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关于纪念195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给各级民主妇联的通知
伟大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就要到来了，今年全国各地民主妇联组织妇女群众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政治任务是光荣而重大的：
（一）进一步动员全国妇女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反对美蒋条约，用实际行动积极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
这是我国人民保障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神圣责任。
我国妇女要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妇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公开加紧军事行动和战争挑衅，策动所谓“停火”的诡计，蛮横地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原子战争的罪恶阴谋。
我们要一致努力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反对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原子战争的号召，发动广大妇女踊跃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名。
热烈拥护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及给予我国和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帮助的声明。
热烈响应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倡议在今年夏季召开的世界母亲大会的号召，以扩大国际妇女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保卫妇女权利、保卫儿童的运动。
（二）要继续用大力动员全国妇女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5年的国家建设计划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此，应更进一步教育妇女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继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认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一致性，热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更加努力提高生产与工作的能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城市，要教育和引导各行各业的妇女，继续提高政治觉悟与业务水平，在各自的岗位上，按照本单位的生产或工作计划，积极生产和工作，努力学习。
要号召广大家庭中的妇女、职工家属及手工业者家属们，应从家庭方面积极支援生产建设，管好家务，加强团结互助，以保证职工及手工业者的出勤。
在农村，要引导妇女和广大农民群众团结一起，继续巩固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正确贯彻过渡时期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
要善于通过本地区办得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事例，向妇女群众说明：
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从而鼓舞妇女更加积极拥护和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农村妇女应和全体农民一起，热烈地投入春耕生产，争取1955年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丰收，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
在去年受灾地区，要教育妇女继续参加生产救灾运动，克服困难，防备春荒，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国家机关的妇女干部中，知识分子妇女中，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号召妇女干部，热爱自己的工作，努力学习，做好工作；
号召广大知识妇女们、女学生们，不断地改造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锻炼身体，更好地参加和准备参加祖国建设。
（三）要结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继续宣传和贯彻婚姻法。
由于婚姻、家庭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产、工作和日常生活，由于宣传和贯彻婚姻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目前全国各地在婚姻家庭问题上还普遍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的婚姻观点，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劳动人民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所以在今年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时候，要进一步向广大群众进行以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对待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教育，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符合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关系，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夫妻关系和互敬互爱、共同劳动的民主和睦的新家庭。
这对于鼓舞广大人民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继续批判重男轻女和玩弄妇女的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
首先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成为遵守宪法、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模范，在对待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的问题上，应巩固地树立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作为群众的表率。
对于那些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的思想行为，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和教育。
为此，各级妇联应推动所在地区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在进行“三八”节纪念活动时，着重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并可商请各该单位的负责同志向全体工作人员作有关这些问题的报告。
各地妇联应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与有关方面共同制定纪念的具体办法及宣传要点，分工合作，贯彻执行。
在大、中城市除举行妇女代表性的纪念大会以外，一般应提倡小型纪念活动，以便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和妇女群众的思想情况，深入宣传教育工作。
在工业城市的郊区和有基本建设工程的地区，可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工农妇女联欢。
在农村中，可在不影响春耕和有利于生产的原则下，灵活地组织小型纪念活动。
在住有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妇女的城市，当地妇联组织应采取适当的方式，邀请她们举行联欢，以进一步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和团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讨论并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
【新华社07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02月07日举行第5次会议。
会议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的说明，讨论并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
会议并决议将这一草案交由国务院发给各级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征求人民意见，以便再加修正，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印度德里举行美国“撤出台湾日”群众大会
要求一切美国部队撤出台湾
印度著名人士要求制止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干涉
【新华社新德里07日电】
德里邦和平理事会06日在德里甘地广场举行了美国“撤出台湾日”群众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两千多人。
历史学家萨·维迪亚兰卡博士担任大会主席。
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一切美国部队撤出台湾。
决议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外国部队霸占中国领土和领海，乃是侵略行为。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谴责这种行为。
决议说：
“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把台湾岛建成一个向中国大陆发动侵略的基地，并且一直在为这个目的训练和装备蒋介石的傀儡军。
美国人还在台湾和台湾附近的海面上保持着他们自己的大量武装部队，包括海军和空军。
最近，美国政府已经和蒋介石傀儡集团签订了军事同盟和援助条约，并且在中国沿海一带进一步加强集结他们的军队。
蒋介石的傀儡军在他们的美国主子的庇护下，不断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骚扰和空袭，并且对到中国海港去的商船进行了无数次的攻击。”
决议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在对中国大陆进行这种军事侵略的同时，还一直在叫嚷成立“两个中国”，阴谋用这种办法来分裂中国的领土。
决议要求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六亿中国人民的唯一的政府——参加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
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印中友好协会主席森德拉尔在会上发言。
他说：
“目前，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危险的局势，美国正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
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地方要求：
不准进行原子战争；
美国必须撤出台湾，撤出亚洲；
中印两国是兄弟；
亚洲人是兄弟。”
他最后说：
“台湾问题不单单同中国有关，它也是我们的问题，它至关紧要地影响着印度的和平和安全。”
德里邦总工会主席夏尔马在大会上发言说：
“今天战争的危险是由于大量的外国军队集结在台湾海峡和中国海面这一事实引起的。
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帮助蒋介石，而且还想重新夺取中国。”
他说：
“美国部队正在作全面的准备来发动对中国的侵略。”
夏尔马还驳斥了美国所谓“保卫”台湾是为了美国“安全”的荒谬说法。
夏尔马接着谴责所谓“两个中国”的口号，他说，中国人民“决不会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
台湾和中国是不可分割的”。
德里邦和平理事会书记马·巴格里亚说：
“台湾目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一国，而是关系到整个亚洲和全世界。
这一切也都能够在这里和亚洲的其他地方发生。”
巴格里亚接着谴责美国玩弄“停火”阴谋，以便加强对台湾的控制。
他说，“甚至在美国还未立国时，台湾就属于中国了。
因此，中国是不准备在美国的威吓或所谓停火的诡诈口号面前低头的。”
巴格里亚又说：
“今天是和平的时代而不是原子弹的时代。
这种和平的声音将压倒所有的战争贩子，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得住这支和平的巨大力量。”
德里邦立法会议议员山·拉·贾殷在发言中要求美国撤出台湾和亚洲，停止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大会宣读了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索克的电报。
电报说：
印度人民完全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
大会还宣读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贺电。
【新华社新德里06日电】
印度国会中属于各党派的二十五位以上的有势力的议员和政治领袖们在02月03日和04日举行了两天的紧急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印度国会国大党议员德万·查曼拉尔。
会议审查了台湾最近的局势，并且一致通过了谴责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决议。
决议说，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印度人民认为台湾和有关地方在领土、政治和法律方面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会议感到遗憾的是，国际协定承认的这种基本情况在某些国家的政策的推行中被改变了，这些国家认为，这个在法律上属于中国的土地现在应该被认为是外国的土地，要从属于蒋介石政权一方和美国另一方的防御需要。
“这种政策在去年12月美国同蒋介石签订军事条约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这个条约为军事占领台湾和有关地方提供了虚伪的法律根据。”
决议又说，“美国的负责领袖们在执行这种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归还他们的领土的政策时，已经暗示要使用核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而且，已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据美国总统致国会的咨文说，美国‘必须准备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以便对付中国共产党军队显然为了便利进攻而进行的任何集中。
’”
决议强调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印度人民一致表示反对这种政策，并且吁请各国的负责领袖们要求制止这种有使人类陷入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的政策。”
会议也就这一点提出如下的建议：
召开会议，以便实施关于台湾和有关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宣言；
一切外国军队从这些地区撤退；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事实上的和法律上的中国政府，而给予它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地位。
会议决定写信给尼赫鲁总理，表示全力支持他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
上述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副本已经分送给印度国会中属于不同政党的议员们以及德里邦立法会议的议员们，请他们在上面签名。
出席会议的著名人士中有印度国会联邦院反对党领袖维·达吉；
印度国会国大党议员阿马尔·纳特·维迪雅兰卡；
印度国会国大党议员纳米·钱德拉·开斯里瓦尔；
著名的德里国大党领袖曼莫西里·希哈戈尔夫人；
印度国会人民社会党议员科伊德兰姆·普·吉德瓦尼和全印和平理事会秘书长罗米希·钱德拉。

帮助转业干部熟悉工业
各地党委近年来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
大批县级以上的干部，已先后到达各个工业建设的新岗位，这是党在组织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成绩。
但是，完成干部的抽调毕竟只是工作的第1步，目前摆在工业部门和厂矿企业党组织面前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正确地使用和培养这批新的骨干，团结和帮助他们安心工作和熟悉工作，让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迅速地成长起来。
培养转业到工业部门的老干部，使他们逐步成为工业建设战线上称职的领导骨干，是工业部门党组织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
我国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缺乏人才，特别是缺乏工业建设中各级组织的各方面的领导干部，缺乏既能掌握党的政策方针，又熟悉工业生产知识的大大小小的优秀的指挥员。
我们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我们的工业建设就会无法前进。
正因为这样，党中央才决定从各地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来支援工业建设。
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在党的各项工作岗位上，经过比较长期锻炼的老战士，他们忠实于党的事业，有比较高的政策思想水平，有比较丰富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经验。
他们过去是党的各项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在今后的工业建设中，当他们一旦掌握了党对工业建设的方针政策，熟悉了工业生产的情况，而且学习到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之后，他们也必将成为工业建设战线上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和骨干。
这是没有疑问的。
抽调到工业建设岗位的许多干部，一般的都得到工业部门和厂矿企业的重视。
大部分干部到了新的岗位上以后，也都能虚心学习，努力工作，获得了显著进步。
有不少的厂矿企业也由于这批力量的充实，形成了比较健全的领导核心，增强了企业的领导力量。
这是基本的方面。
但是在团结和培养这批转业干部中，目前也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加以改进的。
首先是学习问题。
如何帮助转业干部学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以及工业建设的基础知识，帮助他们很快地由外行变成内行呢？
调到工业部门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有比较好的政治条件，和领导工作的经验，但大都没有接触过工业，他们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对复杂的近代化工业是完全生疏的，而他们今后大部分都将在一百四十一项重点工程部门担任各级领导工作，这些企业都将按苏联最新的技术标准建设起来，如果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缺乏初步的了解，如果没有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就不可能来领导这些企业，所以学习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和他们最迫切的要求。
组织转业干部学习工业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
在干部初到企业部门时，可以组织干部学习与日常生产工作有关的一般的政策方针和生产知识，多让他们参加生产会议，多深入现场，放手让他们多处理有关生产中某些重大问题，在这些活动中，能使干部有机会学习到有关生产的一些政策方针和业务知识，熟悉生产的具体过程。
但是仅仅有这些学习活动是不够的，厂矿企业的领导上还应该组织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政策，学习科学知识和工业管理知识。
有条件的厂矿，为新转业干部聘请专职教员，甚至适当减少他们一些工作或生产时间，让他们在转业初期有比较多的时间进行学习，这都是应该按各厂矿具体情况来加以解决的。
我们今天在这方面多化一些时间，多作一些努力，将来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好处。
现在有些部门，把新转业干部分配出去工作以后，从此就不再过问，以为他们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就会自动地学好业务；
有些部门要转业干部在转业初期担负了过多的暂时可以减少的工作，而没有给他们必要的学习时间，更没有注意组织和帮助他们进行学习；
有些部门甚至嫌这些干部外行，不懂业务、科学知识低，因而不耐心帮助他们提高他们。
还有个别的厂矿企业，调集了一大批干部之后，不及时地分配工作，让他们长期住在招待所里无所事事，也不抓紧时间组织他们进行学习。
这种做法是很不对的。
当然，要学习得好，另外一方面还在于干部本身的努力。
每个转业到工业岗位上来的干部，不管自己过去职位有多么高，革命历史有多么长，都应当放下架子，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向原有干部、向工人、技术人员学习。
我们有许多转业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毫不懈怠，终于渐渐地由不熟悉而熟悉，由完全外行而逐渐内行。
但也有些同志，学习热情虽然很高，但表现了一种急躁情绪，希望“一口就吃成胖子”，开始要求很高，不分轻重缓急，什么都要学，遇到困难后，就消极悲观，工作不安心；
也有些人放不下架子，认为向比自己职位低的人请教，太不光彩；
也有一些人，学习到一些初步知识以后，就自满起来，不再刻苦钻研。
还有一些人把学习希望完全寄托在学校和训练班的正规的系统的学习上，而不知道结合日常工作中各种问题的处理，经常深入现场，向原有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
所有这些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都妨碍了学习的正常进行。
还有些转业干部，虽然在学习生产技术方面很努力，但是他们把学习技术当作了唯一的内容，不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党关于工业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也不了解和学习所在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这也是不对的。
初转业的干部，化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有关的生产技术知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决不能排斥必要的理论政策学习和对实际工作的研究。
转业干部大部分都担任了企业的各项领导工作，作为一个企业或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如果仅仅只懂得技术，而不问政治，他必然将不能胜任他的领导工作，工作中不可免的会犯错误的。
要解决转业干部学习和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转业干部和企业原有干部的团结问题。
所以企业的党组织必须教育新转业的干部和原有的干部，主动地团结友好，随时注意克服可能影响团结的一切因素。
要达到团结，主要的还在于日常工作和学习中的相互诚挚的帮助合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这方面，原来在企业工作的干部负有较多的责任，他们应当主动地热情地帮助转业干部了解企业内部的各种情况，帮助他们进行学习，尽力解决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以致生活上的困难。
有些同志在转业干部面前常常流露出一种骄傲情绪，夸耀自己是内行，瞧不起新转业的干部，不热情地帮助他们，这是很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说：
“我们的干部，又因为在革命过程中各人的工作性质、工作历史和工作地区的不同，而有各种区别……，各有内行，各有外行，也各有优点，各有缺点。
因此，他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而不应该互相轻视，互相抱怨，互相摩擦。……只有这些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才能推动我们的共同事业前进。”
我们应当记住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在国家工业建设事业中，亲密无间地团结新转业的干部，使他们安心下来，帮助他们进行学习和工作。
在转业干部中也还有人在转业以前，常常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设想得非常完美，但是调到企业部门以后，却发现这些部门并不合乎“理想”，工作上仍有不少缺点，于是就感到失望和不满，甚至产生消极情绪。
他们中有的人不作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下车伊始，就夸夸其谈，对原有干部的工作乱批评、乱指责，结果也影响团结。
这种态度当然也是不对的，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缺点和矛盾总是相对地存在的。
特别是工业建设，对全党来说是一件全新的事业，问题就不免多一些，正是因为党看到了今天工业部门干部力量还很薄弱，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党才下决心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来增强工业建设，所以，每一个转业干部看到这些缺点，不但不应该因而泄气，更应当加重自己的责任感，采取正确的态度，协助原有的干部，共同来克服这些缺点。
这次分配到工业部门的干部，由于他们本身的政治觉悟比较高，以及各地党委事先的教育动员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大多数干部都能愉快地做到按照国家的需要，服从组织的分配，那里需要人就到那里去。
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了缺乏整体观念的个人主义情绪，对待工作不是根据党的需要，而是根据个人的喜恶为标准，讲价钱，闹情绪。
例如，有的人只愿意在现有工厂担任生产管理工作，而不愿去基本建设部门；
在现有生产厂矿只愿意去城市里的工厂工作，而不愿意去煤矿工作；
在厂矿内部只愿意做直接管理和领导生产的工作，而不愿做厂矿的党和群众工作；
有的怕艰苦，不愿参加野外地质勘探工作和基本建设工作等等。
还有的人计较生活待遇，闹地位，这许多思想的错误是极为明显的。
工业建设是一个包括许多方面工作的一个整体，任何方面都是不能缺少和削弱的，任何方面都要有坚强的干部去工作。
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伟大理想的实现，即便忍受一些个人的小困难，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的最大荣誉。
对于转业干部上述思想问题，工业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应当耐心地帮助他们。
当然对于有些可以解决的生活困难，有关领导应当以极大的热情和体贴关怀的态度来帮助他们解决。
随着我国工业建设的发展和扩大，现在企业中不但生产工作的内容愈来愈复杂，围绕着生产的其他工作，如党的工作、青年团的工作、工会的工作等等，也同样愈来愈丰富和复杂，也愈来愈重要起来。
1953年以来，抽调支援工业建设的大批干部，现在多已安置完毕，各工业部门和厂矿党委及行政上，很有必要在目前抓紧时机，对这一工作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以便把团结和培养转业干部的工作提高一步，使转业的干部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伟大的祖国
西北三桥车辆修理工厂是一座现代化的铁路车辆修理工厂。
随着西北铁路事业的迅速发展，今年这个厂的生产任务要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一。
这是工人们正在检验新车轮的规格。

