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河南、湖北、山东省委分别发出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
据新华社郑州29日电
中共河南省委04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今年第1季度全省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原订第1季度销售计划已被突破。
指示说，03月份以来，这种严重情况，已引起各级党委对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重视，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成绩。
许多典型材料证明：
凡是整顿工作做得好的地区，以现有的粮食销售指标，实事求是地保证对缺粮农民的供应是可能的。
据淮阳县一百九十六个村（一四三七八户）统计，由于进行了整顿工作，可减少粮食供应二十六万四千多斤。
据林县、内黄等四个县的调查，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乡可减少供应量。
反之，凡是心中无数，盲目向上要粮，不认真检查工作，不认真进行整顿的，就不能解决粮食供应问题。
指示说，整顿粮食统销工作要结合生产进行。
要充分发动群众，向农民交代国家对缺粮农民保证供应的办法。
要作好党、团员的思想发动工作，发动他们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检查。
据淮阳县扩大干部会议的统计，参加会议的四百八十二人中领到购粮证的有四百六十二人，经过检查的结果，发现有不该供应和该少供应而多供应的有一百五十三人，在保证供应的情况下，他们共可以退出多余的粮食两万两千多斤。
指示在最后说，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还应该把国家粮食市场恢复起来，因为有些农民目前还有余粮待售。
据新华社武汉29日电
中共湖北省委04月15日发出大力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紧急指示。
指示说，做好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是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主要环节之一。
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根据地区不同情况，结合工作中心，依靠党支部、乡干部，依靠群众把整顿工作深入到乡，深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以至农户。
在工作中首先要从思想上武装区乡干部，坚定他们做好当前粮食供应工作的信心。
在群众中继续深入宣传贯彻
“三定”政策及当前粮食供应政策，讲清保证缺粮户的粮食供应，解除某些群众的怀疑和误解，做到够吃户和余粮户不买粮食，号召群众节约粮食，动员群众以多种多样的方法生产渡荒，提倡种菜和夏种作物，并宣布群众所节约的粮食在一个乡范围内可互借互换，以调剂粮食余缺和有无，并允许到国家粮食市场出售。
据新华社济南29日电
中共山东省委04月18日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作为当前稳定群众生产情绪，保证春耕生产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措施。
指示列举事实说明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真正原因。
梁山、郓城、钜野、曹县等地七个乡又五个村整顿统销工作的结果表明，应发购粮证而未发购粮证的二百四十三户，但不应发购粮证或应少供应而多供应的有六百二十户，经向这些农民进行说服教育以后，他们自动交回购粮证或减少购粮量的共有四十七万五千斤。
因此，指示要求在整顿工作中，首先使干部认识到不该供应而供应和该少供应而多供应是粮食供应紧张的真正原因。
指示号召干部以身作则，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地解决粮食供应问题。
指示说，这一工作必须在中共乡支部领导下进行。
在粮食销售指标下达到乡后，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加以公布，并经过调查研究，讨论供应原则和供应对象。
指示最后说，要加强对国家粮食市场的领导，并要向农民宣布1954年粮食统购已经结束，凡农民有多余粮食和需要调换粮种的，可到国家粮食市场出售或进行农民之间的有无调剂。

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
上海工人在劳动竞赛中取得新的成就
上海广大工人以新的劳动成就，迎接“五一”劳动节的到来。
自04月初起，上海机械、钢铁、纺织、轻工业工厂的工人们，先后展开了迎接“五一”的劳动竞赛。
到目前为止，上海许多厂已取得新的成就：
新沪钢铁厂第一轧钢车间，04月份生产九公分元竹节钢，连续创造七次新纪录，其中最高的超过计划三吨零四百多公斤，质量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上海机床厂标准件车间、轴套车间已分别在04月24日、25日提前完成04月份生产任务。
上海电表厂除完成04月份生产任务外，到24日已修理和多制造了一百多只电气仪表。
公私合营上海钢铁三厂先进工作者王玉源利用旧料制造“牙轮自动表面淬火机”已于25日制造成功，解决了该厂淬火设备不足的困难。
沪东造船厂木工车间傅贤信小组改进操作方法，用二百八十六小时，完成了五百零四个工时的工作量。
上海各油脂厂也以热烈的劳动竞赛迎接“五一”，各厂出油率都有提高。
上海油脂三厂到04月中旬为止，已增产了二十七万二千九百多斤油脂。
现在各厂工人正在为更高的成绩而努力。
（本报驻上海记者）
鞍钢职工纷纷创造新纪录
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从04月01日到24日，炼钢工人已炼出了一百三十四炉快速炼钢，比去年01月到04月的总和还要多一半，这样，每炼一炉钢的时间比去年平均缩短了半个多钟头。
著名的炼钢能手李绍奎所在的八号平炉的全体工人，正在争取到“五一”节前为国家增产一千七百吨钢。
炼铁厂的职工在04月24日创造了全厂生铁日产量的最高纪录。
这一天他们超计划生产的铁，就能做两千多台双轮双铧犁。
四号炼铁炉的工人在竞赛中认真推广了苏联蒸气鼓风等先进经验，每天都超额生产一百吨左右的生铁，职工们保证在04月份内为国家增产两千八百吨的生铁。
无缝钢管厂的职工在苏联专家特卡钦柯的帮助下试轧成功了一种合金钢管。
这种合金钢管是石油工业、制作滚珠轴承和化学工业不可缺少的贵重材料。
（新华社）
大量赶制钢轨支援越南建设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重庆西南钢铁公司直属大型轧钢车间飘扬着一幅写有“轧好轻轨，支援越南”的红布标语，在国际主义精神鼓舞下，工人们正大量赶轧二十四公斤的轻钢轨，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建设。
为保证试轧二十四公斤轻钢轨，炼钢车间改进炼钢质量，从挑选钢材到浇铸钢锭都做得非常细致。
铸造车间及时供应了试炼用的保温帽。
轧钢车间工长黄德福调整了轧辊的压力和设备，提高了钢轨的质量；
苏联专家亲到车间指导，使轻轨试轧胜利成功。
04月中旬，轻轨开始大量生产后，两周来均超额完成任务。
烘钢工人刘叔燕说：
用钢轨支援越南人民建设，是我们保卫和平的最大光荣。
（丁舟文）
新建成都发电厂将投入生产
新建成都火力发电厂整套试运转已胜利成功，职工们正紧张工作，争取在“五一”正式投入生产。
该厂自去年第3季度开工修建后，在苏联专家指导和职工努力下，顺利完成修建和机器安装工作，并于04月25日胜利完成全部设备的整套试运转。
它发电后，成都全市电力将提高一倍，新建工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用电需要将充分得到供应。
（李德斌）
拖拉机厂工地展开劳动竞赛
修建我国第1个拖拉机厂的职工们，正以热烈的劳动竞赛，来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
04月中旬，参加职工宿舍建筑工程的职工们，掀起了以好、快、省、安全为目标的组和组间的竞赛。
25日，直属工段的四个油漆组全部超额完成了日计划，过去达不到定额的仇凤章小组，这天超过定额百分之五十三点九。
到27日，范根枢和费穗涛两组，都提前两天完成小组计划，还节省了十个至二十多个劳动力。
（本报驻拖拉机厂工地记者）
西安工人试制成新式割麦机
西安市工人以生产中的新成就，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
第一砖瓦厂工人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穆克索夫快速点火法，提前点火，多生产出七十万块机制红砖。
第二砖瓦厂也提前六天完成了04月份青平瓦生产任务。
04月16日，西北农具研究所工人，提前一个月试制成一部捷克式割麦机。
西安机务段的机车，在04月上半月超轴四十五次（全月计划为六十次），运输量超额完成一万零九百多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机车都节省了煤炭，全段并安全行走了十三万六千多公里。
（本报集体通讯员西安日报编辑部）
一台四十吨锅炉试制成功
国营上海锅炉厂职工以首次试制成功的一台四十吨锅炉，作为给“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献礼。
这台锅炉是上海锅炉厂建厂以来最大的新产品，它的全部零件有十一万多个，其中单是钢板、钢管、型钢等钢材就有六百多吨，安装起来有六层楼高，它所输送的蒸发量发出来的电力，可以供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照明之用。
试制过程中，职工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专家们的具体帮助下，曾克服了很多技术上的困难，终于在“五一”前夕——04月28日胜利制造成功，试车情形良好。
这台锅炉现在即将运往使用单位。
（本报驻上海记者）
福建等地职工提前完成计划
福建、广东等地职工以提前完成计划的行动，迎接“五一”节。
福建省航运管理局船艇工人在04月份展开三万公里安全运输竞赛，到04月22日止已超额完成全月的货运计划。
汕头机械修配厂职工在04月中旬提前两天制成了一千二百具喷雾器。
广东农具厂在26日提前制成了04月份的五百部打禾机和三千具喷雾器。
国营广州西村水泥厂的工人已做到三个大窑均衡完成作业计划，仅在20日到25日五天中就为国家增产熟料八十九吨，节约煤粉六十七吨。
国营顺德糖厂04月份到20日止就增产了白砂糖二百三十多吨。
（新华社）
内蒙各族工人展开劳动竞赛
内蒙古自治区蒙、汉、回各民族工人展开劳动竞赛，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八周年纪念日。
包头电业局筹备处线路工区第2组的工人，冒着风雨立杆架线，以三天半的时间完成了原订五天的计划。
在集宁扩建平地泉发电厂的工人们，保证提前七天完成搭接作业。
修筑集二线铁路的工区、车间，乌兰浩特、通辽等地各工厂的工人，也先后展开了劳动竞赛。
（新华社）
辽宁省工人的生产捷报
“五一”前夕，辽宁省各地工厂、矿山工人不断传出生产捷报。
沈阳线材厂线材压延工段的工人，已提前四天完成新产品扁钢的轧制任务。
他们改进轧制工序，使每天产量比前提高百分之六十，成品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抚顺露天矿的采煤工人实现了
“月初紧、月中稳、月末均”的口号，04月上旬原煤超过计划增产了一万多吨。
沈阳第一玻璃厂熔制车间在04月13日生产出的平板玻璃一级品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八点六一，创造了这个厂多年来平板玻璃质量的最高纪录。
沈阳水泥机械修配厂电炉工段的炼钢工人和技术员，由于学习“不氧化还原法”先进经验，每炼一吨高锰钢就可以节省一百公斤锰铁，每炉钢熔炼时间也缩短了四十分钟。
各厂矿工人正在努力争取提前完成04月份或第2季度的计划。
（新华社）
一部自动四方刨木机诞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特等工业劳动模范黄荣昌和他所在的小组的工人，最近共同创造了一部自动四方刨木机，作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献礼。
这部机器已经在04月24日试车成功，它的生产效率要比人工刨木高几十倍。
黄荣昌所在的西南钢铁公司木工房，从去年实现全面机械化后，黄荣昌和他所在小组的工人们连续创造了自动运料机、自动双带锯、自动双行车圆锯等几部机器，使锯料、开料的能力大大提高。
但是他们在刨木一道工序的加工过程中，还要经过三、四道手续才能做成成品。
由于其他车间要求供应木材加工品的数量越来越大，小组的工人们有时候就不得不用人工来刨，刨木一道工序就成了阻碍生产的关键。
现在创造的这部机器，只要一次就可以把木板加工成各种成品。
（新华社）
一辆自动清扫吸尘车
27日，沈阳市街头上出现了一辆自动清扫吸尘车。
这辆车用十几条特制的长扫帚和吸尘机，可以不断地把宽五公尺多的路面上的脏东西自动地扫到车箱里去。
它每小时能扫净六万平方公尺的路面。
这辆车是沈阳市卫生局清洁事业管理处汽车司机崔铁心和汽车队的一些工人们，利用一辆旧卡车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共同研究成功的。
他们把这辆车作为“五一”节的献礼。
（新华社）

周恩来总理等过仰光回到昆明
新华社29日讯
仰光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在从雅加达返北京途中，于28日下午五时抵达仰光，并已在29日晨八时离仰光返国。
周恩来总理等一行在到达和离开仰光时，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均亲到机场迎送，28日晚间吴努总理并曾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其他人员。
新华社昆明29日电
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在29日下午二时十五分乘飞机到达昆明。
同机到达昆明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也陪同返国。
到机场欢迎的，有：
云南省省长郭影秋，副省长刘明辉、刘岱峰、龚自知、吴作民；
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第1书记谢富治，第2书记于一川，副书记马继孔；
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秦基伟；
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云南省组织的负责人白小松、苏鸿纲、谢崇文等，政府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干部共一百多人。

四川等省各民族参观团到京
新华社29日讯
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的四川、西康、广西、云南四省各民族参观团分别于04月二十六、27日先后抵京。
四川、西康两省各民族参观团共五十六人，由团长罗志清（彝）、副团长刘汝荃（汉）、杨文珍（藏）、张志成（藏）率领。
广西省各民族参观团共四十六人，由团长覃宝龙（僮）、副团长徐彭年（僮）率领。
云南省各民族参观团共二十三人，由团长艾群（汉）、副团长卢国亮（哈尼）、莫小乖（傣）、黑墨加（傈僳）、李群（汉）率领。
这三个参观团的团员是汉、藏、彝、僮、瑶、苗、侗、傣、景颇、哈尼、傈僳、民家、拉祜等民族的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
各参观团抵京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曾派代表到车站欢迎。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上海港的港道深阔，是我国常年不冻的优良港口之一。
五年来，这里吞吐的物资数量已增加了将近两倍，机械化的作业程度正在提高。
这位女拖车手正拖运着刚从船上卸下来的粮食。

