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许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的控告
深入下层、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的工作作风。
我们党在长期的工作中，已经积累起许多深入群众的工作经验，有的已经形成了制度，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能够经常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接受群众的监督，给予基层干部以具体的领导，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就必须经常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和揭发各种缺点和错误。
党一再教育我们必须对批评、特别是对来自下面的批评抱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务必使来自群众的一切批评、建议、检举和控告都能得到及时的公正的处理。
因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设有纪律检查部门，专门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事件。
国家还设有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监察机关（较大的厂矿企业设有监察室）。
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还设有人民接待室，或指定有专职干部，在机关负责人的亲自领导之下，负责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
许多地方的党政负责人还亲自批阅一部分人民来信，而且除了平时接见群众以外，还特别规定定期接见来访的群众的制度。
所有这些都便利了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开展，便利了群众的申诉和控告，在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上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在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近年来有不少同志由于在国家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某些成绩，就增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他们忽视了党一再教导我们的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
他们关在领导机关里，忙于开会和发文件，长期不深入实际和不深入群众。
群众在日新月异地改进工作，他们不知道；
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很多新问题、新困难，产生不少新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也不知道。
这样，他们就不能主动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甚至群众已经跑上了门，向他们提出对于工作的批评、建议，告发了他们领导下的党员、干部，他们还不虚心倾听，不作认真的处理。
在他们领导下的负责处理人民控诉的机关，又常常把群众的控诉从这个部门转到那个部门；
一件申诉和控告可以拖上一年、两年不解决，或者虽然解决了，但是解决得很不好。
鞍钢小型轧钢厂工人韩长信在控告党总支书记康兆文窃取他的合理化建议并对他实行打击报复的过程中，碰到的正是这样一些染有程度不等的官僚主义毛病的领导者和干部。
中共鞍山市委和它所属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康兆文这样的干部做了违反党纪的事情，竟然不知道，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甚至把他当成好干部来表扬和提拔。
正当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在各地积极开展的时候，当韩长信受到反党分子的沉重打击，被逼得走头无路，不得不向鞍山市委提出控告的时候，鞍山市委的负责人也并没有加以重视。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根本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控告；
下面的干部去调查，他也不知道；
调查以后写了报告，他也没有看。
更奇怪的是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竟然把这个调查材料转给了被控告人所领导的党组织，这就助长了被控告者进行打击报复的气焰。
市委的负责人虽然把这个控告批给工矿部去检查处理，但是对于处理的结果如何却没有检查，也没有接见多次要求见他的工人。
市委工矿部虽然派人作过调查，但是这个部的负责人连调查报告也没有看一下，只是把它当作“参考”材料送给了他们的上级，而他们的上级又很久没有“参考”。
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市委工矿部的一位副部长和一个处长，竟至对于因坚持斗争而受到沉重打击的韩长信表现了厌烦情绪，说他像“黏糕”一样。
这一系列的事实，除了表示鞍山市委和它所属的有关部门在处理群众控告的工作中存在着不能容忍的紊乱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这些同志在事实上缺乏对于人民群众应有的热情。
他们的任务本来是为人民群众兴利除弊，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把自己的眼睛闭起来，不愿意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愿意正视他们领导下的部门中发生的丑恶现象。
我们还发现有些地方群众控告负责干部的案件，往往经过许多周折而得不到解决；
有的控告到省，有的甚至一直告到中央，才最后弄清真象，作了正确的处理。
不久以前，河北日报揭发栾城县的一些党员干部违法乱纪，非法地剥夺了小学教员郭志的公民权，就是一个例子。
郭志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跑过栾城县总工会、县政府文教科、法院、县政府、石家庄专署普选办公室、专署问事处、河北省人民法院石家庄专区分院等机关三十七次，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最后才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人民委员会监察厅等有关机关派人调查处理。
鞍山的韩长信事件也有类似的情况。
韩长信在鞍山就跑了八个机关部门，花了二十个月的时间，先后找主任、处长、部长、书记等不下一百多次。
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的固然是由于干部的责任心不强，处理来信和接见来访的制度不健全，拖长了解决问题的时间。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骄傲情绪，只喜欢听到表扬，不喜欢听到批评。
他们不大相信群众，却盲目相信干部，特别是盲目相信他们认为好的干部。
因此，当有人控告了这样的干部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相信，虽然也进行调查，但是他们的调查是先入为主，偏听少数干部的话，甚至偏听被控告人的话，不相信群众和控告人的话，作出了不符事实的结论，控告人当然不服。
不管这些领导人是有意或无意，人们不能不怀疑他们是在姑息以至包庇犯错误的干部。
这样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因此，各地的党政机关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尽一切可能使群众提出的控告都能得到及时的公正的处理，特别是地方的党委书记、各级政府负责人、监察机关和处理人民来信的部门，都应该成为处理群众控告的最可信赖的机关和人员，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为了作到这一点，除了应该进一步健全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来访的制度以外，还必须规定：
凡是重大疑难的案件，特别是经过许多曲折而没有得到解决的案件，应该由机关负责人亲自主持处理，要坚决克服不过问不检查的官僚主义作风。
如果案件牵涉的范围很广，应该以党委或地方人民委员会为主，由有关的机关和团体参加，共同解决，坚决克服把人民的申诉和控告照抄照转、互相推诿的不良作风。
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对于群众的申诉和控告一般是重视的，处理是公正的。
解放几年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没有申不了的冤，没有讲不清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要懂得历代反动统治留下的官僚主义遗毒，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肃清。
今天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对于群众的控告不抱热烈欢迎的态度，对于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于犯错误的人员往往姑息和包庇，这就值得引起我们极大的警惕。
各级党委、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和群众团体必须下定决心，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铲除这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中捷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情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开幕了。
这个展览会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综合性展览会。
它向我们全面地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解放十年来在发展经济、文化，特别是在发展工业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我国人民怀着十分兴奋和钦佩的心情欢迎这个展览会的举办，并把它看作是中捷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情。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是早就驰名于世界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统治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发展极不平衡，主要的是纺织、制鞋和制造玻璃等轻工业部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还不甚发达。
同时许多工业原料都仰赖于国外，而主要的工业产品又都不是为了本国消费而是为了输出生产的。
这种情况，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特别容易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操纵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
解放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一个两年计划和一个五年计划的努力，不仅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在数量上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且也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解放以前，资产阶级差不多花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才达到了1937年的工业水平，而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捷克斯洛伐克，只用短短的五年时间（一九四九—1953年的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就超过了这一水平一倍以上。
1954年，工业在捷克斯洛伐克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从1948年的百分之五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七十；
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已从百分之五十七点六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在煤、钢、生铁和电力的生产方面，捷克斯洛伐克都已站在世界上产量最多的国家之列，有些甚至超过了像英、法和西德那样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对于促进捷克斯洛伐克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是它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
现在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已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并占全国出口货物的近一半。
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差不多能够制造一切种类的机械、机器和设备，包括各种金属加工车床，成套的冶金设备，强大的电气装备、起重机、挖掘机、复杂的农业机器和精密机械等，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产品行销世界各国，享有很高声誉。
捷克斯洛伐克在发展工业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是同伟大的苏联对它的无私的援助，同它和各兄弟国家的经济合作分不开的。
而这种成就，也对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经济高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友好合作关系，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捷两国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以后有了极大的发展。
从1950年起，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一年比一年扩大。
据最近统计，1955年中捷贸易额已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半以上。
同时，中捷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这些年来也日益密切。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领袖们十分重视加强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敬爱的领袖、捷克斯洛伐克故总统哥特瓦尔德曾说过：
应当尽一切力量，满足中国人民向我国提出的要求。
这些年来，我国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成套的发电站、化学肥料工厂、制糖工厂和影片洗印工厂等的设备，以及其他许多采矿、冶金、建筑工业应用的机器设备，钢材、石油和交通器材等等。
捷克斯洛伐克不仅供应我国以成套的工业设备，并且还在建设这些工厂时负责从勘察、设计、安装直到开工运转的全部工作。
对于我国订货的生产任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都满怀热情地努力争取及时完成或提前完成。
在我国某些工厂、企业中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专家，也都不辞劳苦地帮助我国工人和技术人员掌握使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使他们很快地提高技术程度。
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的这种帮助，对于我国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加速实行第1个五年计划，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同时，我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各种必需的工业原料、食品、肉类等，也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顺利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中捷两国之间的这种兄弟般的合作，是和平民主阵营各国之间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表现。
这种合作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并有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巩固。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在中国举办，是中捷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在展览会举办期间，陈列在展览会上的各种机器设备将进行实际的操作表演，中捷两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将进行技术交流活动，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专家还要到各有关工厂企业去进行访问、座谈。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木偶剧团、舞蹈团和排球队也来到我国进行广泛的访问演出和比赛。
这些都将大大增进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个展览会在北京展出以后，还要到我国其他城市去举办。
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各阶层的人民，将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非常有益的参观学习。
我们要学习勤劳、智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发展工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并把学习所得运用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我国举办的各种展览会，在向我国人民介绍先进经验和促进我国人民同兄弟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方面，是有显著作用的。
我们完全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在我国也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

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地人民
对美蒋特务的阴谋暗杀活动表示极大愤怒
本报讯
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城市人民，对美蒋特务谋杀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和记者的事件，表示无比的愤慨，纷纷谴责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这一卑鄙可耻行为，并一致拥护我国外交部的严正声明。
北京京西矿务局城子矿正在开全体职工大会，当他们听到这件事件时，职工们对美蒋特务的卑鄙无耻的阴谋，感到万分愤怒。
工人刘正元说：
“我们要以增加生产的实际行动，对美蒋的卑鄙暗害活动给予坚决的回击！”
北京电信局电报处全体青年给报社写信，痛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阴谋，并提出：
“保证要搞好生产、搞好工作，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亚非会议，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坚决奋斗到底！”
北京市劳动模范程永祥说：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飞机失事，这是美蒋特务对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有计划的谋杀。
我们一定要复仇！”
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子高说：
“美蒋特务分子谋杀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的卑鄙行为，决不能阻挠亚非会议的召开。
我们要提高警惕，对美蒋的破坏活动给予坚决的回击。”
西单区未英胡同妇女代表大会主任田富贵读完了报纸，又恨又掉眼泪，她说：
“美蒋任何阴谋都吓不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
也不能阻挠我国的代表团去参加亚非会议。
这次美蒋特务的阴谋暗杀活动，只有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加团结一致。”
各民主党派天津市地方组织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谈话，一致认为这一事件是美国和蒋匪特务的阴谋，其目的是企图谋杀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代表团人员，以此加紧国际紧张局势，破坏亚非会议。
他们完全拥护我国外交部的声明。
天津市地方国营第5机器厂经工车间第1大组的六十四名工人写信给当地报社说：
“正因为美帝国主义害怕和平，才同蒋匪特务用暗杀手段阻挠亚非会议的召开。
我们坚决相信，这只能加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为维护世界和亚洲非洲和平而斗争到底的决心。”
武汉汉水公路桥工地打桩安桩工区的工人们听到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座机被美蒋特务破坏失事的消息后，都非常气愤。
这个工区参加劳动竞赛的三个单位一致要求一定把这一事件的责任追查清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特等工业劳动模范彭仰钦激愤地说：
这次飞机失事显然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政治阴谋，他们这种卑鄙行为不能阻挡我们参加亚非会议、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
战斗在武汉堤防上的民工和干部也一致表示要把堤防修建好，像去年战胜洪水那样来击破美蒋特务的破坏阴谋。
广州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抗议这一罪行。
广州铁路管理局职工举行座谈会，一致表示完全支持我国外交部的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迅速查明这一谋杀事件的真相，并把凶手和有关罪犯逮捕法办。
归国华侨联谊会主任蚁美厚说：
这一事件是美国和蒋匪帮敌视中国和亚洲非洲人民，蓄意破坏亚洲非洲和世界和平的疯狂表现。
这笔血债必须偿还，我们归国华侨和侨眷坚决为反对美国侵略集团和蒋贼的破坏而斗争到底。
许多工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学生也纷纷表示，今后要加倍提高警惕性，防备敌人的破坏，并且要积极生产、工作和学习，以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重庆广大职工纷纷集会、写信抗议这一暴行。
一零二厂炼钢车间电炉生产组长李吉昌说：
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事件负有严重责任。
我们一致拥护外交部声明，要求他们迅速逮捕法办参与谋杀的凶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特等劳动模范杨如坤说：
美蒋的破坏阴谋决不能阻挠亚非会议的进行。
我们要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行动支持我国代表团保卫和平的斗争。
西安市各界人民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彻底查明这一事件的真相，迅速把凶手和有关罪犯逮捕法办。
新西北印刷厂职工就这一事件进行了座谈，大家一致认为：
美国和蒋匪特务的卑鄙行为，阻止不了中国人民参加亚非会议；
并一致表示，用完成04月份的生产计划的实际行动拥护我外交部的声明。
西安市郊区后村黄雁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耿志学和蔬菜生产合作社主任冯寿亭都表示用增加生产、搞好社务的实际行动支援亚非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陕西军区所属部队都表示坚决拥护我外交部的声明。

