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印争取和平和亚洲团结大会通过决议
支持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
【新华社马德拉斯03日电】
在马德拉斯举行的全印争取和平和亚洲团结大会01日一致通过了关于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武装西德和其他问题的重要决议。
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及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团结的决议欢迎最近举行的南亚五国总理会议关于召开亚非国家会议的决定。
决议号召亚洲和非洲以及全世界的人民扩大和加强和平地区，根据中国和印度总理所倡导的五项原则来建立集体和平和安全，反对并击败马尼拉条约组织以及一切建立军事集团的阴谋。
决议要求停止外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干涉，并且坚决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决议要求结束外国对亚洲和非洲各地的统治和干涉，要求立即停止危险的原子弹和氢弹试验。
关于德国重新武装问题的决议说：
为使伦敦和巴黎协定迅速批准所作的不顾一切的努力，以及法国国民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重新武装德国一事，已经产生了一种威胁欧洲以及事实上威胁全世界的和平的局势。
决议说，这种局势应该予以制止。
印度和平运动将努力尽一切可能来支持建立统一的和民主的德国的事业，德国绝不应成为战争的策源地，而应成为欧洲心脏部分的和平堡垒。
关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决议要求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和种族压迫。
决议要求立即停止目前正在马来亚和怯尼亚进行的殖民战争，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一切殖民地，使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
决议指出，在世界各个地区，有人正设法以新的形式来实现或恢复殖民主义。
马尼拉条约已使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在内，面临了这样一种危险。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正被要求去帮助葡萄牙维持它在印度的一部分领土上的统治。
大会主张亚洲必须团结一致以争取、保持和维护亚洲各国人民的自由。
关于果阿问题的决议说，葡萄牙在印度的属地的继续存在，严重破坏了印度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它侵犯了这些地方的人民的自由，威胁了世界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关于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决议说，应当采取必要步骤，打破贸易壁垒，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摆脱外国垄断资本家的统治，为了它们相互利益而发展国际间的正常贸易关系，在平等、友好和和平的气氛中促进它们的经济进展。
【新华社马德拉斯讯】
世界和平理事会总书记拉斐德01日在全印争取和平和亚洲团结大会会议上发言，谴责马尼拉条约和美蒋侵略条约。
他说：
“反抗这种侵略阴谋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责任。”
拉斐德表示坚决反对重新武装西德，他说法国人民要为和平进行斗争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民流过血并且损失惨重。
让德国重新武装的条约肯定地将加快军备竞赛的速度，而且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拉斐德指出，法国国民议会不顾法国广大人民的反对仍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伦敦和巴黎协定，这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
拉斐德说，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发动了征集抗议德国重新武装的签名运动，并且在两个月中已收集了四百万人的签名。
拉斐德在发言中对印度人民在建立世界和平方面所作的贡献表示赞扬。
在同一天的会议上，普里特夫人说，英国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重新武装西德。
她赞成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举例说，日内瓦协议已使印度支那获得了和平。

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舆论欢迎茂物会议决定
【新华社雅加达01日电】
印度尼西亚政界人士和舆论欢迎茂物会议关于召开亚非会议的决定。
印度尼西亚回教联盟党的阿鲁齐·卡塔韦纳塔说，茂物会议的决议反映了对许多问题的深刻了解和眼光远大的看法。
卡塔韦纳塔说，过去有一种印象，好像亚洲问题可以在没有亚洲参加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似的。
在亚非会议后，这种看法将加以修改了。
“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12月30日发表评论说，共同的命运把将在亚非会议上聚集一堂的三十个亚洲和非洲国家联系起来。
这将是走向在世界上建立和平地区的积极的步骤，也将是缓和目前紧张局势的重要的因素和对维护和平的可贵的贡献。
报纸说，显然，决定世界的命运再也不能不顾亿万亚洲人民的愿望了。
从今以后，亚洲各国人民在世界事务和世界和平方面将有重要的发言权。
报纸又说，茂物会议开得很顺利，这证明了科伦坡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致。
它们认识到，黑暗势力随时都在想分裂它们并且在它们中间制造不和，因此如果亚洲国家要在决定世界命运方面起重要的作用的话，它们就应该团结起来。
【新华社新德里01日电】
印度“阿萨姆论坛报”12月30日发表社论说，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将在04月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令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感到鼓舞的消息。
社论说，中国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同时，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从民主的观点看来，中国的发言具有最大的价值。
社论认为，联合国由于美国的政策的关系而对中国关起门来是不公正的。
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要求，早晚一定要成为不可抗拒的。
“阿萨姆论坛报”说，观念不同的亚非国家代表将有共同的讲坛，这里没有组成带有军事义务的集团的问题，而所需要的是由寻求进步和爱好和平的亚非国家建成一座论坛，时时集合起来商量怎样尽力合作来保持和平以及促进贸易、工业和农业。
【新华社03日讯】
塔斯社德里01日讯：
德里和印度各省的报纸广泛地评论茂物会议的结果。
报纸对于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给予肯定的评价，并且特别着重提到茂物会议在亚非会议成员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重要性。
勒克瑙出版的“新生活报”1954年12月30日写道：
“科伦坡国家会议坚决认为：
没有中国的合作，就不可能解决亚洲的问题。
“由于美国的执拗，中国到现在不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遗憾。
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亚洲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可能都已经获得解决了。
亚洲国家总理会议承认中国的合法权利，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加以指责。
不管美国是否让中国加入联合国，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挠中国在亚洲事务中起重大作用。
和中国合作，对于解决亚非国家面临的问题有着极大的帮助。”
关于亚非会议成员问题的决议，特别是邀请中国参加的决议，得到大多数其他报纸的良好的评价。
所有报纸都着重说，亚非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
亚非各国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以促进世界和平。
“印度斯坦时报”01月01日的社论写道：
亚非会议将为以集体努力来维护世界和平创造可能性。

向人民群众经常进行国防教育
美国帝国主义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然用战争来威胁我国人民。
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所吓倒。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我国人民，应该经常具有保卫祖国的高度的警惕性，密切注视着美帝国主义破坏朝鲜停战、破坏印度支那停战、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组织东南亚侵略集团和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等等危害世界和平、阻挠我国解放台湾和企图进一步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罪恶活动，而且应该密切注视着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们在白宫、在五角大楼、在联邦调查局中的种种阴谋诡计。
任何忽视敌人的阴谋，埋头建设，丧失革命警惕性，就会遭受严重的祸害。
因此，我们必须对广大人民群众加强国防教育，使全国人民了解没有坚强的国防力量就没有和平建设，没有各种治安保卫工作也很难安全顺利地进行建设。
在我们欢欣鼓舞地进行忘我的劳动时，我们决不要丝毫忘记去保卫我们辛勤劳动的果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我们应该怎样履行这个职责呢？
这就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警惕性，时时刻刻注意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破坏我国的阴谋活动和罪恶行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处处热爱解放军和支援国防建设，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培养青年具备英勇不屈的坚强意志、舍己为公的忘我精神和健康强壮的体魄，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加抵抗外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斗争。
国防教育工作做好了，就会使我们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得到充分的人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后备力量。
我国人民具有热爱军队和支援国防建设的光荣传统。
无论在解放战争中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人民都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去参加军队。
在工农业的各个生产战线上都是用最优良的产品供给军队，要多少送多少，几时要就几时到。
拥军优属、爱护荣誉军人、安置转业复员军人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优良风习。
在边防海防和军队驻地，人民群众经常自动地支援军队修建工事、捉拿特务，配合消灭匪军；
每天从祖国各个角落飞来的成千上万的热情的信件已经成为战士们更坚决更英勇地保卫祖国的莫大鼓舞。
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有一部分人以为天下太平了，他们认为保卫祖国加强国防只是军队的事、和自己无关，他们认为在和平建设时期军队不作战因而就用不着加强、也用不着随时去爱护他们和支援他们了。
这样，他们作起事来就有些糊涂。
比如，有的工商业者以低劣的产品来对待军需品订货；
有的农民对国防建设必须征购征用的一部分土地，认为妨害生产；
有的机关以种种借口不好好安置转业复员军人；
有的干部和农民借口烈军属缺乏劳动力而拒绝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有的人怕服兵役。
对人民群众继续加强国防教育，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知道，无论是参加军事工业和其他国防建设，或者是参加各种军需品订货的生产和运输工作；
无论是按义务兵役制的原则参加解放军，或者是安置好一个烈属、军属、荣誉军人、转业复员军人，或者是配合军队保卫边防、海防和保卫祖国经济建设，或者作好一件密切军民联系的工作，都是在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贡献了力量，也是在光荣地履行着“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的规定。
我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充满着高度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
在历次革命斗争中不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各项建设中也产生出各种英雄模范人物。
但是，由于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奴役的结果，在人民群众中至今也还有一些人在对敌斗争中贪生怕死，在沿海遭到敌人轰炸骚扰时惊惶恐惧，在危险事故发生时慌乱逃跑，在艰苦的工程建设中避重就轻，在选择工作岗位时怕冷、怕热、怕苦，斤斤计较个人的舒适。
加强国防教育，就是要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批判和纠正那种贪生怕死和懦弱自私的思想和行为，彻底改造旧社会所残留下来的坏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道德。
为了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国防教育，各地党委应该重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经常阅读报纸刊物或者经常收听广播；
应该随时揭露帝国主义的军事活动和特务活动；
应该扩大宣传历次革命战争中和目前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各种斗争中的英雄事迹；
应该尽可能组织揭露帝国主义战争阴谋和特务分子破坏活动的展览会，组织表扬我国军队保卫边防、海防和人民群众热爱军队、支援国防建设的报告会，或者组织具有国防教育意义的历史纪念日的纪念会；
应该加强领导有关国防的各项工作，目前特别是要作好逐步推行义务兵役制的工作；
应该表扬那些不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
还应该大力开展体育活动，特别是组织青年学生逐步推行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即“劳卫制”的体育运动，在假期试办军事训练和探险旅行，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使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青年不只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而且具有健康强壮的体魄和初步的军事知识，成为优秀的全面发展的公民。
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用自己的领土主权作代价来乞求和平。
我们必须在加强建设祖国的同时，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经常的国防教育，百倍地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坚决解放台湾，保卫我国神圣的领土和主权，沉重地回击敌人的一切干涉和挑衅，才能保卫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在这种和平的襁褓中成长起来。

坚决反对美蒋战争条约
用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
首都各界举行群众性集会
连日来，首都各界举行了数以千计的群众集会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前门、西单、东四三个区有十五万多人参加了各种集会。
很多集会上通过了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的决议。
北京人民机器厂职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出保证：
为了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保证春节前后正常出勤，在1955年第1季度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二。
石景山钢铁厂和北京农业机械厂职工为反对美蒋条约，分别提出了增产生铁和新式农具的计划。
丰台区黄土岗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体社员提出要在1955年增加产量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量卖花生和豆类给国家，支援解放台湾。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去年12月31日邀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信仰伊斯兰教的委员，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在京委员举行了座谈会，副主任达浦生号召全国伊斯兰教徒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
新年期间全市各大街道、城楼和许多商店的门口挂起了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支援解放台湾的巨幅红布标语。
上海各界决心支援解放台湾
上海市各界代表和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机关工作人员和海员、医生等纷纷集会，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粉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在各界代表集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3书记潘汉年说：
上海处在解放台湾斗争的前线，因此，上海人民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负有重大的责任。
他号召大家百倍地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克服困难，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
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代表周谷城说：
我们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
如果有人敢于侵犯我国，我们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的回击。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谢雪红说：
台湾人民在六十年来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付出了五十万以上的宝贵生命，他们迫切地要求从美国侵略者和蒋贼压迫下解放出来，回到祖国的怀抱。
他们相信祖国人民一定能够解放台湾。
上海市工人正在为浙江、福建前线部队积极赶制1955年度的单军衣、水壶等军需品。
有许多生产小组已陆续提前完成了12月份生产任务。
上海水产学院的学生，写信慰问福建、浙江前线的英勇战士，鼓励他们坚决解放台湾。
福建沿海展开防奸反特斗争
福建省沿海人民展开了群众性的防奸反特运动，并积极进行解放台湾的宣传。
晋江、闽侯专区沿海人民纷纷以生产合作社或家庭等为单位订立了爱国治安公约。
公约中都提出要坚决肃清蒋贼特务，加强社会治安，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诏安、东山、海澄、惠安和福清、长乐等县人民整顿和新成立了许多保护仓库、公路、桥梁和电线的组织。
莆田县属有些海岛上的民兵，已组织了海上巡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海上巡逻。
泉州市处在海防前线。
全市六十个报告员首先在各单位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接着宣传员就分片包干向广大工人、店员和居民进行宣传。
三十个业余文工队在最近三个多月中编写和改写了有关解放台湾的闽南方言小型歌剧、活报和话剧，在街头、广场、工地、农村和居民住宅区演出。
全市四十五处的街头报也以解放台湾为主要内容进行宣传。
江西烈属军属控诉美国侵略罪行
江西省弋阳、上饶等十四个县和抚州市最近先后召开了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代表会议。
代表们在会上讨论到目前的形势时，都愤怒地控诉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罪行，并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
弋阳县杨桥乡军属代表刘火金说：
“台湾一天不解放，我们祖国就一天不能安宁，我保证经常给我在前方的丈夫写信，鼓励他努力学好军事本领，争取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立功。”
丰城县城关镇军属罗招弟表示，除了写信鼓励在前方的丈夫外，还要作好街道宣传。
广东农民掀起出售余粮热潮
广东省农民为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正掀起了卖余粮的热潮。
全省各地农民表示要以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支援解放军消灭蒋贼。
万宁县第1区一位老年妇女祁亚埇的独生子就是被蒋贼军抓去的。
最近她在一次集会上控诉说：
“蒋贼是我的千世仇人，不把他们消灭，我誓不甘心！”
她并把节约的六十斤谷卖给国家，并带动了她邻近的许多农民向国家出售余粮。
当南海县第3区农民代表会议正在讨论卖粮问题的时候，听到了美蒋战争条约签定的消息，全体代表立刻通过决议，提出要在国家统购计划以外再多卖一百万斤谷来支援解放台湾。
云南各族人民拥护周外长声明
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坚决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首府芒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协商委员会委员以及各民族的机关干部、文教界代表一起举行了反对美蒋条约座谈会，他们在会上一致斥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蒋贼的卖国勾当。
潞西县那目？
（乡）的傣族农民们，为了拥护周恩来外长的声明，在五天内就缴清了三十多万斤公粮。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各族农民，正掀起缴纳爱国公粮和把余粮卖给国家的热潮，来支持周恩来外长的声明。
在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最近正在举行的人民政府委员和协商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各族委员和代表们纷纷斥责了美蒋条约的战争阴谋。
农业劳动模范曹香墨（哈尼族）说：
“共产党刚领导我们搬掉压在身上的大石板，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再来把大石板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伟大的祖国
华北直属金属结构工厂职工以缩短安装时间，使工厂早日投入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支援解放台湾。
这是该厂工人以高度的劳动热忱安装二十一公尺长的钢骨房架。