我国总工会负责人会见各国工会代表
新华社28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连日分别会见应邀来我国参加“五一”节观礼和访问的各国工会代表团和工会代表。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朱学范等在28日会见了以柯罗鲍娃为首的苏联工会代表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栗再温、董昕分别会见了以普拉霍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工会代表团和黎巴嫩工会代表米萨克·法哈迪安。
在此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朱学范，书记处书记李颉伯、刘子久和董昕，分别会见了朝鲜、越南、蒙古、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智利、南斯拉夫和法国工会代表团。
中国各产业工会负责人也分别会见各国工会代表，并和他们举行了座谈。
中国电业工会主席蔡书彬在28日会见了罗马尼亚电业工会主席彼特鲁，中国海员工会主席刘达潮和中国重工业工会副主席高宗智分别会见了澳大利亚的码头工会和五金工会的代表。
中国铁路工会副主席萧洪启会见了越南、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铁路工会代表，中国煤矿工会副主席陈耕夫会见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法国的矿工工会代表。

我国科学家同苏联波兰科学家举行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在04月28日举行座谈会，招待苏联科学院代表团。
到会的有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巴尔金院士和全体团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张稼夫、竺可桢、吴有训，在京著名科学家潘梓年、严济慈、许杰、杨锺健、赵九章等三十多人。
会议由陈伯达主持。
张稼夫对苏联科学院几年来给我国科学工作的巨大帮助表示感谢，并希望通过这次代表团的访问，进一步促进中苏两国科学的合作和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接着，贵宾们提出了有关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的合作、综合考察工作、培养科学干部、科学普及工作及科学出版工作等问题，都分别由到会的科学家们作了答复。
会议经过了四小时热烈的交谈。
04月29日，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巴尔金、团员科斯琴科、塔纳纳耶夫等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
别捷赫金、格拉西莫夫、别洛乌索夫等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沃罗宁、契尔卡申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
米舒斯金参观了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
阿斯塔菲耶夫参观了北京图书馆等处，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历史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在04月26日和29日举行了两次座谈会招待波兰科学院代表团。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主持。
到会的有波兰科学院副院长、波兰科学院代表团团长维日比茨基院士和全体团员，出席座谈会的中国科学家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生物地学部副主任许杰等。
在第1次会上，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衡对波兰科学院几年来给我国科学工作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希望波兰科学院代表团在这次访问中，能对我国科学工作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接着贵宾们提出了许多有关科学工作的重要问题，都分别由到会的我国科学家们作了答复。
在第2次座谈会上，维日比茨基介绍了波兰科学院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情况，并且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院和波兰科学院之间的合作关系的愿望。
维日比茨基把波兰科学院出版的一批图书送给了中国科学院。
04月27日，波兰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大学；
28日又访问了清华大学；
同日，团员库拉托夫斯基还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作关于“复数域上的连续函数”的报告。
29日，团长维日比茨基向我国土木工程学会作了关于“研究房屋安全的半或然率方法”的报告，引起了到会听众的极大兴趣。

毛泽东同志接见并宴请波立特和斯图尔特
新华社29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29日下午接见和宴请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立特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图尔特，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参加接见和宴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民政部门要抓紧主要业务
目前各级政府民政部门正在按照第3次全国民政会议的精神，以优抚、复员、救灾、社会救济为主要业务，努力整顿和加强这些工作。
这是完全适合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对于民政部门的要求的。
但是，现在有些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还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工作的重大意义。
有的同志表面上承认优抚、复员、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是重要的，认为应当大力作好这些工作，但同时又说自己工作的地区既没有遭灾，而优抚和社会救济工作又已经作好，似乎今后再没有什么工作可作。
这种说法是脱离实际的，不能令人信服的。
几年来，各地在优抚、复员、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上确曾作出许多成绩，但是这些工作中也同时存在着不少缺点，亟应改进。
有许多地区，烈属军属的生产始终没有组织好，生产上和生活上都有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例如陕北地区的烈属军属，原被认为大部分已经建立起家务，然而根据最近检查，绥德专区实际上建立起家务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五。
不少地区的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也还有许多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有的甚至遭受着无理的歧视和排斥。
有些地区的民政部门对于大量的优抚事业费的使用极不注意，以至这些钱有的被长期积压，没有及时发下，有的则被胡乱平均发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还有的被贪污或者挪用了。
对于这些问题都必须付出很大的力量才能逐步解决。
只有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人，才能说这方面已经没有工作可做。
没有灾情的说法，在某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时候来说是可以的；
但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那个地区根本不需要预防灾荒的发生了。
而就一个较大的地区来说，则每年总会有一部分地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水、旱、虫、风、霜、雹等自然灾害的。
至于社会上的生活困难户，更是无论城市和农村，无论灾区和非灾区都会有一些的，这是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对这些贫困者进行必要的救济，同时帮助他们寻找生产的道路，使他们逐渐从根本上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在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
因此，在优抚、复员、救灾和社会救济方面，无论现在或将来一个较长时期，都不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作，而是有许多工作迫切需要我们作好。
如果我们多作些实际考察，不是只凭主观臆断，或者只听表面报告，那就决不能得出没有工作可做的结论。
另外也还有一些同志承认这些工作确实还没有完全作好，但又总觉得优抚、复员、救灾和社会救济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而是些繁琐的小事，等于“打杂”，认为作这些工作没有出息，没有前途。
这更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衡量一切工作的重要或不重要，唯一的标准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凡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都是重要的和有前途的事情。
优抚、复员、救灾和社会救济既然关系到为数众多的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那就必须肯定这些都是重要的和有出息的工作。
只有那些并不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愿意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才会把这些工作看成“打杂”。
这种思想不是真正革命工作者的思想，而是那些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的思想。
对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进行优抚工作和对复员建设军人进行安置工作，帮助他们解除生活困难，建立家务，提高生产，在我们国家是具有很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重要工作。
这一部分人总共有好几千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对人民革命事业和保卫祖国的事业都有一定的贡献，并且有比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能够积极响应国家的各种号召。
作好优抚工作，不仅是国家为了解除他们的生活困难所必须担负的责任，而且对于巩固革命部队、鼓舞革命战士保卫祖国的热情、鼓舞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军队和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都有积极的意义。
而且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大一部分人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生产技术，所以作好了优抚工作，就能够把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发挥起来，使他们在各方面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救灾工作同样也是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的重要工作。
我们还没有可能完全避免自然灾害的侵袭，因而每年总会有若干地区遭灾和歉收。
如果对救灾工作不加重视，作得不好，就会使受灾面积扩大，受灾人口增多，受灾人民的生活困难无法解除，以至影响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影响到人民同政府的关系，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甚至给反革命分子捣乱社会秩序以可乘之机。
所以救灾工作同样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工作。
社会救济工作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大的重要性。
旧中国遗留给我们以大量的失业者、半失业者。
几年来我们曾经以极大的努力和各种有效的措施实行劳动就业和社会救济，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找到了职业或者得到了救济，逐渐走上生产劳动的战线。
但是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仍然需要政府继续进行救济或者在生产上予以支持。
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作得不好，同样会使许多人的力量不能发挥，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建设事业，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安定。
这就说明，第3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民政部门以优抚、复员、救灾和社会救济为主要业务，这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贯彻第3次全国民政会议的精神，湖北、西康、云南、甘肃、新疆、陕西、吉林、黑龙江、青海、河北、热河、广西、贵州等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市都召开了民政会议，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对1955年的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
通过对过去工作的检查，暴露了优抚、复员、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暴露了在这些工作上不了解下情，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
同时也用具体事实教育了民政干部，使他们认识到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应该努力作好。
凡没有召开民政会议的地方，应该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召开。
目前许多灾区已经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去调查灾情，检查救济粮款的发放、使用情况，帮助灾民进行春耕生产，这是很好的。
许多省、市为了掌握一般地区工作的基本情况，把对烈属、军属生产和生活情况的分类排队，对城市贫民进行调查登记等工作，当作民政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建设任务，抓紧进行。
广东、甘肃、辽宁等省民政厅已派出大批干部和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学员对这一工作进行典型试办，内蒙古自治区民政部的部长、副部长，吉林省民政厅的厅长、副厅长都亲自参加了典型试办。
许多城市对于复员军人也正在分类排队，按照他们的文化程度、年龄大小、有无技术、可担任何种工作，争取于最短期间安置他们。
但是有的地方在这方面还没有动静，这是不对的。
各级民政部门都应该经过典型试办以后普遍展开对烈属、军属的分类排队和对城市贫民以及应该在厂矿企业或其他部门安置的复员军人的调查登记工作，并根据分类排队和调查登记的结果，分别不同对象，确定具体办法，组织他们生产，解除他们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妥善地安置他们。
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还应该建立起经常掌握情况的制度，以便用深入的具体的领导来代替一般化的领导，使民政工作不断的进步。

解放军“五一”观礼代表到京
新华社29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一”节观礼代表从04月26日起，已分别从全国各地陆续到达北京。
代表中包括陆、海、空军和公安部队等各军种各兵种部队的优秀指挥员、政治工作者和英雄模范人物。

陈叔通举行宴会招待戈登夫人
新华社29日　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在29日晚举行宴会，招待前来我国访问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和法国妇女维尔德美夫人、亚历山大夫人、巴朗蒂尼夫人。
出席宴会的有，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京理事茅盾、马寅初、蔡廷锴、李德全。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许德珩、许宝驹、罗隆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主席张奚若。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康克清。
宴会在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不允许拿钱买社里的劳动日
辛根
据本报记者　刘希、“贵州农民”报秘书王青海、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廖庆沅、胡占魁、寻味、皮问安等同志来信反映：
贵州省和湖南省湘潭县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发生了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
一部分社员放弃了农业生产去搞副业或者从事别的职业，而合作社竟允许他们用钱买社里的劳动日。
贵州省瓮安县新川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业生产由社统一调动安排，但收入归个人。
合作社规定：
搞副业的社员按照副业性质的不同，分别向社交四分、四分五、五分算一个工分（十分合一个劳动日）。
印江县七区罗场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搞副业的社员每交六角钱，就算在社里做了一个劳动日；
八区的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也都采用了这种办法。
开阳县永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甚至规定凡把副业收入交社的，秋后按当地牌价折还谷子。
湖南省湘潭县第1区长石乡霞湾社在社章上规定：
社员出外搞副业，收入可以交给社里，六角钱算一个劳动日。
黄茅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规定了“劳力投资”的办法：
只要拿出钱来作为“劳力投资”，不要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到分红时，同样可在劳力报酬内得到所买的劳动日的收入。
湘潭一区的二十八个社，已有十八个作了“劳力投资”的规定。
这些做法是错误的。
允许一部分社员用钱买社里的劳动日，实际上就等于一部分社员雇佣了另一部分社员的劳动，也就是一部分人剥削了另一部分人。
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产越多，剥削的数量就越大。
如贵州瓮安县新川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交四分钱到五分钱记一个工分，按1954年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般收入估计，秋后一个劳动日（十分）最低可以分到七角至八角钱；
也就是说，拿出四、五角钱来，秋收分配时就可以收入七、八角钱。
买“劳动日”就是变相的剥削，不是很明白的吗？
这种错误做法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的巩固。
贵州省印江县罗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实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搞副业有便宜可占，所以这个社的大部分社员都争着去经营副业。
结果，两个多月没人管庄稼活路，全社一千一百八十八挑板田板土只翻了三十挑，小季作物没有按时播种，冬秧青（一种肥料）也没有打。
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社员不满。
三十七户社员有七户要求退社，社员李明青怕将来没饭吃，干脆跑到自己的田里做自己的活路去了。
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固然在于这些社大都是刚成立的新社，大部分社员对社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个人发家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同时也还没有养成集体经营、集体劳动的习惯；
加上某些社的领导成分不纯，就使这种现象能够“合法”地存在。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领导这些社的工作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和经营方针认识模糊。
1954年秋天湘潭县长石乡霞湾社按照这种办法分配时，县委副书记、农林局长都在那里。
分配的结果，在社里实际参加农业劳动多的人，还不如拿钱买劳动日的人分红多；
有些社员对这很不满意，干部不设法纠正，反而向这些社员进行“说服”。
据说，这个县别的社采用这种办法，都是跟霞湾社学的，有些社还是由工作干部“介绍”的。
贵州省都匀县也有人把这种错误做法当作“经验”来加以“推广”。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农业生产发展了，社员收入的增加才有可靠的基础。
社内任随社员放弃农业去经营副业，并且允许剥削关系存在，不仅直接损害了社的生产，而且会使社逐渐变质以至垮台。
有这种错误做法的地区的领导干部，应该认真研究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理论和政策，学会经营管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业务，对以上错误做法进行妥善的处理。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按照分工分业的办法派出一部分社员去从事副业劳动是可以的；
但副业收入，应当和农业劳动收入加在一起，由全社劳动力按所做的劳动日（工分）来分配。
从事副业生产的社员的劳动日，应根据工作的难易轻重，参照技术特长来评定。
一般地说，副业劳动需要较多的技术，有些还要出外奔跑，比较辛苦，在评定工分时应当加以照顾。
有些副业生产，不需要集体经营，也不耽误集体劳动的，可以仍由社员各户自己经营，不必把收入交给社里，社里也不必给记劳动日。
在外工作而家里没有任何劳动力、只有土地的，可把土地交给社里租用，不应入社。

