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1955年07月31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
（一）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
走快了，走快了。
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
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
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
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
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
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
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
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
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
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
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
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
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
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二）
现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大规模进展中，我们却还需要辩论这样的问题：
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呢？
能不能巩固呢？
就某些同志来说，看来问题的中心是在他们忧虑现有的几十万个半社会主义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几户）合作社能不能巩固。
如果不能巩固，当然谈不到发展。
某些同志看了过去几年合作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不相信，他们还要看一看1955年这一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他们也许还要在1956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巩固了，他们才会真正相信农业合作化是可能的，他们也才会相信我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
所以，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
为了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也许不是无益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
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
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
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不过，这种合作社在当时还没有推广。
我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到现在，又已经有了差不多六年的历史了。
1951年12月15日，我党中央做出第1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时候（这个文件到1953年02月，才在报纸上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发表），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过了两年，到1953年12月16日我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
这个决议指出，要在1953年冬季到1954年秋收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而其结果，这一年却发展到了十万个合作社，成为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的七倍多。
1954年10月我党中央决定，由十万个合作社增加五倍，发展到六十万个合作社，结果完成了六十七万个合作社。
到1955年06月为止，经过初步整理之后，缩减了两万个社，留下了六十五万个社，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社。
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
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很多。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
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到几百户。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
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
到1957年，国营农场将达到三千零三十八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七万亩。
其中，机械化农场将达到一百四十一个（包括1952年原有的和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增加的），耕地面积将达到七百五十八万亩；
非机耕的地方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七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九百二十九万亩。
国营农业在第2第3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
1955年春季，我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
这个数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
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
这些合作社，过一两年就有经验了，就成了老社了，别人就会向它们学习了。
由现在到1956年10月秋收以前，还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
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
那时我们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
问题是能不能巩固。
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
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究竟能不能巩固呢？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
（1）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
（2）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
请看第1批三百个合作社，第2批一万三千七百个合作社，第3批八万六千个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万个合作社，都是1954年秋季以前建立起来的，都巩固了，为什么1954年至1955年的第4批合作社（五十五万个），1955年至1956年的第5批合作社（暂定控制数字为三十五万个，尚待最后确定）就不能巩固呢？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三）
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
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
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两次至三次。
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经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还没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议今年秋冬再整第2次，明年春夏再整第3次。
现有六十五万个合作社中，有五十五万个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较巩固的所谓“一类社”。
加上以前的十万个已经巩固了的老社，那么，已经巩固的社是不少的。
可以不可以由这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带领其余尚待巩固的合作社逐步地获得巩固呢？
应当肯定地说是可以的。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
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
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
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
即使这样，也是好的。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
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
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
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
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
并且在1955年0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
（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
（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
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四）
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
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
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
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
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
这些工作大体是：
（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
（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
（4）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
（5）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
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密切地相结合。
不论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应当以乡村中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责成他们去做；
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导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
（五）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
更不能减低产量。
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
（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
（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
（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
（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
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现在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各项问题：
（1）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
（2）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
（3）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
（4）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致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
（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
（6）社员成份问题；
等等。
这里谈一个社员成份问题。
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
（1）贫农；
（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
（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
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
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
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
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
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
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至于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们感到再单干下去在各方面都对他们不利，而唯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他们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这样，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
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
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六）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
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中国的情况是：
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
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
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
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
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
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
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
这是第1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
他们认为我们的党对于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
他们悲观地描写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现时状况，认为“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
不错，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
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
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
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
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
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
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这是第2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
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
应当指出：
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
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
（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七）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
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
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
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
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
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
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
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
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
“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
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
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1、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到1952年，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为完成恢复我国经济的任务度过了的。
在这个时间内，在农业方面，我们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些任务之外，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
接着是从1953年起的第1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经验也增加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3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
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
这是可能的吗？
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
苏联是在1920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1921年到1937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1929年到1934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
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
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
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第2、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
第1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然后，第2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然后，第3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
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
现在已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百分之十几的社是不增不减的，百分之几的社是减产的。
这后面的两类情况是不好的，特别是减产的一类最不好，必须用大力去整顿。
因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又因为那百分之十几的合作社虽然第1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2年可能增产；
最后，那百分之几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2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者进到不增不减的地位。
所以，就整个说来，我们的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
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
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第3、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
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
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
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
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
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
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
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
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
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
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
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难道不可以说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吗？
我想可以这样说，并且应当这样说的，将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九）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
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
“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
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
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
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
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
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
显然是不能够的。
这个问题，只能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
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
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十）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到第1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2个五年计划第1年的开头，即在
1958年春季，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五千五百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
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
我们将在第2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1960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
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
在第1第2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
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
在第3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1960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
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十一）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
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
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
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
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
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十二）
1954年08月（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
“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涨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经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动起来。
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大社员，作为建社对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充自己的户数，不够条件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它们自己。
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
今年不准备入社的人们，也在积极地酝酿插入互助组。
动的面很广。
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
但由于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因此，部分村屯（按：
黑龙江省的村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乡。
黑龙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村。）
在群众自找对象中，已经开始产生‘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闹不团结’，‘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等等不健康的现象。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从建立新社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贯彻党的政策，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必须从全村范围（按：
即全乡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里所说的“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只是黑龙江一个省是这样的吗？
只是某些县、区吗？
我看，这种领导落在运动后面的严重情况，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来。
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又说：
“双城县的希勤村，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规划。
这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
其重要作用，首先在于通过规划，全面地贯彻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有力地开展了对于富农倾向的斗争。
从农业全面合作化的利益着眼，适当地配备了骨干力量。
调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组的关系，从而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其次，通过这样的规划，就把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工作，具体地布置到基层领导和广大群众中去，使党的村支部明确了如何进行领导，使老社明确了如何向前发展，使新社明确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组明确了提高的具体方向，更加发挥了党的村支部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体现了依靠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的正确原则。
最后，正由于通过这种规划，可以进一步地摸清农村的底，具体地全面地去贯彻党的政策。
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进，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从而正确地实现了中央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黑龙江省委报告中所说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究竟怎样解决的呢？
省委的报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在省委报告的后面附载了双城县委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报告说：
“通过党支部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进行全面规划的结果，排挤贫困户入社的偏向纠正了，骨干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了，互相争骨干争社员的现象没有了，社组关系更加密切，富农和富裕中农组织富农社或低级组的企图失败了，基本上实现了党支部的计划。
两个老社扩大了社员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个新社的架子，整顿起两个互助组。
估计搞得好，明年（按：
即1955年）全村就可以合作化。
目前，全村群众，正在积极地实现今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和搞好增产保收。
村干部普遍认为：
‘得亏这样一搞，要不就乱了，不但今年搞不好，还要影响明年。
’”
我看就照这样办罢。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我们伟大的祖国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延吉县“八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丰收后的稻田里紧张地进行秋耕。

云南等省民族参观团离京去各地参观
云南省各民族参观团、四川省彝族参观团和贵州省各民族参观团，已在12日、14日和15日离开北京，分别前往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和武汉、东北等地进行参观。
三个参观团在京期间，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官厅水库，中央民族学院，清华大学和京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游览了故宫等名胜古迹。
（新华社）

