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友好协会举行成立三周年庆祝会
新华社16日讯
中印友好协会16日晚在北京举行庆祝会，庆祝中印友好协会成立三周年。
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使馆人员应邀出席了庆祝会。
应邀出席庆祝会的还有：
正在我国访问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和印度著名语言学家拉古·维拉等。
出席庆祝会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
出席庆祝会的还有：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和理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赵毅敏、阳翰笙、洪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胡愈之、钱端升，以及其他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曾先后赴印度访问的我国各个代表团代表，首都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宗教界人士。
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普拉沙德总统的画像，两旁悬着中印两国国旗。
会场里还陈设着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中国访问的照片，以及印度政府和人民赠送给访问印度的我国各个代表团的部分礼品。
庆祝会由陈翰笙主持。
丁西林和赖嘉文相继在会上讲话，他们谈到了中印两国友好关系在过去几年来的发展，并祝贺中印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会后，最近访问印度归来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表演了中、印歌舞。

为开发和治理黄河第1期工程搜集资料
黄河流域的勘测工作全面展开
新华社郑州16日电
1955年在黄河流域进行的各项勘测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一千二百五十多人组成的十二个测量队已到黄河流域的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地形测量等工作。
黄河下游重要的支流伊河、洛河流域，也已全面开始进行地质勘察、水文调查、地质钻探、地形测量和河道、林业、区域经济、灌溉、水土保持等调查和施测工作。
这一工作是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地质部、河南省林业局等部门集中了一千六百五十名技术人员来做的。
另外，泾河、无定河的地质钻探，沁河流域的查勘，黄河干流的洪水调查，河南境内郑州以东、中牟以西、陇海铁路以北、黄河南岸的灌区地下水观测分析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
水利、地质工程师在伊河、洛河流域共同进行的综合性踏勘工作，已经在05月初完成，并已作出踏勘工作报告。
这个报告提出了可以修建水库的几处坝址。
地形、地质等人员现在正进一步作施测、研究、比较工作。
这些勘测工作都是为今后开发和治理黄河的第1期工程搜集资料。
第1期工程干流将兴建水库，同时将在伊河、洛河、沁河等支流上兴建防洪为主、综合利用的水库，以解除这一区域因暴雨所造成的洪峰对黄河下游堤防的威胁。
现在，正在进行的伊河、洛河、沁河流域的勘测工作，就是为编制这几个支流的流域规划搜集有关资料。
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部分地区所进行的测量和地下水观测分析工作，是为第1期引黄河河水灌溉的灌区规划设计工作搜集资料。
新华社郑州17日电
1953年以前的黄河水文资料，经过两年零三个月的整编分析之后，已在今年陆续付印。
到05月上旬，黄河上游的资料已经刊印成册，中、下游的资料也正在陆续付印中。
这些资料，包括了黄河干流和支流自1919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水位、流量、含沙量和输沙率。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看出黄河历年最大洪水、最小洪水以及水位、流量的逐月逐年变化和黄河泥沙来源以及对河床变化的影响等情况，是规划设计治黄工程的必要资料。
同时对黄河流域的工业农业建设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关于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合通知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正是全世界人民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原子战争、争取和平、为使儿童在和平环境中生长而召开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母亲大会的前夕，也正是我国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第3年度。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国家建设的基础上为不断改善儿童生活和改进儿童教养工作曾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如新建和扩建了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所（站）、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托儿所（站）、幼儿园、小学校、儿童教养院以及儿童的报刊和出版社、少年宫、少年之家、儿童图书馆、少年科学站、儿童体育场、儿童公园、儿童剧团、儿童电影院、车站的母子候车室、携带儿童车厢等儿童福利和文化设施，并在逐年增加。
在广大的农村里，先后推行新法接生和新育儿法的群众教育工作。
由于党对群众的教育，在家庭和社会上正逐渐树立起爱护儿童教育儿童的新风气。
但是要把儿童教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需要所有的父母和社会各方面配合国家教养儿童的机关、学校，共同负起教养儿童的责任来。
做父母的不能因为有国家负责而推卸自己应尽的教养子女的责任。
所以首先要求父母和儿童保育、教育工作者树立起正确的教育儿童的观点和方法，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清除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对待儿童的观点和教育方法。
据此，各大城市的有关儿童保育教育的政府部门及人民团体应联合成立“六一”国际儿童节筹委会，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一）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举行地方上各方面关怀儿童的人士（包括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的集会，请当地党、政负责同志或专家作关于几年来在保卫儿童、培养优秀的新一代所做的努力和成就的报告，同时针对当地尚存在的有害于儿童身心健全发展的旧习惯，进行适当批判，反对溺爱、打骂和威吓儿童，进一步树立起正确爱护儿童、教育儿童新的社会风气，要能做到在群众中互相监督和制止一切虐待损害儿童的现象。
对于反革命分子、不法资本家、盗匪、流氓诱骗和残害儿童的行为要表示公愤，并请求法院依法惩办；
对于毒害儿童的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要发动广大社会舆论加以制止。
（二）在城市和农村均应在当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有计划地召开家长座谈或群众座谈，交流教养儿童的经验，或作专题报告，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讲解新的育儿知识，介绍与提倡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儿童，必要时，可有重点的进行家庭访问或个别教育。
要求所有成人为儿童树立良好的榜样，首先要求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高教育子女的责任感，从而促使家庭配合国家教养儿童的机关、学校共同做好教育儿童和保育儿童的工作。
各厂矿企业和机关的俱乐部、各地的文化馆
（站）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应配合进行以关怀爱护儿童为中心内容的活动，如放映电影、幻灯，举办展览会等。
（三）各地教养儿童的机关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应召开本单位的儿童教育工作者、儿童保育工作者的会议，研究教养儿童的方法，交流经验，请负责同志或专家做报告，并可表扬优秀的儿童工作单位、儿童工作者、热心儿童事业的社会人士以及父母，宣传他们正确教养儿童的先进事例，着重宣传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正确地教育和爱护儿童，反对体罚和变相体罚儿童。
（四）要求全国的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医药卫生工作者、出版工作者，参加“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活动，今后更好地关怀儿童的身心健康，为儿童创作和出版更多更好的作品，丰富儿童的精神生活，同时要求源源不绝地创作和出版能帮助父母和教师正确教育儿童的作品。
（五）要求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农村的宣传网、黑板报等宣传机构，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结合即将召开的世界母亲大会，宣传保卫儿童必须保卫和平。
并大力宣传解放以来全国儿童在各方面的新情况和进步，表扬儿童工作中的模范事例，号召大家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儿童，关怀爱护儿童，尊重儿童的人格，培养儿童诚实勇敢活泼健壮和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德。
（六）为儿童举行庆祝活动时，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1）各地应根据过去经验及今年各地的具体情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儿童举行多种多样而又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生动有趣的活动，让儿童欢度节日，并受到教育。
（2）学校儿童特别是少先队的组织，要尽力团结带动校外儿童参加节日活动，可采用游园或校内外儿童联欢等方式。
（3）为给儿童留下较深刻的节日印象，可适当地邀请党政负责同志，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先进生产者、作家、科学家等与儿童见面。
（4）要求各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文艺团体或个人以及电影院、电影放映队等在节日演出适合儿童的精彩节目。
（5）举办儿童歌舞、体育表演和科学、艺术作品的展览会，举行营火会等等活动。
（6）在有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儿童的城市，可邀请他们与当地中国儿童联欢。
在北京今年并将展览中苏儿童的优秀绘画。
在进行以上各项庆祝活动时，应特别注意保护儿童的安全健康，避免用成人方式如长篇演讲等。
各地教育、保育儿童的机关、学校和有关妇女、儿童工作的人民团体，应在今年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工作基础上，经常注意帮助父母和儿童保育、教育工作者，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儿童，培养儿童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筹备委员会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医学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广播事业局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1955年05月17日

农业部水利部指示各地加强防旱抗旱工作
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水利部在14日联合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进一步加强防旱抗旱工作的指示。
指示说，今春全国各地除长江中、下游外，一般气候干旱，南方许多省份长期无雨或少雨，影响小春作物生长及早稻播种插秧。
虽然05月份以来，广东、广西、福建和贵州四省陆续降雨，旱象逐渐缓和，但山东、山西等省部分地区旱象仍在继续发展。
目前南方大部地区已到插秧季节，北方正是小麦拔节、棉花和早秋作物播种用水时期，进一步做好防旱抗旱工作，保证及时播种、插秧和灌溉用水是完成本年农业增产的重要关键。
因此，各地必须教育干部及农民群众克服靠天等雨的消极情绪，及早作好防旱抗旱准备工作。
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对未完成工程应抓紧时间及早完成。
北方宜井地区应加强对水车、水井工作的领导，迅速纠正目前发展迟缓的情况。
各地应加强领导现有灌溉设施，改善灌溉管理，提倡日夜轮灌，配合先进的农业技术，实行统一配水及浅灌、畦灌和沟灌等方法，以节省用水，尽可能扩大灌溉面积。
目前已发生旱象的地区，要总结推广群众的防旱抗旱经验，采取各式各样的临时措施，尽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以争取完成计划播种面积。
去年受灾地区的防旱抗旱工作，应结合救灾解决群众生活与生产中的具体困难，并采用各种措施进行抢种补种。
指示指出，防旱抗旱应与防洪防涝相结合，各项灌溉工程应严加管理，既要保证灌溉用水，又要保证汛期安全，坡地洼地应注意推广沟洫畦田，分散蓄水，兼防旱涝。

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赠款给我国伊斯兰教徒和人民
新华社17日讯
现在正在我国访问的埃及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艾哈迈德·哈萨尼·巴库尔在16日下午拜会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曾以埃及政府宗教事务部的名义把一千英镑捐款赠给中国伊斯兰教贫穷的信徒；
另以一千英镑捐款赠给其他的贫穷人民。
周总理表示感谢，并允将上述捐款分别交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及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负责处理。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国的气象事业，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央气象台经常发布中期天气预报，对各地生产和防止自然灾害起着不少作用。
中央气象台的探空观测员正把大汽球放到高空中去，进行探空观测。

我国文物机关工作人员联合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美国阴谋掠夺我国珍贵文物
本报讯
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全国各博物馆全体工作人员，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全国各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全国考古工作人员，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全国各地文物保管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全国档案工作人员，05月14日联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掠夺我国珍贵文物的阴谋。
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侵略集团久已垂涎被蒋介石卖国集团盗运到台湾去的我国大批宝贵文物图书，最近居然由无耻流氓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出面，公开撰文叫嚣，建议蒋介石卖国集团以“长期出借”方式把这些重要文物图书送到美国去。
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美国“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
我们一致认为，这种公然掠夺别一国家文物图书的罪恶企图，是一种极端无耻的阴谋，不但为中国六亿人民所深恶痛绝，并且一定要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在中国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卖国集团就把前北平故宫博物院、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前北平图书馆、前中央图书馆、前中央研究院和前北平研究院的文物和图书以及档案共五千箱以上盗运到台湾。
仅以博物院来说，前故宫博物院就被盗去二千九百七十二箱，前中央博物院就被盗去八百五十二箱。
其中包括历代相传的书画、瓷器（其中包括曾参加1936年伦敦艺术展览会的全部展品），宋、元、明善本书籍和文渊阁四库全书；
也包括了抗日战争前大部分的发掘品，最重要的是全部安阳、浚县、辉县等地发掘出来的铜器、玉器、陶器、石刻等，以及安阳出土的二万五千片刻辞甲骨。
这五千箱以上的珍贵文物图书，过去都保藏在我国的博物院、图书馆和研究所里。
每一件文物都有它悠久的历史，并为人民大众所热爱。
它们尽管被蒋介石卖国集团盗运到台湾，但中国人民在解放台湾时一定要全部收回。
除此以外，还有至今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我国善本书一百零二箱（二千七百五十五种）和居延汉简一万余片，这些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必须交回。
美国侵略集团在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同时，竟肆无忌惮地企图以“长期出借”的形式来掠夺我们的文物图书，这是我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郑重宣告：
这种阴谋是极端卑鄙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人民的宝贵文物图书，绝对不许美国侵略集团掠夺。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这批宝贵的文物图书，不论被劫夺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要全数把它追回来。
这是我国人民的神圣权利和义务。
我们严正声明，现在我们领土台湾的全部珍贵文物图书倘有丝毫损伤短少、挪移及隐匿，必须由美国侵略集团负全部责任。

我国民族音乐团在布拉格演出
据新华社布拉格17日电
参加“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中国民族音乐团，15日在布拉格斯麦塔那大厅举行了演奏会。
出席演奏会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瓦茨拉夫·柯别茨基，参加“布拉格之春”的各国音乐家以及布拉格市民。
中国民族音乐团演唱的中国各民族乐曲和歌曲，引起了听众的巨大兴趣，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音乐团05月13日曾在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煤钢城市俄斯特拉发演出。