五十吨桥式起重机试制成功
五十吨桥式起重机在太原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了。
亲手设计和制造这个钢铁巨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最近参观了它的试运转的情形。
它用它的主钩轻轻提起了六十多吨重的工作物，用每分钟纵行一百零五公尺、横行四十三点三公尺的速度在金工车间钢梁上跑动着。
五十吨桥式起重机是冶金和机械工厂中很重要的一种搬运机械，国内需要量很大。
现在，已有鞍山等八个大工厂正在和太原重型机器厂签订制造五十吨桥式起重机的合同，有的合同已经签订。

从进口工作看苏联对我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援助
对外贸易部进口局局长　张化东
今年是我国进入有计划建设的第3年了。
在“五一”这个检阅劳动成果的节日，回顾几年来我国工业建设的成就，深深感到我们所获得的胜利和苏联对我们的伟大援助是分不开的。
1950年0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
到1954年，中苏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增长为1950年的四倍。
历年来，这些从苏联进口的物资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我国工业建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其中包括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这些新建企业的成套设备；
包括各种重型机械、精密仪器、优质钢材和其他重要的原材料。
这些器材不仅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质量是最优良的；
而且是我国工业建设上必不可少的关键性的器材，是我国国内生产不足或不会制造而资本主义国家又不肯卖给我们的器材。
这说明了，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要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展开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是很困难的。
苏联给我国供应这样大量的建设器材，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核心——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企业中，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主要设备将由苏联供应。
除此之外，其他企业的建设也有许多重要的器材是要向苏联订购的。
总计起来，我国从苏联进口的物资，每年都在几百万吨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完成这些订货，实质上意味着要在几年之内帮助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从技术上装备起来，成为一个有独立的重工业基础的国家。
这是一个极其繁重的任务。
据我所知，为了完成我国的订货，苏联所动员的工厂有成千上万个。
这种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兄弟国家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给人的感动是无法形容的。
在我们日常工作的接触中，更是处处具体地体验到苏联对我们的无比真挚的友谊。
例如，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不足，在签订合同时，往往有些货物漏订了，或者原定自己制造，后来又发现不能制造，或者是规格品种发生了变化。
这些都要向苏联补充订货或修改已经签订好的合同。
而苏联是一个有高度计划性的国家，一项订货的变动，不仅要打乱一个工厂的生产计划，而且联系到许多工厂的生产安排都要受到影响。
但是，苏联对我们这些缺点采取了谅解的态度，总是克服一切困难来满足我们的要求。
有一次，第1汽车制造厂有三百台车床，原来确定由国内供应，后来发现制造有困难，又向苏联提出补充订货。
不管这个要求带来的困难有多么大，苏联还是慨然地应允了，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安排，终于保证了第1汽车制造厂如期完成了安装任务。
再如去年严冬快要到来的时候，国内的冬用车轴油不敷分配，东北地区部分火车将要停驶，情况十分紧张。
这时我们就向苏联提出要求给予帮助。
苏联接到这个要求，马上调配车辆，刚刚半个月，我们需要油量的百分之八十就从苏联启运了。
我们还有些订货是苏联目前不生产的，他们也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来保证供应。
例如今年向苏联提出订购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用的厚钢板，宽度尺寸超出苏联的生产标准，供应很困难。
但是经我们反映国内需要以后，苏联对外贸易公司的经理设法找到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图纸，亲自召集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共同研究。
最后为了不改变我国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设计，他们改变了车间的生产设备，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而且制造这种质量很高的一定尺寸的钢板，产品合格率比较低，损失很大，但苏联仍不惜付出最高的代价来保证我国的建设。
苏联不仅在承制订货中间表现了这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且在交付订货以后，还专门为了所订的设备派遣专家来帮助我们安装，和教给我们使用。
例如去年苏联对外贸易部派来我国的机床专家，先后在哈尔滨、沈阳、抚顺等十一个工业城市的二十五个工厂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工作，不仅解决了各厂长期不能解决的关键性设备的安装、操作、检修、保养等技术问题，而且普遍提高了各厂工人的技术水平。
在哈尔滨电机厂，苏联专家亲自动手安装大型机床来实地教学。
有一台五公尺立式旋床，机床全重一百四十吨，高九·五公尺，专家用先进的工作方法，仅十三天就安装成功了。
在专家的指导下，现在这个工厂已经训练成了一支出色的大型机器安装队。
苏联一方面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极力促进我国工业的独立。
不像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攫取利润，竭力设法加大进口国家对他的依赖。
这可以举下面两点来说明。
首先，由苏联供应主要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就是为了给我国工业的独立打下基础，使我国以后再不要仰赖从国外进口，而可以自己制造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
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肯做的。
其次，在目前订货工作中，苏联也是严格遵守着这个原则：
凡是我国自己能够制造的，和运用现有设备可以试制的，苏联都不肯承受订货。
而是无代价地供给我们各种宝贵的图纸和技术资料，并且派遣专家来帮助我们制造。
我们有些同志嫌麻烦、怕困难，自己能够做的也要向苏联订货，对这种现象，苏联同志诚恳地提出批评，要求我们纠正。
这种严格的原则精神和对我国工业化事业的高度关怀，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以上所谈的这些，仅仅是我在进口工作中所体会到的一部分。
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在这样一篇短文当中，是无法说全的。
我们只有以百倍的努力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做好人民交付给我们的建设事业，来回答我们伟大的亲爱的朋友——苏联。

全国煤矿工人使用更多机器
1955年第1季度全国国营煤矿的采煤机械化程度比1954年提高了百分之五以上，而1954年国营煤矿利用各种机械开采出来的煤量，就比1950年增长二十六倍。
目前，全国国营煤矿已拥有联合采煤机、割煤机、风镐和电钻等各种采煤机械和煤炭运输机械近两万台。
在今年年内，仅东北各矿还要增加等于全国国营煤矿现有台数百分之四十五的联合采煤机和百分之二十的割煤机。
苏联政府以大批最新式的现代化采煤机械供应了我国煤矿。
苏联专家并在最近的三年内帮助我国制造成功了解放前从来不能制造的联合采煤机、割煤机、装煤机和防爆电动机等煤矿机械五十种。
所有井下采煤和井上下运输煤炭用的机械，现在我国都已能自己制造。
我国煤矿工人使用机械的技术也大大提高。
在1953年和1954年两年内，就有十八万多名普通煤矿职工被培养成为熟练的联合采煤机司机、割煤机司机等各种技术工人，有的并已成为工程技术人员。

兰新路改善职工劳动保护条件
兰新铁路筑路职工的劳动保护条件在日益改善。
在戈壁滩、草滩工地上，正在建筑着几座职工浴室。
几千平方公尺的职工家属住房也已经在沿线工地上建立起来。
最近还要把四百顶能够挡住风砂和烈日的白帆布棚运到戈壁滩、草滩工地上，使筑路职工工余时可以就近休息。
兰新铁路施工领导机关还向上海等地订购了数千个水壶，以解决筑路职工的饮水问题；
同时拨出了很大的一笔经费来改善开山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
目前设计人员正在设计一种特殊的水箱，把这种水箱用皮管接在凿岩机上，凿岩时岩粉就能够和水结在一起，不再飞散开来。
此外，还准备在凿岩机上安装一种“消音器”，可以减少机器开动时的噪音。
修筑兰新铁路的职工在劳动竞赛中为国家节约了许多工程费用，光修筑兰州到乌鞘岭一段所增产节约的价值就有几百万元。
今年改善职工劳动保护条件的绝大部分费用是从企业奖励基金中拨出的。

内蒙古和康藏高原少数民族工人日渐增多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少数民族工人，已有八千六百多人。
这些工人分布在建筑、机械、电器、制革、钻探、采矿、化学以及汽车、拖拉机驾驶等企业部门。
内蒙古云母石棉公司剥片厂有四十二名蒙、回、满民族的工人，现都已熟练地掌握了技术。
1954年被评为呼和浩特市劳动模范的满族女工关凤英，原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入厂后，在汉族技术员帮助下，经过一年多学习，已成了一位技术工人。
1954年她创造了右手四指勾料法，使剥片一天的生产量提高将近一倍。
二○五勘探队蒙族钻探机长巴特尔领导的机台，今年03月份提前十二天完成了计划。
一连三年被评为自治区林业劳动模范的蒙族拖拉机手悟恩，1954年冬天在大兴安岭图里河林区运材时，又一次创造了每趟拉二百多立方公尺木材的最高运材纪录。
内蒙古皮革厂蒙族制革技术员哈斯恩，和大家一起研究玻璃贴板法成功后，每张皮扩大了百分之十的面积，一年可给国家增产四万七千五百元的财富。
康藏高原上的藏族工人日益增多。
目前分布在康藏公路改善工程、各城镇建设工程和各生产、运输部门中的藏族工人约有三千多人。
他们在汉族工人帮助下，初步掌握了生产技术。
在西藏军区各小型工厂里，有将近一百名藏族工人。
西藏军区铁木工厂的十一名藏族工人，初步掌握了钳工和锻工的技术。
拉萨发电厂的两名藏族装配工人，已能担任装配线路和简单的线路修理工作。
拉萨铅印工厂已有两名藏族工人学会了藏文排字。
在拉萨农业试验场有些藏族工人已学会了按科学方法进行育苗、施肥、栽培等田间工作。
拉萨血清制造厂的藏族实习员程习武、罗桑泽仁和冷布等，已初步掌握了从采血到制成血清成品的生产方法。
在康藏公路改善工程工地上，一个由三百六十多名藏族工人组成的中队，已经掌握了修筑路基、路面、涵洞等技术。
藏族工人的工作效率，平均比两年前提高了一倍左右。
有成百名藏族工人被评为劳动模范，几十名藏族工人在筑路等工作中当了分队长和组长。
藏族工人每月可看到两次电影，许多人参加了文化学习班。
他们每天平均得到一元五角到五元的工资。
各生产建设部门还廉价供给他们生活日用品。
康藏公路改善工程工地上的藏族工人中队，两年中有三十三个女工产前产后得到工资照发的假期，每个产妇都免费在医院或医疗所生产，母子都很健康。
（新华社）

反对平均发放救济款
司枕亚
国家拨给灾区的救济款，是组织灾民生产自救的物质保证。
救济款要发放和使用得合理，就能起到战胜灾荒的作用。
但是，各地在发放救济款的工作中，却出现不少毛病，尤其以平均发放的偏向为严重。
例如：
安徽省贵池县殷汇镇救济款按每人五角平分；
怀宁县庆圩区新桥乡凡是“救济户”，统按大人八分、小孩五分平分，并成了制度。
湖南省湘阴县槐花乡有的乡干部提出“全面包干、供给制”的口号，全乡救济面竟占灾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五。
江苏省扬中县新民乡不分劳动力有无、自救能力强弱，每人每月平均一元零七分。
福建省漳浦县雄厝乡每次发款都以自然村为单位，村村都把群众分为三等，平均发放。
该乡姚厝村全村三十户都领到救济款，一等的每人二元七角，二等的每人一元八角，三等的每人一元。
中农蔡福顺家本来够吃，也得到救济款。
全乡第1次发款四百七十元，救济了二百三十七户，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八，每户平均不到二元。
广西省荔浦县七区杜英乡发放救济款时，有二十五户一律平均得到五元。
河北省霸县石城乡发修房补助费时，不论倒塌程度轻重，一律每间补助二十五元。
由于没有把救济款集中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结果虽然把钱花了，可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这正如广西省桂平县镇良乡群众所说的，平均发放的救济款，“买盐不咸，买醋不酸”。
而且平均发放救济款，也容易助长群众单等政府救济，不积极参加生产的情绪。
平均发放救济款的偏向所以发生，主要是基层干部工作不深入和顾虑情面。
他们唯恐引起没有得到或少得了救济款的群众不满。
江苏省震泽县新潦乡党支部书记的话就代表这种思想。
他说：
“谁多谁少很难算，大家都发没意见。”
然而事实上，平均发放的办法却正引起群众的不满，因为这种办法对救灾工作很少益处。
为把救济款发好，基层干部必须打破情面，深入实际，了解灾民生产生活情况，按照各户实际需要来发放救济款。
也只有这样，救济款才能起到扶助灾民生产，解决灾民困难的作用。
国务院早在1949年12月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就指出：
救济粮“应该很好地使用。
不要平均分配，要用在扶助灾民生产上，要用在最困难的时候和地区，首先应帮助最困难的灾民，特别是无劳动力的烈军工属与鳏寡孤独及无法进行生产自救的人。”
今后各灾区必须本着这种精神，切实作好救济款的发放工作。
我们主张把钢使在刀刃上，坚决反对那种“天女散花”式的发放办法，反对户户皆吃、人人有份，而使救济款大量消耗，却不能真正支持灾民战胜灾荒的错误作法。

