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日:19550708-年月日
下一日:19550710-年月日
07月09日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接到刘少奇电话。
刘少奇说:
邓子恢同志对农业合作社问题有些意见,同他谈了一次。
我准备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邓子恢同志参加。
△07月09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
会议听取本年度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和新生招收标准等问题的汇报,并作出有关决定。
1955年07月09日
出席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的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1955年07月09日
听取外交部苏欧司陈楚汇报南斯拉夫国家情况。
随后,接见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
1955年07月09日
就进一步贯彻中央整编方针完成整编任务,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
△07月09日 星期六
△上午遇见安志敏、陈作良二同志,昨晚由洛返京,稍谈后,让他们去休息。
东德海登雷希及菲尔刻尔二专家来所,系联络处介绍,谈至11时始去。
天大雨,乘车赴北京医院电疗。
△下午参加所中批判胡风集团学习。
△晚间阅小说《高玉宝》。
07月09日
09日八十至八十七度,晴昙。
上午同出,西往教会,余之仁爱路。
下午四时张光宇来,为电力飞灰事,因谈请贾先生任董事长。
相关人物:贾景德 张光宇
Took Pagie, Jay, and Hilda 【沈恩欽] to Bear Mountain, stopping at Washington Memorial at Tappan and Stony Point Battleground.
Evening, Gen 【何世禮] and Mrs. Ho, Chiping 【江季平] and Mrs. came to dinner.
永兴、永德来访
起床五时四五分。
就床九时四五分。
内子今日谈笑自如,食粥一碗半,日食四回,惟服堀氏药散。
巫永德、英子、罗永兴、秀子三时同来。
永兴谈映画「银之杯」,[1]颇为有趣。
永德谈其女之病,今年八岁矣,不能行动,不能说话,其病源在何处,医生无有能知者,现对有研究神经系〔系〕统者而请教之,未得能确答者。
此病之发已三年矣,可惜一聪明可爱之女子变成若是,闻者莫不为悲伤,五时乃辞去。
夜与内子及关关同看テレビ,近十时方就寝。
永兴、永德来访
起床五时四五分。
就床九时四五分。
内子今日谈笑自如,食粥一碗半,日食四回,惟服堀氏药散。
巫永德、英子、罗永兴、秀子三时同来。
永兴谈映画“银之杯”,【1】颇为有趣。
永德谈其女之病,今年八岁矣,不能行动,不能说话,其病源在何处,医生无有能知者,现对有研究神经系[系]统者而请教之,未得能确答者。
此病之发已三年矣,可惜一聪明可爱之女子变成若是,闻者莫不为悲伤,五时乃辞去。
夜与内子及关关同看テレビ,近十时方就寝。
【注】
【1】银之杯:银の杯,TheSilverChalice,美国于1954年制作的电影,1955年05月在日本上映。
由VictorSaville导演,VirginiaMayo、PierAngeli、JackPalance、PaulNewman等人主演。
剧情叙述基督和其弟子们在最后的晚餐时将酒倒入银杯,此乃有关于此圣杯的故事。
在基督死后二十年,在希腊有一善于雕刻的少年Basil,因为父亲死亡,被坏心的叔父卖给了奴隶商。
数年之后,长大成人的Basil被基督的使徒Luke所救助,Luke请求Basil制作一个圣杯的外框。
Basil要在外框上雕刻十二使徒的像,便一边探访各个使徒,一边往圣地耶路撒冷出发。
在途中遇到Joseph,并与其孙女Deborra相恋,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住在耶路撒冷的革命家Mijamin在等待反叛罗马的时期,命魔术师Simon要趁机夺取基督教徒的圣杯。
后来Basil与使徒Peter见面,Peter要他前往罗马。
当时的罗马由皇帝Nero所统治,魔术师Simon也出现在罗马,利用魔术来迷惑群众。
这时Basil受基督徒虔诚的态度所感动,第一次向神作出了虔诚的祈祷,而基督显现在他所打造的圣杯外框上,激发他的灵感而完成外框的打造。
Basil将打造好的圣杯外框交给Peter,来到罗马的Deborra也将圣杯交给了Peter。
后来魔术师Simon从高处坠落而死,冲动的群众袭击基督教徒,混乱中圣杯不知去向。
最后Basil和Deborra返回故乡,Peter则宣言当圣杯再次出现时将会为人类带来幸福。
(《夕刊读卖新闻》,昭和三十年07月04日,第二版;
〈银の杯〉,MovieWalker,http://movie.walkerplus.com/mv2554/,二○一三╲五╲二十一)
毛泽东
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5年07月09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理外交部长斯·拉布丹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兴奋的心情注视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三十四年来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光辉成就。
祝蒙古人民在久经考验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在胜利地实现第2个发展国民经济及文化的五年计划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周恩来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955年07月09日于北京
根据1955年07月11日《人民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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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 入藏登录号 | 卷名 | 档案系列 | 题名摘要 | 卷件开始日期 | 卷件结束日期 | 数位典藏号 |
|---|---|---|---|---|---|---|---|
| 17485 | 002000000170P | 蒋夫人照片资料辑集 (七) | 蒋中正总统文物-照片-主题-蒋夫人宋美龄辑集 | {#宋美龄#}接见美国勒裴雅特大学访问团 | 1955/07/09 | 1955/07/09 | 002-050113-00008-293 |
| 17486 | 002000000170P | 蒋夫人照片资料辑集 (七) | 蒋中正总统文物-照片-主题-蒋夫人宋美龄辑集 | {#宋美龄#}与美国勒裴雅特大学访问团一一握手欢迎 | 1955/07/09 | 1955/07/09 | 002-050113-00008-294 |
| 17487 | 002000000170P | 蒋夫人照片资料辑集 (七) | 蒋中正总统文物-照片-主题-蒋夫人宋美龄辑集 | {#宋美龄#}与美国勒裴雅特大学访问团一一握手欢迎 | 1955/07/09 | 1955/07/09 | 002-050113-00008-295 |
| 17488 | 002000000170P | 蒋夫人照片资料辑集 (七) | 蒋中正总统文物-照片-主题-蒋夫人宋美龄辑集 | {#宋美龄#}与美国勒裴雅特大学访问团一一握手欢迎 | 1955/07/09 | 1955/07/09 | 002-050113-00008-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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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10 | 002000001258A | 对美国外交 (十三) | 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外交 | 张群呈蒋中正美国十四航空队联谊会会长史朗上书敬邀出席可否援例去电祝贺 | 1955/07/09 | 1955/07/09 | 002-080106-00035-006 |
| 28144 | 002000002091A | 对美关系 (一) | 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领袖事功-革命外交 | 孔令侃电蒋中正美众议院已通过租界军舰案并经疏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塞尔已同意将中华民国部分另立一案通过 | 1955/07/09 | 1955/07/09 | 002-090103-00002-303 |
| 18603 | 008000000079A | 石叟丛书续编-军事会谈发言摘钞等 | 陈诚副总统文物-文件-石叟丛书-续编 | 四十四年第二十次军事会谈 | 1955/07/09 | 1955/07/09 | 008-010109-00006-010 |
| 9999 | 020000014155A | 驻外使领馆庆祝国庆(三) | 外交部-礼宾司-我国庆吊- | 外交部呈行政院关于民国四十四年国庆驻外各使领馆举行酒会庆祝事文件,驻义大利大使馆、驻瓜地马拉公使馆、驻希腊大使馆、驻火奴鲁鲁总领事馆、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呈报举行民国四十四年国庆庆祝典礼经过情形及剪报、照片等文件 | 1955/07/09 | 1955/11/01 | 020-101600-0199 |
| 19867 | 040000000200A | 一九五六年度军协计画联勤运输器材案 | 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美援会(37.07-52.09)-美援军协计画-器材及设备 | 一九五六年度军协计画项下建造驳船计画案申请书、查帐报告、驳船材料清单、专案办理结束情形及计画所购材料价让台湾邮政管理局事宜,建造内港驳船三艘在日本采购材料案及结汇情形,一九五六年军协非工程铁运费计画已结束证明单,台湾邮政管理局建造沿海邮船案申请书等 | 1955/07/09 | 1957/07/12 | 040-010107-0094 |
▇21431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1955年07月09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
И·谢尔巴科夫同志:
向您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的情况报告”及其附件。
附秘密文件86页,非秘密文件45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1955年07月16日
第1114/ДВ号
手写批注:
归档。
该资料已经用于关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况说明。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1月1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
1955年07月09日
第61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Н·Т·费德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
向您们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其附件,即1954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的报告,1955年03月0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过程的报告,《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提出的八点要求》。
附秘密文件83页,非秘密文件45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罗迈进
附件:
机密
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千百万人的战斗组织,实现了对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
1954年中国共产党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活动,以便顺利实现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党的统一的措施,发扬党内民主,提高组织和思想工作水平,进一步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党的领导工作,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巩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阶级异己分子和退化变质分子开除出党。
通过这些措施使党能够完成去年制定的一五计划任务。
依据远不够充分的资料——中共中央党内报告和文件、报刊和其他来源资料,下面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及其组成、党的机关结构、组织和思想工作,以及1954年至1955年初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加以简要评述。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及其组成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发展得非常快。
现在中共计有700多万名党员,比1949年时多250万人(1949年——450万,1950年——580万,1954年初——650万)。
农民党员有400万人,其余的300万人分布在军队、工业企业、交通、机关、学校等部门。
根据1954年初的资料,在党员总数中妇女——70万人,25岁以下的——17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的——250万人,农民党员中富农占7.6%,贫农占61.6%。
根据这些材料,共有33.5万个基层党组织。
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增加了近50万人(根据官方材料,一年内接收140万人入党,同时被除名的党员有90万人,不过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这个结论)。
按照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决议,计划到一五计划末(1957年),仅农村党员人数就达到600万—700万人。
打算此时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扩大到30%,以及极大地提高职员、林业工人、学生的比例,等等。
这样,在未来三年内,也就是一五计划期间党员人数将快速提高,达到1000万—1100万人。
未来几年党员的社会成分将会发生某些改变。
如果以1953年05月为基准(中共党员人数为610万人),党内工人党员比例为7.3%,而现在打算提高到10%。
关于逐渐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提高到30%是在1949年0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决定。
从而,党在工厂和矿山的党组织建设速度极大提高。
到1953年06月(同1950年相比较),这些企业的党员增长了100.8%,而在各级学校增长了30.8%,在农村增长了8.7%。
大规模招收工人入党的转折点是1952年下半年,当时各企业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造,开展了旨在抵制资产阶级向工人阶段进攻的“五反”运动。
现在党的组成中无产阶级工人占10%。
在东北大型国营企业比重更高(12%—15%),而在工业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南方、西北)比重较低(5%—8%)。
这是由于工人集中程度不平衡,以及党组织在各地区建立的时间不同造成的。
党员工人在各城市和企业的分布极为不平衡。
不是在所有的企业,甚至是国营企业中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或者存在党员。
例如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到1954年06月,那里的工人共产党员仅占工业企业工人和职员总人数的5%,36%的相对的大型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
这一地区两年时间里(1952年07月至1954年06月)接收入党的工厂和矿山的工人和职员占入党总人数的13%,农民党员——58%。
提出来的任务是到1957年末,这一地区工人党员的比例要达到20%—25%。
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党员中工人和职员的比例占6.5%,但是,在大型国营企业和铁路运输业党员比较集中,达到了60%。
在北京,1954年接收的15224名党员中(除了服务部门),工人占到2/3(5795人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2350人在资本主义建设企业,438人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在大型工业中心上海,80万名生产工人中共产党员约有75000人(10.6%)。
在1954年接收的46996名党员中,工人占80.2%。
在大的党组织中计有党员40000名,工人党员占70%。
如果说在绝大多数大型国营企业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那么,在许多相对较小的从属于地方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建设企业和林业企业,不仅没有党组织,甚至没有党员。
例如,根据截止到1953年11月的资料,在北京有76%的相对大型的私人企业中没有党员,而在其他企业中党员人数仅占这类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1.73%(1954年,在私营企业有438人被接收入党)。
在上海,截止到1953年06月,14.3%的私营企业有党组织(雇佣工人不少于30人),而党员人数占这些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2.4%。
在新疆,根据截止到1954年02月的材料,123家私营企业中(雇佣工人不少于50人),有党员的为37家(总共有287名党员和17个党支部)。
在东北的资本主义建筑业中固定工人中的党员人数不超过3%—4%,在其他地区不超过1%—2%,而在季节性工人中几乎没有党员。
这些情况部分说明了,现在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在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摧毁后查明,饶漱石在上海时就极力压制工人政治觉悟的高涨,阻碍大规模接收工人入党。
高岗甚至指示延缓新成员入党的合理要求。
在农村,在22万乡中有17万个村建立了党组织。
但是,在地理上分布不均衡。
如果说在解放较早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组织,并且人数众多,那么,在解放较晚地区只有70%的村庄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也很少。
农民党员占农村居民总数的0.8%,但在个别省这个比例极低(广东0.17%,广西0.18%,湖南和湖北0.27%,河南0.56%)。
在这五个省中,人数不足10人的村级党支部占党支部总数的85%。
在中国东北地区党员成分占农民总数的0.4%,62%的村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党支部平均有4—5名党员。
在解放较早省份(河北、山西等省)党员成分接近农民总数的1%。
在集体农庄、拖拉机工作站和其他农村国营企业中,党员人数更少。
因此,为了巩固这些企业,一些地方提出了1955年在工人和职员中党员成分比例达到15%的任务。
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成分比例最低。
截止到1954年,在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学校等单位中存在着轻视党组织作用的现象。
此外,接收生产战线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也极为薄弱。
北京是最大的文化中心,这里计有23所大学。
1953年各大学中接收了977人入党(其中教师112人)。
教授党员占教授总数的14%,而在两个国防学院比例为5%。
在北京大学的67个教研室中有26个没有党员。
1954年北京各大学中党员人数增加了1143人(其中不足接收计划的37%),但是,那里的党支部规模也不大。
工作重心放在了接收大学生和青年老师入党工作上。
国内各大学面临的任务是到1956年争取毕业班的党员人数比例不低于毕业生总数的15%—20%,而在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中达到10%。
党中央还指出要谨慎而积极地接收科学工作者,其中包括旧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入党。
例如在北京,中学教师中的党员比例为3%,而初级学校教师中党员比例更少(80%的初级学校中甚至没有一个党员)。
在四川省(居民总数为6200万人)各大学和中学中共有1933名党员,其中668人是1954年接收的(教师485人,大学生183人)。
尽管在四川的一些学校存在使党员数量增加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超过62000人),但1954年接收党员计划只完成了任务的10%。
各省市大学和中学也都是这种情形。
在科学和医学、文艺和艺术工作中的党员极少。
在主要国家机关中党员比例相对较高,但在分支机构,特别是在财经和贸易机关,党的力量还很薄弱。
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各条战线进一步壮大党员队伍的纲领,必须强化党在那里的领导作用。
为了“研究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接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积极性的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加入党组织,来巩固党的力量”。
在这个指示的基础上,地方党组织打算在一五计划后三年期间大规模招收党员。
党的组成在总体上是好的。
在各企业主要是接收技术熟练工人、先进生产工作者、积极分子入党,他们具备了明确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准备为实现党的政策而斗争。
在农村,近一年来接收入党的主要是贫农和所谓的新中农(土地改革后由贫农发展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或者愿意在生产合作社中联合起来。
党在农村推行的所有措施主要是依靠农民的积极性。
在职员和知识分子中也吸收那些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参加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士入党。
与此同时,由于党内存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因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经常会在党内表现出来。
尽管提高了入党条件(特别是从1951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第1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工作问题提出了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所谓的“八点要求”),还是有阶级异己分子或觉悟较低的人入党。
据评估,在党的各级组织中约有5%—10%的党员不符合上述要求。
这主要是因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觉悟较低的人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剥削他人劳动,不想完成党的工作,等等)。
这些人将逐渐被开除出党。
例如,中共抚顺(东北)市委对青年党员进行的检查表明,其中只有92.4%的人符合党员要求。
其余的8.6%要么是阶段异己分子,要么是觉悟较低的剥削他人劳动的分子。
对广东的一个县城进行检查的结果表明,20%以上的青年党员不符合要求。
在绵阳(四川省)地区4700名党员中出身雇农的有22人,从事放高利贷的有104人,从事收购土地的有111人,从事投机倒把的有205人,打算做生意的有327人,对党持消极态度的有685人,其他的有1454人(占党员总数的30.9%)。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在农村建立的党支部中有许多党员,包括部分干部,在剥削他人劳动。
此时还应补充一下,到1954年末,在较早解放地区有20000个农村党支部,还没有对这些党支部进行检查,没有从中肃清敌特分子和变节分子。
在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下层的领导干部中,旧的剥削阶级的习俗、个人主义、自高自大、损公肥私的恶习仍没有清除。
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思想政治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现在,当党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风给党带来很大压力。
中国共产党不断清洗自己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变节分子和消极分子。
1951—1953年在对农村基层党支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自愿退党或劝告退党的有41万人。
1952年在城市党组织中开展的“三反”运动期间,许多变节分子和敌特分子被清理出党。
1954年在农村抗拒统购粮食和合作化的人,或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分子被开除出党(在河南省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2%)。
在进行检查工作的薄弱的一些农村党支部中,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7%。
1954年被开除党籍的一系列党员有:地方党支部中搞颠覆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的领导干部,腐败分子,破坏党的纪律的人员。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后,党把反党集团的主要组织者清理出自己的队伍,以及把集团的同伙——前中央山东局书记向明和前中央东北局领导层工作人员张秀山、张明远、郭峰、赵德尊、陈伯村和其他一些人——撤职。
综合上文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过去一年来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尽管对党的组成成分调整得更为严格,但党在各领域的建设并不平衡。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是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通过的党的章程中确定下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对章程内容作了某些修改。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
党组织按照地区或生产部门为标准进行建设。
党的组织体制如下:(1)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2)在各省、市、地区、县、区(城市和农村)——代表会议,党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可以代替党员代表大会);(3)在各基层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根据党的章程,党的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但这个程序只是在部分党组织内有效,因为截至目前,党的代表会议还不能在所有的党支部召开。
党的最高机构 。
党的最高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按照党章每3年召开一次,随后应该是中央全体会议和党员代表会议。
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而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1945年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
高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死亡或牺牲的有:任弼时、王若飞、关向应、秦邦宪,由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的有:陈伯达、廖承志、黄克诚、王稼祥等人。
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陈云,书记处书记是邓小平。
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董必武、陈云、康生(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彭真、周恩来、张闻天、林彪和邓小平(后2人是1955年04月04日中央全会第5次会议选举的)。
政治局负责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党的所有工作,而书记处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下设一系列分支机构:组织部、宣传和鼓动部、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负责统一战线的部门、领导各经济领域的部门等。
195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组后予以扩大,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第1次组建了干部局。
去年在取缔中央地方局的过程中,中央机关补充了大量新的地方机关撤换下来的领导干部。
中央书记处也得到巩固。
1955年03月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是董必武),隶属于中央委员会(从1949年起就存在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在各地区建立了局和分局,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执行工作,向中央委员会负责。
目前存在一个上海局(辖江苏省和浙江省、上海市)和4个分局(华南分局、山东分局、新疆分局和内蒙古分局)。
1954年,中央委员会裁撤了国家解放过程中建立的东北局、西北局和西南局。
执行这些措施是为了进一步集权化和巩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以及根除某些地方领导干部中的自立倾向。
现存中央局和分局不能直接领导各省和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及其机关联合成为统一的组织,由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党委会领导。
省和市党组织 。
省和市党组织的最高机关是省和市党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是——省、市委员会,再后是省、市党的全体会议。
根据党的章程,代表大会每2年召开一次。
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一年至少召开2次,代表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党的省级委员会(在全部25个省内建立)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领导本省各项工作。
在此需要指出,目前大型市级党组织(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不从属于所在地省级党委,而这些城市的市委与省委同级,并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
在党的省级委员会组成中有数十名委员和相应的候补委员(例如,在山东省——37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在上海——19名委员),有1个第1书记和2—4个副书记。
省级委员会几乎都有类似中央委员会的各部,以及一个非常大的工作人员编制(例如,辽宁省委员会计有800人)。
它领导地区、市(地区级的)、县和区委员会。
党的市级委员会有类似的结构,区党委及生产单位的党组织从属于它。
党的地区级党组织 。
那里建立有省属地区党委(地区——临时行政单位,不是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
一个行政区平均有8—15个县,还有一些不大的城市。
总共计有150余个地区。
党的地区委员会也有自己的工作机关,但它相对来说不太大,因为地区委员会是临时性的党机关,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省级委员会对县级委员会的领导,是省和县委员会之间的环节。
目前地区委员会得到巩固,干部得到补充,在实现对党的基层机关的领导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县级和区级党组织 。
县是主要的行政单位之一,一个县平均有5—10个区。
总共有2000多个县。
乡镇——临时性行政单位,非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
党的县级委员会是党在农村最重要的机关,直接实现党对农村的领导。
党的县级委员会有1名书记和2—3名副书记。
县委常委 由10—15人组成。
从江苏省一个最好的县委员会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其结构。
这个县委有4个县组织、32个乡组织、1个国营农场组织、3个负责日常供应的集体农庄组织和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总共计有513名党员(其中县机关和组织中有190人)。
县人口——80000人。
县委有5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县委常委——14人(书记1人、副书记3人、4名县委工作人员、4名国家机关代表、1名群众组织代表和1名财政经济机关的代表)。
县委下设组织、宣传、财政和贸易、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研究室等部门。
每个部门有6名工作人员,在农业合作社部门有10名。
县委的主要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合作社,文教工作和卫生,财政和贸易,法律。
每个部门都独立对县委书记和副书记负责。
工作人员按照工作而不是区域划分职责。
县委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把指示和任务传达给基层党组织,并组织他们完成,因此,县委的工作人员平时要经常到基层蹲点,较少在县委。
县委组成中没有基层积极分子,县委和县委常委的所有人员都是领导干部。
所有的县委员会都有这样的结构和组成,根据某县的特点和党的县级组织的人数可以有所区别。
按照惯例,党中央允许自己的指示和决定、各种党内的解释性文件与资料下达给党的县级委员会。
在各城市建立有党的区级委员会(市属),各区委从属于该市委员会。
它是比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更具强力的机关。
在各县建立有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
在许多省,农村区级委员会只是在1953年才建立,因此,他们还未稳固。
许多区委没有工作分部,而只有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
他们主要是乡(镇)级委员会同村级支部联系的纽带。
每个乡(镇)党委大约有8—15名工作人员,其中部分是半脱产性质的,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营生。
此外,区委书记经常同时兼任区长的职务。
生产单位的党组织 。
各大型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生产单位来组建,其党的委员会从属于上述按照生产部类划分的党的委员会。
例如,北京中央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北京市委不能领导它的工作。
这些党的组织有统一的党委,有相应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力。
各省直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本省的省委员会,而各市直机关绕过党的地区委员会从属于本市的市委员会。
这样,这个市的许多企业、机关或学校的党支部经常不是同地区委员会,而是同市委员会联系,并直接从属于这个部门的党的委员会。
现在还没有关于改变这个结构的正式章程,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突破,生产单位的党委从属于基层地区党委会。
现存城市党委的这种结构妨碍了对党的各支部的领导,降低了党的地区委员会的作用,使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
最后应该指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党的机关是在国家解放的过程中或解放后建立的。
这期间党组织的数量急剧增长,工作的范围也扩大了,而且党的成分也变化很大。
鉴于此,必须逐渐扩大和巩固党的各级机关。
在改变工作方法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党的机关要逐渐由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党的机关应该专业化,面向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变得更为专业。
另一方面,党的各级机关之间的联系应该加强。
尽管党的机关仍然是按照各种体制(中央、地方局、省(市)、地区、县、区委员会)组建的,但党中央、省(市)委员会应该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 。
在各工厂、矿山、农村、机关、学校、武装部队等建立党支部,每个支部的党员人数不少于3人。
现存人数多的基层党组织都将建立党小组。
在农村党员人数不少于5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在各工厂、机关和学校党员人数不少于1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都将建立基层党支部。
在市镇居民居住点、在各大型工厂、在大的机关都将建立党的委员会。
在重要的大型企业,如果党章没有要求,甚至可以建立有5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党的委员会。
截至目前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是按照区域特征,也就是按照乡的规模来建立的。
随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在农业合作社,也是按照生产特征来建立党支部。
他们都纳入共同的乡级基层党组织。
在各企业党支部数量在快速增长,已经逐渐按照车间、部门来建立党支部。
组织工作
1954年中共中央主要关注了以下组织工作:举行省、市和县级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以及基层党组织会议,接收新党员和巩固基层党组织,改善干部管理工作,对党务工作者进行培训和组织进修。
代表大会、党委全体会议、代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 。
根据1954年02月中共中央第4次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的决定,要求认真关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会议。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
从这时起召开了5次中央全体会议和1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5年、1949年、1950年、1954年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03月。
1954年02月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鉴于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活动而巩固党的统一问题。
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统一的特别决议。
第4次全体会议是党的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这个决议成为各级党组织今年活动的基础。
会议宣布在党内坚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表现——首先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高自大和骄傲情绪、本位主义的表现,反对变节分子和挑拨离间分子——的斗争。
会议还要求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同群众的联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强化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水平。
第4次全体会议得到各级党组织的广泛反响,对加强他们的思想和改善他们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5年03月21—30日,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3个问题:1.关于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陈云作报告),2.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邓小平作报告),3.关于召开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会议。
会议就讨论的3个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召开经过精心准备。
在召开会议前,各省和市党委都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党的工作问题。
因此,有100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他们就党和国家的工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和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其中刘少奇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
会议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进行,展现了党的思想统一。
党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看作是自己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之一。
在解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时,会议关注了党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四个方面:1.坚定履行第4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威胁党的统一的言行的决定,这不仅是现阶段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党内讨论应该在党的组织内公开进行,应该坚定地开展反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密谋活动。
2.党应该坚定地推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
全体党员都应该克服骄傲和自满情绪,坚定地开展反个人主义倾向和个人崇拜的斗争。
3.党应该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地对每个地区、每个机关和每名党员进行严格的、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监督。
4.党应该加强思想工作,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系统地在党员中、知识阶层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评。
1955年04月0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5次全体会议批准了会议决议,并选举林彪和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
现行的党章是1945年在开展人民解放斗争的局势中通过的,其中的一些条款已经过时,要求对党章进行修改。
因此,下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和通过新党章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次会议预定在1956年召开。
中央第4次全体会议后,各省、市、地区、县和区(市属)党组织都就召开代表大会积极地开展了工作。
对于大部分党组织来说,这样的代表大会都是首次召开。
在此之前仅仅召开过代表会议,而且还是由党组织安排的。
所有主要的问题都在全体会议或者由领导干部会议解决。
这样的实践已经成了惯例。
1954年党的第1次代表大会只是在某些党组织召开,其中包括3个省、10个市、197个县、32个地区(市)和23个其他(生产单位)组织。
比如,在河北省各党组织,第1次党的代表大会计划在1956年春举行,地区级党组织——在1956—1957年举行,县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市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
这样,第1次党代表会议(某些地方召开两次)只是打算在接下来2—3年内举行。
地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它在重整党的工作、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一些党组织的第1次代表会议只是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举行,一些党组织在这方面还没有必备的经验。
同时,许多党务工作人员,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没有理解代表会议的重要性,或轻视它。