印度电影周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欢宴印度电影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在16日下午隆重举行印度共和国电影周开幕式。
印度共和国电影周从17日起，将在全国二十个城市举行。
在主席台正面的帷幕上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普拉沙德总统的画像。
画像两旁分别悬挂着中印两国国旗。
主席台前面挂着的巨幅横标，用中印文书写着：
“中印友好万岁！”
出席开幕式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第2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副部长郑振铎、夏衍和其他各部、委负责人，外交部部长助理、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陈翰笙，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以及其他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中国著名的电影编导、电影演员和其他电影工作者，首都各界人士。
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哈杜尔·辛格和印度电影代表团也出席了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
出席开幕式的共有一千七百多人。
开幕式由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主持。
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在会上致开幕词。
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向应邀来中国访问和参加开幕式的印度电影代表团和印度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钱俊瑞说，印度共和国电影周将在中国二十个城市同时放映“印度的艺术与建设”、“两亩地”、“流浪者”、“暴风雨”四部优秀的印度影片。
通过这些影片，使中国人民对于印度的艺术和印度的建设，对于印度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得到更深的了解；
这种通过艺术而得到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必将进一步地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而这次电影周的举办，并将促成两国文化界特别是电影界更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它将为两国民族艺术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中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应该借此机会向印度优秀的电影艺术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最后，他祝印度共和国电影周成功，祝中印两国电影事业友好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接着，王阑西将印度电影代表团团长和团员向到会者一一介绍。
印度电影代表团共十一人，团长是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国会议员普·拉·卡普尔，他在影片“流浪者”中扮演法官，也是“流浪者”男主角的父亲。
副团长是印度著名的“新戏剧”电影厂负责人布·纳·西尔卡，他曾制过一百多部片子。
团员中，有著名摄影师克里希纳·戈帕尔；
有名导演比马尔·罗伊，他曾导演“两亩地”等名片；
有著名女演员、电影界优秀的舞蹈家卡米尼·考沙尔；
有著名演员、“两亩地”等片中的主角巴拉吉·萨尼；
还有著名作家、电影剧作家克·钱德尔。
团员中的名导演契坦·阿南德，就是“暴风雨”一片的编导；
名导演和制片人拉加·帕兰吉佩，曾为马拉提语影片名演员。
团员中还包括影评记者阿米特·马利克和印度政府电影局纪录片名导演贾加特·穆拉里。
每一位客人被介绍和大家见面时，会场都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并向印度电影代表团人员献花。
印度电影代表团团长普·拉·卡普尔在会上讲话时，他代表印度电影界向中国人民举行印度共和国电影周表示谢意，并向中国电影工作者致以问候和祝贺之意。
他在会上介绍了印度电影事业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现状，介绍了代表团人员在电影事业上的贡献。
他说，印度文艺界人士和电影工作者都愿意向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并和他们交换经验和意见，愿意促使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更加亲密、更加发展，愿意同中国人民及电影工作者为人类为和平事业而携手并进。
他并祝贺印中两国艺术家们在增进两国友谊和和平事业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临时代办巴哈杜尔·辛格为这次印度电影周的举行，特向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
他说，电影的语言是不分国界的。
在以后的一周中将要放映的几部印度影片将使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生活有一个了解。
中国的影片在印度也很受欢迎，引起了印度人民极大的兴趣。
他又说，印度电影代表团的来到中国无疑将会大大加强中印两国文化的联系，并祝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发展。
在会上，代表团团员、影片“两亩地”导演比·罗伊也讲了话。
他介绍了印度电影事业情况和“两亩地”影片的内容。
在开幕式举行后，放映了印度纪录影片“石洞庙宇”、“印度水利”和印度故事影片“两亩地”。
　（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在15日晚设宴招待印度电影代表团。
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哈杜尔·辛格及使馆全体官员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夏衍、陈克寒，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陈翰笙，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赵毅敏，对外文化联络局代理局长陈忠经，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副局长陈荒煤，以及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电影编导、演员等一百多人。
在宴会上，钱俊瑞致词，对印度客人表示热烈欢迎，代表团团长普·拉·卡普尔致词表示感谢。
宴会在友好亲密的空气中进行，宾主双方频频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新华社）（附图片）
“印度共和国电影周”开幕式，10月16日在北京举行。
图为在主席台上。
自左至右：
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印度电影代表团副团长西尔卡，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印度电影代表团团长卡普尔，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辛格。
新华社记者吴化学摄

山东新建七万八千多农业合作社
陕西各地互助组积极准备秋后转社
山东省到09月底为止，已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万八千多个，超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原订的规划数字。
加上原有的老社，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十六万六千二百二十个，入社农户五百万左右，占全省农户百分之四十六以上。
各地新建社目前正纷纷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添购农具耕畜，扩大秋种面积。
从08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和县、区党委书记会议后，09月上半月，各县党委都召开了党代表会议或三级干部会议，并吸收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全省有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近二十万人出席了会议。
各地会议都认真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制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和巩固的规划，并部署了秋季工作。
会后，各地以乡为单位，有领导地层层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
山东省由于广大老区有长期互助合作的历史和党的基础，今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社获得增产，发挥了实例示范作用，夏秋以来又早作了酝酿准备，全党动手，加强领导，因而运动得以正常、健康地迅速发展。
农村中的广大贫农和新老中农中的下中农，表现了近几年来从所未有的兴奋积极，他们形容这次合作化运动是“大旱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
他们成批地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许多积极分子都成为办社骨干。
（新华社）
陕西省各县都有一批互助组正在积极准备秋后建成农业生产合作社。
据渭南、宝鸡、延安三个专区的不完全的统计，最近已有七千多个互助组和联组申请转社。
鄜县要求转社的六十九个互助组中，已有二十多个酝酿、准备好了社主任、会计等主要干部。
富平县八区南街村十四个互助组最近自动在一起学习社章，并派人到老社学习入社时土地、牲畜、农具等处理办法。
耀县陈家河村徐成和领导的互助组，最近已和相邻的刘家河村互助组成了联组，购买了公有骡子一头、耙一个、车一辆，申请秋后转社。
蓝田县二区赵家沟村以前散了伙的十一个互助组，现在都已恢复起来，准备今冬建社。
现在，陕西各地农村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贫苦农民等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也很高。
澄城县的二十四个乡中，要求入社的农民有一千三百三十多户，其中贫农占一半以上。
邠县六区席家店村贫农杨德标和田玉明听到宣传毛主席的指示，立即要求干部在他们村里建社。
栒邑八区未乐村的二十多户贫苦农民坚决要求入社，并积极酝酿社的领导骨干和学习社章。
该县马栏区二乡七十多个共产党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表示要在建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现在全省各地党政机关都在审查许多互助组的转社条件，并计划抽调三十七万四千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建社和转社。
　（新华社）