我国协助朝鲜重建的三个铁路机务段落成
平壤举行庆祝典礼并授予志愿军铁道部队有功人员勋章
【新华社平壤07日电】
平壤在05日举行了庆祝中国协助重建的西平壤、高原、定州三个铁路机务段的落成典礼。
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元帅写信向大会祝贺。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到会授予修建这三个机务段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某部有功人员以各种勋章。
朝鲜内阁副首相朴义琓、交通相金会一，志愿军铁道部队的代表们都参加了典礼。
我国铁路代表团应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率领下来到平壤参加典礼，并祝贺三个机务段的落成。
新建成的三个机务段都是按照新式设计修建的。
三个机务段共建筑了两万平方公尺面积的车库（即修理、整备机车的厂房），八千四百多平方公尺面积的附属房屋，九千六百多公尺长的上下水道管路，十六公里多长的股道以及给水给煤给砂的各种设备等。
这三个机务段都具有对铁道机车进行机务段各种修理的能力，对朝鲜北部被战争破坏了的铁道系统的重建将起很大的作用。
中国供给了这三个机务段的主要建筑材料，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某部担负了具体的修建任务。
在修筑期间，志愿军铁道部队的指战员们为了帮助朝鲜人民尽快地恢复发展战后人民经济，以战斗的精神进行忘我的劳动。
战士曹以林创造了一天挖土九立方公尺的纪录。
战士冯全保制造了一种弯钢筋的工具，把工作效率提高了两倍多。
去年冬天，工程进入紧张阶段，在大风雪的天气里，战士们日夜轮班，展开了劳动竞赛，有的在深及膝盖的冰冷的水里，坚持挖修车库中的检查坑，有的爬上二十多公尺高的车库房顶，进行混凝土浇灌工程，终于战胜了困难，按计划在今年01月间完成了全部建筑工程。
在工程进行中，朝鲜铁道部门和朝鲜人民给了志愿军铁道部队以及时的大力的支援。
朝鲜铁道部门为修建西平壤机务段做了异径管、三通管等管道，及时地供应了工程上的需要。

新华社奉命就美机侵犯我国领空发表声明
【新华社07日讯】
新华社奉命声明如下：
02月07日六时到十八时，美国军用飞机六批二十八架次，先后侵入我一江山岛、头门山岛等岛屿上空，进行军事挑衅。
中国人民解放军飞机当即起飞，美国飞机向东南方向逸去。
新华社奉命声明：
美国飞机这种行为，是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军事挑衅。
美国空军如果敢再侵入中国领空，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缅甸政府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印度尼西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斥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07日讯】
仰光消息：
据缅甸“人民报”01月30日引缅文“仰光日报”消息，缅甸政府发言人说，缅甸政府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这个主张是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的，缅甸政府并愿为这个主张而努力。
【新华社雅加达06日电】
印度尼西亚全国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普里约诺教授05日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问题应该认为是中国自己的内政问题。
其他方面不应该干涉。
普里约诺在指责美国的态度时说，美国的和平运动最近举行的反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定的示威，清楚地证明了美国是有明智和勇敢的人们的。
普里约诺在声明中还强调应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英中友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撤离中国领土
【新华社柏林07日电】
伦敦消息：
英中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在04日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军队从中国领土撤走，并号召一切团体和个人抗议美国的侵略政策。
　 决议说，扩大会议“越来越担心地注意到由美国的行动造成的远东严重局势。
这些行动违反国际公法并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
因此，我们要求美国的一切部队从中国领土上撤走，停止干涉中国事务，并要求立即让中国进入联合国”。

英国工党议员和舆论
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07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工党议员和舆论继续抨击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反对英国政府支持美国这种战争政策。
工党议员比万06日晚在约克郡赫尔地方对两千名群众说，“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向美国说明：
英国不会为了让蒋介石回到中国去而牺牲一条生命。”
他又说，“我们不认为保卫蒋介石能丝毫说成是保卫自由世界。
我们不认为美国在台湾的干涉能够被丝毫想像为一个集体安全行动。”
比万重申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
走向远东和平的第1个必要步骤是联合国拒绝蒋介石“政府”并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政府；
让蒋介石“下台退休”，并且告诉他，不能为满足他的野心而冒第3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比万的计划还包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所谓“使台湾中立化”，虽然他也承认“这是对北京政府不公正的事情”。
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议会议员克罗斯曼05日在英国中央各郡西部地区工党组织委员会年会上说，我们应该警告美国人：
如果他们一定要插手干预这一事件，他们就得单独去干。
英国保守党政府不能不顾我们工人运动的一致的意见而答应对美国作军事上的支持。
前工党政府的国防大臣辛威尔在达拉谟郡摩顿地方讲话时指责艾登在下院谈台湾法律地位时的附和美国的说法，他并说：
“与其说这是表明他（艾登）在解释实际的法律地位，倒不如说他是一心一意姑息美国。”
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明英国人民将不干预中国内战。
它说，“政府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有必要直率地表明态度，不再鼓励美国这样的幻想：
两个中国是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
因为蒋介石纯粹是美国的傀儡。
昨天蒋介石还威胁着要进攻，美国正加速把喷气飞机交给他。
这是荒唐可笑和愚蠢行为。”
此外，“雷诺新闻”在社论中尖锐地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邱吉尔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的战争贩子说明，英国不会为了维持台湾的蒋介石而参加任何战争。
任何政府不能为了剥夺中国统治中国领土的权利而使我国卷入战争。”

铃木一雄离北京回日本
【新华社05日讯】
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05日上午乘飞机离北京返国。
铃木一雄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在1954年10月19日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的。