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苏联专家们
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副局长　张省三
帮助国营友谊农场进行土地整理工作的苏联农业部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苏联专家们，已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很快就要回国了。
但是，苏联专家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
那种循循善诱、耐心指教，把自己的知识和先进技术倾心交给中国同志的精神；
当看到中国工作人员一点微小的进步，而喜形于色的神情；
自己在测量计算中发生一个十分细小的误差，立即进行严格自责的情景，……这种在各种情况、各种场合洋溢着的真挚的感情——兄弟般的友情，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在苏联，冬季是进行土地整理的准备工作或室内整理工作的季节，一般不进行野外勘测工作。
可是，为了及早帮助我国建设第1个近代化的大型谷物农场，以马斯洛夫同志为首的十五位苏联专家远离祖国，从莫斯科，从乌克兰，从温暖的黑海岸来到我国的三道岗草原。
正是在最寒冷的季节里，在呼啸着烈风的草原上，从去年11月中旬起，连续进行了三个月的野外勘测工作。
不管是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天气，还是在大风雪里，野外勘测工作每天都照常进行。
正在记载着野外记录的铅笔，从冻红的手指里滑落下来，苏联专家把麻木的手放在口边暖一暖，又继续写下去；
在零下三十度的风雪草原上，伫立一小会儿，人们的两只脚便像赤足站在冰水里了，苏联专家领着大家跑上几个圈儿，再继续工作；
寒风刺得人的眼睛不断流出眼泪，经纬仪的目镜显得模糊不清了，苏联专家从衣袋里取出手绢擦干眼睛，不停息地观测着。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里，苏联专家也没有丝毫放松帮助我国年青的勘测队员去掌握先进的测量技术。
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们一起，每天从早晨六时出发到荒原，常常直到天黑了，才返回驻营地。
夜晚，苏联专家们还不顾疲劳地忘我地工作着。
或者是检查和研究今天的工作，部署明天的工作；
或者解答中国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或者在编写讲义，向中国同志作报告。
他们是这样热情地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更多的知识告诉他们的兄弟——中国同志啊！
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苏联专家们只要看到能为新中国多做一些事情，就一次又一次地伸出热情的友谊的手。
人民日报公布了我国农业部将在黑龙江省垦荒三百万公顷的消息，苏联专家马斯洛夫、瓦新柯对这件事非常关心，他们主动找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举行座谈，殷切地询问我们，在这一工作中有那些困难，将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两位专家还根据自己近三十年的丰富的土地整理工作经验，提出各种各样有益的建议。
比如，专家曾提出可用二万五千分之一的荒地勘测图代替一万分之一的荒地勘测图，这样同样能圆满地解决问题，却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又能为国家节省大批资材和人力。
土地整理工作在我国还是一件新的工作。
对于这一工作的内容，和它在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农场事业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地位和意义，都还缺乏一个明确的完整的概念。
在苏联农业部土地整理考察组来我国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在苏联专家亲自动手和直接指导下，我们不仅学到了系统的土地整理工作经验，也系统地学到了先进的土地整理工作的理论，苏联专家还亲自为我国训练了第1批土地整理工作人员，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土地整理工作的开展。
我们还从苏联专家身上，进一步体会到中苏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马斯洛夫同志曾告诉中国同志们，他离开祖国时的情景。
他正在萨拉托夫省土地整理局办公室工作着的时候，突然接到来自莫斯科的电报，通知他苏联农业部派他到中国为新中国第1个大型谷物农场进行土地整理工作，第2天他便乘飞机飞到莫斯科。
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亲人到机场和他道别，三岁的小孙子，搂着他的脖子说：
“爷爷你不要离开我啊！”
马斯洛夫很自豪地说：
“除了这个三岁的小孙子还不懂得我来中国的意义，我的亲人们认为我能到中国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些什么，是全家的光荣；
我们本机关的同志们认为这是整个机关——集体的荣誉，他（她）们都鼓励我，让我把全部知识交给中国兄弟。
我来中国后，常常接到亲人们、同志们的来信，几乎每封信里，都有鼓励我的言语，鼓励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把我的知识无保留地交给中国朋友。”
我们知道，马斯洛夫同志叙述的不只是他的亲人们、同志们的心，这是苏联人民的心——一颗热切关怀中国人民的心。
我随苏联专家进行土地整理工作近半年了。
我最深刻地体会到的是：
我们有这样一个兄弟般的友邦——伟大的苏联，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莫大幸福。
有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坚固团结，世界和平事业得到保证；
有了苏联这样一个朋友，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加快地进行。
敬爱的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苏联专家们，你们就要离开我们了，你们却在我国人民心里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这友谊是值得珍贵的。
我们知道珍贵和发展友谊的最好办法，就是认真学习苏联，更快地发展我们祖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更快地增强我们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力量。
我们懂得这点，我们一定能做到这点。

我国工会组织一年来有显著发展
我国工会组织一年来又有很大发展。
1954年工会会员已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五万多人，比1953年增加了一百四十多万人，比新中国成立后第1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增加了七百多万人。
目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共有十六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二十五个省、三个直辖市和一个自治区的工会联合会；
基层工会组织已达二十万个。
全国广大职工，成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
1954年，全国职工广泛深入地展开劳动竞赛，学习和运用苏联和我国的许多先进经验，切实地保证了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
这一年，全国职工在生产中共提出八十四万八千六百多件合理化建议，比1953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四。
在已经执行的四十六万三千多件中，仅据十万零二千九百六十六件计算，就为国家节省了一亿七千四百三十一万多元的财富。
全国职工并模范地执行政府法令，积极响应政府号召，1954年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数字就达到了预计额的百分之二百七十以上。
由于职工们日益增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职工们在全国人民中获得了极大的信任和荣誉。
1954年有劳动模范张明山、王崇伦等一百人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我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技术素养和组织能力也不断地提高了。
1954年，大批优秀的工人被提拔担任了企业的领导职务。
其中被提拔为正副厂长的有一千三百多人，提拔为车间主任的有七千二百多人，提拔为工程师的有三百五十多人，还有八千八百多人被提拔为技术员。
基层单位并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去年一年全国被评选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就达三十七万四千多人。
去年一年还有大批的优秀职工被输送到党和国家机关中工作。
其中输送到中共各级党委工作的有三千六百多人，输送到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的有七千六百多人。

新型万能圆磨床试制成功
“五一”节前夕，一种苏式三Г一二М型万能圆磨床在国营上海机床厂试制成功了。
这种用途广泛的精密磨床，已经被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等二十多个著名的工厂和技术学校订购去四十多台。
上海机床厂在1953年12月试制成功第1种苏式三七三型平面磨床后，到现在已经试制成功了十种苏联型号的精密磨床，其中有两种是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展出的最新式的磨床。
这个厂的各种产品曾经参加过在欧洲和亚洲的十个国家举办的展览会。

新建大同水泥厂开始施工
新建的大同水泥厂在04月15日正式施工，这是我国新建的第1个高度机械化的水泥工厂。
建厂工程所需的混凝土搅拌站、五金加工厂、金属结构加工厂、火锯厂等附属工厂正在建立或即将建立。
施工中并将广泛使用各种机械。
大同水泥厂建成后，它的生产过程将全部是机械化的。
生产所需的人员将比我国现有的同样大的水泥厂少三分之二。
总工程师在中央控制室里可以从各种仪表上随时了解到一切生产情况和机械运转情况。
一般水泥厂回转窑工人要在高温的窑旁来劳动，而这个厂操纵回转窑的工人只需在远方操作就行了。
为了避免粉尘伤害工人，这个厂将采用湿法生产。
水泥和煤粉等的输送也将完全用压缩空气来进行，每个车间的角落里并设有各种吸尘器。
在严冬里，暖风扇将不断地向工人吹送热风取暖。

清福乡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后
秦放
最近广东省四会县清福乡出现了新的气象：
到乡政府吵着要购粮证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农民春耕抗旱的劲头提高了，干部的工作信心大大增长了。
这些变化，是该乡认真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后发生的。
清福乡是个有二千三百多人的大乡。
去年，全乡增产粮食百分之八，超额完成了粮食统购任务。
但在购粮工作中，由于干部工作不够细致，对产量估计不够准确，以致部分农民卖出了一部分口粮。
多数干部在粮食统购以后放松了粮食统销工作，某些干部怕群众埋怨、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个别干部又徇私舞弊，结果造成粮食供应中的不合理现象；
有些该供应的供应少了，有些不该供应的反而供应了。
乡里的理发匠莫荫，一家四口，只种了几分地的杂粮，干部只批准供应二百斤粮食，作为六个月的口粮。
乡干部莫林祖本来仅缺口粮二百斤，却谎报缺粮三百五十斤。
农民张财，本来缺粮一百斤，却谎报要求二百斤，干部没摸清情况，因为
“情面”难却，就批准了。
粮食供应工作有毛病，不缺粮食的人更加吵着要求供应粮食，统销工作陷于混乱状态。
为了纠正这种严重的不合理现象，清福乡党支部结合春耕生产，认真地整顿了粮食统销工作。
首先分别召开了共产党员会议和干部会议进行关于粮食统销政策的教育。
会上并批判了干部莫林祖、吴天林、莫任清等人徇私舞弊的行为；
干部黎莲、莫乃树等都表示要以身作则，带头节约粮食，并大张旗鼓地向群众宣传粮食统销政策，深入各户摸清存粮情况，认真把这次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做好。
接着，分大组召开了群众大会。
共产党员乡凤好在会上号召大家“精打细算，确实需要多少，就要国家供应多少，存粮够吃的，就不必提”。
他说：
“我们两母女，家里还有石半谷，春收两箩番薯，算起来口粮够了，所以我坚决不要国家供应粮食！”
乡干部莫亚莲、莫荫英、顾金等也纷纷提出自己节约粮食的办法，表示少要或不要国家供应粮食。
干部们的模范行动激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
许多农民互相对比、评议，都不“报大数”了。
有五十多户起先报大了缺粮数字，这时都自动把数字降低了。
贫农薛全等五户取消了自报的“缺粮”数字，不再要国家供应。
薛全说：
“说实话，我们的粮食节省一下是够吃的；
多买了粮食，对国家没好处，对自己也没好处；
如果自己节省些粮食，家用也可以宽动些。”
但是，这时还有十多户农民叫嚷“缺粮”。
如老中农顾亚五，家里存粮二百斤，另外还放了五、六箩谷在女儿家里，但他却一再向干部吵闹：
“人有一份，我也该有一份！”
党支部书记莫林同他算了一下粮食细账，并向他解释：
“老顾，粮食够吃就算了，如果家家都多买粮食，国家的粮食供应就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按政策办事，该供应的就供应，不该供应的就不供应！”
顾亚五这些假缺粮户想想道理很对，也就不再要求供应了。
各户的粮食供应数字合理地确定了。
原先有一百五十二户自报缺粮二万四千五百斤，现在，经过各户自动调整和干部、群众评定，最后宣布：
给一百三十七户供应粮食一万五千斤。
粮食得到合理供应，大家的生产劲头更大了。
不少农民先前常常把口粮问题放在心上，现在是一心一意搞生产了。
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后的近半个月内，清福乡又挖了五口水井，抗旱抢插的农民由四百多人增加到七百多人，还派出了二十二部水车，从离该乡二十里的燕山水陂引水灌溉，使全乡三千亩田中，有二千六百多亩田有了水，准备把全部秧苗及时地插下去。