他们拖延会议的召开,借口是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代表大会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准备会议需要花大量时间,因此,最好是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党的报刊多次强调,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是党内民主的基础,要求把遵守民主原则,在代表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首位。
但是,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些指示未得到遵守。
最为常见的两个缺点是:会上批评的火力由上至下,领导工作人员很少开展自我批评,不想接受下面的批评;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容忍各种违反纪律现象: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没有遵守自由讨论的原则,存在领导工作人员向代表团施加压力的问题,等等。
在一些代表会议上这种情况引起代表团不满,最后给中央写抗议信。
在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在农村党组织中,迄今为止,章程中关于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的规定完全都没有被履行。
用领导干部会议或没完没了的常委会议来替代党的会议也是普遍的做法。
近来,党让自己的基层组织注意逐渐克服这种错误做法。
1955年02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在各重工业企业党组织内召开全体党员会议问题的文章,其中指出:广大党员很少参加组织生活,对党的领导层的工作几乎没有监督。
党员全体会议尽管偶而也召开一次,但流于形式,没能动员起党员,没有提升他们的政治水平。
在广大农村,党支部会议没有每年举行,甚至有的党支部2—3年也没有举行过会议。
结果,在农村党支部,许多党员根本就没有参加党的生活,逐渐落后下去,丧失了党员的品质。
一些重要的问题通常由一个人或不大的一伙人就解决了,党组织总体上没能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
接收党员和加强基层党组织 。
1954年,无论是城市的党组织,还是农村的党组织,都在积极接收新成员入党。
根据不完全资料,一年时间内全中国共接收了140万人入党(其中农村接收了70万人,军队接收了15万人)。
同过去一年相比,农村接收党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大部分基层组织,把接收新党员看作是他们一贯的职责,而基层党组织直接从事这项工作。
以前接收新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有党的工作方法可遵循。
县委或区委的工作队有计划地前往农村,以突击的方式接收新党员。
现在这种方式已经不用了。
基层党组织挑选积极分子,并做他们的培养工作,此后再接收他们入党。
县或区工作队现在只是被派到没有基层组织的乡或企业。
其他时候,在许多地方接收党员同经济政治任务完成情况相挂钩,而不是孤立的,不是脱离群众斗争。
与此同时,在接收党员工作中也有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加入了党组织。
在一些地方,完全轻视党员数量增长的重要意义,没有完成党员接收计划。
几乎所有区都有一个典型的缺点,就是对接收党员工作持肤浅的态度,主要是重视数量,不注重质量。
结果,许多党组织:1.没有认真地选拔可以入党的人,没有对他们的履历和政治面貌进行审查,允许一些可疑的人,甚至是敌特分子混入党内;2.对打算入党的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很薄弱;3.违反接收程序、党的章程和中央的指示,很多人没有经过推荐,没有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讨论过就接收入党,等等,而党委会批准就是采取口头确认的方式,而没有形成书面文字。
这一系列缺点严重违反了入党要求。
例如,根据安徽、山西、四川、贵州省和上海市的资料,1954年接收的新党员中有5%达不到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求。
根据四川省委的材料,在农村党支部领导层中有10%的人是地主和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异己分子。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出,如果不采取严格遵守确保质量和入党程序的措施,那么,一些党组织不仅不可能发展,甚至可能成为敌特分子的匪窝。
党格外关注农村党支部数量增长和巩固的问题。
在1954年11月,中央就农村党组织工作问题专门召开了全国会议,要求认真对待这项工作。
当时党中央指出:“如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建立牢固的党组织,若无必要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就不能团结和组织农民群众,一往无前地实现社会改造的伟大任务。”
党中央要求各省、地区和县党委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检查,制定具体措施加强工作,制定今后3年党员接收计划,以及把计划通报给基层党组织。
农村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和状况不符合现在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领域的任务。
与此同时,农村存在党员数量增长的有利条件,以便在1955—1957年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农村普遍建立党组织(除了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游牧地区),使每个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平均达到10人,而在目前已经建立的拥有党员人数不多的党支部,党员人数要达到该村居民人口的1%。
计划在这一时期在农村总共接收党员200万—300万人。
在农村党员发展计划中指出,到一五计划末应该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建立基层党组织或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要在国营农场、拖拉机工作站、供销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在农村教师中组织党员接收工作,等等。
应该首先接收贫农(包括从贫农中发展起来的新中农),以及一些老中农入党。
近一年来,随着农村党组织数量的增长,党内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有待加强,提高他们的领导作用。
但是,在总体上目前农村党支部建设仍处于低水平。
鉴于此,要认真对待党内民主生活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以及县委和区委要加强对农村党支部的领导。
去年一年内对老解放区比较薄弱的农村党支部不断进行了检查和整顿。
这项工作从1951年开始,总共对13万个党支部进行了检查,还剩下3万个党支部没有检查。
检查工作应该在1955年结束。
中国同志称之为薄弱的或落后的党支部——这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建立的相对较老的党支部。
后来,这些党支部没有成立起来,其中大部分脱离了党的机关的控制,结果这里聚集了许多阶级敌人、变节分子,等等。
这些党支部逐渐变成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的工具或支柱,党的威信受到破坏,阻碍了党的政策的实施。
鉴于此,完成对这些党支部的整顿工作的意义就非常重要。
为了改善农村党支部的组织工作,上述中央11月会议强调要制定“中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规范”,经中央批准后传达给这些支部。
城市党组织接收党员的问题,党的公开出版和不公开出版的报刊给予了较少的关注,因此,现在只有关于城市党组织的不完整的资料。
各重工厂和矿山企业在党员接收工作方面组织非常好,态度积极。
接收工人入党计划在很多地方都超额完成了。
同时,在科学、文化教育和其他类似机关、学校也开展了党员接收工作。
1954年计划没有完成。
这首先是因为尽管多次下达过关于接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但各级党组织仍很少关心这项工作,和以前一样轻视党在科学机构、大学、学校等单位的作用。
干部工作 。
鉴于从1953年开始的国内大规模工业建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在最短的期限内从农村调动和选拔最优秀的干部转入城市,以便加强基本建设和工业,以及使用干部来加强其他领域的工作。
在195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党员代表会议上,党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就组织工作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中央打算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对旧的技术工作人员的团结和再培训的政策;大规模培训和干部学习(1953年11月);关于公布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1955年01月),等等。
中央组织部和地方党委成功地把上述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付诸实际。
多年来,党的领导干部除了在军队中任职外,就是处于在中央组织部统一领导下的基层党的委员会中。
这种体制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现在劳动分工更细、干部数量快速增长、专业部门干部逐渐加强,这个体制阻碍了干部的学习、培训和提拔。
据此出发,党中央决定:1.在保持组织部对干部集中管理的前提下逐渐把对干部的单独管理体制变为由中央和地方党委分别管理的体制。
为此把领导干部划分为9类。
2.在中央和基层党委下建立干部部门,对相应类别干部进行管理。
3.组织部和先前一样负责制定对干部的集中检查和配置的计划,负责干部在党校的培训和学习,由各机关对干部的培训和学习实行监督,并承担起对干部进行统一考核的责任。
4.在市政、交通、建筑、财政、贸易和其他经济单位,那里党的力量薄弱,要建立政治部或批准设立分管政治工作的单位领导人的助理一职。
党的这些工作机关在自己的单位内从事党务、政治和组织工作及干部工作。
5.划分中央和地方党委会之间管理干部的职责。
制定干部名册。
6.建立对干部进行管理的科学体制,在干部的培训和选拔工作中要坚定地遵守按照道德、政治和业务素质挑选干部的原则。
上述9类领导干部如下:1.军队干部——归军事委员会干部管理总局或总政治部管理;2.在文化和教育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党的宣传部门管理;3.在计划和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计划和工业部管理;4.在财政和贸易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财政和贸易问题的部门管理;5.在公共事务和交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公共事务和交通部管理;6.在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管理;7.在政治法律机关工作的干部——归政治法律部管理;8.从事党务和群众工作的干部——归组织局管理。
归属第9类的有:少数民族上层的非党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和华侨人士、贸易—工业团体,以及在统一阵线机关工作的党务人员——归负责统一阵线问题的部门管理。
贯彻中央制定的新的干部管理体系已经考虑了几年,因为党在挑选大量工业所需的干部时不可能同时为管理干部的机关也配备足够数量的干部。
现在这个新体制首先在中央机关实行。
其中,1954年05月,中央调整了组织部,强化了组织在干部管理方面的职能。
起初建立的部门考虑了上述对干部的7类划分。
在中央组织部1954年的工作计划中还反映出对干部审查、学习和提拔工作的加强。
1955年01月,公布了《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和中共中央关于刊登这份官名录的决定。
进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有: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工厂和企业的领导人,科研机关、大学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等。
在中共中央决定中指出,列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领导干部的一切有关任免和调动的问题都应经中央批准。
在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团结和对旧的工程技术干部再培训的问题上,关于组织大规模培训和学习问题的决定中(1953年11月),中央决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选取和培训为新建、重建和扩建企业所需的足够数量的干部,加强对旧工程技术人员的再教育工作,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使用,以及用5年时间培训30万名新的工程技术工作人员。
但是,在干部的安排和提拔上还远没有根除狭隘的本位主义态度、保守主义思想、任人唯亲和其他一些错误倾向。
鉴于此,党多次注意到了根除这类错误倾向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一年中,党的各类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把大量军队干部安排到国家和经济工作岗位。
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 。
党内存在一个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体制和机构。
现在存如下党的教育机关:1.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对党的中高级干部、党的理论工作人员、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等进行培训;2.隶属于省(市)党委的中级党校——总共有7所,对县、区级别的党的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3.隶属于地区、县的初级党校(学习班)——对区和乡的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
这类学校(学习班)很少,也不经常开办。
不久前决定,高级党校和中级学校划归中央组织部,而中央宣传部将承担领导教学的责任。
至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以及各政治类学校和普通学习班的培训期限和学习纪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规定。
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干部培训的问题,中央将在今年02月专门研究。
现在打算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的网络。
其中包括,打算在3—4年的时间内建立各省(市)党委中级党校。
地方党委打算开办一系列学习班,争取在1957年末对工厂和农村党支部的书记和委员,以及其他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进行培训,而党员将在这些学习班进修1—2次。
例如,1955年02月,河北省委指示在各县委建立党课学习班,主要接收各党支部书记和农村党务工作人员——党员来学习。
培训期限——半个月,每期200—300人。
计划举办4期。
在其他一些市和地区(城市)也开办类似功能的学习班。
进一步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网络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得到马列主义理论系统培训的机会。
意识形态工作
在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加强了用社会主义理想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加强了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决斗争。
在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纲要》(1953年12月)的基础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这个转变的开始。
在国民经济重建阶段,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推进各种民主改造方面,因而,民主任务的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在党内外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程度角度来讲,都具有局限性。
由于上述原因,意识形态工作落后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
还存在对意识形态斗争采取姑息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现象,轻视理论工作,对党的理论专业干部培训不够,在宣传领域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和缺点,对党员教育工作关注不够。
1954年02月召开的中央第4次全体会议关注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要求把这项工作提升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高度。
据此出发,党中央在1954年05月召开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宣传工作的现状,就加强宣传和进行党员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4年10月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斗争(批判胡适、胡风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而在今年03月份,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宣传的决定(中共中央1955年03月01日指示)。
中国共产党3月会议的决定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赋予了重要意义。
党员学习 。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学习可划分为党员干部学习和普通党员学习两类。
关于党员干部的系统学习问题是1953年根据中央关于1953—1954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的决定组织开展的。
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
第9—12章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旨在让领导干部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为学习
第9—12章内容,建立了党员学习体系,包括高级、中级和初级班,以及政治学校夜校。
理论学习的这些形式囊括了200多万名党员干部。
高级班还把原著增补到简明教程教科书中,在高级班学习的干部人数极少,在中级班学习的较多些。
初级班学习的是最基础的政治理论课和一点经济建设的课程(党的总路线、现行政策等),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初级班学习。
这一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理论素养和足够的基础知识。
在党的各种学习班中总共只有1000名脱产的理论教师,其中多数理论素养很低。
在理论学习体系中没有由初级到高级过渡的明确机制,结果许多领导干部几次学习都是那些资料。
通常党员学习都是在工作期间组织的。
预定为期一年半的在1953—1954年学习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
第9—12章的计划没有如期完成,被拖到了1955年,这是因为在1954年期间全体领导干部都要额外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央四中全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一些材料。
此外,也没有建立对学习的有效监督机制。
今年4—5月在简明教程
第12章内容学完和休息两个月后,领导干部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从第3章学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独立学习、经过较高培训的人从第1章开始学习。
对于没有接受政治经济学培训和学习的人,要安排他们从
第1章开始学习苏联党史简明教程。
第1次学习理论的领导干部,和以前一样,将学习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关于经济建设的基础知识。
鉴于许多领导干部同时还希望提高自己的普通教育水平或生产技能,就颁布了一个章程,每个干部都可以进行任何一种方式的学习。
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政治学校夜校和学习办公室来代替学习班。
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在大学里开设了马列主义夜大。
本学年有2300人在北京的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习。
普通党员和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他们的学习同领导干部的学习不同。
多数基层组织暂时还没有系统的党员学习。
目前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要定期同党员会谈,或就党的纲领、章程或现行政策给予指导(通常以党支部为单位)。
与此同时,在一些党组织内逐渐形成了党员学习机制,即党支部在讲课人(从党务工作者中挑选出来的人或具有相应水平的党员)的主持下全体党员每月学习1—2次,每次2小时,学习内容主要是宣传部撰写的提纲和材料,这个体制目前在大多数党组织得到推行,因为党委建议把它作为基本的党员学习模式。
应该指出,超过一半的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独立地进行学习。
近来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在党员学习问题上投入了很大精力,把这个任务看作是本职工作重要内容之一。
宣传 。
现阶段党的宣传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中央在1954年就宣传工作问题召开的第2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
在对过去3年的宣传工作进行总结后(第1次这样的会议是在1951年05月召开的),会议强调了宣传工作中的一系列不足和错误,主要是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效率不高,思想水平低。
在各级党委及其支部存在轻视宣传工作的倾向,在某种程序上对资产阶级思想向党内渗透的警惕性不高,无视错误宣传和错误观点的泛滥。
报刊对党的生活问题、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的问题关注不够。
1951年建立的基层宣传网络中的大多数环节都断裂了,而在群众中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也陷于瘫痪。
从党提出来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和坚定地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的任务出发,会议指出,现阶段党的宣传应该是关注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和中共中央第4次全会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执行情况。
上述党中央会议后,1954年07月通过了两项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和关于改善新闻工作,这两份决议中规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任务。
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出,现阶段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具体任务是在如下领域对农民群众进行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1.党在劳动互助和合作社领域的政策;2.合作社农业生产高涨;3.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4.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5.普及科学知识,同迷信及其余毒进行斗争。
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应该追求把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到社会主义觉悟的水平,为在农村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稳固的思想基础。
为完成这些任务,中央要求首先要加强对农村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包括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础知识,农村党支部的党员教育和活跃党内生活,通过活跃基层宣传网、小组读报活动、农业俱乐部、文艺活动和借助其他丰富多彩的形式加强和改善对农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普及工作。
党中央还要求运用组织措施加强各省、地区和县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力量。
尽管1950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报刊工作的决定,但这项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
在1954年07月17日的中央新决定中指出,许多报纸党性和思想性不强,同群众生活关联不够。
存在这些缺点是由于各级党委对自己的报纸关心不够。
在这份决定中中央要求报刊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介绍党的生活,宣传经济、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倾听来自下面的批评。
现在党的报刊工作已经得到极大改善。
《人民日报》和党的地方机关报开始每日刊登关于党内生活的文章,开始越来越尖锐、全面地批评党务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开始刊登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
为了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不久前开始出版专门杂志《政治学习》。
1953年末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对苏联的访问对于改善党的新闻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付诸实际相对较慢。
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消除轻视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现象,宣传工作领域干部配置不够,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局面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在1955年03月作出了关于宣传材料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别指示。
党现在赋予这项工作以重要意义。
同年02月份,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各省和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会议除了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的总形势外,还讨论并制定了为执行这一指示在改善理论工作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目前唯物主义理论宣传最主要的形式是由专门的讲座机构组织授课。
在中国所有的省和大城市都建立了这种讲座机构,并开始活动。
每个讲座机构每月组织1—2次授课。
为组织讲课活动,安排了党内最好的理论工作者。
例如,在北京,从4月到6月组织了4次讲课,题目为:“为什么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和宣传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思想”。
关于唯物主义的讲稿和文章在报刊上刊登和通过收音机广播。
听讲座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
(从今年05月起,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后,全党被动员起来开展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这个运动多少排挤了思想战线上正在开始的斗争。)
1954年10月,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青年中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
报刊上刊登对资产阶级的堕落道德进行严厉批判的文章,青年同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斗争也得到了加强。
党加强了对数量众多的私人文化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以便对他们进行改造或取缔。
国内共有97家私人出版社,700多家印刷厂,3500多家书店,近1000个书亭,平均每天出版100万—150万册图书,上演2000多场戏,105场电影,657场话剧,还有为数众多的娱乐场所——舞会、滑冰场和游泳池等。
在这类场所和组织内娱乐的人达到20万人以上,在这里工作的服务人员有数百万人。
其中的大部分是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中心和传播点。
与此同时,对如下各种宣传和教育手段的利用工作也在显著加强:报刊、电影、文学、戏剧等对大多数居民有影响力的传媒。
党在若干方面的工作
1954年党组织的所有活动旨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执行中央第4次全体会议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
着力于巩固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改善党的机关的领导方式,增强党对思想政治的领导,同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总体上增强党在各建设领域的领导作用。
党坚定地在适应新任务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工作,与过时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及现有的缺点作斗争。
去年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实现如下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上:1.在自己的队伍中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关于党的总路线的解释工作;2.实施工业建设计划;3.农业合作化和完成主要农业作物的征收计划;4.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5.对私营工业、贸易和林业等进行改造。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显露出党的机关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许多党组织没有能够动员起一切力量来完成党和政府的任务。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
这种现象流行甚广,具有危害性,最主要的是高岗多年活动给东北工业企业造成的恶劣影响。
1954年6—7月中央对东北进行检查时查明,在许多重工厂和矿业企业中党组织没有进行思想政治领导和对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轻视党对生产的领导作用,甚至其中一些人持有取消主义的观点,似乎“企业可以执行计划和工作,而无需党组织”。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具体表现在对企业党员干部的错误配置上。
任命从事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当中,担任企业经理及其助理职务的人就比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人具有更高的水平和素养。
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完全没有书记。
东北190个特大型企业的党组织中有75名书记及副书记(23.2%)不能胜任本职,书记还缺53名。
领导干部认为从事管理工作要比从事党务工作更好。
在许多企业中都有这种情况:党委或党委书记从属于企业经理,经理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凌驾于党委,把党委变成自己的管理机关的附属品。
相反,某些党委取代了企业管理,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完全放弃了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变成了管理机关。
在许多企业的党务和管理工作人员中书记和经理之间不团结,相互拆台和钩心斗角,导致企业处于无政府状态。
《人民日报》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社论中(1955年03月27日)指出:这个现象极具危害性,妨碍了在每个企业建立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在今年02月通过了关于在国营工厂和矿业企业清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倾向的措施的决议。
党中央在这份决议中指出,东北一些企业中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问题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存在,是工厂和矿业企业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中共中央建议各省、市党委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状况进行认真检查,批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这一危险倾向。
作为一项实践措施,中央建议,从加强企业党委的角度出发,如果有必要就在个别企业内部或在与其有协作关系的企业中调换干部。
轻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的倾向在一些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和机关中也存在。
迄今为止,许多地方认为,大学的党组织不应该,甚至似乎没有权力深入教学过程和关心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没有权力在整个集体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
高校党组织被集体孤立,陷于自己的小圈子。
截至目前高校党组织发展很慢,没有起到应有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他们这样的工作实践造成的结果。
高校的党务工作者和非党领导人之间没有联系,不团结。
近来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到了大学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这些严重错误和缺点。
在许多农村党组织中也存在忽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情况。
关于农村党组织的工作 。
同城市相比较,农村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在缓慢地改进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农村民主革命(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领导方法。
在土地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所有工作都建立在依靠大多数的基础上。
数量极少的乡有基层党组织,而且地方政权机关还很软弱。
现在形势已出现了根本变化,基层党组织、地方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实践被党的机关代替的情况随处可见。
例如,县委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多数时候不是经过和依靠乡委,而只是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吸收乡委的积极分子(支部书记和乡长)参加工作。
每个县委向各乡派驻自己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那里几乎常驻,并努力独立做各种事情。
在他们那里广泛流传这样一种观点,独立执行任务比召集党支部会议,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动员他们完成任务要轻松得多。
同时,乡级组织也替代了乡人民委员会、各种社会组织,没有吸收他们参与解决各种任务,常常认为不需要他们协助来完成任务。
农村的党组织机构以业务繁忙为由,很少关心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轻视这项工作。
对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领导作用的重要性理解不够。
县级党委在向各区和各乡下达任务的时候,没有好好地向基层干部解释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方法,不解释党的政策,由此导致基层干部出现严重的命令主义行为,破坏了党的政策,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党内存在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应引起重视,要宣传优秀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经验。
许多地方党的机关和基层组织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
这些经验已成功地向其他党组织推广。
各党委对各党组织进行了专门分类,进行直接监督和领导,以便得到和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到落后的党组织中去。
党的报刊系统地刊登了关于一些党组织,主要是基层党组织的先进经验的材料。
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党内渗透作斗争 。
1954年党组织在党内开展了同个人主义、自高自大和道德堕落进行斗争,同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运动。
各省、市党委按照中央的建议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揭露出一系列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私利、歧视妇女和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事实。
这次检查把大量蜕化变质分子和见风使舵分子开除出了党。
不久前,《人民日报》(1955年05月02日)公开号召在党内开展反个别共产党人蜕化变质的斗争,增强共产主义觉悟。
党内有部分党员以雇佣贫农、放高利贷、承租土地、商业投机的形式剥削他人劳动。
例如,在一些老解放区剥削问题较为严重的一些农村党支部,15%—30%的党员在从事这样的活动。
在一些工人共产党员中也存在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
在中国底层的剥削现象一向很严重,因此,一些党员很难立即克服它。
此外,直至目前党没有认真关注共产党人剥削他人劳动的事实。
农村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合作化表明,若不严厉谴责和清除农村党员中的剥削倾向就很难实现党在农村的政策。
现在一些最为险恶的不知悔改的剥削分子被开除出了党,对一些落后分子进行了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了合作社等。
实行集体领导 。
中央四中全会后,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在报刊和党支部的议程中话不离口。
根据一些材料判断,在建立集体领导和坚定不移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
去年,许多党委根据具体事实和依据一些党组织推行集体领导的例子展开了宣传和解释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例如,河北省委的报纸《河北日报》在1954年10—12月刊登了29篇关于集体领导问题的文章和材料。
许多省市县党委从集体领导的角度出发最先调整了自己的工作。
在宣传和解释这项原则时其立足点是在集体领导中除了集体讨论和解决各种重要问题之外,个人首先要对所负责的那份工作承担责任和提出倡议。
许多工作人员是这样理解集体领导问题的,试图摆脱个人责任,甚至一些最为微小的问题也要通过集体讨论。
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
结论
1.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快速增长。
其队伍人数一年增长了50多万人,总人数达到了700万。
接收入党的主要是产业工人和贫农(其中包括新的中农),以及注意更积极地接收先进知识分子入党。
在绝大多数农村和城市中的主要生产单位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2.党铲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加强了自己队伍的政治思想统一。
反党集团的清除是中国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之一,表明党坚定地在自己的队伍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的斗争。
3.为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措施。
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宣扬唯物主义的运动。
在组织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
4.中国共产党对巩固基层党组织、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集体领导赋予重要意义。
在许多县和上一级党组织都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基层党组织开始定期召开全体党员会议。
5.党批评了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采取了一系列清除这一有害倾向的措施。
6.党中央强化了自己的机关,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组织和思想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党的干部工作,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监督。
7.地方党的机关改进了领导方式,从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使自己的机关专业化。
8.总体上,党组织成功地承担起了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去实现生产计划和各项政治任务的责任。
9.党持之以恒地关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消除。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秘
А·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05月24日
附件一:
机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马明方同志1954年11月在党的第1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中央批示:
中央批准马明方同志在党的第1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
有计划地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后3年内,继续在农村中发展200万至300万党员,使全国经过土地改革的乡都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并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内部的生活和在群众中的工作,是十分需要的。
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没有适当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要团结和组织农村人民群众,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是不可能的。
因此,各级党委必须经常注意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忽视或者放弃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
各省市委、地委、县委,应在最近期间对农村支部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和讨论,订出加强农村支部工作的具体办法和今后3年内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并在支部内进行认真地传达和讨论。