把反对流氓盗匪的斗争进行到底
今年01月份以来，旅大、天津、重庆等地的公安、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陆续逮捕了许多行凶抢劫、偷盗、诈骗、以及强奸妇女、扰乱社会治安的罪犯，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判处了死刑和徒刑。
国家机关这种严肃革命法纪和保护人民利益的积极措施，不仅进一步保障了国家的建设事业，而且也进一步团结了人民群众，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有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这一斗争的严重意义一直认识不足。
例如江西省的公安机关，在上级布置了对流氓盗匪积极斗争的任务以后，一直没有组织必要的力量去领导这一工作。
过去一年中江西省发生的凶杀、纵火、放毒等刑事案件，竟有一半没有破获，有的重要案件甚至没有布置侦察和破案，这种严重的麻痹状态和不负责任现象，直接助长了流氓盗匪的气焰，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上海的公安机关，对于破获大案是注意起来了，并且取得了较大成绩；
但有一些公安分局似乎瞧不起小案，对于一些小的案件只作登记，不认真布置追查破案，这就使得反革命分子和流氓盗匪分子能够改用“打游击”的方式继续其破坏活动。
也有一些地区的公安机关，只拣一些容易破获的小案来处理，但对于那些案情复杂、危害重大的案件，则往往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以致破案率很低。
这是农村和部分小城市较为普遍的现象。
河北省是一个破案率比较高的地区，但也有一些重大案件没人过问。
如藁城县兴安乡共产党员吴希仲被暗害的案件，这个县的公安机关就一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积极破案。
对流氓盗匪斗争不力是非常错误的，应该纠正。
旅大、天津等地破获的许多刑事犯罪案件证明，流氓盗匪的犯罪活动往往同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例如黑龙江省呼兰县破获的刘万忠盗匪集团，就是以漏网反革命分子刘万忠为首，纠集地主富农分子、惯盗惯窃分子、流氓恶棍和不法资本家组成的。
几年来，他们经常抢劫和偷盗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凶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强奸妇女。
旅大市捕获的大盗窃犯王惠德，就曾是
“五反”运动中的严重违法户。
“五反”以后，王犯为了继续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又同流氓惯盗相互勾结，并且以各种卑鄙手段腐蚀和诱骗少年儿童及落后农民几十人，大肆盗窃国家的财物。
仅仅国营企业的贵重机械器材，就被他们盗去二百多种。
上海破获的所谓“十兄弟”、“三十六股党”等流氓盗匪集团，也是由漏网反革命分子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结合流氓恶棍共同组成的。
十分明显，今天的流氓盗匪活动，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的。
根据这种状况，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和党政领导机关，就必须抱定决心把反对流氓盗匪的斗争进行到底，争取彻底的胜利。
从党政领导机关来说，领导生产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同时注意肃清流氓盗匪，生产的成果就没有保障。
必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统购统销和商品分配、运输的工作都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些工作就都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破坏。
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任意放弃或放松这一方面的斗争，而且不能容许只破获大案而不破获小案，或者只破获简单案件而不破获复杂案件的偏向。
有些地方的公安、司法和检察机关把打击流氓盗匪和打击隐蔽的政治性敌人机械地分开，也是完全不对的。
事实上，打击了流氓盗匪，也就会更加孤立了暗藏的间谍特务，甚至会直接暴露出间谍特务。
因为流氓盗匪分子往往是特务间谍分子活动的社会基础，一切刑事犯罪活动都给了反革命破坏活动以直接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这两方面的敌人有的现在已经逐渐合流，难于截然分割。
应该使大家了解：
打击特务间谍和流氓盗匪，都是长期的斗争任务，因此就必须结合起来进行。
打击流氓盗匪等犯罪分子，是一个严重的复杂的斗争，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以及青年团和工会等群众团体，共同协力进行。
斗争中必须注意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
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和人民确有罪证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逮捕惩办。
对于一部分群众因为沾染了某些流氓习气而发生的落后行为，以及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劳动纪律问题和群众纠纷问题，并未直接触犯法律的，则决不应该同刑事犯罪问题混淆起来。
辽宁省辽阳市曾因没有划清政策界限而错捕了个别完全不够逮捕条件的人，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必须防止的。
肃清流氓盗匪等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流氓盗匪等犯罪分子直接危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人民群众对他们是痛恨的。
但是过去因为公安、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分子斗争不力，执法不严，人民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受到伤害。
为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各地必须选择典型案犯，大张旗鼓地严厉惩办，借以向人民群众交代政策，表明政府的除恶决心，解除人民群众的思想顾虑。
最近旅大市在召开对流氓盗匪犯罪分子宣判大会的同时，奖励了检举罪犯的公民，又召开了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办了反对流氓盗匪犯罪分子的广播会和展览会，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了流氓盗匪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和阶级实质，了解政府的决心和政策界限，因而纷纷起来密告和检举，协助政府破案，使许多大案都迅速破获了。
他们的这种经验，对各地都是有用的。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各地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再接再厉地开展对流氓盗匪等犯罪分子的坚决斗争，使这一斗争取得确定的成绩和完全的胜利。

旅大市许多工厂积极开展增产节约竞赛
新华社旅大17日电
旅大市大部分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正在积极开展增产节约竞赛。
不少工厂已经订出了开展增产节约竞赛的计划。
大连起重机器厂根据本厂常常不能完成国家计划和质量低、原材料浪费大的情况，确定增产节约的重点是加强生产技术准备工作，保证按期和提前完成国家计划，以及提高质量，加强原材料管理，减少浪费。
这个厂的各车间和各科室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并着手制定措施计划。
大连机床厂以提高质量、保证完成试制和生产新产品的任务以及降低金属原材料消耗为重点，对各科室和车间提出了具体的增产节约的要求。
大连工矿车辆厂召开了党活动分子会议和团员代表大会，动员增产节约，并成立了许多青年节约监督队，增产节约竞赛正热烈展开。
大连造船公司发动行政各部门有重点地深入检查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正在总结下料、瓦斯、木工等工种先进工人的节约经验，准备在全厂职工中进行教育。
旅大市增产节约竞赛是在中共旅大市委员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
中共旅大市委员会工业部和旅大市工会联合会曾在05月06日和12日分别召开了各工厂领导干部会议和工矿企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对于开展这一竞赛的意义、方针和具体作法作了详细的讨论和研究。

日本印度尼西亚工会代表到京
新华社17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建筑、重工业工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以内海高治为首的日本土木建筑工会代表团，以门间吉信为首的日本钢铁工会访华代表团、以河村宏弥为首的日本公务员工会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乡村政府工作人员工会代表苏西洛，在05月08日至17日之间分批到达北京。
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工会代表到达时，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和各产业工会负责人的欢迎。
最近几天来，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工会代表曾分别参加了座谈会，参观了建筑工地，并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湖南浙江和内蒙古农民积极种植高产作物
新华社16日讯
湖南省山区和丘陵区农民利用旱地和空地扩大种植杂粮高产作物的面积。
道县、零陵、沅江、宁远、祁阳五个县已种下高粱、红薯、玉米、马铃薯、芋头、南瓜等二十五万二千多亩。
祁阳县计划利用旱地和菜园隙地种植红薯十万亩，比去年扩大百分之三十以上，估计可增产一千多万斤。
现在各地的早红薯已全部下种。
农民正对早红薯进行除草追肥，并利用荒地种植晚红薯、玉米等作物。
湖南省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适宜种植杂粮高产作物。
全省有近千万亩旱地和一部分空地可以利用来种植杂粮作物。
湖南省农业厅为了研究杂粮高产作物的增产办法，曾召集茶陵、平江、耒阳、衡南、新化、湘阴、桂阳七县的农业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座谈红薯的栽培经验。
新华社杭州16日电
浙江省山区和半山区农民积极种植玉米、甘薯等高产杂粮作物。
临海、余姚、昌化等县农民已开垦了不少荒地，准备种植杂粮高产作物。
昌化县开垦的荒山有三万多亩。
临海县开垦的荒山和农民自行把低产杂粮改种高产杂粮的田有一万一千多亩，这些田大都是种植玉米和甘薯。
泰顺县雅南乡种下的马铃薯有十五万多株，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百分之三十。
过去出产荞麦、马料豆等低产杂粮较多的金华和建德两个专区，今年也将适当缩小低产杂粮的种植面积，扩大玉米和甘薯的种植面积。
浙江省发展高产杂粮作物有很大潜力。
全省玉米的常年产量平均每亩仅一百七十斤，而兰溪农民徐乃坤的高额产量达到六百七十多斤；
甘薯的常年产量平均每亩一千六百斤，而定海县农民胡成友的产量达八千斤以上。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7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各农业区全面进行大田播种。
许多地方比往年更多地种植了玉米和蓖麻等高产作物。
呼伦贝尔盟的农业区，将要种植十多万公顷的玉米；
哲里木盟的通辽县四区也比去年多种玉米一千三百公顷。
自治区产粮最少的伊克昭盟，今春得到萨拉齐县农民供给的几万斤玉米种籽，将要播种玉米一万多公顷，比去年增加一倍半以上。
目前农民们正在忙着播种。

第1汽车厂一号汽轮发电机开始试运转
本报长春17日电
第1汽车制造厂热电站的一号汽轮发电机已经在17日一时三十五分开始试运转，不久就可以正式送电。
现在，这座热电站的机器设备已经安装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负责安装设备的职工们，正在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采用预组合的方式，安装尚未完成的机器设备，争取早日完成第2号汽轮发电机的安装工作。
热电站是第1汽车制造厂的十大厂房之一，在1953年底动工兴建，1954年06月进行机器安装工作。
这座热电站有锅炉、电气透平等三大车间，主要任务是供给第1汽车制造厂需用的电力、蒸气及职工宿舍的暖气。
这座热电站安装有最近代化、自动化的设备，对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
现在已经到机器旁边操作的工人，都是东北各地发电厂选拔来的优秀工人，一般都有五年以上的工龄。
本报长春17日电
第1汽车制造厂的中央大道，现在已经正式动工兴建。
这标志着大道两旁的建筑物已经基本竣工，第1汽车制造厂的土木建筑工程已经大部完成。
中央大道工程包括十五个工程项目，有的在高空，有的在地下，左右牵连到十个工区，又需要机械供应、机电安装和动力等部门的密切配合。
在第1汽车制造厂工地上已经积累了两年建筑经验的职工们不怕这些困难，决定在07月15日——第1汽车制造厂奠基二周年纪念日完成这项工程。

驻旅顺口的我国水兵同苏联水兵热情联欢
新华社旅大17日电
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水兵在回国以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顺口地区的水兵举行了几百次友谊晚会和联欢会。
在友谊晚会上，两国水兵互相介绍了许多英雄的事迹。
苏联水兵们以自豪的心情谈到海军中士尼克拉依·维尔科夫以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敌人枪眼的英雄事迹；
谈到苏军中尉谢罗宁指挥下的二十五名士兵在一次战斗中全部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英勇故事；
他们还谈到在一次激战中，有五名水兵勇敢地把手榴弹系在腰带上，炸毁了德寇十来辆坦克的感人事迹。
中国水兵们也给苏联水兵讲述了击沉蒋贼军“太平号”军舰、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抗日战争中的狼牙山五壮士、在解放战争中的塔山英雄团和舍身炸毁敌军碉堡的董存瑞烈士等英雄业绩和战斗故事。
在这个期间，中国水兵和苏联水兵还举行了五百五十多次联欢会。
中苏水兵们在会上尽情歌舞，亲切地话别；
他们并互赠了最有意义的礼物。
在这些礼物中有水兵们亲手制成的兵舰、坦克、大炮、飞机、莫斯科红场和北京天安门等逼真的模型及象征中苏两国军队伟大友谊的大幅油画。
在各个联欢会上，中苏两国水兵互赠的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有一百多种，五千四百多件。

