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
招待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26日晚上联合举行宴会，招待以卡迈尔·雅各布·萨布里为首的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
达浦生在宴会上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向远道而来的青年朋友们表示欢迎。
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团长萨布里也在会上讲了话。
在宴会前，宾主间进行亲切的交谈，并且互相赠送了礼物。
参加今晚宴会的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秘书长张玉珍，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秘书长甘春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安尼瓦尔·加库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秘书长杜前，伊斯兰教界代表，以及中央民族学院和回民学院学生多人。

华东地区高等学校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讨论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等问题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高等教育部上海高等教育管理局最近在上海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这个座谈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合理安排等问题作了指示。
陈毅指出，科学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应该回答国家经济建设高涨的要求。
陈毅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有正确的估计；
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他说，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应该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进一步加强同党外同志的团结，真正做到虚心向人求教，互相学习，打成一片，同高等学校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道，投入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潮。
陈毅还对当前形势、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作了分析和说明。
这个座谈会是在20日到23日举行的。
高等教育部上海高等教育管理局指导和联系的华东地区各高等学校负责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他们讨论了在国家建设突飞猛进的新形势面前，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全面检查、全面规划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
高等教育部上海高等教育管理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学校工作部部长陈其五在座谈会上对全面检查、全面规划的意义、要求、主要内容和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陈其五着重说明了如何正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改进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以及充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作用等问题。
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南京大学校长潘菽、交通大学校长彭康等人。
他们在发言中都表示了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充满着信心。
发言的人对党和国家关怀知识分子非常感动，并且检查了自己的保守思想。
他们表示，要努力满足国家和人民对高等学校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期望。
各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并且表示，要对所在的学校进一步进行全面检查和全面规划。
许多党员负责人在会上检查了本人和所在学校党委执行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情形。
高等学校的非党负责人对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提高教学质量，开展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
许多非党负责人在座谈会上还表示要努力进行思想改造，积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有好几位还在会上诚挚地表示了要努力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各地公私合营企业不断增加
本报讯
11月份以来，全国各地又有大批私营工商业户实行公私合营。
许多地区已经从个别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发展到按行业全部或大部分实行公私合营。
北京市已经有面粉、电机、针织等九个工业行业一百二十六户私营工厂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连同过去两年重点试办的二十九家公私合营工厂，全市公私合营工厂的产值已经占十人以上私营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最近，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还批准了国药、新药、茶叶、矿物油等私营商业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最近先后批准染料、制笔、造漆、钢铁炼制、造船等工业行业的私营工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这样全市已经有十三个私营工业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上海市绒线、棉布、无线电等十一个行业的全部私营零售座商以及国际贸易业，从11月中旬以来也先后经人民政府批准实行公私合营。
此外，内河轮船和港内驳船两个私营交通运输行业也在最近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天津市橡胶、针织、车具、染料等八个私营工业行业和新药、棉布等三个私营零售商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棉织、针织等行业的许多工厂，已经编制了1956年度的生产计划。
另外，还有一批私营粮食代销店改造为国营粮食店门市部。
江苏省缫丝、毛纺织、水泥三个行业全省的私营工厂最近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到今年年底，全省公私合营工厂的产值将达到私营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南京市的钢铁机器等七个工业行业、棉布、百货两个商业行业，以及无锡市的棉纺织工业等，也都在最近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其他如浙江省的私营缫丝、棉纺工业，安徽省的瓷土、胶木等九个工业行业，山东省济南市的卷烟、造纸等六个工业行业，以及陕西省西安市的机器印染、玻璃、棉布等行业和贵州省贵阳市的私营棉布、百货座商等，也都在最近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周总理设宴招待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26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晚设宴招待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教授和全体团员。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院士、国务院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拉扎林科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张稼夫、吴有训，在北京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侯德榜、王淦昌、赵忠尧、周培源、钱伟长、陈凤桐、白希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等。

国务院关于保护幼畜的指示
现在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单纯从眼前利益打算，只要强壮的耕畜，不注意爱护幼畜，以致有些地方幼畜上市量增多，价格下跌。
这种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现象，是不好的，必须立即纠正。
应该认识：
耕畜在目前和将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农业生产的一项主要动力。
现在多养好一头幼畜，就是为两三年后多增强一分耕作力量。
如果现在不大力保护和繁殖幼畜，不久以后，现有的老弱耕畜淘汰了，壮畜接济不上，农业生产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此，现作如下的指示：
一、各地应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进行教育，由合作社按照对所有耕畜全面统筹安排的精神，并且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使社内的幼畜都能养好。
凡是采取耕畜折价归社办法的合作社，和采取耕畜私有公养公用办法的合作社，在吸收牲畜入社的时候，对于幼畜，应该和母畜同时吸收，由社负责养好。
幼畜长成以后，由合作社和畜主按照当地习惯，协商办法，合理分益，或者全归畜主，由畜主给合作社付出饲养的报酬，或者全归合作社，由社付给畜主以合理的代价。
对于社员愿意留下私养的幼畜，合作社应该帮助社员解决草料的困难。
采取耕畜私有私养公用办法的合作社，也应该帮助社员解决饲料的困难，养好幼畜。
应按照统一安排，全面规划的方法，解决全社、全村、全乡的饲料问题。
合作社对于繁殖幼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
合作社实行耕畜折价归社或者租用、雇用社员耕畜的时候，不得排斥母畜，并且在役使中要注意保护母畜，以免减少受胎率，防止孕畜流产。
互助组和个体农民也应该切实做好幼畜的保护繁殖工作。
国营农场、牧场对于母畜和幼畜，更要做好保护工作，发挥示范作用。
二、各地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对于幼畜、孕畜必须留给充足的饲料粮。
为鼓励繁殖耕畜，幼畜可以按一般耕畜的留粮标准留粮，孕畜应该比当地一般耕畜多留五分之一左右。
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决定。
三、对于饲养幼畜的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户，应该给予减征农业税的优待。
除了牧业区和牧业占较大比例的省区以外，在一般农业区可大体作如下规定：
在按稻谷、粟谷、高粱计算税额的地区，每头幼畜扣除税额二十市斤；
在按小麦、大米、小米计算税额的地区，每头幼畜扣除十五市斤。
具体计算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决定。
四、农业生产合作社收买、租用或雇用社员耕畜的时候，必须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按质分等，公道作价，或者评定合理的租价，作价应该以一年的平均价格作标准，稍高于秋后和冬季的市场价格。
这对于提高农民繁殖幼畜的积极性是有密切关系的。
五、各省各县的商业和供销合作部门，必须注意本省、本县耕畜的余缺情况，做好壮畜调剂和老畜淘汰的工作，并且加强耕畜市场的管理，适当提高耕畜价格，刺激农民保护和繁殖幼畜的积极性。
省与省之间的耕畜调剂工作，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负责。
六、保护幼畜是繁殖耕畜、提高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地应该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在接到这个指示以后，应该立即检查本地区内保护幼畜的情况，并且把这个指示迅速传达到各县、各区、各乡，切实贯彻执行。
总理周恩来
1955年12月17日

地质部积极进行实验和研究工作
本报讯
几年来，地质部的地质人员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先进经验中，结合矿产普查和勘探工作，有重点地进行了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关于各种矿产的实验、研究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其中有些工作已获得若干成果。
例如在我国北方已发现巨大的超基性岩体，其中所含的铬矿经实验研究已经确定其矿种，并对有经济价值的铬矿富集条件，也得出了初步结论。
这样，就为今后在我国继续寻找铬矿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在炼焦用煤的煤岩学研究方面，在短短一年内，地质部煤岩研究单位为我国两大钢铁基地所需炼焦用煤提供了煤岩学研究资料。
这些资料，初步鉴定了各煤田煤的各种性质，满足了设计单位对煤质资料的需要。
例如，对西南某一巨大煤田的煤质作了煤岩鉴定，证实是品质良好的炼焦煤。
甘肃境内某一巨大煤田的煤质，过去根据氧化煤样分析，无法决定煤质的好坏，后来经过煤岩学研究，肯定了是炼焦配煤所需的煤种。
在最近几年内，地质部准备对全国各种煤田的类型进行煤岩特性研究，特别是加强新区煤田的研究，以便准确地得出煤田的工业价值和提高各项资料的使用价值。
在石油地质方面，一年来根据已有资料的整理和野外的勘察，已初步地编制了我国石油和可能油、气田的分布图。
现正在图中所标明的各地区内进行大量的石油普查工作。
这一年中，仅在西北一个巨大盆地中就找到了六十多个封闭良好的可能储油构造，为我国石油开辟了巨大的前景。
其次，同煤田地质和石油地质的地层对比有密切关系的孢子花粉分析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例如对吉林油页岩的研究，过去一直认为是属于侏罗纪的，现在经孢子花粉的分析实验，证明是老第三纪的地层。
除此之外，今年还进行了对磷灰石的选矿研究和耐火材料的试验分析。
地球物理探矿，是一种很复杂的科学。
一年来，地质部在这方面进行了过去未有的四项研究和实验。
今年，地质部门实验、设计和研究了“交流等位线法”、“金属矿测井”、“物性测定”和“模型试验”等。
“交流等位线法”比“直流等位线法”的灵敏度高二十至三十倍，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以前，我国没有测量物性的办法，今年进行的物性测定，对于各种物理探矿结果的解释和推断有很大帮助。
在水文工程地质方面，对班脱岩的研究已获初步结果。
地质部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并同有关单位合作，对河南出山店的班脱岩正在进行研究。
现在已经对班脱岩的成分状况和地质环境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对物理性质及力学性质的试验也有了结果。
此外，三百万分之一的“全国水文地质分区图”在有关部门的协作下，也即将绘制成功。
它将为我国水文地质工作提供必需的基本资料。
目前，地质部对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以求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地质部准备在最近成立地质科学研究所，以便更系统地开展地质科学的研究工作。

应邀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
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26日讯
以奥托·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26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乘专机离开北京，应邀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奥其尔巴特陪同贵宾们去乌兰巴托。
八时五十五分，格罗提渥总理和夫人等乘汽车来到了悬挂着德中两国国旗的西郊飞机场。
贵宾们同正在机场上送行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以及贺龙、李富春、李先念、李济深、沈钧儒、彭真、陈叔通、章伯钧、廖鲁言、沈雁冰、张闻天、姬鹏飞和曾涌泉等热情地握手道别。
在军乐队奏完德中两国国歌后，格罗提渥总理同周恩来总理并肩走过排列在机场上的仪仗队。
这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战士们向两国总理行庄严的举枪礼。
随后，格罗提渥总理等同前来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首都各界人士和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亲切握手道别。
在登上飞机以前，格罗提渥总理发表了告别演说。
接着，贵宾们向银白色的飞机走去。
周恩来总理等一直送客人们到飞机旁。
从送行的行列中跑出一群女青年，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了格罗提渥总理和夫人以及每一位团员。
格罗提渥总理含笑站在飞机舱门口，频频向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并用中国话说着“再见！”
这时候，机场上掌声雷动。
送行的人们不停地向贵宾们招手，直到飞机离开机场上空。
今天，德国驻中国大使纪普纳和使馆官员、在京的德国专家和德国留学生也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送行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波兰、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缅甸、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的临时代办，南斯拉夫和印度的参赞。
（附图片）
格罗提渥总理在机场上向周恩来总理告别。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我们伟大的祖国
重庆第1钢铁厂工会举办的美术组，几年来，培养了三百多名能够创作绘画的职工，他们不但成为各个车间宣传工作的骨干，同时也丰富了职工们的文化生活。
美术组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创作。

挪威大使克洛格—亨生拜会周恩来外长
新华社26日讯
挪威王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克洛格—亨生偕一等秘书季茂登，在26日下午拜会我外交部长周恩来，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在座的有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黄华和礼宾司司长柯华。

李承晚集团公然企图在公海上劫夺我渔船
新华社26日讯
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公然企图在公海上以海军舰艇劫夺我国渔船，并且向赶往援救的我国其他渔船开火射击。
李承晚集团劫夺我国渔船的企图虽未得逞，但是仍然掳走我国渔民两人。
12月25日三时三十分，我国五十一号渔船在北纬三十四度十五分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五十分我经常捕鱼的公海上捕鱼。
李承晚集团的海军竟强行登上我五十一号渔船，掳走我国渔民二人，并且在船上派驻水兵四人，然后企图将我五十一号渔船拖走。
当我临近的其他渔船赶往援救时，李承晚集团的海军舰艇竟又向我渔船开火射击。
但是，我驰援的渔船仍奋勇追赶。
最后，李承晚集团的海军舰艇不得不放弃我五十一号渔船，仓皇逃逸。
我捕鱼船队虽已全部安返，但是被李承晚集团掳去的两名我国渔民仍未追回。
李承晚集团派驻在我五十一号渔船上的四名水兵未及逃走，已被我捕鱼船队带回。
李承晚集团在公海上进行的这种武力挑衅和海盗行为，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同时也一定会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充分警惕。

