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建设“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
（1954年12月0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苏联政府代表团代表苏联人民赠给我国以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来一批专家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农场，使我们在最短期间内学会大量开垦荒地和经营大型农场的先进经验。
这是苏联对我国一项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
为了迅速地建立这个大型国营谷物农场，特决定：
一、这个大型国营谷物农场设在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命名为“国营友谊农场”，作为中苏伟大友谊的纪念。
二、任命王操犁为“国营友谊农场”场长，并由王操犁、魏震五、张省三、陈剑飞、洪澍、韩玉等六人组成建场委员会，负责农场的筹建工作。
建场委员会在农业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三、“国营友谊农场”根据当地土壤、气候等条件以种植小麦、大豆、苞米等谷物为主并在发展谷物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畜牧业。
要求在1955年以内，完成农场的主要基本建设工程和两万公顷荒地的开垦任务。
四、中央和黑龙江省的水利、交通、铁道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大力积极支援“国营友谊农场”的建场工作。
农业部和建场委员会应即主动地和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
五、建场委员会应特别注意加强农场的政治工作，团结全体职工，勤勤恳恳地向苏联专家学习，努力掌握新的技术和大型谷物农场的管理方法，并和农场周围的居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起应有的示范作用。

中蒙两国签订明年互相供应货物的议定书
【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根据1952年10月04日签订的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经过友好融洽的商谈，在12月16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1955年互相供应货物的议定书。
根据这个议定书，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以马匹、皮张和其他畜产品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绸缎、水果、日用必需品和瓷器工厂设备等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方面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代表蒙古方面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部长巴塔尔。
参加签字典礼的：
中国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徐雪寒、第1局局长江明，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章文晋，对外贸易部进口局副局长孙纯、出口局副局长罗抱一、交际处处长杨勉。
蒙古方面有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参赞罗布桑楚勒图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团员。

吴努总理发表广播演说
【新华社16日讯】
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离北京返国前在12月10日发表广播演说，讲词录音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6日播送，全文如下：
我接受周恩来总理的盛意邀请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十一天了。
在这个时期中，我访问了广州、汉口、北京、沈阳、长春、鞍山和大连。
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领导人员和中国人民像款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的热烈款待。
我们在到处都被盛意和热情所感动，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中国人民，从领导人员直到群众，表示我的衷心感谢。
向我们表示的这种热情是不难理解的。
自古以来，中国和缅甸人民有着极密切的社会和文化的联系，就在种族上，我们也是同出一宗的。
除此以外，我们两国都确立了和平政策。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在中国各地对我们表示的热情。
我在新中国看到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我看到了一个不仅是表面上的而且是颇为深刻的伟大转变。
过去人民无权管理自己的事务，任何事情都是从上命令的，而所作的事又很少有益于群众。
人民不但受到他们的所谓民族领袖们的剥削，也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剥削。
在那些日子里，这个伟大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如缅甸一句俗语所说的，就像是“压在木头底下的青蛙”一样，他们不能动，也不能表示不满。
现在情况已有改变。
中国人民充分地意识到了他们的新的责任，正在建设着他们的将来。
传统的剥削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已经被赶走，他们不可能再踏上这块土地了。
我在到处都看到中国人民在以自由的精神履行他们的责任。
我所看到的第2个重要特点是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
我每到一地访问，都曾经与领导人员和工人们谈过话，我感觉到中国人民都怀着热情和决心来执行交给他们的任务。
很明显的，他们是决心不放弃这种新秩序的，这是他们应享的财产，这是他们五年以前用血汗和热情换取来的财产。
他们为强烈的服务精神所激励，为了不让他们的伟大国家再堕入从前的情况中去而遭到由此产生的种种坏处。
他们也下定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保卫这个新秩序。
我毫不怀疑，他们决不会让他们的国家退回到可能使一个阶级可以对另一阶级进行剥削的情况。
这是我所看到的新中国的第2个显著特点。
第3个重要特点是从流动不定的情况发展到有了稳固基础的明显的巩固过程，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新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和稳固的国家。
