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贺瑞士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电瑞士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并转瑞士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全体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瑞士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
祝贺你们在领导瑞士工人阶级并团结一切民主力量，为保卫欧洲及世界和平、为保护瑞士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
祝贺大会获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5年05月26日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
　我国佛教代表团报告访问缅甸的经过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佛教访缅代表团团长喜饶嘉错和代表团秘书长赵朴初2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组织的报告会上，报告了访问缅甸的经过。
有二百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成员。
报告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主持。
喜饶嘉错在发言中首先对代表团访缅期间得到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他说，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所以很关心其他国家的佛教。
通过这次访问，他们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了解得比较多。
这是有助于增进中缅两国佛教徒和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有利于和平事业。
赵朴初接着作了较详细的报告。
他说，代表团在缅甸期间，先后访问了包括仰光在内的十一个市镇；
代表团朝礼塔庙三十九处，在有些地方发现中国形式的塔像，说明中缅两国佛教文化的悠久关系。
赵朴初说，缅甸的佛教徒对保卫和平和加强中缅友好的愿望，是和中国佛教徒一样的。
到处都可听到他们祝愿中缅两国友好和世界和平的声音。
赵朴初最后说，中国佛教徒要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希望能和缅甸的佛教徒，以及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佛教徒，为保卫和平而共同努力。

中国科学院06月初将举行学部成立大会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科学院将在06月初在北京举行学部成立大会，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的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
全国各地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科学家都将来京参加这次大会。
正在我国访问的苏联科学院代表团、波兰科学院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及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等也将应邀参加。
大会将听取并讨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报告以及四个学部主任的关于各学部的工作报告，讨论中国科学院的五年计划纲要，讨论并通过各学部1955年工作计划纲要，选举各学部的常务委员会。
科学家还将在大会上宣读学术论文。
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的成立，对加强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领导以及加强全国科学界的团结，将起重大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驻苏大使
　苏班德里奥到北京
新华社26日讯
随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我国的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奥，在26日上午自苏联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礼宾司司长柯华。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馆和苏联驻我国大使馆官员。

在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发视察工作
新华社26日讯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通知，有二百多位在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决定出发到原选举单位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视察工作。
代表们在出发以前，曾举行座谈会，就有关视察工作的重要意义、视察工作的重点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林伯渠、陈叔通、胡愈之、高崇民、徐特立、马寅初、许德珩、陈劭先、杨明轩、龙云、罗隆基、刘英源、马六孩等已分别出发，其他代表将在最近陆续出发。

增产更多更好的果品
近几年来，我国的果品生产正在逐年发展，但直到现在，许多果产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对于果树生产重视不够，缺乏通盘考虑和长远计划，没有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对果树生产加以适当的安排，以致果树生产陷于不同程度的自流状态。
在恢复农业生产的最初几年，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农民增产粮食和棉花，对果树生产不能分出很多力量加强领导，这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许多人所以放松了对于果树生产的领导，还因为他们没有认识果树生产的价值。
果品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是很重要的出口物资。
根据粗略的计算，出口一吨大豆可以换回一吨钢材，而出口一吨柑橘就可以换回两吨钢材。
我国从1951年到1954年出口的果品，大约可以换回一万部拖拉机，或六个无缝钢管厂的全套机器设备。
目前我国果品的出口，还受着果品产量和质量方面的限制。
如果我们能够增加果品产量，提高果品质量，就能够更大量地增加果品的出口量，给国家换回更多的工业设备。
随着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国内市场对果品的需要也显著地增加了。
1954年仅由国营公司和供销社供应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苹果数量，就比1951年增加了四倍多。
其他城市的果品销售量增加得也很显著。
果品是食品工业和酿造业的重要原料，大量增产果品，不但可以促进食品工业的发展，而且可以充作酿酒的原料，为国家节约大量的粮食。
我国广大农民，特别是山区农民，对于发展果树生产是很注意的。
在一些主要果品产区，经营果树的收入占农民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以上。
为了促进山区生产的发展，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应该加强对果树生产的领导。
我国自然条件优越，从东北到海南，从沿海到新疆，都有大量的适于栽植果树但还没有加以利用的山地和荒地。
在“不与粮、棉争地”的原则下，大大扩充果树栽植面积是完全可能的。
凡是果树生产占有相当比重的地区，以及目前果树虽然很少但有发展条件的地区，都要把发展果树生产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些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在拟定农业生产计划的时候，应该把果树生产加以通盘的考虑和规划，努力提高现有果园的果品产量和质量，同时有计划地扩大和垦辟新果园。
病虫害是果树生产的最大威胁，许多果品常常因为受害而产量大减，质量降低。
努力防治病虫害和改善果园的培植管理，对于提高果品产量和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必须认真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采取综合防治的办法，有步骤地扩大防治面积，提高防治效果。
对于已有有效防治办法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应逐步在大面积上展开。
对于为害严重但现在还没有有效防治办法的病虫害，应组织有关的科学研究部门加紧研究试验，尽可能在短期内找出有效的防治办法。
目前正是果树病虫害开始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季节，果树区的农业部门，特别是技术推广站，应把防治果树病虫害作为首要任务，及时组织力量，加强防治指导，开展群众性的防治运动。
我国各地的果树“歇枝”减产的现象非常严重。
这是果品产量低和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四川和湖南的甜橙的产果年和歇枝年的产量，一般都相差一倍以上。
但某些果树生产合作社和劳动模范种植的果树，却能年年丰产，产量超过当地平均产量一倍到几倍。
广东省的劳动模范黄美琛所种的柑橘，每亩产量达九千多斤，远远超过当地平均产量。
这种情形说明，现有果园的生产潜力是很大的，果树“歇枝”的现象是可以改变的。
各级农业部门应该督促果树试验研究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在总结群众丰产经验的基础上，对当地主要果树的整枝修剪、施肥、果园间作绿肥等主要技术措施进行试验研究，逐步制定适合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的合理的技术措施，以便指导群众推行。
为了大量发展水果生产，必须有计划地在山区、荒地开辟和扩大新果园。
为了鼓励“果树上山”，国家允许农民申请使用公有荒山、荒地栽植果树。
在发展新果园之前，各地党政机关应督促农业部门进行园地的勘测和果树资源的调查工作，根据气候、土壤、交通条件以及内销、外销和加工的需要，确定栽植果树的种类、品种和面积的计划，避免盲目发展的偏向。
农业部门要对农民加强技术指导，注意水土保持，保证把果苗栽好栽活，并且注意保护抚育，促进幼树早日成长结果。
过去有些地区只注意栽植果树，不注意管理果树，群众批评说：
“只管果树上山，不管山上的果树”。
这种情况必须加以纠正。
大量开辟新果园，必须依靠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进行。
果产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应加强对果树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具体领导，农业部门应给予果树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以更多的技术指导和援助，给合作社培养果树生产技术骨干，帮助互助合作组织提高果品产量和质量。
加强贸易、供销合作、金融、运输、加工等部门对果树生产的配合和支持，是发展果树生产的重要条件。
果品容易损坏和腐烂。
如果在收购、储藏、运输、装卸等方面不能妥善地加以处理，就会给农民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在不少地区，由于收购果品的数量小、种类少，曾不断发生果品滞销现象。
这些地区的农民被迫用水果喂猪或沤粪，这对国家和对农民都是很大的损失。
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同当地的运销和储藏设备条件不好有关系，也同当地的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和运输部门忽视果品运销工作分不开。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部门应以更大的力量（包括组织和利用私商的力量）开展果品收购、运销工作；
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增设收购点，扩大收购的种类和范围；
同时做好果产区的物资供应工作。
在购销价格上，应该合理地确定果品的品种差价和季节差价。
现在有些地区的果品价格不够合理，应该加以调整。
对于大宗的适于贮藏的果品，鼓励农民进行适当贮藏，以延长果品供应期。
为了支持果树生产的发展，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应对经济条件困难的和新发展的果产区的农民给予必要的贷款，帮助他们克服购置种苗、药械等生产资料的困难。
轻工业和地方工业部门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及早地研究制定各种果品的加工、酿造计划，以便于果产区有计划地安排生产。
我国的果树生产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前途。
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依靠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果园出现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
这些果园将以更多更好的果品支援国家的建设和供应人民的需要。

彭德怀副总理应邀在苏联进行访问
新华社2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华沙会议之后，已由华沙来到了莫斯科。
彭德怀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作为苏联政府的贵宾在苏联逗留几天。
23日，彭德怀拜访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彭德怀参观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
彭德怀和他的随员已前往列宁格勒作几天的访问。

我们伟大的祖国
福建省闽侯县荆溪乡溪下村农民积极走合作化道路。
溪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经常得到附近工厂工人的帮助，改进了生产技术。
工人们正为这个社安装抽水机，以便进行抗旱和灌溉。

旅大市各界人民欢送苏军指挥部人员回国
新华社旅大26日电
26日下午，旅大市各界人民代表两万多人热烈欢送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人员撤退回国。
欢送大会会场设在大连车站前的广场上。
会场四周插满了彩旗。
主席台上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和毛泽东主席、布尔加宁主席的巨幅画像。
当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军官们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欢送大会开始，奏中苏两国国歌。
中共旅大市委员会第2书记、旅大市市长宋黎在会上致欢送词。
他代表中共旅大市委员会、旅大市人民委员会和全市人民向以什维佐夫将军为首的苏军指挥部全体同志，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英勇的苏军致衷心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
他说：
旅大市人民将永远怀念着你们，将把怀念苏军的心情化为巨大的力量，来辛勤地建设我们的祖国，警惕地保卫和平。
他最后祝苏军指挥部全体同志回国途中一路平安，身体健康；
祝英勇的苏联军队在保卫和平、保卫人类正义事业的斗争中获得更辉煌的成就。
接着讲话的是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国军事代表团代理主席邓华将军。
他说：
在你们今天就要全部撤离旅顺口地区的时候，我们怀着无限感激和留恋的心情来欢送你们，我谨代表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国军事代表团和驻旅大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全体指战员，对以什维佐夫将军为首的苏军将军、军官、士兵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诚挚友谊和两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的发展和巩固，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力量。
让我们在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携手并肩胜利前进。
苏军指挥部什维佐夫将军致告别词。
他说：
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你们美好的国家。
苏联人民的忠实朋友——伟大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他说：
请让我们郑重地向你们和全中国人民保证，苏联人民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永远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英雄军队的忠实的久经考验的朋友。
请把我们的衷心感谢做为苏联人民及其军队对六万万中国人民，对英勇的中国军队，对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英明的久经考验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最真诚友好的表现。
他最后祝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警惕地保卫胜利果实中，在争取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讲话毕，数十名少年先锋队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海、空军战士走上主席台向苏军将领和军官们献花。
欢送大会在“莫斯科—北京”乐声中结束。
这时，苏军将领和军官们向欢送的人群频频招手告别。
会场上响起了“感谢苏军！”
、“中苏两国伟大的友谊万岁！”
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什维佐夫将军等在车站站台上检阅了仪仗队。
登车以前，什维佐夫将军等再一次和欢送的人们握手告别。

