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新华社20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全国人员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说：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
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员一起，坚决地站在埃及人民这一边。
埃及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斗争中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周恩来总理今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
他的报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今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代表团应邀列席了这个会议。
列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在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后，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通过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在会上发言的有：宋庆龄、李济琛、何香凝、邓初民、赖若愚、许广平、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许德珩、马寅初、章伯钧、陈其瑗、陈其尤、叶剑英、刘伯承、陈叔通、罗隆基、周建人、傅作义、卫立煌、张奚若、鲍尔汉、谢雪红、王光英、陈铭枢、胡耀邦。
他们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拥护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和9月17日中国政府给埃及政府的复照，并且对埃及为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采取的正义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刘少奇委员长在会议结束时说：会议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埃及政府和人民维护他们主权和独立的行动。
宋庆龄说：
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措施，象征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首先发言。
她说，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措施，象征着民族独立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
她表示支持埃及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的斗争。
宋庆龄在谈到美、英、法三国的所谓“使用国协会”时说，这不过是殖民主义侵略中的一个新的策略。
帝国主义方面的学者早就创造一种谬论，说牺牲国家主权成为一个统一领导的组织，才能发扬世界正义，才能避免战争。
实际上，这种侵犯国家主权的机构也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办法。
她说，这是对埃及的尊严和主权的侵犯，是埃及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宋庆龄引用孙中山先生在1923年给当时日本的一位大臣犬养毅的一封信，说明民族独立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在那封信里，孙先生告诉犬养毅说：“欧战而后，受屈部分之人感得大觉悟，群起而抵抗强权。
此部分人类以亚洲为最多，故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起而抵抗欧洲强权也”。
但是犬养毅并没有认识这一历史潮流；
日本帝国主义不到二十年后就在侵略亚洲大陆和大陆以南的一些国家时遭到失败。
宋庆龄说，现在我观察关于埃及的问题，同样用孙中山这一段话来说，凡是违背民族独立要求的一切企图，都是法定要遭到同样彻底失败的，而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行动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得到六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支持，因此它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李济琛说：
殖民者不悬崖勒马将自食其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琛发言时说，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凿出来的，埃及政府把它收归国有，是主权范围内的行动，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和权利加以干涉和反对。
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美、英、法三国政府企图强夺苏伊士运河的战争挑衅计划，我们全力支持埃及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
李济琛说：现在，全世界主张正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坚决站在埃及一边，殖民主义者是完全处在孤立的地位，如果他们不及时悬崖勒马，放弃军事冒险政策，走和平协商的道路，他们必将自食其果；
我相信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说，中国政府、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将义不容辞地坚决支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她说，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至今美帝国主义仍然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埃及人民有着“同病相怜”的关系。
何香凝接着号召各民主党派要遵循孙中山先生“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粉碎帝国主义破坏和平的阴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初民说，美国在朝鲜、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中的失败，证明它们如果敢于在埃及冒险挑起战争，必然会遭到失败。
邓初民又说，英、法、美三国的威胁和恫吓是虚张声势的，埃及人民有全世界和平力量的支持，一定会胜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讲话中表示全中国工人、特别是海员工人，都一致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并着重指出苏伊士运河问题只有采取和平协商的办法才能得到解决。
他说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站在埃及人民这一边，英、法、美企图蛮横地侵犯埃及主权的立场是完全孤立的，即使在这些国家本国内也是孤立的。
许广平说：
埃及把运河收归国有像母亲从强盗手里夺回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合理合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在发言时首先代表中国妇女向埃及的兄弟姊妹们表示：中国的妇女和母亲，是他们在正义斗争中完全可以依赖的朋友和支持者。
她说：埃及人民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正像一个英勇的母亲从强盗的手里夺回自己的孩子一样，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任何人无权加以干涉和阻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英、法、美三国提出叫做“使用国协会”计划，企图用武力接管苏伊士运河是十足的挑衅行动，这种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润，不惜把战争强加在埃及人民和本国人民的头上的行动，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黄炎培说，殖民主义者现在已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埃及人民不是孤立的，阿拉伯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非国家，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站在埃及这一边，英、法、美三国如果敢于在埃及挑起战争，最后所得到的将是可耻的失败和灭亡。
郭沫若说：
万一帝国主义掀起战争，他愿作一个“志愿军”到埃及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说：埃及人民的斗争决不是一个民族的孤立的斗争，它是整个世界和平与战争的斗争，是反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斗争。
他说：英、法、美之所以采取各种办法威胁和压迫埃及政府与人民，其目的就是要镇压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烽火。
郭沫若强调指出：今天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决的行动击破武装侵略的威胁，制止帝国主义的凶焰。
郭沫若号召中国作家拿起他们的笔杆投入尼罗河畔的火热斗争，去歌颂埃及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英雄行为。
他并号召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以建立自己的长江大桥和黄河水电站的热情，帮助埃及人民进行建设。
郭沫若最后激昂地说，万一帝国主义不愿世界人民的警告而掀起战争，他愿意作为一个“志愿军”到埃及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说，他心里的血沸腾着，压抑不住要说几句话。
他说帝国主义者在侵犯埃及主权上的一系列无理行为激起了他不可抑制的愤怒。
他指出，埃及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已经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支持，他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帝国主义者无理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说：民族独立和反殖民主义运动，自万隆会议以来，已经形成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尤其是亚非国家的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是英、美、法三国却企图利用运河问题对埃及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压迫。
英、美、法三国的这种侵略暴行，不但是对埃及人民的挑衅，而且也是对整个阿拉伯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的挑衅。
中国人民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反对英美法三国的这种挑衅行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马寅初说：英、法、美三国迫使埃及接受侵犯埃及主权的“杜勒斯计划”，并且还宣布要组织运河“使用国协会”，企图强行接管苏伊士运河，这一系列的蛮横的无理行为，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
他说，埃及政府在它的领土上行使它的主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正义是属于埃及人是的，埃及人民一定会胜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指出美国策划下的“使用国协会”计划如果得到实现，就将纵容殖民主义者可以随时任意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
章伯钧说，中国人民是支持埃及人民这一正义斗争的，现在已经有许多海员申请前去埃及参加苏伊士运河的领航工作。
陈其瑗说：
国外千百万爱国华侨是埃及的朋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其瑗代表国外爱国华侨支持埃及人民维护主权和国家尊严的斗争，他说：我们华侨对于埃及人民今天英勇的反殖民主义斗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和敬意，对于英、法、美殖民主义者的横行霸道表示异常愤慨和仇恨。
国外千百万爱国华侨是埃及的朋友，必将坚决拥护祖国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也必将以全力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说：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同今天埃及相类似的遭遇，中国人民是十分了解埃及人民的处境的，因而对埃及人民这一正义行动一定支援到底。
他说，我相信，我们千百万海外侨胞，一定会坚决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粉碎侵略者的战争阴谋。
叶剑英说：
帝国主义的威胁是不可怕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在发言时谴责了帝国主义者继续在靠近运河区的地中海耀武扬威，进行各种军事威胁，企图劫夺运河的冒险计划。
他说，在北伐战争前戬平陈炯明叛乱时，孙中山先生为了支援韶关战斗，亲率永丰等五艘军舰，由黄埔向广州推进。
英帝国主义驻沙面的总领事代表各帝国主义的意见，以强硬并威胁的形式公开的提出说，只有我们退出珠江，才能保障沙面的外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保障广州、香港国际航行的安全。
孙先生当时正义的驳斥他们说：“珠江是中国领土的河川，我完全有行动的自由。”
我们五艘军舰，在白鹅潭坚持了两个多月直到最后。
这一件事实说明了当时的广州革命政权力量还是很小的，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正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的威胁是不可怕的。
在将近三十年以后的现在，整个世界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埃及今天的斗争条件虽然还有很多困难，可是比较起来已经有利得多了。
埃及人民是勇敢的坚强的，我相信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所已经采用的各种威胁绝不能吓倒埃及人民。
叶剑英元帅以美国在朝鲜，英国在马来亚和法国在印度支那所进行的战争遭到失败的事例，警告殖民主义者要清醒一点、现实一点。
他还特别提醒英、法政府，如果他们一定要用武力劫夺运河，就必然会把自己推上不可收拾的危险道路，而这样的结果正是美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
刘伯承说：
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是对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挑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说，某些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不仅是对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挑衅，而且也是对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挑衅。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保卫埃及主权的问题，而且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击退战争威胁来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
刘伯承元帅说，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知道，帝国主义者是并不可怕的；
只有打退挑衅，才能伸张正义；
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持和平。
中国人民衷心同情和尽力支持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埃及进行武装干涉的企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指出，苏伊士运河问题是殖民主义与反建民主义斗争的问题，不是埃及一国的问题而是所有受殖民主义灾害的国家的共同问题，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加入这个斗争的问题。
陈叔通对埃及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并且谴责英、法、美三国对埃及施加经济压力和武力威胁，企图以“使用国协会”计划来达到殖民主义的阴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他的讲话中指出，英、法、美三国如果敢于轻举妄动进行军事侵略，等待它们的将是头破血流、彻底惨败的结局。
罗隆基说，我们中国六万万人民应该用尽一切可能，用我们的物质力量，并且随时准备用志愿的具体行动来支持埃及人民这个正义的斗争。
埃及人民、整个阿拉伯民族、整个亚非的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力量，必定能够击败英、法、美三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使他们彻底失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说，六亿中国人民正密切注意由于帝国主义挑衅而在苏伊士运河地区造成的严重局势。
他警告帝国主义者在挥舞刀枪的时候，应该记取朝鲜战争、越南、马来亚和阿尔及利亚的教训。
他特别指出英法两国政府应该知道为别人火中取栗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说，殖民主义者认为苏伊士运河是一个重要环节，因而死不放松罪恶血手，要对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借以示威。
他说，战争威胁吓不倒埃及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埃及人民已经宣示了自己不惜一切牺牲的重大的决心。
他说，战争胜负不取决于武力强弱和大小，而取决于战争是否正义，取决于广大人民的不屈不挠的要求独立自由的坚强意志，用威胁、屠杀镇压殖民地人民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卫立煌说，英、法、美企图建立“使用国协会”，和英、法两国在塞浦路斯集结军队进行武装挑衅的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
他说，正在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
他警告帝国主义者，“头脑应该清醒些、冷静点。”
他说：“我是学步兵的，如果有必要愿作一个志愿老兵去支援埃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说，英、法两国和它们的亲密伙伴美国对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用尽一切卑鄙、无赖、下流、可笑的手段，想挽救那不可挽救的东西。
他们在无法可想无计可施的时候，还是不会死心的。
中国有句俗话：“不到黄河心不死”，这些帝国主义者可以说是“到了黄河心还不死”。
不过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坚决地站在埃及一边。
那么，就是有人一定要甘冒不韪铤而走险，那也不过是一种“自寻短见”的作法而已。
他说：“我们只能劝人不上吊，不过假如他一定要上，你又有甚么办法呢！”
鲍尔汉说：
如果帝国主义掀起侵略战争，他将带着两个孩子去参加埃及人民的斗争。
新近由埃及回国的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团长、中国赴埃及文化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鲍尔汉说，我在埃及看到了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领导下实现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时，表现了不可动摇的空前团结。
他说，埃及人民是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武力的，苏伊士运河问题只有通过和平协商才能解决。
鲍尔汉表示，一旦帝国主义真正掀起侵略埃及的战争，他将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去为埃及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在会上发言，她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同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采取的严正立场。
中国人民一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埃及人民这个正义的斗争，就像全世界人民支持我们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一样。
新近从埃及回国的王光英在会上介绍了他在埃及二十多天中亲眼看到的埃及人民上下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无比热情，他说，曾经以十二万人的白骨建设起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人民是决不容许任何人侵犯他们的主权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铭枢在发言中指出，英、法如果没有美国的撑腰，是不敢继续坚持其违背正义和侵犯他国主权的狂妄企图的，而美国之所以为它们撑腰，就是为了乘机攫取英、法在中东殖民的地位而代之。
陈铭枢说，不论事情的演变怎样，或者是急转直下胜利归于埃及，或者旷日持久地把问题拖下去，可以断言，英、法、美的阴谋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胡耀邦说：
中国青年一定会同世界人民一起，把战争制造者埋到坟墓中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发言说，解放了的中国青年对这样两件事有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勇气，一件是建设祖国，一件是反对殖民主义。
周总理所说的中国人民全力支持埃及人民的声明，完全表达了中国青年的愿望。
我们中国青年绝不希望战争。
但帝国主义硬要自找灭亡，那么，已经经过战争充分考验了的中国青年，一定会勇敢地毫无保留地同全世界人民和青年一起，把战争的制造者埋到坟墓中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昆仑还在会上作了一首诗，表示对埃及人民维护主权独立斗争的支持。
这首诗说：“苏伊河浪怒滔天，举世谁能隔岸观，曲尺笔锋齐抖擞，争随郭老驾征帆。”
版面：头版
新华社20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日下午二时继续开会。
陈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今天的大会发言中谈到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可以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的意见，引起了到会代表和外宾们的极大兴趣。
陈云说，这种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
它的出现，是为了改变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措施和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局部的、暂时的错误而产生的结果。
陈云说今后应当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
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
必须取消市场管理办法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
必须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
以及适当变更对某些生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