农村市场的变化
　方天白
十大增加，五大减少
粮食、油料统购统销和大力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以来，农村市场（包括与农村经济有直接联系的县城初级市场——下同）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河南省太康县召开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上，各小组总结一年来本乡、本村里“多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
一致得出的结论是，一年来全县有十大增加：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及互助组增加。
组织起来的农户，1953年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四，1954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五。
二、供销合作社营业增加。
1954年各区供销合作社的业务约比1953年扩大两倍。
三、信用合作社增加。
1953年有八个社，1954年发展到一百○六个社，现在百分之七十的乡已有信用社。
许多信用社已能完全负担起本乡农民的信贷工作，有的社存款还贷放不完。
四、干部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
大批互助组纷纷要求转成生产合作社。
五、积极分子增加。
1954年夏粮统购超额完成了任务，并出现模范乡三十七个及售粮模范二千八百五十五人。
六、生产劲头增加。
1954年全县新添粪池九千五百五十个，厕所二千四百○二个，新猪圈一千二百九十六个，农民积极积肥增产。
七、骡马增加。
仅各乡信用合作社贷款组织农民购买的牲口就有两千多头。
八、大件农具、新式农具及大车增加。
新添新式农具和大件农具五千四百四十九件，大车一千六百二十六辆。
九、新瓦房增加。
1954年全县新盖瓦房一万四千三百七十六间。
十、穿新衣服的增加。
县花纱布公司1954年一、二、三季度销布额比1953年同期增加了七点二八倍。
还有五大减少：
　一、买卖土地减少。
1953年全县买卖土地者五千八百○三户，计一万四千六百九十四亩，1954年减为九百五十九户，二千七百一十四亩。
二、囤粮户减少。
1953年有一千一百七十六户囤粮，1954年只有四十八户了。
三、雇工减少。
1953年全县雇工者八百五十六户，1954年减为五百七十户。
四、出租土地的减少。
1953年有二千二百六十二户出租土地，1954年减少到一千九百六十五户。
五、投机商贩减少。
一年来市场物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平稳。
其它地区也同样有类似情形出现。
如河南陕县薛店乡农民说，统购统销带来了“七多、四快、三少”；
七多是：
牲口多，农具多，水车浇地多，用肥料多，生产社多，信用社多，新房子多。
四快是：
化学肥料销售快、建筑材料销售快、脚车车轴销售快、棉布销售快。
三少是：
高利贷少，买卖土地少，二流子懒汉少。
农村生活的变化，正像许多农民所称颂的：
“生产增加、物价稳定，晚上能睡安宁觉，白天不操心”。
即在灾区，受灾农民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普遍掀起“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热潮，灾民感激地说：
“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把秋天变成春天！”
生产、生活的恢复也是很快的。
这些，可以说是当前全国农村“欣欣向荣”情况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缩影。
它不仅生动地描绘出广大农村生产提高，生活改善的鲜明轮廓，并且有力地说明了千千万万的农民是朝着总路线所指示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的。
农村经济生活中，社会主义的因素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因素日趋没落。
一句话，当前农村的基本情况，即是党的政策在农村中的巨大成就。
农村市场情况的若干重要变化
随着总路线的宣传贯彻，粮食、油料统购统销，及农村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农村市场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与问题。
如：
一、农民购买力突出增长，农村市场“供不应求”现象迅速发展。
这是因为：
（一）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和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使许多农民把原来束缚在捣生意、囤粮、雇工、买地、放债等方面的巨大财力解放出来，转移为正常的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购买力了。
例如，太康县在宣传、贯彻总路线和实行粮食、油料统购统销以前，由于私商与富农的投机活动，粮价不断上涨，1953年青黄不接时，麦子市价涨到二千四百元一斤（牌价八百元），粮食公司每天抛售几十万斤粮食还是打击不了黑市，后来连红薯也涨到一千四百元一斤，使得贫困农民有的不得不卖地买口粮，大家都不能安心过日子、搞生产，当时牲畜价下掉二分之一还很少有人要，木料、砖瓦、家具等都猛烈掉价，甚至连原来畅销的油饼，这时也要赊销才有人要。
而在1953年10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价一直稳定，也没法再囤粮、投机了，“买牲口不如买地，买地不如放债，放债不如囤粮”的想法迅速消失，“不务正的人都务正了”，大家都能安心过日子，搞生产。
1954年一至三季度，供销合作社销了三万四千五百五十七把麦铲，而1953年全年只销了两万○七百五十三把，还要赊销；
1954年一至三季度销了扫帚（扫场用）五万四千五百八十三把，而1953年全年只销了两万○九百五十三把，也还是赊销的。
生活资料的消费也比统购统销前显著增长，1954年一至三季度和1953年同期相比，县百货商店销售的玻璃增加了一点三倍，自行车增加四点六倍，袜子增加两倍，卫生衫增加四点六倍，被单增加八倍，颜料增加十倍，煤油增加了五点二倍。
（二）农民出售的产品比统购统销以前多了。
如粮食，过去农民一般是“为买而卖”，需用钱的时候才卖一些。
现在则除按统购标准留自用部分
（口粮、饲料、种子、机动粮）以外，几乎全数出售给国家了。
粮食浪费的现象也大大减少。
又因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交通日益发展，城市、工矿区及出口的需要日增，农村土、副产品的销路扩大，也增加农民不少收入。
（三）宣传贯彻总路线及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民买卖绝大多数经过供销合作社，大大减免了商人的中间剥削，出卖的东西所得增多，买进的东西比以前便宜。
据福建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统购统销后，南平县许多乡村干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的家庭，一年来因为减免了商人的中间剥削和参加互助合作等，所得到的利益，每家达五十万元左右。
全国五万万农民买卖之间减免了的中间剥削及得到国家给予的利益为数是可观的，这样也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
其它如一年来农村信用合作社大量发展，使许多农民减免了高利贷的盘剥；
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产量一般提高百分之十五；
许多地方兴建巨大的工业、交通、水利工程，吸收了大批农民参加工作，并使许多农村“连石子、沙土都变成钱了！”
所有这些，无不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由于以上各项原因，使广大农民的购买力在恢复时期原已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更加迅速地增长起来。
据中南各省财委副主任会议初步估算，中南地区1954年虽遭受百年未有的大水灾，但1954年全区农民购买力仍不低于1953年，并还稍有增长。
其它非灾区农民购买力上升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情况迫使农村市场商品供不应求现象很快发展。
例如，1953年以前，百货在农村中销售得并不畅快，但1954年却开始出现紧张局面，许多百货商品相当普遍地脱销。
二、城乡交流的渠道发生巨大变化；
农村市场在国内商业中的比重扩大。
由于粮食、油料、棉布等实行统购统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基本上掌握了工、农业产品的货源，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从产地到销地的长距离的直线调拨，减少了物资流转的层次，大大削弱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农民买卖东西绝大部分经过当地国营公司或合作社了，农村市场的私商也从过去依靠城市批发商进货而转向当地国营公司、合作社进货，因而农村市场在国内商业中的地位日见重要起来，而城市（除少数新兴的工业城市外）商业则有下降的趋势。
据江苏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1953年第4季度全省农村货币回笼占城乡货币投放总额百分之三十八点五二，1954年第4季度农村货币回笼预计将达全省城乡货币投放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点二一。
城乡货币流通情况这种显著的变化，说明城乡市场在国内商业中的地位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不了解城乡市场关系已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不去相应地改变原来城乡商业工作的部署，那么，就会出现“城市积压，农村脱销”以及“某些大、中城市商业过剩，而农村商业工作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等等不能满足农民需要与妨碍城乡交流的情况，也就会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与不利的局面。
在城乡市场关系如此剧烈转变的情况下，许多地方产生了“城乡物资交流是否畅通”的争论。
一种人看到城市商业下降，市场情况不如以前活跃，说这就是“城乡交流不畅”、“城乡关系阻塞”的结果；
另一种人见到农村市场营业额大有增加，就肯定“城乡交流畅通无阻”，说“城乡交流不畅”这种看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根本没有什么根据。
这个争论，对今天的商业工作来说，倒是极有教益的。
因为，前一种人没有认识到：
今天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已遍布全国城乡，同时又已基本上掌握了主要的工农产品的货源，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范围较广或带根本性质的“城乡交流不畅”及“城乡关系阻塞”的形势。
而后一种人则没有认识到：
由于我国地区辽阔，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在城乡商业关系如此急骤变化的情况下，虽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已遍布全国，并已掌握了主要工农产品的货源，但如果没有很好去利用原有的城乡交流的渠道，或没有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应地扩展商品流转，那么也完全有可能会发生某些物资或某些地区性的城乡交流不畅与阻塞现象。
当前城乡商业关系的实际情况是：
基本畅通，而某些物资或局部地区存在阻塞、不通现象。
例如，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对农村需要的许多小百货及城市和出口需要的许多小土产没有很好经营，又没有充分利用私商、小贩去贩运，因此形成这些物资的“城乡脱节”现象。
还有不少次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商品，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本身工作上的缺点和没有很好利用原有的城乡交流的渠道，以致也不断发生某些地区、某些时候和某些品种的“脱节”现象，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的要求。
农村市场在国内商业中的比重扩大了。
这种形势的变化，不仅商业工作需要及时赶上去，其它交通、银行、税收等部门也应迅速加强农村市场的工作，不然就会造成损失与被动。
三、农民经济生活进一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自由市场迅速缩小，大大加重了社会主义商业对农村市场的责任。
农村市场的以上变化，一方面为进一步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更好地改善农民生活与扩大城乡交流，以及便利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农村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也加重了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农村市场的责任。
首先，原来的城乡商业渠道已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商业必须迅速整顿与健全新的城乡商业关系，对农村商业网也须迅速加以充实和安排，以进一步扩大城乡交流和农村中的商品流转。
其次，农民经济生活与自由市场的联系大大削弱以后，农民卖的东西和买的东西大部都经过供销合作社了，今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购销计划和业务经营，必须全面考虑到农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全面安排整个农村市场，不然就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上的需要。
第3、农村市场的私商与农民以及与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联系已经大大削弱，地位日趋孤立与衰落；
但因为广大农村极为分散，社会主义商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村的私商、小贩，还需要很好利用他们参加扩大商品流转与发展城乡交流的工作；
同时，国家对为数庞大的（估计连家属约有一千多万人）农村私商小贩的生活也必须要安排照顾，因此，国营商业、特别是合作社商业应该负担起农村私商、小贩的安排与改造的责任。
这三方面的任务是紧密关联着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工作做不好，都足以妨碍到城乡交流，影响人民生活与工农业生产，责任是极其繁重的。
四、市场的季节性更加强烈，对各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由于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同时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为掌握主要工业原料及出口物资的货源，加强了对烟叶、糖料、麻、茶叶、蚕丝、皮毛等收购工作，又在价格政策上采取提高收购基价、取消季节差价的办法，刺激农民早卖，于是农产品的上市与收购季节极为集中，一般在收获后的两三个月内，基本上就要完成全年的收购计划。
这时，一方面国家需要大量投放货币进行收购。
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大量的收入后，又需要购买，因此农村市场就呈现异常的兴旺与紧张。
各个业务部门紧张地进行农产品的收购、保管、加工、调运等工作，同时又要紧张地进行销售，以回笼投放出去的大量货币；
在这期间，任何一方面工作如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和混乱。
1954年新棉上市开始统购时，许多棉产区的国营公司与合作社由于没有能预见到棉花上市与收购季节工作的集中、紧张性，在收购据点、人员配备、保管、加工、调运以及资金准备等各方面都未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结果形成“一方面完不成收购计划，另方面又满足不了农民出售要求”的矛盾现象；
又有许多实行粮食、油料统购的地区，由于物资供应工作没有能及时配合上，形成“上面积压，下面脱销”的混乱现象。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农村市场季节性更趋强烈的新情况，对我们的收购、供应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此外，还随带出一些其它的问题，如：
对私商淡旺季的营业，如何合理的安排？
在集中力量收购主要农产品的时候，如何兼顾经常性的土产收购工作？
如何指导农民将集中的大量收入，正确地分配于合理的用途和经常性的支出？
诸如此类，都是新情况下的新问题，需要各有关部门及早研究解决。
五、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民日益增加，许多农民买、卖东西都是集体地进行了，互助组及生产合作社并与供销合作社订立了长期的供销合同，加强了农村市场的组织性与计划性。
同时，统购统销后，农村中又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市场——如国家粮食市场，这些，对今后农村市场的发展，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此外，农村市场的商品供应，在品种、规格各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民的收入比以前增加并集中了，同时“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大量发展，因此，就有可能购买更多的新式农具，小牲口要求换成大牲口（牛、驴换骡、马等），生活资料也要求质量更高的，并要求增加供应新的品种，如哔叽、华达呢、水果糖、毛线、儿童玩具、针织品、自行车、皮衣等，这也是需要各供应部门和生产部门及早注意的一个新的形势。
今后农村市场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根据上述农村市场在物资供应、城乡关系、公私关系、季节变化以及对农民的经济生活影响扩大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今后农村市场需要解决下面几个主要问题：
一、充分估计农民购买力迅速增长的情况，了解农民的需要，进一步做好农村供应工作。
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一年来，我们对保证城市、工矿区供应及出口的需要方面，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就，并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但是，对统购统销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农村供应和市场安排等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找出一套比较完整、妥善的办法来，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
1954年，许多地方把适销农村的货物积压在城市，同时对农民的需要缺乏调查研究，甚至对农村供应的重要意义也认识不足，对农民的需要很不关心，这种情况与农民购买力迅速增长、农村
“供不应求”迅速发展及农村市场日见重要的形势是极不相称的。
还有部分国营公司及合作社干部认为，既然“供不应求”是总的趋向，横竖不能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那么就可以消极地经营了，产生保守惜售思想及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对业务经营失去积极的方向和目标。
他们没有认识：
正是因为供不应求，就应更好地去了解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尽一切可能积极组织各种各样的货源，加强推销，去设法减轻供不应求的程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而保守惜售思想适足以更加重供不应求的压力，并造成市场混乱。
他们也没有认清，正是因为社会购买力的增长，才会向工、农业生产提出日益增高的要求，推动着工、农业生产迅速向前发展，商业工作者在这样情况下，更加加重了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任务是更加重大、更加光荣了。
由于农产品的收购对国家工业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对农村的供应，以满足农民的需要、便利农产品的收购。
今后，凡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应尽先供应农村，同时，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趋势下，除增加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外，还应加强指导农民消费的工作，以增加可能供应的商品量，如最近青海省贸易公司向藏民同胞表演了绞肉机的使用方法和性能，不几天就把几年来积压的大批绞肉机销售一空，又帮助藏民学会使用无线电收音机的方法，推销了大批收音机，回收了大量货币，就是很好的例子。
对许多供不应求的商品，还应积极设法寻找代用品，如点灯油、捁车油不足，可组织农民采集野生的含油籽仁榨取；
做粉条的豆子不足，可以土豆粉、红薯粉代替；
猪饲料不足，可把肥田的油饼先喂猪，然后再用猪粪来肥田等等。
今天供不应求的商品究竟还占少数，我们还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可以挖掘，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做好农村供应工作。
二、对农产品收购要与安排农村的需要及指导农民生产相结合，并加强对农村经济生活的组织工作。
一年来的经验证明，统购必须与统销、收购必须与供应很好地结合进行；
如果把统购与统销、收购与供应截然分裂，就会产生市场混乱与工作被动局面。
而且在做好统购统销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做许多经济、政治工作来安排统购统销后广大农民的经济生活。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在粮食的统购统销以外，指导农民进行调剂性的交易，以补助统购统销的不足、活跃农村经济。
事实证明，凡是做好指导农民进行调剂性交易的地方，粮食、油料就不感到有什么困难，并能减少国家供应的负担；
凡是没有做好这一工作的地方，就程度不同地产生不能满足农民需要，并出现农村经济某些呆滞的局面。
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后，粮、油的商品分配关系骤然改变，某些地区一时没有能来得及尽善安排，致使民间原有的副食业作坊（油坊、粉坊、豆腐坊等）及熟食业的原料供应发生若干困难，有的被迫一时停业，对农民的供应就受到影响。
现在粮食、油料的统购统销工作已打下基础，各地应即着手有计划地调整油坊、粉坊、豆腐坊等的生产，适当满足农民的需要；
对农村熟食业也应加强管理领导，务使各地往来行人都能得到便利的供应。
食油，多数农村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计划供应，许多地方采取“限量不限次”，“凭社员证购买”等不管有油没油一律供应的办法，形成苦乐不均与严重浪费，使得部分缺油农民吃油、用油发生困难。
今后除一面动员农民增加油料作物生产以外，一面还应加强农村食油供应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基本上还是自流的供应方法，保证缺油户能得到必要的供应。
对于肉食及其它农副产品，也须作全面的安排，一面坚决保证城市、工矿区供应及出口需要的任务，一面还须结合着安排农村的必要消费。
只有这样全面统筹兼顾的办法，才能顺利实现国家的计划。
例如黑龙江省以前收购生猪时，没有结合安排农村的消费，农民分散地自宰自食，浪费了大量的猪，使收购计划完不成。
后将农民的消费加以组织、安排，减少了无计划的自宰，结果就超额完成了收购任务。
这个经验很好，值得各地仿行。
为满足日益增加的需要，进一步组织与指导农业生产也是很重要的，如对经济作物，可实行预购办法，帮助农民订定生产计划，解决其生产过程中的困难，以增加生产、扩大收购。
对毛猪可视需要与可能，广泛组织农民饲养，实行“派购”“派养”等办法，以增加猪源。
收购农产品要与供应工业品进一步结合起来。
三、妥善安排农村私商、小贩，整顿农村商业网，健全城乡交流的渠道。
由于部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干部在前进时忽视了对私商、小贩的安排，致使许多城乡贩运商及农村私商、小贩发生经营困难与歇业现象，打乱了一些城乡交流渠道与农村商业网的脉络，这样就造成了城乡交流中的某些阻塞现象。
而且使许多农民买卖一点东西要往返走几十里路，并往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这种情况是需要改进的。
与改造、安排农村私商、小贩的同时，各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结合进行整顿农村商业网的工作，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合理布置农村中的商业网，（应注意组织、利用货郎担）便利农民买卖。
对现在还需要的城乡贩运商，亦要组织利用，以充实城乡交流的渠道，扩大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
目前，许多初级市场供销合作社的销售价格偏低（一般比当地国营公司零售价还低百分之三至五）有的甚至比城市还低，影响农村私商小贩及城乡贩运商经营困难；
许多地方城乡之间没有适当的地区差价及城乡价格倒挂现象，违背了正常的物资流转的规律，因而也影响了原来许多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这对扩大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也是不利的。
今后应按照物资流转的规律及国家计划的需要，在价格政策等方面，进一步调整、改进城乡商业关系。
在市场管理方面，自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后，部分地区逐渐出现自立统购统销名目，影响私商、小贩的合法经营；
对商品流通实行区域封锁，以及对农民土、副产品合理的自产自销限制过严等现象，妨碍物资交流，影响人民生活，这种做法亟需纠正改进。
还有部分私商抬价收购农产品，与国营公司、合作社争夺市场，及某些农民与私商结合，破坏国家收购计划的行为，也必须严格制止。
四、加强对农民切身经济生活问题的宣传教育，动员农民更自觉、有力地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事业。
统购统销是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顺利进行、保障广大城乡消费者及广大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的重要措施，一年来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特别是农民热烈地响应了国家计划收购的号召，使粮食、油料都超额完成了国家收购计划。
但是，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与农民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是存在着强烈的矛盾的。
随着计划收购、计划供应范围的扩大，以及农村市场许多商品供不应求趋势的发展，农民的这种抵触情绪还会有所增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急需加强对农民切身经济生活问题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动员农民更自觉、有力地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事业。
这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关键。
1954年粮食统购工作中，各地用支援国家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支援灾区同胞的口号，结合当地农民解放以来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情况；
国民党统治时期遭受水灾、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痛苦回忆；
以及身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残暴压迫等切身经验，动员农民卖余粮，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农民不但踊跃出卖余粮，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觉悟程度，这个经验是值得继续发扬的。
但也有部分地区不去进行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或只是脱离群众切身经验，宣传几句空泛的口号，有的甚至简单地强迫命令行事，结果就很难完成收购计划，并产生了不少混乱现象。
除了加强教育以外，在人民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商业工作部门，则应更好地研究城乡居民的需要，积极组织货源，扩大城乡交流，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
“但是，我们的商业部门的工作还没有能够同国内市场这一巨大的变化完全适应，因此在工作中不免有些被动”。
（“周恩来：
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克服这个缺点，是目前关系广大城乡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项重大的经济和政治任务！