毛主席周总理电贺缅甸联邦国庆
【新华社0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打电报给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祝贺缅甸联邦国庆。
电文如下：
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阁下：
值此缅甸联邦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缅甸人民和阁下致热烈的祝贺。
并祝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1955年01月02日北京
【新华社0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打电报给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祝贺缅甸联邦国庆。
电文如下：
缅甸联邦总理吴努阁下：
值此缅甸联邦国庆之际，我谨向缅甸联邦政府和您致热诚的祝贺。
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缅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将日益增进。
谨祝缅甸联邦进一步繁荣，并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55年01月02日北京

粮食部指示要做好新粮保管工作
据新华社讯：
目前很多地区秋粮征收和统购工作已进入结束阶段。
粮食入库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为把大批新粮切实保管好，粮食部最近向各级粮食部门发出了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粮食部门在正确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下，切实做好降低粮食水分、消灭储粮害虫以及加强粮库保卫等工作。
指示说，当前粮食保管工作的特点是：
任务增大，仓房不足，储粮分散，粮食品种繁多，部分粮食水分大，在保管上还缺乏成熟的经验。
去年有些地区新粮带虫入库，而很多地区的陈粮虫害仍较严重。
同时，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粮、棉、油料的统购政策，我们对敌对分子破坏粮仓、烧毁粮食的可能，必需有高度的警惕。
任何麻痹思想都是错误的。
指示指出，必需认真了解新粮数量、水分、温度、虫害、以及储粮地点的情况。
然后，对必需长期保管而水分又较大的粮食，根据需要，运用现有机械力量和人力，进行摊晾、过风或烘干，以达到储粮安全标准。
此外，缩小储粮点面，可以减少保管上的困难，并在检查储粮同时，注意仓房的检修工作。
指示强调指出，在大批粮食入库时期，教育农民把粮食晒干扬净，对今后粮食保管工作有很大意义。
各地粮食部门应配合有关部门继续对农民进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
同时提高粮质检验人员的检验技术，对水分过大杂质过多的粮食，应说服农民就地整理。
对次粮和好粮，有虫粮和无虫粮，应尽可能分开储存，以防感染。
在接受农民送粮中，并应采取“边入库、边检查、边整理”的方法。
指示还要求各地粮食部门开展除治仓虫工作。
根据“治早、治少、治了”的精神，对不同虫害程度的粮食，采取各种不同除治措施。
争取把所有虫粮及早处理完毕。
同时，必须继续做好仓内外的清洁卫生工作，进一步改善仓储环境，消灭仓虫越冬条件，防止仓虫繁殖。
指示还指出，必须健全与巩固护仓组织，严格护仓制度。
做到制度严格，防范周到。
此外，还必须加强对粮仓周围的群众进行防特务、防盗窃和防火教育，发动群众，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粮仓治安和防火工作。

美国借美蒋条约扩大对我国的侵略活动
雷德福在台湾活动后去南朝鲜，杜勒斯将在下月去台湾
【新华社03日讯】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在02日结束了他在台湾的活动，前往南朝鲜。
雷德福在台湾时参加了蒋介石和美国高级军官的会议。
美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美国第7舰队第七十二特遣舰队司令基维特和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蔡斯。
雷德福在逗留台湾的三天中，还和蒋贼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谈。
从法新社消息中可以看出，会谈的内容包括扩大美国对中国沿海岛屿的直接军事占领和美国以武器装备蒋贼另外三个师的问题。
早在去年12月23日，美国专栏作家艾伦即透露，雷德福台湾之行是要利用美国借美蒋条约取得的“权利”来扩大对中国的战争威胁。
艾伦说：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上视察美国军事基地的可能的地点。”
艾伦还透露，雷德福主张使美军战斗部队直接占据台湾。
雷德福在抵达台湾时，曾鼓吹成立包括台湾蒋贼、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和日本的东北亚侵略军事联盟。
在雷德福在台湾活动后，国际新闻社消息传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将跟着在02月间到台湾“访问”，“以研究组织亚洲自由国家间的经济和军事联盟的可能性”。
这说明，美国借美蒋条约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战争部署，是美国侵略远东、准备新战争的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

美间谍供认曾在我领空多次进行间谍侦察
【新华社03日讯】
最近被我国判处的美国籍间谍威廉·赫尔·包莫供认，他在1953年01月在我国东北上空被击落之前，“曾在中国和苏联的海岸线执行过几次特别的空中摄影飞行任务”。
包莫是由美国“五八一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司令官阿诺德亲自率领偷入我国辽宁省上空进行间谍侦察活动的，他被判处八年徒刑。
阿诺德供认他的联队“是专门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一个担任特别任务的联队”。
这个联队驻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
据包莫供认，1951年12月他曾在海南岛和台湾之间的中国海岸上空执行过一次空中摄影飞行任务。
他说：
“我飞到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在那里等候适宜的气候预报。
我们起飞，飞往海南岛，开始拍摄城镇、机场、海港等的照片”。
1952年01月，他在台湾和上海之间的中国海岸上空执行过另一次空中摄影飞行任务。
包莫是美国远东空军“九一战略侦察中队”的作战官。
他说这个中队执行的“摄影”和“电子侦察”的任务“是被看作绝对机密的”。
他供认，他还在西伯利亚沿海和其他苏联远东的岛屿上空作过侦察飞行。
“我在1951年秋，沿西伯利亚海岸和库页岛海岸作过一次摄影飞行；
另一次是在1951年09月沿下千岛群岛进行的，还有一次是在1951年10月初沿鄂霍次克海库页岛海岸进行的，还有一次是在1951年10月沿鄂霍次克海北部海岸进行的”。

达赖喇嘛去各地参观
【新华社0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由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刘格平陪同，在03日上午从北京出发到各地参观。
随同达赖喇嘛前往参观的有：
林仓活佛、赤江活佛、噶玛巴活佛、阿沛·阿旺晋美、洛桑三旦、尧西·泽仁卓玛、柳霞·土登塔巴等。
到车站欢送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萨空了、杨静仁和机关干部，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错、副会长赵朴初、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计晋美，以及达赖驻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的官员，中央民族学院的学员等。
到车站欢送的还有：
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范明。

青海省选出省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
【新华社西宁03日电】
青海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于1954年12月27日到31日在西宁市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汉、回、藏、蒙、土、撒拉、哈萨克等七个民族的代表共二百四十人。
会议选举了青海省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孙作宾（汉族）当选为省长，喜饶嘉错（藏族）、马辅臣（回族）、张国声（汉族）、扎喜旺徐（藏族）当选为副省长，扎喜才旺多杰（藏族）、丹德尔（藏族）、旦曾尖错（藏族）、古嘉赛（藏族）、李书茂、松布（土族）、马文鼎（回族）、马乐天（回族）夏日仓（藏族）、孙君一、陈思恭、桑热嘉措（藏族）、高峰、梁昌汉、康建西、黄文源（蒙族）、华宝藏（藏族）、杨希尧、廖霭亭、冀春光、薛宏福、魏数滋、韩梅亭（撒拉族）（以上不注民族成份的都是汉族）等二十三人当选为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另选出周玉洁为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会议听了孙作宾关于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传达报告；
总结了青海省1954年的工作和确定了1955年的任务。
会议认为：
青海省1954年的各项工作有很大成绩。
一年来，全省建立了一个相当于专区级的自治区，六个相当于县级的自治区，五个相当于区级的自治区。
现在，全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已经全部实行了区域自治。
全省目前已建立了一百三十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大部分农业地区在1954年都获得了丰收。
全省粮食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七点三。
预计牧业区牲畜增殖计划也可以完成。
工业生产总值预计能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零五，比1953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五。
国营商业的收购和销售计划都可超额完成，并可比1953年增长一倍以上。
青藏公路和青康公路西宁到玉树段都已胜利通车。
1955年在农业区要大力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
全省要办好八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九点六五；
粮食总产量要比1954年增加百分之五；
油料产量要比1954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五。
牧业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应逐步将领导重心转向以发展畜牧业生产为中心的各项经济工作方面，深入贯彻保畜增畜政策。
会议通过了改变青海省专区级、县级民族自治区名称和组织机构的决议。
决定将专区级民族自治区的名称改称自治州，将县级民族自治区的名称改称自治县。
会议审查和批准了青海省1955年财政预算。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坚决反对美蒋条约支援解放台湾的决议。