今天在大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第二书记）。
他说，首都正在从一个消费的城市逐步变成为生产的城市。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产业工人总数比1949年初增加了四倍，城市建设也以巨大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高等学校已由十五所增加到三十四所。
他的发言，着重对首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问题发表了意见。
全体代表热烈欢迎兄弟党的代表致词。
兄弟党的代表们在全场起立鼓掌声中先后走上讲台。
当他们致词结束的时候，全场又起立，为他们的洋溢着无产阶级的国际友谊的讲话而热烈鼓掌。
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波立特同志致词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英国劳动人民始终对中国人民怀着热烈的友好感情。
绝大多数英国人民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波立特同志指出，这样的时刻终将到来，那时英国人民将作出决定：结束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并且沿着英国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波立特说：“我们相信这样的一天已经不远了。”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伊巴露丽同志的致词不断地被代表们的掌声所打断。
她说，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在战略上处在亚欧两洲的两端，相距数千公里，但是遥远的距离并不妨碍中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之间，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负和共同的思想。
伊巴露丽同志说，今天中国正在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西班牙人民还继续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继续着争取西班牙民主的斗争。
当她以宏亮的声音说到“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街道上也将要举行庆祝大会”的时候，全场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巴西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向大会宣读了由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同志签署的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
贺词表达了巴西共产党和巴西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珍贵的友谊。
当他读到“在我们领导我国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独立和巴西的进步的斗争中，我们深深感觉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生活中起着进步的作用”的时候，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雷曼同志在致词中讲到反击阿登纳政府迫害德国共产党的时候，表现了坚强的信心。
他说，德国帝国主义曾经多次企图击败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历史证明，在这战场上被击败的总是帝国主义者。
阿登纳和他的法西斯将军们，将像过去希特勒尽管用血腥恐怖手段也没有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一样，也同样不会达到目的的。
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雷曼同志说，“全世界都看得见，我们在西德进行我们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
并且同时也对反动势力显示得清清楚楚，不受惩罚地在国内国外推行其侵略政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全体代表一再地热烈鼓掌，对德国共产党人和德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示敬意。
张国华（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接着发言，他说，社会改革问题目前已经成为西藏各阶层普遍关心的问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对于改革采取了肯定态度，但是由于进行改革必须具备的条件目前还不是完全具备，因此改革的开始还需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后。
张国华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我们的工作是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巩固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发展党员、团员，实现区域自治，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在逐步做到自治机关民主化，为社会改革准备条件。
柯庆施（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发言中说，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家已成为国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工作人员，这些企业中的党员干部和职工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处于既是共事关系，又是阶级关系的复杂情况之中。
他指出：由于全行业合营的胜利，在一部分干部中产生了万事大吉的想法，忘记了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在更多的一些人中，长期存在的“左”的情绪仍然在起着作用。
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中也存在着以为全行业已经合营，今后再无须进行改造了的片面看法。
柯庆施说，为了取得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胜利，党必须大大加强思想工作，继续开展与一切违反党的政策的“左”右倾思想的斗争。
宋任穷（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在发言中着重谈到党的集体领导问题。
他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增产运动为例，说明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的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他说，集体领导的实质是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应用，决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集体领导的形式，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宋任穷又指出有些地方发生把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对立起来的偏向。
因此向全体党员反复地阐明集体领导的原则，仍然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阿尔瓦雷斯同志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仅将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也将又一次大大地推进各国人民间最大最广泛的友谊。
这一切对于和平运动，对于全世界男男女女为避免战争的恐怖并争取裁减军备和各国人民间的和平谅解而斗争的运动将是一个巨大的支援。
他说，“阿根廷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要过自由、独立、进步与和平的生活，并且正在为它而斗争着。”
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会执行主席赖若愚宣读了由主席阿默德、总书记陈平署名的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贺信中说，中国人民的成就鼓舞了各国人民更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马来亚各族人民正在继续为恢复国内和平而进行不挠的斗争。
他们热切地希望各国人民在为恢复马来亚和平方面给予同情和支持。
他们也欢迎国际各种有益于恢复马来亚和平的善意的调停。
贺信指出，如果马来亚和平得以恢复，不但是马来亚各族人民的幸事，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代表们对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范穆克尔克同志说，新中国在比利时享有很大的威望，这不仅由于新中国有辽阔的疆土和六亿人口，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在新的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它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
他的话受到了代表们的鼓掌欢迎。
执行主席赖若愚宣读了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贺信中说，“缅甸和中国从古以来就是亲密友善的邻邦，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制定使中缅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当赖若愚读到“这次大会将为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一步，并将继续发展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陶铸（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发言中说，今年广东省虽然发生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是农业增产13％的计划还是有把握可以完成。
他认为，广东省农业生产最主要的问题是：适应亚热带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多发展一些经济作物，使能地尽其利；
和适应全年无霜期、农作物四季都可以生长的特点，增加复种指数，逐步作到一年三熟，以充分利用土地。
彭青（河北省妇女联合会主任）、周冠五（石景山钢铁厂厂长）、唐麟（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宋致和（中共河南省委员会财经贸易部部长）分别就发展女党员、钢铁工业的发展、反对文牍主义和改进农村工商业的税收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今天十位代表在发言中，一致同意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三个报告。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刘伯承、王稼祥、刘澜涛、陈少敏、陈伯达、乌兰夫、罗瑞卿、赖若愚、谭政。
大会在下午六时五十分结束，明日大会休会一天，二十二日继续开会。
作者：周恩来/刘东鳌
版面：头版
主席，各位委员：
最近，由于英、法、美三国进一步对埃及进行威胁和挑衅，苏伊士运河的局势已经更加复杂化和严重化了。
国务院认为有必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苏伊士运河问题最近的发展，并且说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苏伊士运河问题包括两个方面，那就是，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不可侵犯的主权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
这两个方面尽管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绝不可以混为一谈。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个埃及公司，受埃及法律和习惯的管辖。
因此，埃及完全有权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这是埃及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采取的正义行动。
至于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1988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约早已作出了规定。
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后，不仅一再声明，并且用事实证明，埃及政府保证了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
埃及政府甚至还建议召开由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来审查君士坦丁堡公约，并且考虑由所有这些国家缔结一个协定来重新肯定和保证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
埃及政府对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所采取的态度，都是完全正确的，无可指责的。
中国政府完全支持埃及政府的这种态度。
但是英、法两国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他们故意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问题同这条运河的航行自由问题混淆起来，企图以运河航行自由受到威胁为借口，来维持他们的殖民主义特权。
他们在口头上承认或者不敢否认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但是实际上却用经济压力和武力威胁，甚至用冒险的挑衅计划，企图迫使埃及放弃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或者强行夺取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
他们口口声声说关心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但是实际上却拒绝同埃及进行任何和平协商，甚至用强迫苏伊士运河公司外籍技术人员离职的手段，同时故意调遣大批船只要求通过苏伊士运河，阴谋破坏运河的航行自由。
美国虽然有时也高谈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却支持英、法两国进行武力威胁和侵犯埃及主权的行动，并且为了它自己在中东进行扩张的目的，一直在利用和加强英、法的这种行动。
正是英、法、美三国的这些行动，造成了并且加剧了苏伊士运河局势的紧张。
大家知道，英、法、美三国在他们片面决定召开的8月伦敦会议中，坚持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的方案，也就是所谓杜勒斯方案。
这个方案暴露了他们召开伦敦会议不是为了在尊重埃及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而是要利用这个会议来实现侵犯埃及主权的目的。
这样的方案，不仅不能导致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只能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起来。
为了使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大门不致关闭，印度、苏联、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等国做了很大的努力。
印度并且提出了一个尊重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和足以保证运河航行自由的方案。
这个方案得到了苏联、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的支持。
但是西方国家拒绝了这个方案。
这样，伦敦会议就在不能达到一致协议的情况下宣告结束。
我国政府对于伦敦会议的态度，已经在8月15日的声明和9月17日给埃及政府的照会中做了明确的表示。
伦敦会议结束后，支持杜勒斯方案的国家派遣了一个五国委员会到开罗去，企图把这个方案强加在埃及政府身上。
与此同时，已经失去了任何合法地位的前苏伊士运河公司公开声明，如果埃及不能同五国委员会就建立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的机构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就将下令撤回所有非埃及籍的领航人员和其他职员，而英、法两国更在美国支持下加紧侵略性的军事准备，在邻近埃及的塞浦路斯岛结集了大批军队。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和平协商的埃及政府仍然善意地接待了五国委员会，并且耐心地听取了他们对杜勒斯方案的解释。
不管作怎样的解释，杜勒斯方案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要从埃及手中夺走苏伊士运河。
埃及纳赛尔总统在1956年9月9日给五国委员会的信中严正地指出：“很难想像有比这个行动更大的对埃及人民的挑衅。
这种性质的行动不仅是自取失败的，同时也是具有引起冲突、误解和不断纠纷的性质的行动。
换句话说，这将不是纠纷的结束，而是纠纷的开始。”
因此，埃及政府不能接受杜勒斯的方案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埃及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它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
9月10日，埃及政府在给各国政府的照会中，建议立即采取步骤组织一个足以代表使用苏伊士运河各国的不同意见的谈判机构，以便用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有关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在9月17日给埃及政府的照会中，热烈地支持埃及政府的这一建议。
根据埃及方面的消息，现在已经有二十几个国家表示了支持埃及政府的这一建议。
同埃及这种坚持不懈地寻求和平解决的态度相反，英国政府在9月12日宣布，英、法、美三国将组成一个所谓“运河使用国协会”，企图公然剥夺埃及的神圣主权，强行管理苏伊士运河。
接着，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多数非埃及籍的技术人员就在英、法威逼利诱下宣布集体离职。
现在，英、法、美三国正在伦敦召开会议，对这个强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冒险计划进行具体商谈。
印度尼赫鲁总理9月13日在印度人民院发表的声明中公正地指出，英、法、美三国政府“打算采取的行动，不是协议、合作和同意的结果，而是要片面地采取的，因此具有强加的、决定的性质”。
他说，这种“不得埃及政府的同意和合作就对运河实行管理的步骤是有意要给和平途径造成极大的困难，并且这种步骤还包含着引起冲突的严重危险”。
苏联政府在9月15日的声明中强烈地谴责了英、法、美三国的挑衅计划是要“人为地制造事件，以作为采取武力反对埃及的借口”，因此，苏联向英、法、美三国提出了应有的警告。
印度和苏联都坚决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道路谋求运河航行自由问题的解决。
这无疑是符合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的。
英、法、美三国企图强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计划是彻底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正如埃及政府在9月17日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照会中所指出的，这个计划是要在联合国的一个自主的会员国的领土上，不经该国的同意，设立一个拥有自封的权限的组织。
要实现这样一个侵犯埃及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计划，显然就意味着对埃及使用武力。
这不仅将是对埃及的侵略，而且也严重地威胁国际的和平和安全。
一切真正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都不能不担负起积极制止这种严重局势进一步发展的义务。
英、法两国在美国支持下企图侵犯埃及的主权和尊严的武装干涉计划，不仅是对埃及人民的严重挑衅，而且也是对所有阿拉伯国家、亚非国家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挑衅。
帝国主义者显然忘记了，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壮大、民族独立国家取得许多胜利和世界和平力量有了空前发展的新时代。
如果英、法两国在美国支持下继续一意孤行，胆敢对埃及实行战争挑衅，那末可以断言，英勇的埃及人民在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必将能够使侵略者遭到沉重的打击。
目前参加伦敦会议的许多国家已经表示不愿意参预对埃及使用武力的计划。
有些国家还强调，他们参加会议并不等于已经同意英、法、美三国组织所谓“运河使用国协会”的计划。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提醒应邀参加伦敦会议的国家，严防掉进英、法、美三国为了侵犯埃及主权和阴谋破坏运河的航行自由而设置的这一种或者那一种的陷井。
很显然，没有美国的支持，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把这个强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冒险计划付之实施的。
但是如果英、法两国以为有了美国这样的支持就可以保持住他们在中东的殖民利益，那末他们就错了。
在一个对于所有帝国主义侵略者不可能有任何出路的战争冒险中，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首先要乘机夺取英、法在中东的殖民利益，正像它在南越所做的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将得不到任何好处，最后，只能失去他们现在还有的一切。
中国和埃及同其他二十七个亚非国家一起曾经在万隆会议上一致宣布，殖民主义的祸害应该迅速根除。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
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
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一起坚决地站在埃及人民这一边。
埃及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斗争中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中国政府坚决主张在尊重埃及的主权和尊严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就埃及而言，和平协商的大门是敞开着的。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破坏运河航运的战争挑衅计划。
如果英、法、美三国真正关心运河的航行自由，他们就应该悬崖勒马，放弃他们强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回到和平协商的道路上来，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
周恩来总理作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
新华社记者 刘东熬摄
我们代表团怀着自豪和荣幸的心情代表英国共产党向大会表达我们热烈的、兄弟的祝贺。
你们的代表大会将会把一系列的划时代的成就记载下来，这些成就不仅改变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见面时所处的崭新的世界形势的形成也有贡献。
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建立了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向着社会主义迅速前进。
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确实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世界上有一些愚蠢和盲目的人想无视事实和否认现实。
他们装作好像中国革命并没有发生过。
他们妄想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他们幻想他们能够把帝国主义的枷锁再一次套在中国人民的身上。