第1汽车制造厂热电站正在安装新型透平—发电机
第1汽车制造厂热电站内正在安装一种最新型的透平—发电机。
这种透平—发电机是苏联1954年下半年的新产品。
它不像一般的透平—发电机用机械离心力调整速度，而是用油压力调整速度；
机器的各部分有很多自动化的保护装置。
在安装这部透平—发电机时，苏联政府把制造这部透平—发电机的工厂的安装专家和设计这部透平—发电机调速系统的设计专家派到我国第1汽车制造厂来进行指导和帮助。
现在，这部透平—发电机快要安装完毕。
所有参加安装的职工特别高兴。
老工程师吴去非说：
“用油压力代替容易磨损的机械调速，是世界电力设备技术上的革命。
在我二十多年的工程师的生活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设备。
就是在各国技术理论书籍上也少有记载。”
自从这部透平—发电机开始安装以来，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他们中间，有的是正在准备作毕业论文的大学生，还有电业和机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胜利迁厂的一百天
建人
离洛阳城西北约七、八里的地方，在一望无际的绿色的麦海中间，有一群覆盖红瓦的建筑物。
它们依伴着巍峨矗立的青灰色的水塔，座落在静静的洛河边。
这就是洛阳市公私合营荣大水泥制品厂。
它在祖国内地建设中担负一份繁重而光荣的任务。
荣大水泥制品厂原来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联合工厂领导的一个工厂，它是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公私合营工厂（资本家的股金占全厂股金十分之一）。
它的主要产品是：
各种口径的耐压力很强的机制钢骨水泥管和小型的无筋水泥管，如城市建设所需的上水下水排水管、阴沟管以及工业、水利、铁道建设所需用的式样复杂的水泥预制品等。
这个厂的产品质量一贯得到主顾的好评。
去年11月初，荣大水泥制品厂在国家建设的统一计划指导下，在政府的帮助下，从上海搬迁到了洛阳。
这个厂子的搬迁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从选定厂址、厂房设计、施工到机器安装，总共只有一百天。
厂长告诉我，他们在安置厂子的整个过程中，洛阳市的党委、政府和人民以及兄弟企业单位，都给了他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去年11月，当筹备迁厂的工作人员到达洛阳时，郊区的农民满足了他们征购厂地的要求；
小学校的校长为了使他们安心工作，帮助他们的小孩就了学。
由于党委和政府领导方面的重视和督促，有效地组织各方面来支援，再加上市工业局、市建筑工程公司、河南省工业厅、中南水电安装工程局的协同动作，使他们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厂房和宿舍的全部设计图纸和厂区高压、低压电线的安接工程。
当厂房进入施工以后，市建筑公司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在建厂时，他们碰到的问题很多。
比如在厂房基地上打桩时，地下的土质很坚硬，用木夯打桩，打了两个钟头，木夯被打破了，一根桩也没有打进去。
工人党福科提议用二百多斤重的石轴轳来打，由十二人组成一班，分两班轮流掉换，三分钟就能打进一根桩，两天之内，就把一百二十根桩全部打进去了。
在安锅炉和装吊烟囱时，到处找不到起重工，工人谭福根、顾阿四想出了办法，由机工李文光带头，创造了简便的起重工具，终于完成了重要机器的安装任务。
荣大厂的全体职工，就在各方面的援助和关怀下，为争取及早投入生产而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他们在建厂的同时，进行了机器安装，保证了在02月20日按期试车的计划。
荣大厂在迁厂前由于供应对象不明确，经常盲目生产。
上海原有一个地方国营水泥制品厂，所有市政及工厂建设需要的水泥制品，都由那个厂供应。
荣大厂的产品虽然质量好，但在上海找不到销路，因此完全要靠他们自己找主顾。
由于销路没有保证，荣大厂每年每季编制生产计划有很大的盲目性。
年年季季积压产品，影响资金周转。
去年第4季度积压产品三十多万元，工厂生产停顿。
因而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决定迁厂到洛阳。
在迁厂时，还有价值十多万元的商品，带到洛阳找销路。
迁厂几个月来，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现在已经获得了成果。
早在今年03月，就有河南省洛阳、鲁山、郑州、山东临清、陕西西安等十多个地区的企业单位，用电报或派专人来向他们订了货。
由于生产任务越来越多，工厂在04月20日就投入大生产了。
当我访问荣大厂时，看到职工们都为自己事业的美好远景而感到兴奋。
工人李文光说：
“在上海生产任务太少，工厂停着车，工人光拿钱不生产，心里不安得很。
到了这里，我们的工厂一开工，生产任务就多得忙不过来了。
有人传说洛阳苦，我倒觉得在这里的工作紧张、有意思。
因为我们是来为国家创造财富的。”
厂长望着窗外的洛河，兴奋地说：
洛河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子和黄沙，今后生产水泥可以就地取材、就地制造了。
这样，就能大大降低成本，为国家节约大量财富。”

中苏友谊林
本报记者　林钢
来到旅顺口的客人，当他乘着公共汽车驶入市区，首先看到的便是矗立在白玉山南巅的一座圆柱形的米色建筑物——白玉塔。
在春光明媚的季节，03月27日和04月10日两天，旅顺市人民和即将撤离回国的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在白玉山上共同营造了“中苏友谊林”。
10日清晨，边疆的这座小城市刚刚醒来，造林的人们，扛着铁镐、铁锨，挟着树苗，提着水桶，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白玉山麓。
三千人聚集在山麓举行了纪念会。
刘东升副市长在会上讲话说：
为了永远纪念我们和苏军在旅顺口共同生活的日子，我们今天在这里共同植树，让我们栽种的松树使满山翠绿，让杏树和栗树开满友谊之花，结满友谊之果，让我们的友谊永远发展。
苏军代表哈拉博夫中校也讲了话。
他说：
这个友谊的树林，将作为我们亲密相处十年的永恒的留念。
满山是人，满山一片铁镐碰击山石的橐橐声，满山是劳动的欢笑和歌唱。
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学生、街道居民、机关干部和苏军战士、苏军军官、苏军家属混合编为三十个小队，划区包干栽树。
口号是：
“栽一棵、活一棵”。
有人专门拉绳量距离，一位苏军少校负责指挥水车向山上送水。
青年工人隋法祥和他的邻居冬妮亚、苏军下士什沙克在一个小组。
下士刨坑，隋法祥栽树苗、培土、浇水，冬妮亚和她九岁的女儿柳嘉仔细地检查每一棵栽好的树苗，拔除树坑里的每一根杂草，拣去乱石。
休息的时候，满山坡到处都在进行联欢活动：
唱歌，欢谈，摄影留念，交换纪念品。
头一天正巧下过一阵雨，土地松软，所以不到晌午，一万五千株树苗就全部栽种完毕。
白玉山上栽满了松树和果树。
它们将逐年成长，十年以后，这里将是一片蓊郁密茂的丛林，它将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永恒发展着的友谊，世代流传，万古长青。

战后朝鲜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省副相　朴景洙
我国解放以后进行的历史性的土地改革，使得几百万劳动农民从地主残酷的剥削下解放出来，把农业从几世纪以来的落后的、破产的状态中引上了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的道路。
因此，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显著地得到改善和提高。
但是，在农村中仍然保持着分散的小农经济。
为了彻底清除农村中的一切剥削根源，从根本上改善贫农的生活状况，使农业的发展达到使用现代化机器的更高的水平，就必须逐步地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胜利停战后新的形势下，朝鲜人民面前摆着一项历史性的任务。
这就是：
争取祖国的统一和独立，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加强革命的源泉地——共和国北半部。
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不仅要使工业，而且还要使农业得到有计划的发展。
只有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地、平衡地发展，才能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
我国的工业，由于实行了重要产业国有化，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并正在有计划地发展着。
但是，在我国的农业中，却是分散的个体小商品经济占着优势，并处于落后状态。
这是不能赶上工业的发展速度的。
因此，把我国的农业逐步地引向集体化，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并进行计划经济，使它得到急遽的发展，同工业发展的步调一致起来，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尤其是由于三年战争所受的破坏，我国农村中的劳动力、耕畜和农具是不足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使农业合作化，合理地利用劳动力和耕畜。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高度的生产成就。
因此，战后时期，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基本政策是：
在最短期间内，从根本上解决贫农的经济状况，增加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逐步地在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有组织地巩固、发展农民在战争时期自发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此，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曾指出：
“要在最近两三年内彻底解决占我国农民总数百分之三十的贫农问题，同时，有组织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我党农业政策的主要问题。
这两个问题就是我党农业政策的决定性的关键。”
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形式，大致分为如下三种：
第1种形式：
这是一种农村劳动互助组，是一种由十几户组织起来的小规模的互助形式，共同使用耕畜、人力和农具；
在一年内共同进行田间的基本耕作。
各自收获自己土地上的农作物，并不产生分配问题。
耕畜和农具也属个人所有，但可共同使用，并计算其使用报酬。
劳动力另外计算，不经常的劳动力按季计算，付给实物。
当然，也可以有公积金，并可以共同经营副业。
劳动互助组是最低级的、初步的合作组织形式，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具有向更高级形式的合作组织发展的条件。
第2种形式：
这是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的基础上，合并使用土地的形式。
共同使用属于个人的生产工具，由合作社支付一定的使用费。
如本人愿意，个人的农具可以售归合作社所有。
收入的分配根据劳动力和土地进行。
根据土地，就是从入股土地所生产出的总数中分配百分之二十以内的数目。
土地入股者在一年当中如果没能达到合作社共同劳动的一百五十个劳动日时，就要丧失分配土地所得的权利。
合作社的公积金是总收入的百分之五至十，其中文娱费占百分之二至三。
由于土地仍然为私人所有，如要退社，可以退还原先入股的土地。
这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将逐渐地进入更高级的形式——第3种形式。
第3种形式：
这是我国最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形式。
土地、耕畜和农具全部归合作社所有。
耕畜和农具由合作社评出价格偿付原主。
分配是根据劳动的质和量进行。
此外，还有个人使用的小块田地。
每户并可保有家畜和家禽若干。
合作社的公积金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中文娱费占百分之二至三。
第3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目前我国正在大力组织。
上述各种形式，都是我国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需要的，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党和政府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领导，进行了农业合作社的登记，以稳固农业合作社的经济基础，圆满地保证其经济发展。
为此，决定优先地为他们筹措资金、肥料和农具，向他们保证优良种籽、优良种畜的交换，并组织农业机器代耕站和马匹代耕站，加强农业科学和兽医科学等方面的帮助。
党和政府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问题，特别注意到广泛地组织和发展农牧（半农半牧）、农渔（半农半渔）等生产合作社。
我国贫苦农民大都生活在土地贫瘠的山谷地带和海岸地带。
如果这些贫苦农民不能积极利用山上和海中的丰富资源，只靠有限的一点土地的谷物来维持，是不可能迅速改变他们的状况的。
为此，党和政府对于山谷地带的农牧生产合作社和海岸地带的农渔生产合作社，特别采取了巩固和发展的措施，为农牧生产合作社解决优良种畜，为农渔生产合作社借贷、筹措渔船和渔网。
由于党、政府和金日成元帅的正确领导和帮助，由于合作社社员们的创造性的斗争，1954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在农作物方面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单干时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十到六十；
由于牧畜业、渔业及其他各种副业得到了发展，社员在农作物方面比单干时多收入了百分之二十至五十，现款则多收入了二倍至五倍。
在受土地贫瘠所限制的地方，也充分地解决了食粮不足的问题。
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劳动力和耕畜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
一般来说，并能从农业生产中节约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劳动力转入其它部门。
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所有社员们通过集体生产，逐渐产生了共同劳动的荣誉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他们正在成长为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新型农民，并正在成长为为祖国和人民而献身斗争的、懂得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的优秀农民。
我国历史上第1次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取得的这种成绩，是我国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
事实证明，只有这种优越的形式，才能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计划化，才能彻底实行根据因地制宜原则的农作物生产，才能广泛地使用农业机器和新农业技术、改进耕种方法，并使我国的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
不仅如此，还可以为我国工业供给更多的原料，使农民永远摆脱贫困，走上新的更幸福的道路。
正因为这样，农民们广泛地拥护走合作化道路，日益飞速地壮大着合作化的队伍。
到1955年01月01日为止，我国已经有一万零九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第2、第3种形式的），为共和国北半部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耕地面积为百分之二十九。
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合作形式已占全部农业的三分之一了。
我国的农业合作组织不但在数字方面有所成长，而且在合作社的规模和形式方面也有着急速的发展。
我国在建立农业合作组织的初期，即1953年07月，每个合作社平均只有十二点六户。
到1954年01月，成长为十六点一户；
到同年06月，成长为十九点八户；
到同年12月，成长为三十二点七户。
1954年03月，我国第3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占全部合作社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六；
到同年年底，就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八点五。
与此相反，第2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百分之三十九点四降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这意味着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内部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成分增多了，并正向更高级的形式发展。
我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工作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缺点。
有些地区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违反了自愿原则；
有的对农业合作社的关心不够，任其自流，忽视了党和政府的政策。
在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方面，有的违反了规章，无视民主管理原则，特别是违反劳动的组织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有不少降低劳动生产率的现象。
有些合作社所进行的提高产量的运动，没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对公有财产保护、管理得不彻底，并有盗用和浪费的现象，因之减少了社员的收入。
今天，我们面前摆着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就是：
尽速地彻底克服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产生的缺点，用一切办法领导和帮助已经广泛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组织上和经济上把它们巩固和发展起来。
1954年11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了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发展已经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具体办法。
11月全会强调：
党和国家机关要改进并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并加强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帮助，改善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广泛地研究、吸取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强党组织在合作社中的领导作用。
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主要的、基本的任务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正确地组织并实行经济管理，不断地提高产量和收入。
在这方面，我们正采取各种措施，并给予扩大农业机器代耕站以很大的注意。
还有，我们在建立合作社劳动的组织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正加强着反对平均主义倾向的斗争；
此外，并进一步提高对企图破坏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切敌人的政治警觉性。
我们特别关心合作社公有财产的彻底保护、管理及其不断的增加，并在巩固、发展合作社方面，努力集中力量加强着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加强合作社内的阶级教育，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加强各种社会主义的经营知识的教育。
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在朝鲜劳动党、共和国政府和金日成元帅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农民的积极努力下，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就，并不断地得到发展。

