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石龙坝水电站移交生产
云南省新建的石龙坝水力发电站，已在04月05日全面移交生产。
这个电站投入生产后，基本上满足了目前昆明地区工业生产和人民用电的需要。
它是目前云南省最大的水电站，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滇池的水源发电的。
电站建成后，曾经经过三个月的临时运转，证明工程质量良好。
发电量相当于昆明地区现有电力的四分之一，超过原石龙坝发电厂的发电量，改变了昆明地区以前限制用电和轮流停电的状况。
（本报集体通讯员云南工人日报）

亚洲国家会议讨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印度总统普拉沙德接见各国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新德里09日电
亚洲国家会议全体会议08日上午九时继续开会。
叙利亚代表达瓦利比博士在会议讨论政治问题时担任主席。
苏联代表团团长尼古拉·吉洪诺夫在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时担任主席。
日本代表铃木教授在会上将日本儿童为亚洲国家会议作的图画和他们写的信献给了会议主席团。
缅甸代表在会上朗诵了缅甸著名诗人德钦哥都迈的贺电。
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发言的有日本、印度、埃及和朝鲜的代表。
日本代表高良富在发言中描叙了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情况。
她说，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已经在日本全国展开了，并且已经征集了二千三百万以上的签名。
高良富要求进一步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
印度国会议员、印度国大党常务委员会委员萨达尔·古尔穆克·辛格·穆萨菲尔向到会的代表表示欢迎。
他说，这次会议是个庄严的兄弟集会，因为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关于战争的问题，而是关于友谊、团结和兄弟关系的问题。
他相信，这种亚洲人民的集会将促进亚洲的和平和团结，促进亚洲人民间的相互了解。
他坚信，亚洲人民的团结将保证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埃及代表阿德尔·阿明博士谴责帝国主义在亚洲国家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从而危害亚洲国家的主权。
他说，“这就是亚洲全体人民为清除建立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外国军事基地而进行斗争的原因。”
他说，英国在苏彝士运河的军事基地不仅是对埃及人民的威胁，而且是对亚洲所有国家的威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康良煜在发言中要求代表们向联合国及全世界人民呼吁承认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日本经济学教授久保义接着在会上作了关于亚洲经济问题的报告。
他回顾了战后亚洲经济方面的变化，并谈到了在互惠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的问题，以及经济发展、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土地问题。
久保义认为，亚洲人民必须断然拒绝那种以对亚洲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奴役为条件的外国援助。
锡兰代表团团长阿马拉辛格作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补充发言。
他说，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常经济合作的建立以及商业和经济关系的正常化的前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希望和迫切。
苏联商会主席团主席涅斯捷罗夫详细地论述了指导着苏联以及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
他特别强调苏联和亚洲国家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关系。
他指责美国对于亚洲国家之间和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所施加的封锁和禁运，特别是美国在台湾所设置的海盗巢穴。
涅斯捷罗夫指出，航运自由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必要因素之一。
他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能够在互利和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有效的发展。
中国代表、经济学家陈翰笙叙述了美国战争势力对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所施加的损害。
例如，这种损害对日本的影响就是明显的，日本被禁止同中国进行贸易。
陈翰笙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是能够更快的发展的。”
　前全印妇女大会主席汉纳·塞恩夫人在上午的会议上就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言。
塞恩夫人综述了印度妇女和印度妇女运动的情况。
新华社新德里08日电
亚洲国家会议08日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
由印度代表团团员、国大党常务委员会委员萨达尔·古尔穆克·辛格·穆萨菲尔担任主席。
缅甸代表团团长吴拉叫在会上发言。
他严厉谴责侵入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匪帮的罪行，并谴责马尼拉条约组织，他说这是对缅甸的直接威胁。
他热烈支持和平共处的原则。
全体会议讨论文化和社会问题时发言的有印度、中国、日本、苏联和叙利亚的代表。
会上，德里各妇女组织的四十多位妇女代表把花环献给主席团，并把吉祥痣涂在他们的额上。
这时，全场的人都起立热烈欢呼。
新华社新德里09日电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09日在总统府接见出席亚洲国家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
被接见的有缅甸代表团团长吴拉叫、锡兰代表团团长阿马拉辛格、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印度代表团团长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日本代表团团长松本治一郎、约旦代表团团长阿卜杜勒·卡德尔·赛勒、朝鲜代表团团长朴正爱、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卡马尔·佐姆布勒特（前译为卡马尔·佐米拉特）、蒙古代表团团长雅格瓦拉尔·尼姆、尼泊尔代表团团长普尔纳·巴哈杜尔·什雷斯塔、叙利亚代表团团长达瓦利比、苏联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和越南代表团团长阮文向。

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胜利
我们的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这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是我们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大家知道，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反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
正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中所指出的：
“在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极大的仇视；
美帝国主义正在继续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并积极利用台湾和其他军事基地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和准备侵略战争。
在另一方面，国内的反革命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分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也正在加紧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就是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
他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间享有无限的威信，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团结一致地坚持着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的任何进攻都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
因此我们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的党，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美国帝国主义者甚至并不隐瞒这一点；
例如美国助理国务卿02月10日就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会议上说：
“我们所希望的解决中国大陆的问题的办法不是向大陆进攻，而是用促成内部瓦解的行动。”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一种尖锐的表现。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分裂我们的党，是企图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
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
这个反党联盟知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充分信任的，如果他们公开地出来反对党中央的领导，便要立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他们便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因此他们不但不敢公开提出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所还口口声声地拥护中央。
但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反革命野心，为了适应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需要，又非要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那末，他们能采取什么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呢？
他们就只能采取地主资产阶级所常采取的阴谋方法来活动，采取造谣欺骗、挑拨离间、收买党羽、煽动分裂、准备篡夺的方法来活动。
他们是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他们的这种反党活动的目的就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他们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战斗司令部。
如果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阴谋家和叛徒的手里，如果这个战斗司令部从内部被瓦解和被腐蚀，其结果当然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同时，如果我们党内容许了这种阴谋活动而不给予彻底的打击，那就等于取消了党的一切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那就等于党的灭亡。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
从七届四中全会到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完全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一切阴谋，已经彻底地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
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
在1927年，党清除了叛徒陈独秀分子，从而能够在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下胜利地开展了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的斗争。
在1935年红军长征中，党又粉碎了叛徒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从而能够胜利地完成伟大的长征，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的到来。
现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而建设起来的坚强的不可战胜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党善于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阴谋家和叛徒，并用统一和团结的力量来争取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
现在，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我们的党的战斗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强大，从而就使我国人民在战胜内外敌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上获得了最根本的保证。
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就万事大吉了。
正如“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中所指出的：
“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及时地揭露和粉碎阶级异已分子腐蚀党和分裂党的活动，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只要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的敌人总是会要设法影响我们党内的不坚定的和不可靠的分子，而我们党内也总会有不坚定的和不可靠的分子受他们的影响。
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相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可能出现。”
因此，总结这一斗争的经验，并从中得到教训，便成为全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们应当得到的第1个基本教训，就是全党同志时时刻刻记着阶级敌人的阴谋，时时刻刻为维护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斗争。
所有的党员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章党纪，严格地遵守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所作的关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各项规定，坚决地反对各种危害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
我们特别应该警觉到的一点，就是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
我们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
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
这种活动是违反党的纪律、危害党的统一的，因此必然是反党的。
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言论以后，既不加以反对，也不要求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到党的组织中来，自己也不向党报告，这种自由主义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只能有利于党的敌人的。
因此，全党同志不但要保证自己不说有害于党的团结的话，不做有害于党的团结的事；
而且要向别人的危害党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并且及时地向党报告。
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堵塞反党分子在党内所能利用的一切空隙，使敌人无法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党和人民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
第2个基本教训就是全党同志必须认真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倾向和个人崇拜的思想。
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说：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1，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应当指出，高岗、饶漱石之流所以走上反党的道路，同他们长期间在工作中骄傲自满、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的恶劣倾向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应当指出，有些同志曾经被高岗、饶漱石等人当作反党活动的工具，这也是同这些同志的患得患失、计较名誉地位、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他们的重视个人而不重视集体的个人崇拜思想分不开的。
骄傲自满情绪、个人主义倾向和个人崇拜思想都必然使党的原则空气稀薄起来，都必然使人们对危害党的现象失去警惕，而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就必然乘虚而入。
这个教训，全党同志必须深刻记取。
第3个基本教训就是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员（那怕是最负责的党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经常的、有系统的监督。
我们的党是鼓励每个党员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才智的，党的监督不是为着限制党员的革命积极性，而正是为着保证这种积极性的正确的发展。
没有由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的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
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工作摆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摆在党组织之上，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们党的各级党委都必须认真地执行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
我们党应当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建立和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地方和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检查制度，管理干部的部门同时负责检查干部的实际工作的制度，以保证任何党员都在党的监督下面做工作。
同时，必须遵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迅速地建立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便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各种违法乱纪案件，同一切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坏人坏事进行经常的坚决的斗争。
第4个基本教训就是必须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斗争。
每一个党员都应当努力提高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者的“嗅觉”，使我们能够敏锐地鉴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东西，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东西，懂得怎样去发扬前一种东西，打击后一种东西。
党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有系统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有系统地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党要求一切有条件的党员经常地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样，我们的党才有可能组织一个步调一致、武器精良的强大的理论队伍来从思想战线上维护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维护党的统一，同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有效的斗争。
我们的党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
我们全党同志应当从这一事件认真地得到教训，不断地巩固党，不断地巩固党和人民的联系，不断地加强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样，在我们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议案通过设立第3机械工业部的决定
新华社09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04月08日、09日先后举行了第10、第11次会议。
在第10次会议上，听取了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关于四川省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报告。
在第11次会议上，听取了广东省省长陶铸关于广东省农业生产和华侨问题的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还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议案，通过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机械工业部，负责领导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的机械、电机工业；
批准国务院设立城市建设总局；
通过了任命事项。

广州新建船坞举行开坞典礼
交通部广州船舶修造厂新建的一个船坞在06日举行开坞典礼，正式投入生产。
这个船坞的全部设备都是现代化的。
船坞安装有新型的冷风、电焊、照明等设备，并设有两个船坞门槽，可以避免因修理门槽而影响生产。
这个船坞将担负起华南沿海的海河船舶修造任务。
在此以前，由于华南地区没有能修造大型海轮的船坞，不少海轮因年久失修，运输效率逐渐降低。
　（新华社）

张霖之被任命为第3机械工业部部长
新华社0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09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任命张霖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机械工业部长。

志愿军返国的坦克部队开始撤离朝鲜国境
新华社平壤09日电
在朝鲜战场屡建奇功的英雄的志愿军返国部队的坦克部队，从04月09日起开始撤离朝鲜国境。
部队在出发前，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应基为首的朝鲜代表团和文工团等一行六十多人，到归国的坦克部队某部进行了热烈的欢送和慰问。
在登车的前01日，浩浩荡荡的坦克行列沿着几条宽阔的公路从驻地向车站进发。
坦克手们把在战争中获得的红旗插在坦克上。
每个战士都换上了崭新的单军服，胸前挂着勋章、奖章和纪念章。
沿途许多大小村庄的朝鲜人民都聚集到公路上欢送，许多儿童兴奋地爬在公路旁边的树上，向坦克手们招手。
当坦克部队在某车站上登车时，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许多青年妇女登上坦克向坦克手们献花。
工人和学生们争着把坦克手们抬在肩上。
坦克上被欢送的朝鲜人民写满了字。
许多老大爷把朝鲜最高贵的礼物——珂帽赠给战士们，朝鲜少年团员们把自己制造的坦克模型献给坦克手。
09日下午三点十分（朝鲜时间），第1列载着雄伟庞大的坦克的列车，在朝鲜人民的欢送声中，离开朝鲜国境上的最后一个城市新义州，进入祖国的安东。

我们伟大的祖国
春天来到了新疆天山牧场，牧民们正赶着羊群到牧场去。
兽医人员也到了牧场，为牲畜进行预防注射。

拉萨河大桥正桥工程已完工
拉萨河大桥正桥工程在05日全部完工。
06日清晨，载重汽车和成群的骡马不断从大桥上通过。
拉萨河大桥是康藏公路全线最长的桥梁，修建得牢固美观，在行车道两侧设有人行便道和护栏。
建筑大桥中，祖国内地供应了一百二十多吨钢料，从三百多公里外运来四百五十多辆卡车木材。
修桥工人在1954年12月的严寒天气中，用十八天的时间建成了大桥的跨水部分。
从今年02月中旬起，工人们开展了劳动竞赛。
打桩机、推土机等机械也投入了施工。
在工布地区森林里备料的一百多名伐木工人，及时供应了木料，西藏军区铁木工厂工人们也为大桥赶制了许多钢铁零件。
拉萨河大桥是拉萨河上的第1座桥梁，大桥建成后，把康藏、青藏公路连接在一起，同时便利了拉萨平原人民和山南区农民、藏北区牧民间的来往。
　（新华社）

拖拉机制造厂今年将进行机械化施工
我国新建的第1个拖拉机制造厂1955年将进行机械化施工。
施工所需的几百台建筑机械已经从各地运到工地。
这些机械中有铲土机、压土机和各种类型的起重设备等。
其中一台铲土机就能顶替一百五十个人的工作。
这些机械将先在不久就要施工的福利建筑和其他工程上使用，为建设厂房创造机械化施工经验。
目前，工人们正在熟悉这些机械的操纵技术。
在拖拉机制造厂建筑基地上工作了一年又八个月的钻探职工们，最近已经把这个厂确定在最后建设的一批车间厂房的技术设计资料提交出来。
从此，这个厂的厂区、福利建筑区、铁路、公路、桥梁、供水等建筑基础的钻探工作就胜利完成了。
　（据新华社讯）

捷新任大使格里哥尔向朱副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09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新任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安托宁·格里哥尔，在09日上午偕参赞石密茨、商务参赞沙尔等外交官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递交国书。
在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陈楚，礼宾司司长柯华。
递交国书时格里哥尔大使致颂词，朱德副主席致答词。
格里哥尔在颂词中说：
我国全体人民怀着真诚的关怀和友谊的同情注视着中国人民多年来为争取自由所进行的斗争。
在您们的亲爱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斗争获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
现在，在贵国全部创造力业已解放之时，贵国人民正在为强大的经济和文化的高涨奠定着基础。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伟大的苏联的兄弟般的援助下，业已获得了辉煌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政策，及在争取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所表现的坚忍不拔的精神，给它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朋友。
在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贵国的国际威信日益提高。
伟大的、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解决世界各项问题，其重要性和影响是无法否定的。
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大地发展和加深了。
我国人民理解到：
这种建立在真诚友谊、兄弟合作、互相帮助和对促进和平事业的共同愿望上的关系，毫无疑问地将有助于粉碎和平敌人的威胁，遏止他们的侵略阴谋，捍卫世界和平事业。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热烈地希望更进一步巩固和加深捷、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强烈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朱德副主席在答词中说：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解放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苏联的无私援助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方面获得了光辉的成就。
您们十年建设的巨大成就，根本地改变了旧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面貌，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力量，鼓舞着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
中捷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在目前新的国际局势下，中捷两国人民在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中，将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不懈地为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新疆筹建四个地方国营牧场
新疆省正在积极筹建四个地方国营牧场。
设立在呼图壁县和阜康县的两个牧场，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和规划；
设立在哈密和阿克苏地区两个牧场建场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
设立在呼图壁县和阜康县的两个牧场计划在1955年内饲养近万只绵羊和六百多头公牛和乳牛，以供应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大量需要的肉食和牛乳。
在呼图壁县建场的职工，正在开辟一千五百亩饲料基地。
　（新华社）

福建省春季造林七十多万亩
福建省闽江流域和闽东北一带主要林区，完成了1955年春季造林计划。
共营造杉树、桉树等用材林和油茶、油桐等经济林七十多万亩。
营造较早的幼林，树叶已经转青。
这些新造的林，绝大部分都是合作社和互助组集体营造和集体经营的。
今年山区的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专门组织了林业生产小队负责造林，并保证种活。
建瓯县小康乡二十个合作社和互助组造幼林八百四十亩，又在林间插下四千株留养树苗，准备以后及时补植，保证不缺苗。
因为采用密植造林的先进经验和植树及时，幼树的成活率普遍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新华社）