对于这种人——在英国也有少数这样一些人——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不配称为真正的政治家。
他们对人民的偏见和憎恨蒙蔽了他们，使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
这些反动分子是有的，但是他们越来越不得人心。
世界上亿万普通人民，包括英国的劳动人民在内，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把中国人民的胜利看作一件值得欢呼庆贺的事情。
英国的劳动人民始终对中国人民怀着热烈的友好的感情。
当中国工人抵抗外国压迫者和国内反动派的进攻的时候，英国劳工运动曾屡次表示支持和声援。
你们许多人都知道我们的老同志汤姆·曼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知道他在二十年代为英中友谊的事业所作的工作。
今天，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国际紧张局势已经有了缓和，但是严重的危险仍旧威胁着世界和平。
这种危险是特别由于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态度所引起的，他们反对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竭力要用武力来阻止他们前进。
英国和法国对苏伊士运河问题所抱的态度，就是这样的用意。
这也说明了，英帝国主义在塞浦路斯的政策为什么那样野蛮和残忍。
在法尼亚，殖民主义者屠杀了成千的非洲人，并把成万的人关进监牢。
在马来亚，他们对马来亚人民犯下了骇人的罪行。
猎取人头的达亚克人、化学武器和炸弹，都被他们用来阻止马来亚人民取得起码的工会权利和民主权利。
英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反对保守党政府由于埃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对埃及所采取的好战政策的。
我们相信，英国人民决不会支持对埃及人民使用武力的任何措施。
正如英国人民有权利把他们的资源收归国有一样，埃及人民也有同样的权利。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埃及将遭到他们在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所遭到的同样的命运。
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一切摆脱了帝国主义枷锁的国家的和平发展，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全世界各殖民地的人民赢得民族解放和独立。
我们相信，这种继续实行殖民压迫政策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种企图不仅违反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而且首先违反了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牺牲性命的是劳动人民，这些战争使得赋税加重，生活水平降低，这后果也都由他们承担，而大垄断资本家却从殖民地剥削中取得了利润。
英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
他们需要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
我们自己的民族独立是和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联系着的。
因为，由于英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政策，在英国自己的土地上也驻扎了美国的军队和飞机，英国的政策大大地受到美帝国主义者态度的影响。
这表现在英国政府没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入联合国出过任何力气，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入联合国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所支持的要求。
这表现在英国政府接受了美国所策动的禁止东西方贸易的措施，这严重地妨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目前英国汽车工业等一些工业经济困难的原因。
我们反对保守党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这些政策给英国人民造成了日益加深的困难——物价上涨，工资不让增加，房租加高，社会服务事业减少。
我们正在努力团结整个的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为反对保守党和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
英国的劳工运动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强有力的劳工运动。
只要有了团结和正确的政策，它就可以用它的力量打败保守党并且向社会主义迈进。
我们为中国人民的辉煌胜利而欢呼，这也是因为我们抱着从社会主义先驱者们继承下来的这个社会主义目标。
一九一七年苏维埃国家诞生了。
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工人和农民的灯塔和鼓舞力量，使他们确信社会主义是能够建设起来的，而且证明它比资本主义优越。
现在同苏联在一起的，又有了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
这些国家正怀着希望和信心走向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它们是和平的最有力的保卫者。
它们所采取的政策符合全体进步人类的利益。
英国人民总有一天也会作出决定：结束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并沿着英国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天已经不远了。
为了使这一天早日来临，我们在英国的人将尽一切力量来改进和加强我们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工人日报”，作为工人阶级团结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我们知道你们的代表大会将更进一步鼓舞和引导伟大的中国人民走向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因此，我们从心坎里，怀着热烈的、真挚的、同志的感情祝贺这次代表大会。
和平和英中人民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亲爱的同志们！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向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战斗的敬礼。
我们通过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向工人阶级和农民致敬，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全体中国人民致敬。
德国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夺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不到十年，他们又来准备新的复仇战争。
德国的军国主义分子被美国帝国主义选中来充当反对欧洲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宪兵。
因此，德国的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军官们又获得武器，德国的青年们又要当炮灰。
在重新武装的过程中，人民仅有的一点民主权利不断缩小，舆论备受压制，和平、民主和国际友谊的斗士遭到威胁和逮捕。
禁止德国共产党，更是在联邦共和国计划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又一步骤。
德国帝国主义者效法希特勒的榜样，用疯狂的沙文主义的迫害手段，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迫害手段，打着肮脏的反共旗子，以准备战争。
德国帝国主义者公开宣传用小型战争占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为如他们所说，小型战争不一定马上就是世界大战。
不久以前一个法西斯将军豪辛格说：“我们一有十二个师的军队，我们就要同法国人说另一样的话了。”
同样，他们日益强烈地要求恢复一九三七年的国界。
同志们！
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阿登纳政府逐步在联邦共和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并推行挑衅的外交政策，这就说明对欧洲和平的危险的威胁是来自这些德国帝国主义分子。
但是，德国人民并没有忘记法西斯独裁的痛苦经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
因此，重新武装，首先是实行义务兵役制，禁止德国共产党，都遭到工人阶级以至广大市民阶层的拒绝和抗议。
青年广泛地拒绝实行义务兵役制。
有很多工会会员在他们的工会决议中声明反对义务兵役制。
广大的青年准备抗拒服兵役。
和平统一德国的思想，日益为联邦共和国人民所接受。
人们，首先是工人，要求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解，同一切邻邦，同苏联，同中国人民建立和平关系。
我们共产党员，对我国人民以及对一切其他国家的人民，负有重大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在工人中，在劳动人民中，在知识分子中，宣传解释德国帝国主义危害德国人民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罪恶计划，使我国人民知道他们自己在和平、民主和进步斗争中的重大责任。
德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为争取自己在联邦共和国的合法存在，为维护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为取消军国主义和约束军火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政权，为结束阿登纳的统治而斗争。
共产党拥护德国的和平统一，拥护一个民主的德意志国家。
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党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为争取同社会民主党同志联合行动并团结一切爱国人士而奋斗。
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及其阿登纳政府害怕这个伟大的人民运动，因此，我们人民的敌人禁止了我们的党。
但是，一个在工人阶级中和人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的政党是不可能扑灭的，这样的党是不可能从工人阶级和民族的生命中夺去的。
德国帝国主义就像不能消灭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一样，它不能消灭德国共产党。
德国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人民一起生活着，一起战斗着。
德国帝国主义曾经多次企图击败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历史证明，在这战场上被击败的总是帝国主义者，而工人阶级政党则日益壮大，从而社会主义日益壮大。
现在，阿登纳先生和他的法西斯将军们，就像过去希特勒尽管用血腥恐怖手段也没有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一样，也不会达到目的。
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并不是孤立的。
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兄弟姊妹们，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他们决不会撒手丢开工农政权。
不管反动分子怎样进行迫害和诽谤，他们的建设事业的光辉照耀着联邦共和国的人们。
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感到和看到世界上社会主义确定不移地比资本主义优越，并且不断地向新的胜利前进。
以苏联为首的、为人类谋幸福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一定日益壮大。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已经获得了对于我们的工作极有意义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教导传达给我们党，传达给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好和平人们。
同志们！
在禁止我们党的事件上，我们得到了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卓越的证据。
中国人民也表示了他们的义愤。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声明，对西德工人阶级和我们党在反对德国军国主义、争取民主、争取我党的合法存在的斗争中，是一巨大的援助。
全世界都看得见，我们在西德进行我们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
并且同时也对反动势力显示得清清楚楚，不受惩罚地在国内国外推行其侵略政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农民、中国人民万岁！
中德人民的友谊万岁！
伟大的列宁的党、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榜样、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万岁！
世界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万岁！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代表西班牙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并通过各位代表同志向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致敬。
在这个简短的贺词中，我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它使我们能够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将大大地有助于为争取社会正义和社会主义而从事斗争的整个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在战略上处在亚欧两洲的两端。
中国人民在东方，西班牙人民在西方。
我们相距数千公里；
但是遥远的距离并不妨碍中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之间，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负和共同的思想。
这些共同点消除了地理上的隔阂，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所有的人联合在一起。
各国的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根据本国的特点，寻找通向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我们历史的一个英勇而光荣的阶段里，同时发生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和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对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斗争。
在中国解放军的部队里唱着有关西班牙战争的歌曲，在马德里的战斗里我们的战士满腔热情地注视着光荣的中国人民军队的行动和他们的每一个胜利，我们战士庆祝这些胜利就像自己的胜利一样。
今天中国正在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西班牙人民还继续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继续着争取西班牙民主的斗争。
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街道上也将要举行庆祝大会。
中国所建设的一切，中国所实现的一切，特别是你们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坚定而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成效和必要性，——这一切对于我们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斗争，对于反对佛朗哥将军的独裁政府的斗争，将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你们不仅以列宁主义的态度阐明了这个联盟的必要性，而且在实践中证实了这个联盟是可以实现的，证实了社会的改造并不会断绝那些忠于祖国的资产阶级的生路，证实了他们在社会历史发展所要求的伟大社会改造中可以和人民在一起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事业，对于工人运动，对于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力量所给予的巨大帮助，这个帮助使他们在观察重大的民族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主观的个人观点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事业和各国人民进步的整体利益出发。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阐明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为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联盟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道路。
你们，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在代表大会上用你们的经验给我们指明了这个可能性怎么样才能实现。
你们不但给工人阶级，而且给资产阶级也指出了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
这条道路使各国人民能够避免过去注定无法避免的同类相残和苦难。
在深切地感谢你们的斗争、你们的牺牲、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帮助的时候，我向你们，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保证，西班牙共产党将根据你们的经验，根据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努力把我国一切的民族力量结成一条民主进步的牢固的战线，这个民族力量在我国争取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和人民福利、国家富强具有共同利益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万岁！
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上，我们谨代表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和阿根廷的共产党人，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它的亲爱的领袖们、向出席大会的朋友们及各兄弟党的代表同志们，表示我们最热忱的衷心的敬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谨向它和它英勇友好的人民致敬。
中国人民在光荣的共产党的指引和领导下，找到了一条能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的道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斗争的时期里，彻底地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的黑暗统治，获得了解放，并且建立了一个不断进步的人民民主的新制度。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沿着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地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的胜利的道路，无疑就是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正确运用的胜利和结果，它对我们阿根廷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榜样，这就是，你们的党有着中央委员会集体智慧的领导，同时又善于吸取了光荣苏联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
所有这一切都为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开辟了新的道路。
我们敢说，这次代表大会将在你们共和国的生活中，标志一个重要的时期，大会宝贵的决议不仅将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也将又一次大大地推进各国人民间最大最广泛的友谊。
这一切对于和平运动，对于全世界男男女女为避免战争的恐怖并争取裁减军备和各国人民间的和平谅解而斗争的运动将是一个巨大的支援。
我们阿根廷兄弟代表团的同志们能够参加你们的会议，深深地感到欣幸，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将努力体会和吸取会议的重大经验。
在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划时代的胜利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鼓舞并加强了像我国人民一样的那些在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着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的信心。
在目前国内的政治情况下，我们的党面临着一个伟大的爱国任务：把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一个广泛的全国民主统一战线内，以便战胜帝国主义、反动大资本和地主寡头政府——他们保持着我国的落后状态，剥夺了民主权利，使劳动群众生活贫困。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抵抗这种反民族的政策的情绪正在人民群众中增长着，我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要过自由、独立、进步与和平的生活，并且正在为它而斗争着。
作为这些抱负的旗手的我们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指导下，并继承了我们民族英雄们的优良遗产，正推进和组织这一解放斗争，并且正为觅致能促进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间相互了解的道路而努力，以便建立一个具有进步的社会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
我们目前提出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制止目前由反动寡头政府和帝国主义集团唆使的不断的政变和反政变，因为它们企图建立傀儡投降政府，同时希望堵塞劳动群众争取的民主和人民的出路。
但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们本国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分析是正确的：殖民体系正在崩溃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政权压迫的斗争在全世界各地——包括拉丁美洲在内——展开着。
我们阿根廷的共产党人坚持着这些斗争，并且相信，只要我们吸取各国兄弟党重大丰富的经验，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工农联盟和组织人民争取权利的斗争，加强我们在广大群众中的建党工作，我们一定也能在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在这意义上，亲爱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我们相信，你们的代表大会对我们的党和阿根廷的工人阶级来说，将是个巨大的、无可估计的帮助。
我们也相信，当我们以我国工人阶级、农人和进步群众的名义预祝你们的会议和你们的工作计划圆满成功的时候，我们是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的，因为你们的会议和工作计划是国家的强大和英勇的中国人民的幸福的基础。
伟大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进步人类的领袖、光荣的苏联万岁！
