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中德1956年文化合作执行计划分别签字
据新华社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从1955年12月29日起，在北京举行会议，谈判并签订1956年执行计划。
波兰代表团团长为波兰高等教育部部长阿·拉帕茨基；
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
谈判始终在友好合作的空气中进行，顺利达成协议。
双方认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计划中规定，两国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机构将建立直接的交换关系，两国将互派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赴对方国访问并交流经验，将互相交换科学、文艺资料和互办展览会。
计划中还规定了其他扩大两国文化交流的措施。
这个计划已于1月28日在北京签字。
据新华社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1956年执行计划的商谈从1956年01月10日至1月14日、1月30日至2月02日在北京举行，商谈始终在友好气氛中进行并顺利地达成了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为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教育总署国务秘书兼部长会议委员格·哈里希教授博士。
这一执行计划的签字仪式已于2月02日在北京举行。

今年提前修筑几条五年计划外的铁路
新华社2日讯
铁道部决定今年提前开工兴建几条原定第1个五年计划之外的铁路干线。
这里比较重要的干线，有内（江）昆（明）铁路内江到宜宾段、川黔铁路赶水到贵阳段、黔桂铁路贵阳到都匀段；
原有的黔桂铁路都匀到金城江段，今年也要修复。
这几条铁路修好以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各省的铁路就能和全国其他铁路干线连接起来。
从安徽省芜湖到江西省的贵溪，要在今年开始修一条新铁路，它的北端和宁（南京）芜（湖）铁路衔接，南端在贵溪和浙赣铁路连接。
从湖南到贵州也要修一条新铁路，这条路的湘潭新化段今年先动工。
从甘肃兰州到青海西宁间的铁路也在今年开工。
另外，云南省碧色寨到中越边境河口之间的铁路，今年也要修复。

全国70％以上的市
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
据新华社2日讯
目前全国已经有70％以上的市和一部分县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运动正继续向县城和集镇发展。
据1月27日的统计，全国已经有118个大、中城市（包括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和193个县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全国22个省的省会以及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两自治区的人民委员会所在地都全部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这些省、自治区所辖的市也大部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进展较快的江西省82个县中已经有64个县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被批准公私合营。
目前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商店的职工和资方人员大都投入了以资方自报自估、行业评议、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核定为主要形式的清产核资工作。

加速完成创立少数民族文字的工作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约有四千万，其中有两千万左右人口的少数民族至今还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或者有文字而不完备。
虽然在这些民族的地区里，绝大部分也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并且完成了或者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但是，他们的自治机关还不可能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
这种情况必须尽快地加以改变。
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困难很多，目前在教育和生产方面最感困难。
有些少数民族的合作社找不到会计员一类的人才，不得不用结绳、刻木、掐草秆、数豆粒等原始的方法来评工记分。
他们迫切希望有自己的文字。
有了文字以后，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足够的会计员和其他人才，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地发展；
也就可以在民族学校中使用本民族文字教学，扫除文盲，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运用自己的文字学习党的政策和有关的科学知识；
也就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记载本民族的历史和发展他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吸收祖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
这样就能使他们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得到迅速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主张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他们的语言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早在1951年，政务院就决定了要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其他有关机构的民族语文工作者们，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几年来先后组织了许多个民族语言调查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在我国南部和西南部调查了僮、彝、苗、布依、傣、卡瓦、哈尼、瑶、傈僳、侬、纳西、拉祜、景颇等民族的语言，在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调查了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东乡、土族、达呼尔、鄂伦春、锡伯、塔吉克等民族的语言，帮助四川彝族、广西僮族设计了初步的拼音文字方案。
帮助云南傣族和其他几个民族设计了初步的文字改进方案。
但是，应该指出，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也还不能完全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要求。
主要原因是：
在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中，存在着保守思想，不敢大胆地组织、使用新生力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力量；
各有关机构在工作上的相互配合也做得不够好，因而不能同时在许多民族中展开这一工作。
此外，工作中的骨干太少，经验不够，当然也是一种困难。
例如，在帮助彝族设计“新彝文”方案的时候，由于经验不够，就曾经发生过选择的方言缺乏广泛的代表性的缺点。
还有些地区的干部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给予大力的支持。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作的进展。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加速完成创立少数民族文字工作的有利条件：
（一）对于许多民族语言已经搜集了一些方言的材料，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
苏联顾问和专家已经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系统地介绍了苏联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先进经验，并且对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开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二）原有干部的业务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新生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这支队伍已经大大地增强了。
（三）少数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鼓舞下，对于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要求更加迫切。
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少数民族人民对党和政府发展民族语文的政策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们必然会大力支持并且积极参加这项工作。
我们已经可以而且有必要全面地开展这一工作了。
在去年12月举行的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各地代表们一致肯定了过去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交流了经验，讨论了一个全面的民族语文工作规划。
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在两年（1956—1957）内普遍调查各少数民族语言，帮助那些需要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民族进行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
根据这个规划，我国各民族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以外，都将创立和使用本民族的文字了，这就在事实上实现了宪法上关于“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规定。
这对于各民族的文化教育及其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将起很大的作用。
这个规划的彻底实现自然还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实现这个规划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全国民族语文工作者面对着这个艰巨而迫切的任务，一定要尽一切力量来保证它的胜利完成。
创立、改进和改革各民族的文字既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件细致的科学工作。
在开展工作和加快速度的同时，必须保证工作的质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加强领导，统一步调。
每个民族语文工作者必须有全局观点，服从统一的规定，竭尽自己的力量，以达到各项工作的要求。
领导机关要负责加强各地工作的联系与合作。
各个语文工作队都要随时总结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语言科学理论，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有经验的科学家应该耐心地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使新生力量不断地成长起来。
语言的调查研究，文字的教学，编译出版工作等方面的力量应该相互配合起来。
各级负责民族事务、教育、文化等项工作的领导机关都必须把这一工作列入本单位的工作计划，分担一定的责任。
地方党委要加强对当地民族文字工作的领导；
各个有关机构要十分重视并且配备适当的力量，使这一工作能够更顺利地进行，使我国各民族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八一”足球队举行友谊赛
据新华社2日讯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足球队2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在北京的首次友谊比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陈毅到场观看了这次比赛，并且在比赛开始前接见了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领队、南斯拉夫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勃·彼希契，足球队教练勃·马尔亚诺维契，医生亚·奥勃拉道维契，队长亚·巴什特罗维契、伏·克拉维契和全体队员。
比赛结束以后，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陈毅，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等一同来到运动场上，同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的队员们，“八一”足球队的队员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
在比赛以前举行了欢迎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致欢迎词。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领队勃·彼希契致答词。
今天的友谊比赛，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以六比一获胜。
今天出席观看比赛的，还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北京观众两万多人。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和夫人在观看球赛。
本报记者苍石摄

哈尔滨、大连、营口等地的一批先进工人
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期间的个人工作量
本报讯
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大连工矿车辆厂、大连机床厂、营口造纸厂和大连造船公司的一批先进工人，已经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个人工作量。
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铣工苏广明和钳工张执贵，在今年01月中旬和下旬分别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个人工作量。
最近，他们所在的两个车间曾联合举行大会来祝贺他们。
苏广明是一个有20多年工龄的老铣工。
几年来，他改进了12件工具，推行了多机床管理和高速切削等车刀法，使生产效率平均提高1倍到2倍；
他还把胎型工具和高速切削两种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加工轴瓦，使工作效率提高10倍多。
钳工张执贵也是一个有17年工龄的老技术工人。
他在1955年认真执行了钳工流水作业和分部作业法以后，全年平均提高生产效率1倍多，而且没有出过一件废品。
现在苏广明和张执贵又提出保证，要在5年内完成8年的工作量。
大连工矿车辆厂锻造车间孙永财小组的工人现在正在进行1958年的生产。
这个小组在三年零二十天中完成了五年零两个月的生产定额。
这个小组的工人几年来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掌握了许多新技术，组内三级技术工人都能干五、六级技术工人的活。
3年来全组工人实现了37件较大的合理化建议，提高生产效率1倍半以上。
大连机床厂翻砂车间床体小组的工人现在正在进行1958年第4季度的生产。
这个小组的工人几年来认真采纳了苏联专家建议，在修型、盖箱和冲箱三道工序上建立了流水作业和专业分工制度，推广了标准水口先进经验；
他们又在3年中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找到窍门52件，使生产效率提高了4.4倍。
国营营口造纸厂造纸车间的职工提前两年零八天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生产定额。
这个车间的职工，在工作中积极地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同时改进了毛布加胶和分开打浆的操作方法，加大了抄纸机的圆网笼，增加了感光辊和压榨杠杆等，使二号抄纸机的速度由30公尺提高到52公尺，三号抄纸机的速度由72公尺提高到95公尺。
大连造船公司铸钢车间锚链二段的一个女工小组，在今年01月14日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生产定额。
这个小组的12个女工中，有11个人已经做了妈妈。
这个小组的女工几年来没有一个无故欠勤的，她们认真学习苏联“连套胎具造型法”的先进经验，使生产效率提高40％到80％。

“二·七”三十三周年纪念前夕，武汉市第25女子中学的少年先锋队队员，怀着崇敬的心情，到洪山向“二·七”烈士施洋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庞观祥和周广瑞打破支配煤矿生产的常规
运用新采煤法提高采煤量一倍以上
本报讯
抚顺老虎台矿第6采煤区工人庞观祥和技术员周广瑞打破长久以来支配煤矿生产的常规，创造出一种新的采煤方法。
采煤工人试用这种新采煤法的结果，每班由原来采煤400吨提高到987吨。
根据工程技术人员的推算，如果在煤层地质正常的条件下采煤，每班煤的产量至少可以达到1，300吨。
这种新的采煤方法是在采煤的几个基本环节上改革了技术标准和劳动组织，把原来煤层的打眼深度由1.8公尺提高到2.2公尺，把原来局限在2.2公尺内的采高提高到2.5公尺，火药用量也加大了。
这样，每爆破一次的煤层体积，比过去大大增加了。
过去采煤时，是由混合工种采煤队一齐下井，同时作业，现在他们组织专业工作队，分批下井实行交叉流水作业，并把80公尺的采煤掌子面扩大到160公尺。
这样，就使采煤工人能更充分利用作业时间。
经过10多天的试验，证明这种方法如果大力推广，全采煤区原计划两年半采完的煤层可以提前一年采完。
仅巷道维修费就可以节省24万元。
同时由于改变了支柱办法，采煤的安全就更有了保证。
现在，这种新的采煤方法正在研究和总结中。

手工业部门将生产20万部双铧犁
据新华社2日讯
手工业部门今年将第1次生产20万部双轮双铧犁供应农民。
02月01日在北京闭幕的全国手工业部门双轮双铧犁生产专业会议，在中央有关工业部门帮助下，专门对双轮双铧犁的生产作了研究和部署。
会议确定由北京、上海、武汉、沈阳、旅大、潍坊、青岛7个市，各组织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为齐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来承制这批双轮双铧犁。
这些社共有2，100多个手工业者。
各个社在2、3、4月进行准备和小批试制以后，在5月上、中旬陆续开始大量生产。

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举行
陈伯达作“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新华社2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2日下午继续举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有：
黄炎培、章伯钧、梁思成、周凤九、欧协·土登桑却、黄琪翔、李纯青、程潜、钟惠澜、陈鹤琴、陈其尤、周拾禄、屠宝琦、袁鹤侪、王竹泉、祜巴勐。
今天会议从下午三时进行到七时。
上午，出席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继续进行了分组讨论。
会议将在3日继续举行。

洪进山离日回国并发表书面谈话
新华社2日讯
东京消息：
去年11月预定搭“兴安丸”轮船归国而被日本警察当局非法拘捕的中国侨民洪进山，经过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和东京华侨总会的努力，终于在2月01日下午搭乘“山鸟丸”轮船离开日本港口门司返国。
洪进山离开日本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告亲爱的台湾同胞”的书面谈话。
他说：
亲爱的台湾同胞！
现在我不得不暂时和大家离别了。
我抱着无限的兴奋和希望要回到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同大家会见，那正是标志着和平幸福的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的时候。
洪进山叙述了台湾同胞在今天所受的黑暗统治并且表示了他对美国霸占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的愤恨。
他最后说，我们一定要从美国侵略者手里收复台湾。
我们一定要解放我们的故乡。

