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邓拓
设宴欢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
据新华社12日讯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邓拓在12日晚举行宴会，欢送即将返国的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团长皮尔皮奇和全体团员。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作陪的，有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吴冷西、王芸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徐晃，北京各报刊的负责人和曾经访问南斯拉夫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人员等50多人。
邓拓在宴会上致词说，中南两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相互访问，对于增进中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无疑有着重大的作用。
中南两国新闻工作者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比高山还高，比大海还深。
邓拓最后祝中南两国新闻工作者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皮尔皮奇接着致词说，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参观和访问中了解了许多问题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感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同志对南斯拉夫人民、对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的深厚的热情。
皮尔皮奇说，中南两国的联系和合作处在更加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他深信这次代表团的访问中国，将会对进一步发展中南两国的联系作出贡献。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在宴会以后，宾主互相赠送了礼品。

伏罗希洛夫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感谢对他75岁寿辰的祝贺
新华社12日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感谢他们在他的生日的时候对他的祝贺。
电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当我75岁生日的时候，承致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愿望，谨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伟大的兄弟般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伏罗希洛夫1956年02月1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北京一百多个厂矿积极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
到10日止，北京已经有一百多个国营、地方国营厂矿企业的职工提出要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
其中有20多个企业先后向全国兄弟企业倡议开展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
职工们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
石景山钢铁厂从1月01日以来，每天都超额完成生产生铁的计划。
北京第1机床厂等机器制造工厂的青年机工，普遍开展了争取作一个“青年机工突击手”的竞赛。
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翻砂车间工人支广谦和加工车间工人沈群旺，已经完成了今年的工作量，其中支广谦已经在做1957年第2季度的工作了。
很多厂矿企业的领导部门都积极领导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
石景山钢铁厂已经作出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规划。
这个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在1月下旬举行了代表会议，讨论和制定了保证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经验等措施计划。
北京造纸厂的技术人员为了帮助工人实现竞赛条件，和工人一样分成3班工作。
北京第1机床厂在2月03日举行了10种先进经验的交流会，并且组织了计划员、调度员、统计员、检查员等人员的竞赛。
（新华社）

华侨学生和首都青年举行春节联欢
新华社12日讯
6，000多名华侨学生和首都青年今天上午在苏联展览馆里举行了盛大的春节联欢。
华侨学生和首都青年们在布置得很漂亮的工业馆大厅中，欢乐地歌舞。
在工业馆两旁的四间游戏室里，人们在猜灯谜、打汽枪和“找矿藏”，作各种游戏。
刚刚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华侨学生卜国伟说：
我在祖国感受到了一个大家庭的温暖，今后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和300多个在北京的归国华侨等也参加了今天的联欢会。
廖承志在会上祝贺华侨学生们身体好、学习更好，和北京的青年团结得更好，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将来成为为祖国建设服务的好干部。
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等单位的演员们在会上表演了精彩节目。

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
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正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这是在这个工厂第2届先进生产者及合理化建议者代表大会上，由422名先进工作者倡议，得到全厂职工一致拥护而开展的。
这个厂的先进生产者运动首先以争取4年完成5年计划为奋斗目标。
在运动中，要做到今年的产值比去年增长20％，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增长20％，成本要比去年实际降低8％，质量上要彻底消灭返厂修理，铸锻件要达到质量标准。
在运动中要求在20％的机床上推行科列索夫车刀法，有50％以上的小组推行庄铭耕先进经验，有100个小组推行震达罗娃工作法。
在运动中还要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实现劳动和技术相结合的方针。
这个厂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将以先进带动落后为指导原则。
要求先进者对落后者给以兄弟般的帮助，带动落后前进，达到普遍提高，保证今年内先进者队伍扩大到占全体职工30％左右，并且使先进小组也达到占全厂小组的30％左右。
　（新华社）

石景山钢铁厂炼焦车间第1炼焦炉和第2炼焦炉的全体工人同京郊七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联欢。
在联欢会上工人和农民互相赠送了礼品。

在京藏族人士向毛主席庆贺新年
新华社12日讯
今天是春节和藏历火猴年元旦，在京的藏族人士在今天下午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国家机关其他领导工作人员庆贺新年。
前往贺年的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拉敏·益喜楚臣、欧协·土登桑却，西藏地区参观团团长拉鲁·策旺多吉、副团长安庆·定结活佛、仁青顿珠和部分团员，西藏青年参观团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副团长才旺多登、悦希凭卓，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顿旺·坚赞札巴，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四川省木里地区初基江错活佛。
贺年的时候，他们向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分别献了哈达。
毛主席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贺年时在座的还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刘春、萨空了等。
（附图片）
毛主席和前来庆贺新年的在京藏族人士亲切地交谈。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

太原各厂矿努力突破技术经济指标
突破原订技术经济指标，正在太原市厂矿企业中形成一个群众运动。
太原市在1月下旬召开了厂矿企业积极分子大会以后，许多厂矿职工都提出了提早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开始全面、系统地推广各种先进经验，新纪录随着不断出现。
太原造纸厂造纸车间工人原来生产的一等品只占产品20％左右，1月28日创造一等品达70％以上的纪录。
山西机器厂铸钢工人黄定国组织突击队解决了清铲毛刺的问题，作到一天完成3天的工作量。
工人们不满足于创造各种新纪录，而要求普遍达到先进水平。
太原矿山机器厂职工为了实现提前在今年国庆节完成五年计划的保证，开展了“个半定额”运动，即作到全体工人8小时完成12小时的工作量。
目前，无论在工地、矿井或工厂的车间，人们都不愿在提早完成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落后。
在太原钢铁厂，医师们提出要打破常规，深入车间宿舍去搞好医疗卫生工作，促进出勤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炊事员们提出要把热饭送到工场，保证离不开生产的工人能够吃好生产好。
（本报驻太原记者）

欢迎西哈努克首相访问我国
应邀到我国作友好访问的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定于今天前来我国。
中国人民热烈欢迎邻国的贵宾的远道来访，并认为这是中柬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新的开端，也是亚洲各国日益团结合作中的一个重要发展。
中国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
据中国的史书记载，早在1，700年前，中柬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友好往来。
在两国人民这种历史悠久的友好往来中，我国人民陆续移居到柬埔寨。
他们在柬埔寨辛勤劳动，世代相传，已经成为柬埔寨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侨民同柬埔寨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这些历史上的事实，充分表明中柬两国人民是能够友好相处的。
但是，中柬两国人民间的历史友谊，近代以来却遭到人为的阻碍，不能得到发展。
这是由于我们两国都曾经受到殖民主义的压迫，我们两国人民所受过的这种共同压迫一直阻挠中柬两国人民的自由交往。
只有在今天中国人民已经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柬埔寨人民也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两国才又有了友好往来的可能。
我国政府和人民一向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尤其是希望同自己的邻国保持真诚的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人民认为，一切国家不分大小都应该平等相待，应当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和组织军事集团的政策。
我国总理和印度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友好相处的准绳。
我国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之间所存在的友好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个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的。
我国和这些国家为了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事业，进行着共同努力。
我国人民和巴基斯坦、锡兰、日本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迅速发展中。
我国和泰国人民之间也开始恢复往来。
我国人民愿意和任何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只要彼此都有着和平和友好的愿望。
我国同柬埔寨王国恢复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共同的基础的。
柬埔寨王国和我国都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参加者。
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两国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都作了贡献。
特别是在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首相和我国总理周恩来有过友好的接触，增进了两国的了解。
我们两国都赞同亚非会议公报中的各项原则，即反对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加强各国间的友好合作。
在亚非会议以后，西哈努克首相曾一再表示接受和平共处的各项原则，决心奉行中立政策，不容许任何国家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不参加军事集团，也不让任何国家把柬埔寨作为军事转运站。
西哈努克首相2月06日在访问菲律宾回到金边以后就曾明确地指出：
“我们一定要遵守中立，不参加任何集团。
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加倍努力，来灌溉我们的稻田。
让我们依靠我们自己，不要依赖外国。”
西哈努克首相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反映了柬埔寨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意志。
尽管我国和柬埔寨王国存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之间的确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和愿望。
因此，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这种必要性，不仅表现在维护亚洲和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上，也存在于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利益方面。
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将会促进两国之间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的发展，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以加速两国经济建设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提高各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人民十分欢迎西哈努克首相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并衷心愿望着中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人民相信，经过西哈努克首相这次友好访问，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互相本着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求同存异的精神，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
我们两国友好关系恢复和发展，对于加强亚洲各国间团结合作和加强亚洲的和平将是巨大的贡献。

沈阳工程技术人员
积极设法改进工作
沈阳市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积极改进工作。
沈阳高压开关厂的设计人员过去不论设计什么产品，都要经过3个步骤。
这次他们在测绘一种自动重合闸“重锤机构”的时候，经过精打细算，减少了一个步骤；
同时，又加强了测绘前的准备工作和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帮助量尺寸，使这个原计划8月底完成的设计任务，在3月底就可以完成。
沈阳水泵厂技术员庞鸿泉改进了K型水泵的托架等部分，使水泵的重量减轻了三分之二，仅今年改进部分水泵即可为国家节约40万元的财富。
工程技术人员还在工作中主动帮助工人学习技术，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沈阳通用机械厂技术员孔庆荣和工人一起研究推行快速炼钢法，增加了每天炼钢的炉数。
（据新华社讯）

法国访华经济代表团团长罗谢罗招待我贸易界人士
据新华社10日讯
法国访华经济代表团团长亨利·罗谢罗10日晚在北京举行宴会，招待中国贸易界人士。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副主席雷任民、李烛尘、冀朝鼎，委员卢绪章和中国进出口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
罗谢罗在宴会上首先致词，感谢中国贸易界在商谈中表现了合作和诚意，感谢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并且赞扬新中国工业化的成就。
南汉宸接着致词说：
美国曾企图以“禁运”来封锁中国，但是诸位已经亲自看到了中国工业化的成就。
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贸易、文化和友好关系。
南汉宸希望代表团在这次贸易商谈中取得积极的成果，以满足法国人民要求中法贸易的愿望。
雷任民也在宴会上致词，他指出中法两国可以交易的货物品种很多，而且数量也很大，这说明中法贸易是有广阔前途的，他希望中法两国贸易关系及早正常化。

盘踞高嶝岛的蒋军炮击渔船
新华社福建前线10日电
09日10时28分，盘踞高嶝岛的蒋军炮兵向在高嶝岛东北5，000公尺海面捕鱼的两只渔船打了70多发炮弹。
这两只渔船是福建省长乐县梅花镇渔民的。
其中一只渔船被蒋军打中6发炮弹，船被打坏，漂到高嶝岛附近海面，被蒋军快艇拖走。
船上的7个渔民下落不明。
另一只渔船在我军炮火掩护下安全归来。
09日20时18分到30分，蒋军兵舰3艘向黄岐镇附近地区发射炮弹70多发。
同日18时左右，盘踞金门岛的蒋军炮兵还向厦门岛虎仔山附近发射炮弹54发。

西安农业机械厂职工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西安农业机械厂职工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铸工车间做双轮双铧犁犁镜的小组，自5日以来，由每天生产犁镜550个提高到700多个，废品率也大大降低。
机工车间工人从1日到8日共创造了58个生产新纪录。
刨工刘志义加工双轮双铧犁部件，加大了刨床的走刀量等，使效率超过了定额约一倍。
这个厂的职工保证要在春耕前生产出15，000部双轮双铧犁和1，000部播种机。
　（新华社）

起义人员李韦和杨继英分别同家人欢度春节
据新华社南京12日电
起义回到祖国大陆的蒋介石集团派往美国受训的海军军官李韦，11日下午从北京回到无锡市故乡，和亲人团聚，欢度春节。
李韦的父母在前两天接到李韦回家过春节的信，就准备了比往年更多的酒菜，等候着离家9年的儿子回来一起过春节。
夏历除夕，一家人吃了团圆酒。
李韦对记者说：
“这次回家，从北京到无锡，沿途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都给予我很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我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据新华社长山12日电
最近起义回到祖国大陆的蒋介石集团海军人员杨继英，春节前回到了故乡——山东省长山县段家庄（以前这个村属邹平县辖）和家人团聚。
杨继英和他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在一起欢欢乐乐地度过了春节。
杨继英的家里已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旧历年除夕，杨继英全家都围坐在暖烘烘的炉旁，一面喝茶，一面兴奋地谈论着解放后的好生活。
旧历正月初一的上午，他的家里又挤满了来看他的男男女女穿新衣的邻人，里面还有他童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

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到达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谭震林、王稼祥，已经在2月11日乘飞机到达莫斯科。
代表团团长朱德、团员刘晓目前已经在莫斯科。

龙凤矿一个采煤段创造新纪录
抚顺龙凤矿221号采煤段工人7日创造每班日产煤量1，470吨的新纪录，比原来每班日产量提高3倍多；
比这个矿平均每班日产量提高900吨左右。
这个采煤段平均每个回采工人每天能采10吨多煤，比全矿一般的水平超过一倍以上。
　（新华社）