毛主席接见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周总理邀请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共进晚餐
新华社2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26日下午六时接见了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
接见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陈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及夫人。
接见时，印度尼西亚方面在座的有：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印度尼西亚驻印度大使巴拉，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奥，印度尼西亚国家计划局局长朱安达，印度尼西亚经济部对外经济关系司高级官员哈苏诺·雷克梭阿莫佐。
新华社26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在26日晚应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夫人共进晚餐。
共进晚餐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
（附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05月26日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
图为毛泽东主席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等亲切地交谈。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到北京
　受到首都各界十多万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26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及其他随同来华访问的人员，由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和夫人、我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陪同，在26日下午二时十五分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马叙伦，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谢觉哉、罗瑞卿、章乃器、叶季壮、陈郁、蒋光鼎、贾拓夫、朱学范、廖鲁言、傅作义、马文瑞、杨秀峰、张奚若、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其他各部副部长和各委员会副主任杨奇清、张玺、王世泰、孔原、吕东、曹祥仁、吕正操、李运昌、李范五、钱俊瑞、郑振铎、蔡廷锴、杨静仁，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陈家康，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柯华，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冯基平。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京津卫戍司令员杨成武。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张治中，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农工民主党秘书长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涂长望，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刘导生。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晗，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马玉槐、达浦生，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
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和印度尼西亚侨民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
缅甸大使吴拉茂，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印度大使赖嘉文，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瑞典大使魏斯特朗，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匈牙利大使斯克拉丹，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格里哥尔，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荷兰代办司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金贵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代办葛鲁特纳，芬兰临时代办谢列克，南斯拉夫临时代办米里切维奇，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
在机场上欢迎的还有首都各界群众六千多人。
机场上悬挂着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旗。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下机后，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欢迎人员亲切握手。
乐队奏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歌。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检阅了仪仗队，并接受了首都儿童的献花。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谈话，然后，走到在机场上欢迎的群众行列的前面，向欢迎群众举手致意。
这时欢迎的人们不断鼓掌和高呼“欢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
“亚洲和平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等口号，并向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献花。
接着，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乘敞篷汽车到迎宾馆休息。
在经过市郊公路和市内街道时，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受到了沿途十多万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广州26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及其他随同来华访问的人员，在26日上午八时零五分，由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黄镇和夫人、我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陪同乘专机离广州前往北京。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
广东省省长陶铸，副省长古大存、冯白驹、陈汝棠、丘哲，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曹若茗，广州市市长朱光，副市长钟明、黄长水、薛燄、郭翘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副政治委员刘兴元等。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和夫人等在25日下午曾由陶铸、朱光、黄镇、董越千陪同在广州参观游览了越秀山体育场、越秀山游泳池、中山纪念堂、黄花岗和红花岗。
25日晚，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和夫人及其他随同人员出席了广东省省长陶铸的欢迎宴会。
新华社武汉26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及其他随同来华访问的人员在赴京途中，于26日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到达武汉。
到机场欢迎的有湖北省省长刘子厚、副省长聂国青，武汉市市长宋侃夫、副市长陈经畬，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姚广以及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和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负责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湖北和武汉分会负责人，湖北省和武汉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宗教界的代表。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下飞机后，和欢迎者一一握手，并接受献花。
欢迎者热烈鼓掌。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由刘子厚、宋侃夫等陪同在机场餐厅进午餐后，在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乘专机飞赴北京。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在北京机场的谈话
在我到达广州和我在那个伟大的港口城市短短的停留期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之后，在这里，中国著名的首都，又再一次地受到了这样友好的热诚的欢迎。
对此，我万分地感激你们大家。
自从中国具有冒险精神的远洋帆船第1次开通了两国间的航路以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就一直是友好的邻邦。
虽然过去我们彼此的了解主要是由于商务关系，而差不多在同时，从这个古老的国家却发出它的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亚洲的许多文明曾有过美好的作用。
现在，在我们两国推翻了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以后，新的中国和新的印度尼西亚正以独立国的身份在新的亚洲见面。
我们深信我们两国的邻邦关系将同过去多少年来一样的诚挚，但是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十分重要的方面。
觉醒的亚洲的新的国家，充分认识到它们所担负的提高它们的人民生活标准的重大任务；
但是它们也同样地认识到只有在亚洲和世界在和平中，它们才能够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
因此，它们希望充分地全心全意地合作。
不久以前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你们的总理曾在会议上起了那样重要的作用——证明这种合作已经成为现实。
我确信现在给予我的让我亲自来认识新中国的机会是有极大益处的，因为我们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我们可能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两国具有同样的决心要以和平的邻邦之谊来达到它们的目的。
我同你们的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个人接触对于这一目的是有极大的成效的。
我毫不怀疑，我们将在今后几天当中举行的会谈也将获得丰硕的成果；
因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对促进世界真正的和平作出贡献——在我们心目中是最重要的，就像在亚非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并且让我们希望也是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一样。

湖北、武汉文艺界拥护开除胡风会籍的决议
本报武汉26日电
湖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武汉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在05月26日打电报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表示完全拥护05月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开除胡风会籍、撤销其在文艺工作中的一切职务，并要求根据宪法，撤销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依法严惩。
电报中说：
“此间斗争，正更广泛深入地展开，我们坚决为粉碎胡风反党集团的地堡而战斗到底。”

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全部撤退完毕
　苏军指挥部高级将领和人员启程回国
新华社旅大26日电
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已在05月26日下午四时从旅顺启程回国。
至此，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已全部从旅顺口地区撤退完毕。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甘泗淇陪送苏军指挥部人员到我国国境。
陪送到国境的还有旅大市副市长于谷莺。
中共旅大市委员会第2书记、旅大市市长宋黎，中共旅大市委员会副书记胡忠海，旅大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乔传珏，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代表等，由旅顺陪送苏军指挥部人员到旅大市边界石河车站。
陪送苏军指挥部人员到石河车站的还有苏联驻大连总领事别良诺夫。

信用合作社应克服财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
王金农
切实整顿财务工作，是信用合作社当前开展业务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根据五十二个县的调查材料，在三千零八十五个信用合作社当中，就有三分之一的社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错帐错款现象。
这不仅直接妨碍了信用社开展存、放款业务，而且在群众中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管理财务最要紧的也是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要有一本帐簿，但是却有不少的信用社没有做到或是根本不重视这一点。
例如有些信用合作社成立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多，还没有建立帐簿，而多是用“凭心记”，或是“肚皮帐”。
有些信用社的会计把帐随便记在墙上、烟盒上，甚至为了“方便”就记在胳膊上，结果是钱一堆，帐一堆，现金和帐根本就无法对拢。
像这样的做法，信用社的财务工作怎麽能不乱呢？
河南辉县一个信用社给农民放款，既不立契约，也不记帐，让贷户“凭良心”，到结算时发现问题严重，只得费很大劲儿去挨户查对，结果还是短少了八十元的现金。
又如湖北石首县有一个信用社的帐记得非常混乱，群众讽刺这个信用社的财务工作叫做“四合一”。
什么叫做“四合一”呢？
原来这个信用社把银行委托发放的贷款、政府委托发放的修堤款、救济款和信用社本身的股金都“合”而为“一”，分不清哪项是哪家的了！
事实证明，哪些信用社的财务工作混乱，哪些信用社就会发生贪污、浪费等现象。
根据对一千零七十一个信用社的调查，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有贪污挪用信用社资金的行为。
他们贪污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但多是因为财务工作上有空子可钻。
他们开始是想占些便宜，但由于财务制度不健全，贪污一些也不容易发现，于是他们就越来越大胆，贪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信用社财务工作混乱的结果就不能不影响存、放款业务的正常开展。
福建仙游县洋极信用社因为好久没有记帐，为了整顿帐目不得不停业十六天，社员群众很不满意，他们把这个信用社叫做“关门社”。
因财务工作混乱造成信用社亏损现象也是严重的。
例如，有不少的信用合作社在1954年年终结算时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亏损。
广大农民社员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热情地参加信用合作社，并积极入股存款，原是希望信用社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但是，结果信用社的业务不但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反倒有了亏损，这就不能不使社员群众对信用社发生怀疑，有些社员因此不愿在信用社继续入股和存款了。
为着信用社的巩固和存、放款业务的正常开展，更好地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并进一步打击高利贷剥削，当前信用社必须认真地对社内的财务工作做一番整顿，首先必须把帐簿建立起来，并坚持记帐制度。
不建立帐簿不能克服财务混乱现象，建立了帐簿而不坚持记帐制度同样不能克服财务混乱现象。
建立帐簿和坚持记帐制度是信用社开展存、放款业务必不可少的手段。
很多社员都称信用社的帐是“根子”，说“根子坏了就要坏事，根子不坏就丢不了款”，这足以说明信用社必须搞好帐务的重要作用了。
当然，建立帐簿并不一定要建立新式帐，只要建立能分清收支的中式帐就可以。
过去有些信用社不顾具体条件，生搬硬套，勉强采用复杂的新式帐，结果不但增加记帐负担，同时也不便于社员进行检查。
对于在财务上问题较多的社，应该由内而外，把帐务、款项和业务活动中的问题都摆出来，然后按性质分别考虑采取处理问题和改善工作的办法。
但整顿工作应该同信用社当前存、放款业务结合起来进行。
这样做既可不误日常工作，又能借助业务活动，通过同社员群众的密切联系，把整顿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
同时，有关部门还必须加强对信用社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从认识上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向他们讲清楚贪污是可耻的、犯法的行为，以便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另外还应注意发动群众同贪污、浪费现象展开不懈的斗争，使社内工作人员的工作经常处在群众监督之下。
为了使财务管理达到健全和巩固，信用社还必须在开展业务过程中，结合实际经验，通过民主讨论，订立一些简单可行的财务制度，如按期公布帐目、规定大宗款项开支批准手续以及放款审核权限等等。
同时也还要加强资金管理，防止积压浪费，节约开支。
信用社付款，应有正式凭据并经过一定批准手续，任何人不能擅自乱用。
社内工作人员经收股金、存款或收回贷款，须随时办理交帐手续，不应拖延迟交。

农业合作社必须贯彻自愿互利原则
陈洪福
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特别是在整顿农业合作社中发生违反政策现象的地区的工作人员，对宣传和贯彻自愿互利原则抱着消极对抗的态度。
他们认为向农民宣传自愿互利原则是“自讨麻烦”，“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辽宁省盖平县第1区大房身村支部书记把一张登着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化的具体政策的布告的报纸，整天藏在自己的口袋里，不给社员们看，怕社员懂得政策后要求退社。
十二区十间房村和杨木林子村把省人民委员会的布告放在抽屉里，压了半个多月没有张贴。
宣传和贯彻自愿互利原则真的会使农业生产合作社散伙吗？
同一个县的另外一些地区的材料就可以说明，并不是这样的。
盖平县十一区在备耕和春耕期间，整顿了二十二个社。
负责整顿农业合作社的同志，首先调查了解了社内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社员的思想情况，接着针对这些情况和问题宣传了互助合作的具体政策，然后根据政策处理了建社中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问题，整顿了劳动组织。
这样做的结果，农业合作社不是散伙垮台，而是更加巩固了。
原先积极的社员现在更加积极了，原先动摇的社员现在也比较坚定了，原先落后的社员现在也逐渐积极了。
根据这二十二个社的调查，原先有四十四户社员要求退社；
经过认真贯彻政策和整顿组织以后，只有两户社员退社，其余的四十二户社员都不愿退社了。
大曹峪村幸福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没有宣传贯彻政策以前，有六户社员要求退社；
其余的社员虽没有要求退社，但干活也不起劲，社里召集干活时都不愿来，就是来了，干活也不起劲。
社员崔福利白天给社里干活，晚间还悄悄地到自己的土地上拣石头。
经过宣传贯彻政策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原先想退社的五、六户社员，都不退了。
社员崔学勤有块山地，近几年的实产量是两千多斤；
去年建社评产时只按土质给他评了六百二十斤。
他当时感到吃亏，不满意，但不敢提意见，生产不积极，老想着退社。
宣传和彻贯自愿互利原则、纠正了过去评产不合理的偏向以后，他不但不要求退社了，生产劲头也大起来了，并且表示今后要好好生产，做个好社员。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
只有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才能使合作社办好。
如果社员对党的政策还有许多误解，整顿社时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不予纠正，单纯靠压力来巩固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即使在表面上一时闹得轰轰烈烈，久后也必然要出问题。