许多厂矿的职工倡议开展竞赛
提出保证提前一年完成五年计划的竞赛条件
新华社2日讯
最近又有一些工业企业的职工倡议开展全国性厂际、矿际竞赛。
这些企业是龙烟铁矿、上海钢铁公司亚细亚钢铁厂、上海柴油机厂、济南柴油机厂、辽宁盐务管理局、重庆新华印刷厂。
此外，国营上海油脂三厂、地方国营新华橡胶厂和大孚橡胶厂的职工，还建议全国油脂、橡胶工厂开展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地区性的厂际竞赛。
大部分厂矿企业职工都在竞赛条件中保证提前一年或一年以上完成五年计划，保证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规定指标。
上海油脂三厂职工还特别提出要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来提高出油率。
龙烟铁矿职工提出要使直接生产工人的生产效率比去年提高30％；
产品成本也比去年大大降低。
各工业企业职工提出的竞赛条件中还包括增加上缴利润、保证安全等项目。
为保证竞赛条件的实现，各工业企业职工还制定了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经验和改进劳动组织、加强生产前准备工作等具体措施。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伯达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现在我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一些补充的说明。
中国农村现在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
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民结束了自己在三岔路口上的摇摆不定。
不仅是广大的贫农群众，而且还有广大的中农群众，他们抛弃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根据1955年12月底的统计，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60％以上。
到今年01月底的统计，入社的农户则已经占全国总农户数的78％，共有9，281万多农户，其中属于高级社的农户为2，459万户。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虽然多数的合作社到今天为止，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农民只要踏上这一步，那就是在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营和合作经营的矛盾，因而向全社会主义再进一步，已经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而且全国合作化的群众运动一经形成，便非把革命推进到底不可。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
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同时又规定：
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好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其余地区，则要求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根据各地方现在的进度和农民群众的热情看来，这是一个完全能够实现并且还有可能提前实现的计划。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前进，使富农最后地被孤立起来，党的限制富农的政策已经转到消灭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的政策，农村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
事实的结论是：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到现在已经得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这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一个比起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要深刻得多的革命。
这是最后一次挖农民穷根的革命。
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的演讲“组织起来”指出过：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在封建地主阶级被推翻后，农民分了土地，但他们继续是分散的，只要这样的状态存在下去，也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新的剥削阶级——富农就会像过去封建地主的宰割他们一样，一个一个地来吞并他们，土地必将重新集中在剥削者的手中。
要避免这样的命运，那就要农民不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是应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再继续革命下去；
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把自己束缚在细碎的小块土地上，而是应该在和工人阶级形成巩固的联合的条件下，进行农民本身的联合，把土地的经营有计划地统一起来。
为着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引用下列两个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土地买卖的材料。
虽然这两个材料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乡村的，但毫无疑义的，这是一些具有典型性质的、也即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材料。
第1，1955年12月河北省保定专区11个县的统计材料：
1949年土地买卖数量为43，890亩，1950年增加为54，494亩，1951年又增加到115，188亩。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后，1952年减为91，421亩，1953年又减为78，450亩，1954年再减为36，245亩，1955年则减到8，290亩。
第2，1955年11月吉林省扶余县3个村的调查材料：
出卖土地的农户，1950年有7户，共卖出11垧；
1951年有9户，共卖出11.5垧；
1952年有11户，共卖出14垧。
1953年合作化后终止了土地买卖的情况。
根据上列的两个材料，可以看出在事实上存在这样的规律：
即使我们实现了土地改革，农民生活已经有了改善，但在合作化运动开展以前，土地的买卖是逐年增多的，其中失地的多数是贫农；
但也有中农，他们并因此下降为贫农。
在合作化运动开展以后，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土地的买卖逐年减少了；
在实现了基本合作化或完全合作化的地区，土地买卖就基本上停止下来或完全停止下来了。
合作化运动以前和合作化运动以后的乡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而当农民已经有半数以上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也就在全国范围内根本改变了局面。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够在最近短短的几个月内，这样迅速地卷入了极其广大的群众，是由于有下列的几个主要的因素。
（一）中国农民的革命性。
中国农民在长时期内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地主、买办、富农的各种残酷掠夺，大多数在实际上是半无产者。
1926年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中国的半无产阶级包括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他们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
这个在农村中数量极大的半无产阶级，生活惊人地穷苦，富有很大的革命性，在两个革命中都成为农村革命的主力，并带动了其他的农民（中农），结果使中国的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变成为非常革命的农民。
有些人总认为农民是保守的，怀疑他们能否接受社会主义。
有些人承认农民的两重性，但是在实际上也总是片面地强调了他们的保守性，而忽略了他们的革命性。
有些人因为带着这样一些对农民的成见，因而当农民已经成批结队地加入合作社的时候，还在怀疑这种入社的农民是否可靠。
总之，对于改造农民的问题有各种怀疑派。
但是这些怀疑派都错了。
第1，有保守的农民，有革命的农民。
如果某些国家的农民在某种条件下成为比较保守的农民，为什么像在中国这种条件下的农民不能成为非常革命的农民呢？
第2，一切事物都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为什么农民的两重性就老是不会起变化呢？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政权的性质、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灿烂成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这一切条件不会给农民以强烈的影响，而使他们日益觉悟到自己的将来呢？
第3，要看农民追随的是那一个阶级，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中国农民也曾经追随过资产阶级，但结果一无所得，而在追随了无产阶级之后，却得到了一连串的胜利，因此，在农民群众中就作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
“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是不会错的”。
为什么已经从事实上得出这样结论，并从而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群众是不可靠的呢？
总之，我们必须对于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必须用辩证法的观点去观察各种事情的变化。
比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也应该这样去观察。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它们的条件下成为非常反动的资产阶级，但在原来是被压迫民族的中国条件下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同盟者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伟大变革的环境中，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所表现的两重性为什么不可能起变化，而终于从观望态度转到采取积极的态度呢？
民族资产阶级也曾经追随过外国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但结果一无所得，而在追随无产阶级之后，却看到了祖国的日益强盛和祖国的极其伟大的将来，并且经过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和多次思想改造运动等等的教育，他们考虑到国内外种种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为什么不可能也下决心跟共产党走而准备放弃自己剥削阶级的地位，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把自己从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呢？
最近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出现的公私合营的高潮，在事实上也把这些问题解答了。
（二）党的正确的群众路线。
如大家所知道，我们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政权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因为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所以就可能出现两种理解，两种做法。
一种理解，就是说，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为这既然是自上而下的革命，那末，就用不着去认真地发动农民群众，用不着注意农民群众的自觉，它就可以经过单纯的行政手段来实现，因此，就企图用“恩赐”的办法，用“官办”的办法，而凭他们主观的估计，有时候采取强迫命令入社的形式，有时候也可以采取大批解散合作社的形式。
另一种理解，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则认为这个革命，也和一切大革命的规律一样，它要得到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拥护，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群众的决心，群众自己的动作，而要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真正广大群众的自觉的运动，就必须用一系列的办法，是积极地引导群众觉悟、发动群众的办法，而不是消极等待和听任群众自流的办法，是把必要的行政设施和群众运动密切地互相结合起来的办法，而不是把行政设施和群众运动互相孤立起来的办法。
这是党的正确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集中了我国多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进一步地具体化了党历来所执行的这个群众路线。
毛泽东同志严格地批判了那成为群众绊脚石的保守主义，同时又严格地和那“欲速则不达”的命令主义区别出来，而提出了以下的党的方针：
第1，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第2，应该分别农民群众的经济地位和觉悟程度，分批分期地加以组织起来，而首先是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60％到70％），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组织起来，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
正是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同时又是有次序的发动群众进行组织合作社的规划，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以人们所意想不到的速度前进。
（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例日益众多地给农民证明了它比个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1919年列宁说过：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
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
资本主义可以彻底被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战胜，是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实已经开始，最主要之点就在这里。”
我国在土地改革之后，紧接着就展开了农业互助组的运动，这种互助组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开始表现它比个体经济的优越性。
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合作社”的演讲已经指出过：
“现在的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
全国解放以后，几年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点分布在全国，而且到1955年上半年已经有一批成片的合作化的地方（全乡、全区、全县，有的是全专区），这数十万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但高于一般个体农民，而且也比互助组更高，并且一直是在继续提高着，因而能够获得比农民个体经营以至一般互助组在当地任何时期内都要多得多的农产物，甚至能够在短时期内超过富裕中农以至富农的单位面积的产量。
许多事实已经说明：
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经组织起来之后，只要经营得好，就能够在四、五年内，或者在比较四、五年还多一些的几年内，也有一部分甚至不要四、五年，增加一倍左右的产量。
正因为在农民中已经有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活的榜样，正因为它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鼓舞了广大农民，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便一下子突破了右倾保守思想的束缚，而及时地对于促进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起了极其巨大的动员作用。
高级合作社对于群众的吸引力，道理也是同样。
这就是：
高级合作社最后抛弃了土地的私有制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比初级社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农具和牲畜，更合理地组织社员的劳动，同时，更有可能利用新式的农业技术。
特别由于完全实现按劳取酬的原则，也就能够更大地发挥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这些因素使高级合作社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于初级合作社。
因此，初级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时候，将不可免地要转为高级合作社。
只要今年一年农业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就会表现得更明显，那末，大量农民就会向更高处指望，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就将要比我们预定的计划更早地实现。
县、区、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面生产规划，将促进小社并成大社，同时将促进初级社升为高级社。
我国有一亿一千多万农户。
要把这样众多的分散的农户组织到合作社内，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根据中国农民的具体条件，规定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建立了多年的实际范例，终于在建国以来的六年时间内，说服了大多数的农民，解决了这样困难的任务。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胜利。
我国人民和我们世界上的朋友都为我们这一个伟大革命的成就而欢呼，这点是很可理解的。
当然，因为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虽然我国工业是在迅速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只是胜利地解决了和正在继续解决着农业的社会改革的任务，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只能有部分的技术改良，也有些可以使用部分的农业机械，但解决农业的技术改革的任务却必须有更多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中指出：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所以，如果满足于现在的成就，那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因此就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向我们询问：
我们在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候就实现农业合作化，这究竟是否妥当呢？
关于这点，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也已经作了明确的说明：
“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有了农业合作化，却还没有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算不算得社会主义呢？
我们说：
问题不是什么算得不算得，而是事实究竟是什么。
在我们这里，如果完成了高级的农业合作化，如果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公有的，合作社的人们的互相关系只是合作和互助的关系，而并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著作中曾经将苏联那时只是把农民原有生产工具集合在一块耕种的初步集体农庄叫做“手工工场时期”的集体农庄，这是一个很好的比拟。
人们承认资本主义有过一个手工工场的时期，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农业就不能有如像这样的时期呢？
在历史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发生在产业革命之前的，其他国家也有相同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合作化的革命，不能够产生在农业的技术革命之前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经过农业合作化的革命来迅速地为技术的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呢？
这些道理都是可以不辩自明的。
毛泽东同志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所引起的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我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在农业方面改造我国自然界的第1个宏伟的计划。
这是集中了我国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的增产的经验而订出来的计划。
根据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根据初级合作社会在一两年内迅速转为高级合作社、而高级合作社又有进一步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有根据的、可靠的、能够实现的计划。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3条关于提高劳动力利用率的规定：
即从1956年开始，在
7年内，必须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250个工作日，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7年内，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120个工作日。
此外还要求农村中一切具有半劳动力的人们或者能够做轻微劳动的人们，都积极参加适合他们能力的劳动。
无可疑地，争取这个规定的实现，对于12年全国农业发展计划的实现，将起极其重大的作用。
由于农村中平日空闲起来的大量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加上合作社劳动组织的日益合理化，这就使得许多比较大规模和比较精细的农业措施成为可能。
因此，这就存在着超额完成12年计划的可能性。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有两个增产的指标，即粮食和棉花的增产的指标。
粮食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所以粮食增产的指标又是各种农作物增产的最主要的指标。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12年粮食增产指标，主要的是依靠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有人提出所谓“地力递减”，怀疑这种增产的可能性。
所谓“土地肥力递减律”，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驳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
事实最雄辩。
我国多年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及其他农作物不断增产的实践，也早已把这个腐朽不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驳倒了。
许多材料说明，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一般是逐年增加的。
因为各地方和各合作社的条件不同，增产的速度并不一样，有的因
为遇到天灾，也发生过年产量比前一年减少的事实，但是由于合作社有巨大的抗灾能力，即使遇到某些天灾，许多合作社也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前几年我国出现过所谓“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论调，这也是类似“地力递减”的“理论”。
但是我们有许多合作社已经办到四年，办到五年了，却依然是优越性。
这是说明什么呢？
这不也就是说明所谓“三年优越性”的论调已经破产了吗？
根据我们手里的一些材料，“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准备在12年内争取达到400斤的地区，例如河北省一个420几户的全乡合作化并组成为一个合作社的饶阳县五公乡，每亩平均产量在1954年已经达到419斤，在1955年已经达到463斤；
准备在12年内争取达到500斤的地区，例如山东省一个680多户的基本合作化而组成13个小型合作社的莒南县厉寨乡和河南省一个420多户的基本合作化而组成11个小型合作社的信阳县甘家冲乡，每亩平均产量在1955年都已经达到550斤；
准备在12年内争取达到800斤的地区，例如广东省，在1955年已经出现了一个每亩平均产量1，000斤以上的著名“千斤县”，即潮安县。
这是从乡和县为单位来举的例子。
至于个别的合作社这类例子就很多了，而且有不少还更大地超过这样的指标。
例如河南辉县孟庄村第一社，每亩平均产量在1955年已经由原来当地的200多斤达到940斤，山东即墨县张式瑞合作社每亩平均产量在1951年是互助组时只516斤，1952年成立了合作社，到1954年即已经达到1，000多斤。
这些只是个别例子。
但是这些个别例子，也就是表现了农业合作化后所可能发掘的土地潜在力量。
当然，“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增产指标是要经过很大努力才能达到的。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说过要达到任何一种奋斗的目的，是不需要努力的。
我们必须努力来达到以至超过这样增产的指标，而只要努力的话，也就会把我们增产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农业生产合作社多年来建立了许多关于改良土壤、提高土地肥力的榜样。
这里举出载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里面的两个例子。
第1个例子是以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而著名的山西平顺县西沟乡。
这个乡原来是一些荒凉闭塞的山庄，童山秃岭，耕地块小零散，自然条件非常不好。
而且因为多半是梯田坡地，边岸常被雨水冲刷，水土不易保持。
但从1943年到1951年的9年当中，农民先后组成了20几个互助组，便利用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和财力，集体修边垒岸，逐渐保持水土，并且用里切外垫、整修梯田、淤滩地的办法，扩大了耕地。
这山区就第1次变样了。
1952年建立了合作社，先后订了3年的、5年的、15年的计划，规定要修滩地，修小型水库，闸山沟，把细小的泉水和雨水积蓄起来，以便使全村干旱缺水的耕地摆脱旱灾的威胁；
要在山野的荒坡上，种植牧草，繁殖牲畜；
要进行封山育林；……如此等等。
这山区又第2次开始变样了。
第2个例子是山东曲阜县陈家庄。
这个村庄处在碱河边岸，过去土地被雨水冲刷，庄稼被风沙吹打很重。
办社以后，农民们利用碱河两岸的沙滩大力植树造林，现在已经封滩造林1，500亩，植树7万余棵，不仅保持了水土，保护了村庄，而且有200余亩沙滩挂上了大层游土，可以耕种了。
预计再过几年，就可以有大片荒滩变为良田。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还载有其他的改良土壤和保持水土的许多事例，其中有一篇的题目是：
“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在农民个体经营的时候，存在了不能抵抗自然灾害的袭击而致水土流失、削弱土地肥力的现象，但在合作化之后却能够有效地甚至在短时间内提高土地的肥力。
这就是我国农业经济的大变化。
这种变化在1955年下半年以前只是个别的开端，但从1955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合作化的成就，全国农民已经成片成片地为改良土壤、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加强积肥，而广泛地动员起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国家大规模水利的建设、农业技术改革的进行，也就更将为不断地增进土地肥力和增加农产品而创造更多的条件。
列宁在批判“土地肥力递减律”的时候，说道：
“……我们以前并没有黄金时代，原始的人是完全被生存的困难、被与自然的斗争的困难所压迫着。
机器与改良的生产方法之采用，一般地使这个斗争、特别地使食物的生产对于人是不可计量地容易了。”
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革命使农民从个体经济制度解放出来，结果也就使农民能够逐步地从自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技术的不断改革和生产方法的不断改善将促进这后一个解放。
有些恶意的外国人散布一些所谓“中国人口太多，粮食困难，因此会进行侵略”的种种可恶的言论。
现在我国也还有些人相信马尔萨斯荒谬的“人口过剩论”。
但是所谓“土地肥力递减律”的破产，同时也就说明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破产。
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准备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粮食增产指标，即比现在的粮食产量增加到一倍以上，那末，在我国至少也还可以再容纳6亿人口。
在12年以后，当然又有更大的农业发展的远景。
中国并没有发生人口过剩，而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我国解放前曾经极残酷地破坏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力。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粮食问题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性。
几年来我们大家都是亲身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是使农业的生产从个体经济制度过渡到合作化制度。
去年夏季以来，毛泽东同志从提出农业合作化问题到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已使我们走上了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轨道。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看见：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在一个比较顺利的国内条件下前进。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已经可以指望有一个可靠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基地。
在新的基础上巩固起来的工农联盟，已经使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成为不可战胜的了。
这些也就说明：
为什么农业合作化的成就会使全国人民这样地欢欣鼓舞，而现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伟大的计划，正在大大地壮大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意志，而使我们的敌人为之垂头丧气。

