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6个五年计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
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或者政治集团敢于在自己的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
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到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
他们说：
好！
世界上第1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领导人物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
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把柄了。
可是，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
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呢？
我们共产党人的党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
何况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
1921年10月间，列宁说过：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着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责难我们所建设的我国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
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或现在，确实是很多的。
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见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
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远未完善的方法。”
也不可能设想：
初期有过某些错误，就将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他的错误，而且命定地不会或多或少地再犯原来有过的错误。
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
而从10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
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又比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
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
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
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
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
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
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
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
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
这一点，也是人们所完全能够理解的。
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列宁说得很对：
“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
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
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
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
剥削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们的专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传到万世，因而用尽千方百计来折磨人民，他们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
但是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
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
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维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内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内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
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使苏联在全世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第1个坚强的堡垒。
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
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业绩。
给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出创造这种伟大业绩的道路的，是列宁。
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
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
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
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
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
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
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
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
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
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
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
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
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
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
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
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
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
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
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
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
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
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
一切都还将是这样：
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
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
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
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
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
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
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
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
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
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
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
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
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
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
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43年06月间，曾经作出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在现在说到有关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时候，提一下这个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它的一切领导人员说来，将仍然是有好处的。
这个决定写道：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长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这样的领导方法，曾经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群众路线”。
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
凡是遵守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好的或者较好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改正；
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遇到挫折。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
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
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
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
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
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
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这里必须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
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但是，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
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
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结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药，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例如斯大林曾经有过这样的公式：
在各种不同的革命时期，基本的打击方向是使那个时候的中间的社会政治力量陷于孤立。
对于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
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
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
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
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
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
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
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
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事实总是这样：
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
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
必须有这样的警惕：
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
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
在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在1927年到1936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1930年发生的，后者是在1931年至1934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
在这个时期内，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
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53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
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
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
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10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
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
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
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
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
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列宁说：
“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
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
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
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事实总是这样：
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
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
必须有这样的警惕：
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
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
在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在1927年到1936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1930年发生的，后者是在1931年至1934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
在这个时期内，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
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53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
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
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
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10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
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
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
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
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
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列宁说：
“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
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
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
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建设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人们，提前二十二天完成了三项规模巨大的建筑工程的第1季度施工计划。
现在，他们正积极采用苏联先进的“综合吊装法”施工，工程进度加快了30％左右。
这是建设中的锻工场厂房。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理事会闭幕
新华社4日讯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16届执行理事会，今天下午二时在北京闭幕。
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准备召开一次探讨原子及热核子武器危害性的国际科学会议的问题，并且就核子武器所带来的危险发表了特别声明。
会议还讨论了建立国际交换科学资料的机构；
关于促进各国科学界互相接触；
出版“科学与人类”等刊物，调查研究各国科学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便改善；
提出修改会章的意见，准备提请下届大会讨论；
以及扩大世界科学影响等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接收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三个国家的科学团体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

全国科普协会举行座谈会欢迎苏联奥巴林院士
据新华社4日讯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欢迎来中国参加世界科协会议的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奥巴林院士。
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茅以升在座谈会上宣读了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梁希对奥巴林的欢迎辞。
梁希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出席这次座谈会。
奥巴林院士接着向到会的中国科学工作者转达了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对他们的中国同行们的致意。
这位热心普及政治和科学知识的老科学家介绍了苏联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的情况。
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秘书长袁翰青向奥巴林院士介绍了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领导的情况。
他向奥巴林提出了一些关于改进科学普及工作的问题。
最后，奥巴林解答了袁翰青以及会上的其他科学普及工作者提出的许多问题，包括农业机械化知识和医学知识的宣传等。

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的演出活动结束
据新华社3日讯
第1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历时三十四天的演出活动已经在03日全部结束。
三十四天以来，参加会演的四十一个话剧团共演出了四十九个剧目。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等单位还演出了六个展览剧目。
参加观摩的人员和观众共有二十五万多人次。
目前，大会正进行演出的总结和评奖工作。
大会闭幕以后，许多话剧团将到各地巡回演出。
据新华社3日讯
从03月01日话剧会演开始，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观摩学习活动也跟着开始了。
一个多月以来，来自各地的两千多个演出人员和观摩人员，差不多每天都座谈头一天看过的戏，他们对剧本创作、表演、导演和舞台美术都认真地评论学习，演出中的缺点被及时地、尖锐地指出来；
许多优秀的表演、导演和先进工作经验被广泛地讨论着。
大会还组织了关于剧本创作、表演、舞台美术等专业座谈会。
许多老作家和戏剧家参加了这次会演的艺术评论工作。
戏剧家张光年、导演孙维世、舞台美术家刘露等分别向演出人员和观摩人员作了专题报告。
各地观摩团和演出团在会演期间还展开了频繁的经验交流活动。

周总理设宴招待各国科学家
新华社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招待参加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16届理事会和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的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理事会理事、各国观察员及工作人员。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开始的时候致词。
他说，世界科协在中国开会，使中国人民得以享受光荣。
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开始建设，需要在经济上、文化上逐步地接近和赶上许多先进国家的水平，需要得到许多先进国家科学家的帮助。
周恩来总理希望各国科学家在中国旅行期间，能为中国的科学界、教育界讲学。
他还说，中国的大门是为世界正义的科学家们敞开着的。
中国科学界人士也愿意到世界上愿意让我们去的国家访问。
他希望正义的科学家们倡导和平共处，提倡学术交流。
他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科学家愿在这个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业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世界科协副主席和执行理事会主席、英国鲍威尔教授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在中国的访问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时刻；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民的优良品德。
他说，中国人民已经在创造性地掌握社会科学上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在各个科学领域上很快赶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水平。
鲍威尔教授在讲话中还表示，世界科协将尽它的一切力量来推动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和互相访问。
出席今天宴会的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理事会理事和各国观察员是：
鲍威尔教授（英国）、奥巴林院士（苏联）、李四光教授（中国）、伍斯特博士（英国）、马列克院士（捷克）、爱德华博士（英国）、周培源教授（中国）、柏林格尔（英国）、瓦尔可博士（匈牙利）、诺瑞加德博士（丹麦）、华罗庚教授（中国）、勃拉泰诺夫教授（保加利亚）、柘植秀臣教授（日本）、达万（印度）、布特希拉乌斯基教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杰库博夫斯基（波兰）、苏特斯科夫（苏联）、比加博士（法国）、贝书尔·阿梅特博士（巴基斯坦）、米斯克候补博士（蒙古）、彼德雷杜维次嘉（阿尔巴尼亚）、奥利佛·卢素教授（罗马尼亚）、李载坤（朝鲜）、雷士·阿梅特（印度）、陈康白（中国）、涂长望（中国）、沈其益（中国）以及工作人员柏贺浦（英国）、？
麦茨（捷克）、瑞米尔女士（英国）、亨德黎女士（英国）、爱米西亚·爱伦·杨夫人（英国）、扎布罗金。
出席作陪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秘书长习仲勋，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及其他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和中国的科学家们。
宴会上，中国科学家同各国科学家亲切地交谈。
宴会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

周恩来总理电贺摩洛哥独立
新华社4日讯
周恩来总理04日打电报给摩洛哥首相西·贝凯，祝贺摩洛哥的独立。
电文如下：
西·贝凯首相阁下：
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阁下和贵国人民热烈地祝贺摩洛哥的独立。
中国人民一向同情和支持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我们相信，摩洛哥人民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建设幸福生活的事业中将获得新的成就，并且愿意看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6年04月04日于北京

周恩来总理电贺突尼斯独立
新华社4日讯
周恩来总理04日打电报给突尼斯首相塔哈尔·阿玛尔，祝贺突尼斯的独立。
电文如下：
塔哈尔·阿玛尔首相阁下：
值此突尼斯获得独立之际，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对突尼斯为争取自由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一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贵国人民长期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
我们诚挚地希望，突尼斯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建设幸福生活的事业中将获得新的成就，并且愿意看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6年04月04日于北京