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举行访问比赛开幕式
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16日下午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举行。
参加开幕式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贺龙、李富春、秘书长习仲勋，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章汉夫，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蔡树藩、黄琪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萧华、荣高棠和北京市各界人民共两万多人。
缅甸联邦驻中国大使吴拉茂和他的夫人以及其他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员多人也应邀参加了开幕式。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在开幕式上致词。
他向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
荣高棠说，缅甸国家足球队具有高度的技术水平，我们非常荣幸地得到了这次观摩和学习的机会。
相信这次访问，对于促进中缅两国人民以及运动员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必将做出重要的贡献。
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团长西图·苏巴特勒讲话。
他感谢代表团在中国受到的盛情招待。
他说，我们来这里进行球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中缅两国的友谊。
他希望两国运动员从今天起建立的友谊，能为中缅两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服务。
接着，缅甸国家足球队的队员们接受了献花；
缅甸国家足球队和北京队的队长相互交换了队旗。
开幕式结束后，缅甸国家足球队和北京队举行了友谊比赛。
在举行开幕式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接见了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团长西图·苏巴特勒、足球队领队郭哥礼教授和观察员缅甸体育协会主席吴温佩。
接见时，缅甸联邦驻中国大使吴拉茂也在座。
（新华社）
应邀来中国访问的缅甸国家足球队，16日下午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和北京队举行了精采的友谊比赛。
北京队以五比三获胜。
挤满了看台的两万多观众热烈欢迎第1次到中国来的缅甸国家足球队。
这个队是由著名的缅甸军足球队和缅甸警察、缅甸海关俱乐部等足球队中的优秀运动员组成的。
比赛开始后，北京队立刻采取了全面的攻势，在前十分钟内连续得到五、六次射门机会，但未得分。
十分钟时，北京队左锋带球深入对方禁区，一脚猛射，球从门左下方入网。
北京队先赢一球。
十五分钟时，在缅甸队门前两公尺左右处双方队员演成混战，缅甸队守门员机警地将球救出。
善于应用短传的北京队不断逼进缅甸队禁区，二十二分钟时，右锋把球长传给左锋，左锋立刻抬脚射中，场上记录是二比零，北京队领先。
此后，缅甸队也曾几次发动攻势，但球都被北京队中卫和后卫拦回。
在激烈的战斗中，缅甸队后卫和守门员救出了不少险球，受到观众的一致赞扬。
到第34分钟时，北京队前锋射入一球。
直到前半时结束，北京队仍以三比零领先。
下半时开始还不到一分钟，北京队前锋就射入一球。
缅甸队虽然连输四分，但攻势并未减弱。
他们采用长传的方法，使前锋几次威胁北京队的大门。
缅甸队的前锋跑得快，带球盘球也都稳健，曾数次越过北京队后卫在禁区射门。
在二十五分和二十七分钟时，缅甸队连得两分，记录成四比二。
观众为缅甸队这些精采的表演不止一次地热烈鼓掌。
北京队连失两球后，随即组织反攻，前锋在紧密合作下又逼进到缅甸队门前。
不久北京队左锋在对方门前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以强劲的远射再赢得一分，这时场上记录是五比二。
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三十八分钟时缅甸队射进一球，记录变为五比三。
这个比分一直维持到终场，北京队获胜。
　（新华社）

为了向波、芭萝、格奈扬……
——介绍印度电影“两亩地”
　袁水拍
原著赛·查特赫莱　编剧　赫·穆凯尔吉　导演　比·罗伊　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
印度电影的翻译复制是我国观众久已盼望的事。
人们盼望在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以外，还能够从银幕上看到并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友邦人民的生活。
印度共和国电影周的举行，初步地满足了这个要求，是一定会受到广泛的热烈的欢迎的。
这次放映的几部影片中，因为“两亩地”取材于农民生活，而农民在印度正如同在中国一样，是全部人口中最大的部分，自然更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部享有国际声誉的影片，的确是印度进步电影艺术中的杰作。
编剧赫·穆凯尔吉和导演比马尔·罗伊等印度著名进步艺术家真实地动人地描绘了印度社会的重要方面，表现了印度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愿望。
富于正义感的电影艺术家们，通过这部作品，为印度千百万农民唱出了一首悲痛的然而有信心的歌。
“两亩地”的故事并不复杂。
地主为了盖工厂，用逼债的方法，来抢劫农民向波仅有的两亩地。
向波为了要保全这片一家四口赖以生存的土地，告别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子芭萝，带了儿子格奈扬到城市里去挣钱以便还债。
父子二人一个拉人力车，一个擦皮鞋，吃尽千辛万苦，还是挣不满偿还那笔债款的数目。
芭萝从乡下进城来探望他们，不幸被汽车撞伤，积下的钱付了医药费。
当他们回乡时，两亩地已经被没收，父亲已经发了疯。
故事原著的依据是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的同名的诗篇，作者为赛·查特赫莱，现在的电影剧本就是赫·穆凯尔吉根据查特赫莱的原著改编的。
由泰戈尔所发扬光大起来的印度艺术的人道主义悠久传统，明显地在这里有着卓越的承继。
贯穿着整个影片的，是电影艺术家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对不幸的人们的深厚同情。
这种精神强烈地感染了观众，使观众不得不随着剧情的展开而痛苦而喜悦，使观众不得不对印度劳动人民发生热爱。
影片一开始就使我们看到已经有两年没有下过雨的干旱的土地和灾难袭击下的农民。
可是尽管农民在饥饿，地主、资本家却更加富有，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丝毫也没有放松。
欠了地主债的农民向波到地主家去求情和还债以及资本家和地主合谋压迫农民的几场戏，突出地表现了他们之间的尖锐的对立。
一方面是农民的生死存亡的挣扎，一方面是地主躺在榻上悠闲地吃葡萄。
农民下跪泣求，地主掉头不顾而去，只有地主家壁上的精巧的挂钟叮当敲出一串乐音，像是对这匍伏在地上的被损害被侮辱者所作的一个冷酷无情的回答。
一方面农民刚刚因为下了雨而高兴得唱歌跳舞，下地耕作，一方面紧跟着的是资本家坐着汽车下乡强占土地。
影片采用了鲜明的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压迫者的残暴，也暴露了那些替地主效劳的账房和法庭上的一些人物的丑态。
和对待这类人物截然不同的是影片对被压迫者的态度，艺术家们满怀着赞扬之心，突出地刻划了他们的善良正直的性格。
和别有用心的宣传家们所捏造的“劣等民族”“下流社会”怎样“野蛮”“残酷”“兽性”的谎言完全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优美的品质，他们的同情互助的精神和他们的爱情。
杰出的演员巴拉吉·萨尼所创造的农民向波的形象，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和女演员尼鲁帕·洛埃所扮演的向波的妻子芭萝一样，使人确信他们真实地体现了印度农民的善良、诚实、慈爱的性格。
一再描写的这对农民夫妇之间的爱情生活，是很动人的。
例如：
向波搜罗了家中仅剩的一些铜器食具，去变卖抵债，芭萝从最初的不满到最后脱下耳环来送给丈夫，这场戏细致地刻划了他们的心曲，表现了贫苦人们的爱情生活中的甘辛和爱情的真挚。
作者是十分懂得生活的。
向波：
芭萝……我……
芭萝：
得……你就尽管说吧……
向波：
叫我怎么说呐？
我是从来没给你添过什么……
芭萝：
噢，你是想要我爹给我的这付环子？
你不说我也知道。
向波：
不，不，芭萝，你留着，这会伤你的心的。
芭萝：
你还怕我伤心吗？
向波：
你当我不伤心吗？
我是没法子。
地要保住了，总还有指望。
嗯！
又如向波离家同芭萝分别以及芭萝写信、盼信等表现他们的爱情的一些情节，都是美妙动人的。
这对农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格奈扬之间的亲子之爱也是影片所着重描写的。
格奈扬瞒着父亲去擦皮鞋挣了几毛钱拿回来，并花了一部分去给母亲买镯子，被父亲误会是乱花了他拉车积下的钱，就打儿子的嘴巴。
当向波知道自己弄错的时候，他紧紧地搂住儿子，向他认错，并要他打还嘴巴。……又一回，向波为了省钱，推说身子不舒服不吃晚饭，把钱给儿子，让他独自去吃。
孩子跑出了门又回头，也推说不舒服不想吃。……又一回，孩子偷了钱给受伤的父亲买了补药和苹果，被向波问出了钱的来历后，向波忍着心疼打孩子，孩子说：
“你打吧，使劲地打吧，只要你肯吃一点，爸爸！”
……以上的以及类似的一些场面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群人中间的关系和他们的高尚的心灵。
演格奈扬的少年演员拉丹·库马尔表现了天才的演技。
他所创造的天真可爱的印度儿童的形象是难以忘却的。
我们的配音演员也用适当的语气真切地表达了角色的思想感情。
当格奈扬一再地为父母的悲痛遭遇而忧虑，焦急地叫着爸爸或是妈妈的时候，当他念着妈妈的来信，念到她惦记自己的一句而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的时候，观众是不能不为这样的幼小者掉下眼泪来的。
影片不仅是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的描写很真实和深刻，就是对一些次要人物的刻划，也是鲜明突出的。
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描写，显示出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来。
就拿几个儿童来说，格奈扬是过去没有玷染过城市中许多罪恶的孩子，影片一再地表现了他对于偷窃行为的反感态度，充分刻划了他的纯洁善良的性格。
那个唆使格奈扬偷窃的小偷当然是最坏的了，但他也有性格的另一侧面，他同情格奈扬，不叫格奈扬去销赃，怕不老练出毛病，他愿意自己去。
还有勒路，那个擦鞋小孩，他虽则不是坏孩子，但是影片描写了他已经较深地受到环境的损害，他最初对格奈扬这刚从农村来的孩子是讥嘲作弄的，他要格奈扬叫他“大爷”，他爱模仿坏电影中所宣扬的生活。
但尽管如此，他依旧保留着劳苦人民的品质。
他虽则表面上没有温情的态度，可是实际上却照顾格奈扬初学擦皮鞋的困难，并且急公好义地鼓动同伴一起来帮助格奈扬。
这些个性的塑造，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劳动人民是善良正直的，他们的阶级本质与压迫者剥削者的阶级本质是绝对不同的。
劳动人民是被损害者。
这种艺术的刻划清楚地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和同情。
作者在影片中强调了城市贫苦人民的友爱和团结，他们在患难中的互相扶持。
有着高楼大桥的巨大城市虽则是那样地使一对乡下来的农民父子感到恐惧，但在城市的低层里，他们找到了友谊和援助。
当然影片也还有使人不完全满足的地方，作者所塑造的向波是一个比较消极、精神世界比较狭小的农民，他的命运似乎是孤立的；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这个失了土地的农民带着妻子和孩子走向茫然的天边。
但这些缺点并不能抹掉“两亩地”的优异的成绩。
这是印度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电影事业上的一块光辉的里程碑。
我们知道，印度电影工作者是在不平坦的道路上前进的，他们必须抵抗着好莱坞的和其他不良倾向的影片的竞争，他们创造自己民族的进步的影片必须克服很多困难。
在比马尔·罗伊的这部影片中我们绝少看到有外来影片的不良倾向的影响。
相反地，我们看到了浓厚的民族的色彩，如民族的音乐、歌曲和舞蹈以及表演方面的民族风格等。
优美的音乐紧紧地配合着剧情，和人物表演打成一片，给人以高度的美的享受，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还应该提出的是，本片对白的华语翻译相当成功，所采用的语言是群众化的语言，用来表现印度农民，是相称的。
我们的配音复制工作是有成绩的。
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工作来加强中印友谊，这是值得大家感谢的。
更值得感谢的是印度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们，他们为了祖国的进步电影事业，为了向波、芭萝、格奈扬……为了印度人民的幸福前途和世界和平事业，作了可贵的贡献。
中国观众祝福你们！
（附图片）
向波搜罗了家中仅剩的一些铜器食具，准备去变卖抵债。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05月29日本报发表了“建成一年就停止生产的阳泉辗铁厂”一文，批评山西省工业厅在建厂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没有做周密的考虑就轻率地决定建厂，致使阳泉辗铁厂建厂只一年就停止生产。
山西省工业厅已来信检讨。
07月06日本报发表了“沈阳第1机床厂原有设备的厄运”一文，批评沈阳第1机床厂对待原有设备采取粗暴的态度，机床事故多。
现在，沈阳第1机床厂已来信检讨，分析了错误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方法。
07月17日本报发表了“违反国家劳动力统一调配政策的恶果”一文，批评太原西山煤矿违反国家劳动力统一调配政策，乱招乱用工人，劳动组织混乱。
现在中共西山煤矿委员会已来信检讨。