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机航部主任和香港分公司经理
驳斥美国所谓失事飞机不宜飞行的谎言
新华社新德里14日电
被美蒋特务破坏失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所属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机航部主任古兹达尔14日在孟买否认美国方面制造的目的在于掩饰美蒋特务谋杀行为的谎言，这些谎言说这架失事的飞机是机件有毛病，不宜于飞行的。
古兹达尔说，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
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彼得·梅达在13日也说，所谓失事飞机不宜于飞行的说法
“完全是胡说”。
他说，“这架飞机已经作了它行程上的从孟买到香港的一段飞行这个事实，同机件有毛病的说法是不相符的。”
人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苏丹姆1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正是利用美国宣传机器所制造的这种谎言，作为抵赖美蒋特务谋杀罪行的借口。
新华社新德里14日电
“印度斯坦旗报”13日就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座机失事事件发表评论说：
导向这个惨剧的情况仍然是神秘的。
飞机在起飞时情况良好。
评论说：
“使得这个惨剧甚至更加难解的是，当它发生时气候条件并不是不利的。
因此，应该对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进行仔细的调查。”

我们伟大的祖国
广州船舶修造厂第二船坞已胜利完工。
这座我国自己设计的船坞将担负起华南地区海河船舶的修造任务，促进海河交通运输事业。
这是准备入坞检修的“民俗”号客轮进入船坞的情形。

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到仰光
新华社14日讯
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下，已经在04月07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取道缅甸前往印度尼西亚。
随机同行的有缅甸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吴拉茂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莫诺努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组成人员如下：
代表团首席代表：
周恩来，代表：
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已在印度尼西亚），顾问：
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
王倬如。
新华社仰光14日电
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首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下，在赴印度尼西亚途中在14日上午十时一刻到达缅甸首都仰光。
随机同来的有缅甸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吴拉茂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莫诺努图。
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吴努亲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缅甸外交部长藻昆卓和缅甸政府其他官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使馆人员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苏联、印度和英国驻缅甸大使。
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下，04月07日离京取道缅甸前往印度尼西亚。
图为在飞机起飞前，周恩来总理向欢送者答礼。
（附图片）
新华社记者吴化学摄

搜寻飞机失事遇难者的情况
新华社14日讯
据获得的消息说，在乘坐被美蒋特务破坏而失事的印度飞机的遇难者中，已找到了三个人的尸体。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人员说，两个尸体已经辨认出是飞行机械师顿哈和飞行事务员皮门塔。
另外一个尸体还没有辨认出来。
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当局宣布：
英舰“丹皮尔号”在找到三具尸体以后已在13日黄昏停止了搜寻工作，并且已在14日回到新加坡。
同时，新加坡英国空军的飞机也都已回到基地，结束了搜寻工作。
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两位代表13日乘飞机到达坠毁飞机的地区进行现场调查。
印度航空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经理纳·鲁·高尔13日说，就他目前所知，只救起了三个人。
这三个获救的人，即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师卡尼克已在14日乘英舰“丹皮尔号”到达新加坡。
据新加坡消息，这三个获救的人到达新加坡后被禁止接见记者。

民革民盟民建负责人和发言人发表谈话
愤怒斥责美蒋特务的谋杀罪行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钧儒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在04月14日就美蒋特务机关谋杀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的事件发表谈话如下。
李济深说：
美国和蒋匪特务机关有计划地阴谋杀害我国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事件，再一次暴露了美帝国主义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破坏一切有利于国际和平合作事业的罪恶面目。
我们对于美帝国主义这种无耻透顶的罪行，表示万分的愤怒！
我们坚决拥护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和各国代表团一起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沈钧儒说：
对于美蒋特务谋杀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的罪行，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表示无比的愤怒。
美帝国主义蓄意在亚非两洲推行其侵略政策，它唯恐这个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参加的、旨在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会议开成功，所以从各方面进行破坏。
但是，中国人民为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到底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中国人民将更加提高警惕，更加以努力工作的行动来支持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同亚非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起为和平而奋斗的正义事业。
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说：
我们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匪帮的这一谋杀罪行，表示无限的愤怒。
我国六万万人民一定要清算美、蒋特务这种罪行！
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亚非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它将促进亚洲、非洲各国的亲善和合作，因而美国帝国主义才蓄意要破坏这个会议。
中国人民一定要以最大的努力来支持我国代表团的一切活动，一定要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给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以坚决的回击！

苏联报纸刊登我国外交部声明
新华社莫斯科14日电
“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红星报”、“莫斯科真理报”和其他报纸14日刊载我外交部关于我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座机遭受美蒋特务破坏失事的声明。
报纸还刊载印度尼赫鲁总理对此事表示悲痛和慰问的消息，“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还刊载了人民日报关于飞机遭受破坏失事的社论摘要。

英国外交部就飞机失事的事件发表声明
新华社14日电
伦敦消息，英国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证实：
中国政府在已遇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起飞以前曾向英国驻北京代办提出警告说，美蒋特务分子可能对这架飞机进行破坏。
声明说，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把中国政府的警告通知了香港的英国政府。
声明还说，警告的提出时间是及时的，足以采取措施来预防任何破坏。
声明谈到了某些预防措施后说，“我们已看到北京所发表的指责，但是还没有从英国驻北京代办那里或从香港接到充分的报告。”
声明说：
失事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鉴于因美蒋特务破坏而失事的飞机中载有波兰公民
波兰外交部向英国驻华沙大使馆提出声明
新华社14日讯
波兰通讯社华沙13日讯：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3日向英国驻华沙大使馆提出了下列声明：
04月11日，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一架属于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发生了爆炸，结果，飞机坠入海中。
飞机上的乘客中有一个波兰公民，新闻记者杰列米·斯塔列茨，他是到万隆的亚非会议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04月12日发表的声明中所说的这次不幸事件发生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这次不幸事件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分子为了破坏的目的而进行的罪恶活动的结果。
鉴于上面所说的飞机上的乘客中有一个波兰公民的事实，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04月12日的声明，并且要求采取有力的措施将这个罪恶阴谋的犯罪分子逮捕法办，并且把这种措施的结果告知波兰政府。

黄镇大使往访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
商谈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失事问题
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13日下往见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商谈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所乘坐的飞机失事的问题。
黄镇大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这次事件非常严重，并且认为这是出于和平的敌人的破坏。
黄镇大使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密切注意防止破坏分子进一步的阴谋活动。
他说：
“这不仅是对人民中国的敌对行为，也是对一切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的敌对行为。”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对这一事件表示深切悲痛。
他保证将努力采取安全措施以保护各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且警惕和平的敌人的破坏活动。
黄镇大使12日到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时候，外交部长苏纳约对这次飞机失事的事件表示惋惜之情。

不能再让耕畜瘦弱、死亡
仲夏
据不少地区的材料，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畜瘦弱和死亡现象还不断发生；
耕畜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已成为当前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春耕生产的一个严重困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部分灾区耕畜饲养有特殊困难外，主要是有些合作社不顾具体条件，盲目把耕畜折价归公，以致合作社负担过重。
耕畜归公合槽之后，既缺乏专人管理，又没有足够的草料，使用也没有制度。
有些合作社对草料投资等办法也缺乏合理规定，中农不肯投资，贫农又投不起。
有些合作社因饲料困难，就不作长期打算，采取“大牛吃小牛”“驴吃驴”的办法（即卖掉弱小牛、驴买饲料）来解决目前饲养问题。
有些社员以为死一头牲口，摊不到自己头上多少钱，对耕畜饲养管理不关心，以致集体喂养的牲口一天天地瘦弱死亡。
耕畜入社折价报酬等具体政策问题的妥善处理，不仅有关合作社的耕畜饲养和社员生产情绪的稳定，对社外农民也有一定影响。
耕畜归公饲养确有困难，社员又愿意自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把耕畜归公饲养的办法，改为私有自喂公用形式；
如社员仍同意公有，又不至使社内负担过重，对耕畜折价也应力求合理，折价过低归还期过长的应说服教育社员加以调整，这样做对耕畜保护和春耕生产都有好处。
但是，要合理解决耕畜入社作价问题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广西省武鸣县工作组在纠正耕畜入社作价偏低现象时，合作社干部普遍思想抵触。
他们既不了解政策精神，又不注意社员情绪。
如群英农业生产合作社牲口作价过低，社员李茂才入社前跌死了牛，自己很庆幸；
李成林牵牛入社时，向牛说：
“牛呀，牛呀，你活着入社还不如死了值钱呢！”
他把耕畜入社后，既不愿投资草料，也不愿参加生产。
工作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社干部还粗暴地说：
“有意见，再批判一次自发势力就解决了。”
有些合作社怕麻烦不愿意纠正这些偏向。
如灵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说：
“低都低，不只是一家，要调整全社都得调整。”
像武鸣县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这说明耕畜问题的解决，互利政策的贯彻，需要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要深入地教育社干部和社员，说明这样做对保护耕畜和加强中、贫农团结生产都有好处。
饲料的筹集，同样是一个贯彻政策加强教育的过程。
据北京郊区和山西浑源等地经验，应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教育，发动他们共同想法克服耕畜饲料困难；
同时要合理规定草料投资办法，对投资超过应摊数目者，超额部分应付给一定利息，以保证投资者的合理利益，鼓舞投资兴趣。
教育贫农社员在投资作价和利息等方面适当向中农让步；
同时也要教育中农社员对贫苦社员，采用少摊缓摊办法，来帮助他们克服无力投资的困难。
北京郊区辛庄合作社开始因为没有注意进行这些工作，有些社员偷偷把稻草卖了，有的社员说：
“社给我的价钱合适就投到社里，不合适我就把草卖出去。”
经过确定合理价格、加强对社员的教育后，这个社的草料投资等问题才解决了。
此外，如河北省深泽县先锋社发动社员共同想办法“以煤换草”，邢台县有些合作社的社员因缺草想出卖耕畜，社干部发动没有牲口的社员把草卖给缺草的社员，或者用草和有牲口的社员换肥料，采用这些办法，克服了饲草困难。
这些经验都是值得参考的。
加强合作社的耕畜饲养管理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有些合作社社员缺乏集体主义思想，对公有耕畜不爱护，对大的壮的牲口抢着用，小的弱的无人管，有时为了多赚工分不等牲口吃饱饮足就拉上走，群众称这为使“狠心牛”。
这也是造成耕畜瘦弱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地区已有成功的经验。
山西临汾等县曾专门召开合作社饲养员和兽医的代表会议，检查并批判了部分饲养员认为是当“马夫”不光荣的错误思想，表扬了饲养模范，研究了使用管理制度和饲养方法，对全县合作社九千多头耕畜的保护，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私有公用的耕畜也要研究保护办法。
邢台有些合作社和牲口户订立使用合同，社内保证不过分使用，很好保护；
牲口户保证先社后己，并保证把牲口饲养好。
在报酬上也按牲口好坏，农忙农闲分别计算工资，社员保畜情绪高涨。
各地应利用春耕生产的空隙时间，召开专门的保畜会议，研究办法、交流经验，解决耕畜饲养管理问题。
这对保护耕畜是十分必要的。
采取一切有利于保护耕畜的措施，从各方面提高社员爱畜保畜的热情和积极性，防止发生耕畜继续瘦弱和死亡的现象，是当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十分注意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兰新铁路山丹张掖间重点工程即将施工
兰新铁路山丹、张掖间重点工程即将施工。
山丹至张掖段沿线多是泛浆地带，跨过多处湖滩。
担任施工任务的第3工程段曾在02月份进行了施工调查，在砂石方面原认为沿线无片石可采，所需片石计划由山丹以东装运，但在调查中经农民协助，在沿线附近找到大量砂石产地。
调查中工程师勇桂龙、吴显祖发现原走腰子湖一带线路改由湖南边通过，可避免腰子湖大泛浆区施工困难，提高线路质量，这一建议可给国家节约三十多万元。
担任玉门至哈密段草测任务的勘测队已在08日出发开始草测。
西北设计分局第一勘测设计总队1954年10月间曾派人在这段沿线进行了政治、经济、人文和地质调查，搜集了必要资料，根据地图进行了纸上定线。
这次草测将分南、中、北三线同时进行。
（本报驻兰州记者）

内蒙古大量栽培优良牧草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将大量栽培各种优良牧草。
全区计划推广紫花苜蓿四万七千多亩，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并提倡种植宁条、稗子、青莜麦等本地优良牧草。
河套行政区是全区栽培紫花苜蓿的重点，计划到1957年在全区推广，到那时即可完全解决牲畜饲草不足的问题。
伊克昭盟因天然牧场较差，人工栽培牧草，改良草原，是该盟的一项主要工作。
伊克昭盟今年不仅要推广苜蓿草，同时计划栽培本地各种优良牧草八万五千多亩。
平地泉行政区、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呼伦贝尔盟等地，今年都重点试种一些优良牧草。
今年栽培牧草准备工作动手早。
除在本地收购一部分草籽外，还从陕西省购买了近两万斤苜蓿籽。
集中在农牧部的苜蓿籽，于03月上旬就已经分发各地，以便广大农、牧民适时播种。

南充农民采用先进农业技术
四川南充县广大农民春耕播种中普遍采用了先进的农业技术。
春耕以前，全县有三千三百名农民在县上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分别学会了种植水稻、棉花、玉米和红苕等先进技术。
他们回到乡里后，又向一万五千多乡村干部、社、组的农民传授了技术，并采取典型示范、组织参观等办法在农民中推广。
今年种植的水稻，普遍采用了“泥水选种”、“平新式秧田”等先进技术。
南居乡一村共有一百四十八挑秧田，去年采用“平新式秧田”的只有六十三挑田，因为做法不对等原因，大半流于形式。
今年农民们懂得了它的好处，真正学会了技术，互相调剂了秧田和优良种籽，全村除两挑秧田外，都采用了“平新式秧田”。
村上储藏了两千三百多斤“中农四号”、“胜利籼”等优良种籽，还设立五个“泥水选种”站，帮助农民选种。
（本报驻重庆记者）