格罗提渥总理发表的告别演说
现在我们就要离开你们伟大而美丽的祖国，可是我们的心却仍然非常留恋你们的国家，在我们还没有踏进你们的国土以前，我们就非常尊重勇敢的中国人民，而在我们停留在中国的期间，更懂得了热爱你们。
我们向你们告别，并不是为了各奔一方，而是为了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充分团结的精神中，共同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努力。
我们将带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到我们的祖国。
我们对于如何在我们的工作中运用你们的丰富经验已经得到很多启发。
我们感谢你们的一切，特别是要感谢你们在亚洲这样深谋远虑，这样有魄力地、勇敢而坚定地保卫着和平的事业。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你们争取和平的斗争，你们反对侵略，反对民族压迫的战斗决心，对我们在欧洲反对同样的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势力，是一个巨大的援助。
我们深信，通过我们的访问，通过“友好合作条约”的缔结和通过我们所达成的其他协议，使得联系我们两国人民和国家的兄弟般的友谊更牢固不可破了。
我们在你们这里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摆脱了外国的统治和国内的剥削以后，将具有多么大的兴盛和进步的可能性。
我们同样也很清楚地了解，某些帝国主义剥削者是如何地难于同意伟大而富饶的中国不再屈服于殖民剥削，不再为殖民剥削者开放的事实。
我们深信，正在摆脱外国统治的束缚，或者甚至早已摆脱这种束缚的亚洲各国人民，都会从你们的斗争和胜利的伟大范例中汲取力量，使他们的斗争也获得胜利。
我们的美好的任务，就是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把这种友好团结的大量的例证，告诉我们的人民，这将鼓舞我国人民去完成即将开始的新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巨大任务。
通过第2个五年计划，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高涨到提供比现在更大的经济援助，并且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贸易。
我们在此向全中国人民，特别是向你们伟大国家的首都的勤劳、好客、和善的人民，向北京的市民表示感谢和敬意。

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到达乌兰巴托
新华社乌兰巴托26日电
应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到蒙古访问的以奥托·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2月26日下午乘飞机到达乌兰巴托。
蒙古驻中国大使奥其尔巴特和夫人也从北京陪同代表团同机到达。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达姆巴，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到机场欢迎代表团。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第1副总理锡林迪布，副总理鲁布桑、迈达尔、曾德、阿维尔齐德，外交部代理部长拉布丹以及蒙古政府各部门、蒙古人民革命党各部门和人民团体负责人，蒙古人民军高级军官和各界人士。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蒙古大使柯尼希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何英、苏联大使皮萨列夫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洪东喆及各使馆人员。
格罗提渥总理和夫人等下飞机后同泽登巴尔总理以及其他欢迎者亲切握手，并且接受了乌兰巴托市儿童的献花。
接着，格罗提渥总理由泽登巴尔总理陪同在机场上检阅了仪仗队。
然后，德国贵宾们即在欢迎的人们一片欢呼声中，乘车驰进这座被称为“红色英雄”的城市。

祝贺蒙古印度建立外交关系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在24日宣布，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这标志了蒙古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人民对于蒙印两国邦交的建立和友好关系的巩固，衷心地表示祝贺和喜悦！
蒙古和印度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加强友好合作，是有着深厚的基础的。
蒙印两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两国同样奉行着有利于和平的政策，主张加强国际合作，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蒙印两国人民一直是互相同情和支持的。
因此，两国虽然存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完全不会妨碍它们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两国邦交的建立，必将更加促进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日益加深，这不仅符合蒙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且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这些年来，印度在推进国际合作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作的努力，受到了各国公正人士普遍的赞扬和钦佩。
印度总理和我国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印度在谋求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中的努力，它的积极发起和参加亚非会议，是对亚洲和平事业的重要贡献。
通过国家领导人的互相访问，印度和苏联、和我国的友好关系已经空前加强。
印度在联合国会议上，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各种有利于和平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严正的立场，并对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作了很大的努力。
现在，印度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更是和平共处原则的具体运用，是促进国际和平合作的又一重要步骤。
印度不顾有一些国家的无耻诽谤，坚持不渝地从事国际和平事业，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威望，它在国际事务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它三十多年独立的光荣历史中，始终奉行着和平政策，它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了很大的贡献。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在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它对于制止侵略、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
战后以来，它一贯积极地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并大规模地从事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同苏联和中国以及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又同印度建立了邦交，证明它的国际地位已经巩固，在国际事务中将日益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可是，美国为了维持和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居然不顾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联合国大会中一再企图抹煞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剥夺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应有的合法权利。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今还没有进入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不仅是异常不公平的，而且使联合国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第10届联合国大会在表决接纳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十八个新会员国建议的时候，得到绝大多数票的通过。
而美国和蒋介石卖国集团非法剥夺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遭到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和世界广大公正舆论的谴责，这更证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是不容剥夺的。
事实证明，美国和蒋介石卖国集团阻止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它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惨重失败，一切公正舆论都主张从联合国中驱除不代表任何人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分子。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任何反动势力所抹煞不了和阻止不住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同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在日益加强。
它同亚洲大国之一的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就是生动的新的例证。
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同亚洲国家友谊的发展，必将促进它和亚洲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
蒙古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苏联领袖最近访问亚洲国家，以及亚洲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增进，说明亚洲国家的团结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这对于反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侵略、保卫亚洲国家的和平和独立、加强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经济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殖民主义者要想分裂亚洲各国人民间的团结，是越来越困难了。
殖民主义在亚洲耀武扬威的时代早已过去，亚洲人民一定要紧紧地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在互相团结和友好合作的道路上勇猛前进！
中国人民坚定地执行同亚洲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合作的政策，对于同我国一向友好相处的蒙古和印度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感到亲切。
尤其是两国政府决定，蒙古驻我国大使将兼任驻印度大使，印度驻我国大使将兼任驻蒙古大使，必将使我国同蒙古和印度的密切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这种友谊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一定会作出新的贡献。

福建前线我军又击伤蒋贼飞机两架
新华社23日讯
福建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又击伤蒋贼飞机两架。
22日七时二十五分，美造蒋贼F—八四型战斗机四架，窜犯罗源东北三都澳地区。
我高射炮部队击伤其中两架。
内一架重伤，机身、机翼、机尾被击中，冒着浓烟逸去。

高等教育部长杨秀峰欢宴波兰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2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26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波兰高等教育部部长阿·拉帕茨基为首的波兰文化代表团。
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杨秀峰在宴会上致词欢迎波兰文化代表团。
他指出了中波两国文化交流活动在今年的巨大发展，并且表示相信以拉帕茨基为首的波兰文化代表团的访问中国，必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波两国的文化合作。
拉帕茨基感谢对他们的热情接待。
他说，自从中波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以来的五年中，中波两国的文化合作每年都在发展扩大。
事实证明：
中波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的互助和合作，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个事业。
在宴会以后，为波兰友人们放映了中国影片。
出席今晚宴会作陪的，有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夏衍，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教育部副部长柳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等人。

公私合营以后的新气象
为国家生产更多更好的丝织品
公私合营西南蚕丝公司所属七个缫丝、织绸和绢纺工厂，今年自制和向私营厂加工的丝织品总产值比1950年增加了七十多倍，这些丝绸全部供应国内市场。
南充电机织绸厂今年除生产了二十多万公尺丝织品外，还生产了真丝被面、交织缎子被面等新产品。
几年来这些工厂还为国家培养了两万多名丝业工人。
公私合营西南蚕丝公司所属七个工厂的生产总值，占全西南地区丝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
这些工厂从1950年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生产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
各厂今年的总产值比合营第1年提高了将近八倍，生丝产量提高了五倍多。
1952年以前，各缫丝厂所产的丝还很少达到丙级，今年，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丝是丙级以上，其中甲级以上的丝达到百分之四十八。
西南蚕丝公司各厂解放初期负债累累，机器设备破旧不全，没有流动资金，生产十分困难。
自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抽调了一批行政、技术干部加强生产技术工作，并且逐年贷款给各厂帮助解决缺少流动资金的问题。
六年来国家贷给各厂的款项共有七千三百多万元。
国家并且在1952年投资两百万元，改进各厂生产设备。
各厂都先后把落后的座缫车改成了立缫车，增加了锅炉、煮茧、检验、蚕室等许多设备，还将南充电机织绸厂加以扩建。
国家同各厂建立了购销关系，解决了产品销路问题。
由于国家的全面帮助和各厂的积极改善经营管理，现在各厂的生产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制成两种精美价廉的时钟
上海市公私合营中国钟表制造厂最近试制成功了两种精美而价廉的时钟——长三针夜光背铃闹钟和坐挂两用夜光钟。
长三针闹钟现在已经成批生产，第1批一千只将在12月下旬全部校准出厂。
长三针夜光背铃闹钟可以在五年内不换零件，使用期限在十年以上。
价格比同样质量的闹钟低百分之二十左右。
坐挂两用夜光钟是专为农民设计的，机械结构简单，报时准确，这种钟按照设计也可用十五年左右，成本要比普通闹钟约低一半。
这种钟不久也将大量生产。
涌现十位先进汽车司机
南京市公私合营江南汽车公司涌现了十位安全行车二十万公里以上的先进司机。
第1大队四小队的十辆汽车，安全行驶了一千一百多天没有出过任何责任事故。
司机张春荣和韦昌勇到12月20日止，都已经安全行驶二十二万二千公里以上，创造全国个人安全驾驶的最高纪录。
江南汽车公司的驾驶人员，在解放初期对安全行车并不重视，工作态度也不严肃，有时一面驾车行驶一面开玩笑。
1951年，江南汽车公司公私合营后，中共江南汽车公司总支委员会和工会对全体职工进行了安全教育。
行政上根据地段情况规定车行速度，并且调整工作时间，保证司机有充足的休息时间。
工会干部还和人民警察建立了密切联系，随时了解驾驶人员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的情况。
为了使司机人员能集中精力开车，工会干部还注意了解驾驶人员的思想情况，并且对有困难的人及时给予帮助。
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北京市公私合营三星铅笔厂是在1954年05月实行公私合营的。
公私合营以前，资方为了追求利润，一贯粗制滥造，不愿接受职工们提出的关于生产高级铅笔的建议，一心到外地买便宜的铅芯，甚至断了的铅芯仍要拿来装笔。
结果生产的成品不但拉纸、断铅、通芯、开胶，甚至写不出字。
销路越来越窄。
到1953年底，厂里积压的低劣次品价值已经超过全厂资金的总值。
刚公私合营以后，资方不常到厂，公股代表虽然对生产铅笔的技术还不熟悉，但是紧紧地依靠了职工，积极想法改造企业。
他们不仅根据职工的意见，添置了制铅芯的机器设备，还盖起了新厂房。
同时，又把计划、质量、成本指标交给工人讨论执行。
职工们展开了热烈的改进质量的竞赛运动。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次品率由公私合营前的百分之二十八逐渐降低到目前的百分之四点三。
在改进质量的基础上，今年还试制了变色铅笔、玻璃铅笔等新产品，并且研究增加新的规格、花样。
铅笔出厂的价格也先后降低了三次。
资本家开始过劳动的新生活
蚌埠市公私合营饴糖厂的资本家已经开始过劳动的新生活了。
在饴糖厂的车间里，可以看到有十个资本家同工人在一道压料、进料和洗料。
郑醒民过去是经营颜料批发商业，现在他已经懂得了饴糖车间的机器性能，学会了把原料在桶里搅拌均匀和套浆等生产技术。
八个从事管理工作的资本家，现在也逐渐熟悉生产情况，并且积极研究改进生产。
如现在担任这个厂副厂长的资本家王文中，他已经研究成功把小麦中的杂物去掉再装糖稀，使每灶糖稀的产量比过去增加百分之三十，同时还提高了糖稀的质量。
公私合营饴糖厂是由原来七个资本家联营的饴糖厂，吸收了十一个转业的批发商业资本家参加，在今年08月间实行公私合营的。
这个厂规模小，管理人员多。
合营以后，公股代表同资本家协商，根据资本家的具体情况和要求，适当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其中作副厂长、副课长、销货员等管理工作的有八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有十人。
（据新华社讯）

农业机器站应当选择在什么地方
商恺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有些县、市已经开始有重点地建立农业机器站。
但是，农业机器站应当选择在什么地点？
这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应当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择农业机器站的站址呢？
从过去少数地区建立农业机器站的情况来看，好像有这样一种惯例：
就是把农业机器站选择在有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或先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子里。
山西省榆次县的农业机器站，就设置在全县最先进的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在地——张庆乡。
临猗县的农业机器站设置在全县最先进的泉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在地——泉杜乡。
不久以前，解虞县在进行农业机械化的全面规划的时候，也因袭这种惯例，准备把现有的一个农业机器站搬到金井庙，把即将建立的一个农业机器站安设在王村乡，因为那里有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但是这些乡村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如果是在过去，农业合作化运动没有全面展开，从便利机耕出发，把农业机器站临时安置在一些先进的大社所在的地方，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在今天许多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处都是阡陌相连的大片土地，给机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如果仍旧沿袭过去的惯例，一定要把农业机器站的站址选择到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在的地方，而不管那里的条件如何，显然，这就是错误的了。
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情况下，应当把农业机器站的站址选择到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交通便利的地方。
因为，第1，农业机器站是国家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据点，它不仅是从物质上帮助农民，而且对改变农民的自私保守的心理和习惯，也有巨大的作用。
党组织必须把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第2，农业机器站本身是一个生产领导机关，是一个指挥部，它要尽量利用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指挥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拖拉机队的耕作。
最近，苏联农业专家特洛索夫同志到解虞县一趟，他看了解虞县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初步规划以后说：
“现在你们县里先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少，农业机器站还可以跟着它们跑；
将来，全县几百个合作社都变成了先进的合作社，那时候，你们的农业机器站就要天天忙着搬家哩！”
解虞县根据专家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计划，重新决定了两个农业机器站的地址：
一个设在城关镇，它在县的偏东部；
一个设在虞乡镇，在县的偏西部。
两站各设十二个机耕队。
这样，全县便以城关镇和虞乡镇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半圆形的拖拉机网。