国务院发布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指示
新华社4日讯
国务院在04月03日发布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指示。
指示说，1956年高等学校招生任务，比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扩大了四万人，招生人数达到十七万多人（包括应招的留苏预备生等）。
但是今年高中毕业生仅有十五万六千多人，扣除流动数以后，估计能报考高等学校的不过十四万人左右，远不敷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
为了保证今年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的胜利完成，必须尽最大可能扩大报考学生的来源。
除了应该动员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全部报考高等学校以外，还应该广泛地动员机关在职干部、小学教师、中等师范学校今年的毕业生、复员建设军人、转业军人、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工商界知识青年、停学待业知识青年和有计划地抽调在职的中级专业干部、中等专业学校今年的毕业生报考高等学校。
而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及早补习功课，提高他们的学业水平，做好对他们进行政治审查和体格检查的工作，以保证录取新生的数量和质量。
国务院在指示中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该动员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全部报考高等学校，除非经过考试未被录取，不得留作他用，更不能将未毕业学生中途调作别用。
各有关业务部门应该从所属中等专业学校今年的毕业生中选送十分之一的人数，考入高等学校。
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应该广泛动员在职干部（包括财经、农业系统的专业干部，不包括中央各部门所属厂矿和卫生系统的专业干部），报考高等学校。
凡是合乎报考条件的在职干部，只要本人自愿，就可以报考。
各单位对他们应该积极支持，给以热情帮助，不得用任何方式和任何借口加以阻拦。
各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应该从所属厂矿、企业单位中，抽调具有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或者相同程度的中级工业专业干部投考高等学校，报考的专业应该和他们所担任的工作相同或者相近，毕业以后仍返回原保送部门分配工作。
对小学教师和中等师范学校今年的毕业生，只要本人自愿，就可以报考高等师范学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该责成有关部门动员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工商界知识青年和停学待业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应该负责动员复员建设军人、转业军人报考高等学校。
华侨事务委员会应该动员归国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报考高等学校。
指示说，高等教育部、教育部、青年团中央对于帮助报考青年补习功课，已经规定了具体办法，各地应该切实执行，做好这一工作。
对于准备报考的在职人员，所在工作单位应该给以补习功课的各种便利，最重要的是保证必要的时间，至少应该使他们半脱离工作，进行温课备考。
录取入学的机关在职干部、在职的中级专业干部、小学教师、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员和工人，凡是参加革命工作满三年或者有三年以上工龄的，都可以根据高等教育部的规定享受调干学生助学金或产业工人助学金的待遇。
其他报考青年录取入学以后，如果经济确实困难，可以申请一般学生助学金。
没有被录取的机关在职干部、在职专业干部，小学教师、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等，一律回原单位工作，原单位不得歧视，更不容许拒绝不管。

庆祝匈牙利解放十一周年
匈牙利大使斯克拉丹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4日讯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斯克拉丹在今天晚间举行招待会，庆祝匈牙利解放十一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子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以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北京社会各界人士等。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共有三百多人。
招待会开始，乐队分别奏起匈牙利和中国的国歌。
斯克拉丹大使在招待会上首先讲话。
他谈到了匈牙利人民在建设自己的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他说，如果我们继续和以苏联为首的、九亿人口的、其中有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和平阵营共同前进，如果我们继续和一切愿意在互相尊重的条件下和我们合作的国家加强联系，那么，我们一定能够保证我们自由的祖国更大的发展和我国人民更光辉的未来。
邓小平副总理接着讲话。
他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向匈牙利人民和政府表示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他预祝紧密团结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周围的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邓小平副总理指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得到深入和全面的发展，他接着说，中国人民同匈牙利人民一样，将尽一切力量为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而努力，使这种友好合作有助于两国经济建设的共同高涨，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
宴会以后，举行了舞会。