“道歉”
田流
时间——1955年03月08日
地点——山西省太原市
人物——受报人（简称甲）、受报人的客人（简称乙）、太原邮电局来报室主任（简称邮）、小任（简称小）
受报人正同客人商量问题，邮电局来报室主任上。
甲、乙起立招呼，但不知来者是谁。
邮：
我是太原邮电局来报室主任，来向你（眼睛望着甲）谈一谈那封电报的事情，并向你道歉。
甲：
啊，（省悟地）很好很好，你们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是很好的。
邮：
（解释地）那天，就是03月四号那天，来往电报太多，送报员不够用，所以才送晚了些。
甲：
共有多少件呢？
邮：
（迟疑了一阵）共……共一千多件。
甲：
受报人知道自己来了电报，又看不见它，心里是很着急的。
那天早晨六点钟，你局来电话说有我的电报，问住址，怎么一直到十点四十分钟才送到？
是不是六点钟以后下起大雪来，送报员……
邮：
不是不是，我们的工作纪律是昼夜不停风雨无阻的。
甲：
（和解地）好，先不管这些吧。
但为什么早晨一、两点钟你局收到的电报，十一点钟送到受报人手里时还是电报号码，不给翻译出来呢？
邮：
（非常同情地）我们做人民邮电工作的，是十分懂得受电人知道有自己的电报、又看不见电报时的焦急心情的。
发生这事情完全因为忙、忙。
我们几次要求上级增加编制，可是一直不批准。
哎哎，（无可奈何地）编制赶不上业务的发展……
甲：
你们把不翻出来的电报送给受报人，不是等于没送到，更增加了受报人的“焦急心情”么？
请问，这种情形只是碰巧发生在我身上呢，还是经常如此？
邮：
（肯定地）这完全是因为那天电报太多，完全是……哎，编制赶不上业务发展。
就是你这一次，从1953年06月份以后，从没有发生过这现象……。
甲：
1953年06月以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邮：
没发生过。
1953年上半年曾发生过，群众给提出意见后，我们就经常进行教育、检查，已经彻底纠正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
甲：
（激动地，但尽量使自己平静）我供给你一个情况，去年09月我接到一封电报是没有翻的；
12月又接到一封电报也没有翻，第3封电报，你知道就是这一封，又没有翻。
我来太原工作后，只接到过三次电报，都没翻，时间是1954年09月以后，不是1953年06月以前。
邮：
（慌乱地，脸有些红）这……这……
乙：
我也供给你们一点情况吧：
去年06月和08月，我接到两次电报，也没翻。
我不懂邮电局的业务规章，以为就是规定不给翻译出来呢。
我拿着电报到邮电局询问，来报室的同志既没有忙着翻译电报稿，也没开会或学习，正坐在办公室说闲话呢。
一个同志从窗口扔出一本电码本，说：
“你自己翻吧，这是电码本。”
扭身又去闲谈了。
五、六十个字的电报，我闹了一点来钟才翻出来，邮电局的同志还在里面笑我翻得慢呢。
甲：
（笑起来）事情竟这么巧，又出来了一个受报人。
（转而严肃地）主任同志，现在看起来问题很清楚了，这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经常如此。
你说只在1953年以前才有这种现象，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原因只能有两个解释：
要么你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根本不知道下情，不知道你领导下的来报室工作人员平常怎样进行工作的；
要么就是这许多现象你是知道的，今天你来向受报人道歉只是为了检讨而检讨，为了欺骗受报人。
把这件事情敷衍过去后，照样像过去那样地工作。
邮：
（慌乱地）这……这……，不……不，我经常……经常教育他们……不是不了解……啊，是……是有点不了解下情……是有点官僚主义。
（安静了些）回去我……我就进一步检查，一定坚决纠正……
甲：
乙：
我们都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邮电局来报室主任匆促下，在一边收拾屋子的小任走到甲、乙面前。）
小：
他说一天来往一千多件电报我就不信，咱们最近四、五个月共送了十来封电报，都是我送的，有上午去的时候，也有下午和晚上去的时候，连一回也没碰见过别的发电报的人。
白天去，他们在玩；
晚上去，他们在睡觉……。
甲：
难道连来往电报的数目也是假的？

雪苇——胡风的追随者
　林默涵
近几个月来，学术界和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揭露了胡风思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实质。
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因此，在文艺界有一些附和胡风思想或者跟胡风思想相同的人，这决不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雪苇就是长期地忠实追随胡风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和胡风一致的。
雪苇在最近几年出版了四本书。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过去集”和“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
“过去集”是1948年在大连出版的，后来又改名“两间集”、“论文一集”，一再重版，可见作者对它的重视。
其中的部分文章虽然是在1936年写的，但作者在书前“小引”中特别声明，他的见解并没有什么改变，那些理论“仍未过时”，并且认为“给现在的青年朋友们看了”，还是有“益处”的。
“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则是1948年写的。
在这些“仍未过时”的有“益处”的著作里，人们可以看到，雪苇是用了许多美丽的字眼来赞美胡风的文艺思想的。
他颂扬胡风的论文集“文艺笔谈”是“辉煌的理论”，是“新的理论的开篇”，而且还具有“原则意义上的伟大”（重点原有）。
他说：
为鲁迅所开创、由瞿秋白和冯雪峰建设起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仅仅”在胡风的“文艺笔谈”里“得到一脉相承”。
和这种赞美并行，雪苇和胡风一样，也是用了十分恶毒的字眼来咒骂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世界观。
雪苇反对科学的世界观，是在1936年就开始的，后来一直坚持这种意见。
我们知道，1936年前后，在上海的左翼文艺界发生了论争，在这次论争中，一方面表现了团结广大作家艺术家投身入当时抗日民族自卫斗争的神圣要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左翼文艺界长期没有得到正确克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但是，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是由于当时的文艺界没有解决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没有真正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他们之间还缺乏共同的明确的奋斗目标。
所以，许多争论、分歧是发生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
可是，雪苇和胡风等人却在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下，乘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按照他们的荒谬说法，文艺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的根源，不是由于文艺工作者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相反的，是因为有人向作家们提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
他们认为，对文艺唯一需要的，是他们的所谓“真实”和“自由”。
很明显，这是一种仇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正是和梁实秋的“人性论”，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
“一脉相承”，正是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变种。
因为他们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比他们的前辈更不容易被人识破，更有迷惑人的力量。
就这样，他们多年来顽强地宣传他们反对先进世界观的荒谬理论，目的就是要解除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以便让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占领这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
很明显，我们和胡风、雪苇之间的分歧的实质，是在于究竟要什么样的文学？
是要无产阶级的文学呢？
还是要资产阶级的文学？
他们所以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世界观，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文学来偷换无产阶级的文学。
因为这两种文学的区别，正是首先表现在它们是以不同的思想立场和不同的世界观为基础的。
雪苇是用什么方法来反对提倡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提倡作家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呢？
首先，雪苇把作家“写真实”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
他说：
“我以为：
‘中国目前’这‘现实’，是尤其需要向一切的作家要求，要求他们去‘写出真实来’的。
中国的批评家向中国作家的要求，不是‘应当把世界观放在第1位’，而是应当把‘写出真实来’放在第1位的。”
（“过去集”七三页）
要求作家写出真实来，这是没有错的。
错误的是雪苇把要求作家写真实跟要求作家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
难道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相容的东西吗？
为什么写真实就必须排斥科学的世界观呢？
难道作家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反而不能写真实，而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倒是更能写出真实来吗？
作家的任务是写真实，这是没有争论的。
但是，真实不会自动跑到作家的笔尖下面来，那是要依靠作家去观察和研究现实生活才能获得的，在这里，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不能不发生作用。
对于任何社会事件，不同立场的作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罢工，在工人阶级作家看来是正义的行为，在资产阶级作家看来是侵害资本家的财产和利润的非法行为。
在许多自然主义作家看来，工人生活的真实不外是酗酒和争吵，至于工人的觉悟和斗争，他们是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
在胡风和他的伙伴们看来，中国劳动人民的
“真实”，无非是“精神奴役的创伤”，至多是自发的“疯狂性”，至于劳动人民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他们是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
可见，真实并不是像海滩上的随便可以捡到的贝壳。
作家能否真正认识和反映客观的真实，跟他们的立场、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
把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正是现代反动资产阶级论客们用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方法之一。
他们是竭力诋毁和诽谤科学的世界观的。
他们诬蔑无产阶级文学，说无产阶级文学是不真实的，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总是自觉地表现他的倾向性的，而在他们看来，既然要表现一定社会阶级的倾向性，那就没有作家个人的真实性和自由了。
雪苇的论调，正是如此。
他说：
“要写得出真实的作品，首先就要作家做个‘真实’的自己的人。”
这就是说，作家写不出真实的作品，是因为他不是
“‘真实’的自己的人”，换句话说，就因为他是特定的先进阶级的思想和信念的表现者。
雪苇既然那么仇视、憎恨先进阶级的世界观，他就自然和资产阶级论客站在一道了。
和资产阶级论客的诽谤相反，无产阶级文学是最真实的文学。
这不但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和生活真实、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矛盾而相吻合的，还因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具有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强大的武器。
这正是无产阶级作家优越于其他作家的地方。
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给了作家以崇高的思想和饱满的热情，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深刻地认识现实、洞察生活现象的本质，并且给他们以艺术概括的本领，帮助他们创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用以教育人民、武装人民。
在我们的文学中，真实性和思想性是密切结合而不可分割的。
把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这是雪苇用来引导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1个方法。
其次，雪苇把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
他说：
“空洞的高喊‘正确的世界观’并不‘是照耀他们前进的明灯’，要‘从现实的实践出发’去写作才是他们前进的大道，使他们真正得到这‘明灯’底帮助的‘前提’！”
（“过去集”七三页）
也许，雪苇反对的是“空洞的叫喊”，而不是“正确的世界观”吧？
那末，雪苇为什么不来切切实实地提倡“正确的世界观”，却用“写作”来和
“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呢？
很明显，这是因为在雪苇看来，作家只要埋头写作就行。
至于“正确的世界观”，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不应该向作家提倡的，如果谁提倡了，那就是“空洞的叫喊”。
作家应当写作，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写作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并不是矛盾的事情。
对于一个革命的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活、进行创作，是同时并进，不可分割的。
他们就在这不断地学习、观察和劳作的过程中，逐渐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自己的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
先学好马克思主义呢？
还是先进行创作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等于问一个人走路应该先举左脚还是先举右脚一样荒谬。
但是，作家固然不应该为了掌握正确的世界观而抛弃创作，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与否，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却显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俄罗斯伟大作家萨尔蒂可夫—谢德林说：
“我们认为世界观的不明确，是非常重要的缺点，它可以使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罔费心血。”
在苏联第2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苏联许多老作家如革拉特珂夫、费定等等，就用他们的亲身经验，说明了今天的作家如果离开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写出“像样的、对人民有益的作品”来的。
科学的世界观正是照耀作家前进的明灯！
把创作实践和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并且把创作过程神秘化，把它说得简直非常人所能理解，这正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用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创作的指导的一种方法。
胡风也就是这样做的。
你说作家应该改造思想吗？
胡风说：
“他们的创作实践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五八页）你说作家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吗？
胡风说：
“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同上九页）总之，在雪苇和胡风他们看来，创作实践就是一切，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解决。
但是，今天的作家离开了更重要的深入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创作实践就只能是违反现实的、主观主义的“自我扩张”或
“精神搏斗”罢了。
这是绝对达不到马克思主义，而只会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
胡风和他的伙伴们，就是摆在眼前的活例证。
把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这是雪苇用来引导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2个方法。
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雪苇又发明了一种所谓“生活形成思想”论。
他说：
“获得生活同时也能获得思想，思想的形成（及成形）和实生活的体验不是毫无关系的。
反之，对于一个艺术家，这个全过程的发展，我得到的理解倒是：
由生活
（包括趣味的被引起、趣味的实践、教养、学习等等）形成思想，并自身体验其思想；
再即以所掌握的思想去观察生活，而在与生活一起的观察中，更丰富、发展、强化以至修正他思想的内在。”
（“过去集”一一一页）
按照雪苇的说法，艺术家“获得思想”的“全过程”，仅仅是“生活”而已，他的公式是：
由生活形成思想又用由生活形成的思想去观察生活，在观察生活中丰富、发展和修正自己的思想。
这样，雪苇就否认了作家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
这完全是自发论的观点。
不错，思想是从生活中来的，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作家能够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中认识生活的真理。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只要到生活中去“获得思想”就行，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少数具有深湛的科学知识的人物总结了人类的全部先进思想，并在斗争实践中科学地观察、研究了工人运动和全部社会生活而产生出来的、完整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体系。
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可能获得某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马克思主义。
工人阶级如果不接受社会主义意识，生活只会使他们形成工联主义。
当然，这也是一种思想，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是有限的，我们必须从人类已有的思想成果中、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去获得滋养和武装。
对于今天的作家提倡自发论，只会限制他们对于丰富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的认识，甚至于使他们迷失方向，走入歧途。
雪苇这种理论，用高尔基的比喻来说，就是要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这样一座最高的“理智高峰”，而把他们引导到沼泽的“草墩”上去。
这就是雪苇反对提倡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3个方法。
雪苇既然这样仇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就不能不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因为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正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基本的要求和表现。
他当然不是公开反对工农兵方向的。
他不适当地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文学上的作用及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的重要，以冲淡和对抗工农兵的方向。
他竭力贬低工农兵在文化创造上的作用和在文化上迅速成长的现实情况，而认为提倡“用工农兵的话写工农兵”是“‘新国粹派’的思想”（“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五○页），“对文学作品要要求工农兵群众自己能看懂，这更是迹近取消的空谈”。
（同前，一五一页）雪苇和胡风一样，是文学上的民族形式的反对者，这就并不奇怪了。
雪苇既然这样仇视马克思主义，这样千方百计地反对科学的世界观，他就当然也要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
因为思想改造的实质，无非是改变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即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转移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上来，而这是雪苇所不喜欢的。
如果在1936年，雪苇是公开反对作家思想改造，他把要求作家改造思想比喻为希特勒“用‘威力’或苦刑来强逼胁迫的”“政治行动”；
那末，到了1948年，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雪苇在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中，就不能不以比较隐蔽的形式出现了。
雪苇在这里大谈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从头到尾，竟没有半句话说到作家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相反地，却仍然用讥嘲轻蔑的口吻对正确的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了恶毒的攻击，认为要求作家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是“包含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底投机性的观点”，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关门主义的文学理论”、“牛头对不上马嘴的‘资格审查’”，是“书本拜物教”；
认为提倡正确的世界观就要产生“使作品归于失败”的“恶果”。
试问，这和毛泽东同志再三教诲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有任何相同之处吗？
怎样进行思想改造呢？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把立场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这是新的革命的时代提到作家面前来的新的要求。
但是，雪苇却提出了另一种“改造”的方法，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和“感情上的‘爱’”等等。
老老实实、感情上爱工农，这些都是好的，可是，如果作家没有改变立场，没有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那一切就只能是抽象的没有思想基础的东西。
雪苇故意用抽象的东西来代替革命的思想立场，实际上是取消了作家的思想改造。
显然地，这不是工农兵方向的文艺思想，而是反工农兵方向的文艺思想。
雪苇既然这样厌恶马克思主义，厌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就必然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方面找到朋友。
1935年，我们的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在文艺界当然也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作家艺术家共同抗日。
但这只能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领导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向无产阶级思想的敌人投降。
可是，雪苇却主张一种取消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所谓“真正宽大”的“创作自由”。
请看雪苇的主张：
现在所需要的写作自由，应比当年“第3种人”的态度还要彻底。
我们现在则主张一切文学的写作都应自由，彻底排除一切对于任何一种作品的主观歧视的态度。
不管对于写作“法西斯主义”的作品也好；
写作“民族主义”的作品也好；
写作“忠君爱国”的作品也好；
写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作品也好；
写作“国防文学”的作品也好；……只要有人真心的要这么写，我们对之都不愿相互在主观上先抱一种歧视或鄙视的成见。
（重点引者所加）
不管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派别，大家都有存在的权利……这里，公式主义的空洞命令；
虚伪理论的巧妙抹杀；
以至那种“粪帚”、“阴谋”的流氓手腕等等“武器”；
都是多余的。
（以上“过去集”五五、五九页）
看呵，不论对“法西斯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即反共反苏的文学），都应该“一视同仁”，“只要有人真心要这么写”，都不应该加以“歧视或鄙视”，也就是不应该对它们进行斗争。
在这里，雪苇就站到反动文艺辩护士的立场上去了。
如果对前面所说的一切，雪苇还想辩解的话，这条狐狸尾巴是怎么也遮盖不住的。
这里，就暴露了雪苇他们所需要的、所拥护的究竟是什么“文学”。
可是，“法西斯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不是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保护着吗？
它们有什么不自由呢？
原来雪苇认为妨碍了它们的“自由”的，是当时的左翼文艺家，因为左翼文艺家对这些反动文学进行了揭露和斗争。
这样，雪苇究竟是为谁争“自由”，向谁争“自由”，就很明白了。
他用尽了一切恶毒的字眼，来咒骂当时左翼文艺家对反动文艺的斗争，说那是“公式主义的空洞命令”，
“虚伪理论的巧妙抹杀”，甚至是“粪帚”、“阴谋”、“流氓手腕”等等。
的确，他的敌视左翼文艺的态度，是比当年“第3种人”“还要彻底”得多，露骨得多的。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怎样坚决地和“民族主义文学”、和“第3种人”的“文艺自由论”等等进行过斗争。
常常大言不惭地以鲁迅的门徒自居的雪苇、胡风们，几乎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和鲁迅的思想相对立的，他们实际上是鲁迅的叛徒。
我们的文学是“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着的文学”（列宁），它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自由的文学，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是依据他们所认识的真理来进行创作，而不是根据资本家的好恶来进行创作的；
这是真正自由的文学，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就使他们能够摆脱一切偏见或错觉，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现实的本质，而自由无非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
至于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们所叫喊的“创作自由”，则不过是一种假面具，用来掩盖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反动实质的。
我们必须揭露这种伪善，撕破这个假面具。
以上，是雪苇文艺思想中的最根本的错误。
由这根本错误而来的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的错误，这里就不谈了。
可以看到，雪苇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反对文学的党性，鼓吹文学的无思想性，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反对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求给反党的宗派集团以合法的权利，……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学脱离无产阶级的事业，脱离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这就难怪雪苇要把提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作家看为“疯狂家”，看为他的“大敌”了（“过去集”小引，1947年作）。
明辨是非，分清敌友，正是我们这次思想斗争的最根本的任务。

