还广泛举行了各种群众性的纪念活动。
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中山陵、中山故居已整修一新，准备各界人民前往参谒。
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在诞辰纪念日，全国各直辖市、省会所在的城市、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及拉萨等地，将普遍悬挂国旗，以示纪念。
新华社10日讯
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多位来宾，将在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
到10日晚止，已经应邀到达北京的外宾有：
缅中友好协会主席信波，缅甸人民文化馆主任德钦觉盛，加拿大的前中山先生副官马坤，印度尼西亚大学汉学院院长曾珠森，印度尼西亚制宪会议委员拉苏娜·赛依德夫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日本社会名流宫崎世民，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白南云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以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阿维尔齐德为首的蒙古代表团（团员中有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委员、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苏赫—巴特尔夫人等人），瑞士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会常设委员会、红十字会协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杜郎，英国机械工程师堪勒斯·康德林，越南国会议员潘必遵等。
前来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苏联代表团和突尼斯代表团正在来北京途中。
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在北京的各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
他们来自下列国家：
苏联、阿尔巴尼亚、阿富汗、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及、西德、芬兰、法国、民主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意大利、日本、朝鲜、墨西哥、蒙古、荷兰、挪威、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瑞典、叙利亚、英国、美国和越南等。
此外，还有来自危地马拉和泰国的外宾将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活动。
新华社10日讯
应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活动的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日本、越南各地华侨和港澳同胞共四十人，已先后到达北京。
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回来的华侨有何球、梁锦杰、李世泉三人，何球是原越南海防同盟会副会长。
从印度回来的华侨有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梁子质等七人。
港澳同胞已回来的有何贤、柯平等三人，何贤曾经是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创办的镜湖医院的院长，现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
曾经领导学生北伐队的黄新房博士和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周明等十四人在今晚乘火车到达北京。
据新华社广州10日电
澳门消息：
澳门各界人民正在筹备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
“澳门中华总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民主妇女联合会决定在11日、12日分别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此外，澳门各校教师和澳门学联也分别组成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筹委会，准备分别举行纪念活动。

我国争取提前把大批物资运往匈牙利
新华社10日讯
一万二千多吨大豆、花生仁、亚麻子等货物已经装上轮船，马上就要运往匈牙利。
还有四万四千多吨物资也要在年内装运。
这些物资都是根据中匈两国贸易协定调拨的，中国将争取提前把这些物资运到匈牙利去。
新华社天津10日电
大批防寒皮毛料，即将从天津运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这批皮毛料中有六千五百多条羊羔褥和三万张羊皮。
中国畜产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为了支援匈牙利人民，决定把这些商品尽可能地比原贸易合同规定的时间提前发运。
前几天，天津市农产品采购局的一个皮毛整理厂的工人们听到匈牙利人民粉碎了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以后，情绪非常振奋，挑选羔皮的工人原来每天定额是两千八百张，他们提高到三千张。
技术工人、先进生产者黄荣甫说：
“冬天已经来到了，遭受意外伤害的匈牙利弟兄的寒冷，也就是我们的寒冷，我们一定要把温暖赶快给他们送去。”
将和这些皮毛料一起运去匈牙利的还有一万公斤的骆驼毛和大量的棉花等防寒物资。

我国供应埃及的物资已装轮准备启运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已把大批物资装上轮船，准备运往埃及。
这些物资都是埃及人民急需的。
其中有六千吨豆类，一千多吨冻牛羊肉。
另外还有大批钢材、粮食、茶叶、矿石、棉子油等，也都准备在最近期内运往埃及。
据记者从有关方面得到的消息，除了争取提前调运中埃贸易协定中规定的这批物资外，调运物资支援埃及的计划也正在安排中。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孙中山
译者按：
这篇文章是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07月11日的比利时“人民报”（Le peuple）上发表的。
俄国布尔塞维克机关报“？
瓦明星”第17期加以转载，它同时发表了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由于苏联方面的帮助，我们得到了这一期报纸的照片（见右图），现在按照俄文再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
但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中文原稿已不可得，这篇译文与原文不免有许多出入，请大家指正。
中国宣告成立共和国。
我虽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这绝不是说，我将不为共和国效劳。
我之辞职，实因有更为重大之事务要我操心。
中国受清朝统治二百七十年，在这期间，曾有无数志士，试图恢复中华。
其一便是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但此举纯为汉族反对满洲人的种族革命。
即令这次革命取得了胜利，国家仍然处于专制政府统治之下；
则此种结果亦不能称之为成功。
几年前，我们一批人数不多的朋友们在日本会集，创立了中国同盟会。
那时我们采取了三大主义：
民族、民权、民生。
前两个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现在我们应该实行经济革命。
这个问题虽是目前全国争论的焦点。
但大多数中国人民对这几个字的意义恐还不甚了然，以为振兴中国的目的就在于把中国变成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
我们的志向不在于此。
现今没有那一个国家比英美更为富足，比法兰西更为文明的了。
英吉利是君主立宪政体，法兰西和美利坚以共和立国，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
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劳工群众依旧是赤贫，当然在情绪上不可能是安然的。
种族革命和政权革命不难，但社会革命则大不易。
只有从事伟大事业的人民才能实现社会革命。
有人反对我说：
“你们的革命到现在为止进行得很顺利，该满足了，要善于等待，在财力充沛科学发达的英美至今都不敢问津的事情，为什么你要赶忙呢？”
这是不明智的政策。
因为英国和美国有高度的文明和发达的工业，要在那里实现社会革命确是难事。
我们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故社会革命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
我们有可能预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既得利益是紧抱不放的，要打破这种利益是困难的。
在中国既无资本家，也没有既得利益，因而进行这种革命就比较容易。
有人常问我：
“这样的革命需要动用武力吗？”
我的回答是“在英美是需要的，在中国来说则不需要。”
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证明我的论断是正确的。
但大罢工远不是革命，它仅仅是表现了人民想掌握社会财富资源的一种愿望而已，显然，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实现社会革命可能是很困难的，但革命成为事实的时候是迫近了。
我们并不想揣测革命的实现会对国家带来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险。
如果我们从中华民国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虑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最近将来的孳生崛兴，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比清朝专制暴政还要酷烈百倍的新专制暴政，要挣脱这种新的暴政就必须用流血手段。
那是何等暗淡的前途！
有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加以特别注意。
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tous lestitres）。
这一措施是革命的必要手段。
进步要求这样做。
以前，土地所有者缴地价税，分成三等：
优等地、中等地和劣等地。
将来必须使税和地价相称，因为土地的质量比上述三种等级所表现的差别要大得多。
我知道南京的地产与上海外滩的地产价格的差别究竟有多大，但在旧制度下我们决不能规定公平合理的价格。
如果对地价税实行贫瘠土地少纳税、优等土地多纳税的办法，则更为合理。
拥有优等土地的都是有钱人，课之以较高的税毫无不公正之处。
价格最低的土地为穷乡僻壤贫民阶层的财产，只应向他们收最轻的税。
目前外滩的土地和农场缴纳同样的税，这很不合理。
要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应该使税和地价相称。
上海房产地价百年来增加了一万倍。
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
要能预见未来，我们必须是有远见的人，而且要现在就作出决定，使地产价值（la plus-value）的增殖额，成为创造这一价值增殖额的人民的财产，而不是成为那些侥幸成为土地私有者的个别资本家的财产。

孙中山先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熊克武
孙中山先生诞生于1866年的11月12日，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九十年了。
孙中山先生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献出了他的一生。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永远怀着崇高的敬意，来纪念为我们开辟胜利道路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从1885年的中法之战失败起，就有了倾复清廷、创建民国的志向。
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前后，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在檀香山和香港组织兴中会，并在广州发动第1次武装起义；
1905年在日本东京准备组织同盟会。
当时我在东京大成中学读书，那一年07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在岩仓铁道学校读书的同学们谈起，程家柽在该校黑板上大书“孙逸仙先生到了东京”。
我和同学但懋辛同志，一道去找程家柽，打听孙先生的住处。
到了程家柽的住处后，他问明了来意，立即把孙先生请出来，原来孙先生当时就住在他的家里。
孙先生很乐于和一般有志青年接谈，见面之后，没有俗例的客套，头一句话就说，你们青年有志革命救国很好。
接着又问我们在日本学什么？
我们答现在在大成中学，暑假后准备考入军事学校。
他就说：
列强想瓜分中国，清廷不图振作，我们爱国志士要及时采取行动，准备随时发难。
如果必待学成后归国带了兵才干，恐怕不及待吧！
革命党人只要学会打枪炮就够了，革命军与正规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迥然不同，只有冒险犯难，不畏牺牲，才可望成功。
孙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言辞恳挚，态度雍容。
我们当时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报，具有初步的革命思想，积蓄了满腔的热血，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挥洒的。
听了孙先生的这一席话感动极了，就不再加思索地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组织，提笔写好了同盟会的誓约，当面呈交给孙先生；
孙先生和我们行会内同志的握手礼。
这是我们跟孙先生见面的开始，也是在孙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开始。
那时候，对中国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
一种是改良主义者的路线，主张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只要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
一种是革命者的路线，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
历史证明，前者是走不通的，而且当广大人民已经觉醒起来以后，就变成了革命道路上的障碍物。
孙中山先生在当时是采取了鲜明的革命的立场，而坚决反对改良主义的立场。
我记得，大约在1905年的7月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开大会欢迎孙先生，孙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
他在缕述了清廷实行残酷民族压迫的事实之后，接着说：
“有人以为中国维新从历史上看来，适宜于君主立宪政体。
这种见解很不对。
你们大家是日本留学生，知道日本的铁道是窄轨，欧美的铁道是宽轨，难道将来中国修铁道也要先修窄轨、然后才改宽轨吗！
同学们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是不是想要中国富国强兵，独立自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同学们就要仔细想一想，现在清廷丧权辱国，有加无已，列强看破了清廷的无能，群起以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作为他们的逐鹿场，近来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试问那些想侵占中国的列强，能够让中国逍遥自在地来改良吗？
请大家下一番痛切的考虑，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挽救中国的危亡！
如果我们不能急起直追，推翻腐朽无能之清廷，建立独立自由之民国，那么，亡国灭种的惨祸，就会迫在眼前。
孙先生言辞激越，气度轩昂，全场阒然无声，有人为之下泪。
当时许多人参加革命，是出于单纯的排满；
至于推翻清室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思想上还是不明确的。
孙中山先生不仅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而且注意到了如何避免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流弊。
他在同次大会上说：
我们建立民国，还要防止资本家专政。
现在世界上的共和国政权，都操在资本家手中，一般贫民不能受平等待遇，因而已有倡社会主义者。
我国建国时要先注意民权，要用最新的政治建设。
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能有这个看法，足见其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
孙先生的这些言论与见解，给我们这些追随他的人，以极其巨大的启示和影响。
在同年末，孙中山先生介绍我同黄复生、曾冠三人到横滨，向梁慕光同志学习制造炸弹；
孙先生也住在横滨，因此，接近的机会较多。
他和我们相见的时候，经常注意了解国内各地方的具体情况，研究在当时环境下如何扩大革命影响。
其时他在海外已有很多的联系，革命活动有了一定的基础。
他要我们在国内多物色有志之士参加革命，特别在军队、学校和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工作，要我们从这些方面把革命的影响扩大，把革命的行动加强起来。
他之所以介绍我学制炸弹，也是为了回国后在革命的实际行动上准备条件。
随后，我即衔命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以后，曾在国内组织了好多次武装起义，如潮州、黄冈、惠州的起义，镇南关之役、广州新军起义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1911年03月29日的广州之役。
这一役，聚集了海内外同志的大量人力、财力，向清朝反动统治作猛烈的冲击，许多同盟会的优秀同志都牺牲于这一役，其死事的壮烈，正如孙先生所说的，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我躬与斯役，和我一块作革命斗争的战友方声洞、林时爽、喻培伦、秦炳等，都在这一役壮烈地成仁了。
由于这一次的失败，孙先生恐怕同志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鼓励大家培养力量，准备条件，再接再厉地继续革命事业。
因而大家更振奋起来，终于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就。
民国成立，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了。
1913年，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免除南方几省国民党人担任的督军职务，并向五个帝国主义国家兴借巨款。
孙先生起兵讨袁，我参加了这一斗争。
讨袁失败后，孙先生亡命日本，我也到了东京。
这正是中山先生有鉴于过去的组织太松懈，意志不统一，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
我会见了孙先生，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先生再次起兵讨袁，我也参加了讨袁的军事行动。
袁世凯死了，其他各派军阀又起来，张勋、曹锟、吴佩孚等相继窃据北京政权。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长夜漫漫何时旦”的黑暗中，孙中山先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奋斗，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且因为找不到能够使革命达到胜利的道路而感到痛苦，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斗争的旗帜。
他终于在绝望中遇到了10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孙先生接受了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给他的帮助，勇敢地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并且在这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他所手创的中国国民党。
那时，我在军中，由孙先生提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我第1次担任党的职务，感到非常光荣。
孙先生曾派同志来传达实行三大政策的重大决定，我由此也就体认到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把反对帝国主义列为首要的革命任务，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当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之下，革命力量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曹锟、吴佩孚的反动力量也在逐步扩张，孙先生希望我们整顿部队，安定地方，为响应北伐、打倒军阀作准备。
其时曹锟贿选总统，孙先生兴师讨贼，亲下手令任命我为讨贼军川军总司令。
我有了孙先生的坚强领导，同吴佩孚动员的北洋军阀体系的直、鲁、豫、川、黔、鄂等省军队作了好多次的战斗。
后来我移师湘西，正是孙先生由上海启程北上的时候，他在
“北上宣言”中宣布，这一次北上，他的目的“不仅在复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要求
“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
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号召举行召集有各界人民团体、反对曹吴各军及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共同解决国内问题，并废除不平等条约。
他的主张是鲜明的，与张作霖、段祺瑞尖锐地对立着的。
他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说：
“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
他宣布他决不与北方军阀相妥协，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他的斗争。
在孙中山先生将从上海动身北上的时候，虽然满怀希望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但估计到对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北洋军阀，意见将是难于求得一致的。
他写了一封英文信给我，指示：
如果和平统一无望，即行联络驻在河南的国民二军胡景翼部和川滇的地方实力，作充分的准备，相机规复武汉。
后来，事实的演变证明孙先生是有远见的，这也是他对我的最后一次指示。
孙先生沿途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并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不幸因积劳成疾，卧病不起。
1925年的3月12日，一代革命巨人终于离开我们而长逝了。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不愧为一代的革命领袖，他为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地奋斗了四十年，一直到临终的时候，还谆谆嘱咐革命党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预言“不久即将破晓”，中国和苏“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斗，终于挣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锁链，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孙中山先生生前苦心焦虑、梦寐以求的理想，不仅已经实现了；
而且在其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超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是我们祖国历史上一切美好思想和进步事业的继承人，当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时候，绝不会忘记我们先人所流出的每一滴汗血，更不能忘记为祖国战斗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
他的伟大思想、革命功业和崇高人格，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现在，我们隆重地热烈地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
我们纪念他，就是要更好地学习他，学习他忠心耿耿热爱祖国的精神，建设和保卫我们的伟大祖国。
学习他不断进步的精神，跟随着我们先人已经走过的足迹，向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向前迈进，一直走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纪念与回忆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岁生辰而作
许德珩
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九十岁的生辰；
全国各地正在热烈地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
纪念他毕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纪念他为求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而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
纪念他一生不断的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精神；
纪念他“以俄为师”的正确认识和远见；
纪念他晚年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英明。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忘我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卖国军阀作斗争的事迹，是大家所知道的。
在先生生前，我与他的接触不多，知道的事迹很少，现在仅就“五四”运动这一片段的接触，来作我个人的回忆。
当1919年05月04日北京学生因反帝、反卖国军阀的示威运动；
我们三十一个学生和一个市民被逮捕的事件发生以后，孙中山先生是支持这个运动的；
他曾经打过电报给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要他从速释放被捕学生；
由于孙中山先生和社会上其他人士的支持以及人民群众自己的团结努力，被捕学生才能够很快的出狱。
当这年的五、06月间，各地学生代表聚集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扩大学生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是支持学生的，他曾经多次邀集我们到他的上海住宅谈过话，我个人曾经两次参加过这样的谈话。
他每次都是很亲切的，慈爱的帮助我们，鼓舞我们。
1919年0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就在这以后不久的一天，我们还约请了孙中山先生到学生会来讲演，讲演的地址是借的上海“环球学生会”。
孙中山先生那天为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巴黎和会、讲到了俄国革命，鼓舞了我们学生。
就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出版了新青年等刊物，上海方面由先生领导也出版了“建设”月刊；
北京方面出版了战斗性的“每周评论”，上海方面也出版了同样性的“星期评论”。
这就可以说明孙中山先生当时的思想是站在青年方面的，是站在进步方面的。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而这个运动是受了当时俄国革命的影响的。
“以俄为师”的孙中山先生，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本乎人群之需要”，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很快的与中共合作起来进行中国革命，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是孙中山先生临终的遗言；
今天，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统治，胜利地进行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可是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者侵占之中，台湾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残酷压迫剥削之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九十岁生辰，就要更好的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决的反对帝国的精神，加强团结，努力工作，为解放台湾，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到底。

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
朱德
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今天，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导师。
孙中山先生从十九世纪末期就献身于革命事业，组织革命团体，领导革命起义，为一切爱国人士所景仰。
二十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更加强了对我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清朝政府也更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借以维持其封建统治。
国家濒于危亡，人民生活痛苦，爱国人士莫不为救亡而要求革命。
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联合许多革命团体和爱国志士组织同盟会。
同盟会会员分头在各地建立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革命起义，成为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之下发动的。
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一切反清的力量，统一战线的成功，就促成了革命的胜利。
同盟会一开始就注意武装斗争，革命党利用军事力量瓦解了绿营、巡防营等旧军队。
那时起义的军队注意了维持军队的纪律，不去扰害百姓，但是并不知道发动群众。
同盟会会员热心于革命、努力于武装起义，但是并不知道应该注意革命的思想教育。
因此在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皇帝打倒了，形式上的民国成立了，许多人松了劲，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没有想到进一步地组织革命力量，同旧势力作斗争。
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革命势力，乘机向革命进攻，1913年以后便控制了全国。
1917年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孙中山先生首先致电祝贺，1921年就决定联俄。
1922年01月孙中山先生对滇粤赣军讲演说：
“俄国革命发生，尚在我后，其成绩较我为优……其军人皆有主义、有目的，故能与农工联合而改造新国家。”
指出中国革命要学苏联。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民族独立，英勇地斗争了四十年，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绝不会帮助中国革命（个别外国人士的帮助是有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支持中国革命。
1923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邓泽如等人的信上批道：
“我们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
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
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相结合，1924年01月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规定的革命纲领而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1925至27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革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终于在1949年获得全国范围的胜利。
饮水思源：
我们不能不纪念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的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
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事变的发展不断的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清朝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
在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继承并发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首先完成了革命的第1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在民族问题方面，中国除台湾外，已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得到完全的解放；
中国境内各民族也得到一律平等。
在民权问题方面，实现了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原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
在民生问题方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和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的纲领。
凡孙中山先生一生热烈追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在革命的第1阶段中充分地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几年来为完成革命的第2阶段，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努力。
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方面也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不能够忘记孙中山先生和过去一切革命的先烈。
我们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正可以吸取向社会主义新事业前进的鼓舞力量。