朝着每亩两千斤的目标走
本报记者　林里
广东省中山县横栏乡有一块土地，叫“六十亩”。
这块地往年的最高产量是每亩四百九十斤稻谷。
自从变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后，上造每亩平均产量高达五百三十五斤，晚造预计六百七十五斤。
两造加在一起是一千二百一十斤。
比往年的最高产量几乎高出一倍半。
在广东，一亩土地收个千多斤，早已不是什么新事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为什么同一块土地，一年就能增产一倍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
类似这样的增产一倍的土地还有很多很多，单是横栏乡就有六千亩，中山县全县是二十二万亩，珠江三角洲地方是七十二万五千多亩……生产量能够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的土地很肥，潜力很大。
但是在土地改革以前，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封建地主手里。
农民们在高租重税的压榨下，没有必要的生产工具和资金，单靠种地的收入不能维持生活。
为了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他们就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捉虾捕鱼，而对于土地，便采用了所谓“一年三下地”的方法。
就是说，只是在播种、插秧、收割的时候，才到地里去。
在这三次下地的时候，又采用了简陋的间作方法。
这就是：
在同一块土地上，分别不同时间，种植两种不同的谷物，让它们同时生长。
它的具体过程是：
在早稻插秧的时候，把行距留得很宽；
等到早稻秧苗长到一尺五寸，也就是二十五天以后，再在早稻的行距之间，插上晚稻的秧苗。
在这中间，不中耕，不施肥，等到07月收早稻，等到11月间收晚禾。
为了发挥土地的潜在能力，广东各地在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同时，就号召农民把间作制改为先进的连作制。
这种连作制，就是等早稻成熟收割完毕，把土地翻耕、犁耙，加上肥料以后，再插晚稻秧苗，这就可以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
但是，这项看来并不太难的改革，不是个体经营条件下的农民所能胜任的。
这里的土地改革，结束不过二年，许多农民还没有摆脱贫困的处境。
实行连作制，起码要有耕牛、农具、肥料……这些，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来说，都不是一时能做到的。
另外，这里都是围田，一个围内都有百多亩，乃至千多亩的土地。
要在这大面积的土地上改革耕作技术，就必须一个围里的田一齐改，大片大片地改。
单干农民别说没有资金，就是有了资金也改不成。
因为围内的水利是统一管理的，一个围内不能有两种不同的耕作方法。
显然，要废除落后的间作制，推行先进的连作制，必须有国家的经济支援和依靠农业合作社。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共广东省委会和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在这一带提前实现合作化。
并且把大量的农业贷款、农药机械、化学肥料等，首先满足这里的需要。
横栏乡在得到了国家的经济支援，又组织起农业合作社以后，就把全乡用间作制耕作的一万九千多亩土地中的六千多亩，首先改为连作田。
三联农业合作社的一千二百五十多亩稻田，也大部分改革成了连作田，从而保证了增产。
这一带有一句农谚，叫做“千瓮万瓮，唔比泥瓮”。
意思是说，泥塘和沟渠里的淤泥，比什么肥料都有效。
三联农业合作社在改革耕作技术的同时，也动员了大批社员去挖泥。
有个时期，这个社曾动员了四十五只小艇，两只大艇和二百多个人工去挖泥，总共挖了四十五万斤，给四百亩连作地加填了淤泥。
从前，这一带的土地都不进行冬耕，只用类似锄头的“？”
滑一滑。
自从有了农业合作社以后，农民们有了耕牛，进行了冬耕。
同时，在政府领导下推行了小科密植，选用了优良稻种——南特十六号。
因为有了这一连串的改革，他们的生产量就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之外。
据社长谈，在建社初期，进行土地评产的时候，社员们都想把自己的产量评高点，好在将来分粮的时候多分一点。
评来评去，全社土地评了四十一万斤；
但是今年实际可产七十八万斤，高出原评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过去，农民们采用落后的间作制，除了人为的压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间作恰恰可以避开“三化螟”的为害。
因此，能不能战胜螟害，不仅关系到能不能增产，而且是技术改革能否成功，农业合作社能不能巩固的关键之一。
今年，横栏乡遇上了大虫灾。
据农民谈，今年的虫灾之大，是近几十年间所没有的。
这个乡的“八一”农业合作社，有十五亩秧田，因为螟虫太多，社员们用牺牲全部秧苗的决心，用水冲了一下。
单是这一冲，就冲出了七十多斤小虫。
开始，人们组织起来，到田里去打，但是刚刚打完第1代，第2代就紧跟着出世了。
而且一代比一代多。
人们用杀虫粉，用六六六，可是这些杀虫药剂，只能杀死表面的螟虫，扑不灭藏在稻棵茎内的螟虫。
人们按照土法子，把大蒜，烟骨水合上煤油、烧碱去杀虫，但是也没有效力。
横栏乡有一个农业合作社，前后想了七十多种灭虫方法，但是螟虫还是那么猖狂。
在螟虫的严重威胁前面，县、区的工作人员，白天跟群众一起去捉虫，夜晚跟群众一起去“点灯”——诱蛾入水。
有一位县工作人员，为了寻找杀螟虫的方法，研究了螟虫的出生、为害、成蛹、变蛾和下卵，研究了螟虫的生活规律和繁殖规律，知道了一条螟虫可以吃死五根稻禾，知道了螟虫的产卵是在每天夜晚九时到十二时……但是没有等到想出杀螟虫的办法，他得了脑炎，病倒了……这时候，其他工作人员们也因为劳累过度，脸色变青了，眼窝塌陷了。
在农民中间，一些人失望了，他们垂头丧气地说着：
“老天爷不叫吃饭，说什么也不中。”
那些敌对阶级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就乘机造谣生事，他们把螟虫的灾害归结到改革耕作制上面，说螟虫的祸害是农业合作社招引来的……
就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横栏区区长方光容，忽然想起他曾在某地听人说过用“六六六”、肥田粉，合上干泥粉可以杀螟虫的事。
于是，他找到“八一”农业合作社的社长黄昌荣，找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和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共同商量，他们按照他的模糊记忆，配制了一种新的杀虫粉，并且立刻在稻田里试用。
几天过后，虫子死掉了，连钻到稻茎内部的虫子也被杀死了。
枯黄了的叶子发青了，垂头丧气的农民又开始微笑了。
经过这场除虫斗争，横栏乡的早稻虽然没有完成预定的增产计划，但是他们找到了除虫的方法，消灭了害虫，保证了晚稻的丰收。
这次胜利给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改革准备了有利条件。
所以，在党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文件公布以后，横栏乡立刻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农业合作社由原来的六个迅速发展到了十四个，入社农户由原来的五百九十一户增加到九百四十六户。
加上原有的三个互助组，全乡就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
同时，全乡决定在今后两三年内，把所有的间作田，改成连作田。
除虫斗争的胜利，也坚定了人们增产的信心。
据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凌志坤谈，在土地改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苏联农学家来过横栏乡，当时，农学家看了这一带的土地，非常兴奋，也非常惋惜。
因为这里是珠江三角洲的冲积地区，土地非常肥沃，每亩田至少应该产粮二千斤，但是那时每亩只产三百斤左右。
在农业合作社刚成立的时候，县区工作人员提出了争取“千斤亩”和“千斤社”。
然而就是这个“千斤亩”和“千斤社”，也遭到了不少人的抵抗和反对。
他们说：
共产党真会放大炮。
又说：
要把稻谷稻草加在一起，也许能够收获
一千斤。
为了证明“千斤亩”的不能现实，还引证了若干古训和农谚，说每亩能够收获五百斤，就是农民的最高理想。
可是今年一年的事实，完全摧毁了这些保守思想。
现在，农民们已经不再争论“千斤亩”和“千斤社”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满怀信心地朝着每亩二千斤的目标走了。

杭州棉布店里营业员的新态度
杭州市棉布业的职工，过去或多或少的都有“重视大顾客、轻视小顾客”的思想。
看到“大顾客”，服务得比较周到；
如果东西买得少，态度就比较冷淡。
开设在卖鱼桥一带的几家棉布店，经常有农民来买东西，农民挑选得仔细一些，营业员就不耐烦起来，有时甚至连招呼也不打。
可是，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12月12日上午，一个农村姑娘和一个农村青年，走进了公私合营鼎泰棉布零售店。
他们都要为自己买一件上衣的料子。
五十五岁的营业员徐耀灿，就热情地帮助他们挑选起来。
他首先拿出一块叫做彩柔格的花布，农村姑娘不中意，他又拿出了康乐格、女线呢（都是花布的名称）、工农蓝布、华达呢等好几种品种。
这两个顾客一共看了十多种布，还是决定不下买哪一种好。
假使在实行公私合营以前，有的营业员可能早就不耐烦了。
但是，徐耀灿经过在公私合营前后的学习，懂得自己要进一步改善服务态度，所以仍旧非常耐心。
他指着一块彩柔格说：
“这块料子酱色的底子，蓝色的格子，是在农村里销路最好的。”
那个农村姑娘怕布身不大牢固，颜色容易褪掉，他都仔细地作了解释。
两个顾客了解了这种棉布的性能，也觉得非常中意，就叫徐耀灿剪了七尺，另外，又买了六尺五寸华达呢。
×　×　×
12月02日，有一个顾客来到湖墅公私合营正大昌棉布零售店买了一丈蓝色斜纹布。
布已经拣好、量好，并且剪上了一刀，正准备摊开剪断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布边上有一个半粒米大的粗纱头。
这样的情况，过去也遇到过。
那时营业员发现了纱头，用剪刀剪掉就算了，甚至还不让顾客发现。
但是，在实行公私合营以后，营业员沈宝根不是这样处理了。
“这是一个粗纱头，是生产时不当心的缘故。”
沈宝根耐心地向顾客解释。
“新衣服上有这么一个毛病，自然不大好看。
但是，这个纱头在布的旁边，做衣服的时候是可以裁去的。”
顾客起初不大愿意。
沈宝根又告诉他：
“你不妨先到旁边成衣铺去量量看，如果裁不掉，我们保证给你换。
如果恰好剪掉了，那就不必换了。
因为这块布已经剪了一刀，你不要，以后要打折扣出售，那就会给国家造成损失。”
顾客听沈宝根的话说得很对。
他也知道：
棉布零售商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如果这点小毛病不影响衣服的美观，又何必要国家受到损失呢？
他立即拿了布到成衣铺去。
过了一会，就兴奋地拿回来了。
“这个小纱头不会裁到衣服上，我不要掉换了。”
接着，他又买了一丈六尺布，很满意地出了店门。
沈宝根也觉得很高兴，因为他改善了服务态度，既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又不使国家受到损失。
×　×　×
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公私合营五联棉布公司第一门市部显得格外忙碌。
一个顾客上来问了一句：
“做一条被夹里要多少布？”
“你的被胎有多少宽？
一般的要二幅。”
营业员潘鹤龄指着一块有三尺三寸宽的被单布说。
“是八斤重的棉被。
没有量过有多少宽，二幅够吗？”
这句话一下难住了老潘。
他想：
“八斤重的被胎有多少宽，自己心里也没有数。
要说保证够用，万一不够怎么办呢？”
顾客看到营业员也不清楚要买多少布，只好失望地走了。
潘鹤龄过去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不大在意；
但是在今天，他感到特别难过。
他清楚地记得在听报告的时候领导上说过：
“棉布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性质改变了。
职工们应该向国营公司的营业员学习，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如今，消费者不能满意地买到需要的东西，这怎么行呢？
以后，潘鹤龄想了一个改进的办法。
他到百货公司去把各种被胎的长度、宽度都记下来，贴在柜台里边。
这样一来，消费者来买被单布，一查就能知道要几丈、几尺，再不会空着手回去了。
公私合营五联棉布公司第一门市部，前几天又派了几个营业员到国营百货公司去学习先进经验。
回店以后，就讨论提出了六条改进工作的建议，准备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