友谊农场完成小麦播种工作
国营友谊农场已经在04月10日适时地完成了春小麦播种工作。
这次春播中，农场出动了十五台拖拉机和近五十台播种机，仅用七天时间，就完成了二千公顷春小麦的播种工作；
其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地还采用了交叉播种法。
由于一部分拖拉机手新从学校毕业，大部分农具手是新选拔的，缺乏操作拖拉机、播种机的经验，开始播种时，不少拖拉机包车组达不到播种定额。
经过在工作中认真研究，积极向苏联专家学习，设法缩短播种机添种籽的时间，减少停车事故，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到播种的后两天，所有包车组都超过了播种定额。
播种期间，帮助建场的苏联专家们每天都亲自下地巡视，发现问题，就地帮助解决。
第5号地块因整地质量较差，土块较大，播种时画印器不好使用，一位苏联专家便亲自驾驶拖拉机笔直地播下了第1行，给了拖拉机手们一个可以遵循的样子。
（本报驻哈尔滨记者）

发掘现有矿井潜力的道路
——记开滦煤矿的全面生产改革
季音
一
开滦煤矿是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矿山之一，它是远在半世纪以前按照当时落后的技术水平建设起来的，在生产技术上典型地表现了殖民地工业的特点。
例如，地质测量工作本来是“煤矿生产的眼睛”，是保证煤矿生产合理、经济和安全的基本条件。
但由于外国资本对开滦采矿事业的掠夺性质，尽管开滦煤田的地质情况是多么复杂，五十多年中却始终没有建立起地质测量工作，几年来它给开滦煤矿的生产带来了最大的灾害。
由于地质测量工作落后，影响了正确的掘进，掘进落后又影响回采，造成了开滦煤矿生产中三个基本环节的长期不平衡，使生产经常处于紧张的突击和被动状态，作业不正规，均衡生产和安全生产没有保障，乱采乱掘，大量丢煤的浪费现象不能克服。
开滦煤矿的旧有机械设备和人力劳动都奇怪地交错着，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强矿工的体力劳动。
例如，井下大巷运输是高速度的电车，但采煤工作面上却全部是落后的人力劳动。
井口大巷提升煤的是高速度的多层罐笼，但是把煤车装进罐的却是人工。
当机器把煤提升到井口，却又要人力用一分钟的时间把五百五十公斤重的煤车飞速地推过天桥，送到机器选煤场。
这种机械设备的不平衡，迫使开滦煤矿的工人们不得不整日以最大强度来劳动，紧张地同机器赛跑。
有着豪华的地面建筑物的开滦煤矿，井下却保持着最落后而残忍的体力劳动。
井下有数十里巷道，还依靠许多匹骡马在担任运输工作，有十余公里甚至还采用最落后的人力推车。
这大批骡马占用了井下工人们大量的新鲜空气，因为一匹骡马所需的风量等于一个工人的三至四倍。
新鲜空气对于在数百公尺地下劳动着的矿工们，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如果空气不流通，煤层中散发出来的有害气体就会凝聚起来，酿成可怕的爆炸。
但过去外国资本家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通风工作极为落后，开滦井下每个工人每分钟的风量不到一立方公尺。
由于通风不良，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次瓦斯爆炸的惨剧。
地质、测量、掘进、运输、通风，这是煤矿生产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几个环节，它们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
这些环节的薄弱和相互脱节，就不能不给整个矿井生产带来致命的危害。
同生产相联系的开滦煤矿的组织机构，也异常庞大和不合理。
组织机构重叠，煤矿的每一车间
（采煤区）都拥有全套经济工作人员，会计、统计、材料人员。
人多的结果是手续繁琐，职责不明，效率低落。
据苏联专家计算，开滦煤矿职工人数，超过苏联同样产量的煤矿二倍到三倍。
开滦煤矿上述这些落后状况，在解放初期，由于生产任务不重，对生产的影响还不显著。
但是这几年来生产任务日益加重，矛盾就尖锐起来，近二年中使它一直陷于成本高、浪费大，效率低（在全国煤矿中最低），事故多的恶劣局面。
二
怎样才能彻底扭转生产的被动局面，把巨大的潜力挖掘出来？
开滦煤矿在解放后的几年中，曾不断探索过这方面的正确道路。
他们曾进行过一些生产改革和组织改革，但都效果不大，原因是对两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即工业生产的全面安排问题和系统学习苏联经验问题。
煤矿生产如同其他现代工业的大生产一样，它是一个各方面紧密联系的整体，同时由于生产对象的不同，它又具有着不同于其他工业生产的特殊规律，要提高煤矿生产水平，不断发掘矿山内部的潜力，就必须认识它的内部联系，掌握它的这种特殊规律，然后按照这种规律，作全面有计划的安排，建立起巩固、正常的生产秩序。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利用企业内部潜力，把矿山生产引向繁荣。
1952年，开滦煤矿曾大力改革了采煤方法，收到一定效果，当时以为这样就差不多了。
但过不多久，又发现了掘进落后的矛盾，单单改革采煤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从1953年起又改革掘进。
1953年到1954年上半年，掘进进尺大大加速了，每天进尺从三九四公尺提高到八五七公尺，人们刚松了一口气，却紧接着又出了问题：
井下获得煤量反而减少，后来一检查，才发现掘进由于没有地质测量的指导，工作盲目，许多掘进的巷子都是不能采煤的废巷，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仅仅改革采煤和掘进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回头来改革地质测量。
而在这些改革过程中，运输、通风、机械化等方面的弱点又不断形成新的威胁，影响着生产，尤其是组织机构的庞大和不合理，更使得领导上不能灵活有效地指挥生产，不能建立管理近代生产所必需的生产区域责任制，许多工作贯彻不下去。
总之，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来管理近代化的大生产，几年来始终行不通。
没有通盘的考虑而只是局部地改革的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各个环节的不平衡问题，反而使得不平衡更加突出，工作也更加忙乱和被动。
党的四中全会以后，燃料工业部根据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检查了过去东北煤矿建设中贪大喜功、盲目冒进、忽视旧矿恢复改建工作的错误，批判了不重视发挥矿井潜力的思想。
为了找出发挥矿井潜力的道路，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和苏联煤矿专家小组，于去年08月到了开滦煤矿，他们深刻地研究了开滦煤矿的情况和问题，明确认识了系统学习苏联煤矿生产的经验，进行全面的生产改革，是发掘现有矿井潜力的具体道路。
就在08月24日，中共开滦煤矿委员会召开了全矿党员干部会议，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过去二年多来的工作，陈郁部长根据研究的结果，在会议上提出了全面生产改革的方案，要求开滦煤矿在矿井改建、地质、测量、掘进、运输、通风、劳动组织及行政机构等八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殖民地工业的遗迹。
苏联专家也提出了全面生产改革的具体建议。
这个全面的生产改革，实质上也就是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经验。
会议上大家批判了过去学习苏联经验不够坚决的错误，把学习苏联经验和贯彻专家建议问题，提到了党性原则的高度。
全面生产改革的方案，得到了开滦煤矿干部和职工们的热烈欢迎，大家一致的反应是：
“过去工作中苦于不知从那里做起，现在方向明确了，知道应当怎样做了。”
就在会议结束后，开滦煤矿的干部和职工们，就热情振奋地开始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造工作。
三
开滦煤矿的全面生产改革，从去年09月份起就全面展开，把上述八个方面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两个方面，即生产技术改革和组织机构改革。
在生产技术改革中他们特别重视煤矿生产的基本工作——地质、测量和采掘的加强，抽调技术干部，建立和整顿了矿井地质测量机构和许多处测水站，整理了旧有的地质资料，初步使地质、测量和采掘三个环节衔接了起来。
地质测量开始发挥对生产的指导监督作用，检查出了数十件无煤的事件。
实行合理的机械化和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也是生产技术改革的重要部分，如取消井下运输的骡马，代之以电车运输，人力推车的天桥改建为自动滑行，改进井下通风等。
为了适应生产机械化程度的增长，他们同时大规模地展开了培养技术工人的工作。
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是全面生产改革的主要关键。
因为只有领导机构首先健全起来，才能保证生产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巩固。
他们首先根据生产区域管理制的原则，对采煤区和掘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加强对现场生产的领导。
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和各矿各部门中的重叠组织，也进行合并，取消了一百零九个股，并建立了总工程师室，加强技术领导。
机构改革后可抽出许多干部，简化了业务手续，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整顿组织机构的同时，还进行了劳动组织同工资形式的改革。
去年生产改革前，开滦煤矿还要求增加六千人，经初步调整后，不但未增加，反可抽出约四千人。
全矿劳动效率比过去提高了。
但劳动组织的整顿还很不彻底，现正继续进行中。
在生产改革中，还按照投资小，效果大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有些矿井进行改建和恢复，以充分发挥潜力。
十八年前帝国主义者为了镇压工人罢工斗争而封闭的马家沟矿，已在去年12月01日开始排除井下的积水，正式动工恢复。
唐山矿某号井只局部改建后，每年将能多生产六十万到七十万吨煤。
林西矿只作局部的改建后，每年也将增产约五十万吨煤。
全面生产改革的进行，给这座古老的矿山带来了生气。
改革方案全部实现后，全矿区的产量到1957年将增长为1953年的二倍，矿区的面貌将为之一新。
几个月来的事实，说明了对旧有矿山进行全面生产改革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但是全面生产改革是一件异常复杂的组织工作，领导力量上必须有很好的安排。
这方面，开滦煤矿也还有很大的缺点，生产改革同当前生产结合得不好，结果形成顾此失彼，既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又延缓了改革工作的进行。
不少改革工作还做得不深不透，效果还不明显，生产被动局面还未扭转。
他们应当努力改正这方面的缺点，把全面生产改革工作坚持不懈地贯彻到底。

国务院任命一批驻外使馆和高等学校的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04月06日发布命令，任命了一批驻外使馆和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周秋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龙潜为中山大学副校长
王维祺为西北工学院副院长
孙仲德为上海第2医学院院长
杨明显为湖南医学院副院长
竺良甫为昆明工学院副院长

安徽筹建十六个新式农具站
安徽省今年将在濉溪、灵璧、泗县、东流等十六个县中选择互助合作基础好、地势平坦、交通比较方便的旱作物地区，建立十六个新式畜力农具站。
每站将配备双轮双铧犁、十二片圆盘耙、播种机、摇臂式收割机、三齿中耕器等大型新式畜力农具十五件到四十二件。
每站设置的新式畜力农具，约可播种二千亩到五千亩。
这批新式畜力农具站成立以后，将出租大型新式畜力农具给农民使用，并负责帮助农民使用和修理新式畜力农具。
各新式畜力农具站拥有的大型新式播种机，八小时就可以播种五十亩，使用方便，播种均匀；
用畜力牵引的大型收割机，每八小时可收割小麦五十多亩。
现在，各站正在进行建站的各项准备工作。
计划设置的各种农具，也已开始由东北，北京等地农具工厂起运，04月底以前，各站将同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订立租用合同，投入生产。

江苏试纺剥桃棉情况良好
江苏省部分棉纺织厂试用剥桃棉情况良好。
剥桃棉是用人工从遭受水害未成熟的棉桃中剥出来的，它所含水分高，短纤维多，强力差，杂质多，很容易影响棉纺质量。
常州新毅、大成一厂和三厂等在试纺开始时，都向工人进行了使用剥桃棉意义的教育，提高了工人试纺信心。
工人们说：
剥桃棉是农民兄弟和水灾斗争的胜利果实，我们一定要把它纺出好纱来。
各厂还组织和召开了技术研究会议，发动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
常州大成一厂在试纺中，技术人员设法把剥桃棉进行适当的烘干；
大成一、三厂都在梳棉机的适当位置上装上托板，提高了清棉机除杂效率。
另外，他们还克服了粗纱和细纱的牵伸倍数，降低断头率，提高均匀度。
参加试纺的工人也十分注意操作和做好清洁工作。
无锡等地申新三厂、庆丰、振新等较大的纺织厂还增添了烘棉机设备，其他较小的纱厂在不增加设备的条件下，创造了不少烘棉办法，保持了棉纱质量。
常州大成三厂试纺后，不但强力保持过去的水平，棉结也减少了。
（本报驻南京记者）

河南举行工业和建设展览会
河南省工业和基本建设技术革新展览会正在郑州市举行。
从02月15日到03月30日，由洛阳、新乡等地前往参观的已有六万一千多人。
走进展览会，河南工业欣欣向荣的景象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全省1954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加了七点六倍，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二点五倍，成本降低了百分之十七点零三；
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百分之四点五二，增加到百分之十四点五七，其中现代化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也由原来的百分之二点九三，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二三。
全省1954年投于煤、电、纺织、食品诸行业的建设资金，比1952年增加了六点八倍多。
在工业生产和建设中，河南广大职工创造性的劳动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刨工阎天恩，在推广苏联“奇妙刨刀”和“多刀排”中，创造了“活动工作台”、“快速平面进刀排”，使全车间刨工一年可节省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九小时，等于一个刨工二十四年零四个月的工作时间；
焦作煤矿王金生及其掘进小组，推广了苏联和兄弟矿的先进经验，创造了二千一百一十天的全国最高安全生产纪录；
阮孟武工程师试制成功了钢筋混凝土坑道支架，并将在全国国营煤矿中推广。
省建筑工程公司工人江贵田创造了架屋流水作业法，提高工效三点六倍。
此外，1954年一年内，全省榨油业增产油四百五十一吨，卷烟业节约烟叶六十万零八千七百多斤，酿酒业节约了制酒曲的粮食一千二百八十四万斤，纺织业、面粉业、煤业、电业都为国家增产节约了大量的财富。
（本报驻郑州记者）