一座出色的学校
——访北京市第一玩具生产合作社
本报记者　沈文英
一个晴朗的冬天的下午。
太平街胡同里显得那么寂静，可以清楚地听到从一所住宅里传出来的电锯声、电锉声和刨木的响声。
这就是我很久就想访问的为孩子们服务的北京市第一玩具生产合作社；
参加这个社的社员都是年轻的聋哑人。
我一进门，几个正在工作的同志就来接待我。
年轻的女主任张福慧，亲切地和我握了手，就带领我去工场参观。
工场里放着各式彩色的小推土车、秋千架、攀登架、小滑梯、摇马、小钉钉床、压板和沙土箱，还整齐地放着一排排的儿童用的桌、椅、小凳和小床。
这里还安装着各种电动工具，如电锯、电锉、钻木机和电滚子等等。
几个男社员在熟练地操纵着机器；
年轻的女社员们正在把玩具磨光、擦油漆。
他们借打手语交换对生产操作的意见。
这使我感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手工业工场，而是一个半机械化的车间。
参观之后，张福慧就接待我到办公室里开始了笔谈。
她首先向我介绍了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现在，社内有三十九个社员，十二个技工；
有六台电力机器和三百多件大小工具。
他们能生产五十多种儿童玩具，每月产值达五千万元。
产品远销到内蒙古的海拉尔市、山西的大同、辽宁的铁岭等地。
我好奇地问她：
合作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她回答了这个问题。
合作社成立于1952年07月，命名为“和平玩具社”。
发起人是聋哑学校的九个毕业同学。
他们凑集了资金十万元，买了些木料、油漆、钉子、砂纸和一把锯子。
当时，懂得技术的只有两人，他们能做一些小鸭、跳狗、企鹅等小玩具。
由于技术差、产量低、成本高，产品找不到销路，生产就停顿下来，社员的生活发生了困难。
天冷了，很多同志没有棉衣，有时还吃不上饭。
有的同志便把自己心爱的照相机卖了，把钱全部给社内买了食粮；
还把旧棉衣、棉鞋等全拿来分给大家穿。
有的同志把家中用具拿到社内用。
陈惠智自愿当炊事员，节约开支。
有一个时期，社中存粮只够吃四天，大家都很发愁，后来大伙决定：
家在北京而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志暂时回家吃饭，家境不好的仍在社里吃饭。
以后又吸收了七个画幻灯片的社员（聋哑人），合作社的收入勉强能维持社员的生活。
正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西单区供销合作社来定制一千只“小狗”、四百只“企鹅”、二百只“鸭子”。
我们没有资金，市合作总社就借给我们木料和现款。
可是由于社员技术太低，既费材料，产品又不合规格；
到期往往交不上货。
张福慧沉思了一下，又继续写道：
去年10月里，一个喜讯传来了：
市供销合作社批准我们为北京市第一玩具生产合作社。
那时，同志们情绪很高，可是产品的销路还没有打开，生产仍不正常。
她微笑着对我看一看，接着又告诉我：
市供销合作总社对我们的帮助是多方面的。
它对我们的生产指出了发展方向，要求我们面向托儿所、保育院。
那时我们只能做跳狗、小猫等玩具，而这些玩具的顾客又多是一般市民，需求量很小。
经理部就指导我们为各地托儿所制造小推土车、小字码表、小钉钉床，大型空心积木、跳高架子、滑梯、攀登架等大型玩具；
后来，又提出建议，要我们制造儿童用的桌、椅、凳子等。
同时，还经常从地方国营新中国玩具工厂、第一儿童用具社借来各种设计图样给我们参考；
或派人来指导生产，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在解决资金困难和打开销路等方面，我们也得到很大的帮助。
谈到这里，我忽然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叠玩具的设计图样。
这是十九岁的社员俎锡屏的作品。
他参加工作时还是个孩子。
他经过了不断的学习、钻研，在伙伴们的帮助下，设计了很多有教育意义的玩具的图样。
如他设计的“万能积木”可以搭火车头、活动起重车、活动缝纫机、压路机、飞机等。
他又设计了玩具“防晒玩水箱”。
上面撑着一顶花布做成的伞，可以遮太阳；
下面是只可以放水的大木箱，箱边有座位，孩子可以赤脚坐在上面玩水。
箱子外边画着各种热带的树木和动物，它可以帮助孩子识别植物和动物，培养他们对自然的爱。
这种玩具受到各地托儿所孩子的喜爱。
为了进行研究，他平时经常从熟人处收集玩具的图片和图样，有时到旧书摊上去找画报，有时去参观玩具展览会。
他终于慢慢地学会了技术。
有一次，他设计制造了一个砂轮来安装“跳狗”的架子，这不仅提高了产量，并使产品合格率由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过去，他父亲一直为他的前途耽心，自他参加工作后，父亲不再为孩子的未来发愁了，常对他说：
“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残废人哪能得到出路。”
傍晚下班时，社员们和我亲切地握手，通过笔谈告诉我各自的生活经历。
耿继舜原是镶嵌作铺的学徒，现在已成为具有良好技术的镟工。
他经常在晚间人静时，独自在锯木机旁钻研；
有时到别的工厂去研究机器。
他还想办法把锯木机改装成镟木机，或利用机器零件改装成生产工具。
他们就是这样勤劳、刻苦，和生理上引起的种种困难展开斗争，把自己锻炼成为熟练的技工。
他们又告诉我，刘宝祥过去是受苦最深的聋哑人，去年入社后才穿上了新棉袄。……
晚上，社员们又安静地坐在车间里——这时车间已改变成教室，教师用手语给讲文化课，教他们学习造句。
每逢星期三晚上，还教他们练习用手语讲“真正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征故事”、“把一切献给党”等故事，使他们增强自信心，克服自卑感。
他们还经常在这里上团课，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或学习宪法，进行技术研究。
他们规定了会议汇报制度，定期讨论，制订工作计划，同时经常进行总结检查，使工作做得更好。
这是一个生产合作社，也是一座出色的学校。
当我离开的时候，天空中已满布了星星。
我带着同情、喜爱和敬佩的心情，向社员们告别。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由少到多地积累公积金公益金
燕凌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里作了这样的规定：
“关于公共财产和公积金、公益金的积累，必须坚持根据社员的自愿，根据社员的经济情况，根据逐年生产发展的结果，并在确实保证社员的实际收入有一定增加的前提下，采取由少到多的方针，而使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的个人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为了保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结合，对于公积金、公益金的积累，应当确定一定的比例。
一般地说，在办社初期，每年留的公积金（包括归还用于购买固定生产资料等基本建设方面的借款和投资在内）可以占当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五，以经营蔬菜、果树、工业原料作物为主的社留公积金的比例可以略高一些。
随着生产的提高和社员觉悟的提高，留公积金的比例可以在保证每个社员都能增加收入的原则下逐渐提高一些。
每年留下的公益金，不论哪种社，在办社初期都不可超过当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一，往后，也可以逐渐提高一些，但也以不超过百分之三为妥。
过去，有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发生盲目地“摆大摊子”的偏向，过多地扩大经营范围，过多地建立公共财产，违背了社员自愿、经济条件可能和生产需要的原则，虽然增加了生产，却使社员减少了实际收入，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和社外群众的疑惧，这对于生产和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经过1953年春天的纠正，这种偏向已经少见了。
但是，后来却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
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积极积累公共财产，借口“增加社员们的实际收入”，在增产很多的情况下也不按照需要和可能积累公共财产；
有些人甚至主张把社里的农业副业收入一扫分光。
如辽宁宽甸县有些社在去年秋收分配前就打算把社里的收益都分给社员个人，少留或不留公积金，甚至连牲口饲料也不肯提存，主张下一年“重打鼓另开锣”。
广东省1954年春季建立的二百多个社，在夏收分配中都没有留公积金和公益金。
还有许多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也留了公积金，积累了公共财产，却把这些全部都分配在各户社员名下，规定退社的可以带走，新入社的必须补足。
很显然，这种作法对于扩大生产和社的扩大也同样是有害的。
据吉林省白城专区杨凯同志来信说，他们就白城等县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积金、公益金积累情况作了一次调查；
发现这些社对于公共财产的积累不是按照需要和可能采取由少到多的方针，相反地，却是“由多到少”。
社的生产逐年提高，公积金、公益金的积累却不逐渐增加，反而有减少和不再积累的情形。
如张书堂领导的一个社，1952年积累了一千五百多万元公积金、公益金，占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多，虽然一般地说是多了一些，但是基本上是保证了每个社员的收入比过去有些增加的。
1953年，既不负债，又无灾荒，仅仅为了所谓“显示合作社的优越性”，片面强调社员多分红，把全年的总收入全部分给了社员个人，连原有公共财产的折旧费也没有扣除，这就反而相对地减少了原有的公共财产。
这样做，是不是就会使社员满意、使社巩固起来呢？
正相反。
社主任张书堂说：
“社员的心要变了，对社的发展不大关心了，对个人的发展可有劲啦！”
三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私有经济在迅速地上涨。
白城县的三个社，在建社后有十七户在两年内盖房四十五间，有十四户买了十六匹马，三个社的社员个人的羊已增加到二百六十六只。
当然，社员个人家里盖房、买马、喂羊也是应当允许的；
但是，问题在于社员都不肯多向社内投资发展集体经济，只顾私有经济的发展。
有的社员感到在社里还不如自己经营发展得快，有些社员已打算再买两匹马以后就退社。
赵玉文领导的社，1953年冬天以来死了一百多只公有的羊，没人过问；
有一个社员的羊不吃草，他连地都不顾铲，忙于给羊买药治病。
许多社员说：
“个人有就行，社里缺啥也不怕。”
既然社员不愿意积累公共财产，那就不积累，这不正合乎“坚持社员自愿的原则”吗？
当然不是这样。
自愿决不是自流。
当社员还看不见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的一致性的时候，领导者的严重任务，就在于耐心地教育社员。
如果放任自流，对于社的巩固，对于社员群众都是非常有害的。
在分配工作中，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每个社员都进一步认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关系；
并且要使社员认识社的扩大、公共财产的增加对于增加生产的好处，不要因为怕新社员“沾便宜”就不肯积累公共财产，不要因为算小账而丢掉更大的利益。
积累了公积金、公益金，还必须正确地使用。
如果随意把公积金、公益金移作别用，也就等于损害了公共财产。
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积累了公积金、公益金，却不知道它们的用途是什么；
有些社虽也规定了公积金、公益金的用途，在使用时却不坚持制度。
因此，有意无意地挪用公积金、公益金，或者把公积金、公益金闲放起来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
有的用去偿还一般的（不是增添固定生产资料用的）债务了，有的用作社内的奖励金了，有的用作社内干部的补助费了，有的当做行政管理费买纸张文具灯油等用了；
有的甚至在社内进行分配时因计算不精确有了差额，就拿公积金去补足差额了；
有的没有把公积金、公益金分清楚，只是笼统地留百分之几的“公积公益金”，结果大部分做公益金用了，或者全部作公积金用了。
据黑龙江省依安县委农村工作部包得邻、吕琛等同志来信说：
依安八区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3年试办第1年就增加了生产，“双隆”社积累了一千二百万元公积金，“依隆”社留了二百五十万元公积金。
“双隆”社的公积金，除买大车用了八百万元以外，其余的连公益金在内都“零花了”，欠国家的农业贷款也分文未还，另外也没有留农具修理费。
这样，需要用钱时就只好东挪西借。
“依隆”社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一点也没用到应该用的地方，完全借给社员用到私人生活方面去了。
分配期间，社主任还是这样想：
“留下点公积金，零花钱方便。”
领导方面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才改变了他们对于公积金、公益金的错误观念。
各地领导办社的同志，都应当检查一下各社使用公共财产的情况，对各种公共财产应当怎样合理地最有效地使用加以具体指导，并且经常地注意教育社员保护、爱惜公共财产，使公共财产真正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生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力量。

农业部召开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
确定今后三年发展的方针和今年生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在去年12月11日到29日间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
会议根据“投资少、收效快、收获大、不与民争地”的建场方针和为国家增产粮食、积累资金、积累经验、培养干部和示范农民等项国营农场基本任务对今年全国国营机械农场工作作了总结，充分交流了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并研究确定了今后三年的方针，具体规定了1955年的生产任务。
目前全国已有国营机械农场一百零一个（合并后现有数），其中去年新建和改建的有四十三个。
据初步统计，这一百零一个农场耕地面积共达二百八十多万亩，去年为国家生产粮食三亿六千多万斤。
多数农场做到了提高产量、降低成本。
主要作物小麦、水稻、大豆和棉花等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都超过农民的产量。
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前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五。
去年各机械农场的经营管理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初步实行了定额管理，减少了非生产人员，处理种籽、肥料和机务技术等方面也都有改进。
有的农场发展了多种农业经济。
但工作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场与场间生产很不平衡，在发展新场中仍存在盲目性，在经营方针和生产技术上还未能完全适应地域性的特点。
会议在分析这些缺点之后，指出今后各机械农场要依靠职工办好农场，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现有机器设备利用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机务技术、农业技术；
发展多部门农业经济，根据本场条件结合农业发展畜牧、林业、渔业等及农作物的换槎轮作；
要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全面贯彻经济核算制。
会议并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农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会议确定1955年到1957年国营机械农场发展的方针是：
巩固提高老场，有计划地发展新场，积极为第2个五年计划大量垦荒做好准备。
1955年要求全国国营机械农场耕地面积达到四百到四百三十万亩，播种面积三百万亩，生产粮食六亿二千万斤，皮棉三百六十万斤，养猪四万头。
　（新华社）

国产风动工具可完全自给
我国所需的风动工具将可以完全自给。
现在，全国已有一百多个单位向沈阳风动工具厂订制今年第1、二季度出产的产品。
这些单位包括第1、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交通部、铁道部、高等教育部等。
所订制的这些风动工具将支援马鞍山铁矿和炼铁厂大量生产生铁；
支援长江大桥和官厅水库水力发电站的修建。
此外，这些产品将帮助武昌造船厂修造船舶；
帮助修铁道的工人开凿山洞。
以前，我国所需的风动工具大部由国外进口，1955年开始，沈阳风动工具厂将以十三种风动工具大量供应全国各地，满足我国建设的需要。

宝成铁路成都广元段通车
除夕下午二时从成都出发的扎彩列车，在元旦上午十时到达广元站。
宝成铁路成都到广元段从此正式通车。
元旦清晨，人们成群结队从各处赶到广元车站。
广元各界五万五千多人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通车典礼大会。
参加大会的还有四川、陕西、重庆、成都和铁路沿线各县的代表。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余际唐在大会上剪彩。
这时汽笛长鸣，挂着毛主席像的彩车徐徐驶进车站，人群欢声雷动。
广元是西南、西北地区来往交通的门户。
宝成铁路成都到广元段通车后，对西南、西北的物资交流和支援宝成铁路南段广元以北的工程有重要作用。

平遥县净化乡供销合作社是怎样调剂食油供应的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应局
山西省平遥县净化乡位于晋中盆地，土壤肥沃，盛产粮食棉花及其它油料。
1954年，油料种植亩数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八，产油达二百多万斤。
其中大豆产量即占油料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四·八；
棉籽占百分之十九·七；
油菜籽占百分之一·二。
当地所产油料，据1953年估计，用作饲料的占百分之八，作为粮食吃的百分之七，出卖的百分之七三，种籽百分之四，换油、饼及加工的百分之八。
根据典型户的调查，1953年一般户（三—六口人）平均每月用油在一斤左右，收入较大的达二斤左右。
这个数目，也比从前多。
中农吴增荣，六口人，解放前每年只能吃五斤油，解放以后用油数逐年上升，1952年为十斤半，1953年十三斤半，1954年十八斤。
群众中一般是农忙、过节期间，用油量比重较大，婚丧喜事也用油较多。
平日用油较少。
1953年12月实行油料统购以后，群众用油的总量比以前少了一些，但每户的情况，则各有不同。
净化乡调查的七个典型户中，有五户（四户中农一户贫农）的用油量，比他们以前实用量仍有增加，两户（均为贫农）减少。
但是，由于供销合作社大力组织油坊代群众加工和调剂供应的结果，有力地克服了油料统购以后食油供应的困难，大体上解决了用油问题。
净化乡基层供销合作社前年08月租赁了一座已停工的私人油坊，并收购油料，加工成品，以油换料。
1953年08月20日至年底止，计加工了油菜籽、大豆、棉籽、小麻籽、芝麻、棉仁饼等一○五、九三九斤，按照县社规定上缴百分之四十五，并卖给文水县社和太原白格社共四、六七四斤，余数全部零售供应群众；
其中一部分支持去年一、02月份的供应。
去年01月，该社将这座油坊全部购买过来，又接收私人香油磨坊一座，代群众加工，以食油换油料帮助群众解决吃油问题。
在油料加工方式上，该社采取了存实预售工作，即发动群众向油坊寄存大豆。
1953年存油料最多时达二万多斤，去年也经常寄存数千斤。
为便利寄存户起见，随时可以取款，取油、取饼或加工。
对于没寄存油料的户也根据便利群众的原则，结合库存情况，随来随换，数量较大或库存不多时，代为加工。
去年一至08月份为一、一九三户群众加工豆子七三、六五二斤，产油七、二九八斤，解决了本乡和邻乡有料户的食油和饲料问题，因而群众都表示满意。
在调剂供应方面，油坊所取得的食油，除上缴县供销合作社外，一概零售供应群众。
净化乡供销合作社1954年一、02月份，利用1953年存下的食油，采取限量不限次，每次半斤油的办法按人口供应。
03月份以后供应办法改为根据用途，对象、缺油情况结合库存食油数量，灵活掌握，进行不定期不定量的调剂供应。
例如对缺油户，凭乡政府证明条供应。
群众节日用油，凭乡政府条、社员证或供销社发出的临时购油证进行供应。
婚、丧、产、病等特殊用油则采取经常的、不定量的供应办法，一概由乡（或村）政府掌握供应数量和开发证明条。
这样，通过油坊的加工周转，积累了食油，供应了缺油户，保证了生产用油和特殊用油，并以一定数量供应节日用油。
净化乡食油供应和调剂工作，也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目前该乡群众吃油的特点是：
有余料者就能吃到油，余料多者多吃，少者少吃，没有者不能吃（只好依靠供销社供应）。
出现了有的食油过剩和有的滴油难得的苦乐不均现象。
因此今后应大力鼓励农民进行有无调剂，并组织农民通过国家粮食市场进行油料的买卖，互通有无。
净化乡供销合作社所订出油率也低于实际出油率，黄豆每石出油为十四斤，饼一四○斤，黑豆十三斤，饼一四一斤，而实际上黄豆出油为十六斤半，饼一四二斤十二两，黑豆十五斤半，饼一四三斤十二两。
因此，每担少付出群众二斤半的油和二斤十二两至三斤十二两的饼，合一万三千多元至一万四千多元。
这是一笔不合理的收入。
今后供销合作社油坊加工应本着互不吃亏的原则办事，代群众加工应按照一般的实际出油率、出饼率支付油、饼。
如果为了要收购一些食油调剂缺油户，而减付食油，则应向群众说明，并以支付现款或减收加工费抵偿。
此外，还应更进一步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学习“李川江先进榨油法”的经验，提高出油率，增加油源，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目前净化乡存在两种浪费食油现象：
（一）生产用油全部以棉油、豆油甚至香油供应，为数甚巨。
（二）农民普遍以黑豆、棉籽喂牲口，消耗油源极大。
因此，我们建议：
（一）对生产用油尽可能找废机油和其他非食油代替，根据各地反映，废机油既好使又省钱，很受农民欢迎。
（二）提倡农民试以饼作饲料，用算细账方法，让农民知道，养一头牲口，一年喂豆六百斤，若以饼代替，无形中多得六十斤油，既能解决自家的吃油问题，又可出卖，帮助缺油户，一举两得。
这可以先在农业生产社作典型试喂，待证明效果良好，然后推广。