一定要弄清胡风的真面目
吴组缃
05月13日“人民日报”揭载了舒芜暴露的关于胡风的通信的摘录，读了之后令人非常惊骇和愤恨！
原来一直多年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下，胡风认作自己的死敌和大仇的，倒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蒋反动势力；
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化阵营与文艺队伍。
他称中国共产党为“官方”，称党的文艺工作者为“权贵”，为“马褂”，为“老爷”；
称革命的进步的文艺界朋友为“公子们”，为“市侩”，为“蛆虫”；
而把自己看做革命文化阵营里的一头“猛兽”。
闻一多烈士在党的号召和影响下，为争取人民民主的正义斗争，作了英勇大无畏的牺牲，这是全国人民同声痛悼，一致肃敬的，但胡风竟丧心病狂地诬蔑为
“投机”的“丑的角色”！
胡风把在当时黑暗的法西斯统治下的具有重大斗争意义的文化界活动，一律叫做“混在蛆虫里面”“跳加官”；
伟大的鲁迅，不是他宣称自己所追随和崇敬的么，在当时的重庆开鲁迅纪念会是怎样一种意义的斗争活动，胡风难道不知道么，但他竟别有用心地认为“对我是灾难”，说是“纪念死人，无聊之至”！
请再看看胡风对于他视作不两立的死敌的党所领导的文化阵营的“战法”与“战略”，是怎样一些鬼蜮伎俩吧：
当党的工作同志把他当作友人，对他的集团所宣传的反动理论进行善意的规劝和批评时，他却狡狯地商量计划着“要考虑作法”，“要加强实力”、说“以后得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一面防止他们不懂，一面防止他们构成罪案”。
他卑鄙地指使着：
“暂时沉着
一点的好”，“口气冷一点，也就是更轻蔑一点”，“由于我们处境的不利，就应该特别谨慎，不能轻敌的”。
他狞恶地教唆着说：
“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
说“这不但是为了把大旗抓到手里，而且不如此就难得招供或控诉底重量”。
正像一切与众为敌的恶棍一样，他时时为自己的孤独和力量薄弱而危惧。
他绝望地叫着：
“非大大地加强实力不可。”
他处心积虑地想“联络人”、
“争取人”，鬼鬼祟祟地打听：
“你以为有哪一些
对象呢？”
他也像一切恶徒一样地顽强，明知“敌
人却是非常强大的”，自己终将溃灭的，还是对他
的被蛊惑被愚弄的手下青年人鼓动着说：
“也只有
迎上去，而且非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可。”
说：
“顶怕朋友们底消沉”，“一面流血一面走罢，泄气不得”！
“松不得劲，我们要决心打一年冲锋”。
他还狡诈地自以为得意：
“杂文，甚有趣。……更好的是每篇一名，使我布得成疑阵，使他们看来遍山旗帜，不敢轻易来犯，快何如之。
成集之前，望勿与外人道及。”
自来流氓匪棍、反革命分子，都会利用一些好名目做幌子，实则为了一己的私欲，到头可以无所不为的。
我们不是一直认为胡风曾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解放前站在进步的政治阵营方面的么？
可是这次舒芜揭露的材料里却有这样一条：
1946年胡风介绍一个人去编
“新蜀报”的副刊“蜀道”。
胡风明明知道，他说：
“一来那个报坏得很，二来不知道他会弄出什么花头来”。
他又狡诈地狼狈地说：
“要稿子，而且要我非写不可”，“无法谢绝，只好答应写一点，但请他允许换一个名字。
他说，不行！
你看，这如何得了！
这又怪我多事，不但不能在战略上得一配合的小据点，反而弄出了麻烦，弄得不好就要增加攻击者们底材料。”
跟着还有一条：
在同年，胡风又极端卑鄙地用了别人的名字去为国民党反动报纸“时事新报”编副刊，他无耻地对他的手下青年说：
“这个报政治立场不好”，但同时积极地拉稿子。
请看，这不是很明白么：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正当全国人民与美蒋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的时候，他却“为在战略上得一配合的小据点”，就心甘情愿躲躲藏藏地投身到美蒋特务那边去了！
我们还记得最近他在公开的发言中还斗胆欺世，反说舒芜品质不好，政治上靠不住。
请看这是怎样一付嘴脸！
在全国解放以后的1950年03月间，胡风还在野心勃勃、阴谋诡计地盘算着：
“那里（东北），在文化上是新区，可以摆脱一切人事关系，从事开辟工作，恐怕比任何地方都好。”
“上海文坛被几个猛人驰骋着……北京太挤，武汉、湖南似乎茫无头绪……东北没有这个压力（或者很薄），且与天津接近。
天津文运很活泼，鲁藜等主持，很有前途。”
胡风这里盘算计划的究竟是什么？
他这里说的“工作”与“前途”究竟何指？
我们不能不怀疑！
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中，我们只剥掉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他身上还披着曾经是民主阵营进步文化人的伪装，使人不能一下子看透他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在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他的“我的自我批判”中，他还口口声声以什么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等等自居，这些，仍然可以继续蒙骗社会，淆惑视听的。
我们坚决主张“打落水狗”，坚决反对“适可而止”和“不为己甚”；
问题必须搞个彻底，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些带假面具的人还在今日我们的人民文艺队伍里摆来摆去！

不要让胡风蒙混过关
周姬昌
我把胡风的检讨和舒芜揭露的“材料”，对照地看了一下，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从“材料”中，使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
十几年来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是怎样疯狂地敌对、仇视与痛恨着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着的革命的文艺队伍，是怎样气焰嚣张地摆开阵势，用尽恶毒的心机，不惜采取十分鄙劣的各种各样的战略，步步为营地向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顽强地进攻，企图篡夺整个革命的文艺阵地，用以实现其疯狂的野心。
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在他写给舒芜的信中总算是赤裸裸地暴露得丝毫无遗了，而他的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更是十分露骨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不得不触目惊心。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胡风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吧。
我认为胡风的这篇文章，并不是
“检讨”得不深刻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论点”谈得不全面的问题，而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倾向却是作为一种“策略”而产生的。
就是说，胡风虽然也在他的文章中尽量装璜着一些和自己的立论相背离或者假惺惺地表示了在个别论点上他同意批评者的说法，虽然也好像他是放下了他的作为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用的一些“刀子”和“棍子”，而装出向人民投降的样子，但是，只要我们把他这篇文章和舒芜的“材料”紧紧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出胡风的鬼把戏。
胡风劈头就说：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
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
（重点是我加的——昌）从这开宗明义的一段说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两点：
第1、他认为他的错误根源是由于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来看待。
因此，他的错误实质，就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而是仅止于一般由于政治水平不高、理论水平太低而造成的对“革命性”的错误的理解而已；
第2、通过这一说法，自然得出结论：
他虽然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但还有他的“革命性”。
也就是像他所喜欢高唱的，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追求的。
因此，说他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也即反党的在文艺战线上的野心家，好像是冤枉了他似的。
而今天在全国各地展开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好像又是什么宗派主义者在把他罗织成案了。
这是何等阴险！
与其说胡风是在检讨悔改，不如说是在反戈一击，以退为进。
我们知道，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我们中国是为数不少的，他们一般地都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的立场，克服个人的某些缺点，从而忠实服务于人民，这些人是对革命有好处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
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八六九页）十多年来，党在这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因此，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广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接受党的领导后，对党的革命事业是作过一定的贡献的。
在今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也即是在国家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党还要继续不断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在党的教育和改造下，也就对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着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会跟着党一同前进的。
但是，胡风也说自己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这是能令人相信的吗？
从舒芜揭露的“材料”中，我们看得很明白：
十多年来，他却是一贯地丧心病狂地痛恨和仇视着党，并恶意中伤着党，顽强地抵制着党在文艺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的。
在他眼中，党在整个文艺运动中的领导力量，那不过是“机械论的统治势力”，而他正是要号召他的小集团的每一成员
“多花一点力气”把它从根本上“动摇”的。
同时，他又把党在文艺方面负责具体工作的某些同志说成是
“马褂”、“钦差”、“权贵”、“官们”、“老爷们”以及什么“公子们”等等。
直至解放后的1950年，还恶狠狠地把党报对阿垅的批评说成是
“讨伐”。
在这里，我们能看得出半点革命的影子来吗？
这些触目惊心的字眼，不正是胡风反党反人民的铁证吗？
这能说是罗织成案吗？
我们说他的文艺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极端疯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还有半点冤枉之处吗？
正如“人民日报”按语所说，胡风的“检讨”，实质上是他从进攻转为退却的策略。
而这种“策略”又是他早已施展过了的。
不信你看：
“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我想，还是要沉着一点的好。
我说变换方法，只是说的要在战略上加些防卫而已”，“几乎非装死不可”，“只得‘忍受’”。
这些话难道不也就是胡风今天之所以要写“检讨”的真情流露吗？
因为今天全国各地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
这在胡风看来，怎么不是
“成了全面攻来之势”呢？
在这新的形势之下，胡风既不甘心失败，就势必“非装死不可”。
而他这次的所谓“检讨”，正是他“装死”的具体表现。
但是，人们切切不能忘记：
胡风的这种“装死”的
“检讨”，却正是他的“战略”上的“沉着一点”的“变换方法”，其目的即在于“加些防卫而已”。
以便蒙混过关以后，再度积蓄力量，对党及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作再一次的恶毒攻击。
因此，他在
“检讨”中，也就不能不一面不关痛痒地就别人批判他的几个论点把自己骂了几句；
一面却绝口不提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事实，并尽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具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对党和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追求”的人。
这样，他以为群众就会原谅他，他就可从这次运动的外部巧妙地打入内部，以后再从运动的内部进行瓦解，以期最后还是要从根动摇革命文艺的基础。
“检讨”的真相不就是这样吗？
胡风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折不扣地承袭了历史上那些资产阶级反党集团中的魔术师们所一再沿用过的所谓“两面派”的战略，即利用“检讨”来公开向群众进行欺骗蒙混，以达到他的阴谋目的。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明白地昭告我们：
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决议要把反党分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托季联盟中的所有“民主集中派”集团的成员开除出党以后，这些反党分子就施展过这种两面派的手腕。
他们也曾伪装地向党承认过错误，假意地接受过党所提出的四个条件的考察，并也曾利用报纸作过公开的检讨。
然而，他们这种做作的最终目的，却在于故意在党和群众面前无耻地践踏着曾经为自己所一再坚持过的错误的政治观点，而只求保全自己的一席地位，以便有可能积蓄力量，等候时机，进一步在内部开展反党的罪恶活动。
他们的这种死不醒悟的真正丑恶的面目，在最初就是被那种假意检讨的衣衫紧紧地掩盖着的。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是不能持久的。
他们的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很快就被当时的联共（布）党看穿了，于是，党就及时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在这里，我不是把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整个看成是混入党内的反革命派别，而是说，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是已经混入了革命队伍中来，他的假意检讨的两面派的做法，实质上却正是托季反党分子当时两面派做法的翻版，是永远欺骗不了人的。
胡风及其反党集团当前的唯一出路，05月13日的“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中已经明确指出：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
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如果还想重演两面派的
“检讨”把戏的话，那他只有自绝于人民了。
同时，我还要提醒胡风派的所有成员，像阿垅等等，你们狂热地追随胡风，打着胡风的旗号，在文艺战线上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工作；
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多少曾经为党忠心耿耿地付出了自己心血的党的作家和思想上倾向于革命的进步文艺家，遭致你们的恶毒的诽谤、诬蔑与嘲骂；
多少基本上符合于党的文艺方针的具有强烈的政治作用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在你们手中被无情地贬低，你们故意削弱革命文艺的政治影响；
你们的用心究竟何在？
今天，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所有成员应该清醒了。
胡风应该迅速剥去伪装，而胡风派的所有成员更应该及时地把胡风所曾作过原则问题的指示的具体密件交出来，帮助党全盘地弄清问题，这才是唯
一的出路。
不过，当胡风及其反党集团还没有真正撕毁假面以前，我们是必须万分提高警惕的。
同志们，我们决不可让胡风及其反党集团蒙混过关！

编者按：
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在05月13日本报发表以前，很多人都被胡风所欺骗，认为他和他那一派人的错误似乎只是思想方面的，而未必是政治方面的。
人们感到了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也有些人感到了他们的向党进攻，但是没有感到或者没有深刻地感到他们是否反对革命的问题。
胡风和他的一派，除了那些真正被欺骗、因而盲目地跟着他跑的人们以外，其余的人，究竟是革命队伍里犯有错误的一些人呢？
还是钻进革命队伍、打着革命的假招牌、而以破坏革命为目的的一群别有用心和别有来历的人呢？
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舒芜“材料”一文的发表，唤醒了一切革命的读者。
的确，只要是真正拥护革命的人，读了这文没有不表示愤慨的。
本报收到了许多文章和信件，从今天起将择要陆续发表。
胡风欺骗我们二十多年了，事情已到可以弄清的时候了。
胡风集团中的人有几种情况，有骨干分子，有一般分子。
骨干分子中，有坚决跟胡风跑的，也有愿意改悔的。
我们号召一切愿意改悔的胡风分子站出来批判自己，揭露胡风，重新做人。
我们希望一切读者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像胡风和胡风分子这样一种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人，我们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被他们永远欺骗下去。
像胡风或类似胡风的这种冒称革命的伪装分子当然是少数，但是为害却甚大，他们可以钻进我们的党内，军内，国家机关内，文化机关内，人民团体内和企业机关内，做出许多坏事来。
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不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而让他们继续不断地“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大大地加强实力”，即是说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的损害。
应当彻底清算胡风的反党行为
欧阳予倩
胡风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
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
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
反对民族形式；
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
主张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取消党的领导。
像他这样，说他不是反党是没有谁能相信的。
胡风有他所组织的小集团，并且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起进步的旗帜，以种种方法，运用他那小集团，一贯地、有计划地同党的文艺思想、党的文艺政策、党对文艺界的组织领导作对；
非但如此，他既搞出一套他的文艺纲领，又订出一套战略战术，指示他的小集团成员采取坚决猛烈的行动来反对革命的文艺事业，这还能说不是有意识的反党！
胡风的反党不仅是一般的坚持思想错误，并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作为他“主观战斗”的对象，而进行恶劣的破坏。
可是他在“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中，还要轻描淡写地说他的错误根源只是：
“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
这不仍然是欺骗吗？
胡风还想用一套断章取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作战略的退却，这是不行的！
请看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吧！
胡风简直就把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领导同志和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许多进步作家当成仇敌，任意加以恶毒的咒诅和谩骂；
他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术”来对付革命文艺战线，对进步作家放出了无数阴狠的毒箭，肆意中伤；
甚至于想用日本特务对待小林多喜二和国民党匪特对待革命分子的橡皮鞭子来对付他们，认为“如果对他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所以只能“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
从所发表的许多封信来看，显然他是一贯地把中国共产党当成敌人，他甚至说，对他的敌人“……也只有迎上去，而且非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可”。
极端疯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顽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胡风的思想基础，但是胡风的一切行动，已经超过了思想问题的范围，它的危害性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很大的，不仅是在文艺界。
对胡风的反党思想和行动非彻底加以清算不可。