欢迎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16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来我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
图为在比赛开幕式上的缅甸国家足球队（左）和北京足球队（右）。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缅甸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拉保正抢救一个险球。
　新华社记者　蒋齐生摄双方足球队长交换队旗。
本报记者　纳一摄

祝“印度共和国电影周”开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夏衍
10月是欢乐的、难忘的月份，今年10月的欢乐特别使我们难忘。
10月是收获的季节，今年我国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丰收，包括我们艺术的园地在内。
特别使我们高兴和得到益处的，是十个国家的十个以上的艺术代表团在中国演出，璀璨光辉，目不暇给，中国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不可多得的观摩学习的机会。
而正在这样一个洋溢着和平、友好气氛的艺术季节中，来自我们友好邻邦——印度共和国的电影代表团已经到了北京，在我国二十个大城市同时举行的印度共和国电影周就要在今天开幕了。
由于电影是最富于群众性的艺术，是表现力最强的艺术，所以，把最优秀的、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生活、理想和斗争的影片广泛地介绍给中国人民，让成千上万的、对印度人民怀抱着友爱和善意的中国电影观众和印度卓越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们见面和交谈，就不仅是我们两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更深入、更有效地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借以加强中印两国近十亿人民的友好合作，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印度电影代表团是印度政府和人民派遣到中国来的艺术使者，友好使者，和平使者，而印度共和国电影周也就是我们两国近十亿人民的“友好周”了。
在这次电影周中，我们将放映“印度的艺术与建设”、“两亩地”、“流浪者”、“暴风雨”四部优秀的印度影片，这四部影片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都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民族色彩，对我们中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来说，也都是值得很好学习的作品。
纪录片“印度的艺术与建设”以生动的形象和明快的手法，介绍了印度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伟大国家的昨日和今天。
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印度的雕刻、绘画、陶塑和铸造的艺术，使我们听到南印度的歌声，看到壮丽的阿旃陀寺院和七塔岛的遗迹，而且向我们介绍了独立以后的印度人民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巨大的努力。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
印度有它光辉的过去，印度也必将有它更灿烂的明天。
这部纪录影片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印度，了解印度，因为它的每一个主题都是一篇美妙的游记，都是绚烂的、诗一般的散文。
“两亩地”、“流浪者”和“暴风雨”是三部主题不同，风格不同的故事影片，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它们都以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谨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力求真实地反映出印度人民的生活和愿望。
正如苏联艺术家格·罗沙里所说：
“这些影片生动地表现了人的真实的经历，从而反对那些使普通人从小就受到束缚、就使他们不能施展自己力量的东西。
这就是不公平的法律、陈腐的道德标准和种姓的划分等等。
同这一切相对立的，那就是劳动人民的团结和他们在艰难时刻的相互帮助。”
印度电影艺术家们用鲜明的形象和富有民族色彩的艺术形式，加强和丰富了影片的感染力量，因此，当我们中国观众看到尽管是发生在辽远地方的故事，也就会感到异常的亲切和激动。
在中国举行印度共和国电影周还是第1次，现在放映的四部影片也只还是许多优秀的印度影片中的第1批。
我们希望能看到表现了一百年前印度农民反英斗争的历史故事片“章西女王”，我们也希望看到描写了阿萨姆茶园工人生活的“旅行者”，当然我们也希望经常能看到反映着印度人民为建设自己美好生活而劳动、而斗争的纪录影片。
印度共和国电影周的举行和印度共和国电影代表团的来访，只应该说是中印两国电影艺术交流的一个开端。
毫无疑问，随着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电影艺术的交流一定会一天比一天频繁，一年比一年紧密。
我们衷心地欢迎印度共和国电影代表团的来访，我们热烈地预祝印度共和国电影周的巨大成功。