新造“民主拾号”客货轮下水
上海江南造船厂新造一艘沿海客货轮“民主拾号”于1954年12月27日顺利下水。
“民主拾号”轮是解放后我国制造的第一艘最大的沿海客货轮，它的结构坚固，在薄冰季节也能航行我国沿海各港口。
它的总长八十公尺，宽十四公尺，排水量二千六百七十二吨，比该厂不久前制造的“民众号”客轮的排水量大一千多吨。
这艘轮船能容纳五百七十二个旅客，并同时载运四百五十吨物资；
客舱内有软席、硬席、文娱室、妇婴室、浴室等，并有暖气设备、通风设备，以及完备的安全设备等。
这艘沿海客货轮是第1机械工业部船舶管理局自己设计的。
制造过程中采取了先进的分段操作法，因而节省了制造时间，该轮全部是电焊结构，采用的是苏联电焊规格，并严格进行了焊缝的检查。
该轮下水后即进入内部的装修工作，不久便可以参加我国沿海的客货运输工作。
　（本报上海记者站）

林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很快
全国林业互助合作组织有了新的发展。
据山东、陕西、原辽西等十五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已有各种类型的互助合作组织九万八千多个。
南方私有林区，实行组织起来合作造林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某些地区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现在林业生产合作社一般采取下列三种形式：
第1种形式是农林生产合作社和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这种合作社的特点是，土地统一经营，劳力统一使用，有一定的生产计划，在分工分业、收益分配、管理等方面也都定出制度和办法，能较全面地发展农林牧，并能克服山区多样性生产所引起的劳力安排上的矛盾和生产上的某些盲目性。
第2种形式是林牧生产合作社，它的特点是林牧结合，在入股评分、收益分配、社务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的办法，但还没有和农业结合起来。
第3种形式是专以经营林业为主要内容的林业生产合作社、造林合作社、联村造林合作社等。
它们的特点是只在林业生产上互助合作，没有和农业的互助合作统一起来，生产内容比较单纯。
采取这类形式的多半是在有大面积的宜林荒山、沙滩亟需造林的地区，或是以林业为农民主要收入的地区。
以上三种合作社现在全国还只有六千多个。
在林业互助合作组织中最大量的是常年互助组（临时性的造林小组、造林互助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
常年互助组的成员比较固定，能统一安排农林工作，而且实行简单的记工换工办法。
因此，这种形式可以为以后办社准备思想和物质基础。

林业区划工作有效果
我国去年进行的林业区划工作，已获得良好效果。
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贵州、云南、四川、吉林、黑龙江等二十个省已分别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区划工作。
其中有十个省已初步提出了二百八十九个县为林业重点县或林区县，江西、福建两省并划定了三千七百多个乡为林业重点乡。
浙江开化、山东平邑等县更在林业区划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发展山区生产的计划。
林业区划工作促进了广大山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第1，它使各地领导方面明确认识了山区生产的方针，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农民的生产习惯来领导群众进行生产。
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林业工作。
如福建省三元县沙阳乡划为农、林并重的乡以后，便立即召开了乡主要干部会议，发动互助组选择林地，制订造林计划，为国家生产大量的木材。
该省清流县大横乡，耕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百分之四点八，全年林业收入占百分之八十；
自划为以林业为主的乡以后，即按照农、林生产季节，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力，克服了过去农、林生产所引起的某些矛盾。
第2，它鼓舞了山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巩固了建设山区的信心。
如河南林县实行林业区划工作以后，群众认识了山区的生产潜力，兴奋地表示：
我们不但能支援国家工业化，而且还能过好生活。
过去群众单纯依靠政府贷种、贷苗，在进行区划以后，许多群众除自行采种外，并委托政府购种五万多斤。
又如山西省平顺县南河沿岸八个乡，群众在进行林业区划后，纠正了想往平川搬家的错误思想。
第3，它推动某些山区克服生产上的盲目性，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生产。
如浙江开化县领导群众广泛讨论后，划定全县百分之五十二的荒山植杉林，百分之十二植松杂林，百分之八植油茶林，并决定在十年内完成这一计划。

武汉长江大桥地质勘探工作即将完工
当长江的波涛因为落水期到来而开始逐渐平静的时候，武汉大桥的水下地质勘探工作即将全部完工。
这个勘探工作早在1950年03月就由中央铁道部着手进行普查。
在去年06月以后，中央地质部、水利部又从官厅水库等著名工地派来了大批优秀的职工参加这一工作。
从那时起，大桥的设计勘探工作即进入全面开展的阶段。
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勘探人员，过去都长期在陆地上生活，但去年却在百年未有的高水位下英勇地坚持工作。
为把套管插入深邃的江底，工人们曾在湍急的江面上打捞浮漂物。
浮漂物中往往毒蛇成群，因而人们天天必须和毒蛇搏斗。
那时候长江曾经不止一次受到六、七级大风的侵袭，地质勘探人员们工作的趸船在惊涛骇浪中常常凶险丛生，但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岗位。
武汉大桥的地质勘探工作先后曾根据八个方案进行。
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一百八十九个钻孔的钻探，总计深度达三千五百余公尺。
这些工作的完成，对于大桥的选线和设计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现在停泊在江心的趸船上的钻机正在最后一批钻孔上工作，长江水下的勘探工作很快就要胜利完成了。
　（本报武汉记者站）

注意保存红薯
最近有些地区，因天降雨雪，发生了红薯窖上水、倒塌和红薯腐烂冻坏的现象。
据河南省许昌、信阳、商邱、南阳四个专区十八个县市的统计，红薯窖上水的有七万五千一百五十个，已倒塌七千六百五十七个；
许昌、鄢陵、上蔡三县已坏或将坏的红薯有六十四万多斤。
安徽省有些地区也发生了红薯冻坏现象，仅涡阳一县，据不完全统计，就冻坏红薯二百五十五万多斤。
红薯是我国人民喜爱的一种食物。
在去年遭受水灾地区，更是当地人民目前的主要食粮。
红薯保存的好坏，对灾区人民解决当前生活问题和渡过今年的春荒，都有很大关系。
为了减少红薯损失，河南省各地正积极进行抢救。
西华县组织县、区干部二百多人深入灾区，专门进行这个工作。
扶沟县有四千五百八十七万斤红薯被水浸湿，该县采用群众分吃、切晒薯片、换窖、磨粉等办法，两天内就抢救出二千七百五十五万多斤。
为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应立即组织干部，深入农村，领导农民对红薯窖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红薯窖不能防水和御寒的，应加以修缮；
红薯窖已经倒塌或积水的，要立即进行抢救。
根据历年的经验，抢救被水浸湿的红薯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一）切晒红薯片；
（二）发动当地群众分吃，以后慢慢归还；
（三）磨粉贮存；
（四）用救济款适当购买一部分来救济灾民。

胜利的航程
本报记者　高长任
川江航运史上新的一页
1954年12月17日的晚上，宜昌港岸上扎起了牌楼，彩灯闪耀。
江面上停泊着的四艘大型客货轮和一艘工作艇喷吐着煤烟和蒸气，桅杆上吊起了一串串的彩灯，船的四周插满了各色旗帜，在江风中飘扬。
搬运工人忙碌地装卸着货物。
船上、岸上的人们，下午刚开完了庆祝川江航标改革的大会，现在又在等待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这个时刻在18日上午四时到来了。
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张明发布了分段开放川江夜航的命令，他命令航川、华源、民权、民熙、夔峡五艘轮船立即开航。
这时，岸上响起了鞭炮声和掌声，江上的所有轮船都拉响了汽笛，庆祝川江航运史上新的胜利。
那五艘轮船在欢呼声中徐徐开动，推顶着拖驳，开始了胜利的航程。
船队沿着新设的导航标志逆水而上，驶进了西陵峡，便进入川江。
这川江素以它的凶滩恶水而著名，不仅水流湍急，江面狭窄，而且江底礁石众多，航道弯曲。
多少年来，在川江上不知损坏了多少船只，丧失了多少人命。
但是，川江又是我国西南各省和内地各省联系的唯一交通大道，西南各省的粮食和土特产、内地支援西南的工业建设器材，都得从川江运出来和运进去。
这几年来，在川江海员们的努力下，运输量大大提高了。
可是大批船舶只能白天航行，由于过去没有显著的航标，常常发生海损事故。
据1950年到航标改革前的统计，川江的大小海损事故发生了二六六起。
也有少数船舶利用月光夜航，但也存在很大的危险，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
由于川江天险，使长江上游的运输潜力不能进一步发挥。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川江的运输任务更加繁忙了，如何进一步发挥川江运输潜力已成了迫切的问题。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长江航运管理局在1952年底就开始在几处险要航道上进行炸礁的工程，这个工程目前仍逐步进行。
去年11月份在川江全长百分之六十的地段设置了新式航标，使川江上来往的船舶可以分段夜航，船舶周转率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12月18日正式分段开放川江夜航就为川江航运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
对全国内河航道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创举。
航道上的岗哨
在航程中，我们看到了锁链式的内河航标。
船离宜昌码头，便见南岸一盏红灯，我们乘的华源轮就顺着红灯前进。
有时，船旁出现了点了灯的三角浮标，掠船而过。
船员说：
“这是指示水下有障碍物，船只不能靠近。”
走了一段，红灯没有了，原来北岸上又出现了一盏白灯。
华源轮便掉转船头，驶近北岸。
船员说：
“这叫过河标，必须过河才能走上航道。”
我们的船就是这样追着一个一个灯光前进。
天亮时，恰好驶近川江著名的险要地方——“崆岭”。
这地方没有灯标，船只必须在白天通过，可是我们已争取了四小时的夜航时间。
19日，船出三峡后离万县还有三、四十里，天就黑下来，江内的航标都亮起来了。
在一段地方，红白灯光把江面排成一个巷道，我们的船在巷道中航行，安全抵达万县。
熟悉川江航道的同志告诉我，如果没有航标，这天晚上就到不了万县，只好在巫山停泊。
因为川江险恶，那怕摸黑航行一两个钟头，也要发生海损事故。
如果航行的船只估计有一两个钟头赶不到前面的目的地，就得在原地停泊一天或半天。
过去船舶非生产停泊时间比例大，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航标，可以起早摸黑赶路，夜航两三个小时，就可争取一天的航行时间。
他说：
“这就是航标改革和分段夜航的作用，就是这样提高船舶周转率的。”
这是川江上第1次出现的新式航标。
为了建设这些航标，苏联航道专家克勒米克夫同志曾四次亲自到川江，在设计思想和制造航标的具体细节上，都给了不少的帮助。
为了设置和维护这些航标，航标站的工作人员曾经克服了许多困难。
在老鼠洞航标站，有个叫碎石滩的地方设了一个岸标。
有一次，川江水涨，木船不能靠近岸标去点灯收灯。
航标员郑兴高每天就跑十六里路绕道爬到山崖上去点灯。
其中有半里路非常陡峭，他就用两手两足爬行，灯不好带，他就衔在嘴里。
他这样一直坚持了半个月。
在另一地方，由于同样原因不能用正常方法去工作，每天早上和晚上，郑兴高让同伴们用绳子系住他的腰，从悬崖上吊下去。
事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怕危险，他说：
“这山崖再险，也没有‘智取华山’电影上那么险。
我们不克服这些困难，如果轮船出了事，那要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
现在，千里川江线上，有五百四十名航标站员不避风雨，在急流中艰苦地工作着。
苏联专家说：
“航标是航道上的岗哨。”
的确，这些不同类型的航标，就是川江上的交通警察，它们不会说话，可是能给来往船舶指引出安全航行的方向。
川江海员的欢乐
船出三峡，遇到很多装满了粮食和土特产的船队。
在老远的地方，下水船就拉响了致敬的汽笛。
两船靠近时，船员们互相招手、欢呼。
海员们都为这次分段开放夜航而喜悦。
从此，他们不仅航行的安全有了保障，而且，每一次上下水都可缩短两天的航行时间。
海员们在川江运输上早就创造了奇迹。
从1952年开始，他们在川江上就推行苏联一列式拖带法和顶推法，顶推的驳船，由两艘、三艘最多发展到顶推五艘到七艘。
夔峡轮在解放前只能拖带一百吨的驳船，现在，还是那条船，那么多的人，却能推顶三百吨到七百吨的货驳。
就是这样，由于川江不能夜航的限制，还满足不了川江运输的要求，在航标改革前，宜昌、万县、重庆的码头上，堆积了很多货物，等待装运。
有了航标以后，每艘船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周转率，川江运输就更加繁忙了。
对航标改革和分段开放夜航最高兴的是驾驶员和引水人员。
他们过去为了熟悉川江航道，要用很长的时间死记住沿江的石头、树木、房屋当作航行标志。
这些自然标志一有变动，或者他们稍一疏忽，就要发生海损事故。
华源轮三引水杨万华感慨地说：
“解放前，天一黑轮船在川江上便成了瞎子，解放后有时利用月夜航行，等于瞎子有了一个拐杖，现在，有了夜标，我们夜航就像睁开眼睛在白天走路一样。”
现在，江底的秘密被全部揭露出来，青年的驾驶员只要认清了航标，便可很快熟悉了航道。
以后，引水人员也要学习驾驶技术，把驾引合一起来。
21日下午四时，我们的船队安全抵达重庆。
首次利用灯标分段夜航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当晚这些船队卸下从宜昌运来的铁、钢、水泥和其他工业品，装上粮食和土特产，又要开始从重庆到宜昌的航行。
今年，在千里川江上，将要全部开放夜航。
1957年江里的暗礁和险滩将扫除干净。
那时，让川江更驯服地为国家运输事业服务，让千百艘轮船日夜不停地行驶在川江上。