各省市委讨论农村支部工作的情形和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应在5月以前报告中央。
(1955年02月)
马明方的报告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农村的组织,必须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奋斗。
这就是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使农业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
农村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去进行。
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就是党在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
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要通过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团结与领导农民群众来实现的。
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中的战斗堡垒,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展的速度和成效。
党必须从以下各方面积极加强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
一、认真做好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我们党的组织,在农村中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全国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农村党员近400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0.8%。
党员的成分一般是好的,1953年底统计:雇农成分占7.6%,贫农成分占61.6%,雇农和贫农成分合计占69.2%。
我们的党依靠着农村中党的组织,组织与领导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对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全国解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工业建设;目前正在领导着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多年来的各种斗争和工作中,党在农村的组织,培养了大量的干部。
现在,在党的、国家机关的、军队的、经济的和群众的组织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是农民出身的。
我们的党,在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领导下,在农村党的建设事业和各项工作中,是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的。
但是,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程度还不高,资本主义思想在不少党员中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
有的党员只埋头个人生产,不愿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或者在互助合作组织中处处为个人打算;有的不积极执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甚至发生对抗行为;有的还有放债、雇工、出租土地等剥削行为;不少党员阶级观点很模糊,对地主、富农缺乏应有的警惕。
农村支部的生活一般还不健全。
有的支部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树立起正常的组织生活和工作制度,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发扬,支部负责人骄傲自大,不接受党员的监督,甚至压制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有的支部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涣散和不团结的现象;有的支部组织成分极为不纯。
党在农村中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
全国还有5万个乡没有党的组织,在晚解放区,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的乡仍有30%左右;老解放区也有若干乡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尚无党员。
在一些建立起党组织的乡,因为党员很少,难以发挥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这些情况,是和目前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相适应的。
党必须经常注意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纪律和党内团结,从各方面改进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以不断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党的战斗力量。
第1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来,老区农村的整党工作已收到显著的成效,约有13万多个支部经过整顿,提高了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支部工作和党员作风。
现在还有近3万个老区农村支部,尚未完成整顿工作,必须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完成。
各地农村经过各项社会改造和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并已涌现出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积极分子,我们党的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就给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党必须依据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后3年内(即1955年到1957年),在农村中继续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党员。
在现在还没有党组织的乡(未经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除外)都应建立起党的组织来,每乡争取发展到有党员10人左右;在已建立起党的组织而党员很少的乡,则应争取党员人数发展到占全乡人口的1%左右;在老解放区党员较多的农村中,亦应接受一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以增加党的新生力量。
农村党员到1957年应发展到600万至700万人。
党首先必须注意结合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积极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发展党员,吸收社员、组员中的优秀分子到党内来。
争取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内,逐步做到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有党员,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建立起党的组织。
党还应注意在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中进行建党工作,有计划地在职工和技术人员中发展一批新党员,争取这个时期内在这些组织中党员人数达到职工人数的20%左右。
党还应注意在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中,在农村学校教职员中,在军事、经济重要地区中,在沿海、沿江、沿湖和偏僻山区党的工作薄弱的地区中发展党员。
发展党员时,应着重在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贫农(包括原为贫农的新中农)中去发展;旧中农中个别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分子,也应注意吸收他们入党。
选择党员对象,应从阶级成分、阶级立场、斗争历史、政治觉悟程度、和群众的联系、工作表现等方面加以慎重的考察,经过教育之后,将那些确实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并自愿接受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分子,接收入党。
发展党员必须和各项工作、各个运动结合起来去进行。
离开群众的各种斗争孤立地进行发展党员,是不妥当的。
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党委,均应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发展党员的具体计划。
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地方,县委、区委应派遣具有建党工作经验的干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党应加强对新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教育。
对于候补党员,在候补期间应继续加强对他们的考察,帮助他们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最根本的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做好,不许做坏。
二、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相适应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有些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在过去,农村党员都是个体劳动者,农村支部只能按照地区为标准来建立。
现在,互助合作运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个体农民正在逐渐地联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进行生产。
这个情况就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有必要按照地区和生产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加以改变。
这里就各地存在的问题,拟作以下一些规定:
1.乡是基层行政单位,农村中的各项工作都是以乡为单位来进行的。
因此,在一个乡的范围内,除了国营农场和供销合作社中的“乡联社”等组织可以单独成立党的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党委领导外,全乡只应建立一个乡支部,统一领导全乡的工作。
2.合作组织发展起来的乡村,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可建立党的小组,党员多的可建立党的分支部,以加强党在这些生产组织中的工作。
如果全乡农户差不多都已加入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支部就同时是乡支部,负责统一领导全乡的各项工作。
3.党章规定: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50人的乡村,得成立党的总支部。
但是有些乡已有必要在合作社中设立党的分支部时,则全乡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亦可成立党的总支部。
有些乡村庄过于分散,或党员大多数集中在一二个自然村内,只建立党的小组,不便于党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也可以在某些村庄建立分支部,以乡为单位建立总支部。
4.基层供销合作社中的“集镇社”和以几个乡为范围建立的“乡联社”,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可以单独成立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但应与所在乡的乡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并经常注意听取乡支部的建议和批评。
如果区委以上的党委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不便于领导时,则只成立党的分支部或小组,受所在乡的支部领导。
至于“乡社”中党的组织,一般地应受乡支部的领导。
5.国营农场、牧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是目前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
在这些组织中有3个以上党员时,均应成立支部,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并与所在乡的支部取得密切联系。
如果党员不足3人时,应加入邻近的支部组织过党的生活。
6.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只有个别党员时,可暂时与社内的青年团员编成党团小组,以便进行工作和学习。
上述这些规定,各地应按照当地党和合作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用。
三、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全支部民主生活
农村支部必须经常注意加强和改进支部委员会、全体党员大会和党的小组的生活和工作。
把党的生活和工作与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的生活和工作混同起来,实质上乃是降低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作用的表现,党必须注意克服目前在某些地方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
支部委员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
支部委员会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应正确地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有专人掌管,又都能及时地得到支部委员会认真的检查和讨论。
支部委员会的工作应经常受到党员的监督。
支部委员会必须定期向全体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倾听每个党员的意见和批评,经常注意集中全体党员的意见和智慧,以丰富和健全自己的领导。
全体党员大会可以随时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支部委员,选举最优秀的党员到支部委员会中来。
支部的最高权力属于党员大会。
一切工作中和支部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应在党员大会上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每次党员大会议题不宜多,时间不宜长,但都应有政治的、实际的内容,要确实收到提高党员觉悟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
支部委员会对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怎样解决,应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
在会议上要善于启发和引导党员进行讨论,保证每个党员都能够充分地发表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借以发扬党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党员大会的决议,支部委员会要组织和领导全体党员坚决贯彻执行,任何人不得违反。
现在,有不少支部长期不召开党员大会,用一揽子会议、积极分子会议代替党员大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支部在召开党员大会时,还可视工作需要吸收一定数量的非党积极分子参加,这对于联系群众、教育积极分子和取得群众的监督,都有很大的好处。
支部委员会必须密切指导党小组的生活和工作。
党小组是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通过每个党员直接组织群众贯彻和实现党的决定和指示的组织,也是每个党员生动、活泼的学校。
支部的许多工作要通过党小组来进行。
许多重大问题,先经过党小组的酝酿讨论,就可能使支部委员会或党员大会开得更有准备、更成功些。
党小组的这种作用,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在一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支部委员会如果忽视了对党小组的领导,就会使支部生活变得软弱无力和没有生气。
支部委员会和党的小组必须加强对党员经常的管理工作,克服对于党员不进行管理和教育的现象。
党的组织应按实际情况和可能分配每一个党员以一定的工作,并经常进行检查,给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每个党员都能够逐渐地锻炼成为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战士。
党的组织还应经常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不断地向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党员,要给以应有的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党籍。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标志。
现在,不少农村支部是能够比较正常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些支部一般地说来,党的生活是活跃的,党内是团结的,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各种工作也完成得比较好。
但是在更多的支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能很好地开展,因而使党的生活不够正常,党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甚至造成了党内不团结的现象。
农村支部必须向党员经常地进行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工作和克服缺点的最好武器,即使是最好的党员,如果没有党与群众的监督,也可能变坏。
党的组织要支持正确的批评,对于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人,应给以严厉制裁。
党内应进行团结的教育,对于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人和事都要予以严格的批判。
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
实现集体领导,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活,增强党内团结和严肃党的纪律,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极为重要的原则。
农村支部必须坚决为贯彻这些原则而奋斗。
个人包办,家长式的领导,党的负责人不受党员监督,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批评,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一种特征。
农村支部必须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坚决向这些倾向作斗争。
四、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
农村合作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农村党员更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懂得党的政策,提高工作能力。
近几年来,各地党委一般地都已重视了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不少地区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党课教员,建立了一定的教育制度,提高了党员的觉悟,推动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但是仍有一些地区,对于农村党员的教育还不经常,缺乏必要与实际可行的制度,教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党员的要求,有的甚至还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这种情况亟待改善。
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农村支部经常教育的基本內容,应着重关于党的总路线的知识、关于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知识、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
这里需要指出,对农村党员进行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时,应当注意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加强关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的教育;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教育;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关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关于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教育,以及关于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政策和各项政策的教育,借以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
对于候补党员还应注意进行关于党章的教育。
党的省委和地委应根据上述内容编写一些简短通俗的课本或教学提纲,以供教育农村党员之用。
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配备党课教员,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是加强农村支部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
根据各地经验,建立党课制度,每月固定向党员上党课一次或两次,是可行的。
目前解决党课教员来源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指定县委、区委委员或县、区机关中有讲课能力的党员干部兼任,并且尽可能地把他们教课和工作的地区统一起来,使教学和工作能够互相补益;一种是从支部中选择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支部委员或党员担任。
有些地方并由县委、区委指派负责干部,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党课教员传授教育内容,再由他们回去进行讲解。
采取了这些办法的地方,一般地已收到良好的效果,各地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仿行。
地委和县委应经常了解党课教员的教学情况,帮助他们解答疑难,并定期召开教员会议和举办轮训班,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交流经验,使他们把教学和自己的学习统一起来。
对于农村党员进行教育,必须和当前的中心工作相结合,深入研究党员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课文内容进行分析和批判。
经验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党员学习文化的要求普遍在增长着,各地应注意有计划地满足党员的这种要求。
五、建立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目前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40余万个,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将有半数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迫切地要求建立和加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正确贯彻党关于互助合作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产量,增加合作社和社员的收入,保证执行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团结和引导周围的互助组和个体农民逐步走向合作化。
根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大体上应注意如下几点:
1.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工农业密切结合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国家伟大光荣的前途等。
2.经常反复地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道路的教育,以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克服现在有些合作社中存在的那种不愿意服从国家的计划生产,隐瞒产量,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等倾向;进行老社员和新社员、社员和社外群众团结的教育,克服有些社员排斥、歧视单干农民的现象;进行爱护社内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勤劳生产的教育,克服现在有些社员中存在的那些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产、损害别人利益、损害合作社利益的现象。
3.向社员进行党在过渡时期农村工作中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根本路线的教育,进行贫农和中农亲密团结的教育。
因贫农土地少、生产工具少而排斥贫农的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因中农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多而在生产分红中降低中农应得的收益也是错误的。
必须教育社员懂得:没有贫农和中农的亲密团结,我们在农村中各项建设与改造事业都不可能胜利前进。
教育社员懂得: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不满和仇视的。
为了防止富农对互助合作组织的影响和破坏,为了在经济上限制和在政治上孤立他们,目前不能允许富农入组入社,将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发展和巩固时,再根据条件,分别吸收已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入社,加以改造。
有些人误认为“现在富农老实听话了”,说富农“有文化”,“有管理生产的经验”,因而过早地吸收富农入社,这些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
有些合作社因为富农分子混入,从中操纵以致变质的事例,应引为教训。
4.指导和监督合作社正确地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合理分红、逐步扩大公共财产的积累等项原则。
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实行正确的生产经营方针,反对雇工等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
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公平合理地将商品粮食卖给国家,反对隐瞒抗拒。
5.支部要经常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派遣优秀的党员干部帮助合作社做好民主管理,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培养合作社的骨干,正确地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社员的劳动竞赛,保证和监督这些计划的实行;组织社员学习文化和技术,培养劳动能手和技术人才,表扬先进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并注意发挥青年和妇女的力量。
共产党员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要起模范作用。
现在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墙报、广播组织等,各地都可以仿行。
六、整顿落后支部,加强对于落后支部的领导
目前农村支部约有15%左右处于落后状态。
落后支部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1种是组织严重不纯,支部领导被地主、富农、坏分子篡夺或暗中掌握,他们站在群众头上,统治压迫群众。
第2种是支部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和闹宗派纠纷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由此造成群众间的不团结,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
第3种是党员作风恶劣,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群众。
第4种是支部缺乏领导骨干,党员觉悟程度很低,党的组织涣散无力,不能起领导作用。
第5种是由于领导上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有偏差(例如有些地区在整党中的偏差),损伤了党员的积极性;或者长期放弃对它的领导,致使逐渐落后下去。
对于这些落后支部,各地党委应定出计划,结合中心工作,加以整顿。
在整顿工作中,大体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先将落后支部的情况,切实加以研究与分析,然后针对支部中存在的问题,对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培养积极分子,依靠支部内在力量进行整顿,并注意征求非党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意见。
2.对于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要发动党内外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错误和罪恶,把他们驱逐出党,犯法者要依法制裁。
对于党员中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要清除出党,民愤甚大者,应给以法律制裁。
对于犯有一般性质的错误的党员,则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诚恳检讨,愿意改正,均应留在党内,继续予以教育。
3.处理党内的不团结问题和宗派纠纷,要特别慎重,必须深入了解情况,从原则上辨明是非,切忌偏听偏信;并应从团结出发,经过酝酿讨论,由双方自觉地进行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对于闹不团结的主要负责者,既要严肃批判,又要热情帮助。
对问题的处理一定要公正和有原则,否则不仅不能解决不团结问题,还可能使纠纷扩大与加深。
要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教育党员深刻认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党内不团结对于党的事业的危害的严重性。
4.对过去领导上处理不当的问题,应作适当检讨,启发党员进行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改正。
如因时间已久,不便处理者,也要讲明道理和原因。
5.工作中要十分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整顿结束时应经过民主选举,使优秀的党员组成支部委员会。
县委、区委并应经常在工作上给以具体指导,巩固已得成果。
七、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乡人民委员会和各种组织的作用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切非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农村支部应统一领导农村中的各种组织,使其步调一致地去进行工作。
农村支部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上,有些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有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偏向,一种是党的支部对各种组织的工作缺乏统一的安排,甚至放弃了领导,致使步调不能一致,力量分散,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再一种是党的支部包办代替了各种组织的工作,不能发挥各种组织应有的作用,结果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
为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党的支部应定期讨论各种组织的工作,提高和统一它们的思想认识,帮助它们建立业务,开展工作,发挥它们独立工作的能力。
对于各种组织的决议,党员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群众一起予以贯彻。
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
党的支部应当善于通过这一组织,吸引和组织劳动人民参加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各种活动,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令,保证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
党的支部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对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加强领导,保证它们真正行使自己的职权,巩固和提高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党的支部要通过民主选举,使作风正派、有办事能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到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中去。
有关全乡人民的重要问题和各项工作,党的支部作出决定后,还必须通过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提交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并在执行中随时给人民委员会以具体支持。
毛主席早就指示过:“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现在有些党的支部不重视乡政权组织,不认真执行乡政权的决议和它所布置的各项工作,包办乡政权工作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力量,是党在各种工作中的有力助手。
党的支部要定期讨论和检查青年团的工作,指导青年团动员团员和青年群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学习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使青年团在各种工作中发挥它的先锋作用。
党的支部要加强对青年团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不断提高青年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并接收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党的支部对于乡村中其他组织,如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妇女团体等,也必须加强领导。
所有这些组织,都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都是党向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
党的支部要有计划地使这些组织健全起来,使它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
八、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工作,反对强迫命令
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是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
经过党的不断教育,经过整风整党,农村党员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在某些农村干部和党员中还很严重,近来甚至有所发展。
继续向强迫命令作风进行斗争,仍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强迫命令作风最普遍的表现,就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代替对群众的说服教育的工作,或以“不接受任务不散会”、“开熬夜会”等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各种任务。
更恶劣的是讽刺、训斥甚至打骂群众。
结果造成党员严重脱离群众,使工作受到损失。
产生强迫命令作风的原因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影响;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高;上级布置工作时交代工作办法少等等。
克服强迫命令作风的办法是教育党员相信群众,说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要领导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做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以实例打破某些党员干部认为群众落后,不强迫命令不能完成任务的错误思想。
教育党员善于团结和组织积极分子进行工作,使他们懂得:没有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经常团结在支部的周围,支部就不能很好地与广大群众取得联系,率领他们前进。
教育党员善于等待群众,对某些一时还不觉悟的群众,要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进行教育和帮助。
在推行各种工作中要运用培养典型、实例示范的方法,因为农民是最务实的人,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和新的事物,只有经过他们亲身观察和体验,才会自觉地接受。
向农村干部和党员布置工作时,必须交代工作方法;检查和总结工作时,不仅要检查和总结工作任务完成的程度,还要检查和总结用什么方法完成的。
对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完成各种任务的支部和党员,要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对犯有强迫命令错误并屡教不改的党员,要适当地进行批评,严重者应给以处分。
反对强迫命令,采用说服的方法进行工作,这对农村支部和党员来说,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教育过程,农村中党的组织应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必须了解:我们的党所以取得今天的胜利,乃是党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说服了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切进步的人们的结果。
九、县委、区委必须加强对农村支部的领导
县委、区委加强和改进对农村支部的领导,对于提高农村支部的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是带有决定性的一个环节。
近几年来,各地县委、区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是仍有一些县委、区委对农村支部的工作包办代替,缺乏正确地适当的领导方法;有的甚至长期不过问支部工作,放弃领导;也有一些县委、区委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或因干部调动频繁,对于情况和业务生疏,影响了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经常领导。
这些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根据目前各地已有的经验,县委、区委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县委、区委必须把管理支部工作列入经常的工作日程,在布置各项任务时,对支部如何进行工作应作具体交代,使支部能够根据这些布置和指示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主动地去进行工作;并须有系统地定期讨论所属支部的工作,经常进行检查和帮助。
2.每个县委、区委都应选择一定的支部,作为重点,亲自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指导一般。
帮助重点支部工作的干部,必须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
包办代替的做法是绝不能提高支部工作、取得任何有用的经验的。
3.县委、区委应有计划地选择和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采用召开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联席会议、总结工作经验等办法,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工作能力。
地委和县委还应利用农闲季节,定期轮训支部书记、委员、小组长,争取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普遍地将他们轮训一次到两次。
4.区委应按期制订支部教育计划,帮助支部建立学习制度,培养党课教员,供给教育材料。
5.有些县委、区委机构尚不健全,应适当地予以调整和充实。
县委的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或生产合作部)等,都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指导农村支部工作。
加强农村支部的工作是全党的责任。
这里所以强调县委、区委应加强对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是因为县委、区委更接近农村支部,是直接领导农村支部的。
地委、省委对于农村支部的工作,也必须列入工作日程,予以极大的注意。
翻译:А·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11月
附件二:
机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 1955年03月01日 一、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从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6亿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
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
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顽固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
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且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应该指出: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中央认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
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
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理论工作的忽视是不能容许的。
长期以来,许多党委对于理论工作是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
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
这种情形,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地妨害党的思想工作的加强,妨碍党的总路线的实现。
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二、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予了初步的批判。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唤起了全党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
但是,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是不能在一个短期的运动中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的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