端正认识，做好建社准备工作
中共江苏省江宁县委副书记　颜景詹
江苏省江宁县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有一部分同志，由于对指示精神领会不够，产生了一种急躁情绪。
他们认为既然群众迫切要求办社，那么，在建社以前，就可以不作准备工作，就可以不向群众说明办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建社过程中，也可以不必去深入发动群众，只要几个经过训练的骨干回去个别串连就可以办起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们认为这种思想是一种有害的思想。
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我们要检查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右倾保守思想，同时也要防止发生急躁冒进情绪。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面前，我们应当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充分做好建社准备工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导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检查右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同时从各方面进行了建社准备工作。
08月下旬，县委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针对本县具体情况，检查了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右倾保守思想，以及由这种思想造成的工作上的损失。
1953年02月，县委在东山镇黄泥塘村试办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这个社曾发生了以中农为首的一部分社员要求退社的问题。
当时县委没有仔细分析社内各方面的情况，就断定这个社条件太差，打算动员改组，后经上级指示，才勉强坚持办下来。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们领导合作化运动，缺乏信心和勇气，一碰到某些中农的动摇和抵触，就发生了动摇。
去年07月，省委要求我们试办三个合作化区，我们勉强答应试办二个，但也没有完成任务。
我们在一区办了八十六个社，入社户数只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
七区办了一百十三个社，入社户数只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九。
即使如此，今年仍有许多同志喊一、七区“冒进”了。
是不是“冒进”了呢？
就拿办社最多的七区来说，到今年08月，还有农民自发办起来的四十个社没有批准。
可见我们并没有满足农民办社的要求，不是“冒进”而是保守。
在学习文件当中，县委委员又各自进行了检查。
有的同志因为怕戴“冒进”的帽子，在工作当中束手束脚；
有的同志认为“建社容易巩固难”，怕做艰苦工作，因而不愿意多建社；
有的同志看到某些社生产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生产上有些混乱现象，就说“合作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因而对建社不热心。
检查当中，大家都认识了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就是领导工作不能满足群众办社要求的原因。
在检查思想的同时，县委对过去几年办社工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县委认为过去在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工作中虽然存在右倾保守思想，但是在省委和地委的领导督促下，工作仍然是有成绩的。
我们前二年所办的社都是巩固的。
1953年进行总路线宣传之后，不仅黄泥塘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巩固和扩大，而且还试办了五十七个新社。
这些社在1954年都巩固下来了。
这一年江宁县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一部分受灾的社依靠集体力量，进行生产自救，给群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部分没有受灾的社普遍增了产，产量大大超过当地互助组和个体农民。
因此，从去秋到今春，全县农业合作社很快就发展到了五百七十个，加上今年秋收分配中批准了的一百个自发社，现在全县已有六百七十个社，比原来的增加了十倍多，而绝大部分社都增了产。
为了做好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准备工作，同时克服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刚刚露头的急躁情绪，我们从今年08月上旬开始，进一步地对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
有计划地总结了各个社的生产成绩，向社外农民作了广泛宣传。
并组织了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同农业合作社对比，看互助组哪些事情不如农业合作社。
在农民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即向他们说清农业合作社的具体政策，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决定自己入不入社，何时入社。
凡是这样做了的，农民要求入社的情绪就很高。
东山镇小李村五个互助组三十二户，有三十一户要求办社。
骆村十个互助组，全部要求办社。
今后，我们准备在进行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工作和老社的收益分配工作中，再深入地系统地进行一次宣传工作，为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在思想方面打下巩固的基础。
在进行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县委立即进行了本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规划。
这个规划，经过了几次的讨论和修改。
这个规划是：
从今年秋天到明年春天，全县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二千四百一十三个，入社农户六万三千三百六十二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一九（原来的入社农户只占全县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八）；
1956年秋到1957年春，全县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三千一百二十二个，入社农户八万三千零四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
1957年秋到1958年春，农业合作社发展到四千一百八十八个，入社农户十万八千八百三十六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二三，达到全县合作化。
除县委对全县有了统一规划外，区、乡也必须进行全面规划。
目前，县委已结束了二个乡全面规划的试点工作，各区也正在进行试点工作。
根据县委典型试验的经验，在乡进行规划时，党支部首先要对全乡农户进行摸底，排三个队：
一是阶级基础排队，分清谁是依靠力量，谁是团结对象，这样使办社不会盲目，便于贯彻执行阶级政策；
二是互助组排队，分清哪些组已够条件，哪些组还要创造条件，使各组心中有数，主动创造入社条件；
三是入社农户排队，分清谁先入社，谁后入社，作到有计划有准备地分批建社。
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确定了全面规划以后，就可以有领导地发动群众，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同时，县委对全县农村工作人员和办社骨干进行了了解和训练。
根据县委了解，在全县九十名区委委员中，完全懂得办社方针政策的五十五名，一知半解的二十四名，不懂的十一名。
九个区四百四十九名乡支部委员中，全懂的二百五十二名，半懂的一百零六名，不懂的九十一名。
由此可见，在办社之前和建社过程中，训练和培养办社工作人员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从今年06月起到目前止，我县除已通过短期训练的方式，训练了老社骨干一千九百十八人、新社骨干四千七百多人以外，对从县委、区委抽调出来的工作队的一百三十三个工作人员，也已进行了训练，派往各区。
县委各委员也将深入到乡，亲自掌握办社工作，吸取办社经验。
经验证明，在建社准备工作中，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联合组，打好建社基础，这是一个引导群众走向合作化的有效办法。
八、九两个区今年春天已建立了六十二个联组，其中正式建社的已有二十个联组。
今后还要有计划地发展这种联组。
为了接受过去教训，加强对新老社和互助组的领导，使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工作和巩固工作密切结合，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精神指导下，县委还决定县委和各区委都要进行分工，专人掌握以下四项工作：
建社工作的指导；
新社建成后的初步整理和巩固；
老社的巩固；
互助组工作的指导。
这样做好了建社工作和整顿工作，就能保证运动正常地、健康地发展。