杭州通用机器厂的新产品试制工作
本报记者　范荣康
国营杭州通用机器厂五年来试制成功了一百多种新产品，产品行销全国各地。
他们为第1汽车制造厂制成了许多非标准设备，把大量高压空气压缩机、电动的和油压的千斤顶等起重运输机械、牛奶分离器等食品工业机械及其他许多机械设备供应了各个部门。
今年，杭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的成套冷冻机械也已经大量出厂，这种冷冻机械可以制冰，可以冷藏，可以降温，在食品工业、化学工业、运输业和民用建筑中都有广阔的用途。
现在，杭州通用机器厂正在试制制氧机，这种制氧机试制成功后，可以为我国钢铁工业广泛采用氧气炼钢的苏联先进经验，提高钢的产量提供物质上的保证。
由于不断地扩大新种类产品的生产，不仅日益提高了杭州通用机器厂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并且因此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开拓了企业的前途，使这个五年前刚由几个破烂的小厂合并起来的、只能经营修配业务和制造简单的铁木混合机器的工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很多机械设备，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能够独立制造的机械工厂。
为了提高制造水平，充分发挥生产能力，我国机械工业正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杭州通用机器厂的专业方向大体上也已经确定下来。
根据专业化的方向来分析杭州通用机器厂现有的产品，那末，方向产品在品种总数中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这就是说目前杭州通用机器厂的产品大部分在将来要交出去。
另外要大量增加新的专业方向的产品，逐渐向供应成套精密的方向产品的方向发展。
这是杭州通用机器厂在加快工业发展进度的新形势底下的一个极其繁重的、也是极其光荣的任务。
为了迎接这个任务，杭州通用机器厂从今年下半年以来，在第1机械工业部第1机器工业管理局和当地党委的督促下，对新产品试制工作作了一些检查，提出了一些改进新产品试制工作的措施，这是很必要的。
杭州通用机器厂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对新产品试制工作的认识，把新产品试制工作看成是提高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措施，而不是只从企业的需要来考虑问题，才能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试制和生产新种类的产品。
杭州通用机器厂是依靠为浙江麻纺织厂制造麻纺织机械而发展起来的，发展起来之后，麻纺织机械就滞销了，企业经常处在任务不足的情况下，每年安排年度计划的时候都有整整一个季度以上的生产任务是空白的，需要靠日后的订货来补充。
这种客观情况决定了杭州通用机器厂必须积极对待新产品试制工作。
但是，由于过去杭州通用机器厂往往只从企业本身的需要来考虑这个问题，当任务不足、急于弥补的时候，往往取消了新产品的试制工作，把新产品试制程序搁置在一旁，不管新产品的技术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急于投入成批生产。
1953年下半年，杭州通用机器厂任务不足，没有认真进行样品试制和小批试制就把油压千斤顶投入成批生产了。
许多技术问题都集中到成批生产中来，使工作陷于被动。
第1批出厂的一千五百台油压千斤顶运到上海使用的时候，不是顶不起来就是顶起来落不下去，再不然就是漏油，不得不全部退货返修。
到这时候才发现油压千斤顶的试制中还有四十多个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几乎每一个零件都有毛病，于是重新着手计算材料应力，化验材料成份，一点一点地把技术资料定下来，生产才走上正轨，但是生产周期已经大大推迟了。
1954年第4季度，杭州通用机器厂又吃不饱了。
这时来了一批试制苏式万能锄草中耕机的任务。
杭州通用机器厂为了迅速填肚子，就一面试制，一面迫不及待地投入成批生产。
当时仓促到这样的程度：
哪个车间没有任务就先出哪一部分图纸。
锻工车间闲了，设计科就赶锄齿柄的图纸，铸工车间闲了，又赶操纵盘的图纸。
设计科的口号是“服从厂的需要，赶快出图”，并且因为赶得快而受到厂里的表扬。
可是，每一种机器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零件的图纸都必须从整体来考虑，来审核。
中耕机的图纸是一张一张出去的，来不及作这样的考虑和审核，以致错误累累，齿条加工了四百多件，发现图纸有错，全部报废。
锄齿柄的图纸因为没有按分装图来审核，到装配的时候发现尺寸、形状和垂直度都有问题，不得不重新加工纠正。
另一方面，只从企业本身的需要来组织新产品试制工作，生产任务不足还不是燃眉之急，劲头就小了。
有些车间里的工作人员把试制新产品譬喻为啃骨头，“费的劲不小，却没有吃上几口肉”。
今年杭州通用机器厂试制牛奶分离器的计划脱期两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锻工车间忙着赶别的任务，凑产值计划，而把牛奶分离器的工模具锻件挤掉了。
由于这种观点的影响，在科室工作中，只要厂长不亲自抓、不日夜督促，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就松懈下去。
据今年04月至10月的统计，各个科室月度生产技术准备计划平均只能完成百分之八十四左右，而其中完成得好的，还是劳动工资科等工作量比例不大的科室。
许多生产技术准备的重要环节都是再三推迟。
杭州通用机器厂认为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对企业的局部观点批判不够，不能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试制和生产新种类的产品。
首先是新产品试制计划脱期的情况相当严重，今年杭州通用机器厂计划完成二十五种新产品的试制工作，截至11月中旬完成二十一种，其中很多都是脱期完成的。
由于新产品不能及时投入成批生产，或勉强投入成批生产，但还是出不了商品，终于影响了产值计划的完成。
今年02月计划完成两台氨压缩机的试制任务，实际上到04月才完成一台，使02月份的生产总值亏空五万元。
今年06月计划出产二十六台举重二十五吨的电动千斤顶，但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出试制结论，不能投入生产，减少生产总值五万多元，使第3机工车间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生产能力闲下来。
其次，技术问题的解决把握不大，废品率比较高。
有些零件和原件的试制，事先缺乏充分的技术研究，边走边瞧，错了重来，实际上变成单纯的试验。
去年为氨压缩机试制球墨铸铁曲轴，先后报废十八根铸件，最后还是失败。
今年试制鼓风机上铝铸件的转子，没有从技术上认真研究，铸一炉坏一炉，坏一炉再来一炉，结果是10月份铸工车间的废品率达到百分之十八。
再次，由于试制计划经常落空，不能按期投入生产和废品率高，新产品试制中有一些浪费。
去冬今春，杭州通用机器厂试制中耕机迟迟不能成功，车间里零件堆积如山，却出不了商品，一方面影响资金周转，靠银行贷款发放工资，一方面耽误订货，罚款三万多元。
为了克服局部观点，杭州通用机器厂认为必须克服自满情绪，他们觉得过去一方面对新产品试制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不知道任何一种产品，不管构造多么简单，只要是新产品，就一定有对他们说来是新的技术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接受五吨油压千斤顶试制任务的时候，有的车间工作人员说：
“油压千斤顶还没热水瓶大，有什么难的？”
领导上也没有加以批判，结果栽了跟斗。
接受中耕机试制任务的时候，他们说：
“中耕机早就造过，这回是驾轻就熟”、“农业机械，粗活”，结果也栽了跟斗。
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在接受这些教训的时候，从加工、装配等技术问题上来接受的多，从厂的领导思想，从对新产品试制工作的认识等根本问题上来接受的少。
因而事过境迁，某些新产品的技术问题解决了，领导上所看到的往往只剩下一个“新产品试制成功”，“过去不会造的现在会造了”。
根据这些认识，杭州通用机器厂正在改进自己的工作，党内一再检查了骄傲自满情绪，行政上加强了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建立了一套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的制度，以迎接更大的新产品试制工作。

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
何成
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做活，是社员们大伙儿一起干。
那么多人一块儿干，会不会弄成“一窝蜂”呢？
有些刚办起来的合作社，没有很好的劳动组织，没有严格的劳动纪律，大家都向社长要活干；
社长因为缺乏经验，也很难把社里的活安排好。
这就发生了“一窝蜂”的现象。
这该怎么办呢？
走在前头的许多老社，已经得到很多好经验了；
有些去苏联参观过的同志，还按照本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了苏联集体农庄的先进经验，把社里的集体劳动领导得井井有条。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里，已经把各地的经验作了总结；
第7章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照着这第7章办事，准能把社里的集体劳动组织好，准能叫“一窝蜂”的情形不再发生。
编生产队，分生产组
示范章程草案里有些什么组织劳动的好办法呢？
它规定了：
应该把社员编成几个生产队，把生产队作为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
什么叫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呢？
这就是说：
社里的各种生产劳动，主要的都是按这样的组织形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
各个生产队都能独立活动；
一个时期的和每天的各种农活，都要在生产队里安排。
一个生产队该有多大呢？
这一点，示范章程草案上没有规定。
各个地方各个合作社的土地、劳力的多少、种植的作物、使用的农具、经营的副业、居住的集中或分散等等条件都不一样，究竟要多少人在一起独立进行生产活动方便，也就都不一样，没法统一规定。
一般地说：
在平原可以比较大一些，在山地可以比较小一些。
生产队里的人还是不很少，有些活全队一起干还是不方便，怎么办？
示范章程草案上规定：
可以按照需要分成临时的生产组。
如果合作社很小，分成两个生产队就都不便于进行独立活动了，该怎么办呢？
示范章程草案上也已经规定了，这样的小社可以只分生产组，不设生产队。
生产队和生产组有什么不一样？
生产队能独立地安排生产活动，一般地说应该是常年固定的（刚建立的时候，如果大家觉得分成队来生产还不是十分有把握，队的大小和谁在哪个队也不一定完全合适，生产队也可以是一个季节或者一个耕作段落的组织）；
生产组不能独立地安排生产活动，一般地说是临时组成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有几种。
做地里活的，叫田间生产队；
专管饲养牲畜的，叫畜牧生产队；
专管副业的，叫副业生产队。
田间生产队常年固定以后，各个队负责经营的土地，使用的耕畜、农具，也应该渐渐做到常年固定。
田间生产队是每个比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该有的。
畜牧生产队和副业生产队可以按照实际的需要来设立。
如果需要有人专管这些方面的事情，可是不必要设立生产队，那就可以设立畜牧生产组和副业生产组。
合理分工，责任分明
分成了生产队和生产组，就可以实行生产中的责任制了。
如果几十个几百个劳动力，都向社主任领活干，社主任当然管不过来，就难免发生“一窝蜂”的现象；
分成了比较小的单位，队长组长领导着大伙儿在自己队里组里分工，就好办得多了。
社里的事情很多，如果分不清哪些事情归谁做，就难免漏掉该做的事或者做得不精细；
分成了队和组，哪些事归谁管，一清二白；
哪块地是哪个队管的，如果庄稼长不好，大家就会对哪个队提意见，社长和管理委员会要查清责任也容易。
社里的耕畜、农具很多，如果大家随便拉着用，就难免伤害、丢失；
分成了队，就可以把耕畜、农具分给各队专用，谁用坏了、丢失了谁负责。
这样，不但不容易乱了，还便于鼓励大家互相比赛，看哪个队哪个组的工作做得最好。
分成了队和组以后，队里组里的人还是不少，全社的大乱不会有了，队里组里不会有小乱吗？
示范章程草案里有这样的规定：
生产队设队长，生产组设组长。
生产队长和组长应该注意正确地给本队本组每个人分活干。
如果可能的话，队长和组长还应该给每个人指定一定的地段或者是工作，让他负责专管。
每天做完了活，队长和组长还应该检查本队本组每个人的工作成绩，并且根据社里规定的办法把每个人应得的劳动日登记下来。
怎样叫正确地分配工作呢？
就是：
既适合生产的需要，又适合各人的专长，又照顾各人的具体情况（比如，女社员怀孩子的时候和来月经的时候应该分给轻活干；
对老弱病残的社员也要尽可能分给适当的活干）。
有些劳力弱的人不愿意入社，怕入社以后分给的活干不了；
还有些人怕入社后分派工作不公平，或者恐怕自己的专长发挥不出来。
没过过集体生活的人有这些顾虑是难免的；
可是，看了示范章程草案上的规定，就可以知道，这些顾虑是多余的。
按照示范章程草案的规定，各个队安排一个时期的和每天的生产的时候，必须根据全社的生产计划。
哪些事情归哪个队做，哪些土地归哪个队种，哪些土地上种什么庄稼，等等，都是在全社的范围里规划的。
合作社给各个队分配工作的时候，要适当地安排，使各个队都能经常有工作。
田间生产队有了常年固定的组织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合作社对于生产队的人员、耕畜、农具还可以调整或者临时调动。
合作社的主任、副主任等负责工作人员，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检查各个队和组的工作。
社里的领导人员的选举、财务管理、收益分配和别的许多工作，也都必须在全社的范围统一进行。
给社员个人分活干，甚至还要给每个人指定一定的地段或者是一定的工作，这岂不又成了单干吗？
怎样能显示出来合作社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呢？
要知道，社里把工作分给个人干，和单干大不相同。
单干，就是不管什么活都得一家一户自己干。
要自己耕、自己种、自己锄，治虫、抗旱还得自己，收割打场又是自己。
棉花自己种，麦子、稻子、豆子也是自己种。
经营副业，要自己弄原料、自己做，还得自己出去卖。
不管自己专长不专长，都得干；
不管忙过来忙不过来，该干的时候就只有自己干。
给个人分地段，并不是个人想种哪一段就种哪一段，也不是个人想在这地段上种什么就种什么，也不是这地段上的活从耕到收都是一个人干；
只是说，分给个人做这个地段上的适合个人做的工作，个人要对这个地段的工作负责。
大家定纪律，大家来遵守
入了社，是不是想干多少活就干多少呢？
那可不行。
要是谁不想干就不干，合作社怎么能增加生产？
示范章程草案规定：
社员除了特殊情形（比如老弱残疾等等）得到社员大会许可的以外，都必须做够一定的劳动日。
那会不会把人限得太死，要经营一点家庭副业、要走亲戚、要做些家务事都不行？
也不是的。
社里给社员分活干的时候，一定会照顾到这些。
示范章程草案还规定了社员应该遵守的劳动纪律：
不无故旷工；
劳动的时候听指挥；
保证劳动的质量；
爱护公共财产。
有人不守劳动纪律，就要对他进行教育和批评；
如果情节严重，还要给他以处分——扣他的劳动日，要他赔偿损失，撤销他的职务，甚至可以把他开除出社。
有纪律，岂不是不自由了吗？
要知道，这些纪律要在制定社的章程的时候经过社员同意，并不是少数人定出来统治多数人的，而是为了保障全体社员的利益。
有纪律，才有真正的自由。
单干的时候，遇到灾害就只有挨饿，害了病就只好借债受剥削，哪有真正的自由？
入了社，如果大家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会你妨碍我的自由，我妨碍你的自由，结果弄得谁也不自由。
耕畜农具使坏了，大家就都没有了使用耕畜农具的自由。
大家都不积极出工，做活做得毛毛草草，减产了，大家就都没有了过好日子的自由。
只有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劳动才是最幸福最自由的劳动。
在示范章程草案里，已经为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设计好了这种集体劳动的轨道的图样。
还没有入社的农民，放心地组织合作社，参加合作社，来共同建设这样的轨道吧！
已经入社的农民，按照这个图样来铺设集体劳动的轨道，在这轨道上开足火力前进吧！