各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和平万岁！
各国共产党兄弟般的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万岁！
中国—阿根廷人民的友谊万岁！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卓越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全体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巴西共产党人和劳动者名义，并深信它也转达了大多数巴西人民的感情，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并借此表示它对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热爱和敬仰。
巴西的劳动者和所有的爱国者及民主人士怀着愉快和热诚的心情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斗争，并祝贺它在建造新世界的道路上取得的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成就。
我们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一样来庆祝，这一胜利结束了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独立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封建势力的统治的整个的一个时代的英勇斗争。
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个革命的结果，这个革命为中国人民普遍发展经济、发扬民族文化和增进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开辟了宽广的前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的七年里，向全世界显示了它的强大和伟大的生命力。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中国人民团结成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经验，我们对于在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用来建立和巩固作为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的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的方法也深表钦佩。
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七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被压迫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的强大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以强国的身份出现于国际舞台，和伟大的苏联一起，领导着由争取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力量所组成的强大阵营。
在我们领导我国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独立和巴西的进步的斗争中，我们深深感觉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一切被压迫的民族的人民生活中起着进步的作用。
因此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中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以及它在争取亚洲及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巨大意义极为重视。
为此，我们争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争取密切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要求结束至今在联合国依然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不正常现象。
我们向英勇的中国共产党致敬，也就是向中国人民的卓越成就的开创者和组织者致敬。
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新的胜利。
我们衷心地预祝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政府和光荣的中国人民，在彻底战胜敌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你们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对于正在为争取自由、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束缚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来说是个经验教训和启发力量的新的宝库。
因此巴西共产党最热切的关注着你们的工作，等待着你们的工作的结论，尤其是与我们在国内所领导的斗争有关的一切问题。
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敬！
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路易斯·卡洛斯
·普列斯特斯
亲爱的同志们！
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体党员，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但对于六亿中国人民是一椿大喜事，而且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是一椿大喜事。
今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和非洲被压迫各民族人民，时刻都在注视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中国人民所不断取得的一切成就。
他们在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从极其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从而鼓舞了各国人民更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我们的祖国——马来亚，目前还没有获得独立。
争取祖国的完全独立，这是马来亚人民和马来亚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久达八年以上的旨在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殖民战争。
这个殖民战争给马来亚各族人民带来了无限祸害。
我们的党曾经为了恢复我国的和平提出了合理的主张，并且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非常遗憾的是，马来亚当局还未识破殖民主义者的“以马来亚人打马来亚人”的阴谋，企图用军事力量来要挟我方无条件投降。
我方已经不止一次指出，这种违反人民意愿的政策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马来亚当局这种错误的政策，使遭受了八年多的殖民战争的各族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造成了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不能早日实现，马来亚独立事业因而也就遭受极大的损害。
我国各族人民现在继续在为恢复国内和平而进行不挠的斗争。
他们热切地希望各国人民在为恢复我国和平方面给予同情和支持。
他们也欢迎国际各种有益于恢复我国和平的善意的调停。
如果马来亚和平得以恢复，不但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幸事，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我国是一个民族复杂的国家，挑拨各族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来是殖民主义者执行其分而治之政策的主要手段。
因而，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真诚团结是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实现我国民族独立的决定因素。
如果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得以巩固，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地域以及所有爱国人士的反殖民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能够迅速建立起来，我国独立、民主、和平的事业也就必然能够得到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请允许我们通过你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向正在勤劳勇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中国人民表达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敬意。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穆沙·宾·阿默德
总书记：陈平
亲爱的同志们：
请允许我代表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致以比利时共产党人和我国所有热爱和平和进步的人们的兄弟般的祝贺。
比利时是一个小国，虽然它在国际事务中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影响。
比利时借它在刚果的殖民地，占有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几乎全部铀产量。
我国政府的首脑们——大富豪们，决意把这些铀用作备战的需要，比利时的大金融家在同前几届政府的合谋下，已把这笔财富交给了美国的战争贩子们。
他们用铀来制造原子弹和氢弹，他们储存这些炸弹就是为了反对全人类。
当然，我国政府首脑们的这种既定政策是与我国劳动人民的意志相抵触的。
比利时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为使铀用于全人类和平事业所作的不断的斗争，就是我国劳动人民意志的表现。
应该指出：苏联提出的有关原子能方面的建议在我国已引起巨大的反应。
我国政府已被迫对比利时和美国所缔结的条约作了若干修改，就像过去在群众的压力下政府曾被迫将兵役期限由二十四个月减至十八个月所作的一样。
但是这些修改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对比利时的控制是如此之强，某些首脑人物对国际金融家是如此卑躬屈膝，要使比利时适应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尚须进行广泛的活动。
比利时共产党一定会完成全人类所交给他们的这一任务。
同志们！
新中国在比利时享有很大的威望，这不仅由于新中国有辽阔的疆土和六亿人口，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在新的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它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
因此，比利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比利时各阶层广大人民的要求了。
在现政府中占有多数地位的比利时社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曾两次一致通过要求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动议，这一动议体现了比利时工人阶级的深切愿望。
比利时的一些财政和金融集团的首脑人物，在经济方面日益迫切的需要的推动下，也赞成承认新中国。
我们的众议院议长、比利时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卡米尔·欧斯曼斯即将来中国访问，我们深信，他所率领的议会代表团回国以后，一定会在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承认人民中国方面作最大的努力。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
无论如何，你们可以相信：一个负责的政府而其中大多数的成员要取得比利时工人阶级的支持，对迫切要求承认一个在国际事务中起极大决定作用的国家这件事情竟充耳不闻，这种情况是很快就会结束的，那怕美帝国主义者从中加以反对。
代表同志们：祝你们工作顺利，祝你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一千万名党员以及以毛泽东同志为典范的由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组成的党中央万岁！
以实现人类幸福和自由为共同目的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以尊敬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了贡献的党。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下解放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整个中国。
中国的解放，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最大的一次人民胜利，对于还没有得到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还正在创造性地、按照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对于那些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榜样。
今天，尽管有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世界和平事业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行的。
缅甸和中国从古以来就是亲密友善的邻邦，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制定使中缅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同意宣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相处的缅甸政府表示完全支持。
目前，缅甸内战已经进入了第九个年头。
虽然缅甸共产党为了停止内战和实现国内和平作了多次努力，但是，人民所绝不愿意的内战还在继续进行着。
我们完全相信，缅甸能够停止内战和重建国内和平。
本此信心，缅甸共产党将和人民群众一道，百折不挠地奋斗下去。
我们深深相信，这次大会将为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一步，并将继续发展和巩固世界和平。
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成功！
中国共产党万岁！
缅中友谊、团结万岁！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同意修改了的党的章程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无论在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经济都已经成为唯一重要的经济形式。
但是大量的原来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
我现在想就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所发生的问题，包括由此而来的在国营企业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们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七年，要完成这个工作，还需要几年时间，而且还要进行许多工作。
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有下列三个方面：一、对资本家方面的工作；
二、对职工方面的工作；
三、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工商业。
对于资本家方面，我们已经作了不少工作，如：规定定息的数额，对企业实行清产核资，陆继安排资方人员，逐步改进企业内部公私共事的关系等等。
对于职工方面的工作，我们提拔了一批优秀的职工担任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代表，同时，我们正在拟制工资方案，使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与当地相同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比较起来，高的不降，低的逐步提高。
但是应该说，半年多来，我们在公私合营企业职工中进行的工作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疏忽。
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是热烈拥护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他们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
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也有一部分职工还有这样的疑问：“在公私合营以后，职工的职权为什么反而降低了呢？”
“过去的资本家，今天在企业中为什么仍然有职有权呢？”
职工的这些疑问，说明了我们在职工群众中工作做得不够和工作有缺点。
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是企业所有制的一种根本改变，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改变。
这种改变，改变了公私合营企业中各个方面的关系。
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普遍实行着工人监督生产，工会对企业管理方面有很高的权力。
这种工人监督生产的办法，在公私合营以前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企业的生产和改造是有利的。
把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以后，工人阶级的任务，就应该由监督生产进一步地实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直接管理生产。
当然，国家在管理这些企业的时候，必须依靠职工群众，必须从职工群众中选拔有经验的优秀分子参加领导职务和其他的管理职务，必须健全和坚决执行企业内部各种民主管理的制度。
由工人监督生产转变到由工人和国家机关所派的公股代表一起去管理生产，对于工人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权力来说，不是降低，而是提高；
不是后退，而是前进。
资方人员今天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有职有权和公私合营以前在私营企业中的有职有权，也有了根本的差别。
公私合营以前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的有职有权，指的是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等三种权力。
公私合营以后，因为没有完全废除财产所有权，因而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仍得到一定的利息，但除此而外，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都已经不属于资本家，而属于国家的专业公司。
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有职有权，它的内容，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以前的三权，而是国家给予他们的一种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权，这不是资本家的职权，而是公务人员的职权。
我国的工商业资本家是否具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呢？
应该说，不像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一样，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
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知识，是我们所需要的。
工人阶级自己的有高度文化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今后一定会成长，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成长。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是我国文化比较高的一个阶级。
应该向全体职工说明：工人阶级不使用这批愿意为我国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不利的，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给予他们像全国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
为了使职工认识资本主义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的各个方面的变化，我们应该对职工群众进行一次广泛的解释；
继续提拔一批条件适当的职工到企业的领导职位上来；
企业的领导人员应当注意管理工作的民主化；
注意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必要的和可能的改善。
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好，那末，一部分职工的怀疑是会消除的。
上面所说的是对资本家和对职工的两个方面的工作。
现在我要说一说当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引起的关于工商业管理的一些新的有原则意义的问题。
首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过去几年中，特别是过去两年中，国家经济部门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
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是指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一）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了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的办法。
这在过去是必要的，在今后对于重要的轻工业产品也仍然是要统购包销的，但是无区别地采取这种办法，就使一部分工厂不像原来自销的时候那样关心商品的质量，因此，也妨碍了一部分工业品的质量的提高。
（二）在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办法的情况下，国营批发公司的上下之间，也不能不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
向工厂定货的工作集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不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直接向工厂进货。
因此，商业部门向工厂所定货物的品种规格减少了。
国营批发公司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就难免发生一些不合当地需要的情况，因而发生一些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的现象。
（三）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
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
因此，当着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
其次，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目前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这些错误是：（一）手工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过多地实行了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而这是不利于手工业的经营的。
因此，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发生了比自营时候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