必须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
王康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我读了05月13日“人民日报”登出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后，感到极大的愤怒。
胡风一向自命“追随”革命二十多年，在文艺界俨然以现实主义卫道者自居。
可是实际上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野心家，竟是一个长久以来组织反党反人民集团、向着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文学事业疯狂进攻的文坛阴谋家。
看了舒芜提供的材料以后，更使人觉得胡风反党集团是在政治上有极大危险性的文坛上的黑帮。
如果仅仅读了胡风自己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而没有看到舒芜所揭露的“底”，天真的人们可能又要被他的眼泪所迷惑。
什么负有“严重责任”啊，感到“负债的痛苦”啊，“深深地感到了惭愧和痛苦”啊，“感到了悔恨性的内疚”啊，“沉痛地感到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和阶级事业，辜负了伟大的时代”啊，如此等等，似乎真是声泪俱下了。
但正如“人民日报”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胡风的这些话不过是他“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
它们毕竟骗不过党和人民的眼睛。
我们的党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决不会被胡风投出的
“集束手榴弹”的爆烟所迷惑，我们的党是懂得怎样战斗的。
从舒芜提供的“材料”里可以看出，胡风历来就是一个“拿别人养活自己的”、长期向党挑战、进攻、冲击的反动的文坛黑帮的首领，长期以来，对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采取极端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
胡风居然还要自诩为“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这是多么狡猾的鬼话。
他“站在党的周围”，但却在当我们的党还不是一个执政的党，还在各个战线上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称我们的党是“官方”，把试图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党员作家和非党进步作家视若眼中之钉，称之为“官们”、
“老爷们”、“豪绅们”、“法官”、“钦差”、“市侩”、“权贵”、“蛆虫”、“仇人”……把他们对他的善意批评和规劝说成是“猖獗”的、“特别恶劣”的“抵抗、反攻”、“讨伐”、“攻击”、
“侮辱”，……他对他们“积了太多的愤恨”，他要“迎战”、打“冲锋”，他竟然指挥他的黑帮里的人要“化一点力气”来“动摇”我们党自“五·四”运动以来艰难缔造的革命文学事业！
从材料里可以看出，他对凡是跟他接触的党员和非党进步作家都非常警惕，非常虚伪，“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而骨子里则是要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
试问：
这能够算是“站在党的周围”、和党站在一边的所谓“追随”革命的共产党的朋友的态度么？
这难道仅仅是被“‘左’的情绪所膨胀”、
“被宗派情绪所膨胀”的结果么？
历来就是同党作对的，却偏要装出“友好”的姿态。
胡风自称是靠着党才能“安身立命”的，实际上却是为了攻击党、咒骂党、对人民进行诬蔑、对革命的新生力量进行压制、排斥而活着的。
他是靠这种反党反人民行为吃饭的。
他表面上装扮成党和人民的朋友，实际上却自己招供与党和人民有不共戴天之仇。
为什么胡风要选择这样一条“如履荆棘”的道路呢？
这在胡风写给舒芜的许多信里可以找到答案。
这就是他自己也认识到：
“时代又是这样的时代，所以要考虑作法”。
所谓“这样的时代”，显然是指自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的和蒋介石统治区的进步文学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是指中国人民大众日益革命化的时代，是指反动力量日趋崩溃的时代。
胡风切齿痛恨革命力量的日趋壮大，痛恨党对文学运动的领导的加强和受到拥护，
“考虑”到他的“作法”不是什么要进攻反动势力夺取领导权，而是要向革命进攻，向革命势力夺取领导权，在革命胜利之后，赶紧施展阴谋，想把革命胜利果实据为己有，然后按照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面貌来改造文学，改造世界。
大势所趋，他自知明目张胆地投靠日趋没落的国民党是搞不出名堂来的，所以不走那条“路”，甚至在反动报刊上建立进攻“据点”时也不敢使用真名；
而全身披挂地伪装起来，表演所谓“站在党的周围”“追随革命”，借以在他的黑店幌子上镀一层保护色，使他的黑店货色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下得售，还要用这个招牌“争取人”，“联络人”，扩大他的黑帮势力。
一旦得势了，自然连这块骗人的招牌也可以撕碎、抛弃，而公然地干起来。
不是么？
胡风一向自命为鲁迅崇拜者，但背着人，竟说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会是“无聊之至”的“灾难”，竟干脆骂鲁迅为“死人”！
可想而知，胡风是怎样一个两面派的伪君子！
胡风口口声声说以前是“没有认识到”、“没有理解到”党的思想原则，他的反党罪行仅仅是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而来的错误，是“脱离领导，不靠拢领导”的结果。
这又是耍花枪！
在解放以前一直到全国解放五年多，党和人民对胡风的照顾、关心、教育和帮助，可以说是十分优厚、仁至义尽的了。
正如“人民日报”编者说的，中国的成千成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
胡风及其小集团却对党的领导和教育表现了强烈的反抗和进攻。
这能够叫人相信胡风他们仅仅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立场”而犯错误吗？
这能够叫人相信胡风他们还有什么“革命性”，还是同“人民共命运”的吗？
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什么“民主要求”等等，都是假的。
拆穿了西洋镜，胡风无非是一个极端狂妄的反动分子。
长期以来，他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装腔作势，招摇撞骗，散布谣言，无所不为。
他同党敌对，把党对他的教育拒之于千里之外。
他岂止抗拒领导、抗拒思想改造而已，他还要夺取领导，还要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面貌来“改造”党的文艺政策和党所领导的整个文学事业。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就是他的最明显不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纲领。
胡风善于痛哭流涕，善于表示“真诚”，善于自称“激动”，善于揭露自己的“心情”，善于使苦肉计，善于装成挨打的样子，善于使用回马枪，善于“且战且走，且打滚且作战”。
认识了他的这些欺骗人的策略，就不会被他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所迷惑了。
是的，我们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是胡风所改造不了的时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文学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日益欣欣向荣，人民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愿意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跟随党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胡风过去走的这条同党和人民作对的“路”是此路不通了，想走另外的“路”也无路可走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人民日报”指出的：
“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
胡风以及胡风反党集团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老老实实，拿舒芜作榜样，向党和人民投降，缴枪！

胡风的嘴脸
吴祖光
许多报纸和杂志展开对胡风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以来，胡风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已经逐步地暴露出来了。
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已经听到过许多发言讨论，读过了许多文章；
但是没有再比0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胡风的
“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那样使我们从对照中更清楚地认识胡风丑恶阴险的内心和虚伪的嘴脸了。
实际上，舒芜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胡风自己写的。
他的“自我批判”只是在脸上拿来装饰门面的东西，而他写给舒芜的这些密信，才是他的思想本质和实际行动。
今天在文艺界积极地工作着的同志们有不少在抗战时期曾同胡风一同住在重庆。
我们都还记得很清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恐怖的那一段时期里，大家是多么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把党和人民革命作为我们的光明和希望。
我们曾经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谁也明白，纪念屈原，纪念鲁迅，纪念五四……这一些活动，对于广大的倾向光明的人民说来，这就是革命的号召和启发。
胡风自己也是一向都参加着这些活动的，但是在他的这些密信中，他却把这些活动加上多么恶毒的一些诅咒：
人们沉痛地纪念着的被蒋匪暗杀的闻一多先生，胡风却说他是“投机，……投中了”；
在人们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的时候，胡风讥讽地说“纪念死人”是他的“灾难”；
在人们一听到法西斯集中营里的那些残酷非刑便会怵目惊心的时候，胡风却狰狞地诵扬着那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认为是“好方法”。
抗战时期的重庆，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者用尽血腥残暴的手段来迫害共产党人和追求进步的人士；
人民心目中的“权贵”、“老爷”、
“政客”、“蛆虫”，正是这一帮国民党的匪徒恶棍；
而胡风却把这样的一些轻侮的名词，把他的诅咒和仇恨对准这些追求进步从事革命的同志们。
胡风拥护什么？
反对什么？
什么是胡风的立场？
在这里表现得是再明确也没有了。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说明了胡风十足的虚伪。
胡风虚伪地想用“写真实”的原则来做自己的错误理论的幌子，但是从他自己的这两篇东西里说明了他自己正是最不真实的。
不要说是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光荣的作家，即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道德的“表里如一”，胡风也可以说是连这一点“人味”都没有。
只从“思想上的错误”来理解胡风，我想是不够的了。
二十几年来胡风都是以进步作家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从胡风的本质看来，我们把“反动的”字样加在他的名字上应该不是不公平的了。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党和人民这样地团结他信任他，解放以后并且选举他作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但从他的实际行动看来，他何尝有半点重视这些信任和尊敬；
而是以多大的仇恨和敌视来反对党，反对人民和反对社会主义！
胡风的事件教育了我们许多人：
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我们随时都应该警惕敌人的进攻。

谁是胡风的“敌、友、我”
曹禺
读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刊载在后面的舒芜先生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我觉得对胡风，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因为事实摆得这样清楚，“表”和“里”对照得这样明白，可以说用不着任何注解，已经活脱脱地画出胡风的面貌。
但是我又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我要斥责这个伪善者，我要说话。
谁都知道，对一个人的评价，是要看他实际卖的是什么货色，而不看他嘴上是怎么样地花言巧语。
如果没有读舒芜揭露的胡风的密信的话，胡风的“自我批判”显得是多么诚恳老实，光明磊落！
一会儿说他主张要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一会儿又是要有“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态度”，一会儿又坚持要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会儿又强调他一直宣传着的“仁爱的胸怀”“真诚的思想要求”。
从进攻转变为退却的胡风混身披挂着金光耀眼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
他的错误据说仅仅是混淆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区别。
而且你看，对党的领导，他是多么感激涕零！
对他所犯的错误，又感到多么沉痛悔恨！
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什么“一些牺牲了的先烈们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过我，教导过我，有些同志长期以来规劝过我，期待着我”，什么“我个人的一点微小的工作是从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来”，什么“我沉痛地感到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和阶级事业，辜负了伟大的时代”。
在他的自我批判里，一切都说明了他是一个一直在追求着真理的高尚而正直的斗士。
尽管他在认识上有些错误，然而这不过是出身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难以避免的挫折，从动机和本意来讲，他对党和人民一直是忠实而真诚的。
然而事实被揭露了，假面具被揭穿了。
在胡风
“阴暗”的心的角落里，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什么一个地位呢？
原来他提起来就感激涕零的党是“官方”，对它“妥协不来”的，但“敷衍总是要敷衍的”。
“教导”过他，“引导”过他，“长期以来规劝”过他、
“期待”过他的党的文艺工作中负责同志，在他的密信里，原来是“老爷”，“权贵”，“官们”，“马褂”，“公子们”。
在1948年（正是人民反美蒋反动派的解放战争向高潮发展的时候），当党的作家批评了他的文艺思想，他认为那是对他“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向他“抵抗、反攻”，是“特别恶劣”的“对手”，警告他的追随者“不能轻敌”，因为“我们”（即胡风小集团）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的。
胡风写文章一向是晦涩难懂的，里面仿佛有许多话要谈又不愿意谈出来，使得读者可以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猜想。
我一直以为他的文章落笔就必然是不通顺的。
现在我才明白，只有当他不能够称心如意地写出他对党的仇视和痛恨的时候，他的舌头就仿佛拴上了一根绳子，疙疙瘩瘩，说不出什么通顺的真心话来。
但一旦他觉得找到了他所信任的，可以畅所欲言的对象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如野马脱笼，奔放而流畅，不可抑止地倾出他那满腔的仇恨。
不只是党和党的文艺工作者是他所嘲笑和敌视的对象，连倾向党、靠近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也免不了遭受他的恶毒的讽刺。
那是“豪绅”，是“市侩”，是
“蛆虫”。
而这些同志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党的文艺工作者一同受到国民党特务残酷的迫害，出生入死，一直在贫穷、敌对的环境中，为着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的。
但是胡风怎么样对待他们呢？
他劝舒芜说：
要“警戒他们，肯定他们，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都可以，但如果对他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
这里何曾有一点点同志间的感情，为共同事业奋斗的感情！
他“肯定”我们，原来为的是“警戒”我们，他跟我们“握手言欢”，原来他“微笑”里藏着恶毒的“侮蔑”，而且他警告了他的追随者们，如果对我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
难道一个人，若果他还可以算一个真正的人的话，可以这样对待朋友和同志么？
但事实上还有厉害的，当着同志们批评了他的小集团的文章的时候，你看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劝舒芜先生说：
“对于大师们的回敬，太斗鸡式的了。
气派不大。
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
胡风，你当然知道，只有国民党特务对待革命者才会用这样的毒手，只有法西斯反动统治者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
然而，胡风一向以“真诚”“仁爱”自命，并且是能够“爱爱仇仇”的。
我想起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2次代表大会上，胡风曾十分多情地谈起历史的文坛上战斗的友情的问题。
他说起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如何爱护果戈
理；
多才多艺的、胸襟阔大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如何赤诚地爱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言下之意，只有他——胡风，明白这样伟大的感情，而慷慨陈词的他，说着说着，居然满眶泪水了。
今天我不寒而栗地想到他那根“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我很难相信那个热烈地崇拜着别林斯基、歌颂伟大的战斗友谊的人，恰恰就是那个举起橡皮鞭子，要“打伤了”朋友，还要“看不出伤痕”的人！
在那阴气森森，而又杀气腾腾的密信中，胡风的“敌”和胡风的“我”已经很清楚了。
但谁又是他的“友”呢？
难道还可能是他所仇视的党么？
难道还可能是他所仇视的人民么？
据说有一种九尾狐，因为有九条尾巴的缘故，才是狐狸中最狡猾的。
今天这个九条尾巴的狐狸，似乎才露出一条。
但，露出来总比不露出来好，而都露出来又比仅仅露出一条好。
因为尾巴完全露出来的狐狸，大家才知道这是个真“狐狸精”，必须“打”。
再则，狐狸知道自己在群众面前是个狐狸，才开始打算，想转变为人。
自然，胡风实质上的“友人”可能是谁呢？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替他说出来的。
因此，胡风及其反党小集团只有老老实实地把全部真相揭露出来，才是他们每一个人唯一的出路。