国营友谊农场积极准备春耕
国营友谊农场正在积极进行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
在狂风暴雪和零下30度的日子里，职工们坚持检修农业机具和清选种子。
到1月15日止，全场的拖拉机除5台正在保养外，其余的94台都已经保养好了；
2，000多件农业机具也已经基本上检修完毕。
在种子方面，除玉米、马铃薯种外，其他谷物种子都已经准备齐全。
今年是国营友谊农场开荒后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第1年。
农场的播种面积将达375，000亩，全场计划产粮37，000吨，向国家上缴利润150万到200万元。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者
掌握了最新的桥梁施工法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者掌握了世界上最新的桥梁施工方法——管柱钻孔法的复杂技术。
职工们制造最初一个桥墩钢围囹的时候，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而最近制造大桥最后两个桥墩的钢围囹，一共只用了40天。
新施工方法需要的大型管柱，比汉水铁桥、汉水公路桥所用的管桩粗好几倍。
装吊工人下沉管柱的效率，比一年前他们在汉水公路桥打桩时候的效率提高了近三分之二。
01月上旬，我国第1台大型震动打桩机在大桥工地使用以后，下沉管柱的速度又加快了一倍以上。
不久以前，工人们先后在长江大桥一号和八号桥墩灌完了水下封底混凝土，混凝土的搅拌和灌注的速度，也比修建汉水铁桥和汉水公路桥的时候加快了很多。
　（新华社）

江苏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江苏省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到1月29日止，全省入社农户已经达730多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84％。
全省已经建成和正在建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有1万多个。
盐城、徐州两专区和南京、徐州、无锡、苏州等9个省辖市的郊区，入社农户都已经达到农户总数的90％以上。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全省农村掀起了冬季生产的热潮。
到1月25日，全省已经超额完成了冬季兴修农田水利任务，工程量比1954年全年工程量还大四倍半，受益农田达720万亩。
全省冬闲田普遍进行了冬耕，水田还普遍耕过两遍。
积肥、造林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目前，全省高额丰产社的代表正在开会，一个大规模的“千斤粮、百斤棉”的增产运动即将在全省农村展开。
（本报驻南京记者）

鞍钢第1薄板厂改建完工
鞍山钢铁公司第1薄板厂已经完成改建工程。
正式投入生产。
改建第1薄板厂是鞍钢保证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措施之一。
经过改建，这座工厂的生产已经基本上机械化了。
今年第1薄板厂的产量将比过去两年的产量还多，产品质量也将大大提高。
这项改建工程是由我国自己设计的，大部分设备是利用旧设备改造的，因此为国家节省了不少资金。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八一”队作友谊赛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足球队的友谊比赛在2日下午2点40分开始。
不到一分钟，南斯拉夫队右内锋多泼拉克就从“八一”队球门左前方射入第一球。
他们这种迅速的动作，引起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八一”队接着展开反攻。
在第3分钟的时候，“八一”队曾经获得两次发“角球”的机会，但是在南斯拉夫后卫的严密防守下，都没有能够取得射门的机会。
在第36分钟的时候，南斯拉夫队中锋安蒂契在离“八一”队球门前20多公尺处远射，又中一球。
以后，南斯拉夫队的进攻越来越频繁了，他们的队员传球又快又准，跑得也快，盘球和过人的技术都很熟练。
在第38分钟的时候，左内锋维塞利诺维契运用的以脚跟传球的技术和右内锋多泼拉克运用的背向球门用脚倒钩射门的技术，再一次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在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南斯拉夫队左前锋比尔林切维契射入了第3个球。
上半场比赛南斯拉夫队以三比零领先。
下半场比赛开始以后的第6分钟，南斯拉夫队获得发“角球”的机会。
左内锋维塞利诺维契在“八一”队球门前得球以后迅速传给中锋安蒂契，安蒂契一脚射中。
“八一”队失球以后努力反攻，在第25分钟的时候，攻入南斯拉夫队禁区，左内锋陈克亮把球传给在南斯拉夫队球门前的中锋金士钟，金猛力射门，球被南斯拉夫队守门员倍阿拉扑出落地，“八一”队右内锋冼迪雄马上赶上一脚射入，纪录成为四比一。
以后，南斯拉夫队又连续展开进攻，在第35分钟和第40分钟的时候，中锋安蒂契和左内锋维塞利诺维契又射入两个球。
全场比赛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以六比一获胜。
　（据新华社讯）（附图片）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我国“八一”足球队友谊赛中的一个场面。
本报　王志渊摄

各地推行新法接生有成绩
新法接生在各地广泛推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
目前，许多县新生儿采用新法接生的已经达到80％以上；
有的乡和城市已经基本上废除了旧法接生。
江西省南昌县农村中现在80％以上的新生儿都采用新法接生，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基本上已经消灭。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已经完全实行新法接生，去年一年中没有发生新生儿破伤风。
内蒙古自治区的接生站（组）已经发展到2，895处，每个站（组）都装备了简单的产箱，个别地区如呼伦贝尔盟的科尔沁右翼前旗和乌兰浩特市、哲里木盟通辽县等地的接生员已经每人有一套接生用具。
（据新华社讯）

大量出版通俗读物满足工农群众需要
林业通俗图书今年将出100种左右
中国林业出版社计划今年出版100种左右的、关于我国林业建设、林业政策、林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小册子。
01月份先出版“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中的林业建设”“怎样进行合作造林”“林木怎样入社”“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怎样统一经营的”等6种小册子。
02月份将继续出版20种。
这些书籍内容和文字都通俗易懂，文中还用具体事例和插图作辅助说明。
这些小册子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工作人员、合作社干部、农民和农林业基层干部。
出版40多种农村卫生读物
人民卫生出版社今年将出版40多种农村卫生通俗读物（其中包括挂图和连环画）。
今年将要出版的新书中有关于血吸虫病、钩虫病、疟疾、痢疾、乙型脑炎、丝虫病等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通俗读物和除“四害”的通俗读物，还有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卫生工作和一般卫生常识的通俗读物和挂图。
　（据新华社讯）
通俗的体育图书将陆续出版
人民体育出版社今年将出版四套通俗读物，即“农村青年体育手册”“农村体育运动通俗丛书”“工人体育运动通俗读物”“劳卫制丛书”，共约50种，书中文字通俗简要，易学易懂。
又“新体育”杂志也将从2月份起在提高思想性、战斗性的前提下力求通俗化，并大量增加图片插画，尽量适合工农群众的需要。

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解决并社中的问题
姚文锦
1955年12月30日，山西省大仁县的陈家庄、吴家洼和滕家沟的三个初级社决定合并转为“东方红”高级社了。
三个初级社的所有社员都认为合并以后，可以充分利用三个社不同的自然条件，可以进行统一的生产规划，优越性会更大，收入也会更多。
在公共积累的问题上，虽然“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并社过程中，仍然发生了纠纷。
陈家庄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较多，每户平均近70元，而吴家洼和滕家沟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很少，每户平均只有19元。
陈家庄的社员就要求吴家洼和滕家沟的社员把公共积累补齐，但吴家洼和滕家沟的社员没力量补齐。
支部研究以后还是决定不补。
这可引起陈家庄社员的很大不满，认为不补就不是互利，认为多留了公积金使得自己吃亏，甚至主张把公共积累抽出一部分给大家分掉。
总之，公共积累问题成为并社和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支部在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对社员进行了细致的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的第1步是大力宣传了并社以后的全面规划。
按照并社以后的全面规划，今后12年收入将要增加11倍。
如果不并社不转社，根本不可能增加这样多的收入。
首先，陈家庄本来宜种谷子、黍子，滕家沟本来宜种高粱、豆子，可是社员为了吃土豆，每年不得不抽出上千亩的土地去种土豆。
而本来宜种土豆的吴家洼，为了吃粮食，每年又不得不抽出上千亩的土地去种谷子和黍子。
合并转社以后，就可以统一规划，因地种植，大大发挥土地潜力，仅仅这一项，全社每年增产所得即可折合17万斤粮食。
其次，不合并，不转社，牧场的潜力不能发挥，开荒也要受到限制。
比如陈家庄虽然有较多的牛羊，但已不能继续发展，因为再发展就没有牧场。
吴家洼和滕家沟虽有大片可供使用的牧场，却没有牛羊。
再如，陈家庄要开荒，就要缩小牧场，这就会妨害畜牧业的发展。
而且，也不可能抽出大量的剩余劳动进行大规模的开荒，而并社和转社以后，不但牧场和发展牛羊的矛盾解决了，开荒和保留牧场的矛盾也解决了，而且由于劳动力的更加合理集中地使用，可以用剩余劳动开垦荒地2，000多亩，增产粮食137，000斤。
估计，并社和转社后的第1年、全社即可增加收入三分之一以上。
支部把并社和转社的优越性向群众一宣传，群众就看得非常明白：
如果硬要补齐公共积累，并社和转社就不能成功，全面规划就不能实现，这不但对公共积累较少的吴家洼和滕家沟没利，就是对公共积累较多的陈家庄同样没利。
社会主义教育的第2步是发动社员讨论，“公共积累从哪里来？”
因为不少社员认为公共积累是自己劳动创造的，并社要归集体所有，就是自己吃了亏。
比如社员张如就是这类社员的代表。
支部就拿他作例子算了一笔帐。
1951年他单干的时候，并没有留过什么公积金，但他的收入只有216元。
1953年他入社后，虽然社里留了一些公积金，他的收入却增加到260元，1955年更增加到390元。
这说明，公共积累是在社员收入普遍增加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起来的，并不是用减少社员收入的办法积累起来的。
这也说明，公共积累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去创造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在合作社全体社员共同劳动下集体创造出来的。
公共积累并入更大的高级合作社，不能说谁吃了亏，只能说大家共同沾了社会主义的光，并社和转社以后，就能共同沾更大的社会主义的光。
社会主义教育的第3步是要大家认识公共积累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如陈家庄社1952年用公共积累买了一辆胶皮车拉回了1，000多车城里的粪肥，全年给社里增加了1，500元的收入。
又如陈家庄社1953年用公共积累买了十几只细毛种羊和两头荷兰种牛，到现在就繁殖了200多头细毛羊和8头荷兰牛，将来还要完全实现牛羊良种化，使畜牧业的收入大大增加。
这就向社员有力地说明，公共积累是社会主义财产，是大家共同富裕的根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要是抽出一部分公共积累分给大家，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损害集体利益，归根到底也损害了个人利益的错误行为。
最后，支部又向社员进行了先进帮助落后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教育。
说明这种帮助如果单从眼前利益出发，好像是吃亏，但如果从长远利益去看，仍然是互利。
支部就用1953年陈家庄的扩社说明这个道理。
当时，有些老社员也要新社员补公积金，经过党的教育没有补，但他们还认为是新社员占了便宜、自己吃了亏。
以后，随着社的扩大，发挥了更大的优越性，社员的收入有了更大的增加。
新社员富裕了，老社员更富裕了。
这时，那些老社员才认识到不是扩了社，那有这么好，险些为了一点公积金误了大事。
经过这样四步教育以后，支部就向全体社员指出，必须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必须打“大算盘”，不要打“小算盘”，必须从长远利益上着想，不要只在眼前利益上考虑。
这样，陈家庄社员坚持要另外两个社补公积金的思想扭转了，社会主义的觉悟提高了，他们说：
“咱们是放着个整牛不去牵，却抓住一根牛毛争短长呢？”
于是，三个社就顺利地完成并社和转社工作，正在为实现今年的增产规划而紧张劳动。

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指示
要求基层供销社经营图书发行业务
文化部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月30日发出联合指示，要求全国现有27，000多个基层供销合作社、近20万个零售店经营图书发行业务，以适应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高潮的需要。
指示说，几年来的经验证明，通过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发行图书是改善农村发行工作的正确方向。
在1956年内，除少数民族地区目前还没有这种需要和条件外，所有基层供销合作社都增加图书发行业务，在基层供销合作社领导的文化用品商店内，必须经营书籍，在没有设立文化用品商店以前，可在综合商店内设立图书部或专柜。
农村的书贩统一由供销合作社安排，并且供给他们货源。
这个指示还规定了1956年销书37，000亿册（份）的指标。
　（新华社）