他拉山的民族联合社
本报记者　陈勇进
在云南省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几个或十几个民族聚居在一起。
他们在语言、文字和生活条件上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他们一致向往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
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他们成立了很多各民族联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他拉山的民族联合社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新平县向南走，翻过一座大山，便到了他拉山。
在这个山上的羊奶革村，有21户汉族，7户彝族，10户山苏族（彝族的支系）。
解放以前，山苏族农民的生活最为贫困，受的压迫也最大。
他们住在他拉山东面的大磨盘山上，不会种田，每到播种季节，就放火烧山，然后撒下点种籽；
不薅不锄，听天生长，加以野兽为害，每年只能收几十斤粮食，仅够一个月吃的。
因此，他们不得不靠编箩、打猎去向汉族、彝族的农民换粮食吃。
他们穿的，也是向彝、汉族农民换来的破衣服。
这10户山苏族过去都没被子。
7户彝族农民，过去也是给地主富农种地的，解放前总共才有3条被子两条牛，十来岁的孩子都穿不上衣服。
汉族农民在解放前也大多是租种地主的土地或是养猪、做些木器卖，21户中就有12户不够吃的。
土地改革的时候，居住在他拉山的汉族、彝族、山苏族农民，联合斗争了地主，分得了土地。
党引导农民揭发了国民党和地主制造民族隔阂的阴谋，向他们进行了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教育。
中共他拉乡支部还动员羊奶革村的农民给山苏族农民盖了房子，让他们从大磨盘山搬到他拉山上来住，靠近汉族和彝族，可以减少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土地改革以后，党又领导他们组织起来生产，先由十几户汉族、彝族和山苏族成立了两个互助组。
可是由於山苏族的耕作落后，有些汉、彝族农民就嫌他们不会插秧、没有农具；
当时山苏农民衣服太少要等到太阳出来才能下地，彝族汉族农民又嫌他们上工太晚。
组织起来不到半年，山苏族都退出去了。
1953年秋天，党支部又号召他们组织民族联合社。
这时，有的山苏族农民就说干活赶不上汉、彝族，叫他们先干一年试试看；
有的山苏族农民怕入了社不自由，没法编箩，生活会困难。
有的彝族农民也不愿意要山苏人入社。
前后酝酿了一个月，合作社总算成立起来了。
入社的只有10户汉族和6户彝族，山苏族都没有入社。
他拉山合作社组织起来的第1年，农业增产了26％，副业收入300多元。
没参加社的农民，清楚地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
参加合作社就不用再抢水插秧了；
劳力少的，土地同样得到加工；
合作社可以集中人力抗灾，野兽毁坏庄稼的情形少了；
社员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来干活。
就在这年的8月，他拉乡的民族联合社扩大到36户，10户山苏族全都入了社。
山苏族入社的时候，有一些汉族和彝族社员还是说：
山苏人进来就得“背包袱”，我们给他们种田划不来。
党支部书记普兴顺（彝族）就反复地向彝族汉族社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
山苏人生产上落后，主要是过去受的压迫大，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进步。
在党员内部也进行了一些批评，克服了汉族彝族社员瞧不起山苏人的思想。
社里的生产开始了，管理委员会在各方面都注意到要加强民族团结。
他拉山的汉族农民多会说彝话，山苏人有些也懂彝话，所以合作社在开会的时候，就多用彝话。
为了要把各种农活教给山苏人，编生产队时就把山苏族社员和汉族彝族社员混合编在一起，很快山苏族妇女就都学会了插秧，很多山苏族社员还积极学习犁田、挖田、栽烤烟等技术。
青年团支部书记邱永安，为了帮助山苏人，也学会了山苏话。
这里的汉族和彝族人不会烧木炭，不会编箩，自从山苏人入社后，很多人也都学会了。
山苏族社员去找药材时，也主动地带着汉彝族社员去找。
有时他们还把自己编好的箩筐送给彝族汉族社员使用。
过去，彝人对汉人有意见不敢讲，山苏人对彝人和汉人有意见更不敢讲。
去年不到收红薯的时候，汉族社员邱志彬和李国太私自从地里挖了些红薯；
山苏族的社员向他们提意见，指出不该拿公家的东西。
管委会表扬了提意见的山苏人，邱志彬、李国太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这样，树立了社员之间相互批评的风气，再不像过去那样有意见不敢讲了。
各组社员真正地做到了兄弟般的关怀和帮助。
他拉山民族联合社用集体的力量向自然灾害进行了斗争，得到了丰收。
去年夏种的时候，天气干旱，他们用几道水车从他拉河里把水绞上来。
结果，社里的庄稼不但没有减产，还增产了三分之一。
过去他们不种烤烟，成立合作社后试种了烤烟，增加了很大的收入。
他们进行了水利建设，从过去没人敢去的“精怪潭”开了一条水沟，把潭水从五里外引到他们的稻田里，改变了靠天下雨插秧的习惯，保证了稻田的用水。
过去天旱时眼看着清清的流水从山上流下去，浇不到庄稼；
一遇到秋天发大水，谁也不敢说自己的庄稼能不受淹。
成立合作社后，天旱时能把河水引上山，洪水下来又能把它引到河里去，再也不怕旱、不怕淹了。
过去单干的时候，不能很好地看野兽，人要和野兽“抢”粮食吃。
去年秋天，社里抽了两个老猎手在山地里搭了棚，专门打野兽，使高山上的庄稼也没受害。
这里有很多樟脑树，过去从没人过问，现在合作社正派人学习熬樟脑。
合作社才办了两年，这个多民族的山村已经变了样，人们开始摆脱了穷困，一步一步向着幸福的道路上走。
各户社员分的粮食都够吃了。
特别是10户山苏族农民，已经改变了世世代代粮食不够吃的情况。
社员们几乎家家都有肥猪和鸡群，户户的竹囤里都堆放着稻子。
去年全社第1次卖给国家7，600斤余粮，这是他拉山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人们对自己的合作社是什么情感呢？
副社长祝有禄抱着他的娃娃向我介绍：
这个孩子叫“合作”，这是为了纪念我们参加合作社而起的名字。
据他说，还有的娃娃叫“入社”“扩社”。
为了把他拉山建设得更美丽富饶，社里最近新添了水车、耕牛，买了打谷机，盖了烤烟房。
他们要在今年生产更多的粮食和烤烟，让社员的生活过得更富裕，更幸福。

努力赶上先进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去年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和纺织工会组织5大纱厂开展厂际同工种竞赛，取得很大的成绩，不仅鼓励了先进企业继续前进，更重要的是有效地督促和帮助落后企业赶上先进企业。
震寰纱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震寰纱厂自1950年实行公私合营以来，由于企业管理工作落后，无论产量、质量、成本、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等各种指标都落在其他厂的后面，人们都称这个厂是“老落后”。
但是，这个厂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人员在内，却把落后完全归咎于客观条件不好。
他们说：
机器老，工人老，技术水平低，干部力量薄弱，有什么办法能把厂子搞好呢？
有些人更自慰地说：
“就算现在落后吧，总比前几年好得多了。
1952年是赔钱的，1953年就不赔钱了，1954年还赚了一点钱。”
职工们为了搞好生产，曾经对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等等提出许多意见，要求领导解决。
但是，领导工作人员说：
“厂子落后是长期性的问题，现在要想搞好，比登天还难。”
去年第1季度全市5大纱厂开展厂际清花车间同工种竞赛。
竞赛结果，震寰纱厂完成的指标很差，评为最末一名。
开始，厂里的领导人员认为竞赛的失败对于这个落后厂说来是必然的，因而心安理得，并不觉得奇怪。
但是，职工的看法完全不同。
他们研究竞赛失败的原因，派人到竞赛胜利的工厂学习，同时对行政不愿支持竞赛运动，把领导竞赛运动的责任完全推在工会身上的做法提出批评。
这种情况，使得领导人员不安了。
他们考虑：
群众要求搞好生产，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武汉市纺织管理局和纺织工会等派工作组来到震寰纱厂，帮助这个厂在厂际同工种竞赛运动中改进落后的企业管理。
他们首先对领导人员进行总路线的教育，同时协助领导召开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等一系列的会议，在“发扬民主，检查工作”的口号下，群众对过去的工作缺点提出许多意见，如生产缺乏计划性，技术人员脱离群众，不重视学习先进经验，劳动纪律松懈，缺乏责任制度等，使领导人员受到很大的教育。
他们认识到企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客观条件不好，而是主观努力不够，没有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他们批判了长期以来容忍落后阻止群众前进的右倾保守思想。
从第2季度开始，这个厂的领导人员改变了过去那种懒洋洋的保守作风，积极主动地领导群众前进。
他们号召全体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必须在第2季度5大纱厂厂际清花同工种竞赛里，积极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首先是加强技术管理，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
这个号召鼓舞了群众的情绪。
全厂成立了几个专业技术组，积极解决车间存在的问题。
清花车间和梳棉车间，由于工艺设计不正常、不统一和各工序生产失调，长期生产不好。
专业技术组结合纺织工业部在全国推广的清（花）、钢（丝）、浆（布）先进经验，整顿了各工序的工艺设计，统一规格标准；
同时派工人到本市先进厂学习。
他们回来以后，根据本车间的情况，创造了“一条龙”的先进操作方法。
党委和工会及时地把这一操作方法加以总结推广，掀起了工人学习先进提高技术的浪潮。
行政领导还建立和健全了原棉管理制度、温湿度管理制度、工艺设计管理制度、班盘存制度和交接班制度。
这一来，第2季度的生产就有很大的转变。
每件纱的用棉量（混合通扯纯原棉）由1954年12月份的393.27斤，降至第2季度386.3斤。
落棉含纤维率也大大降低，并且初步扭转了生产上的混乱被动局面，为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奠定了有利基础。
第2季度五大纱厂厂际清花同工种竞赛结果，震寰纱厂被评为第2名。
这一生产成绩，对于全体职工是极大的鼓舞。
但是，他们知道，这时只是初步改变了生产上的严重落后局面，距离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还差得很远。
他们要继续前进。
在第3季度和第4季度五大纱厂厂际同工种竞赛的推动下，开展了全厂范围的竞赛运动。
为了保证竞赛指标实现，他们认真执行了纺织管理局所颁发的全面管理指标的“三分三定”方案和季度的经济活动分析会议制度；
认真推广郝建秀工作方法和陈树兰的落纱工作方法；
加强机器的保全保养工作；
举行群众性的浪费大检查，开展全面节约运动；
积极学习由纺织管理局和纺织工会联合组织五大纱厂的先进生产者成立的推广先进经验大队所表演的先进操作方法。
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的重要措施，第4季度用棉量（混合通扯纯原棉）已降至383.28斤，创造了全市各纺织厂从未达到过的纪录；
各支纱的质量标准品率都是100％，二十一支纱单位工费成本，由1954年12月份的135.82元降至101.51元，次布率也由1954年的30％降至1％以下。
但是，震寰纱厂的领导人员并不满足现有的成绩。
他们知道，比起武汉市先进纱厂的生产水平还有距离。
如棉纱的质量虽然达到一等一级，但还不巩固；
产品成本比先进厂还高。
现在他们正在组织全体职工在今年的五大纱厂厂际竞赛和同工种竞赛的督促和帮助下，继续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更好地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争取赶上和超过先进水平。

河北省望都县西贾村的农业合作社社员，为了增产粮食，开展了积肥运动。
他们争取每亩地上肥料40大车。
这是他们正在抽水挖塘泥的情形。
　李双兰摄

安徽兴建第1座小型水电站
安徽省正在兴建第1座农村小型水力发电站。
这座水力发电站建筑在宣城县佟公坝西干渠的跌水旁边。
这座水电站建成以后，可以发电30瓩。
今年春节以后，它就可以把电流输送到附近的双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供这个社用来排水，灌溉，发展副业生产和在晚间照明。
（本报驻合肥记者）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1955年12月05日本报发表了“平安矿为什么不能全矿实现正规循环作业”一文，批评阜新矿务局平安矿没有很好推广正规循环作业的先进经验。
平安矿副矿长张光华、陈海山已来信检讨，并提出了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大力推广先进经验等四项措施。

把建设速度加快一倍
本报记者　于明
把厂、矿建设的速度加快一倍，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淮南煤矿现在正在这样做。
过去，我国建设一对年产90万吨煤的矿井，一般需要60个月（即5年），而正在建设中的淮南煤矿谢家集二号井和三号井都能在28个月移交生产。
在设计中，规定这两对矿井都要在30个月建成。
规定这样短的时间，除了因为这里地质条件较好，建设标准、机械化程度等是按照花钱少收效快的原则设计的外，还因为在设计中就包括了鼓励人们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的指标：
井筒的月进度要求比全国平均的进度提高19％；
巷道的月进度要求比全国平均的月进度提高28％；
井下煤仓的月进度也高於全国平均的进度。
这是打破常规的速度。
不少人曾怀疑过这个计划，负责建设这两对矿井的某些人，在1955年第3季度以前，也没有完成计划的信心。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是：
两对矿井将在今年07月01日移交生产，建设的时间比原设计规定的还要短。
这对于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为了保证这两对矿井的建设计划按时完成，中共淮南市委在1955年召开了三次专门会议，一面平衡各种施工项目，确定进度；
一面着重批判有关干部的保守思想，要求甲乙双方必须完成国家计划，把甲、乙双方的干部思想、目标统一起来。
甲方的领导人员改变了领导方法，深入现场，并且带领有关的业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工地去和乙方实行联合办公。
甲、乙双方领导人员都亲自掌握工地的实际情况，有问题就能迅速解决。
过去，甲乙双方在一个市内，乙方在施工中有了问题，还要写成公文，经过许多层次才能转到甲方负责人手里，有的甚至根本转不到。
实行联合办公后，这种现象没有了。
在图纸、器材和设备方面，过去有了问题，甲方有时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敢解决，而转告北京设计单位，许多小问题都要拖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现在，甲乙双方共同组织力量，慎重研究所发现的问题，采取适当措施。
如以前订购的器材规格不合，经过双方就地研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换用代用品的就有100多种。
甲方了解了施工情况以后，就主动为乙方创造施工条件，一般工程在图纸到来以后还要准备三个月才能施工，现在只要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就可开工。
去年12月工程紧张的时候，甲方从生产矿中抽调100多个技术工人支援乙方施工。
淮南煤矿基本建设局的总工程师说：
“在施工中，不怕慢，就怕站。
我们的工程所以进度较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程没有停歇过。”
他们为什么能在错综复杂的矿井建设工作中，做到不停工呢？
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全面规划的领导方法。
甲、乙双方在淮南市委领导下，一开始就把整个建设工作加以安排，研究了尽可能提早移交生产的时间。
这就使建设者有了奋斗的目标。
1955年05月和9月，双方又根据施工进行的情况全面安排一次工作。
乙方又根据工程总规划具体安排每一个月的工作，在去年第4季度，甚至把每个小时所做的工作都在计划里加以安排。
这样全面规划，具体安排，实际上就是领导干部具体组织和检查工作，可以通过全面安排找出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如1955年下半年经过全面安排，乙方确定了完成任务的关键在于完成安装工程。
甲方为了配合乙方完成任务，就同乙方共同会审安装工程图纸，发现了不合规格的设备，双方就及时抽调人员加以解决；
同时乙方立即组织安装力量，实行平行流水作业和交叉作业，加快进度，使安装任务胜利完成。
1955年全面安排谢家集三号井施工工作的时候，发现北部十一号煤层采区的巷道布置工作落后了，他们便决定由地面到十一号煤层间开两个斜井。
结果花钱不多，又能提早三个月移交生产。
谢家集三号井的井口筛选设备安装，乙方没有列入1955年计划。
在全面规划中证明它是有可能提前施工的，甲方就积极协助乙方研究施工方法，结果也提前施工了。
全面规划和经常细致地安排工作，就可以使领导人员彻底掌握施工条件，合理地组织人力物力，使各种工作紧密衔接，彼此创造条件，克服停工窝工的因素。
在施工中采用先进的施工方法，也是加快建设速度的最有效办法。
原来在副井安装设备的时候，就不能同时把井下开拓出来的矸子运出来，井下的开拓工作就要停下来。
现在施工单位把主、副井打通，在副井安装设备的时候，就利用主井运矸子；
主井安装设备的时候，就利用副井运矸子，从而加快了建设速度。
在巷道掘进方面，这两对矿井采取了由主井副井和两翼斜井同时相对开拓的方法，使巷道掘进和采煤掌子面的布置时间，比只从主、副井开拓，节省了16个月，速度加快了一倍。
在开拓巷道的时候，如果把井下的矸子大量提绞上来，就可加快开拓进度。
在建设这两对矿井中，施工单位的职工们，提出了在主井中用临时双钩罐笼代替装载量很小的吊桶的办法，把提绞矸子的能力提高了一倍半，每天巷道掘进要比用吊桶时增加12公尺。
井架的安装，过去是在井口一件件地安，影响井口其他工程的进行，现在改变为在井旁整体安装的方法，不但把井架的安装时间加快了三、四十天，而且可以使井口其他工程同时进行。
工人们在筑井架基础圈的时候也改进了施工方法，节省了十几天的施工时间。
因为这两对矿井是从改进领导方法和施工方法上加快建设速度的，工程成本都有所降低，质量也得到保证。
这两对矿井的经验是值得一切基本建设单位学习的。

改进“社主任接头会”
四川省德阳县大部分乡推行了定期举行“社主任接头会”的办法，安排管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
但是，有许多乡的“社主任接头会”总是会前无准备，开会内容繁多，抓不住中心问题，成效不大。
中共德阳县委为了使“社主任接头会”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从四个方面着手改进：
1．各乡支部对会议内容定出比较长时期的计划，然后分别主次缓急作出短安排；
2．各乡支部抓住重点社，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在接头会上传播；
3．每次接头会要围绕当前生产解决经营管理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4．支部事先要掌握主要问题的具体情况；
5．每次会议要明确地布置下一段工作。
这些意见，经过全县各乡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社长讨论以后，一致同意，决定贯彻执行。

湖北省软木加工厂开工生产
湖北省软木加工厂已经在1月31日正式投入生产。
这座软木加工厂是用机械装备起来的新型工厂。
它利用湖北省丰富的栓皮栎作原料，生产软木砖和软木纸两种产品。
软木砖是制造火车和轮船上以及食品工业中的冷藏设备所需要的材料；
软木纸是制造拖拉机、汽车和许多种机器所需要的材料。
（湖北日报编辑部）