纪念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领导精神
黄绍竑
我是以前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是解放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我从小就受到中山先生革命的影响，曾经面聆过中山先生的革命指导，受过中山先生的革命委任。
我想就自己所经过的作一番回忆，用热烈的心情来纪念中山先生的九十诞辰。
前清末年，广西创办新军，设立督练公所，来了很多外省的军官。
其中有些是日本陆军士官学生，有些是国内陆军学生。
当时的青年们对日本士官学生特别景仰，认为是在日本受过中山先生革命的洗礼的，他们是革命的。
我受了这个影响于宣统二年考入了陆军小学。
据说，当时同盟会计划要在广西起义。
因此许多革命人物聚集桂林，革命空气弥漫了桂林城。
陆军小学里，我们结合十个小同志歃血为盟决心革命。
据我所知类似这样的组织各学校都有，但我们还没有与同盟会发生直接的组织关系，这些都是受中山先生革命的影响而产生的。
武昌革命起义的炮声响彻了全国，广西很快响应宣布独立。
广西独立后随即组织北伐军出师北伐，广西的青年在一个星期内就组成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和广西的新军混成协（即混成旅）一道由协统（即旅长）赵恒惕率领在桂林誓师出发，我就是广西学生军敢死队的一名小班长，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北伐战争。
广西北伐军经过衡阳、长沙渡过洞庭湖，到达武昌上游六十里的金口镇，那时正值清军大举南下，汉口、汉阳经过剧烈的争夺战后相继失守。
武昌方面虽颇危急，但革命的局势则更为发展，南京光复了，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兴）先生先后由海外回国到了武昌和南京。
全国各地的革命者获得了中山先生丰富的精神接济，就等于百万生力大军的增援，勇气百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并派代表到南京组织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以后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政权就被袁世凯所篡夺了。
袁世凯是反革命的，他对于那些宣布独立的清朝大吏加以笼络扶植，对于革命党人加以打击或收买，对革命军队加以改编收缩，对自己的反动部队力加扩充。
随着袁世凯帝制阴谋的暴露，中山先生乃号召讨袁，作第2次革命。
讨袁表面看是失败的，但袁世凯的皇帝梦被粉碎了。
1920年粤军回粤驱逐盘据广东的广西军阀，中山先生回粤重整军政府。
1921年出兵广西讨伐陆荣廷（据我所知系陆荣廷先发动分三路向广东进攻）占领梧州、桂林、柳州、南宁，我们在百色起义重新归到革命的队伍里来。
这年的冬天中山先生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筹备北伐，后因陈炯明反对北伐，把粤军撤出广西，广西遂为陆荣廷余部所控制。
我们孤军奋斗转战千余里，才突出重围，设法与革命军取得连络。
那时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尚未结束，中山先生正在石龙（广九路上一个车站）督战，我们派白崇禧、陈杰夫为代表晋谒中山先生，表达我们革命的诚意。
中山先生即用大元帅的手令亲笔委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这是我第1次接受中山先生革命的委任。
1923年我军与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同志会师占领梧州。
我们在梧州虽获得一些进展，但敌人的势力很大，我们的力量尚很薄弱，我到广州晋谒中山先生，请示革命的方略和请求接济。
廖仲恺先生是非常关心我们的，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向他交涉。
我首先见仲恺先生，由他介绍在河南士敏土厂（当年的大本营）见了中山先生，他着中山装，态度和蔼严肃。
我将讨贼经过作概要的报告，并请求指示与接济，仲恺先生并加以补充说明。
他听了我的报告颇为欣慰，我至今记得他伟大的指示。
他说：
“革命党是不要一切凭借的，一切都要自家去创造，自家去发展。
革命主义、革命精神、革命党员就是本党一切力量的源泉。
你们既决心参加革命，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其余的问题可与廖先生去商量。”
我听了这伟大的指示就与廖先生兴辞退出。
这就是我第1次谒见中山先生的情形，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谒见中山先生的情形，此后中山先生就北上在北京逝世永无再见的机会。
追怀往事不禁慨然！
我面聆了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指导，本着他的指导尽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发展，尤其在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国民党发表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使我们对于革命提高了认识和实践，广西就在不久的时间内将全省残余的军阀肃清，完全统一于革命政府之下。
中山先生虽然逝世了，但中国的革命事业遵循着他所确定的三大政策而更加发展了。
1926年北伐革命军迅速地、胜利地到达武汉占领南京、上海长江沿岸各省。
在这个阶段里，我亲自看到苏联给中国的精神和物质的伟大援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精诚合作忘我奋斗，工人和农民所发挥的伟大力量。
现在更体会到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顺利地发展，决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而是正确地执行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结果。
假如中山先生还健在的话，三大政策必能贯彻到底，大革命可能顺利地成功。
他必定领导中国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将随着时代而更为提高，也不致使很多国民党人走黑暗的弯路或至今尚在黑暗的道路上。
中国共产党对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和革命事业一向是崇敬的，当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全国举行隆重的纪念的时候，正是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步步胜利的时候。
中国建设已经大大超过中山先生当时的理想，中山先生在天之灵是可以告慰的，也是任何一个国民党人在感谢之余所应深省的。
我想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也正在同样地、热烈地纪念中山先生的九十诞辰，也一定会追怀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伟大事业的理想，我诚恳地希望他们在毛主席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伟大号召之下，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重新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吧！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邓初民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近代史中，一开始就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
革命派以孙中山先生为首，上承太平天国革命传统，下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
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上承李鸿章、张之洞洋务运动传统，下为辛亥革命前后君主立宪派奠立了基础。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1894年（即甲午战争之年），成立兴中会于檀香山，创刊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报”，与保皇党的机关报“清议报”相争辩。
同时，孙中山先生根据几年来在欧、美、日本各国考察的心得与活动的经验，开始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他曾说：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接交其朝野贤豪。
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
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后于1905年，兴中会即与“光复会”（以章太炎为首）、“华兴会”（以黄兴为首）合并，组织革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并在宣言中指出：
“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待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
‘平等’‘博爱’；
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
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
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
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
军政府与国民同心协力，以尽责任。”
根据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同盟会的纲领和宣言，已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正是要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代替旧的封建统治。
“民生主义”和“平均地权”这个口号的提出，虽然并不曾真正解决当时什么社会问题和土地问题，但仍有它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为当时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确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体中国人民身上所要迫切解决的普遍问题。
同盟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树立。
任何一个革命的阶级，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来领导，革命是不可能进行的；
任何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杰出的、英明的领袖来领导，革命也是不可能进行的。
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更没有否认一个革命政党的伟大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党的组织与领袖的意义，即在于锻炼出必需的知识，必需的经验，必需的——除了知识与经验外——政治警觉力，以便迅速地正确地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
（见列宁著“左派幼稚病”）孙中山先生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袖。
自从有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政党，才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
列宁曾把它称为“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
他并且指出：
孙中山先生已经完全懂得种族革命之不够，直接提出民众生活状况问题，群众斗争问题，对劳动者与被剥削者表示热烈的同情，是具有远见的。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不仅领导了民族资产阶级起来革命，而且也领导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及游民无产阶级起来革命。
孙中山先生当时是很看重“会党”与“新军”的革命力量的，同时，也发动了一部分农民，不过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而且发动的也很不够，甚至有些抗捐、抗税运动，反对借款筑路、开矿运动，层出不穷的教案运动，都没有好好利用。
但这并没有阻止辛亥革命的成功；
也没有损害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总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个时代。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1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取得了胜利，有它成功的地方，这就是推翻了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专制皇帝政治制度，开辟了中国和亚洲民主共和国的新纪元，这对于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对于亚非两洲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亦即反殖民主义运动，也有很大的意义。
甚至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这是它第1个成功的地方。
辛亥革命的第2个成功的地方，是在它打破了清朝政府统治中国人民的“民族牢狱”，这一“民族牢狱”不仅是清朝政府为了维持其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所需要的，而且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列强为要维持其在华的长期统治所需要的。
因此打破这个“民族牢狱”，也就是把民主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反清斗争的革命号召。
这在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正确的步骤。
虽然由于强调反清，放走了一个真正敌人——帝国主义，又由于把反清过于简单化了，又放走了一个真正的敌人——封建势力，但那是受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的，否则，就不能结成很广泛的反清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实现反清的任务，反帝反封建就根本谈不到。
只有首先实现了反清的任务，打破了这座“民族牢狱”以后，中国人民才能走出来，拿起反帝反封建的武器，继续斗争下去。
因此辛亥革命决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只剪了几条辫子就完事。
自然，辛亥革命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这就是说，它只实现了它革命纲领的上一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没有实现它革命纲领的下一半，“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且失败是多于成功的。
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袁世凯代替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仅没有被推翻，而且正像列宁于1913年在他所写的“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中说过的一样，外国帝国主义正与中国一切黑暗复古势力联合着来羁轭和压迫中国，使开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的历史要求又成了流产；
而整个中国民众且由于北洋军阀的出卖，依然并进一步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封建势力的榨取下，度着黑暗凄惨的生活。
这是与辛亥革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亦即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背道而驰的。
这就是它失败的地方。
它的失败，也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的，因为二十世纪初列强资本主义已进入它的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再走资本主义的路。
中国民族的觉醒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已逐步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
“自为的阶级”而走上了政治舞台，也不容许中国再走资本主义的路。
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没有损害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反之，这种失败的教训，却使得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改组了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
并明确的提出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在原则上达到了基本的一致，因而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联盟，第1次结成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新的革命斗争。
“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孙中山先生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
孙中山先生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和他所没有实现的革命理想，今天，都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一一完成了，一一实现了。
这就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又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也就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万众欢腾的胜利声中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这是有它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的。
我们国内外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不仅要从辛亥革命中取得教训，我们还要从孙中山先生勇于批判自己和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中，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特别为要支援埃及、制止英法强盗的侵略，把反殖民主义的运动推进到最高峰而奋斗。
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就是为着要认识清楚：
过去我们曾为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过，现在正在为着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将来还要为着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
明确认识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牢牢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认识历史到改造历史。
这才是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最珍贵、最崇高的献礼。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
陈劭先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爱国者，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奋斗了一生，应该受到全国人民永恒的纪念。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的我，时逢这位一代伟人的九十诞辰纪念，不能不引起过去年代的几点回忆。
1910年，我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读书，由彭素民同志介绍，参加了同盟会。
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我回到江西，参加了九江、南昌起义。
后来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
那时模仿欧美各国的议会制度，全国举行国会和省议会选举，我就被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
接着袁世凯破坏约法、暗杀宋教仁、违法大借款、免除南方五省督军等危害民国的罪行不断发生。
于是江西省议会首先宣布江西独立，推举李烈钧为总司令。
通电讨袁。
同时南京各处相继响应，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号召的“二次革命”，又叫做“赣宁之役”。
由于辛亥革命后，许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混进了国民党，党的革命精神从此削弱了，加以国民党内的上层人物意见分歧，没有同意先生亲自前往南京主持军事的主张，所以，“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中山先生及其他重要党人相继离国，亡命日本。
我也被袁政府列名通缉，从上海逃到东京。
在那里，我第1次会见了中山先生。
时间是在1913年冬，地点在头山满宅。
那时由于国内袁氏的凶焰熏天，革命武力全归乌有。
国民党内部，包括一部分领导人，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纷纷动摇。
有些人竟在此时脱离了革命，汪精卫即是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在东京的亡命客中，也有不少人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甚至号称英勇的黄兴先生也主张持重缓进，不赞成重新组党。
中山先生第1次接见我们，便十分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消极的观念。
力主积极进行，中山先生并明确指出：
“我料袁世凯不出几年就要做皇帝，我们应该赶快组党，准备袁一称帝，即申罪致讨，要使他的皇帝梦做不成、坐不稳，否则就会带给革命事业以很大的困难”。
这一次的谈话，更有力地坚定了我们对中山先生的信仰，也就加强了我们对革命前进的信心。
此后，我们时常去见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恳切地对我们说：
在南京的时候，他就知道袁世凯是不会忠于民国的，他并不愿意让位给袁世凯。
可是，就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不支持他，连汪精卫都说，我们如不让位，别人就会说我们争权夺利。
因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轻易地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夺去了。
中山先生曾沉痛地对我们说：
国民党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
这个党我不要了，今后要重新来过。
那时他正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看到我们到来很高兴，勉励我们继续努力，重整旗鼓。
他那种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我便和其他几位从江西来的同盟会的同志一起，在中山先生的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据我所知，第1批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只有一百多人。
有一部分采取观望的留在东京的旧国民党军人，借口不愿盖手印，没有参加这个组织。
中山先生除革命工作以外，惟一的嗜好便是读书。
我记得在头山满宅谒见他时，他住的只是几间很小的日本式房子，书房里图书很多，特别是英文的报刊。
他回国以后，无论是在兵马倥偬之中，艰困危难之际，也经常手不释卷。
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
中山先生自奉甚为俭约。
在东京的时候过着革命流亡者的生活，不用多说了。
就是后来回国担任大元帅职务时，也依然如故。
在他从事革命活动中，海外华侨，特别是那些最穷苦的侨工，一点一滴，铢极寸累，捐了很多钱来支援祖国的革命事业。
他都交给负责掌管经费的同志，无论自己如何困难，从不轻动一文。
他逝世时，给夫人的遗嘱中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他身后除书籍外，别无长物。
这种俭朴的廉洁的风度，在当时的政治家中，是很少见的。
中山先生平易近人，他经常与党内同志和青年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在广州任大元帅时，策划北伐军政工作很忙。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仍然可以常去见他。
当时我们还年轻，凡有所闻、所见、所感，往往在先生面前，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总是耐心倾听。
说得对的地方即加以采纳；
说得不对的，即随时加以解释。
从无疾言厉色。
这种民主作风，是革命领导者不可缺少的品格。
中山先生也很注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
只要对革命有利，他从不狭隘地计较一党一人的恩怨。
有些过去反对他的人，只要一旦表示倾向革命，他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加以接纳。
例如，1922年中山先生在韶关督师北伐，这时革命军已经进入赣南，我和几个江西同志听说先生已经内定谢远涵为江西省长，谢原是进步党的一个负责人，在我们讨袁失败以后，他曾带头连名检举我们，上书袁世凯下令通缉，并且占用了原国民党党部作为进步党的党部。
所以我们听说内定他为江西省长的消息，就去见先生。
我们向先生说：
“谢是进步党，先生知道吗？”
先生回答说：
“知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参加了我们的党。”
我们再把谢在江西的反动事实告诉先生，先生考虑了一下回答我们说：
“我发表你们去当省长好不好，可惜江西人都不知道你们，谢远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绅也都知道他，他转变过来了，发表他当省长，不但可以影响江西的旧人员，而且可以影响北方的旧势力。”
我们听了这番解释以后，都佩服先生的高明，用今天的话来说，先生是很懂得统一战线的道理的。
再如1922年公然叛变的陈炯明，曾率部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欲将中山先生置之于死地。
当时中山先生避于黄埔的永丰兵舰上。
我曾赶到这个舰上向中山先生报告赣南军情，先生当将他的手令交我送达前线，班师回粤讨逆。
像陈炯明这个罪大恶极的分子，在我们看来是十恶不赦的。
后来，有人向中山先生缓颊，中山先生说，只要他真诚悔过，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
其豁达大度有如此者。
因为这样，就有不少人，在中山先生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从抗拒革命变为拥护革命。
说到革命的原则问题，中山先生是从不含糊迁就的。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中山先生开始联共的时候，国民党广东省支部的几个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山先生，表示反对。
中山先生在信上加了详细的眉批，严厉地批判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怀疑，并说明只有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才能进行中国的革命。
他对三大政策的执行是深信不疑的。
他甚至毅然决然地对一些顽固分子说：
“你们如再反对，我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好了。”
中山先生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
他的思想不断随着时代前进。
特别是他的晚年，更达到了最光辉的高峰。
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这些追随过他的人，始终如一地向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中山先生奋斗一生，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理想变为现实，而且超过了。
但是有不少人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就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以致今日困处台湾，随人俯仰，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极端错误而危险的。
我希望他们在这纪念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能够重温一遍先生的遗教，响应祖国“爱国一家”的号召，争取实现和平解放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是他们报效国家和挽救自己的唯一光明道路。

学习中山先生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王绍鏊
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即将到来。
当我们纪念这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忆起他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他对革命事业不仅坚强刚毅，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有政略，有远见；
而且他有伟大的气魄和风度，能团结四面八方的人物，为民主革命而共同奋斗。
这里根据我亲身体验到的，谈几桩事情。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山先生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我和光复会导师章太炎先生同赴南京总统府会见中山先生商谈国是。
我虽然不是光复会的成员，中山先生也毫不例外地诚恳相待。
他一再勉励太炎先生和我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可是这件事却引起了陈其美的不安和嫉妒，在1912年初派了蒋介石和他的爪牙刺杀了浙江光复会负责人陶成章，使太炎先生对中山先生发生很大的误会，这实在出乎中山先生的意料，也绝非中山先生的心愿。
1918年护法之役，中山先生在广州发起召开非常国会，我积极响应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并立即到广州参加非常国会。
当时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中，只有我一人不是国民党员，因此遭到某些国民党人的歧视和排挤。
但是中山先生大不为然，他每次见到我总表示非常亲切和关怀，使我深受感动。
1924年中山先生从广州冒险到北方来，同段祺瑞谈判召开国民会议问题。
中山先生主张马上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发扬民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
段祺瑞和其他的军阀为了自私的目的，都反对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
中山先生一到天津，行动就受到了限制，他的寓所不易接见一般宾客。
我当时两三次去看他，也都遭到“挡驾”。
中山先生平素是很爱接近群众的，特别是喜欢同革命人士晤谈，所以他处在那种情况下非常愤怒，他屡次冲破了军阀们的包围和阻挠，赴各处讲演，宣传他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主张，以唤起群众觉悟。
但终因肝疾转剧，于1925年03月12日不幸逝世。
中山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他的三大政策和以俄为师的主张，他的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他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奋斗的主张，对我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今天我们纪念中山先生九十诞辰的时候，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光辉地实现了中山先生的主张，并且把它发扬光大。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学习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家的精神，他的伟大的气魄和风度，更好地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而奋斗。