略评康福斯的两本哲学著作
金岳霖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陈修斋　关其侗　齐良骥译　三联书店出版
保卫哲学　瞿菊农　舒贻上　郭从周　南铣译　三联书店出版
康福斯是英国著名的战斗唯物主义者。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保卫哲学”是他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哲学的两本力作，后者是前者的续篇。
前一书已在1954年出版了中译本，后一书的中译本也在去年出版了。
这两本书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重点稍微不同而已。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主要地是揭露主观唯心论的逻辑实证论底反科学性，它的重点在于保卫科学，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这本书的头五章叙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由唯物到唯心的发展，第6章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第7章到第13章都是批判逻辑实证论的。
批判的秩序是从罗素到卡尔纳普，批判后者的分量要重些。
这一派的哲学是穿上新衣服的主观唯心论，把新衣服剥掉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老祖宗依然是巴克莱、休谟、康德、马赫。
新衣服是罗素开始披上的。
这件新衣服就是所谓“逻辑的分析”。
杜威把他的哲学称为“哥伯尼的革命”，罗素把他的哲学叫作“伽利略革命”。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别的商人一样，也在那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其实，他们的货色都是反科学的。
“保卫哲学”一书着重地批判了歪曲哲学的“哲学”。
康福斯注重宣传正确的世界观，因此他正面地阐述辩证唯物论的地方要多些。
本书第2章整章解释了辩证唯物论。
第1章的题目是“非理性主义底逻辑”；
在这一章里作者提出了六个论点来论证逻辑实证论根本不是科学的哲学。
这本书批判了语义学，批判了语义学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反动说教，批判了实用主义，批判了逻辑实证论和实用主义的合流的“记号学”和所谓“统一的科学”。
在最后一章作者概括了反动哲学的特征，从而树立唯一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论。
这两本书的优点很多。
作者立场鲜明，思想细致，对所批判的对象，大都打中了要害。
这两本书的论证的详尽和细致，给人以突出的印象。
作者处在唯心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种深入的辩论尤其合乎需要。
我们中国的读者也许会特别注意“保卫哲学”第7章——“实用主义”。
这一章是有些错误的，作者在纽约版序文中已经作了更正。
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提出讨论，就是康福斯没有从杜威的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的经验论去安排他的批判。
没有这样的安排，没有紧紧地抓住这一点，个别地方的批判就会摇摆不定。
例如对于杜威的所谓“赤裸裸的存在”（即译本所说的“粗糙的存在”），作者就感觉到困难。
康福斯是从杜威把认识看作能够制造它自己的对象这一点来批判杜威的唯心论的，这是对的，这样的唯心论的谬论本身就要加以批判。
但是对“赤裸裸的存在”究竟应该如何批判呢？
在这一点上作者似乎没有坚决的意见。
他有时把“赤裸裸的存在”看作康德式的物自体，有时又看作无定形的原料。
其实杜威根本没有康福斯心目中的“赤裸裸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依然是在杜威的主观唯心论的经验之中的。
对习惯于英文的人说，这个词汇确有“对它没有办法”的含义，因此间接地也给人以“独立存在”的含义。
这样的词汇在杜威的书中出现就使他的哲学显得好像不那么唯心似的。
其实，在杜威“赤裸裸的存在”只是没有经过认识和行动上的加工制作的对象而已。
这样的存在已经在经验中。
按照杜威的说法，不在经验中的根本就不存在，存在就是被经验，不过经验所包含的项目非常之多，认识只是经验之一而已。
上面所说的中心点没有抓住，不仅对“赤裸裸的存在”不能作彻底的批判，别的重要的方面也发生问题，例如杜威的反动性。
康福斯对杜威的反动性估计不够，在有些问题上，他就让杜威滑过去了。
在评论“保卫哲学”的书评中，苏联“哲学问题”杂志针对下面的说法——“实用主义与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哲学相比较是较多地摆脱了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的”——说道：
“对于这一点，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
杜威的烦琐不亚于其他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的神秘主义只有超过他们，决不能不及。
杜威反对科学和他拥护宗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他的反理性主义是和他的神秘主义分不开的，而这些又是和他的极端的反动立场密切地结合着的。
康福斯对杜威哲学的反动性估计不足，在批判中也就流露出一种不彻底性。
但是本书的优点究竟是主要的，对于我们当前的批判工作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这两本书的主导思想。
除此之外我们特别提出以下两点：
一是资产阶级哲学的复杂性，二是它的反理性主义。
康福斯在第2章里已经提出了哲学的复杂性。
除了反映特定的阶级观点外，帝国主义哲学也不是简单的。
它是复杂而间接的反映过程，居间媒介的是哲学家的个性，他们从其先行者所得到的早已存在的观念，社会的政治、法律及道德观念，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底进步，民族发展底特点等等。
我们正在进行哲学上的思想斗争。
为了加强我们的战斗性，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和战斗性一致的。
空疏的批判缺乏科学性，因此也不会有很强的战斗效果；
支离琐碎的批判没有战斗性，也缺乏真正的科学价值。
尽管这两本书有些毛病，作者本人和本书俄译本序言也已经指出了一些，然而这两本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帝国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反理性主义（我觉得不只是非理性主义而已）。
康福斯在第1章就已经提出。
这一点实际上是贯彻到各章中去的，虽然在文字上没有到处都提到它。
我们要注意，尤其是哲学界中的旧知识分子要注意，公开的反理性主义者例如柏格森是曾经受到罗素的批评的。
这样一来，罗素就好像是理性主义者了，其实罗素也是反理性主义者。
我们辩证唯物论者是要凭理性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并且按照所认识的规律去变革现实的环境，我们的行动决不是靠本能的冲动的。
可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无论是公开地主张冲动的也好（柏格森），或公开地主张“理智”，但是到了最后依然依靠冲动的也好（罗素），或者用所谓“机智”代替理智，公开地主张要“机智”去为冲动服务的也好（杜威），都是为帝国主义的冲动作辩护的。
帝国主义者确实也是按照反理性主义去行动的，他们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正如巴克莱、休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先歪曲经验主义，然后利用它来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又歪曲科学理论，然后又利用歪曲了的科学理论来为帝国主义服务。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资产阶级需要科学来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但是也需要唯心论，蒙昧主义，宗教迷信来维持它的统治。
因此它所需要的科学是和宗教迷信相安无事的科学。
但是科学是唯物论的，科学愈发达，唯物论愈得到证实。
资产阶级哲学家怎样可以使科学和宗教迷信相安无事呢？
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办法是把科学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偷换成为唯心主义。
这样一来，科学仍然可以进行（当然会受很大的限制，康福斯发挥了这一点），但是科学的理论就可以和各色各样的信仰主义并存，而科学和宗教迷信就可能相安无事了。
康福斯在第1本书中花了五章的篇幅来叙述经验主义的历史。
经验主义本是资产阶级发生和向上发展时期科学实践底理论。
它本是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蒙昧主义的，是唯物论的。
培根和霍布斯都是很好的代表。
到了洛克，客观情况变了。
英国的资产阶级要和贵族地主妥协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1688年的革命就是这种妥协促成的。
洛克的哲学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并存的。
可是这还不能满足资产阶级后来的需要。
到巴克莱和休谟，就把经验主义的唯物的基础抽掉。
经验主义当时是科学的理论，把它的唯物主义抽去，就是把当时科学理论的唯物主义抽去。
这样一来科学和宗教也就比较地相安无事了。
康福斯这两本书所批判的中心内容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哲学家歪曲科学理论和利用歪曲了的科学理论的哲学史。
从这一角度去了解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论，我们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唯心哲学的主流是巴克莱、休谟、康德、马赫的继续。
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日益需要增加它的最大的利润，需要军国主义，所以也需要某种科学，但是，它更加需要加强它的压迫，加深它的剥削，所以它更需要唯心论和宗教迷信。
因此它使科学服从于宗教。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唯心哲学家和巴克莱等的任务一样，这就是歪曲科学理论，使它成为唯心论的。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它不断地提出了新问题。
因此唯心论不得不穿上新衣服，用新的名词和更烦琐的方法来歪曲科学理论。
康福斯的第1本书很清楚地叙述了这一过程。
从罗素到卡尔纳普，科学理论中的唯物主义日甚01日地被排除出去了。
他们排除唯物主义用什么方法呢？
巴克莱用经验主义的名义来取消它的唯物主义，现代的唯心哲学家也用科学的名义来排除科学理论中的唯物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唯心哲学家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把科学底理论歪曲利用了。
“五四”以来我们的科学也是受了唯心论的腐蚀的。
年纪大一点的人们还记得30年前的“科学”和玄学底论战。
它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玄学派代表封建地主，“科学”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他们都为帝国主义服务，都反对革命，都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科学”派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首先，因为“科学”派是披着科学外衣来反对科学的。
其次，在那一论战中“科学”派战胜了。
“科学”派底哲学就是康福斯所批判的哲学。
它在解放前取得近30年的统治。
要使我们的科学发展起来，能负得起建设的任务，一方面要好好地学习苏联，另一方面要彻底地批判披着科学外衣来进行反科学的巴克莱、马赫、罗素、杜威，一直到卡尔纳普的主观唯心论的哲学。
我们要赶快做这一工作，努力做这一工作，树立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赶上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本报记者　林钢
不久以前，有一批拉丁美洲国家的客人到鞍钢访问。
陪同他们参观的，就是全国人民政协委员、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杨树棠。
在客人们将要离去的时候，一位智利朋友悄悄地向他说：
“听说在你们这里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来做工，是吗？”
杨树棠笑着说：
“我是这里的生产处长，但是我并不是共产党员。”
客人们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
新中国把这样一个重要企业的生产大权交给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
的确是这样。
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里受到了充分的重视。
绝大多数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
许多人担负的工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
最近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本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他回国以后，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看到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都在忘我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受到很深的感动。
留美归国学生谢家麟和李整武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这两位青年物理学家离开祖国的时候，国内知识分子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精神上的苦闷。
高等学校毕业生大都学非所用。
物理学是“冷门”，他们的同学有的成了银行或企业的雇员，有的开汽车行、煤球铺做起生意来，有的失业。
他们到了美国，发觉美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是处在苦闷、麻木和不稳定的状态中。
生活告诉他们，知识分子的这种厄运是社会制度的产物。
去年，他们经过重重困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从美国回到祖国，好像是从黑屋子里跑到了太阳光底下”。
这是他们的共同感觉。
知识分子在新生的祖国有了无限广阔的前途。
物理学被看作“冷门”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各方面的人才都不能满足蓬勃发展的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
他们旧日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有的在科学研究机关当研究员，有的在努力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有的当了模范教师，有的在当工程师。
陆续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也都先后走上了国家建设的岗位。
党和政府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六年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所作的巨大贡献，表明了他们并没有辜负人民的厚望。
祖国自然资源的大规模的勘察和开发，一批批新的工厂的建立，农业年年增产，大批优秀学生从学校走向建设岗位，我国民族文化和艺术在国际上获得的崇高荣誉……，所有这些，都凝结着知识分子辛勤的劳动和智慧。
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分子代表，就是带着他们各自的贡献走进政协会场来的。
赵洪璋原来是西北农学院的助教。
他化了整整8年的时间，选育成了小麦优良品种“碧玛一号”。
国民党统治时期，“碧玛一号”始终没有走出西北农学院的实验园地。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他的科学研究成果，这位青年农学家“把优良品种交给广大农民”的理想实现了。
1949年，“碧玛一号”开始在他自己的故乡陕西省武功县境内推广，现在，赵洪璋选育的优良种子已经撒遍了关中、陇东、河南、晋南、皖北、苏北、山东……。
“碧玛一号”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它为国家的粮食增产作了巨大的贡献，它给农民带来了富裕的生活。
荣誉归于创造性的劳动。
陕西省人民把他选为劳动模范。
他现在是西北农学院的教授，全国人民政协委员。
前几天，赵洪璋同许多科学家、教授一起，被邀请列席最高国务会议。
毛主席关于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号召，振奋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知识分子的心。
很难尽述会议上反映出来的知识界代表的欢欣鼓舞的心情。
应用物理学家施汝为说：
“使祖国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水平，是一切爱国科学家们多少年来的理想。
现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这个理想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变为现实，我确实无法表达内心无比的兴奋。”
电力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鲍国宝忆起了一段往事。
抗战期间，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反动政府在重庆召开的所谓“工业建设计划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电力工程技术人员们提出要在20年内使全国发电容量达到2，000万瓩。
这个数字反映了当时国内许多爱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理想。
但是直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这份好看的计划仍然是一纸空文。
解放以后，电力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中国电业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今天写在计划上的数字，明天就变成了一个个发电站，变成了高压电力网，变成了人民的福利。
鲍国宝说“：
12年后，我国发电容量将远远超过从前我们梦想的数字。
我们今后要考虑的，是如何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了。”
我国有些著名的科学家，以及科学研究的若干部门，早已达到了世界水平。
但是，空白面和空白点还是很多。
老一辈的科学家、教授和艺术家表示，为了使我国整个科学和文化达到世界水平，他们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培养新生力量的重任担当起来。
有些老科学家认为：
“十年树人”已是一个旧观念，在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也可以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对记者说，他已经制定了个人规划，要在12年内亲自培养出25名达到世界水平的、而且要走在第1线的青年数学家。
党和政府已经在拟制发展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
会议参加者都相信，这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即将到来。
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将要向科学发动声势浩大的进军。
无论是老一辈的科学家、教授、艺术家，或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一致表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建立功勋。

重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解放后几年来，中共重庆市各级组织先后接受了14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共党员。
其中包括工程师、医生、教授、作家和著名演员。
他们入党以后，一般在工作上都有了更显著的成就；
对于党进一步加强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领导也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深入传播，重庆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事业更加热爱，产生了入党的迫切要求。
在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大学等3个学校的教授中，已有10％到20％的人申请入党。
一些教授还买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自动组织起来学习，有的人在学习后还订出了争取入党的计划。
（本报驻重庆记者）