中德田径队在广州举行表演赛
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田径队25日下午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田径队和广州市田径代表队在广州越秀山人民体育场举行了表演赛。
这一天，四万多观众观看了中德两国运动员的十七项表演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田径队参加了十三个比赛项目，其中有十一项得到第1名。
在女子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健将克·斯图勃尼克在一百公尺和跳远比赛中都得了第1名，她的成绩分别是十二秒五和五公尺二十一公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功勋运动员、1954年世界学生夏季运动会八十公尺低栏冠军获得者吉·克勒在二百公尺和八十公尺低栏比赛中，分别以二十五秒五和十一秒三的成绩得到第1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健将维·台夫斯掷铁饼的成绩是四十三公尺六十三点五公分；
推铅球的成绩是十四公尺四十三公分，这两项她都得了第1名。
在男子方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健将迪·汉斯在二百公尺竞赛中，以二十三秒二的成绩得了第1名。
四百公尺第1名获得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健将赫·拉因纳格尔，成绩是五十一秒六。
他又以四分九秒八的成绩得到男子一千五百公尺比赛的第1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健将、1954年世界学生夏季运动会十项运动冠军获得者瓦·迈尔推铅球的成绩是十二公尺六十五公分，掷铁饼的成绩是三十九公尺五十四点五公分，这两项他都得了第1名。
“八一”田径队的杨直达以十一秒一的成绩得到一百公尺的第1名。
广州市田径代表队的区嘉锡以一公尺七十五公分的成绩得到跳高的第1名。
在没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员参加的各项比赛项目中，得到第1名的是：
“八一”田径队温丽萍的女子八百公尺，成绩二分三十六秒；
“八一”接力队的男子四百公尺接力，成绩四十五秒；
广州市田径代表队孙钧的男子一百一十公尺高栏，成绩十六秒四，马先觉的撑竿跳高，成绩三公尺三十六公分。
（新华社）

云南召开扫盲积极分子大会
云南省教育厅和青年团云南省委员会于12月15日到21日召开了全省扫盲积极分子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包括汉、回、苗、傣、景颇、纳西等民族的五百三十八名扫盲积极分子。
其中有领导办好民校的团干部，有积极克服困难办好民校的教员，有刻苦勤学取得显著成绩的男女青年，以及在扫盲中表现比较优秀的复员军人和高小、初中毕业生。
到会青年一致通过为在七年内扫除云南省广大农村的文盲而提出的各项倡议。
（本报驻昆明记者）

列宁论哲学工作者的战斗纲领
——读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
徐琳
一
列宁的著名哲学论文“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是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写的。
列宁在论文一开头就说，“我想来谈谈的，是能把这杂志编辑部在第一二两期合刊发刊词中所宣布的那个工作底内容与纲领规定得更为精确的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就是：
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僧侣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揭露它们的反动实质；
宣传战斗的无神主义；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现实生活的实例来研究和阐明辩证法，回答现代自然科学方面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为了执行上述任务，战斗唯物主义者必须同非党的唯物主义者和先进的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列宁在论文中所提出的战斗性的“工作底内容与纲领”，不仅仅是一个杂志底活动纲领，而且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尤其是哲学战线上的活动纲领。
它提出了反对腐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战斗号召，指明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的道路。
二
列宁在论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想成为战斗性的刊物，首先必须坚决揭露所有一切现代“僧侣手下拥有学位的仆役”，“反对那种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知识人士’所持的种种哲学偏见”。
这就是说，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反对一切哲学的反动和偏见，不管它们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是打什么样的旗帜和挂什么样的招牌。
唯心主义是歪曲现实的世界观，历来是反动阶级用以奴役人民群众的思想工具。
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拚命抓住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最反动的学说，抓住各种蒙昧主义，复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拚命散布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来挽救它们的死亡，来对抗马克思主义。
现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仆役们用种种腐朽反动的哲学，例如实用主义、人格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语义派哲学、存在主义等等，来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向唯物主义进攻。
美国的实用主义就是以否认客观实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来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作辩护，把凡是能够替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都叫做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在和一切唯心主义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要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就必须揭露和打击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生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坚持了同唯心主义的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也始终不懈地进行了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
在俄国革命艰苦的年代——斯托雷平时期，列宁写了有名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给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杰出范例。
列宁的论文“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是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继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唯心主义的纲领性的文献。
“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是1922年写成的，当时新经济政策已经施行了一年，列宁宣布：
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退却目的已经达到，现在需要重新配置力量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加强了反抗，在思想领域中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利用各种形形色色的反动理论污蔑马克思主义，诽谤苏维埃政权。
因此，必须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各种流派进行反击，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
另外，当时宗教迷信在劳动人民中还有很大的势力。
因此，必须用战斗唯物主义教育人民，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列宁底这篇论文在完成上述任务的斗争中，起了极其卓越的作用。
苏联思想界当时所面临的这个任务，也是我国思想界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面临的迫切任务，因此，列宁的论文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封建买办阶级的学者们，曾经贩卖过帝国主义的末流的反动哲学。
如胡适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实用主义，张君劢、梁漱溟等人贩卖柏格森主义，其他的人贩卖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马赫主义等等。
他们用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来攻击马克思主义政党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他们用这种反动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来曲解、诬蔑中国的历史，辱骂中国革命。
他们之中最反动的分子如胡适竭力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这些反动的世界观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今天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它们的遗毒还需要继续清除。
目前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具有着新的意义，它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谁战胜谁”的斗争在思想战线的反映。
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是党和国家政策的基础，是提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有力武器，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
所以，资产阶级为了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的建设，必然要破坏马克思政党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
因此，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斗争，是关乎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所发出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战斗号召，对我们今天革命实践，有着多么巨大的现实意义。
三
和反对唯心主义的任务相联系，列宁在论文中提出了反对宗教世界观，宣传战斗无神主义的任务。
列宁写道：
“其次，这样的杂志应该是个战斗无神主义的机关刊物。……所以……就万分需要这个立意成为战斗唯物主义机关刊物的杂志来努力进行无神主义的宣传，进行无神主义的斗争。”
由辩证唯物主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战斗无神主义。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这一问题的路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同唯心主义的宗教世界观作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
唯心主义的宗教世界观是歪曲现实的世界观，它以幻想形式转移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它往往以天堂的幸福哄骗劳动人民群众，引诱劳动人民群众安于现状，放弃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
唯心主义宗教世界观禁锢了劳动人民的意志，束缚了他们的精神和智慧，使他们看不见现实的光明的前途，而甘于忍受贫困和痛苦。
宗教在劳动人民面前掩饰了剥削者的一切罪行。
正如列宁所说的：
“宗教对一生工作和一生贫困的人，用现世生活中的顺从和忍耐来教训他，同时用期待天国的报偿来安慰他。
而对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宗教就用现世生活中的行善来教训他，同时非常便宜地宽宥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廉价地卖给他们以享受天国幸福的门券。”
辩证唯物主义发现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破了“上帝造物”的宗教谎言。
辩证唯物主义使劳动人民认识到幸福的创造者不是上帝，而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自己。
辩证唯物主义使劳动人民认识到贫困、痛苦的根源不是“天命”，而是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摆脱贫困痛苦的道路要靠自己的斗争，不能消极等待“来世天堂”。
由此可见，必须大力宣传战斗无神主义，逐步克服人们的宗教迷信，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的精神，使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从事社会主义的劳动。
但是宣传战斗无神主义并不排斥人民的信仰自由，因为宗教迷信观念还会长期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意识，对宗教的任何强迫和粗暴的行为都会破坏人民群众的团结，都会削弱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
因此，必须善于同宗教意识形态作斗争。
应该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宗教的社会作用。
列宁指出：
“宗教是各种精神压迫中的一种，这种精神压迫在被永远为别人工作、穷困和孤独所压溃的人民大众当中是到处存在着的。
被剥削阶级在跟剥削者斗争时的软弱无力，必然会产生对优美的来世生活的信仰，正如野蛮人在跟大自然斗争时的软弱无力会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
列宁在“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特别强调指出，现在资本主义各国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一种恐惧心理。
因此，宣传无神主义的任务应当服从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阶级斗争的任务。
宣传无神主义必须利用社会主义建设中活生生的实例，也应该利用过去的战斗无神主义的文献。
列宁写道：
“应该把各种各样的无神主义宣传材料供给这些民众，把实际生活方面各种各样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影响他们，借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把他们从宗教迷梦中唤醒过来，从各方面用各种方法使他们振奋起来等等。”
列宁认为，应该遵照恩格斯的指示，把十八世纪末叶的战斗无神主义文献翻译出来，广为传布。
虽然这些文献中可以找出许多幼稚和不科学的东西，但那是可以加以删节和附以跋文的。
列宁认为这些“笔调遒劲生动，天才独到，诙谐而公开攻击流行僧侣主义的作品”，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
当然，我们还应当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科学知识的水平，例如宣传地球和生命的起源、劳动创造世界等知识，以纠正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不正确的宗教观念，帮助他们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
四
列宁在论文中提出了结合革命的实践和自然科学最新成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创造性的学说，它随着无产阶级斗争和全部社会生活以及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无产阶级斗争进程中以及社会生活和科学发展中所发生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这同时也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列宁在论文中也正是这样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
列宁指出，必须根据唯物主义观点联系政治、经济关系以及现代革命中的种种实例，从各方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同时列宁又指出，要帮助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作出回答。
列宁说：
“唯物主义不把这样一个任务担负起来，并有系统地加以执行，那它便不能成为战斗性的唯物主义。”
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表明：
科学的发展是和唯物主义哲学紧密相联系的。
在科学领域中进行着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
唯心主义是同科学相敌对的，它阻碍科学的发展。
唯物主义是同科学相一致的，它促进科学的发展。
唯物主义同科学相一致乃是由于科学本性所决定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指出，科学本身自发地产生唯物主义。
但是，列宁同时指出，这种自发的唯物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能力抵抗唯心主义对科学的侵蚀。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科学家受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上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矛盾：
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科学的研究领域中是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而当对自然科学成就作出理论概括时，却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或宗教的世界观。
所以，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
“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若拿不出强有力的哲学上的论证，就抵挡不住资产阶级观念底攻击，也阻止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底复辟。
为要支持住这个斗争，为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获得完全胜利，那末自然科学家就必须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底自觉信徒，即必须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科学在研究现实的过程中，为了要从现象达到本质，从个别达到一般，就必须进行理论的思维活动，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定的思维方法，必须依据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
哲学就是给科学提供了思维方法和世界观。
正因为如此，在科学领域中进行着两种宇宙观——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
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形而上学已成了科学发展的障碍，辩证法成了“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
正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科学家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所以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中的最新成就，被反动思想家利用了去宣传唯心主义。
列宁在论文中指出：
“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遭遇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有大大小小的反动哲学学派和哲学流派发生。”
因此，列宁强调说：
“自然科学进步得十分迅速，在各方面受到极深刻的革命的改变，所以自然科学没有哲学的结论是绝对不行的。”
他又说：
“注视着自然科学方面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来参加哲学杂志上所进行的这种工作，便是一个紧急的任务，战斗的唯物主义若不解决这个任务，那它就会根本不成其为战斗性的东西，就会根本不成其为唯物主义。”
五
上述反对唯心主义和宣传战斗的无神主义以及从各个方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任务，是十分艰难的，这个任务仅仅依靠少数共产党员哲学家是不可能胜利完成的，因此需要团结广大的非党的唯物主义者来共同担负这工作。
列宁指出，“除非在各种各样的活动方面都与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便根本谈不到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担任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工作，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我们俄国总还有——且一定是很久还会有——一些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绝对应该吸收所有一切拥护彻底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努力工作，反对那种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知识人士’所持的种种哲学偏见。”
其次，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世界观的斗争中，不仅要团结非党的唯物主义者，而且要团结先进的自然科学家。
列宁教导说：
“战斗唯物主义者为要执行自己所应执行的工作，除了与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彻底唯物主义者成立联盟之外，同样还必须——甚至更加必须——同现代自然科学中那些趋向于唯物主义，不怕反对现时在所谓‘知识人士’中盛行的唯心主义及怀疑主义哲学倾向而大胆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成立联盟。”
这种联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唯心主义和宗教世界观是科学底敌人，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成长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因此，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唯心主义和宗教世界观底反科学性，必须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并给予哲学上的总结和概括。
“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是列宁的一篇哲学遗嘱，在今天尤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从其中吸取思想的无价宝藏，创造性地实现列宁的伟大照示。