一部分服务性的手工业在合并经营的条件下，对于居民和手工业者自己都发生了许多不便。
（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高潮中也发生了一些盲目合并的现象，同手工业的盲目合并产生了类似的问题。
（三）农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
所有这些错误，都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需要继续纠正。
为了改变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措施，和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些错误，我们现在应该采取那些措施呢？
第一个措施：我们应当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
应当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定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
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
（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这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大体恢复一九五三年冬季以前的办法。
凡属选购的商品，商业部门有权优先选购；
没有选购和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厂自销或者委托商业部门代销。
商业部门供应工厂原料的时候，不能采取好坏搭配的办法。
除某些供不应求的原料可由国家分配以外，其他原料由工厂自由选购。
上级商业批发公司不准向下面派货，下级商店可以向全国任何批发机构自由选购，也可以向工厂直接选购。
工业商业之间和商业的上下层机构之间采取这种选购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工厂关心产品的销路而提高质量，为了使商店适应顾客的需要，而不减少商品的花色品种。
这种选购办法，同样适合于许多手工业产品。
第二个措施：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
必须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
合营工厂中有一部分是应该合并和集中生产的。
但是就全国来说，大部分必须按照原来的状况或加以必要的调整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
绝大多数合营工厂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厂，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
如果把许多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就它们适应市场需要来说，不会有小工厂分散生产的时候那样灵活。
以染色布为例，在小的机器染厂里一个品种可以只染五、六十匹布，因此随时可以改变花色品种，适应人民需要。
但是大型机器染厂改变生产程序的工程大，因此每个品种至少要染三百到五百匹布。
如果我国的小工厂统统并成大工厂，那就决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
应该看到，解放以前，我国消费品的花色品种不比现在少，但是制造这些消费品的工厂，绝大部分是小工厂。
有些同志认为，把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产量就会提高，因此，他们一心一意地合并工厂。
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大工厂，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必须大规模生产的。
然而，许多日用消费品工厂，并厂以后产量的所以提高，主要地是商品品种规格减少、产品单纯的结果。
这种“合理化”不能适应人民消费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应当鼓励这种错误的合并。
手工业的制造性行业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适当合并的，但是绝大部分服务行业和许多制造行业不应该合并。
为了克服由于盲目合并、盲目地实行统一计算盈亏而来的产品单纯化、服务质量下降的缺点，必须把许多大合作社改变为小合作社，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变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
这种改变不但适合于绝大部分服务行业，而且适合于许多制造行业。
因为手工业一般地带有分散性、地方性，因此，在供销业务上，必须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
中央和省市手工业领导机关和多数行业的联合社，只能作方针政策的指导，不应该自己经营进销业务。
商业方面合并得过多的，也必须适当分散。
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
若干国营批发公司，例如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应该把所属的各行各业中许多已经改行了的原有私营批发商业人员，召集回来，在国营批发公司内部，成立分行分业的批发店，使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国营批发公司现在分工太粗、业务不精的现象，得以逐步克服。
为了适应工厂、商店、文教部门、其他机关对于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的需要，对外贸易部对于原系私商现已公私合营了的进口商行，应该按照他们过去经营和可能经营的业务，组织分行分业的进口商店。
并且召集一部分原在外籍商人洋行中经营各色各样进口商品的专业人员，来参加这些进口商店的工作。
必须改变目前几个国营进口公司过于统揽全部进口商品而业务不精、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现象。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一部分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
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
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副业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
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害于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是否可以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
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工作正在开始，工商业和农业的集体经营和分散经营正在安排。
我们必须及时地纠正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
否则，在生产方面、流通方面、为消费者服务方面已经出现的一些毛病，就会继续发展。
第三个措施：我们必须取消市场管理办法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
国家为了掌握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农产品，为了制止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过去限制私商在初级市场上的收购，这种限制是必要的。
今后，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然需要由国家转购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
但是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土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变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一起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
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小土产避免由于当地供销合作社不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而减产，可以使货畅其流。
如果大家争购而供不应求的时候，则应当在当地党政领导之下，按照各个单位需要的缓急来分配货源。
如果因为一时供过于求而各个收购单位企图压价的时候，供销合作社应该以正常价格照常收购，使农民不受压价的损失。
为了适应自由收购和自由贩运的需要，工商管理办法中今天已经不适用的部分，都必须加以改变。
银行汇款支付办法中，那种“买醋的钱不准买酱油”、汇到甲地的款不准在乙地使用的机械限制的办法，必须改变。
税务、运输、邮务机关过去为了制止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在税务方面、运输货物、邮寄商品方面的限制办法，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变，来活跃商品的交流。
第四个措施：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
一九五○年三月以来，政府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略有提高的，工农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价格是大体上稳定的。
这样的物价政策是正确的，它对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
我们对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恰当的，但是有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妨碍了生产，应该加以调整。
由加工定货改为工场购进原料、销售产品以后，工业品中收价低了的部分，也将得到调整。
目前在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
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
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
我国市场管理中的议价办法，曾经起过制止私商抬价的作用。
一九五○年三月以前，我国经过十二年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因此全国人民害怕物价波动，要求物价稳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适当的价格政策，必然不利于生产。
因此我们对于下列三种情况，不要因为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而有所恐惧。
这三种情况就是：（一）由于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的产品的价格，要适当地提高。
应该看到，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
例如本来应当使用一年的电灯泡，如果因为质量下降而只能使用三个月，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三倍。
在某些消费品有质量下降现象的今天，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
（二）消费品中的新产品，因为初制的时候成本高，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应该允许它在初销时期比之相同产品有一定程度的提价。
等到成批生产而成本降低以后，再来根据可能情况加以降价。
在现在某些消费品品种规格减少的时候，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能鼓励消费品新品种的增加。
（三）对于一部分小土产放松市场管理而改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后，在实行的初期，收价也会抬高，因而就不能不在城市中相应提高销价。
应该看到，如果不采取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政策，而继续让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那末，许多小土产会减产。
如果城市所需要的小土产供不应求，政府又不可能配售，那末，需要小土产的人，就会在市场上抬价收购，现在若干种中药材的价格猛涨，不正说明这种情况吗？
因此由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来的一部分小土产在城市销售价格方面的上涨，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上涨的程度，我们仍然是可以约束的。
这种价格上涨将促进小土产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
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不要害怕价格方面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因为减产而来的暴涨。
应该看到销售价格必须服从收购价格，只有大量增产才能保持价格的稳定。
人们会担心我国采取上述价格政策和对日用百货选购以后，物价是否还能保持稳定？
我们认为可以保持稳定。
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布匹等等，我们仍然统购统销。
允许自由采购自由贩运的小土产的全部产值不过四十亿元，采取选购办法的日用百货不过四十亿元，手工业品的选购和自销部分也不过四十亿元，所有这一百二十亿元左右的商品不过占今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四百六十亿元的四分之一略多一点，几乎四分之三的重要商品都由国家收购和销售。
而且四十亿元小土产和四十亿元准备选购的日用百货在一九五四年以前绝大部分就是由私商经营的。
四十亿元手工业产品则直到今年春季手工业合作化以前，历来就是由手工业者自由销售的。
一九五四年前，我们既然能够稳定物价，难道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和小商贩绝大部分实行了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以后，反而不能稳定物价？
我们以为决不是这样。
我们完全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
第五个措施：对某些生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
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
此外，几乎全部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
但是国家计划对这些产品规定了每年的产值，对日用百货的生产部门，规定了降低成本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利润上缴额。
所有这些规定的根据并不是确切的，绝大多数是估算的。
但是因为国家计划规定了这些项目的指标，层层下达这些指标，又因为工厂的产品是由商业部门包销的，因此，工厂的生产就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的需要，却注意不够。
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计划，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
只要企业开支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政制度，那末按年终实绩来缴纳利润，并不会造成国家的损失。
鉴于国家计划对许多工厂和商业部门不需要规定许多严格的指标，因此，除了必需的统计以外，不应该劳民伤财地去统计许多无用的数字，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统计人员。
现在这些部门有许多人员，花费劳动于作用不大的统计数字。
我们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工商业。
但是，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方针指导这些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呢？
我们不应该让消费品质量下降，商品品种规格减少，农副业产品减产，服务行业工作质量下降；
相反，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
采取上述五项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工商业。
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使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开放小土产的市场管理，不怕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改变对某些部门计划管理的方法，所有这些，是否将使我国的市场有退回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危险性呢？
决不会这样。
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一种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
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
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
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决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
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
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采取上述措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国家市场上存在着的若干问题。
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必要的经验。
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
据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9日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对美国“国际新闻社”副社长兼总经理金斯伯里·史密斯说，苏联政府为了促使苏伊士运河问题，通过谈判方式，公正和平的解决，苏联政府准备参加埃及、印度、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的政府首脑会议。
布尔加宁的这番话是他对史密斯所提的“为了防止中东的战争威胁，苏联政府是否准备立刻参加同埃及、印度、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国家首脑一级的会谈？”
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作的答复。
史密斯在给布尔加宁的电报中还问：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议，是否能够找到既能维护埃及的主权，又能保证世界上一切船只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航行自由的和平解决办法？
布尔加宁说：“毫无疑问，苏伊士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法是能够找到的。
大家知道，埃及政府已经表示准备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重新审查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和缔结关于运河航行自由的协定。
埃及的这个建议打开了和平解决苏伊士问题的道路。”
布尔加宁说，“有关运河航行自由的相应协定，终究应该在一切有关国家参加的广泛的国际会议上，通过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来达成”。
史密斯还问：“如果上述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就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达成协定，苏联政府是否愿意把这一协定提交联合国批准？”
布尔加宁说：“苏联政府不反对把这一协定提交联合国。”
对于举行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布尔加宁回答说，苏联政府准备在与会者认为适合的任何时候和任何适当的地点参加这种会谈，只要上述其余各参加者同意举行上述会谈。
他说，“会址可以是，例如，日内瓦，当然这得要瑞士政府的赞同”。
会议还要求阿拉伯各国政府准备对西方进行联合抵制，其中包括断绝对西欧的石油供应，禁止侵略者使用阿拉伯国家的基地和机场。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巴林的代表团。
据新华社伦敦20日电 由西方三国片面召集的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问题的十八国会议9月19日上午在伦敦开幕。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发言中竭力为侵犯埃及主权的“使用国协会”计划辩护，但是在会议上发言的多数国家代表却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和保留。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在开幕词里说，英国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
英国政府不能同意把运河置于一国政府或者一个人的毫无约束的管制下。
他说，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不可能妥协的。
劳埃德说，英国政府认为，关于“国际管制”运河的杜勒斯计划仍然有效，“国际管制”在法律上并不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开幕会议上向出席各国代表提出了一个建立“使用国协会”的六点计划。
六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一）十八国继续进行目前的合作。
（二）十八国继续以1956年8月23日发表的国际管制运河的联合声明作为谈判永久解决办法的基础。
（三）聘请一些协助船只通过运河的管理人员。
（四）协会应该有一个小小的管理委员会，由十八国选出来的人组成。
杜勒斯还谈到抵制苏伊士运河的长期替代办法。
在19日的上、下午的会议上，有不少的国家要求同埃及继续进行谈判，反对“使用国协会”计划，或者对这个计划采取冷淡态度。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努恩反对“使用国协会”和任何使用武力的想法，他说：“巴基斯坦坚定不移地主张和平解决，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支持含有使用武力意思的任何建议。”
他在一开头就明白表示，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出席会议并不表示巴基斯坦同意参加所谓使用国协会。
在19日下午会议上发言的各国代表当中，表示完全同意三国计划的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和西德。
埃塞俄比亚、葡萄牙和土耳其都还没有表明态度。
我国设计和制造的第一辆1—5—1大型货运机车，在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试制成功。
这辆新型机车，比我国目前铁路上普遍使用的冖ㄎ1型货运机车的牵引力大80％，每万吨公里省谋12％。
在新机车上普遍采用了机械化设备，代替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据新华社讯）
今年春季朝鲜人民进行“平南灌溉系统”第二期建设工程中，有四十五名志愿军军官和士兵，因帮助进行工程建设中成绩显著，最近分别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三级国旗勋章、二级战士荣誉勋章和功劳奖章。
在志愿军某部领导机关举行的授勋仪式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代表金昌禧宣读了常任委员会的政令。
“平南灌溉系统”是朝鲜北部一项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
今年3月，志愿军某部官兵参加了这项工程，共使用十一万四千多个劳动日，挖土二十七万四千多立方公尺，使全部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据新华社讯）