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因而就是非常必要的。
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
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
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省市委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
这种工作做得愈加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
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外,各个学术领域中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
这些争论中也有许多是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
对这些问题要分别处理: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必须在根本点上作出结论;另一些问题不是紧急的,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的,可以容许长期讨论。
为了充分地和正确地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各种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下列问题:
1.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
这些思想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影响团结”,不敢批评别人;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
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
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
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2.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
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
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
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词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
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
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
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
在已经作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
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3.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
学术讨论应当是有领导的。
党委应当掌握自己手中的报刊,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
报刊编辑部应当尽最大可能发表讨论的文章,但同时应当防止坏分子借学术讨论为名,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斗争,甚至进行政治性的破坏活动,或者伪装进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等行为。
为此,报刊编辑部对于作者、对于所批评的内容,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对于坏分子或显然别有企图的“批评”和“反批评”不应发表,如果为了揭露他的真面目而必须发表时,应在发表时加按语指出其阴谋,并立即组织反驳,以教育群众。
4.在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作出结论或总结。
方式是由学术机关,或由报刊编辑部,单独地或联合地召开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对可以作出结论的作结论,对尚不能作肯定结论的就作讨论总结,以便继续讨论。
5.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
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
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6.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
这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拟出计划,以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7.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
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很好地运用起来。
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
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
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极为薄弱,或者还没有成立,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学力量和学生数目极为不足,省级以至中央级报刊编辑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也很不够,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
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工作领导机关应当逐步改进这种状况。
8.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
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
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
他们的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如果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仍可允其继续发行,在加上适当序言或经原著者修改后可以重新出版。
有些出版发行机关一看到某种学术出版物受到批评,立即不问情由地停止出版或停止发行,是不妥当的。
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对年老有病的、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掌握分寸;对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如需进行集中批判,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
为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
1.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
中央认为,应当在今后8年内(即到第2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各级党委,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理论自学的指导外,还应采取有效办法,坚决地完成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为此必须:
(1)执行中央1955年01月26日的通知,在各大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积极提倡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并把这种演讲工作逐渐经常化,使之成为党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重要政策的定期讲坛。
(2)依照中央1954年12月17日指示的精神,轮训全党干部,并力求在今后5年左右,使全党高级干部凡有阅读能力者经过轮训,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应积极进行轮训工作。
为此目的,要逐步发展中级党校,尽可能使各省市都有一个。
要逐步发展初级党校,尽可能使每个地委都有一个。
为了增设党校,需要训练教员,中级党校的教员由马列学院负责训练,初级党校的教员由中级党校负责训练。
对于文化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用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组织在职文化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并限期做完这项工作。
党校工作和干部文化补习工作由党委的组织部门主管,宣传部门负责教学工作的指导。
(3)在城市中按地区、按系统组织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去学习。
在各县,也应当尽可能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或采用由教员巡回讲课及其他方法。
为此目的,应训练和配备大批教员。
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方面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4)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
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
(5)在报纸刊物上组织学术论争,介绍这种论争的情形,介绍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组织对资产阶级思想、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堕落腐化现象的批评。
(6)利用广播向听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7)出版学术论争的文集。
出版向各种不同对象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
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
2.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当按照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们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教育。
近年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经常利用宗教迷信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党的组织和人民团体必须同这种破坏活动进行经常的持久的斗争。
使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他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
为此就应当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
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
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
四、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应当讨论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作出决议报告中央。
中央和省、市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科学研究机关,文化艺术团体,党校,高等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党的组织也应当讨论这个指示,并作出适当的决定和计划送交上级党委。
在讨论中并可适当吸收党外人士参加。
(此件除登党刊外,并可发给一切能够阅读的党员干部阅读。
党外人士除在文教系统工作的应发给外,其他方面的由省市委自行规定。)
校对:В·克里夫佐夫
附件三: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
译自中文
秘密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的决定 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分局及各省市党委、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党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党组、各中共中央所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党委:
中共中央批准陆定一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并把这些报告发送给你们。
同时建议你们对中共中央就宣传唯物主义及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指示进行讨论,根据这两份报告对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进行讨论。
本决定及其两份附件可以在党的报刊上发表。
中共中央
1955年03月01日
关于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针问题
(陆定一在1955年02月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
……
附件四: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内部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
(1955年01月04日)
兹将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发下,并对有关这一职务名称表的若干事项,作如下的决定:
一、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第8条中所规定的“凡属担负全国各个方面重要职务的干部均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原则制定的。
这一职务名称表颁发后,中央负责管理干部的各部门应与上海局、分局、省(市)委、国务院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取得密切联系,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对属于这一职务名称表范围内的干部,从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考察和了解,并根据考察和了解的结果,来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干部。
今后,凡列入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干部的任免和调动,均须报经中央批准。
今后,由于机构变动,而应增减这一职务名称表中的干部职务名称时,由省、市以上党委或中央一级的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报请中央决定。
二、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各级党委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
对各级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
上海局、分局、省(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上海局、分局、省(市)委根据管理干部的需要和建立这一工作的条件,参照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自行制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
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自行制定,报经中央分局、省委批准后颁发施行。
地委、省属市委、大市区委及县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则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统一制定。
三、加强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是当前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
这一职务名称表的“附件二”,对国营工业中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已经作了具体规定。
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中央分局、省(市)委应协助中央做好对这一批干部的管理工作。
由于国营工业是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集中管理的,所以在国营工业的干部管理工作上也应该建立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制度。
因此,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应该逐步地把管理干部的一系列工作建立和加强起来。
但这并不是说,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可以减弱。
相反地,在建立和加强工业行政部门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的同时,地方党委必须也把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按照这些干部所任职务的重要性,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工业部的总管理局(管理局)和各工厂(矿)分别加以管理。
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总管理局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拟定,报请中央审查批准后颁发施行。
各工厂(矿)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统一制定。
为了加强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监督管理,这些干部中之担负较重要职务者,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
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范围,由各地自行规定,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
凡列入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两方面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干部,国务院所属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均有对其进行考察、了解、培养、教育的责任。
但在进行工作时应有适当分工:干部的调配、提拔和专业训练等,应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负主要责任,地方党委则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对这些工作加以监督;审查干部、对干部的鉴定,应由地方党委负主要责任,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则应加以协助。
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双方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及时交换这些工作的情况和意见。
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在任免、调运这些干部时,应事先征求地方党委的意见,地方党委亦应主动提出建议。
双方如有不同意见,应尽可能商量解决,但在必要时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可以单独作出决定。
国营工业中的党、群工作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重要的省属市委、大市区委等分别加以管理。
地方党委对于地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办法,可以参照上述原则自行规定。
四、在颁发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同时,应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管理干部的原则,重新加以确定。
根据目前情况,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在干部管理工作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1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地方工业部除外)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属于第1种类型。
国务院所属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干部的管理,也属于这一类型。
除各工业部门外,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林业部、农业部、对外贸易部所属的海关总署、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总社及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亦应仿照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建立对这些干部的管理制度。
这就是说:这些部门除协助中央管理干部外,还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主管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
这些下级机构中的其他干部,则由这些下级机构自行管理,但其中比较重要者应列入当地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
这些机构中的党、群工作干部则由地方党委管理。
这些部门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由这些部门自行管理。
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该部门拟定,报经中央审查后批准颁发施行。
这些部门的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这些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如在目前全部自行管理有困难时,可将其中一部分暂时委托地方党委代管。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第2机械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因已基本上具备自行管理其本系统干部的条件,因此也可按这一办法管理其本系统的干部。
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拟定,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审查后报中央批准。
其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外交部对驻外使、领馆干部的管理工作和上述部门多少有些类似。
但外交人员分布在国外,不可能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
外交部亦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一职务名称表由外交部拟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
第2种类型: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公安部、邮电部,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等部门,全国合作总社,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民主妇联,对其下级机构中的干部的管理,属于第2种类型。
邮电系统,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系统,新华书店系统和合作社系统,在上下级机构之间是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的。
但因这些系统的机构很大,分布很广,人员比较复杂,而管理干部的力量又比较薄弱,所以在目前阶段还不宜采取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来管理干部,而应采取一种过渡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这些系统的中央一级机构只协助中央管理本系统中属于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和自行管理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
他们应协助中央对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进行考察、了解和培养教育,并可对干部的任免、调动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属于中央。
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中的不属于中央管理范围以内的干部,由各级地方党委分级(分层)加以管理。
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和中央一级的机构一样,也只协助同级党委管理干部和管理本机关中不属于上级和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
检察系统、公安系统、工会系统、青年团系统和妇联系统的情况与上述几个部门虽然不同,这几个系统之间的情况也不相同,但在目前阶段,亦均以采取这一管理干部的办法为宜。
采取这一办法管理干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可对中央管理以外的一定范围的干部进行了解工作,并可对这些干部的任免、调动,向主管这些干部的地方党委提出建议,地方党委在任免、调动这些干部时应考虑中央有关机关的意见,但决定权仍属于主管这些干部的下级党委。
第3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部门,除公安部门外,对不是由其直接管理而是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部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不担负管理的责任。
这就是说:内务部不负责管理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的干部,司法部不负责管理省司法厅的干部,监察部不负责管理省监察厅的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计划委员会的干部,财政部不负责管理省财政厅的干部,粮食部不负责管理省粮食厅的干部,商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商业厅的干部,对外贸易部不负责管理省对外贸易局的干部,建筑工程部不负责管理省建筑工程局的干部,地方工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工业厅的干部,交通部不负责管理省交通厅的干部,农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农业厅的干部,林业部不负责管理省林业厅的干部,水利部不负责管理省水利厅的干部,劳动部不负责管理省劳动局的干部,文化部不负责管理省文化局的干部,教育部不负责管理省教育厅的干部,卫生部不负责管理省卫生厅的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干部,民族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华侨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干部。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不担负管理下级人民法院干部的责任。
这些机构中的干部,除由中央管理和由这些机构自行管理以外,统由地方党委负责管理。
这是第3种类型。
上述中央一级各机关,在干部管理工作上,有些兼有第1种、第3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兼有第2种、第3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则只有第3种类型的特点。
凡属最后一种情形的部门,只协助中央管理本部的司、局长一级干部和管理本部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不再管理其他干部。
五、这一职务名称表中未把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包括在内。
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俟中央制定后另行颁发。
翻译:拉扎列夫、孔德拉季耶夫
附件五: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局、中共中央所属各分局、各省党委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现把该报告发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地区开展好这一运动。
1955年05月16日
……
附件六:
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摘自中国共产党就整顿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工作召开的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组织队伍。
中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
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
最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在将来会逐步消失。
因此,只有工人才是最有前途的阶级。
中国共产党是这一阶级的真正代表,也是这一阶级的先锋队。
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也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
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地开展革命斗争。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在困难面前退却,不应背叛党,投降敌人。
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
四、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
因此,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
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
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六、每一个党员都应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改正。
一切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又不愿改正,骄傲自满、固执己见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
所有党员都应诚实而自愿地为人民服务,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以便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保证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除了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地提高。
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备注:这八项条件既适用于对基层党组织的党员进行考核,也适用于接收新的党员。
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对打算吸收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开展教育工作。
在中共中央1954年11月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问题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来自一些地区的工作人员认为,八项条件的标准太高了,应当降低。
中央委员邓小平对此的回答是,八项条件仍然有效,应在考核党员和接收新党员时被严格遵守。
第2项要求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到1953年底,中共中央对这一点修改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87-218
▇21439 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1955年07月0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М·С·费多托娃,1928年出生,居住在莫斯科列维塔第2大街2栋220房间,办公电话:Д0 00 24,转分机47。
申请书
当我还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也就是1950年,我和大学同学允斌·克里姆结婚,他生于1925年,1939年来到苏联,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我丈夫的父亲刘少奇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今年我和丈夫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并通过答辩获得了化学副博士学位。
我的丈夫是中国人,他将回到中国去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了很多年,时常相互帮助和支持。
这种相互帮助将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实际工作带来巨大的好处。
因为我希望与丈夫一起去中国工作,并考虑到中国非常需要专家,请您协助把我作为一名苏联专家派往中国去。
我会竭尽全力,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关于请求组织委派我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一事,我还有这样的考虑。
我们有一个女儿索菲亚,1952年出生,我们将要把她留在莫斯科交给我父母照看。
我的父亲费多托夫·谢苗·伊万诺维奇,生于1896年。
母亲Е·И·帕夫洛娃生于1903年,作为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应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
如果我以允斌妻子的身份去了中国,我将没有能力保障我留在莫斯科的家人的物质生活。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苏联公民,我希望还能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
有关办理去中国的手续的文件我和我的丈夫已经在今年05月底交给了苏联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和红新月会。
费多托娃
1955年07月09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0-242
1954年
▇23057 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1955年07月09日)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同志:
今转交给你们毛泽东同志7月03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邓小平和王稼祥同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和贝戈维奇等的会谈纪要信件。
信的内容通过电报转给您。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1955年07月09日
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感谢您6月25日关于5月27日至6月02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苏南会谈结果的通报。
我们认为这次苏南会谈已经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苏共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对南斯拉夫所采取方针和步骤的完全正确性。
我们还认为,今后继续采取对南斯拉夫进行耐心的和有分寸的争取工作的方针,是非常恰当的。
此外,中共中央愿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把我们与两位南共中央委员的谈话情况向您通报。
1955年05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会根据当时访问中国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要求,指定邓小平、王稼祥两人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两人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现将谈话纪要一份送给你们。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5年07月03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印鉴
邓小平、王稼祥与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谈话纪要 谈话时间在1955年05月26—27日,南斯拉夫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贝戈维奇。
谈话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1部分是回答对方事先用书面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六个问题以及他们临时提出的一些与此有关的比较具体的问题。
第2部分是交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及其政策问题。
第1部分谈话不甚重要,故从略。
在第2部分谈话中,主要环绕着下列三个问题:(1)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2)关于美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3)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
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他们认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主要是由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在国家关系上搞坏了,而不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者思想路线的错误造成的。
他们认为情报局决议所根据的绝非事实。
他们说,当情报局决议发表后,南斯拉夫的党进行了讨论,但讨论时拥护情报局决议的仅是少数。
他们还说,自决裂以后,南斯拉夫的政权始终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手中,并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他们的上述说法,我们给予了适当的批评。
我们首先指出,把1948年事件归结为国与国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想原则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共产主义大家庭团结的基础,首先就是建立在思想的一致性上。
正由于南斯拉夫在思想路线的许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才引起情报局的批判。
共产党人在接受批评时应该采取郑重的、欢迎的态度。
在国际援助和苏联援助中,最宝贵的就是思想援助,所以情报局的批评按理说应该产生好的结果,但结果却不好。
从结果不好这一点看来,情报局的批评,可能在方式上有缺点,但这个决议的原则本身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7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个决议的正确。
因为在这7年中,南斯拉夫背离马列主义观点的地方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
例如南党机关报《战斗报》认为现在世界一体,任何国家都无基本区别,即没有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是人为的、多余的划分。
我们指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英美也有社会主义,苏联也有资本主义;同时把两大阵营的划分说成是“人为的”,“多余的”,而不是社会现象,不是客观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观点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如果用这种观点去影响人民,那么,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兴趣,什么信心呢?
又例如在今年01月的《战斗报》上连载的一篇重要的指导性文章,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关系本身”,这种说法是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专政性质和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职能。
这篇文章还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不是一个政党”。
当然,这是与列宁的建党原理相违背的。
这篇文章还指出南斯拉夫“企业在它的活动中是独立的,它在市场上可以自由竞争”。
当然这种观点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理相违背的,如按自由市场的法则去管理经济,结果必然导向资本主义。
我们指出,上述这些错误的理论,不可能在党员和人民中培养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绪和风气,只能培养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风气。
我们还指出,在对待国际援助问题上,应该珍视苏联援助的意义。
我们列举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各种援助来证实毛泽东同志的下列一段话:“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人民的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党与党之间,因彼此具体情况不同,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从国际主义观点来处理我们大家庭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就弄不好。
我们觉得南党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党与党的关系上,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
最后,我们又指出:在南斯拉夫目前仍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基础,南斯拉夫公共财产是保存下来了,南斯拉夫党一再声明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南斯拉夫人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愿望,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批判各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思想。
他们在听了我们的上述意见后,就对我们所指出的事实作了一些解释和辩护,并声称南斯拉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