农林科学工作者开学术讨论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所属农业，园艺、林学、植物病理、昆虫、土壤、畜牧兽医等七个专门学会，于01月28日至02月06日举行了学术讨论会。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研究机关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工程师、高等农业院校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农林水利业务机关的领导人员和科学家共三百多人。
会议期间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都到会作了报告。
苏联专家布尼亚克也应约作了关于马尔采夫新的耕作法的报告。
会议检查了几年来农林科学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会议共收到专题论文九十九篇。
出席者对这些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自由争辩，认为基本上是结合国家农林生产需要，从实际出发的。
其中有许多在学术上有着重要意义和在生产实践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培育品种方面如“米丘林遗传学与长绒棉选种”、“东北北部春小麦品种改良及繁殖推广”、“华北区冬麦选种问题”、“山东玉米品种间的杂交种研究推广报告”等，在防治病虫害方面如“三年来地下害虫防治的研究和推广中发生的问题”、“小麦吸浆虫的研究”、“江西应用耕作方法治螟的试验”、“西北豌豆象的防治研究”、“西北区小麦条锈病发生的规律”，及蝗虫、螟虫和植物病理等方面的论文；
在农业技术方面如“华北冬小麦增产技术问题”、“安徽宿县地区小麦生产技术调查报告”，“河南临颍地区小麦整地保墒经验总结”、“棉花培土研究”、“河北、山西两省基点棉花增产技术总结”、“耕作与土壤团粒”等，对粮棉的增产都有所贡献。
此外，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对于今后对稻螟虫、稻瘟病、小麦锈病、蝗虫的研究工作方面，也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通过对“果树区域化问题”的专题讨论，明确了苹果、柑桔等八种果树在国内各主要产区及今后发展地区的主要适应品种，对首都西山绿化问题，也提出了初步意见，对“牲畜饲料问题”的讨论，明确认识了扩大利用粗饲料、青饲料及多汁饲料为解决大家畜和猪饲料的主要途径；
对“防治猪传染病问题”的讨论，肯定了结晶紫疫苗在预防猪瘟措施中的使用价值，指出了群众性防疫对扑灭猪瘟传染病的决定意义。
会议经过对专题论文的讨论，交流了经验，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表明，几年来我国农林科学研究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对唯心主义和脱离实际的有害倾向进行了批判，在学习苏联先进的农业科学和总结农民生产经验方面，已有了显著成绩。
近二年来综合性的集体的科学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学术研究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展开，农林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开始走上了正确的途径。
会议决定，今后农林科学的研究工作，将继续贯彻农林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根据国家发展农林科学工作，促进农业合作化，保证农林增产的要求，通过学习苏联和总结农民生产经验，从农、林、畜牧、园艺等方面寻找增产关键，发掘生产潜力。
会议并建议成立“农林水利科学工作协调委员会”，以加强联系，加强研究工作的计划性，发挥全国农林科学工作的潜在力量，更有效地为国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服务。
在06日的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了关于开展学术讨论的报告。
最后，参加会议的科学工作人员都表示决心，要把这次会议的收获，特别是学术上自由论争的精神带到全国各地，使各地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蓬勃开展起来。

准备试制十八种新型印染机
国营天津纺织机械厂正积极准备为我国新建印染厂试制各种印染机器。
今年试制的印染机有四色六色、八色印花机和漂白联合机等十八种。
这些机器都是自动联合的，只需很少的人管理。
机器上每个工序设有自动调节速度和自动停车的装置，不仅能保证安全生产，还能保证印染色布的质量，比目前我国印染厂所有的印染机都好。
这些新产品的构造比较复杂，仅图纸就有一万四千多张。
目前该厂正在进行回汽阀、安全阀等部分机械的试制工作，第2季度就可开始大量试制印染机。

安东市工业生产的新成就
安东市是一座轻工业城市，特别是素有“丝绸城市”之称，它所生产的丝绸，过去和现在都远销国外。
去年，由于工人们广泛地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丝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且试制了许多新产品。
安东市的丝织品在国内的销售量正在日益增加。
在祖国的边疆地区，像海南岛、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人民，现在也能够穿到这里的柞蚕丝绸了。
大批丝织品还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罗马尼亚等兄弟国家。
绢纺工厂的主要产品之一——用柞蚕茧制出的人造毛皮，也颇受欢迎。
它的销售区域从1953年的五个省十一个市，扩大到去年的二十四个省四十四个市，最远销到青海、新疆等地，销售额增加了五倍多。
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去年安东市的柞蚕丝织工业试制了大批新产品，已经试制成功的有机电用的绝缘线、毯子、制服料、金丝绒、提花的天香绢、绢丝尼、围巾、头巾等。
全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除了生产数十种柞蚕丝织品外，还生产纸张、牙膏、金笔、胶鞋、缝衣针、墨水等上百种的生活日用品。
安东市的造纸工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各造纸厂生产的办公纸、薄页纸和马尼拉纸，销路很广。
安东日用化学工厂出产的“长白牙膏”，现已销行全国，去年的产量比前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安东市报编辑部）

波兰人民艺术摄影展览开幕
对外文化联络局主办的“波兰人民艺术摄影展览”已于02月06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正式开幕展出。
这次展出的二百九十七幅摄影作品都是从波兰全国艺术摄影展览会中选出的，这些作品不仅显示了波兰摄影艺术在造型和表现方法上所获得的成就，而且由于题材的广泛，因此也反映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生产建设、自然风物和人民生活的面貌。
展出不到两天，已有四千多人前往参观，许多观众在留言中都赞扬了这些优美的富有思想内容的作品。
“波兰人民艺术摄影展览”于03月06日在北京结束后还将送往国内其他城市展出。

第1汽车厂一个车间开始生产
第1汽车制造厂工具二车间已在01月30日开始生产。
这是该厂首批投入生产的一个车间。
这个车间将供应全厂的夹具、导具、厂内各基本车间所需用的机动工具和压铸模工具等。
这次第1批投入生产是从夹具、导具开始，从这几台机床生产过程中摸索经验，逐步转入全面开工生产。
车间职工大部来自上海、济南、武汉、沈阳、旅大等地，其中有些同志是有十五年到二十年工龄的老工人，有些在原单位曾做过生产组长或得过劳动模范或先进生产者的称号。
开工前，工人们都在技工学校学习过，并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编制了作业计划，检查了部件，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开工后，将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文明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

鞍钢基本建设职工今年第1个月取得成就
鞍山钢铁公司基本建设职工为全面地均衡地完成1955年建设任务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已完成01月份工程计划百分之一百○一。
据计算，这个月完成的工作量比去年一、二两个月完成得还多。
鞍钢基本建设部门今年担负的工程任务，比去年增加将近一倍，约占五年计划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七。
面对着这一繁重的任务，该公司广大干部和职工，从去年07月份就开始了施工准备工作，今年一开始，就在“赶前不赶后”的口号下广泛展开了为争取完成和提前完成今年工程计划特别是01月份和第1季度的工程计划的竞赛。
01月初旬，鞍山市落了大雪，积雪淹没了许多地面工程。
为了实现竞赛条件，工人们一边扫铲冰雪，一边坚持施工，保证了工程不间断地进行。
大雪过后，天气更加寒冷，但是各个工地的高空、地面和地下的工人们，仍然照常工作。
轧钢建筑工程公司的挖土工人们挖土时，每天都完不成任务。
后来他们研究用烧红了的钳子打眼，然后装上炸药爆破，工作效率提高五倍，完不成计划的局面立刻改变了。
耐火材料厂工地的砌砖工人们，在砌砖时，灰浆冻结的问题不能解决，苏联专家建议他们采用炭酸钾和水调浆，不仅施工技术上的困难顺利解决了，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01月下旬，春节的假期到来了。
轧钢建筑工程公司、炼钢建筑工程公司和电气安装工程公司的许多工人眼看着工程任务那样繁重，主动提出春节不回家的口号。

首都和武汉铁路工人集会纪念“二七”斗争三十二周年
首都铁路工人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二七”斗争三十二周年。
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合理化建议者五百多人，在07日举行了纪念会。
大会号召全厂职工积极贯彻作业计划，提高技术，保证均衡地完成1955年国家建设计划，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
在这个厂工作的“二七”老工人曾专门召开了纪念“二七”斗争的座谈会。
这些老工人数十年来始终保持和发扬着“二七”斗争的光荣传统，积极劳动生产，1954年内曾有十三人被分别选为北京市和本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
中国铁路工会北京区委员会所属各单位，也先后举行了纪念会和报告会。
在丰台铁路工人的纪念会上，“二七”老工人王山报告了“二七”罢工时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情形。
很多“二七”老工人、劳动模范和工人在会上表示，要发扬“二七”斗争的光荣传统，努力完成1955年的运输任务，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铁路工会北京区工会的电影放映队，还分别到北京地区、丰台地区和保定、张家口等地为工人放映“二七”革命斗争的幻灯片和其他电影。
（新华社） 　“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之一——武汉市江岸地区，连日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二七”三十二周年。
07日上午，“二七”老工人、“二七”烈士家属、先进生产者以及铁路工人代表等六百多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
武汉市副市长孟夫唐、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苏星等在会上讲话，号召全体铁路员工，继续发扬“二七”斗争的光荣传统，全面完成国家运输计划，以支援国家基本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
“二七”老工人、江岸机务段司机万能山说：
“我们全段工人在纪念‘二七’的日子里，达到了安全行车六十二万多公里的新纪录。
现在，我们又提出以安全行车一百二十万公里的实际行动来支援国家建设。”
曾经在朝鲜两次获得勋章的火车司机潘金德，代表武昌机务段运行车间的工人，提出了全面超额完成今年运输计划的保证。
“二七”老工人们还联名写信给浙江、福建前线的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和战斗员，表示支援和慰问。
连日来，武汉地区铁路系统的各厂、段、站工人，也都分别举行了各种座谈会、纪念会。
有的学校和公共场所还邀请“二七”老工人作了报告。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团体联合慰问了武汉地区的“二七”烈士家属，并往武昌洪山为施洋烈士扫墓。
江岸地区“二七”烈士纪念碑的兴建工作，也在07日举行了破土仪式。
　（新华社）

介绍新闻短片“解放一江山岛”
　鞠盛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最近摄制的新闻短片“解放一江山岛”。
这个新闻短片告诉我们：
我国的人民武装力量已经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我们有光荣传统、战无不胜的陆军，在我们年青的人民空军和海军的配合之下，创造了在短短时间内一举解放蒋匪帮所一再吹嘘的现代化防御的一江山岛的奇迹。
影片一开始，就看到我们强大的空军英勇地向一江山岛敌军阵地出击的雄姿，跟着便是大队的炮艇、登陆艇……在浩阔的海面上，乘风破浪地前进。
我军指挥人员，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阵地，他们的坚定的目光，显示了他们解放一江山岛的无比的信心。
战斗开始了，在那高耸的一江山岛（耸立在海洋中的一座高山）的山腰里，卷起了一团团的烟雾。
我炮艇猛烈地向敌人射击，虽然限于拍摄条件，不可能把敌人凭着一江山岛的天险和现代化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抵抗的情况都拍出来，但从解放后的一江山岛敌军阵地所留的残痕，以及敌军负伤的情况看来，不难看出敌人是作了一番严重的垂死挣扎的。
可是，在无敌的人民解放军面前，这种挣扎又有什么用处呢？
在这里，摄影师为我们摄下了一个使人难忘的镜头：
在蒋匪帮搜刮来的炮灰中，有六十岁的老头，也有十五、六岁的少年。
而最突出是一对渔民父子，他们在打鱼时被蒋贼军抓去了，强迫他们拿起从未拿过的枪，终年躲在暗无天日的地洞里，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这次一江山岛解放，他们父子才能重圆。
这个镜头增加了我们对蒋介石卖国集团无比的愤恨。
那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睁开没有光采的眼睛的父亲，如果生活在祖国的大陆上，也许是一名打鱼能手；
那偎依在他父亲一旁，怯弱地向父亲望着的儿子，如果生活在祖国的大陆上，也可能是个活泼勇敢的少年。
可是，现在他们却几乎都成为蒋贼军的牺牲品。
我们能让他们永远在敌人的皮鞭下呻吟吗？
我们能让他们永远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吗？
我们能置他们悲惨的命运于不顾吗？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为使他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而战斗！
看了“解放一江山岛”以后，更大大地增强了我们解放台湾的信心。
我们需要并且热烈地欢迎“解放一江山岛”这样富有重大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新闻短片，我们热烈地向解放一江山岛的英雄的战士们致敬！
同时也向及时地有力地把这一英勇事迹介绍给我们的摄影师同志致敬！