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
积压浪费现象引起了我们的严重警惕
拖拉机制造厂第1副厂长　杨立功
拖拉机厂目前正在进行全面的群众性的反对积压浪费的检查。
根据初步检查发现，在筹建工作中，无论是场地勘查、工程准备、工程监督和其他筹备费用的开支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积压和浪费现象。
据不完全的统计，1954年积压浪费的总值达一百五十八万五千六百六十八元，其中积压九十七万零七百八十二元，浪费六十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六元。
造成浪费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存在着只重视进度忽视节约的思想，认为要保证建厂进度就不能厉行节约，要按期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浪费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就采取了超越基本建设程序的做法。
例如，还没有厂区的平面布置，就进行了厂房的勘查；
技术设计还没到，甚至初步设计还没完成，就准备材料；
施工图还没来，既没预算也没合同，就进行施工。
因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被动、混乱和浪费。
本来根据建厂总进度的要求，各项工作的安排和现场条件，某些次要的工程项目，经过一定的手续和采取一定的措施，在程序上交叉进行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超出了客观规律所容许的范围，放松了各种工作的计划和组织，放松了对各项工作投资的精打细算，把不应交叉进行的工程也交叉进行了，就会造成严重的积压浪费。
暂设工程中公路和停车场，设计没到就施工，结果比设计多修了二万四千二百平方公尺，加上停车场也超过了设计面积，共浪费十八万元。
铁路专用线设计没到就施工，比设计多铺了五公分厚的石子，浪费三千五百元。
暂设工程中的半永久性的宿舍建筑，城市规划没定就施工，结果位置盖错，边建边拆，仅拆损费就达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元。
不但浪费了国家的资财，还拖延了房子完工的时间。
临时供水工程，因超越基本建设程序施工，错埋了八百四十公尺管道，浪费一千九百元。
再如钢轨和枕木，为使暂设工程利用永久工程的材料，提前订货是应该的。
但应切实计算暂设工程的需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储备。
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只根据图纸的轮廓就草率估计储备了十三公里半的钢轨枕木，结果只需要八公里半，只好把五公里铁路的材料积压起来。
再如，用量较大的标准化的材料，如砖、瓦、灰、砂、石等，是可以早买的；
而一些用量很少并与设计关系又较大的材料，如卫生器材、瓦斯管、焊接管、胶合板等，就不应该而且也不需要超越基本建设程序提前订购，但是我们也毫无分析地全部订购了来，结果也造成了积压。
造成这种积压浪费的其次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片面地理解了“大规模”和“百年大计”的意义，不分生产性或附属性建设，不分主要或次要，不分永久工程或暂设工程，一切都要“大规模”，一切都要符合“百年大计”。
这种思想表现在工程方面是标准高，定额大。
一座临时小电厂的建筑，本来只要能够使用三、五年就行了，我们却采用了半永久性的砖木结构。
这种思想表现在固定资产和非固定资产的购置上，是贪高、贪大、贪新、贪贵，一切都要高级的、大型的、新式的、多量的，而且物以价高为标准，认为贵的就好，什么贵就买什么。
托儿所按二百个儿童的需要购置了设备，结果约有六十个儿童的设备长期积压。
桌、椅、床、凳，不是根据需要逐渐购置，也是大量购进大量积压，只写字台就积压了六百多张。
购置的自动轧面机、自动计算机、一千三百元的两个高级双杠和三个皮木马、二千元的高等医疗器械、一千五百元的高级乐器、五百五十元一架的旅行收音机等，都是既浪费了资金又不适用的。
如高等的医疗器械，因缺乏其他设备来配合，不能发挥效用。
材料储备过多造成的浪费也是严重的。
1954年一年中，备而不用的材料共达一百零三种，总值六十二万零二百七十二元，有的材料准备的数量竟大于需要数十倍。
如铁路大桥的桩帽钢筋，实际需要三吨，却买了六十吨。
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组织工作，缺乏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责任制度，也是造成严重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编制计划时，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全面切实的考虑，因此计划的项目往往不全，计划的时间也往往不准，计划中各个项目的关系也常常不一致，不衔接，尤其是缺乏具体详细的作业计划。
由于计划不准，因此执行起来也不严格，不是轻易变更，就是不按计划办事。
1954年年度计划修改了六次，最后一次是09月修订的，到年底，计划中规定的工作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一，另外，却做了一些计划以外的工作。
当计划任务确定后，又缺乏与计划任务相适应的切实的组织安排，各个职能机构的职责没有划分清楚，也没有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很多工作没有负责机构或专责人员负责。
财务制度与财务监督也不严格，财务计划中的项目，用而不造，造而不用，用少造多，造少用多的现象是经常而严重的。
领导上对计划里没有的和不合制度规定的开支，常常是照顾所谓实际情况，很少坚持财务制度和财务计划。
1954年属于计划外和制度外的开支就达六十八万九千三百多元。
这样，就减低了财务的监督和控制作用，助长了工作无计划无组织状态的发展。
由于上述的原因，就使得很多工作不平衡不衔接，漏洞多，问题多，紧急任务多，临时措施多，常常是一边停工窝工，一边加班加点；
一边返工，一边赶工。
铁路大桥开始时停工待图，中间停工待料，后期又突击赶工。
1954年宿舍工区临时供水工程的设备，零打碎敲，买到了井管才想到需要深井水泵，买到了深井水泵又忘了买马达，买到了马达又忘了买皮带和皮带盘，动力设备齐全了又发现缺少输水管……只此一项临时工程，就前后派出紧急采购人员六起。
由于计划不周造成的积压，占积压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四。
拖拉机工厂的工作人员大都是转业来的，业务生，没有经验，组织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钻研业务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
很多工作在开始进行时，没有组织大家认真地讨论研究，做工作的人不了解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更不了解工作的具体内容和程序，很多工作是盲目摸索，程序颠倒，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又先做了。
如准备材料的人不知道材料的用途，不知道要求什么样的规格和性能，以致错提错购，造成了积压和浪费。
建设单位应该同施工单位正确地积极地协作，同时应该对施工单位进行严格的监督，但我们不少同志错误地把合作同监督对立了起来。
为了搞好关系，放松或放弃了监督，甚至不按已订的规章制度办事，因此造成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很严重的。
如临时工程中的半永久性的宿舍，国家批准一万平方公尺，施工单位建了一万四千六百平方公尺，我们也没有过问。
只此一项，就浪费了二十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二元。
拖拉机厂目前基本上还处在建厂的开始阶段，积压浪费已如此严重，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警告：
必须立即警觉起来，分析原因，接受教训，赶快设法改进，否则大规模的厂房建筑及安装工程开始后，仍照老样子办事，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哈尔滨人民积极参加义务劳动
哈尔滨市人民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建设自己的城市。
从04月18日到07月底，全市人民将用四十万个工来加固松花江堤，植树三十一万株，并对公园进行整修。
05月0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等的工作人员，义务劳动的成绩超过原定计划一倍。
过去两年来，哈尔滨市人民已经用一百四十万个工的义务劳动，在松花江两岸高筑起江堤，因而在1953年战胜了二十年来最大的洪水。
他们还把斯大林公园扩大了一倍。
（本报驻哈尔滨记者）

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药材专业会议
　安排今年中药的生产、收购和供应工作
商业部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从04月26日到05月23日联合举行了全国第1次药材专业会议，统筹安排今年中药的生产、收购和供应。
会议根据各地中药供、产、销情况，组织了商品流转，对白术、黄连、甘草、川芎、生地、大黄等一百多种主要中药进行了产销平衡，对一般性中药进行了内部交流。
会议期间，共成交药材六十三万七千多担，品种五百多种，总值六千三百一十万元。
各省、市计划采购的品种，在会上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会议对过去不重视收购和有利就经营、无利少经营，抢热货、推冷货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
会议认为中药药材的生产一般都有季节性，错过季节，就不易收购，不仅影响全年供应，同时还损害种药农民的生产情绪，因此要求各地必须在药材生产前做好准备工作，保证按计划收购。
在收购中，要充分利用城乡小商、小贩，委托他们代购或在供销合作社领导下组织联购。
（新华社）

　四川崇宁小春作物丰收
四川省崇宁县农民去年利用冬季空田坎种植的小春作物获得丰收。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仅青稞、豌豆、葫豆三种小春作物，就可增产近一百万斤，总产值五万二千二百多元，平均全县每户农民可增加收入二元四角多。
元觉乡农民利用空田坎种的青稞和豌豆，今年就收了十一万七千多斤，相当于全乡今年夏征统购数字。
崇宁县属于川西平原地区，土地气候都适宜种植小春作物。
为了多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1954年冬天，全县农民消灭了六万亩冬季空田坎，共在十三万多亩田坎栽种了各种小春作物。
今年各种小春作物的普遍丰收，更大大鼓舞了农民挖潜力增产粮食的信心。
现在已有许多农民在种豆子的田坎上间种玉米，还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拟订了下年田坎种植计划。
（蔡成选）

在兰新铁路黄河正桥工地上
本报记者　袁良
接连几天，大约是上游化雪的缘故，黄河水位不断上升。
汹涌的波涛，扑向施工用的木便桥，扑向钢板桩筑起的围堰，……。
第5号桥墩，处在十多公尺深的激流中。
工人们这时候正在下沉一个用钢筋混凝土做成的井。
这个井有十几公尺高，二十几公尺粗，井壁有一公尺多厚，经过工人们一个多月的工作，这个井已经在河床以下吃土十几公尺，再有几公寸就下沉到底了。
然后就能够“封底”、“填心”，在它身上筑起高耸的混凝土桥墩。
但是，正在这个最宝贵的时刻，黄河的巨浪严重地威胁着下沉工作的继续。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不幸，河水漫过围堰，淤泥填塞了井孔，那就需要化费很长时间进行打捞。
而最要紧的还在于：
如果沉井刃口口下的红胶岩被河水浸泡坍塌了，这个笨重的井就会失去平衡，发生倾斜，要把它矫正过来就很不容易。
那时，争取在06月底洪水期以前完成全桥主体工程的计划就要变成泡影。
但是顽强的人们并没有因为水势的凶猛而畏缩、后退。
当恶浪滚动着、呼啸着，想要越过围堰，吞噬五号墩这个工点的时候，人们都极度紧张。
工程队长、教导员、工会主席、工程师、调度员……全出动到工地去，精心策划着同浪涛搏斗的对策。
混凝土小队的工人，立即全体出发到老远的岸上，借着灰朦朦的月光，掘起砂土，又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把它运送到桥头，用麻袋、木板、圆木在围堰内迎着浪头筑起一道防御工事。
也正在这个时刻，沉井底下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越发紧张了。
青年突击班的突击手们，用大腿或小腹控制着剧烈跳动的风钻、风铲，继续向红胶岩猛攻。
随着一阵阵震耳的响声，红胶岩大块大块地碎裂、解体。
那站在大木船上、永远不知疲倦地伸着长臂的木制起重工具，正驯服地听从着起重工人的驾驭，把沉井下掘起的岩石吊上来抛到一边去。
围堰里边沉井周围的泥水坑里，站着几位挖基工人，他们正在一锨一锨地把泥土撩到河心里去，为的是减少沉井下沉的阻力，保持井身的平衡。
另一批起重工人，已经在沉井上空，忙忙碌碌地搭着同木便桥相衔接的脚手架，替混凝土搅拌机准备工作台，好使混凝土灌注工作及早开始。
由于机械工人的努力，抽水机也始终良好地工作着，有力地配合了沉井下沉的任务。
一切工作都在照常进行。
蓦地，围堰前面发出了“咯喳”一声巨响，吸引了井上所有人的视线——原来是横拦在防御工事后面的粗大圆木，因为经不起巨浪的撞击而断裂了，这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威胁。
刚从井下上到井口，准备到工地医务所去诊病的基础小队的一位班长，立即向井下发出一道号令：
“穿上救生衣上井！”
井下的人知道事情不妙，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马上攀登着笔直的铁梯爬上来，刚走出井口，便瞅见了圆木的伤痕。
他们没有稍息，甚至连长筒胶靴里的积水都没有顾得上倒掉，就向河岸跑去。
一会儿，他们便从岸上搬来了成堆的方木、圆木、石子、砂土，集中力量去加固“堤防”。
他们配合木工把断裂的圆木用扒钉抓住，又在圆木下面垫上一根更大的方木，拿螺丝把这两根大木头串连起来。
还用好几根长长的圆木支撑住围堰内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终于没有让防御工事被突破，但是这时浪头仍然不时从低矮的钢板桩上跃入围堰，在电灯下闪着晶光的水柱，像瀑布一样泻下沉井。
夜里十一点半，另一队青年突击手进入阵地接班来了。
这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不仅是困难，而且是危险，但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犹疑的神色。
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什么时刻，在这个紧急关头，是不能向河水低头的，必须用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它。
如果能够坚持到天明，那末沉井就差不多可以落实了。
坚持下去就会换来全桥的胜利。
为了防备万一，他们在事先作了周密的部署。
工友们一进入阵地，防哨员就系上绳索，穿上救生衣，站到围堰边缘的岗位上，严密监视着水情的变化。
信号员除了指挥绞车吊送岩石外，还不时注视着防哨员的动作，随时都准备向井下联系，向绞车船上呼应。
风钻手们在危险面前从容不迫，一面唱着歌，一面迅速而敏捷地踏着梯子走下沉井。
从沉井上面倾泻下来的水柱，冲击着他们周身，雨衣已经失掉了作用，每一个人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湿透了。
但他们还是躬着腰、低着头，片刻不停地挥动着铁锹，吃力地往吊斗里装碴。
漫长的夜，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就消逝了。
当太阳高高升起，映照着翻滚的浪涛的时候，从井下走出了胜利的人们。
工地上的播音器里，奏起了提前三天完成任务的凯歌。