美术家将设计60种新颖服装
60种新颖的服装式样在2月20日以前将由北京的美术家们设计出来。
这些服装式样主要是为青年妇女和儿童设计的。
设计的原则是美观、经济、适用。
11日，在北京的美术家参加了服装设计讨论会。
他们决定立刻开始行动，在20日以前每人至少设计出5种服装图样，再从这里面选出60种最好的来推广。
美术家们还决定到上海去请一批技术精良的缝纫师到北京来，由设计图样的美术家指导他们缝制样品。
今年03月间在北京举行的服装展览会将要展出这些样品。
美术家们提出，设计美的服装还要考虑到人的体型，例如什么式样的服装适合身材苗条的人穿，什么式样的服装适合身体肥硕的人穿。
参加这项设计工作的有美术家张光宇、郁风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中央歌舞团的舞台服装设计专家等14人。
（新华社）

联合起来办牧场
贵州省大定县长石区建立了8个牧场，这8个牧场都是几个农业合作社联合办的。
这个区的农业合作社都要求发展畜牧事业，可是单靠一个合作社自己的力量来开办牧场，资金和别的方面都有困难。
在区委会领导下，长石乡的长山、长水、长新、长鲜四个社联合开办了一个牧场。
他们盖了房子和羊圈，买了500多只绵羊；
在县人民委员会批给的荒地上，划分了畜牧区、林业区。
在这一个合办的牧场的影响下，许多农业合作社纷纷联合起来办牧场、造林。
要大量发展畜牧业，只靠二、三十户的小社是办不好的；
在办大社以前，联合起来办，不但可以把这些事情办得较好，而且可以为进一步合并成为大社打下初步基础。

西安市全面安排手工业生产
西安市已经全面安排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生产。
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供销经理部，已陆续对铁器、木器、服装、帆布、制革等11个主要手工业行业的生产合作社、组，分别布置了今年全年、今年上半年或第1季度的生产任务。
国营花纱布、百货等公司已对原来实行加工订货的手工业行业继续进行加工订货，使这些行业的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生产一直保持正常。
经过这些安排以后，近一个月来西安市不少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生产已逐步纳入正轨。
全市56个铁器生产合作社、组，已经第1次开始生产两千多部棉花条播机和大批新式水车、喷雾器。
制革业生产合作组织正在积极提高产品质量，它们试制的各种皮革已达到规定标准。
今年他们将供应全市制鞋、皮件等所需的全部皮革，以改变西安市过去60％的皮革要从外地购进的情况。
第1制糖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经陕西省国营百货公司安排后，社员们纷纷提出改进操作技术的具体办法，使糖的日产量由1，800斤提高到2，600斤，并且完全消灭了次品。
（新华社）

计件工资的效果
昆明机床厂老早就酝酿着推行计件工资制，可是总怕“条件”不够，迟迟不推行；
尤其对压缩工时定额顾虑更大，怕因此完不成任务。
但是实行的结果否定了这些顾虑和借口。
去年11月份，这个厂的铸工工时定额平均压缩了30％左右，工人却平均超额5％完成了任务，工资平均增长了9.5％。
搪立铣床鞍，原来定额为15小时一件，生产科要求改为12小时一件，施工科为此专门增加了专门工具，算来算去还认为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但是，实行计件工资以后，工人改进了刀子角度和操作方法，7小时就完成了。
昆明机床厂的实践再一次证明：
实行计件工资，就可以最正确地把工作者的个人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就可以最有效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现在有些人嫌推行计件工资“麻烦”，说工资问题就像个“马蜂窝”，动不得；
有的人甚至污蔑要求推行计件工资的人为“经济主义”。
这是一种表现在劳动工资问题上的右倾保守倾向，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铁道部第1工程局
今年计划铺轨740公里
铁道部第1工程局根据国家要求，在批判了保守思想的基础上确定了今年铺轨任务。
今年正线、站线和厂区专用线共将铺轨740公里，约比去年实际铺轨里程增加一倍。
其中兰新路将铺轨407公里，8月到达玉门，年底到达黑山峡。
包兰路铺轨里程为79公里，第1季度铺轨到狄家台。
兰青铁路也将在今年第4季度开始修建。
这样，兰新、包兰铁路便在今年第3季度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铺轨任务，兰青铁路也提早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动工。
在兰新、包兰铁路沿线今年还要修建通往玉门油矿等厂矿22条厂区专用线。
兰州铁路枢纽很大一部分工程也将在今年内完工。
铁道部第1工程局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召集所属各单位负责干部、工程师检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详细讨论了今年施工组织文件，全面规划了施工方法的选择、材料供应、劳动组织、机具和运输工具的调配和供水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莫斯科广播电台
02月14日联合举办特别节目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周年和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开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在2月14日联合举办特别节目，播送北京市长彭真、莫斯科市委第1书记福尔采娃等的祝贺讲话，工厂录音报道和音乐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要连续播送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周年和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开幕的节目。

全国许多省市举办普通话训练班
全国许多省的教育行政部门举办教师训练班，训练中、小学教师用普通话教学。
江苏省已经举办三期普通话教师训练班，各县、市也陆续举办了小学教师普通话训练工作，计划在今年暑假以前将全省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全部训练完毕。
江苏省教育厅还编制了4个专区的方言同普通话的对照表，发给各地参考。
河北省各地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经过训练后，都学会了注音字母，并且按照标准语音讲课。
黑龙江省教育厅主办了小学校长和语文教师普通话训练班后，又在各县、市举办小学教师普通话训练班。
福建、河南、湖北等省举办的第1期普通话训练班已经先后结束。
福建省教育厅主办的普通话训练班结束后，170多个学员又分别到各县担任小学教师普通话训练班的工作。
贵州省的有些中、小学校曾经采用周末晚会或诗歌朗诵比赛会等方式推广普通话。
上海市教育局从1月20日到2月09日举办了中等和初等学校教师普通话训练班。
参加学习的600多个教师在20天内已经学会用北京语音发音、拼音、朗读课文。
（新华社）

北京举行“中苏友谊音乐欣赏会”
“中苏友谊音乐欣赏会”从12日到15日在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馆举行。
会上，人们可以欣赏到中苏两国音乐家精采的演唱录音。
苏联的音乐家演唱的有苏联著名作曲家改编或创作的“歌唱中国”、“中国组曲”等。
（据新华社讯）

广州的花市
江城
当五岭以北还是一片冰雪的时候，广州已经是百花齐放的春天。
春节前夕，广州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的花市。
广州市南郊有许多世世代代种花的花农和花匠，每年他们都用许多心血栽植鲜花，来迎接花市。
广州附近许多县份也有不少农民把自己栽的各种花运到花市来。
花市上真是一片万紫千红的花的海洋。
在那里，有艳丽的桃花、梅花、吊钟、剑兰、玫瑰和鸡冠花，也有淡雅的水仙和稀有的玉树珊瑚、凤凰球等各种鲜花。
在浆栏路、抗日路和光复路一带市中心的大街上，花盆里栽的，水缸里插的，高高低低，一片花林。
今年春节以前，广州市的天气比去年温暖，许多花都提早开放。
入夜，明亮的灯光把花市映照得分外美丽。
市民们像潮水一样涌来，挑选和欣赏心爱的花卉，直到深夜。

更密切地联系生活和建设
苏联对宣传鼓动工作的要求
本报驻苏联记者李何一
苏共组织在群众中进行着巨大的鼓动工作。
鼓动员网深入到企业和居民中。
它保证党和人民的联系，动员群众实现党的政策。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纳塔里雅·涅斯捷连卡是莫斯科州红山区“光芒”集体农庄的鼓动员。
她请求组织派她在养畜场工作。
一天下午，她看见一位年轻的挤奶妇匆忙地挤了牛奶便跑回家去了。
涅斯捷连卡怀疑牛奶是否挤尽了。
她请组长检查一下这位年轻人挤过的一群乳牛。
从第一头身上挤下了一杯牛奶，第二头半杯，第三头半杯，第四头又一杯……。
组长和鼓动员检查了其他挤奶妇照管的乳牛，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涅斯捷连卡同养畜场主任和养畜技师商量之后，在挤奶妇中间组织了一次“关于一杯牛奶”的座谈会。
她这样开始了谈话：
“一杯牛奶，这算多吗？
你们当中大概会有人说：
想想看，一杯牛奶有什么奇怪？
我们每天挤2，500公斤以上哩。”
一位挤奶妇插进来说：
“当然，一杯牛奶是小事情。
这还值得谈吗？
我的乳牛佐尔卡一天都出乳100来杯。”
涅斯捷连卡说：
“我还是要谈一下一杯牛奶的事。”
她叙述了自己看见的。
接着解释：
“来算个账吧。
要是你们每个人从每头乳牛身上那怕只多挤半杯牛奶（有些人多挤不到一杯），我们每天将多得近70公斤牛奶。
一年将多得2，500多吨。
要是折成货币，那么集体农庄由于我们的粗心大意每年将损失4万多卢布。
这只是我们一个集体农庄。
如果拿全区、全省的农庄来算，要是到处以主人翁的爱惜态度对待事情，我们国家可以多得几百万公斤牛奶。
就在这里也找到我们的潜力。”
此外，她解释了：
不挤尽牛奶会引起乳牛下次出奶量的降低。
这样，鼓动员从小事情开始，向群众成功地解释了和扩增农产品相联系的党的巨大任务。
第2天，挤出的牛奶量就增加了。
像涅斯捷连卡这样善于把政治工作和生活联系起来的鼓动员、报告员，正是苏联今天所要求的。
苏联的政治鼓动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如像苏共中央的报纸和刊物所指出的，在鼓动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政治鼓动工作脱离生活，脱离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不善于总结和迅速地推广那些经过生活考验的共产主义建设的榜样，不善于唤起人们向那些阻碍进步的坏现象作斗争。
在苏共各级代表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思想工作脱离生活实际的缺点。
党代表会议批评了某些地区只问鼓动员的人数和座谈会的次数而不管谈话的内容和是否联系实际生活和具体任务。
许多区、市、州、共和国的工作人员自己不向群众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政治工作完全推在鼓动员身上的现象，这种脱离群众和违背党的传统的现象，也受到了批评。
在加里宁格勒州图什金区党代表会议上，集体农庄主席雷宾批评说：
一位区委的代表来到集体农庄，开始劝人家说，牛乳、肉、鸡蛋是好东西，所以要提高生产。
等到庄员们请教他怎样更好更快地做到，有什么先进经验，他却答不出来。
报告人只能作“一般的和全面的”谈话。
有些鼓动工作人员谈论共产主义的时候好像谈论什么老远的目标。
但是对于苏联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来说，不需要一般的泛论，而需要共产主义建设具体任务和解决这些任务的道路和方法的解释。
有些鼓动工作人员报喜不报忧，习惯于谈论成绩，而回避尖锐问题。
他们忘记了苏联共产党从来没有掩盖困难和缺点，他们忽视了在苏联的美丽生活中还有落后的思想和行为需要斗争和克服。
二
最近两年来，苏联在克服宣传中的教条主义上做了不少工作。
党的政治理论教育的质量提高了。
更加充分更加深刻地宣传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更加注意了党和政府的决定和内外政策的研究。
采取了党员自愿地选择政治学习方式的原则，从而减少班组的数量而加强了宣传干部的质量，增加了自修的比重和提高了学习的兴趣。
但是在宣传工作中还存在着同鼓动工作同样性质的缺点。
苏共中央的报纸和刊物指出宣传的基本缺点是：
同生活的联系还弱，时常带有学院式的、抽象的、书本的气味。
如下的现象都受到了批评。
（一）有些宣传工作人员在解释党的政策的时候，忽视了他们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播它们，还要争取实现。
所以他们的宣传没有联系实际，削弱了战斗性。
在梅地什市的一个企业中有一组人在研究苏共中央07月全会关于争取技术进步的决定以后，宣传员季米特里耶夫问：
党的组织应当为全会的决定做什么呢？
一个人说：
要举行座谈会。
另一个人说，要正确地挑选干部。
宣传员同意这些意见，做出结论说：
主要的要提高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水平。
至于党员在自己工厂中应做什么，谁也没有提起。
（二）有些宣传工作人员不把当前党和政府的政策与理论结合起来在群众中宣传。
他们以为当前的政策不是理论，因而不必从理论的角度来阐明政策。
他们不知道党和政府的政策是革命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和发展。
例如苏共中央07月全会的决定是有巨大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文件。
但有些宣传工作人员只说明争取技术进步的实际措施，不讲解文件的理论意义和它对于苏联国家发展前途的作用。
（三）有些宣传工作人员把研究理论和政策看做为研究而研究，回避现实中提出的迫切问题，甚至斥责那些想把宣传和实际联系起来的人是狭隘和简单化。
不久以前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批评了有些人忘记了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改进实际工作，为了实现党的路线。
在克里木州一次学习苏共中央07月全会文件的理论讨论会上，人们谈到火车站工作的缺点。
有人问谁将设法克服这些缺点。
得到的回答是：
这是讨论会，不是党员大会也不是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人们来这里学习理论而不是解决生产问题。
克里木州“真理报”赞同这种回答。
“党的生活”杂志指出这种回答和州报的赞同是宣传和生活脱节。
（四）在许多党的教育系统中，关于党史的研究，注意过去较多，注意战时和战后时期较少。
许多党员长久地精读关于反对民粹派和“经济主义者”斗争时期的材料，总是研究不到党在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
这样，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在同已成古人的敌人斗争故事上面，而不在反对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反对今天思想敌人的斗争上面。
（五）在许多党的组织中对思想斗争的工作注意不够。
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完全不是说要削弱思想工作。
相反的，苏共向来教导苏联人民坚决不移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残余，普及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争取共产主义思想的完全胜利。
有些宣传工作人员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三
苏联共产党批评了在思想工作中各种脱离生活现象，要求宣传和鼓动更加密切地联系生活、联系共产主义建设。
苏共要求各级党的组织：
（一）加强对思想工作的日常领导，注意宣传鼓动的内容和质量；
（二）有系统地检查党员的政治学习，克服任何自流和松懈现象；
（三）更好地挑选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帮助他们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四）经常地研究群众的需要，群众对当前事件的了解的情形，区别不同的对象，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及时的有兴趣的思想工作。
“真理报”社论说：
“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对思想工作的不足，进行坚决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累积有丰富的思想工作经验，许多思想工作人员具备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所以宣传鼓动无疑地将会更加密切地同生活和建设联系起来。
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已经出现了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新的学习形式。
时事小组现在苏联很流行。
参加的人学习党和政府的重要决定，分析重大的国际事件，并且根据自己的理论知识深刻地思考这些决定和事件，把理论研究同生活、同当前实际任务联系起来。
许多这种小组的学习不单帮助人们了解当前政治，而且帮助人们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帮助党的工作的改进和生产计划的完成。
许多时事小组研究了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文件和中国农业合作化问题。
根据党员的要求，某些党组织领导的时事小组在研究党和政府关于工农业工作的决定的时候，并参考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经验证明：
凡是工作有计划，研究的问题能和具体任务密切结合的时事小组，成绩都很好。
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苏共关于发展工农业的纲领，提高了人们研究经济理论的兴趣。
在莫斯科市，有83，000多党员研究着政治经济学和工业、建筑业、农业的具体经济学，组成392个经济讲座。
在罗斯托夫市，有5，400党员参加257个讲习班研究经济理论。
一种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经济学校和讲习班，在罗斯托夫市应着人们的需要出现了。
学员是不脱离生产的党员。
这些由市委办的夜间经济学校和在某些企业中研究具体经济的讲习班，成绩很好。
他们用理论来研究工业和农业中的具体经济现象，分析自己企业的经济指标，得出可供工厂、车间的领导使用的结论。
在经济学校和讲习班中，每个学员要轮流作详细的理论的报告，然后由大家讨论它。
报告是具体的，是报告人归纳自己工作的那个部门的情形的结果。
苏联共产党遵循着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留下的格言：
“……首先，必须使群众和总的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
这在每个鼓动员、宣传员的工作中应当是主要和基本的，当他掌握这个的时候，他的工作将确保成功。”
（本通讯引用了最近几个月的苏联“真理报”、“党的生活”、“共产党人”的材料）