缅甸四个政党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新阴谋
新华社09日讯
仰光消息：
据“新仰光报”04日报道：
缅甸我缅人党、人民和平阵线、人民团结党和缅甸工农党四个政党04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新阴谋。
声明说：
台湾和澎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现在强占台湾，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侮辱。
声明谈到关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最近准备同美国商讨“保护”台湾的消息时指出，美、英、澳、新等国家都是东南亚侵略集团的成员，这些国家串谋侵犯中国领土，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并且也是对缅甸和东南亚国家的威胁。
声明最后说：
缅甸人民谴责美国及其同谋者侵略台湾的阴谋，要求美国侵略军队立即撤出台湾海峡，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缅甸总理吴努招待我国佛教访缅代表团
新华社09日讯
仰光消息：
缅甸联邦总理吴努07日中午在勃固设斋招待中国佛教访缅代表团。
斋前，吴努总理和夫人依照佛教礼仪会见了喜饶嘉错团长等。
中国佛教访缅代表团一行，是在07日由缅甸联邦政府宗教事务部长兼联邦文化部长吴温和夫人以及宗教指导处长德钦卢敏陪同前往勃固访问的。
在勃固，他们参观了瑞摩都佛塔。
中国佛教访缅代表团共捐献了缘金一千二百元，并向卧佛献哈达。

莫斯科各报全文刊登
毛主席结束中德战争状态命令
新华社莫斯科09日电
莫斯科各报09日都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07日发布的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全文。

辽宁今年开发水田二万多垧
辽宁省境内河流纵横，水源充足，开发水田潜力很大。
据农业厅初步调查，全省约有四十万垧土地可开发为水田，这一计划实现后，水田面积将比现在增加四倍半。
每年可多产粮食十六亿斤。
为了逐步实现这一计划。
辽宁省决定今年开发水田二万三千垧到二万六千垧。
在开发水田工作中，省、县都进行了许多工作，去冬曾组织全省水利干部参观学习桓仁、营口两县开发水田的经验，举办了水稻栽培技术训练班，同时还给各县训练了一百八十名抽水机技工。
从去冬开始，各地先后进行开发水田勘测设计和备料施工，到03月中旬勘测设计工作已完成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较好县基本完成了开发水田所需基本工程，桓仁县今年计划开发一千一百垧水田，共需做石方工程四千立方公尺，现已完成百分之八十，个别村已全部结束。
安东县已完成全部水田渠道工程百分之七十，部分地区已完成抽水站水道口等主要工程。
预计全省在04月末即可结束开发水田施工工程。
　（王文荣）

鹤岗煤矿恢复改建旧有矿井
鹤岗煤矿恢复改建旧矿井的工作已取得很大成就。
到目前为止，已恢复改建的矿井，有三个可延长寿命十年以上，四个可延长三年至五年，一个可延长二年。
这些矿井的产煤量已占全局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
今年鹤岗还要进行规模更大的恢复改建工作。
今年的工程量要比1954年大三倍到四倍。
有九个矿井要进行改建，一个矿井继续完成改建。
为加强对旧有矿井的恢复改建工作，矿务局不久前专门举行了干部会议。
（本报驻哈尔滨记者）

从“吃饭我拿钱”说起
　张重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有一些理由作为根据。
现在有些人所以对粮食不加爱护，任意浪费，也是因为有一些理由作为根据，使他们浪费起来“理直气壮”。
重要的理由之一，是“我用钱买的，我浪费，别人无权过问。”
这可以举出北京市百货公司大楼工地的一件事情作例。
03月24日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名叫郭希民的工人把一个馒头掉在地上。
炊事员同志善意地劝他拣起来，而他却态度强硬地说：
“吃饭我拿钱，你管得着吗！”
在一些包伙食的公共食堂里，浪费粮食的现象更多一些。
因为有些吃饭的人觉得：
我反正出了钱，节省下来也不是我的。
在这些理由的支持下，有些人吃馒头要剥皮，有些人吃剩半块或半碗就扔掉了，或是丢在抽屉里任其霉烂了，各种现象都有。
在工人中有，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以至共产党员中也有。
有的人不仅不以浪费粮食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以此摆阔。
这种零碎的个人的浪费如果在大范围内精细地统计一下，数目一定是惊人的。
在旧社会里，剥削阶级拿剥削和掠夺得来的东西任意挥霍，是十分平常的事。
谁也不敢管，也管不了。
人们看不惯，也只能背后发发牢骚，表示一下义愤，或者写些诗文讽刺一下。
其他办法是没有的。
但现在已经不是旧社会。
现在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
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生产出来许多东西，不是为供反动统治者享乐和挥霍，而是为供人民群众自己享用。
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把这些劳动果实的一部分用来进一步发展生产，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幸福和更美好的前途，这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前途。
用于发展生产的这一部分越多，这个前途也就来得越快。
国家提倡节约，反对浪费，道理也就在这里。
粮食是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物资。
国家为了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必要的粮食，已经实行了统购统销的办法，使粮商不能操纵粮食，危害国家和人民。
但是如果人民群众自己浪费了粮食，同样会使粮食的供应发生问题。
一个人浪费了，别人就要受影响；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浪费了，别的地区，别的单位就要受影响；
工人和国家工作人员浪费了，农民和其他缺粮的人民就要受影响。
在今天我们国家粮食还不是那末充足的时候，任何浪费粮食的现象都会给国家建设事业增加困难，推迟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
劳动者的钱是自己劳动的代价，他们有权用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对的。
但是我们国家不能允许任何人用钱来毁坏有用的物资，不管他的钱是怎样来的。
美国允许资本家用钱买来大量小麦倾在海里以提高粮价，增大自己的利润，我们国家却绝对不能允许这类事情出现。
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不是金钱万能的制度，我们不能让钱来奴役人民，破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我们要让钱来为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前途服务。
管理粮食供应的部门，应该设法更好地控制粮食，更合理地分配和供应粮食，用严密的制度来消灭一切浪费粮食的现象。
同时我们也要告诉所有的人：
所谓自己用钱买来的粮食就可以随意浪费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如果谁硬要这样作，他不仅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应该受到法律的干涉。
我国宪法第14条庄严地写着：
“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
自己用钱买了粮食，如果不是吃了，而是浪费了，那就是破坏了公共利益，任何人也都有权来过问和干涉。

国营太原钢铁厂轧钢部中型工段在第1季度中提前三天完成了生产计划，并为国家节约了六百八十五吨钢材。
这是中型工段的粗轧机正在轧板坯。
　新华社记者　周树铭摄

在建筑思想上不应该左右摇摆
牟澜
自从报上对建筑中各种浪费现象展开批评后，许多单位都进行了检查，有的修改正在进行的设计，有的削减已开工工程上不必要的结构和装饰。
这自然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修改设计和削减工程有两种做法：
一种，看到反浪费的劲头挺大，于是就草率从事，提起笔，宛如板斧，在图纸上乱砍一通，砍掉立面上必要的轮廓线，砍掉合理的必要的一切装饰。
一边改、一边愤愤不平：
“只要便宜就是好东西，美不美没有关系，管它是什么形式！”
如此，钱么？
倒可以省下一些；
形象呢？
却变得丑陋不堪——成了光秃秃的“方盒子”了！
提倡结构主义的人最高兴这种做法，会暗暗笑道：
“过去，你们不是反对‘方盒子’吗，怎样？
还是得走这条路吧！”
但，人民却不喜欢这样的建筑，因为人民反对浪费却不反对美观，那样做是失职的，仍要遭到反对。
另一种，从积极方面反对浪费，用老老实实的态度进行工作。
不但把新的设计看作是创作，也把修改设计、削减工程变成再一次创作的过程，同时变成向各种建筑流派进行斗争的过程——既不要复古主义、唯美主义，也不要结构主义。
因此，进行工作时，力求减掉不合理的结构和装饰部分，努力于使一个建筑更符合党和政府所指出的建筑原则。
人民欢迎这种做法，因为这可使我们有更多的合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美观”原则的各种房屋。
过去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第1种做法是错误的，后一种做法是正确的。
也许有人曾问：
“这对建筑单位、设计机关、建筑师的要求太苛了吧！”
一点也不是。
既然他们承担着人民赋予的任务，就应该以创造性的劳动对待工作，要创造当然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也许会有人叫唤：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指出一个建筑给我们作榜样吧！”
这也是错误的想法。
如果真是这样，只要翻印一种或几种建筑的图纸，发行几千万份就够了，何必要建立和扩大设计力量、何必还要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材呢！
我们并不否认在建筑工作中确实有困难，但不管有多少困难，只要从事建筑的人树立主人翁的责任心，时刻按照党和政府所指示的原则去工作、去创造，一定能做出成绩。
在我们人民的国家里又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们前进的呢！
只有在建筑思想上左右摇摆的人才盖不出好的建筑物来。

峰峰煤矿应该发挥现有机械设备的效能
张立德
几年来峰峰煤矿的机械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1954年各种机械数量比1950年增加了十四倍。
一、二、三、四矿机械化采煤的比例1950年为百分之二十三点六，1954年已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八点三，回采工作面机械化运煤的比例由百分之十点八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三点三，平巷机械化运搬的比例由百分之十四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八点四。
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显著提高，企业内部的劳动条件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峰峰矿务局的全员效率已由1950年的零点六四四吨提高到1954年的零点八五八一吨。
其中第四矿的劳动生产率1954年比1950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七点三。
但是随着机械设备的逐年增加，在发挥现有机械设备的效能方面，也暴露出不少缺点和问题。
很多企业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机械化的指标。
如1954年采煤机械化只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七，如果不包括火药爆破采煤，机械化指标仅完成计划百分之四十四点四一，回采工作面运输机械化只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七十四点六，平巷运搬机械化只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八十四点七七。
机械设备利用率更差，甚而某些指标不是比1953年进步而是倒退了。
如工作面运搬机械化所占比重1953年是百分之九十四，而1954年却降至百分之九十二点五。
再如截煤机截煤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1953年是百分之二十八点零四，而1954年则是百分之一十九点零一。
特别是二矿，从采煤到运搬，从坑下到坑上都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机械化的指标。
由于机械设备的利用率很低，就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1954年峰峰矿务局的回采工的效率不仅没有提高，反倒比1953年降低了百分之二点一一。
而且随着各种机械设备的增多，折旧费用也相应增多，该矿1954年应该利用而没有利用的机械设备，就多支出了折旧费用一万二千余元。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成本费用的降低，这也是该矿单位成本比1953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不能容许的是峰峰矿务局所属各矿直到现在仍旧存在着“人拉筐”的现象，并且还占了不小的比重。
据第四矿统计，1954年12月平均每天还有六十一个拉筐工人。
第二矿1954年完成两万六千九百八十四公尺的掘进任务，其中人拉车工竟达工作面全部运输工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
而拉筐距离有的竟长达百公尺以上。
到今年01月份，上述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为什么峰峰煤矿机械化设备利用率这样低呢，怎样才能使机械化程度提高呢？
根据峰峰各矿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首先需要克服党委监督生产中的片面性。
有些厂矿党委认为：
“完不成生产任务不行，机械化指标完不成算不了什么。”
因此，他们对于推行机械化过程中的各种保守思想和抵触情绪缺乏有力的批判，很少向职工宣传提高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的重大意义，使党的组织在领导和监督机械化方面的作用显得非常微弱。
党组织要发挥在机械化工作方面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必须经常不断地教育广大职工群众认识生产过程机械化的重大意义。
第一矿在这方面作得较好，去年09月一矿党委组织干部针对各种机器利用率低的情况作了检查。
发现过去光造计划，要机器，机器来了往那里用，谁来用，没有人考虑，第一矿党委在领导干部中组织了检查并向广大职工进行了使用机械的教育，贯彻了循环作业的决议，各采区都为达到一昼夜一个循环广泛地利用了生产过程机械化，使该矿第4季度工作面运煤机械化程度比第3季度提高百分之五十四点八。
而截煤机的利用率则由第3季的百分之四提高到第4季度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
党委在政治思想工作上的第2个方面应着重于克服某些基层干部的抵触情绪。
煤矿生产是地下作业，使用机械化必须有安全的环境。
因此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不仅是严密的技术工作，也是复杂的组织工作。
它首先要求带班长有高度责任感，严格执行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但许多带班长存在着怕麻烦、图省事的懒惰思想。
各厂矿党组织也普遍忽视对他们的教育，去年09月四矿四二七工作面在底层试验截煤机截煤成功，领导上觉得：
“没有问题了。”
却不知道基层干部对这一试验始终是有抵触的，最后终因带班长不按规定的措施进行操作而停止了。
党委在政治工作上的第3个方面，是要监督和帮助行政领导干部树立完成国家经济技术指标的决心。
有些干部在口头上也经常地说机械化如何如何的重要，但当这些指标不能兑现时，他们不是及时深入下层了解情况，研究原因，具体帮助下层干部解决推行机械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反而常常是默不作声。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下边干部认为“我们这里的条件差，不能用机器”的消极情绪。
事实证明只要领导干部认真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为使用机械创造条件，就是地质情况不好的矿井也是完全可以利用机械的。
二矿第1车间的领导干部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把工人的智慧集中到为使用机械创造条件以及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制度上来，使二一三掌子在去年第2季伪顶不断塌落的情况下，既控制了顶板，又创造了有利于截煤机工作的环境，因而在复杂的地质情况下并没有停用截煤机，保证了这个工作面一昼夜一个循环日产五百吨煤的产量任务。
这一个掌子经过将近一年来不间断地使用机器的经验，证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对完成国家各项指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加强技术领导，学习技术，是当前推行机械化工作上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要把当前煤矿工业机械化程度在现有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工作。
必须使工人熟悉技术、掌握技术，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技术操作和技术保安规程。
1954年峰峰矿务局先后从各个工作岗位上抽调了三百八十三名工人进行了各种专业技术的培训，使他们的操作技术，都有一定的提高。
但这远不能赶上当前工作的需要。
四矿机电科在1954年12月对全矿各种司机手进行了一次常识考试，其中只有十二名及格。
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技术工作中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1954年峰峰矿务局全年共发生机电事故四百四十八次，局部影响生产一千二百九十六小时。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领导上放弃了对于事故责任者的追查和处理，不能从事故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因而全年四百四十八次事故在每月的具体情况是直线上升的。
第3、为了纠正当前某些干部对机械化指标采取放任自流的消极态度，应由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制定一些对推行机械化有益的制度，改变一些对推行机械化不利的制度。
应该自上而下地、定期地、建立行政领导干部对机械化指标完成情况的分析研究制度。
目前各厂矿对于产量、效率、成本等指标完成情况一般的已有了分析研究习惯。
而对于机械化指标完成的情况则很少注意。
因此，今后必须将机械化指标同其他指标一样看待，一样要追责任、找原因、采取措施。
同时只有这样，才能把干部的力量组织到经常分析和研究解决机械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上去。
要总结在各种不同煤层中已经试验成功的采用机械化的经验，研究其中存在着那些问题、哪一种方法是能用的，哪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在技术上加以鉴定，在管理方法上加以提高。
然后由领导机关制定出统一的规程，责令各矿严格执行。
现行不合理的工资制度也应该改变。
目前各矿在直接采煤工作上存在着两种工资制度，机电技术工人是固定工资，采煤攉煤支柱工是计件工资。
机电技术工人大都是六级以上的工人，挣的是高工资，但实际工作时间往往达不到法定工时。
有时只好坐着看机械。
机电工人也觉得自己作用没有全部发挥，“挣六级工资没有干到六级活，国家吃亏了”。
工人之间也因此有些意见。
最近二矿二一五工作面，四矿第1车间根据上述情况进行了研究，规定工作面不允许有挣固定分的现象存在。
四矿一车间改变为统一的计件工资、二矿二一五工作面在计件的基础上实行司机手按刨装工最高的工资发给的办法，改变了过去“干不干十分半”的情况。
第4、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改变人拉筐的现象。