太仓推广石灰水咸化稻草饲料
江苏省太仓县农民大力推广石灰水咸化稻草等代饲料喂猪，消除了农民怕猪饲料供应不足的顾虑。
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全县农民养猪数已由一万二千头增加到三万零七百多头。
洪泾乡和平农业生产合作社原养猪六头，现养了二十六头，全乡三个月内增养了猪仔一百五十多头。
用石灰水咸化稻草喂猪是苏联的先进经验，稻草经过石灰咸化后，将增加营养价值一倍半到二倍。
太仓县沙溪区泰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员马凤洲等的实际试验也证明了这点。
马凤洲一头五十斤重的猪，喂了三个月石灰水咸化稻草，便长到一百二十斤重，成本也比净喂细糠降低三分之一以上。
为了大力推广这种新办法，太仓县不久前还专门召开了老农座谈会进行了研究和推广。
（本报驻南京记者）

先进经验和先进生产者
宋金贵模型小组
太原二○三工地宋金贵模型小组在1954年施工中接连九次超额完成任务，平均超过定额百分之三十八。
这个小组的工程质量完全合乎规格，全年没有发生过任何设备和人身事故，出勤率平均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并且节省了价值四万一千七百多元的原材料。
1954年建筑工程部太原工程局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评选劳动模范时，宋金贵小组被评为甲等模范小组。
宋金贵模型小组保证全面完成任务的第1条经验是加强小组生产的计划性，建立正常的施工秩序。
组长宋金贵每逢接到工长发来的工程任务单或在工段会议上接受任务后，总是先找工会组长和几位老技术工人共同研究。
他们几个人先弄清图纸，并拟出初步计划；
然后召开全组生产会议，由施工组长宣布工程任务单，详细交代每项任务的指标；
然后全组工人分开工序进行讨论，检查前一段工作，订出完成下一段工作的具体保证条件和措施。
小组计划通过后，由施工组长和工会组长共同绘制出工程进度指示图表，把每天的工程进度用红线和蓝线表示出来，组长并根据进度情况在当天晚上给各工序的工人布置第2天的工作。
第2条经验是发挥全体组员的智慧，努力改进工具和操作方法，推广先进经验，以提高工作效率。
例如过去预制模型时要先在案上钉好钉子，用钉子把带卡在案上，然后才钉模型，既费工又麻烦。
后来他们研究改进了操作规程，又增添了尺样和放钉槽，减少了量尺寸和放钉的时间，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多。
他们又研究改进了一种标尺，使刨边的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并保证了产品的规格。
又把用铁棍管梁模的方法改成用钉子管梁模，提高了工作效率两倍多。
第3条经验是合理使用技术力量，根据施工特点和设备情况，实行流水作业。
他们把全部工程分为平口对缝、预制、安装、拆除四个工序，每个工序又按实际情况分为若干项目。
担负每个工序和项目的劳动力，都是根据华北地区的劳动定额来配备的。
每个岗位上的人员，都根据工作的简繁和技术等级固定起来。
有些工程项目的人员不能完全固定，就由组长临时调动。
这样，就加强了每个成员的工作责任感，发挥了大家的积极性和技术能力，克服了混乱现象，保证了质量。
此外，他们还很注意同其他工程互相配合和联系。
（山西省工会联合会）

　江苏湟里机械灌溉工程完工
江苏省最大的机械灌溉工程——湟里灌溉工程已胜利完工，并在05月十六和二十两日，分别在南北两机埠试车放水。
这个机械灌溉工程的建成，大大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目前农民正在插秧积肥，并准备多种七千亩水稻。
湟里灌溉区位于江苏南部洮湖和滆湖之间的武进、金坛县境的高原地区中心。
这一带土质很好，只因水源缺乏而单位面积产量一向很低。
1954年11月，国家在这里动工兴建机械灌溉工程，经过一万六千多民工半年多的辛勤劳动，共挖了一百万土方，挖通了分隔为十三段的湟里河，这样就可把水源丰富的洮湖和滆湖的水抽出灌田。
这个机械灌溉区共有十五部抽水机，同时开车放水，可以代替九千六百个劳动力车水。
工程放水后，今年即可使四万七千五百亩农田免受旱灾威胁，今后灌溉面积还可扩大到六万多亩。
（吴镕）

　河套地区开始灌溉农田
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开始放水灌溉农田，黄河河水正流到绿色的河套平原上。
这个地区一万三千多蒙、汉族民工，在04月中旬就开始修筑引水渠道、闸坝和堵放渠口等九十八项工程，使一百二十多万亩麦田和三百多万亩夏田、稻田、牧场和林地，能够得到适时和适量的灌溉。
在灌溉前，许多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不分昼夜地在田边挖修小渠，在田里平地打堰，并把麦田锄了一遍。
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还选出了水利委员，专门负责灌溉工作；
并吸收附近的单干农民组成临时的集体浇地小组，以便节省人力和水量。
有的村庄还召开了灌户会议，讨论分水、合理灌溉和互相帮助等问题，并订出爱水浇地公约。
　（新华社）

　红旗农业合作社扩大水浇地
山东宁阳县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目前正在打井，把旱地变为水地。
今年他们计划打井三十二眼，现已挖好十五眼水井的旱筒，正进行掏井、砌砖等工作。
对去年的四十眼旧水井，也作好平整土地、垫好水沟等工作，以提高水井利用率。
今年这个社的水浇地面积将从去年二百九十多亩扩大到五百多亩，预计全年可增产粮食五万四千多斤。
现在修好的水井已浇麦二百五十亩，有的麦地并开始浇二遍水。
（本报驻济南记者）

美丽的丝绒
朱敬禹
在江苏嘉定县南翔镇，有一个完全用手工印制丝绒的“金星绸布印花厂”。
这个厂生产的丝绒色彩鲜艳夺目，是丝绸中最名贵的一种。
它远销苏联和匈牙利等国家，深受国际友人的喜爱。
这些国家的妇女，都喜欢购买这种美丽的丝绒做裙子和衣衫。
在国内，维吾尔族的姑娘们特别喜欢拿丝绒做成裙子，穿着它在节日里唱歌、跳舞。
“金星绸布印花厂”自1954年08月开始生产丝绒以来，产品的质量、数量都有提高。
这个厂原来每天每台生产两匹丝绒，现在可以生产三匹以上。
全厂丝绒的月产量已经从六十匹增加到近六百匹。
染料间老工人吴岩记原先几天里调拌一次颜料，耗费大，还容易褪色，后来改成一天调拌一次，不仅节约颜料，而且色彩鲜明。
台板套印工人原来套印花板，需用时间长，而且要套的次数多，花纹还显得模糊，现在由于经常洗涤印花板，印出的花纹、图案都十分清晰。
今年04月里，排毛工人唐伯清等去上海学习了排毛的先进经验，把原来两个工人拉住丝绒排毛的办法改成台板排毛，把丝绒的毛头顺在一边，既均匀，又美观。
为了增加丝绒的花种，刻花工人薛剑青按照上海丝绸公司设计的花样，正在刻制七种新的印花板，准备投入生产。
1954年，来我国的苏联专家和波兰、保加利亚的纺织工业模范以及日本的画家、音乐家都曾经到这个厂参观过。
苏联专家对工人们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
原来，如洗汰间是用人工提水的，水不常换，影响了丝绒的色彩，经苏联专家指出以后，改用了马达抽水设备，用水能经常调换，减轻了工人的体力劳动，也保证了丝绒的颜色、光彩。
九个多月来，“金星绸布印花厂”工人已经生产了三千七百多匹“烂浆印乔其丝绒”和一千二百多匹“烂花丝绒”。
仅“烂浆印乔其丝绒”一项就可以给国家换回三千七百八十吨钢材。

草原上的新市镇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阿木古郎是新巴尔虎左翼旗旗人民政府所在地，现在已逐步成为牧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了。
从草原上的城市海拉尔每隔两天就有一次定期客车直驶阿木古郎，牧民们可以按时乘坐舒适的客车来往在草原上，三百九十里的距离只要六个多小时就到了。
邮政局把四天或六天前的人民日报和内蒙古日报蒙文版送到这里。
旗供销合作社的六辆运货卡车，1954年共行驶二十二万多公里，载运了两千多吨物资，把粮食和工业品运到草原，又把畜产品运到城市。
供销合作社新建了宽敞的门市部，每天都有来自草地的顾客。
在05月10日到12日供销社就售出了八千多斤粮食，近两千尺棉布和五百多尺绸子，又收购了一些皮张、畜骨、毡片和几十头牛、羊。
供销社还新盖了一所浴室，牧民们可以到这里洗澡。
中国人民银行阿木古郎办事处已经改成支行。
旗卫生院的门诊部，平均每天要为二十来个牧民看病。
今年，阿木古郎还要新建学校校舍，扩建银行、卫生院和邮政机构的用房。
现在正筹备施工。
（据新华社讯）

　贵州各地开始收购春茶
贵州省开始收购春茶。
在新茶上市以前，收购部门先后派出了二十六个干部，检查和协助收购工作。
并在主要茶区训练了八十多名茶叶评级人员。
在安顺、镇远、仁怀等茶区预购了农民的外销茶叶一千九百多担、预付人民币二万四千多元，解决了茶农春耕生产中的困难。
从04月初开始收购到05月05日止，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已收购茶叶四千多担，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点八。
（秀珍）

　辽宁各市郊区促进蔬菜早熟
辽宁省各城市郊区菜农今年推行了促进蔬菜早熟的先进办法，可以使黄瓜、土豆、甘蓝等十三种蔬菜提前十天到十五天供应市场。
辽阳市郊区菜农今年种植二百垧土豆，种籽都经过春化处理，这样土豆即可提早半月成熟。
沈阳市郊有许多蔬菜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都把促进蔬菜早熟作为一项主要工作。
皇姑区陵东和任庆玉两个蔬菜生产合作社，为了使甘蓝等蔬菜能提早定植下地，他们编制了防寒草帽三千多个、防寒泥盆六千多个。
东陵蔬菜生产合作社种植的甘蓝，到06月中旬即可成熟上市，比过去提早十多天。
抚顺市郊区有六个蔬菜生产合作社，利用油纸扣黄瓜和角瓜秧，使它不至因早种而受冻害。
辽宁省露地可以生产蔬菜的时期，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七十天左右，冬季主要贮藏一些粗菜供应市场。
每年四05月间都是青黄不接的缺菜季节。
今年推行了这个办法，将可大大改善各城市早春缺菜的情况。
　（刘夷）

适时收割，精收细打，提高小麦收获量
苏农
在小麦已经成熟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没有办法也不必要再注意增加产量了呢？
增产的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做好收割工作，提高收获量。
经验证明，这是一个费力小收效大的增产关键。
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麦子即使长得很好，实际的收成也会降低。
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可是，并不是已经不值得注意的了。
今年有一些已经开始收割的地方，收割工作还是做得很不细致。
据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高扶小来信说：
他看到乐清县城郊乡白沙农业生产合作社收割过的地上和打过的麦秆上，还留有很多麦穗没有收拾干净。
在晒麦的时候，鸡吃的也不少。
这种现象在别的地方也有。
有些地区历年来麦收都是“十成年景八成收”。
像山东临沂地区，往往小麦只有七八成熟就收割了，籽粒不够饱满；
而且农民为了抢收，割得很粗糙。
有些地区收割过迟，籽粒脱落现象严重，也受到不少损失。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许多优越条件，人力物力比较充足，便于调配，本来应当更容易做到适时收割和精收细打。
可是，根据往年的教训和今年的情况看，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在收割中的粗放现象比单干农民还严重。
因为劳动组织不合理，思想教育工作薄弱，有的社员图快图省事，只顾自己多得工分，不愿细致地割打。
有些社由于计划不周，把该迟割的麦子早割了，把该早割的麦子迟割了。
有的互助组员割自己的庄稼很细致，割别人的就很粗糙。
今年互助合作组织更多了，对这些问题应当更加注意。
收割中的抛撒现象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过去几年中，各地已创造出许多精收细打的经验。
陕西省兴平县九十四个丰产村，去年麦收时适时收割，快割细打，利用早晚不易脱粒的时间拉运，八万二千亩小麦多收了四十万斤。
今年西康省德昌县麦岔乡李所村第2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儿童组织起来，在下午放学后到收割过麦地里去捡麦子，第1天下午五个儿童就捡回两升麦子。
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只要重视这件事，收获方法稍加改进，就可以多收回不少粮食。
尽最大努力提高小麦收获量，是产麦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产麦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特别注意合理地支配劳动力，带动和帮助周围的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细致地做好麦收工作，争取地里产多少就收多少，不要让辛勤劳动的成果遭受一点损失。
在掌握收割时机方面，农业技术工作者应当切实地给农民以帮助。