在第2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苏联亚·法捷耶夫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远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就有了一个理想：
“使真正自由的、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着的文学去对抗假装自由的而事实上和资产阶级联系着的文学。”
那时候列宁写道：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不是贪欲也不是野心，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将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队伍里来。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将不是替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
我们有权利说，现在当我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列宁的这个真正自由的、和人民公开联系着的文学的原则以最完整和充分的形式实现了。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对人民忠贞不渝的思想，正在征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加入苏联文学的行列。
苏联文学是为千千万万人创造的，是从人民中间来的人们所创造的，它反映着人民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的生活。
我们还没有权利说，我们的文学达到了像人民的事业那末伟大的水平，但是我们有权利说，它是赤胆忠心地为人民服务的，它已经创造了而且还在创造连绵不断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珍品可以算做是人类艺术发展中新的一步。
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大会的祝词里，在这个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重大任务的卓越文件里说，第1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文学的成就是很大的，
“有不少的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反映了苏联爱国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艰难年月中的无可比拟的功勋，以及我们人民在战后经济恢复中的劳动英雄主义。”
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的祝词里说：
“我们的文学还大大落后于蓬勃发展着的生活，落后于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已经提高了的读者的要求。”
我认为必须引述祝词里谈到我们文学的成就和落后的这几句话，因为只有这样考察我们文学的状况，才是真实和客观的。
我们的大会是在深刻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志之下进行的。
国家进入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苏联作家劳动的国际意义和全人类意义有了这么多的增长，作家对于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的结果表示不满，那是十分合理和自然的。
在我的发言的一部分里，我也想批判地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发展道路。
但是个别的文学家想把最近几年苏联文学的发展看成几乎是完全“落后”的，对于这些意见我还是有权利表示不同意。
我在苏联文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跟我的许多同辈作家一样，我听到这类牢骚已经不止一次了。
当国家过渡到新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我们生活的急速发展特别显著地表明，人民的伟大生活在文学作品里反映得不够广泛和充分，——逢到这样的时候，总要听到个别的人嚷叫文学好像是“没落”了。
实际上文学正在发展，壮大，正在包罗一切新的生活领域，而且有能力解决复杂的艺术任务的文学家的数量正在不断的增加。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第1个五年计划时代。
如果从当时的某些杂志论文看来，简直可以认为文学的发展是停顿了。
但是就在这第1个五年计划时代，我们有了这样一些作品：
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彼得一世”，列昂诺夫的“索溪”，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
潘菲洛夫的“布罗斯基”，伊林的“伟大计划的故事”，夏金娘的“中央发电站”，爱伦堡的“第2天”。
只要想一想，只在最近一年半中间就出版了：
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革拉特珂夫的“艰苦的年头”，格罗斯曼的“为正义事业斗争”，一些可以算作俄罗斯散文的杰出现象的作品。
还出版了这样一些好书：
朱科夫斯基的“波罗的海天空”，格拉宁的“追求者”，卡札凯维奇的“朋友的心”，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和奥维奇金的“特写集”。
（鼓掌）
这些作品大多是新的，长篇小说“为正义事业斗争”和中篇小说“朋友的心”都是受了批评之后经过作者改写过的。
现在这些书都有权在过去一年的优秀作品中占据一席地位了。
（鼓掌）
我只提出了最近时期的八部作品，任何一个有着艺术家的同情心和对文学抱着崇高态度的文学家，都不能否认，我提出的那些作品——虽然它们也有着个别的缺点——开辟了生活和人们关系的新领域，是真正有意义的文学作品。
我们必须看到文学发展的活的过程，而不要拿一般的公式来硬套。
文学落后于生活。
是的，如果拿人民功业的全部规模去和我们所创造的一切相比，那末这是对的。
但是苏联文学之所以强大，也就是因为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它总是有着许多对新鲜事物感觉灵敏的老作家和青年作家，——而且他们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他们在我们面前开辟一切新的生活面，他们有能力解决巨大的艺术任务。
作家对于生活还是研究得不够。
是的，这对于我们中间许多人说来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许多作家都不熟悉生活，都不研究生活，那么怎么能创造出数十部优秀作品，而且其中有许多成了苏联文学的光荣和骄傲呢？
作家没有充分掌握艺术技巧。
这对于我们中间许许多多人是多么对啊！
但是永远不能忘记，苏联文学提供了一大批散文、诗歌、戏剧的杰出大师，而且他们不但用俄文写，也用我们各民族的文字写。
可以提出很多青年作家的名字，他们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灵敏的感觉，对待自己的文学工作的态度很严肃。
我们有许多文学家企图用“无冲突论”来解释和辩护自己的弱点，那是太天真了。
有些作家懒于深入苏联人的生活，而生活各方面正蓬勃地进行着新旧斗争。
在许多场合，作家也作了这样的努力，但是因为对于帮助观察真正生活真理的世界观还掌握得不够，他们辨别不清事件，辨别不清人们的关系，对生活中新的和先进的事物的发展道路看得不够清楚，因此不敢打击人们意识里旧的私有世界的残余，或者更多的是，他们看到了这些，但是完全没有掌握好表现生活冲突的形式。
于是他走上讲坛说：
“声名狼籍的‘无冲突论’妨碍了我写作。”
（鼓掌）唉，得了吧，这种“理论”是否存在呢？
也有些作家和批评家，他们企图拿“应该这样写”的公式来断定我们许多作家的这些弱点，但这还不是“理论”，要达到理论的水平，也还需要提高呢。
如果说这种“理论”是存在的，那末它也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被揭发了。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戏剧创作方面的进步还是这样微小呢？
不，显然问题不在于“理论”。
你能想像，列昂诺夫会写出没有冲突的小说和剧本来吗？
如果我们优秀的作家、诗人、剧作家不了解，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大多数是以冲突为基础的，怎么还会创造出苏联散文、诗歌、戏剧的优秀作品呢？
不，同志们，我们不要用任何一种书本上的
“理论”来为自己的弱点辩护吧。
如果在我们的出版社和管理艺术和文学的领导机关里，也包括作家协会在内，有人——这样的人大概还是有的——由于落后和保守而促进过而且还在促进粉饰现实、不谈矛盾和成长的困难的这种倾向，——这像生活各方面一样，也是文学里的新旧斗争的表现。
不善于用自己的笔跟生活里的旧事物斗争并且肯定和发扬新事物的作家，就是对文学和艺术里的这些现象屈服 。
成为文学的花朵和力量的人，他们之所以卓越，也就是因为凡是有新旧斗争的地方，他们都能以战士的姿态深入生活。
人民喜爱的作品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家的。
同志们！
我们了解自由文学的主要一面就是，我们的作家，无论是党员作家还是非党员作家，都公开承认共产党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和文学事业中的领导作用。
资产阶级作家是从属于以金融工业头子为主子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从属于他们的出版社，他们的报刊。
资产阶级的无党派性是虚伪的。
我们的共产党是我们人民的产物，是我们人民最优秀、最先进、最觉悟、最有组织的部分。
苏联文学是受到党的伟大思想的鼓舞的。
苏联文学的党性并不是仅仅少数党员作家所有的特殊现象。
这是我们苏联文学的历史性的本质。
我们当然有敌人，有思想上的异己分子。
也有些优秀的作家在创作上犯了错误，脱离了党性。
但是我们说到苏联文学的党性，我们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苏联作家，无论是党员作家或非党员作家，都承认共产党的思想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在创作上捍卫这种思想，所以很自然的他们也承认党在文学事业里的领导作用。
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而且还在不断形成从历史意义上说来是新型的作家——为共产主义斗争的自觉的战士。
我所以说“不断形成”，是因为生活在不断前进，它不断要求苏联作家越来越新的品质。
中央委员会的祝词里说到我们需要哪一种类型的作家：
“苏联人民希望看到他们的作家是积极深入生活和帮助人民建设新社会的热情的战士，在这个新社会里，一切社会财富的泉源将像洪流似的丰富，在这个新社会里，将不断产生那在心理上摆脱了资本主义残余的新人。”
祝词里以强大的真理的力量说到在越来越广大的国际舞台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赛，说到侵略的和反动的阶层企图用暴力阻止社会主义力量的生长。
在我们苏维埃作家身上，党看见的是保卫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战士，是保卫各族人民的和平友好的战士。
党对我们说，我们的文学在跟人们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斗争时会成为怎样的精神力量，党提醒我们，苏联文学的社会改造和教育的作用是无比地提高了，党提醒我们：
“我们的文学的使命不仅是反映新事物，而且是尽力帮助新事物取得胜利。”
我们的文学之所以产生许多缺点，的的确确是由于不少作家不熟悉生活、脱离生活或者懒于研究生活，可是我们应该用为共产主义斗争的热情战士的眼睛来观察生活。
对于大会前展开的关于抒情诗的讨论，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支持奥尔迦·别尔高尔茨，（鼓掌）出发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不但在抒情诗的领域里，而且在艺术创作的一切领域里，作家应该把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爱我们苏联人和恨我们敌人、恨妨碍我们前进的一切保守和落后的东西的热情，完完全全放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事业里去。
无论作家说什么，无论他反映哪一方面的生活，他应该把自己的经历放到这一切中去。
（鼓掌）
这样的文学观，不但不抵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文学观，相反地只有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才可以正确了解生活和在人的心里唤起真正的感情。
（鼓掌）
我拥护作家奥维奇金在大会讲坛上发出的号召：
“接近生活！”
我甚至也同意他这样的意见：
我们的辽阔无边的国家的各个地区里都是这样的期待着作家，这样的热爱着作家，所以到各地去生活生活和工作工作，对于许多作家是有益的。
不过问题究竟不在于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生活。
热爱生活和有着战士热忱的作家，在他们的心灵督促之下，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事物的。
（鼓掌）
关于这方面，我很想友好地对华伦丁·奥维奇金说几句话，希望他不要向他的其他的同业炫耀他的生活知识。
（鼓掌）
我们知道，奥维奇金和集体农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很尊敬他。
目前他在我们中间还是以文学中的正面人物的姿态出现。
但是如果他开始把自己的形象“活跃”得倒过头来，那就要把自己搞坏了。
现在再谈谈关于抒情诗的论争，我劝奥尔迦·别尔高尔茨还是放弃“自我表现”那个用语；
用俄文说起来这个字没有意思，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年它曾被各式各样的颓废派利用过。
据说，奥尔迦·别尔高尔茨在论争中引用别林斯基的话引得不对。
哦，那没关系！
让有学问的人去选择更适当的引语来表达别尔高尔茨的正确思想吧。
难道问题在引证吗？
（鼓掌）
不能毫无个性地描写我们出色的苏联人，谈论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活，谈论妨碍它前进的东西。
苏联作家是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全部生活充满着热烈的爱的人。
在有一次会议上，作家卡达耶夫说得很对，我们的文学不能分成“集体农庄”文学、
“生产”文学或者描写知识分子的文学。
那时候卡达耶夫说，古典文学之所以出色，是因为它描写了当时的社会。
我们的文学也应该是描写苏维埃社会的文学。
这并不是说，作家不能反映他所比较熟悉的生活面，表现他所比较熟悉的社会阶层和他所比较喜爱的职业的人。
但是真正的才能和真正的艺术技巧首先在于善于爱一切，爱一切新事物——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新事物，——并且善于反映作家在生活中碰到的一切。
这种爱会给作家打开所有的大门，会在他面前展示一切生活冲突。
这样一来，用什么秤来衡量作品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这种烦琐的论争也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我们不能不谈谈文学中的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因为在生活中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力量并不是没有个性的，它们是体现在活人身上的，我们作家不单单描写人，而且还要给他们作道德上的判决。
爱伦堡有一点说得很对：
“英雄主义、创造激情、爱人民和反对自私自利、漠不关心和保守倾向的斗争，现在正在许多人的意识里、心里进行，这里进行的就是新事物向过去的阴影战斗，善向恶战斗。”
我们应该了解，人们不是站在原处不动的。
他们在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被我们的社会所教育和改造。
从一个作家、一个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立场出发的人生观，以生活本身的材料告诉作家，新旧事物是怎样和以什么形式表现在人们身上的。
从战士作家的立场来看，论争苏联讽刺文学里应该有多少正面人物，可以不可以写只有反面人物的讽刺作品，这样的论争也是烦琐的。
在讽刺体裁里，正像在别的一切里一样，还有一个人物，——也许这是最主要的，那就是作者自己。
我们的讽刺文学，正如我们伟大的先辈的讽刺文学一样，首先是人道主义的。
一个作家，如果他热爱我们的新生活、而且为了肯定和发展它而暴露一切反抗它的敌对的和保守的事物，他总能找到形式来表达他的爱和恨，不能忘记，在各种体裁的讽刺文学里，这方面的问题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的。
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提醒我们，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是在跟异己的影响、跟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进行斗争之中成长和锻炼起来的。
是的，我们是在斗争的条件中成长和培养起来的，如果不看到，斗争的形式虽然在变化，斗争还在继续进行，那是不正确的。
当然，在我们的文学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已经不是那么有力量，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反映着和我们敌对的帝国主义思想。
侵略的和反动的阶层想用暴力的方式来阻止社会主义的生长和压制各族人民解除资本剥削和殖民地压迫的愿望，他们企图培植和极力支持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的各种表现。
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许多年来我们跟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表现、跟庸俗化、缺乏思想性、颓废倾向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斗争坚决进行下去，我们的思想上的敌人就要给苏联文学的发展以巨大的损害。
这些跟我们敌对的思想的代表曾经造成了很大的灾害，但如果以为这些思想已经不存在，那是太天真了。
不，我们现在而且将来还要跟这些异己思想的重现发生冲突。
在我们大会前几个月中间成为讨论对象和受到苏联文学界谴责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所犯的错误，可算是这种思想表现的最典型的例子。
我想再回过来谈谈“新世界”杂志上宣布的所谓“文学中的真诚性”的问题。
真正的文学不会不是真诚的和正直的，这甚至在学生的课业里也不必提的，正如不必证明，水是湿的。
不过在我们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发展里有过一些时期，文学曾经面临过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篇卓越的论文“论批评中的真诚性”。
凡是仔细读过这篇论文的人，都立刻会看出，它虽然全面地接触到艺术性的问题，但是带着政治的性质的。
在这篇论文里，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在沙皇制度条件下被压迫人民的代表的资格，来暴露那些反映在有时候甚至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里的错误的反人民思想，而且驳斥资产阶级地主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因为这些批评家正在鼓励、支持和渲染这些错误的反人民思想，他们欺骗人民和适应沙皇制度。
由此可见，对似乎大家都清楚的问题发表意见的这种要求，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带着政治性的。
我们文学里有时候还可以遇到粗制滥造者和随波逐流者，——这是我们社会的霉霉。
但是我们文学中更多的是在艺术方面没有经验的人。
他们常常找不到方法来表达他们不但是真诚的而且是他们整个生命所产生和充满着爱人民的热情的思想和感情。
苏联作家和全体人民一起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取得胜利而斗争，他们和党及人民一起通过了建设新的公平合理的社会的最艰苦阶段，他们在战场上流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打击敌人，在他们看来，在我国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上都印着他们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子女的劳动的痕迹，——只有发疯的庸人才会说这些苏联作家不真诚，才会说你我这些把一生都献给了为共产主义斗争的事业的人不真诚。
（鼓掌）
像大家所看到，这篇论文作者要求发表这方面的意见，也是带着政治性的：
希望伟大的苏联文学放弃鼓舞着它的那些共产主义思想，而成为异己思想的传导者。
在大会上可以听到对作家协会领导上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
这些批评意见大多是正确的。
不过我要非常坚决地说，作家协会领导上对苏联文学做了一件大事，它向文学界揭发和说明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思想错误。
有些同志——数目并不多——忘记了，文学里的思想斗争还在继续进行，还有些势力正在反对我们。
在检查妨碍我们文学更迅速和充分地发展的原因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能不谈的，那就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思想跟仇视人类的帝国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整个行星上，在一切国家和大陆的内部都在进行这个斗争，至于在我国内部来反对我们，那不过是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反应而已。
每一个忠于苏维埃制度的正直的苏联作家，在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和毛病的时候，在我看来，不但应该从热爱我们的共同事业出发，而且应该从尊重自己出发，在作家面前和在人民面前确定他对苏联文学的思想敌人、对反对苏联文学的敌对势力所抱的态度，——尤其在这样的时候，当他作为一个苏联作家站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讲坛这样崇高的讲坛上说话的时候。
每一个苏联作家都是珍惜苏联的兄长地位和荣誉的，当他不谈苏联文学的思想敌人的问题，而把批评的火力完全集中在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的那些方面的生活，而且作这种批评的时候极尽鞭挞的能事，——他自己没有发觉到，他给敌人留下了混到他那里去的空子。
我仔细听了奥维奇金、阿里格尔、别尔高尔茨、卡维林的批评意见，发现他们的批评里有着不少正确的地方，这我下面还要谈到。
但是我觉得，这些作家如果同时想到我刚才所说的话，他们的发言的收获一定还要大。
我仔细读了米哈依尔·萧洛霍夫发言的速记记录，我也可以拿这些话来对他说。
一个作家，一个为共产主义斗争的觉悟的热情的战士，他总应该首先看到他的主要的思想敌人；
他应该首先向他算账，这样只会使他在批评那些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和可以由我们来纠正的问题的时候更有力量。
（鼓掌）这应用到米哈依尔·萧洛霍夫身上更公平，因为他是我国的大作家，人民对他的爱是无限的，他的威望很高，他自己可以在纠正我们全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缺点方面做很多事情。
（鼓掌）可惜他却用他的发言来作人身攻击——，这是不严肃的。
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都是苏联的好作家，我要忠告他们：
“感谢你们的批评，不过还是请你们对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稍微考虑一下，也许你们最后会同意我的意见，这些发言里有着很大的毛病。”
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里曾就苏联文学的使命说过些崇高的话：
“苏联文学，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它的使命是为劳动者的事业服务，而且要达到世界艺术创作的最高峰。”
为了走上世界艺术创作的最高峰，应该学习，多多学习，全面地学习。
我还要一再说，我们的古典遗产——俄罗斯的，我们各兄弟民族的、全世界的文学——是苏联作家最好的艺术学校。
伟大的列宁说过，我们应该批判地接受和整理人类在它全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精华。
我要提出警告，在接受旧的古典遗产方面必须防止一度流行过的庸俗化观点。
我们常常碰到这样一种论调，仿佛苏联文学只是继承过去的现实主义艺术的。
有些文学家就认为，过去有过我们现在所继承的现实主义的人民的艺术，也有过只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所有的反现实主义的反人民的艺术。
例如在今年09月16日“真理报”发表的“美学问题和苏联文学”一文里，阿·索波列夫就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他写道：
“反动阶级以前支持过、现在还在支持反现实主义的反人民的艺术。
工人阶级走上了历史斗争的舞台，……就以保卫真正现实主义艺术的积极战士的姿态出现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拥护过这样的观点，当时甚至还写过“打倒席勒！”
的论文。
（笑声）过了一些时候，我才了解，苏联文学是要把人类在它过去发展中所创造的一切先进的和进步的东西完全继承下来的。
当然，这种先进的和进步的东西的确常常正就是表现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当中，但是从我们的古典遗产中抛弃掉席勒，那是愚蠢的。
这样对待维克多·雨果那样的浪漫主义作家尤为正确。
在中央图书发行局里我和费定看到一些材料，雨果的作品在我国出版的印数总额是八百五十万册，超过了巴尔札克作品的二百五十万册的印数，莫泊桑作品的印数是三百万册，超过了左拉作品的印数一倍以上。
为什么现在谈谈这一点很重要呢？
因为批判地接受古典文学形式的财富能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式的丰富和多样化。
（鼓掌）
萨美德·武尔贡有一点说得很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使命不是使世界文学的形式贫乏而是使它丰富。
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的伟大的列宁指示道：
“不必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天地，必须保证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天地。”
中央委员会给大会的祝词也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使得有可能发挥广泛的创造性主动精神、有可能按照作家自己的爱好和志趣来选择各种各样的创作形式和风格。”
从这个观点看来，我要支持苏尔科夫和西蒙诺夫在报告里所表示的那个意见，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形式和风格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创作流派，而且将来这些流派还要发展和进行竞赛。
属于不同流派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是在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他们得出结论，他们必须有组织地形成起来，那是很有害的。
这所以有害，是因为在这些流派之间不能划分严格的界限，想划分这种界限的任何企图都只会造成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
必须记住，在形式和风格方面是常常从一种形式和风格转变成另一种形式和风格的。
有些诗人在自己的创作里利用他们所能利用的形式的全部财富。
只要不是模仿，这就是诗人的艺术技巧的表现。
过去在我们的诗歌里，伟大的普希金就是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范例。
我们大家也都熟悉，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拥有着多么丰富的诗歌表现形式。
我觉得，苏尔科夫报告的优点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部苏联文学的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的了解。
从这个意义来说，苏尔科夫举出这么多不同的名字，甚至是有益处的。
应该想到，我们常常忘记问题的这一面。
这个报告是客观的，这样的报告是我们苏联文学现在所最需要的。
从作家协会和它的选举出来的机关所受到的批评，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出，作家对他们的协会和大会后的领导机关期望多么高。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祝词里对于作家协会在解决苏联文学面临的任务方面所应起的作用作了很高的估价。
二十年来的作家协会，祝词中说，“成长为一个建立在集体领导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了党员和非党员作家的一切创作力量的强大群众团体。”
作家协会理事会总结了二十年的工作。
在这个期间，直接参加理事会主席团和理事会书记处工作的人变换了好多次，在这二十年中理事会里用推选的方式补充了许多新的作家力量。
作家希望作家协会以后不要破坏苏维埃民主的原则，希望作家代表大会在会章规定的时期内如期召开，希望作家协会的理事会、主席团和书记处也都正规地进行工作，希望不要再用推选的方法，而保证作家协会一切机关从上到下都维持选举的制度。
（鼓掌）
作家协会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是在于过去二十年间作家协会的集体领导原则没有始终被遵守。
有些时候，作家协会个别领导者手里集中权力太多。
作家希望协会里保证真正的集体领导，希望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主席团行使充分的权力来解决理事会全体会议休会期间作家协会工作中的问题，希望作家协会书记处也成为向理事会和主席团负责的机关。
但是，谢妙·基尔萨诺夫在发言里影影绰绰地表示了一种意见，他认为书记处的机能几乎是技术性的机能，对书记处这样了解，是应当反对的。
还有人认为可以设立一个使世界上一切人都满意的主席团和书记处，这也是不正确的。
必须争取到使主席团和书记处真正履行它们对作家所负的责任，同时并且行使它们选举出来的机关的权力，指导作家协会在反对异己思想和保卫苏联作家崇高道德品质的斗争中的全部思想艺术工作。
作家希望在他们的社会创作团体里尊重由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作家希望自由创作讨论的形式成为澄清思想创作问题的基本形式。
但是玛格丽塔·阿里格尔在大会上表示的对于广泛的创作讨论的了解，是不能同意的。
她说，讨论，“如果相信俄语详解辞典，那意思就是目的在于澄清各种不同观点的某一争执问题的讨论，而不必由愿意决定这些不同观点是错误的机关来作总结。”
这一点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在讨论中只澄清各种不同的观点，是没有意思的。
各种不同的观点不会是都正确的。
古时候有句笑话：
“要是从两恶中选择，那甚至一个不正确的观点也要比两个正确的观点强。”
我们是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
依照这种科学，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认识清楚的。
广泛的自由的创作讨论之所以需要，就是为了比较各种不同的观点，然后从中找出客观真理，尽可能使它成为全体作家的财富，并且依靠用这种方法发现的真理来向前推进，取得新的成就。
不过有一种意见是对的，就是认为在自由而广泛的创作讨论中，如果——无论哪一方面——把自己的观点看作是一种定论，必须大家同意，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忽视集体的意见，这是不正确的。
我们的作家协会的主要机能是思想艺术教育的机能。
所以我们关心的是在集体的讨论中使真理彻底澄清，并且为大家所了解。
所以从这个观点出发，创作讨论是应该集体地准备和集体地进行的。
因此我想说几句话，谈谈我们的意义重大的苏联出版在评价文学现象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还用说吗，我们的出版物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现在还起着多么大的助力，它真实地估计苏联文学的现象，帮助作家辨别自己的错误，指出文学发展的道路。
对文学现象作了判断和判决，而不容人家分辩，那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我们的出版物上有时候还发生这种情形。
（鼓掌）
当然，如果出版物不帮助苏联作家和整个苏联社会及时揭发异己的和敌对的东西和纠正这些或那些严重的错误，那它就没有完成它的任务。
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苏联出版物接触到的苏联文学现象，都是个人创作面貌不同和各有各的特点的正直的苏联作家所创造的。
在大多数场合，出版物事先了解一下社会舆论、作家和读者对于作品的意见，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编辑部无论怎么好，也不应当把决定作品命运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应该估计到，群众、苏联社会舆论对我们的出版物是非常信任的。
例如，大家知道，作家格罗斯曼在他的长篇小说“为正义事业斗争”里犯过真正严重的错误，在批评这些错误时犯了偏差的首先是我们的出版物。
因此给一部分苏联社会舆论界和作家协会内部在这部小说周围造成了这样一种的空气，以至于使我们这些没有看出格罗斯曼的错误的人，不得不承担下了实际上比作者所犯的错误和我们所犯的错误更大的罪过。
当然，无论如何这不能替我们辩护，我至今还感到很遗憾，当我对小说发表意见时显得很懦弱，我支持了对这部小说的公正的批评，但是没有反对批评中的偏差，我把这部小说称为在思想上有害的作品。
（鼓掌）
在某种程度上我纠正了我的这个错误，我同军事出版社一同帮助格罗斯曼修改这部小说，直到这部小说基本上纠正了主要错误而出版为止。
（鼓掌）
作家希望作家协会和它的新的领导治愈我们有些同业的“幼稚病”——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这种
“幼稚病”近年来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我们这些长久处在作家协会领导地位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是要负责的。
作家思想艺术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作家协会里缺乏广泛的创作生活，因此促成了这种无原则的宗派主义的发展。
不过应该说，作家协会的大多数会员，首先是我们文学界的主导干部，特别是老作家和我们最年青的作家层，却没有犯这种毛病。
宗派主义的害处是在于它把个人的和宗派的因素放到估计文学现象的事情上去，妨碍了对这些现象作客观的批评，破坏了作家之间的自然的同志关系。
作家的创作风格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站在共同的思想立场上的。
这种害处主要是在于使纠缠在宗派主义里的作家常常给他们的所谓“敌人”扣上政治的帽子。
（鼓掌）
在这次大会上对作家协会的工作做了不少、而且常常是正确的批评。
但是作家应该知道，在批评作家的思想立场和批评作品的时候有着许多错误和歪曲，而宗派主义在这一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
我们报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必须了解，我们文学界有些作家还犯着这种宗派主义的“幼稚病”，他们必须估计到，这些数目并不很多的苏联文学代表在报刊上发表批评论文可能会不客观，必须加以仔细审查。
另一方面，我们很清楚，犯这种毛病的人，实际上大多数是正直的苏联作家，而且常常是很不错的，甚至很好的。
我们应当很直率地告诉他们，他们应当快些摆脱他们的“幼稚病”，因为这种毛病只有利于苏联文学的敌人。
他们的责任，苏联作家、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的觉悟的战士的责任，是把这一点好好儿想一想，并且从里面作出真诚的原则性的结论。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们有幸在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一去不返的国家里从事创造工作；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人们关系很合理的新世界。
我们被伟大的苏联人民的爱所包围着。
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把全部精力献给改造和装饰祖国的事业的人，成了我们作品的英雄人物。
我们的高尔基的话从来没有这样强有力地响过：
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高傲。
我们从过去几代人的手里接下了人道主义的接力赛棒，历史责成我们负起神圣的责任来把它送到光明的共产主义的未来。
时间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人们共产主义教育和改造的全世界历史性的任务。
还有什么能比这个责任更光荣呢？
我们现在不是孤单地行动了。
我们有着许多同业的盟友。
有的是保卫和平、和平共居的共同思想把我们和他们团结起来的。
有的是维护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要求把我们和他们团结起来的。
有的是由于发展道路相同而和我们接近的。
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权利说，所有一切正直的和活的东西，——这是每一个不论大小的民族的文学里都有的，而且也不会没有的，——这一切现在都以本民族进步力量的精神表现的形式出现了。
现在我们可以说，世界进步文学是强大的。
我们正在和它并肩前进。
愿第2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留在我们的意识里成为我们发展道路上的巨大的历史指标。
我们将用一切的力量来保卫人道主义、各族人民之间和平友好的思想。
但是如果侵略的和反动的势力胆敢侵略我们的制度——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希望，我们苏联作家一定要彻底完成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所负的责任。
（鼓掌）
我们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的全世界历史性的任务，依靠着我们亲爱的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将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人民和我们所生活的英雄时代的文学。
（继续不断鼓掌）
（冰夷译自1954年12月27日苏联“文学报”）