从农业、国民经济、教育、文化和其他各种活动中，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一个巩固过程。
不像过去分裂和纷争的情况，今天的新中国所达到的是空前的团结。
我确信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胜利地建立一个新社会，因为在各处我都看到中国人民在他们所信任的、有崇高道德的领袖们指导之下，真正热心地担负起新的任务。
我相信这个国家现在所采取的计划十分符合于这个国家的状况。
同样，我们缅甸所采取的计划也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状况。
缅甸有一句俗语说：
“每一个寺院有它自己特殊的咒文，每一个乡村都有它自己所喜爱的歌曲。”
重要的是所采取的计划要能满足那个国家的需要。
我自己觉得，这个转变，这种决心和这一巩固过程是新中国的三个显著的特点。
我祝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他的英明的同事们的领导之下，能够在最短期间内建成新中国。

吴努总理路过河内
【新华社河内16日电】
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他的夫人在访问中国后回国途中，在16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乘飞机到达河内，并在停留一个多小时后继续飞往金边。
随同吴努总理前来的有：
缅甸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吴温佩、总理秘书吴丹、陆军部参谋昂季上校等。
到机场欢迎的有：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宣传部长黄明鉴和政府其他官员。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贵波、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亚·拉夫里谢夫。
吴努总理和他的夫人在范文同副总理、黄明鉴部长和罗贵波大使、拉夫里谢夫大使等陪同下，在嘉林机场进午餐，餐后略事休息，在十二时整乘飞机离开河内前往金边。

我们伟大的祖国
集（宁）二（连）线已经提前十四天铺轨到二连。
由集宁到二连第一趟直达列车在12月12日到达中蒙边境的二连车站。
这是工人们在热烈欢迎列车到达的情形。

我国在粮食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
商品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局势已经改变
【新华社16日讯】
在今年夏秋以后，谁都可以看见我国粮食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了。
1953年下半年，商品粮食供求关系上出现的紧张局势，已经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胜利实施而得到了改变。
就是在今年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水灾的情况下，这个局面也坚实地稳定住了。
我国商品粮食供求失调的现象，出现在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百分之九以后。
在丰收的年度里，1952年（07月）—1953年（06月）的一年内，国家粮食销售量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当时，国家收购月月完不成计划，销售月月突破计划。
这种局势反映着人民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
据统计：
1952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八个棉产区的国营粮食销售量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
销售的品种也发生了变化。
1950年河北省国营粮食机构销售面粉八十八万袋，1952年达到一千多万袋。
北京、天津销售的细粮（小麦、大米）占全部销售粮食的比重都由1950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增加到百分之七十。
几年来，粮食增产后，农民不急于出售手中的余粮。
河北省粮产区清苑县农民储存的商品粮占到产量的四分之一，黄信庄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农民还有钱购粮存储。
更多的农民在粮食市场上观望惜售。
去年春天河南等地受霜灾后，这种供求失调的局势紧张起来了。
湖南、江西、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等主要产粮区粮食市价高于牌价百分之三以至百分之三十、五十。
1953年11月在全国范围展开的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宣传和粮食统购统销运动，是空前规模的群众性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河北、山西、辽东、浙江、河南、湖北、广西、江西八个省有八百二十七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经过学习总路线后，广泛地向农民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
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下，在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曾经支援了伟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广大农民，把成千成万斤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
吉林省榆树县农民在统购开始时存有1952年的陈粮三亿多斤，农民在受到总任务教育以后，成批地把陈粮卖给国家。
辽宁省宽甸县翻身农民穆长礼卖出了积存四年多的余粮一万多斤。
山西、河北等地出现了农民集体卖粮的事例。
许多原来打算囤粮、放债、买地的农民把粮食卖出后，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
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期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九万一千多个，有一百四十多万户农民新加入了合作社。
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民把卖粮的钱大批投入生产。
当今年01月农民大量卖粮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总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
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展开的第1个月份，购少销多的局势就开始扭转。