办社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
黎言
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的发展，必须坚决地依靠贫农和下中农。
可是，究竟为什么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为什么不能依靠富裕中农，这对某些党的农村工作人员来说，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疑问。
因此，他们在办合作社的时候，往往在口头上喊的是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实际上作的却是依靠富裕中农。
这种现象，在河北省丰润县去年的合作化运动中是相当普遍的。
当时，你要走到农村，就会听到对富裕中农的称赞，说他们“能说、能写、能算”，说他们“牲畜好、农具好、经营好”，说他们“好依靠”“好领导”。
同时，也可以听到对贫农和下中农的贬责，说他们“生产无力、领导无能、统购无粮、统销无底”，说他们入社是：
“少牛没车地不肥，两肩只抬一张嘴”，说他们“不好依靠”，“不好领导”。
有不少党的农村工作人员，一听说富裕中农入社，就十分欢迎，认为富裕中农多了，社就减少了困难；
一听说贫农和下中农入社，就有点发愁，认为贫农和下中农多了，社就增加了负担。
也有不少党的乡支部，甚至党的区委会，当一些资金困难较多的社请求国家帮助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往往是：
“为什么不多吸收几户富裕中农？”
结果，在去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富裕中农和贫农分别建社的情况相当严重，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大量出现。
在二千一百八十二个新建社中，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就有四百零七个，而且还有五十四个社的成员全部是中农，没有一户贫农。
如果说富裕中农“好依靠”
“好领导”的话，这些社该是问题最少巩固最容易的社了，可是事实却作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凡是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和清一色是中农的社，恰恰是问题最复杂、也最难解决的社，恰恰是巩固不很容易垮台却很容易的社。
所有参加过今年整社工作的干部，对这一点有最深切的体会。
在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四百零七个社中，就垮了一百五十八个，还有一百一十六个是经过彻底整顿改变了领导成分以后才巩固下来的。
在清一色是中农的五十四个社中，垮了的就有四十六个，现在勉强维持下来的八个社，有的要不合并和改组还不能避免垮台。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看事实。
岔河乡的岔河村有一个十户的社，其中九户是富裕中农，一户是贫农。
由于这九户富裕中农都想占别人的便宜，又怕自己吃亏，因而在“互利”问题上经常发生纠纷，区委书记亲自去整顿仍然不能解决，最后只好宣布解散。
散社的那天，九户富裕中农十分高兴，他们说：
“单干有吃又有穿，何必入社找麻烦”。
而那户贫农却向区委书记直掉泪，他说：
“我少牲口，缺农具，只有九亩地，原指望入社翻翻身，谁知道社又垮了，我怎么办呢？”
这九户富裕中农为社垮而高兴和这一户贫农为社垮而伤心的事实，不正是对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垮台容易巩固难的很好说明吗？
有些富裕中农还不仅仅自己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甚至有意要把合作社弄垮，来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能走的。
比如杨匠庄乡赵庄第二社，十六户中有八户老富裕中农，社主任和会计都是他们，他们不是设法把社办好，而是搞垮。
这个社的主任和会计，当然都是“能说、能写、能算”的“三能”者，而就是这个“能算”的会计把作了八个工的记成十个工，把作了十个工的又记成八个工，故意挑起社员的不满，造成社的混乱，而当社处在这种境地的时候，这个能说的主任就说了：
“人家说社会主义道路好，对，咱就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你们看，社会主义道路好是好，就是咱们走不了。”
这个主任和这个会计的所作所为，还不足以说明某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对合作化的抗拒吗？
我们要是依靠他们办社，社怎么能够巩固呢？
当然，有些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合作社也巩固下来了，甚至也增加了生产。
那末，是不是这些社就没有问题了呢？
不，其中有些社的问题还很多，而且很严重。
首先，有些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公开地对国家的粮食统购工作进行抵抗。
比如郑庄子乡郑庄子村共有三个社，第一社和第二社是贫农占领导优势，第三社是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
当村里的粮食统购工作开始以后，第一社和第二社用一个上午就估实了产量，并发动社员连夜赶打，很快就把应该卖给国家的粮食全部卖给了国家。
而第三社却用种种隐瞒和欺骗的办法，企图少卖给国家粮食。
粮食工作组只得一方面采取个别发动这个社的贫农的办法，揭露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亲自下地检查作物株数，六个干部花了二十二天的时间，才把产量算实。
原来第三社隐瞒了的产量相近实产量的四分之一。
可以想像，我们要是依靠富裕中农办社，国家的粮食统购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吗？
其次，不少富裕中农占领导优势的合作社普遍发生了不服从国家作物种植计划的现象。
比如左家坞乡扣家寨村被富裕中农掌权的社就是这样。
这个社共二十一户，富裕中农就占了十二户。
今年春耕的时候，国家分配给这个社的植棉任务是十九亩，同时要求每亩产量达到一百斤。
这个社的确在十九亩地里种了棉花，但他们种的不全是棉花，而是一垅白薯，一垅棉花，只注意经营白薯，不注意经营棉花。
结果，白薯每亩平均产量超过村里产量的近三分之一，而棉花每亩平均产量却比村里产量低了三分之二。
这个社主任还得意地说：
“棉花长不好，那是国家的，白薯长得好，这是自己的。”
可以想像，我们要是依靠富裕中农办社，国家的生产计划的实现会有什么保证吗？
最后，富裕中农在耕作技术上的保守思想是更加牢固的，他们对农业技术革新是不容易接受的。
韩城镇寨子村第一社两个生产队两种播种豆子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今年春播时节，这个社的管理委员会根据支部的决定要各个生产队播种豆子的时候改簇播为条播。
第1生产队的队员多数是贫农，队长也是贫农，他们执行了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全部豆子实行了条播。
而第2生产队的队员多数是中农，队长也是中农，却没有执行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全部豆子照样还是簇播。
而且这个生产队长还在队员中间散布对这种技术革新的不满，他说：
“扯蛋，我种豆子种了几十年，还没听说过什么条播，照样没少产。”
结果怎样呢？
两个队的施肥数量、田间管理完全一样，第2生产队豆子的每亩平均产量比第1生产队的少收了四十九斤。
可以想像，我们要是依靠富裕中农办社，农业的技术革新不是只会放慢不会加快吗？
事实是这样清楚，在合作化运动中，我们要是依靠富裕中农的话，实际上只能依靠他们去发展资本主义，而不可能依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
富裕中农的“牲畜好、农具好、经营好”好不好呢？
的确很好，办合作社也的确需要这种“三好”。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去团结他们，领导他们正确地发挥“三好”作用，要这种“三好”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而不是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服务。
事实也证明，凡是依靠了贫农又团结了中农的合作社，富裕中农的“三好”就会变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
那末，一年来贫农和下中农办社的情况怎样呢？
事实作了完全肯定的结论，凡是贫农和下中农占领导优势的社或者成员全部是贫农和下中农的社，都是问题比较少、有了问题也好解决的社，都是容易巩固的社。
丰润县去年建立的社中，有三百九十一个社的成员大部分是贫农，小部分是下中农，没有一户富裕中农。
一年来只垮了四十二个，而其中的二十三个是由于领导上不给支持甚至宣布解散才垮的。
剩下的三百四十九个社，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没有吓倒他们。
缺少牲口，他们就用人力来代替；
缺少资金，他们就卖掉妇女的首饰，卖掉祭祖的供器；
有的社员口粮不够，他们就在社员中设法调剂；
不会办社，他们就在办的中间学习。
这些社在党的领导下都坚持下来了，而且办好了，几乎是社社增加了生产，户户增加了收入，成为贫农一定能够把社办好，办好必须依靠贫农的活的榜样。
我们只举韩城镇河西村第一社来作一个例子。
这个社原来共四十六户，其中贫农三十六户，下中农六户，富裕中农四户，领导这个社的主任也是贫农。
除过四户富裕中农，其余四十二户几乎是村里的贫穷户。
春节还没过，就有十九户缺少口粮。
这时，社里的确很困难，既要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又要保证缺粮户有粮食吃。
四户富裕中农看到这种情况，害怕自己吃亏，就坚决要求退社了。
这样一来，这个社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棒子社”。
就在富裕中农退社的当天，大家表示：
“人家退社能拉车能牵牛，咱们退社连根牛毛也带不走；
咱们可坚决不能退社，咱们要富在社里富，穷在社里穷，死在社里死！”
困难越来越大了，播种缺种，上粪缺粪，开始只是人没粮吃，以后牲畜也没草吃了。
麦收前一个月缺粮户增加到二十七户，麦收前几天，缺粮户增加到三十七户。
所有这些困难，凭着大家的团结一致，凭着主任的日夜操心，终于克服了。
谁料到，正在秋收的时候，主任得了重病，卧床不起，镇上的支部书记耽心主任病了，这个社会出问题，就到社里去检查和帮助。
出乎他的意外，社里的劳动热情极高，生产秩序极好。
社员们向支部书记表示：
“我们要‘地不丢穗，场不丢粒’，保证完成秋收任务。”
经过秋收分配，全社收入大大增加。
原来有十九户常年缺粮户，现在只剩六户部分缺粮户。
原来这个社的缺粮户要国家供应一万一千多斤粮食，现在除六户部分缺粮户由社内调剂解决而外，还可卖给国家一万一千多斤余粮。
事实证明，贫农和下中农所以贫困，绝不是因为“生产无力”，而是小农经济使他们无法摆脱贫困，一旦组织起来，他们就会在生产上发挥无尽的潜力。
事实也证明，贫农绝不是“领导无能”，只是由于没有锻炼的机会，使他们的才能被埋没着，只要把合作化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肩上，他们就会显示出出色的领导才干来。
事实也证明，贫农绝不是“统购无粮，统销无底”，只要组织起来，贫农就一定会由缺粮户变成余粮户，不但不要国家供应，还可以用自己劳动的果实，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实还证明，贫农虽然“少牛没车地不肥”，但是凭着他们两只勤劳的手和一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的心，绝不会增加社的负担，反而会给社创造更多的财富。
事实更证明，贫农正因为贫困，才真正是“人穷志不穷”，才真正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积极性，正像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的：
“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
因此，他们才是合作社的中坚骨干，他们才是合作社的领导力量。
因此，合作化必须依靠他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的确，经过一年来合作化运动实践的检验，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这一真理已经显得格外光辉。
丰润县的各级干部在这一实践的检验中，受到的阶级路线的教育，是这样深刻和丰富，生动和有力。
这就使他们更容易领会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决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精神，因此今年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就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绝大部分干部在建社和整社中都已懂得了阶级分析的重要，运用了阶级排队的方法，贯彻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
在今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已经消除了中农贫农分别建社的现象，也基本上克服了中农占社的领导优势的现象，在五百七十七个合作社的八千六百五十五名社务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中，贫农占四千八百四十六名，下中农占三千零二十九名，上中农只占七百八十名。
无数经验证明，只有紧紧地依靠了贫农和下中农，才能巩固地团结上中农，只有既依靠了贫农，又团结了中农，才能逐步限制和消灭富农，也才能使全体劳动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临床医学几年来取得显著成就
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最近总结了解放以来我国临床医学进展的情况。
几年来我国临床医学各科都取得显著成就，这些成就对人民保健事业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内科学方面，开始了积累中国人的生理常值（血球数、血型、血清酵素等）。
对于心脏病，改进和普遍地应用心电图检查，开始应用心脏导管检查，因而提高了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协助推动了心脏外科手术，并开始运用抗凝剂、动脉输血等新疗法。
关于消化系疾患，端正了对胃、十二指肠溃疡病因学的认识，并应用先进的苏联治疗经验，使对急性胰腺炎的诊断和治疗得到提高。
各大城市的医院相继成立血库，普遍应用输血疗法。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
鼠疫的流行已经可以控制；
由于海港检疫工作的加强和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六年以来全国没发现一个真性霍乱的病例，无情地击败了中国有周期性霍乱发生的反动学说；
由于普遍种痘的结果，除了边区和山区以外，基本上全国已经没有天花的病例；
血吸虫病、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的防治，也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结核病方面，全国各主要城市和大型厂矿都成立了防治机构，据1954年年底的统计，仅卫生部直属的防治机构就有五十多所，比解放前增加了六倍多。
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大大降低。
以北京市结核病的死亡率为例，如1949年为一百，1954年则降低为三十六。
苏联对肺结核病的分类法和医疗体育，已为全国结核病科医师普遍采用，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从解放到1954年年底，共有三百万个婴幼儿进行了卡介苗接种，对预防这些婴幼儿的患结核病起了重要作用。
外科学方面，由于很多医院建立起血库，大手术的数目和种类都增加了，1951年的输血量增加到1947年的四倍。
气管内麻醉在教学医院和大城市的医院中已经普遍应用。
各种大手术的死亡率，比解放前显著降低。
如甲状腺大部切除术的死亡率，1947年是百分之五点二，1953年则已降低为百分之一点二七；
肺叶切除术的死亡率，1947年是百分之十一点一，1953年则已降为百分之二点五九。
妇产科学和小儿科学方面：
为了找出中国妇产科若干病症的规律，更好地为母亲和婴儿服务，妇产科杂志编辑委员会曾经几次发动全国各大医院提供材料，加以综合分析。
如关于剖腹产术，已经发表了二千三百多例。
苏联的先进经验无痛分娩法各地正在推行，产院中最高的成功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预防婴儿传染病的工作也在大力推行，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全国麻疹病死亡率，1954年已较1950年减少百分之八十多。
全国婴儿死亡率和解放以前比较，已经显著降低。
其他如眼科学方面，由于学习了苏联费拉托夫院士的角膜移植术，已经使五百个盲者重见天日；
学习腮腺管移植术，治疗干眼症，也得到了满意的效果。
耳鼻咽喉科学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并且治疗方法上也有了新的成就，如鼻咽腔纤维血管瘤等的治疗效果已经大大提高。
皮肤性病学、放射学、卫生学、口腔学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特别是卫生学方面，由于四年以来各地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给我国卫生防疫工作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道路。