中国人民绝对不怕任何战争威胁
蒋元椿
02月05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宣布，美国要用它的第7舰队和“其他的美国部队”阻挠中国人民歼灭盘踞在大陈岛上的蒋贼军，协助这些蒋贼军从大陈岛逃跑。
华盛顿的海军发言人在解释这个声明时，公然颠倒是非，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大陈岛的行动“将被美国解释为是干涉第7舰队的任务”，因而“可能遭到美国方面的报复”。
这样，美国就不仅仅是支持和援助蒋介石卖国集团进攻中国人民，而且还要直接用它的武装力量参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军事行动。
美国的这一行动，显然是有意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以便它进一步进行侵略。
不仅如此，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表示，美国将援助蒋介石卖国集团来“保卫”现在在蒋贼手中“而美国认为是保卫台湾和澎湖所必不可少的有关的阵地和领土”，这就证明美国侵占了台湾和澎湖，它并不觉得满足。
它还要制造借口来侵占我国沿海岛屿，并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美国助理国务卿摩顿在04日就公然说，“如果情况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打算利用某些沿海岛屿或者附近地区作为攻击台湾的跳板的话，总统将有明确的权力下令采取适当的行动。”
美国直接参预蒋贼军的军事行动，把美国的侵占行为扩大到我国沿海岛屿，使远东和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受到进一步的威胁。
但是美国国务院却硬说它的这些行动是“有助于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的恢复”的。
人们知道，美国政府战争咨文曾说过，为了美国的所谓“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就要构筑一条包围中国的所谓“岛屿锁链”。
看来美国的所谓岛屿锁链还不够数。
它还要把中国沿海岛屿也挂在这条“岛屿锁链”上，把进攻中国人民的军事基地一直筑到中国大陆的边缘上，积极准备新的战争。
美国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而是为了破坏和平和安全。
美国政府这一走向战争的步骤，是美国在远东准备战争，加剧紧张局势的总计划中的一部分。
美国的海空军已经对中国沿海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挑衅。
而和加紧这种战争挑衅的行为同时，美国却在策划进行所谓联合国安排停火，企图证明美国不要战争，并且把美国协助蒋贼军逃跑的行动说是造成了所谓“事实上的停火”。
十分明显，美国的阴谋是用虚伪的“和平”字眼来欺骗和麻痹世界舆论，掩饰美国扩大侵略、准备战争的步骤。
有着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怕任何战争威胁的。
中国的沿海岛屿，包括台湾、澎湖在内，从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为了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一切沿海岛屿和台湾、澎湖，这是任何战争威胁所阻止不了的。
对于因美国直接参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军事行动和侵占中国沿海岛屿的行为所将引起的一切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　陈体强
随着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活动日益疯狂，西方某些国家中的帮腔者的论调也越发荒谬无耻。
他们正在挖尽心思、无孔不入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制造借口。
他们似乎很喜欢打着法律的旗帜来进行欺骗，因为法律的词句多少显得有点“玄妙”，听起来似是而非的。
这正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所好，因为它正在为着自己的侵略行为缺少“法律根据”而担忧。
最近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刊载的伦敦国际法副教授乔治·施瓦森柏格的一封信，便是向美帝国主义提供“法律根据”的一个例子。
施瓦森柏格的基本论点不外还是抵赖开罗宣言的效力这一旧得发臭的老调子，他的“新”的论点也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而且是矛盾百出，强词夺理的。
但是他的这些说法不能认为纯粹是个人意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本月04日在下院的声明恰恰就是采用了这些论点，因此对于这一类的“法律”谬论加以严正的驳斥是有必要的。
和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一样，施瓦森柏格的谈法是充满了矛盾的：
他一方面承认美英对于把台湾归还中国一事承担了义务，并说日本因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而受了这种谅解的约束，另一方面却说美英是否准备履行这些义务，则是“另外的问题”；
他一方面承认美英在开罗宣言上承担了义务，另一方面却说开罗宣言中关于归还台湾的规定是“一种追溯性的道义谴责”，不影响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割让效力”。
因此，施瓦森柏格便得出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
一方面说日本应该执行盟国作出的任何安排，同时却说在旧金山非法的“对日和约”缔结以前，“台湾在法律上仍然是日本的一部分。”
施瓦森柏格认为旧金山“和约”改变了这一状态，它使得台湾成为日本以外的“和约”缔约国的
“共有”土地，就像第1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根据凡尔赛和约把它的海外属地放弃给主要协约国一样。
因此，按照施瓦森柏格想入非非的说法，当时接管台湾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台湾仅只行使一种“代理的权力”，而美英等国却有决定台湾前途或把它交给联合国的完全自由。
这种论调可以说是荒谬绝伦的。
正因此，它才可能得到美帝国主义的赏识。
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家李普曼正在利用英国的这些荒谬论调为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制造根据了。
施瓦森柏格的整个说法都是从否认开罗宣言的效力出发的，因此首先要研究一下开罗宣言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国际条约，还是一种“道义谴责”？
是只对日本有约束力，还是对美英也有约束力？
如果在这一点上得到正确解答，他的其他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首先，必须指出，开罗宣言是一个庄严的国际条约。
条约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它的本质是它表现着缔约国间的协议。
英国关于条约法的著名权威学者麦克奈尔在他所著的“条约法”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把“条约”定义为“具有各种名称的文件的总称，其中订明各国或各国的元首或政府之间的国际协议”。
“宣言”是这些文件之一种。
麦克奈尔对“宣言”的定义是：
“一个宣示现行法律（无论是否加以修改），或创立新法律的条约。”
又哈佛大学国际法研究部1935年草拟的“条约法公约”草案第1条也规定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用以建立或设法建立彼此间的国际法上的关系的协议的正式文件”。
根据这些定义，开罗宣言是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那是毫无疑义的。
把开罗宣言说成是一种说明“意图的声明”，或者说它没有具备某种国内法上的手续，因而没有拘束力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只要有权力代表国家的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便构成国家之间的条约。
实际上，施瓦森柏格不得不承认开罗宣言是中、美、英三国“关于把台湾归还给中国的意图所承担的义务”。
既然承担了义务，就要履行这种义务，这是国家间共处合作的起码条件。
开罗宣言是由中、美、英三国所签订，后来苏联由于参加了波茨坦公告而也成为开罗宣言的参加者。
由于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而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也就成了中、苏、美、英、日五国之间的条约。
它的条款立即生效，并且是对所有缔约国生效的。
说它们只是对日本生效，或说它们必须等待签订了对日和约方才生效，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显而易见的，只要开罗宣言对日本生效，日本在履行开罗宣言的条款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涉及各盟国的权利。
开罗宣言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日本要履行这一条规定，就只有把满洲、台湾、澎湖等地“归还中国”，因为根据开罗宣言，它不可能交给别人。
因此，认为开罗宣言只对日本有拘束力，对盟国没有拘束力的说法，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于1945年10月25日接收了台湾，恰恰就是执行开罗宣言的规定。
英国外交部次官梅休1949年11月21日在英国下院说得很清楚：
“是根据开罗宣言，中国当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对该岛加以控制，并在此后一直行使着对该岛的控制”。
1950年01月0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也说：
“台湾岛即依照已成立的宣言及投降条件交与中国人。
中国人已统治台湾四年。
美国或任何其他盟国从未对该项权力及占领发生过任何疑问。
当台湾被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对此提出过任何法律上的疑难。
此举经认为是符合各项约定的。”
更多地引证其他的证据，显然是不必要的。
施瓦森柏格不能抹煞中国接管这一事实，但他企图诡辩说，中国是在“盟国远东军最高统帅部”同意之下接管台湾的，因此就证明他只是行使一种“代理的权力”。
但是谁又给了“盟国远东军最高统帅部”以权力呢？
难道它有权力可以“不同意”中国去接管吗？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盟国远东军最高统帅部”也只能按照开罗宣言办事。
日本并没有把台湾交给“盟国远东军最高统帅部”，然后由它交给蒋介石；
按照开罗宣言它只能交给中国，而事实上它是照这样办了。
就其关于战后各种安排而言，开罗宣言就是对日和约的基础。
这个宣言当然取消和改变了和它相冲突的一切过去的条约和法律关系。
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逼迫中国订立的城下之盟，当然不可能再承认它有任何效力。
中国于1941年12月08日已经正式宣布废止中日间一切条约，包括马关条约在内。
如果在中国人民八年流血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的今天，还有人胆敢说这个中国人民认为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有“割让”的效力，而中国对它固有领土的主权却是无效的，那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
开罗宣言说得很清楚，盟国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
侵略的原则决不许其维持，侵略的条约决不许其存在，侵略者所占据的领土必须归还原主。
签订开罗宣言的美国罗斯福总统1943年12月24日在广播演说中谈及开罗宣言的原则时说：
“这些原则既简单，又基本，其中包括归还偷盗的财产给当然的主人”。
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侵略是合法的，那是完全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即使撇开“物归原主”的道理不讲，台湾应归还中国还受有一个古老的法律原则的支持，这就是罗马法上“违法者不能取得权利”的原则。
现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英国劳特派教授在他所著“国际法上的承认问题”一书中指出，这原则是适用于国际法的。
他说：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无效的，不能成为违法者法律权利的根据。”
无论在十九世纪末年在帝国主义的眼中马关条约是怎样“楷模足式”的，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法上已经肯定地不能再承认这种条约还能成为侵略者保有侵占的领土的法律依据。
开罗宣言说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应该归还，决不仅仅是一种“追溯性的道义谴责”，而是确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法原则，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过去的日本的侵略，并且也适用于今后的任何侵略。
特别应该指出的，开罗宣言所称的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不仅指中国东北（满洲），而且也包括台湾和澎湖。
可见在开罗宣言的签字者看来，台湾澎湖的地位和中国东北的法律地位是没有区别的，这些地方都应该直接归还给中国。
正如欧洲许多被纳粹侵略的国家于战胜德国之后，立即恢复了它们的失地一样，台湾澎湖和东北也应当随着盟军的胜利而由中国收回，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
否则，今天对德和约尚未签订，是否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对它们国土还不能取得主权，而有待于和约最后加以确定呢？
被德寇占领五年之后获得解放的英国在英伦海峡中的根赛、泽西、阿德尔尼等岛的地位是否今日也还未确定呢？
一望而知，这种提法是绝对荒谬的。
这种由于外国侵略而失去的领土，于侵略者被击败之后归还原主，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须等待和约决定。
第2次世界大战后对德日两国的和约在实际敌对行为结束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尚未签订，在这种情形下尤其不可能把收复失土问题无限期地留待和约确定。
如果承认这样的原则，那么被击败的侵略者反而可以用拖延签订和约的办法把战胜国的领土无限期地占领下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根据开罗宣言，是否可以解释为台湾澎湖是由日本放弃给盟国“共有”呢？
显然这在开罗宣言上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施瓦森柏格企图拿台湾的地位和第1次大战以后德国的海外属地相比拟，显然是拟不于伦。
因为，和台湾澎湖相比拟的应当是阿尔萨斯—洛林，而不是德国海外属地。
凡尔赛和约第51条规定：
“自1918年11月11日停战之日起，因1871年02月26日在凡尔赛签定之和议草约及1871年05月10日佛兰克福条约让与德国之领土，复归法国主权之下。
凡1871年以前关于划定疆界各条约之规定，均应回复效力。”
可见，原来属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应当归还法国，和原来属德国的海外属地交与主要盟国日后再行分配，是根据两种迥然不同的原则办理的。
对于台湾澎湖，显然只适用前一种例子。
而且，照这个例子，台湾澎湖应当在第2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时就归还中国，它们决不应当等到缔结和约之后才归还。
这是明显的。
事实上，台湾澎湖正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就由中国收回了的。
根据上文分析，既然开罗宣言已成为中、苏、美、英、日五国间的有效条约，这五个国家都负有义务予以遵守。
五个国家之中有一部分国家自己另外订立与开罗宣言相抵触的条约，自然是非法的、无效的。
英国奥本海教授在他的“国际法”一书中说：
缔约国“有义务不缔结与原先的条约的义务不合的条约。
缔结这种条约是一种违法行为，不能够产生对违法者有利的法律后果。”
因此，任何关于非法的旧金山单独“对日和约”可以决定把台湾和澎湖交给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说法，都是和强盗分赃一样的非法行为，绝对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从法律上来说，结论只有一条：
台湾澎湖的法律主权属于中国；
目前它们是在中国的一小撮卖国贼窃踞之下，中国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些卖国贼驱逐出去，解放这些领土。
帝国主义宣传家的任何诡辩都不能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这个真理，也丝毫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