恭逢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敬赋此诗
谢无量
普天争献寿，卅载惜人亡。
继善惟新国，同声起异方。
三民垂著作，四句耀盟章。
问礼从先进，匡时法后王。
（以俄为师）
虚衷收壤滴，高步局瀛疆。
革命诚吾志，于今道已光。
苍生齐鼓舞，群帝日仓皇。
大义元无敌，鸿名自此扬。
羶行曾攘臂，粤峤忆升堂。
奉使关山黑，回车塞草黄。
弥留仍受命，感激竟佯狂。
执法西山晚，韬精北海藏。
微躯沾疾病，薄力愧承当。
世纶终思禹，孤怀昔就汤。
为邦赖贤哲，盛业正开张。
空惭旧宾客，重到一凄凉。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程潜
在我的生命的历程中，有过很长的一段时期，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
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和声音笑貌，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鞭策着我紧紧地跟随着人民革命的步伐前进。
1905年，我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当时中山先生已在日本组织了中国革命同盟会。
由于黄兴、宋教仁的介绍，我和同学江隽等在横滨一家中国餐馆内第1次会晤了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热情地和我们谈起革命的宗旨，我当时听了中山先生的谈话，内心十分倾折，顿然燃烧起年青的革命热情。
不久，我就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职之后，我在上海第2次见到他。
中山先生向我说：
“只要袁世凯不做皇帝，那就好办了。
现在有议会，有临时约法，总统是选举出来的，不选他，他就无所作为了。”
谁知，当袁世凯发现国民党在议会
“选举”得胜，“始悟疏忽选举之失策”的时候，就嗾使赵秉钧组织凶手，于1913年春天在上海将热衷于组织政党内阁的宋教仁狙杀了。
宋案发生后，粤湘赣鄂四省联盟，掀起了讨袁军，不数月即告失败。
讨袁军失败之后，中山先生重赴日本，在东京将国民党撤销，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亲自拟订中华革命党总章。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曾经改组为国民党，一时官僚政客大量涌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国民党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战斗力。
中山先生有鉴于此，在“中华革命党宣言”内就提出“正本清源”的办法：
（一）、迸斥官僚；
（二）、淘汰伪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
中山先生为了巩固党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提出这个办法和一些相应的入党手续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说是用心良苦，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个做法，却被一些革命党人所误解，因此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这样就被一些阴谋分子所乘，在同志之间制造龃龉。
因此，黄兴等人后来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
（我当时也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直到1919年才加入。）
为这些事，中山先生还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给黄兴，鼓励他继续为革命工作。
后来黄兴病逝，中山先生十分悲切，他对我说：
“黄克强是最有力量、最有才具、最勇敢的革命党人，是我的一个好帮手。”
在祭奠黄兴时，除了公祭的祭文以外，中山先生还亲自写了沉痛的祭文。
中山先生团结同志的宽宏气度，热爱同志的真情实感，于此可见一斑。
1916年，在上海环龙路六十三号，中山先生又和我们谈起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中山先生说：
“革命之成败，主要的是靠主义，就是要有政治纲领；
和主义相联的就是靠人民拥护，至于要倡大义于天下，就是靠得战略要点，设立政府，明目张胆地揭举旗帜。”
中山先生是主张先占领城市作为据点的，他向我们分析几个主要城市的情况，他说：
“最好首都暴动，取得政权，号召全国，可以一举成功，但北京暴虐统治过久，风气不开，反动军警严密，不容易得手。
武昌是辛亥首义时的发祥地，但后来军阀盘踞北京，旋即失效。
南京地处东南，易受限制，但得之亦有可为。
广州距北京远，不易号召中原，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且民智开通，比较容易得手。”
因此，中山先生认为广州是比较可资凭借的据点。
中山先生这些论断和分析，说明了他的一个战略思想，即：
无论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革命政府总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徐图发展，在发展中也要将后方巩固起来。
后来中山先生和陈炯明的矛盾，也是和这一点有关的。
这时袁世凯已死，继袁世凯掌握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先是在反袁各派要求之下恢复约法和国会，不久，又因参战问题与黎元洪不和，造成张勋拥溥仪复辟之举，由是悍然毁弃约法，解散国会。
中山先生于是率海军到广东，联合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的地方势力，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由南下的国会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1918年，南方的小军阀和北方的军阀逐渐妥协，他们发起改组军政府，设七总裁，中山先生辞了大元帅职务，于是离开广东到上海，开始写建国方略。
1920年秋，粤军回粤，中山先生12月又回广东，重整军政府。
所谓粤军，就是中山先生在军政府大元帅时期不顾桂系的反对而保持下来的。
这时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军政府的陆军部长，成为广东军政大权的控制者。
1921年05月05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
这时陈炯明一方面眼睛望着北洋军阀的动态，一方面率领粤军去打桂系军阀。
不到三个月，借中山先生的威力，陈炯明削平了桂系，军政府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
与此同时，中山先生收编了两广境内的全部滇军、桂军和湘军的一部共十余万人，积极准备北伐；
而陈炯明却暗中勾结北方军阀，大倡其所谓联省自治。
07月底，中山先生派我和胡汉民、居正、汪精卫到南宁去会陈炯明，中山先生在我行前说：
“你去告诉陈炯明，我这回决意北伐，定无更改，成败虽未可知，但总归是于陈有利的。
成功了，我的军队离开广东，广东就可省下许多开支；
失败了，我的军队被打散，陈炯明就自可和北方妥协善后。”
我衔命到南宁，和陈炯明反复辩论，再三劝告，不得要领，最后我说：
“你削平，桂系正好说明人心归向国民党。
中山先生北伐，军队甚多，正是时机，你应该促成这件事情。”
陈炯明说：
“我赞成中山先生北伐，但时机未到。
现在广西刚平，虽然以桂人治桂，但仍是不稳，我看还是稍迟一些为好。”
陈炯明这些话的真实意图是：
先稳定局面，负隅保守，以便形成一己割据的势力。
因此我对陈炯明说：
“吴佩孚并不放心南方，只有从中山先生意旨，筹备北伐，广东才能保住。”
我并且把中山先生的嘱语反复向陈炯明说明。
陈炯明却说：
“我不反对北伐，但求中山先生再三审慎。”
我知道这是陈炯明故意支吾，所以打电报向中山先生请示，中山先生立刻回电说要亲自来广西。
陈炯明听见这事，立刻改变口气，表示要回广东。
10月间，中山先生和陈炯明在梧州附近浔江舟中晤面，陈炯明才在口头上勉强同意中山先生北伐。
中山先生在桂林组织大本营，积极筹备北伐，这时，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邓铿负责组织警卫军队，我负责制订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
当我们正在从各方面积极准备北伐的时候，广州的陈炯明和他的部下也正在进行紧张的阴谋破坏活动。
1922年02月20日晚上，在广州的广九车站上，陈炯明雇用来的凶手，将邓铿刺杀了。
03月中旬，我到梧州，向中山先生报告了广州情况。
中山先生认为邓铿是陈炯明所害，这是破坏北伐的先声和信号，因此断然下令，免去了陈炯明的所有职务。
陈炯明免职后避往惠州，一时粤军自桂蜂涌而归，谣诼纷传。
04月，中山先生率军出驻韶州。
05月中旬，中山先生电我赴韶，至则中山先生对我说：
“北伐已定，一切都已准备定妥，忧虑的就是广东情况不安。”
我将陈炯明部下叶举、熊略、陈炯光、陈觉民、黄强、锺景棠、洪兆麟、陈小岳、翁式亮、李炳荣、李云复等部队的移动情况和他们流露出来的反动情绪一一向中山先生报告，中山先生思索了许久，说：
“前此陈炯明的免职是罪有应得的，但目前北伐要紧，为了稳定后方，军事问题还是要找陈炯明。”
我说：
“陈炯明不但在军事上有野心，在政治上也是欲壑难填，前些时免了他三个职务，现在要再起用他，如果没有适当名义，他是不会干的。”
于是我和中山先生商定委陈炯明为两广巡阅使，然后我才赴惠和陈接洽。
得到他的同意，我电报韶州，中山先生就复电委陈炯明为两广巡阅使。
05月底，中山先生从韶州回到了广州。
这时，我继陈炯明为陆军部长，陈炯明的部队叶举等迭向部催索军饷，我于6月06日到白云山郑仙祠叶举指挥部去慰问解释。
当我到郑仙祠时，叶举、熊略、黄强、锺景棠、洪兆麟都在座，他们大骂中山先生。
我看这些人反情毕露，归来后就将这些情况向中山先生汇报，并劝中山先生迅速返韶。
中山先生说：
“他敢吗？
我们还是搞北伐的事罢！”
谁知，1922年06月16日夜间，陈家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包围广州观音山下的总统府。
有人亲见中山先生当晚于事起仓促中由林直勉、林树巍护送到永丰军舰上。
我得到这个消息，就去黄埔永丰舰上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神色自若，当时拿出一封陈炯明的信给我看。
陈炯明在信中有“冒犯尊严，罪该万死”等语，中山先生笑着对我说：
“陈炯明还写这样的信给我，他能骗谁？”
我问中山先生怎么办，中山先生说：
“组织军队，继续干！”
19日，中山先生乘永丰舰自黄埔外河驶向广州，途经沙基炮台，驻沙基炮台的陈炯明部队发炮轰击，永丰舰还击，但被中一弹，仍然负创开到了白鹅潭。
我当时乘小艇登舰晤中山先生，不到十分钟，就有一个英国人登舰求见。
这个英国人向中山先生说了好些话，但见中山先生声色俱厉，申斥了那英国人一顿，这人也就告辞，抱头鼠窜而去。
我不懂英文，事后询问原由，中山先生说：
“这就是英国驻沙面的领事，他说沙面是租界，白鹅潭靠近沙面，我们的军舰，不应该开到沙面。
我反驳了他一顿，告诉他沙面是中国的地方，白鹅潭又不是沙面，中国的大总统，中国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驻得的。”
由此可见，中山先生对帝国主义分子是丝毫不假颜色的。
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坚持斗争五十多天，后来北伐军许崇智等部回师在韶关战败，中山先生才回上海继续他的革命活动。
中山先生回上海后，住在莫利爱路现在的“中山故居”。
中山先生这时即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帮助之下，积极着手改组国民党。
这年冬天，滇军杨希闵、蒋信之、范石生、杨如轩，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派兵来上海请求收编，中山先生为了恢复战略据点，遂假这些人的力量逐陈炯明，陈不敌，退守东江。
1923年02月，中山先生回粤，重组大元帅大本营。
我得到中山先生的允许，这年秋天在广州开办大本营讲武堂。
冬天，鲍罗廷来粤，建议中山先生办军事学校，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黄埔军官学校才开始筹备。
11月间，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
当时国民党内一部分右派分子反对改组，中山先生异常懊恼，对极端反动分子不惜采取了严厉的纪律措施。
1924年01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援助，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发表了宣言，规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办法。
中山先生在这时坚决提出并实行革命的三大政策：
联合苏联，“以俄为师”；
联合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大批加入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工作；
扶助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表示今后的革命要“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
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且明确地说：
“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
中山先生晚年所采取的这种坚决的、勇敢的、大踏步的、深刻的革命转变，表明他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接受了人民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
中山先生晚年这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成熟，赋予他以更坚强的革命力量。
这表现在：
1923年12月，美英帝国主义劫夺广东关税，中山先生不向帝国主义低头，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叛变，中山先生采取了坚决镇压的办法，把商团武装全部缴械了。
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在为争取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尖锐斗争中，于1925年0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
并殷殷嘱咐同志们：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　×　×
在纪念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不能不想起由中山先生教育出来的、和我长期共过患难的、现在身陷台湾的国民党人。
我想，只要他们忠实于中山先生，只要他们还具备爱国心，那么，当他们面对着美国侵略者在台湾的恣意横行，口不应心地喊着“反共抗俄”的口号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是羞愧不安和痛苦难堪的。
但是，消极的羞愧和痛苦，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
要紧的是，做一个勇敢的爱国者，学习中山先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精神，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争取立功。
寄语台湾的朋友们：
过细温读一下“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三民主义”，这样就会自知有所抉择的。

孙中山——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的朋友
马鸿谟
今年的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生的九十周年纪念日。
中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这一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的一生，经历着一条光辉而艰巨的道路，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的朋友。
近百年来，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极为深重的。
中国人民和无数革命先行者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为了中国的民主独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孙中山先生就是这一些革命先行者中间的一个。
1894年中日战争后，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企图经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同时，爆发了以“义和团”为其组织形式的农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国人民企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把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但是，在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对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这两种运动都先后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由于受到国内革命力量猛烈的震动，在1900年对外战争失败后，彻底地投降了帝国主义。
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为对大清王朝异族统治者的仇恨。
人民要求推翻这个王朝，从根本上改造中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在人民革命热情逐渐高涨的情况下，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
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这就宣告了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和农民自发性反抗斗争时代的结束。
自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1911年暴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年来封建专制帝国的统治，使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任何反革命分子都不可能再按照旧的形式继续统治中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打开一条新的宽阔的道路。
辛亥革命虽然以袁世凯领导的反动派篡夺了革命果实而终归失败，但这次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内反革命逆流开始高涨。
在这个黑暗反动的年代里，孙中山在“护法”的口号下和北洋军阀各派所操纵的北京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护法”的斗争虽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当时孙中山在这一斗争中所依靠的力量，还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反对派——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
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反对派，同北洋军阀之间的对立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同北洋军阀既可以分裂，也可以合作，决定分裂和合作的唯一标准是他们的派系私利，而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要求完全无关。
因此在辛亥革命后十余年内，忽而是南北分裂，忽而是南北合作。
尽管反革命阵营是这样的时分时合、分合不定，而孙中山先生依然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
辛亥革命后十余年来，“少数为民请命之党人，陷于孤立无援之苦况，而官僚与盗贼遂从而齮齕之，曾不须臾”。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固然没有迫使孙中山放弃民主主义的旗帜，但他内心的痛苦是不言可知的。
只有在10月革命取得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才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
孙中山欢迎10月革命，欢迎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
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反满”为主要内容。
“反满”的民主革命固然有其进步意义，“反满”的号召在国内广大人民群众中也得到热烈反应，但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口号，是旧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重大缺陷。
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民渴望着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但同时也反映了革命斗争所要求取消的只是封建的财产所有制而不是其它，这和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所反对的只是封建专制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封建主义的纲领。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造成近代中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种所有制又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物质基础。
因此，从根本上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为实现这种要求，就必须把平均地权和农民的取得土地联系起来。
历史证明，离开了“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平均地权、民主政治的口号不过是一句空话。
旧三民主义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有缺陷的，它不是依靠群众自己起来争取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是定出一些框子（如平均地权的办法是核定天下之地价，实行民主政治是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等）限制群众起来，这正表现了旧三民主义中的保守性与妥协性。
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矛盾，革命的纲领与为实现此纲领而采取的保守性的办法之间的矛盾，也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由于旧三民主义中还包含着妥协性与保守性的消极成分，经过辛亥革命的考验，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在国内反革命逆流高涨的情况下，它就失去了动员人民的作用。
1924年发布的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
这个宣言中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解释，被孙中山定为“真释”。
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
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任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依然如故，而国内军阀则依托于国际帝国主义残害人民；
因此它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
在说明民生主义时，这个宣言把平均地权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联系起来；
并提出了各种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措施。
它号召工人和农民起来参加革命之运动，并肯定地指出：
“故国民革命，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疑者”。
新三民主义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工人、农民争取经济政治上的权利联系起来解决，它就克服了旧三民主义中的妥协性和保守性。
这样的革命运动所要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不能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民主阶级联合专政。
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民权主义的解释，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权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才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要求，同时把这两种要求联系了起来。
为了民主国家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工农群众，这就规定了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没有三大政策，就没有新三民主义，也没有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也正是这样，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进而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的朋友。
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其对旧制度进行反抗时，最初往往不是以一个阶级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而是以全民利益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的。
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利害表示为一切社会成员的共同利害，把自己看作是为全民利益而战的斗士，宣布自己是人民之友。
其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旧制度的统治下，资产阶级还没有把自己提升为统治阶级，它的利害同人民群众的利害还有着某些联系，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得以把自己扮演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
可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人民群众逐渐形成为有组织的力量，并带着自己的要求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就立即站到反人民的立场上来了，于是昨天的朋友变成了今天的敌人，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
历史证明，这一些自称为人民之友的革命家，他们过去和现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言论行为都不可能超过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界限。
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他晚年的革命活动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超越了过去资产阶级革命家所从来未能超越的界限。
孙中山给10月革命以极崇高的评价，他认为：
“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大希望”。
他热烈地欢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要求中国国民党、中国人民向俄国革命学习，他再三地指出：
“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当离开人间的前几分钟，还关心着中国革命的前途，还念念不忘巩固中苏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的友谊。
为了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他和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分子进行了严重的斗争。
他号召工人农民组织起来，争取政治经济上的权利。
对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孙中山不是害怕更不是仇视，而是从他的发展壮大中看出新世纪的曙光，看出中华民族的未来。
一切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污蔑恫吓丝毫也不能动摇他的信念。
这是孙中山民主主义发展的最高点，也是孙中山之所以永垂不朽的地方。
使孙中山所以能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
孙中山曾是中华民族觉醒时代的旗帜，他反对民族压迫，不满意剥削制度，天真地同情劳动人民的遭遇，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他长期地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
这样宝贵的品质和崇高的气节，使孙中山从不故步自封，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永远地随着时代前进。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痛苦的摸索中已经体会到过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
但是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孙中山当时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10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期，中国无产阶级也在这时登上了政治舞台，组成了自己的前锋队——中国共产党。
国内外历史条件的空前剧变，出现了革命的新思想、新办法、新的斗争形式。
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才是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工农群众才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离开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参加、支持与帮助，就不会有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历史决定了中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就必须是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朋友，也只有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的朋友，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中国的独立与民主而斗争的战士。
孙中山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宣布他同社会主义力量合作以共同争取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这正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所必然要走的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一切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事业的继承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只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苏两国的人民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正如孙中山所说的：
“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我们已经完成并远远地超过了孙中山的理想。
纪念孙中山，纪念这位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将鼓舞着我们满怀信心的前进。
（附图片）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出版机关报“民报”鼓吹革命。
右是民报创刊号封面，左是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上写的发刊词。
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为宣传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上，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图为孙中山由上海假道日本北行，过神户的时候在欢迎会上演讲。
新华社稿