雅河口村建立一个小水电站
辽宁省桓仁县二区雅河口村由政府帮助建立了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
现在，这个小型水力发电站送的电除供给在雅河口村的区公所、卫生所、供销合作社、小学校和二百多户居民照明外，并开始帮助农民脱谷和碾米。
用电力带动的一台打稻机，每天八个人脱稻谷两万二千斤，比过去农民用脚踩打稻机提高效率四倍。
1953年，这个村的农民利用内燃机（烧木炭）带动十马力的碾米机两台，一昼夜可碾稻米一万二千五百斤；
现在，他们利用电力带动同样的两台碾米机，一昼夜碾稻米两万斤，不仅提高了碾米效率，每昼夜还节省木炭四百斤、甘油四斤多。
这个小型水力发电站大大促进了互助合作的发展。
现在入社农户已由建站前的七十九户增加到一百七十八户。
　（谢宗义　徐才）

党组织应该严肃对待国家法纪
本报记者　曹葆铭
去年07月25日上午，武昌造船厂铆钉工段段长李桂林（候补党员）接受了铆一块铁板的任务。
这块重达六百多公斤的铁板，需要翻个面才能施工。
本来，翻铁板是属于上一工序的工作，但李桂林没有严格执行交接制度，含糊地就将它接受下来。
在翻这块铁板之前，工人王世和向他建议：
“铁板背面脚点要有人顶住。”
他不听，也没有研究操作方法，就盲目指挥起来。
结果铁板竖起约半人高时，因为铁板背面脚点无人顶住，滑动倒下，把工人王世和打伤了。
这时候，工人袁金汉又向李桂林建议：
“再不能用人翻了，要用吊车吊。”
工人顾纪根也说：
“旁边有吊车，为什么不用吊车呢？”
他回答说：
“吊车上没人。”
袁金汉又告诉他：
“吊车上有人。”
但他嫌用吊车麻烦，强调没有“千斤”等理由，仍旧不接受工人建议。
他又想起翻铁板不是自己的工作，就去找前一工序的工段长。
中途遇见前一工序的七级工人范根荣，他就拉范来帮助翻铁板。
但是，他只向范简单说了一句：
“刚才翻滑了，打伤了王世和，要想办法注意。”
说完了，就自行离开现场。
范根荣找来几个工人又把铁板竖起，因为现场没有人负责指挥，工人步调不一致，结果铁板右角又滑动，把工人王妙根打死，工人孙穆庚打伤。
事故发生后，有关机关都派人到厂进行了联合检查，认为这次重大伤亡事故基本上是由李桂林的错误造成的，并初步提出了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在处理李桂林的意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最初，有关机关联合检查组认为李桂林在行政上应受撤职处分，同时建议由武汉市人民检察署进行侦讯，按其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中共武昌造船厂委员会多数委员却提出了“本厂制度不健全”，李桂林“很老实”、“平日工作积极”、“动机善良”等“理由”，主张只给记过处分。
后来，武汉市人民检察署根据侦讯结果，认为李桂林玩忽职守，情节严重，按照宪法第100条和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第16条规定，应受刑事处分。
中共武汉市委接到市检察署党组的报告后，认为必须严肃法纪以保卫国家经济建设，就作了“李桂林玩忽职守，应受刑事处分”的批示。
武昌造船厂党委会见到市委批示感到“很突然”，“是个新问题”。
但是，他们又不积极地去研究领会批示的精神，把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相反地，他们仍然强调发生事故的客观原因，顾虑这样处理可能犯“惩办主义”的错误。
他们甚至认为武汉市委只是根据市检察署党组的报告作批示（武昌造船厂党委没有把这次事故向上级党委作书面报告），市委“不了解实际情况”。
同时他们还在市检察署党组报告中某些事实细节上纠缠不清，使事情拖了一个月。
后来，上级党委催他们写报告，这才花了三天时间（这样做使当时的增产节约运动受到了影响），重新进行调查，整理出一份报告来。
其实这个报告中所叙述的事实与市检察署党组的报告并没有出入，只是在分析事故原因时，他们仍然强调“制度不健全”等“理由”，坚持只给李桂林行政处分——撤职。
这件事情一直拖到10月29日，武汉市委第3书记李尔重召集武昌造船厂党委书记刘广泉和有关单位党员负责干部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大家严格地批判了武昌造船厂党委会的错误意见，该厂党委书记刘广泉也作了初步检讨。
这才使这件事故得以正确处理。
中共武昌造船厂委员会在处理李桂林责任事故中的错误在哪里呢？
正如中共武汉市委所指出的：
他们不是以对工人阶级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态度来对待革命法制，严肃处理责任事故。
他们错误地以为国家的法律只对反革命分子、惯窃和流氓才适用，而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法律人人必须遵守，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应该成为守法的模范。
这个厂党委书记刘广泉事后也检讨说：
“像李桂林这样历史清白，工作积极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违犯了国家法律时，我怎么也认识不到应该给以法律制裁。”
武汉市委已经明确指出，李桂林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而造成了打死、打伤人的严重事故，他就必须负法律责任。
他平日工作积极和动机不坏等，只能作为审判机关量刑时的参考，绝不能因此不给予法律处分。
道理是很明白的。
但武昌造船厂党委会却不这样认识，他们强调“要对一个干部负责”，李桂林既然“平日工作积极”，“动机不坏”，如果给予刑事处分，似乎就说不过去。
按照他们这种认识，就是说：
一个人犯了罪，就可以因为他平日工作积极原谅他，而不给予法律处分；
一个人只要动机善良，就可以不对他的行动后果负责；
作为一个工厂的党组织就可以只对自己认为好的干部负责，而不必对全厂工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这样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这样作的结果，就会使社会上出现一些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人，就会削弱了革命法制的威力，使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缺乏法律的保障。
据工人反映，就在这次事故发生时，有些参加翻铁板的工人看见李桂林一再不接受工人建议，不考虑生产安全，就感到生命没有保障，借口上厕所，而不参加第2次翻铁板的工作。
这就更具体说明如果再不严肃地依法给违法犯罪分子以法律处分，工人群众就会感觉到国家法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命以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很不利的。
武昌造船厂党委会错误地把执行纪律和教育对立起来，强调怕犯惩办主义的错误，就不敢严格执行纪律。
过去他们在执行纪律时，对群众的教育工作作得不够，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形成从道德上抵制败坏劳动纪律行为的风气。
所以上级机关曾经提醒过他们要防止惩办主义的偏向。
但他们没有认真领会上级指示的精神，还不懂得对违法乱纪的人严肃地给予处分，实际上对大家就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同时，只要处分是正确的，而且在执行纪律时，注意对群众对受处分者进行充分的教育，就不会犯惩办主义的错误。
他们因为怕犯惩办主义错误、怕影响别人的积极性，不同意李桂林应受刑事处分，而群众对他们这种态度是什么反映呢？
大家一直都在观望着，看领导上怎样处理李桂林的错误。
紧接着，一个七级工人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七十五马力的柴油机机座与机身报废事故，损失国家财产八百多万元。
领导上对这件事也迟迟不作处理。
工人很不满意，都说：
“七级、八级工人出了事故都不处理，我们三级、四级工人出点事故算什么！”
武昌造船厂劳动纪律松弛，事故频繁，机器损坏很多，在一年零十个月中，伤亡事故竟达七百多次，死五人，重伤八人，仅工资与生产两项就损失国家财产十三亿三千多万元。
这个厂机械车间去年上半年便损坏了机床二十八部。
这种情况是和厂里党委不重视革命法纪、不严肃处理责任事故的错误分不开的。
当武昌造船厂党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正确地处理了李桂林的问题，积极地向群众进行革命法制的教育以后，群众情绪并没有受什么影响，相反地大家都认为李桂林应受刑事处分。
在武汉市委领导下，这件事情现在已告一段落：
李桂林已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了徒刑；
武昌造船厂党委会正积极地通过这个案件向群众进行革命法制与劳动纪律的教育，同时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但这件事的教训却值得我们很好记取，特别是在宪法公布以后，革命法制正日趋完备的今天。