　黑龙江新建两个大养鱼场
黑龙江省正在利用镜泊湖、小兴凯湖兴建两个大养鱼场。
这一工程正由六百多人紧张兴建，07月即可开始大量放养鱼苗。
这两个湖的自然条件很好，能利用的水面达二万七千余垧，比全省现有养鱼水面大两倍以上，可放养鱼苗二千到三千万尾。
今年初步放养长江花鲢、白鲢及当地鲤鱼苗四百万尾。
三年后经过扩建与连续放养，每年可产美味的鲜鱼六百到八百万斤。
将来把整个水面利用后，每年产量可达一千多万斤，能为国家创造二百多万元财富。
（王希元）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本报在批评了某些单位浪费人材的现象以后，各单位都来信表示：
本报对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各单位并已作了检查和处理。
燃料工业部在04月02日即召集了煤矿管理总局、电业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的负责调配工作的同志进行了检查。
建筑工程部并责成做干部调配工作的人员加强业务学习，要求切实做好今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重新审核了去年的分配计划。
最近并派人到东北去再进行一次检查，对使用不合理的情况表示要坚决进行纠正。
重工业部建筑局除了已组织力量重点检查现有高等学校毕业生的使用情况外，并根据实际情况修订了今年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需要计划。
广播事业局正在作全面检查。
04月26日本报发表的“优抚事业费不应积压和挪用”一文，批评了河北省唐山专区积压优抚事业费的现象。
现在唐山专署民政科来信说：
由于过去工作不深入，对优抚事业费的使用重视不够，以致去年有一笔款子挤到年底才进行发放。
今年已记取了这个教训，并已及早发出指示，要求各县在第
一季度结合春耕生产发放全年烈、军属实物补助费的半数以上。
现在各县已基本发完。
如昌黎县到04月13日止，已发放了一万九千三百三十元，占全年补助费预算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共补助七百十四户烈、军属，占烈、军属总户数的百分之十。
这笔补助费发放后，对支持春耕生产起了不小作用。
本报在01月24日发表的“光荣的拥军优属工作”社论和01月14日发表的“正确运用优抚事业的经费”一文中，对河南省林县使用优抚事业费不当提出了批评。
林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来信认为，这一批评完全正确，对今后工作的改进很有帮助。
他们组织干部进行了学习，结合工作进行了检查，特别检查了对优抚事业费使用中的主要问题和积压的原因。
林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在来信中说，去冬内务部检查组到林县检查工作，提出了不少改进工作的意见，特别是在优抚事业费的使用问题上指出了方向，使优抚事业费的积压等问题得到解决。
去年年终把优抚事业费进行了较合理的使用，帮助贫苦烈、军属解决了生活生产上的问题，如买牲畜、打井、购买农具、买羊、买猪等，因此促进了一千二百多户贫苦烈、军属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今年我们制定了优抚事业费的使用方案，第1季度已经使用了全年指标的百分之五十九。