窑上沟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定额计件制
史迂臻
进一步贯彻生产上的责任制
山西武乡县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自从1952年实行包工包产制以后，初步贯彻了生产上的责任制，基本上消除了窝工浪费劳动力的现象。
但直到1954年春天，社员干活挑轻活、避重活，拣一般活、避技术活，拣闲时活、躲忙时活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呢？
主要原因是包工包产只是社包给生产队、生产组，只解决了社和劳动小组之间的责任关系问题，劳动小组内部派活计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小组里，评工计分没有合理的标准，“死分活评”的办法总是执行不好。
每天评工评来评去，不管干的是轻活、重活，技术活、非技术活，各人的工分总是差不多。
结果，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上面所说的各种现象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1954年06月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务干部们进行了多次研究，最后决定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的先进经验，实行劳动定额计件制。
大家认为只有这个办法能够进一步贯彻生产上的责任制，克服计算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提高社员们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
实地试验，标定劳动定额
实行定额计件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标定劳动定额。
社务委员会确定以一个中等劳力忠实劳动
一天所完成的活作为定额标准。
这样做的好处是：
劳力弱的经过努力能够达到定额，劳力强的可以超过定额。
根据这个原则，就开始了评定定额的工作。
工作顺序是从主要农活开始，然后推行到一般农活；
先从一个季节的农活开始，然后进到全年。
在评定当中，发生了不少问题，大部分社员都想把定额定低些，他们认为低了好超过。
有些自私自利的人对自己能做的活要求定的低些，不能做的活希望定的高些。
社务委员会采取了两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
一面加强劳动教育，克服社员光为自己打算的思想；
另一面组织社员实地试验。
这时正该割麦子，有人说一天只能割五、六分地，有人说能割一亩多。
社委会就让杨元德小组进行集体试验，又让劳力中等为人忠厚的韩金木进行个人试验，社长王锦云也亲自进行试验。
割了两天，三个试验都证明一天可割二亩。
最后确定割麦子的定额为一天二亩。
能当时进行实地试验的二十多种农活，都经过试验标定了定额。
不能立即试验的，就根据已往经验评定。
（编者按：
在标定定额时，不但要注意数量，还要规定具体的质量标准。）
在标定定额当中还照顾了地的远近和耕作难易等条件。
如担圊粪，石彿沟地离村四里远，每个定额为担七担，南北总地在村边上，定额为担四十担。
划分等级，按劳计酬
有了定额，还要把各种农活按劳动轻重、技术性强弱的不同程度划分等级。
在划分等级时，社务委员会一面召集老农座谈，一面让各劳动小组进行讨论，先把各种主要农活分成技术重活、重活、一般技术活、一般活等五等。
后来，又将各等里的活共细分成十三级，包括全社五十七种主要农活。
在划分等级的讨论中，各种农活都进行了反复比较。
如评定
“选种”活时，有人说选种是一般技术活，应放在四等内；
有人说是轻活，应放在五等内。
决定不下，就和“定苗”活作对比，大家认为定苗必须掌握好株距，才能保证留苗均匀和达到应留株数标准，还得会识别病株，没有一定的技术就干不了这个活；
选种就只要有个样子照办就行了。
最后才把
“选种”活放在五等里，“定苗”活放入四等。
其他各种活的等级也是照这样划分的。
究竟各级活的每个定额记多少劳动日？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社坚持了“从发展生产出发，贯彻‘按劳取酬’分配原则”的方针，决定各等各级活每个定额的劳动日都要有区别，但鉴于目前生产工具还很落后，社员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多，所以规定最高的一等一级活和最低的五等三级活的劳动日差额，不能超过零点五个劳动日（五分工），各级活的差额不能超过零点零五个劳动日（五厘工）。
并以活事中常、技术一般的三等一级活为水平线，规定每完成三等一级活的一个定额记一个劳动日（十分工）。
三等一级以上的逐级多记工分，三等一级以下的逐级少记工分。
根据劳动条件变化修订定额
定额得随着劳动条件的变化加以必要的修订。
如“每天锄一亩苗”这个定额，开始凡是中常劳力每天都能完成，但后来怎么也达不到定额了。
经过研究，才发觉原来是条件变化了：
起初苗小、草少、地又软，就能锄一亩，随后苗大、草高、地硬了，每天只能锄八分地。
结果才把定额改变为锄八分地。
1954年全社修改了锄苗、割蒿等十几种定额，大部分是因为条件变化而修改的。
也有的是原来定的不合适而加以修改的。
必须保证耕作质量
在实行定额办法当中，必须加强检查工作，保证耕作质量。
在实行定额之初，不少社员有做活粗糙，以少报多的现象。
为了克服这些现象，保证耕作质量，社务委员会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在组和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同时又规定了检查制度。
全社半月一检查，01月一总结。
又发动各组在生产中互相检查。
另一种办法是建立社员个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
任务是检查自己责任区内虫害情况和耕作质量。
这种责任制又分两种：
一是对容易出险的防洪渠和高额丰产地、试验地，设专人常年负责；
一是田间季节性的活如耕地、锄苗、收割等，就逐季分片包给个人负责。
再一种办法是，注意克服社员拚命干活的现象。
对于因赶工不顾质量可能使生产受损失的小组或社员进行了认真的处理，或返工或扣劳动日。
对使用牲口则规定了超额不加工的办法，防止社员因赶工累坏牲口。
这几种办法逐步实行以后，忽视质量的现象渐渐少了。
通盘安排，民主派活
实行定额计件制以后，在派活当中，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争着做工分高的活，不愿做工分低的活。
刘希云本来不会赶车，因赶车记的劳动日多，他非赶不行。
可是分配他赶车的结果，别人一早送三车粪，他只送了两车，还把车弄翻了，损坏了车上的零件。
为了解决派活问题，社务委员会通过讨论刘希云赶车的事情，教育社员要从搞好生产出发，克服单纯赚劳动日思想。
并规定了民主派活的办法：
每一段活，由组长事先通盘安排，按每个人的特长初步分工再交大家讨论决定。
实行这个办法以后，不会做而抢着做的现象少了。
实行劳动定额计件制以后
窑上沟农业合作社实行定额计件制以后，克服了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
由于做重活、技术活等能得到合理的报酬，一般青壮年社员，有技术的社员再不挑轻活拣一般活做了，因而妇女和劳力弱的人就有了更多的参加劳动的机会；
实行定额计件以后，全社妇女经常参加劳动的人数由七十人增加到一百零五人。
1954年妇女所做的劳动日占全社总劳动日的百分之二十一，所以当年全社节省出人工四千七百六十五个。
这些剩余的劳力用来进行农业基本建设，计修防洪渠三百二十九道，拍地堰四百五十丈，改良土壤二百八十亩。
其中仅修防洪渠一项即可增产粮食一百四十多石。
此外还修盖仓库、房子等四十多间。
更大的收获是社员的耕作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1954年一年中间，男女青年社员们，学会摇耧下种的十四人，鉴定种子的六十多人。
还有十三人学会了使用马拉犁，三十八个妇女学会拉大锄等一般技术活。
这就给以后增加生产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节约原材料为国家创造财富
采煤和充填平行作业法
阜新煤矿工程技术人员集体创造了一种采煤和水砂充填平行作业的新采煤方法。
工人们叫它“边充边采法”。
根据几个月来的技术鉴定，这种新的采煤方法比起老的方法来，采煤场子和机械设备至少可以节省一半以上。
如果再使用联合采煤机，所采的煤还可以比用打眼放炮的老方法所采的煤增加一倍以上，效率可提高三分之一，火药和雷管也可以少消耗四分之三。
阜新煤矿过去在同一个水砂充填的采煤场子上，采煤和充填两种工作不能同时进行。
因为充填时水砂四溅，采煤工人不得不搬到另一个场子去采煤，好让出这个场子来给充填工人充填水砂。
因此，一个水砂充填采煤队，常常需要有两个到三个采煤场子和两套到三套机械设备，这就阻碍了劳动效率和机械设备效能的发挥。
1954年08月，和高德矿西八坑水砂充填场子试用联合采煤机成功的同时，阜新煤矿工程技术人员集体研究出在采煤场子上增设几道挡水和挡砂门的办法，门的一边充填水砂，门的另一边继续采煤，使两种工作可以同时在一个场子上进行。
这样，许多闲置的采煤场子和机械设备就可以尽量发挥作用。
阜新矿务局技术负责人认为：
这一创造，对阜新煤矿进一步推行水砂充填采煤法有很大意义。
1955年，他们准备在有条件的水砂充填矿井里普遍推行这一经验。
　（新华社）
半个月节约一百多捆纱
青岛实业棉织厂第2车间，03月上半月节约棉纱一百二十多捆。
02月底、03月初，这车间在讨论国家计划时，领导上针对浪费棉纱问题，用算细账的方法向工人进行教育，说明节约棉纱的重要意义，并分组进行了座谈。
同时还向工人提出了具体要求：
每换一个梭，纱尾巴不得超过一呎；
拆布每台机每班不得超过一吋，如果织残布超过十二吋就不许再拆。
除此以外也适当地调整了重锤，使经纱张力均匀，对节约棉纱起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全体工人的努力，这车间现在每织一匹布就能比定额节约棉纱零点一五六二磅。
03月上半月所节约的棉纱，可织卡叽布九十八匹，够做六百九十多套衣服。
多出一百多吨米
地方国营长春制米厂提前两天超额完成了第1季度国家计划。
各种加工粮谷出米率都超过了国家指标，稻子超过指标百分之二点七六，谷子超过指标百分之一点四八，共为国家多出粮食一百六十一吨。
长春制米厂职工为超额完成第1季度计划，共提出提高技术、改进生产的合理化建议一百多件，其中一项就使谷子出品率由过去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八二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六。
在推广苏联专家建议“分粒加工”的基础上，三车间窦瑞祥小组创造了“勤分粒、勤统糠、勤检查”的作业法，解决了因原料质量不好影响出品率的问题。
（本报集体通讯员吉林日报编辑部）
四个月节约烟叶五万多斤
太原烟草厂职工，从去年11月份起，开展了以加强技术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
在竞赛中，由于大家积极改进了人工发酵和保湿、保温工作，并提高了抽梗工作的质量，贯彻了“限额领料”制度，因而在各个工序中有效地减少了烟叶的耗损。
四个月来，共节约了烟叶五万四千八百五十六斤。
利用废水一年可节约六万元
鞍钢大型轧钢厂给水工段职工在讨论国家计划中，找到了增产节约办法，把主电室冷却水接到热锯和轧钢机上再使用，水的压力和过去一样，对生产一点也不影响。
以前这些水在主电室用了后，就顺着水沟流走了。
主电室回水管是八寸粗的管子，一年可流十九万吨水。
现在利用了这些白扔的水，一年可给国家节约六万元。
用钢筋混凝土支架节约坑木
开滦唐山矿井下通风区，试用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支架代替木棚成功。
目前唐山矿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正准备在使用二年以上的通风道和顺槽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支架。
唐山矿1954年06月从焦作矿务局学习了用钢筋混凝土支架代替木棚的经验后，就开始在八八二○掌通风道试验。
结果证明：
它的抗压能力可超过木棚四倍以上。
在煤矿的风道和顺槽，用木棚每六个月就得修换一次，而使用钢筋混凝土支架，在压力较小的风道将可使用十年到十五年。
因此，使用钢筋混凝土支架，可以节省大量坑木，降低采煤成本。

解决耕牛作价问题
——浠水县望城乡第19农业合作社的一个经验
高长任
油菜已经开花，麦苗长的碧绿，眼看就要下秧播种，要用到牛了。
可是，在湖北省浠水县望城乡第19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牛还没有着落。
这个社是在去年11月成立的，二十二户社员，有八头耕牛。
今年01月30日，由社干部把这八头牛牵到牛集上去作价，照理，价格是应该公平的；
可是，那时牛集上挤满了等待评价的耕牛，评牛价的人忙得昏头昏脑，只是表面上看看牛的高、大、肥、瘦，就说了个价钱，八头牛，有五头壮牛每头被少评了三元到五元。
这五头牛的价钱评低了，牛主就不愿把牛交给社里使用。
这五头牛的主人有两户是中农，三户是贫农。
其中中农朱国兴是副社长，贫农韦光干和朱兴和是生产队的副队长。
他们对耕牛作价低了不满意，就婉转地对社长说：
牛价低了些，社员不满意，要不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社长韦光金和副社长翟仲英（都是党员）也知道耕牛作价有些低了。
可是，怎么办呢？
他们曾想到，个别太低的可以调整。
但是他们又想要全部调整，就会加重社里的负担，没牛户的社员也会有意见。
他们觉得这个办法不行，就采用了所谓“打通思想”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先打通干部的思想。
在社务委员会上，韦光金批评韦光干和朱兴和嫌耕牛作价低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是没有集体观念，这样怎么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大帽子一扣，果然，有牛的社干部当面不提意见了；
可是他们背后还是不满意，工作情绪也很低落。
以后在社务委员会上一提起耕牛作价问题，副社长朱国兴就不作声，韦光干和朱兴和也是满脸通红，朝桌子上一伏，好像抬不起头来似的。
韦光金和翟仲英看到“打通思想”很有“效”，在社员大会上也就应用起来了。
每隔三天五天，就在大会上把有牛户对牛价不满的思想批评一顿。
每次批评的内容也离不开这些：
“你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照这样自私自利怎么行？”
“你自己要不要耕田。”
但是，有牛户社员的思想，不像社干部那样好“打通”，他们反问社长：
“我把牛卖了，另外投资入社好不好？”
“我人和田入社，牛不入社，用我的牛耕我自己的田行不行？”
“我的牛给社里白用，只要社里以后还我原牛。”
就这样从01月30日，一直拖到03月18日，耕牛作价问题还是没解决。
03月18日的夜晚，韦光金和翟仲英在乡支部开完会后，怀着愉快的心情在计划如何解决社内的耕牛作价问题。
这个他们长久苦恼的解不开的疙瘩，在支部会上得到解决了。
支部批评他们过去的做法违反自愿互利政策。
支部告诉他们：
应该把耕牛照市价入社，不叫有牛户吃亏。
第2天开社务委员会时，韦光金提出了把耕牛重新合理作价的问题请大家研究。
社委詹世友（贫农）提出不同的意见，他的理由和韦光金过去想的一样，认为重新按市价作价要增加社里的负担。
韦光金和他算了一下账：
社里的耕牛只有五头作价低了些，有的低三元，有的低五元，加起来只二十二元。
全社有二十二户，每户多负担一元。
这样，价格合理，有牛户的社员满意，大家生产情绪都高，也执行了自愿互利政策。
他问詹世友：
“你想，要是不重新合理作价，像这样拖下去，对生产的影响有多大？
叫有牛户吃亏，算不算互利？”
詹世友没意见了。
社务委员会的意见统一了。
过去不满意耕牛作价不公的副社长朱国兴，这次也发了言。
他说，他的牛入社少评了五元，自己不满意；
可是，要提出来吧，怕人说他是个干部还自私自利，不说吧，自己又明摆着要吃亏。
现在，他同意把评低了的牛价来一次调整。
在03月22日的社员大会上，全体社员通过把原来作价低的五头牛，按市价补给有牛户，会上还确定了耕牛入社的具体办法，解决了喂养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顺利解决，社的干部和社员都很高兴。
有牛户的社员很满意。
朱国兴补进了五元的牛价后，工作主动多了，有一天，还冒着大雨到城里去替社里找副业门路。
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社内其他工作都不好推动。
社务委员会想请个铁匠来修补农具，社员们就提出一大堆困难，没有钱买铁呀，没有米、没有菜供铁匠的饭呀。
解决耕牛作价问题以后，朱国兴就提出一个合理化建议，把社员家里的废铁集中起来，作价给社里，节省社内的资金。
社员们这时也一致说一家买两块豆腐，就解决了铁匠的吃饭问题。
24日，社里就请了铁匠来修补农具。
这一天，韦光干把家里一块铁砖送到社里来，朱兴和也拿出了十几斤铁。
过去要求耕牛不入社的詹成青，因为补足了他三元的牛价，也满意地说：
“这样，我的牛还是入社。”
过去要社干部推动才肯干活的朱兴和，在耕牛问题解决后的第2天，就主动去铲草皮挡住塘里的漏水管。
03月23日久雨初晴，全体社员都精神抖擞地去挖草皮积肥；
平常，每人每天只做到八个工分，这一天，都做到十工分到十二工分。
经过这次教训，韦光金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法的错误，他说：
他以前光想快点把社办好，却忘了自愿互利政策。
这回贯彻了政策，不但社员满意，干部的肩上也放下了一个包袱，心里也解开了一个疙瘩。