浙江茶农开辟新旧茶园
浙江七十三个产茶县的茶农，正积极恢复荒芜茶园和开辟新茶园。
据统计，目前已有泰顺、青田、庆元、乐清、鄞县、嵊县、建德等二十二个县恢复茶园一万多亩，开辟新茶园四千九百多亩。
许多茶农在新开辟的茶园里采用了苏联的先进栽培方法。
嵊县桂秀乡迎联茶叶生产合作社栽培茶树时，用绳子牵好，每茶蓬距离一尺，使一蓬蓬的茶树成一直线。
出产龙井茶叶的梅家坞茶叶生产合作社利用采春茶前的空闲时间开辟新茶园，全体社员组织了开伐、拾草、整园小队，在两天内开辟了九亩茶园。
诸暨县斯宅乡第一茶叶生产合作社开辟十二亩茶园后，又组织社员分组上山找野生茶苗，几天内茶园都栽培了茶树。
茶农们愉快地说：
“五年后我们就有更多的红茶、绿茶、龙井茶来供应全国人民了。”
（张家治屠正峰）

热河北部防护林带开始勘查
热河省林业局调查队二十八个调查组，一百多名干部，于04月初分赴热北赤峰、乌丹、敖汉、翁牛特和建平五县、旗进行热北农田防护林带的调查设计和生产规划工作。
今年调查组要完成两千多万亩的热北农田防护林带的勘查设计工作，比1954年增加了四倍。
今年勘查的地区大约有四百多个村庄。
调查组除了在这四百多个村庄进行防护林带设计工作外，还要帮助这些村庄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规划，制定十五年内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生产的指标。
热河省北部风沙灾害比较严重，经常使农民不能按时播种，造成歉收，有时甚至颗粒不收，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因此，国家把这个地区列为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组成部分和国家林业建设重点之一。
十五年内全部造林结束后，自然灾害将可基本控制，农业生产量也将在现在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于海田）

石景山发电厂进行定员工作前后
本报记者　葛娴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从去年08月中旬开始，用了两个月时间，进行了定员工作。
经过定员，缩减了非工业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充实了生产部门，比较合理地配备了劳动力。
去年年底，石景山发电厂又在定员的基础上，进一步算了细账，制定了今年比较先进的劳动计划。
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
由于精简了管理机构，比较合理地调整了劳动组织，订立了制度，分清了职责，因此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设备事故。
并且还输送一部分人员支援了新建单位。
从1951年起，石景山发电厂没有增加生产设备，但却不断地增加人员，特别是非工业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
在干部中普遍存在“人多好办事”的思想，例如，材料供应科的人员虽然较实际需要多了一倍，但是科长却还嫌人员不够，要求增加人；
实行定员工作的结果，这个科由原来三十五个人减少到十八个人，工作反比以前做得好了。
在定员前，材料供应科采购没有计划，保管材料没有制度，人员职责不清。
如采购材料是随时要货随时派人买，采购员有时进北京城只带上一、二张料单买货，浪费人力很大，还常出差错。
定员后，由于订立了采购计划，虽然减少了采购员，忙乱、差错现象反减少了。
材料供应科经管的五千多种材料中，实际常用的只有一千多种，每日领发料的只有二百多张料单，五个材料保管组和十三个保管员，每人每天平均经手不到二十张料单的工作量，但因职责不清，没有材料保管制度，经常发生差错。
实行定员后，严格规定了领料、退料和材料保管等制度，发挥了保管员的工作积极性。
现在，保管员已由十多个人减少到六个人，大家经常研究工作，吸收了唐山电业管理局材料供应工作“双面标签盘点法”的经验，基本上达到了帐料相符，克服了仓库管理的混乱现象。
石景山发电厂在定员前，冗员最多的是总务科。
这个科在人数最多时要占全厂职工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以上，总务科长认为：
干总务工作是没底的，那里有活，就得往那里去，没有很多的人是不行的。
他常说：
“在我们这里，没有吃闲饭的人，再没有事干，扫扫地、清理清理院子不也是活吗！”
所以，过去总务科里有由十多个人组成的“卫生队”，他们除了清理院子之外，就是专门搬开会用的桌子、凳子。
过去，厂内的办公桌、凳、书柜都雇临时工来厂里做，总务科长说：
“外面买的式样不合适，不如自己做的经济”。
于是，总务科领导的土木修缮组中，单木工就有三十多人（连临时工在内）。
在这个总务科里，冗员多、病号多（过去许多有病的人员都送到总务科去工作），因此工作效率很低。
定员的工作使这位总务科长的脑子清醒了过来。
他说：
“这是我做总务工作几年来的新变化，使我开始认识到要合理组织劳动力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性。”
实行定员后，总务科制定了人员的职责条例，改进了工作制度。
人员虽减少了一多半，却提高了工作效率。
石景山发电厂在定员前，许多科室都存在人浮于事的不合理现象。
职责不明、手续繁杂、管理制度也不健全。
在生产车间，劳动力也有多余和调配不当的现象。
以辅助车间修理场去年第2季度的情况看，有效的生产时间只有百分之七十五；
热工室一人管煤表，一个月只做十天工作，一个人管七个二氧化碳表，一星期只做二天工作。
有的重要生产岗位人员不够，次要的生产岗位却人员过多。
因此，这个厂1954年计划总产值虽比1953年提高百分之七点九四，而劳动生产率却仅为1953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二五。
经过定员，调整了劳动组织，明确规定了各级人员的职责，修订了职责条例，采取“定位、定量、定质”的方法，贯彻大力缩减非工业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充实生产力量和合理配备劳动力的原则，减去了百分之十七以上的人员，其中非工业生产人员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五。
这些人员大部分都得到了合理的安置，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的技工、青工、技术人员和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员，都送到了新建或扩建电厂，或转为基本建设培养人员。
年满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按照劳动保险条例规定退休了。
在车间内部，也调整了劳动力。
如锅炉车间根据发电量增加、低压炉烧的时间加长的情况，需要增加班次，原来的人员配备不足，车间领导上就减少煤粉炉、高压炉多余的司炉助手，充实了低压炉的生产人员配备。
负责机械检修和安全运行的汽机场，人数虽然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二，工作质量反而提高了。
过去，汽机场工人普遍认为：
人多、事故多、检修返工多。
过去检修某主力汽机，常因返工而拖延日期，现在因为加强了技术责任制度，工人加强了劳动纪律，虽然减少了十个检修人员，但是在最近一次检修某主力汽机时，不但没有延期，并且提前两小时完成了任务。
在汽机场调出的工人中，有一半左右是四级以上的老技工，他们有的到了新建电厂以后，还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石景山发电厂在加强计划管理的基础上，实行定员以后，工业生产人员已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1954年劳动生产率已比原计划提高了百分之十二。
今年劳动生产率计划又比1954年实绩要提高百分之十二点七四。
今年第1季度发电量超额百分之六点六七完成国家计划，总产值超额百分之四点五六，劳动生产率比国家计划提高了百分之九点七。
设备事故减少了，今年02月份已没有发生重要事故，03月份只有一次普通事故。
由于人员的减少，节约工资基金全年约十万元。
去年年底，石景山发电厂在定员的基础上制定了1955年的劳动计划。
经过反复算细账，管理人员又减少了七人，非工业生产人员减少了十五人，修理工减少了五人。
在检修方面，根据今年需要检修的工作量和所需人数进行平衡，还可平衡出检修工十七人。
石景山发电厂虽然经过一次再次的压缩编制，并已获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现在的人员定额还是没有达到完全合理的程度，如果进一步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视培养技术人材，还可以节约出更多的劳动力来支援新建单位。
这说明我们企业内部的潜在力量是很大的。

立即制止破坏桑田的现象
张维奇
两个多月以前，人民日报曾经批评了南方某些地区任意砍伐桑树的现象。
据我了解，这种现象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
例如，浙江全省已有一万多亩桑树被砍掉了。
仅崇德一县，为了改旱田为水田，就毁掉三千多亩桑园。
个别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连续砍伐桑树。
算一算下面这笔账，就不难看出砍伐桑树给国家和农民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
根据一般人的估计，一亩桑树养的蚕，每年大约可产五十斤鲜茧，毁掉一万亩桑树，等于每年减少五十万斤鲜茧，或六万斤蚕丝，或一万五千多匹绸缎。
如果出口一万五千多匹绸缎，可以换回一万多吨肥田粉，或七千多吨钢材。
对于农民来说，毁掉一万亩桑树，就等于每年减少三十七万五千多元的收入。
为国家建设着想，为农民利益着想，都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桑树的现象。
浙江等地发生的这种情况，说明国家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的方针，还没有在某些地区的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下去。
许多干部缺乏全面安排各种生产的观点，不了解增产蚕丝对发展工业和改善农民生活的重大作用，因此，在布置粮食、油料作物的生产时，就有意无意地否定或贬低了蚕丝生产的意义，增加了部分农民对种桑养蚕的顾虑。
例如，个别地方的干部在粮食“三定”工作中，不从实际出发，把每亩种有三分桑树的田，按没有种桑的田那样计算粮食产量，以致农民不愿种桑，只想多种庄稼。
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处理入社的桑树问题有错误，也助长了农民砍伐桑树的现象。
有的农业社把入社的桑田作白地论；
有的农业社规定的桑叶作价仅抵市价的二分之一，并规定社员自留地上的桑树要无条件地归社所有。
这些错误的做法，损害了中、贫农的团结，也损害了农民增产蚕桑的积极性。
吴兴县一个农民看到砍伐桑树的情形，痛心地说：
“区、乡干部不晓得养桑树像抱孩子一样，照这样下去，二、三年以后，桑根都要翻身（挖掉）了！”
这就是农民对破坏桑树的行为发出的关心的警告！
现在，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正在督促浙江各地，纠正砍伐桑树的现象，这是很必要的。
其他各地也应该接受这种教训，树立领导农业生产的全局观点，因地制宜地通盘安排粮食、油料和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
在具备养蚕条件的地区，为了增产其他农产品而人为地缩减桑蚕生产，是完全错误的。

筑路模范廖栋梁
新华社记者　赵家烈
交通部公路总局第1工程局最近召开的庆贺模范大会上，二等筑路模范廖栋梁被选为出席全国公路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年前，廖栋梁还是一个普通工人，现在他是一个精练的工人干部和共产党员了。
二十四岁那年，廖栋梁到了康藏公路建筑工地。
在陡峭的石崖间修路，遇到许多困难，这时，廖栋梁不想修路了。
队长郭振庭恳切地向他说：
我们工人阶级所以光荣，就在于我们能克服任何困难。
老工人也对他说：
国家需要我们好好建设。
我们不能只想到个人。
这些话使廖栋梁最后下定决心，非作个好工人不可。
从那以后，他工作特别努力，用心钻研技术，逐渐成为学习模范，受到同志们的爱戴，并被提升为小队长、分队长。
在澜沧江岸郎拉山上，他带领几十个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一项保坎工程；
在波密区的雨季里，他在临河陡山上创造了“单丝排土”法，使冒雨排土的同志们避免了摔下河去的危险；
在陡岩上抢修涵洞时，他五天五夜没离开工地，十天的任务，他们五天就完成了。
两年多来，他和他领导的分队一直保持着模范称号。
1954年春天，波密区高山雪融，河水开始上涨。
数万工人、战士进到了松宗河以西工地上。
粮食、料具要往前运，汽车要过河，松宗桥必需尽快架好。
廖栋梁和他领导的分队就接受了这项架桥任务。
从开始，困难就一个接一个地逼来。
木料在河的上游，离桥位八里路，如果从公路上用汽车运，就要先架一座运料的便桥；
从水里运，水急礁多。
廖栋梁探了一天路线，感到水运是不行的，架便桥就耽误了时间，要耽误几万人施工。
最后他想出了用粗铁丝斜着架在河上，把木料用铁环系在铁丝上，用水力把木料送到通公路的对岸。
这样不但争取了时间，而且节省了六百多个人工。
料备好了，挖桥基又出了问题。
当他们好容易垒起了围基坑的堰时，抽水机不断发生故障，刚快抽干，机器一停又灌满了水。
这时其他工地也正缺抽水设备，从后方运来抽水机是来不及了。
他和副分队长又及时研究创造了木制抽水筒。
挖最后一个基坑时，洪水眼看着向上涨，急浪威胁着围堰，他赶快指挥工人们用木笼装石头在上游作好拦洪坝，准备把六天的工作在三天内突击完。
碰巧堰墙漏水，但又找不到毛病。
这时廖栋梁不顾雪水冰凉，两次下水去摸，判定围堰里一个大孤石有了裂缝。
当时水力太大，要堵是堵不住的，许多人都主张炸掉它重新垒堰。
但水里怎样爆破呢？
廖栋梁想出一个办法，用柏油把导火索和炸药都涂起来，这样就可以在水里进行爆破。
经过两天三夜，他们终于把桥架起来了，载着大批物资的汽车从他们架起的新桥上驶向前方工地。
公路快全线通车时，廖栋梁严肃地考虑着一个问题：
我尽了我的力量，也作出了些成绩。
但这是全党和同志们教育帮助的结果，为了在祖国建设中担负起更艰巨的任务，我要争取作个共产党员。
康藏公路通车拉萨前夕，他终于被接收入党了。