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一部分发言
叶圣陶的发言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胡风的问题还不在他在什么思想上理论上犯了错误，胡风的主要的问题在他一直在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本月13日报上披露的胡风给舒芜的那些信，已经够叫人愤怒了。
24日报上又披露一大批他的信，那些信更叫人愤怒。
看了胡风的那些信，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胡风一直在对他的喽罗发号施令。
胡风指使他的喽罗混进党里，混进人民团体里，建立据点，探听情况，偷窃文件，收集材料，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对党和人民政权的疯狂进攻。
最近，胡风集团的全面进攻完全失败了，胡风又赶忙布置，叫他的喽罗作假检讨，暂时全线退却，等候时机再来反攻。
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茨基分子相比，可以说丝毫没有区别。
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政权复辟。
看最近出版的“文艺报”，从曹禺先生的文章里，知道台湾的广播已经为胡风的“勇敢”的进攻喝采了。
这更叫我们认识清楚，胡风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活动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我完全同意开除胡风的会籍，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并且建议四川省撤销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对胡风集团的组织和罪恶活动，还要继续调查，直到水落石出，彻底弄清楚。
　夏衍的发言
从我们革命文艺队伍里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这等于从我们身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
这个毒瘤长在我们身上已经二十多年了。
看了现在已经揭发出来的材料，再回想一下过去，我们真是太麻痹、太缺乏敌情观念了。
二十多年以来，对于胡风及其一派人的思想言论，我们是不是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呢？
应该说，早已觉察到、认识到、而且也作了斗争的；
对这一派人的行动作风，是不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诡秘、狡诈、不正常呢？
应该说，很多人是感觉到、而一直认为难以理解的；
对胡风这个人的政治背景，是不是一直没有怀疑过呢？
也应该说，早已怀疑过的。
在抗日战争前怀疑过，在重庆时期怀疑过，去年他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言之后，更是一直怀疑着的。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怀疑过，有没有斗争过，而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政治警惕性，没有彻底弄清楚这一派人的政治本质，所以直到最近为止，我们始终只把他们看作思想上的异己分子，而没有认识他们是巧妙地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最阴险的政治上的敌人。
现在，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之下，终于把这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的本质在广大人民群众前面揭露了。
认清楚了这个反动集团的性质，看清楚了这个反动集团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我们就更有勇气和决心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来把这个反动集团从我们队伍里清除出去了。
二十多年，我们实在被迷惑、被欺骗得太久了。
由于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缺乏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我们就听任胡风“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甚至听任他们在上海利用刘雪苇、彭柏山等担任文教宣传工作的党内干部以及新文艺出版社这样重要的出版机构，来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到极大的损失。
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长期隐藏在革命阵营里面，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1是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辞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用拥护共产党的姿态来反对共产党；
第2是他们有一整套反党反人民的政治纲领、行动纲领，而进行这种反革命活动的时候又有十分缜密的战略战术部署；
第3是他们用极其隐秘的方法，组成了一个组织得很好、又很狡猾的反动集团，而这个集团中还竟有少数党的干部。
他们就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来迷惑我们，麻痹我们，一直钻到我们的要害地带，从内部来瓦解我们，破坏我们。
毒瘤长在我们身体内部，毒蛇就蟠踞在我们身边。
在这一次斗争中特别使我们触目惊心的，就是胡风反动集团每一次发动对党和革命文艺事业的进攻，都巧妙地利用了我们思想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利用了我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麻痹大意，警惕性不高，对阶级敌人缺乏辨别能力，他利用了我们文艺队伍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脱离政治倾向，和某些不团结的情况。
阶级敌人一时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地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
“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
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
“人们，我爱你们。
你们要警惕！”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警告。
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阴谋活动，已经被揭露了，这个反动集团的本来面目，已经大体暴露了，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斗争只会更加剧烈，更加尖锐。
我们必须从这次斗争中取得足够的经验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认真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来保证我们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最后，我完全同意许多同志们的建议，开除胡风的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在文艺团体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撤销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孜亚的发言
胡风及其反党集团在文学上散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活动和反党反人民的阴谋，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被揭穿，这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又一次很大的胜利。
这一斗争的浪潮在政治上思想上再一次清醒了我们的头脑，更加武装了我们的队伍。
新疆十三个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同全国文艺工作者一道，对胡风及其反党集团进行坚决斗争，这也是我们为党和人民应尽的义务。
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反动本质说明它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敌人，同样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当我们听到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时，感到非常愤怒，感到它的阴谋活动在我们进行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上是莫大的罪行。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时期与各种敌人作斗争中得以巩固发展和取得胜利的。
全国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我们党的利益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它领导全国人民能够战胜一切敌人，今天又一次战胜了胡风集团的活动。
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着我们的一切行动，因此我们的事业是永远胜利的！
我们各族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提高我们的警惕性给那些混入我们队伍里面的各种破坏分子以应得的回击，把它们从我们的队伍里面洗刷出去。
最后，我代表新疆十三个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和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
　冯雪峰的发言
由于0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揭露胡风的材料，24日又发表了一批胡风的密信，胡风及其集团反党、反人民的阴谋罪恶活动，已经充分地揭开来了。
这些材料已经足以证明胡风的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他的集团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阴谋组织。
这是一件震动全国的事件。
凡是站在人民方面的人，没有一个不愤怒，不痛恨，并且都要毛骨悚然的。
二十多年来，我们竟受骗了，我个人也许受骗得还要更多些，特别是在解放以前。
胡风混进革命阵营里面来，是在1933年左右，那时他参加了“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我也在上海，但我并没有看出他的虚伪来。
后来我离开了上海，于1936年夏初回上海工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胡风显然已经在从事革命文艺内部的分裂活动了。
主要的是，当时的上海是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先生同群众和地下共产党员的接触是十分困难的，胡风利用了这种困难条件和我们工作上的一些缺点，在鲁迅先生面前进行了挑拨离间活动。
他首先是想破坏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其次是挑拨鲁迅先生和党员作家——如当时在上海的周扬同志和夏衍同志等之间的关系，企图把鲁迅先生从同我们党的亲密关系中拉开，成为他的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
当然，胡风的企图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因为鲁迅先生和我们党之间的巩固关系，是任何反动分子的挑拨离间都破坏不了的；
但胡风的恶劣行为也起了一些作用，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带来了工作上的一些损失，而且使当时在病中的鲁迅先生的心情曾经有一度不愉快。
当我到上海时，正是鲁迅先生心情很不愉快的时候，我当时觉得他的不愉快是和革命文艺界内部的一些纠纷有关的。
但最使鲁迅先生不快的，是1936年06月间，反革命汉奸托派分子写信和寄刊物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当即猛烈地给托派以公开的打击了。
可是在这之间，鲁迅先生告诉过我，说革命文艺界中曾经有人因为他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左联”自动解散后在1936年初在上海新成立的进步作家团体），就企图污蔑他是托派，而这是胡风告诉他的。
鲁迅先生当时心中不快，显然也和这种事情有关系；
但我当时只把这种情况和托派阴谋污辱鲁迅先生的事实向党作了汇报，却没有去追究鲁迅先生所听到的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更不会怀疑到胡风把这种事情告诉鲁迅先生有什么用意。
但今天回想起来，我实在不能不怀疑这种恶毒的谣言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
看现在所揭露出来的胡风的阴谋的伎俩，至少可以断定，胡风是在进行挑拨离间。
这种手段既伤害鲁迅先生的心情，同时又显然是政治性的破坏行为。
回想起来，我是觉得毛骨悚然的。
胡风以他曾经和鲁迅先生一度接近为资本。
但如大家所已经明白的，他并不是真的尊敬鲁迅先生，更没有为鲁迅先生伟大的、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所感化；
他只是企图利用鲁迅先生为他达到个人野心和反人民活动目的的手段，从而侮辱和毁坏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是人民的光荣。
胡风在公开的文章中硬要把鲁迅先生说成为开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决不只是胡风理论上反历史主义的错误，而是有意降低鲁迅先生的伟大，这也是符合胡风反党反人民的意图的。
但伟大的鲁迅先生决不是任何卑鄙龌龊的反革命分子所可能玷污和利用的。
在当时鲁迅先生没有发觉胡风的卑劣行为，这并不是鲁迅先生的过错，在那时我们大家也都没有警惕。
实际上，鲁迅先生在逝世前也是曾经对胡风有过怀疑的，许广平先生后来曾经对别人说过，也对我说过，鲁迅先生曾经以怀疑的态度对她谈到了胡风，说：
“真摸不透胡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他到这里来，总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到我个人，据后来许广平先生告诉我，胡风也曾经在鲁迅先生面前诽谤过我；
可见胡风不仅要离间鲁迅先生和周扬、夏衍等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想离间鲁迅先生和我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员，我们和鲁迅先生的接近，首先是建筑在党和鲁迅先生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但我在当时并没有怀疑和警觉，完全被骗了。
后来在抗战后期的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都并没有警觉到他竟是一个戴着假面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分子。
当然，我也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到他的狂妄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有时觉得他简直像一个恶霸；
同时我也感觉到他的思想感情中有极阴暗的一面，好像革命日益临近全国的胜利对他反而不利似的。
但我只以为这是他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和没落阶级的意识在他那里的反映罢了，始终认为他在政治上总是跟着我们走的，而错误的思想和意识以及文艺理论上的错误的观点，在政治的前提和同志们的批评之下将会得到改正。
但我完全想错了，这说明我的政治警觉性很差，斗争性非常不强，简直是麻痹了；
现在完全清楚：
胡风坚持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以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政治立场为前提的，他有时流露出来的没落阶级的心理
（如他后来在“时间开始了”那丑恶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也和他心中的不可告人的黑暗思想相一致的。
在解放以后，由于他的那种坚持错误理论的顽固态度，使我时常联想到他所流露的阴暗心理，有时也就引起了我对他的怀疑，但仍然不曾想到过他会如此恶毒阴险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有组织的罪恶活动。
这里应该指出，我们的警觉性不高，怎样便利了阶级异己分子的长期埋伏；
这是一个应该时刻记住的教训。
但当然，这在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始终都是以好意的团结的精神对待胡风的。
不料他就是人民的敌人！
长期以恶毒的手段和阴谋在危害人民、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文艺事业的敌人！
我们再不能不提高警惕，认识戴着假面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了，他比公开的敌人要阴险得多。
谁曾经想到过二十多年来自称在“党的政治纲领”之下“奋斗”的胡风，竟时刻用了包着侮蔑的“微笑”、“集束手榴弹”、“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在对付我们呢？
我们有无数同志曾经在反动派监狱中受过敌人特务的毒打，有无数同志是被杀害了，那时我们是知道敌人是谁的；
但胡风及其集团在我们身边谋害我们，在未被揭露之前，我们的确不知道敌人是谁。
所谓两面派，就是善于用假的一面掩盖着阴险害人的一面。
我们必须从胡风阴谋的揭露中得到认识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经验。
胡风集团阴谋的揭露，说明了目前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尖锐。
这个集团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决不只是反对我们在文艺工作中的一些同志的，也不止是他们在文艺界的所谓宗派活动；
这是反革命对于革命的进攻。
胡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揭露，也不能以为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危害性就减少了；
而是相反，恰恰更加证明了他的反动理论的危害性。
对于胡风的反动理论以及胡适的反动思想和一切反动思想，必须继续斗争。
胡风和他的集团，就是以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实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武器的。
在人民革命时代，反革命的政治活动必然要披着进步的“理论”外衣，在外衣掩盖之下传播反动思想；
同时这种采取两面派的手段，进行反动思想的宣传，并始终坚持反人民立场的分子，必然是要发展到反革命的政治活动的。
胡风和他的集团已经发展到反革命的政治性的阴谋活动，是完全明白了。
同志们，我们必须重视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阴谋，必须继续予以彻底的查究，必须完全揭露和肃清这一阴谋活动。
我们必须重视这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提高警惕，把暗藏在我们各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予以肃清，虽然他们是极少数，但危险是极大的！
今天的会议应该做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清洗出去，撤销其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同时号召全国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阴谋组织而奋斗。
　鲍昌的发言
我是天津市的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
这几年来，我曾亲眼看到天津文艺界的胡风分子怎样在天津猖獗地进行宗派活动、怎样肆无忌惮地反抗组织、散播反对组织的言论；
我看到了天津市党组织怎样在过去向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而他们怎样狂妄地抗拒了这些批评和教育，我也看到了他们的腐化堕落，把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文联”）搞得乌烟瘴气。
同志们！
我有许多话要说。
我要在这个地方提出我的控诉，我控诉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天津市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胡风思想在天津市的传播。
大家知道，自从1950年开始，胡风集团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骨干分子——阿垅就来到天津了。
他在天津文联当了委员。
编辑天津文联的机关刊物，他担负的社会职务虽不很多，但却利用了一切机会进行反动的宣传。
他所写的“论倾向性”等反动文章都是在天津发表的；
他又出版了“诗与现实”、“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数十万字的著作；
他并且在南开大学讲课，在工人业余艺术学校讲课。
他疯狂地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艺术即政治”“生活内容就是思想内容”这些反动论调都是他在天津的“杰作”。
他给我们的工人讲些什么呢？
什么“生活就是一条链子，不要考虑去抓哪一环，你随便抓起哪一环，整个链子就抓起来了”；
什么“战士打敌人总是找最近的敌人打，写作和这道理一样，写你最接近的生活吧”！
“写地主时要用农民的眼光去写，写农民时要用地主的眼光写”；
“解放后没有好作品，都是描写技术过程的东西”，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反动思想。
他给我们的学生们讲些什么呢？
“诗是人的主观感情的表现”、“诗就是感觉”等等，就是这些错误的论调。
而胡风集团另外一些分子——芦甸、鲁藜等人，也极力鼓吹胡风思想。
他们在文联组织创作座谈会，在会上大肆宣扬“到处都是生活”的论调。
他们也写诗，在诗里说：
“时代的诗人们！
请你们来写这样的诗，写我们日常的生活吧：
写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们也强调“主观战斗精神”，根本否认政治理论的作用。
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金字招牌，迷惑了不少人。
不是有那些受害的人吗？
他们在创作上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结果在创作上接二连三的失败。
几年来，天津市受过胡风影响的人没有写出任何成功的作品来，这就彻底地证明了胡风理论的破产。
中央和天津市的党组织，在过去不是对他们没有批评和教育的。
我们知道，阿垅的“论倾向性”、
“诗与现实”，芦甸的“女难”，鲁藜的诗，都曾受过善意而公正的批评。
但他们却以狂热的仇视进行抗拒。
他们根本看不起一切革命作家，经常地对文艺界领导同志和党外进步作家加以恶毒的污蔑。
阿垅甚至公然诋毁党和政府。
但对他们自己人呢！
则是极端卑劣的互相吹捧。
芦甸说过：
“胡风就是当代的别林斯基，超过鲁迅。”
鲁藜说：
胡风的话简直就是“一个对人生是非常严肃的生命的声音”。
而胡风也把鲁藜捧为“中国少有的诗人”，把阿垅封为“中国少有的理论家”，阿垅也在作品中捧鲁藜为“赤子之心”等等，那些词句是非常肉麻的。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狂妄的卑鄙龌龊的小宗派。
以这个小宗派为中心，他们展开了一系列的组织活动。
早在1950年，他们就开了许多座谈会宣传胡风思想。
1952年文艺整风时，他们抗拒整风，曾经对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宣传部长黄松龄同志的整风结论联名写信“抗议”。
在给党的市委员会写报告时，芦甸并且把报告交给阿垅来“审查”“修改”。
他们这种非法的反党活动日甚01日地猖狂起来，直至最近以前还没有完全终止。
而且，他们还要发展组织，在青年学生和教师、干部中，物色了一些人，参加到他们的反动组织中来。
目前，根据许多被揭发的材料，我们才进一步看到了：
这个猖狂的宗派组织原来是和胡风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反革命性质的。
阿垅、芦甸、鲁藜都是胡风的忠实走狗，他们的行动都是根据胡风指示来进行的。
阿垅对于“人民日报”的反批评就是这样的，不是别人，正是胡风指示他怎样向批评者反攻，甚至替他找来“论据”帮他作战。
他们中间的密信是不断的。
方式非常隐蔽，信中还有许多代号和隐语。
而他们也经常到胡风家里汇报工作，研究工作。
阿垅和芦甸等人不仅在事前看到过胡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那个反动的文件，而且还参与了这个“报告”的写作和讨论。
芦甸还奉胡风之命，在今年年初配合胡风向党的进攻，向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提出所谓“申诉”的反动信件。
他们也曾替胡风布置疑阵，到处写匿名信。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他们还假借工人名义写信表示反对。
他们串通一气，通风报信，当“解放军文艺”社准备批判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时，第1个把这消息告诉胡风的就是鲁藜。
更为卑鄙反动的是他们盗用了许多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各种党刊，芦甸都曾给胡风、阿垅看过。
同志们，当我谈到这里时，我抑制不住愤怒了。
我对这些胡风分子感到无比的仇恨。
我要求中国作家协会把胡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坚决地清洗出去。
难道他配得上“作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吗？
他是钻到革命文艺队伍中的“咬心虫”，他是披着画皮的恶鬼，他是窝藏在“蛇窟”中的反革命的毒蛇。
同志们！
我们——天津市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过去对于胡风分子们的警惕性是十分不够的。
我们过去只觉得他们是不好的，不愿同他们来往，但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本质。
今天，在党的教导下，我们算是认清他们的反革命真实面目了。
我们是感到多末地愤慨和痛恨呵！
现在，天津市的文艺工作者正在警惕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正和胡风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我们是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的。
胡风不是要把天津变成他的一个有力的“据点”吗？
那是妄想！
罪恶的阴谋永远不能让它得逞。
我们倒是要把天津变成一个反对胡风集团的战斗的前哨。
我们一定要把胡风集团在天津市的反革命活动和它的影响，坚决地、果断地、全部地、彻底地加以粉碎。
这是人民的意志，也是我们——天津市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面前，在人民面前的宣誓！