“边教、边学、边办社”是大量培养建社骨干的好办法
杨正森　吴镕
运用各种方法，培养大量办社骨干，是迎接当前农业合作化新高潮中一个重要问题。
中共江苏省金坛县委最近在全县六十四个乡、镇中，选择了支部领导较强和互助合作基础较好的四十二个乡，推广了在试点乡行之有效的“边教、边学、边办社”的方法，就地训练了三千多名办社骨干，建成了四百八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加速了运动的进展。
中共金坛县委看到建社高潮已经到来，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建社，时机紧迫，任务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县、区集中训练建社骨干已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除在县里分两批训练了新社的骨干分子一千七百十八名外，又把全县驻社工作人员、乡支部领导骨干加以短期训练，并挑选了三十三名有相当工作经验和讲授能力的区委级以上工作人员，带领他们下乡，帮助支部就地训练办社骨干，同时开展建社工作。
事先，县委在洮西和朱庄两乡对这个办法进行了试验。
试验结果，证明这种办法好处很多。
这两乡在二十天内，就顺利地建成三十二个新社，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二和百分之七十一，均比原有入社农户增加了一倍多，而且还有很多农民在申请入社。
经过训练的二百二十个新社骨干，一般都工作得很好，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开始成长起来了。
这种办法的第1个好处是现学现用，容易消化。
讲一课，学一课，学了就做；
做一步，查一步，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
训练结束，新社建成，快而且稳。
训练过程一般只要上三课。
第1课是“为什么要办社”，根据总路线和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的精神联系本乡实例，讲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并对比小农经济的短处，鼓舞农民办社热情和坚定骨干办社信心；
第2课是“怎样办社”，讲建社的方针、原则、政策及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特别强调执行自愿互利原则和贯彻阶级政策；
第3课是“怎样办好社”，说明如何实行民主管理、订立生产计划、推行包工制度和做好经营管理。
在讲这一课时，同时发动新建社订好秋收秋种计划。
每课讲授时间两小时左右。
受训的人学完一课就回村向群众宣传一课，一边宣传一边开展建社工作，并把建社情况向支部汇报。
因为在乡里听课举例多是本地的活人活事，好懂好记，受训的人回村后能把学过的道理和办法较完全地传达下去，效果很好。
如朱庄村互助组长曹文良说：
“到县里学习，我脑子又不大好，学多了回家记不完全，到村上东扯西拉一夜就讲光了。
现在现学现卖，政策不容易走样了。”
在上课前，本乡建社基点的建社工作先做了一步。
上课时让先行的建社骨干和老社骨干现身说法，受训的人觉得既懂了道理，又有了榜样，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走弯路。
因为注意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补课，避免了烧“夹生饭”。
第2课比较难，具体问题复杂，洮西等乡都花一天时间集中骨干进行了补课，把各社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案大体订好，再让他们回村贯彻修订。
朱庄乡发现樊川和东万士两村的新社土地入股等级评得不合理，就由先行社介绍经验，使偏向得到及时纠正。
这种办法的第2个好处是便于发动老社带新社，使新老社能一同前进。
为了解决领导人员不足的问题，支部统一挑选了老社派出或新社聘请的老社骨干，让他们参加乡里的“训练班”，在学习中担任小组长，到新社去担任辅导员，从开始宣传办社到把社办好为止。
不少老社骨干说：
“这样做，帮助了旁人，也提高了自己。
自己社里老早有些毛病没注意，这次一对照政策，也就顺手纠正过来了。”
他们都同新社社员建立了亲密的感情，为今后长期地对新社进行辅导、带动打下了有利基础。
因为在本乡训练，路很近，到老社参观也很便当。
09月19日，中共朱庄乡支部在新老社骨干开了碰头会后，又请十八个新建社的工作人员参观了乡里办得较好的第一社和第四社，交流了不少生产管理的具体经验。
老社的技术改进和积肥的成绩使新社骨干很惊奇，他们说：
“农业合作社的好处真是名不虚传，听到看到，木瓜也能开窍了。”
这种办法第3个好处是进一步贯彻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洮西乡支部书记刘复成说：
“过去主要还是区委和县委书记动手，支部书记专靠上级帮忙。
现在支部书记责任重了，不仅自己要会办社而且还要教会旁人，不好好干也不行了。”
支部的领导责任加重了，独立作战的能力也提高了。
在训练中，首先注意提高党员觉悟，增强办社信心，动员党员在学习中做模范；
其次是加强全面规划，认真把建社对象、骨干成分，社员情况审查清楚，统一全面安排；
然后有计划地分批加以训练。
这几件事一办，很多支部委员都能独当一面地指导办社工作了，他们觉得社办好了，工作也好做了，自己眼睛也看得远了。
这种办法还有个好处是国家省钱，农民省工。
因为不用把所有建社骨干都集中到县、区去训练，节省了训练费用，计全县共节省国家开支六千元。
农民也称赞这办法是“生产、办社和‘三定’三不误”的好办法。
采用这个办法，办社时间比在县里受训了回来再办节省了七天到十天，而每个社受训人数增加近一倍。
因为就地训练、就地办社，办社骨干不用脱离生产，在他们积极带动下，准备办社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南社乡王儒华互助组的农船罱草渣，建社期间效率提高了三分之一，他们用比去年多积五成麦田基肥的成绩迎接了新社的成立。
九里村办社骨干带动了本村社、组联合起来进行抗旱，五天抢救稻苗四十五亩。
社头乡互助组长徐须康说：
“过去开会怕误生产，现在只怕上课太少。
多听一点，社才办得更好！”
因为采用了上述办法，原来金坛县委打算今冬明春建社七百十一个的计划，可以提前超额完成。
到10月份就可办好有二万零八百户参加的九百零八个新社，入社农户由今春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三点七上升到百分之五十。
现县委已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江苏省代表会议的决议进一步贯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再一次修订了农业合作化的指标。
并派出县委委员分赴各区检查前一阶段的建社工作，使全县已建成的社都能很快地投入生产。

上林山荣吉的讲话
刚才刘少奇先生对我们作了充满友谊的欢送词，我们非常感激。
我对这恳切的谈话表示感谢。
今天承蒙刘少奇委员长在党政事务的百忙中，设宴招待访问贵国的日本国会议员团，我们很高兴地出席了这个宴会。
议员团的各位团员于昨天会晤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委员长等，从各位先生的谈话中听取了非常有益的，也可以说是有历史意义的意见，我们对此感激尤深，今天晚上继续出席这个盛大的宴会，我们找不到什么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感激心情。
我们这次在中国停留将近一个月，学习了许多东西，并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眼界。
我们就要回国了。
我们参观了贵国各方面的情况，并同贵国政府许多负责人晤谈，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了贵国的十种优点，今天晚上不再重复了。
我们只有一句话要说，这就是我们爱中国，我们不愿离开中国，我们由衷地感谢你们。
我请为日中友好、日中贸易的扩大、日中邦交正常化和世界和平干杯！
方才我已经说过，我们曾受到中国政府负责人和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欢迎，因此，在我们将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不禁感到十分惜别，不愿离去。
我们只有由衷地表示感谢。
最后请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的健康、为全中国人民的巨大的繁荣干杯！

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会议闭幕
决定明年纪念十位世界科学、文学和艺术界名人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15日讯：
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在13日晚举行了闭幕会议。
在讨论完毕后，会议根据阿根廷代表瓦雷拉的动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1956年纪念下列世界科学、文学和艺术界名人：
伦勃兰特（荷兰），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华尔夫根·莫札尔特（奥地利），亨里希·海涅（德国），萧伯纳（爱尔兰），皮埃尔·居里（法国），亨里克·易卜生（挪威），迦梨陀娑（印度），小田等杨（雪舟）（日本）和费·米·陀思妥也夫斯基（苏联）。
常务委员会在听取了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后，号召各国和平委员会继续和扩大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运动。
然后会议一致通过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告全世界公众书和给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的一封慰问信，他因为身体不适和科学工作繁忙而未能参加这次会议。

世界工联执行局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议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09日到12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第28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维多里奥、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赛扬，以及联合会的七名副主席。
维多里奥在致开幕词时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缓和。
他说，由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所奉行的坚持不渝的和平政策，由于工人阶级和所有要求和平的进步力量的斗争，在日内瓦会议后出现了以一种使得有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问题的政策来代替“实力地位”政策的可能性。
他最后强调指出，保障和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工会运动的基本任务。
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刘长胜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世界工联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活动的报告。
他指出，世界工联在这方面的活动的目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和平和裁减军备问题、反失业斗争的问题、保卫工会权利和殖民地人民的独立问题、争取劳动人民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好的社会保险、保卫劳动妇女的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和强迫劳动的问题。
葛拉西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劳动妇女会议的组织筹备情况的报告，这个会议的召开是为了保护劳动妇女的工会权利和改善她们的生活条件。
葛拉西说，世界劳动妇女会议筹备委员会已经决定在1956年06月14日召开这个会议。
在讨论后，世界工联主席团批准了这个报告。
世界工联总书记赛扬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以及各国工会在争取和平、美好生活和自由的斗争中扩大团结的问题的报告。
赛扬讲到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意义时说，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在已经有可能加强国际工会的团结、巩固和发展各国工会之间的联系。
会议通过了许多决议。
关于世界工会联合会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专门机构中的活动的决议说：
最近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而产生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已经使世界工联有必要在联合国中进一步加强活动，以便在那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积极地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以求进一步促进紧张局势的缓和和加强国际工会的团结。
决议指出，世界工联必须集中力量处理对劳动群众具有切身重要性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注意殖民地和附属国家内的劳动人民的境况和斗争。
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发展劳动人民与他们的工会在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的斗争中的团结的决议中，执行局强调指出：
日内瓦会议标志着相互谅解和协商的精神的胜利和“实力地位”政策的失败。
这是各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坚决斗争的结果。
执行局认为，满足被压迫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巩固和平所必需的。
决议要求缔结一项关于同时地和有监督地大大裁减军备的国际协定。
执行局认为世界工联和一切工会组织有责任采取主动，以便促成裁军的实现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决议指出：
资本主义世界的雇主和政府还在继续和加强他们的进攻。
劳动人民如果要使他们的斗争得到胜利，就必须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
决议说：
希望一切工会团结和合作的愿望今天是国际劳工运动的最重要的特点。
因此，执行局重申：
世界工会联合会及其所属组织准备支持建立团结和协议的一切倡议，并且准备同一切决定为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的工会组织合作。
执行局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同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建立友好的兄弟关系的决议。
会议还决定在今年12月05日至07日在布拉格召开各工会国际（世界工联各产业部）领导人的会议。
执行局打电报给国际劳工组织的总负责人，要求他接待主席团的一个代表团，以讨论促进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劳工组织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
执行局还打电报给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提出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对和平、裁军和民族自决权这些问题的意见。