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介绍苏联影片“大家庭”
蓝翎
编剧：
弗·柯切托夫、斯·卡尔总导演：
依·海菲茨翻译：
尹广文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　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
苏联柯切托夫的名著“茹尔宾一家”对于中国广大读者已经不是陌生的了，电影“大家庭”就是根据它改编摄制的。
影片忠实地保留了原著里最精彩、最动人、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保留了原著里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用鲜明、真实的生活画面，深刻地表现了渗透在原著里的最基本的精神。
那就是茹尔宾一家三代对于祖国和劳动事业的无限忠诚，作为历史的主人的工人阶级的英勇豪迈的气魄，以及对于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高尚的道德要求。
茹尔宾家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他们骄傲地遵循家庭的传统习惯，用21响礼炮来庆祝世界上“又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重大的任务也落到了茹尔宾一家的肩上：
和他们全体的生活紧紧相联系的造船厂要进行改革了。
造船厂的改革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标志着科学水平的提高。
新的现实要求人们精通新的技术和具备广博的科学理论知识。
这给茹尔宾家族的每个成员都带来了困难和考验。
茹尔宾一家人对于自己的事业都有深刻的理解，他们在新的现实面前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沉浸在创造性的劳动和求知的热潮中。
老一代的78岁的马特维热烈赞助这一改革。
他虽然由于年龄的关系不能再像已往那样准确地完成精密的画线工作了，但是他却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工作。
他的劳动的热情并没有随着年岁的增大而衰退。
他在造船厂里担任了“夜班厂长”的职务——为厂长看守办公室，而且能把工作作得非常好。
第2代伊里亚用顽强的学习来克服新的困难。
长孙木工维克多尔发明了能够适应新的技术要求的木工机器。
二孙工程师安东是这一改革的直接发起者和主持者。
创造先进纪录的优秀铆工四孙阿廖沙坚决地丢掉旧技术，很快地学会了电焊技术。
茹尔宾一家没有一个掉队的人。
影片特别成功的地方是对伊里亚和阿廖沙的形象的塑造。
优秀的演员安德列耶夫以杰出的表演才能，把“好像用一块石头雕出来的完整的……高贵的伊里亚·茹尔宾”的丰富精神世界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了。
在伊里亚的突出的个性里，包含着多么强烈的自信心、英勇果断的气概和一往直前的精神啊！
伊里亚和他“不可分离的朋友”巴斯曼诺夫性格的对照，更显示出他无限的魄力。
巴斯曼诺夫对于造船厂的改革怀疑、缺少信心。
他不敢从事这件在他看来是“冒险的事情”，同时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啦”，因而心灰气馁，准备退缩“到船坞去修理旧船”。
伊里亚对巴斯曼诺夫感到愤怒，认为这是从劳动战线上开小差的行为；
而他自己对待新的工作却充满着信心，他的眼光是永远向前看的。
但是，伊里亚在新现实的面前的的确确亲身感受到光凭丰富的经验已经不够用了，需要系统地学习科学理论知识。
为此，他借口出去钓鱼，偷偷地跑到年青的女工程师季娜那里请求帮助，虚心地作她的学生。
他对季娜的委婉曲折的谈话，透露了他的强烈的求知欲和不怕困难的顽强精神。
影片中有着伊里亚向小孩买鱼的这个富有风趣的插曲。
导演和演员以原著的情节作基础，通过自己的想像丰富了伊里亚的性格，把他复杂而细致的内心感受明确地传达出来了。
“你这个小东西，还是回家算习题吧，你知道人家50岁的人还在学习哪！”
这几句话充分地体现出了他在这一重大事件里自己全部的感受。
伊里亚在困难的搏斗中大踏步迈进的精神正是茹尔宾一家最可宝贵的传统。
在阿廖沙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茹尔宾一家用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年青一代进行教育和培养。
阿廖沙也是忠实于劳动事业的。
他一直是先进生产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他毫不犹豫地抛弃旧技术，学习新技术。
他的身上永远沸腾着一股巨大的创造热情。
然而，当他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和茹尔宾家族所固有的诚实、谦虚、朴素的美德相违背的东西的时候，他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
伊里亚和巴斯曼诺夫批评阿廖沙的一场戏是非常精彩的。
阿廖沙为给他拍照的新闻记者准备了丰盛的早餐，结果却让两位老人大吃了一顿，他们还批评了他。
这是一个有深刻思想内容的幽默场面。
由于阿廖沙在生产上获得了突出的成就，电台广播了他的谈话录音，摄影记者准备给他拍摄“著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典型示范生活”的照片登在全国的杂志上。
阿廖沙在一片赞扬声里，有点飘飘然了。
伊里亚和巴斯曼诺夫对他的批评教训，让他知道“自吹自擂”的人是渺小的，要他不要忘记任何成绩都是属于集体的，个人永远应该谦逊谨慎，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担负着“打碎缠在地球上的铁链子”的重大任务。
阿廖沙就是在这样充满深厚的爱的严格教养下成长起来。
茹尔宾家的每一个成员虽然各有各的爱好和志趣，各有各的痛苦和欢乐，然而它是被一个共同的生活理想和自觉地遵守的崇高道德联结成一个整体的。
每个人对这个集体负责，而这个集体又对每个人负责，彼此间充满着深厚的爱。
这个家用同样认真的态度来支持和鼓励每个人崇高的思想和行为，这在处理阿廖沙的爱情问题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
阿廖沙的未婚妻卡嘉被俱乐部主任欺骗以后又被抛弃了。
而阿廖沙仍然爱她，希望能够把卡嘉接回来。
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马特维支持鼓舞了他：
“解决难问题呀，阿廖沙，不能三心二意的，唭哧咔喳……就办妥啦！”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他曾经向孙女讲述过的故事，说他在青年时候曾冒着风雪从地主手里抢回自己的爱人。
老马特维这种处事果断的精神作为美好的传统体现在茹尔宾家的三代身上。
阿廖沙找回了卡嘉。
他对卡嘉不是单纯的同情、怜悯、饶恕，而是纯洁的真诚的热烈的爱，是在高尚的道德基础上产生的对爱人的责任感。
茹尔宾一家所具有的各种优良品质，是苏联工人阶级一些美好品质特征的艺术概括，这个家庭的生活是工人阶级生活的一个缩影。
“大家庭”用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把观众带引到一个新的精神世界里去。
当观众从“大家庭”里看到了“茹尔宾一家人是一股伟大的力量”的同时，不能不深深地“想到一种掌握着世界命运、掌握着全人类命运的巨大浩瀚的东西。”
因为这个家庭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的，它要在这里培养出具有英雄气概和崇高道德品质的人物，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腹水草”能治疗血吸虫病
刘凡正峰
“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腹水期病人，效果很好。
半年来，根据浙江医学院附属第1医院和常山县卫生院61个病例的临床实验，和病人出院后三个月的追踪检查报告来看（追踪检查了52个病例），病人腹部饱胀感已完全消失或减轻的有37例，占检查总病例数的71.1％；
食量增加的有33例，占63.5％；
精神恢复或好转的有39例，占75％；
劳动力显著提高或有进步的有34例，占65.4％；
脾脏缩小的有39例，占75％。
此外，还有9个病例在大便中已没有找到虫卵（其中曾有4例用直肠活体组织检查仍属阳性）。
观察到目前止，虽然还没有找出“腹水草”有杀灭体内成虫的证据，但它在减轻血吸虫病腹水期病人的症状、增加食欲、恢复健康等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例如，江西省玉山县有一个长期不能起床的血吸虫病腹水期病人魏吉昌，1955年08月经常山县卫生院用“腹水草”治疗后，在家休养了三个月，就能下田工作，并且能挑70斤重的担子。
去年11月他从江西玉山县步行60里的山路到常山县卫生院复查，也没有感到疲劳。
又如病人华增干，脾脏原来肿大到10.5公分，经用“腹水草”治疗后，渐渐缩小到2公分，现在食量和精神都恢复了正常，上山也可挑120斤重的担子。
许多病人经用“腹水草”治疗以后，都能参加劳动生产，体力比治疗前增强，一般都能挑50至150斤的重担。
“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据传说是早年安徽凤阳县一个逃荒的灾民，到浙江以卖药草治病糊口而流传在浙江常山县的，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据浙江省“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研究推广委员会生药组根据生药标本的鉴定，这种药草就是“光叶爬崖红”，也叫“虎尾悬铃草”。
在常山县除“腹水草”的名称之外，群众还按这种草的形状起名“两头蛇”、“两头芽”、“三节两梗”和“仙桥草”等名。
“腹水草”的产地很广，浙江山区和沿海一带以及江西、安徽、四川等省，都生长有“腹水草”。
根据浙江常山、建德、杭县、杭州市郊等14个县市的产量调查，约在15万斤以上。
腹水草的培殖方法很简单，无论用人工分根移栽或用茎压条栽培法，它的成活率都很高；
而且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采掘晒干后，就可贮藏待用。
其根、茎、叶全部均可作药，但以根、茎为主，叶为次。
药物的配制方法是：
干“腹水草”一两加水一斤；
先用大火烧，后用小火煎，煎煮的药汁浓缩到一半，就可以服用。
病人在服药和休养期间必须禁忌吃水分多和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少吃盐。
去年07月，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曾派中西医代表20多人前往浙江访问，学习了用“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
目前，浙江省“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研究推广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全面推广用“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并且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举办“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训练班。
该委员会为了进一步研究“腹水草”的治疗效果，一面有计划地结合临床实验，改良“腹水草”煎剂的剂型，减少副作用；
一面积极进行病人出院后的追踪观察，进一步分析“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的效果，定出标准的治疗方案。

论推广普通话
北京大学汉语教研组主任王力
国务院发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我们拥护这一个指示，我们要协助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在全民中普遍通行的话。
具体地说，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
汉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已经形成了，这不是说汉语已经没有方言的存在，相反地，方言的严重分歧妨碍着民族共同语的作用的充分发挥。
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将来汉语一定会在北方话的基础上达到完全统一，汉语方言最后也一定被民族共同语消磨掉。
问题在于：
我们是听任自流呢，还是发挥全民的主观能动性，加速汉语的发展，使民族共同语的作用充分发挥，从而有利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呢？
我想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语言和人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
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语言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斗争的武器，它能够调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共同工作。
但是一般人不大意识到语言对革命工作和对生产活动的巨大作用。
对语言不通所引起的损失，几乎是了解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由于语言的隔阂，把生产耽误了，把业务弄糟了，竟好像天上掉下来的一颗流星压坏了人，叹一口气就算了事。
听大报告听不懂话，也只叫一声“可惜”。
许多地方干部经常对人民群众做报告，却很少人注意改善自己的南腔北调。
不善于运用语言，常常招致宣传工作上的很大损失。
许多人在方言地区工作和学习，他们不感觉到需要普通话。
这种思想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的。
新中国的人民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
整个祖国应该看做一个大家庭。
今天我们要到祖国的边疆去工作，比较我们的祖父要到县城里去买一只鸡还方便些。
根据国家的需要，本地人不一定在本地工作，说不定有一天被派遣到外省或边疆，我们总不能把我们的乡音原封不动地带了去。
再说，国家已经实行征兵制，每一个适龄的青年都有应征入伍的机会，将来可能在国防的最前线，而同营、同连、同排的战友却不一定是同乡。
总之，怕学会了普通话将来用不着，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
我在前面所说的方言最后会被民族共同语消磨掉，那最早该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连那些爱护方言的人也用不着发愁。
目前我们的要求只是汉族每一个人（首先是儿童和青年）除了他的家乡话之外还会说第2种话，就是普通话。
会说到什么程度，还要看具体情况。
对广播员和电影、话剧的演员应该要求最严，其次是小学教师和部队里的文化教员，其次是小学生，其次是战士们，其次是机关干部，其次是农民，等等。
这里没有强迫命令，只有号召，然而这是政府严肃的号召，我们应该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
推广普通话的工作，除了本身的政治价值之外，它还为汉字的根本改革创造条件。
大家知道，汉字的根本改革就是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语言不统一，是实行拼音文字的一大阻碍。
当然我不是说要等到方言不存在的时候汉字才能实行拼音化，我只是说等到广大群众对于普通话能听得懂和说得大致不差的时候，而这个时期我们应该使它早日到来。
文字实行了拼音之后，扫盲工作将更加顺利，甚至中小学教育的年限也会因此缩短。
在这一点上也同样显示着普通话的推广是大大地有利于祖国的建设事业的。
但是还有一些怀疑论者，他们以为国民党时代的所谓“国语运动”搞了30多年，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现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成绩。
这是不能从本质上看问题。
解放以来，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向做不到的事，人民政府不知做了多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不但是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所不能比的，而且也是历代的“太平盛世”所不能比的。
毛主席说：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为了祖国的建设，我们能使高山低头，黄河澄清，为什么不能使语言统一呢？
推广普通话一定获得成功，因为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拥护。
北京的声音代表着中国的声音，我们要做到人人爱听这个声音。
我们预祝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全国人民都能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经翻译，眉飞色舞地听取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

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关系
周一良
中国和柬埔寨的和平友好关系是有着长远历史的。
早在1，700多年以前，中柬两国已经有了来往。
公元3世纪中期，中国人的足迹便已到达柬埔寨的土地。
这就是三国时代的孙权派遣到海外去的朱应、康泰两人和他们所带领的船夫水手们。
那时中国称呼在柬埔寨所建立的一个国家为扶南。
朱应、康泰回国以后，把他们在扶南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扶南人民当时所制造的独木船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在书里有详细的记载。
他们描写扶南木船说头尾都和鱼相似，长90多尺，宽6尺，能容四、五十人到100人，每人备有长桨、短桨和竹篙各一。
站着划船便用长桨，坐时用短桨，水浅就用篙撑，划起来“应声如一”。
1，700多年前柬埔寨水上渔民的生活和轻便简捷的木船形状，在中国旅行家的描写里保存到今天，这正是中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很好的纪念。
古代柬埔寨人不但善于造独木船，而且善于造航海的大船。
依靠这种海船，扶南国王在公元243年曾经派遣乐队到中国，并且赠送土产礼品给孙权，这是柬埔寨人到中国的开始。
以后扶南人不断到中国——主要是广州——进行贸易。
有名的“扶南大舶”运来不少扶南以及南海各国的产品，扶南的植物如竹子和甘蔗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
3世纪末扶南送来的甘蔗长达一丈，却只有三节。
6世纪时的中国文学家吴均的作品里曾经描写“扶南甘蔗”的脆嫩，说太阳会把它晒化，微风会把它吹断。
南朝和唐朝都同扶南有来往。
5世纪末六世纪初有几个扶南僧人到中国来，其中有一个僧伽婆罗懂得几国语文，曾翻译佛经40多卷，很受当时人的尊重。
隋朝曾经得到扶南乐队，用印度乐器演奏扶南音乐。
后来柬埔寨境内的另一国家真腊统一了柬埔寨，即以真腊为国名。
唐、宋、元、明时代的真腊就是柬埔寨。
这1，000年当中，中国和真腊之间的贸易关系没有断过。
真腊供给中国的商品，主要是象牙、香料、黄蜡、生丝等。
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商品供给真腊。
13世纪末叶，温州人周达观曾到过真腊，1295年去，1297年才回来。
他写了一部真腊风土记，记载他在那里观察到的一些情况。
朱应、康泰和周达观的书，对于研究柬埔寨古代历史，都是很有用的材料。
据周达观的记载，当时真腊人对于中国制造的很多东西都感觉兴趣。
例如真州的锡器，温州的漆器，泉州的磁器，明州的席子等等，中国南方许多具有地方特点的手工业出品，都运销到真腊去。
此外中国的纸张、麻布、雨伞、铁锅、铜盘、木梳、针等等日常生活用品，也都是真腊人民所习用的。
可见当时真腊和中国经济联系的密切。
16世纪以后真腊改名柬埔寨。
17世纪初张燮所作“东西洋考”，记载在柬埔寨经商的中国人和柬埔寨人之间的市道交易公平合理地进行，从没发生过纠纷。
这种贸易上的联系经历了多少世纪都没有改变。
19世纪末叶以来，法国殖民主义者阻碍了中国和柬埔寨友好关系的发展。
但是，中柬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并未中断，我们从柬埔寨华侨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
柬埔寨的华侨现在约有30万人。
他们大都泛海来自中国南部各省。
大部分从事于农业，栽种蔬菜和胡椒。
在柬埔寨的华侨从来就同柬埔寨人民和平相处，他们的关系是融洽的。
70年来，法国殖民者对华侨实行种种压迫和分化政策，破坏华侨和柬埔寨人民的友好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胜利，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亚洲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
法国殖民者不得不被迫承认柬埔寨的独立。
这样，中柬两国人民就有可能发展并且加深我们1，700年来的友谊关系。
中国和柬埔寨的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亚洲和平的事业上，已经团结在一起了。
1954年日内瓦协议给柬埔寨带来了和平，使它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保障。
同时，柬埔寨政府声明，保证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外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这反映出柬埔寨人民保卫和平的决心。
去年03月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和印度尼赫鲁总理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赞成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在亚非会议上，柬埔寨代表团重申保证柬埔寨坚守中立，并且不使柬埔寨被用为进行侵略的基地。
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推行爱好和平、遵守中立的政策，有助于维护印度支那的和平，并有助于柬埔寨人民同亚洲各国人民发展和平友好关系。
现在，西哈努克亲王来中国访问，是中国和柬埔寨友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我们深信，在保卫和平的共同基础上，中柬两国人民1，700年以来的友谊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将比过去更加频繁。
两国人民在全世界和平运动中，将作出更多的贡献。
让我们为进一步加强中柬人民友好关系而努力！