海防的新生
本报驻越南记者　展潮
越南人民永远记得1955年05月13日这个日子。
这一天下午，一面孤悬在海防港口码头旗杆上的法国三色旗降下了，最后一艘法国军舰开出了“禁门”口外。
法帝国主义在海防以及北越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从此永远告终。
海防全部解放了。
那面高高地升起在码头上空、迎着海风招展的光辉灿烂底金星红旗，使人想起了多少的往事啊！
很多年代以前，当海防刚形成陆地、四处还长满可以随潮水涨落的海树的时候，勤劳的越南人民就在这里捕鱼、晒盐，并且逐渐在周围修堤筑坝，填沟开渠，垦殖田园，建立起一座座村落和市镇。
那时候，海防叫“禁村”，港口叫“禁门”。
直到今天海防港口仍然沿用着这个旧名。
1872年法国殖民者头一艘战船侵入北越，占领了海防，并且在这里建立它掠夺北越的大本营。
殖民者用枪炮逼迫越南人民沿着“禁门”江南岸修建了一系列的码头、仓库、汽油库和一个发电厂；
同时，又在附近修筑起一幢幢大大小小的楼房，在里面安排下它的“统署处”、军官住宅、兵营、侦探楼、海关、银行和医院。
随后，法国殖民者又在这个“法国区”两端、尽量靠近海港的地方，开设了各种加工工厂、修理工厂、制瓶工厂、蚕丝工厂以及一个月产二万吨水泥的海防水泥工厂，就近掠夺原料和榨取廉价的劳动力，制造成品或半成品，在印度支那和东方各国销售，赢取高额利润。
在所谓“法国区”、“中央区”旁边，出现了各色出入口商行、高级奢侈品商店、戏院、旅馆、酒店和妓院等等，供穷奢极欲的殖民者玩乐；
再向南以及东南和西南两侧，是越南人和华侨的商业区以及工人和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
在市区里的三泊河和搭河上是居住水上的城市贫民。
整个海防市的布局仿佛是一个半月形，居民约有二十三万人。
海防市的兴建和发展过程，不知耗费了越南劳动人民多少血汗；
同时也记载下了殖民者掠夺和榨取越南人民的斑斑血债。
战前每年进出港口的轮船达三、四百艘。
每一艘船都要括走一批越南人民辛勤生产的农产品或工业原料，运进来的是吸取越南人民膏脂的殖民国家商品。
1945年08月革命，海防人民也和越南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从日本法西斯手里夺取了政权，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可是不久，1946年冬，法国殖民者的军队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侵略北越，首先占领了海防市，这里的人民又重新过着黑暗的日子。
但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海防工人和人民，这些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反侵略的斗争。
居住在海防的许多越南人民优秀的儿女——越南劳动党员和非党员群众，在为祖国的和平、独立的事业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海防工人曾经和人民军配合在吉碑飞机场创造了一次炸毁美造法机六十架的重大战绩，有力地配合了奠边府战役。
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停战协定，海防以及它周围地区被划作法国军队在北越最后一个临时驻扎地段，为期三百天。
在殖民者大量武装压迫的情况下，海防人民依然坚持着斗争，反对破坏工厂、海港，反对拆运机器以及其他公共财产，反对强迫居民南迁。
特别是临近解放的时候，斗争的声势愈来愈浩大。
只要一户人家被劫运，附近所有的人家都出来支援。
他们以敲打洗脸盆、磁缸、碗、碟等的声音为警号互相呼应。
法国殖民者的军队和美国走狗吴庭艳的军队往往被迫住手。
自05月04日起，全市两万多人包围制瓶厂四天四夜，终于迫使法军和吴庭艳分子把监禁在那里准备劫运到南越去的三百二十名居民全部释放出来。
解放的前一天夜里，海防发电厂、自来水公司和其他许多大小厂的工人，甚至连被解雇已久的海防水泥工厂的工人都坚决留在厂里过夜，守卫着工厂、机器，使法军和吴庭艳分子无法再进行破坏。
05月12日，海防西北部分——下里地区首先获得解放，当怀念多年的金星红旗在汽油公司、士敏土工厂的油罐和厂房上空升起来的时候，海防人民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是很难加以描述的。
许多住在下里桥东边的人，偷偷地绕过法军的临时警戒线渡到河对岸去，同越南人民军战士和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握手欢聚，尽可能早地享受解放后的喜悦。
当天夜里，桥西面已解放的地区，在辉煌的电灯照耀下，是一片旗海和歌舞声，而桥东面却像死也似的沉寂。
在重门深锁的住宅、商店或者船舱里面，人们却已经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和领袖像挂起来了。
青年们偷偷地集中在屋子里学习解放的歌曲和舞蹈，大门口由一两位少年儿童在放哨。
有许多人家像守岁似的，终夜不眠。
最后的一刻终于到来了，05月13日天曚曚亮的时候，越南人民军先头部队的大卡车开过下里桥，进入了商业区，进入了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接管了自来水公司、电灯厂、船务厂、法国兵营和吉碑飞机场，最后接管了整个“法国区”和全部海港。
法国的后卫部队向后撤退一段，那段里所有的门窗就像刮过一阵风似的全都开开了；
眨眼之间，无数面金星红旗、五星红旗和蓝底白鸽的和平旗，挂遍了整条街坊。
在交叉路口处，迅速地树立起一座座精心制造成的多彩的大牌楼。
在解放的当天，电灯厂的烟囱里不断地冒着黑烟，人们从早到晚随时都可以用电；
自来水公司把送水的时间自四小时增到六小时；
邮政、电讯和电话畅通，头一天邮政所就把五百多封信件送到了海防各阶层人民手里；
货币兑换比值很快地就公布了，大部分商店开门营业。
入夜，大戏院、花园街、东京街等闹市灯光辉煌，照耀着欢乐的人群。
市区十三家电影院里放映“抗战的越南”等片子，吸引着大量的观众。……
海防人民的和平自由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13日夜里，海防市听不到一声枪响，长期在恐怖和不安中度日的海防人民，第1次睡了个好觉。
第2天早晨醒来，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参加了人民军入城部队的阅兵式。
下午，第1列直达火车自河内开到了海防，三十个车厢满载三千多名乘客。
他们大部分是过去逃避敌人强迫南迁的，现在携老带小重返海防故居。
还有一部分是河内等地的工商业者，他们带来第1批内地的货物和土产、特产。
再就是一队文工团，他们是特地自首都赶来为海防人民演出的。
据统计：
15日到21日七天中，在海防车站上下的乘客有二万五千一百四十名；
两地的货运也已经开始，并且正逐步上升。
在解放的头三天，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海港管理人员就已经完成了对海防港口、码头、浮筒、航道、浮标、灯塔以及仓库的全部检查工作，迅速地开放了内河航道，并且在20日第1次迎接两艘自南越开来的重吨位轮船，船上载着二千零十二位坚决要求返回北越的曾被劫运南迁的越南人民和华侨。
现在，海防港口指挥楼的桅杆上挂着表示风向的旗号，“禁门”等灯塔每天傍晚即开始照明，帮助船只航行。
海关署大门前面，公布了新的出入口条例。
已经有些越南华侨以及其他外侨商人前来询问或者办理手续了。
随着和平生活的迅速恢复，海防市的物价已经逐渐趋向稳定，特别是像大米、菜蔬、鱼、肉等城市人民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始终都很平稳。
这是和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胡志明主席正确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分不开的。
在很早以前，民主共和国政府就已经准备了充足的物资，以便供应海防市的需要，并且为了切实保证对城市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粮食以及其他日用品的供给，城市刚一解放，民主政府就组织了三千多干部和战士，帮助群众填写购买粮食等的登记证，国营贸易公司并在全市开设了十个粮食、山货和百货门市部，廉价地向人民供应大米以及其他各种日用必需品。
和许多沿海的城市一样，海防市食用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这城市的水，要从几十公里外的翁比用两条输水管来供给，有一条输水管在1945年被美国飞机炸断了，始终没有修复，另一条输水管的中部也已损坏，输水量很少。
在解放前每日输进市内不到五千立方公尺的淡水，被法国殖民者占去了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掺入大量的海水后再供市内广大人民食用，每天只开放四小时。
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了逐步解决海防食用水，以保障人民的健康和供应恢复与发展城市工商业的需要，早在今年04月间就着手在新接管的地区动工修整现有水管的损坏部分，05月19日全部竣工并向海防市输送大量淡水。
供水量比解放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全市各水管每天开放时间延长两小时。
特别是八间街、杭京街等处劳动人民集中的地方，供水情况比解放前大大改善了，受到人民普遍的赞扬。
海防已经解放十天了，到现在还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景象。
数不尽的大大小小的红旗，和满街满巷的凤尾树上开得正旺的团团红花，把整个城市映得通红。
在欢乐当中，海防人民正在用新的劳动热情来从事恢复和建设工作。
工人们在加紧生产。
在某一工厂里，解放前殖民者想劫走机器的时候，工人们偷偷地把机器上主要的零件卸下藏起来，殖民者一撤走，他们就把这些零件拿出来安装上，机器便很快转动了。
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人们把解放前藏起来的三个电动测水机、五十个汽车轮胎，自动交给公家。
在电力厂里，有两部柴油发电机，过去每部每天最高发电量只能达到八百瓩时，现在每部已达到一千瓩时。
解放前被迫停课的中小学复课了。
殖民者统治时期遗留在城市里的成万吨的垃圾正在被清除着，市容也焕然一新。
正如海防市总工会副主席文毕所说的：
在胡主席、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领导下，我们不仅能够管理农村，我们也能够管理好人民的城市。
这些话无需乎作任何解释，它是海防解放以来最好的小结了。
05月24日（附图片）
05月14日，接管海防的越南人民军部队举行盛大入城式。
新华社记者　蒋齐生摄
海防人民热烈欢迎越南人民军。
新华社记者　蒋齐生摄

人民的心同亚非会议在一起
——亚非会议日记
李慎之　张彦
初到雅加达
04月16日　星期六
从飞机上看下去，海水的颜色由深蓝变成了浅绿，在一个一个小岛后面一片广阔的海岸渐渐在底下出现。
“爪哇”，坐在后面的一位印度尼西亚朋友这样说，“我们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空了。”
雅加达的巨大的身影马上在眼底出现。
从飞机上看下去，几乎所有的屋顶都是红色的。
它们和四周浓绿的热带树木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图案。
不久以后，飞机就在玛腰兰机场着陆了。
时间是下午六点钟。
打飞机上就可以看到密密层层的人群。
舱门一打开，急雨似的掌声就立刻随着赤道上又热又湿的空气冲了进来。
首先前来欢迎周恩来总理的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
接待室前面高高地竖起了二十九根旗杆，上面飘扬着二十九国彩色斑斓的国旗。
接待室里和过道上都装饰了椰子树叶和花草。
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大门”已经盛装起来，迎接贵宾。
机场外面的大街两旁都是人群。
飘着五星红旗的中国代表团的汽车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起欢呼和掌声。
无数的人来欢迎中国代表团，然而，我们却总觉得缺少了几个人，这种感觉像一块铅一样压在心上。
是的，是缺少了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缺少了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
他们本来应该在这里。
九天以前，我们一同离开北京。
当时，我们握着手说：
“雅加达见”。
我们计算好了他们会在这里欢迎我们，现在，我们到了，他们呢？
他们现在是在沙涝越的海底。
七天以前，他们因为被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暗害而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了。
到大使馆以后，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说，北京明天要为烈士们举行追悼大会的时候，一阵绞痛攫住了大家的心灵。
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发出了一个唁电，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感情。
一到雅加达，对于亚非会议所面临的问题的实感就开始强烈起来了。
从雅加达人民所表现的热情上可以看出这个会议所包含的巨大希望，而从另外一面也可以看出这个会议所必须克服的困难。
从雅加达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虽然美国并没有参加亚非会议，它却派出了一个最大的“代表团”——由近七十个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有许多人是在这两天才忽然干起记者这一行来的。
还有别的消息说，美国特务机关还在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发动骚扰和暗杀。……等等，等等。
前途的荆棘确实不少，但是我们都相信：
“和平事业决不是卑劣的阴谋所能破坏的”。
夜已经很深了，早过了十二点了，但是大使馆门前的加渣马达大街上还是站满了人，有中国人，也有印度尼西亚人。
会议前夕的万隆
04月17日　星期日
早晨六点钟，大家就起来了，今早要到万隆去。
这样早，然而加渣马达大街上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要看一眼或者再看一眼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新中国的代表们。
同昨天一样，我们的汽车是在人排成的墙当中，在人们的欢呼和掌声当中开到玛腰兰机场的。
九点三十分，飞机起飞了。
沿海的平原慢慢从眼中消失，迎面而来的是一簇簇尖得出奇的山峰，白云像轻纱一样在峰腰飘荡，再下面，一层一层蓄满了水的梯田，宛如镶嵌就的螺钿一样，在热带植物的浓阴下闪闪发光。
多么秀丽的山河，多么勤劳的人民呵！
雅加达灼热的空气渐渐远了，身上渐渐凉爽起来。
三十分钟之后飞机降落在万隆的安第机场。
这个城市是一个清凉的避暑中心，照中国人的标准看，这里与雅加达气候相差将近一季，如果说后者是盛暑，那末这里就是新秋。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亲自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总理。
代表万隆一百二十个团体的“万隆欢迎亚非会议人民委员会”主席阿末向周恩来总理致了颂辞。
然后，一位印度尼西亚女郎向周恩来总理戴上了花环，两名华侨女学生献上了鲜花。
在机场的接待室里，向报界散发了周恩来总理的书面谈话。
这个书面谈话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在这个谈话里，周恩来总理也提到了04月11日的飞机谋杀事件，他说：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
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以后发生的事实将会证实上面的预言。
从机场出来，长长的安第公路两旁站满了万隆的人民，当中国代表团的汽车在呼啸着的军用摩托车引导下从人丛中驶过时，人们忘了一切地鼓掌，欢呼。
一路上可以听到用各种语言喊出来的“和平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
有印度尼西亚语，有英语，有潮州话、广州话，以至生硬的北京话。
一个挤在人背后的年轻的中国母亲，让她的看来不过两岁的女儿坐在自己的肩头上，用力地摇着孩子的胳膊。
从她笑着的脸上似乎可以听见她在说：
“挥手啊，孩子！
这是从我们的祖国来的，他们是我们的亲人。”
他们中间有许多已经在昨天冒着中午的骄阳和傍晚的骤雨等了一天，因为原来有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要在昨天到达的。
独立大厦里的会议还没有开始，里面只有少数的工作人员在忙碌地进行最后的布置工作。
然而门前的大街上却已经挤满了人。
仅仅在几年以前，这座大家所仰望的房子还是荷兰人的夜总会，叫做“刚果第亚大厦”。
七十五年以来，能够到这里和对面的属于外国旅馆托辣斯系统的豪曼饭店来的曾经有荷兰殖民主们，日本占领者们，威斯特灵匪徒们，外国的资本家和阴谋家们，而用自己的血汗建造了这所大厦的印度尼西亚的普通人民却进不得门，近不得身。
七十五年以来，这里曾经是无数奴役和迫害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阴谋的策源地，是集中了各种淫乱和罪恶的“销金窟”，只有到现在，它才第1次洗净了自己身上的污秽，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亚洲非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服务。
一个多星期以前，由于苏加诺总统的命令，“刚果第亚大厦”命名为独立大厦了，大厦前面的东大街命名为亚非大街了。
现在，人们聚集在亚非大街上，凝望着独立大厦。
从他们兴奋的脸色上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心底激动的感情。
因为这所大厦本身就是殖民主义从猖獗到失败的象征，是殖民地人民从屈辱到独立的象征。
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这是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亚非会议一个重要的课题。
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派遣了他们的代表到万隆来寻求同情和支援。
傍晚时分，作为观察员来参加亚非会议的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三个北非的法国殖民地的代表在豪曼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会上，突尼斯的优素福和摩洛哥的法席发表了一个声明说：
“我们认识到会议决心要消灭任何地方的殖民主义，然而仍旧在殖民统治下生活的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
一些殖民国家以及它们的盟国最近一致坚决表示要和我们对抗而形成危险的局势……。
北非代表团认为万隆会议是一个有资格的组织来建议，决定适当的措施以结束北非的殖民主义。”
今天早一些的时候，从南非联邦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柯坦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代表卡查利亚也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要求统治着南非联邦的白种优越论者“放弃不公平的和灾难性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马来亚人民的代表也散发了类似的宣言，要求亚非会议帮助马来亚人民摆脱外国殖民主义的统治。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殖民地人民正义的正当的呼声。
然而它们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恐惧。
北非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特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到这个招待会上来“采访”新闻的帝国主义的
“记者”们居然对优素福和法席的声明提出“意见”，说这个声明“太过火了”。
这些“记者”中最有名的一位是美国纽约州的众议员鲍威尔。
当法席在答复别的“记者”的挑衅性的问题，说到摩洛哥人民决不承认法国把在摩洛哥的军事基地转让给美国的协定时，鲍威尔的脸色一下变了。
“面容失色”——一位路透社记者就是这样形容他的。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不久，这位最近才取得了记者身份来参加亚非会议而并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政府的观察员的众议员鲍威尔先生就自己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他的全部发言的目的是要掩饰美国的种族主义。
不过，鲍威尔先生并没有什么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谎言，他唯一的法宝是“现身说法”，以自己虽然是黑人而仍然能够飞黄腾达的身世来证明美国对黑人并没有人所共知的那种歧视。
鲍威尔的招待会不过是一篇“此地无银三十两”的笑话，然而它却提醒人们：
有人恐惧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的运动，而且他们正在这里积极活动，企图把是非颠倒过来，转移亚非会议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的锋芒。
晚上得到的消息说，所有已经到达万隆的各代表团团长今天下午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别墅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对于会议的议事规则和议程取得了协议。
大家都在期望会议在明天顺利召开。
万隆人民对于亚非会议的欢迎到晚上的火炬游行达到了高潮。
大约在七点多钟，三千多个青年人，每五个人排成一排，拿着火把，在亚非大街上的豪曼饭店，普利安格尔饭店和独立大厦前面来回游行。
站在大街两旁的群众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欢呼。
对于一个中国人说来，这种情景使人产生类似除夕的感觉。
今夜，在许多代表团的房间和别墅里，灯光一直是亮着的。
人们今夜将很少睡觉，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着，准备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一个新的历史性的时刻。
（待续）