对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的意见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缪炳林投来题为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一稿，内容摘要如下：
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必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斗争武器，必需清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以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代替它。
但是，刊载在“文艺报”1954年第22期上的胡风先生的发言，虽然也有一部分可取的意见，但总的精神却是不正确的。
在这个发言里，胡风反对过去“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对阿垅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反对文学必须有民族形式，反对批评作品必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在这个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次严重的思想斗争中，企图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公开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企图趁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展开斗争的时候，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拿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代替它；
企图趁反对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有领导地开展学术界自由讨论的同时，造成文艺思想上的混乱，达到他的臭名远扬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复辟的目的。
文学界所看到的新生力量是白盾、李希凡、蓝翎那样的生气勃勃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战斗者，而胡风先生所看到的“新生力量”却是“要在文艺创作中为其它阶级来与工农阶级争‘主角的资格’”的阿垅先生！
“曲解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伟大成就的评价，借强调现实主义之名而贬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作用”〔一〕的阿垅先生，就是胡风先生心目中的“新生”力量！
胡风先生的发言对“文艺报”同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美学观点和平共处的批评是应该的，然而对于阿垅先生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却又百般加以庇护，这是为什么呢？
必需指出，胡风先生拿阿垅这个问题出来“打反攻”决不是偶然的，原因就是胡风先生同阿垅先生的文艺理论具有共同点。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否定世界观和生活实践在创作中的作用，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区别，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反对文艺思想中的阶级观点〔二〕。
稍为关心一点文艺的同志都还记得，1952年和1953年“文艺报”曾发表过几篇文章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他没有认识也没有深刻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相反，1953年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课时，还继续发挥他的错误观点。
随便举个例子吧。
他说：
“谁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个社会的东西在每个人身上都有。”
谈到作家如何体验反面人物的思想感情问题时，他说：
“到你写反面人物时，那就要这样去体验：
比如写奸商，我们见了便宜的东西也是想买的，这一点萌芽的东西就可供给我们体验，”“刽子手的思想感情我们能不能体验呢？
我说能的。
当我们恨极了一个人时，常说：
‘妈的，我枪毙你！
’我们要把这种思想从思想中找出来，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体验到了刽子手的感情。”
（大意）看！
原来一个作家也会有奸商思想和刽子手思想。
按照他这种讲法，品质极坏的人也可以有英勇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品德，天下还有什么善恶是非呢？
作家要是有奸商和刽子手思想，怎么能写好作品呢？
作家之所以能够描写丑恶，主要是由于作家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对生活理解得深刻，对丑恶具有切齿仇恨之故，决不是因为作家本身有丑恶的思想，所以才能描写丑恶。
胡适派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应该反对，朱光潜的资产阶级美学观点也应该反对，阿垅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应该反对，而我们同胡风的资产阶级的“主观战斗精神”也决不能和平共居，也应该反对！
我们必需反对一切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管他以什么名目出现。
反对压制新生力量，决不是保护反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于它们，那怕只是一星星、一点点的暴露或萌芽，都要给予坚决的“压制”。
开展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决不容许资产阶级理论的自由泛滥，决不容许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毒害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
〔一〕周扬：
“我们必须战斗”。
〔二〕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详见“文艺报”
总第79期林默涵的：
“胡风的反马克思
主义的文艺思想”与总第80期何其芳的：
“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在对青年的阿谀下面……
南京第8文化速成中学陈辽投来题为“在对青年的阿谀下面……”一稿，内容摘要如下：
胡风先生在两篇发言中，摆出一种给青年、小人物打抱不平的姿态，极尽对青年、小人物阿谀的能事，企图煽动起青年、小人物的“斗争要求”，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斗争，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报“人民日报”进行斗争。
请看看这些令人作呕的阿谀罢！
“青年同志们能够执行了这个先锋的斗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他们的斗争要求结合起来了的结果。
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
因为，他们是在革命斗争中教养出来的，身上的旧影响少，能够感受到我们看不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是宝贵的真理，不会歪曲它，一和他们的斗争要求相适应，那就变成了斗争的武器。”
“就是现在所说的小人物罢，当他们被斗争要求所推动，是能够在某一关联上接近、投入、掌握马克思主义，把那当作斗争的武器”的，不仅如此，胡风先生在他两篇发言中还大为青年、小人物叫屈。
他以李希凡、蓝翎二同志为例，说“如果没有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他们这篇批评就消灭了，他们自己也就被闷住了”。
似乎这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纯粹是一个偶发事件。
接着他甚至企图歪曲这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是党直接领导的客观事实，把功劳完全放在李希凡、蓝翎二同志身上，说什么“如果埋没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上面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打不开这一个缺口了”。
但是，胡风先生并不停留在阿谀这一点上，他进一步提示是谁首先压制、打击了青年和小人物。
他举出了1950年03月“解放后是破天荒的耸人听闻的例子”，明白告诉大家正是“人民日报”“破天荒地”而且还是不断打击了一位具有强烈的“斗争要求”的小人物，并使那位小人物“已经到了非完全被闷死不止的地步”。
至此，胡风先生以青年、小人物的卫护者自居，已是直接向党报进行攻击了。
以后胡风先生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对于十多年来追随革命的阿垅（就是胡风先生一再为之呼冤的那位小人物）尚且这样，至于我们的青年作者和青年读者，会处在一种什么状况里面？
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接触到过青年作家底苦恼和青年读者底不满的。”
这样，就把我们目前的文艺界描写得简直是漆黑一团，毫无光明了。
我们认为青年是代表新生力量的，但青年之所以可贵并不是如胡风先生所一再强调的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发性的“斗争要求”，而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小人物是应当重视的，但小人物如果具有错误观点，也还是应当受批评的。
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对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所放出的第一枪是可贵的，但不能忽视这场斗争是由党发起、领导和支持的。
共产主义思想是“从外面”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的，提倡自发性的“斗争要求”，只能说是拒绝和轻视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工作，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
对青年、小人物的阿谀、逢迎，给青年、小人物打抱不平的任何虚伪姿态，都掩盖不了胡风先生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青年、小人物要的是正确的指导，热情的帮助，并不要胡风先生别有用心的阿谀逢迎；
我们青年、小人物要的是党的忠告和批评，并不要胡风先生无的放矢的呼冤叫屈；
我们青年、小人物要的是对我们共同事业的真正的关怀和爱护，并不要胡风先生的把这次思想斗争看作是个人私事的庸俗的态度；
我们要的是对“文艺报”错误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分析，并不要胡风先生对“文艺报”流虚伪的同情的眼泪！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党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和文艺修养的老同志和新同志也是很多的（并不如胡风先生所自称的“我们老同志不多”），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取得对这次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彻底胜利。
无论什么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伪装起来，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万丈光芒的照耀下，被党和人民所揭破，而使它原形毕露的。
应该这样看待革命报刊工作吗
沈阳市陈明权来信说，这次对俞平伯先生在
“红楼梦研究”和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我们继批判“武训传”之后又一次广泛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尖锐的斗争。
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地参加这一个斗争，使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进一步的提高。
我是一个喜爱文艺作品的读者。
在这场斗争中，看到胡风先生的不正确的态度，我忍不住来说几句；
同时，也作为一个建议。
读了胡风先生的发言，特别是在11月07日这天的发言（1954年“文艺报”第22期），不能不令人怀疑胡风的批评的锋芒，实际上是针对着“人民日报”。
他批评“文艺报”，只不过是“穿针引线”，借题发挥。
胡风因“人民日报”批评了阿垅的错误的文章，所以“义愤填膺”，所以要攻击“人民日报”，攻击袁水拍同志。
胡风并以自己狭隘的想法，硬说“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月报”之所以批评阿垅的书，都是与袁水拍同志有关系。
他把革命报刊的工作看得如此庸俗，实在是可惊的。
胡风那样“激动”地一再为阿垅的错误文章辩护，谴责曾经批评过阿垅作品的同志和文艺刊物，这不仅使人感觉到胡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缺乏接受正确批评的应有态度，而且，胡风对待阿垅那种宽宥态度，与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温情”并无两样。
因此，从胡风先生的发言来看，就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
胡风在无产阶级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这场斗争中，为了阿垅的作品受批评的“委屈”而乘机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月报”进行报复。
我们新中国的文学，是反映我们国家的优越制度的。
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武装起来的。
我们的文学应是遵循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刻划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英雄人物。
那末，我们的作家就应该热情地努力反映一切进步的、新的、成长的东西，不遗余力地打倒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残余、落后的东西。
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我们文艺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所以，在文艺界，应该经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不应该是阿谀的，不应该是宗派的和友情的，而应该是真正的、大胆的、不偏不倚的、有思想性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
（日丹诺夫：
“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作家不断提高作品的政治水平与艺术水平。
希望胡风能够端正参加这场斗争的态度；
并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看罗马尼亚影片“理想实现了”
唐漠
编剧：
根据密哈伊尔·萨托维亚努所著小说改编
导演：
玛·萨托瓦维·伊里乌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电影制片厂出品
翻译：
尹广文　配音导演：
白景晟　东北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
罗马尼亚影片“理想实现了”所描述的是罗马尼亚一个普通的农民米特里·柯可尔的命运。
这个农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
他在地主家庭中的受折磨，他在反动军队里的非人生活，他在侵略战争中又被送往战场……；
但是这些苦难并没有压倒他，在农村的黑暗和战争的风暴中，米特里经受了锻炼，并且找到了真理。
影片所描写的米特里受折磨的一些场面，是一幅幅揭露人吃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的图画。
米特里被警察局毒打了一顿的一场戏就是一个例子。
他为什么挨打呢？
那不过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哥哥面前，对他的主人——地主克利斯加表示了一点不满，而已经堕落为地主走狗的他的哥哥把他的不满向地主密告了，地主就假手警察局去打了他一顿。
在这一场戏里，各个人物的性格得到了鲜明的刻划，同时它也对旧社会作了有力的揭露，对于无依无靠的米特里来说，旧的社会就像一个布置得极为周密的陷阱，只要你稍一表示不满，就立刻受到了严重的迫害。
米特里在反动军队里的那些生活场景也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那无休止的、折磨着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操练，那狂妄而又愚蠢到极点的军官的训话。
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士兵都可能被当作小偷来对待，军官在大声地对他们叫道：
“你们中间有没有偷东西的？”……在那样的军队里，人的地位和尊严是完全被磨灭了！
影片着重地描写了米特里的成长过程，描写了他如何在受折磨的生活中一步步地提高了认识。
在表现米特里那种天真纯洁的内心，和他对待压迫者的不屈精神方面，影片的描写特别动人。
当他拿着粪义对抗那狠狠地追赶着他的伦古——他的哥哥的时候，那是他第1次对生活表示了抗争的态度。
在父母的突然逝世以后，他原是满心希望得到他亲生哥哥的同情，那知所得到的却是完全两样——他的哥哥要把他从家里赶出去。
生活为什么这么残酷？
从他那年幼无知的眼睛里，我们第1次看到了米特里向生活提出了疑问；
但是到后来，当他当过了几年长工，受过了很多折磨以后，当他被警察毒打了一顿，从警察局里冲出来，再遇到地主克利斯加的笑脸的时候，米特里已经更进一步地认识地主的诡计和狠毒了。
他愤怒地把地主老婆给他的钞票扔在地上，并且用脚踩着。
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农民对地主的仇恨。
严酷的生活就是这样地教育着、锻炼着米特里，因而当他得到了党的领导，当他在兵营中遇到了“为穷人的权利而斗争的人”的时候，当他在苏联被俘时期亲眼看到了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很快地就成为一个坚强的为着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战士了。
在米特里身上，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农民所有的坚强的毅力，我们看到了他们那种坚定不移的追求真理的精神。
尽管困难重重，尽管风吹雨打，但是米特里像一颗茁壮的幼树，坚定地、倔强地往上长。
影片着重描写的另一个人是米特里的哥哥伦古。
他最初虽然并不富有，但作为一个磨坊老板，后来又当上了村长，他已经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的附庸和走狗了。
通过他向地主克利斯加密告他弟弟表示不满时的一段谈话，影片一针见血地刻划了他的性格。
他先说：
“我想了好半天才敢来见你，是我老婆叫我来的。”
又说：
“这话很难说，这是我兄弟的事儿，我可怜他。”
这样假装了半天，才说出了他的来意，“他可挺厉害啊……我可不能打他，叫别人打吧。”
这是多么愚蠢、无耻和贪婪的脚色。
为了霸占自己兄弟的一小块地，为了得到地主阶级的青睐，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良知。
作为一个腐朽的没落的阶级力量和一个新生的追求人民幸福生活的力量来看，兄弟两人之间的对比是多么强烈！
米特里，罗马尼亚农民的新的一代，以淳朴善良的心地进入了社会，在现实和党的教育下，找到了生活的真理，看到了新的生活的方向。
在这里，影片在描写我们主人公道路的同时，还表现了另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罗马尼亚普通人民对苏联的友谊，以及统治阶级对苏联的仇视。
这两种态度，也几乎成为贯穿着整个故事的一条线索。
在伦古那里，米特里听到地主阶级对柴纳茨——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农民的敌视；
但是，在柴纳茨大叔那里，少年的米特里第1次看到了一本题为“今日苏联”的书，听说了世界上还有那样一个没有地主克利斯加和磨坊主的国家。
当罗马尼亚反动政府追随在希特勒后面，将要参加到侵略苏联的战争里去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村子里的青年人唱着忧伤的和对统治者充满愤怒的歌。
但是地主和伦古却盘算着粮食、羊毛等物资的价格，盘算着他们会在战争里获得暴利。
在兵营里，米特里的老师同他说明为什么穷人总是那么苦，地主阶级为什么要支持这个战争，他们的将军为什么要叫喊着去参加“最神圣的”战争，叫喊着“元首希特勒万岁”。
这时候的米特里已经不是年幼无知的小孩了，他已经懂得更多了，当他即将被送往苏联战场的时候，他的爱人娜塔茜亚向他说：
“……村子里的人都在掉眼泪，眼看着都要走光了。
把咱们送到外国去干么？
咱们靠着劳动吃饭的用不着战争。
咱们没有什么可争的。”
米特里的回答是：
“你说的对，我们跟东方那些人没有什么可争的。
我们要在这儿战斗！”
这时候的米特里已经开始有了坚定的目标和明确的意志了，他已经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他已经明白了要按照什么模样去建设自己的新生活。
“我们要在这儿战斗！”
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侵犯别人，我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幸福的生活，并且扫除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一切敌人——这是千百万人民的声音。
让战争贩子们也来听一听这样的声音吧。
自从苏联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起，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就梦想着消灭苏联，并叫喊着向东进军。
一直到今天，也还有一些丧心病狂者在作着这样的打算。
他们并没有从历史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今天还作着这样的痴心妄想已经狂妄到什么程度！
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人民觉醒了，千千万万的米特里已经觉醒了，他们已经从痛苦的生活经验中走过来了。
欧洲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出卖人民、支持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所付的代价是多么惨重，只就罗马尼亚一国来说，为直接参加战争的结果，罗马尼亚人民牺牲了五十多万。
影片中所重现的当时战争的若干镜头，它的意义是深重的。
今天，罗马尼亚的人民，已经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正坚决地建设着像苏联那样的生活，并且以新的突击队一员加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团结和友谊的力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我想，这一点正是影片“理想实现了”的重要主旨，也正是人们热烈欢迎这一影片的原著〔注〕，及第7届国际电影节授予这一影片以“争取社会进步斗争奖”的重要原因。
人们在这里看到了他们自己所经历的道路，看到了他们自己对和平生活的愿望和坚定信心。
〔注〕影片“理想实现了”的原著“米特里·柯可
尔”在罗马尼亚已经出版了一百多万册，并
已被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它的作者密哈伊
尔·萨托维亚努，罗马尼亚杰出的政治活动
家，伟大的作家，并曾因此获得1950年
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金质奖章。

铜臭染污了灵魂
廖西来
1954年11月30日中午，沈阳市徐州街三号辽宁省文联创作组的小楼里演出了一出很不雅观的丑剧：
在厨房，一个正在切菜的青年妇女恶狠狠地瞪着一个老太太说：
“车票都给你买啦！
你走不走呀？”
年老的女人回答说：
“你们这么撵我，我还得些日子才走哩！”
青年妇女一听这话，立刻耍起泼赖喊起来：
“哎呀，我的亲娘呀！
你要不走，我就不活啦！”
说着操起菜刀虚晃着就要“抹脖子”，老太太见势不佳，急忙扑过去把菜刀抢过来，于是她们互相撕扭着，号叫着……。
这个青年妇女名叫里扬，曾经受过大学教育，她和她的丈夫韩彤两人都是辽宁省文联创作组的干部，用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他们的职业应该叫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
那老太太就是这位要“抹脖子”的女干部的母亲。
他们夫妇二人因感到多一个老人，多一份开支，所以千方百计地硬逼着老人走，而老人一则是因回家之后生活艰难，不愿意离开；
二则是不甘心离开，她以为被人家撵走了是一种耻辱。
特别是，她在不久之前曾经被女婿韩彤打过，她觉得连口气也没挣回来，就这样离开也太令人难堪了。
除了“抹脖子”这一丑剧之外，先前还有一出更为卑劣的丑剧：
那是1954年11月15日早饭之后，老太太的女婿——韩彤，几次三番地像讨债似地跟在老太太身后说：
“走吧！
你今天走吧！”
“走吧！……”这使老人很难堪，她寻思：
“撵了我这么些日子，我还不走，这也太不像样啦！”
便回到屋里拾掇行装，她已经决定离开了。
但在收拾行装时，却为了一件皮背心又惹得她的女儿里扬大吵起来。
原来里扬曾经答应给她母亲一件皮背心，临时却又不给了，老人坚持着向女儿里扬索取，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顶起来，越说越上火，“你啥都要，连这尿盆你也拿去吧！”
里扬一边骂着，举起一只尿盆劈头扔将过去，幸而没有打中。
她并没有就此罢休，转身就把老母亲的行李也扔在过道里了；
接着，便撞起头来，往墙上撞，往桌上撞，往床上撞……其势凶不可当，好在始终没有撞破头皮。
然而，这时韩彤在一旁却怒火万丈，他大声喝道：
“你这个老东西！
你也太没脸啦！
都快出人命啦！
你还不走！”
说着就是一拳头，正“杵”在老丈母娘的额上；
当老丈母娘也连吵带骂地往前“扑蹬”时，韩彤又接连往老丈母娘身上狠踢了两脚。
这时，幸亏创作组的其他同志赶来劝阻，才使老人脱离险境。
人们一定要问：
为什么老太太偏偏要“死屈白赖”地跟着这样残暴不仁的姑爷和不愿尽起码做儿女的本分的闺女呢？
说来话长：
原来，两年前，里扬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他们夫妇曾经核计过：
两个孩子雇一个保姆，不行，忙不过来；
雇两个保姆？
花钱太多。
因此，就决定把老丈母娘请来，其好处有三：
第1，不必雇两个保姆，省钱。
第2，姥姥带外孙女说什么也比保姆强，还可兼管一些家务，省心。
第3，当时老人的长子入了勘探队，次子在学校念书，幼子新丧，正是无所依归的时候，趁此机会接到家来，还能落个“孝顺”的美名，此之谓“一举三得”。
于是，里扬在1953年的秋天就给她母亲去了两封信，在信里面情意深长地写了些“妈妈，你来吧，来看看你那长得又白又胖的外孙女儿”之类的话；
此外还拍去一封火急电报，催促老人赶快动身。
老人感动了，她终于来到了自己女儿的身边。
在老人未来之前，韩彤和里扬都曾向外人极力夸奖过她的为人，里扬并且向人表示她把老人接来的目的是为了安慰老人晚年。
但老人来了之后，在女婿和女儿的眼里都是不中意的。
他们认为她不算是一个很称职的“保姆”；
嫌老人手脚笨，干活不洒脱，侍弄孩子不够干净，不会收拾屋子，做的菜饭也不可口，等等。
不久，他们夫妇就开始用闲言碎语来讥讽她，有时甚至直接给她脸色看。
但是，因为是处于“用人之际”，也毕竟可以节约开支，所以韩氏夫妇还尽力忍耐着，他们还没有下“逐客令”。
老人也就委曲求全地住下来了。
可是，最近大孩子送进了托儿所，小的孩子也送去日托，老人在他们眼里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变成增加开支的累赘了。
为了使老人感到“不如归去”，他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给她许多难堪：
常常用些难听的“指桑骂槐”的双关语去顶撞老人，如常常指着小的孩子骂道：
“你要死呀，你为啥不死呀！”
“我非撵你出去不可！”
等等。
吃饭时，里扬对着韩彤说：
“你吃得这么多！”
韩彤会意地应答说：
“我吃得多？”
一面眼睛斜睨着老丈母娘。
这些话老人当然是完全听得懂的。
她很伤心，她常常一个人在厨房坐到小半夜还不敢回到屋子里去（因为都住在一间屋子里）。
特别是自从15日那天打过架之后，老人的处境就更难了。
有一回包饺子吃，里扬给自己的丈夫包肉馅的，却给自己的母亲包酸菜馅的，这种待遇更使老人难堪。
当辽宁省文联的领导上发觉这种情况，并召集会议公开地进行批评的时候，韩、里两人在会上不但不虚心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给老人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夫妇两人，一唱一和，卑鄙地用一些下流无耻的话来污蔑老人。
他们想用这些无耻的话语来把老人“贬之入地”，使别人都同情他们的虐待行为；
更主要的还是企图用这些不堪入耳的话来掩饰自己卑鄙的难以见人的目的。
那就是：
一、孩子们都有了着落，“保姆”没用了，再把老人留下来，多一份开销。
二、他们听说文联不久要搬进另一座大楼，又打听到那座楼里一般地都是较大的屋子，家里人多，必然会分到较大的屋子，这样房租就得多掏；
韩彤和里扬都曾经说过：
“要是弄到一间四十平方米的屋子，每月的房租就得十五万元，这可受不了啊！”
但老人一走，人少了，就有资格去争取小房了。
三、同时他们还害怕老人到外边散布“不满”情绪，把那些虐待老人的丑恶事实揭露出来，会影响夫妇的“作家声誉”……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叫做“用得着拿来，用不着踢开”。
怎么里扬对自己的生母也这样残忍呢？
这不是不近人情吗？
里扬当然是够残忍的。
然而问题还不仅在于里扬，而在于里扬的后面有着韩彤。
他一心想撵丈母娘走。
里扬完全懂得丈夫的心理，就扮演了“花脸”的角色。
这就是问题的真相。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之前说过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的关系。”
韩彤和里扬两人就正是这样，他们把老丈母娘接来是为了“省钱”，为了“钱”可以“毕恭毕敬”，为了“钱”也可以翻脸不认人。
其实，他们夫妇并不缺少“钱”花，生活过得很富裕，除了稿费所得之外，每月还有固定的六百五十分工薪的收入，养活一个老丈母娘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然而，他们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不愿意别人得到自己一点点好处；
因而，他们最后毫不掩饰地撕破了脸皮，虽然是骨肉至亲也可以拳打脚踢，驱出门外。
老人终于被撵走了。
她是哭着走的。
最后，韩彤和里扬总算答应了每月给邮去十五万元赡养费。
为了这十五万元，韩氏夫妇还唱了一幕活剧：
老太太想要带一个外孙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们硬是不同意。
这里的秘密是：
如果带了孩子去，每月十五万元就非寄不可了。
但即使只是一句诺言，在他们已是大发善心了。
他们甚至因此而又理直气壮起来，韩彤当人说过：
“她就为的是钱啊！”
嘿嘿，原来就为的是钱；
原来，一切都怪老人的不是；
千不该，万不该，老太太不该不拿钱就白吃姑爷的饭啊。
里扬在会上公开说过：
“就是把我粉身碎骨，也是妈妈的不是。”
其实，用不着去“粉身碎骨”，只要剥开皮来看看，就知道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的败坏已经发展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了！
（原载辽宁日报）