印度国大党年会通过五年计划提案
新华社阿姆利则11日电
印度国大党第61届年会提案委员会2月10日继续举行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关于省区划分和“号召储蓄”的提案。
关于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的提案说，国大党去年在阿瓦迪举行的年会上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的决定，受到广泛的欢迎，因为这个决定为国家按计划发展的纲领指出了新的方向。
提案说，第1个五年计划的宗旨和目标已大体实现，国民收入增加了18％，而原来的目标是11％。
印度帝国银行变为公有和公营的国家银行以及人寿保险企业的国有化是演变为“社会主义结构”的道路上的重要步骤。
提案指出，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必要的事情，并且应当特别着重发展钢铁工业、重型机器制造业、重型化学工业和石油工业等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工业。
电力工业和运输设备应当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互相配合。
提案接着说，家庭工业、农村工业和小规模工业在维持大量就业和供应某些必要的消费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分散的地方工业作为经济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提高它的效率和使它有效地完成任务。
为此，应当普遍发展农村电气化。
提案又说，公营部分应当迅速发展，但是私营部分也应当在计划的范围内起重要作用。
工业和农业的组织应当越来越多地放在合作社的基础上。
提案强调必须办工业和农业合作社。
提案还说，应当大力推行土地改革计划。
提案又说，乡村工程和全国发展事业应当普及到全国整个农村地区。
提案说，第2个五年计划规定使国民收入增加25％，并且建议为重型机器的制造打下基础。
估计这一时期内将又有一千万人可以就业，其中包括农业方面的两百万人。
执行这个计划不仅需要中央政府和各省（邦）政府以及官方机关的努力，而且特别需要得到人民在每一步骤上的热烈支持和参加。
计划和开发部长南达在提出这个提案的时候说，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大的成就是粮食问题的解决。
印度在各方面都应该自给自足的时候已经来到。
他说，只有当印度制造了它所需要的全部重型机器的时候，印度才可以在自由这个字眼的真正意义上说是自由了。

印报指责英国对马来亚前途的安排
据新华社新德里12日电
印度报纸在评论2月08日在伦敦公布的关于马来亚政治地位的谈判结果的时候，着重抨击了在马来亚联合邦实行完全自治和独立以后英国军队仍驻留在马来亚的安排。
“印度斯坦旗报”10日说：
英国军队驻留在马来亚“对亚洲的情绪说来是很令人厌恶的事。”
09日的“国民先驱报”说，有了这些条件，“马来亚的独立就被削去了一部分”。
这家报纸支持马来亚共产党在它的宣言中所表示的立场，它说，“共产党拒绝英军驻留在独立之后的马来亚，这将是对的，并且会获得许多人的支持。”
据新华社讯
伦敦消息：
英国殖民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和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拉赫曼2月08日在伦敦签署了关于马来亚政治地位的谈判的报告。
报告说，英国同意马来亚联合邦代表团的要求：
“应当在1957年08月以前宣布马来亚联合邦实行英联邦范围内的完全自治和独立，如果可能的话。”
报告说，在马来亚联合邦实行完全自治和独立之前的“过渡时期”内，马来亚的国内防务和治安将交由马来亚的部长负责。
但是在这期间，英国将继续通过高级专员保持对外防御方面的全部责任，并且在联合邦内保留“他们认为为了对外保卫领土和履行英国联邦和国际义务所必需的部队”。

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平壤的中国戏曲学校京剧团2月07日在平壤牡丹峰剧场举行首次慰问演出，金日成首相出席观看。
图为慰问团人员向金日成首相献花。
孟照瑞摄（新华社稿）

如此“自治的趋势”
英国殖民地者在东非的怯尼亚残酷地镇压和屠杀当地人民已经三年多了。
6万无辜的怯尼亚人被囚禁在集中营里。
然而英国殖民者在用怯尼亚人的血洗他们的手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制造一种粉饰门面的所谓“自治的趋势”。
他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研究”了怎样“使用最好的方法以便当地非洲人选举立法议会议员”。
这是因为在原来的有54名议员的“立法议会”中，占怯尼亚人口90％以上的非洲人只有6名议员，而且还是英国总督指派的。
这未免太不像“自治”了。
现在，“最好的方法”已经“研究”出来了，并且准备在1957年03月应用。
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1月10日自内罗毕报道，英国殖民当局为这次“选举”的“选民”规定了10项资格，最少必须具有这“10项资格”中的若干项才能投一票，如果再多具备一项资格，就可以多投一票。
这“10项资格”的规定，确实像“泰晤士报”社论所赞美的是“精心制作的文件”。
“选民”除了要有年龄为21岁和一定的教育程度两项资格以外，还要有这样的“资格”：
“在军队、警察或部落警察中任职5年者；
自一种商业、职业或农业中有保证的收入达120镑者，或财产达500镑者；
达到相当于部落族长或女族长的地位或年龄达45岁者；
除军功章之外获有民事或军事勋章者；
在城镇的区议会、地方议会或非洲人的咨询议会中，或在非洲人的法院中任职五年者；
在农庄、商业、政府或地方政府，或私人企业中任负责职位达10年者；
由于20年来连续忠诚服务而获有奖章或证明书者；
最后，具有妇女俱乐部会员徽章者。”
如果他是一个非洲人中最大的部落，也就是反抗英国的殖民压迫最强烈的部落，像吉古宇、艾摩或梅鲁人的话，即使具备了这些“资格”，还是不能去投一票。
他还必须通过最后一道“忠诚考查”的关口。
“泰晤士报”记者报道说，“忠诚考查将包括要有在紧急状态期间曾经积极支持过皇家的证明”。
只有在最后证明一个非洲人确确实实效忠于英国殖民者，并同他们一起屠杀过非洲人民自己的反殖民主义的爱国武装的时候，他才可能有幸取得英国殖民者所赏赐的“选民”的资格。
这样，到1957年03月里的一天，根据英国殖民者制定的这个“最好的方法”而找到的走到投票箱前的“选民”只有一种：
屈服于或者是效忠于英国殖民者的人。
这就是英国首相艾登2月02日在美国参议院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英联邦“许多领土内”的“在自治方面的伟大进取事业”的真相。
　（田）

尼赫鲁谴责组织军事集团的政策
新华社阿姆利则12日电
印度国大党第61届年会11日在开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提案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草案，重申印度希望不参加集团和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决议草案欢呼万隆会议是标志着亚非两洲人民的觉醒的里程碑，并且表示国大党将努力结束葡萄牙在印度土地上的殖民主义。
决议草案还对中国仍然被非法排斥在联合国以外表示遗憾。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会上发表演说时谴责组织军事集团。
他说：
在缔结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这类的军事条约的事实面前，印度是不能闭着它的眼睛的。
这些条约影响了印度的安全和这种安全的保持。
他说：
东南亚条约组织恶化了东南亚的整个气氛，并且在这一地区增加了紧张局势，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要抗议这个组织。
尼赫鲁说：
巴格达条约把阿拉伯国家分成两个集团，并且没有给中东带来任何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这个条约。
尼赫鲁解释了和平共处原则，并且说：
在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困难都是由于有些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所造成的。
一旦这种情况停止，一旦所有的国家都同意不会有战争，那么冷战就会没有存在的余地。
国大党主席德巴也在同一天发表了演说。
他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到印度访问，“在我们两国关系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增加了世界和平和兄弟之谊的事业的可能性”。
德巴谈到果阿问题说：
“只有在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口袋被清除了以后，印度的自由才能是完整的。”
他说：
“我们有着全世界的道义支持，包括苏联和中国的，而且，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不管杜勒斯说些什么，也包括美国人民的道义支持在内。
这位美国国务院的代表最近的一项声明，说得轻一些，也是有些失常的。”
孟买省首席部长德赛和马德拉斯国大党领袖苏布拉曼雅姆就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草案发言时要求很快地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
苏布拉曼雅姆说，如果没有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国参加，就不可能有一个有代表性的世界组织。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赞成对苏联进行贸易
新华社12日讯
喀喇蚩消息：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11日说：
“在促进苏联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中”，贸易“可以成为有益的东西”。
发言人是在答复新闻记者关于巴基斯坦行将和苏联举行贸易谈判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他还说：
“美国没有理由对我们同俄国进行贸易谈判感到惊慌。
这种谈判全世界到处都在进行，所有各国都在进行。”

我国妇女文化代表团应邀访问意大利
新华社12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应意大利妇女联盟的邀请，派了一个妇女文化代表团访问意大利。
代表团团长是李德全。
代表团一行4人已在2月10日离北京前往罗马。

抗议奥地利政府的决定
维也纳人民集会奥地利警察当局禁止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奥地利境内活动的决定激起了奥地利劳动人民的愤慨。
02月09日傍晚，在维也纳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
奥地利工人运动的最老的领袖之一戈·裴阿拉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内政部长赫尔麦禁止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奥地利活动的命令触犯了奥地利劳动人民的感情。
奥地利工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奥托·霍恩在他的讲话中强调说，对世界工会联合会采取的这种警察行动是对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挑战。
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11日致电奥地利联邦共和国总理拉布说：
“奥地利内政部禁止世界工联活动，违反了奥地利政府所声明的中立原则。
我们要求立即取消这个决定。
波兰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表声明，代表波兰工人阶级抗议奥地利政府的决定。
声明着重指出，世界工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最大的和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它被联合国正式承认，它的活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各国劳动人民为较好的生活条件、自由、和平而斗争的愿望。
匈牙利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在给世界工联主席维多里奥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世界工联的活动。
这封信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对奥地利内政部长根据不确的指责作出的这个决定表示非常愤慨。
这个横暴的措施蹂躏了工会和民主权利，阻碍了国际劳工运动和联合国所承认的一个组织的工作。
芬兰建筑工人工会代表35，000芬兰建筑工人致函奥地利政府，强烈抗议禁止世界工联在奥地利领土上活动。
（据新华社讯）

民主德国、捷、匈等国的1956年国家预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第11次会议在2月08日举行，财政部长鲁姆夫在会上做了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鲁姆夫说，1956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预算的收入是3，713，610万马克，支出是3，711，350万马克。
收入超过支出2，260万马克。
收入部分要比去年增加13.1％。
根据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中的投资额比去年增加了60％。
对重工业，尤其是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额大大增加了。
在1956年国家预算中，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拨款比去年多50％。
作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用的国家资金的拨款有9，580万马克。
发展国民教育、科学与文化、社会保险和卫生事业的拨款比去年多4.3％，这部分的拨款约占整个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
1956年预算中计划拨出97，480万马克，即不超出国家预算的3％的款项作为国防部的经费和供建立和维持国家人民军用的开支。
人民议院就预算进行了讨论之后，一致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1956年国家预算法案。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会议2月09日上午在布拉格开幕。
会上，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长杜里什作了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杜里什在报告中首先谈到了195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
他说，1955年工业产量增加了10％以上，其中80％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取得的。
工业的动力、燃料和原料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农产品增加约11％，国民收入增加8.9％。
个人消费品比1953年增加23％。
杜里什说，1956年预算收入是9，030，400万克朗（捷币），支出8，988700万克朗。
同1955年比较，收入增加11.1％，支出增加13.7％。
预算支出中53.5％将用来发展国民经济，32％将用于文化、卫生和社会事业，10.7％将用于国防；
而在1955年的预算中，国防经费占总支出的12.1％。
杜里什强调说，这样的分配充分表明了预算的建设和和平性质。
匈牙利
在2月09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会议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长奥尔特在会上作了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奥尔特说，1956年匈牙利国家预算收入是4，333，254万福林，支出是42，147，114，000福林，收入超过支出1，185，426，000福林。
预算收入中有63.8％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
按照1956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支出的53.3％用于发展工业、农业和运输业。
此外，国营企业还要从自己的资金中拨出354，976万福林作为扩大周转资金和投资之用。
奥尔特说，匈牙利政府忠于和平、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信任的政策，把1956年的国防经费削减到408，500万福林。

波兰政府复照苏英两国政府
建议召开新的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新华社12日讯
塔斯社华沙讯：
波兰报纸报道：
日内瓦会议的两位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曾就印度支那问题给了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一个照会，要求就有关越南现有的局势和目的在于履行日内瓦协定的措施的问题提出意见。
波兰政府通过苏联和英国驻华沙大使馆发出了对这一照会的复照。
波兰政府的复照中指出，日内瓦协定有关越南的规定执行得不能令人满意。
例如，有关选举前的协商和普选的决定就没有执行，而本来应当是通过选举使越南在民主原则上获得统一的。
对现有局势的责任应当由南越统治集团担负，他们一开始就力图阻止日内瓦协定的实现。
照会中强调指出，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主张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一次新的会议，讨论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需的措施；
并且准备以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这一会议。

苏联将采取措施保护远东鲑鱼的繁殖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10日讯
苏联部长会议在不久以前考虑了远东鲑鱼的繁殖和保护问题。
鉴于这种鲑鱼的产量日益减少而且面临绝种的危险，苏联部长会议指示有关机关草拟关于保护鲑鱼繁殖的紧急措施的建议。
大家知道，远东鲑鱼是在堪察加、库页岛、鄂霍次克海岸和阿穆尔盆地的河流里发育成长的。
这些地区的居民的主要职业就是捕鲑鱼，为苏联的远东地区提供制造最有价值的鱼产品的原料。
远东鲑鱼的生理特点是：
它们一生中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江河中繁殖一次，即从海洋游到江河产卵。
幼鲑在淡水中长大以后就转移到海洋中生活，后来又回到原来的江河中产卵。
它们的产量不但取决于江河的繁殖条件和在那里采取的保护措施，而且主要取决于从海洋进入江河的鲑鱼数量。
许多年来苏联的有关机构一直在采取广泛的措施和拨出大量的经费，来保护和增殖鲑鱼。
但是，现有的科学和捕鱼统计表明，最近几年来鲑鱼的数量大大减少。
这是由于日本渔民在公海和鲑鱼通向产卵地点的路线上越来越任意地捕鲑鱼的结果。
而且日本渔船在某些地方所撒下的鱼网，几乎完全妨碍了鲑鱼游进淡水产卵场。
根据苏联主管机关的估计，单是在1955年，需要正常地繁殖的鲑鱼只有10％到15％能够抵达鄂霍次克—堪察加沿海地区的江河中。
这种情况势必使远东鲑鱼很快就要绝种。
显然，现存的局势不得不影响到世界食物资源的情况，它不但损害苏联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损害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
鉴于上述情况，苏联部长会议指示苏联渔业部和其他有关机关草拟防止在鲑鱼移殖路线上滥捕鲑鱼的紧急措施的建议。
等到有关保护鲑鱼和规定捕捉鲑鱼的国际协定缔结以后，这些措施将停止执行。