匈国民议会批准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25日举行会议，讨论批准在华沙签订的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问题。
外交部长雅·波尔多奇基代表匈牙利政府，将关于批准华沙条约的法案提交国民议会会议审议。
部长会议主席、出席华沙会议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团长安·赫格居斯作了关于华沙会议的报告。
他指出，部长会议考虑到关于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巴黎协定已被批准，认为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成立缔约国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是正确的。
匈牙利人民决不会让他们在苏联的帮助下获得的自由和独立成为交易的对象。
他们坚决反对任何这种企图。
在讨论报告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马·拉科西讲话。
他说，全世界各地凡是希望人类有幸福和有美好的前途的人都十分满意地欢迎华沙条约。
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在批准华沙条约时，他们就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
国民议会经过讨论后一致批准了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议员们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来欢迎这一决定。

印度尼西亚内阁举行会议
　讨论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调查报告
新华社雅加达26日电
印度尼西亚内阁在25日举行的由副总理蔡纳·阿里芬主持的会议上，讨论了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问题。
会议发表的公报说，会议听取了并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长干尼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955年04月11日在纳土纳群岛附近海面坠毁事件的初步报告。
公报说：
“交通部长设立的调查这一不幸事件的委员会的报告将由政府加以更深入的研究。”

叙总理和外长重申将参加阿拉伯合作组织
新华社26日讯
塔斯社贝鲁特25日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和外交部长阿泽姆在大马士革发表声明说：
“我们着重指出，叙利亚坚决继续进行关于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三国之间订立防御公约的谈判。”
声明强调说，叙利亚“将不放弃这一政策”，因为“叙利亚奉行的争取阿拉伯团结的政策是阿拉伯各国达到民族目的的政策”。
叙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这一联合声明是为了答复伊拉克前首相杜斐克·苏威迪的谈话而发表的。
苏威迪在同贝鲁特“新闻报”记者谈话时硬说，不久前他在大马士革同叙利亚领导者谈话和接触后得出一种印象，似乎叙利亚“将不参加阿拉伯的三国联盟”。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乘车通过北京市区时，沿途受到北京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北京市民在北京机场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帝国主义暴力政策一定破产
法国当局为了维持它在北非的殖民统治，最近正在变本加厉地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
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焚毁棚舍，捕杀居民，用大炮对游击队进行“扫荡”和“清剿”。
法国政府还决定增派四万军队前往阿尔及利亚，以加强镇压行动。
阿尔及利亚的总督苏斯戴尔甚至公开宣布，将采取“无情的坚决”措施对付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阿尔及利亚人民。
在阿尔及利亚各地每天都有许多爱国者遭到逮捕和杀害。
由于法国当局的这种血腥镇压政策，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刚刚结束不久的亚非会议在它的最后公报中曾经庄严地宣布了十四亿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意志：
“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
这个公报并且明白表示支持各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斗争；
要求法国政府不迟延地促成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
但是法国殖民者对于这种正义的呼声却置若罔闻。
这不能不引起全体正义人类的正当的愤慨。
法国的进步舆论也纷纷抗议和斥责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措施。
阿尔及利亚人民从来就不承认法国殖民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殖民制度，坚决要求恢复完全的独立和自由。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经答应满足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要求，但是战后这些诺言并未履行。
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阿尔及利亚人民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奴役，过着极端落后和贫困的生活。
在这个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地方，就有着一百万的失业者。
一半以上的耕地为法国的庄园主所霸占，而七十万户阿尔及利亚农民却没有土地。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境况悲惨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法国资产阶级的“非洲与亚洲”杂志登载的一篇宣扬殖民主义的文章也不得不感叹说：
“当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或一个普通的法国人突然面临到这
一悲惨的情况，如果他有良心的话，他的第1个反应就是愤怒。”
近年来，由于美国势力渗入，肆意掠夺资源，修筑军事基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苦难就更加深重了。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能忍受这种生活。
他们于1954年10月31日在许多城市中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在全国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游击战争，来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
为了减少流血，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曾经向法国政府建议举行谈判，以建立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并确定两国之间未来的关系，这个建议却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
法国统治者竟然声称：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不需要谈判。”
但是，法国殖民者的镇压手段并没有能动摇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人民的武装斗争在继续进行并不断扩大。
正如法国“人道报”所指出的，“北非的流血事件，是镇压政策破产的证明”。
法国政府在对阿尔及利亚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对摩洛哥人民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
同时，法国殖民者还企图用骗人的“自治”把戏来分化突尼斯的民族独立运动。
法国总理富尔最近公开表示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推行它在北非的殖民政策。
实际上，美国也早已加紧侵入北非。
它一面在联合国内支持法国的殖民统治，同时又在北非扩大美国在当地的殖民势力。
他们根本不肯从印度支那吸取教训，他们也拒绝承认殖民主义者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事实。
但是，几百年来人民争取独立的胜利历史却早已证明：
帝国主义的暴力是压不住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暴力镇压政策一定破产。

　美国在果阿地区协助葡萄牙备战
新华社新德里电
乌尔都文日报“新世纪报”17日报道，美国军国主义分子正在帮助果阿地区的葡萄牙占领者在离果阿港几英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可以供运载军队和弹药的重型飞机着陆用的军用机场。
乌尔都文日报“荣耀报”19日说，目前在葡萄牙占领的第乌岛正在修筑供重型飞机着陆用的大型机场的工程。
这项工程预计到07月底就可以完成。
印度各报报道，葡萄牙占领者正在果阿地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准备活动。
葡萄牙占领者还正在从海上运兵来增援他们的武装部队。
报纸指出，目前，争取把这些葡萄牙占领地区归还印度的运动比以前更加活跃了。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组
新华社2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为改进苏联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25日下令改组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组为：
一、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国家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
二、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国家经济委员会（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尼·康·巴伊巴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国家委员会主席，解除他的苏联石油工业部长职务；
任命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马·扎·萨布罗夫为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一致决定
　批准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伏罗希洛夫主持下，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批准了在华沙签订的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出席会议的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苏联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苏斯洛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查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批准华沙条约的建议。
会上，布尔加宁作了关于华沙条约的报告。
随后，苏斯洛夫报告了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外交委员会的结论。
接着就批准华沙条约的问题展开讨论。
参加讨论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卡皮托诺夫、科罗特钦科、库西宁、潘克拉托娃、奥佐林、科兹洛夫等人。
讨论结束后，伏罗希洛夫提付表决，会议一致决定批准华沙条约。
新华社2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5日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批准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命令如下：
兹批准由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并经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外交委员会赞同的1955年05月14日在华沙签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伏罗希洛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尼·别哥夫
1955年05月25日于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英议会选举于26日举行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26日讯：
05月25日是延续三周的英国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天。
26日一清早，六百三十个选区将开始投票。
参加竞选的各党派一共提出了一千四百一十名候选人，其中六百二十四名候选人是由现在执政的保守党提出的，六百二十名候选人由工党提出。
共产党提出十七名候选人，自由党提出一百一十一名候选人。
各党派领导人在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艾登在曼彻斯特发表的演说中，否认保守党只是为了竞选才利用四国会谈的问题。
他说，“我认为，最近几个月可能有重要的机会举行各种方式的国际会谈和会议。”
财政大臣巴特勒在诺丁汉发表演说时也说，“计划同俄国举行的最高级的会谈在时间方面同英国的普选没有关系。”
保守党领导人们的这些言论证实：
英国人民所欢迎的关于会谈的口号，在他们的竞选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合众社驻伦敦记者指出，会谈这个口号是“保守党在竞选运动中的主要王牌”。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在继续发展中
新华社26日讯
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在继续发展中。
游击队21日攻击了奥雷斯山区的安兰山谷，22日攻击了肯谢拉以南的卡拉尼。
合众社消息说，这两次战斗是1954年11月以来游击队对法国驻军发动的最大的两次战斗。
法国军队在这两次战斗中使用了野炮和飞机。
阿尔及利亚人民武装斗争的加剧使得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苏斯戴尔承认：
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的十万法国武装部队用来对付游击队已经不够了，他要求再增派援军。
法国内阁和法国国防委员会24日举行会议，讨论了向阿尔及利亚继续增兵的问题。
法国当局加紧在阿尔及利亚迫害参加民族运动的人。
在君士坦丁有七十七人被捕，在德尔阿鲁希地区有八十一人被捕，在奥雷斯的一个乡村中有十七人被捕和被杀。
新华社23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22日讯：
阿尔及利亚境内游击队和法国军事和警察部队之间的冲突在继续进行。
奥雷斯和君士坦丁省两地区已经成为实际军事行动的场所。
法国当局正在采取越来越多的军事措施，军事部队已经从西德调往奥雷斯地区。
由于发生了阿尔及利亚士兵投诚游击队的事件，某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阿尔及利亚部队已经被调走。
法国当局在彼斯克拉举行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参加的有阿尔及利亚总督苏斯戴尔和奥雷斯的军政当局的代表。
会后，苏斯戴尔向记者说，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正在日益紧张，将采取“无情的坚决”措施对付那些反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当局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