丢掉包袱
姚堤
一个人有某些优点，或者具备了某些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比如说，有的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较长，革命斗争的经验较丰富；
有的同志文化程度较高；
接受新鲜事物较快；
有的同志有某一方面的擅长，也许是个专门人材。
但是，如果因为有了某些优点或有利条件，而骄傲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1”，那末，这些东西不但不能成为他们做好工作和继续进步的基础，反而会成为他们的包袱，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
“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可惜，在实际生活中，就有许多同志恰恰正是像毛泽东同志所告诫我们的一样，对自己的某些方面的一点半滴的优点陷入盲目性，把它当成包袱背在身上。
辽宁省复县复州湾粘土矿的矿长周毅就是这样背上了包袱。
周毅是一个参加革命十六年之久的老干部。
参加革命时间久，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照理说，老干部的斗争经验就应该比较丰富、阶级觉悟就应该比较高；
应该更懂得党的原则，更能按照党的原则办事。
但是周毅却不是这样的。
相反地，他背上了“资格老”、“对党有贡献”的包袱，而变得狂妄自大起来，根本不按照党的原则办事。
他抗拒中共复县县委和粘土矿总支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甚至无理地扬言，要复县县委和他“和平共处”，对他“恭敬”。
粘土矿严重地浪费国家开支，复县县委书记要周毅做检讨，周毅竟然以“我的资格不比你低”为“理由”而拒不检讨。
周毅在粘土矿独断专行，处理重大问题常常“先斩后奏”，而且严重地脱离群众，给工作造成很多损失。
这些难道像是一个老干部的所作所为吗？
如果周毅稍为清醒一点，十多年的革命经历本来可以成为他依靠党、依靠群众、谦虚谨慎地搞好工作的良好基础。
结果，却因为周毅把它当做包袱背在身上，这十多年的革命经历就成了他前进的一个大障碍了。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回忆到1942年全党进行整风学习时，曾把苏联柯涅楚克的著名的剧本
“前线”作为必读的材料。
从此，这个剧本中的那位背着内战时期的老将领、得过四个勋章的包袱、顽固地拒绝一切新事物，而又爱“修正”别人的脑筋的戈尔洛夫，就成为大家的一面镜子。
很多同志从戈尔洛夫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放下了“功劳大”“资格老”等各种各样的包袱，克服了骄傲自满情绪。
可是，时间久了，有些同志就把这面镜子丢掉了，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就又不断地出现像周毅这样的“戈尔洛夫”式的人物。
包袱有各式各样的，有“业务熟悉”的包袱、
“文化高”的包袱、“能力强”的包袱，甚至还有因为在某位高级干部领导下工作过也成了包袱。
如果你要前进，不甘落后，不管你的包袱里装的什么货色，都应当丢掉。

中共辽宁省委讨论韩长信事件
中共辽宁省委会在03月02日举行常委会议，讨论了中共鞍山市委会所作的关于前中共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总支委员会书记康兆文窃夺工人创造，并对主要创造者工人韩长信实行打击陷害事件的处理和检查报告。
会议一致认为康兆文利用党的总支副书记的地位，窃夺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并对主要创造者施行打击陷害的事件，其性质是极为恶劣的，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利益。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很长时期内没有揭发出来，而且，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近两年中，工人韩长信曾经先后一百多次向中共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矿部、办公室、人民接待室、鞍山钢铁公司监察室等领导机关和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市委工矿部副部长范树林、赵家驹等负责干部揭露这一事件的真相。
但一直没有一个机构或一个负责干部认真负责地受理这个问题。
从1954年09月，这个事件揭发以后，虽然鞍山市委会曾动员了大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核对事实，也曾举行了几次市委会议和市委常委会议进行讨论。
但是，市委会对自己应负的主要责任始终认识不足，一直认为小型轧钢厂的总支委员会对这个事件应负主要的责任；
市委会的责任，只不过是没有把小型轧钢厂当作典型来培养，在机械化自动化运动中缺乏政治思想领导等等。
因此，会议认为中共鞍山市委会对这一事件的检讨是不深刻的，必须重新进行检讨，具体地深刻地检讨市委会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的高高在上、不深入厂矿、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切实地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会议同意中共鞍山市委会所作的关于开除康兆文党籍的决定和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同时指出有关这一事件的主要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干部也都要进行深刻的检讨。
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的批评，中共鞍山市委会于03月04日又召开了会议，重新作了检讨。
鞍山市委这次检讨已经认识到市委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极其严重，市委对于康兆文错误没有及早察觉，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对于市委所领导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矿部、市委办公室主要部门和有关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仍然缺乏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列宁论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
——为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而作
蔡畅
伟大的不朽的列宁，真挚地热爱劳动人民，亲切地关怀劳动妇女，英明地指导和热情地支持着她们的斗争，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妇女解放斗争的学说，指引了全世界劳动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我国妇女解放事业，就是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妇女获得彻底解放的光辉榜样鼓舞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和全国人民一起，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而奠定了基础的。
我们已经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的第1步。
现在我们又正在集中全力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逐步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更好地学习和领会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关于妇女解放的学说，是领导这个斗争达到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只有发动千百万妇女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才是可能的。
列宁指出，发动妇女群众是实行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和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
“除非有千千万万的妇女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无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法按共产主义的方针从事建设。”
（见蔡特金：
“列宁印象记”）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说，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不能不是一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如果不依靠全国男女公民的团结一致和忘我的劳动精神，这个任务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就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来看，几乎每一项具体措施都和妇女群众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在全国厂、矿企业中劳动的女职工达一百三十余万人。
比这为数更多的职工家庭中的妇女们，她们和职工有着血肉相联的密切关系，她们的觉悟程度和家务管理工作，对于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农业生产方面，据估计，已经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力中，女劳动力约占百分之三十，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女社员约占社员总数的一半左右。
在制造生活资料的手工业，如棉织、针织、毛织、服装业中有很多妇女参加劳动。
外销的手工业品，如美丽的刺绣、织锦缎、地毯、挑补花、草帽辫、花边等，大部分是妇女生产的。
教育、医务、卫生、合作社和国家机关中，都有妇女参加。
所以不论在职在校的妇女，不论城乡的家庭妇女，正在这样或那样地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劳动妇女是妇女中的多数，几年来她们对祖国建设已经有了卓越的贡献，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模范人物。
各地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部门能针对妇女的思想和要求，在她们中间具体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培养她们参加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帮助她们克服困难，她们就能充分地发动起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重要力量。
反之，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部门不注意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就不能普遍地发动妇女群众，就会使工作受到阻碍。
列宁在1920年警告说：
“假如她们（指妇女—笔者）不和我们在一起，反革命势力或许就会领导她们来反对我们。”
（同前）我国现在就有个别地方因为轻忽妇女工作，而使有些妇女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列宁的教导，经常注意教育妇女群众，争取她们，不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遭遇到多大的困难。
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才能胜利和巩固。
那种嫌妇女麻烦落后，低估妇女力量，轻忽妇女工作的思想，是违反列宁主义原则的。
这种思想和行动不仅不利于妇女解放事业，而且会削弱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妇女的彻底解放。
列宁教导我们要十分重视和充分运用劳动妇女群众的力量，热情地支持劳动妇女解放斗争，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他说：
“无产阶级，如果不取得妇女们之完全的自由，那他就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
（列宁：
“给劳动妇女们”）
“我们抱着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是要为完全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里对于妇女便开辟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场所。”
（列宁：
“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事实很明白，只有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消灭，才能最后消除使妇女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条件；
只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能逐步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为妇女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建设事业创造更优越的条件。
由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在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资料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在社会生产和文化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妇女将和社会一切成员一样，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那时劳动变成了愉快的事情，社会的一切成员——男的和女的都过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满的幸福的生活。
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男女完全平等的美满幸福生活，必须依靠妇女们自身的劳动和斗争，才能真正达到。
列宁说：
“工人底解放应当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
同样，我们应当说，女工底解放也应当由女工自己来进行的。”
“要使妇女达到完全的解放和与男性底真正平等，则需要社会经济，需要妇女参加一般的生产劳动，那个时候妇女将会站到同男性同样的地位。”
（同前）我们的党中央遵循着列宁的英明思想，指导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把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作为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实现妇女解放和进行妇女工作的方针。
多年来我们执行了这个方针，因而在人民民主制度的保障下，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日益成长，妇女参加生产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贡献一年比一年扩大，束缚妇女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正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这在促进男女平等方面收到了重大的成绩。
现在许多妇女已经从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
“只有劳动才能平等，斗争才有自由。”
但是在某些妇女中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轻视劳动的思想和行动到处可以发现。
因此我们还必须反复耐心而又深入具体地教育妇女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认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进行就是全体男女公民的最高利益，认识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利益。
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争取愈来愈多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争取用自己的劳动和斗争来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
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尚在开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立即吸收所有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因此为了正确地贯彻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方针，就必须循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按照国家的各项生产计划和劳动力的调配计划，逐步渐进，防止主观的盲目的动员。
同时，为了贯彻这项方针，也必须从各个方面来发挥妇女的力量，增进妇女对生产的贡献。
拘守任何一种方法，就要限制这项方针的全面贯彻，就不能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妇女的潜力。
（三）在社会主义的新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是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因而是受人尊敬的；
逐步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也是必要的、可能的。
列宁又更进一步教导我们：
要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把她们从‘家庭奴隶制’之下解放出来”（列宁：
“国际劳动妇女节”），因为“在妇女从事于家务之下，她们的地位始终是受压迫的”（列宁：
“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我们从实际生活中深刻地领会到，建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旧家庭，是被夫权主义所统治的。
在这种家庭里，妇女生男育女的劳动，是为男子家长生育承继和扩大私有财产的后代。
因此，在这种家庭里，男女是不平等的，妇女是奴隶，毫无权利和地位。
我们必须引导妇女改造这种家庭，逐步“把烦琐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列宁语），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为了正确地深刻地领会列宁的指示，还必须进一步分析家庭和家务的性质和作用。
家庭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而变化的，是受着一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观点的影响而变化的。
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新家庭，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单位，这种家庭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广大妇女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生产，国家大量设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这种新家庭的特点，是男女完全平等的一夫一妻制，是男女共同享有参加社会劳动，同工同酬的权利。
这种新家庭的主要作用，是和国家儿童机关及学校共同负责，教养子女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
因此，母亲教养子女成为忠诚服务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人，主妇担负日常生活的劳动，为从事社会劳动的家庭成员服务，都是自觉的，都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有贡献的，都是为自己和家属创造幸福的生活，因而也是受到社会的尊敬的。
同时在苏联，许多家庭主妇们、母亲们，又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为公众服务。
在我国，解放以来，不论城市和乡村，都涌现了大批男女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
搞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家庭的事务，对于促进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重要的。
从我们在职工家属的工作中可以看到：
贯彻为厂矿生产服务的方针，对职工家庭的妇女广泛地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鼓励她们开展邻里团结互助，家庭和睦，搞好家务，带好孩子，做好饮食，以减少职工家务牵累，增进职工健康，鼓励职工出勤，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发展厂矿生产有很大的意义。
同时也就缔造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提高了妇女的社会主义觉悟，鼓励了并创造了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条件。
因而又大大提高了她们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
但是，现在我国绝大部分家庭中，家务主要或完全由妇女来负担，依旧是旧社会旧家庭遗留下来的分工办法，对妇女从事社会生产、社会活动或多或少是有妨碍的。
我国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虽然正在日益增长，但依旧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从这种复杂经济成分上，旧的、封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玩弄和歧视妇女的思想还会有广泛影响的。
因此，在我们的国家里，必须努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坚决同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教育大家用社会主义思想原则来对待家庭，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和旧传统，建立男女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由丈夫、妻子和所有成员共同负担家务劳动的新家庭。
同时，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在目前时期建设的需要和可能，教育妇女适当地安排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社会活动，并在可能条件下，逐步举办帮助妇女减轻家务的公共事业（如托儿组织等），以增进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社会活动的可能。
但是如果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急求家务劳动社会化，企图把孩子的教养完全推给国家，那是既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不考虑目前妇女的家务负担，动员家务繁重的妇女参加过重的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以致妨碍全家正常生活和本人健康，是不合适的；
同样，完全不考虑如何逐步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增进妇女参加社会事业的可能，也是不对的。
（四）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应该反对婚姻和性生活上的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现象。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发展，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正在提高，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主义新关系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婚姻和新家庭已经大批地生长起来，并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开展的积极因素。
但是资本主义思想从各个方面腐蚀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有的人滋长着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资产阶级淫荡糜烂的生活方式，玩弄和蹂躏女性，在性生活和婚姻关系上发生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现象，这是决不能允许的。
人们在性生活和婚姻问题上发生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现象，不仅是男方或女方被欺骗玩弄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私生活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阵营，损害革命力量的集中和增长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坚决同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对这种思想和行为采取迁就、包庇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是危害革命利益的。
早在三十五年之前，列宁就清楚地预见到“在建设当中，性关系的问题、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将成为流行的问题。
同时，如果必要的话，你必须随时随地从事斗争。
你必须设法使这些问题不致被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处理，不要让这些问题成为越轨和阴谋的根据。”
（蔡特金：
“列宁印象记”）我们应该记着列宁的箴言，坚决地同损害革命力量的、在性生活和婚姻问题上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思想行为作斗争；
努力地培植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提倡男女双方在完全平等，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的基础上，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深刻的了解，由于政治、思想观点一致，由于对爱人及将来的孩子的高度的责任感，达成的真挚的持久的爱情。
只有建筑在这种真挚持久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才能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伟大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在共同革命事业中，在生气勃勃的全部革命生活中，始终是互相尊敬、互相爱慕、互相帮助、共同奋斗，把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革命，并创造了高尚的革命家庭，成为我们学习的最好的典范。
×××
列宁主义，包含着广大劳动妇女解放斗争的全部的完整的学说。
这种学说和列宁对其他问题的学说一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高度的原则性，蕴藏着革命斗争和劳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宝贵的经验。
这种学说，和列宁对其他问题的学说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全世界劳动妇女解放斗争的革命理论。
这个伟大的学说在苏联已经充分实现，苏联妇女为全世界劳动妇女做出了解放斗争的史无前例的光辉榜样。
这个伟大的学说指导着欧洲、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妇女群众，在自己的解放事业中不断地胜利前进。
这个伟大的学说，也正鼓舞着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附属国家劳动妇女为保卫妇女权利的斗争。
伟大的列宁主义，光芒万丈地照亮了全世界劳动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伟大的不朽的列宁，永远活在全世界劳动妇女的心坎中。