首都各界人民公祭谭平山
新华社4日讯
首都各界人民今天上午公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谭平山。
公祭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
中山堂布满了各界人民和各机关团体送的花圈。
在谭平山灵柩前面，排列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送的花圈。
公祭大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主祭。
陪祭的，有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彭真、蔡廷锴、熊克武、龙云、章伯钧、李烛尘。
参加公祭大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秘书长习仲勋，各有关部、委负责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京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京中央委员和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谭平山生前友好。
参加公祭的共有八百多人。
公祭开始的时候，乐队奏起哀乐。
主祭人刘少奇委员长向谭平山灵柩献花圈。
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
彭真说，谭平山委员是一个革命的爱国主义者，他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同盟会，在大革命时期，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
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他是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
担任过国民党第1、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担任过武汉革命政府委员。
他参加过有名的南昌起义。
后来，他曾经参加中国第三党（即现在的农工民主党）。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拥护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他主张实行民主，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独裁。
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坚持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内战政策，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的民主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54年他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彭真又说，谭平山委员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他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沉痛的损失！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接着讲话。
蔡廷锴在介绍了谭平山的生平事迹后说，谭平山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因而真诚地信任党，依靠党的领导。
特别是他看到了中国人民从灾难的深渊走向繁荣幸福的生活，因而他为此更加感到衷心的欢欣鼓舞。
近几年来，虽然他经常在高血压的病患中，但无时无刻不关心国际的和平运动和祖国建设事业。
今年02月，他抱病参加了民革第3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言鼓励同志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
蔡廷锴讲话以后开始起灵。
执绋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参加公祭的人员。
中午十二时半，谭平山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附图片）
谭平山公祭大会后，开始起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参加公祭的人员在一起执绋。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世界科协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李四光的发言主席先生、各位敬爱的同事和朋友：
请允许我代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向各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感觉到，今天我们举行庆祝是有双重意义的。
因为，首先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是为了纪念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十周年。
其次，对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来说还是第1次享有接待各国杰出科学家的荣幸，这些位杰出的科学家都是对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工作非常关怀的。
我们深深感到遗憾，我们的主席约里奥—居里教授和副主席贝尔纳教授没有能够参加这次纪念大会。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位在过去对我们协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断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们在精神上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我也同样相信今天没有能够出席的、支持协会事业的各位科学家在精神上也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在战争接近结束时，科学在某些方面遭到滥用，科学家由此觉悟到他们对自己劳动的成果的应用负有责任。
因此，1946年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邀请了许多外国代表协商，在约里奥—居里教授、贝尔纳教授和其他杰出的科学家的积极领导之下成立了世界科协。
世界科协成立以来，约里奥—居里教授和贝尔纳教授一直以坚持不懈的精神，为科协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所以在我们协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谨向他们两位致以崇高的敬意。
十年来，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是一直在稳步地向前发展的。
在冷战的恶劣影响甚至侵袭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并且几乎影响到生活的各方面的那些年月里，当人们有时甚至怀疑人是否配称为人这一光荣称号的时候，我们的协会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遭到了挫折。
由于我们各位会员在那些年月中和以后坚持不懈地一点一滴地进行工作，以及会外朋友和支持者的帮助，尤其是世界人民对和平利用科学的成果为人类谋福利的迫切愿望，我们才得以逐渐突破重重困难，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从而巩固了我们协会的基础。
有许多原因和某些意义重大的事件是有助于我们工作的发展的。
如果我把由于知名的科学家们的一种运动而得以广泛传播的罗素—爱因斯坦信件和麦劳呼吁，作为各种原因的一个例子提出的话，我想不是不恰当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协会的主席约里奥—居里教授和今天在这里主持我们这个纪念大会的鲍威尔教授，在那个公开的信件上都签了名。
因为人们都深信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崇高的，因此，这个信件在科学家中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不待说，更重要的是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
在那里不同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自由地交换材料和意见，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为此感到庆幸。
遗憾的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很大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例如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却不能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
但是，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从许多材料里也知道了这次会议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许多材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几位同事作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另一方面，也就是主要的一方面，是苏联政府派遣以诺维科夫教授为首的科学代表团访问我国，传达有关日内瓦会议上讨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各种资料。
就是这样，我们才清楚地知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以及贯穿在整个会议中的友谊气氛。
虽然我们没有代表参加，但是我们完全赞成召开这次会议的精神以及在会上自由交换具有无上重要性的科学资料这种作法。
我们协会发展的远景是振奋人心的，理由很明显，因为过去几年来我们愉快地接纳了波兰、苏联、匈牙利、巴基斯坦、日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许多科学团体。
由于阿尔巴尼亚、蒙古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科学团体最近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前景就更加令人兴奋。
然而，这些有利情况不应成为我们放松努力的原因。
今天，我们必须看到笼罩着政治领域的黑暗势力仍然威胁着和平甚至威胁着人类生存。
因此，全世界科学家一致行动起来是迫不及待的。
我们就必须加强我们的组织和扩大我们活动的范围，来和这种黑暗势力进行斗争。
为此，在一切部门内工作的科学家都必须团结和组织起来，促进国际间科学知识的交流和科学家的相互访问，巩固科学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有用的科学知识，并使科学服务于自己的崇高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
当我们观察一下科学家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工作条件时，我们会注意到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各国的科学家。
其中很多问题已经在我们的宪章上有了规定，过去几年来，我们为这些问题也作了不少努力。
但是仍旧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
我们应该指出，目前，交流科学材料和互派科学工作者访问的条件还很不够。
事实上，这种交流甚至毫无理由地被禁止了。
这是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的。
科学的发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那些愚蠢的人们企图怎样来阻挠它，科学发明仍旧会流传到世界各地。
近几年来，国际间的科学会议大大增多了，这是很好的。
但重要的是，应该使各国的科学家都能参加会议。
很不幸，事实并不总是这样。
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预定于今年09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20届国际地质学会议的组织者采取了步骤，使各国的地质学家都能够排除可能遇到的困难，而得以参加国际地质学家的大家庭。
为了在1956—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综合工作，各国进行了必要的筹备，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积极支持与努力促进的事情。
有些国家之间尚未签订文化协定，它们的人民团体已经作了一些科学交流的工作，但在这方面，它们还可以尽更多的努力。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随时准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联络工作，以促进其目的在于推进国际科学合作的国际交流。
比如，我们准备作必要的安排，欢迎外国科学家访问我国，或者派遣我们自己的科学团体出国访问，并促进和任何别的国家的科学团体交流科学资料。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还作了很多工作，以履行一项重要职责，即
“保证将科学运用于帮助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工作是与我国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大规模建设相配合的。
有几个突出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工作的性质。
如治理洪水、利用我国自己的资源发展工业、鉴定自远古以来中国人民相沿使用的药材等等，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大量需要用科学来解决的问题。
这就要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通过它的会员组织，动员有关的科学家参加这项工作。
例如，我们已找到廉价而耐久的材料和适当的方法在黄河中游靠近三门峡的地方修建一个巨大的水闸并在这条河的上游修建许多较小的水闸。
但是我们尚未完全解决水土保持这个复杂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决定整个设施的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又如，黄土问题及红壤问题对于农业生产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些问题不能像常见的那样单纯从学术观点来处理，而必须使科学家与劳动人民相结合。
在这方面，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固然作了一些工作，但还嫌太少。
中华医学会已在用科学方法研究和推广某些传统治疗法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然而，还有很多医学材料值得重新审查。
同时科学家有责任协助指出哪些是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哪些仅仅是江湖医生的骗人术。
我们的人民及政府对科学家的信任是我们感到庆幸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及其他这样的组织所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总是很快地就被接受。
现在我国进行的建设其规模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
在人民政府倡导和全国科学家的积极响应下，我们正在讨论与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打算大约在十二年的时间内使我们能够造就几十万有成就的科学家，来适应人民的需要并且和全世界的科学家并肩地努力，以便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我想我在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在别的国家也可能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汇集专门的科学知识。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这方面能够作很多工作，因为它就是许多国家的若干科学团体的组织。
但是还存在一些别的尚未明确的问题，它们的解决要由不同国家的现状来决定。
例如，在有些国家里，科学家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迫切需要改善，同时他们得不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
但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这类问题今天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问题不是说科学家在社会上或政治上受到轻视，或者缺乏物质上的保障。
而是因为我们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速度很快，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因而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有时感到缺乏时间，深入地从事于研究基本性的理论问题，这种情况在其他建设事业发展很快的国家中，想来是可能存在的，因此，从全面发展科学的观点来说，似乎是有必要作为需要及时注意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提出来。
我们的前任秘书长克劳瑟曾经恰当地指出过：
科学揭示未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的眼界，为了未来的发展而努力。
我认为，我们当代的技术发展水平已使我们能像鲍威尔教授在世界科协第4届大会上曾以动人的口气提到的那样，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星际航行这一句含着许多未知数的事业。
如果想使这方面的研究和探险工作真正有所进展，那么最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合作，而不是仅仅依靠无线电观察器偶尔碰到一个来去不明的彗星尾巴，或者仅仅依靠从世界的某几个角落里偶尔射出几支孤零零的火箭。
为此，一个全世界范围的计划显而易见是亟需的。
星际旅行的无穷尽的可能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事实，这种想像是令人鼓舞的，但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人们在地球上的生活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
有许多重大的有关整个人类生活的科学措施应该引起像世界科协这样的组织来加以注意和及时探讨。
约索·卡斯特洛博士正在编辑“科学与人类”第1期世界粮食问题专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合理使用地球上的储量有限的各种贵重物资这类问题时，那末，类似的计划看来也是可行的。
用不着想入非非就可以预料到，将来我们的子孙会责难我们科学家，为什么眼看着像煤这样贵重的物质被随便当作燃料烧掉而默不作声，尤其，对我们工程师来说，现在已进入用原子能代替普通燃料的时代了。
此外，世界上储存的铀和钍，尽管可以使用几千年，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贵重物质被作成对人类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炸弹而浪费掉。
以上这些例子足够说明这类问题的性质。
我说了不少有关我们工作的前景，但是，这全在于一个关键问题能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就是，我们能不能得到和平——持久的和平。
历史证明：
和平不会自天而降，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来保卫和平。
特别是，由于全世界科学家都根据共同的原则按照共同的方法和在共同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劳动，他们本来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
种族差别、社会地位、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都不能影响他们之间的这一些共同之点。
因此，他们应该在团结这个暂时为暴力所分裂的世界中充当主要的支柱。
鉴于核子武器是经过相当时期的紧张的科学研究工作才发明出来的这一事实，关心世界和平的科学家就应该意识到，在谴责使用这类武器方面自己负有更大的责任。
一位知名的苏联学者，我的同行，维·伊·瓦纳特斯基院士说的好：
“科学家决不能对他们的研究及科学发展可能造成的结果熟视无睹。
他们必须对其发明的后果负责。”
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掌握多种可分裂的物质以及从核子结构中释放出强大力量的方法，因此他们有责任使这些物质被用来，而且仅仅被用来造福于人类。
我们世界科协之所以建立就是为了这样的崇高目的。
在我们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纪念这一庄严的时刻，我们应该一致行动起来，要求禁止使用任何类型的核子武器。
我们还应该记得克拉卡土拉的火山在1883年爆发，三年之后还有尘土在欧洲上空飘荡，而且有些作用期限较长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积蓄性的有毒的效果尚未确定，因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大声疾呼地要求停止试验这类武器，以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为我们高尚的事业而斗争，我们必定获得胜利。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奥巴林院士的发言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对全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科学涉及了人们生活与活动的一切方面。
它的威力已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现代自然科学真正巨大的成就说明人类智慧的无限可能性，说明人类的智慧是能够解决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任务的。
因此科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同时他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也是特殊重大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科学是利害兼具的武器，它的成就可以很好地服务于人们的幸福和福利，但是也可以被用来破坏文化财富，毁灭千百万无辜的人们。
但是科学家贡献了自己智慧和能力而获得的科学成就服务于什么目的，对他们，对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科学家的良心永远不能使他平心地凝视着他亲手所创造的事也被用于毁灭，用于破坏，因为这与他的意志是相反的。
我不自主地想到著名的探险家、人种学家、具有伟大智慧和热烈心灵的人、落后民族伟大的朋友马克莱，他研究了澳大利亚土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的生活和文化，并且在太平洋遥远的海岛上，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代。
他对科学的贡献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他是多么苦恼，因为他的研究为殖民主义者开拓了道路。
他是多么英勇地奋斗并热诚地反抗歼灭和非人性地剥削“马克莱之岸”的居民。
当然，这不仅仅是研究者希望自己科学工作的对象保持原封不动，而是蕴积着忠诚不渝的人道主义者深厚的博爱，对这种人来说不论民族皮肤的颜色和头颅的形状如何，任何普通人的生命和幸福都是最宝贵的。
我们另一位以亚洲大陆上一系列发现而闻名的地理学家，但是更以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而知名于世界著作的克罗包特金写过，那些力求用自己实验室墙壁与世界隔绝并在创作过程中寻求享受和企图忘却生活，然而从不关心这一创造对普通的人们、对人民的结果会怎样的科学活动家，使人想起在麻醉剂中企图忘却生活的鸦片烟瘾的人。
对于我个人说来，“科学只有当它服务于人类幸福时才能称为科学”这样的思想和口号，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因为我的导师——不仅是化学方面，而且是生活中的导师，我国卓越的学者巴赫院士曾经向我讲述过，他因躲避沙皇政府迫害而移居到静静的日内瓦湖岸上，在设备极好的实验室中工作的时候，因不能参与为人类幸福未来的斗争而感到精神上极大的苦恼。
为了不仅仅提到我比大家较为接近、较为熟悉的人的名字，我还要提到我们大家都知道而尊敬的，我们许多人都热爱的科学家——我们协会的主席弗列德利·约里奥—居里。
他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
他在自己专门方面达到了光辉的绝顶，但却从来不蜷伏在所谓“纯科学”的“象牙之塔”内，而以全副精力，不惜自己的时间和健康，为了使我们时代的科学成就不用于破坏目的，为了使现在还广泛流传的认为科学主要是带来毁灭手段的看法从人们意识中根除出去，为了尽快地应用一切宝贵的可能性促进未来进步而斗争。
我们协会会章的第1句话就提到协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科学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来提高人类福利，科学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人类福利。
我们协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它帮助科学家认识到他们在正确地应用科学于进步目的方面，对人类负多么重大的责任。
我认为，协会对世界许多学者在劳动斗争中给了大力的支持。
他们的劳动斗争是为了使科学成果服务于人类和建立幸福的未来。
现在，协会已经成立了我们俄文所谓的“肘的感觉”的情况（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语言是否有这样的语汇）。
这个语汇意味着，当你用你的肘触到站在旁边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直接感觉到你在斗争中不是孤独的，感觉到你旁边也有与你同样的为了那些理想，为了使科学为人类造福而斗争的人。
初次看来这是一个抽象的感觉却是很现实的和主要的因素，同时这无疑地会成为一个基础，成为解决我们会章中所规定的任务道路上的采取的具体措施的基础。
请允许我向我们年青的、正在成长的组织，在它成立十周年的这一天祝贺它在困难的、但是崇高的斗争中获得成就，使科学真正能够仅仅充分地用于世界人民的幸福。