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发表公报
世界和平大会延期到06月22日召开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维也纳28日讯：
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发表公报如下：
各国有影响的团体请求世界和平理事会延期召开原定05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很多希望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也表示了同样的要求。
根据这些意见，决定：
世界和平大会在1955年06月22日到29日在赫尔辛基举行。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打捞工作在进行中
新华社新德里29日电
据“印度时报”记者雷迪28日发自新加坡的消息说，打捞被美蒋特务破坏的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残骸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消息说，打捞船已在28日找到了这架印度飞机的全部四个引擎和破碎的机身。
飞机的残骸已被移交给守卫在出事地点的印度尼西亚海军的快速艇。
消息说，“从28日晚到达新加坡的第1批消息来看，这些引擎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并且看来证实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这种声明：
在飞机失事时，引擎的运转是完全正常的。
机身在机翼和尾部方向舵之间破裂开来。
目前，正在继续搜寻右翼的翼段，据相信在那里发生了除行李仓里的主要爆炸之外的第2次爆炸。”
消息说，“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另外的飞机遇难者的尸体。”
“印度时报”发表的雷迪在27日发自新加坡的消息说，“从航空专家和情报官员现在所完成的初步调查看，看来在这架遭厄运的印度飞机上大概发生了两次爆炸——一次爆炸是在行李仓中，另一次在右翼翼段中。
这里民用航空当局人士认为，这显然是由秘密地安置在飞机上的两枚小的定时炸弹引起的破坏。”
消息说，“这一结论是由专家们得出的，他们认为，在行李仓中发生的火灾不可能这样迅速就蔓延到飞机翼段的顶端。”

印度语言学家维拉教授到京
新华社28日讯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国会联邦院议员、印度文化国际学院院长、印度著名语言学家拉古·维拉教授和他的女儿苏达尔·夏娜·德维小姐已在27日乘火车抵京。
到车站欢迎的有：
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周太玄、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等人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

各国工会代表团陆续到京
新华社28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邮电工会的邀请，来我国参加“五一”节观礼和访问的日本工人访华代表团团长高野实和第1批代表，以慕克吉为首的全印邮电雇员联合会代表和伊朗工会代表团团长卡德贾维（代表二人已先行到京）在28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颉伯，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和各产业工会负责人。

上图为周总理在出席亚非会议时设宴招待埃及总理纳赛尔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传真稿）
下图为周总理同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汗（左）谈话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寮国出席亚洲国家会议代表
辛卡波就老挝局势答越南通讯社记者问
新华社河内28日电
越南通讯社25日讯：
寮国出席亚洲国家会议代表辛卡波上校在04月21日接见了越南通讯社记者，就老挝局势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问答如下：
问：
在04月19日复会的老挝政治会议的第1次会议上，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把在桑怒省和丰沙里省的王国方面的部队同寮国战斗部队隔离开来的建议。
上校，你能否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答：
这个问题过去在老挝联合停战委员会上曾经多次讨论过，问题是这样：
寮国战斗部队在1953年04月就全部解放了桑怒省，在1954年年初全部解放了丰沙里省。
到停火那天，在这两省里已经没有任何法兰西联邦部队或王国军队。
但在1954年08月06日停战以后，当寮国方面正确履行日内瓦协定，把它的部队从十个省撤出并向桑怒和丰沙里两省集结时，老挝王国政府方面按照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并在破坏停战协定的法国殖民分子集团的赞同和帮助下，企图用军事手段解决桑怒省和丰沙里省问题，把寮国战斗部队挤出他们的集结区。
王国政府一方面纠合潜伏在丛林中的残余武装土匪，强迫征募这两省的青年，给他们挂上“王国军队”的牌子；
另一方面，它又从琅勃剌邦和川圹经陆路或空投把武装部队送往这两省，同所谓的“王国军队”配合，重新侵占了几处地方，例如桑怒省的芒奔和会头，丰沙里省的乌怒和邦太。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证明在上述两省有王国部队“存在”，在于实现分割这两个省份的阴谋。
王国方面不断派遣军队攻击桑怒和丰沙里省的许多地方，以表明寮国战斗部队和王国部队在这两个省份的同时存在时常造成冲突，从而建议在这两省的某些指定的地区隔离双方的武装部队。
王国代表团目前的关于隔离在桑怒和丰沙里的武装部队的建议的目的，还在于分割寮国部队的这两个集结省份。
问：
上校，你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什么？
答：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在苏发努冯亲王在1955年02月23日的声明中说明了：
我们坚决反对一切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和利用武力逐步侵占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阴谋。
这就是我们的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认为，解决隔离双方部队问题的唯一的合理办法就是严格执行日内瓦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在举行政治会议和普选以实现老挝的统一以前，桑怒和丰沙里是寮国战斗部队的集结省份。
问：
你对于王国政府关于在这两个省份建立王国行政机构的建议有何想法？
答：
我认为，这两个省份的政府在现在以及在将来，都应当根本上是人民的政府。
正如我们多次申明的，我们始终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举行普选成立联合政府后，这两个省份应当置在王国政府最高权力之下。
问：
上校，你对于老挝王国方面关于首先解决这两省的军事和行政问题然后处理普选和寮国方面的权益问题的建议的看法如何？
答：
我完全同意寮国代表团的意见，即必须成立政治协商委员会来解决日内瓦协议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如自由普选、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自由、对曾参加爱国战争者不予歧视的问题、自然还有苏发努冯亲王声明中所提到的桑怒省和丰沙里省的问题。
关于王国方面用军事力量来解决这两个省的问题，这是完全违反日内瓦协定的，也是违反老挝人民的愿望的。
因此，我们强烈地抗议这种做法。
我们需要在尊重和正确执行日内瓦协定的基础上和王国政府合作。
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认为“伊萨拉”的利益和老挝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只希望和平、民主、独立和统一。
问：
你认为复会的政治会议的前途如何？
答：
如果现在王国国民议会和王国政府中的爱国进步人士摆脱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按照老挝人民的愿望进行考虑和行动，承认寮国战斗部队热烈的爱国主义和它对民族解放的重大贡献，从而真诚地同寮国战斗部队合作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他们进行谈判，那末会议就会有良好的前途。
至于寮国方面，我们坚定不移地保持着我们的善意，把祖国的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并全心全意地努力使谈判成功。