湖北省第一座橡胶工厂——公私合营黄石橡胶厂，9月17日在新兴的工矿城黄石市的青山湖畔动工兴建。
过去，湖北、湖南、河南等省都没有橡胶厂，公私合营黄石橡胶厂建成后，每年能产球鞋、力士鞋一百六十万双左右，可以就近供应湖北各地和邻近省份人民的需要。
（据新华社讯）
作者：费多洛夫斯基
据新华社20日讯 据石油工业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探明的可采石油储量，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指标。
其中只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已经探明的油储量和酒泉盆地新探明的储量，就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要得到的可采储量一倍左右。
克拉玛依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大的油田。
这个油田从去年10月第一口探井出油到现在，有二十六口探井喷出了棕褐色的原油。
最近根据伸出油田面积十几公里的另一口探井探明的资料，油田的面积又扩大了一倍。
这样，这个油田将成为世界上大油田之一。
同时，据地质专家的推断，克拉玛依油田还可能和一百公里以外的岛尔禾连在一起而成为我国第一个大油区。
柴达木盆地是另一个正在勘探的重点地区，已经发现了近百个可能储油的构造，而且这些构造成群出现，有的紧密地连在一起；
最大的构造有一千多平方公里。
现在，只盆地西部的油泉子和北部的冷湖四号两个构造，在钻探过程中就有九口探井出了原油。
此外，几年来地质人员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十多个省和自治区内，也发现了二百多个储油构造和几百处油气苗。
据各地报纸报道：我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大批工厂正在依照“投资少，收益大”的原则，实行合理的扩建、改建。
这些工厂的扩建、改建工程完工之后，在支援内地建设，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将发挥显著作用。
工业潜力雄厚的上海，扩建和改建的工厂中，单是机电工厂即有六十五个。
其中有专门制造农业机械、小型发电设备的；
有专门制造汽车和拖拉机配件的；
有制造石油机械和各种机床铸件的。
预计这些工厂明年投入生产后，总产值将比去年增加61％。
天津市最近有四十多个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工厂追加了投资，以便增加和调整生产设备，扩建和改建厂房。
这些工厂经过扩建和改建，今年就可以生产D.S.D酸、氯化乙烷、荧光粉等新产品。
塘沽区利用闲置已久的大沽船坞和塘沽机器厂的设备改建成的一个造船厂，今明两年内即可制造出八十二艘内河拖轮。
原料丰富的广东省，今年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工厂，共有一百九十九个。
其中有十四个制糖厂，四个油厂，四十二个农业机械、农药在化学肥料厂，三十个大小发电厂，此外还有罐头厂、香茅油厂和藿香油厂。
福建省今年准备新建和改建的糖厂和油厂达六十六个。
据该省工业厅估计，这些工厂绝大部分在今年年底可以投入生产。
其中四十个中小型糖厂明年全部投入生产后，产量将比今年增加十七倍。
辽东半岛上的重要工业城市旅大市，今年有四十五个工厂实行改建、扩建。
其中已有二百八十项工程完工投入生产。
扩建后的大连机车制造厂完工后，能比现在多生产出三倍的机车。
大连碱厂修建的小淡液塔工程仅花了一万一千元，而这个工程投入生产后，不到三个半月就赚回了比原投资多三十倍的利润。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同意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中央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
我想就党领导人民民主法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大会提供一些意见。
同志们，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机构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意志，是我们国家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大家知道，在过去国内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制定了许多代表人民意志和符合革命利益的政策法令。
尽管它们在形式上较为简单，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但是它们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革命专业的发展。
不仅如此，它们并且是我们现在人民民主法制的萌芽。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我国人民胜利地结束了抗日战争，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们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联合各民主党派为谋求组成民主联合政府进行了各种努力。
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想独占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扩大它的独裁统治，终于撕毁了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对一切民主力量进行了凶暴的政治压迫，对各个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解放战争，号召全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这时期，我们党提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并且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和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等各项纲领；
各个解放区人民政府，依据这些纲领，又发布了许多较系统的法规；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们党发表了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提出的惩办战犯和废除伪宪法伪法统等八项条件的声明：一九四九年二月我们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这些都给我们人民民主法制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九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商定召开了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共同纲领，实质上就是我们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的政治纲领。
它是我国的临时宪法。
建国初期的一切法制都是以它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建立了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展了全国范国内的法制建设，先后制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组织通则，制定了工会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以及有关劳动保护、民族区域自治和公私企业管理等法律、法令。
在这期间，党领导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
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中，国家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
这两个条例，现在看来虽然不尽完善，但就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作斗争的意义来说，是我们国家锐利的武器。
所有这些法律、法令，对于维护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巩固民族团结，特别是摧毁一切旧制度，保障各种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胜利，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期还存在着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行政委员会），它们在共同纲领的统一原则下，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
这些单行法规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对当地当时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撤销了各大行政区的建制，法制建设也就更加集中统一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是共同纲领的发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
它体现了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明确地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步骤。
从此，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家喻户晓的行动指南。
我国法制建设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依据宪法，重新制定了一些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各项重要法律、法令。
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涨的情势下，国家先后制定了初级和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还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及有关公私合营企业定股定息和清产核资等办法，更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根本性质的改变，保障了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从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十一年间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党在这短时期内正确领导了这两个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是非常伟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的生动事实，极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是最有效率的和最巩固的：我们人民民主政权是属于世界上最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类型。
人民在这个政权下，不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自由，尤其是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自由，有反对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的自由，有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自由，有肃清社会前进道路上障碍物的自由，有随着生产发展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自由等等。
像这类极广泛的自由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绝对享受不到的。
我国人民应当享受的一切自由，通过人民民主法制获得了切实的保证。
显而易见，我国能够彻底胜利地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迅速有效地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法制发挥的力量是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人民民主法制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在摧毁旧法制的斗争中产生的。
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曲折的革命道路，深知旧法制是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一套很精巧的机器，所以在全国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法制和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曾经领导人民进行了摧毁旧法制的斗争，并且在一九五二年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严格地批判了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划清了新旧法制的界限。
很明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民民主法制，是真正表现人民意志的和为人民服务的法制。
我们人民民主法制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适应着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建国之初，有人因为我国法制不完备，以为废除旧六法后没有立即制定新六法，就说“司法司法，所司何法”。
我们曾批判了这种“为法制而建设法制”的观点。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基本的人民民主法制的事实；
他们尤其不理解革命胜利初期，为了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我们党和政府必须发动人民群众的直接斗争，而这种斗争的主要任务，正如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阐明的那样，是要彻底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
随着这种斗争的胜利，人民在保护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也就会创造自己的法制。
所以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不能过早过死地主观地规定一套，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地由简而繁地发展和完备起来。
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提出的许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和要求的政策、纲领，有些虽然因客观情况还不能立即定型化为具体的完备的法律条文，但是，实质上都起了法律的作用。
我们的法制有效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且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人民民主法制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人民斗争的经验和贯彻了群众路线。
我国许多重要法律、法令，都是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初稿，同民主党派商谈，逐渐形成草案，经过国家机关讨论修改以后，有的仍以草案形式发交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一直到县乡，发动广泛的群众讨论；
有的还经过一定时期的试行，再由国家立法机关审议通过，才成为正式的法律、法令。
正由于我们的法制是这样地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所以它也就无隔阂地反映了人民的意见。
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还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和国际上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经验。
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还有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特点；
它照顾了各兄弟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在不抵触宪法的原则下，各自治区完全可以制定符合于他们意志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总结我们党领导的法制工作的经验，对于今后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巩固人民民主制度、保障社会秩序、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等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开国七年来，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法制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
如上所述，我们不仅已经有了国家根本法——宪法，而且有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法令和其他各项法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
同时，我们也还有许多法规，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惩治贪污条例、农业税法、工商业税法和私营企业条例，以及政府有些部门的组织条例等，由于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应该修改的还没有修改，应该重新制定的还没有重新制定。
法制不完备的状态，在新建的国家内是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时候的。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设想，一下子就能够把国家的一切法制都完备地建立起来。
这样想是不实际的。
但是，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
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服，也还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
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会议的次数，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中都有明文规定。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年来是严格地按照规定召开了会议，各省、市和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一般也是按照规定召开会议的。
经验证明，这是既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又利于更好集中的完全适合我国的制度。
可是，我们县、乡两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些地方没有依照规定按期开会，甚至有个别省人民代表大会，也有去年一年没有按期开会的。
至于不倾听代表的意见，不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撤换代表，甚至限制代表向人民代表大会反映群众呼声等违法现象，都不止一次地在某些省县范围内发生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些地方还没有建立得很好，还没有很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
但是，我们党从来是把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严格划分清楚的，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
最近有些省、市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批评了地方党委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说党委往往直接发号施令，代替了一部分地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
我认为这些检查是好的，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会减弱党对国家机关应有的政治领导。
开国以来，党领导人民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进行了数也数不清的工作，成绩是空前未有的。
但是，在不少地方或部门进行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有违法乱纪、侵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现象，甚至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
至于在同群众直接有关的工作上，更经常发现有脱离群众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往往把好事办成坏事，招致群众的不满。
对于这些恶劣的现象，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不懈的斗争。
在厂矿中发生的事故，有些是由于不注意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或者忽视操作规程所造成的。
经济机关不履行合同而发生纠纷的事实，也是常有的。
这些忽视法制，违反法制的现象，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损害的。
在这里应当指出，有些地方对于违法犯罪的人犯，只注意他是否违法犯罪，而不注意严格履行法律手续的现象，还没有完全克服，例如有些司法人员有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拘捕人犯，限制被告人行使辩护和上诉的权利；
有些监所和劳动改造单位的管理人员，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违反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虐待犯人的现象也是有的。
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彻底加以肃清。
还应当指出，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直到今天还没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从法学学理上写出一册像样的阐明我国法制的书，现在有的还只是几本小册子。
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我国科学院有五十多个科学研究所，而法学研究所至今尚在商谈筹备中。
法律工作系专业性质的工作，而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还没有完全受到专门性质从业人员的应有的待遇。
不重视国家法制的人们，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由，不是说国家法制是形式，就是说国家法制大麻烦，行起来妨碍工作。
实际上这种理由是牵强的，经不起一驳的。
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制，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职能和保障人民的权利。
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从法制中才能知道作什么和怎样作是国家允许的或不允许的。
因此，我们依照法制进行工作，只会把工作作得好些、顺利些，不会作得坏些、不顺利些。
无可置疑的，我们人民民主法制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没有地方各级党委和党员同志对法制的尊重和正确运用，法制的作用是显现不出来的。
党中央对国家法制历来就是重视的。
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服务的同志绝大多数也都知道应该重视国家法制，在工作中因为正确地运用法制而获得的成绩也是很大的。
这些都是事实。