莫斯科举行晚会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六周年
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
02月11日晚上，在莫斯科的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中央讲演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晚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周年纪念日（2月14日）。
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国立“洛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在开幕词中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年以来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对于加强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对于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接着，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巴菲诺娃、苏联人民艺术家列皮辛斯卡雅、和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等人，在会上谈了自己访问中国的观感。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副所长科瓦廖夫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后，苏联艺术家和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蹇先艾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能够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感到非常荣幸。
我对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表示热烈的拥护。
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这次从遥远的贵州来到人民的首都。
我才在乡下短期地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回来。
自从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六中全会的决议下达以后，农民们欢声雷动，争先恐后地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纷纷要求办高级社，少数民族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同汉族农民一样地高涨；
我们来的时候，贵阳市正在非常热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我经过好几个省的大城市，沿途都看见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广泛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汹涌澎湃的高潮，武汉市各界人民在漫天大雪中还举行了十五万多人的庆祝大游行，大街小巷的商店都贴着喜联：
“行行业业公私合营，家家户户欢天喜地。”
北京早已经热火朝天地以第1个城市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全国人民都在狂欢地庆祝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的心里一直都是沸腾着的。
这次在大会上，周恩来主席在“政治报告”中，又着重地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了非常明确的指示，还提出了动员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具体办法，使我们更感到欢欣鼓舞。
建国6年以来，全国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初步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到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中，对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同时个人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也得到显著的提高。
这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比起当前政治、经济的发展，我们这点成绩就微乎其微了，而且也远远不能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我们必须进一步地进行自我改造，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彻底地改造我们的思想。
这几年来，我接触的知识分子不少，我当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根据大家对思想改造的看法，就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有的迫切地要求采取比较快的速度，大力进行自我改造，对于“完全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愿望，学习政治和业务比较有系统，也比较深入；
在社会改革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劳动也很顽强，不断地在追求进步，争取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有的认为自己在大学早已参加过思想改造，或者在文艺团体里参加过整风，思想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继续改造了。
这些同志显然有点自满情绪，背上了进步的包袱，不知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天天都在突飞猛进中，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我们不加强自我改造，群众就会不需要我们了。
还有人认为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过程，不是一天半天就改得好的，因此对自我改造表现得不主动，不积极，甚至有人还有逃避的倾向；
就不晓得尽管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只要我们下了决心，还是可以把过程和时间缩短的。
也有些人原封未动，对社会主义采取保留态度，甚至于采取反对的态度，这大概是旧思想根深蒂固的结果，或者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在那里作祟。
还有其他的类型，不能一一列举。
这些类型的比例数字，因时因地而异，很难确定。
不过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第1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第2、第3种类型已经逐渐减少，第4种类型的人是减得更少了。
这就是很好的现象。
周恩来主席在报告中这样指示我们：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生活实践、创作实践和理论学习。
近几年来，有许多同志都善于运用这种方法来教育自己，很有成效，在全国第2次文代会以后，就遵循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法则，写出了比较优秀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作品。
但是我们有些人却做得很差（我就是其一），由于生活实践不深入，下去以后，还存在着作客的思想，没有做到与工农兵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观察就流于肤浅，深入不到工农兵的思想感情里面去；
创作的态度是不够严肃、认真的，对人民是不够负责的，劳动也是不顽强的，有时还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名位得失；
学习理论，也是浅尝辄止，不肯开动脑筋，深入钻研；
往往把三个途径加以割裂，而不是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
由于我们的政治热情不高，自然就写得不快，特别是应付这个伟大的革命转变的时代，往往束手无策；
写得不多，对新人新事熟视无睹，反倒感到搜索枯肠之苦；
写得不好，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作品的思想性很低，现象写得多，写得很冗长，不生动，不集中，不精炼。
这难道说和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没有关系吗？
这次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主席作了很详尽的报告；
在政协会上的报告里，又特别提出知识分子的问题。
党和政府考虑得非常全面，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给我们的鼓舞太大了。
有的人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上，发言时都感动得流泪。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解放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这几年中，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安排、使用和生活的照顾上已经很周到了。
我所感到的只是个别的领导在思想上、在政治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还嫌少了一些，今后希望在这方面加强对我们的指导和帮助。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更加向党靠拢，随时主动地忠诚地接受党的领导。
譬如：
争取听党的负责同志的报告，约定时间访谈，解决自己思想上的疑难问题，（不能不约定时间，因为领导同志的工作都是很忙的；
但对我们又是特别关心的。）
把自己的作品或者学术上的研究多多向他们请教，好处一定很大。
我们在这方面，以前做得太不够了，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提高得很缓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完全同意郭沫若副主席在他的报告里的话：
“问题要想得到彻底的解决，责任的至少一半，还要依靠知识分子自己的努力。”
我决定追随大家，在党的领导下，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生活斗争，加强自我改造，不管我的力量是多么微薄，鲁迅先生说过：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我也要充分地贡献出我的力量。
王枕心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主席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主席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在本会政治报告内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但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信任、支持、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都有了全面的指示和规划，而且把参加国家工作的知识分子，明确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更提出巩固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的新口号。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期待也是史无前例的。
而我们知识分子本身，就应当痛下决心，接受自我改造，自觉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才不辜负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照顾、重视和期待。
当然，思想改造正如郭沫若副主席所说的，是一项细致的、长期性的工作。
据我个人的体会，也还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斗争过程，才能逐步克服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思想。
如果不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思想斗争，想很轻易的转变立场观点，却是不可想像的。
即如我在解放的初期，背着一个进步包袱，自己主观还以为是进步的，就是在旧社会里所做的不过是些农村社会事业、教育训练事业和民意机关工作，其中虽然因职务关系也挂过其他名义，但都不是我主要的工作，既没有做过反动统治阶级的行政官吏，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都是强调自己好的一面。
实际上又是怎样呢？
那时所谓农村社会事业，本质就是阻碍革命的反动改良主义，就是为反动统治阶级粉饰门面，就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欺骗人民、麻痹人民来削弱人民的斗争意志，这难道对得起人民么？
那时所谓教育训练，究竟是替谁教育？
替谁训练？
教育训练出来的人又是替谁服务？
自然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多制造一些奴才，一些爪牙，一些帮凶难道又对得起人民么？
那时所谓民意机关，本质就是地主恶霸和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民意在那里？
尤其替伪省府通过预算决算和地方性的法令，那一件不是为害人民的？
难道更能说对得起人民么？
这一系列的帮凶工作，当时自己不但没有认识，反而说自己进步，岂不是自欺欺人？
1949年08月我到北京后，有半年多精神很苦闷，意志很消沉，虽然也看了一些理论书籍，但对我思想上影响并不很大。
1950年09月我参加了无锡、江阴两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半年多的实际斗争中，固然得到了一定的收获，但由于当时不懂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观点出发，对地主阶级的本质，还是认识不够的，往往临到斗争地主的时候，内心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思想。
一直通过两年半政治学习，社会生活观察和具体业务实践，以及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整干等一系列的伟大运动，才引起我思想很大的波动和斗争。
在这样新旧思想斗争中，内心确万分痛苦，足足有半年晚上失眠，终于使个人主义思想阵地逐渐缩小，社会主义思想阵地逐渐扩大，才批判了过去的错误思想，精神上也就轻松愉快了。
近几年来祖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成就，更鼓舞我不甘落后急起直追的勇气。
今后我要全心全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有系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先进经验，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一切有用的知识尽量贡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团结工作，逐步做到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知识分子。
最后我要对台湾的旧朋友们讲几句话，你们大部分是被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少数反动分子的造谣、欺骗和威胁才跑到台湾的，你们这几年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味道想必尝得很够了！
你们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像的。
可是祖国这几年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你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在大陆上过着自由、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我想你们一定是悔不当初，说不出的苦闷。
你们不要后悔，时间还不晚，最近周恩来总理发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正是你们立功的机会，也正是你们回到祖国怀抱与家人、亲戚、朋友团聚的机会，祖国人民都在期待你们觉悟和行动起来。
朱文叔的发言
我参加这次会议，真有说不尽的欢欣鼓舞。
我是个知识分子，只就知识分子问题说一说我的两点感想和一点意见。
先说我的两点感想。
我读了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最使我感动的有两点。
第1，诚如郭副主席所指出：
“感觉到党和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怀无微不至”。
我读着读着，只觉得整个报告，从头到尾，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一片对人关切之心。
对人关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法则。
我们真幸福，能生在毛泽东时代，身受斯大林式的关怀！
党和政府，是这样全面地为我们设想，体谅我们的心境，考虑我们的需要，给我们指示出这样明确的前进的道路，对我们提出这样恳切的期望！
我们知识分子是没有一个不欢欣鼓舞的。
以后的问题就在我们如何遵照周总理和郭副主席的指示实践。
第2，参加这次会议的人，50以上念过古文的，都记得韩愈“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这句话。
我觉得我们的党真有责己重以周的气度。
周总理在报告第2段里责备党员同志何等严，说“不少的同志还不习惯于同党外知识分子遇事商量”，“有的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说“我们有责任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
其实，我们党外知识分子自己问自己：
我们过去能与党员同志遇事商量吗？
能有话即说，有疑即问，无顾虑，无矫饰，不自是，不自卑，这样地对党员同志亲而近之吗？
可是周总理只责备了党员同志。
在这一点上，就我个人说，过去做的实实在在远比党员同志差。
我自己保证，我以后一定用对几十年老朋友的态度，毫无距离地亲近党员同志。
再说我的一点意见。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中小学课本。
周总理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时候，说：
“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之间，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
周总理这个指示，教育工作者尤其要深切体会，要时时刻刻拿这句话检查自己，检查自己的工作。
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下一代。
我们的课本里，我们的课堂教学里，决不容许有一点资产阶级的思想，有一点唯心主义的思想。
我们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
这首先要在我们身上，要在我们头脑里，把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彻底清除，把唯心主义思想完全克服；
其次要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能够区别，在教育科学中，在语文科学中，在自然科学中，在地理科学中，在历史科学中，有哪些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唯心主义的思想。
否则在工作中一定犯错误。
拿中小学语文教学做例子，在编文学课本的时候，就不免把含有资产阶级残余甚至封建残余的东西选进去；
在上文学课的时候，也不免把课文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和分析。
这是对于下一代的负罪。
去年教育部董副部长在一次报告中说，从今年起，要展开对教育科学中，中小学语文、历史等科中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
我们在普通教育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师，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课本的编写者，大家一定会在教育部领导之下，全心全意参加这个斗争。
我们必须在这个斗争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才能完成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下一代的任务。
王之玺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位副主席的报告以后，感觉到无比的兴奋，表示完全拥护。
最近半年来我们祖国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高潮中，几万万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飞跃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将在不久的时间内，以一个富强的繁荣的完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出现于世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鼓舞的大事。
作为一个重工业部门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我想谈一谈在这个伟大的光荣的毛泽东时代，应该如何积极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努力改造思想，提高政治技术水平，在向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进军中，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首先在工业方面彻底克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推广新技术与先进经验，以达到工业生产上与工业建设上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目标。
解放几年来，我们的工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联专家帮助和职工群众的忘我劳动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原有设备上产量提高了一倍甚至几倍，有些技术指标接近了或者赶上了世界水平，因而有人就洋洋得意说，我们的工业生产上已经没有什么潜力了，今后工业的增长只有靠基本建设，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新的技术和群众的先进经验是每时每刻都在那里发生滋长的，主要的需要我们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方面能深入群众与工人相结合，随时发现新事物的萌芽，予以培养，提高和总结并进一步推广。
另方面我们需要高瞻远瞩，看到世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迅速的掌握和应用到我们的工业中。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掌握了国际的新技术和推广了国内的先进经验，工业的潜力是无穷的。
例如组织平炉快速炼钢，在现有设备条件下，如能缩短冶炼时间一小时，每年就可以增产几十万吨钢。
工业中这种事例很多，用不着一一枚举。
总之在社会主义飞跃发展的新形势下，党要求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分子积极行动起来，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克服保守思想，推行新技术与先进经验，以推动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前进。
我保证在自己的岗位上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伟大的任务。
其次是向科学大进军问题——无疑的，在工农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显示了科学研究方面工作的严重落后。
党和政府号召我们要向科学大进军，要在12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这是一件光荣的工作，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我们知道，科学工作是没有捷径的。
虽然我们在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可以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跃步前进。
但是正如周总理所说：
“我国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
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要在这样一个人力基础上前进，人材是逐渐成长的，因而科学技术干部的培养和壮大问题是我们向科学大进军，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的关键。
在这个伟大的工作中，年老的科学家要担负起双重任务。
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另方面还要培养青年一代科学家，壮大队伍。
现在党和政府向我们提出了号召，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为搞好科学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培养青年科学家的工作作好准备。
我一定要为这一伟大的战斗任务，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最后，谈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解放六年来，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与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知识分子在政治觉悟上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比起客观的要求来还很不够。
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政治理论学习上做的不够，思想上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影响了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