孙中山选集介绍
王忍之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的伟大的爱国者，是杰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家，是社会主义的真诚的朋友。
他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自由幸福奋斗了一生。
落后、闭塞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下，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近代历史。
中国人面临着的不仅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局面，并且是一个那样复杂、那样陌生和难于理解的局面。
眼看着中国的落后和濒于灭亡的危机，先进的中国人思索着什么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什么是中国的方向和前途，什么是改革中国的道路和力量。
中国人民是在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以后才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的。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有的走了一步，有的走了二步，就停下了。
孙中山没有停下。
孙中山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他的政治主张，总是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跟着时势的进展而逐渐深入和发展。
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和人民一道前进。
可以说，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反映了中国民族的觉醒过程，其中包含着中国人民在付出了浩大的代价以后所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是我们的责任。
这次出版的孙中山选集排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各种“孙中山全集”的缺点。
这部选集收集了孙中山的重要著作、文件、函电六十多篇，都经过了仔细的校订，加上了标点符号，按照写作或发表的年月先后来编排。
这些著作代表了孙中山在各时期的主要思想，这部选集表现出了一个坚强的战士艰苦奋斗、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光辉的一生。
收入选集上卷的“上李鸿章书”、“兴中会宣言”（1894年），代表了孙中山刚开始政治活动时对于国事的认识。
孙中山指出，中国是处在一个危急的形势下：
列强正在磨牙啮舌，企图并吞灭亡中国，而清朝政府却因循苟且、腐败不堪，只会做一些装璜门面舍本逐末的工夫，办一些以船坚炮利为内容的“洋务”。
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奋发图强，就要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他希望清政府能够采纳和实行这些原则。
同当时其他先进人物所提出的纲领一样，这是一个设想以改良主义道路来挽救国家免于危亡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清廷最初叱责上书者和拒绝变法之后，孙中山很快就看清了“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并于1895年走上了组织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
从此孙中山成为一切反动势力摧残的对象。
在“伦敦被难记”（1897年）这一著作中，孙中山叙述了自己思想发展的第1个转折，记录了他受到的最初的迫害。
孙中山没有屈服。
二十世纪初，逐渐兴起了反对清王朝的革命运动。
这时，孙中山在文章和讲演中更详细地揭露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明确纲领，驳斥了君主立宪派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的论调。
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列举了清朝政府压迫人民的各种罪行，指出中国人现在并没有自己的政府。
孙中山揭穿了清政府扮演的“变法”把戏。
对于那些被清朝的“维新”上谕所迷惑的人，他说道：
“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
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
对于那些不相信反清革命会成功的人，他说道：
“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
在“同盟会宣言”等文件中，孙中山指出，革命不只要推翻清王朝，并且要推翻专制政体，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民国。
他说，专制政体是中国政治上种种黑暗的根源，是爱好自由的中国人民不能忍受的，是非要将它打倒不可的。
在“敬告同乡书”、“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两篇文章中，孙中山愤怒地驳斥了君主立宪派轻视人民、说人民没有能力行使民主权利的理论。
他说道：
“且夫菲律宾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
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
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
孙中山并不认为一旦建立了民主政体就万事大吉。
他在流亡欧美时就看到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祸害——贫富不均，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学说，并且诚恳地同情社会主义。
在“民报发刊词”、“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孙中山说，如果不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那么工业发达、文明进步的结果就会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就会出现少数富人的专制，人民仍然得不到平等幸福。
这是孙中山所不愿意的。
他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认为实现了这个纲领就能“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就能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把这些主张概括地称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这个三民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核心是革命的民主主义。
只有实现了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为目的的民族主义，才有可能建立民主主义的国家。
只有实现了出发于民主主义以反对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为实际内容的平均地权，才能把民主主义坚持到底，民生主义是民主主义的补充。
孙中山的这个纲领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剥削贫困，争取自由幸福的愿望。
所以列宁称它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民底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
按照孙中山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就是民报发刊词中所说的“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
孙中山的明确的革命纲领鼓舞了、团结了广大的革命分子。
他们怀抱着孙中山所提出的理想，奋不顾身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孙中山播下的革命种子，在1911年产生了它的后果。
清王朝垮台了，二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被埋葬了。
人民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做成了这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业迹。
可是等待着孙中山的是更艰苦的斗争。
辛亥革命没有根本上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革命成果被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
最初，孙中山并没有看清楚时局的真象。
在1912年发表的“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社会革命谈”等演说中，孙中山反复地说明清政府的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实现，现在要努力实行的只是民生主义。
于是孙中山尽力宣传平均地权和由国家兴办实业，以便用这些措施来防止资本家的垄断，来求得民众的幸福。
这种看法当然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应当了解，孙中山完全不同于那些抛却革命初心的政客。
他是因为经验不够，认识不足，才相信帝国主义国家会赞同中国走向独立富强，才相信皇帝既已打倒民国就已真正建立，从而认为民族民权革命已经完成。
所以袁世凯破坏民主制度的叛逆行为一经暴露，孙中山就立即开始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从“致黄兴书”、“讨袁檄文”、“第2次讨袁宣言”、“护法宣言”中，我们看到，孙中山对于军阀的横行霸道、人民涂炭、民国垂危，是那样的愤慨和痛心，他在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时所遇到的困难又是那样严重。
在孙中山策划讨袁起义时，他的老同志却都主张持重缓进，“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也有“亏节堕行，为伥为侦之败类”，不一而足。
孙中山没有被这些人拖住，他发动了讨袁起义。
以往，第1个号召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是孙中山，现在第1个揭起反袁和护法的大旗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的也是孙中山。
可是这时孙中山还不懂得在斗争中必须依靠人民，还不了解他竭力争取的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并不能根本上消灭军阀。
因此，孙中山的斗争遭到了失败。
在黑暗的年月里，孙中山筹划着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真正的民国。
1917—1919年，他写作了“建国方略”。
孙中山认为必须克服人们对于革命宗旨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的毛病，必须破除畏惧困难的心理，振起革命精神。
于是他写了
“孙文学说”。
为了让人民能学会行使民权的基础知识，他写了“民权初步”，表现了期待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的真诚愿望。
“实业计划”是中国工业化的第1个全面的计划，它表明孙中山即使在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时期，仍旧怀抱着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的热烈愿望。
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显示了群众的革命威力，提高了广大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引起了根本改造中国的呼声。
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根据多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开始调整自己的步伐，准备继续前进。
在1919年10月发表的题为“改造中国之第1步只有革命”和“救国之急务”的演说中，孙中山批判了过去革命的不彻底，他说“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这些“陈土”就是官僚、军阀和政客。
他说：
“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
他逐渐了解到与军阀谈维护约法和恢复国会，成功的希望很小，因此他号召人民要早下决心，“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也”。
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他说：
“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
特别重要的是，孙中山这时已经开始感到军阀的作恶多端是受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
在1921年08月28日“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中，他写道：
“他（指袁世凯—引者）死了以后，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
在这封信里面，孙中山表现了对10月革命和苏俄的向往。
他写道：
“我希望与您（指齐契林—引者）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
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在“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国家”的演说中，他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
这些言论足以表明当时孙中山多么注意地观察着研究着社会主义新国家苏俄的一切。
当时这些认识尽管还不够明确，但是已经显示出了孙中山的一个新的动向。
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在1923年底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
他懂得了要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依靠广大的有觉悟有组织的人民群众，必须同国际和国内的无产阶级密切合作；
他看清楚了军阀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
在收入这部选集下卷的宣言、文电、讲演中，孙中山详尽地说明了他对于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认识。
选集下卷的最初几篇文章是孙中山为了改组国民党而发表的宣言和演说，其中包括“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国民党改组问题”等。
在这些演讲和宣言中，孙中山着重发挥了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的思想。
他说：
“革命行动，久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奋斗”。
他又说：
“因为中国的事业太大，要用四万万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两个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
孙中山的得到这个认识，是虚心向苏俄学习的结果。
孙中山不仅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和兴奋，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看到俄国革命的重大成就以后，就得出了学习俄国的结论。
他说道：
“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
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吾等革命，一定要学他”。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俄国革命党能依靠人民。
他说：
“共产党与俄国人民主张一致，所以共产党得告厥成功。”
因此孙中山再三说明改组国民党之唯一目的是以苏俄为模范，建立一个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
他强调改组后的国民党要做好对人民的宣传工作，批判了过去只依靠军队斗争的错误。
1924年01月，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在宣言中，孙中山第1次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死敌。
他描述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精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相互关系。
他说“军阀本身与人民利益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
宣言还逐一地批评了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统一派，指出只要军阀01日存在，宪法就01日不生效力，指出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使中国分裂、让各派军阀各据一方，所谓“和平统一”不过是军阀之间利益的调和，与民众无关。
这些表明，孙中山已经完全抛弃了对军阀的幻想。
宣言指出，要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任务，就要动员农夫和工人参加斗争。
因此，要吸收农夫和工人参加国民党，要赞助农民工人的组织，要改善农工的生活。
本着这种依靠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规定民族主义的意义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各民族自求解放；
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一个为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人民共和国，它应当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但要剥夺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走狗的一切权利；
民生主义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
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孙中山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以后，孙中山是在一条完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前进，因而他的革命热诚得到了高度的发扬。
代表大会以后，孙中山对革命干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作了很多次演讲。
收入这部选集的有：
“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农民大联合”、“耕者要有其田”等。
在这些演说中，孙中山宣传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宣传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民族主义”讲演中，孙中山说明了只有苏俄才是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真诚的朋友。
他说：
“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用和平的新政策。
这种新政策，不但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
“俄国的新主义是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特别强调和苏俄的联合。
在“复苏俄驻北京代表电”、“致蒋介石手札”、“欢迎俄舰祝词”等文件中，我们都能看到，孙中山对苏俄给予中国人民的支援和建立中俄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的重视。
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批评了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顽固分子。
在“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的演说中，孙中山说：
“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
在“农民大联合”、“耕者要有其田”的演说中，孙中山明确地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他号召农民要像工人一样组织起来。
孙中山不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而且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
1924年08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广东商团企图用武力推翻革命政府。
帝国主义本来想用武力恫吓来使孙中山屈服。
可是，结果完全相反，帝国主义的露骨的侵略行为，只是使孙中山更加具体地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狰狞的反革命的真面目，从而激励了他的斗志。
从此，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更为鲜明深刻，更为猛烈、更为有力了。
孙中山坚决地镇压了商团叛变，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和“向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书”，愤怒地斥责了英帝国主义对于商团的支持和对广东革命政府的恫吓，他声明道：
“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1924年09月18日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号召北伐，指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复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继续反革命之恶势力；
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起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孙中山冒着危险，抱着重病，前往北京。
在“北上宣言”以及路过上海、日本所发表的“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国内乱之原因”、“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同样可以看到孙中山这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1925年03月12日，一代革命巨人逝世了。
临终时，孙中山留下了两个不朽的文献——关于必须唤起民众，实现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遗嘱和希望与苏联永远合作的遗书。
这两个文件占居着这部选集的最后的篇幅，使读者感到深深的敬仰。
孙中山的思想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为特征的，越到后来越成熟。
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可以发现不够成熟的缺点。
这种缺点也是事实上所不可免的，我们应当历史主义地来看待它，正确地去认识它。

乘飞机侵入约旦被击落
以色列南方战线司令丧命
新华社10日讯
安曼消息：
据约旦电台9日广播，指挥以色列军队在西奈沙漠上作战的南方战线司令阿萨夫·西姆霍尼上校乘坐的飞机在侵入约旦领空时被约旦高射炮击落。
西姆霍尼已经毙命。
广播说，这架以色列飞机是在11月07日被击落的，以色列的官方消息已经承认了这件事。

伊拉克不愿再同英国举行巴格达条约会议
同时宣布同法国绝交和召回驻法大使
准备以军队无条件援助叙利亚和约旦
新华社10日讯
巴格达消息：
伊拉克在11月09日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还宣布：
它不再同英国一起参加巴格达条约会议。
伊拉克政府已经在11月09日下午把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通知了法国驻伊拉克大使。
伊拉克驻法国的大使也奉令尽快回国。
伊拉克政府的声明说，决定同法国断绝关系是因为法国长久以来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妨碍彼此之间的良好关系。
伊拉克内阁还决定：
尽管已经在埃及停火，可是伊拉克再也不愿意同作为巴格达条约成员国的英国举行会议了。
政府声明说，伊拉克将把它的巴格达条约的活动限于同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三个穆斯林成员国举行会议。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大马士革10日讯：
据伊拉克消息，巴格达最近两天举行了有许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坚决要求给埃及以有效的援助，要求伊拉克立即退出巴格达军事条约。
新华社10日讯
巴格达消息：
伊拉克政府11月09日发表公报说，在有“侵略危险”时，伊拉克军队将立即给叙利亚和约旦以无条件的援助。
这个公报还说，伊拉克主张根据联合国1947年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公报说，伊拉克政府正在这方面作最大的努力。
公报还吁请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要勇敢而耐心地进行合作”。
伊拉克政府最近同巴格达条约的其他三个穆斯林成员国在德黑兰举行了一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伊拉克政府在巴格达发表了这个公报。

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
要求英法以侵略军撤出埃及
新华社新德里10日电
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11月09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说，“在所有的侵略军队撤离埃及领土和埃及的主权完全恢复以前”，不可能有和平。
决议对“以色列侵犯埃及和联合王国同法国为了强迫埃及顺从他们的意志而对埃及采取武装行动表示非常愤慨和不满”。
决议希望联合国大会关于停火和要求侵略国家从埃及领土撤退它们的武装力量的指令在不久将来就会实现。
这项关于“国际事务”的决议是以草案的形式发表的，它将被提交11月11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批准。
决议说：
“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严重地关切国际事务最近的发展。
在国际上已经恢复了陈旧的可耻的殖民方法，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还用侵犯、侵略，甚至轰炸来强迫实行政治的和其他的决定。
这已经把世界引向了大战的边缘。”
决议说：
“这种局势中特别令人感到不幸的一点是联合国所宣扬的意愿遭到轻视的那种方式。”
决议说：
“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对经历了如此巨大的苦难的埃及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且对开罗人民不顾轰炸而保持镇静的举止表示赞许。”
决议中也谈到委员会对匈牙利问题的意见，它主张“在匈牙利的外国军队撤退，并且，匈牙利人民要用和平方法，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决议说：
“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希望亚非国家特别应该在万隆会议的精神下为了它们的安全和进步共同合作，并且应该努力把这种共处和合作的精神推广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去。”

“哦！
你也来了。”
　王乐天

埃及事件的教训
胡平
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四个穆斯林国家——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最近在德黑兰举行了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之后，伊拉克政府宣布：
它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
它对巴格达条约的活动将限于同其他三个穆斯林国家成员国举行会议，而不愿意再同英国在一道举行会议。
伊拉克政府这个决定，标志着英、法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势力和影响的进一步没落。
这个决定是在中近东各国人民强烈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形势下作出来的。
英、法这次极端野蛮而且露骨的侵略行动，彻底地暴露了它们的殖民主义面目，从而也把它们组织巴格达条约集团的目的更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这就使得那些参加巴格达条约集团的国家不能不重新考虑它们的地位和立场。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在11月07日的广播演说中毫不含糊地说，英国这次要进攻埃及，是因为它对中近东“特别感到关切”；
其所以关切是由于四个原因：
第1、“由于委任统治而造成的历史上的原因”；
第2、“中东是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通衢要道”；
第3、“它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
第4、“它那里有着苏伊士运河”。
劳埃德还提到，英国参加1950年的美、英、法三国宣言和参加巴格达条约，同样也是出于对上述几个方面的考虑。
从劳埃德的演说中不难给人一个清楚的印象，美、英、法这些殖民国家过去在中东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同这次武装进攻埃及相比，虽然手段不同，但目的却都是在于：
维护和扩大它们在中近东的殖民利益，霸据中近东作为战略要地，占有那里的石油资源和苏伊士运河。
第2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中近东各国要求民族独立的运动空前高涨，美、英、法在中东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过去殖民国家以“委任统治地”、“保护国”、“殖民地”等形式来奴役中近东国家的老一套殖民制度已经行不通了，阿拉伯国家纷纷取得了独立地位。
但是，殖民国家在被迫后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以各种形式来组织反攻。
挑拨以色列—阿拉伯纷争，以分散阿拉伯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这是一种形式；
签订三国宣言，以协调殖民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合力控制中东，这是另一种形式；
而组织军事集团是又一种最恶毒的形式。
美、英两国打着“反共”、“防御”和“维护和平”的幌子，几年来一直在想法把新近赢得独立的中近东国家纳入一个为殖民国家服务的军事集团中去。
因为借助于签订这种集团的条约，殖民国家一方面可以把中近东国家变为它们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基地，而另一方面又使它们有合法的根据以逐步控制中近东国家的军事、经济以至政治，镇压这些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活动。
美、英两国开始策划这种集团时，第1个目标是想把居于要冲地位的埃及拉进去。
但是，埃及政府坚决地挫败了殖民国家这种把新的殖民枷锁加到它头上的阴谋。
于是，美、英两国的目光就转向所谓“北层”，一步一步地搞起了巴格达条约。
这个条约不但束缚了某些中近东国家，而且分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
英、法这次敢于毫无顾忌地向埃及进攻，巴格达条约的存在是起了鼓励作用的。
不难看出，某些参加了巴格达条约的阿拉伯国家在这次英法侵略埃及事件中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
根据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它们必须站在受到侵略的自己的姐妹国家这一边；
但是，根据巴格达条约，它们却是和侵略者在一起。
这次的埃及事件，使得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国家都应该能够看清楚，殖民国家写在巴格达条约中的那些漂亮词句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
直到现在，艾登和摩勒还在把他们对埃及的侵略硬说成是“维护中东的和平和安全”的行动；
而同样的词句正也是巴格达条约签订者最主要的一个借口。
如果说，英、法今天可以用这种无耻的借口来进攻埃及，谁又能保证当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国家坚决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的时候，英国不会用同样的借口来进攻它们呢？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殖民国家进攻它们要比进攻埃及更方便得多，因为它们不但有现成的条约条文可以引用，而且还有设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和军事机构可以应用。
因此，这次英法侵略埃及的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参加殖民国家所组织的军事集团的国家的广大人民感到自己陷入了与虎狼为伍的险境，这是很自然的。
不但参加了巴格达条约的国家如此，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的国家也有同感。
美国合众社承认，英法的行动“已经在泰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情绪”。
从英、法侵略埃及的行动中可以得出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一切新近赢得独立的亚非国家面临的最大的敌人，仍然是企图在这个地区重新恢复殖民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国家。
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反抗殖民国家各式各样的侵略，是维护独立、主权和维护亚非地区的和平的最主要的因素。
伊拉克现在采取的行动，是有助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和改善它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的。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像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是同美国有密切关系的。
因此，人们必须警惕美国可能代替英国而进入伊拉克。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那末伊拉克不过是在前门拒狼、后门揖虎而已。
而这对于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尼赫鲁总理说
英法以三国被迫在埃停火苏联的警告是决定性因素
新华社新德里9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在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说，在他看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最近向英、法、以三国提出的警告，是导致这三个国家在埃及停火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
据说，尼赫鲁在提到最近的国际事态发展时还说，现在的局势仍然是紧张和困难的。
他说，印度将对计划中的联合国紧急部队作出贡献。
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今天早晨在孟买举行了两小时的会议来讨论国际局势。