中共中央电贺丹共第18次代表大会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丹麦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丹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转丹麦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全体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丹麦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我们谨祝丹麦共产党在加强丹麦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并团结一切民主力量，为保卫欧洲及世界和平、为保护丹麦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
祝贺大会获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5年10月14日

刘委员长设宴欢送日议员访华团
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在16日晚举行宴会，欢送即将离开北京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
在宴会上，刘少奇委员长讲了话。
他在讲话结束时举杯说：
“祝贺各位归途一路顺利，祝贺各位身体健康，祝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祝贺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早日建立。”
接着，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讲话，对访华团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他说，访华团经过在中国将近一个月的参观访问，只能
用一句话来说明：
就是我们爱中国，不愿意离开中国。
最后，他提议：
为日中友好，为扩大日中贸易，为两国的邦交早日正常化，为世界的和平而干杯。
上林山荣吉在宴会结束时，又提议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健康，为中国人民的巨大的繁荣而干杯。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彭真、陈叔通、赛福鼎，委员王昆仑、王维舟、吴玉章、李书城、李雪峰、李烛尘、林枫、周建人、邵力子、南汉宸、胡愈之、胡耀邦、高崇民、徐特立、马明方、马寅初、张邦英、张治中、张闻天、张苏、许广平、许德珩、陈劭先、陆定一、程潜、廖承志、熊克武、刘格平、刘澜涛、蔡廷锴、赖若愚、罗隆基、陈其瑗、邓初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
（附图片）
刘少奇委员长10月16日举行宴会，欢送即将离京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
图为在宴会席上的刘少奇委员长（右）、上林山荣吉（左）。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刘少奇委员长的讲话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各位朋友们：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各位应邀来参加我国六周年的国庆典礼，并且在观礼以后前往我国各地进行了友好的访问一事，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现在，当着各位朋友们即将离开我国返回日本的时候，我趁这个送别的机会，说几句话。
日本国会接受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邀请，派遣代表团前来我国，这还是第1次。
我认为这是具有建设性的意义的，它将给今后中日两国议会代表团的互相访问，树立良好的开端。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很长久的和平相处和相互友好的历史。
虽然在最近若干年以来的中日关系是不愉快的，但是这已经是过去了的事情。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一样，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也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
现在美国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而日本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美国的占领状态，我们中日两国同样是被人侵略的。
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处境在这一点上是有某些相似的。
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感情也就发生了变化。
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为完全摆脱外国的占领状态和祖国的完全独立所作的努力，是衷心地同情的。
我们是盼望着我们的近邻日本，能够早日成为一个独立、和平、富强、繁荣的日本。
我们相信具有民族自尊心、历来作为一个伟大的独立国家而存在的日本，是一定能够完全摆脱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处的那种困难的地位的。
我们愿意同我们的邻国日本早日建立正常关系，我们愿意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以巩固和发展我们相互间的友好关系。
这将使远东和平获得保证，使世界和平也获得巩固。
我很高兴各位朋友们都有一种同我们一致的看法。
这就是为着我们两国邦交的恢复，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谈判早日实现。
现在中日两国间有很多问题未能获得解决，原因就是中日两国间的正常关系未能建立。
只要中日两国间正常关系问题能够解决，其他许多问题，都会逐步地获得解决。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一问题尚未获得解决以前，中日间的其他问题就都搁置下来。
不是的，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
相反的，我们应当使中日两国间的各种来往，不论是议会代表团的，人民团体的，贸易的，文化艺术的各种来往活动，都应当继续地更多地进行，以便经过这些来往，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早日实现。
我知道诸位都是热心于中日友好的，都是愿意早日看到中日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
只要我们有决心，有这一真诚的愿望，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和困难，使我们的共同目的能够早日实现，因为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感谢各位的远道前来访问我国，我建议，为着祝贺各位归途一路顺利，祝贺各位身体健康，祝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祝贺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早日建立。
干杯！

友好往来
保加利亚科学技术代表团到京
中保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1届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保加利亚科学技术代表团一行四人已在15日乘飞机抵京。
代表团团长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柳·沃·卡扎科夫，团员中有：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副部长加拉保夫博士、轻工业及食品工业部瓷器玻璃局局长瓦·斯·巴列夫斯基、国家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合作处处长拉季·拉杰夫。
澳大利亚和平人士多宾到京
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澳大利亚出席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医生亚历克斯·多宾和他的夫人在15日到达北京。
中国工会代表团在斯洛文尼亚参观
应邀访问南斯拉夫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在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书记维沃达陪同下，到达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参观访问。
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著名的农业区伏也央金纳大平原，在那里参观了诺维萨特市的农业博览会，访问了“浅那”国营农场。
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回国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以久原房之助为首的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在15日晨乘飞机返国。
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回国
以锡兰贸易、商务和渔业部部长秀莱·科里亚为首的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一行八人在15日晨乘机离京回国（代表团另一团员阿米特已先行回国）。
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代表团回国
应中国红十字会邀请前来中国参加国庆节观礼和访问的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代表团，已在14日早晨由北京乘飞机返莫斯科。
苏联工会体育代表团回国
应邀来我国参加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的苏联工会体育代表团阿·维·华西里耶夫等一行六人，在16日乘飞机离京回国。
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回国
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由团长吴登貌、副团长吴千吞率领，在15日早晨奉迎着佛牙离开广州乘缅甸专机回国。
中国佛教协会特派佛牙护送团陪同代表团前往仰光。
罗马尼亚音乐家回国
根据中罗文化合作协定1955年执行计划来中国访问演出的罗马尼亚音乐家弗洛雷斯库·阿尔塔、维·安娜和波普·杜米特鲁，在中国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访问演出后，14日晨乘飞机离北京返国。
比利时妇女代表团回国
以弗朗西妮·丽娜为首的比利时妇女代表团，在14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返国。
阿根廷“论坛报”社长回国
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阿根廷“论坛报”社长路易斯·戈尔德曼在北京和东北、华东等地参观后，已在15日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讯）