他们说,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可能是把卡德尔的文章翻译错了,他根据马克思的话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产生官僚主义。
他们说关于企业的自由竞争,乃是指执行一定的计划范围内的自由竞争。
他们说南斯拉夫也重视国际援助,但当时只笼统地说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不谈南斯拉夫自身的内部因素,他们认为是不对的。
关于《战斗报》评论两个阵营问题的社论,他们说,这一社论发表后也有争论,但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南党中央是同意的,这个思想就是积极发展各国间的合作,不管社会制度如何。
他们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也有要求社会主义的成分,如英国工党中有许多人是想着怎样才能从资本家中夺得更多的东西。
把两大阵营截然划分开不好。
最后,他们又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们是站在马列主义原则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但马列主义只规定一般原则,未给各个国家规定具体道路,南斯拉夫解放后的第1阶段,在国家形式上走的是苏联道路,但以后他们说发现别的道路更好些,于是就选择了别的道路;生活证明这种选择是对的。
他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列宁是对的,但斯大林就不对,而且各国工人阶级各国党都可以发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解释,不能由一个党来垄断。
对于他们的这种看法,我们表示了反对意见。
我们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对把世界分成军事集团,这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就必须问一问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阵营,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回答,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怎能抱有坚强的信心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来不讳言我们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
至于说到垄断马列主义的解释问题,这样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解释,有列宁、斯大林的解释。
我们还知道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也讲马克思主义。
但是,只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对待苏联,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等等,就可以知道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讲的是假马克思主义。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模范,它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与修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党要高得多,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苏联学习。
向他们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是不可分的,他们对于斯大林的说法是错误的。
至于他们说到苏联过去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说,同是一个苏联,中国和十几个人民民主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都不感觉到苏联对待他们有什么不平等的问题,唯独南斯拉夫有这种感觉,这难道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觉得南党内部思想上有混乱,应从思想上找原因。
认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伟大作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重要问题。
关于今后的南苏关系,我们表示希望南斯拉夫能重返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来,至于过去的问题,苏联会说他们要说的话,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南党说过合乎实际情况的话,中共觉得南斯拉夫总是把责任推在苏联身上,好像自己没有责任,这是我们不相信的,所以建议他们慎重考虑一下。
关于美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被迫承认美国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并说欧洲大多数人并不愿跟美国走,欧洲广大人民特别不喜欢美国在欧洲搞军事基地。
关于美南关系,他们也认为美国对南斯拉夫是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但南斯拉夫遵循了三个原则:(1)保持南斯拉夫独立;(2)建设社会主义;(3)美国不能干涉南内政。
所以美国在南斯拉夫的野心阴谋并未得逞。
对此我们会提出下列两个事实问他们。
第1,1951年11月04日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美国对南军事援助协定,协定中规定“南斯拉夫须为自由世界的防卫提供南斯拉夫人力、资源能力”;第2,南斯拉夫没有公开的申斥过美帝国主义,但南党第6次代表大会决议却说“苏联是新的侵略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些应作如何解释?他们说记不得有军事援助协定,但南斯拉夫接受过5亿以上的美元军事援助可能是事实,因为南斯拉夫需要美国武器,也曾说过在联合国范围内,某国家受到侵略时将给予帮助。
至于说苏联是侵略国,那是1952年的事,现在情况变了。
我们指出,所谓在联合国范围内承担义务,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承担了义务,还与上述军事援助协定的条文所说,实际上是相同的,现在美国垄断着联合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们还指出,南斯拉夫与希腊、土耳其缔结三国军事联盟一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注意,因为这个条约实际上把南斯拉夫和北大西洋公约联接起来了。
我们提醒他们说,对于美国,我们中国人是十分了解的,因而我们对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关系,不能不表示深切的关怀。
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极力表示他们也了解美国,不会上美国的当。
关于侵略的问题,我们指出,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营垒才是世界的侵略者,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侵略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他们表示现在希望改善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表示,希望中南两国关系能有好的发展,希望中国多多派人到南斯拉夫各地去什么都看,可派政治、经济、管理、计划各部门人去,南斯拉夫对中国门户开放。
也可以交换资料。
他们还说,南斯拉夫对中国历来是很友好的,只是过去没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条件。
我们说,彼此增进了解很有益处,我们也希望南斯拉夫多派些人来,南斯拉夫的党也可以派人来。
交换资料可考虑。
对于过去南斯拉夫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和中国关于台湾的权利问题的立场,我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坦白地告诉他们说,过去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交,我们未答复,这是因为当时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很坏的缘故。
我们说,中国在过去、现在、将来以至永久,都是同苏联站在一起的,对于一切国际重大问题,不可能设想中国会同苏联采取不同的态度。
去年艾德里来中国访问时,曾批评我们和苏联“一个腔调”,我们回答他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莫斯科和北京相隔甚远,但因思想共同,目标共同,故能一个腔调。
艾德里又曾称赞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地方,我们回答他说,中国比苏联落后得多,需要采取适合具体情况的步骤和方法,但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原则都是同苏联一样的。
总之,艾德里批评我们的正是我们好的地方;艾德里赞扬我们的正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在我们大家庭里,希望包括南斯拉夫在内,应保持一个腔调,但今天我们谈话还不是一个腔调,希望将来能有一个腔调。
最后,他们表示这次谈话很有益处,因为从谈话中知道了中国同志的意见,并且很了解这些意见就是中国党的意见。
РГАНИ,ф.5,оп.28,д.342,л.207-236
▇24900 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07月09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Ф·洛马科:
1955年04月20日,20名中国专家到了阿克恰套矿务局喀山机车头修理总厂进行实习,这些专家是矿山工人、选矿工人、机械工人、地质学家和矿山测量专家。
从实习工作的开始到结束,上述前来实习的专家对阿克恰套矿务局的工作有了总的了解。
但由于不太可能允许中国专家接触关于我们生产的秘密的和绝密的情报,今后实习工作的进行遇到了困难。
这些秘密情报是:对矿工和选矿工厂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评价,矿山技术的加工条件,对投产的矿体地段的评价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信息。
在此方面没有必要让这些前来实习的人了解类似的绝密情报,比如,了解产地的储量,了解产地和产区的开发前景,了解企业的生产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信息。
根据“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苏联有色金属部在1955年04月09日的第507с号信件),请求您把可以允许中国专家使用的秘密的和绝密的资料的清单通报给我们。
阿克恰套矿务局总工程师
Н·伊利亚什
1955年07月09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1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公报
1955年07月07日
在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商定的原则,于06月27日至07月07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铁道部长滕代远,对外贸易部长叶季壮,高等教育部长杨秀峰。
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胡志明,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财政部长黎文献,工商部长潘英,教育部长阮文煊,农林部长严春庵,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主席府副部长阮维祯,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黄文欢。
在会谈过程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所共同关心的各项问题和目前国际局势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会谈双方满意地注意到,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军事部队的集结和转移工作已经完成;
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代表组成、由印度代表担任主席的印度支那三国的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在监察和监督日内瓦协议的实施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会谈双方希望,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在今后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彻底实施中,将能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是,双方也注意到,日内瓦协议的实施曾经遭受到阻挠和破坏,目前,更遭受着新的破坏的威胁。
日内瓦会议开过以后不久,美国政府就违反日内瓦协议把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划入马尼拉条约的所谓“保护”地区之内,并在越南南方加紧装备和训练当地军队,以便把越南南方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战争基地。
现在,美国更积极阻挠有关越南普选的协商,企图破坏越南巩固和平、实现统一的事业。
美国政府并违反日内瓦协议,同柬埔寨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而且还企图同老挝签订同样的协定,来破坏柬埔寨和老挝的中立地位,危害印度支那的和平。
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这种种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动必须予以制止,日内瓦协议必须予以贯彻。
根据日内瓦关于越南通过全国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的协议,越南双方地区负责当局应从1955年07月20日开始就普选问题进行协商,以便1956年07月在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自由普选,实现越南全国的统一。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心继续忠实地履行日内瓦协议,并且已经宣布准备同越南南方负责当局协商有关普选的事宜。
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各国负有责任保证日内瓦协议的实施。
会谈双方完全同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印度总理在1955年06月22日的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号召和呼吁:
与实现日内瓦协议有关的各国政府应该竭尽一切可能去履行它们的义务,以便这些协议的目标得以完全达到;
在应以进行选举作为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的地方,有关政府应当努力促使协议条款的完全实现。
会谈双方深信,越南人民通过南北双方协商和举行自由普选以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一定会得到一切爱好和平和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和人民的全力支持。
具有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为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协调地进行工作树立了榜样。
会谈双方高兴地看到亚非会议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
会谈双方热烈支持苏联、印度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最近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助于推进和平事业的重大步骤。
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趋于和缓的迹象。
但是,新的战争威胁并没有消除,国际紧张局势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一些重要国家的统治人物还在炫耀他们的所谓“实力政策”。
双方认为,以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扩充军备、进行战争宣传为基础的“实力政策”是完全违反世界人民维护国际和平和集体安全的共同愿望的。
会谈双方高兴地注意到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承认和接受。
双方认为,国际间互相信任的树立,国际紧张局势的消除,各国间友好合作的开展,有赖于世界各国普遍地和广泛地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各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双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的和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它们周围的国家建立亲善睦邻的关系。
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一向在各自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深切地互相同情和支持。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为维护自己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而斗争。
越南人民正在为建立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新越南而进行通过南北双方协商和自由普选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
会谈双方对于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各自进行的正义斗争表示完全的同情和支持,并深信,他们的斗争是一定会胜利的。
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合作将有助于两国人民为和平建设的努力。
为了协助越南人民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以人民币八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用上述款项协助越南修复铁路,修复内河码头和公路桥梁,恢复和新建纺纱、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具、造纸等企业。
双方并一致协议,两国在技术方面将进行充分合作。
对于越南认为需要修复和新建的工厂、铁路、公路、桥梁等,中国将帮助进行设计、施工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越南;
同时,越南将派遣工人前来中国某些生产部门进行实习。
为了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双方又同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逐步扩大互相之间的贸易。
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和传统的文化联系。
为了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进一步扩大合作、交流经验和互相学习,双方一致同意互相进行文化访问,互派留学生,交换图书、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并将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越南,赠送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用品和仪器以协助越南人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
双方一致认为,加强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将会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亲密友谊。
会谈双方深信,他们这次在诚恳融洽的空气中所进行的会谈,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的增强,有利于两国人民各自的正义斗争,而且也定将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
中越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
新华社08日讯
在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根据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商定的原则,从06月27日到07月07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会谈以后,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公报,公报的签字仪式07月07日下午八时在北京隆重举行。
越南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胡志明,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财政部部长黎文献,工商部部长潘英,教育部部长阮文煊,农林部部长严春庵,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主席府副部长阮维祯,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黄文欢,越南贸易代表团团长阮文珍,越南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周亮。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部长助理陈家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贵波。
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由胡志明主席兼总理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周恩来总理签字。
签字后,双方代表热烈握手并举杯祝贺。
(附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周恩来总理(右)签字,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由胡志明主席兼总理(左)签字。
吕厚民、钱嗣杰摄
(新华社稿)
中越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已结束了在中国的友好访问。
在他们的访问期间,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
会谈自始至终在诚恳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对共同关心的各项问题和国际局势中的重要问题表现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两国将继续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特别是为了日内瓦协议的彻底实施,而作共同的努力。
显然,两国的会谈结果,对于两国人民加强为自己的民族独立事业的正义斗争,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标志着中越友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中越两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中国人民对会谈的结果表示热烈的欢迎。
自日内瓦会议以来,和平力量和战争势力之间继续展开着尖锐、复杂和反复的斗争。
日内瓦会议违反美国侵略集团的愿望,达成了在尊重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
这不仅熄灭了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的战火,而且为国际协商解决争端作出了极好的范例,对国际局势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各国人民把日内瓦协议看作国际和平力量的一个辉煌胜利,并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人民贯彻实施日内瓦协议、巩固印度支那和平的斗争。
但是,美国侵略集团是不肯从现实中吸取教训的。
为了破坏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它拼凑了东南亚侵略集团,硬把越南南部、柬埔寨和老挝放在这个集团的“保护”之下,并正在加紧设法把这些国家进一步拉入军事集团。
为了破坏印度支那的和平,美国变本加厉地进行军事、政治和各方面的干涉活动,在南越加紧装备和训练当地军队,并同柬埔寨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还企图同老挝签订同样的协定。
这种违反日内瓦协议的活动,加剧了远东和国际紧张局势。
由于越南人民的努力和各国人民对这种努力的支持,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军事部队的集结和转移工作已经完成。
国际委员会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后的关键问题,是通过自由普选,实现越南人民的民主、独立和统一。
根据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越南双方地区负责当局应从今年07月20日开始就普选问题进行协商,以便明年07月在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自由普选,实现越南全国的统一。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心继续忠实地履行日内瓦协议,并已在06月06日宣布准备同越南南部负责当局协商有关普选的事宜。
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却千方百计地加紧阻挠越南的普选,企图分裂越南。
不仅如此,06月29日的“纽约时报”还公开说:
“美国不欢喜日内瓦协定”。
它说美国正在“实行援助和训练计划”,要使南越“足够强大和稳定,以便它能够为北越的共产党统治提供一个合理的代替办法”。
这说明美国侵略集团企图根本不顾日内瓦协议,把美国扶植的反动政权强加在全越南人民身上。
吴庭艳政府胆敢用暴力镇压南越人民要求举行普选的爱国运动,就是由于有美国的支持。
这是对日内瓦协议的严重威胁。
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通过南北双方协商和举行自由普选以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
最近的苏印、波印联合声明,都呼吁日内瓦会议各国应履行它们的义务,保证日内瓦协议的全部实施。
人们还注意到,英、法两国政府也表示愿意履行日内瓦协议的义务。
现在重要的是,有关各国都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促成越南南北双方的协商,保证普选的如期举行。
我们深信,只要有关各国坚持不懈,努力奋斗,日内瓦协议是可以贯彻下去的。
中越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一直互相关怀,互相帮助。
这几年来,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着经济和文化关系。
去年12月两国关于交通和水利问题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加强了两国的经济合作。
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有了增加,今年两国贸易合同规定的贸易额比去年增加了三倍。
为了协助越南人民医治长期的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将以人民币八亿元无偿赠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两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将逐步扩大起来。
毫无疑问,中越友谊的发展,一定会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继续分组讨论五年计划草案
新华社08日讯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今日继续分组阅读和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许多代表小组已开始阅读和讨论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业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派出的负责工作人员继续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在讨论中,许多代表都联系到不同经济地区的特点发表意见。
上海市代表小组在讨论工业地区的分布问题时,有的代表指出上海许多工业远离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地,这种状态极不合理。
甘肃省代表小组有的代表就在甘肃发展畜牧业和封山育林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不少代表还联系自己在工作中所了解的浪费的具体情况,说明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的重要意义。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开会期间,来自祖国各地的代表们都对祖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感到无限的喜悦。
代表邓芳芝(左)同代表吴志珍(右)在一起畅谈。
我空军和高射炮部队
击伤蒋贼喷气式飞机两架
新华社福建前线0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击伤蒋贼喷气式飞机一架。
04日下午四时许,我人民解放军空军在福建沿海上空进行巡逻活动时,于霞浦东南上空发现美制蒋贼F—八四型喷气式飞机四架向我进行骚扰活动。
我机队立即向蒋贼机攻击,在西洋岛上空将蒋贼机一架击成重伤,贼机拖着浓烟向东南逃去。
我机队完成任务后,安全返航。
新华社广州08日电
07日十一时四十三分,美制蒋贼F—八四型飞机四架侵入我汕头市上空进行骚扰。
我高射炮部队猛烈射击,击伤其中一架。
这一批美制蒋机立即窜到南澳岛上空,在南澳岛云澳乡的彭屿、白项屿两地投弹六枚,并轮番扫射三次。
李先念的报告定于今天广播
本报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在09日上午七点三十分开始,播送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12日上午七点三十分重播。
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政府代表团离北京
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受热烈欢迎
新华社08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长征、黎文献、潘英、阮文煊、严春庵、雍文谦、阮维祯、范玉石,在08日上午七时乘飞机离开北京。
他们将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访问。
陪送他们的有:
蒙古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司高磋,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黄文欢。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李维汉、陈叔通、赛福鼎,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章伯钧、陈嘉庚、鲍尔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傅作义、龙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理主席沈钧儒,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我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都到机场欢送。
北京西郊机场上悬挂着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上午六时四十分,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团员乘汽车到达机场。
胡志明主席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陈云副总理等亲切地握手。
这时,机场上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乐队奏越中两国国歌。
胡志明主席由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两个带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向胡志明主席献上了大束鲜花。
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团员同在机场上欢送的人们逐一握手告别后,由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陈云副总理等送到机旁,胡志明主席用中国话向送行者说“再见”。
胡志明主席含笑站在飞机舱门,频频向欢送者挥手致意。
这时,机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欢送的人们不断地向贵宾们招着手、挥舞着帽子,直到飞机离开机场上空。
今天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崑崙、李雪峰、邢西萍、胡愈之、高崇民、张邦英、黄绍竑、杨明轩、廖承志、熊克武、蔡廷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谢觉哉、罗瑞卿、钱瑛、薄一波、章乃器、曾山、叶季壮、王鹤寿、黄敬、张霖之、陈郁、刘秀峰、蒋光鼎、沙千里、滕代远、朱学范、廖鲁言、梁希、马文瑞、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章汉夫、姬鹏飞和其他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李克农、陈赓,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京津卫戍副司令员郑维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宋任穷、张际春、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赵毅敏、李初梨、陈正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代表陈劭先、罗隆基、孙起孟、周建人、彭泽民、陈其尤、许德珩、李纯青、胡耀邦,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赖若愚、蔡畅、吴晗、田德民、程子华、李烛尘、吴玉章、吴有训、侯德榜、竺可桢、楚图南、钱俊瑞、丁西林、洪深、周鲠生、吴耀宗、马玉槐、喜饶嘉错、达浦生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人员,越南贸易代表团、越南人民歌舞团、出席第5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越南青年代表团人员,越南侨民和留学生,都到机场来欢送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全体官员。
到机场欢送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
印度大使赖嘉文,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芬兰大使孙士敦,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格里哥尔,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代办葛鲁特纳,匈牙利临时代办麦迪克,苏联临时代办罗迈进,保加利亚临时代办格利郭洛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金贵南,缅甸临时代办吴茂茂铎,波兰大使馆商务参赞高尔德格若伯,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维约维尔多约,瑞士公使馆一等秘书史理德,南斯拉夫大使馆一等秘书达科维奇等。
新华社08日讯
乌兰巴托消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在08日上午十一时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达姆巴,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和蒙古政府各部部长、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蒙古人民革命军高级军官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等多人。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外交使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何英和使馆人员也前往欢迎。
胡志明主席下机后,在机场检阅仪仗队,并同欢迎者一一握手。
接着,胡志明主席偕同代表团团员到乌兰巴托市苏赫—巴托尔广场参加群众欢迎大会。
会上,泽登巴尔总理和胡志明主席相继致词。
(附图片)
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到机场欢送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五年计划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愿望
工人代表准备为完成这一计划而奋勇劳动
出席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工人代表,在谈到第1个五年计划时都非常兴奋。
他们热烈地赞扬这一计划,为这一计划所展示出来的我国建设的远景而欢欣鼓舞,同时也准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如期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一计划。
他们从自己所在的岗位上作着具体的计算,以期能够对这一计划的完成作出更多的贡献。
鞍山特等劳动模范、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修理场场长孟泰说:
“我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我知道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了。
祖国的和平建设需要更多的钢铁,我们修理场为了使高炉能炼出更多的铁,我们加强了设备维护工作,今年可以使三个高炉免于大修,这样就可以使高炉多炼十一万吨生铁。
另外还可以增产四万吨铁。
我们的五号高炉开炉,水不够用,我们改进了设备,
一年可以节省两万多吨水。
为了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我们一定争取进一步加强设备维护。”
三十九岁的采煤工、抚顺矿区工会副主席,现在在沈阳东北煤矿速成中学学习的张子富说:
“我听了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我知道只有我们的国家,只有我们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才能有决心定出这个伟大的计划。
历史上矿工从来没有自己的学校。
我过去连自己的姓也不会写,现在我能够看工人日报了。
过去我是一个文盲,在祖国伟大的五年计划的日子里,我将提高自己的文化,提高自己的技术,更努力地参加煤矿建设。”
刚刚从安装透平鼓风机工地来的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技术员胡兆森,在第1个五年计划第1年开始的时候,他才从上海交通大学来到鞍山,在苏联专家沙巴少夫的亲切帮助下,很快学会了透平鼓风机的安装工作。
他们安装第1台透平鼓风机,共用去
一万七千多工,八个半月时间。
最近完工的第8台透平鼓风机,只用了两千个工,两个半月时间。
他说:
“我们的同志们都知道,五年计划就是要用这样的战斗精神才能完成的。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独立工作了,我听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知道祖国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需要我们去,我们随时准备到这些地方去。
上海工业劳动模范陆阿狗兴奋地说:
当我看到五年计划报告中对重工业的投资这样巨大,国家对发展机器制造工业这样重视,越发使我感到今天自己责任的重大。
我们上海机械工人对东北以及全国各工业区的支援力量是很大的。
今后我们上海工人一定要发挥充分的潜力,为实现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而贡献自己的劳动和智慧。
工业劳动模范、山东省人民代表王美恭说:
讨论了五年计划草案以后,我懂得了各部门互相配合和支持的重要。
第1个五年计划中着重发展重工业,我们纺织厂应当很好地注意节约,积累资金,支援重工业建设。
工业劳动模范、山东省人民代表崔德锡说:
从五年计划草案中知道煤的生产对发展重工业很重要,但我们洪山煤矿的生产还赶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发动全体职工,努力生产,支持国家建设。
他们都认为看了五年计划草案以后,也就具体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美景,自己的力量也知道向那里用了。
武汉冶电业局副局长彭仰钦是武汉市的工业特等劳动模范。
他拿着五年计划草案兴奋地说:
“本单位的五年计划是知道了,是在执行了,但迫切希望知道整个国家的五年计划。
我是这种心情,我们全厂职工都是这种心情。
知道了全国的计划,好互相配合得更好一些。”
他又说:
“过去我只以为自己单位是重点工程,各方面盲目追求‘齐全’,所以浪费很大。
自从中央提出全面厉行节约的号召以后,虽然开始有了扭转,但总还有一些一劳永逸的想法。
现在看了五年计划,明确了。
不仅非生产性建筑计划应该削减,仔细一考虑,其他节约窍门也还多得很,比如如何利用已有的设备等”。
彭仰钦还想到今后该如何降低企业管理费用等问题。
他说起完成生产计划情况,过去两年多以来,他们厂都完成了计划,今后各方面条件更好,认识上又有了提高,当然更有信心完成计划。
“总之,五年计划,它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彭仰钦最后朗爽地笑着说。
增产质量好的黄鼠狼皮
蒋汉杰
黄鼠狼是一种野生动物,出产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等地,以东北所产的品质最好。
它的皮软毛浓,皮版柔韧,经过硝熟染色可做女装衣饰。
它的尾巴毛是制笔的原料,油画笔和我国著名的狼毫笔,都是用黄鼠狼尾巴的毛尖做成的。
黄鼠狼皮是我国主要出口物资之一,输出国外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解放后每年输出国外的黄鼠狼皮约可换回肥田粉三万五千三百公吨,或汽油四万公吨,或联合收割机六百一十七部。
输出黄鼠狼皮,对国家工业化有很大作用,同时可以增加农民和猎民的收入。
但是,由于有些猎民没有按照打猎季节而盲目猎捉,打狼工具又很落后,每年所产的次毛皮很多,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是急需改进的。
每年立冬以后,是黄鼠狼毛皮生长得最好的季节,这时黄鼠狼的毛尖挺润、底绒丰厚、皮版洁白,是头等毛皮。
在秋季,毛稀绒空、版色青黑,是二、三等皮或等级以外的次皮。
每年春季,毛尖凌乱、皮版发红发臭,不符合外销规格;
而且母狼都已怀孕,如果在春季打狼,就会影响下年度的产量。
为了提高黄鼠狼皮的质量,保证出口,畜产公司应该在淡季向猎民和供销合作社以及农村私商收购人员进行教育和技术指导。
要向猎民介绍新的打狼工具,将每个季节猎取的皮张样品、价格等向猎民交代清楚,要向他们介绍好的打狼经验,使他们明白黄鼠狼皮的经济价值和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以及按季节猎取的好处。
怎样把农业合作社归公牲口改为私有伙用
中共宣化县委书记 史庆祥
河北省宣化县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因社制宜的办法,把过去已经折价归社的一部分耕畜、大车,改变成了私有伙用。
在第4、第8、第93个区的十九个社内,已经稳妥地把一百头耕畜、五辆大车和胶轮车转为私有伙用,群众反映很好。
社员们因为减少了一笔巨额债务,感到轻松了好多;
牲口主们更是高兴。
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阻碍是基层工作人员的思想牴触。
一些区乡工作人员认为:
牲口作价入社是我们叫闹的,退回原主还要我们去说,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社里有些骨干分子也担心:
社里没牲口就没抓闹,牲口仍归私有,急用时人家不让用怎么办?
有的说:
“社里有牲口使就好,债务没有钱就不还,怕什么?”
类似的思想阻碍很多,许多工作人员不敢宣传处理牲口、大车问题的自愿互利原则。
为了打破这些思想障碍,我们采用了具体算账的办法:
在第3区羊坊乡和平农业合作社,我们帮助社内骨干分子和社员群众算了社内收入和支出账。
这一算,使社内骨干分子和社员们都大吃一惊,感到这问题非马上解决不可。
这个社共有十六户,三百八十二亩土地。
全年总收入估计为二百九十八点六石;
每石以十元计共折款二千九百八十六元。
归还肥料、种籽等投资八百元,再除去本年应归还的车马折价(连本带利)五百零三元,归还银行贷款一百零九元,仅这几项就占去了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
再加上公粮,就要占总收入的大半。
这样算下来,很多户的收入要比过去减少。
“办社是为了大家过好日子,这一闹把一些社员反而弄得减少收入,怎么能行?”
社里的骨干分子恍然大悟了。
大家立即决定把牲口改为私有租用。
在第5区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把石墙农业合作社私有伙用牲口的情形同南街农业合作社过早地把牲口折价归社的情形作了对比:
私有伙用的牲口又壮又好使,既不缺草料,社里的领导人员在这方面也比较省心,生产搞得比较好。
折价归公的牲口呢?