扩大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经济贸易关系
王葆仁
11月03日我国政府同印度尼西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之间的贸易协定。
双方并就有关支付协定问题，两国之间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我国政府贸易逆差的偿还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
同时，在贸易谈判结束以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贸易谈判公报。
这标志着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1953年11月，印度尼西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我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国—印度尼西亚第1个贸易协定。
1954年06月，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并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中国—印度尼西亚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定。
从这以来，两国贸易就在极其广阔的道路上发展着。
几年来，由于两国政府真诚的努力，并且采取了许多适宜的措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历年均有很大的进展。
两国政府圆满地执行了贸易协定和议定书。
在贸易额方面，我国向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大大超过了议定书所规定的每年出口三百万英镑的金额。
自1954年09月到1956年07月，我国向印度尼西亚出口达一千多万英镑，我国自印度尼西亚进口也有五百多万英镑。
特别是最近一年来，贸易额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
1956年1—9月，两国贸易额即达四千五百多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61％。
在商品品种交换方面，也是逐年均有增多。
我国每年自印度尼西亚输入相当数量的橡胶、砂糖、椰干、椰子油、胡椒、西沙尔麻等原料。
印度尼西亚也从我国购买了大量的棉布、棉纱、钢材、铁丝、铁矿砂、烤烟、松香、薄荷脑等几十种商品。
双方供应的物资已在两国经济领域中起了重要作用，有利于两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由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第1个贸易协定所规定的某些条款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两国经济贸易方面的要求，因而有必要重新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巩固和扩大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在新签订的贸易协定中，两国政府重申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
协定规定：
在协定有效期内，双方各出口一千二百万英镑的贸易金额，这个金额较第1个贸易协定议定书附表所列双方各出口三百万英镑的货单增加了三倍。
贸易金额的增加完全切合当前两国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
可以确信，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这个贸易金额是可以圆满实现的。
在这次贸易谈判中，双方曾就“支付协定”进行商谈。
实践证明，过去采用的“记账支付”的办法，有利于两国贸易的开展，因此，双方取得协议，将“支付协定”的有效期延长一年。
为了适应新的贸易协定的贸易额的增长，将“支付协定”第5款中国账户和印度尼西亚账户之间的差额增加到二百四十万英镑。
这个“摆动额”的增加，是合乎当前贸易发展的趋势的。
在这次贸易谈判中，双方曾对在执行第1个贸易协定议定书中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我国政府贸易逆差的偿还问题进行商谈。
由于过去几年来，印度尼西亚的某些产品，例如橡胶、石油、锡等物资因为人为的障碍，不能向我国输出，因而造成我国向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金额大大超过了我国自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金额，这就产生了印度尼西亚对我国贸易逆差的问题。
按照“支付协定”的规定，这笔贸易差额，印度尼西亚政府应以外汇偿付。
但为了减轻印度尼西亚财政方面的负担，现双方已取得协议，由印度尼西亚出口各种商品，包括橡胶、糖、椰干、西沙尔麻、咖啡、胡椒等来偿还。
同时，这笔差额将分三年还清。
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友好合作、相互帮助的精神。
独立不久的印度尼西亚，由于过去殖民主义者的长期统治，在经济方面同其他亚非国家有着同样的状况。
它的民族经济异常薄弱，工业落后，因而人民生活还是困难的。
印度尼西亚人民迫切要求发展本国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
我国在历史上同印度尼西亚有着类似的命运，我国人民完全懂得印度尼西亚人民迫切要求发展本国经济、建立工业的深切愿望。
几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成就，我们正在胜利地完成第1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我们已经有条件制造某些轻工业设备。
在去年，我国已向缅甸出口了二万纱锭的成套设备。
最近，我国同柬埔寨、尼泊尔签订了技术援助协定。
我国也将向柬埔寨、尼泊尔输出某些轻工业设备。
这就说明，我国同亚非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有了更广阔的前途。
在同印度尼西亚贸易谈判中，双方曾就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进行商谈，并且取得协议。
我国政府根据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要求，准备在可能供应的范围内，供给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某些轻工业设备，同时，我国还准备派遣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亦将派出实习生来我国进修。
毫无疑问，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经济和技术合作，有助于两国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经济关系之所以获得不断发展，是由于它一贯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和真诚合作的基础上的。
这是由于两国人民贯彻执行万隆会议精神、实现万隆会议关于经济合作的决议的结果。
在这里还应提到的，近年来，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对加强和扩大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相信，随着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加深，两国物资交流必将更加密切。
正如苏加诺总统所说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谊已经给我们相互进行帮助提供了可能，中国所缺少的，可以从印度尼西亚取得，印度尼西亚所缺少的，可以从中国取得，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互通有无的形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友谊巩固下来”。

纳赛尔重申埃及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
“只要埃及领土上有一名外国兵，苏伊士运河就不会通航”
新华社10日讯
开罗消息：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纳赛尔11月09日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发表演说，重申埃及决心要维护它的主权、独立、领土和尊严。
他说，“埃及决不接受任何侵犯它的主权或危害它的尊严的条件”。
纳赛尔在这篇由开罗电台广播的演说中说，埃及的自由和独立必须得到保证，而后中东才会有和平。
他说，“我们绝不投降。
我们将为我们的尊严、光荣和祖国而战斗。”
纳赛尔说，这是一个反对背信弃义和强暴专制的斗争，也是一个政治斗争。
他指出，他所说的政治斗争，就是维护埃及的政治权利的意思。
他说，至于军事斗争，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为这种斗争作好了准备。
我们已经宣布，只要在我们的领土上还有一名外国兵，苏伊士运河就不会开始通航。
纳赛尔总统说，“我的同胞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态度。”
“我们希望和平，我们要为和平而斗争。
我们今天的感情是：
团结、力量、工作、决心、斗争和圣战。”
纳赛尔总统在回顾埃及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战争经过时说，埃及空军在英法空军袭击埃及机场以前完全控制着在西奈半岛进行的抵抗以色列的战役。
他说，在西奈战事的头三天期间，埃及飞机击落十八架以色列飞机，只牺牲了三个埃及飞行员。
在10月31日在沙漠上空进行空战期间，埃及飞行员报告说，他们看见天空中有许多法国造的神秘式喷气战斗机，而原来以色列并没有这样多的这种飞机。
纳赛尔说，“我们断定，法国决心暗中派它的空军帮助以色列。
可是我们的空军仍然完全控制着战局。”
驻西奈沙漠的埃及部队在占优势的空军支持下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以色列侵略者。
埃及军队的主力正在向前推进，去给以色列的进犯一个致命的打击。
纳赛尔总统说，可是接着在10月31日，大背叛和破坏道义的行为发生了。
英国的轰炸机轰炸了开罗机场，而在“联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英国和法国攻击了埃及空军。
纳赛尔说，阴谋是很清楚的：
英国和法国是想袭击埃及人民，希望削弱了的埃及军队分散开，去对付以色列。
英法力图使我们赤手空拳面对以色列，这样英国就可以说，以色列已经打败了埃及。
埃及反击了这个阴谋，从西奈半岛把自己的军队西撤到苏伊士运河地区，用它的全部力量来对付背信弃义的英法的进攻。
纳赛尔说，“塞得港向整个世界表明了：
埃及要继续战斗，并坚持到最后。”
这时，听众大声欢呼。
纳赛尔说，埃及第1次经历的轰炸只有助于使人民更加坚定和坚决地维护他们的自由和独立。
他说，英国人以为这次战斗很简单。
塞浦路斯岛上的专家认为这次战斗只需要二十四小时。
但是，塞得港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
塞得港贡献出了自己来拯救整个埃及。
纳赛尔说，在塞得港表现的慷慨牺牲精神和埃及人的英勇抵抗意味着英法对埃及的侵略什么目标也没有实现。
他指出，英国人说他们摧毁了埃及的空军的说法只是空想。
埃及的空军是有意识地不采取行动，英国人所说的在地面上击毁的飞机都是木头做的假飞机。
他说：
“当英法空军派遣大批飞机来空袭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两个可能性：
我们的空军是上去迎击呢，还是把领空让给敌人？
我们认为必须挫败他们的目的。
尽管我们的驾驶员提出抗议，他们还是奉命不起飞。
如果我们去迎击英国人和法国人，我们将会损失我们的驾驶员。
我们就把假飞机放在飞机场上，用这种办法来保存我们的空军。”
他指出，艾登的打算落空了：
“埃及的空军仍然存在，并且正在等待着在战斗中轮到它来执行任务的时候。”
纳赛尔还说，在西奈半岛战斗中，非装甲的车辆和其他装备的损失“已经用从运河区英国仓库中的东西补充了”。
纳赛尔总统指出，关于所谓阿拉伯国家在面临英、法、以色列的侵略时没有团结起来的说法是可笑的。
他说，阿拉伯人在经历了过去十天的事态发展后显示出是团结、强大和坚毅的。
“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处同我们合作来对付帝国主义。”
他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约旦国王侯赛尼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这证明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今天是一种力量。
纳赛尔说，“国王沙特打电话给我说，沙特阿拉伯的军队和金钱都供埃及使用。”
“我的答复是，我们担心约旦的情况，而埃及的军队是能够打退以色列侵略者的。”
“我告诉沙特去同约旦联系，并且同它合作。
同一天，侯赛尼国王用电话同我联系说，根据我们之间的军事协定，他准备做联合司令部要他做的任何事情。
侯赛尼的每句话都是算数的。
我的答复是，不要开辟对约旦的新战场，我们要集中精力在以色列和埃及的战斗上。”
纳赛尔还说，叙利亚的库阿特利总统也曾经表示愿意加入战斗，但是他没有接受，因为他不愿意把叙利亚也牵连在内。
纳赛尔还指出，“艾登说，他是来保卫苏伊士运河的。
但是他所作的一切都是阻碍苏伊士运河。
今天他们开始削减他们石油的消费，因为石油的供应被停止了。”
纳赛尔说，英法政府的行为“就像真正的战争罪犯一样，对埃及人民发动了谋杀性的战争。”
“也就因此，这些罪犯们在国际舞台上是完全孤立的，所有人民的声音都谴责背信的侵略”。
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自由人民都支持我们。
埃及保卫了它的主权。
纳赛尔说，今天，我们的感情是：
我们要战斗，我们要用战斗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埃及要和平，但是只有这种和平意味着自由和独立的时候才要和平。
（附图片）
埃及纳赛尔总统宣布总动员抵抗英、法和以色列武装侵略的命令，受到全埃及人民的一致拥护。
图是纳赛尔总统在开罗街道上受到市民热烈欢迎的情形。
　（新华社稿）

联合国先遣部队快要去中东
南斯拉夫准备参加联合国警察部队
新华社10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9日宣布，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先遣部队“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启程去中东。
哈马舍尔德说，这些先遣部队的人数将“很少，他们将由丹麦和挪威提供的部队组成”。
他说，从加拿大、哥伦比亚、芬兰、印度和瑞典来的其他先遣部队不久也将启程前去，其中有些将在四十八小时内启程。
新华社10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纽约讯：
联合国秘书处9日宣布，南斯拉夫政府已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它准备派遣军队参加制止在埃及的军事行动的联合国警察部队。

艾森豪威尔同国会领袖
讨论国际局势问题
新华社10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9日同国会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二十三个领袖举行了会议，讨论国际局势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会上报告了目前的局势，特别是关于中东和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情况。
据美联社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争取两党一致支持美国政府就这种局势采取的行动。
参加这次讨论的高级政府官员中间有副总统尼克松、代理国务卿小胡佛、国防部长威尔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等人。

英国公众继续反对侵略埃及
法国一女政治家不满摩勒政策宣布退出社会党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伦敦9日讯：
据英国报纸报道，英国各界人士抗议英法侵略埃及的怒潮一直没有减退。
伦敦大学威斯菲尔德学院的十六位教职员写了一封抗议信给艾登。
里子大学学生联合国协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指出政府的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且有破坏世界和平的危险”。
亚伯丁大学的六十一名教职员谴责对埃及的侵略，他们认为英法这一行动“没有道义基础，只会损害世界大家庭的稳固”。
巴克斯伯恩（亚伯丁郡）农业研究所的七十一名科学工作人员、伦敦大学皇家学院院长伊凡斯以及这个学院的九位教授和三十三位教员联名向艾登和议员发出了抗议书。
黄金海岸殖民首府阿克拉的希耳豪斯的公谊会在写给艾登的信中指出，“正当联合国特别需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的支持的时候，我们却难为情地得知英国破坏了联合国宪章”，信中表示这令人深为失望。
英国教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9日举行了紧急会议。
委员会通过决议，“对英国政府同法国政府一道不止一次地违反联合国宪章，采取片面的军事行动，表示深为不安。”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9日讯：
法国社会党著名的女政治活动家，前议员维耶诺夫人已经声明退出社会党。
她在给社会党总书记的信中说：
“我不能再留在党内，因为党的领导人在取得政权之后，不但违背了对选民的诺言，而且破坏了所有的道义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传统。
此外，为了掩饰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失败，他们挑起了战争，这种战争被全世界认为是侵略战争，它把我们推到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在9日，各家晚报刊登了许多评论，批评摩勒政府在近东的军事冒险给法国带来的不良后果。
许多政治评论员都指出了法国已经陷于孤立和它的国际地位被削弱的事实。

匈人民用行动支持工农革命政府
各地秩序已陆续恢复正常工人纷纷复工布达佩斯居民积极协助肃清反革命分子
新华社布拉格10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根据布达佩斯电台的广播报道匈牙利首都和各地的情况说：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市民欢迎工农革命政府在9日采取的关于加强国家力量和恢复国家秩序的新措施。
政府的一切命令都得到所有正直的公民的信任。
苏联士兵对居民的友好行为更增强了这种信任。
在布达佩斯第5区的一些地方，苏联士兵们把他们的食物分给居民们。
在劳动人民的支持下，布达佩斯的很多企业已经复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许多区的组织也恢复了它们的活动。
在第1区，有一百五十位积极分子参加了党组织的工作。
这个区粮食的供应组织得很好，买粮食已经不需要排队。
在第3区，煤气工厂工人忘我地进行劳动，以便保证工厂的工作不致停顿。
在第4区，居民对该区各工厂没有复工的消息表示不满。
第5区和第7区的情况很平静，这里的居民成立了房屋巡查队帮助政府维持秩序。
第12区的面包工厂整昼夜都在工作，以便保证及时为居民供应面包。
在第13区，在临时工人委员会的努力下，这个区的汽车修理厂的工作没有停顿。
工人巡逻队还保护了一座钢制品工厂，击退了残余反革命分子的袭击，并且使工厂恢复了秩序。
但是，未放下武器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仍时时在布达佩斯挑起战斗。
他们和在叛乱期间被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在某些区抢劫和焚烧商店、工厂和公共建筑物。
首都的居民积极地参加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
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肃清了一批闯进“自由”百货商店进行抢劫的匪徒。
另一批武装匪徒企图攻打第13区的酿酒厂，但是，他们被工厂警卫队赶跑了。
匪徒们抢劫了布达佩斯无线电收音机工厂，抢走了五千架无线电收音机。
在这些被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外国支持者所说的“自由战士”中，还有些人抢劫了载运布匹、食物和药品到布达佩斯火车站去的火车，以及几家旅馆、几十家百货商店和食品商店。
星期四晚上，匪徒们在“皇家”旅馆纵火。
火势延烧到邻近的房屋。
当消防队员前往救火时，匪徒们还开枪阻止。
从匈牙利其他地区传来了关于秩序正在恢复的新消息。
在西北部曾经成为反革命分子叛乱的重要中心的吉厄尔，已经恢复平静和秩序。
对居民的物资供应很充分。
对工厂和住户的煤气、电和水的供应已能保证。
食品工业已经恢复生产。
农民正在把家禽、鸡蛋和乳制品等商品带到市场上出售。
西部的瓦斯省宣布，当地的秩序和安宁已经完全恢复。
各企业和铁路运输已经恢复工作，学校已经开始上课。
地方会议和党组织保证了秩序和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中部的克奇克梅特市，居民已经建立了物资供应委员会，保证在农村顺利采购粮食供应城市。
这里的大多数商店已经开始营业。
在东南部的贝凯斯省，许多工厂已经开工，各学校已经在7日复课。
在塞格德和贝凯斯萨巴之间的铁路线上，每天已经开行两次列车。
尽管有一些党的工作人员被反革命分子绑架走了，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州委员会仍然在进行工作。
这个州的劳动人民强调说，他们要使那些制造混乱和企图恢复旧匈牙利的人不能再作恶。
南部的塞格德市的劳动人民非常信任和尊重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活动。
这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地方组织已经成立。
在纺织厂中，已经有98％的工人复工。
制造唱片的工厂也恢复了工作，但是罐头食品厂每天只开工几小时，因为中断了两星期的原料供应到现在为止还不能保证。
在有些工厂中，工会已经召开了会议，讨论全面复工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

在莫斯科庆祝苏联共青团荣获列宁勋章大会上
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坚决支持埃及
号召苏联青年加倍警惕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破坏阴谋
据新华社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列宁勋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授勋的命令说，鉴于一贯热烈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的共青团员和苏联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大功绩，特别是为了表扬他们在开垦荒地的工作中的忘我的和有成效的劳动，特授予列宁勋章。
据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报道：
莫斯科青年11月08日在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举行大会，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荣获第5枚勋章——列宁勋章。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以及青年工业革新者、参加垦荒的青年、参加开垦地区收割庄稼工作的青年代表也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上发言的人表达了共青团员和全体苏联青年的决心：
他们今后在祖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中一定要做党的忠实的助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讲了话。
赫鲁晓夫首先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莫斯科的青年和共青团员们祝贺，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全国爱国青年祝贺。
赫鲁晓夫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授予列宁勋章的命令，表扬了一贯热烈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的共青团员和苏联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巨大功绩，特别表扬了共青团员和苏联青年为胜利完成垦荒工作而进行的忘我的、成绩卓著的劳动。
党和政府希望并且也深信：
共青团今后仍将热烈地响应这样的号召。
赫鲁晓夫指出，在最近几年，苏联人民在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开垦荒地方面取得了足以自豪的巨大成就。
由于开荒的结果，我国谷物产量迅速提高了。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较好地解决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关于增进苏联人民福利，更进一步大力发展我们国家、使国家更加强大和繁荣、更好地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需要的问题。
由于谷物生产的增加，我们现在有可能更多地援助同我们友好的国家。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互助。
赫鲁晓夫还谈到了农业劳动者在发展畜牧业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说，我们相信，到明年，供应国内居民牛奶、肉类和其他畜产品的情况将更加好转。
食品的市场价格也降低了。
赫鲁晓夫说，第20次代表大会在增加农产品生产方面所提出的任务，毫无疑问，将要全部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福利和加快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速度的问题上，我们面前正在展开宏伟的远景和可能性。
赫鲁晓夫在谈到第20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在西伯利亚地区发展工业的重大任务时，号召共青团员到那里去献出无比充沛的精力开拓西伯利亚最富饶的地区，在那里建设工厂和巨型发电站。
赫鲁晓夫随后说，我们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加强我们英勇的苏军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不久以前帝国主义者向埃及发动了强盗的进攻。
苏联人民、全体进步人类痛斥进攻爱好自由的埃及人民的帝国主义掠夺者。
苏联人民支持埃及的声音受到重视，这首先是由于苏联的威力，由于全体苏联人民一致支持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由于苏联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可分割的友谊。
我们应该支持埃及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致力于使侵略军撤出埃及。
苏伊士运河理应属于埃及，这个国家过去保证了并且将来在运河恢复以后也将保证一切有关国家在运河上的航行自由。
我们必须毫不放松地努力支持埃及，使所有的不速之客从埃及国土滚出去，使那些给埃及人民带来惨重的人力牺牲和经济损失的战争祸首受到严惩，使侵略者今后不再醉心于侵犯别人。
赫鲁晓夫还简要地谈到匈牙利最近的事件。
他指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的巨大政治意义。
匈牙利反革命的被扑灭，受到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
他说，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敌人为了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特别看中了青年，他们企图用虚伪的口号来欺骗青年，把青年引离正路。
因此，必须经常不渝地提高警惕性，更多地注意对青年给予正确的教育。
赫鲁晓夫最后说，同志们！
我们的工作应该一天比一天好，以便使我国的力量更加强大，使苏联人民生活得更好和更富裕，使我们国家成为敌人不可攻破的堡垒。