我全国总工会致电世界工联祝贺“五一”节
全苏工会祝贺我国劳动人民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新华社28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28日致电世界工会联合会，祝贺“五一”国际劳动节。
电文如下：
世界工会联合会：
值此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谨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向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世界工会联合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世界工会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在促进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团结、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事业中已获得了重大的成就。
谨祝世界工会联合会在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保卫工会权利、民主自由、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与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伟大的成就。
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
新华社27日讯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26日致电中华全国总工会，祝贺“五一”国际劳动节。
电文如下：
中华全国总工会：
热烈地祝贺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节日——“五一”节。
祝我们的兄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在为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为国家工业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基础而进行的斗争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日益巩固。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揭开美“援”的幌子
李高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04月20日向国会提出了关于1956年度“共同安全援助”计划的咨文。
这个咨文表明，1956年度的美国所谓“援助”计划，主要目的是在加紧推行“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政策和扩大美国在亚洲的殖民主义掠夺。
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宣布，美国“援”外的重点转移到了亚洲，所谓“共同安全援助”款项，“绝大部分”将用在从南朝鲜、日本延伸到中东的“弧形地带”。
早在一年多之前，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就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要建立一个从中东到日本的“弧形军事防线”，以图把中国和苏联包围起来。
今年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也扬言美国要“在远东实施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军事援助计划”，并且向艾森豪威尔提出：
“美国必须准备好——在物资上和精神上——在竹幕边缘打小型战争”。
美国的“援助”计划，就是实施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发动新战争的计划的一个准备步骤。
美国总统咨文中关于“援助”款项的分配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总数三十五亿三千万美元中，规定用于所谓“防御支持”、“直接军事援助”和“直接部队支持”等军事项目的共达二十七亿一千七百五十万美元，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强。
根据今年01月艾森豪威尔在提出预算案时的说明，1956年度的“军事援助”将用来“进一步帮助”美国的“盟国完成装备和训练相当于一百八十个师、五百十一艘战斗舰艇、二百七十八个空军中队和有关支援部队的军队。”
大家知道，亚洲各国正在为增进彼此的友好合作和争取和平而努力。
最近的亚非会议表明，亚非国家要维持和巩固和平。
参加会议各国在联合公报中一致地表示：
一切国家都应当合作，促成裁减军备和消除核子武器。
但是，美国“援助”的目的却恰恰同亚非国家的这种共同愿望相反。
它要驱使某些亚洲国家加紧扩军备战，在亚洲国家中间制造分裂、对立和互不信任的气氛，造成紧张局势和战争危机。
美国总统不顾朝鲜停战协定的规定，公然表示要“为（南）朝鲜提供军事装备和军需品”。
他又特别提到要用“大量费用”来“维持和改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军队，美国的军事人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等好战分子——最近纷纷跑到台湾去直接策划战争的部署。
在东京，美国正在迫使日本大量增加本年度和下一年度的军事费用。
在东南亚，美国拼凑起来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参谋人员正在碧瑶举行会议。
据合众社透露，这个会议要策划建立为美国侵略政策服务的一支“八国军队”和一个空军基地网。
对中东，艾森豪威尔表示要以更大的力量来“支持”分裂阿拉伯国家、增加中东战争危机的土耳其—伊拉克军事条约。
美国侵略集团认为，“以亚洲人打亚洲人”对美国在远东进行战争是必需和合算的。
范佛里特在去年02月号的“读者文摘”杂志上公开宣传说：
美国要发动亚洲大战，需要“一百个训练装备皆佳的师”，如果照在朝鲜的“老办法”用美国军队去打，“便得用两百万兵员，每年耗费二百五十亿美元”；
可是如果训练和装备亚洲人来打，费用只要
“二十五分之一”，“还没有把人命计算在内”。
这就是华尔街老板们的算盘，难怪美国宣传机器大事宣扬美国大规模“援助”亚洲的计划了。
事实还证明，随着美国“军事援助”而来的，就是沉重的军事负担的枷锁，并使受“援”国越来越听凭美国的驱使。
艾森豪威尔强调说：
“主要的责任必须由那些国家自己来负。”
艾森豪威尔承认，最早接受美国“援助”并被他称赞为“忠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希腊和土耳其，目前都有着北大西洋集团为它们规定的“庞大武装部队”，为它们的能力所不能支持。
可是，按照美国的计划，不管这些国家为军备而弄得怎么民穷财尽，也得继续搜括人民的膏脂来负起美“援”所加给它们的扩军备战的“责任”。
为了掩饰美国的战争目的并便于向亚洲国家兜售美国的侵略计划，美国在它的“援助”计划中列入了所谓“技术合作”和“开发援助”等款项共五亿余美元。
这个款项在数目上比起军事费用来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即使这种被美其名为“经济援助”的也是用来达到殖民主义的贪婪目的。
美国总统的咨文说明，美国的“经济援助”着眼于“开发”亚洲弧形地带各国的“丰富的资源和肥沃的土地”。
咨文用“合作”的字眼来掩饰美国这种“开发”的殖民掠夺性质。
但是当咨文举出美国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来吹嘘美国的“合作”的
“高贵价值”时，人们对美国总统许诺给亚洲国家的“合作”就有较确切的了解了。
关于美国的这种“合作”，“阿根廷民主报”曾经写道：
“美国的猖狂扩张和美国政策中日益加甚的帝国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剥削方面，表现在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制造变乱，表现在用武力强迫这些国家的政府服从美国，表现在用债务来束缚这些国家的政府，表现在阻碍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妨碍它们的工业化，使拉丁美洲永远陷于贫困的状态中，从而使它们变成温驯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供应者——这是美国六十二年来所实行的‘合作’的全部情况。”
美国总统咨文中还赤裸裸地说：
“根据过去两年的经验，全部共同安全计划拨款的每四块美元中，就有三块美元是立即用来在美国购买商品、劳务、机器和其他货物。……这包括主要剩余农作物的大量输出。”
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国提供的所谓“援助”，是帮助美国大量倾销“剩余”商品、转嫁经济危机的一个手段。
这些就是美国“援助”的帝国主义本质。
亚非会议已表明，亚非国家并不排斥外援，但这必须是在平等互利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并且有助于各国独立自主经济的发展。
美国宣传的“援助计划”却是同这一点相冲突的。
美国用美“援”来掩护殖民主义扩张，阻挠亚非国家发展独立的经济和它们相互间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使它们成为美国的附庸。
亚非人民是看穿了美国在“援助”的幌子后隐藏着的殖民主义打算的。

日在野党派抨击鸠山政府对中日贸易消极
日本政府在国会和人民压力下延长我贸易代表团访问期限
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国会从27日起进行政策辩论。
鸠山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消极态度遭到在野党派尖锐的抨击。
左派社会党议员野沟胜指责鸠山政府在外交上缺乏独立自主性。
他说：
鸠山首相虽然经常在口头上说要调整日本和中国的邦交，但是却对正在东京进行的新中日贸易协议谈判采取了不是积极的态度。
右派社会党议员浅沼稻次郎指责鸠山政府对美国的依赖，并且要求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和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外务相重光葵在答复议员们的质询时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来促进日中贸易，但是在接触到对促进日中贸易有重要关系的实际措施时，他就改变口吻说：
中日两国互设常驻贸易代表机构和对贸易支付协定提供保证，目前“还为时过早”。
据新华社东京29日电
中日贸易协议谈判由于日本政府避不承担应负的责任而未能如期达成协议。
日本两个谈判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的代表，曾向政府要求延长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访日期限。
日本外务省当局在26日答复日本两谈判团体说：
对两团体为中国贸易代表团申请延长留日期限一事，表示不予受理。
答复并要中国贸易代表团迅速离开日本。
中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秘书长谢筱乃在27日晚向日本谈判团体的事务总长山本熊一提出质问。
谢筱乃秘书长在质问中说：
中国贸易代表团从来到日本的那一天起，就以积极的态度和最大的诚意同日本方面商谈贸易协议。
为了迅速使双方达成协议，我们曾一再提出合理的实际可行的建议；
但日本方面却采取消极态度，一再拖延时间，以致谈判不能顺利进行，因此责任完全在于日本方面。
中国贸易代表团对日本外务省当局的态度不能不引起严重注意。
28日下午，池田正之辅代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向中国贸易代表团雷任民团长道歉。
池田正之辅在访问了雷任民团长后接见了日本记者，就日本外务省的不合理态度发表谈话，澄清了这一问题的责任，指出日本外务省的这种作法是违反国际礼节，对中国贸易代表团有失礼貌。
新华社东京29日电
“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外务省承认不受理日本两谈判贸易团体为中国访日贸易代表团申请延长留日期限一事是办错了。
现在外务省已撤回原来给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的关于不受理延长申请的答复。

日本访华代表团抵京并发表书面声明
新华社28日讯
在出席亚洲国家会议后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访华代表团一行二十八人，在团长吉冈金市、副团长小林义雄率领下，于28日下午抵达北京。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中华医学会代表及宗教界人士等。
前往车站欢迎的还有在京的日本和平人士关鉴子、中村玩右卫门等。
代表团团长吉冈金市抵京后，发表了书面声明如下：
出席亚洲国家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各国代表团在一起，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在会议结束后，蒙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觉得非常光荣。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友好和亲善关系。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侵略。
我们以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的名义，对于这个错误衷心道歉。
从国境到北京的旅途中，我们蒙受了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人士无微不至的招待，使我们实在感激不尽，在这里深深道谢。
对于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赶走侵略主义者，为争取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在和平建设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我们表示钦佩。
我们充分理解到中国伟大建设的前提条件，是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的艰苦斗争。
从国境到北京的旅途中，我们已从中国的解放斗争与和平建设中，学习到许多经验，我们准备今后还要更多地学习。
目前，日本处在外国军国主义者的统治下，和日本的悲惨情况相比较，中国充满喜悦的实际情况给了我们许多教育和启发。
我们希望从中国尽可能学习更多的东西，以便对日本的独立、世界的和平和日中两国的友好有所贡献。

筹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捷人民保证提前完成竞赛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新的劳动成就迎接“五一”节。
维特科维泽的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冶金工厂、比尔森的列宁工厂、布拉格的“斯克德—斯大林格勒”工厂、哥特瓦尔德夫的制鞋联合工厂和全国其他大工业企业，也传出了提前完成“五一”节竞赛保证的喜讯。
越南总工会发表文告号召争取统一
越南总工会发表“五一”节文告，号召越南全国工人和劳动人民团结其他阶层人民，一道为严格实施日内瓦协议，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自由普选达到全国统一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文告要求北部地区的工人和劳动人民推进生产来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坚决粉碎敌人欺骗或强迫北部同胞迁往南部的阴谋，进一步加强劳动人民在斗争中的团结，并在限期之内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接收海防。
文告要求南部地区的工人和劳动人民拿出信心和坚决的战斗精神，同其他各阶层人民紧密团结，实现祖国的统一、独立和民主。
德国工人阶级争取和平统一德国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劳动人民普遍地展开了筹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工厂和矿山中，工人们用广泛展开社会主义竞赛来庆祝“五一”节。
在西德，劳动人民不顾西德工会右翼领导者的分裂活动，正在争取联合庆祝“五一”。
亚琛、慕尼黑、汉堡和西德各州的许多城镇都成立了由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和无党派工人的代表联合组成的庆祝“五一”节筹备委员会。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26日发表宣言，号召把“五一”劳动节变成德国劳动人民团结的节日，号召西德人民坚决地为反对巴黎协定、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为争取和平地统一德国，为争取劳动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而斗争。
德国共产党的号召在西德劳动人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日共中央指导部号召日本工人加强团结
日本共产党中央指导部在28日的“赤旗报”上载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文章说：
日本人民今年将以广泛和盛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来迎接195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文章指出，过去一年来，在工人阶级统一行动下，日本的和平民主力量有了很大进展。
有二千三百万人已参加了反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签名；
民主势力在大选中取得进展；
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统一和团结也加强了。
文章说：
在迎接今年的“五一”节时，日本共产党号召日本的工人阶级进一步加强行动的统一和团结，粉碎产业军事化政策，维护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权利。
日本共产党号召为使日本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国交、扩大贸易和进行文化交流、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以及为日本的独立和世界和平的进一步实现而奋斗。
法国共产党向法国劳动人民发出呼吁书
“人道报”在26日刊载了法国共产党致法国全体劳动人民和爱国者的一篇呼吁书。
法国共产党要求他们在“五一”节那天在为争取改善物质生活水平、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反对扩军竞赛、反对原子战争和镇压殖民地人民政策、争取捍卫民主自由、争取废除所谓“紧急状态”法而斗争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
呼吁书号召法国劳动人民表现他们对法苏友谊的不可动摇的忠诚，并且重申他们和欧洲民主国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兄弟般的团结。
法国共产党再度强调揭发和挫败社会党右翼领袖的分裂政策以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的迫切必要性。
纽约劳动人民决定举行庆祝“五一”大会
据纽约“工人日报”报道，美国1955年工人和人民筹备“五一”节委员会已经发表声明，决定于04月29日在纽约联合广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和示威。
声明中说：
“我们号召纽约所有的工会会员，不管他们的政治派别如何，在04月29日都参加联合广场的大集会，说出一切爱国的美国人要求和平、职业和民主的衷心愿望。”
（据新华社讯）

艾森豪威尔举行记者招待会
重复杜勒斯侵占我国台湾的老调
新华社2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们的问题。
有记者问到杜勒斯26日关于同中国谈判
“停火”的谈话同美国国务院23日的声明比较起来是否在态度上有了一些改变。
艾森豪威尔说：
“我并不认为这是改变态度”。
他又说，“这个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的”。
人们知道，美国报界曾吹嘘杜勒斯的谈话不同于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而这个声明曾引起美国国内外舆论的广泛不满。
艾森豪威尔同杜勒斯一样，他完全避而不谈台湾地区以至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的症结是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他重复杜勒斯所提的同中国谈判所谓“停火”。
艾森豪威尔没有说明，美国和中国并没有交战，如何谈得上谈判停火。
他竟说蒋介石集团“并没有打仗”，“停火纯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事”。
这就完全暴露了美国当局的所谓谈判“停火”，只不过是要中国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而已。
艾森豪威尔在回答有关对奥和约的问题时说，他看不出目前有什么举行苏、美、英、法四国最高级会议的必要。

西德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通过行动纲领
反对巴黎协定并主张德国中立化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27日讯：
汉堡电台和各通讯社报道了西德联邦议院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举行会议的消息。
从消息中可以看出，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为反对巴黎协定而加强斗争的行动纲领，其中提到：
一、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写信警告阿登纳：
巴黎协定会堵塞重新统一德国的道路；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方面应该同参加了波恩联合政府的自由民主党和难民党建立接触，因为这两个党的代表提出了德国应该加入一个既不同西方联结，也不同东方联结的中立国家集团的主张；
三、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争取在联邦议院中重新讨论巴黎协定问题。
据汉堡电台广播，奥伦豪尔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认为苏联在巴黎协定生效以后还会同意就恢复德国统一问题进行谈判，那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