国家这个月份购粮数量超过了历年购粮数量的最高水平，比1952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
粮食统购统销运动进行了三、四个月，到一九五三—一九五四粮食年度期末，国家全年度粮食收购量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八十，销售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举改变了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内销售大于收购所造成的严重供求失调现象。
粮食战线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一年来，国家用三分之一以上的收购粮食，保证了对农村一亿多缺粮农民的供应，城市、工矿区粮食销售量保持着稳定的水平。
这个局面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进口粮食四十多亿斤的年份，也不曾出现过。
今年06月，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我国百年未有的大水灾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灾区人民从历史经验中知道，“粮价跟着水势涨”，水灾正是粮商兴风作浪的时机。
但是，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胜利以后，继续经营粮食的粮商已是国家代销店，那些投机倒把的粮商已不复存在，国家又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灾区，所以能够把粮价绝对稳定着。
粮食部门职工提出“人到那里供应到那里”的口号，万千只粮船开到了灾区。
人们说，这是中国粮食史上的奇迹。
粮食供求稳定的局面，经受过水灾时期的考验，对怀疑我国粮食问题已有了稳定的基础的人，是个有力的回答。
粮食部负责人对记者说，从今年全国正在进行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全国粮食产量超过去年的情况下，今年粮食统购可以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

日本公众希望实现周总理的和平共处主张
【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
最近一期的日本“世界”杂志在“周恩来会见记读后感”的标题下，登载了一些日本知名人士的文章，谈他们对周恩来总理在今年10月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就中日关系问题的谈话的感想。
“世界”杂志编辑部写道：
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使热望日中友好的大多数日本人民深受感动”。
众议院议员风见章在题为“早日恢复邦交”的文章中说：
不论从大的方面来说，为了造成一种国际环境，能使日本成为和平国家，并且有光明前途，为了世界和平而发挥作用；
或者从小的方面来说，为日本民族的经济自立铺平道路，现在日本都有必要立刻和毗邻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恢复邦交。
风见章说：
日本人民要求同苏联、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日益高涨。
他指出：
为了使这种愿望早日实现，要把它化为巨大的政治力量，譬如像封闭日本驻台湾“大使馆”这类的事情，希望立刻就能做到。
日本右派社会党主席河上丈太郎在以“为和平共处而努力”为题的文章中说：
一句话，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说明中国是热望和平的。
中国主张和平共处，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在最后强调说：
为了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而继续努力，对于日本很为必要，并且他相信这也是通往世界和平的大道。
日本民主党的北村德太郎在他的文章中首先对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表示欢迎说：
这个联合宣言根据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立场，给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创造了一个开端。
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使人更明确了这一点。
他在谈到日本同美国的关系时说：
“我们并没有把握可以断言，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所进行的日美合作是平等互利的。”
评论家河盛好藏著文说：
中国希望早日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
这种想法在我们日本人民这方面也同样存在。
他说：
我们可以相信中国和日本会真正站在平等立场上建立友好关系。
他并且要求早日恢复中日两国之间的交通。
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在文章中指出，日本的独立只有美军完全撤退才有可能获得。
他说：
总之，和周总理的会见，给日本的将来带来一线光明。
为了中日两国的真正和解，对于现存的这一条道路，希望不要迷失。
历史家仁井田陞说：
有人企图闭上眼睛不看中国的现实，硬要拒绝现实。
我希望这种人能够面对现实。
作家立野信之说：
过去，日本军国主义曾侵略中国，招致了惨败和日本人民的涂炭之苦。
这件事任何一个日本人应该深记不忘。
他说：
现在日本还想从向美国一边倒的军需经济中寻找日本政治、经济的出路，这有很大的疑问。
他希望日本人民能够在民族觉醒的精神下接受周恩来谈话的日子早日到来。

澳大利亚“卫报”
谴责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并斥美国抵赖间谍活动罪行
【新华社16日讯】
墨尔本消息：
澳大利亚周刊“卫报”在12月09日出版的一期中发表社论，谴责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社论说，“美国政府在不顾一切反对，决定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以后，现在又签订了一个把蒋介石正式放在美国的庇护之下的条约。”
社论说，这两个步骤完全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们企图在欧洲和亚洲发动战争。
社论说：
中国人民政府已经决定要解放台湾，把台湾重新归入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权进行干涉，正如任何外国不能把塔斯马尼亚岛和澳大利亚分割开来一样。
社论说，任何别的国家也没有权利庇护蒋介石集团来抵制中国人民，试图使蒋介石集团复辟，并且把台湾建筑成为侵犯大陆的战争基地。
社论说，“然而，这些正是美国富豪政府正在干的事情。”
【新华社16日讯】
墨尔本消息：