丰富的收获
——记“第2届全国美术展览会”
同衡
“第2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首都苏联展览馆开幕以来，每一个参观者都感觉到：
新中国的画家们和雕塑家们，五年多来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富的收获。
从展出作品来看，这几年来国画方面的收获是显著的，特别是近二、三年来，国画家表现新题材的作品，已大大增多。
许多国画家走向群众生活，经常进行写生活动，发挥了传统绘画的特点，反映了新的事物，表现了他们热爱新事物的感情。
过去流行于国画界的摹古、臆造的作风，近两年显然地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他们有的描绘了我国伟大的建设和农村、城市的新的景象，例如黎雄才的“武昌造船厂在基本建设中”，关山月的“汉水铁桥工程”，潘韵的“春之晨”，金浪、李震坚合作的“兰州新风景”等等；
有的描绘了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健康、乐观的情绪，例如李斛的“工地探望”，黄胄的
“出诊图”，汤文选的“婆媳上冬学”，周昌谷的
“两个羊羔”，宋吟可的“妈妈，你看我在开拖拉机”等等。
很多山水风景和花鸟画，例如李可染的“颐和园画中游”，胡佩衡的“西山丽景”，汪慎生的“番茄”，于非闇的“牡丹”等等，也都是画家在实际生活中观察、体会和写生后创作出来的。
老画家如齐白石、贺天健和最近逝世的黄宾虹等，也都有作品参加。
同时，从展出作品中，我们更看到国画界出现了不少具有创造精神的年青画家。
油画创作近年来也有了一定的成绩。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革命历史画。
这对于我们的画家来说，还是个新的尝试，但我们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收获。
例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党校发表整风演说”和“地道战”，辛莽的“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著作”，李宗津的“强夺泸定桥”，王式廓的“农民参军”，王流秋的“淮海战役”等，这些巨幅油画，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伟大的历史事迹，使读者深深感动。
反映了在建设中的祖国面貌的那些风景画，也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
例如董希文的“春到西藏”，艾中信的“通往乌鲁木齐”，吴作人的“佛子岭水库”等，不仅表现了壮丽可爱的河山，而且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巨大的规模和胜利的前途。
在一部分作品中，画家也画出了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物，例如李宗津的“双喜”，王盛烈的“阅读”，宗其香的“抢修”等，我们从这里通过具体的感人的艺术形象，得到鼓舞和教育。
此外，这次有不少作品的作者是部队里的同志，这些军事画家的出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例如向天野、郑洪流合作的
“红山堡战斗”，何孔德的“突破加里山，切断洪扬公路”，周祖铭的“上甘岭战斗”，林聆的“澜沧江畔”，娄溥义的“搜索”等等，虽在绘画技巧上还有缺点，但由于作者在实际的战斗生活中，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因此这些作品真实而富有生命。
油画，在我们整个艺术创作的领域内，是比较年轻的，我们应如何认真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掌握和发挥油画的特殊性能，来表现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重大主题，并创造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风格，是摆在油画家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连环画和年画，是读者最广也是最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的。
解放以来，连环画和年画有很大的发展。
许多优秀的作品，连年不断地出版，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这次展出的连环画作品中，如刘继卣的“鸡毛信”，王绪阳、贲庆余、陶治安、路坦、周立的“童工”，王叔晖的“西厢记”，顾炳鑫的“蓝壁毯”等，都是流行极广的作品。
近年来，连环画在质量上有显著的提高，不少作者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年画在近年来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最显著的收获是突破了过去似乎固定了的年画形式，而逐渐多样化了。
例如一些国画和油画、风景画和革命历史画等，也被采用印成年画，很受群众的欢迎。
展出作品中，如王乃壮的“瞧他俩口子”，尚沪生的“数他劳动强”，张凡夫的“嫁衣”，张乐平的“妈妈安心去生产”等，都是较好的。
同年画、连环画一样，几年来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的，是漫画和招贴画。
配合解放以来历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和国内外各项重大的事件，漫画和招贴画，以美术部队中的尖兵的姿态活跃在战斗的前线。
这次展出的，主要是这一、二年间的漫画原作，有的还重绘和添上了彩色。
大部分漫画，都讽刺了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们卑劣无耻的行径。
最近发表于各报刊的揭露美蒋霸占我台湾的侵略阴谋的漫画，也选出一部分参加了展览。
华君武、米谷、丁聪、方成、钟灵、韦启美等的作品，都是观众所熟悉的。
招贴画中，除近年来以宣传和平、宣传中苏友好、宣传抗美援朝、宣传总路线、宣传普选、宣传婚姻法等等为题材的一部分作品以外，还有不少作品，例如高虹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哈琼文的“一定要把红旗插遍台湾”，张文新的“随时等待命令给侵略者沉重打击”等，都是最近的新作。
版画方面的发展，近二年来可说是蓬勃的。
解放以后，曾有一段时期，版画创作不够兴旺，195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版画组成立以后，组织和推动了全国版画家的创作活动，并于去年09月举行了全国版画展览会，情况有了转变。
彩色套印的木刻作品，逐渐增多；
在木刻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铜版画和石版画；
在原有的版画家之外，出现了不少年青的作家；
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印刷技术各方面，也都有了提高。
部分画家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这样的基础上，此次展出的作品，因而是比较整齐的。
有些作品如古元的“写给敬爱的毛主席”，彦涵的“刚刚摘下来的苹果”，张漾兮的“牧歌”，李唤民的“织花毯”，林军的
“苗岭山麓”等，都已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过，读者都有良好的反应。
水彩和素描、速写，在解放以后的开头几年，创作的也较少，后经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鼓励、提倡，要求美术创作也同样要多种多样、百花齐放，并于去年08月举办了全国水彩、速写展览会，各报刊也经常发表水彩和速写作品。
许多画家都开始重视速写，重视水彩写生。
这次展出的除水彩画老画家如张眉荪、关广志、潘思同等的作品外，汤由础的“农民读报”，萧淑芳的“少年先锋队员”，吕恩谊的两幅海军生活速写，旺亲的“民间歌手”等，都是观众比较喜欢的。
素描、速写中，武德祖的
“你家的、我家的、都是咱们社的”，陈因、秦征的“探宝山”等，在报纸上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
其他许多的农村速写、治淮速写和朝鲜速写等等，也都是近二、三年来画家们到实际生活中去体察、发掘和加工描绘的收成。
至于插图，在这次展览中，数量虽少，但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
如邵宇水墨画的“千山万水”插图，李桦木刻的“华威先生”插图，阿老木炭画的“小八路”插图，张光宇毛笔画的“爱国诗人杜甫传”插图，黄永玉木刻的“雪峰寓言”插图，张文新油画的“少年先锋队的故事”插图和铅笔画“老烟筒”插图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作品。
插图在目前还需要大大地提倡和鼓励。
雕塑作品在这次展览中比过去多得多了，每一间展览厅里都有雕塑作品。
除雕塑家刘开渠、王朝闻、萧传玖、张松鹤等的作品以外，大部分都是青年雕塑家和他们集体创作的作品。
潘鹤的“课余”，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以及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们塑造的几座工人立像和一部分浮雕，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
雕塑在我国是尤其年轻的艺术，今后祖国01日千里的建设，在许多地方需要我们年青的雕塑家献出最大的才能。
民间艺人的作品，如张景祜的泥塑“昭君出塞”，陈鹤亭的泥塑“老妪解诗”，区乾的陶塑“鸭”，王凤祚的木雕“气死金兀术，笑死老牛皋”，潘雨辰的石雕“为了和平与友谊而欢舞”，高建新的脱胎漆“屈原”等，都受到观众的赞赏。
这些近千件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美术作品，如此大规模地展出，在我国美术界还是空前盛事。
这次展览，跟1949年08月第1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比较，可以突出地看到，五年多来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是迅速和巨大的，美术家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艺术创作技巧的提高是显著的，尤其可喜的是青年美术家的大批出现和民间艺人的加入，不断扩大和增强了美术的队伍。
各种美术创作的题材范围扩大了，表现形式多样了，过去创作较少的雕塑、插图、水彩等，也逐渐增多起来。
这是应该肯定的收获。
通过这次展览，检阅一下这些收获，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今后的美术创作将会更好地向前推进。

到内蒙古去的旅行演出队返京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到内蒙古去的旅行演出队，现已回到北京。
两个月以来，旅行演出队在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共演出了四十二场，有四万多人看了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和“钢铁运输兵”，其中有来自草原的蒙族干部和牧民。
在包头市，演出队特地演出四场“钢铁运输兵”，慰问开发祖国富源的人们。
这次旅行演出期间，演员们广泛地和当地的工人、学生、戏剧工作者接触。
在包头市演出时，演员们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到几十里外去慰问“三八”女子钻探组，并举行了联欢会。
“钢铁运输兵”的演员向包头市一些中学的二千四百多名师生介绍了他们在朝鲜战场上体验生活的感受和话剧艺术的特点。
演出队的演员和导演还和呼和浩特市戏剧工作者座谈了戏剧创作的经验，并互相观摩学习。
　（新华社）

少年儿童举行航空模型表演
为了启发少年儿童对科学技术的爱好，进一步开展航空模型运动，壮大祖国航空队伍的后备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等单位，在04月05日举行上海市少年儿童航空模型表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小学校及补习学校的少年儿童和来宾八千多人。
表演的航空模型有弹射式、橡筋动力、牵引滑翔、萨可洛夫等类型五十多架。
这些航空模型都是由中国福利会上海少年宫航空模型小组和虹口中学、华东师范大学附中等十多个中、小学校的航空模型小组组员们自己制造的。
同时有教师和工厂技术人员等业余制造的五架发动机航空模型也参加表演。
几年来在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航空模型运动已经在上海的中小学校里逐步开展起来，它已经成为少年儿童非常喜爱的一项军事体育活动和科学技术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已经有一百四十个中学和很多小学成立了航空模型小组。
继光中学成立了十五个小组，几乎每个少年先锋队中队都有了航空模型小组；
虹口中学的航空模型小组已经坚持了好几年。
（本报驻上海记者）

杜甫草堂搜集大批珍贵资料
许多有关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文物资料正从各地源源寄到诗人故居——成都杜甫草堂（前曾称杜甫纪念馆）。
目前，草堂正在修理。
已搜集到关于杜甫的诗集和其他资料共有四百四十二部，三千七百七十多册；
其中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就有一百六十一部、一千三百多册。
还有杜甫的遗迹、祠宇、碑铭的照片、拓片和文物五百多件。
文物中有元代以来二十多种不同的杜甫画像和各种珍贵资料。
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在各地文化部门协助下搜集的。
西安市文化局和文史研究馆还成立了临时搜集工作组，在两个月中考证文献、实地调查，集成有关杜甫遗迹的照片、拓片一百多件，还写成长几万字的“杜甫在长安时期的史料”一书。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郭沫若也亲笔为草堂写了一幅对联：
“世上疮痍、民间疾苦；
诗中圣哲、笔底波涛”。
老画家齐白石特为草堂画了“枯棕”“枇杷对对香”等四幅杜甫诗意画。
（新华社）