在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理事会主席
鲍威尔教授
一　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
我们现在开始被人了解：
由于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而有决定性的时代里，我们就有着自己所要担当的责任，也有着许多良好的机会，虽然这种认识还待进一步地深究和掌握。
以前任何时代的人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尖锐的矛盾情况。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将要决定下面这个问题：
人类从原始不开化、经由野蛮而到文明这样的漫长而痛苦的发展，以后会通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呢？
还是在一次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遭受惨重的打击，以致剩下来的受尽摧残的人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中从头开始生活呢？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即使地球上幸存的动植物也都是奇特而支离破损的。
目前的这些危险和良机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原子能的发掘——所造成的结果，而这一发现又是五十年来研究的结果。
在我们支配下的能力有这样巨大发展，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是人们对如何取得有关自然的知识和控制自然的问题，进行有意识探求的必然结果，在人类历史来说，现在所采取的探求方法还是较新的。
这种新方法——科学方法——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巨大而突出的特点。
在过去已经有过许多伟大的发现和技术革新，使人类社会起了许多巨大的变化。
但是约五千年前文明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发现和革新是非常稀少的。
生火和使用火的方法的发现，就是这类的一个革新。
我们不知道这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有些权威人士说是在十万年以前。
人能用火，这对早期的社会来说，一定是极端重要的。
有了火，就可以煮某些不煮就不能吃的东西，这样就增加了最初定居下来的人们的食物供应。
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可以熔炼金属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工具，又由于应用新的工具而使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狭义说来，人类的整个历史可以视为“火”发现以后的结果，这个发现的极大意义早已在很多原始的、民族的传说中被承认下来，并被纪念着。
今天与我们有关的种种伟大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在目前还只能模糊地看到的后果，都是过去的种种发明所导源下来的；
但是它们对人类生活的意义，是远远的超越过以往的任何事物。
在未开化的时代，技术进展的速度之慢，已由下列事实说明：
从“火”发现以后，一直过了好几万年，才能用火来熔炼铁：
只在五千年以前才第1次使用铁和铁制工具。
但是，随着人类日益生活于更广大和相对来说更固定的社会中，艺术和手工艺的种类大为增加了！
日积月累的技术和经验也一代代流传下来。
虽然在文明方面已经有了这些特点，但是和我们的现代社会比起来，进展的速度还是颇为缓慢的，当时的革新大多数是在偶然的观察和碰巧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不是由于深入探索事务本质的结果。
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了。
十五世纪的中叶，在西欧——特别在意大利——开始了一个实践的、智慧的和艺术的热烈创造时期，就是人们常谈的文艺复兴时期。
人类被狭隘的宗教教条束缚了几百年，这时挣脱出来了！
在新的自由精神之中，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
一种新的精神出现了，它使人们渐渐相信：
为了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仅依赖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一些古代权威是不够的。
为了增进知识，人们就必须自己动手来进行研究。
达·芬奇说：
“他们会说，我既然不是一个学者，我将无法适当地表达我所要叙述的事情。
但是他们不知道与我有关的问题一定会被理解，不过不是通过其他人的文字，而是通过实验。
实验素来是写作能力好的那些人的爱人，所以，在各种情况下，我都引用她的名字。”
达·芬奇又说：
“许多人将相信我会受到谴责的，因为我的试验与某些人的权威相抵触，而这些人的论断是受到人们尊敬的，虽然这些论断不是以经验为根据的，但是应当考虑到，我的结论是从简单朴素的经验，也就是从真正的爱人那里得出来的。”
在此后一百年的过程中，这种新的探索精神渐渐得到发展，并有强有力的新同盟者出来支持它，如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等人。
这些人不仅深信发扬新的探索精神所必需的正确的方法，而且对这种探索本身的目的也具有深刻的信心。
他们相信必须靠实验来研究自然，而且这种探索的目的是要以新的发明和财富来充实人类的生活。
培根的哲学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的深沉的爱；
这种爱使最聪明的人也不会不重视所有的事物，而这种重视能够给最卑贱的人带来快乐，也能够带来痛苦。
对他来说，新的科学方法应当有助于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不应当让烦琐哲学的空想来破坏。
在这点上，他的确是对空想和理论表示过轻蔑，而这种空想和理论，我们现在知道都是些无的放矢的东西。
在培根的工作以后的五十年中，他的见解受到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力支持，为了使这种新的探索精神产生实际效果，许多学术团体也建立起来了。
如牛顿所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这类的重大成就已经取得了，但是这种实验的、批判的新方法是在
“工业革命”的时候才显出其重要的优越性。
“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时候，把英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科学的方法在人类事务里是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着。
然而，这还远远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
这种求新知识的方法，比过去的任何方法都要有效得多，这就使技术革新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
迅速，而且是穿流不息地出现。
在我们这
里许多人的一生里，就看到了许多东西，
只举出其中少数几个例子，譬如电子和爱
克斯光，无线电报和无线电传真，内燃机和燃气涡轮，汽车和飞机，放射能，原子能和氢弹。
在古代，这些发现中的任何一件都会成为某一个世纪的标志。
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变化重大的时代，有人叫这个时代为第2次工业革命时代，这种叫法把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减少了，模糊起来了。
贝尔纳教授已经指出，现在所发生的变化，其规模之庞大远远超过工业革命；
这种变化虽然表现在工业方面，但是说得更确切些，它的主要精神是在科学方面，而非技术方面，人们甚至可以把它叫做科学革命，因为科学不只是用于改变工业，实际上它也在引导这种变化。
他说：
“将来的工业，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想像，科学地去计划和进行，其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像的。”
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就是无止境的技术革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许多良好时机和错综复杂的情况。
我们必须不让氢弹的发展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让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如果想预测未来事态发展的方向，就一定要把新的发现和革新的可能性估计在内。
1939年发现的原子分裂和1945年第1个原子弹的爆炸相隔只不过六年光景，其后还不到十年，又发明了比原子弹威力大一千多倍的氢弹。
我们这个时代的困难处境，就是在人们做出许多激烈的政治决定的这个世界里，由于原子能的发现，使我们必须做出如下的抉择：
或是大国之间进行和解，以便共同寻求共处的办法；
或者用核子武器进行战争。
如果政治上的分歧得到和平解决，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可以预言：
紧张局势会得到缓和，军备会得到裁减，以及因此而解放出来的科学的和有创造性的力量会被迅速而有效地应用于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这个迫切问题上面。
毫无疑问，只要找到了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末人类的前途就会很快地改变面貌：
今后五十年里，目前我们所受到的危险，痛苦和焦虑，都将被同情地视为是科学时代以前的一个时期里人类的愚蠢所造成的后果。
另一方面，如果一旦在大国之间发生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战争，那末毫无疑问，地球上很大一部分居民以及在人类文明时期所获得的大部分成就最后都将被毁灭，在目前疯狂的核子武器军备竞争的情况下，很多权威人士的确感到这种定期爆炸试验所产生的效果足以对整个人类带来严重损害。
这情况给了全世界各种专业的科学家们一个严重的责任。
这种伟大的新力量，不管它是好的或是坏的，都是通过科学和科学家才发现的。
因为这种巨大的毁坏力量都是这种新发现所生产出来的第1批产品，所以无怪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有时要对科学侧目而视。
二　科学和科学家们的
道德威信
约十年前，紧接着世界科协成立以后，约里奥·居里教授在他出版的小册子的导言里写道：
“在这一代以前，没有人严重地怀疑过，作为人类精神最高品质表帜的科学，是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最丰富的来源之一。
诚然，在人民中间散播科学知识的行动方向就遇到沉迷于神秘主义和迷信里的人的强大抵抗，以及那些靠着在自己统辖下的庶民的懦弱无知来维持自己利益和特权的人们的强大抵抗。
由于早期滥用了在科学上的成就而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非正义的事情，但是人民对科学的信心还是不断在稳步上升。
过去五十年里所发生的事情，显著地改变了这一普遍的态度，从上世纪末叶以来，科学所产生的一些坏的后果，使人们日益频繁地感到忧虑与苦恼。
有些人甚至对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科学的价值也怀疑起来了。
最近发生的原子弹事件，更增加了科学家们自己在思想上的混乱，以及人们对科学所抱的态度的混乱。”
人们对科学抱着这种猜疑态度，有时候甚至敌对的态度，这种情况即使只在少数国家内存在，也必须使科学家们看作是很严重的事情。
几百年来，保证科学的繁荣和壮大的重要因素，就是科学家在道德上所享有的崇高威望。
人尽皆知，在这几百年里，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类进步这一伟大目标；
在这几百年里，再引用约里奥—居里教授的话来说，毫无疑问，“科学知识驱逐了迷信和人们对于看不见的力量的恐惧，给我们的精神带来了平安和对人类进步的坚定信心，同时也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
撇开了道德威望和人民的支持，要科学担负起目前情况可能赋与它的这一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任务，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前所处形势，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把科学方法广泛运用到人类事业的各个方面去。
我们当前所处的形势，要求我们把每一个国家科学家的人数增加很多倍，同时为他们提供工作中所必要的一切技术条件。
要是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一个国家的科学潜力是不能很快地发挥，甚或会延搁。
科学家的工作将不但会苦于缺乏实验用的适当工具，而且也会苦于缺乏外来的鼓励，这种鼓励是来自群众对他们工作的关心和尊敬。
为了使科学享有它早就享有的群众支持——至少在一些国家中已存在着失去这种支持的危险——科学家必须要用他们的行动来说明他们是非常关心现在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的。
说明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准备作出个人的牺牲，以保证科学不被滥用于破坏的目的，而被广泛地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然而，面临着由于原子弹的发明而产生的危险，人们就要求科学和科学家，承担整个防止用原子武器进行的战争的责任，这实是比他们一般应当承担的责任还要
更大的责任：
科学家们的责任，就在于向
人民说明他们的发明对和平和战争的关系！
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有特殊的资格和特殊的责任。
此外，有些科学家们，也许
会感到：
他们无法或多或少地参与有关筹备和备战的任何科学活动，而认为这是有关人士的良心问题。
把核子能用于和平或用于战争，其最后责任却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身上。
科学家和所有的公民们同样负有责任，来影响他们国家关于核子能的政策，正如影响他们国家的其他政策一样。
在发明原子弹的时候，物理学家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制造这些武器方面，则需要一个现代国家的各方面的力量，单靠科学家是无法制止这种武器的制造的。
由于使用原子和热核子武器进行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存在，当前科学家们的主要责任，就是要最广泛地帮助各界人民认清我们所面临的可怕的危险，以及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危险的方法。
这样，科学家们对于在全世界各国毫无例外地建立一个强大的而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掌握着社会舆论的机构这样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就能够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而这样的机构能够使全世界的政治家不用武力而解决国际间的纷争。