澳大利亚周刊“卫报”在12月09日出版的一期中发表评论，斥责美国抵赖它派遣间谍到中国去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
评论说，“美国声称，这些人是在朝鲜执行他们的任务的。
但是，事实上，他们所乘的飞机根本是在中国境内飞行时被击落的。”
评论说，“美国政府夸耀说，它在中国派有间谍。
但是当他们被抓住的时候，它却杜撰了一种不同的说法。”

缅甸总理吴努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16日电】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他的夫人已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在16日上午八时三十五分乘专机离广州返国。
同机飞离广州的还有随同吴努总理访问我国的缅甸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吴温佩、总理秘书吴丹、陆军部参谋昂季上校、总理侍从武官毕梭上尉和总理私人秘书都庆素等九人。
缅甸联邦驻我国大使吴拉茂和夫人也随同吴努总理返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广东省人民政府代主席陶铸、副主席冯白驹、贺希明，外事处处长曹若茗，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光、丘哲，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参谋长文年生及驻广东的陆、海、空军高级将领。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李心清，中共广州市委员会书记王德，各民主党派广东省和广州市组织的代表，广东省和广州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宗教界代表和学生。
由北京陪送吴努总理到广州的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夫人也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苏联驻广州领事柯六奇。
缅甸联邦驻香港领事陈振富和夫人也特地前来广州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共有五千多人。
在群众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吴努总理到达机场。
机场上悬挂着缅甸和中国国旗。
吴努总理走进机场后，乐队奏缅甸和中国国歌。
吴努总理检阅了仪仗队，接受了献花。
接着，吴努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谈话。
他说：
“我愿代表我的妻子、我的代表团的团员们并以我自己的名义，对于中国人民，从领袖起到学童，对我们所表示的盛情和款待表示衷心的谢意。
我们不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像亲热的亲人那样接待我们。
当我在12月01日抵达北京飞机场时，我发表了一篇谈话，简单地说明我们这次访问中国的目的。
我现在非常高兴地说，这三个主要目的全都已经达到。
这三个目的是：
（一）亲自研究这里在建设新中国方面所用的方法；
（二）同领袖们会面和进行讨论；
（三）为中缅友谊打下稳固的基础。
我曾有机会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现在正以异常的热情在进行着各种建设工作，也有机会同中国领袖们会面。
我们有完全自由，访问了我们所要访问的每一个地方，而且我们享有一切便利，使我们在这里期间既愉快而又有得益。
“在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的领袖们讨论过程中，不仅讨论了两国共同有关的问题，而且也讨论了同世界和平有关的问题。
这些讨论是在一种极为融洽的气氛下自由而坦率地进行的。
当我回到缅甸的时候，我将带回去对这个伟大的国家的最愉快的记忆。
我也将带回去某些印象：
（一）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领袖们的勇气和决心，（二）群众的热情和蓬勃愉快的精神，（三）现在正在进行着的惊人的恢复工作，（四）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五）中国人民要求和平的热烈愿望。
“我现在带着要竭力促进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的决心回到缅甸去。
不但如此，我将尽我力之所能来促进世界和平。
祝中缅友谊万岁！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能领导他们的人民达到他们的幸福和繁荣的目标。”
吴努总理走上飞机后，站在舱口向欢送者频频招手告别。

苏联外交部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
【新华社1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6日电：
苏联外交部声明如下：
1954年12月02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躲藏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泄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质，他说：
“我希望，这个防御条约的签订将会一次地、永远地消除关于美国会以某种方式同意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传说和报道。”
从上述侵略性的条约的全文和杜勒斯先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目的是要从中国手中夺去台湾和澎湖列岛，在这些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
美国这种行为悍然违反了它在国际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这些协定确认中国对上述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的合法权利。
大家知道，1943年美国和英国都参与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庄严地宣布：
“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人民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这一决定又在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被确认，美国，以及英国也在这一公告上签了字。
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重归于中国大陆。
随后，美国政府曾一再声明，美国对上述领土没有任何侵略意图。
例如，1950年01月05日杜鲁门总统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说：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