五头已经死掉两头,没死的也比未入社前瘦多了,而且社内领导人员成天东奔西跑买草弄料,愁得没法,不能很好地领导生产,社员们也很不安心。
这样一对比,到会的同志们都弄清了道理,随后大营盘三个社的牲口很快也改成了私有伙用。
在许家堡村第2农业合作社,还算了由于没有集体经营经验所造成的损失账。
这个社把胶轮车归公以后,四个月里就用坏了七套珠子,花了一百三十元;
牲口归公以后,因为没有集体喂养和集体使用的经验,不但多费草料,而且比入社前少做很多活。
里外一合算,半年来赔了几百元,而且浪费了许多人工。
社员们增加了负担,也增加了顾虑。
这样一算,大家都认识了“摆大摊子”“闹排场”的害处,决定把牲口和大车改归私有,由社租用。
经验证明:
具体算账的办法是有说服力的。
我们在许多农业合作社采用了这个办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把归公的牲口改归私有的过程中,还碰到了许多具体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解决的。
对牲口怀驹问题,大部分社在经过协商后采取了由全社和畜主双方按比例分的办法。
对畜价问题,一般是原价原主拉回;
瘦弱得太厉害的,由社内补偿损失(按地亩负担)。
当然,改归私有是有许多麻烦的,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克服公用和私用的矛盾,喂养和使用的矛盾;
这些问题,也都应当采取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
新疆各民族代表表示热烈拥护
新疆各民族出席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代表,对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都表示热烈拥护。
他们认为这一计划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共同意志,同时也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维吾尔族的代表马木提尼牙孜,对于我国将要建设的工业的地区分布特别感到兴奋。
他说,实施这一计划,将使我国过去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大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得到改变,我国将来的大工业将在全国各个角落(包括偏远的地区)建立起来。
他认为这是非常有利于我国丰富资源的迅速开发和普遍利用的。
柯尔克孜族的代表买买提艾沙对于以建设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非常满意。
他说,我国过去工业不发达,农业也不能向前发展,主要原因是没有重工业。
根据第1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了重工业的基础,我国的轻工业和农业以至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将飞速地向前发展。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面貌的周密计划。
回族的代表禹占林对于我国将按计划建立许多新的工业基地,特别感到兴趣。
他认为这是充分发挥全国人力物力和建设潜力的计划。
哈萨克族的代表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认为这个计划是将我国丰富的资源用来为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远大前途、创造幸福生活基础的计划。
他说,这个计划是能够代表和反映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的。
蒙族的代表达夏甫对于五年计划中关于发展农业牧业和水利的措施,特别感到兴奋。
他说:
“在南疆的塔里木河流域,有大量的肥沃土地等待我们开辟。
那真是‘抓一把土能挤出油来’的土地。
实施五年计划,那里的粮食棉花将会有很大发展,出现大片的‘麦海’和‘棉山’。
那里的大戈壁,也将逐步变成绿洲。
那里的广大森林和水源的开发和利用,都将有力地支援我国的工业建设。”
维吾尔族的代表买买提·尼牙孜哈日是一个工商界人士。
他认为我国在短短几年中已经在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实施第1个五年计划,将使我国取得更大的成就。
维吾尔族代表美尔尼沙汉·艾尼是一个小学女教师。
她说,第1个五年计划贯穿着国家对人民的生活和前途的无限关怀,表现出我们国家是在用一切努力来为全国人民创造远大的将来;
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使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更加发达,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所有新疆省的代表,都表示要团结新疆各族人民,为胜利地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而共同奋斗。
正确贯彻国家保险事业的方针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 贝仲选
我国的国家保险事业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和为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而服务的。
五年多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已先后对国营企业、县以上合作社的财产和乘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实行了强制保险;
并在城市里开展了各种自愿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
五年多来,国家保险事业已开始积累了集中的保险基金,增加了国民经济的后备力量。
这种保险基金的聚积和运用,使遭受灾害的生产事业和个人,可根据保险契约的规定得到应有的补偿,从而帮助他们迅速恢复生产。
同时,国家保险事业所积累起来而暂时不用的资金,还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投入生产;
国家保险公司年终盈余的一部分资金,还可以一部分缴给财政部门作为国家预算的收入,支援国家建设。
五年多来,国家保险事业用于补偿国民经济因灾害而损失的赔款,即达一亿五千万元,其中仅农村保险就赔偿了牲畜九十五万头和二十多万亩农作物的损失。
另外还补助地方消防建设和农村畜疫防治的费用一千万元,这对于发展生产减少灾害损失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在国家保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保险公司的领导思想上有主观主义和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对小农经济的特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加以经验不足,在业务发展上也曾发生过盲目冒进的偏差;
特别在农村保险方面,有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为了纠正这一偏差,1953年以后,曾结合农村反“五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保险业务部门暂时停办了农村保险,同时整顿了城市保险业务和初步整顿了国家保险机构,使保险工作得到了初步的改进和提高。
为了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国家根据五年多来国家保险工作的实践和苏联国家保险的先进经验,确定了今后数年内国家保险工作的基本方针是:
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需要,对地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农业、手工业、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一般公民组织各种保险业务,以便吸取分散的社会资金,建立集中的保险基金,使之成为国家财政后备的一部分。
这种保险基金主要是用来补偿参加保险的经济单位和个人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并补助地方防灾费用,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防灾措施,加强抵抗灾害的斗争,减少社会财富的损失。
这个方针正确地说明了国家保险事业的性质、任务和它的作用。
首先,它表明了国家保险是国家后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用来应付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一种专门的后备,它的主要职能是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和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实现。
同时,这一方针还表明了,国家保险是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保险基金的建立和对于投保人的赔偿,有计划地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于稳定国家预算是有一定作用的。
因此,国家保险是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经济工作。
对于这一方针作正确的理解,可以澄清有些人对国家保险的任务和作用方面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如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保险工作没有什么作用,可有可无,没有什么发展的前途;
有些人片面地强调国家保险事业可以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忽视了国家保险事业真正应该发挥的作用,没有理解到国家保险事业积累资金的主要目的是用来补偿灾害损失的。
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曾使国家保险业务部门发生了不能正确领导保险工作前进,甚至看不到保险事业的发展前途而不重视保险工作,以及个别保险工作人员为此而不安心工作,不积极改进保险工作等现象。
为了正确贯彻国家保险事业的方针,首先,应当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农村保险,以配合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因为农业经济遭受自然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农业抵抗灾害损失的经济力量亦比较薄弱。
因此,在农村进行保险业务以配合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恢复农村保险业务,必须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有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
因为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对保险的要求也不一致,加以农村保险工作还缺乏一套成熟的经验,所以应该首先选择某些经济条件较好,互助合作运动较有基础,群众要求保险,又有一定畜疫防治条件的地区,有重点、有控制地恢复办理牲畜保险,并应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对象。
必须防止在互助合作运动大发展的新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冒进情绪。
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农民在保险以后,不积极改进牲畜的饲养管理,消极依赖保险的思想。
在办好合作社牲畜保险而其他条件又已具备时,也可以兼办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的牲畜保险。
但必须严格贯彻自愿的原则,坚决防止由于盲目扩大业务而产生的强迫命令作风。
在保险业务的经营上,要求向农民进行深入的宣传,不断改进保险工作,正确贯彻经济核算的原则,以保证保险业务的稳步发展。
其次是有计划地逐步地停办国营企业的保险。
随着今后国家财政后备力量的逐渐增强和国营企业经济核算制的日益健全,可以随着国家财政预算管理和企业财务制度的安排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停办国营企业的保险。
哪些部门做好了准备,在财政和财务制度上有了安排,就可以停办哪些部门的财产强制保险,在没有停办之前,保险公司和被保险单位仍应认真做好续保工作,必须注意防止发生脱节现象。
至于国营企业的物资运输保险,目前实行的是自愿保险,则可根据各部门的实际需要来办理。
地方国营企业,由于地方财政后备力量有限,仍应继续办理保险。
今后,国家保险事业应该把主要的力量逐渐地转向组织分散的社会资金的方面去。
再次,应该稳步发展城市自愿保险业务。
城市自愿保险业务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
根据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发展城市公私合营和私营工商业的保险,一方面保障它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和经营的正常进行,同时还可以使国家委托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物资受到损失时得到补偿。
这样既有利于监督安全生产,以保护生产事业;
同时有利于保障私营工商业中工人、店员在企业发生灾害时,免除意外的损失。
但为了防止不法资本家的高额投保、纵火图赔等流弊,在保险办法上,特别是在财产估价、确定保额上,应该特别注意,并在防灾上加以监督。
此外,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应该有计划地组织适合群众需要的各种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成为社会福利以外的补充保证。
保险工作是我国经济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之一。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建设和改造的任务是如此的紧张繁重,各方面工作的经验还非常不够,因而组织国民经济的后备力量和补偿灾害损失,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工作。
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对国家保险工作的领导和帮助,提高国家保险工作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使国家保险事业能够稳步地健康地发展。
计划不周给佳木斯造纸厂工程带来混乱
甘徐 奕山
新建的佳木斯造纸厂,是一座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工厂,它包括造纸厂、铜网厂、热电站三项工程,是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
但是,这项工程从1953年动工修建以来,由于计划不周和施工管理方面有很多问题,不但浪费很大,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建厂计划的完成。
佳木斯造纸厂,是一个规模很大、技术很复杂的工程,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总的建厂计划。
究竟那些工程应该先开工,那些工程应该后开工,都没有统一的规划和安排。
制定年度计划时,只是草率地提出一些项目就进行施工。
结果是国家的投资不能发挥经济效果,建厂工作不断走回头路。
厂内第3条专用线刚要铺轨,发现线路影响主要材料库和建筑材料库施工,只得全部拆除。
工人村二十五公尺高的混凝土水塔建成后才发现水质不好,只得废弃不用,另从相距一华里的地方接源。
1953年修建的工人村宿舍采暖设备,原来设计全部都是蒸汽包,但在去年安装好后,轻工业部和造纸工业管理局又认为蒸汽包不适于佳木斯的气候条件,决定全部改为温水暖汽;
刚刚使用一年的两台“兰克夏”锅炉也得拆除重新改制。
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三栋宿舍温水暖汽的暖水包安好后,才发现还没有修温水锅炉,当时冬天已经迫近,再修温水锅炉已来不及,只好又把三栋楼房的暖水包拆掉,仍旧改装成蒸汽包;
而今年还要改为暖水包。
这样,新建成的楼房就得反复凿两次窟窿,严重地影响了工程寿命。
据初步统计,仅这一项返工损失就达一万九千四百元。
1953年修建的工人村宿舍下水道工程,由于计划迟迟不决,下水道工程只好用下水渗井进行排水。
到了冬天,工人村简直变成了滑冰场。
建筑物基础因受污水浸蚀,有的已开始下沉,严重地影响了建筑物的寿命。
其他污水泵房、下水道、暖汽管道等工程,都曾变更过几次计划,就连一个简单的食堂也搬了几次家,仅材料转运费就浪费了五千多元。
由于缺乏通盘的建厂规划,承包造纸厂工程的轻工业部工程公司第2工程处,1954年上半年几乎完全陷于停工状态。
到05月份轻工业部才确定暂时修建一项一万平方公尺的宿舍。
在宿舍工程正紧张进行施工的时候,铜网厂的图纸到达了工地,因为是工业建设项目,必须立即动工修建,轻工业部工程公司第2工程处又把大批劳动力都调往铜网厂工地;
正在紧张进行施工的宿舍工程只好陷于瘫痪状态。
但铜网厂工程因时间仓促,施工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开工后就停工待料。
结果,宿舍工程和铜网厂工程都拖到冬天还没有竣工,造成了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入冬以后,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认为1955年任务大,为了便于集中力量修建厂房工程,决定将1955年两万平方公尺的宿舍工程提前在1954年冬季施工。
但是,由于对冬季施工没有进行充分准备,边施工,边备料,边作预算,开工后,即陷于极度混乱状态。
开工初期采取三班施工,因人多工作面小,形成一人干活两人“参观”。
特别是由于保温设备不足,经常发生停工、窝工现象。
如砂土加热棚,面积狭小,容纳砂石有限,远远跟不上施工需要,施工经常中断。
有一次,九十六名工人到工地后,块石加热还没有达到规定温度,工人只好重返宿舍。
也有时工人正在干活,加热材料用完了,只好停止工作。
领导人员为了完成任务,就采取了加班加点和增加人的办法。
11月份是一千六百人,12月份就增加到二千四百人。
但是,人越多,管理越混乱,工作越被动,领导人员只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工程进度一拖再拖。
原来要求去年冬季竣工的工程,直到现在还不能交工。
由于没有总的建厂计划和施工管理混乱,质量事故也不断发生。
食堂工程、单身宿舍工程、家属宿舍工程没有一处不发生质量事故。
厂房工程质量也同样低劣。
铜网厂四千平方公尺的马路,因预制件抗压力不够,铺完不久就被压碎了三分之一以上,全部返工重建。
厂房沥青屋面,太阳一晒就往下流油,油毡纸也随之往下淌,现在虽已补救,但已影响屋面寿命。
佳木斯造纸厂的建设是这样混乱,可是轻工业部和直接负责施工的单位,却没有从这里吸取教训。
原来认为今年任务大,因而把两万平方公尺的宿舍工程抢在去年冬季施工,以便今年“集中力量修建厂房工程”。
谁知到今年计划还是迟迟订不下来,拖到05月,施工准备还没有做好,又走上仓促开工的老路。
例如,二○二工地中心化验室工程的钢筋工,05月06日就进入了工地,因为没有工具,十来天都不能工作。
这个工地的中心化验室工程,由于计划不准确,准备的块石太少,为了单纯赶进度,竟不惜以高价的混凝土代替块石。
二○三工地消防车库工程05月17日即开工,因砌石工调配不足,使作业计划拖后了四、五天,日进度只达到百分之零点二左右,汽车库工程因图纸供应不及时,材料没准备好,使工期较计划拖延五天。
厂区,厂前区十五项工程,平均每日进度只达到百分之零点二左右。
由于这些工程开工晚,进度慢,原计划在07月份开工的第2批工程,势必拖到八、09月才能开工。
两年来,由于工程质量低劣,窝工、返工造成的浪费,据有账可查的,就达十三万九千元。
除此而外,在其他方面的浪费也是严重的。
如冬季施工开始时,本来可以用草袋子保温,但却以较高的价钱购买苇席一万五千张,用完后也不很好保管起来,任凭风吹雨淋,现已大部损坏。
损失达四万五千元。
很多施工机械也因管理不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佳木斯造纸厂建厂工程,所以一直陷于混乱状态,首先是由于轻工业部对造纸厂建厂工程缺乏通盘筹划,轻工业部工程公司,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工程也没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放了一个机构很不健全的第2工程处在这里施工,却很少进行具体帮助,以致施工当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其次,佳木斯造纸厂筹备处和轻工业部工程公司第2工程处的领导人员缺乏对国家建设负责的精神,不是兢兢业业地钻研业务,把施工管理工作做好,而是遇到困难就畏惧、埋怨。
很少主动地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筹备处一位主任曾说:
“上面喊乱,下面喊乱,我不喊有什么办法呢!”
另外甲乙双方也缺乏整体观念,不能相互很好配合,许多可以克服的困难也没有克服。
最后佳木斯造纸厂党组织对于建厂工作没有进行经常地有效的监督,也是使得建厂中的混乱和浪费不能及时克服的重要原因。
首都工人群众决心为实现五年计划而奋斗
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像一幅宏伟的光辉灿烂的图画,在人们面前展出了祖国无限美好的未来,划出了祖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
首都工人都为这个计划所鼓舞,都愿为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石景山钢铁厂正在举行职工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看到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后,作出一项决议,决议中说:
我们热烈拥护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从第1个五年计划中可以看到党的总路线指出的光辉的道路。
决议号召全体职工进一步开展劳动竞赛,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为全年增产二万六千二百七十六吨生铁、为全年增产节约一千一百万元而奋斗。
钢铁厂炼铁部工人这两天来生产情绪特别高涨,从07月0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开幕这天起,到07月07日,除每天完成作业计划以外,又多生产了生铁一百三十四吨。
某高炉值班工长、北京市劳动模范侯德成说:
第1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将改变我国的经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基础,人民生活也将逐步得到改善,我简直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第1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是工业建设,在工业建设中,又着重发展重工业,需要很大的投资。
为了完成五年计划,我们钢铁厂工人有很大责任,我们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克服只顾生产,不顾成本的思想。
北京农业机械厂的许多车间和小组,昨天中午都读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职工们早已知道了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要通过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就在大会召开前夕,展开了劳动竞赛,用生产上的新成绩向大会献礼。
锻工车间下料组王文义班,在07日超额完成任务百分之七十二点九。
双铧犁车间修犁组长李华,在昨天读报会上激动地说:
为了实现第1个五年计划,我们小组这月,保证提前十天完成任务。
收割机车间北京市模范小组车工二组工人马殿春说:
第1个五年计划中号召我们工人得带头实现这个计划,我保证想办法把车主轴套原来得二十个工完成的活用十六个工完成。
北京市电车公司“电车工人”报编辑部昨天约请了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对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进行了座谈。
修理厂车间技术员、北京市劳动模范李华鑫在会上说:
“过去我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生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可是第1个五年计划是什么?
我只知有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建设单位,建成后是什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
现在看了李富春同志的报告,我知道了,我努力的劲头也更大了。
我要为这一伟大计划的实现更加努力。”
保养工场司机员、北京市劳动模范詹克勤说:
“当我听到广播以后,我真高兴。
今后我将尽我更大的力量,来保证安全行车,并帮助青年司机员尽快地提高技术,从这个岗位上加速第1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国营北京第1棉纺织厂职工看到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以后,也非常兴奋。
北京市劳动模范、织布女工张从珍说:
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对轻工业也要相应地发展。
光纺织工业在五年中投入生产的纺绽就有一百六十五万枚。
这个经济建设计划真伟大。
我们一定要注意节约,一点一滴地为国家积累资金。
齐齐哈尔机械厂怎样发挥先进小组的作用
本报记者 金雨困
地方国营齐齐哈尔机械厂邢守元小组,把落后的手工操作改为半机械化操作,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
他们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自觉地打破了落后定额,创造了更高的定额。
怎样扩大邢守元先进小组在生产上的作用呢?
这已成为齐齐哈尔机械厂领导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齐齐哈尔机械厂至今还没有推行作业计划,生产长期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
而邢守元小组的出现,先进环节的跃进,落后环节不能相应提高,这更增加了生产的不均衡和混乱状态,使先进小组的作用不能发挥。
经常影响邢守元小组正常生产的薄弱环节,首先是炼钢车间,它生产的农具钢件废品多,交货迟缓。
其次是钻床,因设备和人员的不足而不能满足装配的需要。
邢守元小组是全厂最后一道工序(装配工序)。
全厂无论在生产组织、加工质量、原材料供应有一点不合拍,都会破坏邢守元小组的正常生产。
去年,因这种因素经常存在,邢守元小组就整年处于完不成计划的威胁中。
今年第1季度,邢守元小组仅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
04月份的计划也是在最后八天中才突击完成的。
据估计,如果邢守元小组能在月初就开始正常的安装,不仅可以完成计划,而且装配量还可提高半倍到一倍。
不克服先进的生产小组跟企业管理落后之间的矛盾,要发挥先进的生产小组的作用是困难的。
工厂要培养和巩固邢守元小组,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积极改进管理工作。
现在,工厂的领导人员也这样做了。
例如炼钢车间的技术问题已初步解决,钻床生产能力薄弱亦因设备和劳动组织的调整而加强。
同时已开始从加强计划管理来解决企业管理上的根本问题,这就使05月份的情况开始好转。
过去许多工厂在培养先进小组时,由于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往往使先进小组处于很孤立的状态。
邢守元小组开始时的情况也是这样。
当其它工厂正在向邢守元小组学习的时候,邢守元小组所在的工厂和车间里,却有人故意寻找或夸大邢守元小组的
“落后”,说“这个小组废品成堆,都丢到坑里埋了起来”(事实不是这样)。
有的干部不积极解决部件的供应,而冷眼旁观先进小组的困难。
有的人甚至在背后攻击邢守元小组是“骗取荣誉”,借此引起大家的不满。
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工厂的党组织并没有及时地进行批判。
另外,工厂的党组织在宣传工作上,没有深入宣传邢守元小组的先进思想,而夸大了某些具体事实,如邢守元小组并没有一年完成两年任务,却宣传为一年完成了两年任务。
于是有的人就问:
他们还有一年任务搁在那里,怎么看不见?
对邢守元个人或他们的小组,一有点成绩就到处宣扬,而对一些学习邢守元小组的经验有创造,在完成国家计划方面有成绩的小组,则不理不睬。
这就引起某些职工的不满,也使先进小组脱离群众,助长部分人不虚心学习先进经验的情绪。
必须改变这样对待先进小组和一般小组的错误态度,才能使先进小组带动大家工作得更好,同时也使先进小组在群众的督促下不断前进。
这样才能真正的带动落后者,使其赶上先进者,达到普遍提高的目的。
齐齐哈尔机械厂的党组织及时改正了宣传工作中的缺点,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指出邢守元小组的成就是跟各小组的支援分不开的,没有前道工序的完成任务,就不可能有邢守元小组的完成任务,因此邢守元小组的成就就是集体的成就,邢守元小组的光荣也就是集体的荣誉。
对邢守元小组的缺点也给予恰当的批评。
对学习邢守元小组有一点成绩的小组也给予表扬鼓励,并将较好的小组的先进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推广,结果,职工学习邢守元小组的劲头大了,原来学习最不好的小组变成学习很好的小组。
全厂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小组在学习中有了实际成果,对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加强先进小组内部的团结,对发挥它的先进作用有很大的意义。
而加强团结的关键又在于先进工人要正确地同有较严重缺点或错误的工人相处,前者要给后者以同志般的热情帮助。
但是邢守元小组在开始的时候,却不是这样。
在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工人叫王宫良,本是一个能干的青年团员,生产一直很积极,1953年以后由于生活上花钱无计划,好吃好用,到处借债,经常弄得连饭票都没有钱买,这种生活上的混乱现象也影响到生产情绪时热时冷。
邢守元一直认为“这个人太落后”、“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他”,对他的态度也很急躁;
王宫良一见邢守元也有点害怕。
组里的青年工人开始时也想来帮助王宫良,但在方法上有缺点,在一切宣传和文字材料中,凡是谈到落后时都以他为“典型”。
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开始有了认识并在生产中表现进步时,也得不到热情的支持和鼓励。
王宫良在小组里长期被排斥,甚至吃饭、睡觉、游玩都没人跟他一起。
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开会时只叹气不讲话,以为干得再好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了!
这件事引起了工厂党组织的注意。
在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邢守元小组的共产党员和其他青年团员检查了过去对待王宫良的态度上的缺点,并在思想上明确认识了必须正确对待有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这个问题。
大家随即改进了同王宫良的关系。
齐齐哈尔机械厂对于邢守元先进小组的培养工作一般来说还是正常和健康的,随着先进小组的出现,对不断克服薄弱环节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工作也还是积极的。
但生产和工作的发展,对企业的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愈来愈高,也愈来愈严格了,希望这个厂的领导同志更加兢兢业业地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更好地发挥先进小组和本企业的作用。
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主编 菲克里·沃格利
1939年04月,法西斯意大利的军队为了占领领土狭小的阿尔巴尼亚,在都拉斯港强行登陆,遇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武装抵抗。
而现在,十六年以后的今天,就在这同一个都拉斯港,阿尔巴尼亚的工人们在卸运来自远隔重洋的兄弟国家的货物和礼物。
伟大中国人民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之际赠送给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礼物在今年春天运到了我国。
这是不可战胜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亲密合作的新的表现。
在解放以后的最初日子里,即十年以前,许多轮船都开始来到我们的港口,运来了耕耘我们解放了的肥沃土地的拖拉机、供我们新建工厂用的装备和第1批铁路用的机车和车厢,以及汽车、各种消费品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友谊,标志着苏联和各兄弟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我国人民的热爱。
大家都知道,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最近一千年以来,都是野蛮的侵略、奴役和屠杀的对象,是其他国家屠杀和掠夺领土的对象。
但是他们在敌人的面前,从来也没有屈服过。
阿尔巴尼亚人民拿起武器,有时同其他民族一起,有时单枪匹马地战胜了许多次历史上的灾难,他们保卫了自己的光荣和自由,并且赢得了胜利。
但是,现在他们不再是孤独的了,他们是自己命运的支配者,他们是伟大的和平民主阵营的一部分。
在我国,无论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谈话,他们会很习惯地说:
“现在我们已不是一百万,我们是九亿了。”
我们英勇的党,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使我国人民参加了各民族的大家庭,用亲密的和牢不可破的友谊把我国人民同新世界的自由的各民族联合起来了,这个新世界的劳动人民在顺利地建设更美好和更富裕的生活。
不久前,在地拉那的剧院里上演了中国歌剧“白毛女”,观众们在这个歌剧里不仅看到了中国人民斗争的伟大史诗和他们的光荣胜利,而且也看到了同过去我国人民在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野蛮压迫下的生活相类似的许多特征。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现在已经建立起亲密的友谊联系。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他给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来我国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回信中写道:
“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同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光荣旗手苏联的友谊的基础之上的。”
依靠着以苏联为首的我们朋友的帮助,依靠着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高涨,依靠着我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这个过去落后的和没有文化的国家,在争取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中已获得了许多重大成就。
今年,我国人民为争取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计划而展开顽强的斗争。
1954年所获得的成就是完成五年计划可靠的保证。
同1953年相比,1954年的工业产品总额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七。
在农业方面,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农业合作社已建立起来,它们获得农作物和其他作物的高额收获。
建立了新的机器拖拉机站并扩大了现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逐年增加的拖拉机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艺术和文化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5年,我国的工业品总产量将增加百分之十。
农业方面,小麦的产量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棉花的生产量增加百分之八十七。
1955年计划的完成,将为实施第2个五年计划创造条件。
我国人民勤勉地开始了他们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劳动,他们相信自己美好的未来,因为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仅有党的正确的领导,而且有挚友的充分支持。
尽管在地理上我国同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不相接壤,但是它是同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不愿我国发展和繁荣的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助手的歇斯底里的叫嚣和狂吠,是吓不住阿尔巴尼亚人民的。
大家都知道,以美国反动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解放后这十年以来,曾尽其所能地对我国进行破坏,以使我国人民遭到损失。
他们使用了压力、讹诈和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我国,进行组织大规模的挑衅活动等等。
但是美英帝国主义者旨在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阴谋诡计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我国一句智慧的谚语说得好:
“尽管狗在狂吠,骆驼队照样前进。”
我们沿着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的道路前进,警惕地保卫着我们的和平劳动、和平和社会主义。
我国人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和自信。
阿尔巴尼亚再也不会像在1939年那样孤独了。
它的内部情况和国际情况现在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是伟大的九亿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阿尔巴尼亚人民将自始至终地忠实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阵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享有很大威望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早就存在了。
阿尔巴尼亚人民曾非常同情地和关切地注视着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民曾满怀热忱地庆祝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这个胜利为人民中国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阿尔巴尼亚人民把中国人民的胜利当作和平和民主阵营的辉煌胜利来祝贺。
我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在争取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而感到愉快。
中国人民修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工矿企业、铁路干线等等,得到我国人民的热烈赞扬。
因为中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胜利,就像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胜利一样,也是我们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整个阵营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携手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寄予深切的关怀和支持。
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强占台湾使阿尔巴尼亚人民非常愤恨。
我们十分清楚,台湾掌握在企图煽动战争的敌人的手里是意味着什么。
由于1920年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占领阿尔巴尼亚的萨斯诺岛,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民也处于一种相似的情况,虽然其规模较小而且历史条件不同,后来,这个岛成为进攻巴尔干的跳板。
科尔察州列姆别兹村的一位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曾这样回答一位对他们报告国际局势的宣传员说:
“像萨斯诺岛终于回到它的祖国阿尔巴尼亚的怀抱一样,台湾也应当而且一定会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爱自由和爱和平的各国人民要求这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的权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已开始不断地发展和巩固。
在两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外交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之间已缔结了四个不同的协定:
换货和付款协定;
文化合作协定;
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协定以及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贷款的协定。
如中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十周年之际给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赠礼,互派政府代表团,所有这些都鲜明地证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关系和合作的巩固和发展。
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少的国家和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之间所以能建立起友谊的、亲切的和真挚的关系,这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光荣的苏联的存在,这是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是站在争取保卫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争取保障国际安全的斗争的前沿阵地。
这就是日益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依靠的基础。
我们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新生的东西在成长着,它必将战胜旧的和衰退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是以亲密的友谊的感情,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起来的。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芦甸的反革命行径
张学新 陈因
提起芦甸这个胡风的忠实走狗,就抑制不住心里的憎恶和愤怒。
很难相信,天下竟有这样丑恶、卑鄙的灵魂,但这些是事实,仅仅是刚被揭发出来的事实的一部分。
看一看芦甸的历史出身,我们可以了解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成员组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怎样藏垢纳污的黑暗的“蛇窟”。
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芦甸的家乡江西是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中心,芦甸就参加了反革命的活动。
1934年,他就考入了国民党的干部人员养成所,毕业以后,先担任了一段“反共”保甲的“训练工作”,以后就因“反共有功”,当了伪联保主任,毒打农民,敲诈勒索,作威作福,无所不为。
1935年冬又考入伪南京教导总队,受训六个月后,被派到伪杭州集训总队任班长,曾到蚌埠为国民党招募新兵。
1937年又被保送入伪黄埔军校十四期“深造”,在那里参加了国民党,并受过蒋贼的检阅,听过蒋贼的训话。
以后又受过伪政工人员训练,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的分队长、指导员等职务。
这就是这个胡风亲信的本来面目。
芦甸在伪中央军校时,就结识了“07月”社的胡风分子们,并参加了胡风分子方然、谢韬等主持的“现代文学社”的活动。
1945年他混入我中原解放区之前,曾“特意”到重庆胡风家去“拜访”,并由阿垅给他弄了通过蒋管区的护照。
1946年中原突围时,他化装转移,又回到蒋管区,一到上海就住到胡风分子冀汸家里,接着就拜见了胡风,并自称通过胡风才接上了回到解放区的关系。
芦甸第2次进入解放区时,凭着两本“07月诗丛”,一套“希望”杂志,马上同鲁藜一见如故,接上“关系”,并借此参加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的工作。
这时,他充分地使用了两面手段,装着一副
“纯洁”“正直”的面孔,骗取了人们的信任。
这样,这个反革命分子就在隐瞒了参加国民党等反动历史的情况下,经过鲁藜的介绍和帮助,混进党内。
进入天津以后,他窃取了天津文协秘书长的职务,便大肆活动起来。
一面暗地里到处谩骂污蔑党的文艺领导和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面公开地到处给胡风捧场,宣传胡风的反动理论。
他曾公开地叫喊:
“北京方面把新诗都压死了,我们要战斗。”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发表以后,他马上给胡风写信表示“祝贺”。
为了要在天津“烧起了”,他亲自跑到电台、剧院、学校各处去朗诵这首反动的诗。
1950年,他给胡风当义务推销员,各处奔走,出卖积压多年的胡风集团的大批书籍。
为此事,阿垅曾向胡风多次写信,给他“报功”说:
“甸兄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为了把天津变成胡风反革命的有力“据点”,在胡风授意下,他同鲁藜联名写信邀请阿垅来天津工作。
阿垅一到天津,他就陪着阿垅到各处登门拜访,并到处无耻地宣传:
“亦门是中国少有的理论家”、“大后方的革命文艺就是胡风、亦门几个人领导的”。
就在他这样的“努力”下,使阿垅很快取得了天津文协机关刊物的编辑地位,以至“编务最后决定权”。
对于“联络人”、“争取人”,芦甸更是不遗余力。
他抓住当时天津文协几个思想上有毛病和品质恶劣的青年干部,挑起他们对领导的不满、对抗,培养他们对胡风、阿垅的盲目崇拜,形成了为阿垅、芦甸掌握利用的所谓“四大金刚”,造成了当时所谓“天津文艺”(1951年的天津文联刊物)的“主帅阿垅,中军芦甸,四小旗冯(大海)李(离)何(苦)余(晓)”的局面。
加上当时窃取了天津文协主任职务的胡风分子鲁藜,那时的文协机关差不多变成了“清一色”的胡风阵地,成了胡风集团反党反革命的“坚强”据点。
无怪乎胡风在密信中对天津的“文运”得意忘形地大加表扬了。
为了要使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芦甸一直在想法把阿垅拉进共产党内。
平时他就在大家面前称赞阿垅“真诚”、“虚心”、“可为人师”,替阿垅制造“群众基础”,党小组讨论阿垅入党问题以前,他更秘密找“四大金刚”中的
“党员”进行鼓动。
小组会上,芦甸慷慨激昂地为阿垅“保驾”,说阿垅“追随革命十几年,在大后方一直站在革命文艺的最前哨”,“他是一个人从旧社会里冲出来的”,“在天津文联工作,一贯积极负责”。
“金刚”们在他的鼓动下也都给阿垅唱起了赞歌,冯大海甚至无耻地说:
“阿垅比一些党员的党性还高”。
会上有些同志提出了阿垅的“历史不清”和文艺思想的错误,芦甸就加以反驳,说:
“阿垅并没有违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理论问题不能当成政治问题”。
散会后又大骂这些同志是
“狭隘的农民意识”。
阿垅的入党申请没有通过,反革命分子没有能如意地钻进来,激起了芦甸对党的卑鄙的仇恨,他竟鼓动阿垅为此事向党中央提出控诉。
芦甸在天津几年来一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进行着有计划的反党反领导的罪恶活动。
一次,党刊上批评了他和文联的另一个干部包庇阿垅的错误,他就乘机挑拨,说这是无中生有,私人报复,一定是某某人搞的,并鼓动“四大金刚”和他们的一些小喽啰,写了许多匿名信进行污蔑、“控告”。
天津工人业余写作者董乃相因犯了错误被中央文学研究所送回来以后,他就乘机挑拨:
“你是工人阶级,跟他们小资产阶级合不来。
他们拿教条主义诓你。”
并且企图把董乃相拉成阿垅的“信徒”。
1951年文艺整风时,中共天津市委负责同志指出天津文联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明确。
这下触着了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痛处,芦甸就到处煽动对市委的不满,谩骂领导“不要文化”,“不懂文艺”,并写了一份反对市委、反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报告,盗用了天津文联党支部名义送交市委。
这个报告未经任何其他党员看过,但却经过了阿垅的“批准”和修改。
这个挂着“党员”招牌的毒蛇,忠实地执行着“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
他千方百计地给胡风盗窃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机密。
他能看到的党内文件,差不多每本都要拿到胡风那里放几天;
他看不到的,就设法阴谋窃取。
他给胡风“传阅”党内文件几乎已经形成“制度”。
当他要下乡离开北京时,胡风竟公然问他:
“你走了,我看文件怎么办?”