此外，科学家们也必须使大家了解就是在现代军备竞赛中的爆炸试验所要引起的危险，使大家了解由于这种爆炸的放射作用所引起的危险以及它们对人类的未来和后代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这个问题和避免战争比较起来还属于次要地位，但也是极其严重和急迫的。
我们很早就知道游离放射，如从放射物质中所发出的那些东西，或者宇宙射线中所显出的那些东西会在生物身上产生变化，使他们的子孙身上产生一种带有新的和非寻常性格的叫突变种的东西。
这些变化并不是立刻就在他们的子孙身上显现出来的。
这种潜伏的缺点，举例说，可能只在两个受到同样影响的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它们被称为隐性，并可能出现在原始放射受难者的许多代以后的子孙的身上。
人类经常受着宇宙射线的这种影响。
这种放射性在地球表面上的强度是：
在一个受到它影响的人身上，一年内将受到大约0.1伦的放射剂量。
伦是这种衡量的标准单位。
原子弹爆炸试验以后，大量的放射性散布在空气中，又被高空的风广泛地吹散到各地。
假定这种放射性平均地散布在地面上，我们可以估计出每个人受到多少这种外加的放射性。
这种估计是各不相同，但是合理的估计，是在一种已经使用过的热核子武器爆炸之后，在每个人身上会受到0.2伦的放射剂量，相当于一千万吨的梯恩梯炸药。
这些数字说明，如果平均每年爆炸五颗热核子武器，那么全世界人们所受到的放射力将等于他们受宇宙放射影响的二倍。
这种增加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各权威人士对于放射性对人类优生学上所产生的影响估计很不相同。
用果蝇作的试验说明了宇宙线幅射所产生透射在被观察中伤害突变里面大约是一千之中有一个，另一方面，由于对人类难于作试验，所以没有精确的材料。
但一般说来，大家都同意放射性的影响是更加严重的。
据观察伤害突变比例的估计，仅仅是宇宙射线本身就有从1％到9％的不同的伦的放射性。
因此，对原子和核子爆炸所产生的放射力的增加以及随后的对生物的优生学上的影响作出一个更精确的估计，是一件急迫而且重要的工作。
只是涉及到伤害突变这方面的考虑，表明了我们目前所能提供的材料是已进行的原子武器爆炸试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肯定地，我们已给后代制造了人类的不幸，但这不幸的大小我们还不知道。
直到提供了有关这问题的可靠材料，科学家的任务是制止更多的爆炸试验，并为争取对爆炸试验的后果进行独立的科学调查予以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对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所产生的危险这一点，甚至对仅从目前被限制使用的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中产生的危险的简短说明，再一次着重地说明了战争中更大规模地使用这些武器对整个人类的极大危害。
还可以举出这种危险是由于使用了所谓的战术原子武器而产生的。
关于由于科学的发展而提供了建设的可能性，科学家的责任是同样的重要，而且更加复杂。
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人就曾起过极大的作用。
这些人对于在社会上可能发展的东西比他们的邻居看得远一点，他们使这些可能发展的远景在人们的想像中成为活现的东西。
由于在人们的想像中唤起了新的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就有力地帮助了这些可能的事物的实现。
我相信，尼赫鲁先生号召科学家应起现代世界预言者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
科学家一定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言家和诗人。
因为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技术才能从他们的发明里清楚地看到未来的远景，只要他们是肯于从事具有幻想和创造性的思考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伟大的技术上的进步，将在一开始时就是科学的并且是科学地计划出来的。
但是计划的执行将需要所有人民的热情支持，而广大的人民在今后的许多年代里，绝大多数却都不会是科学家。
要获得这种支持，必须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和平世界中科学的应用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我的一位伟大的同胞、英国革命领导者和新式军队的创始者克伦威尔曾经说过：
“人民必须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斗，并爱他们所知道的目的。”
如果我们从人民方面得不到这种对科学的同情和了解，我们就不可能获得科学方面的人力很快的增长，这种人力即使是对目前有计划的技术开展来说也是需要的。
例如在英国，到二千年的时候，我们飞快增长的对动力的需求，大部分将从铀和钍取得，这就需要从政府、各大学和其他工业方面得到大量的技术专家，虽然对科学方面的人力需求是在飞速增长，假如一个国家对科学重视不够的话，该国最优秀的青年中就会有绝大部分的人去学习诸如古典文学和人文学之类的其他学科。
当有能力的科学人材的供应对一个国家的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注意一下目前各国学习科学和学习艺术和人文学的学生人数比例上的巨大差异，是很有趣的。
例如，苏联大学里学科学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的比例是五比一；
英国是一比一，日本大约是三比七。
这些数字仅供参考，尚可有所保留，因为如果把技术学校和其他学校中的学生也加以考虑，那末这些数字的比例也许会有些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各国间之存在着这种极大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个国家要在科学与工业水平方面跟上现在的发展而不落在它邻国之后，很多情况中，从事于科学事业的青年的人数比例实在是太小了，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科学家对自己祖国的科学发展方面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他们必须在普及科学方面作出贡献，用富有想像力的办法来说明目前伟大的建设可能性。
这样他们就帮助了本国科学的发展和科学人材力量的发展而赢得应有的支持，而这两者对于满足目前需要和将来大大增长的需求方面，是很重要的。
各国达到这些目的时所遇到的困难有着很大的不同，这里只能举一两个例子。
有些工业家们发表他们的看法，认为再没有什么必要去支持他们本国的科学传统和从事于任何大规模的研究工作了，因为按合同办事可以更省钱，获利更多，发展和研究工作可以让其他国家的机构来进行。
这种看法，如果实行的话，对该国科学传统是一个致命伤；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丧失了独立，就是在其他各方面丧失了独立；
这是不用强调的。
因此，科学家们的责任就是要强烈地反对这种倾向，和其他要破坏强大而独立的国家科学传统的发展的一切事物。
最后，科学家对他的国家还有一个第3个责任，这可能是难尽到的一个责任。
肯定地说，我们能预见的工业方面的巨大变革、使工业达到不能想像的科学计划和科学操纵的程度的那种变革中，将包括我们社会组织形式的很大改革，以及行政管理和政府中更广泛的使用计划和科学的方法。
因此，我们就面临了这个问题：
在一个不应用战争来解决的思想意识的分歧所深深分割了的世界上，要过渡到科学计划的社会。
科学家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找出适合于他们国家进行这种过渡的新方法。
这种变革的形式在全世界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这种变革最终将由各国人民根据其历史与传统来决定。
但是，在环境不断变化的我们的时代中，创造性的想像在找出新的途径方面，也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们可以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我只要举出印度科学工作者协会创始主席、伟大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的例子来说明：
对于我们时代的迫切问题进行富有想像的、科学的和创造性的研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在这方面，就是要善于适应。
很多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是，国内的既得利益非常强大，国家的权力非常巨大，因而使有着明显而急迫需要的变革，也很难实现。
这种国家，正如过去那些类似的固执不变的国家一样，一定会无法使自己适应于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而会很快地在力量和影响方面落于他们的邻国之后。
最后，科学家在第3方面所应负起的重大责任是促进科学方面的国际合作。
就直到最近科学仍有赖于全世界的哲学家自由交换成果和意见这点来讲，它一直是有着国际性的。
我们非常合理地希望现在就建立起这种交流能再度恢复的条件，因为这样做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很大的好处。
由于科学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特别加强在科学方面的国际合作。
一方面，我们希望科学具有真正的国际性，也就是说全人类都可毫无拘束地应用它的成果，但另一方面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现在还有重大意义的。
国际性科学的作用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集中了不同科学传统的代表们可用以解决共同问题的各式各样的方法。
任何科学家都要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表露出他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而每种自然传统都有它自己的力量和弱点。
当科学家们在一起和谐地工作时，才有可能改正彼此的缺点和建立一种共同的力量。
这是因为考虑到要想加强国际科学合作，就必须加强个别的自然科学传统，这样世界科学就可以由于各国人民的一切经验和各种不同的文化遗产而更加丰富起来。
这就使人感到在各别国家以及在那些科学传统一向被蹂躏的国家内建立科学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种最有报酬的任务也是一种最开明的利己主义。
如果大国间一定要进行竞赛的话，那就让它们在这方面竞赛，看谁能够在使一向被剥夺的我们很多人已经享有的全部利益的各国人民前进这方面做得最好。
最近有些国家的政府已采取了很多重要行动，这对于促进科学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以及促进在其他特殊问题的合作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行动即或只限于一些国家的特殊团体，也将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如果它们的范围再扩大一些，效果就会更大，这样，正直的科学家不论他们对宗教、政治或其他方面所持的看法如何，在任何国家都会受到欢迎的。
这样一种对科学和学问的自由态度在历史上是并不新奇的。
例如远在两千年以前，在恒河平原的印度各大学就欢迎来自亚洲各地的学生和有学问的人，并供给他们适当的条件以支持他们的学习，今天，学生们要从全世界各处到任何他们所选择的地方去旅行是容易得多了。
当学问的实际重要性已大大超过以往的时候，请求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对学问采取一种类似的态度难道是过份的么？
任何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的政府肯定会获得远非它所出的代价所能相比的好处。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可以随之而来的好处吧，我们从自身的经验中知道，由于我们能够吸引了许多个国家的青年人来与我们合作，我自己的实验室的工作得到了多大的好处，由于创造力得到自由发展，结果我们能够一起完成了一项实验计划，这个实验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是远非原来所出的代价所能相比的。
任何把国家的资源，那怕是很小的一份资源，用来在它的境内支持国际科学的政府都会获得类似的好处，但却是不可衡量的更大规模的好处。
在这篇简短的发言里，我已经设法指出了当前科学家的某些社会责任，他们对于实现人类伟大的未来的美景，的确可以起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重要的是，必须就他们作用的本身来看他们的作用，而不要夸大它的重要性。
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是全世界的人民，但是，科学家能够帮助他们，办法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地位来引导他们，鼓励他们。
我认为尼赫鲁先生说得很对，他说人类的未来不属于政客和商人，而属于科学家。
但是这种远景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仅仅是由于那时的政客和商业管理者，工业组织者和国家的组织者，在他们对自己的专业的看法上来说，已经变成了科学家。
那时人类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将用科学的方法来对待，所有的人都会变成科学家，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但是，伟大的自然征服者将不是科学家，而是科学的方法。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个伟大的场合上，向中国的青年科学家们致敬；
中国的前途就将要依靠你们。
从我上面讲的话里诸位一定会体会到，科学在中国之所以必须迅速地成长并强大起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建设你们伟大的国家，而且是为了在世界科学中起它的重大作用。
当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六亿中国人民深刻地熟悉了科学，这对世界科学是有着多么重大的作用啊！
因此，中国科学家不仅对中国，而且还对全世界的科学负有责任。
我谨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善意的愿望——正如我在另一场合向瑞典大学生们所说的话一样，我祝他们幸运并希望他们坚持努力。
我想向他们引用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希腊大哲学家依拉西斯特杜斯曾说过的一句话：
“那些没有研究经验的人，在第1次使用他们的智力的时候，是会感到混乱和盲目，并且很快就由于疲劳和缺乏智力而中止，就好像一个素无锻炼的人试图参加赛跑一样。
但是一个有研究经验的人，他反复钻研，绝不放弃探求，不是一天或一夜，而是他整个一生。
他从不懈怠，相反地，他注意每一件似乎与他的问题有关的事物，直到他求到答案为止。”
这就是亘古不变的真正的求知精神。
亲爱的朋友们，我谨向你们对我的好意致谢。
请允许我代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对你们的深厚款待和在这次大会上对我们的支持表示最热诚的谢意。
我代表世界科协，并且希望本届理事会的讨论会对伟大的中国的科学发展也稍有推进。