1955年人民民主国家的生产成就
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统计局1月24日发布关于1955年人民经济恢复发展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公报说，在1955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计划完成了106％，已经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56％。
公报说，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迅速发展轻工业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4年增加了62％，生活资料的生产增加了37％。
公报说，1955年和1954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有了增长，如电力增加到1.61倍，煤1.61倍，钢材2.6倍，焦炭4.6倍，化学肥料4.4倍，棉织品2.1倍，丝织品3.4倍。
公报说，在农业方面，1955年开垦和恢复了17，000多町步（一町步约合15市亩）生荒地和熟荒地，扩大灌溉受益面积3万多町步。
1955年新建了29所农业机械代耕站，增添了1，442台拖拉机（每台以15匹马力计算）。
1955年农作物的产量比1954年有了显著的增加。
公报说，到1956年01月01日为止，已有12，13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占总农户的49％。
公报在谈到人民生活改善时说，1955年国民收入比1954年增加了20％，由于降低物价，人民得到了朝币18亿元的利益。
公报说，1955年人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证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后人民经济恢复发展三年（1954—56年）计划将可提前超额完成。
波兰
波兰人民共和国中央统计局发表了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
公报指出，1955年工业总产值计划已经超额完成。
同1954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总产量增加了11％。
和1954年比较，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6％，工业生产成本减低了2.9％。
农业生产总值比1954年增加了3％，播种面积扩大了17万公顷以上。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目在1955年底达到了9，963个。
1955年，零售贸易网向居民出售的货物比1954年增加了11％。
对外贸易额约增加了4％。
1955年，波兰同85个国家保持有贸易关系。
据初步估计，1955年的国民收入比1954年增加了约8％。
农业部门以外的职工的实际工资比1954年增加了约6％，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约7％。
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了。
匈牙利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发表了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
公报说，工业完成了全年计划103.2％。
工业产品的生产量比1954年增加了8.2％。
农业得到了国家的巨大帮助。
根据初步统计材料，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投资达到了24亿福林（匈币）。
机械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去年农业获得了约6，500部拖拉机、400部收获联合机和许多其他农业机器。
灌溉面积扩大了2万霍尔德（每霍尔德等于0.57公顷）。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数目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6万户，而合作社所耕种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5万霍尔德。
运输业胜利地完成了旅客和货物的载运计划。
同1954年比较，零售贸易流转额增加了5％，供给居民的食品和工业品增加了5％。
对外贸易额增加了10％。
到1955年年底为止，匈牙利的人口是986万人。
保加利亚
1955年保加利亚的消费品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同1948年相比，棉织品产量增加到2.3倍，毛织品增加到1.9倍，丝织品增加到3倍，鞋靴增加到11.6倍，植物油增加到2倍，糖增加到1.5倍左右。
保加利亚的某些消费品除供应本国的需要外，还可以向国外输出。
例如，它的织物除向欧洲国家输出外，还输送到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等国。
今年，保加利亚的食品工业的产量将比1955年增加25％，纺织品和橡胶制品的产量将分别增加7％和10％以上。

中国商品展览会在日本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赴日商品展览团团长　曹中枢
根据第3次中日贸易协定的规定，我们在日本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
通过这次展出，使日本广大人民对新中国几年来经济建设成就有了新的了解，对中日贸易的广阔前途有了明确认识，并且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国商品展览会轰动了整个日本。
32天的展出就有190多万人参观，最多的一天达21.5万人。
日本朋友们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这在日本是空前的盛况。”
从每天的参观人数来说，这在我国前后参加国际博览会共26次中，也是最高纪录。
参观的人们不只来自东京、大坂两地，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小樽市，最南端的长崎、福冈市，都由市长带头组织参观团，不辞跋涉地前来参观，并且和展览团负责人举行了座谈，表达了友谊和希望。
名古屋市长，大分县知事，别府市长等都派了代表团来，要求到该地展出或去参观访问。
参观的观众包括了各个阶层。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曾通知所属各地基层工会，组织工人参观。
日本学生把参观展览会作为社会科学课程之一。
有些人几乎是每天来看，很多人恋恋不舍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一个小学生在意见簿上写道：
“虽然已到下午6点，但是我仍舍不得离开这里，能和中国人交朋友是多么幸福啊！”
日本著名女画家赤松俊子说：
“看到这样的洪流，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东京和大坂的盲哑学校学生也来参观了展览会，他们虽然目不能视，口不能言，但也要用手摸摸“新中国”。
还有一位半身不遂的老人，要别人背着他来参观，参观后他说：
“战后我曾为中日友好和开展中日贸易奔走而患此不治之症，今天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就死也瞑目了。”
当时泪水盈眶，依依不想离去。
展览会附设的电影院受到很大的欢迎。
在东京展出期间，虽然经常下雨，但是电影院仍是场场满座。
很多人在雨天打着伞，排着很长的行列，等候入场。
东京、大坂两地共有40多万人观看了中国电影。
许多人羡慕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并且被那种丰富健康的生活所感动。
一个青年看了“五一劳动节”后说：
“我看到这部影片，使我对明天抱有希望，它好像判定了我的未来。”
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深厚友谊，还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商品展览会的关怀和支持上。
为了协助展览会的筹建和宣传，东京、大坂都有40多个友好团体统一组织了协力会。
直接参与展览工作的日本工人兄弟，更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热情地昼夜工作。
东京都交通局特为展览会增辟了一条汽车专线，还增加了汽车电车的数量。
大坂—神户和大坂—京都的电车，都减价优待乘客，便利了团体参观。
日本的报纸杂志对展览会也很重视，各报派有驻会场记者，都大量地、广泛地刊登了展览会的消息和图片，有的报纸还发表了社论和专刊。
东京、大坂的电视和广播都广播了会场新闻。
华侨对祖国展览会，更是积极支持和协助的。
展览会也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有人说：
“现在我们看到祖国的机器，感动得流泪。
祖国的迅速发展，已经使我们华侨挺起胸膛来了。”
中国商品展览团在日本的4个月，都是在紧张热烈愉快的过程中渡过的。
来访的日本朋友络绎不绝。
日本朋友们除祝贺展览会的成功和对中国人民致意外，都一致表达了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特别希望中日两国早日建立邦交，和平共处，自由往来。
对中日两国目前不正常的关系普遍感到遗憾。
日本国务大臣高碕达之助在东京开幕式上说：
“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从1，500年前就受到中国极大的影响。
日本人民的血、肉和心都是和中国人民相连的。
在历史上地理上有着深切关系的这两个国家，现在还未能握起手来，从心里感到遗憾。
我们希望能够更早一天恢复旧有的亲密关系，这是日本人民的责任。”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常任理事池田正之辅说：
这次展览会“不仅在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上，而且在两国友好的关系上都有着历史意义”。
最近病故的日本著名和平人士大山郁夫教授在参观后说：
“中国商品展览会已经使日本人民越发感到中日两国不但必须促进经济交流，而且必须携起手来早日恢复邦交。”
中国商品展览会给予日本人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来的成就非常惊讶。
认为中国能自己制造机器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日本“产业经济新闻”发表社论说：
“在中国商品展览会的各种展品当中，工作母机、矿山机械、电气器材等特别引起观众的注意。”
它指出：
“中国在从前几乎没有重工业，新中国成立以来，竟发展到能制造这些机械的程度，这是不容忽视的。”
很多参观的人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通商产业省大臣石桥湛山说：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已经打定了基础。”
通过展览会，日本人民深刻体会到只有在独立自主、奉行和平政策的国家内，才能建设自己的国家，人民也才会有愉快的生活。
有人在留言簿上写道：
“我们在中国商品展览馆里发现了‘独立’，这里才有独立与和平”。
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是日本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
通过这次展览会，日本人民更加深信中日贸易有着广阔发展的前途。
日本人民在参观后普遍反映：
“中国货源真丰富，日本所需要的主要原料和食粮都可从中国买到。”
随着中国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更具备了充分供应的有利条件。
对于日本需要输出的很多产品，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幅员广阔的市场，日本工商界也抱有莫大的期望。
毫无疑问，开展中日贸易对两国经济都有好处，但是对于主要原料和绝大部分产品都必须依靠国外市场的日本说来，是更为有利的。
日本人民如此强烈地要求迅速恢复两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就绝不是偶然的事。
日本人民从展览会上还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强迫日本对中国“禁运”是毫无道理的。
日本人民亲眼看到了美国的“禁运”，并未能阻碍中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但是日本却因执行这一政策遭到了不少困难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因此，日本广大人民对日本政府执行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措施，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并坚决要求迅速取消对中国的“禁运”。
去年来中国的日本访华工商界代表团团长田岛正雄回国后对人说：
“我们在上海参观了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展览会，在广州参观了苏联展览会，看到了许多最新式机器和其它物资，这些正是美国‘禁运’的物资，而中国却可以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买到。
但日本还在执行美国的‘禁运’政策，连木造船等等也不准向中国输出。”
因此，他们在回国后的报告会上通过了反对对中国“禁运”的决议。
从展览团访问广岛、大分、别府、福冈等城市以及在东京、大坂同日本工商界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员的接触情况来看，他们一致对中日贸易关系的不正常现状表示不满，特别是在历史上同中国贸易往来最密切的地区，如关西和九州，反对“禁运”的空气更为浓厚。
现在反对“禁运”已成为日本人民，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一种强大的普遍要求了。
他们已明确地认识到，只有消除一切人为障碍，中日贸易才有前途。
我们在和日本朋友们的接触中或在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告诉日本人民：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和开展贸易往来，更愿意和近邻的日本建立这种关系。
根据双方的需要和可能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不仅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好处，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的发展。
过去一年来，经过中日两国人民和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中日贸易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离开中日两国所能发展的程度还相差很远。
今后我们愿意在现有的基础上和日本人民继续友好合作，为争取中日两国邦交早日建立和促进中日贸易正常化而共同努力。

全印和平理事会号召举行“要求裁军双周”
据新华社新德里1日电
全印和平理事会号召从2月01日起举行“要求裁军双周”。
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克其鲁博士发表声明，呼吁人民积极支持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尼赫鲁联合声明中提到的争取逐步裁军和禁止核子武器的要求。
声明说：
“为了消除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猜疑和仇恨，为了使人们能够以现有的许多技术知识用于建设方面，为了从世界上铲除贫穷和困苦，逐步裁军是今天世界上所迫切需要的事”。
印度许多著名领袖已经致电祝贺全印和平理事会关于举行“要求裁军双周”的决定。

兹房科夫谈苏联制造原子破冰船的问题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1日讯
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规定要建立运输上用的原子动力设备和制造装有原子发动机的破冰船。
苏联总体运输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佛·兹房科夫向塔斯社记者说，完成这一任务对发展科学和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有用处。
苏联科学家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研究工作，例如在极北地区和在南极进行的研究工作，需要使用有强大马力的最新式的运输工具。
原子船是船只中的新的一类。
在这种船上使用的是原子动力设备。
苏联现在具备有建造这种船只的一切必要条件。
有好几种原子动力设备可以用作船的发动机。
这些设备的有效利用率很高，而且还很经济。
例如，这些设备所用的一公斤铀，就发出热量的能力说，等于2，500吨无烟煤。
装有普通发动机的船只必须装载大量的燃料，而原子船只需要极少量的燃料。
例如，15，000马力的轮船平均每昼夜要用85吨液体燃料，而同样马力的原子船只要55公分铀。
苏联在核子物理学上取得的成就，现在不仅被利用来扩大动力和技术的能力。
苏联研究人员现在还掌握了示踪原子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探索直到现在还很少触及的奥秘。
例如，苏联的运输科学界现在利用这种方法来测定机器磨损的程度，以及机车和轮船的锅炉中积存的水垢的厚度，发现轴和钢轨中的缺陷等等。

吴庭艳又要扮演“选举”丑剧了
从西贡传来的消息说，吴庭艳已经决定在3月04日举行片面“选举”，以制造一个所谓“国会”。
本来，按照导演者美帝国主义原定的计划，吴庭艳这场“选举”丑剧在去年年底之前就要上演的；
但因为国内人民普遍的反对和国际舆论猛烈的抨击，演出计划一再受锉。
据西贡电台说，吴庭艳这出没有演完的丑剧将要分成两幕继续上演；
第1幕叫作“选举国会”，第2幕叫作“制定宪法”。
根据吴庭艳的布置，这次将比去年10月吴庭艳自封“总统”的“公民投票”更加丑恶。
吴庭艳最近公布的“选举条例”规定，123个“议员”的“候选人”，必须在南越某地居留半年以上，并且要有服完吴庭艳“军事义务”的证件。
“候选人”参加竞选得预先缴纳2，000元“竞选费”。
当选“议员”后，要立即向吴庭艳呈递一分“忠诚宣誓书”。
吴庭艳和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有指定和随时撤销某一“议员”资格之权。
所谓“选举条例”又规定，居民届时必须参加“选举”，并在选票上签名和盖印；
如有“破坏选举”等情事，立即逮捕监禁一年至五年。
吴庭艳之所以选定在这个时候扮演他的丑剧，并不是无因的。
按照日内瓦协议，到今年07月，越南人民就可以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通过自由普选来实现全国的统一。
现在离这个日期已经不远了。
因此，吴庭艳便在美国的指使下加紧完成它的片面“选举”和“立宪”的丑剧，以便彻底破坏日内瓦协议，长期分割越南，把越南南方拖入东南亚侵略集团，使其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块不折不扣的军事基地。
吴庭艳片面“选举”丑剧行将登场，日内瓦协议签字国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应该起来谴责美国和吴庭艳集团这种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
本报驻越南记者　展潮

宋庆龄在巴基斯坦的活动
新华社达卡2日电
巴基斯坦总督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和他的夫人2月01日下午在政府大厦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
会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
他们交谈了25分钟。
据新华社达卡2日电
东巴基斯坦达卡大学在2月01日下午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授与宋庆龄。
授与学位的仪式在下午4时开始举行。
参加仪式的有达卡大学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和在达卡的各国外交代表。
达卡大学副校长詹金斯博士宣读了授与学位的嘉词。
他赞扬宋庆龄在政治活动方面的成就和对中国人民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
在詹金斯博士宣读嘉词以后，达卡大学名誉校长艾哈迈德把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授与宋庆龄。
宋庆龄接着致词说，授与我荣誉学位，在我看来，是你们对我的国家和人民的友谊的象征。
我深深感激地接受这个学位。
宋庆龄接着简略地谈到她对人类历史进展的看法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并谈到国家建设和和平的关系。
她指出，一个完全为它的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真正的国家不需要战争，不需要统治另一个国家或者发动侵略战争。
她说，国家建设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把国家从它的落后状态拔出，而且是要在生产、教育和文化上继续前进，以便满足几乎是无限制的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要求。
战争是不需要的，有一切理由实行和平共处。
据新华社达卡2日电
全巴基斯坦妇女协会东巴基斯坦分会2月01日晚在达卡举行招待会，招待宋庆龄。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有巴基斯坦总督米尔扎的夫人、东巴基斯坦省督艾哈迈德的夫人、东巴基斯坦政府各部长的夫人、达卡妇女界著名人士以及各国驻达卡的外交代表的夫人。

日共号召争取恢复日苏邦交
新华社2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发言人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在1月28、29两天举行会议。
会议决定展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运动，来争取恢复日本同苏联的邦交。
在这以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会在1月21日发表了题为“争取恢复日苏邦交”的告全体党员和人民书。
日本共产党在这个告全体党员和人民书中指出，目前在伦敦举行的日苏谈判的成败对日本的将来和对日本人民的切身利益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鸠山内阁和自由民主党到现在还在坚持所谓首先解决领土问题和立即使被拘留的战犯回国等使日苏谈判不能顺利达成协议的条件。
日本共产党接着指责鸠山政府推行协助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
日本共产党接着指出，正当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日内瓦精神已经变成世界舆论的时候，鸠山内阁的依附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日益加深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美国和日本反动势力企图破坏日苏谈判的政策，是违反日本民族利益的。
日本共产党最后号召所有爱祖国、爱和平的日本人民团结起来，粉碎美日反动势力的破坏政策，争取恢复日本和苏联的正常邦交。