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者特权或者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目前的局势。……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的援助或意见。”
但是在1950年0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政府就命令自己的军队进驻台湾，而实际上直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部分领土。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12月02日签订的侵略性的条约，目的是为美国武装部队非法驻扎在台湾和澎湖列岛找借口，是为了保持美国对这些领土的占领。
美国政府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条约，是悍然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因而也就是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既然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自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中国人民的主权。
假如不是由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干涉，台湾的重归中国早就已经实现了。
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侵略，打算以武力手段夺取它的一部分领土，而却企图以显然站不住脚的关于美国安全的论调为借口，为它的这种行动辩解。
这种论据的笨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而台湾距离美国在一万一千公里以上。
从上述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侵略条约中可以看出，条约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也适用于“经双方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
这就是说，美国政府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看作将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远东和东南亚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之一。
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没有疑问会使远东的局势恶化，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缔结以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把西德拖入军事集团为目的的巴黎协定，建立以维持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为目的的军事集团，美国同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是美国在远东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的条约，美国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缔结和中国人民为敌的条约：
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阻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速准备新战争这一政策的整个锁链中的各个环节。
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对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侵略政策的态度已经在1954年10月1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宣言中表示过。
在这个联合宣言中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直接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继续侵占以及它对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和财政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是同维护远东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务不相容的。
苏联政府声明：
它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2月08日的声明中所表示的态度：
美蒋条约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并且威胁中国的安全和亚洲和平。
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
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走，停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要求，以及中国人民解放这些地区的决心，是为苏联人民所理解的。
苏联政府声明：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缔结的侵略性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后果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负完全的责任。
1954年12月15日

解放军各兵种部队指战员愤怒表示
决不能容忍美国强占我领土台湾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各兵种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愤怒斥责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侵略行为。
中南军区战斗英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梅村，在参加军事演习后的当天夜里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
美帝国主义强占并企图阻止我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侵略行为，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这种狂妄的侵略行为。