　“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
凌茜
看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人民的阴险丑恶的面貌，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从舒芜揭发的这些材料——可以肯定，这只是胡风反党集团的很少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胡风是怎样窃据着自封的“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的名义，干着反党反人民的勾当。
胡风把党的文艺工作者恶毒地称为“官们”、“老爷们”、
“权贵”、“马褂”、“钦差”、“公子们”，把党称为“官方”，把进步文艺作家称为“豪绅们”、
“抬头的市侩”、“蛆虫”；
把闻一多先生的进步骂为“投机”，把纪念鲁迅当作对他的“灾难”，把纪念屈原的活动称为“跳加官”。
仅仅从这些称呼语气来看，也可以看出胡风对党的和党外的进步作家，是抱着怎样的极端敌视和仇恨的态度，对党的革命文艺事业，对党抱着怎样的极端敌视和仇恨的态度。
已经很清楚，胡风“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他很不单纯，我们必须揭露他的真面目。
他的一再改写、补缀起来的“我的自我批判”，也是见不得太阳的假东西，我们必须严正地加以批驳。

不容胡风抵赖
张慰
我在锦州铁路文艺工作团工作，我是一个青年，当我看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使我无比愤慨。
自从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批判之后，我虽认识到，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但总还觉得不过是一个思想问题、理论问题，当然立场也有问题。
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才觉得我的看法不对。
通过舒芜所揭发出的一些还远不是胡风反党集团的全部材料，我已经觉得，在这些密件的背后，若隐若现地露出了一个在党的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和阶级异己分子的魔影——它就是胡风。
从这些证据确凿的材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十几年来胡风是怎样狂妄地攻击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和党在文艺运动方面的政策。
胡风为了要达到他对抗、抵制党的领导的目的，为了“要动摇”所谓“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他认为“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所以他才早在十年以前就叫嚣着“要加强实力，非大大地加强实力不可”。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今天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反对和平民主阵营而叫嚣着要加强“实力地位”、“实力政策”不是很相像吗？
胡风对党所采取的一贯的极端露骨的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在这儿不是表现得最为明显吗？
现在看来，他多少年来，一直到解放后，甚至今天，胡风还要继续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着那种疯狂的仇视和憎恨的态度，是完全不是偶然的了。
胡风为了反对党、反对进步的文艺作家，他竟千方百计地不惜使用一切卑鄙、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攻击、诬蔑、咒骂党和进步的文艺作家。
胡风指示他们的小集团要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都可以，但如果对他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
这是多么强烈的仇视！
胡风还教给他们的小集团对党和进步作家怎样进行攻击，“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
请看！
他该有多么阴险、毒辣，他竟喜爱上了法西斯特务的一套！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这一点已经无庸置疑。
胡风本人的种种行为，又表明了他是一个混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战线中的野心家，是躲在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异己分子。
多年来，他在党的文艺事业上一直是起着分裂、破坏、瓦解、削弱的作用，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动摇”的作用。
他的疯狂的反党活动是证据确凿、无法抵赖的，他自己宣称：
他同党的斗争是“与阵地共存亡”的斗争。
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难道还不很明显吗？
由于“战略”的原因，胡风现在已由进攻转变为退却，用胡风自己的话说就是“变换方法”，企图借此欺骗读者，瞒哄舆论，以便缓和局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这是胡风整个阴谋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被他欺骗。

　不许他继续散布毒素
崔乃营
我是北京市电业局的工程师，0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引起了我的很大注意。
把这两篇文章对照起来看，问题很清楚，胡风的检讨是十分不老实的，他仍然不肯脱去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伪装，向党作坦白的交代。
舒芜是一个不愿再跟着胡风瞎跑的人，他勇敢地交出了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表示他是靠近党，已走向新路了，这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
曾参加过这个反党小集团的人都应该这样做。
胡风还想用一些巧妙的词句来欺骗人，以便继续贩卖唯心主义的货色，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素，他说：
“人是总得‘拿别人养活自己的’”、“万物皆备于我”。
而他的检讨仅说自己有着“狭隘的宗派情绪”和“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还说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但他在给舒芜的信里却把党诬蔑为“官方”，把党的负责文艺工作的同志叫做“老爷”，把进步文化人士称为“投机家”，可见他这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的了。
胡风在解放后还继续进行这种反党勾当，在解放后他从北京写出的信说：
“那里（按指东北），在文化上是新区，可以摆脱一切人事关系，从事开辟工作，恐怕比任何地方都好。”
看！
他真是想要到处扩展自己的势力，这不是明显地暴露了他的作为反党的野心家的面貌了吗？
从舒芜所揭发的材料看，胡风反对党、仇视党的态度和立场，是极为明显的。
我们必须剥下这种假装拥护党的伪善者的假面具，不许他们再继续散布毒素。

　仅仅几个月以前……
李芃
胡风深深地感到了“惭愧”和“痛苦”了，胡风“检讨”了。
据说，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什么“小资产阶级……”。
你们看：
我的“主观”是多么善良啊！
我要求
“反帝反封建”，我要求“和人民共命运”，我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艰苦斗争。
只是……唉！
只是该死地疏忽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工人阶级革命性之间的区别，只是“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
可是，你们给我戴上了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这是多么冤枉！
这是多么“痛苦”——倒霉！
人们还会记得，仅仅几个月以前，胡风曾经是怎样气势汹汹地向党发动进攻，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和艺术的党性原则的保卫者，指斥批评他的人是颠倒了、反对了、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原则；
脱离了政治，取消了党性。
现在，批判胡风反党思想广泛展开之后，胡风就做了这样的“检讨”。
半是辩解，半是诉苦，加上鼻涕和眼泪。
这是什么“检讨”呢？
是回答批评者的“用橡皮包着”的“鞭子”呢？
还是“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用微笑包着侮蔑”同我们“握手言欢”呢？
十年来一贯反对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绝对孤立的”作战的胡风，指党为“官方”、咒骂党的工作人员为“老爷”、咒骂进步作家为“市侩”、“蛆虫”、“投机”的胡风，竭力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胡风，却自称为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自称为“和人民共命运”，欺骗谁呢？
假面必须剥去，希望一切曾同胡风混在一起的人，迅速参加到剥去假面的斗争中来！

　他们比强盗更可怕
凌寒
读到了舒芜所揭发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使我万分地震骇和愤慨！
我虽然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学生，但是对胡风的反党的文艺思想一直是注意的。
十多年来胡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的外衣下，竟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疯狂地反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
假如胡风赤裸裸地供出他的反动立场，他的反动文艺思想，人们就容易看清楚胡风小集团的真面目，早就用扫帚把它们清除净尽了。
可是骗子手比强盗更可怕，就在于骗子手比强盗还缺乏真诚。
胡风十多年来演着骗子手的角色，连一点坦白的真诚也没有。
他把自己装扮成为左翼文艺理论家，掩藏着他的丑恶面目；
招摇撞骗，自树一帜，聚众向人民的文艺事业、向进步作家行凶。
胡风对于骗子手的伎俩已精通到极点了，的确，他不愧是反动势力中一名狡猾而出色的打手。
在这以前，胡风那一套掉包的办法：
以抽掉了阶级内容的“主观战斗精神”“真诚的思想要求”
“艺术良心”……等等代替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代替工人阶级的立场，以创作实践代替作家的思想改造；
他的错误的理论我们只看作是由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错误理解而来的。
在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发表了两篇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以后，数年来胡风默默无声，拒不真正检讨，我们也仅仅认为是胡风那种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情绪，以及背着胡风小集团曾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作过斗争的进步包袱所使然。
长期以来，我们被胡风的漂亮外衣迷惑了，从没有怀疑过他自己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
可是，事实告诉我们，胡风有他的反动立场，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斗争要求”不是超阶级的概念，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资产阶级的，他为了资产者的“要求”而“战斗”；
他仇视进步作家，敌视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的“热情”竟“燃烧”到了如此的顶点，他责骂党的负责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为“权贵”“法官”“公子”“马褂”；
他诬蔑现实主义的作家茅盾先生是“抬头的市侩”，他更诬蔑为民主自由而死在特务手枪下的诗人和战士的闻一多先生为“投机”。
胡风，你有更多的辩才也是徒然的，你的反动立场昭然若揭，不容抵赖，而且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了。
伪装得堂皇的“我的自我批判”不能起欺骗的作用了，伪善的眼泪也是没有用的。
胡风派必须赶快脱下一切伪装。

再也不能受他的骗了
蒋维祥
0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到了太原的时候，我们山西医学院的同志们看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以后，都觉得他很不老实。
字里行间带着不服气的劲头，与其说是批判自己，不如说是替自己辩解。
比如，他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一论点。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在文艺作品里反映劳动人民底自发的反抗要求，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我的错误在于，我在肯定这些努力的时候，没有强调地指出这些作品底局限性。”
这不是曲曲折折地在肯定自己的论点吗？
这不是企图向读者证明自己原来就没有什么错误吗？
这不等于说，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的口号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吗？
只是这些作品有一些
“局限性”罢了。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口号的提出，正是胡风的反党反人民的一种手法。
他用这个口号来阻止青年知识分子投到革命队伍中去。
这个口号替那些又想革命、又怕革命的人，找到一个漂亮的借口。
这决不是像胡风所说，这个口号只是使某些文艺作品有了什么“局限性”的缺点的问题，而是在客观上使青年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起着一个极大的破坏作用的问题。
胡风如果真想检讨，我希望他就过去一贯的反党反人民的行为、他怎样处心积虑地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来进行检查。
胡风对于“主观战斗精神”又有了新的解释。
他说：
“作家必须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在现实斗争中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态度，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先不讨论这种解释是否对，仅仅根据舒芜所提出的部分材料来看，这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胡说。
胡风一贯恶毒地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反对党和党外作家所组成的文艺队伍，积极地进行自己的反党集团活动。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把革命同志、共产党员称呼为“官们”，“老爷们”，“权贵”。
把进步文艺工作者称为“蛆虫”。
这一些还能称它是“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态度”吗？
背后骂人，当面微笑，这能算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吗？
算了吧，别再装模作样了！
胡风一开始进行自我批判的时候，赶紧给自己戴上一顶革命小资产阶级的帽子。
可是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是这样的吗？
在过去打倒三大敌人的斗争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试看胡风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呢？
他反对的是我们的敌人吗？
他又怎样对待人民、对待党呢？
正如他自己过去所说过的一句话，倒尽是些“发自贰心的叛逆之音”。
他把党对文艺的思想领导称为“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号召他的小集团中的人，要“多花一点力气”把它从根“动摇”。
他对于党（即他所说的
“官方”）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上决不“妥协”的。
对于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是只有仇恨的感情的。
他说“一根草有一粒露水养，只不过这绝对又绝对地不会从那些各种各样的市侩们得来”。
却“用微笑包着侮蔑”的态度来对待党和党外的同志们。
这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吗？
“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这些动听的话现在都只足以证明胡风的口是心非，我们再也不能受他的骗了。

　剥下两面派的假面吧
沈凯
胡风在“我的自我批判”中，尽量地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装出一副偶尔不慎打破一个碗的小孩儿似的可怜相。
他把他反党的错误只归结为“狭隘的实践观点”啦，“主观片面的理解”啦，因而
“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啦……整篇“自我批判”是在说明：
你们看，我只是在“具体问题上犯了些错误，在总的方面我还是忠实于党的”，“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你们看，“在检查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更是深深地感到了惭愧和痛苦的”。
好像是在痛哭流涕地说道：
同志们！
我已经“沉痛”地改悔了。
算了吧，胡风！
难道把党称作“官方”，把党的文艺思想诬蔑为“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的，不是你吗？
难道把党的文艺作家和非党的进步的文艺作家当作
“敌人”，诬蔑为“豪绅”、“市侩”、“蛆虫”的，不是你吗？
难道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战的时候，向人民的文化阵地投“集束手榴弹”，并发出决不“妥协”“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的、不是你吗？
难道一方面向党“敷衍”，一方面“呕心镂骨”地策划阴谋，向党“迎战”的，不是你吗？
这种同党的事业势不两立的“英雄”，和在“我的自我批判”中的“沉痛”改悔者的可怜相，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为什么这些涉及到你灵魂本质的东西，你绝口不提呢？
胡风先生！
你是善于布“疑阵”，讲“战术”的，这我们已经在你给舒芜的信上见识到了。
我们愿意告诉你，仅仅脱下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不剥下你的两面派假面，还是骗不过人的。
剥下你的两面派假面吧！