用事实来打破工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
湜辛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曾经用“小脚女人”来形容那些思想落后于实际，看不到合作化的高潮已经或即将到来的形势的同志，说他们“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
走快了，走快了。”
像这样的“小脚女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在工业生产建设上也有。
不反对工业生产建设上的“小脚女人”，不打破工业生产建设上的保守思想，我们的工业化事业也就不可能迅速地前进。
有保守思想的人总是只看到工作中的消极因素或困难的一面，而看不到工作中的积极因素和有利的一面，特别是看不到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有效地打破保守思想，就要拿出富有说服力的事实，让人们不只是看到工作中的消极因素，更要看到积极因素，特别是要看到：
只要我们善于发扬积极因素，就能够克服一切消极的因素。
北京工人日报12月17日发表的关于哈尔滨亚麻厂编制1956年生产计划草案的消息和通讯，就是用事实来打破保守思想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工人日报在消息和通讯中告诉人们这样一件事情：
当哈尔滨亚麻厂编制1956年生产计划草案的时候，起初大多数中层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认为纺织工业部毛麻丝局规定的控制指标“太冒进”。
例如织布车间主任杨琨认为，明年要使工人从看十二台棉麻交织机增加到十六台，“是不可能的事”。
准备车间主任周荷生也觉得，要让每个工人从看十个锭子扩大到十三个锭子，“是做不到的”。
真是“太冒进”、“不可能”、“做不到”吗？
报纸继续写道，当问题被提到这个厂的党委会以后，党委会决定让工人群众也来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在各车间召开的先进工人和老工人座谈会上，工人们纷纷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织布车间工长顾民枢说：
织布车间工人现在所以看台不多，主要是因为先进经验没有推广；
要是好好推广先进经验，不要说看十六台，看二十台也可以。
准备车间的邢玉清批评车间主任周荷生说：
你怎么只看见完不成任务的那一半呢！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工人看到十三个锭子了。
工人们举出许多事实说明了局里订的指标不是完不成，而是可以超过的。
报纸告诉我们，哈尔滨亚麻厂1956年的生产计划草案经过全体职工讨论以后，各项指标都比纺织工业部毛麻丝局原来规定的控制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
按照现在的指标计算，这个厂明年将多生产亚麻布一百三十六万多尺，为国家多积累二百七十二万多元的资金。
这个厂的职工群众不只是在计划编制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改进生产的合理化建议，并且为了保证明年计划的完成，从编制计划的第1天起，就积极行动起来，学习技术，推广先进经验……。
看过这两篇报道的人，谁都会觉得，像哈尔滨亚麻厂编制计划初期某些人的保守思想是毫无根据的。
看过这两篇报道的人，谁也会感到，这个厂的计划是比较先进的，但又是完全现实的。
它的现实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最可靠的基础之上的。
应当说，工人日报发表的这个报道对于那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和看不到广大工人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的人，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批评。
工人日报在同一天发表的“克服保守思想，编制先进计划”的社论中援引了这个例子，这就使得这篇社论更加有力量。
现在不论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在以空前的速度前进着。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这种新形势下，工业建设也必须加快速度。
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同工业建设中的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作斗争。
在这一方面，工人日报的做法是很值得提倡的。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声明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关于马来亚局势的建议的声明。
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热烈拥护并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今年12月11日至13日赫尔辛基会议关于马来亚局势的建议。
我们认为这项建议不仅完全符合马来亚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符合亚洲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中国人民向来是关心马来亚人民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斗争的。
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屠杀马来亚人民的殖民战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民主方式举行谈判，并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达成协议，以迅速恢复马来亚人民的和平生活，使马来亚真正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
我们相信，马来亚人民这一正义斗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1955年12月26日

全印和平理事会会议闭幕
新华社新德里26日电
12月23日开始举行的全印和平理事会会议已经在25日闭幕。
会议通过了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以及关于裁军的决议、关于亚洲团结和安全的决议和欢迎举行谈判以结束马来亚战争的决议等。
会议在致尼赫鲁的信中保证将苏印联合声明的信息带到全印度各地。
这封信写道：
印度数亿人民拥护和平。
他们将尽力支持你在未来年月中采取的一切步骤，以便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它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地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合法权利、解决朝鲜问题、履行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定、谴责组织军事联盟和集团、裁减军备，并且使1956年成为在争取和平方面获得进一步胜利的一年。
关于裁军的决议对苏印联合声明中关于裁军的主张表示欢迎。
这项决议说，如果大国作坚定的努力，妨碍就裁军问题达成最后协议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决议要求完全禁止使用、制造和试验核子武器，限制、调整和大大裁减一切武装部队和一切常规军备，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以保证有效地履行一致同意的关于裁减军备和武器的协议并且保证原子能只用于和平的目的。
关于亚洲团结和安全的决议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可以通过缔结集体和平公约而得到保证。
决议表示完全支持关于召开类似日内瓦会议的、由有关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来解决缓和亚洲紧张局势问题的建议。
决议又说：
这种会议必须有亚洲国家广泛参加，它将为亚洲的真正和平、自由和安全铺平道路。
这项决议还指责结成军事集团和缔结军事条约的政策。
决议说，这种政策随着巴格达条约的缔结和对西亚国家内政的公开干涉而达到了新的阶段。
决议说：
台湾继续成为外国的基地，它并且被迫不能重新回到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外国的陆军和海军驻扎在台湾和台湾附近水面，这些是东方局势继续紧张的根源。
全印和平理事会会议在另一项决议中欢迎拟议中的关于结束马来亚战争的谈判，并且希望这种谈判将导致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
这项决议还谴责那些企图把马来亚变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战争基地的阴谋。
会议谴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葡萄牙外交部长库纳最近发表的联合公报。
会议指出，葡萄牙继续盘踞在印度领土上的殖民地“非常严重地威胁着印度人民的主权和和平”。
会议还通过决议，欢迎印度同苏联最近缔结的贸易协定，并且对于印度同中国、其他亚非国家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基于互利、平等和互不干涉彼此的内政的原则的贸易日益增长的情况表示高兴。
决议谈到印度应当根据上述原则接受外国投资，这种投资应当被用来发展重工业，同时它的使用应当集中在印度人手中。
决议说：
“所有国家之间以上述方针为基础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不仅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独立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能够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保持世界和平。”
全印和平理事会总书记钱德拉在总结三天的会议时号召全体和平战士发动一个争取裁减军备的强有力的运动。

印度尼西亚新国会席位分配初步情况
新华社雅加达25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火炬报”24日报道，在新的国会中，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将是取得席位最多的党。
这家报纸援引中央选举委员会所发表的初步结果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将在新国会中取得六十五席，马斯友美党五十九席，印度尼西亚回教师联合会五十四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四十九席，印度尼西亚回教联盟党十席，基督教党九席，天主教党五席，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印度尼西亚独立保卫者组织各得三席，印度尼西亚国籍咨询委员会、国家人民党和另一个组织各得一席。

危地马拉在恐怖气氛下举行“选举”
据新华社讯
危地马拉在12月18日举行了国民议会和市机构的“选举”。
来自危地马拉的消息表明了这些“选举”的反民主和非法性质。
在准备选举期间，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反动独裁政权镇压了反对它的政策的各党派和组织，通过了禁止反对党派参加选举并且使支持政府的反动党派可以为所欲为的选举法。
危地马拉人民抵制了这些“选举”。
据路透社报道说，参加“选举”的人只有参加1953年01月大选的人的百分之四十。

在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博尔茨副总理谈中德友好合作条约重要意义
新华社26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洛塔·博尔茨博士25日晚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的缔结，“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良好发展的结果”。
他指出亚洲六亿人口的中国人民和位于欧洲心脏的工业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作，是保卫和平的重要因素。
博尔茨博士在向参加招待会的七十八位中外记者发表的谈话中，首先谈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的重大意义。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同我国有着密切友好关系的国家。
我们两国的友谊在我们的人民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我们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新的一章的开始。
一位德国政府首脑访问中国，在历史上是第1次，访问亚洲国家也是第1次。”
在谈到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的时候，博尔茨博士指出，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国是在1955年09月20日缔结了莫斯科条约之后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这样意义重大的条约的第2个国家。
德意志国家和中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缔结一项条约，在历史上也是第1次。
博尔茨博士详细地阐述了条约的内容，他说，条约序言中说明了条约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中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同时两国表示决心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它们的贡献。
他指出，“缔约国双方对两国领土的不受侵犯和安全的问题所给予的特别注意，将会对某些西德人士的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途径来解决德国问题的想法起着影响。”
博尔茨强调指出，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最前哨的两个国家的亲密合作，将对保卫欧洲、亚洲和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作用。
“我们对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条约给予特别的评价，并且将尽全力来迅速和彻底地实现它。”
有记者问到中德友好合作条约对德国恢复统一的意义，博尔茨博士回答说：
它加强了整个德国的和平力量，有助于巩固欧洲和平，而欧洲和平就是恢复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
他相信中德两国人民的团结，对于外国势力的干涉他国事务是极大的障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杜尔伯在回答关于中德两国贸易的问题时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持贸易关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自从1951年以来，两国已签订了六项贸易协定和三项补充协定。
两国贸易额每年都有增长。
1956年的贸易额将增为1951年的百分之三百七十五。
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供给民主德国人民生活和工业所需要的货物和原料，民主德国供给中国以光学精密仪器、工作母机和工厂成套设备。
帮助中国建设的民主德国专家在几个月后将增加三倍。
两国间在技术科学方面的密切合作，对加速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中德文化交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务委员弗里茨·格罗塞大使满意地指出了中德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扩大，他说：
“25日签订的中德文化合作协定，表明了两国之间文化合作的远景。”
人民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彼得·弗洛林在招待会上回答了记者们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他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对于德国恢复统一和和平有着很大的作用。
他说，1949年以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消灭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而也消灭了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统治。
过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掌握了政权，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协议和波茨坦协议的规定已经获得实现。
他重申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日内瓦会议时关于德国恢复统一的建议，并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任何能促进德国统一的建议表示欢迎。
他又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后将继续努力促进协商、继续推行和平民主政策，对西德民主力量指出道路，并对它们给予支持。
以民主德国作为榜样，西德的民主运动将会高涨，从而有助于扫除恢复德国统一的障碍。
博尔茨博士在谈到目前国际局势时说，目前在国际事务中，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和消灭殖民主义两大问题的重大意义是无可争辩的。
它们不但必须得到解决，而且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埃及通讯社记者问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待中东国家、特别是对待埃及的政策。
博尔茨博士引述中德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来作为回答，声明说：
“双方宣布坚决反对任何表现的殖民主义，它们支持一切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
它们……支持北非人民为民族自决而进行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和它们反对被拖进侵略性军事集团的立场。”
博尔茨博士接着说，“这是德国政府支持亚非人民要求民族自决权的第1次声明”。
博尔茨博士谈到在中国和朝鲜的访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他曾同中国、朝鲜的工人、农民、科学家和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他对人们为建设新生活所进行的劳动表示钦佩。
他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了许多地方，看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但保持了古老的文化，而且获得了新的生命。

寮国战斗部队抗议老挝政府组织片面选举
新华社河内26日电
老挝消息：
老挝王国政府片面组织的选举，已经在12月25日举行。
寮国战斗部队曾经一再表示反对老挝王国政府举行片面选举。
在这次片面选举举行前四天，即12月21日，寮国政治代表团曾经写信给老挝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对老挝王国当局的做法提出抗议。
这封信指出，这种片面选举是和日内瓦协议相违背的，寮国战斗部队和前抗战人员应该被允许参加普选。
这封信还要求老挝王国方面停止它的一切军事活动，停止它对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寮国战斗部队的武装攻击，同寮国战斗部队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以便找到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和它同寮国方面签订的其他协定的办法。

尼赫鲁在哥印拜陀群众大会上谈外交政策
新华社新德里26日电
据德里各报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12月25日在马德拉斯省哥印拜陀城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就西方国家对苏联领袖最近访问印度的反应，阐释印度的中立和不参加集团的外交政策。
尼赫鲁指出，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士对苏联领袖的访问印度感到非常愤怒。
尼赫鲁说，“现在，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似乎认为，如果你同一个人友好，那就意味着你同另一个人为敌并且是另一个人的敌人——好像你只能为了要同一些人为敌才同另一些人友好。”
他说，“友好的地区不应该为敌对的墙壁所限制。
这是我们对国家的和国际的看法，这是印度奉行的被称为中立或不参加联盟的政策的真正基础。”
尼赫鲁还说，印度要同所有国家友好，但是“我们同表示友好的国家的接触，将比同那些拒绝表示友好的国家来得更加密切一些”。

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关于马来亚局势的建议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声明
新华社26日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关于马来亚局势的建议的声明。
全文如下：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热烈欢迎和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今年12月11日至13日赫尔辛基会议关于马来亚局势的建议，并认为这项建议反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普遍愿望。
马来亚的战争严重地损害着马来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亚洲及全世界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正舆论的压力下，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已经相继地停止了，而马来亚地区的殖民战争至今尚未停止，这是很不应当的。
因此，一切希望世界和平的人们都一致欢迎马来亚武装冲突的停止和愿意看到经过谈判而取得马来亚国内的和平。
但是，正当各国人民在这种热烈盼望的时候，而殖民主义者的军队前些日子竟然发动了大规模空中和地面的轰击。
显然，这种做法只能引起更多的流血，对促进谈判和恢复和平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呼吁立即停止马来亚战争，立即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民主方式举行谈判，并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达成协议，这是和平解决马来亚问题的唯一合理途径。
我们相信，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和平组织和爱好和平的人们，一定会热烈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的号召，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促使马来亚谈判的成功和恢复马来亚地区的和平而共同努力。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1955年12月26日