艾地就匈牙利事件发表声明
支持匈牙利人民镇压帝国主义颠覆活动斥责国内外反动派企图煽动反苏的阴谋
新华社雅加达10日电
雅加达“人民日报”11月07日登载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声明。
声明说，正当印度尼西亚人民忙于全力地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以三个侵略国共同发动的军事侵略的斗争的时候，以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一些领袖为代表的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它们的报纸，却开始大事进行所谓“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进攻”的煽动。
通过这种煽动，他们把苏联的外交政策和美英法等国的外交政策等同看待。
同时，它们也说似乎华沙条约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公约如北大西洋公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两样。
声明说，首先，必须指出，和目的在于通过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政治和军事权力来奴役别国的美英法荷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一切大小国家间的国际合作和和平。
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间的关系，除了基于上述五项原则之外，还建立在为保卫和维护在反对帝国主义反革命的阴谋和努力中所获得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安全这个共同目的和团结一致的基础上。
为此，这些国家在1955年05月14日签订了华沙条约。
声明说，人民民主国家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方式，首先是军事保卫的方式，用它来对付美英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预和侵略，不论这种干预和侵略是表现为它们所筹划的欧洲新战争，还是表现为它们对人民民主国家所进行的恐怖活动、破坏活动等反革命活动。
声明指出，人人都知道，美国政府依照美国国会1951年04月通过的决议（拨款一亿美元供实施共同安全法案之用），正式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反国家的侵略性活动。
这种帝国主义活动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取消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
因此，正是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匈牙利的内政。
声明说，为了镇压帝国主义的颠复活动，由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政府援引了华沙条约第4条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
基于这个事实，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援助是合法的，而不违反受援国家的意愿的。
问题在于这是为了保卫和维护社会主义的成果。
根据华沙条约，苏联有义务满足这个要求，而调遣他的武装部队来协助匈牙利政府和人民保卫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国家。
就是说，苏军的援助是为了反抗和挫败美英等帝国主义目的在于推翻合法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资本家和地主政权的反革命和破坏活动。
声明指出，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和英法以军队进攻埃及是截然不同的。
英法以三国进攻埃及确实是一种侵略行动。
声明最后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匈牙利人民和工人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下和苏军大力援助下正在为保卫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民主而作的努力。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吁请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全体人民对反动派的阴谋保持警惕的态度。
反动派的阴谋是和帝国主义者的这个计谋是一致的：
这就是目的在于转移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埃及人民反抗英法以侵略的斗争所寄予的注意力和所作的努力。

苏联代表在联大紧急会议上发言
痛斥西方国家企图干涉匈牙利内政
要求把所谓匈牙利问题从议程上取消
新华社10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11月09日上午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
美国代表洛奇在会上第1个发言。
他直接了当地说，美国“不能够容忍”看着它所庇护的暴动分子遭到失败。
他指责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阻挠“对匈牙利的援助”。
他正式地提出他的关于“联合国给予匈牙利援助”的新提案。
这个提案污蔑苏联“干涉”西方国家对匈牙利的粮食和医药援助。
在巴基斯坦代表作了支持这个提案的简短发言以后，苏联代表库兹？
佐夫发言。
库兹？
佐夫强调指出，把所谓匈牙利局势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匈牙利政府反对联合国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认为这是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
库兹？
佐夫指出，那些要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的人所抱的目的是同匈牙利人民的利益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的。
一些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所作所为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美、英、法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团，企图利用联合国的讲坛唆使反动的法西斯集团进行反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暴动，企图煽动仍然幻想在匈牙利恢复地主—资本家旧制度的反动势力。
西方国家所以把所谓匈牙利问题列入议程，还为了转移世界舆论的视线，使大家不去注意它们所策动的对埃及的武装侵略。
库兹？
佐夫接着说，自从在匈牙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之后，美、英、法三国的某些人士一直没有放弃他们想在匈牙利使地主—资本家制度复辟的计划。
但是，他们所有这些企图都失败了。
匈牙利人民过去和现在都确定不移地沿着民主发展的道路前进。
匈牙利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成就引起反动集团的憎恨。
他们一方面企图不择手段地从内部颠复人民民主政权，另一方面，采取侮辱和歪曲这些国家人民的建设性和平劳动的成果的方针，企图在世界各国人民的面前污蔑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污蔑它们的和平政策。
库兹？
佐夫说，美、英、法和其他一些支持它们的国家的代表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对匈牙利事件以及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歪曲和捏造，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迷惑联合国的会员国。
库兹？
佐夫在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情况时指出，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上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正当地提出了必须继续进步的问题，即克服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缺点、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物质福利、肃清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弊害。
但是反动和反革命势力混进劳动人民的这一正当的进步的运动中来了，他们企图利用部分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来破坏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恢复地主—资本家制度。
库兹？
佐夫说，十分明显，得到美国、英国和法国支持的反动势力打算消灭匈牙利人民的一切民主成果和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打算把匈牙利变成反人民民主国家活动的前哨，把匈牙利变成挑起欧洲战争的策源地之一。
如果反革命的政变得以实现，那么就会给整个匈牙利民族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欧洲各国人民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只有那些极力使国际局势尖锐化和挑拨各国人民之间的敌意的人才需要在匈牙利恢复旧制度。
库兹？
佐夫接着说，匈牙利反动派的猖狂活动不但引起匈牙利正直的爱国者的不安和焦虑，而且也不能不引起整个进步人类的不安和焦虑。
由退出纳吉内阁的民主人士所领导的匈牙利人民不容许推翻人民民主制度，不容许历史的车轮倒转，不容许仇视劳动人民的资本家—地主阶级的旧制度在匈牙利复辟。
现在，匈牙利国内反人民的冒险已经遭到完全的失败。
库兹？
佐夫说，西方国家代表团依靠多数，在安全理事会中和联合国大会上无理地破坏联合国宪章和议事规则。
现在，还有人想剥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权利，企图剥夺匈牙利人民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权，原因只是由于匈牙利人民勇敢地起来反对反动派。
库兹？
佐夫说：
对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整个讨论情况表明，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还抱有另外一个目的。
他们企图用这种挑衅方式来转移世界舆论的视线，使大家不去注意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美国的纵容下对埃及和整个中东地区所发动的武装侵略。
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走上公开怂恿想奴役埃及人民的侵略者的道路了。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无非是想利用中东现在造成的局势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想混水摸鱼而已。
因此，当苏联政府建议采取实际措施来制止对埃及的侵略行为的时候，美国不仅拒绝支持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的建议，而且还在安全理事会同英国和法国代表团一道阻挠对这个建议的讨论。
有什么政策能比这种政策对埃及人民更为口是心非，更为背信弃义呢？
苏联代表接着说，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以及其他一些发言的代表，力图损害苏联在外交政策上坚决执行的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原则，力图中伤苏联对万隆会议的原则和对苏联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其他一些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这是不会成功的。
苏联过去和今后都坚决执行和平政策，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实现和平共处原则，全力为维护和巩固和平而奋斗。
苏联人民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永远表示敬意和同情。
库兹？
佐夫在谈到苏联军队驻在匈牙利的问题的时候说，苏联军队是根据华沙条约和应匈牙利合法政府的请求而驻扎在那里的。
匈牙利政府请求协助匈牙利人民压制反动和反革命的黑暗势力，恢复人民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内秩序和安宁。
匈牙利政府也曾经声明，在国内恢复秩序和安宁之后，它将同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缔约国举行谈判，讨论苏联军队驻在匈牙利境内的问题。
因此，苏联军队撤离匈牙利的问题纯粹是匈牙利政府和苏联政府权力范围内的事情。
苏联代表还着重指出，关于像华沙条约这样的区域性的协定存在与否的问题，完全是华沙条约缔约国权力范围内的事，任何企图把这个问题当作联合国讨论的对象的做法都是不合法的，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苏联代表说，现在对联合国的唯一的要求是：
打消想阻挠匈牙利人民进行建设性和平劳动的企图，拒绝美、英、法和其他一些国家企图干涉匈牙利内政以求在那里重建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妄想。
库兹？
佐夫接着谈到意大利、古巴、秘鲁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提出的提案，这个提案污蔑苏联对匈牙利“干涉”，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撤出匈牙利；
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在匈牙利举行所谓“自由选举”。
库兹？
佐夫指出，这个提案是企图剥夺匈牙利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自由民主选举的合法权利的再一次尝试。
苏联代表接着说，这个提案的其余条文也是指望扩大和加深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和抱着加紧诽谤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根据上述情况，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个提案，并且将对它投反对票。
库兹？
佐夫在转而谈到美国代表团的提案时说：
苏联政府已经决定运送大量粮食和其他物品去援助匈牙利。
有消息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还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其他打算援助匈牙利的政府和团体，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途径就这一问题同匈牙利政府直接进行接触。
美国代表提出的提案包含着诽谤苏联的言论，其目的在于迷惑匈牙利人民和世界舆论。
由于这一点，苏联代表团对这一提案将投反对票。
库兹？
佐夫最后说，对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客观评价令人信服地证明，所谓匈牙利问题应该从联合国大会这次会议的议程上取消，否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有损联合国威信的。
如果企图继续在联合国讨论这一问题，那末，其用意无非是希望支持匈牙利的反动地下组织和阻挠在新政府领导下实行的匈牙利内部生活的迅速的整顿。
在库兹？
佐夫发言之后，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以及蒋介石分子发言，他们重弹美国代表的毁谤性的滥调。

莫斯科电台揭露
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策动暴乱内幕
亡命国外的匪帮头子事前曾到美国接受指示暴乱开始以后西方国家以大量武器接济匪徒
新华社10日讯
据莫斯科电台9日广播：
从维也纳得到的可靠的消息说：
在匈牙利暴动开始前不久，以费伦茨·纳吉为首的匈牙利亡命者高级领导人曾经在慕尼黑举行了会议。
费伦茨·纳吉向参加会议的人说，当时在布达佩斯已经组成了有他本人、霍尔蒂、科瓦奇以及其他人参加的准备国家政变的领导中心，并且进行了相当的准备工作。
纳吉向参加会议的人说，他不久前才从美国回来，他们的详细计划在那里曾经取得最高机关的协议，他曾经和美国的某些机关制订了运输武器和人员到匈牙利去的更详细的计划。
随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在发动暴动时立刻就开始从西方获得大量的援助。
他们加紧用飞机向匈牙利投掷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和挑拨分子。
据可靠的消息说，当布达佩斯开始暴动的最初几天，许多汽车满载着人通过维也纳和其他奥地利的城市，向着奥地利的东方国境开去，汽车上的人说匈牙利话，穿着美式军服。
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借口给匈牙利医院运送药品和给养，把大批的武器，其中包括手枪、手榴弹、自动枪和机关枪运送到维也纳去。
这些武器后来竟无耻地被打着红十字会旗子的汽车很快地转运到匈牙利去。
此外，为了把霍尔蒂、萨拉希强盗分子从西德空投到匈牙利去，在慕尼黑和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匈牙利城市之间建立了空中运输线。
这个运输线在夜晚活动得最厉害。
消息指出，投掷破坏分子、武器、无线电机和宣传材料的工作是由美国“争取自由十字军”和“争取自由欧洲斗争委员会”的领导人直接指挥的。
这样，在进行暴乱期间，所有在1946年以后由于害怕人民报仇而逃跑的军事罪犯和狂妄的法西斯分子又都回到匈牙利来了。
除了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以外，还在匈牙利投掷了许多地主、工厂主以及在民间罪恶滔天的霍尔蒂派的代表人物。
霍尔蒂匪徒们到达了匈牙利之后获得大量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钱和外国货币。
由霍尔蒂法西斯暴乱者从监牢里放出来的军事犯、大地主艾斯比尔哈齐亲王向布达佩斯的外国记者说，他将在政府占有一个显要的位置，他将尽力迅速在匈牙利乡村恢复旧有的土地所有制。
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在匈牙利许多城市，乡村里都撒下了许多号召组织反革命暴乱和白色恐怖行动的传单，这些传单是由飞机上利用专门的气球在夜晚散发下来的，以及由那些挑衅分子和恐怖分子散发的。

西方国家操纵联大紧急会议
无理通过诬蔑苏联的提案
新华社10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11月09日下午继续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
许多代表就意大利等五国提案和美国关于救济问题的提案发表了意见。
奥地利代表马契在会上提出一项新提案，主张对匈牙利进行紧急救济。
这个提案要求所有会员国参加“救济活动”。
英国代表狄克逊在发言中对苏联大肆污蔑。
他还说，英国正在进行安排收容二千五百个匈牙利“难民”到英国去。
罗马尼亚代表若扎反对大会辩论匈牙利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正在设法激起同情匈牙利的法西斯分子的情绪。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乌里赫指责在会上发言的西方国家代表歪曲事实和干涉匈牙利的事务。
波兰代表米哈沃夫斯基说，波兰“对匈牙利的不幸事件深切关怀。
但是我们认为，在一个新的政府已经宣布了它的纲领的时候，别人就不应该干涉它的工作以及它同苏联的谈判。”
他表示反对意大利的提案。
阿根廷代表奥利维埃里说：
假如苏联不把它的军队撤出匈牙利，他建议同苏联断绝关系。
尼泊尔代表沙阿在要求苏联撤军的同时，反对美国关于救济的提案的“政治色彩”，他说，他在表决意大利的提案时将弃权，“因为它措词强烈，因此需要向我们的政府请示”。
芬兰代表德格里彭贝格说，他在表决意大利建议时将弃权；
“因为我们觉得要赞成某些段的叙述程序是不可能的”。
印度尼西亚代表苏加沃对意大利提案是否“会真正对一个解决办法作出进一步的贡献”表示怀疑。
他说，意大利提案在提出“更多指责的同时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我认为这样的提案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不打算反对或者怀疑这个草案中的原则。
我的代表团支持关于撤退苏联军队的意见，但是这是要由苏联和匈牙利去决定的事，我们也支持自由选举的意见，但是那应该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然后，苏加沃代表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等国对美国提出的关于救济问题的提案提出几个修正。
这些修正主要要求除去提案中指责苏联的部分。
苏加沃对奥地利的建议表示了他的保留态度，但是他说，看来这是符合他的主张的。
印度代表梅农表示反对意大利提案。
他说：
“这里没有任何人不知道已经有了战争的痛苦……但是，我的代表团任何时候都不能赞同忽视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的主权的任何用语和提议。
我们不能说可以要求本大会的一个主权会员国不经它自己的同意就去举行选举。
采取这样的办法都会是把它当作一个殖民地国家……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已经设法使用我们的影响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和造成一种局势，使匈牙利人民能够安定下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
我很高兴地说，在印度同苏联的通信中，苏联政府已经告诉我们，它决心要在尊重彼此主权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来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梅农接着说，“至于苏联军队的问题，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一旦恢复了秩序之后就撤兵……我们同南斯拉夫、波兰和其他接近匈牙利的国家的意见一致，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出出于情感或政治偏见的任何事情。”
梅农赞扬美国提出的关于救济的提案的“人道目的”，但是他说，“当加进了其他因素的时候，这些目的就被歪曲了”。
他说，亚洲国家的修正案要求从这项提案中去掉
“使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些部分”。
他说，任何成问题的措词都将削弱对这项提案的支持。
锡兰代表古纳瓦地尼说，锡兰已经正式表示抗议英国和法国进攻埃及的行动，他又说，锡兰政府也要抗议苏联部队对匈牙利的“干涉”。
谈到美国的提案时，他说，他非常不赞成这个提案及其中的措辞。
缅甸代表吴佩庆支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建议。
他说，自由选举要由匈牙利人来决定。
他说美国关于救济的提案的目的是值得赞美的，但是其中充满一种“感情冲动”的词句。
吴佩庆对苏联关于援助物品正在迅速运往匈牙利的声明表示欢迎，并且说，“慷慨和救济不能被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国家所垄断”。
南斯拉夫代表布里列伊支持亚洲国家的修正意见，认为这是减少
“不必要的争论的因素”所必需的。
他说，意大利的提案“按其性质说不会有助于及早解决匈牙利的困难。
看来它更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
美国代表洛奇说，他不得不在美国提案问题上同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意见分歧。
他并且表示，他反对亚洲国家修正案。
意大利代表维戴蒂也反对亚洲国家的修正案。
大会接着通过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对于匈牙利代表团问题的争执没有采取行动，只是把它交给下星期的大会年度会议去研究。
表决结果是六十八票赞成，没有人反对，一票弃权（利比亚）。
大会接着就意大利等五国提案，美国提案和奥地利提案进行表决。
在西方国家“多数”的把持下，大会通过了这三个提案。
意大利等五国提案的表决结果是：
四十八票赞成，十一票反对，十六票弃权。
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的有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印度、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苏联、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弃权的是缅甸、柬埔寨、锡兰、埃及、芬兰、海地、印度尼西亚、约旦、黎巴嫩、利比亚、尼泊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奥地利。
美国关于救济问题的提案的表决情况是：
赞成的有五十三票。
反对的有九票——乌克兰、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
弃权的有十三票——也门、南斯拉夫、阿富汗、缅甸、柬埔寨、锡兰、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
奥地利提案的表决情况是：
六十七票赞成，八票弃权。
弃权的国家是：
利比里亚、罗马尼亚、乌克兰、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
（利比里亚代表在投票后解释说：
它误解了，它以为就奥地利修正案进行表决而不是就整个提案进行表决。
它宣布支持这个提案。）
关于亚洲国家对美国提案的修正案，会议的表决情况是：
四十五票反对，十八票赞成，十二票弃权。
修正案遭到否决。
投票赞成修正案的国家是：
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黎巴嫩、利比亚、尼泊尔、波兰、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南斯拉夫、阿富汗、奥地利、缅甸、柬埔寨、锡兰、芬兰和匈牙利。
弃权的国家是：
伊朗、伊拉克、老挝、罗马尼亚、泰国、乌克兰、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及。