今后我一定要遵照周总理政治报告中的三项办法和郭沫若副主席的三问来要求自己，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著作，加速思想改造，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一名忠实的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世界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中。
重工业部门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们，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向科学大进军，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和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唐南屏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这次列席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听到周总理关于政治报告以及各位副主席各项报告，使我感到非常兴奋。
我国短短六年来社会各项改革，社会各项建设，有了这样蓬勃的飞跃进展，当然是由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而获得这样辉煌成就。
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新高潮。
周总理报告指出，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可以完成。
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完成的。
报告中说到，一年来国际紧张局势趋于和缓。
这是我国有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间争端，因而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拥护，于是我们和平力量日益壮大。
如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敢于冒险发动战争，我们亦决不惧怕，有了过去的世界大战经验，使侵略者必遭灭亡。
目前台湾仍为美帝侵占，尚未能得到解放。
但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分离的领土之一。
我们坚决要解放台湾。
如周总理说，除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还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周总理在报告中对台湾同胞表示深切关怀，同时，也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为解放台湾而共同努力，又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指出光明大道的方向。
我想它们受到这样宽大的号召下，一定会感动，弃暗投明，回到祖国的怀抱。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如毛主席说过，好像汪洋大海一样，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那汪洋大海里放去了无数万的慈航普渡的船只，将那许多人由汪洋大海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例如：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规定的要做到鳏、寡、孤、独，保吃、保穿、保烧、保教、生养死葬等等。
又如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全业改造与人员安排都是采取包下来的，同时，定出了对公私合营定息及清产、估价两项草案。
国家这样慈祥的政策，而考虑又这样的周到，真是无微不至，难道说这不是慈航普渡？
稍有知觉的人，只有对党和毛主席衷心感激，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记忆毛主席曾教导我们，私营工商业者，只要忠诚老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前途是光明的。
到那时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我想到通过这样伟大的和平赎买政策毫无痛苦，不知不觉地进入社会主义，这不是前途光明、个人愉快吗？
我体会到今天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做每一件事，无不像太阳照耀着每一个人，受到温暖而被感动。
我更感到本人原经营很小批发商，在总路线感召下，于1954年04月即转业与几家小厂合并，人员仅20人，资金仅12，000余元，仅租草屋11间作厂房，连续有商业转业及小厂合并来厂，现扩大到140余人，新建厂房数十间。
这一年多来经过多次合并，遇到困难也真是不少，都得到党和政府替我们解决了。
于去年11月得到政府批准公私合营。
如果我们这小厂在旧社会反动时期早被挤垮了，那能发展，更不可能有今天。
我还能参加这样高的政治会议，使我感到万分荣幸和愉快，这完全是党和政府教育与扶植而给予我的。
但又想到我们企业得到进一步改造，而我们人的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还距离相当远的。
今后只有忠诚老实地在党的教育下，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水平来自我改造，肃清一切旧的资本主义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将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尽到应有的力量！
吴？
因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热烈地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同意其他的各个报告。
在大会发言中，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大家说得很多，很透彻，使我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真所谓“珠玉在前”，我个人不必再在这方面发言了。
这几天的发言也涉及别的问题，可以说面面俱到、样样都有。
可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我还想补充几句。
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也就没有整个的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都把文化革命包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
苏联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斯大林就大声疾呼地唤起大家的注意。
他说：
“这是一项极重要的改革。
这项革命的实行，不仅是文化战线上，并且是政治、经济战线上最伟大的胜利。
这改革，应成为国家取得最伟大发展的基础。”
因此，苏联在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实施的同时就实现了文化革命。
他们的文化革命的内容是首先扫除文盲、普及义务的初级学校教育。
以后，进一步普及义务的七年制教育，更进一步又普及十年制教育，并且大量地办理高等学校，培养各式各样的专家。
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革命，所以苏联的文化，和苏联的经济一样，突飞猛进地发展，提高到了现在的程度。
苏联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世界第1的，有些科学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真达到了在世界上领先的“世界先进水平”。
斯大林在扫盲和实行义务教育成功之后，曾经总结地说：
“不这样做，就不能提高文化，更谈不上文化革命。……不这样做，就没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和农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
确实，苏联的得有今天，工农业的高度发展、国防的十分巩固，都是和文化革命分不开的。
毛主席也早已告诉过我们：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可是我国一般人对文化革命似乎是不大注意的。
有些人好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注意就够了；
文化建设却不妨缓一步。
其实：
我们要“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科学文化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都必须要以文化革命为基础的。
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为基础，知识分子的队伍怎么能扩大，科学文化水平又怎么能提高呢？
党和毛主席自然不会不注意文化革命的，所以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第29条，已提出了要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要在7年或者1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国务院最近还同意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送请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座谈讨论，并且广泛征求意见。
我认为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改革汉字从用拼音字母注音到改为拼音文字，正是我国文化革命的基础。
只有扫除了文盲，普及了义务的小学教育，改革了汉字，才能算是打好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基础。
否则要在占人口80％的文盲的国家中高度发展工业和农业，要巩固国防，都是不可能的；
而汉字难认难写，是文化革命的障碍，如果不逐步改为拼音文字，我国的文化革命也是不可能彻底的。
我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扫盲、普及小学教育、改革文字等这些内容，已梦想了至少几十年了。
在旧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的新中国，这个梦想，必然可以如期实现甚至可以更迅速地实现了。
这是多么令人喜极而流泪的天大喜事啊！
可是要扫除几亿文盲，要使还没有上学的几千万儿童都受到教育，要把几千年行之已久的汉字逐步改为拼音文字，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我认为大家对这个工作，如果不深切地注意，不群策群力地干，甚至认为只是教育工作者的事，那是不容易成功的。
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和必须做的具体的工作是很多的。
例如，至少我们可以从旁协助，当一个文化革命的宣传员，为扫盲或者推行义务教育进行一部分的工作。
至于学习普通话和新的拼音字母，那更是应该做的。
我们如果做了，就是对文化革命贡献了一部分的力量，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贡献了一部分的力量。
我个人是愿意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对文化革命多尽一些力的。
希望诸位委员、诸位同志也一致注意研究并支持这个文化革命问题，一致为这个问题而努力！
徐正的发言
我以无限愉快和兴奋的心情，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并完全同意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董必武各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的报告。
这几个报告都是很重要的、适时的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实现的报告。
另外在会前又听了陈毅副总理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报告。
我感到这个纲要是一个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规划，给全国农业生产以极大的鼓舞，并转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的新高潮。
我是一个水利科学工作者，现年64周岁。
自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迄今将近10年，因为在旧社会里工作年月多，所担负的又是纯技术性工作，因而对于阶级观念模糊，敌我界线不清。
经党和政府长期培养教育，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
请允许我将我的思想改变过程谈一谈：
第1阶段，刚参加革命工作时，对共产党的政策常持怀疑态度。
例如当时党号召为人民服务，就怀疑是真的吗，未必吧？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这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受的欺骗宣传的遗毒作祟。
第2阶段，由于事实证明，已认识到共产党是以人民利益为利益的，于人民有益的事尽量去做。
如党和政府每年分季派出大批干部，督促人民秋耕整地、春耕播种、改良籽种、开渠打井等；
又如年逢水旱灾害，则设法救灾，大量贷款，组织副业生产度荒，以不饿死一口人为原则；
于人民有害无益的事情，党亦绝不姑息，如求神问卜和信仰一切有害无益的一贯道、中天道、道会门等。
此种事例是说不尽的，但以人民利益为利益的精神是空前的。
因此我的思想受到感召，对于党和政府起了敬爱心。
我常对人说，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为人民谋最高最大利益，但是为多数人，不是为少数人，也不是为党的本身。
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只有共产党可以当之无愧。
第3阶段，就是郭沫若副主席所说的中间分子问题。
我素日工作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前怕狼，后怕虎，看不见群众力量，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自然而然的步入右倾保守主义的堡垒，至事实已摆到面前才大吃一惊。
第4阶段，就是现阶段：
去年11月至12月我曾随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本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们到石家庄专区视察农业合作化，看了6个县一个市，到处都出现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
群众为了增加生产，积极开渠打井，积肥整地，变冬闲为冬忙，从前愁眉苦脸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老社酝酿转高级社，新社正做增加生产全面规划，落后村争取摘掉帽子。
事实惊醒了我，教育了我，并也鼓舞了我。
我要急起直追，赶上前去，为农业增产尽我应尽的一分力量。
现在我要将此精神贯彻到我的岗位工作中去。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10条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7年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水灾和旱灾。
这个要求在河北省有着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们有决心和信心保证完成争取提前完成这一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对水利建设的要求。
关于技术力量问题，我们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利用和运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发挥现有的技术力量和挖掘潜力，并用带徒弟的办法扩大队伍。
最后我坚决表示：
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水平，继续批判保守思想，挖掘潜在能力，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贡献出我所能尽的力量而奋斗。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朱树屏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和其他四个重要报告，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我都竭诚拥护。
我是一个水产科学工作者，请允许我就水产这方面发表一点意见。
（一）最近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这个纲要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纲要中有一条（第22条）专文提出“积极发展海洋水产品的生产和淡水养殖业”的任务。
全国水产工作者（包括水产科学工作者）对这项任务和对在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水产能占这样我国史无前例的大比重，特别感到兴奋和鼓舞。
周恩来主席在报告中指出“要完全实现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还必须进行很多科学研究工作，还必须全国各界的通力合作和各部门的互相配合”，并号召我们在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们水产科学工作者热情无比地响应这个号召。
我们一定要积极努力拿出一切力量，通力合作，群策群力，为实现这项积极发展水产事业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及广大渔业工作人员的热情劳动，水产事业发展得极为迅速。
去年水产总产量，以重量计，已是约占去年全国粮食产量的1.3％了（超过1949年水产总产量的五倍）。
1952年水产总产量已超过我国解放前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农业发展纲要中对水产事业“积极发展”的指示的贯彻，可使全国水产产量在最近12年内，继续大增。
粗略估计，到1967年增加到1955年总产量的两倍以上，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努力，尤其是我们在水产的科学研究这方面的努力。
很显然，水产对全国人民动物性蛋白质的供应和对全国人民的健康、对工业、医药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必将日益增加。
而且海洋渔业的发展与祖国海防的巩固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国海洋及淡水中有丰富的生物资源，这是事实。
但是，我觉得应当指出，盲目滥捕，可使这项资源遭到破坏，也是事实（以前日本渔人侵渔，在我国近海滥捕佳吉鱼，破坏了这项资源。
使我国佳吉鱼渔业陷于破产。
历时30年。
到解放后这种渔业才逐渐恢复。
这是水产工作者都知道的一个显著事例）。
因此为人民的长远利益计，为合理地开发和最有效地利用祖国的水产资源计，必须尽早地做好我国水产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
如以海洋捕鱼业为例，我们就需要研究出可靠的科学根据，用以预报渔况，即对渔捞对象预报渔期、渔场、产量（可能产量和最合理的不致损害资源的最高的捕捞量），及研究解决生产中其他急待解决的一些关键性的重要问题；
以便据以作生产计划，布置作业，经常提高渔业技术。
我们水产科学工作者，对这类发展水产业有决定意义的研究工作，必须负起责任来。
这项责任此前未能负起来，已使水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今后一定要负得起来。
（二）海产养殖（海带、贝类、鱼、虾等等海产生物的养殖）在我国有极大的潜在力，有大事发展的可能性。
粗略估计一下，我深信海产养殖的产量可以发展到超过目前海洋捕获量的总和，只要我们努力（特别是水产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来研究和解决发展我国海产养殖中必须解决的技术上的和科学上的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海产养殖便可很快地发展起来。
实际养殖中无须大量资本，主要是人力。
对此妇、孺、老、幼都是适用的劳动力。
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也都可在海产养殖中有效地发挥他们的学识、能力。
随着海产养殖的发展，祖国国防就可多了一层保障。
因为即便海滩上的一个脚印或一个人影，或夜间海上的一点灯光，都不易逃出这些海产养殖者的注意。
从潮水带来的油质，煤屑，木片，衣物碎块等有时可据以分析出海上发生的事情。
农业发展纲要中第22条的“积极发展海洋水产品的生产”可以包括着海产养殖的水产品。
不过海产养殖在产量上和国防上是这样地重要，我愿建议在第22条中把“海产养殖”很明确地提出来，加以重视。
（三）周恩来主席在报告中提到“我国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
在水产这方面，更是如此。
目前水产界知识分子的力量和水产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的距离特别大，本身缺陷也特别多。
因此在提高水平和培养新生力量方面，希望政府更多予以重视。
同时水产科学工作者自己，更必须积极努力、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大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我从事有关水产的研究工作，算来已20余年。
可是对祖国水产事业的发展迄未能发挥作用。
不胜愧怍。
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和思想水平低；
一方面也由于从旧社会带来的不好的思想作风未除，限制了自己的进步。
工作的开展和有关科学工作者的团结，因而大大不利地影响了对人民服务的效果。
在这次大会中我受到的教育和启发，使我更深地体会到6年来党和政府对我是怎样地爱护、关切和培养教育。
在觉到万分感激的同时又觉极端自愧。
我要坚决遵循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指示，和这次大会中郭沫若副主席的报告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意见，积极努力改造自己。
除了已开始每天以郭副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外，我还必须自问：
今天犯过胸怀狭窄、自高自大、看问题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毛病没有？
这个毛病在我是严重的。
（四）水产科学是与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数学、湖沼学、海洋学等等科学有密切联系的一门综合性的科学。
因此水产的研究工作，就需要这些科学中的专家来配合。
在目前水产科学的研究力量极为微弱的时候，更是这样。
为着实现发展水产的计划，一切与水产有关的专家和水产工作者，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而加强相互间的团结。
配合好、合作好、群策群力地致力于生产中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
我一定要向这方面努力。
最后我愿高呼：
工、农、知识分子大团结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敬爱的毛主席万岁！
徐敬之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在本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董必武四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所作的报告，并且表示要继续认真的进行学习。
我是辽宁省旅大市公私合营联合油脂厂资方代表、企业副厂长。
我从29岁开始创办榨油工厂，在20多年的期间，完全是靠剥削工人的劳动和吞并小资本家发展起来的。
比如1936年有一次收买大豆时，我以投机买空的手段，就使某县32家粮商被我挤垮了10余家。
我个人最好的时候，资本达到250万元日币，在大连开了3个工厂，产品销于世界市场。
但是势力再大，也抵不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知道不可能再继续干下去，就尽力疏散钱财。
不出所料，1940年日寇把大连30家榨油厂集中在一起，由汉奸把持。
我被迫逃走到天津、上海等地流亡。
日寇还派人抓我。
1945年旅大解放后，我回到大连。
我怕共产党，又怕工人斗争。
自己有点技术，又不肯贡献出来，就躲在家里。
后来看到共产党提倡工业，要恢复生产。
我在1950年出来，与政府协商，实行了公私合营，由我担任副厂长。
但是我仍然害怕斗争。
伟大的三反运动开始时，我错误的认为这回可要整我这个资本家啦，情绪消极，在生产上放弃领导，以致在四个月当中，少出豆油760多吨，价值60多万元。
又因为我提出的一件合理化建议未被及时采纳，就把图纸撕毁了。
这时，我和公方厂长闹对立，不靠拢共产党。
经过总路线的学习，知道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知道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只要对国家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虽然政策交代的这样的明确，但我对国家的政策仍然半信半疑。
经过党支部和公方厂长对我耐心的帮助教育，又亲眼看到工人同志生产热情的高涨，在反复的深刻的多次的思想斗争之后，这才初步澄清了我过去对党不满的错误看法，开始靠近共产党。
并把三反时撕毁的图纸，重新画出。
在上级支持和工人帮助下，很快把干蒸机安装上，使每百斤大豆出油率由9斤几提高到14斤左右。
以后，又与工人一同研究成功用自动铁圈代替过去使用的油草，一年可给国家节省60多万元，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劳动强度减轻了。
在成本方面，1955年比1953年降低了21.2％，比1951年降低了38.9％。
这不但给国家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而且也增加了资方的收入。
去年10月，毛主席召集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给我们亲切的教导。
旅大的工商界听到传达后，都受到极大的感动。
当我从旅大动身来参加这个大会时，旅大市私营工商业已按行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01月22日全市召开了20万人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
这样，我们旅大市随着全国各大城市之后，也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全市人民欢欣鼓舞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也不例外。
经过反复学习，我更加认清了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党的和平改造，赎买政策的伟大，不仅全国工商业者乐于接受，而且对国际上也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我决心要更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决定把账外生产资料和物资——榨油机900台、锅炉30台和其他设备，共重5，000多吨，仅按铁价计算，可值100多万元，还有楼房400间（每年可收租金4万元），现款4万余元，金子约七、八两，全部投入合营企业，以支援新合营的兄弟工厂来扩大生产。