潘重慧少将发表声明抗议吴庭艳组织片面选举
新华社河内1日电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驻越南中央联合停战委员会代表团首席代表潘重慧少将在1月30日的越南中央联合停战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声明，就吴庭艳集团组织片面选举的破坏日内瓦协定的行为，向法兰西联邦部队方面提出强硬抗议。
潘重慧在声明中重申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即坚决尊重和彻底履行日内瓦协定，在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统一越南。
越南北、南双方负责当局应该一起进行协商，来讨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自由普选，以实现越南的统一。
声明指出，签订日内瓦协定的一方的法兰西联邦部队方面对于吴庭艳破坏日内瓦协定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
声明最后要求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部：
一、尊重自己的签字，严格和彻底执行日内瓦协定；
二、举行越南北、南两地区负责当局间的协商会议，以讨论全国自由普选，按照日内瓦协定实现越南的统一；
三、尊重和保证越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项民主自由权利。

老挝王国军队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
据新华社河内1日电
越南通讯社1日讯：
老挝王国陆军部队一排多人在1月26日越过了越南和老挝的边界进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
这一支从老挝北部的川圹省农易来的部队，在沿边界的地方抢劫了好几个越南村庄，开枪打死了两名越南边防人员，劫去了一批军火和财产，并且把一个人绑架到老挝去了。
老挝王国部队在越南边界地区进行的上述侵犯行动构成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露骨的挑衅行动。
而且，这是美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在老挝的走狗骚扰越南—老挝边境，企图在两国人民之间散播仇恨的阴谋的一部分。

苏联和阿富汗签订关于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协定
新华社据塔斯社喀布尔1日讯
关于1月28日在喀布尔签订苏联给阿富汗长期贷款的协定的苏联—阿富汗联合公报已经发表。
公报说，苏联政府根据阿富汗政府的愿望，派遣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到喀布尔，按照1955年12月18日的苏联—阿富汗联合声明同阿富汗政府的代表研究了今后采取的互利的经济和技术合作的方式。
谈判已经在友好和互相谅解的空气中圆满结束，在喀布尔签订了一项关于苏联政府和阿富汗王国政府在发展阿富汗经济方面实行合作、以及关于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提供长期贷款的协定。

英美华盛顿会谈结束
新华社2日讯
华盛顿消息：
01月30日开始的英国首相艾登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会谈已经在2月01日结束。
双方在会谈后发表了关于会谈情况的公报和一项联合宣言。
美英两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宣言”中重申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继续奉行“实力政策”和拼凑侵略性的军事集团。
鉴于这种政策在亚非国家中引起的不利反响，宣言提出要通过经济“援助”计划来帮助“落后国家”，并且对那些准备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上进行合作的国家公然施以恫吓。
考虑到世界舆论的压力，“联合宣言”还表示愿意促进“谈判和和解”，而不“用武力来解决”东西方之间的分歧。
据西方报纸指出：
这个强调英美“一致”的“联合宣言”并不能掩饰会谈的实际情况。
这次会谈的结果证实了西方报界的预测：
美英两国在它们利害相关的实质问题上不能作出具体决定。
纽约的报纸说，在会谈过程中，英国企图在若干问题上取得美国的让步，但是美国却竭力对英国施加压力，要它“更有力地”支持美国现行的政策。
路透社1日消息说，会谈结束后，美英双方“没有宣布对紧要的中东和远东问题作出政策决定”。
美国报纸指出，美英两国在讨论中东问题时碰到最尖锐的分歧。
“纽约时报”记者鲍德温说，这些分歧的根源是英美在石油方面的竞争。
许多西方报纸的评论员都提到，在会谈公报中，仅仅空洞地谈到希望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纠纷，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对于英国极其重视的巴格达条约，美国仅仅表示将“继续对这个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给以支持。
在英国和沙特阿拉伯关于布赖米绿洲的争执问题上，据法新社消息说，由于美国拒绝支持英国而使讨论“陷于僵局”。
在远东局势问题上，英美联合公报说：
两国的目的是“阻遏和防止通过武力和颠复活动进行的侵略性扩张，协助这个地区的自由国家实行自卫和维持国内稳定和福利”。
公报企图用这种说法来掩饰美国在亚洲地区所进行的侵略活动和美英两国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措施。
但是公报在说明这种“共同目的”以后又说：
“经过坦白的讨论以后，在实现这些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方面，我们的判断还存在一些分歧。”
公报说，“贸易管制（即对中国实行的非法的贸易‘禁运’）应该继续”。
它又说：
这种“管制”“应该在现在和定期地按照不断变化的局势就其范围加以审查”。
据美国报纸消息，在讨论对中国的政策时，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了讨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的要求。
英美联合公报还表示将继续给马尼拉条约集团“以充分支持”。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指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美英之间也表现了分歧，美国要英国更积极地支持这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
巴黎的一些报纸指出，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以及周恩来总理最近提出的关于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具体建议对美英两国会谈产生很大的影响。
巴黎“十字架晚报”认为，它们“支配着艾森豪威尔和艾登的会谈”。

侯德榜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代表：
我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听到了周总理和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郭沫若院长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陈叔通副主席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董必武院长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等报告，都给我们极大的鼓舞。
我们一致拥护，并建议大会对政治报告和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做出决议，一致通过。
我们国家现在受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包围。
美帝坚持其所谓“实力”政策，制造国际紧张局势。
因此我们有必需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加强国防，壮大保卫祖国的力量，来对付美帝侵略的威胁。
我们科学技术工作者们，要贡献出我们一切的知识和力量，响应毛主席“又快、又好、又省、又多”的号召，为提早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并为解放我们的领土台湾，为完成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全国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进入高潮了。
正如毛主席所说：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
今后更将由半社会主义性质，提高到全社会主义性质，使生产关系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也就是说，改变这种半私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进一步解放我国的生产力。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需要我们科学技术工作者们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
最近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不仅仅向农民提出了奋斗的目标，也是对我们科学与技术工作者们提出了课题，指出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一方面加紧学习苏联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一方面发扬祖国的宝贵遗产。
积极钻研学术与业务，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反对保守思想，争取在最短时间赶上世界的科学技术的水准。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共产主义人生观，同时我们还应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学习，向工人农民劳动模范学习，加速思想改造，使科学技术能为工农服务，能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只有这样做，我们知识分子才有条件配合工人、农民，作为工、农、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大联盟。
我是一个比较年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我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见到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就避免谈政治，避免与政治接触。
故到了解放的时期，我虽然与国民党毫无接触，我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毫无认识。
一直到了全国解放那一年（在1949年7、8月间）开“新政协会议”的时候，我从海外归来，到香港时受国民党威胁，我逃回北方，经仁川到达天津。
在我来京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我还给了毛主席一封信（也就是“节略”吧），说了工业方面许多不对头的话。
我当时对党毫无认识，到今日想起犹觉惭愧。
我相信在老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中，像我这样的人还多。
我感谢党对我的关怀和耐心教育，使我最终认识到党的伟大，认识到党是完全为广大人民利益的。
我谨代表中国科学界和工程技术界，向我们的党和毛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保证今后，当我有生之日，贡献力量为人民服务，完成党给我的一切任务。
让我们欢呼：
提前完成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团结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曾昭抡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这些日子，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各项工作都以空前的速度、壮阔的规模和健康的步伐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进。
全国人民都在欢欣鼓舞地热烈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面对着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无比的兴奋，愿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竭尽自己的力量，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争取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高潮的早日到来。
全国解放以来，高等学校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辛勤工作、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苏联先进经验，在政治思想上有了不少进步，同时也逐步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由于解放初期高等教育工作忙于进行整顿改革，一切制度不够健全，加以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体会不深，以致一般还存在有些安排使用不当、兼职及社会活动过多、工作条件不尽完善等现象，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潜力。
这次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后，对知识分子政策作了英明的指示，使过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可以一扫而空。
这样，高等学校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就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为胜利完成培养干部任务、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个人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提供参考：
一、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今后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的任务都很重大，这两方面任务的相互关系又是非常密切。
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我国为数有限的学有专长的学者，建议考虑将国内的知名学者（能领导研究生完成副博士和博士论文的），按学科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安排，使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能最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使他们的志愿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
通过这样的安排，可以加强中国科学院，同时也可以使科学和教育事业得到统筹兼顾，使科学研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进行这种安排时，我认为必须与本位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尽可能减少高级知识分子的兼职和过多的社会活动，以便使他们有可能集中主要精力和时间来从事专业工作。
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参加必要的社会政治活动，他们中间还有许多不得不担负一定的兼职，这是国家建设事业和政治、国际文化等活动所需要，同时对于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帮助联系实际等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兼职过多或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影响了本身的基本任务，则对国家建设事业以及对他们本身学问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因此我认为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兼职和社会活动，应有统一的安排和掌握，在自愿基础上逐步调整。
如果必须兼职，也应注意使用其所长，并配备适当的助手，减少他们不必要的行政事务。
一般的宴会、迎送等社会交际活动，可以分别情况轮流分担，不致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
但如所兼职务在工作性质上是互相结合的，则可不必多加限制，必要时还可适当鼓励，如高等学校教师兼任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或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兼任高等学校教师等。
三、注意提高工作效率，精简会议，节约时间。
当前高等学校中由于教学任务日益繁重、科学研究工作逐步展开，时间不够的问题很尖锐地反映出来。
特别是一部分进步的、社会知名的大学教授，普遍反映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备课及科学研究工作，平时会议多、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以致往往把正常业务工作的时间给挤掉了。
除了解决上述兼职和社会活动过多问题以后可以腾出一部分时间以外，有关单位也要从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精简不必要的会议、避免多头布置工作等方面来节约教师、科学家的时间，保证他们每周能有几个整段（一次一天或半天）的时间集中力量来从事专业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们也应当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以求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
我热烈地拥护周总理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完全同意董必武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所作的报告，我相信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一定会在整个新形势的鼓舞下，大大提高自己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批判自己的保守思想，继续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的科学成就，努力工作、刻苦钻研，逐步把自己变成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祖国伟大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李济深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并完全同意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董必武副主席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
我们民革全体同志一定和全国人民一道，加强努力，贯彻执行。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情况，是十分使人欢欣鼓舞的。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将提前一年或半年完成，全国范围的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将于今年内基本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将于1957年内或1958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手工业的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将于今年内或明年初基本完成。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进展得非常迅速的，在今后的12年内一定可以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在全国农村中，合作经济的势力已超过了小农经济的势力。
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必然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并促进国家各个经济部门、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和政法部门的加速发展。
因此，国家迫切地需要很多的知识分子，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贡献其才能于各部门事业。
今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可以尽量发挥其所长，其前途的广阔，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一向重视知识分子，早就制定了并施行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
没有疑问，今后各级党政领导将更加认真地贯彻这一政策，对知识分子将更加尊重，更加关怀，更加帮助他们进步，更加妥贴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同时，我们也殷切地盼望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智慧才能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从民革来说，我们必须更广泛地联系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特别是其中的中上层人士，使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必须肃清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以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结。
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同时就是保卫和平力量的增强。
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日益强大，愿意遵守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国家越来越多，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主张已经在全世界人民当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反殖民主义者的日益团结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日益开展，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世界和平力量是强大无比的。
这样的国际形势，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
但绝对不能说战争威胁已不存在，我们已可以高枕无忧。
帝国主义者向外侵略的事实仍然不少存在着，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干涉我国的内政，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直接地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必须使美帝国主义的武力撤出我国的领土领海，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以保障我国的和平建设，保障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
台湾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完全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勾结蒋介石集团，以武力箝制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过去数十年不断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就足以证明。
今天的祖国已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大国家之一，全国各族人民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台湾人民更加迫切地要求回到祖国怀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对于台湾人民之被压迫被欺侮被奴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实在不能坐视。
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解放台湾，出台湾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现在是考虑是非利害的时候了。
昂昂然做一个伟大的祖国的人民好呀，抑或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好呢？
回祖国来则前途远大，跟美蒋走则死路一条，也许他们是心里明白的，不过他们在美蒋恶势力裹胁之下，一时无可奈何而忍耐等待罢了。
他们苦闷彷徨，祈求解脱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是欢迎他们弃暗投明的。
不论是谁，也不管他以前犯过多大罪过，只要他幡然觉悟，割断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重新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我们就可以不究既往。
国家的领土必须保持完整。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一致是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要条件。
台湾是一定要回到祖国怀抱的。
解放台湾、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国人民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民革同志的重大任务。
我们必须遵循周恩来主席的指示，想尽一切方法、出尽一切力量，为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而奋斗！