华东军区装甲兵部队特等功臣、坦克车长张福寿说：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就是战争条约，只有解放台湾，才能消灭战争的祸根，保障远东和世界的和平。”
他并进一步表示坚决和战友们一起做好充分准备，以便随时执行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
华北军区炮兵部队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吴振国说：
“美蒋‘条约’是公开地向中国人民的战争挑衅，但是，它绝对吓不住我们！
我们一定要加紧训练，坚决为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作好准备。”
人民海军某舰炮手罗正祥在解放战争中曾立过三次一等功，最近在海战中又立了二等功，他说：
“美帝国主义企图采取威胁和恫吓的手段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但这是徒然的！”
巡逻在祖国南海上的某舰队的二等功臣、枪炮班长陈明增也愤怒地说：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加强海上作战的本领，坚决为解放台湾而努力，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人民空军某部飞行中队长陈子华说：
“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威胁和恫吓，只能更加加强我们解放台湾和澎湖的决心。
我们要努力提高作战技术，随时准备着配合陆、海军坚决解放台湾！”

党组织在建设中的监督保证作用
中共玉门油矿委员会第1副书记杨志范
解放五年来，玉门油矿党的组织在恢复、改造与发展玉门油矿的生产工作中，体现了有力的监督保证作用。
1949年秋天，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军，玉门油矿完整的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那时，党首先在职工群众中积极地进行了建党工作，将优秀工人采取训练班的方式，集中进行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吸收了其中觉悟高的工人入党。
以后，党又在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等工作和劳动竞赛中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并注意对他们进行党员修养的教育。
在党的不断教育下，共产党员们在建设玉门油矿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模范、核心作用。
1952年全矿评选的劳动模范中，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一，1953年上升至百分之三十八。
目前占全矿职工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共产党员，都已成为各种工作岗位上的骨干。
共产党员们在生产中的英勇事迹是举不胜举的。
有一次，油田顶部附近的某号井，发生了井口油管突然破裂的自然事故，造成了严重的井喷，油和气猛烈的喷洒出来。
站在油井周围六、七公尺远的地方，都有被薰倒的危险。
但是如不迅速制止井喷，其他油井的自喷能力即可能因此而遭到破坏，那是不可想像的浩大损失。
这时，共产党员刘占虎等同志奋不顾身的冲到油井旁边，冒着油气的猛烈冲击，认真寻找井喷的原因，直到被油气薰得昏倒以前，仍然顽强不屈地坚持着工作。
在共产党员这种顽强精神的感召下，职工们坚持了两昼夜的英勇斗争，终于制止了井喷，使油井恢复常态。
在工作飞速发展，矿外不能供应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的情况下，玉门油矿党组织面临的一个严重任务，是必须从实际工作中大量培养技术和管理干部，以满足工作的需要。
五年来，我们有计划地开办了全局性的和基层的包括党、政、工、团的各种干部训练班二百余次。
领导各单位制定了对每个生产、职能机构预备干部的培养计划，采取订立互助合同、师徒合同、自修计划和确定专人包教等办法进行培养，使得我们各种生产岗位上有了后备的领导力量。
党组织并通过鼓励、表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开经验座谈会等办法，随时关心和帮助干部的进步与提高。
结果，原有的技术和管理干部在工作能力上得到提高，新的技术力量也成长起来了。
钻井工作中新培养的司钻、司机和钻工等于解放初期的二十倍以上。
提拔了干部一○一七名，其中玉门矿务局工人被提拔为车间以上的干部即达一一四名，
（不包括调出的人数）。
为了支援其他石油工业地区的工作，先后向外输出了九○五名技术工人与干部。
没有大批干部的成长，是没有办法应付不断发展的局面的。
团结和教育技术人员，是党领导企业生产的一个关键问题。
玉门油矿是石油工业技术干部的集中地，这一工作特别重要。
我们结合每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对技术干部的思想改造。
党随时根据他们的思想动态，利用经常性的个别谈话或谈心会等方式，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尽量诱导启发，耐心恳切地帮助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党的政策的正确，明确技术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党组织经常鼓励技术人员深入车间、深入工地，使他们在现场工作中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并获得自我教育的机会。
此外党组织还有意识地通过典型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
曾经有一个技术人员因为不采纳工人意见，“闭门造车”的设计了扩充柴油冷榨厂的设计图，施工过程中造成十八次返工浪费，党组织即建议行政用这件事作典型进行处理，这教育了他本人，也教育了大家。
炼油厂专责工程师何振鹏，以前只相信自己，看不起群众。
党支部书记鼓励他有事多找工人研究商量。
他多次和工人群众的互相研究，在实践中真正认识了群众的智慧，提高了觉悟。
有一次冷榨厂液氨管子发生破裂时，他冒着窒息的危险进行抢救，受到全厂职工的赞扬。
他又和工人群众共同钻研提出了改变溶剂油与重润滑油的混合比建议，突破了美国的技术标准，一年能为国家创造五亿二千余万元的价值。
由于他逐渐认识了党的伟大，正确，经过他积极申请和参加“党员基本知识训练班”的学习，党终于在1952年06月接收他为共产党员。
现在，玉门油矿的技术干部们，绝大部分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并努力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俄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由于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申请入党的人逐年增加，经过党的考察，已经吸收了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三十四人入党。