接着又命令他:
“叫你老婆拿来吧。”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凡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机密,不管对胡风有利或无利,我都告诉他。”
事实完全证明了,芦甸原来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反革命集团的坐探。
他甚至还经常把其他胡风分子的言论、行动,特别是对胡风的怀疑、不满,偷偷密告给胡风。
像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相依为命,互相吹捧,而又争权夺利,互相倾轧。
芦甸这个不学无术卑鄙阴险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凭着这些十足的奴才手段而取得胡风的宠爱和信任的。
这个卑躬屈膝的奴才,对党则是完全一副狠毒、凶恶的心肠。
从阿垅给胡风的密信中,我们发现胡风集团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要出谋献策。
他不但在密信中献计,而且直接参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各种的阴谋活动。
1953年,阿垅向党进攻的控告书,就是在他家里集会讨论的,密会就是他负责召集的,党羽们在会上闹了别扭,是他出面调停和解的。
在北京他也积极地“联络人”、“争取人”,发展组织。
他把“四大金刚”中的冯大海、李离引见给胡风,使这两人变成了胡风的忠实走卒。
他还三番五次地邀请他所看中的其他一些人到胡风家去
“玩”,主动地给别人抄留胡风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2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集会。
他们每天晚上在胡风家秘密集会,研究对大会的破坏计划,集体讨论对周扬、何其芳等同志的攻击。
第2次文代会后,他按着胡风的指示,到上海、杭州向胡风分子罗洛、张中晓、方然等人传达了胡风在第2次文代会后的新的战略方针,鼓励党羽们在“繁荣创作”和“对批评的批评”的掩盖下,进一步向党进攻。
芦甸是胡风向党进攻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的起草人之一。
他同路翎、绿原、谢韬、欧阳庄等人逐章逐段地传阅草稿,提供意见。
芦甸煞费苦心地替“意见书”出主意。
他建议胡风加上一点
“自我检讨”,以欺骗中央。
他还组织他的老婆等帮助抄写“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原稿。
总之,他对胡风集团这个反党纲领抱有极大的希望,妄想搞得“完善”一点,更恶毒地向党进攻。
芦甸为了配合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的进攻,也向党递上了“申诉书”。
他向党质问:
“何其芳为什么说胡风是资产阶级思想?”
“胡风又不是坏人,为什么接近他就有问题?”
他的“申诉”也经过了胡风骨干分子的讨论。
他的“申诉”交上以后,领导同志写信对他批评,指出胡风是反动的。
他老婆接到这封信后,就马上送到胡风家里。
胡风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送交中央后,芦甸是又惊又喜,经常到胡风家探听情况。
去年十
01月,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胡风向党作了疯狂的进攻,芦甸听到消息欢欣若狂,并且准备马上写文章来配合
“总攻”。
这时,芦甸在人们面前表现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好像天下从此已是“胡家”的了。
批判胡风思想运动在全国展开以后,芦甸一看风头不对,马上顺风转舵,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见人就讲“胡风错了”。
他积极地参加一切座谈会、讨论会,并写了“批判”胡风的“箚记”,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声嘶力竭的发言。
他还曾一本正经地向领导上建议,不要叫阿垅到北京听杨献珍同志的报告,免得他又同胡风见面。
并且自动要求帮助阿垅“反省”,还不断地向组织上反映阿垅的思想情况,说阿垅“态度诚恳”、“愿意进行检讨”。
04月以后他更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扬言“过去盲目崇拜过胡风”,“要同胡风划清界限”,“要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样子显得非常
“真诚”“沉痛”。
但事实证明,这一切完全是伪装,完全是假象,这一切都是在执行胡风的退却战术。
原来他一面在会上大骂胡风,一面却经常到胡风家去“通风报信”“听取指示”,今年一、二、三、04月内,他
“晋见”胡风竟在十四、五次以上。
把他听到的
“对胡风有利或无利”的消息统统汇报给了胡风。
每次他到北京听“唯物主义”报告时,都要到胡风家里。
他的“不要叫阿垅到北京听报告”的建议,原来正是为了掩护他的阴谋活动。
他的帮助阿垅
“进行检讨”,原来是想取得同阿垅进行阴谋活动的合法地位。
他向党汇报阿垅思想情况,原来是为了摸领导上的“底”。
阿垅的那篇完全虚伪的充满恶意的假检讨,也是由他“审查”修改的。
他为什么要在04月份向党组织“交代问题”呢?
原来是胡风、路翎得到了“情报”,说有人检举了芦甸,于是他们“召见”了他,面授机密以后,叫他“主动”地进行假检讨。
那时路翎告诉他
“只谈自己,不要谈旁人,绝对不许暴露谢韬”。
他完全执行了这个“指示”,结果他的“主动”交代只是一些“只见过几次面呀”,“没见过别人呀”,“见面只谈谈文艺问题呀”等等。
运动深入展开了,党要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他只避重就轻地交代了一些枝节问题,却装着已经挖空心思的样子,痛哭流涕地向党保证“再也没有了”,并说什么“我感到了党的温暖”,“我就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不讲对我有什么好处?”
“过去我对党不忠实,现在我对党绝对忠实,请党相信我。”
党这时已经看惯了他那副嘴脸,不相信他的避重就轻的假检讨了。
但却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向党支部交代的几次正式“反省”材料,也都是经过阿垅亲自动手修改过的。
阿垅叫他不要提哪一个人,他就勾去。
“人民日报”揭发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号召“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芦甸当着人们开了几个抽屉,装模作样地找了一会儿,却说:
“我与胡风很少通信,只有几封日常问候信,也没有保存。”
但大家现在已看到,他们来往的密信不是几封,而是几十封,他们的信不是什么“日常问候”,而是要给党和人民“一个闷棍吃吃”;
而是在研究他们“战斗的坚苦性和长期性”。
这时他又假装着好像被“人民日报”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感动了,摆出一副自我斗争和痛下决心的样子,讲出了他老婆抄过胡风“意见书”的稿子的事情,接着就表白“我把我老婆都讲了,还有什么要保留”。
结果他还是保留了!
保留了对“老头子”的“诺言”,保留了“谢韬”和许多重要的反革命活动材料。
现在毒蛇的洞口掀开了,狞鬼的画皮剥掉了。
芦甸这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的真面目是再也隐藏不住了!
(原载“天津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捷克斯洛伐克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机器工业部副部长 米罗斯拉夫·什莫克
今年是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周年。
在解放以后的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还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不久,美国人就轰炸并毁掉了我国的一些重要的机器制造工厂,特别是比尔森城著名的斯科达工厂(现在命名为列宁工厂),它是捷克斯洛伐克重型机器制造业的基础。
美国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阻止捷克斯洛伐克重工业的发展,因为这些工厂能为重工业制造重要的设备和机器。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工人、技师和工程师广泛地发挥了创造性,这些被毁的工厂在几个月内就恢复了生产,并成为保证迅速恢复被德国匪徒和战争所破坏的我国工业的重要基地。
在短短的时期内,我国就开始了机车和车厢的生产,并迅速恢复了运输。
在执行两年计划(一九四七—1948年)的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消除了在被占领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恶果,并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创造了前提。
在接着而来的计划时期——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四九—1953年)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实行工业的改造和建设。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族阵线政府的指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建立并投入生产的有:
新的现代化的水电站和蒸气发电站、矿井、采掘和提炼石油的装备、高炉、平炉、电弧炉、轧钢车间特别是轧制钢管的车间、人造纤维工厂、新的大规模的制砖工厂、石灰工厂、耐火材料制造工厂、锯木工厂、纸浆制造工厂、洗衣工厂、冷藏船、牛奶场、面包房和一些化学工厂等。
在第1个五年计划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就同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签订了互相供应货物的长期协定,其后又同中国建立了经济关系。
根据这些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主要应供应各种机器,特别是整套的电站设备、化学工厂的设备、各种重型机床、轧钢车间的机器和设备以及上述各国工业建设中所需要的其他许多重要的机器和设备。
各机器制造工厂所供应的产品,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各机器制造工厂还根据长期的出口合同,向国外供应机器和设备。
那些旧的机器制造工厂已经被改造了。
此外,还建立了几十个装备有最新式机床的新的机器制造工厂。
在五年计划期间,各机器制造工厂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多。
为了保证这种增长,同时还建立了相应的冶金基地,如制造钢铸件和灰铁铸件的翻砂工厂,特别是一些锻冶厂。
在五年计划初期,机器制造业的产品总值只占全部工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十六,而现在差不多已占到百分之三十。
这样,机器制造业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一个最大的部门。
例如,适应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本国的以及它的出口的需要,蒸汽锅炉的产量增加了四倍多,涡轮机——一倍半,机车——三倍,变压器——十倍多,强有力的重型机床——四倍,轧钢车间的设备——五倍多,化学工厂的设备——七倍以及其他等等。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机器制造业、特别是重型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已有了多么大的增加。
为各蒸汽发电站和水电站、矿井、冶金工厂、化学工厂所生产的机器和设备以及重型建筑机器,发展得尤其迅速。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各机器制造工厂的工人、技师和工程师在竞赛中发挥了伟大的创造性的结果。
仅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各机器制造工厂的劳动者就提出了十四万七千项合理化建议。
随后就开始了从前没有制造过的数千种新式机器的生产,这样就完全消除了在经济上对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
由于苏联的无私帮助,使我们能够制造一系列的机器。
在已经能掌握其制造技术的重要机器和设备中,必须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如:
每小时能发出二百三十吨蒸汽的蒸汽锅炉,发电能力达五万五千瓩的涡轮机,汽轮发电机,大型变压器,矿山采掘设备,二千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每小时能掘一千公方泥土的大型挖泥机,压力达一万二千吨的水压机以及其他各种机器。
为了掌握上述的复杂机器和设备的制造,就需要工人、技师、工程师和设计师作重大的努力并发挥巨大的创造性。
必须解决在制造重型锻件和铸模以及在对它们进行加工、运输和安装中产生的那些复杂问题。
在实行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的总产量已增加了一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已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绩。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任务——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已经完成。
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工业的构成已经改变。
1948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五十七点六,而到1953年已增加为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同时,机器制造业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半。
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工业现在正制造着以前从未生产过的最复杂的机器和设备。
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所取得的经验,使我国的工业能够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以必要的最新式设备来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
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生产的规模已大大超过了本国经济的需要,所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工业准备大力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兄弟人民民主国家完成它们的工业化事业。
我们不仅要供应火力发电站和水力发电站的整套设备,而且也要供应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的整套设备。
在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虽然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已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成绩,但是在经济建设和工业生产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的现象。
例如,在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的生产量增加了一倍,而农业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这一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并装备有最新技术设备的巨大社会主义工业,是以飞快的速度在发展的;
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实际上却停滞不前。
目前,正根据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以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方法来争取消除这种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的现象。
如果没有以最新技术设备来装备农业的重工业的决定性帮助,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改造和消除已发生的比例失调的现象。
在这方面,机器制造业仍然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例如,1954年农业机器的生产量比1953年几乎增加了一倍半,而在1955年它的产量又有了新的增加。
现在,正以各种最新式的农业机器来装备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工业本身也发生燃料基地、动力基地和采矿基地落后于发展着的国民经济的需要的现象。
燃料基地和采矿基地落后的一个原因,是地质勘查工作进行得过于迟缓。
消除这个缺点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钻探设备的生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钻探设备的生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为了消除在动力基地方面的落后现象,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特别是旨在加快设计工作、改进和更好地利用已建成的电力站的措施。
捷克斯洛伐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再一次地证明,只有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才能实现。
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劳动者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高涨,加强国家的实力和防御能力,巩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独立——这一切都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实现了,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我国的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已经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胜利地实现着自己的永念不忘的导师哥特瓦尔德同志的伟大遗训。
擦亮眼睛,随时揭露暗藏的敌人
海军一○一二部队全体指战员来信:
我们以无比愤恨的心情声讨胡风这一伙反革命黑帮。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力量,肩负着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
因此我们不但要提高军事技术,熟练手中武器,随时准备粉碎敢于来犯的敌人,随时等待祖国的召唤去解放台湾,而且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警惕,使我们的嗅觉更灵敏,眼睛更明亮,叫任何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
我们还要坚决地克服麻痹大意,骄傲自满,以及自由主义等不良倾向,使反革命分子无机可乘,无空可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营芦台农场锻工苗凤刚来信:
胡风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
我场职工,自从这一事件发生后,大家就一致表示:
一方面要提高警惕,粉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一方面要加紧生产,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麦收工作,大家展开了竞赛,争取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全场职工,一致要求依法严惩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执迷不悟分子。
只有严厉地镇压反革命,才能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来信:
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后,一致感到万分的愤恨。
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一样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死敌。
我们一定要同他们斗争到底,直至彻底肃清这个反革命集团。
我们明白地认识到,反革命分子是无孔不入的。
在农业生产战线上,也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
在我们区的合作化运动中,由于我们有着骄傲自满情绪和轻敌麻痹思想,所以也曾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混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他们表面上装老实,假积极,而实际上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如花塔乡富农张月桂窃取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职务后,把账目搞的一团糟,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再如晋源区镇西街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坏分子郭栋只,曾以请喝酒吃肉的卑鄙手段,取得了社的干部和社员的信任,窃取了社里的生产队长的职位,进行了一连串的破坏活动。
他在去年冬天煽动
一户社员退了社,并偷盗了社里的一些东西。
今年春耕生产时,他又破坏社里的生产计划。
社里派他出外买菜籽时,他以低价收买、高价卖给社里的办法,从中贪污了五十八元。
现在,这些坏分子虽已被清洗出社,但这些事实说明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复杂化。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除要求政府坚决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外,并保证做到下列几点:
一,向全区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互助组员和个体农民广泛深入地宣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借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及时发现和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
二,进一步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坚持互利原则,加强贫、中农的团结,坚决清洗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
三,发动和组织群众做好夏收的保卫工作,建立各种保卫夏收的制度,严防反革命分子破坏。
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学生总会来信:
我们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时刻都以紧张的心情密切地注视着国内各界人民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在看过
“人民日报”所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3批材料以后,我们愤怒极了。
事实已完全证明,胡风是中国人民的凶狠敌人。
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全体中国留学生,一致要求严惩胡风,从各个角落继续清除一切胡风分子和其他暗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对其中怙恶不悛者予以严厉的法纪制裁。
苏联的历史表明: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以至贝利亚等两面派分子,曾给人民事业以巨大损害。
正由于苏联人民坚决地、无情地镇压了和清除了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革命事业的胜利才得到保证。
我们必须从苏联历史上吸取经验,彻底消灭这些暗藏的奸细。
胡风事件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因为阶级敌人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
我们向祖国人民保证:
一定要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不仅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精通业务的专家,而且要把自己培养成具有高度政治警惕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电业工会成都分区工作委员会李德斌来信: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使人感到非常愤怒。
胡风这种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家伙,是我们人民的最危险的敌人。
胡风集团的被揭露,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今后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不让任何披着伪装的敌人钻空子。
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全体人员来信:
现在事实已经非常明白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以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等为骨干组成的。
二十年来他们遵奉着他们主子的指示,长期打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革命的勾当。
他们的罪恶是深重的,我们要求政府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依法给这些反革命分子以应得的惩处。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发,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党一再教导我们,只要国内外阶级敌人存在一天,我们就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因为越是阶级敌人垂死的时候,他们就越挣扎,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越复杂。
但我们对党的教导的严重意义仍然认识不足,因此我们长期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表现了严重的政治麻痹,这说明了我们只管业务不问政治的严重危险。
现在我们应积极参加这次斗争,并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麻痹思想,提高警惕,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继续同一切公开的、隐蔽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昆明工学院教师陈述元、顾正泉等八人来信:
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给了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训。
过去,我们对于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这一斗争的严重意义是认识不足的。
我们从事的是政治理论教学工作,但过去,我们对当前这些严重的思想斗争却没有以高度的热情来参加。
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类似的敌人,正是利用我们思想战线上的薄弱环节向我们进攻并长期欺骗了我们。
因此,今后我们一定要认真加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把自己的思想更好地武装起来,让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有空子可钻。
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做好政治理论教学工作,认真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使同学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思想武装起来,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
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员工来信:
以前,我们认为胡风问题是文学界的事,同音乐界关系不大,因此对此表示了不很关心的态度。
自从第3批材料公布后,我们才大吃一惊,原来胡风集团早就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混进了我们许多机关、团体,有的还混进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真叫我们怵目惊心。
我们决不能再麻痹大意了,不能以为在音乐界没有问题了。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让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藏在我们队伍里。
这一场斗争,深刻地教育了我们。
我们必须时刻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政治敏感,学会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并且要彻底清洗我们思想上一切足以被敌人利用的各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世界母亲大会隆重开幕
新华社洛桑08日电
本社记者林宁报道:
世界母亲大会07日上午十时半在这里的“科图阿尔·瑞士”大厦隆重开幕。
来自印度、中国、意大利、法国、苏联、美国、拉丁美洲各国等七十多个国家的一千两百多名代表在会场上愉快地会面。
她们热情地拥抱,互相询问孩子们的健康。
母亲们保卫孩子的共同心愿像一缕坚韧的线,把所有母亲都亲密地连接起来了。
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一幅巨画,一个年青的母亲肩上举着一个肥胖可爱的孩子,母亲脸上坚决的表情表现出保卫孩子的决心和意志。
这幅巨画也就是这次大会的会徽。
会场的四周挂着与会各国的国旗和许多号召人们为保卫儿童、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标语。
在主席台上,有各国代表团团长,有曾经受战争创伤最重的城市的妇女代表,有世界母亲大会各国筹备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各国的知名妇女。
法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争取和平的积极战士戈登夫人被代表们选举为大会主席。
一群活泼可爱的瑞士儿童拿着鲜花走上主席台向主席团献花。
他们像小鸟一样投向代表们的怀里,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搂抱着代表们。
台上的母亲们亲吻着他们,台下的母亲们眼睛里闪着泪花疼爱地注视着他们,整个大厅沉浸在感人的伟大的母爱里。
瑞士接待委员会主席维奥列特·泰兰丝夫人首先代表瑞士妇女向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表示欢迎。
接着戈登夫人作了“我们孕育了生命,我们要保卫生命”的报告。
戈登夫人说:
年龄不同和种族不同的妇女从不同的地方前来参加这个伟大的妇女集会,目的是要保卫自己的孩子免受战争威胁,为裁减军备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而奋斗。
她又说,目前欧洲和亚洲一连串的事件表示着形势向有利于和平的方面发展。
但是,有些国家的资源和人力仍然被用在扩军备战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着战争威胁。
她说,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把占全人类一半的妇女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使她们成为反对战争、保卫自己的孩子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她说:
我们相信,伟大的母亲的爱能够战胜邪恶的势力,能够最后战胜战争。
戈登夫人最后说,姊妹们,团结起来,在这个巨大的盾牌后面,生命将战斗,生命将战胜。
戈登夫人的演讲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会议上宣读了中国的宋庆龄、印度的尼赫鲁夫人、西班牙的伊巴露丽和著名歌唱家罗伯逊的夫人等致大会的贺电或者表示支持大会的文章。
在这天会议上发言的有法国、波兰、南非、意大利、日本和朝鲜等国家的代表。
代表们专心地倾听了赛农夫人的演说。
她是在1944年06月被希特勒匪帮从地面上毁灭掉的一个名叫格朗河畔的奥拉多尔法国小镇上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之一。
她要求母亲们团结起来为反对另一次战争威胁而斗争。
波兰议会议员穆霞沃娃向大会报告了波兰妇女为和平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决心。
丈夫、孩子和七个兄弟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意大利的爱伦·契维敦促大会要求各国政府奉行和平政策。
她说:
“世界上的母亲们,我们要警惕啊!”