许德珩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这次会议听到了本会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李济深副主席的会务工作报告、郭沫若副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和董必武副主席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我代表九三学社表示完全同意和衷心地热烈地拥护。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之下召开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辉煌胜利这一新的形势之下召开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这样历史性的变化，对全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早在1949年，毛主席就指示说：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今天，随着农业、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必然要求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有相应的加速的发展；
必然要求我们各个岗位上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也必然要求我们的科学、文化和技术迅速的迎头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最近这100多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使我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科学技术落后。
我们要迅速地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知识分子是担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的。
因此，大量地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量地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后备军，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大国，要在很短期间建成社会主义，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
远在1939年，党中央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贯彻。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又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就在我们这次会议的前几天，中国共产党中央还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来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主席号召党内外知识分子要更加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这样重视科学，这样重视团结知识分子，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所没有的。
总的说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的各项光辉的成就，知识分子是尽到了他们的力量，对国家是有了一定的贡献的。
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拥护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的。
在党和政府的不断的关怀和教育之下，许多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地靠拢了党，把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事业看做是自己的终身事业。
最近，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戏剧家欧阳予倩和不少优秀的专家、教授，光荣地被接收为共产党员，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正如周恩来主席所提到的，在个别的情况下，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和待遇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
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之下，只要各方面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知识分子也能从全面出发来考虑问题，我们相信，这些现象是一定能够得到适当的改善的。
周恩来主席在他的报告中还指出：
“我国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
这一点值得提起我们高度的注意。
解决数量不足的问题，主要的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
另一个是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以扩大我们的队伍。
这两个途径都有赖于现有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尽一切可能来发挥自己的力量。
至于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除了党的教育和培养之外，主要的还是依靠知识分子自觉的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应该指出，在知识分子中间，即使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这种思想作风一方面妨碍了我们进一步地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方面也是和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相符合的。
社会主义要求组织性、纪律性和计划性，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求每一个人在劳动中发挥积极性，要求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
但有些人还不很习惯于有组织有纪律地通力协作地前进，不能严格地服从国家计划的需要，不能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有些人还表现着业务脱离政治的倾向，认为党可以领导政治，但不能领导科学研究；
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指导政治，但和自己所研究的学术没有多大关系，不学也可以照样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努力地加以改正的。
社会主义建设是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
我们必须自觉地、热情充沛地投身到这个蓬蓬勃勃的斗争中去，才能充分地发挥我们的力量。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有高度文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我们要如同郭沫若副主席在报告中所指出的：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和工人、农民结成兄弟联盟，共同来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业务，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改造自己，并积极地向工农劳动群众学习，使自己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要努力培养新生力量，更好地教育青年，扩大我们的文化科学队伍，并认真地学习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积极地钻研业务，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能够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末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这些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只要我们全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更加团结一致，老老实实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工作，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必定能够胜利地实现我们伟大的光荣的任务。
各位委员，我们国家的事业愈发展，敌人必然愈加疯狂地仇视我们。
美国侵略者正在继续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台湾是我国的领土，绝对不能容许美国继续侵占台湾。
我们坚决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关于解放台湾的宣告，我们一定要动员一切的力量，把台湾从美蒋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以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

赖若愚的发言
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同意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所做的各项报告。
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
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的远景已经摆在我们的视界之内了。
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多年来艰苦奋斗的伟大目标。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和毛主席就制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国家又颁布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意志，所以它动员了并且团结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都在为它的实现而积极努力。
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团结，这曾经是我们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同样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也是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一直在祈祷我们发生分裂，可是他们失算了，社会主义革命使我们更加团结了。
团结，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障。
我们工会组织，将以此来教育全国职工，我们相信，全国职工也一定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进一步增强全国人民的这种团结。
我想首先谈一下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即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盟问题。
加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培养大批的具有高度的现代科学知识又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地贡献力量的新型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没有大批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赶上国际的先进水平，就不可能把我们的生产建立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之上，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恰恰是要建立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是参加了斗争的，他们和工人是团结合作的，有名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就是最突出的史实。
这是一种情形。
可是在解放以前，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深受资产阶级的思想熏陶，他们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同时劳动人民也不把他们看做朋友。
这就使厂矿企业中工人和高级职员、高级技术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
解放以后，情况起了根本变化。
首先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改变了。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视的。
大批的新型知识分子迅速地生长起来了，他们和工人很快地打成了一片。
老技术人员也进步了，他们逐渐地树立了新的思想，改变了对工人的态度，许多老工程师成了工人的好朋友和好老师，许多技术人员和工人亲密合作，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有价值的建议。
我在这里不列举这些事实，这并不是因为缺乏事实，而是因为事实太多了。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旧的残余的影响还是没有彻底扫清的。
彻底扫清旧的残余影响，进一步增强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团结，要从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要加强对工人的教育，使大家了解现在知识分子和工人是一家人，彻底改变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于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帮助，帮助他们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上的某些困难。
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
在这些工作上，工会是有责任的。
在过去几年中间，我们也曾经作过一些工作，但是作得是很不够的。
特别是对于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卫生部门和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是极端薄弱的。
为了进一步巩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盟，工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要特别注意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的作用，加强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合作。
对于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专门家，我们也将加强对他们的帮助，努力协助有关方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同时，我们将大力帮助加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联系，组织各方面的专门家和工人见面，和其他劳动者见面。
不久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共同商定，在1956年一年当中，全国各地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将为全国职工举行科学报告会约40万次。
无疑的，这种活动必将使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系大大加强起来。
其次，我想谈一谈工人和农民的团结合作。
工农联盟，这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工农联盟从来是巩固的。
在农业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已经基本实现、高级合作社已经大量出现的现在，工农联盟的基础是更加坚实了，工农联盟是更加巩固了。
全国职工对于农民兄弟的汹涌澎湃的合作化运动，怀着无限的敬意。
这个运动也鼓舞着全国职工。
全国职工正以加快的速度给农民生产更多、更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满足农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全国职工也十分感谢农民兄弟们生产了更多的工业原料和粮食、蔬菜和其他副食品。
复次，我想谈一谈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我们毫不隐讳，也不应该隐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有一条界限的，而且这个界限是应当分清楚而不应当模糊的。
但是划清界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资本家对他们的企业和他们本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后完全消灭这种界限，所以全国职工现在十分兴奋地注视着这种情况，即：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中国资产阶级在改造着自己。
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基本上公私合营了，许许多多的资本家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就使我们之间更加接近了，而不是更加疏远了。
我们相信，将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变成为全民所有制的时候，资本家彻底放弃了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时候，我们之间，这种界限的物质基础消除了，那时我们就将团结得更紧。
全国职工热烈地欢迎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全国职工愿意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一步团结起来。
为了促进这种团结，在公私合营的企业里，工会组织欢迎担任实职工作的资本家参加全体职工大会；
欢迎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工会将支持他们的一切有益的建议，并且和其他职工一样地予以应得的表扬和奖励。
工会的某些会议，也可以邀请他们列席。
我想，在他们放弃了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职工群众也一定会接受他们参加到工会组织中来。
毛主席指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
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正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起了根本变化的现在，全国职工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
许多职工提出了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倡议，许多优秀工人已经完成了1957年的工作量，每天都有成千成万件合理化建议被提出来，社会主义竞赛正以空前壮阔的声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这种情形不仅在国营企业中出现，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也开始出现了。
北京市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已有34个行业、1，100多户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
天津市公私合营的30多个工业行业中，已经有1，500多个工厂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
许多企业经过生产改组、技术力量合理调整以后，原来不能按期完成的任务，现在提前完成了，产品质量提高了，产品品种增加了，成本降低了。
只有很少数企业在改组过程中，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临时的原因，发生了一些不好的情况。
但大量的普遍的事实证明，公私合营确实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对工业和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形成一个极强烈的推动力量。
全国职工已经积极地动员起来，已经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扩大规模、加快速度，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多、更好、更快、更省，为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顺利地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加速度地前进。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黄德茂的发言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在我们国家进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来参加这次会议。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领导同志的报告。
我是鞍山钢铁建设公司的钢筋工人。
我们鞍山全体工人，几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支援下，在苏联专家无私的帮助下，在建设祖国第1个钢铁基地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我们建设速度还不够快，生产数量还不够多，工程质量还不够好，对原材料的使用还不够省，对生产设备还没有完全利用，生产中还有许多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听了各位领导同志的报告，促使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更加充足。
我们一定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进行生产和建设，保证全面地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
我们要用自己在重工业建设上的实际行动，支援全国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改造的高潮，来支援全国农民兄弟的合作化运动，支援全国人民解放台湾、使800万台湾同胞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为了进行规模巨大、技术复杂的工业建设，在建设起来以后又能很好地掌握它，充分发挥机器设备的效能，这就不是单凭劳动热情和勇敢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提高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必须要向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必须要加强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合作和团结。
比如，在建设鞍钢大型轧钢厂等几项工程当中，我和我们小组的同志创造了流水作业，前后改进和创造了14种生产工具，平均提高工作效率一倍以上，使我们的工段现在有90％左右的操作都实行了机械化，节省了不少人工，还减少了体力劳动，赶上了加工订货部门的需要。
这些改进和创造，如果不是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和合作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我认为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是非常正确的。
今后为了响应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号召，一定要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继续加倍的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虚心地向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加强工人与工程技术人员的合作和团结，迅速地提高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也要擦亮眼睛，划清敌我界限，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共同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冯友兰的发言
主席、诸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出来，我们的祖国，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几个月以前看着好像是远景的东西，现在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了。
农业生产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合作化，几个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眼看再要涌来的，就是文化高潮。
迎接文化高潮是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
现有的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都高的，只占极少数。
就数量说，也远不是一个强大的队伍。
因此，如何整顿和壮大现有的队伍，是一个极其迫切的问题。
在总理和郭沫若院长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各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这些问题，都指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
我听了，非常地兴奋，也非常地感动。
在半个月以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发挥知识分子潜力的条件问题。
我所谈到的，主要的是客观条件。
形势的发展，必然为知识分子发挥潜力准备好最有利的客观条件。
这在总理的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指示出来。
可是，客观条件必须与主观条件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就知识分子的主观条件说，问题还是很多的。
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许多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观点和作风。”
这确是实在的情形。
当然我个人也包括在这“许多人”之内。
有这些错误的观点和作风的人，如果不改，不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有积极的贡献，而且还成了阻碍。
知识分子的改造，要靠自己的觉悟。
但是党的领导、启发、鼓励和督促，也是必要的。
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要求进步的，都要求党能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总理报告中还提到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混有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这也是真的，肃反运动清除了一些反革命分子。
对于坏分子也要进行清除，必须清除了坏的，好的才能更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团结必须与斗争相结合。
在过去，领导上对于知识分子，在团结方面，是有一些照顾不到的地方。
但是在斗争方面，也有不少不必要的顾虑，这些顾虑在现在是完全用不着的。
我还要重复我在人民日报上所说过的一段话。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于在农村工作中右倾的同志们说：
“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
对于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热情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也不可估计不足。
总理在报告中说：
“我们必须动员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
这是我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战斗的任务。”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将欢欣鼓舞地接受这个任务。
总理又说：
“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我决心要以这个号召作为我在三个五年计划中的自我改造的奋斗的目标。
敬祝大会胜利成功，诸位委员身体健康。

周诒春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会议上我听到周总理的政治报告，李济深副主席的本会工作的报告，科学院郭院长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工商联陈主任委员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和最高人民法院董院长的“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我对这些报告，表示热诚的赞同和衷心的拥护。
我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做过13年的官，那时我自己还以为是在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但客观事实上却是帮助了反动政府苟延残喘，蒙蔽了人民。
同时，我对美帝国主义曾抱有幻想，因此也帮助了帝国主义扩大它对我国各种侵略的影响。
我深深感到在人民面前我是有罪的，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我非常宽大，不但不究既往，还邀我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使我感到万分惭愧，也衷心感激党和人民。
1948年末，我辞去了反动政府的工作。
当时，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惧，所以就到香港去了。
在香港的时候，不断地听到祖国传来的好消息，例如，多年剧烈波动的物价平稳了，经济情况逐渐好转，使我感到兴奋。
同时，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有了一些认识，因此我决心回到祖国。
1950年11月回国以后，看到了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运动。
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道德品质，在短短的几年内，有了根本的改变。
国家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宪法，第1个五年计划又在切实地进行，建设的规模愈来愈大，速度愈来愈快，对我来讲，假如不是亲自耳闻目睹，这种规模和速度是不能想像，也不敢想像的。
这一切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
前几天读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听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的远见和气魄。
党和毛主席在过去早已指示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之一，也是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生活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纲要中，更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规划，不仅规定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增产的规划，而且对农村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居住条件等都制定了详尽的规划。
这个规模宏伟，考虑周密的规划，我是完全拥护的。
根据最近几年来所见所闻，我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实现这个规划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我在反动政府做过农林部长和卫生部长，这就使我在读到这个纲要时发生不少感想。
将新比旧，使我对新的人民政权和旧的反动政权的根本不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时我也曾有些空想，例如：
鼓励农民小规模地植树造林以保持水土，或者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改善农村卫生工作等等。
现在看来，这些空想真是微不足道。
即使像那样小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反动政府之所以设立与人民生活密切有关的农林卫生等部门，原是为了点缀门面，并不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福利和生活。
那时有些人在私下谈话时通称这些部门为“冷部”。
可见其有名无实，也可见反动政府对人民漠不关心。
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
由于我过去曾和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有所接触，在这方面我也有些感想。
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向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任务——巨大的、光荣的任务！
党和政府准备大力设法给科学技术工作者以充分的帮助和支持，并进一步地团结他们、改造他们、要求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工作者才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
谈到这里，我不能不回忆到解放前的情况。
过去，我国确有很多爱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他们幻想“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但在反动政权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大多数人都趋于失望，不免消沉。
纵有少数人比较幸运，还能躲在研究室里做一些工作，多少有些成就，但这些成就很不容易越出研究室大门，见之实施，因此对国家、对人民起不了什么作用。
今天全国各方面规模宏大的建设事业正在蓬勃地开展着，科学技术的研究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徒劳无功了。
只要有所发明，大的不待说，就是小的改进也会被人民所采用和推广。
党和政府一向亲切地关怀和大力地支持科学技术知识分子。
在这方面，他们当然体会得比我深刻得多。
我相信国内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定会进一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更加努力、加强研究、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还希望在台湾和在国外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能够解除不必要的顾虑，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这一定会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欢迎。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以01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迈进。
我年已74岁，深深感到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到来的幸福。
今后我还愿意追随诸位，虚心学习，力求进步，在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帮助下，忠诚地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我有生的力量。

拉敏·益喜楚臣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这次能够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感到非常光荣！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下，正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过去几年来，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中，已取得了辉煌成就。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在全国人民努力下，前三年度任务的全部完成和超额完成，为后两年度各项任务的完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为今后进一步有计划的发展国民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在全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西藏地区的各项工作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着，西藏社会各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西藏人民正在走上幸福生活的道路。
去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及随从官员在内地期间，在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商讨确定了关于西藏工作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并经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讨论做了正式决议。
他们返回西藏以后，积极领导西藏全体僧俗人民，为实现国务院的各项决议而做了巨大的努力，获得了许多成绩。
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已于去年09月间成立了筹备处，积极进行了各项筹备工作，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均指派了若干人员参加了筹备处的工作。
大家在工作中都能发扬民主协商的精神，认真办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方面的团结。
为今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顺利地推行各项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去年10月间，修通了由拉萨至日喀则、日喀则至江孜的公路，将西藏的几个较大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便利了西藏内部的交通，为进一步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54年07月，日喀则、江孜等地发生了严重水灾，有许多人民的房屋、田地全部被洪水冲没，广大人民流于乞讨之中；
由于中央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从1954年冬至1955年秋共一年的时间中，大力进行了救灾工作，除发放了救灾粮款，安定受灾人民的生活外，以工代赈修通了日江公路，大力组织和恢复生产修筑房屋等工作，使全部受灾的人民得以重新安居，进行生产；
加之去年全区丰收，现在全部灾民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生活。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在日喀则修筑的碎石马路已于去年年底修成。
年楚河的水坝勘察工程已全部完成，今年将可以有计划的施工；
同时，在年楚河上修筑的大桥工程已开始施工，这一桥梁修成后，将免除人民的许多困难，更加便利日喀则市的交通。
上述各项成绩的获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各兄弟民族人民的无私援助，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亲密团结领导，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与藏族人民亲密合作，积极努力的结果。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做好兄弟民族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努力争取各方面的帮助，为进一步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而努力。
最后，我衷心的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并完全同意李济深副主席的工作报告。