但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些成绩，就把存在着的某些不重视法制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掩盖起来，而不注意它的严重性。
为什么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经常发生呢？
这有它的历史根源。
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没有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前，在被压迫得不能利用合法斗争的时候，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
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后，我们又彻底地摧毁了旧的政权机关和旧的法统。
所以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群众中有极深厚的基础，这种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可能引起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也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列宁所说：“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遗产：即群众对于一切国政之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
克服这种心理，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
然而就连苏维埃政权也须花费长久的时间和表现极大的坚毅精神才能完成任务。”
国家法制自然就是最显著地同人民切身利害有关的国政。
人民群众对于一切国政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既是千百年来国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那末，人民群众对于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同样不也是千百年来国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么？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接连发动了几次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都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成绩。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
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发生，还有它的社会根源。
我国社会各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
我们党的成员最大一部分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
当然，小资产阶级中各阶层的革命觉悟程度是有差别的。
照列宁的说法，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情况下常常表现极端的革命狂热，但不能表现出坚忍性、有组织、有纪律和坚定精神。
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对小资产阶级是容易投合的。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容易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相投合。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轻视法制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映。
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发生，既然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加以现在新干部数量很大，他们的经验较少，而我们对于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又作得很不够，所以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就更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努力设法加以清除。
也许清除这种现象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但是现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方法着手清除，而等待以后去清除，那就给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损害将会更大。
我们国家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
列宁在论到签署土地社会化法令时曾指出：“大多数人的意志，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
列宁这段话，对我们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
同志们，目前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提出，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样任务面前，党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以便进一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继续肃清反革命分子，继续同一切违法犯罪的现象作斗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
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
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
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
其一，必须有法可依。
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订出来。
这是否可能呢？
应当说是可能的。
我们如果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限期写出草案，经中央审核后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审议制定；
草案在提交立法机关之前，还要把它交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讨论，提供修改意见，草案修正后再提请立法机关审议制定。
这样办，我认为完全可能。
例如，我国刑法已有了草案初稿，刑事诉讼法的初稿也早已有了，请中央责成起草的同志将初稿中若干原则问题报经审定，我看这两个法的草案很快就可以脱稿。
至于急需修改的法规，只要督促各主管部门提出修改方案，经过法定程序加以修改，也一定会修改好的。
其二，有法必依。
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
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
当然，在法制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它的规定有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就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必要的修改、补充或变通执行的办法。
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
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那些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懂得法律，还要教育他遵守法律。
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
自然，我们要办理的国家事务是具体的、千态万状的，而法是概括的、定型的，不可能一切事务都由法来规定。
因此，依法办事，不应当作为官僚主义打官腔的借口，亦不应当钻法制不完备的空子，借口无法可依，把事情推出去不管。
法只能是办事的准绳，只有从实际出发，对事务的本身和它相关联的各方面，加以周密的分析，才能达到妥善办事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使党员同志知道国法和党纪同样是必须遵守的，不可违反的，遵守国法是遵守党纪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违反国法就是违反了党纪。
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
我们还必须把法学研究所的机构迅速建立起来；
必须改进政法学校的教学质量；
必须配好一般高等学校讲授法律课的教员。
同时，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关于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社会上培养守法的风尚。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还必须适当加强司法机关的组织，尤其是要适当加强检察机关的组织。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以检察权，但是现在的组织尚难担负这种任务，必须适当地予以加强，这就是说编制应予以足额的人员，而人员的配备要挑选较精干的。
律师制度是审判工作中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可缺少的制度。
公证制度是认证机关团体和公民法律行为的一种良好制度。
这两种制度都应该予以加速推行。
公断制度是为了有效地巩固合同纪律和计划纪律，以贯彻经济核算制，亦应该逐步建立起来。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问题列入工作议程，党委定期讨论和定期检查法制工作，都是迫切需要的。
党的监察委员会关心法制工作，认真地对党员遵守国家法制进行监督，人民民主法制进一步加强是会更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同我们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地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在这方面，我们经历了长期的丰富的革命实践，已经有了一批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
通过这次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总结经验，检查缺点，批判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我相信它在今后伟大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在为保证我们的宪法完全实施的斗争中，必将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我完全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完全拥护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我的发言想说明：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执行党在肃反斗争中的正确路线的若干经验，请同志们审查、批评和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了，帝国主义从中国大陆上被赶出去了；
另一方面，国内还有大量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帝国主义也还站在旁边窥伺着我们。
当时，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个形势有以下的估计，他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七年来我国情况的演变，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大家记得，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台湾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曾经妄图在中国人民的胜利还没有巩固下来的时候，实行里应外合，使反动统治复辟。
反革命残余势力明目张胆地向人民疯狂进攻，组织反革命的地下军和政治土匪，进行骚扰暴乱和各种破坏，刺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我国人民清楚地看到，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建设我们的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残余势力。
七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同反革命展开了紧张的、剧烈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为两次巨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一九五○年我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开始的。
党中央在一九五○年十月发布了著名的双十指示，提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领导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这一运动，集中地打击了当时还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惩办了一批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
第二次运动，是在一九五五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行将到来的时候开始的。
当时，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又有抬头之势。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反革命几个打击，使残余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
这次运动，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内部，清查出来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在社会上，又给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一次沉重的打击。
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决定性的胜利，使反革命残余势力大大地削弱下来了，他们已经陷于极端孤立和动摇分化的境地。
现在，反革命要想在中国复辟，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他们要从事破坏和捣乱，也是更加困难了。
当然，帝国主义者在今后也还会用各种方式来从事颠复活动的，他们设置庞大的特务机构，使用巨额的特务经费，都是为着这样一个罪恶的目的。
但是，只要我们彻底肃清了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更加有利得多了。
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动了全国几万万人民群众。
广大群众自己起来把反革命残余势力加以扫除，在政治上彻底解放了自己，因而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大大发挥了革命斗争和各种建设的积极性。
镇压反革命运动，清除了一批暗藏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大大缩小了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空隙，巩固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前进。
我国肃反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关键，就是有党的正确领导。
我们党在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同反革命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主要的就是：
第一，党在长期斗争中，熟悉和掌握了肃反斗争的规律，因而保证了对斗争的正确指导。
肃反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着敌人的一切破坏和可疑征象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容易麻木不仁，缺乏警惕，使自己对于反革命的阴谋破坏处于没有准备的状态。
而在一旦发生反革命的破坏，或者反革命破坏的可疑征象已经出现的时候，因为没有准备，又容易惊惶失措，感到特务如麻，草木皆兵，往往把某些类似反动言论、行动的思想错误或工作错误，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混同起来，因而夸大了敌人。
同时，在麻痹情绪严重的地方，一旦发动了斗争，就容易发生过火行动，而在纠正了过火行动以后，麻痹情绪又容易重新抬头。
在群众性的肃反斗争中，这种变化的转换，有时是很快的。
肃反斗争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规律，并不奇怪。
这是由于同我们做斗争的是暗藏的敌人。
他们隐蔽在各个角落和各个方面，用狡猾的卑鄙的两面派的手法，偷偷摸摸地进行破坏活动。
这种破坏活动又常常是出人意料的袭击。
正是因为这样，就使我们在敌情认识上，容易被一时的假象所蒙蔽，容易发生主观性和片面性。
有时把坏人当成了好人，有时又把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好人怀疑成坏人。
在这样复杂的斗争中，要及时正确地判断迅速变化着的情况，要立即分清所有的好人和坏人，有时确实是困难的。
这就是肃反斗争中所以容易发生右的或“左”的偏向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应该说明，尽管肃反斗争中容易发生右的或“左”的偏向，但是，这种偏向并不是不可防止的。
如果我们熟悉和掌握了肃反斗争的规律去正确地指导斗争，那末，这种偏向就是可以防止的，即使在某些地方发生了这种偏向，也能够及时加以纠正。
如果看不见这样的规律，要去指导斗争，就必然会犯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我们好几个革命根据地，因为没有经验，都犯过这样性质的错误，使革命受到过损失。
延安时期的肃反斗争，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比较熟悉了斗争的规律，因而斗争就进行得较好，在中间虽然出了若干偏向，也就很容易被纠正过来。
七年来的肃反斗争，我们党有了更丰富的经验，更熟悉了斗争的规律，偏向更少了，有了偏向，纠正得更加及时了，所以既能够放手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斗争，又能够保证斗争正常健康的发展，取得斗争的胜利。
因此，研究和掌握肃反斗争的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高斗争中的自觉性，避免盲目性，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预先防止或者及时纠正斗争中可能产生的右的或“左”的偏向。
这就是领导的责任，也是领导的艺术。
第二，党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以及对肃反斗争规律的深刻的理解，规定了肃反斗争必须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
所谓严肃，就是只要还有反革命存在，我们就必须坚决进行斗争，不把反革命彻底肃清，决不罢手。
所谓谨慎，就是在肃反斗争中必须仔细分清是非轻重，反对草率从事，在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同时，要坚决保护好人。
党在清查、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谨慎的措施。
有决定意义的措施，就是对捕杀反革命分子实行了严格的控制。
党中央历来坚持，捕反革命分子必须谨慎，杀反革命分子尤其必须谨慎。
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规定了：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
凡是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而在反革命疯狂破坏遭受严重打击以后，就立即坚持了更要少捕、少杀的方针。
党中央对于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牵涉到以下十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置，还作了特别的规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人民政府系统内、人民解放军系统内、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和归国华侨等十个方面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经过省以上领导机关严格审查才能做出处置的决定，对于罪该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只依法逮捕其中少数非捕不可的分子，对其中依法该杀的反革命分子，只杀极少数罪恶很重，民愤很大，实在非杀不可的分子。
在机关内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党中央实行了比之社会上镇压反革命运动更加谨慎的方针，并且把斗争面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以内。
在肃反斗争中，党坚持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凡是没有准备好，敌情没有调查清楚，政策没有交代明白，就一定不要轻率地发动斗争。
党还严格要求在斗争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区别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那些有错误有缺点的好人，以及那些只有反动思想没有反革命行为的人，同反革命分子混同起来。
经验证明，只有坚持了上述这些谨慎原则，才可以保证不犯或者少犯重大的错误，特别是难于挽回的错误。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对于当时的肃反斗争，再一次指出了应该坚决遵循这样的原则：“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
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这正是表明了，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坚决地肃清反革命和坚决地保护好人，是我们党在领导肃反斗争中一贯坚持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方针。
第三，党在肃反斗争中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它的具体内容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
惩办与宽大，两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偏废的。
这个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反革命分子的各种具体情况而提出的，是根据我党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提出的。
我国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反革命分子中的骨干分子。
他们占有相当数目。
这类分子的罪恶和民愤很大，是反革命残余势力中的死硬派。
直到现在，还有少数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一类是反革命分子中的一般分子。
他们占有多数，这类分子，有罪恶，但不很严重；
进行反革命活动，但不很坚决，是反革命残余势力中的动摇派。
当着我们对反革命骨干分子的嚣张活动镇压不力的时候，他们就积极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以至犯更多更大的罪行；
但是当着人民起来，给了坚决反革命分子以严厉打击的时候，他们便动摇起来，只要我们实行正确的政策；
他们中间的一大批人，便有可能向我们坦白自首。
一类是反革命分子中的胁从分子。
他们也占有相当数目。