匈牙利人民庆祝解放十一周年
新华社据塔斯社布达佩斯讯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04月03日晚间在布达佩斯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匈牙利解放十一周年。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道比首先致开会辞。
接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桑·诺格拉迪作了关于匈牙利解放十一周年的报告。
诺格拉迪说，在解放纪念日，我们首先要向苏联人民和战无不胜的苏军表示感谢。
匈牙利人民在解放后的时期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工农政权是人民力量的巨大泉源。
诺格拉迪的讲话受到全体到会者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叶季壮等应苏丹政府邀请前往喀土穆
新华社开罗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等一行三人在04月04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开罗前往喀土穆。
他们是应苏丹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往苏丹进行正式访问。
苏丹共和国驻埃及代办巴比克尔·穆罕默德·迪勃到机场上送行。
原来在埃及的中国贸易访问团的其他人员目前仍留在开罗，继续同埃及工业界人士就中埃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进行谈判。

在河内举行的欢迎苏联政府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
胡志明主席的讲话
据新华社河内4日电
04月03日下午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欢迎苏联政府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先后讲了话。
胡志明主席的讲话全文如下：
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同志：
代表团团员同志：
亲爱的同胞们：
今天首都居民和我国全国人民都在兴高采烈地欢迎以米高扬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我们热情地欢迎代表团、代表团团长同志和代表团团员同志。
苏联代表团给我国人民和我国首都居民带来了苏联人民的热情的友谊。
苏联代表团对我国的访问一定会对促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友谊起重要作用。
越南人民和苏联人民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大家庭中的兄弟。
许多年以来，我们两国人民一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而共同团结一致和进行斗争。
胜利的俄国10月革命唤醒了被压迫人民，为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我们越南也包括在内——打开了解放的道路。
由列宁建立的苏联共产党已经领导苏联人民到达了社会主义，而且正在领导着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同时正在向世界各国人民显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解放他们自己的道路。
在经过了将近四十年后，苏联今天已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而且正在稳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苏联已经成为最强大国家之一，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越南人民将永不忘记苏联的贡献，它打败了欧洲和亚洲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把人类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事业作了决定性的贡献，帮助使我们1945年08月的革命获得胜利。
在我们长期的艰苦抗战的整个期间，我国人民得到了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深切赞许。
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先承认我们，从而鼓励了我国人民要进行斗争直到完全胜利。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的代表团再度全力支持我国的外交斗争，并且帮助我们赢得了一项巨大的胜利，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承认我们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恢复了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和平。
我国人民对苏联愈感激，我国人民在首都河内欢迎伟大苏联的亲爱的代表们就愈加兴高采烈。
我趁这个机会向我们首都的同胞和全国同胞回顾一下我们目前的任务：
越南北方已经解放，但是我们国家还没有统一。
因此，虽然由于多年抗战的胜利和日内瓦会议的胜利今天越南北方已经完全解放了，但是我国同胞还必须努力巩固和平，加强越南北方，同时为在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而斗争。
自从和平恢复以来，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直在努力帮助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医治我们的战争创伤，重建我们的国家。
它们是在无条件地帮助我们，而且还派了专家来给我们技术援助。
为了表示我们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感激，为了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我国政府和劳动党的代表团在去年访问了苏联。
代表团在苏联受到了非常友好和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我们应该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
苏联给予了我国巨大的帮助。
苏联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苏联人民在这许多年中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制订了目的在于使苏联更加繁荣强大的第6个五年计划。
代表大会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得到鼓舞的源泉，它进一步照亮了苏联人民走向胜利的道路。
同时，它有助于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通过和平方式争取独立、民主和和平的斗争的道路。
在恢复和平以后的很短期间内，我国的北方已经变得更加强大了。
已经作了努力的我国同胞必须继续作出更大的努力。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使越南北方各地的农民都有土地。
我们必须完成国家计划，恢复经济和开始发展文化。
我向在农村、城市、建筑工地、工厂和学校等处的我国同胞祝贺，祝贺他们在执行今年的计划中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国防，镇压破坏分子，为人民保持安全和秩序。
通过上述的工作，我们将逐步改善各界人民的生活条件，使我国人民能够得到足够的衣食、有健康的身体和学习文化的机会。
今年的农业税已经有部分的减轻。
薪金已经提高了，但是这还只是第1步。
我们必须一起努力使我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和幸福。
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
巩固越南北方就可以为争取全国重新统一的斗争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只要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统一，我国全体同胞必须坚决进行斗争，以统一我们的国家，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繁荣和强大的越南。
我们一向严格履行日内瓦协议，并且要求对方也正确履行这些协议。
我们必须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斗争，以便通过和平的方法重新统一我们的国家。
在这些协议上签字的法国政府不应该逃避它的责任。
我们要求法国应该正确履行协议中的条款。
从法律观点来看，南越政府有义务履行日内瓦协定。
越南的统一必须作为通过越南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协商从而举行自由普选的结果来取得。
如果有谁不愿意进行这种协商，不尊重人民的这种意志，他就违反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就会遭到人民的反对。
日内瓦协定的执行目前正遭遇到困难。
但是，我们的人民并不逃避这些困难。
我们必须相信，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力量是一种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力量，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从南方到北方的全体人民必须广泛地和紧密地团结起来，根据越南祖国战线的政治纲领进行斗争。
我们的斗争一定是一种持久的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它将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国际上，我们必须紧密地和苏联、中国和其他兄弟国家团结在一起。
我们保证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加强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和平和友好关系。
我们愿意和我们的两个邻邦柬埔寨和老挝保持良好关系。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和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
同胞们，苏联曾经经历许许多多困难和艰苦，才取得了今天伟大的成就。
由于苏联人民坚决地团结一致和进行斗争，由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苏联人民渡过了一切难关而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今天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已经在越南北方取得巨大的胜利。
在恢复全国统一的道路上是有困难的。
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要比苏联过去面临的困难小。
因此，如果我们团结一致进行坚决的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我再一次代表首都人民和我们全国同胞热烈欢迎以米高扬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并且请求代表团向苏联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的友好的祝贺和热烈的感谢。
越南和苏联的巩固友谊万岁！
和平、统一、独立、民主、繁荣和强大的越南万岁！
伟大的苏联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柬埔寨议会对新内阁表示信任
新华社河内4日电
金边消息：
柬埔寨国民议会04月03日对以钦·迪为首相的新内阁投了信任票。
钦·迪首相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政府将奉行同它的前任所采取的同样的中立政策。