日本棉纺织业的困难处境
沈毓强
日本是世界上棉纺织工业发达的国家之一。
日本纺织品的出口，在它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民用工业的凋敝和对外贸易的衰退，日本棉纺织业陷入了日益加剧的减产和倒闭的危机。
今年的情况更加恶化。
到08月底止，日本库存棉织品已达九千九百五十万平方码，棉纱达到二千三百六十万磅。
存货激增迫使价格暴跌，四十支纱的棉布在06月初曾跌落为战后十年来的最低价格，东京和大阪棉布的价格甚至跌落到成本以下。
从05月起，日本政府强令纺织业每月减产百分之十二，从08月起更增加为每月减产百分之十六，这项命令一直要继续到明年03月。
现在，日本棉纺织业界正在准备削减生产设备百分之十五，即从日本现有的八百万纱锭中，减少一百二十万纱锭的设备。
日本棉纺织工业陷于这样困难的境地，是美国控制日本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使之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必然结果。
战后以来，特别是美国侵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强迫日本工业军事化，以适应美国在亚洲进行侵略的需要，结果使日本的工业片面发展，和平工业受到摧残。
在朝鲜战争期间，与军火生产有关的金属工业已达到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九，而纺织工业的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
日本棉纺织工业恢复得缓慢，和美国强迫它执行所谓“禁运”政策是分不开的。
日本棉纺织品主要依靠输出，而原棉需要从国外输入。
美国实行“禁运”政策后，控制了日本整个对外贸易。
美国垄断了日本纺织工业的原料输入，每年都要强迫日本输入上百万包价格昂贵的剩余美棉。
美国政府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就公开说过：
“日本是我们最好的主顾之一，对棉花、大豆、大麦和大米等农产品来说，更是如此。”
不久前，美日两国临时签订的第2次美日剩余农产品协定中，规定日本接受十万包美国剩余棉花，美国并且要日本必须再买六十七万包美国棉花。
据日本纺织业界计算，美国棉花的价格要比墨西哥棉花贵百分之三十；
如果从亚洲国家输入棉花，还可以节省大量运费。
原料的昂贵自然增加了产品的成本，这就严重减弱了日本纺织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日本棉纺织品现在主要是向东南亚地区各国输出。
东南亚是英国的传统市场，而英国和日本同样是输出大宗纺织品的国家。
日本棉纺织业向东南亚扩张市场，自必遭到了英国纺织业的强烈抵制。
去年01月英日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支付协定后，英国兰开夏的棉纺织业商人布劳德曼惊慌地指出，日本的棉纺织品可使英国对殖民地的输出减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对兰开夏来说，将是很可怕的事情。”
今年的英日贸易谈判，从06月间开始双方争执了四个多月，才在10月间签订了一个为期只有半年的协定，而英国贸易大臣还被指责为“兰开夏的绞刑吏”。
英国在英镑区不断用各种方式排斥和限制日本纺织品的销售。
甚至最近美国已经硬把日本拉进了国际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英国依然不愿向日本撤除关税壁垒。
同时，东南亚有些国家如印度等国，在战后已发展了本国的纺织工业。
印度不仅可以不必输入纺织品，而它本身就成了亚洲市场输出纺织品的国家。
很显然，日本棉纺织品向东南亚市场的输出的困难还会继续增加。
日本棉纺织业也曾设法进入美国市场，希望能够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一部分用美国棉花制成的日本棉纺织品。
日本的这种尝试，遭到了美国垄断资本的严厉抵制。
美国不仅提高关税限制日本棉纺织品进口，而且使用政治压力禁止日本纺织品在美国销售。
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在今年11月08日就禁止了日本出产的本色布、漂白布等四种棉织品输往美国。
这四种棉织品被认为和美国同类产品竞争最为剧烈。
11月22日日本政府更被迫宣布，各种日本棉织品一律暂时停止输往美国。
在海外市场到处碰壁的情况下，日本纺织品的国内市场又陷在萎缩中。
日本人民在美国的殖民地式的剥削下；
而且由于美国强迫日本重新武装，巨额军费的重担落在日本人民身上，生活十分贫苦，不得不尽量节减添置衣装的费用。
据统计，1953年日本每个人的棉织品消费量仅仅达到战前的八分之五。
日本棉纺织业的困难处境，是日本在经济方面遭受美国的残酷奴役的活生生的实例。
日本纺织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
纺织业陷于危机，自必严重地影响日本的整个经济。
而且，日本棉纺织业的垄断资本家用种种手段把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中小纺织公司、工人和消费者，这就使得日本许多中小纺织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日本政府强制减缩棉纺织工业的生产，日本纺织协会计划削减棉纺织工业生产能力，不仅不能解救目前日本棉纺织业的危机，而且只会加深这个危机，使更多的工人陷于失业。
要克服棉纺织业的危机，首先必须摆脱美国的禁运政策和控制，因为只有撤销“禁运”的限制，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日本的棉纺织业得到发展。

日本社会党和工会将展开斗争反对重整军备
铃木茂三郎认为日本应立即开始恢复中日邦交的谈判
新华社25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全国产业别工会联合会、全日本工会会议，将在明年三、04月间工会进行提高工资的斗争的同时，动员一千万群众，展开反对保守政党的重整军备的攻势的斗争。
这是铃木茂三郎等社会党领袖和“总评”等工会的领袖12月25日在京都举行的合作会议上所决定的。
这次会议讨论了社会党的春季斗争纲领。
据会后发表的声明说，鸠山内阁曾经在杜勒斯—重光葵会谈中保证要修改日本宪法和派兵到国外。
为了对抗保守政党这种反动攻势，要动员人民展开拥护和平宪法的国民运动，在国会上提出对鸠山内阁的不信任案，同时在国会外召开要求解散国会的国民大会。
社会党的纲领还主张促进日苏谈判和日中贸易，并且号召进行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
新华社2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主席铃木茂三郎12月24日说，他认为：
“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时机已经到来，（日本）应该立即（同中国）开始进行关于恢复邦交的谈判”。
铃木表示，“社会党要以全力迫使政府实现此事。”
铃木是在他的演说旅行途中在香川县的高松市发表这番谈话的。
铃木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应该谁属，纯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
铃木已经结束了在四国的旅行，在12月24日重返本州。

泰总理宣布将辞职并定明年访印
据新华社讯曼谷消息：
泰国总理銮披汶23日在曼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打算在下个月辞职。
銮披汶又表示，如果议会议长向国王建议由他出任新政府首脑，他将愿意组阁。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銮披汶一直在要求他的一些同僚辞职，但是他们拒不辞职。
按照泰国宪法，总理不能要求他的同僚辞职，因此唯一排斥不要的部长办法是总理辞职另组新阁。
銮披汶并且宣布他已经接受了去印度访问的邀请，将于明年前往，但日期未定。
他说，他也将在下次雨季之前访问老挝和柬埔寨。

资料爱好和平的人民要求通过和平谈判结束马来亚战争
据马来亚当局宣布，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同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拉赫曼和新加坡首席部长马歇尔将在12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举行会谈。
马来亚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希望这一次会谈能导致马来亚战争的和平解决。
马来亚战争是英国统治者发动的殖民战争。
七年多以来，英国当局每年耗费了成亿镑的战费，先后出动了三万多英国军队、几十万马来亚殖民警察队伍和外籍雇佣兵，并且使用了“并村”、“封锁”等种种残酷手段，企图达到消灭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目的。
但是，殖民者的计划失败了。
前任英国殖民大臣李特尔顿在1954年03月的一次演说中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可能永远没有获得完全胜利的日子。”
殖民战争给马来亚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结束战争、废除“紧急条例”、实现马来亚的和平和独立，已经变成了马来亚各民族、各阶层居民一致的强烈要求。
现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拉赫曼也曾经说：
“马来亚人民对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
1955年05月01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主动地提出经过和平谈判来结束马来亚的战争的建议。
声明说：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而且仅仅是，和平、民主、独立的马来亚。
只要有可能，我们向来都愿以和平方式争取实现上述目标。”
声明倡议举行圆桌会议，对有关结束战争、和平实现马来亚独立等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以求达成符合马来亚实际情况的一致协议。
06月23日，前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宣布拒绝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和平建议。
英国驻马来亚作战司令鲍恩宣布坚持“戡乱到底”，并且无理地要求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无条件投降”。
英国殖民者的这种作法，遭到了包括上层分子在内的马来亚各阶层人民的反对。
当时任联合邦立法议员的马来亚民族联合机构的一位领袖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沙克在06月24日说：
“不应当马上匆促地拒绝马来亚共产党的建议”，这个建议“应当予以慎重考虑”。
07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举行第1次立法议会议员的选举。
以拉赫曼为首的马华印联盟获得胜利。
马来亚报纸指出，获胜的原因是它们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尽速实现马来亚和平和自决的主张。
09月08日，英国驻马来亚作战司令鲍恩和马来亚联合邦当局发布了等于要求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无条件投降的所谓“大赦令”。
09月12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大赦令”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
声明说：
“我们主张立即通过作战双方的直接谈判，求得合理的一致协议，以便早日实现全面停火并且圆满解决有关撤消紧急条例、和平实现马来亚独立的各项问题。
为了避免人命和财产的继续损失，为了在和平气氛中顺利解决各项政治问题，双方代表首先就全面停火问题达成协议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相信，只要马来亚英国军事当局真正愿意，全面停火就能迅速实现。”
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一再提出的和平倡议，得到了马来亚人民的广泛响应。
代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政治信仰的立法议员和许多党派、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都指责英国当局的无理态度，要求通过民主的方式同马来亚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且承认马来亚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亚非各国人民，同马来亚人民一起，要求实现马来亚和平。
人民要求和平的强大压力，推动了局势的进展。
据马来亚当局最近宣布，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代表已经同马来亚共产党代表陈田先后进行了接触，就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同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拉赫曼之间举行和平谈判的具体安排达成了协议。
但是，现在还有一小撮好战的殖民主义者，不顾人民要求结束战争的普遍愿望，蓄意破坏和平谈判。
在11月18日双方代表作了第2次的接触以后，英国驻马来亚作战司令鲍恩和马来亚联合邦当局在11月21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将对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恢复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马来亚共产党代表陈田在11月间向马来亚报界发表的一项受权声明中说，广大人民希望和谈的双方在对待一切有关和谈的问题上采取真诚和解和忍让的态度。
人民的这个希望是必须予以实现的。
声明说，极少数有权势的好战分子不愿意接受八年来枪炮不能带来和平的教训，幻想采用军事压力和粮食封锁来强迫解放军屈服。
但是，今天马来亚已经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斗争浪潮，这个浪潮势必愈来愈高涨。
胜利必定是属于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马来亚人民的。
（据新华社）

胡志明主席答美国合众社记者问
新华社河内26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回答了美国合众社记者勒罗伊·汉森提出的问题。
合众社记者问：
在新的一年，你在使亚洲国家得到人人所希望的和平和繁荣的努力中，将以什么作为指导原则？
胡志明主席答：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的指导原则是实现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在对内政策方面，我们的指导原则是严格地履行日内瓦协议，以实现我国的统一。”
胡志明主席请合众社记者把友好的敬意转达给美国人民。

芬兰版画艺术展览闭幕
本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芬兰版画艺术展览”已在12月21日在北京闭幕。
展览会从11月10日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出以来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每天有许多观众前往参观。
为了满足郊区观众的要求，展览会在12月01日移至颐和园展出，前后共有三万三千多人前往参观。
展览会闭幕后，全部展品将运往上海继续展出。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
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报告国家预算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第4届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12月26日上午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宫开幕。
开幕会议由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合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从苏联各个地区来到莫斯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应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邀请到苏联访问的波兰和伊朗的议会代表团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开幕式的还有莫斯科各企业的先进工人、文化和科学工作者、共产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和苏联和外国的记者。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别利雅耶夫、波斯伯洛夫在会议主席台上就座时，到会者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沃尔科夫主持下开幕，并且一致通过了下列议程：
一、关于1956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54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各项命令；
三、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同外国议会交换代表团的报告；
四、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的报告。
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接着在会上作了关于1956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54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12月26日上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上作了关于1956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54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举出了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苏维埃国家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兹维列夫说：
根据初步统计：
195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比1954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大大超过了第5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水平。
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成就，掌握了许多新机器的生产。
全国各地区还建造起新的工业企业、建成了或是正在建设巨大的电力站。
日用品的产量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产品成本降低了。
兹维列夫指出，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近两年中苏联的播种面积增加了二千八百万公顷，这主要是靠开垦荒地。
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1955年用在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经费共达一千四百七十亿卢布，相当于1940年用在这方面的经费的三点五倍以上。
在各城市和工人住宅区建造起来的住宅的总面积在三千万平方公尺以上。
此外，在农村地区还为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知识分子建造了五十万栋新房屋。
1956年将是苏联经济和文化进一步提高的一年。
兹维列夫指出，1956年国家预算的收入定为五千九百一十九亿卢布，支出定为五千六百八十八亿卢布。
1956年的投资额约比1955年增加百分之十五。
投资将用在重工业、农业、运输业、轻工业、住宅建设各方面。
对住宅建设的投资比1955年约增加百分之十四，而建成的住宅的面积将增加百分之十七。
对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险方面的拨款将大大增加。
这笔款项将超过一千六百一十亿卢布，即比1955年多一百四十五亿卢布。
教育经费为七百二十六亿卢布，即比1955年增加四十亿卢布。
所以规定增加这笔款项是因为国内的学校数目进一步增多了，学生的数目增加了。
1956年将拨出大笔款项来培养干部，特别是培养熟练的工农业干部。
例如，1956年劳动后备学校将培养约六十五万熟练工人，技术学校将培养大约十万名。
1956年国防经费将要减少。
这笔经费为一千零二十五亿卢布，而1955年是一千一百二十一亿卢布。
军费的减少说明，苏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表现出关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证和平和国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