这类分子被迫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或者偶尔参加了某些反革命破坏活动，罪恶比较轻微，而且是不愿意或者不完全愿意当反革命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坚持了惩办少数与改造多数的原则。
这就是说：对于那些历史上罪恶很大、民愤很大、拒不坦白交代，或者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在必须依法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中，除了对于极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分子，依法判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绝大多数的反革命分子，都实行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的政策。
在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中，对于那些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或者虽然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但是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给他们以最后的悔改机会。
对于那些仅有一般罪行，不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就—律不予逮捕，分别具体情节，给予管制或不予管制。
对于一切坦白交代、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即令是反革命分子中的骨干分子，一律给予从宽处置，罪该处死的可以不判死刑，立有功劳的，可以减刑或者折罪，立了大功的，给予奖励。
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一切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都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从根本上肃清反革命活动。
因此，我们对于依法判处徒刑的反革命罪犯，依照政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劳动改造。
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已经把许多罪犯，确实改造成了依靠自己劳动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的人。
我们对于那些罪行轻微不需要关押的分子，以及刑满释放的分子，也用心地向他们进行工作，并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就业，使他们在劳动和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教育和改造。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我党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五条的规定，我们对上述分子，按照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分别吸收他们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做正式社员或者后补社员，或者放入合作社内管制生产。
对于城市中的这类分子，也正在按照这样的精神，加以适当处理。
这种办法，是我国改造反革命分子政策的又一个重要的发展。
第四，肃反斗争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发动大家起来对付反革命。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对于肃反斗争和人民公安机关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
就是动员多数人来同反革命做斗争，还是只让少数人孤立地进行斗争的问题。
在肃反斗争中，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扫清了大量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没有犯大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党大胆放手地发动了群众，使肃反斗争既有了党的领导，又有了群众依靠。
肃反斗争代表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正义要求，只要党表现了有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决心，又有正确的领导，广大群众就一定敢于起来同反革命进行斗争。
同时，任何反革命分子，都隐藏在群众当中，企图利用群众的不警惕，来进行破坏活动。
只要发动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发动了处于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群众，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警惕和识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就足以照亮任何阴谋的角落，使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难于逃过群众的眼睛。
七年来的肃反斗争，无数生动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是我们战胜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力量中的最可宝贵的力量。
但是，放手发动群众，绝不等于党对斗争放松领导，把党降低到普通群众的水平，做群众的尾巴。
党是斗争的指挥者和组织者。
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绝不等于可以不要或者可以削弱专门机关的工作。
专门机关既须依靠群众，也要带领群众，成为群众斗争的骨干。
只有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才能够肃清大量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战胜任何狡猾的敌人。
党为了领导群众和取得群众支持，首先就必须让群众知道肃反斗争的意义、目的、政策和办法。
为此就必须广泛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使肃反斗争的意义和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七年的斗争证明，当着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为群众所理解所掌握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巨大无比的物质力量。
而且，掌握了政策的群众，一方面可以成为党的政策的积极执行者；
另一方面，也可以监督人民公安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为了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就必须坚决地反对公安工作中的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
孤立主义、神秘主义是一种来自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的影响，任何反动统治阶级都是压迫群众的，当然也是害怕群众、不要群众的。
我们的人民公安机关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应该是而且历来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
但是，我们也有些公安人员往往不适当地夸大了肃反斗争的一定的特殊性，忘记了群众。
他们以为肃反斗争似乎只能由少数“专门家”来做，群众是无能为力的。
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
孤立主义、神秘主义者往往用“保守秘密”作盾牌，不去实行群众路线。
其实保守秘密与依靠群众是一致的。
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就更有利于保守秘密。
孤立主义、神秘主义者，总是装腔作势，鬼鬼祟祟，自以为很守秘密，其实不但不能保守秘密，反而引起群众怀疑，脱离群众。
孤立主义、神秘主义者总是借口害怕群众“恐慌”，又害怕群众“过火”来拒绝实行群众路线。
他们常常是畏首畏尾，小手小脚。
结果，愈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愈是容易引起群众的恐慌和怀疑；
群众起来了，不敢去加以领导，就反而容易造成某些过火现象。
只有坚决抛弃孤立主义、神秘主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这些现象才可以完全避免。
第五，肃反斗争必须强调到查研究，实事求是。
调查研究，是党决定政策，进行一切工作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个真理，对任何工作来说都是重要的，对于肃反斗争尤其重要。
因为肃反斗争的对象是隐蔽的敌人，要正确地判断每一个时期敌人活动的情况，做出恰当的估计，使肃反斗争的部署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并把我们的一切措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就必须更加强调调查研究工作。
同时，如果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工作，或者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好，那就不仅难以发现隐蔽得比较深的敌人，而且即使发现了，也难以获得真凭实据，弄清问题的性质，做出适当的处理。
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完全相反的是逼供信的方法。
这就是只根据一些片面的、没有经过检验的材料，草率捕人。
捕人以后，又往往轻信犯人口供，甚至用肉刑和变相肉刑逼供，相信逼出来的口供，再去捕人。
这是主观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其结果，必然会把敌人的力量夸大化。
我们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肃反斗争中曾经犯过这种错误，吃了一些亏，但是，却取得了一条经验，这就是必须实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坚决反对逼供信。
反对逼供信，就必须绝对禁止肉刑和一切变相肉刑。
我们党历来是严格禁止刑讯逼供的，因为刑讯逼供它只能促使我们犯错误，而无助于我们战胜敌人。
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为广大人民所支持的，我们没有任何必要采用这种野蛮的错误的办法。
我们党历来强调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证据还要经过反复检验，是真凭实据，而不是假证据。
调查工作也要经过反复检查，反映问题要是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而不是主观片面的、偏听偏信的。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第六，为了保证肃反斗争的正确进行，对于人民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和群众的监督。
人民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党和国家反对内外敌人的锋利武器。
这个武器掌握使用得好，可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
掌握使用得不好，就会伤害自己，伤害人民。
因此，必须十分强调党对人民公安机关的领导作用。
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教训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曾经不正确地强调了保卫机关独立系统的垂直领导，这就使各级保卫机关失去了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因而犯了错误。
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纠正了这个错误，坚持实行了对各级人民公安机关的正确领导制度，就是把各级公安机关置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实际领导之下，军队的保卫机关，置于军队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领导监督之下，在国家系统方面也是实行双重领导而不实行公安机关的垂直领导。
在各级公安机关内部，实行党组集体领导和首长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这就使我们避免了重犯过去的错误。
党中央关于加强对人民公安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公安机关的党组，曾经有过以下各项规定：公安工作中一切方针政策性的问题，一律要报请党中央讨论和批准。
中央、省（市）委、地委和县委，对于公安工作除了经常性的讨论和检查外，每年应该专门讨论和系统检查两次，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不论任何工作，公安机关党组都不得借口工作特殊，向党保守秘密。
重大问题必须事先请示，事后报告。
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就是向党闹独立性。
人民公安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但是党对于公安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同政府对于公安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是一致的。
公安工作的一切重要问题，应该提到政府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指示或颁布相应的命令。
这样做，就可以切实地加强政府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动员群众和组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各界人士积极参加肃反斗争，有利于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监督。
人民公安机关的一切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同检察机关和法院建立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正确制度，认真服从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
人民公安机关要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种群众会议向人民报告工作，随时注意倾听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以取得广大群众的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于肃反工作的视察，起了有力的监督作用，今后应该继续加强这一工作。
人民公安机关内部还应该加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监督发挥了作用，对于保证肃反斗争和公安工作的正确进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党的监督在这几个方面的监督中又是起决定作用的。
上面列举的，就是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肃反斗争中，已经取得的主要经验。
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就是：肃反斗争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方法，严禁刑讯逼供，遵守革命法制。
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就是党在领导肃反斗争中的正确路线。
大家知道，这一条系统的完整的肃反斗争的正确路线，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审干时期，党的肃反斗争路线的发展。
早在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这就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九条方针集中地总结了当时肃反斗争的群众创造，又充分地接受了党在遵义会议以前的历史时期内肃反斗争的经验，包括失败的经验和成功的经验在内。
所以延安时期的九条方针，已经为我党领导肃反斗争建立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集中了肃反斗争的许多经验和创造，使得我们的这条路线，更加发展、更加完备了。
可以肯定地说，我国肃反斗争的胜利，就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就是党在肃反斗争中正确路线的胜利。
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公安机关在执行党的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甚至有些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
七年来的肃反斗争，我们曾经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环节上，表现有左右摇摆的现象。
在一九五○年十月以前的大半年中，全国公安机关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曾经发生过“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
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因而在若干地方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错误，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极少数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好人。
在这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以后，约在一九五四年春季到一九五五年春季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对反革命分子打击的程度，对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有相当数量的事实估计不足，因而又曾在一个短期间放松了对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打击，表现了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右倾保守思想。
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
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
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也还有些人过高估计了敌人分化瓦解的趋势，看不到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产生了新的麻痹情绪。
这些左右摇摆的现象，大多是发生在斗争形势转变的关头，说明我们掌握情况不够深入，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够稳当。
这些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时候，在具体工作中发生的，由于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密切领导，一般都及时地得到了纠正，有一些还正在检查纠正中。
党中央最近决定：对于运动中错斗、错捕、错关、错判的人，必须认真进行检查，做好甄别、平反工作，切实加以妥善处理，绝不可因为是个别的、少数人的问题，就加以忽视。
我们在执行党的政策的实际工作中，绝大多数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都是忠实的积极的，坚持了党的政策，密切联系了广大人民群众。
但是，也有少数公安机关和某些公安人员严重地存在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旧警察作风，曾经发生过违法乱纪破坏政策的错误，甚至发生过刑讯逼供的犯法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前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布鲁、陈坤，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几年来，我们对于这种坏人坏事，曾经不断地开展了斗争，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
我们在遵守法制的问题上，也还存在着缺点。
在逮捕拘留条例公布以后，有些地方捕人，还没有完全做到按照规定的时间向人民检察院办理批准逮捕的手续，有的在捕人后没有及时通知犯罪分子的家属。
在对罪犯的管理中，还有偏重生产，忽视教育的缺点，甚至个别地方还有打骂犯人虐待犯人的错误。
我们在侦察、警卫等项业务工作上，也还存在着某些形式主义、神秘主义的偏向，以致在有些地方造成了脱离群众的不良影响。
这些缺点和错误，说明我们公安机关还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同时，我们公安机关的某些干部还有极端危险的骄傲自满情绪。
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肃反斗争中的成绩，忽视党和政府对自己的领导作用，忽视各有关部门在对敌斗争中密切配合互相帮助的作用，忽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工作检查，深入实际，接触群众。
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公安人员的战斗能力。
在今后斗争中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斗争的胜利。
同志们！
现在我国阶级斗争的剧烈时期已成过去，但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还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仍然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我们的敌人经过历次的打击，已经大大削弱了，反革命分子已经大大减少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被彻底肃清。
无论在社会上或是机关内部，都还有残存的反革命分子，都还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北京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王书田，今年六月二十九日行凶杀死工人孙瑞华；
新疆奇台县医院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庄世民，六月二十八日行凶砍死新疆林业厅副厅长刘殿英同志等三人，砍伤十一人，就是两个突出的事例。
而且由于国内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反革命还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即使阶级消灭了，他们也还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隙。
加以我国的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还在不断地把特务间谍分子派入我国内地来，帝国主义的颠复活动，还在加紧地进行着。
今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福建省霞浦县破获偷渡登陆的台湾情报局“张振伦情报组”案，八月二日在浙江省温州地区破获偷渡登陆的蒋帮“括苍山行动队”案，以及今年五月十日在山东省海阳县破获的美帝国主义派遣特务案，就是证明。
因此，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可能造成的危害，仍然必须提高警惕。
今后，全国还有继续肃清社会上残余反革命分子（其中主要的是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的任务，还有在机关内部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任务，还有很大的改造反革命分子的任务。
我们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提示的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新的方针和政策，很好地执行并完成这些任务，为保卫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