庆祝“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大使安·格里哥尔
今年05月，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将欢欣鼓舞地庆祝我们祖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无敌的苏联军队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我国，从而使我国能够通过人民民主的途径以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十周年。
我们从1945年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使直到那个时候为止一直被束缚着的人民的力量得到了解放，并且使这种力量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
我们共和国的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同志曾经强调指出：
“在我国劳动人民的自由的创造力空前发展的基础上，在苏联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下，我们不但消除了战争所带给我们国家的惨重损失，而且也使我们的工业发展到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程度。……我们已经成为和平阵营的坚实可靠的一部分，并且巩固了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和团结的同盟。”
由于这些事实，已被认为是世界上十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的我国的工业生产，这些年来增加了一倍多。
遵循着列宁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的原则，我们在从1949年到1953年的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保证了生产资料生产的不断增长，使它在工业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机器制造业在这些年内增加了二点三倍。
在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科学技术合作之下，我们已把我国的工业技术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而我们的统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强大的机械化和集体劳动，也大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牲畜的产品生产率。
由于生产的高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在改进质量的基础上所实行的减低生产成本，今年已经实行了第4次的降低零售价格。
这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在北京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展览会，布置在标志着中苏友谊的宏伟壮丽的苏联展览馆中。
这次展览会力图反映过去十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获得的成就。
这个展览会的中心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展览品和模型。
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制品在极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
在展览会上，我们特别展出了一些规模很大的生产设备模型，如：
氮素肥料工厂、动能列车、石油精炼厂、船舶、酒精工厂、玻璃工厂等。
展品中还有六百匹马力的大的轮船柴油发动机、五百匹马力的钻探机用的柴油发动机、四十八吨重的立式旋床、能加工长达六公尺部件的十二公尺长、四十四吨重的旋床、能够同时将部件进行三面加工的三十六吨重的龙门铣床、卧式铣床和许多其他机器和装备。
捷克斯洛伐克冶金工业的模型和展览品，其中特别是波尔地牌的各种优质钢，表明了捷克斯洛伐克冶金工作人员所获得的成就。
他们已经在1953年底生产了二百八十万吨铁和四百四十万吨钢。
其次，还展出精密机械工业产品、通讯器材和电讯设备、电气测量仪器及其他仪器，机器脚踏车、汽车、飞机发动机、各种动力设备、化学工业设备、绘图和印刷机、四百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和柴油联动机。
在广场上的展览品中，陈列着展览会中最大和最重的展览品——重达一百公吨并具有二十五公吨起重力的万能挖土机和能够烧劣等煤的蒸汽机车。
展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日用品馆，证明人民民主共和国关怀劳动人民的健康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文化馆表明人民文化水平的增长和在文化方面所获得的成就。
文化馆同时有力地表明捷中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这种关系是由真诚的友谊而产生的，而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同苏联的巩固同盟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争取和平的共同斗争和在我们两个友好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的基础之上的。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说明，摆脱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摆脱了帝国主义剥削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获得怎样的成就。
这个展览会证明，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获得，是由于以苏联为首并得到全世界正直的人的支持的不可战胜的和平阵营的存在，它打乱了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战争计划，并保证了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和平建设。
这个展览会证明，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获得，是由于在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已建立起了以苏联为范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新型关系。
这种关系是根据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不干涉他国内政、互相尊重、友好和互助的原则而建立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也建立了这种关系，这使我们两国都获得了利益。
在经济方面，这种关系就表现在两国所签订的贸易协定中。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生产效能很高的机器和设备，它们同中国自己的产品和其他友好国家、特别是苏联所供给的机器设备一道，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工业化的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原料、矿石和有色金属，化学工业、制革和纺织工业的原料，都在逐年增加。
这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
中国所供给的食品工业的原料和许多制成品，在满足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增长着的需要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到现在为止所获得的成就，与近五年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蓬勃发展的经济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展览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当评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来的劳动成就时，捷克斯洛伐克全体人民同我们一道衷心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所获得的成就而欢欣。
这些成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英勇的斗争而获得的。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懂得，我们两个国家中的一国的成就也是另
一国的成就。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坚信，在我们互相帮助并实行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依据的高度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苏联的领导下打退一切侵略者，保卫住世界和平，并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而在我们的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控告二十个月终于胜利
——记工人韩长信控告反党分子康兆文的经过
本报记者　常工
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书记康兆文窃夺工人韩长信创造南部翻钢机的合理化建议，并且对这个工人实行恶毒的打击和陷害的严重反党事件，从发生到最后处理结案，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工人韩长信为了洗清自己身上的冤屈，申张党和人民的正义，曾经跑过鞍山市的八个机关部门，先后找主任、找处长、找部长、找书记等不下一百多次。
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鞍山市有关机关和一些负责干部的拖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
早在1953年03月，也就是这个事件发生后大约三个月，韩长信就跑到鞍山钢铁公司监察室去申诉。
这个机关的主任和下面的干部都先后听过他的申诉，也为他要求继续试制北部翻钢机和要求调动工作的事，同有关部门作过联系。
但是他们没有派人调查，只是感觉到问题太复杂，牵涉到党内领导干部。
在韩长信的一再催促之下，监察室在06月22日把他的控告转到了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就在这以前不久，反党分子康兆文捏造了韩长信往氧气表里放油、想使风筒爆炸的“莫须有”的罪名，阴谋进一步陷害韩长信，威胁说要把韩长信送到法院押起来。
韩长信看到康兆文这样毒辣地陷害他，一时想不开，就跑到鞍山市人民法院去自动投案。
因为韩长信根本没有犯罪，也没有人到法院控告他，法院不收留他，是作得对的。
但是以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惩罚一切犯罪行为为职责的人民司法机关，应该在事后把这件事转告鞍山市的有关机关，才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的表现。
可是鞍山市人民法院接见韩长信的干部，只是把韩长信打发走了就算了，也没有向法院的领导同志汇报。
这时，韩长信打算上北京告状，他妻子怕他走后无人照看，闹着要自杀，他只好痛哭一场作罢。
按理说，当韩长信的控告由监察室转到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后，应该受到这个以受理党员、群众的申诉和控告为职责的机关的高度重视。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韩长信在这里碰到的是更加恶劣的官僚主义分子：
他们对来自群众的申诉和控告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冷冷淡淡；
他们对群众的悲痛的遭遇不是高度同情，而是漠然置之。
这个机关办公室的主任刘宝祥，没有向鞍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申东黎请示报告，就把这个控告案交给了检查员杜维臣去调查。
而杜维臣在调查这个案件上又犯了严重的偏听偏信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他到小型轧钢厂以后，就先后从反党分子康兆文及其忠实信徒张泽国、工会主席刘廷峰和工会副主席姚青栢等人嘴里，听说韩长信的品质不好，还有历史问题；
南部翻钢机不是他创造的，而是康兆文和周任源创造的；
韩长信所以到处告状是想出风头，不是康兆文打击韩长信，仅只是康兆文对韩长信的工作方式不好。
杜维臣轻信了这一席话，也对韩长信的印象不好。
因此杜维臣回去以后，就根据康兆文、张泽国等人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写好以后，他就交给办公室主任刘宝祥。
刘宝祥又没有送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申东黎同志看过，就把它作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意见送给了反党分子康兆文领导下的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提议这个厂的领导上“必须采取多方面教育”的方法，促使韩长信“改正其错误”。
这也就是说：
一个人蒙受了不白之冤，不得不向上面控告。
但是他所得到的结果，反而要由他所控告的人来教育他“改正错误”。
这样处理问题是完全违反了党的原则的。
在鞍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负责领导这个机关工作的申东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市委组织部长兼纪委会书记正在休养）。
而且在康兆文窃夺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后的07月，在申东黎的主持下还把康兆文由党总支副书记提拔成了总支书记。
在这个严重的反党事件发生了一年以后，申东黎在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的一次会上，又说过康兆文是个“好同志”。
所有这些反常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当然下面的干部、特别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有关干部要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向申东黎同志请示报告，或者没有向他据实反映情况。
但是作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如果对一个闻名全国的工厂的党总支副书记已经变成了盗贼，工人群众都在议论纷纷，受害人已经提出了控告都不知道，相反的，还把这个反党分子当成“好同志”来表扬和提拔，这就说明申东黎同志对自己直接领导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如何不了解，对自己直接领导下的主要干部如何不了解。
这种失职行为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
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送到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以后，它产生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反党分子康兆文的胆子更大了，他公开威胁韩长信说：
“你还向市委告我呢！
你把我告到北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韩长信感到无法再在小型轧钢厂立足，又三番五次地跑到鞍山钢铁公司监察室要求调动工作；
拖了八个多月，仍然没有结果。
经别人的提醒，从1954年03月开始，他又到鞍山市委人民接待室去控告。
接待室的干部把韩长信的控告向市委书记韩天石作了汇报，韩天石同志批示交市委工矿部研究处理。
工矿部是代表市委直接领导小型轧钢厂的机关。
按理说，这个机关应该作到主动发现问题。
但是事实也不是那样：
这个部的领导人平日是高高在上，很少去小型轧钢厂了解情况，并且对群众的控告也不是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
这个部的副部长范树林接到韩天石同志的批示后，未作任何研究，就批交给工矿部经常到小型轧钢厂帮助工作的轧钢处处长王珍去调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过问这件事情。
工矿部的另一个副部长赵家驹在接管这个控告案件以后，虽然对王珍抓的很紧，但是他自己也没有亲自动手，并且在韩长信一再找他催问处理情况的时候，他还对韩长信表现了很不耐烦的情绪。
这个部的领导干部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的控告，而他们派去调查的王珍更是一个极不负责的人。
早在1953年05月，即窃夺事件发生以后大约四个月，小型轧钢厂的前任厂长兼党总支书记燕鸣，就曾向王珍谈过康兆文有窃夺工人合理化建议的嫌疑，然而这样重要的情况，并没有受到王珍的重视，他竟主观武断地认为是燕鸣在同康兆文闹“关系”。
王珍既未帮助小型轧钢厂弄清事实真象，也没有报告工矿部的领导人和鞍山市委。
经过一个多月以后，王珍的调查报告写出来了。
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弄清基本的事实，但是它发现南部翻钢机的创造者有康兆文，也有韩长信，特别是发现了康兆文曾经窃夺过另一工人创造的“皮带落下锤”合理化建议。
如果王珍和工矿部的领导人，当时就抓住这些线索追下去，事情的真相可能早已大白于世了。
但是，这个调查报告写出以后，工矿部的部长没有看过，就以部的名义，当作“参考”材料送给了市委办公室。
这就是市委工矿部对待市委书记指示的态度，这是多么不负责任啊！
就在这个时候，小型轧钢厂工会主席刘廷峰要调走学习，他怕将来韩长信事件的真相弄清以后对自己不利，就向王珍反映说南部翻钢机的主要创造者是韩长信，没有康兆文。
王珍先不信，刘廷峰说：
“王处长，你想一想吧，康兆文厨师出身，只当了七个月轧钢工人，他怎么能创造出翻钢机呢？”
但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王珍在不能不信的事实面前，反而责备刘廷峰说：
“你这个同志太成问题。”
而自己却以调查报告已经送走，任务已经完成，连把报告要回来修改一下或者送去一个更正材料也没有作。
同时，在这个期间，韩长信眼看见这个机关调查，那个机关也调查，都没有解决问题，曾多次找过王珍。
王珍对他的态度很恶劣，竟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这个人就像黏糕一样！”
鞍山市委工矿部派出经常帮助一个重要工厂的负责干部，就是这样毫不负责，这样毫无原则！
作为我们党的一个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他应该有高度的原则性，应该经常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虚心地听取他们的呼声和意见，给予来自下面的批评以切实的支持。
用党的这些原则来衡量，中共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同志，在处理工人韩长信的控告案上是有很多缺点的。
在韩长信向市委人民接待室提出控告的时候，距离这个反党事件的发生已经有一年零两个月了，他跑过鞍山市的好几个机关都没有解决问题。
按理说，这样一个拖延不决、情节重大恶劣的反党事件，应该由韩天石同志亲自主持处理，即使是批交下面的同志处理，也应该抓紧督促和亲自检查。
但是，自从韩天石同志把这个案件批交市委工矿部研究处理以后，他就再没有过问过这件事。
在市委工矿部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后，韩长信曾经找过韩天石同志好多次，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并且在韩长信找韩天石同志的时候，韩天石同志的秘书杨润周还曾经用粗暴的态度对待韩长信。
市委的直接办事机构——市委办公室的一些负责人也很不负责任，他们不但没有及时向韩天石同志汇报处理情况，而且连一个供“参考”的调查报告也没有及时参考，甚至在基本事实尚未查清之前，就想用要康兆文向韩长信承认错误的简便办法，使这一事件不了了之。
直到1954年的07月，由于韩长信的不断控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组也过问了这件事，鞍山市委办公室负责同志也开始感到拖不下去了，才重新研究了市委工矿部送去的王珍写的调查报告，感到有些地方不清楚，就责成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在09月01日以前把事实查清，报告市委，并且指定王珍同志参加这个工作。
这个时候，小型轧钢厂的前总支委员燕鸣、王乃信、白纯珠、刘廷峰、张泽国等已经离开了，王珍把他们找了回去。
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委员中，除了张泽国没有觉悟外，其他委员学习了四中全会决议，又看见市委已注意这事，就打破一切顾虑，把康兆文反党的罪恶行为揭露出来了，并且在09月20日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
市委办公室接到报告后，感到问题严重，就叫工矿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核对。
这两个部门从09月下旬到今年02月为止，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核对工作，证实了韩长信的控告是符合事实的。
接着中共鞍山市委举行了数次会议，讨论了这一事件，决定开除康兆文出党，其他有错误的党员也分别受到处分。
市委本身也作了初步检讨。
这个情节重大恶劣的反党事件，终于处理了！
但是这个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鞍山市委不应以处理了这个事件为满足，应该很好地用它来教育党员、干部，切实地从中吸取教训。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地改进各机关各部门的工作作风，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给鞍山市党组织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