　应当把他看成敌人
李冷
我是北京西直门商业部中国花纱布公司的工作人员，当我看到0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使我认识到：
胡风不是什么思想上的问题，不是胡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不是胡风接受党的领导而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有错误；
而是胡风始终如一地坚决反对着党，仇视着党。
这决不是思想错误问题，而是政治上反动！
不仅仅散布反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抗，而且在行动上处心积虑地反对着党。
因此，对他的反党行为的斗争，不能看作是内部的文艺作家的错误批评问题，应当把他看做是敌人！
胡风的行动比敌人还厉害，因为敌人的反动思想是明显的，而胡风却藏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面，对党、对人民进行恶毒地进攻。
把他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揭发的材料一对照就能发现，他现在的检讨是打烟幕弹！
他在自我检讨中口口声声说在国民党统治区，他是接受党的领导的，他的错误不过是由于他对问题理解不深入才产生了。
他又说他是在主观上如何努力，而客观上产生了恶果。
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话！
难道一个主观上努力接受党的领导的人，会对党这样疯狂进攻吗？
胡风老是自诩是鲁迅的后继者，他始终对青年采取哄骗手段，唯一目的就是扩大他的集团去反对党。
把他的自我批判和揭发的材料对照起来看，十足说明胡风是一个非常卑鄙的阴谋家。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他侮辱党是“官方”，进步作家是
“蛆虫”，民主的斗士闻一多是“投机”。
请他看看当李公朴被国民党匪徒暗杀之后举行追悼会时，闻一多先生的发言吧！
就能知道闻先生是多么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
只有像胡风之流的人物，只有反动派们才把闻先生的革命行动看成是“投机”。
我们不需要胡风的假检讨，我们一定要他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只有把真面目露出来，才能是他的唯一出路。
胡风的检讨使我愤恨极了。
我以前还认为他仅仅是思想上认识不清，自看到舒芜揭发他的反党材料后，原来他是一个这样阴毒的野心家！
人们被他的包着美丽的外衣的理论哄骗得好苦。
我拥护“人民日报”的按语，一定要胡风及其小集团交代出他们反党的真情实况！

　必须把反党的事实坦白交代
邦立
我是中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我认为胡风的那篇检讨是极其虚伪的。
虽然胡风说这次思想运动对他有帮助，表示愿意进行检查，接受改造，但是，从他的文章中，却难于看到他有愿意虚心进行思想检查的态度，甚至在很多地方还在替自己辩解，把反党的小集团说成是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并自许为解放前许多年，在群众眼睛中，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
同时，我们也极容易从舒芜所揭发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清楚地看到，胡风的反党集团，完全是他一手包办、秘密组织起来的，以便同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政策作对，分庭抗礼。
这个反党集团一贯以恶毒的诬蔑、诅咒来打击进步的作家，完全不是他自己所自许的那样是什么“单纯的作家”。
胡风的手段是极其卑鄙的、毒辣的，我们完全看不出他有半点革命气息，对当时革命有什么贡献。
胡风小集团中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得到过胡风的密信，因此我完全同意“人民日报”的意见。
路翎和其他同胡风有密信来往的人应当积极地全部无保留地把这些材料交出来，彻底地揭发出胡风反党集团的一切勾当、黑幕，帮助党弄清这个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
舒芜的大胆揭发是值得欢迎的。

　愚弄读者是不可能的
潘一凡
看了05月13日人民日报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后，作为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学生的我，不能不对胡风这种虚伪的“检讨”表示极大的愤慨。
胡风在十多年来一直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上，攻击党和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学队伍。
他把进步的作家茅盾称作“抬头的市侩”，把党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同志说成是“官们”“钦差”“权贵”“老爷们”
“公子们”，把当时“人民日报”对阿垅文艺思想的批评说成是“讨伐”，把参加鲁迅纪念会看作是
“灾难”“无聊之至”，甚至不惜采取卑鄙的手段利用反动报刊上的副刊为它建立“配合的小据点”，企图借此来围剿当时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学队伍，以达到胡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个人野心目的。
这一切材料都说明了胡风是怎样堕落到反党的宗派小集团的泥坑中去了。
再看看胡风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吧！
这简直不是在检讨，而是在辩护，在愚弄读者。
你看胡风对党是多么“崇敬”呵！
“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但是对照一下他写给舒芜的信：
他要向党的文学队伍进行“冲锋”，要“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这种虚假的检讨怎么能骗得过人呢？
胡风十几年来对党进攻，现在却企图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掩盖过去，说“把香港的同志们所代表的党的政治要求说成‘彼岸’，加以嘲笑”，难道仅仅是嘲笑吗？
不仅嘲笑，而且是恶意的攻击，谩骂，甚至当作“敌人”来看待，把好意的劝他到香港转解放区说成是“逼”，对进步文学队伍采取“集束手榴弹的战术”，这只能说明胡风的“检讨”是彻头彻尾的假检讨，是不想真心悔改。
我们要正告胡风，不要再向党玩弄把戏了，既然晓得自己的检讨“一定是不深刻，不全面的”，那为什么不更深刻，更全面地进行自我批判呢？
所以，问题不在于不深刻，问题在于自己是否有真诚悔改之意。
我们要提醒胡风，应该像舒芜那样的检讨，也只有这样的检讨才是人民所欢迎的，一切虚伪的假检讨，不但不能得到人民的欢迎，而且会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慨。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胡风的假面具是绝对骗不了人的。

　把不老实的检讨打回去
于孟贤
我们山东省中学教师进修学校的同志们读了胡风的洋洋万余言的、避重就轻的“我的自我批判”，真是气愤极了。
胡风一再地改写他的检讨，装璜涂抹，都蒙蔽不了人民的眼睛。
他的检查，是虚伪的，他没有谈出真心话来。
他说：
“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
他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降低到这样程度呢？
他仅仅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革命性和立场吗？
胡风可以说是一个多年来在文艺界“驰骋”的
“猛人”了。
诗人啦，作家啦，批评家啦，自封的
“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啦，等等“家”的称号，他是戴了不少的，难道他连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都分不清楚吗？
显然，他是在向我们玩花招，是企图混乱我们的视线，避开本质，谈表面。
这不是欺骗是什么？
胡风又说：
“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从这里看，胡风装得多么像呀，真是感恩图报的样子！
但是我们要问：
既然党对你这样关怀，为什么你还不向党说实话呢？
你反党的本质为什么不谈呢？
我们对你装出来的这种可怜相的假忏悔，是不会相信的。
我们希望胡风和受胡风欺骗的人赶快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交代吧，人民对能够认识自己错误的人和对顽抗到底的人，是有不同态度的。

　把胡风清洗出去
王昌定
看了05月13日“人民日报”所载舒芜揭露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使我愤怒不止！
从揭露的事实可以看出，胡风对党和党的文艺政策的进攻，不仅是思想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是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
且不谈他把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骂为“马褂”、
“市侩”、“官们”、“蛆虫”……，只要看看他是怎样同国民党同一声气诬蔑闻一多先生吧！
他说：
“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
把被特务所暗杀、鲜血洒在昆明土地上的民主战士看成“投机”，胡风是在为谁说话呢？
胡风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但，问题还不只此，他是要布成“疑阵”、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术”，并且加上“小据点”的
“配合”，来歼灭革命文艺的，甚至狠毒到认为
“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的办法，来对待革命作家，“是好方法”。
难道在五次反围剿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蒋介石不正企图用胡风的“战术”来消灭革命吗？
难道国民党特务对待革命者所用的灌辣椒水、灌汽油、使用老虎钳子、坐老虎凳……，不正是胡风的“表面上看不出伤痕”的“好方法”吗？
胡风戴着假面具向革命进攻，一直进行到解放以后，为此，他要在东北和天津占领阵地，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挑战书。
并且直到今天还假惺惺地来什么“自我批判”，说什么“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完全是一套骗人的鬼话！
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中所说：
这是“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
胡风的伪装，我们必须揭穿！
胡风的欺骗，我们决不能忍受！
作为一个青年的文学工作者，我要求作家协会不仅撤消胡风所担任的各项职务（包括
“人民文学”的编委），而且应当把胡风从作家协会中清洗出去。
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反党的政治阴谋家，继续混在革命队伍中，作他反党、反人民的政治勾当！

　提高警惕，当心胡风的花招
陈来增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
我看了胡风的检讨和舒芜揭发的关于胡风反党材料，非常气愤。
他的假检讨是再也骗不了人的。
看来胡风装得很正经，检讨得像煞有介事，但和舒芜所揭发的材料对照起来看，很清楚，他简直是个屡教不改的骗子手，一点也不肯说实话，想拿“我的自我批判”的招牌来骗人。
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语所说，不能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
如果没有舒芜揭发的材料对照，像我们这样的工农学生和群众，不知有多少又得受他的骗。
现在他不能再抵赖了，再也不是抵赖的时候了！
胡风，你醒醒吧，不要装假正经。
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党反人民的人，还要说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一些牺牲了的先烈们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过我，教导过我，有些同志长期以来规劝过我，……”从这些话里更清楚地看出胡风是“口是心非”的。
他还想用花言巧语来迷惑读者，这是不行的。
胡风，你应该老实，坦白，向人民交代，不要再想什么欺人的法儿了。
我也希望中国的文艺家积极批判胡风，揭露胡风丑行。
胡风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家伙，是人民文艺战线的敌人。
同志们，警惕啊！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的外衣
茅以升
我们科学工作者是非常喜爱文艺作品的。
它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它不但使我们更好地领略人生意义来鼓舞工作热情，而且从作者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智慧里，还经常得到启示，推动我们在科学工作上的进步。
然而我们所能欣赏文艺作品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这就希望流行的文艺作品都能对我们有益而不致含有毒素。
因此，我们对广大文艺界批判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各方对胡适的实验主义唯心观点的批判，是同样重视同样欢迎的。
我对文艺理论是门外汉，不能直接参加这场战斗，但这场战斗对于在科学领域内展开反对唯心主义的学习运动，是起了带头作用的，因而就要求我们特别注意它在文艺界中的发展。
我对胡风的作品是不熟悉的，直到最近在报上读到不少关于他的思想的批判文章，这才使我初次看到他的文章的摘录。
我第1个印象便是他的文章非常难懂。
要不是靠那批判文章的解释，我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起初我总以为胡风的思想不能和胡适的相比，好像他们“二胡”之间，是应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似的。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也就认为是文艺领域内的理论问题，以我的水平，也就不敢去深入研究。
现在，胡风的内幕揭穿了。
他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报上同时发表了。
我是先看“材料”，后看“批判”的。
这才使我恍然大悟，为何我竟看不懂胡风的文章，原来他心中想的和笔下写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怪不得他的文章总是那样词意闪烁，使人头昏。
这正被杨献珍同志预见到了，他是有不可告人之隐的。
好了，胡风和他的一派的骗人的外衣现在是揭下来了，他赤裸裸地现出原形了！
胡风在他的“自我批判”里，用了许多“模糊了”“混淆了”“抹煞了”“忽视了”“违反了”等等一连串的花招词句，来表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表明他在“理性上”如何如何，“实际感受上”如何如何，表明他是“在自己的处境里面寻求有效的实践方式去开拓人民底道路”。
这是为了想骗人相信他总还不失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
他用了许多转弯抹角的词句，为了想使人相信他绝不是胡适一流的反动人物。
然而他在“批判”里说，“那看来好像是反抗了黑暗，但同时也抵抗了集体主义”，这不是他的反党情绪呼之欲出吗？
至于舒芜“材料”里所揭露出的他的种种丑恶面貌，那更不必赘述了。
他既然这样地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却还说他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他简直是侮辱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我最愤慨的是看到他用尽了恶毒字句来表示他对党和进步作家的憎恨。
然而他还说：
“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
他实在的意思是“人是总得‘拿别人养活自己的’”。
他这样的卑劣，他竟然是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
？
看穿了揭去外衣的胡风，真够使我们科学工作者十分警惕。
我们科学工作虽然不容易像他那样披着进步外衣，贩卖毒害，因为科学语言是不容含糊闪烁的（胡风自说，他的用语没有科学性），然而像他那样由于立场不稳、观念不清、愈受批判、愈趋反动的过程，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
我们的科学工作对于人民，和文艺工作一样，是有巨大影响的。
我们必须以胡风为戒，加强学习，掌握和巩固科学的世界观，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坚持不懈地，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胡风是我们的危险的敌人
仓粟
我是电影工作人员，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不禁使人大吃一惊和无比愤怒。
吃惊的是：
胡风和他的小集团十多年来一贯反党，竟达到如此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严重地步，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简直是一丘之貉。
愤怒的是：
直到今天，胡风仍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假检讨来欺骗党和群众，尽量把一些好听的字眼往自己头上安，没有表示出丝毫真正悔改之意。
从舒芜所揭露的这一部分材料中，已经可以明白地看出，十多年来，胡风一贯地、不遗余力地向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进行猖狂进攻，对党同党外的革命作家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无耻的诽谤。
他表面上假装进步，混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中；
实际上，对这个队伍却万分仇视。
把团结在这个队伍中的人们骂作“蛆虫”，说他自己是不得已而“混在”里面。
他明白表示，对党（也就是他所说的“官方”）“妥协不来”，宣称要作一个对党作战的
“大勇者”。
为此，他不惜采取一切卑劣手段，一再鼓动他的小集团的成员们“冲锋”、“与阵地共存亡”，教给他们“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的方法，来向党和革命文艺界进攻！
甚至还企图在反动报纸的副刊上，建立攻击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学队伍的“配合的小据点。”………所有这些材料，都说明了胡风一直是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界不共戴天的。
但是，听一听胡风在他的“检讨”中高唱的好听的曲调吧，他是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和
“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他的文学活动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党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纲领”的。
这些曲调和上面他自己亲手所写的那些密信中的话对照起来，这不是明明白白的阴阳两面，伪装进步吗？
常言道：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胡风既已作下了肮脏事，靠花言巧语是掩盖不了的。
唯一的出路是：
把全部反党活动情况毫无隐瞒地公开出来，自己从此老老实实的重新作人。
企图转变战略，敷衍过去，是行不通的。
胡风的极端猖狂死硬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对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在思想上来说，胡风是我们的危险的敌人。
而对于敌人，当他还没有最后放下武器的时候，我们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同他和平相处的。