各国舆论谴责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民主朝鲜报”发表文章说
朝鲜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
【新华社07日讯】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平壤07日讯：
“民主朝鲜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复电。
文章指出，周恩来外长的复电再次谴责了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行为，并且揭露新西兰代表提出的建议不过是对中国内政的一种干涉，其目的在于掩饰美国的侵略行为。
文章说，朝鲜人民同世界正直的舆论一道，认为周恩来外长的主张是十分正当的，并且拥护这个主张。
文章指出，新西兰提出的所谓“停火”建议“避开了谴责和制止美国部队的侵略行为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一建议还把中国行使解放台湾和中国沿海岛屿的主权说成是对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人人都清楚，无论是从法律观点还是从事实观点来说，这个建议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文章最后说：
周恩来外长表示中国不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新西兰建议，并表示，只有在为了讨论苏联的提案并在安全理事会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派遣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
周恩来外长的这种表示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周恩来外长的复电受到了全世界所有正直人们的拥护。
印度尼西亚“星期日信使”周刊说
美国侵占台湾使远东局势严重化
【新华社雅加达07日电】
印度尼西亚“星期日信使”周刊06日说，由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引起的远东危险局势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美国企图在即将召开的马尼拉条约组织会议上把亚洲的武装部队动员起来听候美国使用。
这将被美国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所利用。
“星期日信使”周刊在谈到台湾局势时指出，美国一方面在进行恫吓和挑衅，而同时又在玩弄“停火”的把戏，以造成这样的印象：
似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错误的，而美国占领台湾是正确的。
这家报纸说，事实上，在外国占领下的台湾不过是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枪，而所谓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
报纸最后呼吁进行积极努力以实现亚洲人民的长期愿望：
“一切外国势力必须撤出亚洲，必须让亚洲人民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瑞典“新时报”总编辑撰文说
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不应由蒋贼窃据
【新华社07日讯】
塔斯社斯德哥尔摩06日讯：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新时报”的总编辑、议员里·罗·埃德堡在一篇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文章中说道：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占有中国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的是被赶走的蒋介石和他的集团，而不是代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真正政府。”
阿根廷和巴西的舆论指出
拉丁美洲人民要求美军从台湾撤走
【新华社07日讯】
据塔斯社布宜诺斯艾利斯06日讯：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干涉引起了阿根廷和巴西公众普遍的愤慨。
这两个国家的许多报纸发表言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和澎湖的合法权利，反对美国在远东的侵略行为。
阿根廷“民主报”写道：
北京有权认为台湾是
“自己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民主报”指出，“使台湾继续留在蒋介石手中，这就等于把它交到美国人手里……”另一家阿根廷报纸“目的报”指出：
美国政府对整个中国、特别是对台湾的态度，是严重破坏国际法的一个空前的例子。
这家报纸接着说：
“中国的主权完全达到台湾和澎湖。
这已由历史和开罗宣言确定，……美国官方人士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只能以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来解释。……”这家报纸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完全的权利。
美国军队应从台湾滚出去。
这就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愿望，拉丁美洲人民完全支持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斗争的亚洲人民。”
巴西许多报纸也强调指出：
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远东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
许多报纸说明蒋介石集团从来也没有代表中国人民，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解放台湾的斗争是正义的。
“人民报”写道：
“在台湾存在着美国的侵略”。
这家报纸并以许多事实来证明这句话。
“工人呼声报”写道：
台湾在许多世纪以来就属于中国人民，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家报纸指出：
“还在发现美洲大陆以前很久，中国人民就已经住在台湾岛了。”
这家报纸表示确信，中国能够捍卫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