清华大学建筑系检查建筑思想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正开展建筑思想的讨论，批判建筑思想中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
建筑系的教师们，学习了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并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02月份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要求进行系统的学习讨论，以改进教学工作。
现在建筑系已成立建筑思想学习委员会。
在学习过程中，建筑系副主任吴良镛、教授周卜颐等，开始检查了建筑系在教学中追求古代的宫殿、庙堂的形式，违反适用、经济的原则，片面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轻视和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工业技术课程等错误思想。
建筑系还举办了小型展览会，展出解放以来各个时期建筑系的讲义、设计题目、图纸、模型等，以便更具体地检查教学思想，有效地改进工作。
　（新华社）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
杨献珍
一、思维是存在的反映
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精神与自然界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这也就是二者之中哪个决定哪个的问题。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阵营就是从这个问题上来划分的。
几千年来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所环绕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对胡适派、对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进行斗争，也正是集中在这个根本问题上。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决定什么是第一性的问题。
但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
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
我们能否在我们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构成对现实的正确反映？”
唯物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就是说，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维能够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构成对现实的正确反映。
总地说来，唯物主义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存在是第一性的（存在即物质，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思维是第二性的；
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精神是物质的属性，世界上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上帝鬼神之类似乎是这种东西，但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
唯心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认为：
思维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或如胡风小集团的哲学家们所说，主观精神是第一性的，客观世界是第二性的，主观精神决定客观世界）；
世界是不可能认识的。
这就是不可知论。
马克思曾经说过：
“观念不过是物质底反映。”
这是唯物主义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古典的公式。
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我们要想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历史，总之，认识一切东西，就必须紧紧地掌握住这个原理。
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同志，都是根据这个古典的反映论的公式来阐明认识论的。
谁离开了这个公式，谁就要在认识论的问题上犯大错误。
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反复地阐释了反映论的原理：
“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我们的知觉或表象乃是物的映象。”
“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不过是外在世界底映象，并且，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反映就不能存在，可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
唯物论自觉地把人类底‘素朴的’信念作为它的认识论底基础。”
必须记住，只有用反映论来阐释认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
有些人用“符号论”来说明认识论，这就一定要犯错误。
普列哈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就是这样的认识论。
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感觉与表象，不是现实的物与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随便一种什么样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
普列哈诺夫在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上犯了这个错误，这与他以后之走上反动道路是有关系的。
普列哈诺夫关于认识论问题，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
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他说的是物的复写、映象、模写、镜像。
为什么符号论的认识论是错误的呢？
因为符号论者认为感觉与感觉所表象的东西之间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如果感觉不是物的映象，而只是与物没有“任何相似”的记号或符号，那末，外间对象的存在就颇成疑问了，因为记号或符号对于假想的对象是完全可能的。
列宁说：
“无可争论地，模写决不能和原型完全等同，可是模写是一回事，符号，约束的记号却是另一回事。
模写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以它所‘模写’的东西底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
‘约束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包含着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因素的概念。”
这个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原理的创立，打破了人类对于宇宙自然的认识的神秘性，解决了世界的可知的或不可知的问题，也解决了是非的标准，即正确与错误的标准问题。
理论的正确与错误要有一个标准，有了反映论，这就有了标准。
列宁、斯大林就是掌握了反映论这个武器，把俄国革命引向胜利以至建成了社会主义。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
一书中说：
“……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
马克思认为理论对现实的参照是判定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准绳。”
这也正是判定苏共党史上两条路线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哪条路线是错误的标准。
因此，要学习唯物主义，必须掌握反映论的原理。
搞通了反映论，就搞通了唯物主义。
不懂得反映论，也就不懂什么是唯物主义。
所谓认识，就是反映。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反映论。
毛泽东同志也如列宁、斯大林一样，紧紧掌握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原理，才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中国党的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谁是谁非，也正是决定于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反复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学会掌握反映论原理，学会一个“主观与客观一致”的道理。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是这样教导我们，在他的许多其他文章中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要学会办事，关键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在“实践论”中讲，要使思想合于客观外界规律性，才能使我们的工作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不合，就要在实践中失败；
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实践论”最后讲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这里所谓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改造自己的反映能力；
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就是要使自己的主观世界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能够做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
这就是所谓改造思想的问题。
有些人拒绝改造思想，那就是要使他们的主观世界永远与客观世界相矛盾，永远陷于错误的认识中。
1942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党整风，整什么呢？
就是整主观主义。
为什么要整主观主义？
因为主观主义者的主观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主观与客观不一致。
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做任何事情，都作不成功，且不必说革命的大事情了。
所以，整风就是整这个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
那末，为什么还要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思想意识呢？
因为这些思想意识都是自私自利的东西，有这样的思想意识的人，就不能客观地看问题，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就不能达到主客观一致。
这里有一条规律，就是，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
这一条规律是为无数次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二、认识世界的两种方法和知识的起源问题
认识世界有两种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唯心主义的方法。
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讲：
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
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呢？
恩格斯是坚持第1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的；
马赫是坚持第2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的。
唯心主义者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东西，主观唯心主义者还认为“物”不过是“观念底集合”或“感觉底复合”，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
从这个前提出发，世界上除自己以外，就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人存在。
这是最纯粹的唯我主义。
他们的观念或主观精神又都是天生的。
世界就在我的
“心”中，在我的“观念”中，在我的“意识”中，在我的“主观精神”中，所以，要认识世界，不假外求，万物皆备于我，返求诸己，“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就行了。
这就是说，他们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从内到外，“从感觉和思想到物”。
胡风等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这种方法，所谓
“自我扩张”，用主观精神去“拥抱”客观世界，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用这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舒芜先生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描写的非常好。
他说：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实践的问题，我们根本把它取消。
我们甚至于连‘实践’两个字都极少提起，只说要‘深入生活’。
怎样深入生活呢？
我们又说：
哪里都有生活，一切生活都是相通，随处深入下去都有所得。
更进一步，我们又特别强调日常平凡生活，才是‘最实际的生活’；
其具体内容，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极其狭隘的私生活。
这样一来，所谓‘深入生活’者，恰恰成了脱离群众，逃避实践，缩在小资产阶级的蜗牛壳里，缩得越深越好了。
当时我们就自命是‘深入生活’……。”
缩在蜗牛壳里，缩得越深越好，他们“深入生活”就是这样“深入”法的。
可是这个蜗牛壳不是平凡的蜗牛壳，住在里边，能够进行
“自我扩张”，能够充分发挥“主观作用”，能够创造出“决定着人类命运”的作品。
住在蜗牛壳里边，所看到的世界就只有那么大，如舒芜先生所描写的，“眼光只在自己鼻子尖上打转”，可是他们又是“决定着人类命运”的作家，既是作家，就不能没有作品，那么，创作的材料从哪里来呢？
或者说，创作的源泉是什么呢？
这在唯心主义的作家，根本不成问题，只要有一副天才的头脑就够了。
世界就在我的头脑中，万物皆备于我，创作材料在我的头脑中应有尽有，丰富得不得了。
什么是创作的源泉？
“主观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创作态度”等等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因此之故，就是住在蜗牛壳里，为什么不能创造出文学艺术上的奇迹来呢？
这岂不是明明白白的一条马赫主义的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认识世界的路线么？
胡风先生的认识世界的路线（他并把这条认识世界的路线教给别人），正是如此。
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物质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末，客观世界、物质怎样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呢？
唯物主义者是按照“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列宁说，“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这正是唯物主义。”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认识的起源或知识的来源问题。
“实践论”就是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世界的路线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许多人搞不清楚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唯心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心理活动的结果，是主观自生的。
所谓“天赋观念”，即是说，观念
（或知识）是上帝给予的。
或自然而然生来就有的。
所谓天纵之圣，生而知之，良知（不学而知）等等，就是这个意思。
贝克莱讲到我们的感觉的真正的起源时，肯定地说，这个起源一定是神。
讲到我们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时，肯定地说，经验是由神直接在我们的内心引起来的。
实用主义者詹姆士说，经验是先天的东西。
他说，普遍定理是先天的知识。
他否认唯物主义的经验派把知识看作是被动的、从外面印上去的讲法，而说定理是从内在经验中偶然提出来的。
这是一种所谓内省体验的唯心主义的经验论。
詹姆士宣称：
理想体系的起源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官能感觉（即感觉器官）来的，是从前门进来的。
一条是从内面经验上偶然发生的与外面不同的，是从后门进来的。
思想自身是从内面出来的，是从后门进来的。
从后门进来的或偶然起来的妄想，也许比从前门进来的客人格外重要。
这就是胡适的老祖宗之一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所讲的知识起源论。
法国唯心主义者柏格森的哲学，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张东荪就是柏格森的信徒，译过他的叫做什么“创化论”及其他哲学著作。
柏格森也讲什么
“心中的经验”，他说，我们所真正知道的只是心中的经验。
他讲“实在就是心理的存在”，讲什么
“物质起源于心理的存在”。
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所宗奉、宣传的就是这些东西。
由于不懂得知识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人们也就找不到一个求知识的正确方法。
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到“五四”以前，许多人都以为知识的来源是书本，特别是孔夫子的书，人们要求知识，就得读孔夫子的书，叫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王阳明读书，读到“格物致知”的时候，颇有所悟，发奋去“格”他的庭前的竹子。
物虽不尽是竹，但竹总是一种物。
可是他“格”了好几天，不但没有“格”出什么名堂来，反而把自己“格”病了，从此再也不从“格物”去“致知”了。
他放弃了“从物到知”的这一条求知识的唯物主义的路线，于是便转而求诸心，从此便“恍然大悟”，原来知识就在自己的心里面，知识本来是自己心里早就有的“家当”，叫做“良知”。
这种良知，为私欲所蔽，冲不出来，只要去掉这一层障蔽，知识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因此，王阳明就找出来了一条
“致良知”的求知识的方法。
后来又出了一个李卓吾，反对孔夫子，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见解，这个见解后来还大大地影响了五四运动，因而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种见解完全对。
可是再问一句：
究竟以怎样的是非为是非呢？
李卓吾依然回到了王阳明的老路，说“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
这仍然是以“心”为知识的来源，以“致良知”为求知识的方法。
我们共产党员中也有许多同志不知道知识是从何处来的，也以为知识是从书本来的，不过不是孔夫子的书，而是讲共产主义的书，认为死啃几本讲共产主义的书，便有了共产主义的知识了。
教条主义者曾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当然就可以治中国了。
当然书是要读的，可是，如果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求知识的方法，这就不对了。
如列宁教导我们的：
“如果说，研究共产主义只限于通晓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末我们也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是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的。
因为这种人虽把共产主义书本上的东西都读得烂熟，却不善于将这一切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实际行动。”
“没有工作，没有斗争（即没有实践——作者），那末单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求得的书本上的共产主义知识，可以说是一文钱不值的”。
（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那末，到底什么叫做知识，怎样才能取得真正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
“什么是知识？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
没有了。”
这里就说明了知识的来源问题。
“实践论”教导我们，知识来源于实践。
唯物主义所说的“实践”，就是指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绝不是如胡风先生所说的每个人每天吃饭睡觉那类日常平凡生活，以至吵架求爱之类的“斗争”。
人类在生产斗争当中，天天与自然界接触，慢慢地对于自然界的情况有所认识，积累下了许多生产经验，慢慢地摸着一些自然发展规律。
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加以系统化，这就成为自然斗争知识。
自然科学就是这样来的。
社会有了阶级，人类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有矛盾，就有斗争，特别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慢慢地对于社会的情况有所认识，因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慢慢地摸到了一些社会发展规律。
把这些由阶级斗争所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加以系统化，这就成为阶级斗争知识。
社会科学就是这样来的。
不管什么知识，先天的、天生的知识是没有的。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
第1阶段是感性知识，第2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
不干（即列宁说的“没有工作，没有斗争”），就不能取得感性知识。
我们有些同志，作了工作，怕作总结。
他们不懂得，总结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
不总结或不会总结，就不能把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就只能停留于知识的低级阶段，而成为经验主义。
“实践论”的最后一段讲，“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就是认识（或知识）的发展规律。
实践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
认识是实践的反映。
有工作（实践），就有经验（认识），但这初步的经验，还只能是感性认识，经过总结，把零散的经验系统化，找出规律，这就提高到理性认识了。
三、客观世界如何反映于人的头脑中？
客观世界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末，世界的形象怎样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使人对于世界有所认识，即使人有了关于世界的知识？
“实践论”中讲，“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世界上自古至今，中国外国，没有发现过一个这样的人，他一生下来，满脑袋就被上帝给他装满了关于世界的各方面的知识。
有些人对于“天才”也是作了唯心主义的了解，以为“天才”就是天生的才子，从娘肚子生下来以后，就是天天睡觉，或者缩在蜗牛壳里，也还是天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
世界上自古至今，中国外国，也找不出这样的“天才”。
西洋有一句格言说得很好：
“天才就是勤奋”。
天才不过是一种自然才能。
一个人有了某种自然才能，再加上不倦的劳动，必定能有某种卓绝的成就，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讲：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
一个“天才”生到世界上来了，在他降生的前一晚上，蒙“上帝”在梦中普遍告诉大家，说给送来了一个“天才”。
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却违反着“上帝”的意旨，把这个生下的天才，与人世隔绝起来，不叫他同任何活人见面，不叫他见到光线，吃奶、吃饭，都在暗室里给他吃，也不给他说一句话，这样把他养大。
我看这样的“天才”长大以后，仍然不过是一个白痴，不过是一个与其他生物一样的一种生物而已。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
我看说这些反对话的人，其中就有胡风先生，因为胡风先生根据他的“经验”实行他的“发言权”，他向世界宣告：
你们看，我一生一世住在蜗牛壳里，就只凭我的天生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能够写出“决定着人类命运”的作品，何必要去参加什么实际的生活斗争呢？
吃饭睡觉就是“最实际的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吵架求爱”，就是“斗争”，你们何必舍近而求远呢？
正因为知识来源于实践，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教导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
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
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
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同志教导一般知识分子说：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还说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他认为是唯一的标准。
于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完全是依据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的原理，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原理，依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原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实践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理，来教导我们的党员干部，教导他们如何取得知识的。

青年团中央发出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通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通知。
通知说：
纪念今年“五四”青年节，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应当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进一步发扬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倡国防体育，锻炼身体，加强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
积极贯彻增产节约的精神，坚决反对浪费现象；
更好地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为解放我国领土台湾而斗争。
通知要求各地团组织进行下列宣传和活动：
（一）结合目前时事形势的宣传，对青年进一步加强保卫祖国的教育，鼓舞青年用各种实际行动来支援解放台湾的神圣斗争。
每一个青年不仅要学会建设祖国的本领，而且要学会保卫祖国的本领。
提高革命警惕，锻炼身体，时刻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唤，应征服兵役，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对广大青年进行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教育，动员青年为积极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1955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广大青年不仅自己要巩固劳动纪律，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节约更多的资金，而且要大胆地有组织地揭发贪污、浪费及生产上的各种不合理现象，积极提出增产节约的合理化建议，使青年团成为党在反浪费战线上的得力助手。
（三）各地应根据上述内容，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展开宣传；
在大、中城市内可举行小型的纪念会；
正在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地方，可和纪念“五四”的宣传联系起来，使青年们懂得：
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应当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实际斗争中去培养。
“五四”前后，各地团的组织应协同体委等有关部门，广泛地组织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特别要注意开展和提倡一些军事体育活动，如射击、划船、行军、爬山、越野竞走、掷手榴弹、军事野营等，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军事体育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
各地区在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时，应注意吸收比往年更多的、更广泛的青年群众参加。
　（新华社）

青海省派医疗队到牧区
青海省卫生厅04月07日、08日派出两个医疗队和两个妇幼卫生队，到牧业区给少数民族人民根治性病和帮助当地人民政府建立妇幼卫生站。
医疗队和妇幼卫生队的工作重点是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都兰县和海北藏族自治区亹源县回族自治区。
医疗队要给这些地区的性病患者进行普遍检查，并计划彻底根治三千多名性病患者。
（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团结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04月08日社论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最英勇的支队之一。
它忠心耿耿地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正在光荣地履行它对中国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责任。
它引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解放，建立了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强大的人民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在它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正在坚定地、满怀信心地解决变革它的国家的巨大任务。
它正在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他们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的斗争。
它的中央委员会是坚如磐石的团结的榜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和集体领导的榜样。
它是为人民事业的忘我的全心全意服务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不可战胜的来源在于：
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针的；
它创造性地在它的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应用这种理论并且不倦地发展和丰富它；
它和最广大的群众有着有生的联系；
它不断加强它的队伍的钢铁般的团结。
从03月21日到3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生动地证明：
中国共产党现在比以往更加团结和强大。
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些决议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团结一致，动员共产党员和所有的劳动人民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任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这个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根据党的总路线，第1个五年计划的目的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
培养建设人材；
使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合作化；
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保证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稳步增长；
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
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在五年计划中，特别注意重工业，因为只有以它为基础，才能保证工业各部门、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并加强国家的防御力量。
中国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的确是一个宏伟的计划。
到现在为止已经为五年计划的完成工作了两年多的中国人民的高涨的劳动热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是能够实现的。
会议号召共产党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
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经验教导我们，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而且随着向社会主义的推进，阶级斗争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加尖锐了。
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阶级敌人首先是竭力设法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的团结，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中寻找适合于他们的目的的代理人或派遣这样的代理人到那里去。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对这个反党联盟猖獗的原因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并树立了对机会主义者、叛徒和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采取不调和的态度的榜样。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在1953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的第1年——达到顶点，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的。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引起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极大的仇视，美帝国主义正在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并积极利用台湾和其他军事基地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准备新的侵略战争。
也不应忽视这个事实：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反革命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也正在加紧他们反人民的阴谋活动。
敌人清楚地知道，只要在劳动人民中享有无限热爱和威信的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和紧密团结的，那末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企图就要遭到失败。
因此敌人一直在设法打击共产党，分裂它和破坏它的团结，而且将继续进行它的这些阴谋。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分子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代理人。
他们的活动无疑地是适应了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们卑鄙地污蔑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企图分裂党，用阴谋手段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但是，敌人和反党分子的叛逆计划已被揭露了，他们的颠覆活动被制止了。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已经被彻底粉碎了。
决议强调指出：
这是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和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
会议拟订了继续巩固党的团结和加强党的纪律的具体措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尽力发扬党内民主与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党的监督和思想政治工作，并加强反对腐蚀性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一切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恶劣倾向的斗争。
不断提高共产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的警惕是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在确定组织形式和它的工作方法时是从特定的具体历史形势的特点以及由这种形势产生的任务出发的。
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就是创造性地解决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的范例。
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光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他们不断地掌握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正在努力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把中国从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水平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他们为争取和平和进步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正在对全人类的命运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影响，而且是全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堡垒。
历史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巨大的任务。
毫无疑问，他们一定能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
因为中国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正义的事业，而正义的事业——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争取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新华社据罗马尼亚通讯社布加勒斯特讯）

布尔加宁接见印度驻苏大使
新华社0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08日接见了印度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克·普·西·梅农。