米高扬的讲话胡志明主席同志：
同志们和朋友们：
河内全体居民：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同志们和朋友们、全体爱好自由的越南人民的代表致敬。
我诚恳地感谢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的人民给予我们热烈的欢迎以及集合在这里表示越南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
越南人民对殖民主义进行的斗争表明，起来为他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是一定能赢得胜利的。
越南人民在他们对有新式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的斗争中，逐步解放了他们神圣的祖国。
他们对殖民主义者的仇恨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使得他们的力量增加了许多倍。
越南人民怀着把他们自己从殖民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崇高目的英勇地进行了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由于越南劳动党的主要作用和越南祖国战线中的其他政治党派和群众组织所起的作用，使得长期和艰苦的斗争有可能获得了胜利。
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和越南祖国战线所起的伟大的作用在于党和政府领导越南人民沿着使自己摆脱殖民和封建统治、在越南北方建立民主政权的正确道路前进。
爱好自由的越南人民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得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承认。
这种承认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具体实现了，这次会议结束了印度支那血腥战争并且承认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各国人民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世界各地的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对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崇高的民族解放斗争所给予的衷心支持和帮助，使得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功。
参加会议的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对会议的成功作了重大的贡献。
日内瓦会议的决议是和平力量的一次重大胜利。
自从日内瓦会议后和平恢复以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在恢复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方面所发生的许多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表现了它们对在解放斗争中作了许多牺牲和受了重大损失的英勇的越南人民的深厚同情。
我们相信，在解放斗争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的勤劳的和有才干的越南人民将胜利地医治战争创伤，并且在发展他们的国民经济、发展文化、提高生活水平和通过和平的和民主的方法恢复他们的祖国的统一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就。
大家都知道，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去年夏季访问了苏联。
这次访问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不可动摇的友谊的明白表示。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进一步促进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合作。
这种合作是以我们三国热爱创造性的与和平的劳动并且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
我们接受了胡志明主席的邀请，趁这个机会来访问你们的美丽的国家，同你们进行密切的接触，会见那些积极为民族和社会事业而工作的人们以及在这里会见你们，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和我们正在看到并且参加目前正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
由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一贯执行的和平政策，世界紧张局势有了一些缓和。
在国际方面，已经展开了可能通过和平协商，根据属于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以比较满意的方法来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实际的前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完全符合这种国际关系的精神的。
由于世界上发生了像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出现、广大和平地区的建立、全世界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巩固和增长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有了在目前时代防止战争的实际可能性。
目前时代的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的可耻的崩溃。
以前被帝国主义者奴役的许多国家，现在已经推翻了殖民统治。
我们伟大的共同的友邦、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其他主要国家的人民，像伟大的印度人民以及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人民，在摆脱了殖民的枷锁以后，现在正在巩固他们的民族独立，对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作出贡献。
自从10月革命胜利以来，伟大的苏联人民遵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者列宁的教导，一直在不断支持被压迫各国人民为解放自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坚决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再次着重地强调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着重地强调支持那些要完全推翻殖民统治、要加强和巩固他们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的愿望。
从北方到南方的全体越南人民都渴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早日恢复统一。
尽管南越政府进行压制和恐怖活动，越南人民一直不断地在进行争取民主自由、争取通过日内瓦协定规定的普选实现全国统一的斗争。
在侵略者支持下的反动势力蓄意阻挠用和平方法实现越南的统一，而且破坏日内瓦协定。
这是他们能够设法把南越拉进东南亚条约组织侵略集团的唯一方法。
这些侵略集团，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军事侵略集团在内，正威胁着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国人民的安全。
这些侵略集团的主要策划者正在阴谋利用这些侵略集团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以新的方式压迫经济上落后的亚洲国家的工具。
所有的人，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都觉察到这一点。
因此，亚洲的几个主要国家不但谴责这些集团和拒绝参加它们，而且正在为消除这些集团而斗争，这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希望在印度支那领土上新成立的几个国家将不让自己被拖进这些集团，而且参加和平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人民的斗争就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争取的是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要求正确的执行日内瓦协定、保证和平和为印度支那地区的各国人民打开向自决道路前进的可能性。
我们坚决认为，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越南人民以前曾对维护和平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光荣的越南劳动党和越南祖国战线的领导下，一定会实现他们的愿望——通过和平和民主的方法来实现他们国家的重新统一。
肯定地，越南人民会很快地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的残余和迅速地使他们国家繁荣起来。
苏联人民向你们，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友谊，并且衷心希望你们在建设新的生活中，在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方面，在实现民主改革和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方面，获得成就。
英雄的越南人民万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万岁！
越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人民之间的不可动摇的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据新华社讯）