朝鲜人民军建军七周年
朝鲜人民军中将　崔宗学
在朝鲜人民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朝鲜劳动党和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的直接指导下，1948年02月08日建立了朝鲜人民的真正的武装力量——朝鲜人民军。
朝鲜人民军建军七年以来，光荣地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
人民军的全部历史和战斗过程说明，它对人民、对党、对领袖的无限忠诚是一贯的。
在朝鲜人民进行的祖国解放战争中，我们人民军在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有力的武装援助下，击败了美国侵略者野兽般的武装进攻，巩固地保卫了建立在共和国北半部的人民民主制度。
这个事实明显地表明了朝鲜人民军是朝鲜人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和保卫祖国的坚强堡垒。
就朝鲜人民军的目的和性质来说，它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军队一样，是真正的人民的武装力量。
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被掌握在剥削者手中、成为镇压劳动人民的侵略工具的资本主义国家军队。
朝鲜人民军是解放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军队。
它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捍卫人民的幸福、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的革命军队。
我们人民军继承了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抗日游击斗争的辉煌革命传统，并不断吸收着苏联军队和各兄弟军队的战斗经验。
人民军以指导我们人民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地武装了自己，并在执行自己的历史性任务的斗争中，高举着各国人民之间的国际主义友谊的旗帜前进。
朝鲜人民军为了争取和平和自由、祖国繁荣和人民幸福，反对战争和诬蔑、剥削和压迫而进行斗争，并把侵略者和剥削者当作人民的公敌而憎恨它们。
人民军完全不同于人民自由的刽子手——资本主义国家军队。
它决不会侵略其他国家和民族，它是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为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而进行忘我斗争的军队。
因此，我们人民军受到基于新的国际主义的关系、互相支援和互相尊敬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不断爱戴和援助。
我们人民军尤其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者的历时三年的艰苦战争中，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体验到，爱好自由的人民之间的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友谊和团结的意义。
美国侵略者们认为：
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对朝鲜人民进行野兽般的武装进攻，就能够孤立我们人民和人民军队，但是侵略者们的这种盘算是大错特错的。
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不仅没有被孤立，反而受到了以伟大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强有力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巨大援助，并且更加巩固了和它们之间的国际主义的友谊和团结。
这种事实更加巩固了我们人民和军队在对敌斗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旗帜，派遣了由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所组成的强有力的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朝鲜前线展开了抗击和平的敌人——美国侵略者的共同斗争。
兄弟般的中国人民以鲜血援助了朝鲜人民，更加巩固了朝中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而且这个事实已成为东方的新时代的伟大标志。
金日成元帅指出：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是强大的国家对予受侵略的弱小国家的大公无私援助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现；
是中朝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和安全，特别是远东的和平和安全的伟业中的国际主义的相互关联性的表现。”
这种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支援，成为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者的斗争中，使我们人民和人民军能够争取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战争过程中，朝鲜人民军指战员之间，结成了比骨肉更加亲密的以血凝成的友谊关系，并且表现出国际主义战士的同甘苦、共患难的互相协助、互相支援、一心一意进行斗争的真正榜样。
我们人民军经常从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朝鲜前线所发挥的无比的英勇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生动的模范事迹中学习，并因此而大大地受到了鼓舞。
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们，把朝鲜人民的艰难困苦当作自己的艰难困苦，把朝鲜人民的命运当作自己的命运。
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每个指战员们都认为：
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为朝鲜的独立和自由在抗美援朝前线作斗争是无比地光荣。
他们每逢处在最困难和最危险的时候，争先要求担负这个任务，并自我牺牲地进行斗争而终于取得了胜利。
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们，不仅是在战争时期援助了我们，并且在战后恢复建设人民经济的事业中也给予我们了巨大的劳力的援助。
我们人民军指战员们，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们所发挥的英勇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国际主义实践的模范事迹中，看到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主席所教育了的新中国儿女的真正的面貌。
今天，全体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指战员们，当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七周年之际，向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援助者——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向中国人民的领导和指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致以最大的敬意。
战后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以及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的领导下，受到伟大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巨大援助，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展开了庄严的和平的劳动斗争。
朝鲜人民在过去一年中，胜利地完成了庞大的三年计划的头一年的任务，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并把1955年当作执行三年计划的决定性的年份，以高度的热诚和积极性来为恢复建设事业而斗争。
但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在我们南半部嗾使自己的走狗李承晚匪帮更加加强了殖民地政策和备战政策，从而造成了朝鲜的紧张局势。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严重地违反停战协定，疯狂地扩充傀儡军队。
最近，他们为了重新挑起朝鲜战争，签订了所谓“韩美军事及经济援助协定”以后，美帝国主义又为增加李承晚傀儡军十个师拨给李匪沾满人民的鲜血的美金，李承晚匪帮强征南朝鲜的青壮年去当炮灰。
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和李承晚匪帮无理地拒绝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正当建议，大肆叫嚣所谓
“北进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民军必须加强对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友谊和团结，来钢铁般地维护由于人民的血汗而达成的巨大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巩固停战的成就和保障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坚强地站在保卫和平的防线上。
我们人民军以高度的警惕性来注视敌人的蠢动，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并为把人民军锻炼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而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
今天，我们人民军的每个指战员都有着坚决的信心，他们如同在过去历时三年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同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击败了美国的侵略，坚强地保卫了自己的祖国一样，决不让任何侵略者蹂躏我们可爱的祖国领土，并钢铁般地维护正在建设着的我们的雄伟而美丽的祖国。
毫无疑问的，如果美国侵略者和李承晚匪帮忘记了过去的战争教训，而重新挑起对朝鲜人民的侵略战争的话，那么，在朝鲜人民军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决定性打击下，必然会遭受最后的惨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就内阁危机发表声明
【新华社07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06日讯：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就内阁危机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
共产党议员们所以在孟戴斯—弗朗斯就任职务时投票赞成他，是因为他当时主张结束印度支那战争。
但是后来他立刻采取了武装西德的政策，走上了对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要求和愿望采取敌对行动的道路。
他像他的前任者一样，充当执行美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的大资本家的走狗。
他听从他们的要求，支持利用巴黎协定来武装德国的作法，并且使国民议会批准巴黎协定。
政治局声明接着指出，法国资产阶级企图把那些将执行同样政策的人弄到政府中去，这样来解决这次内阁危机。
可是这次内阁危机又一次强调说明了愈来愈得到法国人支持的两种基本见解：
改变外交政策是在这个国家实行任何有效的变革的先决条件；
进步的政策一定会得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
法国共产党重申愿意在国内和议会中支持一种将考虑到以下各种民族要求的政策：
不受外国的约束，拒绝任何形式的武装军国主义德国的措施，同一切国家进行会谈，承认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愿望，满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迫切的经济要求，以及有效地保护民主自由。
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一切民主的和民族的力量有效地团结起来，就能够并且一定会保证这种政策取得胜利。

“真理报”“观察家”指出
孟戴斯—弗朗斯倒台表明美国政策的失败
【新华社07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06日讯：
“真理报”发表“观察家”的文章，评论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的辞职。
文章指出，孟戴斯—弗朗斯上台的时候，正是法国统治集团在印度支那和欧洲的政策遭到谴责、法国舆论要求采取符合民族利益的政策的时候。
孟戴斯—弗朗斯在舆论压力下答应结束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
但是，他前进了一步以后，接着却在亚洲和欧洲政策问题上后退了两步。
法国签署了建立东南亚侵略集团的条约，美国侵略集团成立这一集团是希望使日内瓦会议的积极结果化为乌有。
在欧洲政策方面，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在国民议会拒绝“欧洲军”计划以后，就用尽一切力量使议会赶快批准复活西德军国主义的新协定。
在这方面，美国统治集团寄以很大的希望，他们以为这个曾在日内瓦会议上表现了有根据法国民族利益行事的愿望的政府，会比较容易地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计划在议会中获得通过。
文章接着说，但是这个阴谋破产了。
法国全国展开了反对巴黎协定的强大的人民运动。
在议会里，支持政府的多数不断地减少。
在巴黎协定勉强通过时，孟戴斯—弗朗斯用尽了诡计也只是取得二十七票的多数。
文章说，孟戴斯—弗朗斯的美国支持者们后来对他所抱的唯一希望是他可能用各种办法使巴黎协定得到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参议院的批准。
合众社报道指出，鉴于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的垮台，华盛顿感到很遗憾，因为“批准（巴黎协定）的时间表”已经不肯定了。
这使华盛顿感到不安。
文章指出，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的辞职表明美国政策遭到又一次的失败。
很明显，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挽救法国的那些向美国财阀讨好的集团的政策。
文章说，法国的前途主要取决于法国统治集团是否认识到保证欧洲的集体安全和建立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国对法国是如何重要。
法国外交政策的任务不是去寻求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某种
“方便的”或“适宜的”形式，而是要防止在西德建立危险的侵略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