松本治一郎在亚洲国家会议上发言
新华社新德里09日讯
出席亚洲国家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团长松本治一郎04月07日上午在亚洲国家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
松本治一郎说：
中国的伟大革命的进展，以及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对世界和平、对解决亚洲各种问题的贡献，是亚洲的巨大希望和曙光。
但是，有人希望扑灭亚洲的希望和曙光，希望造成分裂而不是和平。
松本治一郎说，在1951年，日本被迫签订了两项国际条约，这就是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这些条约在名义上是“重新和好和互相信任的条约”。
但是事实上这些条约的目的只是使日本居于从属地位，重新武装日本，在日本建立外国基地。
结果修建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冲绳岛变成了永久的军事堡垒，岛上的人民的权利横遭侵犯。
而且大家知道，违反和平宪法的实际上的军事部队已在日本建立了。
这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期间都曾被充分利用。
美国对于同一些国家单独签订更多的军事条约是不满足的。
它已在东南亚成立了军事联盟——所谓东南亚条约组织，其目的就是维持在亚洲的殖民统治。
而且它还在设法扩大侵略联盟。
松本治一郎说，由于亚洲国家的努力，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局部冲突已经终止，但是美国却正在设法从台湾地区寻找干涉亚洲事务的另一条道路。
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有人要求“使用原子弹”。
当时，日本的一些军事基地曾得到原子武器和装载原子弹的飞机。
日本人民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曾亲身遭受了原子弹的实际灾难，而且在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中又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亚洲不应当允许任何人使用原子弹和氢弹。
我们必须阻止并粉碎仅仅为了西方国家利益而结成的军事联盟。
我们必须取消亚洲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包括使用核子武器的基地在内。
　松本治一郎说，已经有二千万以上的日本人民在要求禁止使用、制造和实验原子弹和氢弹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现在，人民怀抱着充分的自信和期望，正在加强着反对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斗争。
松本治一郎继续说，最近，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印度的潘迪特夫人分别访问了日本。
现在在日本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
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加强。
整个亚洲的友谊也有了加强。
现在我们在这里出席亚洲国家会议，谋求根据平等互利原则进行合作。
我们日本代表团衷心希望同你们来自亚洲各个国家的代表们毫无保留地畅谈。
我们希望同那些还没有同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的亚洲邻邦恢复外交关系。
我们还希望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我们希望对亚洲经济和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我们还希望在亚洲各国团结的基础上使和平得到真正的保证。
松本治一郎最后说，我希望把外来干涉、压制、军事联盟和分裂政策从亚洲排除出去，并通过这次会议建立争取和平、解放、合作、平等和互利的真正而坚实的政策。

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麻醉品”
基成
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掩饰它敌视中国人民、蛮横地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略中国的不义行为，就一再制造各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来诬蔑中国。
除了诬蔑中国“进行侵略”、“虐待战俘”、“实行强迫劳动”等等以外，它还一再地捏造事实，诬蔑中国贩毒。
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哈里·杰·安斯林格就是一个诬蔑中国贩毒的造谣专家。
自从1951年以来，这位专以谎言来麻醉世界人民的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年年都要寻找机会把他那套特殊的麻醉品拿出来贩卖一通，特别是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麻醉品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量造谣诬蔑中国。
不久以前，即今年03月初，他又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上连续诬蔑中国正在向世界各地运出大量的麻醉品，“作为取得外汇和败坏他国道德的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事实是谎言的最无情的敌人。
安斯林格于1953年11月23日出席一个研究全国青年犯罪问题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小组会时曾诬蔑中国说，他有一些数字“显示在洛杉矶贩运的海洛英的百分之七十和旧金山贩运的百分之九十五都可直接追溯到来自共产党中国的违禁进口品。”
可是第2天，洛杉矶的警察局官员就否认了安斯林格这种谰言。
洛杉矶县警察局局长尤金·比斯卡鲁兹说：
“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在于破获自墨西哥走私进来的海洛英。”
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所说的话，既为当地美国负责官员所否认。
那末可想而知，从这位局长嘴巴中吐出来的东西会有几分价值。
这位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曾经说，“受中共麻醉品贩卖者毒害的国家中有日本、大韩民国以及某些东南亚国家。”
拿这位局长所说的话来和日本官方以前（1953年09月）所透露的消息比较一下，倒是饶有兴味的。
日本厚生省透露，日本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菲洛本”药，现在也有人把这种药以合法的销售方式和通过走私输往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国。
只有两家日本的大制药公司获准制造“菲洛本”，但是暗中制造的很普遍。
日本厚生省又透露，在日本美军营房所在地附近私售毒品的事件极多。
警察最近进行了一次搜查，在北海道的美国军营附近，查封了一万瓶药品。
至于所谓大韩民国，那末1953年01月28日美国远东司令部发言人就曾经公开承认，许多美国军人在南朝鲜私藏和贩卖麻醉品。
而1945年09月美军在南朝鲜登陆以来就公开奖励贩卖鸦片，这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合众社的记者肯德立克就报道过，一个向美军“推销”麻醉药品的南朝鲜麻醉药品贩子承认，他的药品的一部分是“合法地”从李承晚政府批准得来的，而他的营业执照是1946年由美国军政府发给的。
安斯林格又无中生有地说，“香港由于地理位置和水运活动，成为共产党中国代理人把麻醉品运入自由世界的理想场所。”
可是，安斯林格这种捏造早已被香港方面的消息所推翻了。
1952年05月08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过一篇香港通讯，这篇通讯说，“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安斯林格本星期向联合国所作的报告中提到了途经香港的毒品贩运，此间对此颇为诧异。”
又说，很久以来，“没有证据说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药品生意”。
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贩毒和吸毒的情况。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少的。
据新闻报道，在纽约那样的大城市，就有人公然种植可作麻醉品的北美大麻。
1953年08月22日“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纽约市的卫生局在布鲁克林区白脱勒街八十二号那房屋的后院收割了三百五十磅的北美大麻。
美国前助理检察官小汤麦斯·瓦登于1953年10月03日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说，美国财政部贮藏历年来所没收的毒品的仓库，曾被一名打扫人员于两年半的期间内陆续盗窃出古柯咸一百五十唡和北美大麻五十磅到七十五磅之多。
在非法的市场上，这许多毒品约值二十五万美元。
此外美国华盛顿警察局专管麻醉品的小队长卡波上尉和侦查员泰勒上士接受每月一千美元的贿赂以保护华盛顿旺盛的麻醉品非法贩运事业。
那位小队长还至少有一次做过贩卖毒品者的送货员。
瓦登在他那篇文章中又说：
“安斯林格局长曾发表一些公开声明，企图对我们的论据进行诽谤。
然而，他终于承认，对于库房也许有过某种“偷窃”行为……调查结果显示，麻醉品局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库房中究竟有多少麻醉品。”
正因为安斯林格之流的美国官员这样出力地保护“旺盛的麻醉品事业”，美国“毒化”的现象十分惊人。
早在1951年，美国“新闻周刊”就承认，甚至在美国的学校中也已经建立了有组织的毒品贩卖的巩固市场，并且估计纽约约有两千名毒贩供应三万吸食者，据纽约市警察局统计，其中一半是十几岁的少年人。
安斯林格本人也供认，美国吸毒人数自1948年至1954年增加了一万到一万五千名。
在美国军队中，也有大量士兵吸食毒品。
美国红衣主教斯培尔曼曾经在访问朝鲜前线后回到美国时承认，“吸食毒品的青年显然都是在美国国内参军以前就开始上瘾的。”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以麻醉品来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自由世界”的道德的不是什么别的国家，而恰恰是美国自己。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已经从根本上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所遗留下来的包括烟毒在内的一切乌烟瘴气肃清了。
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被人欺凌的“东亚病夫”，而成为一个屹立在世界上的巨人。
这是那些想永远把中国人民踩在脚下的安斯林格之流的美国老爷们所深恶痛绝的，因此他们不惜捏造种种的谎言来中伤这个巨人。
但是中国的谚语说得好：
“真金不怕火”。
安斯林格之流的谎言所能产生的效果只有暴露他们自己的无耻和下流而已。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会议上
驳斥诬蔑我国实行“奴隶劳动”的谎言
新华社09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04月07日会议讨论了奴隶劳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别指定的报告员是挪威代表恩根。
他利用他的报告来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耻的诽谤，说什么中国在实行“奴隶的劳动”。
苏联代表索波列夫指出，报告员的报告中包括着若干从蒋介石集团和其他可疑人物那里搞来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诬蔑性谎言。
恩根所引述的所谓材料根本同事实不符，发表这些所谓材料应当被认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滥施攻击。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由于美国的阻挠而未能在联合国中占有他们的合法席位，并且被剥夺了参加目前的理事会会议来为中国的利益辩护的机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已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保障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的创造性劳动的若干基本法律作为联合国的文件发表。
这些法律完全驳倒了恩根的报告中所包含的诽谤。
苏联代表抗议在报告中列入对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诬蔑性谎言。
理事会不应该考虑这些谎言。
索波列夫强调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已经明文规定了目的在保障中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自由劳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切权利。
苏联代表强调指出，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里讨论这种诽谤性的“材料”只会损害联合国的威信。
索波列夫反对社会委员会提出的提案中给予恩根报告以肯定的评价第1点。
他说，如果这一点被列入的话，那么苏联代表团将在整个提案表决时弃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会员国的代表十分注意地听取了苏联代表的发言。
值得注意的是：
理事会中没有一个会员国代表出来支持恩根“报告”里的上述部分。
理事会通过了社会委员会提出的提案，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表决时弃权。

范文同副总理到达德里发表声明
并拜会了印度总统、副总统和总理
新华社新德里08日电
应邀访问印度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和随行人员一行九人在08日到达德里。
到机场欢迎的有印度总统军事秘书雅度那特·辛格、外交部副部长赛·马茂德、印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维·克·克里希纳·梅农、德里邦行政专员阿·德·潘迪特等人。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和波兰驻印度大使、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公使、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临时代办等外交使节和外交官员。
出席亚洲国家会议的越南代表团团长阮文向和团员们也到机场欢迎。
范文同副总理在到达时发表声明如下：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有机会访问印度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东南亚的好友，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
我谨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伟大的印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自从远古以来，越南人民就一直对印度人民怀着最热烈的友情，印度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中最优秀和最悠久的文明之一，印度目前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在尼赫鲁总理的领导下一直在奉行着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政策。
越南人民在导致日内瓦和平胜利的不断的斗争中，始终获得印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他们目前争取日内瓦协定的正确履行的斗争中——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他们可爱的国家的独立和民主——他们坚定相信他们将继续获得印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我愿趁这个机会向印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转达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这种宝贵的同情和支持的衷心谢意。
越南民主共和国渴望并将尽全力在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印度共和国的友好联系和每一方面的关系，以便同印度一起共同维护并巩固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
新华社新德里09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在04月08日抵达新德里后，当天下午四时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下午五时拜会了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博士，下午七时拜会了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博士。
范文同还在当天下午五时三十分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会谈。
在当天下午的早些时候，范文同还在印度外交部交际司司长乔普拉陪同下，往谒甘地火葬处并献花圈。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决议扩大消费品生产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乌兰巴托07日讯：
蒙古报纸刊载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增加国内企业生产的消费品种类和改进质量的决议。
为了更充分地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扩大居民最需要的物品的生产的决议。
决议特别注意到改进产品质量的问题。
国内的许多企业将组织新种类消费品的生产。

邱吉尔的辞职说明了什么
高集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担任了两届英国政府首相的邱吉尔辞职了。
有些人喜欢把邱吉尔的辞职说成是年龄的原因，这是同这次事件的实质不能相符的。
邱吉尔的辞职是因为他向人民许下许多诺言，而实际上他却不设法实现他的诺言，反而处处追随美国，使英国人民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引起了人民和议会内外极大的不满。
因此，他就不能不被迫退到后面去，而由别人来率领保守党并担任英国的首相。
邱吉尔在1951年的大选中能够击败英国工党而当政，只是因为他向英国人民许下了努力谋求和平的诺言。
人们都记得：
当时他曾主张西方国家的领袖同苏联领袖“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来在两个世界之间“建造一座桥梁”，使双方之间“没有仇恨和冷战阴谋”，而能“各得其所地生活下去”。
但是，自那时直到现在，邱吉尔却离着他所许下的诺言越来越远。
实际上他所做的却是追随美国。
邱吉尔在最近一次英国下院的外交辩论中就说：
“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增进我们同我们的盟国美国的友谊和谅解。”
但是，在这个联盟中，英国并不是美国的平等的伙伴。
邱吉尔政府甚至必须以放弃英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来作为和美国结盟的代价。
美国不但在英国本土驻有军队和拥有空军基地，而且据邱吉尔说，美国还有权不得到英国的同意而使用这些基地发动原子战争。
邱吉尔把英国说成是“主要依赖他们（美国）的保护”的国家。
邱吉尔关于举行大国首脑会议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一直不能付诸行动。
他最近在下院竟然承认，他向美国让了步，同意了美国反对大国会议的意见。
由此可见，由于邱吉尔对美国的依赖和屈从，已使英国遭受了一个大国所难以容忍的屈辱。
由于追随美国，也使英国走上了扩张军备和准备新战争的危险道路。
邱吉尔政府在过去三年中已在军备上花费了四十七亿英镑的巨额开支，这使得英国经济情况恶化。
并且，邱吉尔政府在今年02月发表了制造氢弹的“白皮书”，邱吉尔在英国下院中公然叫嚷要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实行“威慑”政策。
邱吉尔一贯地支持美国侵略集团追求世界霸权的“实力政策”，帮助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和扩大军事集团体系。
邱吉尔曾一再公开出面恫吓法国，逼使法国议会批准巴黎协定，来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使欧洲的局势大大恶化。
邱吉尔政府并不顾英国在日内瓦会议中所担承的庄严义务，协同美国建立了东南亚侵略集团，把南越、老挝、柬埔寨列入了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范围之内，以致日内瓦会议所产生的良好结果正在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威胁。
对于台湾局势，邱吉尔不惜背弃开罗宣言的规定，力图抹杀中国对台湾的合法主权，制造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想搞“两个中国”，支持美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由于英国的这种支持，才使得美国敢于猖狂地要把它的侵略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海峡的严重的战争危险。
最近，英国政府直接参加了土伊条约，并帮助美国压迫其他中东国家参加这个条约，使中东局势也大大紧张起来。
邱吉尔的这些做法，使英国自己首先受到直接的危害。
准备原子战争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使英国面临着两个真正危险的破坏力量：
它在欧洲所碰到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德国军国主义和对英伦三岛是致命危险的原子弹和氢弹。
在远东它有被拖入一场对英国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危险。
在世界各处，英国的地位正在受到美国的排挤，甚至一些英国的自治领也被日益拉入美国的怀抱。
英国人民反对邱吉尔这种追随美国的政策。
英国人民看得很清楚，这只能给英国造成灾难。
使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加陷于贫困。
他们要求裁减军备，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反对重新武装西德，主张召开大国会议，要求摆脱美国战争政策的束缚。
英国人民这种日益广泛的呼声，已经在英国的议会中反映出来。
几年来，英国下院不止一次辩论过大国会议的问题，并作出了有关的决议；
重新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在英国下院中只得到百分之四十二的议员的支持；
宣布制造氢弹的“白皮书”在议会内外都遭到了谴责和反对。
邱吉尔政府支持美国侵占台湾的政策尤其是在议会内外和广大人民中受到严厉的斥责。
由此可见，英国当政者要继续维持追随美国的政策是十分困难了。
在英国人民的压力下，英国当政者也曾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中摆脱了美国的影响，采取了符合英国利益的政策，这样才取得了日内瓦协议。
这不但受到了英国人民的一致支持，并且曾使英国在世界的大国中增加了声望。
这就证明，如果英国从美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采取合乎英国利益的独立的政策，就能加强英国的国际地位，并使英国的安全和利益得到保障。
而继续跟美国走下去的办法，对任何英国政府都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阮文向在亚洲国家会议上发言
新华社新德里08日讯
出席亚洲国家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向在07日全体会议上发言。
阮文向说，我们热烈欢迎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去年同周恩来总理、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会谈时曾说过，他完全信任中印两国总理所协议的五项原则，并且希望把它们应用到越南同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关系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去。
他说，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在广大的范围内正确地应用这些原则的话，就能够保卫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
阮文向说，不久以前，尼赫鲁总理在回顾国际形势时曾强调指出，最近在德国，台湾和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发展已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究竟是谁要对这一点负责呢？
我们坦白地说，是美帝国主义者。
他们否认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们正在扩大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组织侵略集团，建立新的侵略基地和制造美国式的殖民主义。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人民决心履行日内瓦停战协定，并且现在正被同样的愿望鼓舞着，这种愿望就是巩固和平和在规定的期限内举行自由普选以统一他们的祖国。
这种愿望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却想尽办法来破坏它们。
阮文向斥责美国组织马尼拉条约集团。
他说，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进马尼拉条约地区一事，是同日内瓦协定完全不符合的。
他揭露美国加紧装备和训练南越、老挝、柬埔寨的军队，指使老挝王国政府军队进攻寮国战斗部队，在寮国战斗部队集结区空投武装匪徒等破坏日内瓦协定的活动。
阮文向说，美帝国主义者由于害怕自由的普选会使他们的仆从垮台，从而使他们不能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正在竭力破坏普选企图永久分裂越南。
美帝国主义者也是由于害怕法国和越南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团结，目前正在想尽办法来阻碍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建立文化和经济关系。
阮文向说，由于美国企图建立世界霸权，因此产生了台湾、朝鲜和其他亚洲问题，面临着这些问题，亚洲人民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团结来打击美帝国主义者。
只有在亚洲国家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阮文向说：
我们越南人民对亚洲和我们自己的前途具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保证同我们在印度支那的以及在亚洲的兄弟国家紧密地团结起来。
我们将进行有力斗争来巩固印度支那的和平，并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阮文向最后向会议建议：
（一）强烈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的内政的行动，这种干涉的目的在于破坏日内瓦协定；
（二）坚决要求法兰西联邦军队严格遵守日内瓦停战协定；
（三）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破坏亚洲和平而建立的东南亚侵略集团。