　胡风检讨了什么
方孜行
我是北京绿宝金笔厂的职工。
05月13日的
“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先生的“我的自我批判”。
我乍一看这篇检讨文章的标题，以为胡风对自己的错误好像有了认识了。
然而，当我将他的自我批判和“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起仔细地看了以后，上述的那种感觉随即消灭了。
原来胡风只不过是变换一下手法而已！
在胡风的一万多字的检讨文章里，究竟批判了些什么东西呢？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它的含意：
具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胡风，二十多年来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只不过是过分重视了自己的“革命性”，而没有对抗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更谈不上反对党和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是不是就像他所检查的那样呢？
不是的。
我们只要从舒芜提供出来的胡风在1943年——1950年写给他的三十四封私人信件的摘要中，就完全可以看出胡风不仅一贯地反抗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而且一贯毒恶地诬蔑和反对党和马克思主义。
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件中，竟称党领导文艺的负责同志们为“官们”、
“老爷们”、“权贵”，称党的组织为“官方”，这还谈得上有什么革命性？
胡风将一些进步文艺界的人们看作是“蛆虫”，这难道就是“倾向于革命”的胡风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吗？
胡风更对舒芜明确表示：
“我们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
看！
胡风能够为了反对党和马克思主义而不惜牺牲一切，他的意志是如此坚决！
舒芜这次提供出来的材料，是铁的证据，是一面强有力的照妖镜。
胡风有天大的本事，也掩盖不了他一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
今天，我们党的组织巩固得已和磐石一样，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远远超过了从它诞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我们的文艺队伍也比以前更加纯洁和团结；
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普遍有了提高，他们要求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胡风的任何狡计是哄骗不了我们的党、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
胡风如果真正愿意改变自己的反党立场，那末必须作真实的、深刻的检讨。
要想根治好年代已久的毒疮，当然不可能不痛；
但这要比任其腐烂、化脓，以致最后毁灭自己强得多。

　胡风的遮眼术
郑林范
我以十分愤慨的心情读完胡风的自我批判。
胡风在自我批判中，又要出另一套花招，那是遮眼术。
如果不是党报把胡风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如果我不是先看了舒芜的揭发材料，我就会被胡风所蒙骗；
我会觉得胡风已开始从这些时许多同志给他的善意帮助得到“感受”，已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而要求改正错误，虽然在批判里面还带有不少自我辩解的成分。
但是现在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胡风企图以自我批判来挡住别人对他的批判，企图以假的检讨来代替真正的思想改造。
他在“自我批判”中说的“希望得到同志们底继续帮助”、“在党底领导下面改造自己”等等，都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他仍是在欺骗党，欺骗人民。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们欢迎党报披露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的材料，我们更欢迎党报对胡风及其反党小集团所采取的严正态度，这不但对胡风及其小集团有帮助，就是对广大人民、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从胡风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到借鉴，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严防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我们的侵蚀；
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警觉性，不容资产阶级思想在新中国找到藏身场所。
我们希望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真正认识错误，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改造自己，做个真正的人。

亚非区域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马寅初
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和非洲的人民，曾经和正在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灾难和危害，曾经和正在过殖民地的奴隶生活，曾经和正在受种族歧视的迫害，因此他们都抱着摆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所加于他们的锁链的愿望。
中国曾经过半殖民地的生活，现在虽已把帝国主义赶走，然而仍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来克服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
最近召开的亚非会议就是反映了亚非国家一种共同愿望和要求——就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并增进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要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还有赖于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
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个国家代表在求同存异的精神下达成了协议，向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了会议的重大成就。
同时在经济合作方面也作出决议说：
“亚非会议认识到促进亚非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在与会国中存有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的普遍愿望。”
为什么促进亚非区域各国经济发展是迫切的呢？
怎样才算是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呢？
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
亚非两洲的面积占世界面积的二分之一，天然物产是非常富饶的。
亚非两洲的人民都是勤劳、勇敢和爱好和平的。
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过光辉灿烂的文化。
但自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特别是到十九世纪的末期，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亚非两洲的国家除日本和沙皇俄国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沦为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亚非区域各国人民遂长期陷入贫困与落后的深渊中。
第2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心已经移到美国。
和在世界各地一样，美国对亚非国家进行了广泛的经济侵略。
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更实施“禁运”政策，束缚了亚洲各国间的正常贸易，阻挠了亚洲各国经济的互助与合作。
据统计，1953年内亚洲各国间的贸易额仅有四十八亿美元，只等于亚洲各国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亚洲的市场已成为美国剩余产品的倾销地，使亚洲国家经济上受到莫大的损失。
例如，锡兰唯一大宗出口产品橡胶的最大顾主是美国。
美帝国主义在准备侵略朝鲜战争以前已经购储了大量天然橡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它一面减购锡兰的橡胶，一面又禁止锡兰橡胶输往中国，致使橡胶价格大跌，锡兰政府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都陷于绝境，而美国垄断资本家则能得到低廉的原料，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1950年和1951年，印度遭受严重粮荒，曾想采购美国粮食来救荒，美国不仅丧失了人类应有的同情，反而乘人之危，勒索苛刻的条件，致交易不成。
这些都是殖民主义者对待亚非人民穷凶极恶的具体事例。
我们都体会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伸张到那里，那里的人民就遭殃，无论它装扮得如何好心肠，亚非人民的极大部分都能揭穿它的假面具。
亚非各国人民深深感到，不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奴役，就不能有自己的独立与自由，更说不上繁荣与富强。
所以亚非各国已觉醒了的人民从没有停止过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亚非各国并不排斥同任何国家实行经济合作，但这种合作必须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与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并致力于同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
当印度饥荒严重的时候，中国政府愿以大米供给印度，不但品质是上等的，而且价格是公道的。
当锡兰政府和人民因橡胶价惨跌，遭到困难时候，中国政府愿同锡兰政府缔结橡胶和大米五年贸易协定，提高了橡胶价格，使锡兰政府和人民收入增加。
据锡兰贸易代表团表示，如果从美国进口同等的大米则必须送出双倍数量的橡胶。
日本虽然仍处在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日本人民还是奋起斗争，在05月间又同我国访日代表团订立了进出口各三千万英镑的第3次贸易协定。
日本以机器和工业品供给中国，中国则以矿产品和农产品供给日本，以满足双方的经济需要。
五年以来，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的国家都认识到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真意义。
目前存在亚非各国间的这些贸易来往有助于稳定贸易国间某些物品的价格，稳定有关国家人民的生活。
但就争取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生活说来，这样的贸易还是很不够的。
要达到这目的，必须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亚非国家走上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的道路的。
美国的汽车公司为拒绝在印度建立汽车制造厂，而宁愿关闭已开设的汽车装配厂，这还不够明显吗？
相反的，印度同苏联在1953年订立了五年贸易协定之后，到今年02月又订立了一个协定，由苏联帮助印度建立一个年产一百万吨钢的巨大冶金联合工厂，以百分之二点五低利贷与印度一笔借款充作建厂资金，建厂所需材料尽量利用印度自己所能供给的，苏联则供给印度所没有的新式装备，并且派遣专家协助印度建厂，训练印度技术人才，行政事务由印度自己管理。
印度人民都认识到这些机器与装备都是印度多年以来没有能从美国或英国那里得到的。
中国五年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正向工业化大道迈进，这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无私帮助是分不开的。
我们深信苏印的经济合作，是亚非国家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范例。
这是完全符合亚非会议所反映出的共同愿望的。
会议最后公报关于经济合作的第2项写道：
“与会国同意在实际可行的最大程度上互相提供技术援助，方式是：
专家，受训人员，供示范用的工程计划和装备，交换技术知识……。”
今后亚非各国人民将在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实践过程中，愈来愈多的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从而增加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团结，摆脱贫困与落后，走上独立、自主和繁荣的大道。

全苏工业工作人员会议开幕
据新华社讯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部长会议召开的全苏工业工作人员会议，16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各企业、各计划和设计机关、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人员、生产革新者和社会团体的代表。
到会的还有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基里钦科、波斯伯洛夫和苏斯洛夫出席了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致开幕辞。
与会者就采用科学和技术新成就和先进经验以进一步发展苏联工业的问题展开讨论。
先后在16日会上发言的有：
苏联采煤工业部部长亚·扎杰米德科、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伊·谢宁以及各地工矿企业的领导人和先进生产者等二十人。
他们在发言中谈到了苏联工业发展的成就，谈到了在工业中进一步采用先进经验以及科学和技术新成就的重要意义。
会议在继续进行。

南外交秘书处发言人谈苏南会谈问题
南斯拉夫报纸评即将举行的苏南会谈的意义
新华社16日讯
塔斯社贝尔格莱德15日讯：
南斯拉夫外交秘书处发言人德拉斯科维奇14日在招待南斯拉夫和外国记者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过去两年中，随着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关系的趋于正常化，产生了由两国政府来审查和讨论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必要性。
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因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相信，举行一个两国高级代表的会议来讨论有关相互关系的问题，并且在会议上双方可以表明他们争取进一步持久地改善这些关系的诚意，这将是对大家都有益处的。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贝尔格莱德15日讯：
南斯拉夫“战斗报”和“政治报”评论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代表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最高级会谈。
“战斗报”说：
“南斯拉夫和苏联两国政府代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将是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目前国际形势积极发展的结果。
毫无疑问，它将有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并促进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合作。”
这家报纸并且说，这是国际共处政策的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表现。
“政治报”在谈到即将举行的两国政府代表的会谈时说：
“关于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议的决定使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得到了新的推动力。
这种最高级的会谈将表明两国都希望根本解决阻挠着我们两国之间正常和友好关系发展的争执中的问题。”
这家报纸接着说：
“我们希望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会议将产生积极的结果，从而将有助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中建立持久的信任和合作。”

奥地利人民热烈庆祝对奥和约签字
据新华社讯
奥地利人民热烈庆祝对奥和约的签订。
一连两天，奥地利的城市和农村飘扬着国旗，到处都听到音乐，街上挤满了穿着节日服装的人群。
广场上布置了满饰鲜花的看台。
15日，从清晨起就有奥地利首都和全国其他城市的成千上万的居民聚集到维也纳贝尔维德雷宫外。
在和约签字以后，全奥地利到处都响起了钟声。
维也纳居民们向签订对奥和约以后从贝尔维德雷宫回去的四国外长欢呼。
街道上散发着大批传单，传单上面写着：
“独立和中立的奥地利万岁！”
“苏联是奥地利的朋友！”
和“向苏联——伟大的和平国家致敬！”
各报指出，奥地利居民空前隆重和热烈地欢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15日从巴德—维尔斯劳机场到维也纳城内旅馆，几千名奥地利人向莫洛托夫夹道欢呼。
在莫洛托夫居住的旅馆前面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等待莫洛托夫出来，以便跟随他到四国外长举行第1次会谈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大厦。
“奥地利人民之声报”指出，“这是友好和感谢的自发表示，感谢为我们奠定走向自由和独立的道路的那个伟大的国家，感谢02月08日在演说中指出通向这一欢乐的节日的道路的那个人。”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
长谷川浩出狱
新华社17日讯
东京消息：
在许多工会和群众团体的要求下，东京地方裁判所在16日让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长谷川浩缴纳保证金出狱。
被日本当局非法逮捕的长谷川浩已在当天在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恢复了自由。
长谷川浩在出狱后接见记者说：
他所以能够获得释放是由于人民的力量。
他指出：
人们都在期待仍被美国占领法规非法通缉的其他日本共产党领袖也能早日恢复行动的自由。
但是日本警察当局仍然表示要查缉他们，因此，争取撤销这种对日本共产党领袖的荒谬的查缉就是先决的问题。

波、捷、罗、保等国报纸发表评论
支持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
据新华社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报纸发表社论和评论，欢迎华沙会议的成就。
波兰“人民论坛报”社论指出，1955年05月14日将写在世界史上。
这一天，欧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在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签了字。
全体签字国将保卫每一个签字国、而每一个签字国也将保卫全体签字国。
社论接着说，亚洲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华沙会议的决议的事实具有巨大的意义。
社论强调说，和平阵营的国家不打算威胁任何人。
我们一直努力争取而且将继续努力争取建立以欧洲各国——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都参加为基础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
社论说，加强对付德国军国主义的壁垒的新条约，并不是德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国家统一的愿望的障碍。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的社论指出，华沙会议的各项决议对欧洲国家的生活和目前整个国际关系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坚决团结起来的自由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阵营，在历史上从没有像现在那样屹立在冒险的罪恶战争的挑拨者的面前。
社论强调说，如果战争挑拨者不顾一切的警告而企图对我们兄弟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攻击的话，我们的阵营是具有一切必要的武器和手段来制止住他们的。
罗马尼亚“火花报”说，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华沙条约对于和平和安全的事业具有伟大的意义。
它为爱好和平国家的配合防御、为巩固它们之间的兄弟般的合作关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从而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完全能够使任何侵略者胆寒。
这个条约有力地表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般的团结和完全一致。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发表社论指出，华沙会议的决议符合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它有利于巩固世界和平这一伟大事业，有利于全人类。
保加利亚劳动人民以十分满意的心情欢迎华沙会议的决议。
我们人民决心竭尽全力实现华沙会议的决议，把在华沙签订的条约变成保卫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和平和安全的强有力的武器。