伏罗希洛夫接见奥地利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13日接见了奥地利政府代表团团长、奥地利联邦总理尤·拉布和代表团团员们。
陪同代表团受接见的有奥地利驻苏大使纳·比萧夫。
接见时在座的有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和苏联驻奥地利大使兼高级专员伊·伊·伊利切夫。
在接见时，拉布把奥地利共和国总统柯尔纳的一封信交给伏罗希洛夫。
这封信要求赦免那些因在战时曾犯有反对苏联人民的罪行而在苏联被处徒刑的奥地利人。
奥地利共和国总统的信中说：
如果“苏联能作出宽宏大量的赦免，那将是苏联在奥地利复兴十周年的时候对奥地利共和国最好的馈赠。
苏联人民可以相信：
全体奥地利人会对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表示真挚的深切的谢忱。”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向奥地利总理拉布说，他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善意地对待奥地利共和国总统的这一要求的。

前曼谷华侨报纸“全民报”工作人员
竟被泰国法庭判处长期徒刑
新华社14日讯
曼谷消息：
据泰国报纸报道，03月15日，曼谷法庭将被囚禁已经有两年多的前曼谷华侨报纸“全民报”的总经理邱健和总编辑林学等中国侨民判处十三年又四个月的徒刑。
邱健和林学是在泰国警察当局在1952年11月10日进行大逮捕时被拘禁的，罪名是所谓“企图颠覆政府”。
“全民报”也在同年被泰国政府封闭。

吴努和范文同发表会谈联合公报
范文同回到河内发表书面谈话
新华社14日讯
仰光消息：
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在13日结束了他们的会谈，并且发表了会谈的联合公报。
公报说，吴努总理和范文同副总理重申他们对于日内瓦协议的支持。
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忠实履行这些协议，以便使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政治问题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
公报说，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努力来促进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为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各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提供了基础。
公报说，他们都确信，应该进一步加强缅甸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利益。
公报说，他们表示完全支持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个会议将是历史上第1次使亚洲和非洲人民有机会相聚一堂，从而打破殖民主义在他们之间所制造的障碍，并促进和平事业。
新华社河内14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在14日下午乘飞机返抵河内。
前往嘉林机场欢迎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各国驻河内使节和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代表。
范文同在下机后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对于在印度和缅甸的访问，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清楚地看到，印度人民和缅甸人民对于越南人民英勇抗战的同情和钦佩以及对于越南人民执行日内瓦协定以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全国独立和民主的英勇斗争的支持。
范文同说：
这一次的访问有着进一步密切越南人民同印度、缅甸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作用。
得到印度人民、缅甸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同情的越南人民，将更加积极为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全国独立和民主而斗争。

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
苏联各地干部申请到集体农庄工作
为了迅速把落后的集体农庄变成先进的集体农庄，苏联各地许多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学者、专家等，继续响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申请到农村去担任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
列宁格勒市已经有五百个领导干部和专家申请到农村去。
其中有不久以前担任过区党委书记而现在在州党委会工作的伊凡诺娃，有列宁格勒农业专科学校经济系主任伊戈尔金、农学候补博士阿维尔基耶夫，还有一个机器制造工厂的领班华西里耶夫等。
在莫斯科市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各州，申请参加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这几天，莫斯科许多机关和工厂正在展开群众性的推荐工作，以便把最优秀的人员派到农村去，直接参加农业生产。
苏联出版了两本关于列宁的回忆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院编辑的两本关于列宁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了。
一本是“列宁亲属的列宁回忆录”，一本是蔡特金的“列宁回忆录”。
前一本书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雅和列宁的姐妹兄弟们写的回忆录的合辑。
回忆录谈到了列宁各个时期的生活和活动。
蔡特金的“列宁回忆录”谈到她在1920年到1922年同列宁的会见，记述了列宁关于艺术、文化、国际妇女运动、德国革命运动等问题的意见。
朝鲜许多工厂第1季度取得新成就
朝鲜工业部门许多主要工厂、企业在第1季度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重工业部门，金属工业和机械工业的主要企业都已在03月下旬按照国家规定的指标完成了第1季度生产计划。
朝鲜的钢铁基地——城津炼钢厂在第1季度已经完全修复了它在战前的全部机器设备。
今年第1季度这个厂的钢产量比去年第1季度增加了将近两倍，品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
在轻工业部门，许多主要企业也完成了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和恢复建设计划。
新义州搪瓷工厂的工人们在第1季度中，在安装了中国援助的许多新式机器的同时，超额完成了搪瓷器的生产计划。
越南今年播种的夏稻面积超过去年
越南春季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开始后，各地播种夏稻的面积已远远超过1954年。
这给停战后第1季夏稻的丰收打下了基础。
包括兴安、海阳、建安、太平四省的红河左岸区，在运动开展后播种夏稻的面积由六万五千多公顷增加到十六万三千多公顷。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曾多方面帮助农民完成夏稻的播种工作。
在第4联区北部地区，政府共发放了三百多吨稻种，其中有一百五十吨是中国的耐寒、早收的“南宁稻”种，很受农民的欢迎。
在河东省法军所造成的灾区，政府先后发放了三千多吨救济米；
越北联区行政委员会曾先后派四百多个干部下乡领导生产。
波兰农业劳动者紧张进行春耕工作
波兰全国各地正在进行春季田间工作。
首先开始春播的是西南部的弗罗茨拉夫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着奥波尔、波兹南、基埃尔塞、比得哥煦等省的农业劳动者也开始了春播。
波兰今年的春耕任务十分艰巨，除了原来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外，还要开垦十五万公顷（每公顷合十五市亩）熟荒地，播种二百五十万公顷早熟的马铃薯。
为了帮助农业劳动者完成这些任务，许多重要的工业企业都对机器拖拉机站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义务帮助。
今年春播期间，波兰机器拖拉机站所拥有的拖拉机差不多比去年春播期间增加了五千台。
（据新华社讯）

我贸易代表团举行酒会招待关西各界人士
代表团访问大阪、名古屋后回东京
新华社大阪13日电
中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12日晚在大阪举行酒会招待关西各界人士。
出席酒会的有大阪府议会议长梅本敬一、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杉道助、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总局长菅野和太郎、日中友好协会大阪分会会长菅原昌人、众议院副议长杉山元治郎、共产党议员川上贯一和大阪大学校长正田建次郎等人。
出席酒会的还有关西地区的贸易、机器、车辆、造船、海运、纺织等许多企业公司的代表。
出席酒会的还有京都、神户、奈良、福冈、冈山、大分、熊本、广岛、高知、爱媛、兵库、尼崎、鸟取、德岛和鹿儿岛等二十多个县、市的主要官员。
出席酒会的共有关西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工人、妇女、宗教、新闻等各界人士共约六百人。
雷任民团长在酒会上致词说：
中国贸易代表团在访问关西地区的短短的时间内，受到关西地区各府、县、市的地方政府、议会、工商界、各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这说明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极为深厚的，也说明了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要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迫切愿望。
同时，代表团通过参观、访问和恳谈，发现了两国可以交换的物资是很多的。
中国贸易代表团愿同日本各界人士共同为发展中日贸易而努力。
大阪府议会议长梅本敬一说：
日本国民热烈希望中日贸易能够扩大。
目前中日贸易处在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
他希望能够排除中日贸易的障碍，恢复大阪本来的繁荣面貌。
他还说：
如果中日两国能保持友好关系，并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将会对维护亚洲的和平有很大的帮助。
酒会在和谐、热烈的空气中进行。
新华社名古屋14日电
中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应爱知县和名古屋市各界的邀请，在13日从大阪到达名古屋。
下午，代表团参观了电视塔和丰和工业公司。
晚间，代表团出席了各界联合主办的欢迎宴会。
爱知县副知事、名古屋市长、名古屋商工会议所会长、名古屋贸易会会长和当地经济团体、大公司以及爱知县、静冈县、岐阜县、三重县的代表等共约二百人参加了这个欢迎会。
宴会上，东海地方欢迎委员会委员长杉山定吉、爱知县副知事水野钟一和名古屋市长小林橘川等均致词欢迎代表团的访问名古屋，并向代表团赠礼。
雷任民团长在会上致词说，经过关西和名古屋的参观访问，进一步感到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中日贸易是有宽广的前途的。
新华社东京14日电
中国访日贸易代表团在雷任民团长率领下，在参观和访问了名古屋后，14日晚乘车回到东京。
14日这天，代表团参观了名古屋造船厂、名古屋港码头设备和东海电极公司。

招待参加亚洲国家会议的各国议员
印国会各党团联合举行宴会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
印度国会各党团在04月11日下午五时联合设宴招待参加亚洲国家会议的各国议员。
印度国会人民院议长加·瓦·马瓦兰卡在宴会上和他们见了面。

新德里群众集会欢迎出席亚非会议的埃及和阿富汗代表团
尼赫鲁在欢迎会上谈亚非会议的重大意义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
由埃及总理纳赛尔率领的埃及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在12日由喀喇蚩到达新德里。
前往飞机场迎接的有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政府的部长们以及各国驻印度外交使节。
纳赛尔在机场答复记者所提有关中东军事集团的问题说，埃及只对它自己的独立感到兴趣。
埃及反对组织公约，因为它要完成独立的任务。
纳赛尔将在新德里停留三天，并将和尼赫鲁举行会谈。
同一天，由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汗率领的阿富汗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也已到达新德里。
纳伊姆汗也将在新德里停留三天。
在这以前，利比里亚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已经在11日到达新德里，取道前往印度尼西亚。
新华社新德里14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13日在新德里为埃及总理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纳伊姆汗举行了一个群众欢迎会。
纳赛尔和纳伊姆汗都是在前往出席亚非会议途中到印度访问的。
尼赫鲁在会上说，亚非会议代表着“亚洲的新的活力”。
他指出，亚非会议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代表们有史以来第1次聚会在一起，而在过去几百年中，亚洲人在政治、经济和国际方面都是没有份的。
尼赫鲁在谈到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时指出，五项原则中没有任何可以非议的地方。
他说：
“我的确认为，任何本着和平和友好的态度对待国际问题的人，都不能不同意这些原则。”
埃及总理纳赛尔在演说中说：
他确信新签订的印埃友好条约会扩大两国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合作的范围。