纳赛尔说确信苏联不会侵略是埃及外交政策根本原则之一
新华社4日讯
伦敦消息：
埃及总理纳赛尔对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说，对英国帝国主义心存疑虑和确信苏联不会进行侵略是埃及外交政策的两个根本原则。
“每日电讯报”04月03日刊登了纳赛尔的谈话。
纳赛尔指责英国政府怂恿苏丹人反对埃及共用尼罗河水的建议。
他认为，帝国主义独霸的威胁是真正的威胁。
他说，埃及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纯粹是商业性质的。

缅甸和平委员会主席呼吁以协商方法结束国内战争
新华社仰光4日电
据曼德勒“人民报”04月04日报道，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德钦哥都迈发表了一项呼吁书，要求以协商的方法结束国内的战争。
这项向全国高僧、宗教界领袖、各政党、各群众团体、社会名流和全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出的呼吁书要求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争取国内的和平，并且呼吁缅甸政府和地下武装力量迅速进行和平谈判，以满足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
“仰光日报”也在04月02日发表文章要求通过会谈来实现国内的和平，以使缅甸在良好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建设。

苏联—瑞典公报签字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04月03日，苏联—瑞典公报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宫举行。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瑞典首相埃兰德代表两国政府在公报上签字。
苏联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布列日？
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等。
瑞典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
内政大臣赫德隆、瑞典驻苏联大使索尔曼等人。
苏联—瑞典公报说，瑞典首相埃兰德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在今年03月29日到04月04日访问了莫斯科。
埃兰德首相和随同他前来的内政大臣赫德隆，在莫斯科曾经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以及苏联的其他领导人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两国参加会谈的代表们有机会开诚布公地和有益地交换了意见，首先是讨论了苏联—瑞典关系的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同两国有关的一般国际问题。
会谈是本着瑞典和苏联两国关系中素有的友好和睦精神进行的。
双方申明，两国都关心进一步发展彼此之间的贸易。
双方认为，1954年签订的、并且在后来加以扩大的救生合作协定，是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实际形式的一个例子。
前几天签订的苏联—瑞典航空协定，使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之间有可能在最近期间直接通航。
双方确认在下列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
开始进行谈判，以便根据1941年签订的苏联—瑞典协定，解决同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加入苏联有关的一些保留下来的相互要求。
瑞典最近就要派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开始进行这项谈判。
在会谈过程中双方还申明，最近以来，两国都很重视的科学和文化接触已经令人愉快地扩大了。
双方一致认为：
各种艺术团体、各种行业的技术专家代表团和小组的访问，体育活动的交流和旅行游览等，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巩固两国人民的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已经达成协议，两国处理对外文化联系问题的国家机关，将以适当的方式促进这方面的交流的发展。
在讨论文化和科学联系的问题的时候已经达成协议，要在最近实现下列具体计划：
互相交换熟练的科学研究工作人员，首先是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人员，作为东道主的国家应该支付他们在进行访问和进行科学工作的时候所需要的费用；
允许科学人员利用对方国家的资料室和图书馆；
扩大两国的科学和文化机关之间的书籍和出版物的交换。
瑞典方面表示愿意派一个专家代表团到苏联研究高等教育的组织工作。
苏联方面表示有兴趣以类似方式研究瑞典培养技术干部的工作。
关于这些交换计划将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具体协议。
瑞典方面着重指出，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在布达佩斯失踪的外交官劳尔·瓦伦堡的命运的问题，对瑞典有很大意义。
从谈判的时候起，瑞典方面就提出了它所掌握的有关瓦伦堡的材料，并且请求苏联有关当局审核这份材料。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做这件事。
它同时声明，如果瓦伦堡是在苏联，他自然有可能回家。
调查结果将通过外交途径转达。
住在苏联的瑞典公民或者曾经是瑞典公民的人，如果提出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到瑞典去的请求，只要有关人员也表示愿意去瑞典，那么他们的请求将得到善意的审查。
同样，对于愿意到苏联去的苏联公民或者曾经是苏联公民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瑞典当局也不给予任何留难。
在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时候，瑞典首相和瑞典内政大臣指出，瑞典实行自己传统的、在和平时期不参加联盟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在战争期间本着联合国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保持中立，他们并且指出，根据瑞典方面的意见，这种对外政策不仅符合瑞典的利益，而且也会促进欧洲这一部分的和平和友好的联系。
苏联方面宣布，苏联将像过去一样尊重瑞典这种不参加联盟的和平政策。
此外，双方都强调指出各自的国家关心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应当是联合国宪章所指示的那些原则，特别是尊重会员国的独立和主权、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双方表示，不论在普遍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人数方面，或者在禁止和监督原子武器以及在扩大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合作方面，他们决心支持人们争取在联合国组织中取得实际效果的不断努力。
这一次交换意见使得双方更深地了解彼此对谈判所涉及的问题的观点，并且将有助于巩固瑞典和苏联之间的善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