七一农业社的家庭副业活跃
河南省固始县七一农业社扭转将社员劳动时间控制得过严的现象，并积极帮助和鼓励社员开展家庭副业，全社二千三百多户共经营八种家庭副业。
他们养了三万三千多只鸡，饲养的猪、鸭也比去年增加一倍到二倍。
　新华社记者　孙静摄（附图片）
社员刘长友、刘文秀两家养的八只白鹅，现在每只已有十二、三斤重。
04月份社里贷给社员笪玉珍（右）的十三斤半的小猪，现已长成一百多斤。
社里的牲畜医务人员正在向她讲述养猪的科学方法。

划清农民贸易的界限
——放宽农村市场管理后的新问题
广东省从9月份先后开放农村市场以后，农民从事商业活动的纷纷增加。
汕头市经常有四百多农民在做买卖。
阳江县九个区最近增加了五百九十二个小商贩，其中大多数是农业社的社员。
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有些农业社分不清农民贸易的范围，认为做买卖就是农民贸易。
清远县万寿乡农业社专设三个站，高价抢购农民的鸡、鸭、鹅，以转手取利。
新生乡新星农业社专门组织人力贩鸡来广州市出卖，又从广州贩回大蕉，先后赚了三百多元。
龙川县石东农业社抽出四十多个社员，来往于江西省之间，贩卖咸鱼、陶瓷、豆豉等货物，来回一次要半个月。
某些县、区干部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对这种现象不但不加教育制止，反而鼓励农业社去从事商业活动。
经商的农民不断增加，已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清远县联星社同贸易公司订的二十担香粉的购销合同，他们不但不执行还买入四十担贩运到广州市出售。
博罗县从9月01日至20日，农民自宰出售的生猪有八百三十六头，影响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
农民经商也影响到小商贩的经营。
龙川县铁场墟烟、果小商贩已被农民经商挤垮。
电白县城三十多户饮食业商贩，也因附近几十个农民经营起熟食零售而发生生活困难。
过多农民经商的结果已影响到农业社的生产和巩固。
电白县五星农业社一个生产队四十人，抽出三十人去做米粉、粉条生意，生产没有人管。
有些社禾田受旱，不组织社员抗旱，反抽出社员去做流动商贩。
曲江马坝农业社已有十七户退社转商。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
要向农民说明农民贸易的范围。
放宽市场管理以后，农民可以自由贸易的，只是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小土产，及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剩余产品。
要使农民懂得：
农民贸易并不是允许农民去从事贩运经商等活动，而是销售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
同时也要通过具体事实，向农民说明盲目从事商业活动，往往会遭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损失。
此外，农业社还必须注意安排社员的家庭副业，以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
祥

加强对副业生产的领导
蒙自地区90％以上农业社增产
本报讯
云南蒙自地区加强对农村副业生产的领导后，使90％以上的社增加了收入。
全区一千四百多个农业社在夏季整社前，由于忽视对副业生产的领导，致使社的副业生产一般减少三分之一。
07月间，中共蒙自地委，召开了全区副业生产会议，认真地研究了副业生产中的产、供、销等问题。
各县也总结检查了副业生产开展的情况，交流了经验，进一步解决了开展副业生产中的思想阻碍和具体困难。
各县还成立了副业生产办公室及小组，专管副业生产的领导。
08月份以来，没有开展副业生产的社已由占总数的61％降为18％，农业社经营的项目也较前增多了，有的社多至二十多种。
许多社的副业收入在七千元左右；
有的达三万元。

“包、拖、推、赖”的办法要不得
——希望第1机械工业部改进订货工作
今年，第1机械工业部对于国内某些单位订购的机械产品，采取了“包”、“拖”、“推”、“赖”的办法。
他们把任务包下来，但又拖着不签订合同，内部互相推，最后干脆取消合同。
这种做法，给使用单位造成很大损失。
今年我们向苏联提出滚珠轴承订货的时候，第1机械工业部把其中的若干万个留下来给所属工厂生产，可是直到今年08月底止，一个也没有交货。
他们答应第4季度供应的只相当于应该供应的0.58％。
有些器材，第1机械工业部是完全有条件供应的，只要他们内部各单位不互相扯皮。
例如我们需要十项钢珠共若干万个，在2月份全国订货会议上就向第1机械工业部申请订货，可是一直到现在，第1机械工业部还没有答应是否接受订货。
我们到第1机械工业部销售局交涉时，他们说：
“你们去和我部汽车工业管理局交涉，要汽车局下任务，我们就接受订货。”
我们到了汽车局，汽车局又说：
“订货是销售局的事，销售局要我们作什么，我们就照办。”
为这事，我们跑了八趟销售局，跑了六趟汽车局，见了科长又见处长，历时半年，总算把汽车局这一关打通了。
由于生产这些钢珠并不困难，汽车局就把任务直接下达到承制厂。
可是销售局又说：
“虽然汽车局已经下了任务，但不知承制厂是否已经把这个任务列入了计划，必须要承制厂把生产计划报来以后，我们才接受订货。”
问题就这样被拖下来，直到现在还没解决。
因为承制厂的生产能力有限，有些产品不能满足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已经第1机械工业部批准的订货任务，承制厂仍可以不接受订货。
如果你再去找销售局，要他们给想想办法，他们最多给你写一封介绍信，请承制厂“尽量”设法解决，而我们就得在销售局和承制厂之间跑来跑去。
更严重的是他们经常不征求订货方的同意，任意取消合同。
工作拖拉也给订货和供应工作增加困难。
就拿今年第1机械工业部的全国订货会议来说，从上报订货计划到签订具体合同，前后将近三个月。
第2季度要的东西，到4月底才签订合同，加上两个月到三个月的生产周期，第2季度根本就不可能供应了。
这就人为地加重了供应的紧张。
随着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各工业部门所需要的新装备、新器材也日益增加，这就必然使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频繁。
如果第1机械工业部对外协作上的混乱和不负责任现象不迅速改变，必然会妨碍国家工业建设。
我们十分希望第1机械工业部迅速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罗怀毅

土制纸为什么减产
董直夫
最近几年，手工业造纸产量显著下降。
1954年，全国土制纸产量约为二十九万吨，1955年降到二十六万吨，今年仍在继续下降。
福建、江西、浙江等重点产纸省份，这几年土制纸的减产情况如下表：
省　别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福　建24，03222，36523，71412，407
江　西20，72420，35619，30313，991
浙　江76，87869，98466，90966，588（单位：
吨）
江苏省徐州专区在1952年以前有手工纸厂二十三家，现在全部停产；
山东有些县份，土制纸今年二、03月份比去年同时期减产约50％。
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我们分析，有以下几点：
第1、方针不明确。
过去轻工业部对于土制纸的发展方针也曾作过研究。
是发展呢，是维持现状呢，还是消灭呢？
但是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因此，很长时期采取了听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第2、领导关系的多头和混乱。
在1955年以前，全国手工造纸的生产社、组以及个体造纸户，不论专业、兼营都由中央手工业管理局计划生产，布置任务。
自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以后，许多造纸工人和造纸的农民都被卷入林业合作社或农业合作社。
同样是造纸工人和造纸的农民，被组织在手工造纸、农业、林业三个系统的合作社内。
如何分担任务、分工领导？
至今还没有确定。
我们认为，手工造纸业应该由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统一管起来，作为机制纸的助手。
由于对手工造纸的方针没有明确规定，由于领导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地区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认为手工纸没有前途，产生了轻视造纸生产的思想。
有些地区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以后，甚至出现了阻止进行造纸生产和滥砍竹林的现象。
福建省沙县乡村干部对群众说：
“你要吃纸，还是吃饭。
如果要吃饭，就不要造纸。”
邵武县二十都区是历史悠久的产纸区，区长却不让群众造纸，把劳动力组织到五十里外的深山去开荒。
浙江省富阳县的一些干部在1954年超额增产运动中，竟向群众提出“种什么，吃什么，不种粮食吃毛竹”的错误口号。
山东省有的地区竟不发给造纸合作社社员购粮证。
这都使造纸的工人和纸农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
同时，各地滥伐竹林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造成了造纸原料供应上的困难。
第3、采购部门压价收购，追逐高利。
这是造成土制纸连年减产的重大原因。
江西省是土制纸重点产区之一，全省收购价格比过去降低22.8％到56％；
铅山县土报纸在1953年一个月内降价三次，由每担六十八元降为三十一元。
浙江省卫生纸每件（二十五斤）生产成本是四点六六元，供销合作社收购价却为三点六八元；
一般土纸每件（六十八斤）成本为十七点二七元，收购价格为十四点七元。
广西省岑溪县万金纸的成本为每担八点零七元，收购价格却从八点六元压到八点三元和六点四元，现在又压低到五点八元。
甘肃省天水供销合作社为造纸业代购棉皮、桑皮，以每斤三分到五分收进，却一律按七分卖给造纸生产合作社，平均利润为60％。
浙江省永嘉县供销合作社在核定造纸生产成本的时候，把造纸工人的工资定为：
男工每月十五元，女工每月六元，童工每月三元。
但在历史上，这个县造纸工人的工资高于农民收入10—20％，现在造纸工人的工资约相当于农民收入的30—50％。
因此，这个县已经有30％左右的造纸工人转入了农业合作社。
各省供销合作社手工纸收购站，在收购土纸的时候，一般仅凭眼看手摸，随便分等定级。
如四川省夹江县收购土纸的等级分为明十三级、暗十三级，共二十六级，等级很多，又无标准，收购单位为了提高利润，便随便压级压价。
福建省宁化县供销合作社，在第7区收购玉扣纸一万六千刀，把“副二”号的纸（每刀四元七角六分）压低到“副四”号（每刀三元九角六分）。
收购以后，转手又以“副二”号运到广东出售。
三年以来，由于商业部门对土制纸连续压价收购，许多土纸生产者都亏本，以至破产。
江西省的商业部门几年来压价收购的结果，使造纸生产合作社垮了八个；
宁都、瑞金等县九个造纸合作社两年来共亏本八万八千九百多元。
宁都县小浦纸业生产合作社，除自有资金全部赔光以外，还欠银行贷款六千五百元，无法偿还。
广东省四会县已经荒废了纸槽四百二十六个，广宁县荒废了三百六十六个；
广东全省据不完全统计，共荒废了纸槽一千四百五十四个。
江西省龙南县原有一百八十多个槽户，四千多人从事造纸生产，到1955年只剩了一个有社员二十九名的造纸生产合作社，还靠降低工资来勉强维持生产。
湖南等地有些造纸工人因为生活困难，已经把竹林砍掉，改种甘薯等农作物。
今年02月22日召开的土纸专业会议总结中，曾经提出土纸增产的重要关键是价格问题，并且决定在
04月份一律调整收购价格。
但是，直到现在，商业部门压价收购的作法并未改变；
个别地区虽稍调整，但是最多不超过10％，同压低前的价格相差很远，许多土纸生产者继续赔钱。
因此，土制纸减产情况仍在继续发展。
这几年来，全国需要纸张数量不断增加，机制纸产量远远赶不上需要。
因此，需要迅速设法扭转土制纸减产的局面。
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早日解决土制纸发展方针、领导关系、产销关系和资金等问题，制定具体方案，推动土制纸逐步恢复和增加生产。
我们希望商业部门迅速纠正压价收购等错误作法，以鼓舞土纸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并使他们能生养将息。
最后，我们还希望各地党委也重视这个问题，推动这个问题的早日解决。

开展多种经营，弥补减产损失
安泽县三十五个减产社变成增产社
本报讯
山西安泽县是个山区，今年遭受了罕有的风、雹、洪等灾害。
全县在秋季试算试分工作中，发现有六十七个农业社要比去年减产。
中共安泽县委认真分析了这些社的减产原因，认为除了因受自然灾害农业减产是个主要原因外，农业社中忽视和挤掉副业生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县委专门召开了受灾农业社社干部会议，决定大力发动社员多方寻找增产门路。
县供销社、采购局等部门又积极从原料、销路等方面给予支持。
这些减产社，在县里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的开展了多种经营。
高壁、安吉、北平等三十五个农业社，先后开辟了运输、刨药材、烧石灰、养猪等二十一种门路，在两个来月里，就收入十四万多元，超过了原订计划13％。
养猪的发展最快，安吉社原来只养七十四头猪，到9月底已增到一百七十四头；
西洪峪社原来不到二百头猪，到10月初已发展到三百十四头，平均每户养两头，并组织社员上山寻找药材，这三十五个社仅连翘一项就挖了四万余斤。
为了鼓励社员个人经营副业的积极性，各个农业社都给社员留出一定时间搞家庭副业；
此外，石壁等几个农业社，一共抽出了三百余人出外筑房做工，所得收入完全归社员个人所有，社里为了照顾他们，还分给他们足够的口粮。
这样便使三十五个减产社成了增产社，社员增加收入的比例也大大增加。
现在，这些社又提出要在秋收中细收细打、保证颗粒还家以增加收入。
　（文蔚）

施工单位只怕赔钱，不管国家利益
中央航空港工程进度迟缓、质量低劣、浪费严重
据新华社8日讯
新华社记者林印报道：
在北京新建的中央航空港工程，到10月15日止只完成了原定年度计划工作量的40％左右。
这个工程的施工进度太慢，许多重要工程如跑道、停机坪、排水沟、公路都没有按计划要求的日期修好，其中有些工程不得不拖迟在严冬施工，预计今冬因此增加的防寒费、夜班费等约三十二万元。
有些不适于在冬季施工的工程，如停机坪的混凝土工程等，如果在11月15日以前不能做完，就要拖到明年去做。
已经完工的一些工程，质量也相当差。
譬如最主要的跑道工程，混凝土强度不够，有些地方露出裂纹，不合国家验收标准。
跑道下面用沙铺成的基础，有部分已被雨水淘空，重新填起来的基础密实程度达不到设计要求。
跑道两旁去年已经修好的一部分排水沟，普遍漏水，今年又返工重修。
这个工程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施工的原因，主要是承包这项工程的水利部工程总局第3机械工程总队的领导人员，缺乏对国家建设负责的精神，陷进了单纯的经济主义小圈子。
三总队自从去年包下这项工程之后，因为经营管理不好，去年亏累了几十万元。
因此今年三总队的领导人员在领导施工时，就表现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问题还在其次，赔钱万万不能”的做法。
从今年06月起，三总队和中国民用航空局建港工程处都派了主要工程师和技术员参加签订包工合同的谈判。
前后开了六十多次会议，每次详细记录都经双方签字才生效。
但是直到现在，合同还没有订成。
双方关系闹得很紧张，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双方争执的内容主要在经济问题上扯皮，如运一方土究竟需要几分钱的运费等。
甲方怕超过国家预算，扣得很紧。
乙方怕赔钱，就一点一滴，一分一厘地争。
今年年初，乙方因为包工协议尚未达成，抽调了一部分施工力量去做其他工程。
不料这部分力量在四、05月间不能及时撤回，以致航空港许多应该在雨季前完工的工程如排水沟、公路涵洞，都没有按时完成。
加上今年雨季来得比较早，雨水又大，材料供应也紧张。
雨季中的损失很大。
进港公路上有个几公尺高的大混凝土涵洞，被洪水冲垮。
冲垮之前，工地的检查员发现涵洞有危险，曾经提醒工段领导和有关工程师想办法修一道防洪围堰。
但是都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结果眼看着无情的洪水把涵洞冲毁，使国家遭受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跑道两旁的排水沟没有在雨季以前完全修好，已修好的部分又普遍漏水，所以跑道上和跑道附近的雨水排不出去。
本来乙方可以采取临时排水措施，就因为怕花了钱没着落，说是“除非甲方先答应了，我才作。”
竟听任雨水冲刷跑道，把跑道下面沙铺成的基础淘空。
这样不仅影响跑道的寿命，而且影响安全。
如果把雨季中造成质量事故的损失、雨季中窝工费用、机械停置费和追加的冬季施工费等加起来，数目相当惊人。
预计今年航空港工程的实际费用，可能要超过国家预算的10％到15％。
承包这项工程的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并没有很好地检查领导施工中的缺点，却认为工程进度慢是由于今年雨季来得早，雨水大。
把责任推之于客观原因。
北京中央航空港是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中民航事业方面最大的一个限额以上的工程。
现在，严寒快来临了。
如果施工单位再不抓紧时间，挽救已经造成的损失，加紧施工，认真检查工程质量，今年的施工计划更加没有保证，国家也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营口利民农业社修订分配方案
纠正不顾国家集体利益的偏向
据新华社讯
辽宁省营口县古树乡利民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纠正了片面群众观点、忽视国家和合作社集体利益的偏向，重新修订了秋收分配方案。
按照这个新的方案进行分配，这个社除留下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和明年的生产费用以及全部偿还到期的国家贷款外，分给社员的还占总收入的67％，94％的社员都能比去年增加收入。
利民农业社今年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去年提高了一倍多。
全社总收入可以达到八万三千多元。
在第1次制定秋收分配方案的时候，由于社的干部对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三者利益的一致性认识不足，片面地领会“少扣多分”的原则，便规定只留下3.5％的公积金，其余的全部分给社员，公益金和明年的生产费用等一点也没留；
欠国家的到期贷款两千四百元也打算一文不还。

西北工程管理局纠正浪费现象
发动群众开展节约斗争
本报讯
09月初以来，西北工程管理总局（以下简称西管局）系统，发动全体职工开展了全面节约、反对浪费的斗争。
西管局上半年浪费现象严重，不但没完成降低成本计划，反而赔了四、五百万元（其中有一部分还可以向甲方收回），贷款欠款达一千四百多万元。
由于材料管理不善，使用不合理和操作错误，上半年浪费了钢材二百七十四吨，水泥一千八百五十六吨，木材一千五百五十九立方公尺。
用这些材料大约可以建筑五、六万平方公尺混合结构的房子。
在“人多好办事”的指导思想下，尽量争取多调劳动力，造成大量工人窝工。
上半年为此损失了四万九千多个工日。
再把加班加点的工日加在一起，上半年工资基金共超支了九十七万元。
他们拥有数千台机械，但利用率很低。
有些单位为了“有备无患”，有机械就租，租了来又不用，造成很大浪费。
从9月份开始，西管局及所属各公司、工区普遍发动职工揭发批判浪费现象，自上而下地提出了全面节约措施，又自下而上地进行了讨论补充和修正。
据三季度不完全的统计，由于采用了钢筋冷拉、短料点焊后使用等办法，节约了钢材三百三十吨。
采用干硬性混凝土、水泥掺合料、无熟料水泥等办法，节约水泥二百二十四吨。
很多工区充分利用了旧木料。
在使用劳动力方面，他们重视了严格控制和按劳动计划调配劳动力的办法。
第2工程公司还实行了03日劳动力平衡办法，统一平衡调配各工区的劳动力，解决了工区之间劳动力不足和窝工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过去的浪费现象以后，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给了深刻的批判。
现在，队组经济核算、限额领料、混合工作队、计件工资制等各项管理制度和节约措施顺利推行了，工人群众互相进行检查和监督。
现场上
“脚踏黄金”的浪费现象，有了极大的改善。
西管局及所属各公司、工区的领导人员，从上半年的教训中初步树立了“多、快、好、省”的全面观点，超额5.2％完成了三季度计划，降低成本工作也有很大好转。