要进一步发挥党在生产中的监督保证作用，就必须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各种经济工作中去。
我们几年来的作法是：
首先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熟悉生产计划，进而认真组织职工群众讨论计划，并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发现计划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立即帮助加以解决。
党积极热情地支持了职工们各种正确的创议，使之在生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1年下半年为了在节约原油用量的基础上增加汽油产量，党组织提出了“提高汽油炼率”的号召，很多职工围绕这一课题积极找窍门挖潜力。
青年团员戴玉如提出了裂炼厂加装二级蒸发塔的建议，使燃料油在低压下再蒸发，以提高炼率，但却遭到保守思想的抗拒和冷淡，戴玉如的建议被搁在档案柜里整整压了三个月。
党组织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鉴定了这个建议的重大价值，并批判了各种错误认识和作风，又由行政上下了立即设计施工的命令，并限期完成。
党支部一方面鼓励戴玉如进一步的钻研，一方面发动职工群众解决加装施工中的具体问题。
又经过先进的技术工人围绕这一建议提出的八件有价值的补充建议，并进行了多次的试验，1952年05月，二级蒸发塔的加装工程终于试验成功，使汽油炼率提高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在一年内即能为国家增产十亿零四千万元以上的财富。
苏联专家的建议，很多是建设玉门油矿中的根本性问题，对玉门油矿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全矿职工称专家的帮助是“头等的技术，真诚的心”。
但专家建议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所有同志深刻领会和重视的，而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摸索和努力才实现的。
在贯彻专家建议中，党的保证监督作用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例如，修复“废井”是专家对采油工作的重大建议之一，起初很多人不服气，认为“修复废井，费时费钱、治聋成哑、来头不大。”
经过领导上的一再坚持，党委书记亲自参加修井队会议，要求“保证出油”。
党支部召开了老技工会议研究了解决修井工作中具体困难的办法，工作中又动员党员带头，共产党员刘公之找到了控制井喷规律，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智慧，使专家的建议被创造性的执行着。
第1年即修复了五口“废井”，当年即增产了十三亿元，截至现在已修复了各种
“废井”十一口，这在玉门油矿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每项建议的实现，就要引起设备、操作、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新的变化，在新的变化面前，就会出现很多新的困难、新的阻碍。
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党组织又用细致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来克服人们思想上的旧习惯和影响。
发动职工群众开展劳动竞赛是完成国家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
为将劳动竞赛引向正常和持久，党监督行政与工会认真签订了和切实履行了集体合同，使之成为全体职工的行动纲领。
为了实现建设玉门油矿为祖国第1个石油基地的任务，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团结全体职工，为在戈壁滩上建设祖国石油基地的光荣事业而努力。

把“石油城”建设得更大更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玉门油矿钻井队区队长郭孟和
有人说西北风大土多，生活艰苦，但我觉得生活在玉门油矿这个美丽的“石油城”是最大的幸福。
每当我看到玉门油矿这几年来的发展变化，想到它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时，我就满身是劲。
我是1945年到玉门油矿的，那时玉门油矿的确是小得可怜。
我记得我来矿上的那年，全矿整年才钻成三个井，还比不上我们现在一个月钻的井多；
1945年那年的原油产量只相当于我们现在年产量的八分之一；
我们钻井区队今年要打成的油井，就等于解放前从开矿到1949年十一年中间打成的全部油井的三分之二。
解放后我们的油矿每天都在改变着原来的面貌，拿我自己来说，解放后我从一个普通的、旧社会受尽苦痛的工人，被提升为领导上千人的钻井区队长，今年09月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这一切事实使我深深感到：
我们的命运是和我们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更加热爱祖国，热爱我的工作，并且决心为祖国贡献出一切。
在第1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我亲自举手通过了我国的第1部人民宪法——引导我们向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前进的宪法。
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的报告，使我更加认识到：
只要我国人民都能遵守宪法，按宪法上的规定办事，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会早日到来。
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给我们指明了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具体道路和步骤，他指出了我们所从事的工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和巩固国防安全中的重大作用。
我们在玉门油矿工作的人们，一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努力加强计划工作，努力加强增产节约，加强技术管理，并且积极为国家培养技术人才。
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为了使我们能具备这种技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玉门油矿解放后，曾经有苏联、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工作，在这些国际友人亲切的帮助下，我们的技术水平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譬如，我们钻井工人过去一天只能钻几公尺，现在学习苏联快速钻进法以后，日进尺纪录已经达到二百三十公尺以上。
我们知道石油在国民经济和国防中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一切工厂的内燃机，飞机、军舰、汽车、坦克都需要大量的石油。