王国骥的发言
亲爱的各位首长、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是中南地质局四○四勘探队青年突击钻机的机长，是个很普通的工人，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今天能出席这样重要的大会，又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的心里感到无限的光荣与高兴。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领导同志的报告。
这些报告和各位同志的发言，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现在，我将我们勘探队的情况，向大会作个简单的汇报：
我们四○四队青年突击钻机在1955年11月，台月进尺达到765公尺，创造了全国岩心钻探台月进尺的最高新纪录，这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贯彻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学习了各兄弟钻机的先进经验的结果。
我们大家积极钻研技术，合理地使用新式钻头，纠正了过去不管岩石软硬、孔内情况，只使用一种钢砂钻头的偏向，同时不断地对各种钻头加以研究，尤其是充分发挥合金钻头的效能。
同时特别注意节省时间，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比什么都宝贵。
我们从前每搬迁一次，需费几天功夫才能在新的工地钻进，现在我们科学地组织分工，事先作好各种准备工作，现在搬迁一次，只需要三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如果在有备用钻机的时候，一分钟也不会耽搁。
我们还特别注意降低成本，经常地注意利用废料，节约原料。
我们一方面积极遵守与检查生产中的各种制度，比如，交接班制度、碰头会制度、订班计划制度，另一方面，注意搞好机外和机内的团结，上一班和下一班之间的团结，互相创造有利的条件，互相研究技术和明确的分工配合，尽量压缩非生产时间，提高时间的利用率达到60％以上。
同时也打破了过去的保守思想，过去不敢开快车，怕加大压力，怕孔斜、怕事故；
现在我们把转速压力适当地提高，从1955年06月份起，我们的孔斜现象已经消灭了，并且减少了事故。
在质量上，一岩矿心收回率均达到指标，特别是在1955年09月份领导上正式命名为“青年突击号钻机”以后，大家的劳动情绪更高涨了，以突击的力量，压倒了困难，保证了任务完成得更好。
但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点，在操作方面，还不够熟练和稳重，有时还发生些事故，零碎的时间利用得不好，合金钻头还需进一步的改进。
特别是听了各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各位同志的发言以后，我更感到我们的工作还差得很远，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我一定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大会的决议带回工作岗位上去，要争取在很短的时期内，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克服缺点，在上级的教育和培养下，虚心地向各兄弟钻机学习，进一步保证质量，提高效率，我们的台月进尺要向一千公尺进军，我们要在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祖国里，寻找出无数的宝藏，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敬祝大会成功，各位身体健康。

王芸生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又详细读过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我不能无动于中，因此报名向大会发言。
周主席说：
“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我愿从这方面谈谈我的体会和决心。
我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给了我工作、学习和实践改造的充分机会。
请容许我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回忆：
在1949年春天，那时候，我刚从国民党的巢穴中逃出不久，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到新解放的北平来，途经山东战区，在一片残破的战后社会中，看到中共干部这样朴素生活，认真工作，人民和政府这样水乳交融，就看到一个新生的中国正在茁长，我就决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当时我曾保证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
在抗美援朝的胜利中，我真正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认识到中国是在肯定地起死回生；
在1952年秋天的思想改造的学习中，我痛切检查了、挖了我的思想旧根子，保证“虚心学习，以充实我自己，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自己的头脑。”
去年06月，到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亲身体验到新中国的国际重量，自己分享到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爱慕。
去年12月初，我到唐山地区视察，看到广大农民正以雄迈快速的步伐走合作化的大路。
男女老少，欢天喜地，人人保证“听毛主席的话，搞社会主义。”
中国的穷根子从这儿拔掉了。
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我看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前进。
在视察中，当我到保定向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了解河北省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时候，据截至11月04日的统计数字，全省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65.4％；
省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情况的时候，截至11月10日的统计，距离上一个数字仅仅6天的工夫，入社农户就上升到全省总农户的66.78％；
12月初我们到昌黎，这时得到报告，入社农户已超过全省总农户的70％；
等到我们回到北京整理视察材料的时候，截至12月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了全省总农户的80％；
现在，截至1月25日，河北省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省总农户的93％，河北省已胜利实现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这样的速度真比坐火车坐飞机还快。
因此，我不能不有深深的感触，反省一下我自己，在这7年中，究竟有些什么进步？
假使还有些微的进步的话，恐怕比爬墙的蜗牛还要慢呵！
7年来，党和政府信任我，支持我，给了我政治地位，给我安排了工作，帮助了我学习，我也一再向人民提过保证，但是稍微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学习和改造的情况，真是惭愧得汗颜无地。
成绩少，错误多，进步更是慢；
这怎么可以适应国家对于我的要求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高涨的高潮中，党和政府向全国知识分子提出庄严的要求，首先要求我们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要求动员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
根据周恩来主席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情况的分析，我决不甘心作“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我决心争取作一个“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
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因此，我首先从思想上靠拢共产党，从思想上跟着共产党走。
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继续自我改造，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不辜负我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这一幸运！

钱学森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所做的各项报告。
我是一个技术科学工作者。
在4个月前才能脱离了美国回到祖国。
我到处看到祖国在突飞猛进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这使我万分地兴奋。
但同时也想到许多尚未能摆脱美国政府无理阻挠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必需更加努力，为取得他们的自由而斗争，使得他们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现在碰到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题目：
“12年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我更为这个伟大的任务所鼓舞。
说到我国的科学和技术，它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几十年，如果不迎头赶上，即使党和政府给我们大力支持，再过几十年，大不了做到现在先进国家的水平，而人家那时又比我们多走了几十年，所以到那时也还是落后了几十年。
这个道理很明白，因此，迎头赶上去的必要性，是谁都承认的。
问题在：
是不是在12年这一个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可以完成这一项重大的任务。
我们先看一看另外一件事，留学生的情况。
别的我不熟悉，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我是知道的。
一个在解放前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美国经名师指导，要5年或6年才可以培养成为一个有先进水平的，能独立工作的科学研究员。
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吸收了苏联的教学经验，大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水平。
因此，毕业后的进修时间是可以缩短的，从高等学校毕业生以4年培养成副博士的规格，是完全合理的，能实现的。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国内有没有
“名师”。
我想我们也不必太客气，名师是有的，那就是我们的一些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早已分别地达到了世界水平，有的甚而已经走到他们自己部门的最前线，是最先进的科学家。
这些名师在解放前是
“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能教出大量的青年科学家来，但是现在是不同了，生活和研究条件都有了改进，所以我们在国内培养科学人才是完全可能的。
自然，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所有的好老师对需要来讲，在数量上是少得可怜，而且以科学各部门中的分布来看，也是很不平均，空白点和缺门多。
但是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无私的帮助。
我们缺那一门，我们就可以在那一门派留学生出国去学，也可以请专家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这些空白点是不难补上的。
但是有人也许要说：
就是每一门科学都有了人，12年这一个短时间又能培养出多少人！
好，让我们来算一算细账：
如果一个老师每年能收一个徒弟，4年后徒弟学成，得副博士学位。
我们再收一个新徒弟，学过两年后，老师就能通过他再多带一个徒孙。
这样的话，我仔细算过，一个老师12年后就能培养出89个副博士，一个变89个，这不能算少了。
所以要在12年中培养出足够数量的高级研究人员，是可以做到的。
自然，我们要注意到，要做到如此，每一位老师和大徒弟平均每人同时要教四个徒弟，而且，还不许出不成才的废品。
这是很重的担子。
但是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向工人群众学习，看看他们是怎样完成和超额完成他们的任务的。
显然有两点可学：
第1是要严明师徒关系，要负责教，要负责学，即要“包教包学”。
第2是要能运用集体工作方法，研究中采用讨论会方式，有意见就无私地提出，有困难也不怕问大家。
在过去，培养干部是不免自由作风，青年对老师是有意见的。
研究工作中也常常怕公开讨论，即讨论也不公正严格地批评，讲究文人的一套假客气！
但是我相信：
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社会主义的高潮中，知识分子的这些老习惯会自然而然的被冲洗掉。
同时只要我们能学习，能把科学研究的最好工具——辩证唯物论，运用到业务上去，能深入实践，取得对新事物、新环境的敏感，我们会很快地变成积极的科学技术劳动者。
那时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必然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12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黄师让的发言
我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首长的报告，我以极兴奋的心情完全拥护。
我今天虽然首次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我对这次大会并不感觉陌生。
因我在报纸上常和中央首长接近，一次一次的学习国家的方针政策；
也常读到各位委员发表的言论，使我对社会主义思想认识逐步提高。
尤其是去年10月底毛主席在邀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们举行的座谈会上的指示，教导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使我更明确认清了前进的道路。
我在武汉经营裕华、大兴、大华纺织公司和利华煤矿，30多年，是一个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
解放前我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更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毫无认识。
并且当时特务分子对党作了许多歪曲和诬蔑的宣传，更使我怀疑和恐惧。
尤其裕华、大华、大兴三公司总经理石凤翔，是我的绊脚石，几乎使我铸成台湾设厂的大错。
他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亲家，解放前夕，他想在台湾办厂，把西安大华纱厂的棉花运走了11，000担，并且准备起运在英国所订的纱机。
我当时也有看风使舵狡兔三窟的思想，就同意他的办法，想把这些财产移转台湾，求得反动政府的保护，作个人的退步。
所幸不久平津解放，知道了共产党的工商政策；
又听见济南纱厂照常生产，我的思想才有急骤的转变，才不愿意将财产分散在台湾，决定不在台湾设厂，毅然和石凤翔分手，仍将英国纱机36，000锭运回国内生产。
虽然我拒绝在台湾设厂，但我对共产党的怀疑和恐惧还未消失，裕华、大华、大兴总公司于1949年解放前夕，由汉口移迁重庆，就是这种怀疑和恐惧在作怪。
这年秋天，我在重庆，得悉人民政府有将石家庄大兴纱厂由代管而发还的消息，我甚感动。
当时大兴的监察人陈仲璧要我申请大兴公私合营，介绍我去北京会中央党委廖承志同志。
但因为我公司有三个厂在四川，当时重庆尚未解放，我有顾虑，还不敢与党发生较深的联系，仅派副总经理苏先勤赴京办理接收。
要是我当时能撇开个人的利害，有相信党的决心，大兴早就合营了，裕华、大华也就不会推迟到1951年才进入公私合营，现在回想起来，企业和个人的改造，未能跨前一步，这对国家和人民所受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
在解放初期，因旧社会带来的困难，各厂生产不好，制度紊乱。
我当时怀疑党只会领导军事政治革命，能摧毁三千年的封建制度，能打垮美式装备的反动派600万军队，而不会领导生产。
但几年来，事实证明：
我公司自1951年进入公私合营之后，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直接领导下，依靠全体职工，经过一系列的生产改革，各厂生产均有很大发展，每年均超额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劳动生产率逐步增长，职工福利相应提高，产品成本不断降低，企业利润逐步增加，厂的生产设备也有改进与扩充，资方每年也分到相当的股息。
我仅提出两个厂，把1951年合营前，和1955年的生产情况作个对比：
裕华鄂厂总产值的增长为350％，大华秦厂为173％；
利润的增加鄂厂为1，314％，秦厂为143％；
棉纱千锭时产量鄂厂增加25％，秦厂增加38％；
平均单位用棉量鄂厂降低6％，秦厂降低9％；
劳动生产率鄂厂提高37％，秦厂提高81％；
单位工费成本鄂厂降低33％，秦厂降低39％。
同时在合营企业里，资方和资方代理人在日常工作中，在公方直接的领导教育和职工的帮助下，思想改造有不断的进步，业务和政治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
合营的好处是一时说不尽的，我深深体会到这些成绩的获得，是与党和政府的领导分不开的。
只要我们老老实实接受党和政府所指示的路线前进，我们的前途是光芒万丈的。
资产阶级的个人改造，必须要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是渐进的，是逐步提高的。
我记得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的次子黄立言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时候，我虽没有拒绝，但也未表示同意。
我当时恐美思想严重。
后来看见志愿军的节节胜利，美帝的步步失败，才认识到中国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再不怕帝国主义的侵略了。
朝鲜战争取得和平胜利之后，我的儿子复员就业，走上工作岗位。
他现在对弟妹的亲切，劳动的积极，和对祖国的热爱，参军前后，判若两人。
人民军队的生活，不独是革命的学校，也是优良品质的熔炉。
现在兵役法给每个人的子弟都有服役的机会，不独为保卫祖国尽了应尽的责任，而且经过锻炼，更可成为优良品质的公民。
我的三子及龄我一定要鼓励他报名服役。
我过了30多年的剥削生活，而不懂得剥削的意义，以为我办工厂开煤矿，养活上千上万的工人，“实业救国”并不是坏事，听说我是剥削阶级总不服气。
经过长期学习、体会，并亲眼看到工人们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
以前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永远不能摆脱贫困；
现在他们为人民生产，生活一天一天的提高，过着快乐日子，我才认识剥削阶级的罪恶。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和平改造，赎买政策，可说是对资本家的照顾，无微不至。
难道我们还不以感激的心情，自觉地接受改造，向工人阶级学习，争取早日走进他们的光荣行列么？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有什么留恋么。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以更大的速度向前发展。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空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了高潮。
但在公私合营后，这仅是进一步深入改造的开始。
还有清产核资，经济改组，企业改造，生产安排，人事安排等一系列的工作，要认真去做。
我不但要实行改造自己，以便由今天的剥削者，变成明天的劳动者；
还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投入运动，在合营改造中，充分发挥核心分子的积极作用。
结合自己亲身的体会，在工商业者中进行广泛宣传，深入帮助，要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自己的光明前途，有明确认识，坚定信心，共同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向着社会主义途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