韶山冲
——访毛主席故居
严辰走过一道山岭又一道山岭，深山环抱里有个古老的山村，青青的竹林掩盖着它，大路上走不完瞻仰的人群。
泥墙被柴烟薰得漆黑，瓦楞里有野草丛生，就在这简单的小土屋里，却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
屋前那两口清水池塘，仿佛一双慈祥明智的眼睛，它照映着人民的苦难，闪耀着创造美好世界的信心。
屋后的山谷里，早晨的露水，打湿过小小的赤裸的脚板，那一层一层的梯田里，曾滴落多少汗珠，踏遍多少足印。
靠近短窗，伏在褪色的八仙桌上，曾勤奋地度过无数的白天和黄昏，清新的风吹开了智慧的心灵，我仿佛听到朗朗的读书的声音。
在厨房的四方形的火坑里，还留着当年茅柴的灰烬，梁上挂起的泥茶炊嘟嘟直响，松明的光亮映红了一颗颗火热的心。
一个牛篦子，一本教科书，都给了我无限庄严的启示，一间碓屋，一片晒谷坪，都充满了诚恳、淳朴的气氛。
这里的一切是如此平凡，可是，最伟大的不也最单纯？
站在三十年的风雨里面，山前山后的映山红愈开愈茂盛。
1954年11月于湘江边

“保卫和平”杂志更名为“国际展望”
【新华社03日讯】
“保卫和平”杂志1954年12月份起（第43期）更名为“国际展望”，这一期的中文版（特大号）在1955年01月03日出版。
“保卫和平”杂志是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1951年02月柏林会议决议而创办的综合性刊物，自1951年06月创刊以来，到现在已经出了四十二期，共以十三种不同的文字在二十五个国家内出版，受到世界各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最近，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为了加强这个刊物的国际性，进一步扩大它在宣传世界和平运动和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决定更名为“国际展望”，并革新内容，增刊各国著名和平人士撰写的国际政治论文、关于各国人民生活的报道、科学和技术的发明、文学艺术作品等。

危地马拉人民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扩大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01日讯：
美国“工人日报”记者从墨西哥城报道，危地马拉国内对卡斯蒂略·阿马斯反动统治的反抗正在增长。
甚至支持阿马斯、指望他能同美国公司订些有利的合同的危地马拉资产阶级人士，现在对危地马拉经济的悲惨情况也表示激烈的不满。
由于实施只有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一家免税的特别税，这种不满情绪更急剧加深了。
“工人日报”记者指出，虽然危地马拉军队的上层分子向干涉者和美国雇佣军投降了，然而危地马拉常备军的下级官兵和阿马斯的雇佣匪帮之间的武装冲突还在经常发生。
在危地马拉国内，有组织的反抗运动正在扩大，这个运动叫做“民主复兴”运动。
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在散发传单，组织各阶层居民进行反对阿马斯反动独裁的斗争。

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些总结
——苏联商会主席团主席涅斯捷罗夫的文章的摘要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1955年第1期“新时代”杂志发表了苏联商会主席团主席涅斯捷罗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些总结”。
文章写道：
1954年在国际贸易方面有许多重大的事件。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努力扩大了同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的贸易，而美国和其他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企图使国际贸易关系服从于建立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和备战的利益，企图阻止西方和东方贸易的发展。
文章指出，苏联对外贸易流转额在1954年大大增加了，1954年上半年就已经比1953年上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也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对外贸易。
民主阵营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更加巩固了，它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文章说：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1954年的特点就是美国生产过剩的危机进一步发展，它的后果影响到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
1954年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发展的总结，同过去几年一样，证明了通过经济军事化解决销售问题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
对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政策证明是破产了。
文章指出，苏联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时的贷款，没有任何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奴役性条件，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贷款却永远附有这种条件。
同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对于那些希望走向工业化和经济独立的落后国家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这些落后国家面前摆着一条可以用自己的输出品换取现代化机器的道路，而这些国家是不可能从执行殖民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用可接受的条件获得这些机器的。
文章指出，东西方贸易的显著活跃在1954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1954年是美国反动集团不得不亲眼看到他们贸易的歧视政策破产的一年。
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华盛顿把禁止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输出的货物清单的项目减少了。
文章最后说，美国以及追随它的各国政府在欧洲和亚洲准备战争和拼凑军事集团的政策，对西方广泛的商业界人士希望扩大国际贸易的愿望是一个最严重的威胁。
因此，凡是真正主张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反对这种政策。

威廉·皮克总统发表新年贺词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02日讯：
德意志通讯社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01月01日接见了向他贺年的人民议院、参议院、政府的代表和各国外交使节，并且发表了新年贺词。
皮克总统在贺词里着重指出：
在新的一年中，争取和平统一德国和主张欧洲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将是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政策的准则。
人民议院在新的一年中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巴黎协定加给德国人民的危险，并且竭力使德国和平统一，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皮克总统在答谢奥托·格罗提渥总理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他祝贺时，指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一致支持自己政府的政策。
他说：
欧洲国家莫斯科会议的建议规定在1955年举行全德自由选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组成全德政府。
但是，只有在爱好和平的德国居民阻止批准和实施巴黎协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些建议。
这是德国全国统一和保障欧洲和平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我们要和所有出席莫斯科会议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采取步骤，来保卫我们的共和国的和平居民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

德英意等国人民加强反对武装西德的斗争
【新华社03日讯】
柏林消息：
德国各阶层人民在日益激愤的情绪中继续开展反对复活德国“国防军”的运动。
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赫伯特·瓦恩克写信给西德工会联合会，要求这两个工会组织为反对批准和实施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进行联合斗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各阶层的人民代表也纷纷写信和打电报给波恩联邦议院议员，要求他们否决巴黎军事协定。
民主德国什未林城的五万居民举行了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反对准备战争的群众大会。
大会打电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用实际的行动——展开议院外的斗争——支持它的议员在联邦议院中反对批准巴黎协定的演说。
民主德国和西德的青年特别积极地参加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斗争。
最近，柏林各区男女青年举行了一次大会，西德的代表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组织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柏林组织第1书记莫德罗夫在大会上号召所有德国青年展开反对巴黎军事协定的斗争。
他代表德国青年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保证：
德国青年一定要斗争到底。
西德不来梅港的青年们在暴风和大雨里举行示威游行，反对重建“国防军”的计划。
他们高呼口号：
“我们不愿当雇佣兵。”
“我们不要美国武器，我们要和平！”
西德哈姆城的第1次和第2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同哈姆城和郊区的青年代表联合举行大会，会上建立了拒绝服兵役的组织。
著名的德国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反对巴黎军事协定的呼吁书得到德国知识分子的很大支持。
目前在这个呼吁书上签名的，已经有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作家、艺术活动家、音乐家、教育家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代表三千九百人。
沃姆斯（西德）和韦登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城市食品工业工会的地方组织联合散发传单，反对巴黎协定，反对其目的在取缔德国共产党的非法审讯。
西德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州（鲁尔工业区所在地）总理卡尔·阿诺德在“鲁尔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鲁尔的工人和职员们“坚决反对把鲁尔变成原子时代的兵工厂”。
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州的人民支持鲁尔工人们的意见。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讯：
英国和意大利的人民正在继续为反对武装西德而斗争。
拥有一百万会员的伦敦合作社联盟发表声明说，它打算在快要举行的英国合作社联盟年会上提出一项提案，建议谴责伦敦和巴黎协定，而支持反对这些协定的西德工会。
伦敦合作社联盟主张在巴黎协定批准之前，举行四大国谈判，民主德国和西德应派代表参加这个会议。
这个组织认为“需要考虑一下全欧集体安全条约，这个条约可以代替目前在欧洲互相对立的军事联盟”。
在意大利全国各地，和平委员会正在散发大量传单，号召人民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
最近几天，波伦亚城就已经举行了四百次以上反对武装西德的集会和座谈会。
在里窝那、佛罗伦萨和科摩等许多城市，反对武装西德的斗争也越来越壮大。
那不勒斯省托雷安努齐亚托的许多市民都在反对武装西德和要求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请愿书上签了名。
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组成的维拉马尔查纳市政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反对西德重新武装。
贝沙罗市政委员会以绝大多数通过决议，反对建立
“西欧联盟”。
米兰市许多工厂的工人纷纷派代表团到罗马，向议会抗议武装西德。
柏鲁基亚省西塔迪加斯迪罗和拉温那省的居民都要求上院拒绝巴黎协定。

我政法学会贺普里特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本报讯】
英国著名民主法学家，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丹尼斯·诺维尔·普里特律师最近荣获1954年度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特于1954年12月29日致电祝贺，电文如下：
亲爱的丹·诺·普里特主席：
欣闻您荣获1954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特电致热烈的祝贺。
祝您在团结全世界民主法律工作者，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中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

我文化代表团和印度和平人士欢度新年
【新华社马德拉斯03日电】
中国文化代表团在除夕应邀出席了全印争取和平和亚洲团结大会所举行的文艺晚会，和来自印度各地的和平代表们在一起欢度1955年新年。
印度著名歌唱家库马里、卡塔卡利舞剧著名演员戈皮纳特和著名喜剧演员克里希南等在晚会上表演了精彩节目。
当噹噹的锣声宣告1955年到来时，全场五千多人顿时欢腾起来。
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副团长周而复和全体团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贝尔纳教授、总书记拉斐德先生、瑞典和平人士安德琳博士、澳大利亚和平人士斯崔特夫人等在热烈的掌声中应邀登上舞台。
他们戴上了印度朋友献给他们的许多花环。
全印争取和平和亚洲团结大会主席克其鲁博士和郑振铎团长紧紧地拥抱和握手。
他兴奋地说：
“我们都喊印中人民是兄弟。
是的，印中人民是兄弟。
世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拆散我们两国人民悠久的友谊。”
克其鲁博士接着祝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新年健康，并祝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印度各地代表向中国文化代表团和国际和平友人赠送了纪念品。
马德拉斯码头工会把当地工人铸造的钢质和平鸽献给来宾们。
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用印地语唱“印中友好歌”，台下随着响起了有节奏的掌声。
全场情绪十分热烈。

我科学院代表团拜会印教育部长
【新华社新德里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出席印度科学大会第42届年会代表团首席代表钱端升和全体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陪同下，在12月31日下午拜会了印度教育部长毛拉纳·艾卜尔·卡拉姆·阿扎德。