我这次光荣的列席了全国政协有历史性的会议，听到首长的报告和大会发言，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我是感到很大兴奋。
我虽年老，决不甘心落后，决不吝惜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最近，我的在哈尔滨工大学习的小儿子来信说：
“我入团了，叛变了你们资产阶级。”
我看完，笑着说：
“你叛变了，我也在叛变，我也决心最后变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我一定要在旅大市私营工商界中起一个核心分子的作用，积极帮助和推动新合营的兄弟厂矿的资本家，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搞好清产核资和企业改组的基础上，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把一切力量贡献给国家。
我决心要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努力学习，逐步改造自己，争取立功！
杨玉清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有机会列席大会，感觉非常荣幸！
我完全同意大会中的几个重要报告，我更特别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总理在政治报告中说到了国际形势、国内建设和解放台湾的三大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是有密切关联的，实质上是一个问题。
“外交为国力之总和”。
几年来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措施的胜利，都是和我们几年来伟大的国家建设的成就分不开的。
特别是抗美援朝，给了美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使美帝国主义者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加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信心！
台湾问题，本来是我国的内政问题。
但美帝国主义者偏偏要“无中生有”，“无理取闹”，把它拖到国际问题当中，像“煞有介事”地纠缠不清。
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过去曾经以“文明人”自居，把去侵略、压榨其他民族说成是“白人的义务”。
现在明明是扩充军备，明明是制造战争，偏偏又装出爱好和平的样子，说成是“超过战争以上的力量，等于和平”，他们“准备战争，不是为了战争，而正是为了避免战争”。
这种讹诈政策，是欺骗、威胁不了任何人的。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的同胞，都是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使台湾同胞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这是我们6亿中国人的坚决意志，不是任何内外的反动力量可以阻挠得了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建设蓬蓬勃勃，不久全国就要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我们在几年当中，几乎走完了人家走过了的几个世纪的道路。
今后一切，还正在向世界的先进水平进军。
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奇迹。
稍有觉悟的人，一定要为祖国的辉煌成就而获得无限的欣喜和爱戴。
我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及时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弃暗投明，起义立功，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以达到解放台湾的目的。
这不但可以从污浊的深渊中救起自己，同时可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巩固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这种意义和贡献，是不算小的。
我是沉浸在旧社会当中的一个人。
我和国民党有过深厚的渊源。
我对国民党也曾发生过幻想，希望通过它的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所谓“现代国家”。
我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所指示的：
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
但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事实，已经足够打破我的幻想。
我绝不甘心为国民党殉葬，我总想尽量挣扎，争取光明。
临到南京解放的前夕，我也想“奋不顾身”地在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中，投进一粒小小的石子，希望推动一点微微的波澜。
虽然主观上空洞的愿望，没有能产生客观上实际的效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还犯过不小的错误，但至少在脱离反动阵营而投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这一点，自己认为总是对的，总是为人民所欢迎的。
我从1949年冬来到北京以后，得到了党的殷切的关怀和温暖的照顾，使我几年来有很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并且在党的教育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虽然这种进步，只是骆驼式的慢步，但只要我争取自我改造，坚持不懈，将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有良好的基础，是有百倍的信心的！
我知道，不少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去台湾，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
有的是迫于历史关系；
有的是迫于家小生活。
他们也不是毫无理想的。
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欢欣鼓舞，我想，是不下于在大陆上的人们的。
过去，也许不知道党和政府的政策，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徘徊，这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是时候了！
应该急起直追，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和全中国人一样，共同为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奋斗！
历史不会倒退。
时代前进的巨轮，是不会为任何人留情的。
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候，我们只有迎头赶上去，才不会为时代的怒潮所沉没。
古话说：
“识时务者为俊杰”。
在台湾的朋友们！
祖国已经在这儿向你们招手，你们不要丝毫迟疑，努力地行动起来吧！
胡国钰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会议中，我能列席参加，感觉非常荣幸。
这次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以及李副主席、郭副主席、陈副主席、董副主席的报告，我衷心地拥护。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听完了这些报告后，我愿就着“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谈一谈我的了解和感想。
我原以为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
这纯粹是保守思想。
在这次大会上，周总理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正在以更大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我们的国家将有可能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以一个现代化的、有高度文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出现于世界。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郭副主席号召我们知识分子“把自己一切有用的知识，无保留地不吝惜地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现在向大会声明，我举起双手响应这个号召。
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都曾受过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影响，而这种思想是与社会主义思想不相容的。
因为有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不是达到妄自尊大的地步，就是达到妄自菲薄的地步。
因此在我们知识分子中有一种人，自封为老子天下第1，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认为只有我才行，别人都不行。
这就是寻常所说的个人英雄主义。
另外一种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反正有大家在那里干呢，没有我也行，抱着顺大流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去的态度，这就要达到寻常所说的颓废派的地步。
这都是不对的。
毛主席号召我们说：
“全中国6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毛主席把我们每个人（除反革命分子外）的力量都计算在内了的。
要知道历史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是人民大众自己所创造的。
我们知识分子，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上，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也不要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我常常警惕自己说：
“不要说没有我也成，同时也不要说没有我不成。”
根据同样的理由，对于别人，我们也不要说“没有他也成”，也不要说“没有他不成”。
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建设事业中，都有他应占的地位，应尽的责任。
我是一个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工作人员，在我国伟大建设事业中，我们能作些什么呢？
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9条中说：
“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特别对于我们从事师范教育的人是这样。
随着小学义务教育的普及，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数目必定要大量的增加，而培养这些学校德才兼备的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的责任也随着加重了。
这个责任是重大的，可是这个责任也是光荣的。
但是我们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工作人员，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这个重大责任的要求。
党和政府已经在领导我们的学习方面、改进我们工作条件方面以及解决生活待遇方面，筹划种种措施，并且考虑得极为周详，真使人感激兴奋，剩下的那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了，我们必须发挥积极性，用坚强的劳动，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政治觉悟来完成我们这个光荣任务，以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
最后我想就周总理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所指示的方法，谈一谈我自己的体会。
周总理说：
“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我是一个曾被帝国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所俘掳过的人。
它否认世界的物质性，说实在只是经验；
它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说“有用即真，无用即伪”，这就是强权即公理的另一种说法。
解放前，我根本未接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
解放后，我只听到说实用主义是反动的学说，自己却并不深刻地了解。
1950年经学校党的负责人指示，特别指示我阅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这才知道实用主义是现代主观唯心论的一个派别，是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的。
这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习，我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理论武器，我深深感到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重要，并且也感到对于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是迫切需要的。
此外，我在心理学的研究上也曾被反动唯心主义的完形派所俘掳过。
解放后，通过对巴甫洛夫的学说及苏联心理学的学习，我才知道完形派的说法完全出于虚构。
它的实验是一个幌子，它的理论是以类比推理作根据的。
通过专业的学习，知识分子不但提高了他的业务水平，他的思想水平也是可以同时提高的。
此外，党重视知识分子的专业，还可以引起青年对于老教师的尊敬，同时也可以引起老教师对于青年的爱护，这也就在团结问题上能得到一定的效果。
在我生活的60多年当中，我亲身看到过多少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提出二十一条时，我们的先生同我们大家只是在教室内饮泣悲伤。
解放以来，情形便大不同了。
抗美援朝终于使美国不能不放下武器；
日内瓦会议终于使越南的战争停下来了。
我们在国际中的威望，蒸蒸日上，这怎能不使爱国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呢？
解放以来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的胜利，现在都可以不必提了，因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快完全胜利了。
在这样伟大的胜利中，知识分子的思想能说不发生大的改进吗？
解放初期，我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法。
因为抱有个人主义的思想，我曾表示怀疑，并曾公开地问，全心全意是否可能。
经过几年的学习，并经过实际的观察，我已经认识到这是可能的了。
我自己的服务观念也正日在滋长着。
但是“全心全意”的情况，对一般知识分子说，特别是对我来说，尚有一段距离。
不过，我愿听从周总理的指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再经过实际中的锻炼，逐步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魏曦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热烈地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以及陈伯达同志的各项报告。
这几天我列席了这个大会，又列席了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
我在这两个会议上，特别是听了关于祖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规划，而感万分的兴奋。
我是一个卫生工作者，首先我想对于农业规划中有关消灭传染病的规划来谈一下。
广大的农村中住着占全国总人口的80％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劳动在未组织起来以前是分散的。
合作化以后，人数比较集中的场所必将逐渐增多（例如托儿所、学校、大的集会处所等）。
一般地说卫生情况必将好转。
但传播传染病的机会也将随着增多一些，一切可能因人口集中而易于传染的传染病，今后都可能增加传播的机会，过去在农村很少发生的病今后也可能要发生了。
最显明的例子是流行性感冒以及其他呼吸道传染疾病。
这也是在农村卫生规划中须要注意的地方。
关于规划中已经提到的其他传染病如何扑灭问题，解放后6年来由于执行了党和政府正确提出的预防为主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已经取得不少的成绩与经验。
例如：
天花已经在全国的许多大城市里基本上消灭了，鼠疫业已在流行地区完全控制了，乙型脑炎也因大力预防逐渐减少了。
但是疫源地区及许多城乡大量老鼠和不少储存鼠疫的野鼠，在广大的农村中蚊子孳生的处所，仍然很多。
而农村合作化以后，劳动力组织起来了，我们在捕鼠和灭蚊工作中，已经积累了并且正在创造着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消灭野老鼠、蚊子的计划，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可行的。
不过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但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规划，集中大家的力量，从各有关方面进行配合，是可以达到消灭它们的目的的。
特别需要指出，在城市和农村中还有大量的中医，只要中西医紧密地团结起来，完成规划中要求在7年内消灭几种传染病的任务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我想谈一下科学技术及研究工作。
周总理在他报告中说：
“我们必须动员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
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这个号召给我很大勇气、力量和信心。
我认为这样提是有基础的。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来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就在过去两年中亲身体会了这个指示的正确性。
我国的血清疫苗是全部自己制造的，但过去存在着质量低、废品多的毛病。
我们遵照毛主席指示全面的系统的学习苏联，并且与此同时，对于苏联法规内许多科学性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地方性的一些科学问题，展开了研究，几十种苏联法规是计划在三年内学完，到现在已经学过的有几种。
一般的质量已达到苏联制定的标准，部分也在英美标准之上。
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过去找不出适当的题目，现在已经有不少题目可做了。
有一部分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未解决而正待研究的问题。
关于制造血清疫苗这项科学工作，我们规划在三年之后，当全部苏联法规学习试验完毕时，各种制品的质量大部分达到接近苏联的标准。
贯彻执行这一个巨大的科学上的学习试验计划，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而艰巨的工作。
在某些人员中，统一思想认识是一件困难的事，这需要从上到下，经过一段时期的说服教育。
党、团、工会当然要起保证作用，但在一般技术人员当中还是要用和风细雨很细致的办法，下一番工夫，等到他们认识了他们自己的缺点之后，工作的进展就可以加快了。
我们学习试验苏联法规，在设备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就可以创造条件，克服困难。
这几次试点学习试验，都证明了完全可以克服各种困难，如期完成计划的。
所获得的经验和成绩可以作为其几十种苏联法规很好的参考。
学习试验的时间可以缩短，三年全部学习试验完成的计划是可以保证做到的。
按农业规划的指标，在12年内把这项科学提高到接近世界水平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在生物制品的规划中，还要看到目前农村新的情况。
血清疫苗的需要，过去主要在城市，今后农业合作化，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即将随之提高增多。
准备条件供应农村以大量疫苗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而发掘生产上潜在力量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环。
卫生工作过去的力量主要放在城市。
解放后6年来，城市中不少传染病得到解决，如霍乱、天花、鼠疫都不再在城市中流行了，疫苗血清的需要量也一年比一年用得少。
可是这不应该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疾病减少了，血清疫苗的产量也可以减少了。
在广大农村实现合作化之后，疫苗血清的需要必将增加，这就应该考虑重新予以规划。
正因为存在着这种情况，我国现有几个生物制品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
做好全面规划，克服保守思想，动员起来，大家一齐动手，是完全可以完成农业规划对生物制品所提出的要求的。
在今天这个新形势下，检查自己，还存在着一种重视研究、轻看生产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这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怪。
我决心除了在今后工作中纠正这个缺点外，还准备每日要以郭沫若副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
并在党和民盟组织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把工作搞好。
总之，要以高度的热忱，加紧学习政治理论，刻苦钻研业务，提高自己，顽强地工作，使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红色专家。
唐午园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正当党和国家号召我们知识分子向科学大进军，来贡献出我们的力量，来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
尤其是这次政协大会上周恩来主席政治报告中已明确的指示出：
“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
我想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最好首先遵照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教导，不消说要这样做才能胜任愉快的。
我除了同样同意几天来各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对国家大事的其他报告而外，还对许多委员和列席同志们作出的响应发言，也激励了我个人试作这个最后的书面补充发言。
这对于一两位自我鼓舞要活到120岁来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的同好者，是有着适宜地解答意义的。
我枉自活到65岁，还是个不成器的卫生医疗工作者。
又由于过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太差，每每从革命高潮中退却下来，为着无聊的生活在机关部队中作作卫生医疗工作，不过是个名义。
常自命有兴趣跑跑政治活动，也一无是处。
像这样常在苦闷中过着个人的低潮，回想起来可耻也可怜之至。
直到解放以后，才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教育，参加了工作和学习，体会到个人和整体的真理，把过去我的思想与行动不一致的苦闷观念整复了过来。
只是对人处事的方法（主张虽坚决、态度不和平）应深深的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来处理一切麻烦，在这点上更是个小学生。
但不怕麻烦，不在麻烦下低头，是有了起码条件的。
在上了这次大会的大课之后，更应该在自我改造下好好的帮助别人才算是有进步呀！
这里我应把激励我的事作出交代，简明的介绍我尚未成熟的“关于延长知识分子劳动力年龄的科学研究”，仍是抛砖引玉的概括叙说如下：
一、在两年前，我曾商请几位卫生医疗专家共同研究延长劳动力年龄的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未老先衰的问题。
我不客气的先写了近7，000字的序言，意在抛砖引玉的分发出了40份请大家指正。
但至今还未能够引出来。
这仍怪我努力的不够。
序言中间曾说明未老先衰在我们知识分子过去难以避免的实况是：
经常在脑力劳动中的坐业者，在太少运动的青年，多数不免患常习性便秘或是肺病；
四五十岁后又因思想更复杂化了，患失眠症的更不少。
除介绍了我30年不断的深呼吸和10年来操练八段锦，近几年加上沈恒老“42种运动”的好处，以及如何医治好我过去这些病痛的经过。
并证论苏联先进科学已有抗拒衰老期早日到来的研究，活到150岁的例子。
这在生理卫生学和生物学从新陈代谢上尚未能发展的功能来补救我们后天不足的缺点，再加上胎生学和优生学在先天中发掘潜在力量，是能够做到延年益寿的。
二、近一年来为着我工作上负有的任务，常对中医药方面注意，并根据古有不药为上医的名训，对祖国医学遗产中“勿药元铨”的研究是我们老年人更应该注意的。
其中最好的是“调息法”如“小周天”法和“苏子瞻养生颂”等。
又其“十六宜”法中，我证验有特效的是“腹宜常摩，面宜常擦，齿宜常叩，背宜常暖，大小便宜闭口勿言（咬紧牙关）”这是我经常的课程了。
在唐山的气功医院，其疗效同样如调息法之静养“精气神”是有一致性功用的。
这更再证明李老书臣先生70多岁尚健步如飞便是个活跃的例子。
最近在大会中就请得他老人家的许诺（他是气功法的老祖宗），把他的摄生之道的心得贡献出来大家研究。
今天盛行有名的针灸同样与摩擦法（日本人早盛行的“马萨吸”法便是），都是理学疗法的有效作用。
我深信“调息”与“气功”都是符合巴甫洛夫大脑皮质条件反射学说的。
我愿在我现在岗位兼带负责的武汉市的环境卫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除4害和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在内）和中医药的研究，结合上述的“延长知识分子劳动力年龄的科学研究”，愿作为终身的事业来搞。
但要请求大家都有共同研究的信心来参加指正，才有着一定地或较大的贡献。
我想今天已是全国一致的有决心有信心的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只是已上了年岁的高级知识分子，每一个青年学生也要做好毛主席的“三好”指示，并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八条）为我们的标准，那么，加里宁的两项指示便是我们的指针了。
他说“若要培养出健康、强壮、灵敏、机智、勇敢、既善于克服困难又卓有信心正视前面的人，则体育和运动乃是很重要的因素”，又说“你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你永远也会是年轻的”。
我们年老的能够这样做，也就年轻了呀！
这并不是奇迹，而是可能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