制造精密机械工具的工厂
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已经投入生产了。
量具是测定产品的准确程度用的；
刃具是切削金属和在金属上钻眼用的。
量具和刃具都是制造飞机、轮船、汽车和火车头等机器工业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解放以前，我国机器制造业所需要的精密工具都是进口的，而且数量也很少。
因而许多制造机器的工厂没有足够的工具，产品的精密程度也不能完全合乎标准。
由于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投入生产，不仅标志着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制造精密工具的工业，而且意味着我国现代机器制造业的更进一步发展。
左上图：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外景；
右图：
厂房内景。
苏联专家格洛莫夫在量具车间里教导我国工人掌握最新式的精密车床。
苏联专家乌努依洛夫在仿型铣床前指导工人工作。
工人们对能量千分之二的“千分比较仪”进行初次试验。
量具车间里的刻度机是种高度精密的机器，用它能够精确地在量具上刻出尺度。
刻度工人王守学在刻度工部里，仅仅学了两个月的时间，已能操作刻度机了。
这是他正在套角刻度机旁实习。
新华社稿　尚舒年摄
工人张树枫在量规车间的检查站内用显微镜缜密地检查各种成品。
确保出厂的产品完全合乎标准规格。
产品的包装工作要经过六个工序。
细致的工作，保证出厂的产品经久不生锈。
崭新的，完全合乎规格的各种量具和刃具的一部分。
绞刀铣刀车间工人唐永安在苏联专家的热心指导下，已经能够独立工作了。
现在他可以生产十种以上的产品。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所生产的精密工具在北京农业机械总厂的使用过程中，获得良好的效果。
工人们认为国产的车刀、钻头硬度高、角度精确而且耐用。
图中是双轮双铧犁车间的工人们正在赞扬国产的钻头。
量具车间千分垫工部女工鲁宝玉正在这里操作“仿型铣床”。
本期画刊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本报记者纳一摄

严格检查购粮证防止套购编辑同志：
黑龙江省泰来县在检查粮食统销时，发现不法分子用欺诈手段骗买套购粮食，泰来县三街十六组大车店主王成富，有一次买了二百斤高粱米，他把阿拉伯字母后面的圈去掉一个，改成了二十斤；
又一次他买一百五十斤高粱米，又把前面的一字涂掉，改成了五十斤。
四街七组居民张喜兆，把购粮证上登记着买粮数字的那一页撕掉，多买了一倍的粮食。
一街七组居民王林，故意把购粮证揉烂，使得字迹模糊，无法鉴别，他还撒泼耍赖，硬说一点粮食也不曾买过。
哈尔滨市粮食局也发现南岗居民刘亚贤多买了六百斤粮食，仔细追查，原来他把搬走的两家邻居的购粮证弄到手，因而一家套购了三家的粮食。
不法分子所以能够套购粮食，暴露了我们的粮食供应部门的干部有着粗枝大叶的作风，购粮证既是用很厚的道林纸印的，任何涂改、撕毁现象，是完全可以检查出来的。
哈尔滨刘亚贤套购粮食一事，正是说明那里的公安部门只知签发户口迁移证，而不同时收回购粮证，这就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我建议各地应当健全粮食供应手续，严格检查购粮证，给骗购粮食的不法分子以处分。
　长虹

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
应当检查滥发报表的错误编辑同志：
两个月以前，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经理给各省公司经理一封便信，布置各省公司调查统计1954年购进、销售和加工等数字。
还附有五张复杂的报表。
中国交电总公司颁发的报表内容共分九大类，要求每类都要详细填报。
如果按照报表的要求必须到基层商店找出一年的商品账本和售货小票从头统计才能完成，这样一来，只一个地方就需要三十个人做一个月。
如果在全省、全国范围内统计这样的数字，真不知要浪费多大的人力。
这套报表不但不合情理，而且也不合乎法定的手续，黑龙江省公司同省统计局和商业厅研究后决定拒绝填报。
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关于制定及审批调查统计报表的暂行办法”中第8条规定：
“凡遵照本办法规定经过审批手续所颁发的统计报表及调查方案，即为法定报表……一切未依法经过审批手续颁发的统计报表，以及类似统计报表的文字调查提纲，均为非法报表，各级政府机关、企业、团体均应负责揭发并拒绝填报。”
黑龙江省交电公司对这套复杂的报表，感到无法填报，就打电话请示总公司，提出找不到材料，总公司答复说“估计一下”，省公司又提出没有材料无法估计，总公司就说：
“那就算了吧！”
中国交电总公司在发这套调查统计表的时候，要求是十分急迫的，黑龙江省公司在01月05日接到信和报表，信中要求在01月10日前填好送总公司，01月07日又接到了一封更正信，后来又说“算了吧！”
这说明他们开初的决定是很轻率的，这也难怪这个决定要达到“算了吧”的结果。
中国交电总公司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认真检查一下是有好处的。
杨砚峰

吉林省日用化学工厂
应纠正制作商品广告中的浪费编辑同志：
在吉林市街道两旁，有十七处耀眼的油画，涂着：
“长乐牙膏”、“新农村牙膏”、“白玫瑰香脂”等商品广告，下面标着：
地方国营吉林省日用化学工厂出品。
上面几幅广告，不只是吉林市的街道两旁有十几处，在天津、济南、南京、张家口、大连、沈阳等全国六十三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好几处。
1954年07月，吉林省日用化学工厂和上海私营永利广告社签订了一份合约，由永利广告社为吉林省日用化学工厂在以上各大城市承制二百五十七块油画商品广告。
它的总面积约计九万平方市尺。
合约规定每平方市尺的价钱是八百到九百元（旧币）。
到11月间，日用化学工厂又委托永利广告社再制二百六十五块油画广告。
总共要花两亿元（旧币）。
除油画广告外，还花一亿元（旧币）印刷了十二种商品广告。
这个数字等于一百三十五万枝牙膏的成本价格。
据日用化学工厂供销股负责人说，这笔钱是列在非生产支出项目内。
1954年这个厂的成本计划中销售费是一亿元（旧币）。
实际上非生产开支超过计划两倍。
用很少量的钱向群众介绍产品品种和质量是必要的，也是允许的，但我们完全反对像吉林省日用化学工厂这种铺张的宣传，因为这是对国家资金的一种浪费行为。
1953年春天，因为“和平牙膏”质量不好，卖不出去，被迫停止了生产；
我想，那时就是花再多的钱去作宣传也是无用的；
后来，由于全厂职工的努力，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加上国营商业部门的大力协助，销路才有好转。
这就有力地说明：
每一产品的销路好不好，主要决定于产品的质量好坏，而不是靠做广告。
　魏保贤

名德俊已被开除出党编辑同志：
03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控诉名德俊夫妇虐待孩子的残忍罪行”所揭发的事实是正确的，对我有极大的启示和教育。
过去，因为我对名德俊夫妇这种犯罪行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处理不严肃，使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除我从这一事件中认真检查自己，接受教训外，已请示上级组织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01月18日接到军区政治部转来人民日报社读者来信部的群众来信，控诉名德俊夫妇虐待孩子罪行，并责成我负责严肃处理。
我虽然派人向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并责令名德俊进行检讨，经过对证完全属实；
但在处理时因我的政策水平低，法纪观念不强和对干部姑息迁就，以致错误地认为名德俊工作表现一般尚好，本人又表示决心改正，因而仅把名德俊这一丧失共产主义道德的违法行为给予一般的党内和行政的处分；
对于逼迫丈夫和自己一起虐待孩子的杨淑兰，竟错误地认为她还抚养着两个更小的孩子而未严加过问，仅建议当地派出所予以管教。
事后证明，这种处理不但没有完全制止了名德俊夫妇虐待孩子的罪行，也不能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因而这种处理是不严肃、也是不正确的。
阅读人民日报“控诉名德俊夫妇虐待孩子的残忍罪行”的群众来信后，我才明确的认识到名德俊夫妇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与我过去处理中的错误。
首先是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在调查处理时没有广泛地搜集群众中的反映和意见，致有些犯罪行为未完全发现；
其次是我们对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对干部的“生活细节”与“政治品质”的一致性认识不足，致在处理名德俊的罪行时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
必须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并加强学习，提高自己，改进工作；
同时在全体干部中继续加强共产主义品德与法纪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向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
关于名德俊夫妇的犯罪行为，已经军区党委决定，将名德俊开除党籍，连同其爱人杨淑兰一并送交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被其虐待的孩子玉平已送育儿园教养。
华北军区后勤政治部主任　梁正中

应设法避免浪费特大方材编辑同志：
东北制材工业管理局过去供应全国的成材中，特大方材占的比重很大，去年一年约达四十七万立方公尺，而今年的计划生产量比去年还要多。
特大方材是一种半制成品，需材部门领回去以后还要重新加工，因此很容易造成浪费。
特大方材的规格较大，下锯以后，由锯木车间到装上火车要经过八、九次的搬勾抬勾作业。
因为木材体积过重，便不得不用力将勾刃打入材内，所以当特大方材运到需材单位时，木材四面都是六、七公分的勾眼。
这样，用材单位便不得不把这些贵重的木材四面割去一块五分板。
如果以全年生产五十万立方公尺特大方材计算，损失约达四百五十万元。
这样的浪费是可以避免的。
避免的办法是：
（一）适当地增设机械装车垛机。
我曾经初步计算了一下，如果把全部制材厂都改为机械装车归垛，这项费用比每年损失四百五十万元要少得多。
当然一时要国家拨出这笔巨款是有困难的，但逐步地加以解决应该说是可能的。
（二）结合当前工作，发动工人动脑筋想办法加以解决。
只要工人群众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就一定可以解决。
滕剑飞

批评建议的反应
三四二勘探队纠正浪费现象
重工业部地质局三四二勘探队来信：
人民日报01月30日“读者来信专页”上刊登的“大批工作母机‘报废’以后”一信，揭发了我队浪费国家资金的行为。
我们感到问题是严重的，立刻进行了检查。
我们诚恳地接受这一批评，并记住这个教训，努力改进今后的工作。
发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队的领导干部对设备心中无数，对地质勘探工作的目的和任务，认识很模糊，造成盲目购置设备现象。
为了改进工作，我们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类似错误的发生。
对这次造成盲目购置新设备和报废旧设备的直接责任者机电科副科长刘万兴，已建议领导根据情节予以必要的处分。
万全县劝阻农民流入城市
河北省万全县人民政府来信：
03月13日杜春芳同志对我县旧羊毛屯乡乡政府随便介绍农民李国到门头沟找工作的批评是正确的。
我们已对该乡乡政府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对当前的建设事业是不利的，乡村干部应该积极教育农民努力生产，支援工业建设。
同时我县别的乡也有类似情况，所以我们又发出了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强调了乡人民委员会应该帮助农民进行春耕生产，今后不得随便乱开介绍信。
这种现象的发生，说明我们过去对劳动政策贯彻得不够深入。
今后我们一定要经常地教育农民安心生产，并帮助解决生产上的问题，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对收购柑橘工作的检讨
四川金堂县供销合作社来信：
人民日报于01月30日发表了方以绳同志的“金堂县果农要求合作社收购广柑和橘子”的来信，我们诚恳地接受他的批评，并答复如下：
1954年金堂县广柑、橘子普遍丰产，达到
一千一百九十五万多斤，上市量非常集中。
当时，由于我们对丰产情况估计不足，同时在柑、橘开始上市的起初几天内，我们为了保证托购单位的质量和任务，又采取了先公后私的作法，把市场管得过死，影响了小商贩贩运的积极性。
以致造成了柑、橘滞销的情况。
后来，由于上级机关发动和组织了外县贩运商来采购，同时我们又动员当地农民加强储存保管和自运外销，到12月下旬，就基本上扭转了市场的紧张状况。
从柑、橘开始上市起直到02月10日止，国营、合作社营收购单位和私商一共收购了橘子四万四千二百三十二担，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收购了广柑二万九千六百七十九担，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五。
四川省供销合作社筹备委员会、中国食品公司四川省公司也先后来信，表示诚恳接受方以绳同志的批评，并作了检查。
供销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检讨了对执行利用小商贩的政策贯彻不够严格，没有事先注意防止偏向，致使金堂县橘、柑市场的安排上发生了问题。
同时对金堂橘、柑历年的产量和1954年的丰产情况了解不够，对成都市合作社联社收购柑橘计划偏小的毛病没有及时纠正（成都市联社是委托金堂县供销社代购单位之一）。
食品公司四川省公司检讨了没有主动配合有关方面摸清金堂柑、橘产量，反从江津调了一部分广柑到成都市场，以致影响了金堂果农的柑、橘不能及时出售。
以上两个单位都表示要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新昌县乡村工作中仍然有“五多”现象编辑同志：
最近一年来，浙江新昌县农村工作中的“五多”现象又有抬头复活的趋势。
首先表现在会议层次多，从支部书记接受任务回来后，就召开支委会——支部大会——人民代表会或互助合作代表会——村主要骨干会——群众大会——社组分头讨论等会。
这些会，党员从头到尾都要参加，花费时间很多。
如新民乡丁福堂，春节以后二十九天中只生产了两个半天。
同乡望江山村的陈显昌九十六天中，有四十六个白天在开会。
石溪乡石德华，正月份在县、乡开会十八天，02月份只做了两天活，03月份掏了七天烟地，其余时间都花在开会上。
其次，党员兼职多的情况仍然存在，一般党员都身兼数职。
如新民乡党员陈显昌身兼十三职。
石溪乡石德华，在党内任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团支部书记、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务委员、乡信用社理事主任、乡民兵指导员………等职，每个政治任务也少不了他参加。
分水乡党员俞相千，也担任了村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乡人民委员、乡信用合作社理监事、乡文教委员等职。
因此有事总找到几个主要骨干身上，使他们日夜忙碌，十分疲劳。
由于会议多、积极分子的兼职多，因此，积极分子误工也特别多。
他们的实际工作日一般都要比社内的普通社员少一半左右。
如石溪乡石德华，自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起来到现在，共做了一百二十多分，而社内其他社员普遍都有二百多分，劳力比较强的有三百多分。
由于乡村干部的会议多、兼职多、误工多，弄得生产荒废，家庭生活困难，工作积极性不会保持长久。
如分水乡党员俞相千，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因平时开会误工，收入少，现在欠债二百多元，老婆骂他，他也很苦闷，希望离开家乡到上海去做工。
目前，正是紧张的春耕季节，一年能否增产的决定性关头就在现在了。
如果这种“五多”现象继续存在，必然要影响春耕生产。
因此，新昌县的领导上必须注意领导乡工作干部精简会议，减少兼职，纠正“五多”现象，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白沙明