美国怎样破坏亚非会议
邵宗汉
代表着亚洲和非洲的二十九个国家和十四亿四千万人民的亚非会议，就要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开幕了。
亚非广大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亚非会议的召开，越来越表示关心和支持。
美国侵略集团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活动，也越来越露骨了。
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座机因美蒋特务的预谋而爆炸坠海的事件，就正是美国侵略集团蓄意破坏亚非会议的整个阴谋活动中的一部分。
从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建议召开亚非会议的时候起，美国侵略集团就向科伦坡会议的某些成员国施加压力，企图在准备过程中就扼杀亚非会议。
去年08月08日，印度尼西亚国会第2副议长阿鲁齐曾愤慨地斥责美国“利用不光明正大的方式，企图在科伦坡国家间制造分裂，并阻挠召开亚非会议”。
去年12月下旬，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决定召开亚非会议。
据美国的“商业周刊”说，这个决定使华盛顿“感到慌张”。
因为他们耽心美国将成为“被审者”（李普曼语）。
因此美国官方和资产阶级报刊极力诋毁亚非会议的目的，并阻挠某些亚非国家参加会议。
美国“圣路易邮报”发表的驻华盛顿记者的一篇文章，坦白供认：
“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
美国统治集团这样害怕亚非会议而处心积虑地加以阻挠和破坏，是不难理解的。
亚非会议所揭示的目的是要促进亚非地区的和平，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
这是不利于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所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
美国“实力政策”的奉行者为了奴役亚非人民，并加速准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新战争，正在亚非国家间制造着分裂和对立，企图把许多亚非国家变成它的军事基地和侵略政策的工具。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侵略集团对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亚非会议，“感到慌张”恼怒不安，又有什么奇怪呢？
美国侵略集团既然不能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就要从多方面来破坏亚非会议，使会议不能顺利进行，不能获得积极的结果。
因此，美国侵略集团就采取了更加伪善的和更加恶毒的手法，展开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活动。
但据合众社报道，华盛顿的官员却把这种阴谋活动说成是对亚非会议的“仁慈的中立”态度。
马尼拉条约参加国在曼谷会议上通过的
“祝贺”亚非会议的决议，大概就是采取这种“仁慈的中立”态度的开始。
从此美国官方和宣传机器就改变腔调，不再公开宣传亚非会议“是反对西方的一个行动”。
人们知道，这并不是由于美国侵略集团居然改变了对亚非会议的看法，也不是由于亚非会议改变了性质，而是由于美国侵略集团自己感觉到，这样的伪装更加便利于进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活动。
首先，他们换了一套欺骗和引诱的伎俩，如把五项原则同马尼拉条约和“太平洋宪章”硬扯在一起，表示“支持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自决”（艾森豪威尔语），“希望”亚非会议“能够推进民族独立的思想”（杜勒斯语）。
他们还放出空气说要帮助“亚洲友好国家”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并在亚非会议的前夕，由艾森豪威尔提出所谓对“亚洲弧形地带”的“经济援助计划”，宣传要“协助亚洲国家工业化”和“提高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利用各式各样的伪装，来遮掩自己的丑恶面目，迷惑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视听，并转移亚非会议的目标罢了。
它所追求的真实目的，正好和它说的相反。
为了破坏亚非会议，美国官方和宣传机器在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间，进行极端无耻的挑拨离间和诬蔑造谣。
他们挑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挑拨科伦坡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
他们毫不掩饰地胁迫某些国家在亚非会议上“抵抗中立主义的压力”。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马利克03月20日公开表示“美国人将设法同尽可能多的阿拉伯国家结盟，来在亚非会议上同共产主义影响作斗争”。
他们的做法是如此露骨，以致菲律宾官方也由于被认为“将在万隆充当‘美国之音’的角色而感到恼怒”（合众社马尼拉08日电）。
美国官方和宣传机器挑拨中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更不遗余力。
他们一再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万隆的幕后斗争主要将是印度共和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竞争”等谰言。
甚至在中印两国人民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座机被美蒋特务预谋失事而无比愤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忘记利用这一事件作为挑拨中印关系的材料。
美国侵略集团非常害怕亚非国家通过亚非会议的广泛接触，将增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了解和友谊。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美国国务院的恐惧竟达到了“毛骨悚然”的程度。
“使美国毛骨悚然的是这种想法：
中国共产党在万隆同美国所特别希望不要受中国传染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家们进行直接联系。”
因此，美国官方和宣传机器不仅加工制造关于“共产党威胁”的神话，并在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华侨问题、国界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进行恶意的诬蔑，来挑拨中国和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者的所谓“仁慈的中立”态度，原来就是要在亚非会议中造成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气氛，如美国国际新闻社的华盛顿消息所暗示，使会议发生“千百种小问题”，“分裂而瓦解”。
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美国侵略集团指使蒋匪帮特务在东南亚许多地区，进行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最近美蒋特务更以全力来破坏亚非会议的顺利进行。
据“印度尼西亚新闻”揭露，同美国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的蒋匪恐怖组织“铁血团”，正同印度尼西亚武装匪徒进行接触，以便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进行骚扰和暗害活动，“在日本和菲律宾的许多国民党分子将伪装成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和新闻记者”。
据雅加达报纸报道，台湾和匿居香港的蒋匪分子，藉美国在香港的特务机关的帮助，不断有人潜入印度尼西亚。
与此同时，大批形迹可疑的美国
“旅行家”也纷纷前往雅加达和万隆。
合众社03月30日从雅加达发出报道说，在亚非会议上“安全最成问题的当然是周恩来……”。
美国的通讯社公然鼓励在美国直接指挥下的蒋匪特务恐怖活动，公然煽动蒋匪特务对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进行谋杀，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是把特务恐怖活动作为破坏亚非会议的整个阴谋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的所谓“仁慈的中立”态度，原来就是在“祝贺”亚非会议的伪装下，干着毫无人性的谋杀勾当。
他们企图以特务暗害活动，造成不安空气，加剧紧张局势，使亚非会议不能顺利进行。
但是，美国侵略集团不论如何千方百计地来破坏亚非会议，它的阴谋决不能得逞。
亚非人民一定要争取亚非会议的顺利进行，一定要使亚非会议对维护亚非地区的和平和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作出有益的贡献。

荷兰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闭幕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海牙讯：
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荷兰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经过三天会议以后已经在11日闭幕。
荷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哈里·费尔格在闭幕会议上作了关于议会选举准备工作的报告。
他说，将在1956年举行的议会选举，对于荷兰人民具有重大的意义。
他指出天主教集团力图在荷兰建立反动政府。
他号召在竞选运动中对于这种阴谋
给予坚决的反击。
他着重说，共产党将继续坚决反对美国对荷兰内政的干涉。
他同时指出，必须揭露美国的欺骗性的反苏宣传，必须向人民广泛地宣传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意义。
他还强调必须揭露“劳工党”领导机构所采取的政策的全部反动性。
荷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保罗·格鲁特在闭幕会上总结了第1项议程——关于政治形势报告——的讨论。
他满意地指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一些日子里有很多新的党员加入党的队伍，他号召代表继续不断进行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并且着重指出必须加强党在农民中的工作。
在谈到荷兰同印度尼西亚的相互关系时，格鲁特着重指出，亚洲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强大因素。
荷兰殖民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待印度尼西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格鲁特在谈到武装西德问题时说道：
我们应当帮助我国人民认识当前局势的特别严重性。
我们有同希特勒及其在荷兰的匪帮进行斗争的经验，我们准备给予新的战争罪犯和战争贩子同样的反击。
应当动员自己的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和平政策而坚决斗争，应当加强同各国人民，首先是同苏联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国际团结。
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以及党的最近将来的行动纲领和党的理论纲领。
丹麦和法国共产党代表在11日会议上讲话，向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在09日和10日的会议上，宣读了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兄弟党的贺电。

越南国民大会常委会主席裴朋团逝世
新华社河内14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13日发表公报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裴朋团04月13日上午在河内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同日举行的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在14日举行裴朋团的丧礼。
部长会议还决定追赠裴朋团以一级独立勋章，并且指定一个政府代表团参加将在他的故乡河东省应和县联弼村举行的葬礼。

越法签订海防地区军事和警察移交议定书
新华社河内13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12日讯：
越、法双方签订的关于海防地区的军事和警察移交的议定书包括三章。
在第1章中，规定移交工作的总原则如下：
（一）必须有秩序地并且安全地移交海防地区。
双方不容许有敌对行为，不容许毁坏或破坏任何公共财产，不容许损害平民的生命财产；
（二）双方负责有秩序地并且无间断地移交责任。
第2章中规定，海防地区分为十一个区，在1955年04月22日到05月16日期间陆续移交完毕。
在原则上，法兰西联邦部队将按照议定书所规定的日子，从越南民主共和国标准时间上午六时起开始撤出各区，至迟在当天下午四时撤退完毕。
就海防市而论，议定书规定，撤退工作在上午五时开始，至迟下午四时结束。
关于一切军事财产，双方同意请求国际委员会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
第3章是关于越南人民军先遣警察队和警卫队进入海防地区的规定。
先遣警察队的数目规定为二百队，先遣警卫队是六百四十五队。
先遣警察队将在移交日期四十八小时以前进入有关地区，关于海防市，先遣警察队将早四天进入。
先遣警卫队和负责接收军事财产的人员进入的时间是早二十四小时。
法兰西联邦部队负责保证这些先遣队的安全。

阿尔巴尼亚等国报纸欢迎举行亚非会议
新华社布拉格13日电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消息：
阿尔巴尼亚总工会中央机关报“劳动报”12日写道，亚非会议对于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人民的希望的实现，将是新的、伟大的贡献。
报纸强调说，目前亚洲和非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时代已经过去了。
报纸指出，亚洲和非洲人民有足够的力量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保卫和平。
新华社13日讯
悉尼消息：
04月05日一期的澳大利亚“论坛”周报发表社论说：
“将于本月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社论说，会议将捍卫拥有全球的将近三分之二人口的广阔亚非地区的和平，并将为今后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及促进亚洲和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文化复兴的斗争，规划下一步的步骤。
社论指出：
举行亚非会议的决定，已经在美国战争贩子中间引起了惊慌。
社论最后号召大家起来击败美国的反对亚洲人的战争政策。

雅加达和万隆准备欢迎各国代表团
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
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联合秘书处13日在万隆举行的一次例会上，检查了筹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以及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联合秘书处，正继续进行紧张的活动，为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团的到来和亚非会议的如期召开作具体的和最后的安排。
为了迎接各国代表团的到来，在万隆和雅加达的街上、电车、公共汽车和其他卡车上到处可以看到“热烈欢迎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的鲜艳的标语，标语上还着重指出了会议的争取和平、合作、友好的目的。
各处张贴着指明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个国家位置的大地图。
在飞机场和在万隆的主要会议大厦已经竖立起准备悬挂二十九国国旗的旗杆。
在万隆，接待代表住宿的两家主要的旅馆——萨沃·霍曼旅馆和勃里安旅馆——也已经装修和粉刷一新。
在作为会议的主要会议场所的“和平女神大厦”和“津贴基金大厦”，已经装置好了会议应用的一切设备，现在工人们和工程师们正在抢时间把这两所大厦装修得更完美。
“和平女神大厦”在战时被毁的部分目前已经修建完竣，成为巨大的新闻记者专用室。
万隆的街道已经修好并且打扫干净。
一千五百个新的电话机，已经装置起来，以便在会议期间供代表们、记者们、工作人员们通短途和长途电话之用。
约有八十个印度尼西亚的党派和组织组成了“人民委员会”来迎接亚非会议的召开。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回教联盟党、万隆学生协会等党派和组织的代表。

香港英国当局不能推卸责任
蒋元椿
关于香港美蒋特务破坏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乘坐的印度飞机的事件，我国政府在12日发表的声明中曾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予以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谋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但是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并没有认真彻底查究这一事件，反而企图推卸自己的责任。
这种情形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香港英国当局对于这一空前的政治阴谋事件是负有严重的责任的。
在出事以前一天，我国政府就已经提出警告，指出香港的美蒋特务有破坏印度飞机的阴谋。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3日承认，我国政府“警告的提出的时间是及时的，足以采取措施来预防任何破坏”。
但是香港英国当局却没有在各方面采取严格的、有效的措施。
就是美国的合众社也看出了一个漏洞。
合众社香港12日电指出，在启德机场工作的人有一部分是属于蒋介石特务分子控制的所谓“反共”的工会。
这仅仅是一个漏洞而已，其他漏洞一定还很多。
在事件发生以后，人们没有看见香港英国当局做什么事情来严格追究这件谋杀案，却看到一些不可理解地矛盾的消息，似乎要说明飞机失事并不是由于美蒋特务的破坏，而是由于印度飞机本身的故障。
在飞机上的三名印度乘务人员被英国军舰
“丹皮尔号”救起以后，新加坡英国海军的发言人说，这三名生还者仍然没有从震荡中恢复过来，因此“目前不宜就飞机坠毁事件发表谈话”。
发言人并说，如果在他们一到新加坡以后就受到记者的访问“可能是不智的”。
据合众社说，这是由于中国提出了破坏的控诉的缘故。
但是同时，路透社却从新加坡报道了据说是被救起的地勤机械师卡尼克说的话，说飞机失事是由于机件故障。
路透社这个消息随即被英国的宣传机关反复地加以宣传。
英国方面一面说被救起的人还不宜发表谈话，一面却反复宣传据说是他们发表的谈话，企图使人相信飞机失事是由于机件故障。
这样自相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
美国是把飞机失事归因于机件发生故障的。
美国新闻处和美联社都竭力想证明这架飞机在从孟买飞来香港时就已经“不宜于飞行”。
美国国务院而且立刻利用它们提供的材料来否认美国的罪行，并企图把责任推在印度身上，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难道英国也怀有像美国一样的打算吗？
所谓飞机失事是由于机件故障的神话，已经被孟买和香港的印度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员所驳斥。
他们认为说印度这架飞机“不宜于飞行”是“胡说八道”。
这个公司的香港分公司经理还说，这架飞机从孟买飞到香港这个事实“同机件有毛病的说法是不相符的”。
据法新社报道，在新加坡方面传出所谓飞机失事是由于机件故障的说法以后，在香港的蒋介石特务分子的恐惧就“迅即消失”。
由此可见，香港英国当局目前的闪避态度已经使杀人犯得到了安慰。
香港已经成为美蒋特务制造紧张局势和国际纠纷的大本营，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于这种情况不能漠不关心。
它们对于这次飞机失事事件所负的责任是不容许推卸的。
它们必须对这一事件查究到底，将参与这一阴谋的美蒋特务分子逮捕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