让职工懂得民族政策
沈石
克拉玛依矿务局新添了大批工人和职员。
他们当中，有的是从上海、宝鸡、玉门来的技术工人，有的是从山东来的复员转业军人，有的是从伊犁、喀什来的农民和学生。
新工人增加，使得矿务局的工作也随着繁重起来，怎样使他们在短期内学会技术，怎样使几个民族成份的职工团结在一起来开发克拉玛依大油田，矿务局的负责人的确煞费心事。
几个民族的职工生活在一起，由于语言不同，由于互不了解风俗习惯，由于很少学过民族政策，他们接触当中，不免有些隔阂。
在车间和钻井队里，技术熟练的汉族工人，有的还不是耐心地将技术知识教给少数民族工人。
克拉玛依油区饮用的水，是从四十公里外用汽车运来的，在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成群的人列队在开水池边。
有些汉族工人拿到舀水的铁杓，舀完了水，往往不愿意将铁杓递给少数民族工人。
同样，有些少数民族工人装满水后，也往往不愿将铁杓递给汉族工人。
某些汉族工人说：
“少数民族工人怕硬，应该用硬的方式来对付。”
有的汉族工人认为“少数民族工人好酗酒，好打架，最好少惹他们。”
显然，这种不正常的情况，说明汉族和少数民族工人之间还有着隔阂，说明某些汉族职工还有着大汉族主义思想。
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不利于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的。
要使几个民族的职工亲密团结地生活在一起，要逐渐消除感情上的隔阂，克拉玛依矿务局需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检查民族政策执行的情况，需要对新来的职工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对那些有着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工人，要耐心地帮助他们，使每一个技术熟练的汉族工人懂得培养少数民族工人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克拉玛依是新发现的油田，平地起家，种种工作，千头万绪，而探区辽阔分散，一切物资都得从远道运来，职工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
这就需要矿务局及所属机构的负责人，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
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最近，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张文彬、党委书记王其人，先后深入到克拉玛依油区，检查冬季保温防寒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解决了许多问题。
而克拉玛依矿务局局长和党委第1书记等下到各工程段，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
这种好的作风，工人们希望能够坚持下去。
在处理少数民族职工之间发生的问题时，克拉玛依矿务局是让少数民族干部去出面解决。
然而，目前矿务局所属各部门配备的少数民族的负责人还不多。
例如在中共克拉玛依矿务局委员会里，少数民族成份的委员就寥寥无几。
而少数民族工人要占工人总数三分之一。
这个问题希望有关方面逐步的予以解决。

石家庄专区各县分析了一些社员收入可能减少的各种原因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部分社员收入减少，怎么办？
石家庄专区各县分析了一些社员收入可能减少的各种原因，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本报讯
石家庄专区各县采取了种种办法帮助可能减少收入的农业社社员增加收入。
石家庄专区各县今年遭受了程度不等的自然灾害，秋季主要农作物大部减产。
到10月下旬，全区四千七百多个农业社，已经有95％作出了分配方案。
据藁城、晋县、衡水、正定等十八个县的二千二百多个非灾和轻灾社的初步统计，只有五百多个社（约占27％）能做到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其他社一般只能保证70％至80％的社员增加收入；
受灾社社员收入一般都不及去年。
因此，各县在分配中都把帮助可能减少收入的困难户增加收入，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这些社员为什么会减少收入呢？
据各地情况分析，除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外，一般的还有以下几种原因：
有些是农业社扣除公积金等过多；
有些是前半年生产单一化，放松了多种经营；
有些是联村社，各村经济基础不同，贫村社员100％增加收入，而富村大部社员不能增加收入；
有些是各生产队之间原定的包工包产方案有问题，有的队花费了和别的队同样的劳动却没达到原定的产量；
还有少数社是因为社干部缺少经验，经营不善，管理不好。
各地减少收入的社员，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
土地较多较好的富裕户，取消土地分红后收入显著减少；
劳力少人口多的户，过去依靠一部分土地分红，现在许多人靠一人吃饭，而收入却不能增加，生活发生困难；
有果树收入或有特殊副业收入的户，入社后这些收入没有了；
偶然丧失劳力或因疾病等不能多出工的户收入赶不上过去；
过去投亲投友进行生产的老弱孤寡户，加入社后，不能依靠别人了；
还有些是村干部、社干部因公误工，虽有补贴，收入仍不及一般社员。
各地在收益分配中和副业生产中采取了多种措施帮助这些可能减少收入的社员增加收入。
藁城县采取的办法是：
帮助这些减少收入的户搞副业；
多给他们安排活路，让他们多出些工；
对这些困难户入社的生产资料价款争取早还；
组织临时的互助互借；
从公益金中抽出一部分帮助他们。
毛庄乡农业社在分配中对平均每人收入在四十元以下的一百二十多个困难户，分别进行了安排，打算组织他们参加运输、卖豆腐、烧砖窑、推小车、作木工等等生产，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些困难户的问题。
衡水等县有些社对可能减少收入的困难户，还按户作出了增加收入的方案。
在分配中，各地根据当地情况和灾情轻重，尽可能地压缩留公积金等的比例。
据了解，各社开始所作的预分方案，按照今年的具体情况来说，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生产资金的比例一般都偏大。
据二十个县的了解，社里留的部分占总收入的40％以上的社有九十七个。
藁城县兴安社初次定的分配方案，社里留下的竟达总收入的66％；
每个劳动日平均才分到三角钱。
社员思想混乱，不少人说：
“一年忙到头，白干了。”
经过重新细算账，社里只留下总收入的35％，每个劳动日的价值由三角提高到九角，社员情绪才高涨起来。
有些灾情较重的社，只扣除最必需的生产资金和其他费用，如种籽、饲料和少量的公益金等。
各县对一些社包工包产方案不合理的问题和联村社的分配问题，都研究出了适当的解决办法。
　（克林）

在延安访韩起祥
沈慧
07月的一个下午，在延安的一个招待所的庭院里，作家、艺术家参观团同民间艺术家、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韩起祥同志会了面。
韩起祥为了欢迎来访问的客人，他手抱着三弦琴，脚蹬着拍板，为我们表演了动人的歌曲。
“宜川大胜利”唱出了陕北人民对毛主席、彭“老总”的热爱。
“刘巧团圆”唱出了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境遇和在新社会翻身的喜悦。
他也唱出了他自己的内心里的话：
“喜鹊叫喳喳，欢迎北京来的作家、艺术家。
问我这几年为啥不创作，苦的是没有人常常帮助咱……”
韩起祥时常想念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和文艺工作者们。
由于作家、艺术家参观团的到来，更引起了他很多的回忆。
他谈起在旧社会里怎样被贱视，受侮辱。
自从来了共产党，他翻了身，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他编的“刘巧团圆”受到了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赞扬，使他感到了无上的荣耀。
他怎能把帮他翻身的人忘怀了呢？
韩起祥不顾自己双目失明的困难，努力为党工作。
他除了深入到农村进行宣传以外，他还在农村中体验生活，搜集了很多材料。
他想把近几年农村中的变化写出来。
他于1955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回忆他入党的经过说：
“我很早就想参加毛主席领导的党，加入了党不能作别的工作，我可以歌唱党，歌唱人民。
党接受了我这个没有眼睛的人的要求，批准了我入党。
我接到被批准入党的通知以后，喜欢得一夜也没睡。
我起来拿起弦子来歌唱，除了歌唱我还能做什么？
我想今后更要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我要多多歌唱，我要多多创作。”
韩起祥同志现在在延安文化馆工作，文化馆要帮助他创作，从人力物力上来说，都是有困难的。
陕西文联取消了以后，更没有人帮助他。
他曾找人把创作的“出社三个月” “入社三天”和“张敬财”记录下来送给“陕西文艺”，“陕西文艺”又把这几篇稿子转给西安人民出版社，至今没有消息。
他还想写出他的“翻身记”和这几年在农村体验的生活。
韩起祥对我们谈出了他的要求，他说：
“我是个盲人，特别关心盲人的问题。
现在陕北有盲人五百六十名，其中百分之八十能说能唱，像写“东方红”的李有源那样的人很多。
延安歌舞团的周永福编有“赤卫军”，榆林的张万宝，编了很多顺天游，还编了一个“向洪水作斗争”。
这些人同样是没人管的。
如果有人帮助他们，他们会创作出好东西来的。”
韩起祥对于文艺工作也有批评和建议。
他说：
“我感觉到政府对于文艺事业，只注重大形式，不注重小形式。
大形式的电影、戏剧是有人管的，说书直到现在还没人来问。”
他又告诉我们：
“希望你们回去向上级反映，千万别放弃了对陕北文艺工作的帮助。
要给盲艺人想办法，办盲人学校，让他们学习，学习好了好工作，并且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他们现在在城市街头演出，警察来赶，说是妨碍交通；
在农村演出干部来干涉，说是妨碍生产，弄得他们有的又恢复了算卦维持生活。”
说到这里韩起祥表示非常痛心。
这位民间艺人以火热的心情和恳切的语句同我们谈了一切，他是那样地对民间文艺关心，那样地对同行的艺人关心。
其实他自己的生活也不够好，工作也有困难，他都放在次要的地位了。
我们深深地受了感动。
我们愿意帮助他，愿意把他说的话告诉关心他的人。

官厅小集
吕剑
一
看山头的烽火台上，
还照着秦代的斜阳；
但在工人的欢呼声中，
升起了一道拦河长城。
二
拦河坝确是真正的长城，
它叫永定河真正的永定；
就在这一带荒山平原间，
将见湖光闪耀山色青青。
三
晚云低笼着远山和近谷，
明月还没有从东方上升；
深山里忽见灯火闪闪万点，
听少女歌唱声声恍如仙境。
四
不仅官厅电站让我们惊讶，
它只是我们的第一朵鲜花；
全国到处都将辉耀着电光，
请看那三门峡刘家峡巫峡……
1955年—1956年

漫步书林
西谛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
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
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
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
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
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
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
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
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
古语所谓：
“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俱、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
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
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末，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
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
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
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
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
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
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
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
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
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
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
不明白其“道理”何在！
这也是属于把持或压积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本节未完，待续）

绍兴的酒店
海芽
走在绍兴的街上，看到一爿爿门面不大的酒店，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在“孔乙己”里描写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来，当街大都还是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
我曾经看到一爿始创于前清、如今挂着公私合营店牌的酒店，这店历年来格局不变，连曲尺形大柜台里储铜钿的钿斗今天还在。
不过当我和店里掌柜的一谈，才知道虽然格局大体如旧，然而今昔已大不相同了。
掌柜的在前清时候是酒店的伙计，辛亥革命后买了这爿店，一直开到现在，关于酒店的情形，他可算熟知了。
据他谈，从前喝酒的除手艺工人外，大都是衙门小吏和流民。
拖欠酒钱的人不少，有时候帐挂得很多，后来却找不到挂帐的欠主。
喝醉了酒躺在店堂地上打滚胡闹的也有。
这类人大多数生活境遇不好。
现在，主要的喝酒顾客是手工业工人。
欠帐的极少，不过店里很通融，如果熟主顾一时忘了带钱或者发工钱的前几天手头不便，也可以欠一欠，但也都只欠一两天就还的。
所以先前记欠帐的粉板，现在大多作了别用，或者标明各类酒的价格挂在店门口，或者记明盛酒的器皿借给了某某主顾。
过去卖荤菜的酒店很少，现在不卖荤菜的酒店很少，用熏鱼、白鸡、盐水虾下酒的主顾多起来了。
阔气一些的酒店，店堂前还挂上一只无线电广播喇叭，喝酒的人，一边喝酒，一边可以听听绍剧和新闻。
绍兴市还有一百三十多家酒店，四十多个酒摊。
据说绍兴人把喝酒作为一种休息，也有把酒看为强身的补剂的。
这些看法究竟有多少道理，且不管，不过，喝酒喝得烂醉如泥，潦倒颓唐，借酒浇愁的人几乎已绝无仅有。

论体面
君宜
这是我听人家讲的一件事：
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记者来访问我们某地中共地方组织的一个部门。
这个党委机关住的是一幢旧楼房，楼板上的油漆都剥落完了。
接待的同志为这很感到点不安。
不料，这位记者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却表示为这幢楼房所深深感动。
他恳切地说：
“我想不到中国党能住这样的房子，当权的政党能这样朴素！”
另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
在一个宴会里我们几个女同志和一位外国的女宾同席。
这位女宾笑着对我们说：
“我所见到的中国妇女，还没有一个长得不美的。
但是……”她转了一个弯子：
“如果你们能在装饰上再讲究些，那就更美了。”
于是她说：
在她们国家里，有不少讲究妇女时装的杂志，专教妇女怎样选衣料、怎样涂胭脂、卷头发……。
我们几个中国女同志相视一笑（当然，那天我们事实上已经都穿了各人最漂亮的衣裳）。
当时自然也解释了几句。
但是现在想来，我却觉得：
我们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的高级知识妇女，能在外国人的眼里看来是朴素的，这正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能不远离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奢靡浮华，这真是我们的光荣！
所惜我们还并未能完全做到这样罢了。
我国的人民一向就敬重淡泊朴素，讨厌铺张。
身居高位而能住茅茨土阶、穿旧衣服的人，从来总是被写在幼学读本上给孩子们学习的。
只有那些亡国的昏君奸相，像隋炀帝、贾似道之类，才专门讲究排场，把排场大当做体面事。
“红帽哼兮黑帽呵，老爷坐轿看梅花……”这样的前呼后拥，只不过成了多少年来人们传说的笑柄。
我们不该想一想这些事吗？
日常生活中，在衣服鞋帽、起居器用上和别人、和外国人比赛，难道真是一件体面的事？
假日，在并无任何会议的公园和剧场门口，排着一长列一长列的公家小汽车，难道真是一件体面的事？
别觉得这是小事，别讨厌爱说话的人挑眼罢。
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嘛！
这谁都知道。
在有些场合里的讲铺张、要排场体面，我们也能体谅那动机并不都是不干净的。
可是，体面与不体面，这本来在于人们怎么看法。
而真正有见识的人，是会看出什么才是真正光荣、真正值得感动的事，什么事则是并不怎么体面的。
前面引述的那位记者的话，就是一例。
（我这篇短文所指摘的，与青年学生、职工的穿花棉衣吃糖果之类享受，完全无关，特此郑重声明，以免有些对青年的举动特别敏感的人又要把这些问题往他们身上联系。）

香蕉树下织花裙（速写）　江平

高尔基的“母亲”在银幕上
张又君
正像高尔基的名作“母亲”一样，影片“母亲”也是以工厂汽笛的吼叫和一群又一群睡眼惺忪、脸色阴沉的工人走向厂房的画面开始的。
生活，天天都是这样沉郁和阴暗。
影片“母亲”的导演顿斯科依和编剧柯瓦尔斯基不仅在银幕上真实地再现了原著中的某些场面，同时又以简炼的艺术处理手法，通过一些经过选择的主要情节，在银幕上展开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下的工人阶级父子两代的生活场景。
他们是米哈依尔·符拉索夫和巴维尔·符拉索夫。
与此同时，母亲尼洛夫娜也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她悄然地站在旁边以她的哀愁的、暗淡的眼睛望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玛列茨卡娅扮演的尼洛夫娜一开始就吸引着观众。
她是那样深刻地刻划出了旧俄罗斯劳动妇女的充满创伤的心理状态。
她不仅从外形和动作方面真实地塑造出了母亲的形象，而且探索到了母亲的灵魂深处，把人物情感的变化，思想的发展，非常细致地表现了出来。
出现在银幕上的母亲是这样的善良、温顺，然而对于恶毒的旧势力又是那么仇恨，对于真理又是那么热爱。
看了影片“母亲”以后，谁也不会忘记那些动人的场面：
在一个下雨的晚上，母亲睁着困惑的眼睛迎接来开会的巴维尔的同志们；
母亲关怀这些年青人，煮茶给他们喝。
但是母亲又为他们担心，因为她知道沙皇的暗探随时都在追踪着他们。
由于精神状态的过分紧张，她竟把茶坎上用的拔火罐紧紧地抱在胸前！
煮茶、抱拔火罐这些细微的情节，就多么鲜明地把一个善良、朴实的妇女的形象突现出来了啊！
而在另一个晚上，巴维尔已经因为散发传单被捕了，巴维尔的同志安德烈来看她，教她认字，母亲那种又窘又愉快的表情，又包含了多少生活的真实！
母亲戴着眼镜，艰难地认出了“同志”这个词。
哦，“同志”！
这个称呼现在对于母亲有着多么丰富的意义啊！
从母亲脸上显现出的崇高的表情里，人们可以看出，她已经相信儿子所从事的革命工作的正义性，她已经从恐惧中逐渐坚定和勇敢起来了！
当巴维尔因为组织“五一”的游行示威，再度面临着被捕的危险的时候，由于对儿子的爱，母亲哭了。
是的，儿子是她的亲人，她难道能不为他的安全耽心吗？
然而母亲毕竟是变了。
在一阵难过以后，她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耻了。
她咽住眼泪，露出了微笑。
在这一场戏中，玛列茨卡娅又一次显示出她的天才，她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了母亲在这个严峻考验面前的内心的矛盾，而正确地解决这个矛盾，正是母亲从个人的狭小天地走向集体的决定性的一步。
巴维尔在“五一”游行的队伍前面高举着红旗领队。
队伍与沙皇的军警发生冲突，他又被捕了。
这时候，母亲尼洛夫娜再也不像儿子第1次被捕时那样仿徨，她收起了那面庄严的红旗，心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自觉地代替了儿子的工作，从城市到乡村，到处散发革命文件。
最后，当母亲在火车站上遭到警探包围的时候，她没有丝毫恐惧，她以大无畏的革命者的姿态，一面向群众散发传单，一面发出响亮的号召：
“大家快团结起来吧！”
“真理是不可能用血来消灭的！
复活的心是绝对杀不死的！”
母亲已经找到了真理，母亲已经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自觉的战士了！
影片自始至终贯串着高尔基的“母亲”中所体现的基本思想：
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
它让观众从影片中看到一幅卓越的母亲的肖像，同时也看到了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俄国工人阶级新的一代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