会议上的一个动人场面是意大利母亲代表向大会献旗和献礼。
一个规模很大的代表团举着各种颜色的旗子走进会场,意大利各地的母亲把她们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杀害的孩子们的名字亲手绣在这些旗子上。
另一个也是由意大利的母亲们组成的代表团把数十本贴着孩子照片的照片簿献给了大会主席团,以表示为保卫这些孩子的生命和幸福而斗争的决心。
意大利母亲献礼时全场起立鼓掌。
印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新华社新德里08日电
06月间在德里举行的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决议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成为今日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和对一切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
这一斗争同保卫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决议指出,“今天,印度的外交政策大体上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活动和有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
它维护亚洲团结的事业,一般地是反对殖民主义的。
它正在同苏联、中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决议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1954年06月28日尼赫鲁和周恩来的声明——五项原则。
它成了亚洲各国人民争取团结、争取和平和自由的斗争中的一个有力因素。
“自从那时以来,印度外交政策方面的这种方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印度担任主要发起国之一的万隆会议成了亚洲团结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大会,它给予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以另一次打击。
“印度人民同苏联人民的友谊,由于印度总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而进一步加强了。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尼·亚·布尔加宁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是一个具有深远国际意义的文件,是对和平和各国友好的事业的重大贡献。
声明中对国际局势所作的估计和它所提出的原则进一步孤立了战争挑拨者,因而受到全体爱好和平人类的欢迎。”
决议说,“由于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了这种方针,印度在维护和平的世界规模的斗争中一直起着伟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威望,并在每一个爱国的印度人心中激发了民族自豪感。”
决议说,“一直为一贯的和平政策而进行斗争的共产党欢迎并支持这一方针,并将努力进一步加强它。”
决议说,“共产党将为印度同所有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缔结友好合作条约而努力;
它将为使印度政府采取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进行殖民战争的立场而努力;
它将动员群众支持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更多的贸易和更大的文化和社会交流,支持全面加强亚洲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
决议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尚有待完成。”
决议宣布,印度共产党支持印度第2个五年计划大纲中关于建立基本工业的建议。
这种建议一旦实现,就将减少印度在资本货物方面对外国的依赖,从而加强印度的经济地位和民族独立。
印度共产党并主张这些工业主要应该是公营的。
决议欢迎在与苏联合作的情况下在印度建立钢铁厂。
决议说,“不参与政府所发起的或主办的计划和建设工程的倾向必须终止。
我们必须积极和有效地参加这些计划和建设工程,同腐化、没有效率和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协助实现和管理它们以便使人民得到最大的好处。”
决议说,“每一项不利于外国资本、反对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限制垄断资本的步骤,都将受到我们最热烈的和无限的拥护。”
决议认为,“有必要采取反对英国资本和地主制度的果敢行动,限制垄断资本,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实行民主措施。”
决议说,“完备的人民的计划只能建立在没收英国资本和无偿地把土地分给耕种者的基础上。”
印度文化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参观和演出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印度文化代表团钱达团长和代表团领导人员在06日下午八时拜会了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锦纯。
拜会时,宾主之间作了亲切的交谈。
钱达团长说:
这次到中国演出和访问的地方中,新疆是靠印度最近的地方。
今天我们在飞机上看到了大戈壁和雪山,过去在书籍中就知道新疆之大和新疆的许多事情,今天亲眼看,更增加了不少经历。
高锦纯向贵宾们介绍了新疆省库车、拜城一带的千佛洞古迹和相传唐僧取经曾路过的八百里火焰山等,说明了新疆过去就曾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孔道。
高锦纯还向贵宾们介绍了新疆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情况,和现在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保护的情形。
当日晚八时半,印度文化代表团全体人员出席了乌鲁木齐市副市长阿·赛德举行的酒会。
印度文化代表团钱达团长和他的夫人以及大部分团员,07日冒雨参观了新疆民族学院和乌鲁木齐市著名的伊斯兰教寺院——陕西大寺和洋行礼拜寺。
上午,贵宾们到达新疆民族学院时,受到各民族学员和教职员的热烈欢迎。
这个学院的教务长艾沙向代表团人员介绍了学院的情况。
贵宾们非常高兴地参观了学院的艺术系。
艺术系的各民族学员为贵宾们表演了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等民族歌舞。
艺术系主任、著名的维吾尔族女舞蹈家康巴尔汉也表演了一个维吾尔族舞。
随后,印度歌唱家毕斯瓦斯先生在一个女学员的钢琴伴奏下唱了一支幽美的印度歌曲,洛基亚先生用汉语唱了“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拉赫曼女士和苏里亚穆吉·德维女士分别表演了印度舞蹈。
她们表演结束后,康巴尔汉和她们热烈拥抱。
钱达团长和他的夫人还接受了学院赠给的两顶维吾尔族小花帽。
下午,贵宾们以很大的兴趣参观了陕西大寺和洋行礼拜寺。
钱达团长和团员们在这两个伊斯兰教寺院里,向阿訇和教徒们询问了有关寺院的历史、教徒们的宗教生活等情况,还参观了经堂。
钱达团长到洋行礼拜寺参观时,曾同多年前到过麦加的玉秦甫阿吉作了叙谈。
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一千多人在07日晚观赏了印度文化代表团的艺术表演。
在演出中,艺术家们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音乐,不断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
表演结束时,印度艺术家们接受了新疆文艺工作者的献花。
07日下午四点半,印度文化代表团小巴蕾舞剧团的艺术家们,还曾为乌鲁木齐市各民族一千多名少年儿童演出傀儡舞剧“罗摩的故事”。
小观众们从开始到剧终,个个都像是被引进了剧中的境界。
当罗摩王子最后战胜了魔王和西达团聚时,台下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小观众们走出剧场时还纷纷谈论着剧中一些难忘的场面。
埃及总理重申反对参加西方国家军事条约
新华社08日讯
开罗消息:
埃及总理纳赛尔06日晚在开罗以南五十英里的发雍发表演说时,重申埃及反对参加西方国家的军事条约。
纳赛尔把同大国缔结的联盟比作“羊和狼,羊和吃羊的狼的联盟”。
他说:
“埃及将不参加任何同大国缔结的联盟或军事条约,因为它意味着战争,而我们不要战争。”
外国科学家参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电力站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科学院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会议的参加者正分成许多组访问苏联从事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各科学部门的研究所和实验室。
出席会议的一批外国科学家参观了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电力站。
会议参加者还参观了苏联科学院核子问题研究所。
科学家们以极大的兴趣参观了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
我国红十字会发言人说
三名美籍士兵等候去香港
新华社08日讯
本社记者今天就前联合国军美籍士兵格里格斯、贝尔和科华特三人将在何时离开中国,走访中国红十字会。
该会发言人告诉记者说,该会从印度红十字会获悉美国当局已允许这三名美籍士兵回国后,即在07月01日向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为他们办理在香港过境的手续。
当时据英国代办处官员表示,相信几天之内即可获得香港当局的答复。
为了使他们能够尽早离开中国,该会同时作了具体安排,预定在07月09日派人将他们送到边境,并电告印度红十字会,请香港英国红十字会届时派人在边境接待。
但是,截至今天(08日)下午六时,还没有获得香港当局的答复,因此他们不得不延期离开中国。
中国红十字会已在今晚分别电告印度红十字会和香港英国红十字会说明情况,取消原定的格里格斯等三人到达边境的日期。
格里格斯等三人现在正在广州等候香港当局的过境许可。
捷克斯洛伐克首届全国运动大会闭幕
新华社布拉格07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第1届全国运动大会07月06日在布拉格闭幕。
这一天布拉格的弗尔塔瓦河上举行了水上运动表演。
捷克斯洛伐克这届全国运动大会的规模很大,前后共举行了两个星期。
单在青年少年日和成年日的八天节日中,就有五十万运动员作了二十八种群众性的体育表演,到斯特拉霍夫运动场观看表演的观众共约有一百五十万人。
前来观看表演的还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匈牙利、蒙古、朝鲜等国的体育代表团,以及来自奥地利、法国、加拿大、西德、阿根廷、巴西等国的来宾。
以萨波托斯基总统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也经常在运动场的看台上出现。
在运动会期间,苏联、中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蒙古的体育代表团还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友谊联欢会。
它们的运动员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运动场作了许多精采表演。
05日晚,萨波托斯基总统为庆祝运动大会闭幕,在“布拉格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许多外国来宾和外交使节都出席了招待会。
日本合作社代表团到北京
据新华社讯
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合作社代表团十五人,由团长石黑武重,副团长奥梅尾率领,在08日上午到达北京。
石黑武重在车站发表了谈话。
他说:
“我们是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邀请前来贵国的日本合作社访问中国和苏联的代表团。
在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谨对给予我们这样的访问机会和便利、以及在我们进入贵国国境以后对我们表示了深厚友情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同合作社有关的各位先生表示深厚的谢意。
这是中国人民大众对我们日本国民有着深厚友情的表现,使我们非常感激。
总的来说,今天日本国民对于中国的友好都怀着巨大的关心。
特别是合作社的同仁尤为殷切。
为了回答各位先生诚恳的好意,为了不辜负日本合作社同仁们热心的期待,我们将在时间所容许的限度内,在旅行中研究贵国合作社的事业和贵国人民群众的生活。
同时也想介绍一下日本合作社的现状,借以加深贵国合作社和我国合作社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
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开辟一条物资交流的途径,进而巩固两国国民之间的友谊:
加强世界和平——持久和平的基础。
祝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
民主德国庆祝德波国界条约签订五周年
新华社柏林08日电
07月06日在柏林举行了庆祝德波两国关于划定两国国界的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
参加庆祝会的有三千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总理乌布利希,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副总理斯多夫、努舍克,大柏林市长艾柏特都出席大会。
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的参加大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努舍克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
奥得—尼斯和平边界是一个沟通德波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桥梁。
它对于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也具有头等意义。
努舍克着重指出华沙条约保障着德波两国的和平发展。
如果任何力量敢于进攻他们两国,那末他们将在易北河以西来保卫这个奥得—尼斯和平边界。
贝鲁特在大会上说,奥得—尼斯边界条约为波德两国人民展开了一个伟大的远景。
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增进。
他警告所有企图破坏波德两国之间的关系的人,并且说,波德两国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再成为欧洲的一个灾难的源泉或者另一次新战争的爆发点。
贝鲁特还保证:
波兰人民支持德国人民为争取重新统一德国的一切努力。
在开会以前,乌布利希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把“卡尔·马克思勋章”赠给贝鲁特,以表彰他在增进德波两国的友谊中的贡献。
07日,在德累斯顿、卡尔·马克思斯塔特、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德骚、耶纳等城市也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法兰克福的居民在06日晚间还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
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在京参观和观剧
本报讯
08日上午,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参观了故宫博物院。
贵宾们对博物院里陈列的每一件美术工艺品都很感兴趣。
他们详细询问后,很多人都记了笔记。
额楚鲁说:
“中国劳动人民真伟大!
很早很早就创造了这么多精美的艺术品。”
贵宾们还参观了“反对美国侵略集团阴谋劫夺在台湾文物展览”,当他们了解到美国侵略者把我国许多佛教石窟里的著名壁画、塑像、佛头劫走时,非常愤慨。
国际友谊馆里陈列着蒙古人民共和国送给我国的不少礼品。
贵宾们看见自己国家的礼品都高兴地笑了。
义德钦好指着一个石膏像,对中国朋友说:
“这是乔巴山同志的母亲的塑像。”
蒙古朋友被博物院里的象牙雕刻的广西风景画和龙舟吸引住了,看了很久,不愿离开。
当他们听到中国朋友说,那个象牙镂雕的葫芦上的一长串链子是用葫芦里面那部分象牙雕刻出来的时候,连用中国话称赞说:
“好!
好!
好!”
齐林道尔吉参观后兴奋地说:
“参观了这些工艺品,我们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创造力。
这许多丰富的优秀的文化遗产,过去只供少数的帝王享受,经过中国人民多年的斗争,现在终于归还劳动人民了。
今天我们能看到这许多文化遗产,觉得非常愉快。”
新华社08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在08日晚举行京剧晚会,招待以达姆丁呼少将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
晚会上,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姜妙香等演出了“洛神”,中国京剧院的演员演出了古典舞剧“雁荡山”和舞剧“秋江”。
中国戏剧家的表演,博得了多次的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的团员向梅兰芳等献花,感谢今晚的精采表演。
05日晚间,蒙古艺术家们观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的表演。
晚会上表演的古典歌舞剧“闹龙宫”和歌舞节目,受到蒙古艺术家的赞赏。
谁是德国和平统一的敌人
谭文瑞
最近以来,美国侵略集团竭力装作关心恢复德国统一的样子。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06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中道貌岸然地说:
“如果有促进和平事业和消除国际摩擦根源的真诚愿望的话,当然应当有统一德国的愿望。”
杜勒斯忽然热心地谈论起“德国统一的愿望”来,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家知道,巴黎协定实施以后,不论是德国人民和西欧各国人民要求恢复德国和平统一的呼声都愈加高涨了。
美国统治集团也感觉到,要想直接反对德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这个愿望,是危险的。
因此他们就想装扮成为德国统一的拥护者,以转移大家对他们分裂德国和阻挠德国统一的破坏活动的注意。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美国同它的追随者们在伪装赞成德国统一的活动上举行竞赛,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它想在四国会议上被迫就统一德国问题进行讨论时,设法阻挠这个问题的解决,破坏四国会议,并把责任推到苏联头上。
然而,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谁都知道,美国统治集团早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积极在策划永久分裂德国的勾当。
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专门研究战后问题的咨询委员会在1942年就草拟过把德国肢解为三个、五个或者七个邦的计划。
美国国务院1943年08月17日的备忘录中并且陈述了肢解德国的论据,主张把德国分裂三部分。
同年,美国国务卿赫尔曾一再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商量过分裂德国的计划,后来并把这个计划在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提出来。
在1943年10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美国代表并曾再一次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主张把德国分裂成为五个邦。
1944年,美国国务院咨询委员会主席萨姆纳·韦尔斯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主张把德国分裂为西德、南德和东德三国。
同年美国政府的德国问题委员会批准了摩根韬计划,后来美英首脑在魁北克的会议就以这个计划为基础达成了协议,主张战后把德国分成为南德和北德两自治邦,而把鲁尔—莱因区作为国际托管地区。
这些事实无可置辩地说明,在战争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就一心想把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和完整的主权国家而从地图上划掉,他们显然认为把德国肢解之后易于奴役德国人民。
肢解德国计划的策划者之一,美国战时的财政部长摩根韬就说过:
“两个德国比一个德国好对付”。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却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斯大林在1942年就指出:
“我们没有抱定任务要去消灭德国,因为不可能消灭德国,犹之不可能消灭俄国一样。”
斯大林在1945年05月09日宣布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时候,重申苏联的这种立场:
“苏联在庆祝凯旋,虽然它并不打算瓦解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战时,担任美国新闻处官员的罗伯特·塞尔伍德在他所著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一书中谈到在德黑兰会议上当美英提出肢解德国的计划时写道:
“斯大林对于这种计划是不热心的……相反的他认为德国这一部分和另一部人民并没有什么分别。……他说德国人方面总是强烈主张统一的……”这一切都充分表明,苏联早在对德战争期间就确定了要使德国在战后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和平的国家的坚定立场。
苏联的这种立场是从德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出发,也是从欧洲的持久和平利益出发的。
苏联和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决定了战后两国在德国问题上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政策。
苏联一直是积极努力促成恢复德国的统一,美国和它的英国盟国则千方百计要分裂德国。
美国在历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肢解德国的计划,苏联都坚决表示反对。
由于苏联的坚持,美国和英国才同意在波茨坦协定中规定了这样一项条款,即声明“盟方并无毁灭或奴役德国人民之心意,盟方实欲德国人民获得机会,在民主及和平之基础上重建其生活。……”但是苏联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却为美国和英国所否决。
在1946年到1947年的各次外长会议上,美英顽固反对苏联关于建立一个中央行政机构来筹备成立全德临时政府的建议,并且提出了实际上是把德国肢解为几个自治邦的所谓德国联邦化的计划来同苏联恢复德国统一的努力相对抗。
这样,1947年底举行的伦敦会议就在恢复德国统一问题上陷于僵局。
美国统治集团这时候掩饰不住他们的高兴。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评论伦敦会议的结果时写道:
“我们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了。
雅尔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德国的分裂可以使我们放手把西德列入西方国家的体系以内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果然不顾一切地走上了分裂德国的道路。
美英法一方面对苏联催促解决德国问题的呼吁和德国人民要求恢复统一的呼声置若罔闻。
另一方面它们却从在西德单独实行货币改革、公布西德占领法规进而制造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美国和它的追随者们就这样步步加深德国分裂。
近几年来,美国阻挠德国恢复和平统一的行径更是人所共见的。
美国一直规避谈判解决德国问题,借口还没有一个全德政府,拒绝考虑对德国和约,同时它又百般阻挠通过真正的自由选举来促成全德国政府的成立。
在去年年初举行的柏林四外长会议上,苏联为了谋求德国统一,先后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但是美英法却一口咬定说“不!”
在整个会议上,它们对苏联的许多建议除了摇头之外,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对案都没有提出。
其时,它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要重新武装西德来堵塞恢复德国和平统一的道路。
去年签订的巴黎协定就是美国和它的跟班们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
美国阻挠德国和平统一的一种手段,就是竭力拒绝让德国人民自己来参加恢复祖国统一的事业。
它反对成立全德临时政府,反对由德国人民自己来举行自由选举,反对一切有助于促进德国东西两部人民谅解的措施,甚至反对让东西德的代表参加讨论德国问题的国际会议。
在巴黎签订的所谓“关于终止在西德占领制度的议定书”,就明白规定:
美、英、法“三国保留它们以前所享受的关于柏林及整个德国的权利和责任,其中包括重新统一德国及签订和约在内。”
这事实上就是剥夺了德国人民经过谈判来重新统一德国和签订和约的权利。
美国不让德国人民自己作主,是要一切由美国来作主。
美国统治集团的主意就是:
要么把被美国紧紧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西德政权强加到全德人民的头上,要么德国长期分裂。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统治集团最近拚命想要阻挠西德同苏联进行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谈判。
华盛顿方面,对于西德政府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就作了原则上赞同的临时答复甚为恼火,只好迫使阿登纳答应,西德不在四国会议以前同苏联举行会谈,以图再设法进行破坏。
这是因为美国深恐苏联和西德的直接接触和改善关系会有利于促成德国和平统一的恢复。
杜勒斯今年03月29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曾露骨地说过:
西德在“重新统一或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一种不“损害”美国“利益”的方针。
他的所谓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针是什么,在美国一些垄断资本家1953年交给杜勒斯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曾说得很明白。
据“新德意志报”报道,在1953年09月西德举行选举后不久,美国垄断资本家就曾把一份备忘录给杜勒斯,夸奖他在德国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方针”和不答应建立全德政府为基础的政策。
该备忘录说:
这样的方针和政策才是保护美国垄断资本家利益的最好方法,因为如果东西德重归统一的话,那就可能加强那里的中立倾向,并妨碍把西德工业纳入军事生产的轨道,这样同德国公司保持密切关系的美国托辣斯的利润就会大大减少。
这一番“私房话”最透彻不过地说出了美国分裂德国政策的背后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美国统治集团显然要把巴黎协定作为阻止德国统一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美国的评论家李普曼在1954年12月1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曾写道:
巴黎协定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德国的分裂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重新武装西德的决定,就是肯定了在协定生效期间德国现存的分裂就是永久不变的。”
当最近各国舆论都热烈要求通过谈判来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时候,美国就力图使西德赶快在四大国会议举行之前建立起它的“国防军”,用重新武装西德的既成事实来给德国统一制造更多的障碍。
但是美国的这种做法,即使是在西德也是极不得人心的。
阿登纳政府提出的募兵法案在西德议会上下两院中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在辩论中指出,关于军事问题的辩论是同恢复德国统一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波恩议会的辩论反映出了西德的人心所向。
越来越多的人都认清了,究竟是什么人竭力要使德国恢复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
假的就是假的。
美国想窃取重新统一德国的旗帜,来遮掩它继续阻挠德国统一的阴谋,是办不到的。
铁托总统和尼赫鲁总理发表联合声明
新华社布拉格08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消息: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联合声明已经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了酬答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布罗兹·铁托1954年12月到印度的访问,从1955年06月30日到07月07日对南斯拉夫作了正式访问。
在访问期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和印度共和国总理举行了若干次会谈,这些会谈使他们有机会就国际局势的一般发展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广泛地交换意见。
有总统和总理的同伴们参加的这些会谈,是在印度和南斯拉夫的日益亲密的友谊所特有的融洽气氛中进行的。
会谈显示了对于所考虑的一切问题的看法极为一致。
南斯拉夫和印度已经制定了它们在国际活动中一致的观念和原则,并且正在以各自的方式使这些观念和原则实现。
这表明: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在1954年12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包含的这些原则和观念,反映了目前世界上事态发展的一般趋势。
两国执行的贯串着和平和积极共处原则的完全独立的政策,对于增进数目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和相互谅解,是重大的贡献。
总统和总理注意到普遍的世界局势已经有了改善——尽管存在着阻挠这种发展的倾向,并且注意到通过谈判和国际协议来解决国际问题的趋势已经加强,而且已经取得某些显著的成就。
这些趋势表现在万隆亚非国家会议、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在裁军问题上取得协议的基础的显著扩大上,也表现在贝尔格莱德的南苏会谈、莫斯科的印苏会谈以及旧金山的联合国十周年纪念会上。
他们诚恳希望同样的精神将贯穿在法国、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四国政府代表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并且希望这个会议将对国际局势的改善作出新的贡献。
创造一种加强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和合作的气氛将使建设性地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和实现世界安全的可能性增加。
在这方面,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裁减军备和禁止核子武器的问题是特别重要的。
在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方面,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可以取得重要的结果,因此,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使用原子能的会议有特殊意义。
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无论是从落后国家本身利益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整个世界经济和和平的利益的观点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
需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来采取实际的有效措施。
在解决这些以及其他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方面的任何进展,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国际局势。
更具体地说,有关德国和台湾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它们的和平解决将为世界上的和平进步和合作开辟新的、广泛的可能性。
国际局势需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使得联合国有可能这样做。
如果要联合国能够有效地发挥这样一种作用,那末,重要的是:
它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接纳按照联合国宪章有资格参加的一切国家为会员国,从而达到各国的普遍参加。
总统和总理对他们两国间的政治合作的发展表示满意。
南斯拉夫和印度在它们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第1个联合声明中规定的国际合作和和平及积极共处的原则的指导下,已经加强团结,并且建立了反映它们两国人民的意志的亲密的友谊联系。
总统和总理表示希望:
两国在现有的友谊精神下,不时就当前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总统和总理研究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
两国商务来往的规模是同它们的亲密关系不相称的。
两国彼此应当设法对对方的经济取得更广泛的了解,以便加强贸易和经济合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双方同意早日互派经济代表团,以探讨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提出经济合作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式。
他们还同意促进他们两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
总统和总理也同意两国的丰富文化遗产为文化合作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这种合作正在得到良好的发展,因此会有助于两国彼此作进一步的了解和加强它们的关系。
他们同时同意继续尽一切可能,努力来发展各种方式的文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