苏联裁军新建议引起重大反响
据新华社讯
各国报纸纷纷评论苏联政府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的建议。
民主德国
“新德意志报”指出，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内容广泛而详细的裁军计划。
“柏林日报”写道，甚至西方国家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建议为讨论这些重要的问题打下了切实的基础，这些建议包括了西方国家曾经坚持过的许多点。
这家报纸着重指出，苏联的建议是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的。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12日发表社论说，这些建议完全符合全人类的愿望，这是苏联的一贯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又一次意义重大的行动。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报纸广泛评论苏联的建议。
“人民之声报”社论说：
凡是客观研究局势的人，都认为苏联政府的新建议指出了为建立国际间的信任气氛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朝　鲜
“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说：
苏联政府的建议指出了消除新战争威胁和合理解决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的明确道路。
朝鲜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热烈欢迎和支持这个建议。
印　度
“印度快报”在社论中指出，苏联计划“无疑是最近在裁军问题上能促成协议的一个行动”。
“印度时报”写道：
“必须承认，苏联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谈判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这一宣言。”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政治报”在谈到苏联政府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问题的建议时写道：
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包含着许多重大国际争执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建议，可以为加速国际事件的发展创造条件。
这个建议提供了解决国际争执问题的新机会。
英　国
英国各报都欢迎在裁军问题上观点的接近，但是，有些报纸又对苏联建议中的若干点提出异议。
“新闻纪事报”在社论中指出，苏联建议“使这一纷乱而苦恼的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最大希望，这是自从东西方第1次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以来所从来没有的”。
“泰晤士报”说，“俄国现在准备向前跨一大步，同在伦敦裁军谈判中所讨论的西方的建议取得一致”。
“伯明翰邮报”外交评论员硬说这一建议在关于国际监督机构的权力问题上似乎“不明确”，可是他又说：
“就是在这一方面，显然也是向前迈进了一步的。”
“泰晤士报”激烈反对关于取消外国军事基地的建议，它硬说，这样一来，西方就会“无以自卫”。
法　国
巴黎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苏联提出建议的消息。
大多数的报纸都指出苏联建议包含了新的重要的东西，可是也有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把苏联建议看成是“手腕”，反对苏联提出的关于从德国撤退占领军的建议。
右派报纸“震旦报”说，它“毫无任何保留地”欢迎苏联提出的草案。
这家报纸说：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因为这一建议是善意的表现之一，这种表示将使东西方终于有可能迅速恢复谈判。”
“解放报”指出，苏联提出的裁军计划已经相当周到地考虑到西方三国的希望和反对意见，这就使这一计划完全能为这三个国家所接受。
西　德
西德“法兰克福环球报”着重指出，苏联政府的新建议为大国“开辟了以往从未有过的缓和紧张局势的前景”。
“法兰克福评论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道：
“苏联建议占领军应当从德国撤出。
按照西方的说法，这一点同裁军谈判似乎不相干。
当其他国家准备裁军的时候，却有一个国家将要武装，谈到这样一个国家难道真的是不相干的事情吗？”
美　国
苏联的建议引起了美国公众巨大的兴趣。
大多数报纸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议的巨大吸引力。
“纽约先驱论坛报”对苏联提出的从德国撤出占领军的建议将会对西德产生的影响表示不安。
“纽约时报”社论对苏联建议中规定取消军事基地和从德国撤出军队表示大为震惊。
美联社记者麦洛着重指出，美国不会同意取消自己的基地，他并且硬说苏联建议在监督问题上“含糊不清”。
他说，根据这两个原因，“虽然美国注意这一建议，俄国的建议看来不会被接受”。
“纽约时报”记者阿伯尔说，美国官方人士正在寻找苏联建议中的“缺点”。

记亚非会议关于经济合作的讨论
邹斯颐
（一）
亚非两洲拥有十六亿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地大物博，生产着占世界产量百分之九十六的大米、百分之九十九的茶叶、百分之九十五的橡胶、百分之九十六的黄麻、百分之六十二的锡、百分之六十一的花生和许多别的重要物资。
但是绝大多数的亚非人民并没有从它们优越的自然条件获得应有的幸福的果实。
近几世纪来，在殖民主义的摧残下，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停滞落后，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第2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亚非国家相继摆脱了帝国主义政治上的束缚，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万隆集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在这条道路上亚非各国怎样合作，来摆脱经济落后的问题。
04月18日亚非会议第1次全体大会决定成立经济委员会专门讨论亚非地区的经济问题。
经济委员会从04月19日开始进行了三天广泛的讨论。
会场的空气一直很热烈，讨论的范围很广，从技术援助、投资问题、发展贸易、支付问题、运输问题，一直到原子能的和平使用都谈到了。
尽管代表们在某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经济委员会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还是一致通过经济报告，反映了各国人民要求经济合作的共同愿望。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都列入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关于经济合作的决议里面。
在短短的三天内，竟能达成这些协议，不能不使很多代表感到惊奇。
缅甸代表说，他参加了很多国际性的会议，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报告能够这样一致地通过。
日本代表回忆几星期前在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就不能这样容易地达成协议。
（二）
经济合作决议第1段头两句话就说：
“亚非会议认识到促进亚非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迫切性。
在与会国中存有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的普遍愿望。”
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经济合作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
“亚非两洲有必要倡导独立自主的经济，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经济合作方能逐步发展。”
没有独立自主的经济就不会有平等互利的合作。
绝大多数亚非国家曾经长期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统治，都能深深地体会这点。
例如，至今，很多中近东国家的石油资源还是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中。
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开采权也仍然在外国人手上。
因此谈到经济独立，很多代表就想到石油问题。
亚非会议还专就这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议敦促亚非地区的石油生产国家能在交换情报的基础上进一步“导向共同政策的制订”。
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应该是一切经济合作的基础。
决议的这个规定表明亚非人民普遍的共同要求。
在会议上也讨论到区外国家的投资和经济援助的问题。
绝大多数的代表熟知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投资和援助来实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事实。
利比里亚的代表就说，他们可以同外国签订投资的协定，但是必须不附带任何政治干涉的条件。
为了破坏亚非会议和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美国政府在亚非会议期间大肆宣传将给亚洲国家大量援助，一些美国记者并且奉命特别访问了许多代表团，要他们表示态度，企图威胁他们不要反对臭名昭彰的“美援”。
但是尝过“美援”滋味的国家，对“美援”流露出很大的顾虑和不安。
缅甸代表在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缅甸不要“美援”。
有的代表希望经过国际机构来安排援助，并且说通过双边安排的援助，往往使受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很容易造成不利于受援国的条件。
很多国家也有同感，因此特别提出希望通过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机构安排资金的援助。
其实，援助是否有利，不决定于通过双边形式还是通过某个国际机构的安排，主要的还是决定于援助的本质和目的。
例如，中国、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间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关系，便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面，表现了互相帮助和取得普遍的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
中国和几个亚洲邻邦所签订的贸易协定，苏联和印度关于建设年产一百万吨钢的工厂的援助都是以平等互利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为基础，这同附带军事政治的特权条件的“美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三）
在会议中讨论最热烈的就是如何改变殖民地型的经济结构，如何稳定亚非国家的原料出口价格。
这是很可理解的。
由于西方殖民国家长期的经济掠夺政策，许多亚非国家，包括某些已经独立国家在内，在经济上仍然深受殖民主义的祸害。
许多国家的整个经济依赖于极少数品种的原料的出口，他们的大部分民用必需品及工业品都要依靠外国的供应。
帝国主义可以随心所欲地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亚非国家原料出口价格来榨取最大利润。
这使本国工业极难发展，财政经济极难稳定。
要根本改变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就要实行工业化，亚非国家都迫切地具有这个愿望，但是由于殖民经济的影响是根深蒂固，要改变殖民经济结构、发展自己的工业不是短期内所能办到的。
因此他们目前迫切希望他们原料的出口，不论价格上或者销售数量上都能得到些保障。
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愿望是同情的。
我国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
“国际原料市场的价格应该在合理的基础上求得稳定”，具体的办法是“根据买卖双方的需要和可能以及平等互利的原则，相互之间签订长期的买卖协定或合同”。
这个主张得到了很多代表的支持。
事实上，中锡大米橡胶协定和中缅大米换货协定就是按照这个主张执行的。
经济委员会一致采纳了这些主张，并在最后公报中宣布：
“亚非会议建议：
与会国采取集体行动，通过双边安排和多边安排来稳定原料商品的国际价格和需要。”
（四）
经济委员会的三天会议中充满了要求互相合作，要求互相帮助的气氛。
个别代表别有用心地竭力要想贬低亚非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却遭到了大家的驳斥。
印度政府在会前准备的经济合作的文件中表明：
亚非国家之间相互帮助是注意得太少了。
我们各国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合作的。
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土地是广阔的，资源是丰富的。
我们在积累资金和掌握技术方面是可以经过自力更生与互相帮助获得解决的。
这就是我们进行经济合作的物质基础。
五年来，新中国建设的经验证明，亚非人民完全可以并且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在平等互利与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互相支援，才能在经济上达到独立地位。
我们只要有合作的愿望，就有合作的道路。
会议上很多代表表示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有可能的。
这对有些信心不足的代表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首先，在技术合作上，正如印度代表指出的，所谓西方国家的“高明”技术倒不一定适合于亚非国家。
一位缅甸官员说，三年前缅甸向美国购买了新式的纺织机，但是只能纺美国棉花而不能纺缅甸短绒棉花，要进行生产，就得连原料也依靠美国。
我国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亚非各国交流自己创造的技术和经验，中国愿意同亚非国家交流技术、经验，供给专家、训练专家。
这个意见得到了印度、日本、锡兰等国代表的支持。
公报中也肯定了各国互相提供技术援助。
（五）
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发展亚非国家间正常的贸易关系。
代表们都认为区内的贸易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但发展贸易却遭受了重大障碍。
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等国代表指出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给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困难。
印度尼西亚代表说对中国的禁运应该去除。
印度代表说：
印度认为有非常必要去除美国对中国的禁运，因为印度要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
缅甸代表说：
缅甸支持重新考虑联合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中国能出口很多东西，许多国家都非常希望同中国进行贸易。
这些正义的呼声得到与会代表的同情，没有人敢于正面地为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辩护。
在短短的七天会议期间，埃及、叙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国代表都同我国代表团进行洽谈，表示发展彼此之间贸易的愿望。
美国的禁运政策并不能丝毫阻碍我国的经济建设，但却日益不得人心而变得更加孤立了。
在发展区域内贸易问题上，我国代表提出的“增加各国间互派贸易代表团，举行国际性的工商展览”的建议，是同许多国家代表的主张一致的。
决议中就作了这些规定。
中国过去参加了叙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展览会。
最近又和日本达成协议在两国举办展览。
最近几年来很多亚非国家的贸易代表团和商人曾访问我国。
中国也派出了访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代表团。
通过亚非会议的决议，今后亚非地区内将能举办更多的展览会。
有更多的贸易代表团互相往来。
这对于促进贸易，增加合作都是有利的。
（六）
在航运问题上，会议对有些西方国家的轮船公司故意提高亚非区域内的运费提出谴责，并要求改善。
我国代表在航运问题上指出：
“目前蒋匪帮在美国支持下，在公海上随意抢劫船只，破坏航运的海盗行为是国际航运的严重威胁，是不能容忍的也是必须制止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代表为蒋匪帮的海盗行为辩护。
在经济合作的决议中还表达了发展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对经济落后的亚非国家的特殊意义。
很多代表认识到原子能能够为开发资源，大规模建设开辟新道路。
原子能用于和平能为人类带来无限希望。
用于战争就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日本代表很生动地叙述了日本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惨酷景象。
亚非人民永远记得第1个受到原子武器的灾害的是亚洲国家，反对将原子能用于战争是亚非国家的一致愿望。
（七）
亚非会议关于经济合作的讨论，肯定了二十九个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相处、经济合作的共同愿望，也肯定了平等互利和尊重国家主权的互助合作的原则，这样就为亚非各国加强经济方面的互助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会议期间，通过会内的讨论与会外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
毫无疑问，亚非会议的这些成就必将大大促进亚非各国间的经济合作与友好关系，从而有利于保障世界和平，维护各国独立的共同事业。
美国破坏亚非会议、分裂亚非国家的企图已遭到了明显的失败。
但是，它对于亚非各国经济合作与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不会放松其破坏阴谋的。
为了贯彻亚非会议的决议，巩固亚非会议所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有待于亚非各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

越南部长会议通过恢复国民经济决议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越南通讯社15日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最近在胡志明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
部长会议批准了若干目的在于恢复新近解放的海防港和沿海地区的正常生活和各方面活动的政策。
会议决定推进恢复越南北部和南部之间的正常关系的工作。
会议还通过了目的在于鼓励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八点政策，批准了秋季作物的生产计划。
会议通过一项加强工商部的决议，以便发展国营和私营的工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