在联大社会、人道及文化委员会里
许多国家代表斥责西方国家维护殖民利益
新华社16日讯
纽约消息：
在联合国大会社会、人道及文化委员会里，最近展开了一场反殖民主义的激烈辩论。
在委员会开始讨论国际人权公约草案各条款审议程序问题时，丹麦在美英两国支持下提出动议，要求暂不讨论公约草案中关于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条款。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违反有关秘书长的职责和地位的传统概念，也出来发表一篇特别声明，支持这项动议。
在10月11日到13日三天的辩论里，丹麦动议和哈马舍尔德声明遭到许多亚洲、阿拉伯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的猛烈抨击。
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几次发言，斥责殖民国家的企图和秘书长维护殖民国家利益的声明。
他说，“每一年我们都发现殖民国家对（民族自决）这个原则提出同样的反对”。
他说，联合国必须在殖民主义问题上表明态度，因为附属地区“还在流血”。
印度代表梅农说，秘书长是反对联合国中的多数意见。
他说，万隆会议已经对殖民主义问题表明了态度。
叙利亚代表尤盖·哈金说：
“为了争取自由，流血斗争正在北非进行，人民在那里大量流血。
这就是因为自决权没有得到那些企图阻挠历史前进的殖民国家的承认。”
他说，哈马舍尔德想避免在联合国里表示不同的意见，“可是这种意见分歧已经存在”。
这种分歧的本质就在于：
“有当主子的人和尽力想打破自己的枷锁的人”。
萨尔瓦多代表卡马乔说，显然有人在企图阻挠讨论民族自决问题，从而使我们不能容许的情况长期保存下去。
他说，决不能容许附属地和非自治领土继续保存下去。
苏联代表在发言中支持亚非国家的意见，反对推迟讨论民族自决权问题。
委员会最后以三十六票对十八票否决了殖民国家企图推迟讨论人权公约草案中有关承认民族自决权部分的。
合众社说，这次辩论反映出“亚非国家在拉丁美洲国家支持下在联合国内进行的反殖民主义的运动”。

就有关在日本的朝鲜侨民问题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
新华社平壤16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15日在平壤发表谈话说：
根据最近的报道，日本外务相重光葵声明说：
日本将和南朝鲜当局举行会谈，以释放被扣留在南朝鲜的日本渔民为“交换条件”，把扣留在日本大村收容所的朝鲜公民遣送到南朝鲜。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指出，日本外务相重光的发言是违反国际法所公认的有关侨居外国的公民的法律地位的各项原则和惯例的。
日本政府片面地同南朝鲜当局会谈任何有关在日本的朝鲜公民的利益问题，都是毫无根据的，也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居住在日本的朝鲜公民的处境，经常予以深切的关怀，并且始终一贯地维护着他们的合法权益。
我们将完全不承认日本政府就这个问题同南朝鲜当局片面进行的任何会谈和措施。
我们强调：
日本政府应当立即释放被无理扣留在大村和日本各地收容所的朝鲜公民，并且必须停止违反大村收容所的朝鲜公民的意愿、再度把他们送交南朝鲜当局的计划。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根据得到的材料，被扣留在大村和冈山以及日本各地收容所的朝鲜公民正处在悲惨的生活境况中，他们的健康状况正在继续恶化。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最后说，我们主张，日本政府有义务根据人道主义立场和国际惯例，迅速改善被非法扣留在大村收容所的朝鲜公民的悲惨处境。
我们并且认为有必要派遣朝鲜红十字会代表前往日本，以便正当地、圆满地解决有关朝鲜公民的生活状况和回国的各项问题，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对此给予各种便利。

联大全会投票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美国要使菲律宾强占东欧国家席位的阴谋受到挫折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10月14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举行秘密投票，选举安全理事会三个非常任理事国，以接替将在12月31日任期届满的巴西、新西兰和土耳其。
拉丁美洲国家提名古巴接替巴西。
澳大利亚竞选新西兰据有的席位。
东欧国家提出由波兰担任按照协议应属东欧国家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
然而，对这一席位，美国代表团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安全理事会席位按地域公平分配的原则和1946年的伦敦君子协定，提出菲律宾为候选国。
两年前，国际合作的敌人设法把这个理应属于东欧国家的席位给予了土耳其，现在，又在设法把这个席位给予离东欧有几千公里的菲律宾。
但是，尽管美国对若干国家的代表团、首先是拉丁美洲国家代表团施加了压力，美国的这种阴谋在14日会议上没有能够得逞。
在第1次投票中古巴得五十三票，澳大利亚得四十一票，得到了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当选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波兰得三十四票，菲律宾得三十三票，都没有获得必要的多数。
在接着的三次投票中，波兰和菲律宾都得不到必要的多数。
美国在投票进行的时候对其他代表团施加的压力造成了反而不利的结果，因为在第4次投票中菲律宾所得的票数比第3次减少了两票。
在第4次投票之后的休息时间内，东欧国家的代表团决定提出南斯拉夫为候选国，以解决僵局。
但是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继续坚持要使菲律宾当选。
在第5次投票中，菲律宾得三十票，南斯拉夫得二十五票，在第6次投票中，菲律宾得二十九票，南斯拉夫得二十八票。
这样，它们都没有能当选。
在第6次投票之后，英国代表逖克逊动议把进一步的投票推迟到10月18日再举行。
这项动议得到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的支持，并且获得大会通过。

赫鲁晓夫接见南尼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雅尔达讯：
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尼·谢·赫鲁晓夫，15日接见了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意大利国会议员、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彼·南尼，并且同他就国际局势和争取和平的一般问题作了长时间的友好的谈话。

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
揭露吴庭艳策划“公民投票”的阴谋
新华社河内16日电
越南“人民报”15日发表社论，揭露吴庭艳集团准备在10月23日举行“公民投票”的阴谋。
社论说，目前吴庭艳正在加紧准备耍一个由美国所安排的“公民投票”把戏，以便把政权完全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和使他的独裁制度合法化。
社论指出，吴庭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破坏日内瓦协定，破坏越南的和平和统一，把越南南方变为美国殖民地的阴谋和活动，遇到了越南人民的日益强烈的反对。
“人民报”进一步揭露，在这个打算废除保大和让吴庭艳当“国长”或“总统”的“公民投票”把戏耍过以后，吴庭艳集团还将进一步玩弄把戏，例如制定宪法以及组织片面普选来制造一个傀儡国会等。
社论强调指出，吴庭艳集团在实现了以上的计划后，就将在越南南方建立一个李承晚、蒋介石式的法西斯制度。
他们将公开地宣布不执行日内瓦协定，然后使越南南方正式加入美国的侵略集团，实现分裂越南的阴谋，并且把越南南方出卖给美国做为准备战争的军事基地。
社论号召越南人民粉碎吴庭艳这种阻碍越南的独立和统一的阴谋。

越法双方在河内签订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专家代表团和法兰西共和国经济专家代表团14日在河内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一项贸易协定和一项支付协定。
双方在同一天发表的联合公报说，这两项协定是为了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根据平等和互利的原则而签订的。
公报说，根据贸易协定的规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将各达十亿法国法郎。
越南民主共和国将运交法国下列货物：
无烟煤、生丝、农产品、林产品、手工业品等。
法国将运交越南民主共和国机器、零件和附件、纺织品、车辆、药品、化学品、建筑材料等。
公报又说，根据支付协定的条款，河内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将互开法国法郎的账户——无息并且免费，以便结算两国交换货物的价款支付，以及进行由两国政府共同协议的其他款项结算。
公报说，这两个为期一年的协定可以通过两国政府的协议予以延长。

阿拉伯联盟理事会通过决议
声援北非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
新华社16日讯
开罗消息：
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继续在开罗举行会议。
联盟的政治委员会会议和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也在同时举行。
据报纸报道，10月14日联盟的理事会一致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提出的声援北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决议。
决议说：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镇压措施和法国在这一方面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取得的军事援助，都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决议又说，“理事会认为，阿拉伯各国政府在友好国家的合作下，应当继续努力来结束这种局势，并且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获得承认。”
理事会对联合国大会把阿尔及利亚问题列入大会议程一点表示满意，并且希望能够找到使阿尔及利亚人民可以实现他们的天然的合法愿望的解决办法。
理事会还谴责法国当局禁止红十字会援救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受难者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