温州专区应重视渔民的安全生产编辑同志：
我们是浙江沿海的渔民。
我们这里渔业生产上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在今年不到三个月的期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海损”事故两次。
这种事故，既影响了死难者家属的生活，又影响了一般渔民的生产积极性。
有不少的渔民，在每次“海损”事故以后，就消极起来，不积极生产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可是，水产部门的负责人却认为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海损”事故是难以避免的。
编辑同志，难道“海损”事故真的不可避免吗？
我认为如果有关领导部门，把安全生产看成是一件大事，对下海的渔民进行经常的安全教育，加强指挥工作，是能够增进海上生产的安全的。
我们迫切要求温州专区领导渔业生产的部门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迫切的问题。
　张恒德　李四宝
关于温州地区“海损”事故的调查
从1954年05月14日起到今年03月12日止，温州地区曾先后发生了三次较大的“海损”事故。
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都是海上起了八级至九级甚至十级以上的大风，而下海的渔民不能事先得到大风警报。
为了这件事，本报记者进行了一次调查。
水产部门的负责人在叙述“海损”事故时，强调客观困难太多，认为在技术、设备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机关在陆地，要指挥海洋上的船只，是没办法做到的。
可是渔民和船老大又怎么说呢？
他们说：
现在办了渔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展开了生产竞赛，可是对安全问题大家却注意不够，事故变多了。
今年02月上下大陈岛解放后的第2天，温岭县石塘镇第1、第2、第三渔业生产合作社就组织社员去大陈海面捕鱼。
当时，有经验的渔民已预感到天气变化的征兆，但是社的领导人员却提出了：
“硬风头、抢风尾”的口号（就是大风来了硬一硬，坚持生产，风未停息也要生产；
往往在风头风尾鱼比较多）。
这是典型的重生产不重安全的口号。
县区领导渔业生产的部门并未及时纠正这种错误，以致遭到八、九级大风的袭击，死难社员十一名，失踪十七人。
据船老大林顺生表示，海上的风暴虽然很多，如果注意操作，是可以做到安全生产的。
林顺生今年五十七岁，在海上生产已有三十八年的历史，他领导的渔船从来没有出过一次险。
他说：
要做到安全生产，第1是要教育渔民和全体工人在操作中仔细耐心，出海之前要有准备，并且还要组织技术交流，使每个下海的人都讲究技术，技术一熟练，危险就会减少了；
如遇海上有变化（如潮水流向乱了、天空有特殊变化），立刻要赶回港埠或者转到安全地带躲避。
可是温州专区的渔业领导部门，从来没有专门为渔业生产的安全问题开过一次会。
在各县召开渔民会议的时候，也很少说到这个问题，只有在发生了事故以后，来一次通报。
通报以后，也就没有人过问了。
为了保障沿海渔民的安全，除了加强渔民的安全教育以外，必须同时改善他们的生产工具。
在大陈、披山、南凫等沿海岛屿未解放以前，由于敌人对温州地区渔民的封锁和迫害，大部渔船只适用于在近海作业，大陈、披山等岛屿解放以后，渔民的远洋作业机会增加了，但渔民在绳索工具的增添和修补方面却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及时检查和修补工具，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为了保证渔民的安全生产，温州地区有关领导方面，应该少强调客观困难，多作些主观努力。

玉平在育儿园
03月29日，北京西郊的七一育儿园来了一个混身肮脏的孩子，她就是被名德俊夫妇残酷虐待的玉平。
当华北军区后勤政治部的同志送她到这里时，她小心地恳求阿姨说：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找来了，你把我带到山上去。”
成千上万的人想到这个无辜的孩子的悲惨遭遇，心里都是难受的。
现在，她享受到了人间的幸福和温暖。
04月05日的上午，我来到七一育儿园，看看玉平的生活情况。
育儿园的负责人陪同我走进了一个运动场，孩子们面对面地分做两排，一个个笑嘻嘻地准备着做一个有趣的游戏。
这位负责同志大声叫道：
“玉平在这儿吗？”
孩子们听到有人问玉平，就高兴地望着玉平说：
“玉平，你爸爸来了，你爸爸来了！”
小玉平一听说“爸爸”两个字，立即吓得往人丛中乱钻，我知道孩子准是受惊了，就放快脚步走上去拉着她的小手说：
“好孩子：
你不要怕呀！
是叔叔看你来了，不是爸爸。”
玉平这才胆怯地站起来。
我拉拉她的手，摸摸她的头，并送给她糖果和玩具，玉平这才裂开小嘴嘻嘻地笑了。
育儿园的负责人告诉我：
玉平刚来的时候，从头到脚都脏的发臭了。
阿姨们替她洗了头，也洗了澡，脱去了肮脏的衣服，扎起了小辫子。
阿姨们又自己拿出钱来替她买了新的袜子。
玉平走到镜子的面前，看看镜子里面的小玉平，不禁天真地笑了。
阿姨们拿起03月27日的人民日报，把报纸上揭发名德俊夫妇虐待孩子的事情念给她听，玉平没有听完就“哇”地哭起来了。
阿姨们说：
“阿姨和小朋友们都是喜欢你的，不要哭了，以后再没有人打你了。”
玉平揩干了眼泪，嘴唇边挂上了笑意，似乎体会到生命有了保障。
第1天晚上，一个姓宋的阿姨替她脱掉衣服，只见她那娇嫩的皮肤上露出了一块块的伤疤。
玉平用她的小手指着受伤的地方说：
“这是爸爸用铁筷子（火炉上用的）烫的，这是妈妈掐的，这是……。”
宋阿姨抚摸着她的伤痕，眼眶里含满了泪水，再也不能和玉平说下去了。
玉平性情急躁，对人显得有些畏缩、胆怯，在睡觉时常常一惊就醒。
在玉平的宿舍里，有人问“你爸爸怎样打你的？”
她立即就钻到床底下去，装出当时被毒打的样子。
确实，玉平在名德俊夫妇毒手虐待下，她的纯洁的心灵已经遭到很大的摧残。
玉平来到育儿园已经学会了穿衣、叠被、洗脸，也学会了唱歌和游戏，她已经变成一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了。
　唐军

衡阳市部分工厂加班加点的现象严重编辑同志：
加班加点的现象，在衡阳市部分工厂长期存在着，特别是到了月末、季末和年末加班加点的情况就更为严重。
例如，国营衡阳矿山机械厂去年全年有统计数字的加班就有三万三千六百多小时，不付加班费的所谓“义务加班”，据不精确的估计，光下半年就有八万小时；
今年一、02月份又加了五千多小时的班。
公私合营第1机械厂去年第4季度加班三千五百多小时，今年从年初到03月12日又加了八百多小时班；
另外“义务加班”的还有八百多小时。
工厂的行政领导干部对加班加点采取什么态度呢？
有的公开布置，在会议上确定加班任务；
有的变相鼓励，让工人在很短的期限内“包干”完成较大的任务；
个别的甚至采用强迫手段，像地方国营建湘机械厂厂长张万达曾贴布告宣称“不加班加点者以违犯劳动纪律论处”（后来这句话被工会干部抹掉了）。
有些工会组织也用广播、黑板报来表扬加班加点现象，号召工人们学习。
这些做法在去年11月虽然受到市委工业部和市总工会的批判，但是并没有完全纠正。
像第1机械厂工会副主席、木工车间副主任张国祺在总结今年02月份本车间劳动竞赛时，仍然把几个小组的工人差不多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十二点钟的现象，说成是整顿劳动组织后组长责任心加强的表现和劳动竞赛中的一个好现象。
因为领导上随意加班加点，不少工人连续工作十四五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下班后就头昏脚软站不起，严重地损害了工人的健康。
工人们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的时间都被挤掉了，第1机械厂参加文化学习的工人就大批留级或被开除学习。
因为加班加点，工人们疲劳过度，不但生产上的事故多、质量低，而且任务仍然完不成。
去年年底第1机械厂为了不使产品跨年度，发动工人加班；
工人们抢着把产量任务完成了，但赶出来的产品大部报废。
这个厂长期突击加班，从去年06月到目前没有一个月完成过生产计划。
衡阳矿山机械厂去年也是一年到头加班，但是大部分的产品还是不能按期交货。
衡阳市部分工厂经常加班加点的现象，暴露了企业管理中有着严重的缺点，当地领导机关必须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做法，正确发扬工人的劳动热情，不断提高技术和劳动生产率。
　贡义

认真执行购布证的注销制度编辑同志：
1954年09月15日全国实行棉布统购统销以来，因为采取了凭购布证的买棉布作法，有效地保证了棉布计划供应政策的实施。
但是，最近长治专区有些基层合作社和花纱布公司不重视购布证的收回保管制度，造成“注销布证”重新流通到市场上来，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据高平县花纱布公司反映，高平县李家河基层合作社到县花纱布公司进货时，购布证内夹有沁水县杨庄基层社注销过的购布证。
长治市花纱布公司统计，长治市零售公司第二门市部，几天以内就收到陵川县合字第29号“注销布证”五尺，沁水县杨庄基层社的“注销布证”三十尺，潞安县合字第121号“注销布证”五十尺，合字第4号“注销布证”二十五尺。
这些使用过的购布证在市场上流通的结果，不仅增大了棉布的供应计划，引起市场上的混乱，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政治影响。
这些使用过的购布证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家知道，购布证是由各县人民委员会，逐级发给群众，群众凭证到国营公司、合作社、私营商店购布，零售部门收到购布证后，加盖了注销章到花纱布公司进货。
很明显，这些“注销布证”就是从国营商业部门里流到市场上的。
高平县花纱布公司02月份共遗失了购布证二千一百尺，黎城县东下庄基层社丢失购布证一千零五十尺。
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各地商业部门的注意。
　张嵩

鞍钢正在大力清理废钢废铁
鞍山钢铁公司来信：
人民日报对鞍山钢铁公司把大批废金属当垃圾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批评对于我们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很大帮助。
积压和丢弃废钢废铁，是鞍钢历年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严重问题。
光在1954年内，经合作社向附近居民收购的废钢铁就有一百五十多万斤，价值六万九千多元。
这一事实说明了公司领导上对国家资财的爱护和节约做得很差。
解放以来，整个鞍钢一直是一边生产，一边进行基本建设。
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对废金属的清理和利用往往强调困难，而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这不仅使国家资财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影响了广大职工群众对国家财产的爱惜和劳动纪律的巩固。
自从人民日报和各地人民对我们提出批评后，公司领导上曾先后在厂矿长行政例会上作过两次动员，并于01月13日发出“关于加强对废钢废铁管理的指示”。
在01月29日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共十一人），从01月31日到03月10日，深入到四十三个单位连续进行了三次检查。
在每次检查结束后，都召开了财务副厂长、经济核算科长和会计科长的会议。
会上对废钢废铁的清理情况进行研究并开展了批评。
在这一阶段中，各厂所收集的废钢铁共有八千多吨，已运回碎铁厂的也有四千多吨。
可是在这一阶段中只是局限于各厂内部的清理，对“三不管”的地方的清理工作还没有很好重视起来。
而这些地方散存的废钢废铁是最多的。
如矿渣线光是残损的铁水罐就有二百多个，每个都有二十多吨重。
至于废钢锭和废钢锭模，以及重达数百斤的铁铊子到处皆是。
有一个地方还是在伪满时候留下的废钢锭就将近万吨。
根据目前情况估计，整个鞍山钢铁公司散存的废钢铁约有五万吨左右，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为了有领导地和大张旗鼓地彻底清理这批资财，经党委会决定成立了清理废钢铁总指挥部，由副经理刘镜清负责。
下设运输设备、管理、检查三个组，具体负责运输设备的调度，全面掌握和推动清理工作。
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除了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原则下，全面发动群众清理废钢废铁外，并抽调出一千二百多人，成立了四个短期脱离生产的清理大队，以负责“三不管”和散存废钢铁特别集中的地区的清理工作。
此外，我们还调配了一千六百四十四辆火车车次，七百五十辆汽车，十一台汽车吊车给清理大队使用。
各厂（车间）在厂长具体负责和领导下，除发动职工在业余时间收集废钢废铁外，并组织五百五十名脱离生产的工人专做清理废钢铁的工作。
各厂内部预计有八千五百吨的废钢铁急待回收（过去已整理和收集成堆的约四千吨）。
清理废钢废铁的工作，估计最迟在06月底可全部结束。
防止浪费现象的继续发生仍然是一个艰巨的斗争。
最近又发现铸炉公司将可以利用的七万多块耐火砖运到矿渣线。
03月18日运出的垃圾中，也发现了三块钢，每块约有二十公斤重。
为了堵塞这些漏洞，使今后不再发生乱扔废钢铁的现象，我们特作了如下几项规定：
一、除经常注意对职工进行爱护国家资财和增产节约的教育外，特别规定今后凡要向厂外运输的垃圾，必须经各有关厂长签证。
二、把废钢铁的管理和生产责任制结合起来。
每天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钢铁，由班长监督清理干净，并分别存放在指定地点。
三、把废钢铁的管理和经济核算制结合起来。
如果对废钢铁不加管理，就酌情扣发一定比例的奖金。
四、凡现在和将来在进行基本建设的地区清理散存废钢铁的工作，统一由基本建设部门负责整理成堆，并及时通知生产部门回收，以避免造成新的损失。

食堂即景
英鞱　作
许多食堂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吃馒头剥皮，吃蒸饭刮掉一层，吃包子光吃馅及大量剩饭等糟蹋粮食现象。

高山峡谷里的变化编辑同志：
贵州雷山县境苗岭山脉中有一个名高岩乡的高山峡谷地带，这一片像茫茫大海的原始森林里，居住着一百七十七户勤劳勇敢的苗族农民。
这里，常年飞云腾雾，阴雨绵绵，常常看不见太阳；
这里，有着像万马奔腾似的长达数十丈的瀑布，不断地从高山上倾泻下来。
就在这片地方，苗族农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用自己坚强的两手，开辟了自己的家园，开垦了五千一百一十六挑土地——这就是散处在森林当中的高岩乡的梯田。
高岩，像祖国的其他许多偏僻山村一样，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农民终年辛勤劳动所得，除了缴纳重重苛捐杂税而外，常年处在“灰水当食盐，柴火当被盖”的境地。
农民们买不起农具和肥料，生产方式非常落后，庄稼的生长和成熟都很缓慢，如高岩乡的交腊自然村，每年从02月就开始泡谷种撒秧，三个月秧子才长大移植；
秋收从09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才结束，前后两个半月长的时间，稻谷常被霜雪压烂在田里。
解放后，太阳照进了深山峡谷。
高岩也和祖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
为了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几年来，政府发放了无偿农具九百一十件，寒衣四百五十八套，各种无息、低息的贷款和救济款、救济粮不计其数。
到1954年底，高岩乡已组织起来的农户有一百二十八户，占应组织起来农户的百分之九十点七；
其中有十六个互助组（共一百零三户）已实行评工计分制度。
由于党和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了奖励生产的政策，发扬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过去落后的生产技术和耕作习惯有了一些改变，高岩乡水稻的产量也连年提高了。
如1953年全乡只收到稻谷五千四百三十挑，1954年就收到五千六百六十八挑，比1953年增产百分之四强，比常年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三强。
秋收也提前一个半月结束，消除了
“只种不收”的现象。
过去，农民一贯认为“我们这里山高水冷，只产大米，其余什么也长不熟”；
1954年，高岩乡很多农民在党的倡导下都种了苞谷、红苕。
秋收时，除了稻谷以外，家家都收了很多苞谷、红苕。
随着生产的改进，高岩乡农民的生活也起了显著的变化。
以交腊自然村为例，过去，全寨二十五户一百三十四人，一年只买五十丈零五尺土布，每人平均约合三尺八寸；
全寨只有棉被二床、犁耙四套（是一户地主、一户富农的）；
一年吃盐九十四斤零十两，每人平均吃十一两。
解放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上半年的一年中，全寨买了宽布三十五丈、土布二十五丈零五尺，折成土布一起是一百零五丈五尺，每人平均七尺八寸，增加了一倍多；
全寨有棉被二十三床、犁耙各二十三套；
一年共吃盐六百七十六斤，每人平均吃五斤多。
1954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时，高岩乡的农民自动地卖出了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五斤余粮给国家。
编辑同志，你可以看到：
生活在祖国西南偏僻的深山峡谷里的高岩农民，同全国其他各地的农民一样，正迈着坚定的步伐，遵循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随着互助合作的洪流，一道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前进！
侯正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