斯大林市
田间
在没有说到斯大林市以前，我要先讲一讲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布痕瓦尔德，在威玛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这里有一个森林。
1932年，在这个森林里，德国法西斯建筑了一个集中营。
他们在波兰逮捕的犯人，很快运到这里；
还有，别的监狱关不下的人，也送到这里。
集中营有一个大的铁门，门上写着“各得其所”。
进门以后，便是一排一排的监房。
每一个监房，有一个小的铁门，铁窗户。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铁的牢狱。
距监房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地下室。
在地下室的一边水泥墙壁上，四面都是吊钩，在这个不大的房子里就安着三十二个吊钩；
这一个囚犯被迫上吊以后，另一个囚犯解下他的尸首，自己就把颈子放到吊钩上。
当他们上吊的时候，刽子手们广播说：
“死的原因是肺病。”
地下室的另一边，还有两个大的火炉，每一火炉都有六个火门，人死了以后，就把尸首掷到火炉里。
这里，无须我多加说明，这难道不是世界上一个最残酷的杀人工厂吗？
一个地狱吗？
一个伟大的德国工人，德国革命领袖——台尔曼同志，就死在这个集中营，他的尸首，也在这里被暴徒焚毁。
他的刑场就在这里呵。
我们来到这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死者，在他的刑场前面，放上了两束鲜花。
布痕瓦尔德这个小山上，从1932年到1945年，一共囚禁过二十五万多人，死难的有五万五千多人。
其中有苏联人，有波兰人，有德国人，有法国人，一共有三十三个民族的人。
这些英勇的战士，在他们被囚禁被屠杀的日子，这一段时间、正如台尔曼同志所说过的，证明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心，“发射出他灵魂上的活火”（“台尔曼狱中遗书”）。
在第23号监房的铁门上，我们看到一个牧师的遗像挂在那里，他的名字叫史梅得尔。
就是这个牧师，曾经站在监房的小床上，双手扶着铁窗，向窗外高呼着自由。
“我丝毫不留恋
这广大的乐土。
那不是真乐土，
那儿有禁吃的果树。
我呼吁完全自由的权利，
只要有着些微的束缚。
就把我的乐土，
立刻变成监牢和愁苦。”
“我们要在地上，
建筑起天国！”
——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句
在德国另一个小的山，山上和山下，有了一个天国，一个用钢和铁做的世界。
台尔曼的遗志，在这里发射出火光。
——这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斯大林市，第1个社会主义的城市。
在斯大林市，有五个高炉，耸立在奥得河河岸的一边。
大街上，那白的石柱和石柱上的灯，像是奥得河上的星星。
这儿好像是个门，通到炼钢厂。
炼钢厂，这是和平生活的源泉。
人在这儿，精神勃勃，走他要走的路，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
它在培植幸福的果树。
四年以前，这里是一个松树林，是一个大的森林；
可是时间并没有多久，已经换了一个世界，现在是一个钢铁的森林。
人在这个森林中，要成为共产主义的人，他要从这个森林上，攀到世界的最高顶。
直到现在当我拿着笔的时刻，我还念念不忘斯大林市的一个人、一位工人，史密特·艾威尔。
艾威尔乐观的笑声，幽默的话语，和他头上的黑发，都在我的记忆中。
“对劳动人民来说，非建设共产主义不可。
——这是我们惟一的道路。
其他的路不能走！”
“我所有的知识，是在这三年当中学的，数学、政治经济学”。
艾威尔他对我这么说。
“你读过些什么政治理论书？”
我问他。
“斯大林同志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章，我已经读过。
斯大林的书，我们工人一看就能懂，他说的话，是工人们要说的话。”
“我还读过巴甫洛夫，菲立勃夫（苏联冶金业专家）写的书。
‘资本论’我开始在看哩。
看得要慢一些。
现在我还是业余学校的学生，每星期上四次学。
我还是个学生。”
艾威尔自称是一个学生，这个话，一部分是事实，一部分也是谦虚。
过去他是一个普通工人，到斯大林市来以后，由组长、冶业炉工长，变成一个专家。
他是海涅克运动的参加者。
海涅克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1位劳动模范。
海涅克说过两句这样的话：
“先要多生产，然后过好生活。”
这两句话，已经成了很有名的口号。
艾威尔在他底同伴当中，也经常宣传这两句话。
艾威尔四十一岁，自小就是一个工人。
自从到斯大林市以后，他对炼钢厂的合理化建议，是很多的。
改善冶铁炉的设备，把生产效力从原有基础上，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此外，他又把工人中各管各的现象，组织成为集体行动。
因此，三次受到奖励，在工厂里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当他的建议还没有实现时，有的人很怀疑：
“你疯了吗？”
他的回答是：
“我并没有疯。
请你们试一试。”
“你是什么时候到斯大林市来的呢？”
我问他。
他快乐地叙述这一件事：
“这是在1950年。
那时这儿还有松树林。
斯大林市刚刚诞生。
我是和它一同长大的。
我在这儿看见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波兰的煤矿、苏联的矿石和专家，给我们和平的钢铁工业。”
“你是从哪儿到斯大林市来的？”
“1948年以前，我还在英占区做工，离开英占区以前，英国人对我说，留在西德吧，西德比东德好得多。
我说我不信，我要回去看看。
东德是我的故乡。”
“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党，是工人的家，它关心每一个工人的命运。
在这儿，每一个工人，都有一张学习卡片，党在看着这张卡片，发现谁没有进步，它就要问：
你要不要学习？”
是的。
劳动和学习，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
没有它，也等于失去了人的权利。
我可以顺便说一下，广场的旁边，有一所中学，这是很好的中学。
无疑的，这是党为工人子弟设立的。
它的特点是重视劳动的风气。
当我们从楼下走到楼上时，可以看见一幅很大的壁画，全部是石雕，占着半个走廊，画上的故事是，渔夫撒着渔网，正在河边捕渔。
看见这幅壁画，使人想要去做一个渔夫。
在教室的墙上，挂着台尔曼、米丘林、海涅和海涅克的像。
有一个地方，海涅克的像，很大很大，并且写着他底名言“先要多生产，然后过好生活。”
这个中学还有各种实验室，有一个小的铁工厂，几台纺织机，许多植物标本。
艾威尔和我们一起来参观；
我们一致的印象是，劳动在这里，是人的一本重要的教科书。
艾威尔又和我们一起，在工人俱乐部吃饭。
俱乐部的建筑，如同一个博物馆。
门口是两排大的石柱，楼上又有八根大的棕色油漆木柱，木柱上是黄铜做的柱顶。
我很赞美，德国的工人是这样善于运用钢铁、石头和木头，实在是劳动的能手。
从楼上的窗口，我们望着全城。
艾威尔一手指着奥得河，一手指着炼钢厂的高炉，他告诉我，斯大林市还正在建设，在高炉和烟囱之间今年还要增加一个高炉。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艾威尔和我们成了很熟的朋友。
他那朴素的面孔，忠于社会主义的心，以及不讲客套的态度，使我很喜欢，我们和他仿佛早就见过面似的。
我很感谢他，他送给我很多照片。
我怕他自己一张也没有留，我说我替他保存着，假使他需要的时候，可以写信到北京来向我要。
有一张照片，是他和孩子们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正在谈话，桌子上摆着一束一束的鲜花。
在他们的身旁，便是台尔曼的像。
这使我感到，台尔曼没有死，他在望着德国人民心上的鲜花——这社会主义的城斯大林市！
到过布痕瓦尔德的人，再到斯大林市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德国的两座小山上、两个森林里，它的经历，它的故事，是多么的不相同啊！
（1954年11月追记）

朝鲜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上升
人民在1954年的收入比1953年增加百分之四十
【新华社平壤03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朝鲜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1954年里不断地上升，人民的收入比1953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和人民经济各个部门产量迅速发展同时，日用必需品的产量比1953年增加了一倍，并且制造了将近四十种新货品，如搪瓷器和高级的纺织品等。
1954年，在共和国的各个地区里，为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机关修复和建筑了二十五万三千六百平方公尺面积的建筑物，以及可供成万人家居住的住宅和公寓。
包括牡丹峰剧场在内的五个剧场，八十家电影院和四十所医院都已经修复或新建。
单是在第3季度，各个生产机关和企业就建筑了二百八十个俱乐部和工人宫。
1954年到10月底为止，共有四万多名劳动人民在疗养地、休养所和夜间休养所度过了他们的假期。
在1954年，政府又给予农民十九亿元信贷，农民购买了三万多头牛，五万八千口猪，新建了六千五百多所住宅。

“真理报”评论法国议会批准巴黎协定
法国人民反对武装西德的斗争将日益加强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02日讯：
“真理报”刊载了观察家的一篇文章，评论法国国民议会关于巴黎协定的表决结果。
观察家一开始就指出：
法国国民议会的辩论首先说明：
法国人民反对巴黎协定，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
观察家指出：
英国和美国的压力无异于国际讹诈和公开干涉法国内政。
这种讹诈的目的是吓倒法国舆论，这种讹诈在一个星期中一直是美国的，也是在华盛顿直接指示下的英国的主要武器。
观察家在谈到法国国民议会的表决结果时指出：
在法国国民议会中投票赞成批准巴黎协定的仅是少数人。
大家知道，在英国议会中，赞成这一协定的也只占议员的百分之四十二。
如果这一少数甚至于没有道义上的权利来代表议会说话，那末，他们怎能代表国家说话呢？
也不能不注意到，在有议员投票赞成巴黎协定的所有政党中都在巴黎协定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右派社会党人特别卖力地使巴黎协定得以通过，因为这件事，他们将不得不对人民负责。
“观察家”说：
总结上面说到的一切，可以看出：
巴黎协定的拥护者在国民议会讨论协定时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在资产阶级党派中搜罗“广泛的多数”，是失败了。
作者最后指出：
在国民议会中形式上批准巴黎协定，反而会加强法国各地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化的运动。
那些竭力要借助于巴黎协定来使欧洲国际局势尖锐化的人们，将不得不考虑到西欧各国反对拼凑有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西德参加的侵略性军事集团的斗争日益增长的情况。
准备对任何侵略阴谋以打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情地注视着法国人民和西欧其他国家人民的这种斗争。

社会主义创造着繁荣和幸福
苏联数万劳动者迁入新居
最近几天来，苏联各地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迁入了新居。
单是各个煤区就有三万个矿工获得了新的房屋。
这些劳动者把他们崭新的住宅打扮得漂漂亮亮，同他们的儿女和亲友们欢度了新年。
为了进一步改善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苏联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实现了一项庞大的住宅建筑计划。
去年，在苏联各城镇和工人居住区中已经建成了建筑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尺以上的房屋，在乡村建造的房屋约达到了四十万幢。
单是莫斯科市在1954年就建成了九十一万平方公尺的新住宅，比前年建筑的新住宅多一万平方公尺。
去年，在列宁格勒涅瓦河两岸有两百幢大公寓落成。
在卫国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的莫斯科区也出现了一幢幢的新建筑物。
列宁格勒居民在国家长期贷款的帮助下，正在城郊建筑五千多所小别墅。
乌克兰的大工业中心顿巴斯是一个广大的住宅建筑地区。
去年仅斯大林州一州每天就有建筑面积为一千五百平方公尺的房屋落成。
在顿巴斯的中心，斯大林诺已经设计了一条名叫大学街的新街道，目前这条街的两旁正在建筑六十四幢新住宅。
在工业城市哈尔科夫，去年共建筑了七十幢公寓房屋，另外还有三十幢房屋即将完工。
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工厂和其他工厂有数百个工人的家庭迁入了新居。
新的面包厂、糖厂相继开工
1954年年底，苏联又有许多新的食品工业企业投入生产。
在乌克兰的萨坡罗什、白俄罗斯的平斯克和摩西尔、立陶宛的克莱帕达和鞑靼的布古尔马等地新建的大面包工厂已经开工生产。
许多原有的面包工厂都已经过改建，这使它们一昼夜所烤的面包量增加了两千吨以上。
在甜菜产地别尔哥罗德州和里沃夫州，有两个大制糖厂已经投入生产，单是其中的一个制糖厂一昼夜就可以生产十车厢糖。
到现在为止，全苏联已经有两百多个制糖厂在进行生产，正在建筑的许多炼糖企业还不计算在内。
库班、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和阿塞拜疆等地最近有几十个葡萄酒工厂开工生产。
布哈拉的一个新建的油脂工厂也投入了生产。
其他的食品工业企业，如罐头工业、糖果工业、制茶业、制盐业等企业的建筑也大大扩充了。

资本主义产生着贫穷和痛苦
美国数百万失业者到处流浪
伊·诺维科夫最近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评述美国失业者的悲惨命运。
文章写道：
据工会估计，美国的失业人数在五百万人以上。
事实上，美国有不少城市，绝大多数公民没有工作做。
例如，一年前，俄亥俄州东北部坎顿城的钢铁工厂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工人。
现在大多数人已经失业，还在做工的人每周只工作两三天。
文章指出，美国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许多美国人已经丧失领取少得可怜的失业救济金的权利。
劳工部长密契尔1954年12月03日说，在1954年头九个月中，有一百三十万以上的工人丧失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尽管他们仍旧没有工作做。
最近美国报纸越来越频繁地用到“幻影城市”这个字眼。
一年以前，这些城市还很热闹，它们的公民有工作可做，而现在这些城市却变成了“幻影”，反映了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悲惨情况。
这种“幻影城市”在美国许多地方可以找到，而且数目不断在增加。
失业者由于在本城无法谋生，就收拾起单薄的行装开始在全国流浪，希望找到职业。
但是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
根据1954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劳工部数字，美国没有一个地区再需要劳动力。
“纽约邮报”最近报道了这个大城市中发生的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
纽约市政委员会房屋局宣布说，它需要二十名守门人。
结果立刻有八百人应征。
文章最后指出，美国统治集团到目前为止对几百万失业者的命运一直毫不关心。
许多进步团体被列入黑名单
美国司法部部长布朗纳尔在“颠覆性”组织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二十七个团体，其中包括五个争取和平的团体。
目前被列入所谓“颠覆性”组织名单的已经有二百五十四个团体。
这些团体中有科学、艺术及自由职业全国委员会，要求赦免史密斯法受害者全国委员会，以及许多争取和平、保卫公民权利和反对失业的地方团体。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