我们从事石油工作的工人和干部，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多出产石油，给祖国增加工业化的血液。
我们一定要像毛主席叮咛的那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好工作。
把我们的石油城建设得更大更好。
（附图片）
随着生产的发展，一座美丽的石油城已在戈壁滩上建设了起来。
这是玉门油矿的职工子弟们正在高坡上描画石油城的景色。
新华社稿

玉门油矿的新面貌
玉门矿务局局长　杨拯民
玉门油矿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个天然油矿，在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期中，它将成为我国强大的石油基地。
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控制下，“三行”石油在我国倾销，玉门油矿的生产长期陷于不死不活状态。
加之当时管理混乱，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生产虽然勉强维持着，但没有一个科学的开发方案，使地下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开采。
油田、油井也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保护措施，大大损害了油井的自喷能力，严重破坏了国家的资源。
钻井设备尤其可怜，只有三部小型钻机和一些古老的顿钻，仅能钻凿一千公尺以内的浅井，无法采出地层深处的石油。
又因为没有防冻保温的设备和技术，一年便有六个月的停钻时间。
规模狭小的炼厂，只有简单的蒸馏设备，以主要产品汽油来说，一年的产量不过几万吨，而且质量很低。
矿工的生活更是悲惨，很多工人是被当作壮丁抓来的。
他们过着囚犯似的生活，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天天受着疾病、死亡的威胁，受着特务、宪警的迫害。
解放后，我们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并且得到了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兄弟国家真挚、热忱的帮助，使玉门油矿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它的面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它集中表现在历年来生产总值的直线上升和基本建设的宏大规模上。
生产总值若以1950年为基数，那末1951年即为一点四倍；
1952年为二点四倍，1953年增长为三点四倍，1954年预计增长为四点三倍。
国家今年对玉门油矿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1950年的二十点五八倍。
石油地质工作（包括地面和地下地质）的开展，给我们迅速扩展玉门的石油事业提供了先决条件。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具有先进科学技术装备的庞大的包括地质队、地震队、重力队、测量队、钻井队、砂眼队等地面地质队伍，还有担任地下地质工作的电测站。
这些解放后诞生或成长起来的石油工业的“尖兵”，活跃在整个酒泉盆地上，使我们目前能够在玉门油矿周围成百公里的范围内，在很多构造上同时打井钻探，为祖国寻找更多新的油田。
他们还派遣了队伍去支援柴达木盆地的开发工作。
由于苏联专家的辛勤指导，地质工作者的精心策划，我们制定出了完整的油田开发方案，使我们能够作到正规开采。
我们在老君庙的老油田上，又新探出超过解放前所发现的地下储油面积一倍还多。
寻找到了比解放前所查出的两倍还多的蕴藏量。
为了补救解放前胡乱开采所造成的井下压力的不足，保护和延长油田寿命，我们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造着技术崭新的人工注水工程，准备利用地面水的注入，增加地下水的驱动能力，迫使地下的石油尽可能多的自喷出来。
玉门油矿钻井工作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解放后五年钻井进尺的总数，相当于解放前十一年钻井进尺总和的四点一倍。
今年一年所钻凿的油井，在解放前要六年才能完成。
钻井人员认真的学习了苏联快速钻进和打深井的经验，从去年起，先后创造了六次全国钻井纪录，最近某号油井又创造了日进二百三十四点三公尺的最高纪录，钻机月进速度达到一千二百九十三公尺。
为了支援我国石油建设，传授钻凿深井的先进经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派遣了一个配备完善的钻井工作队帮助我们开钻了
“友谊之井”。
目前我国工人自己操作的全国第一口深井，已钻到两千八百余公尺。
在采油工作方面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们建立了整套的油田、油井管理制度，科学地控制了油井出油时的油气比例。
这样就彻底革除了解放前那种“靠天吃饭”，盲目开采的混乱现象。
另外，我们还进行了复活废井和普遍修井、清腊的工作。
所有这些努力，使得原油产量大大提高，今年的计划产量为1949年产量的百分之五○六·八四。
在炼油方面，我们以解放前想像不到的速度，
（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达布斯裂炼厂的改装，和接连两次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扩建、改建工作，并且进行了一连串的技术革新工作，仅青年团员戴玉如在达布斯裂炼厂安装二级蒸发塔的建议实现后，即提高了汽油产量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每年增产价值达十亿四千余万元，并使汽油品质得到提高。
炼油厂职工创造性的劳动，使汽油产量提高为1949年的三点四倍，煤油产量为1949年的四点五倍。
同时，试制成功了很多新的产品，如各种润滑油，各种柴油，各种沥青和各种石腊产品，油品的质量在不断的改善，炼率也在不断的提高。
单位成本在逐年下降。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全矿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
几年来，矿区建设了和发展了图书馆、电影院、疗养院、休养所、职工子弟学校以及体育运动设备等。
职工平均工资超过1950年一点五九倍，文化要求日益增长。
目前老君庙矿区职工订阅的报刊杂志即达万份左右。
每日数场的电影院和天天演出的剧院门口，观众们拥挤不堪。
现在，人们称玉门油矿为美丽的石油城，它已当之无愧了。
它将要继续在钻井、采油、基本建设、机修、发电、给水、矿区建设等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
过去几年来的成就，使我们坚信：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的援助下，在全矿同志的努力下，玉门油矿必能建成为新中国第1个强大的石油基地。
（附图片）
玉门油矿从去年11月起开始了原油东运。
这是满装着原油的汽车队伍行驶在公路上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姚宗仪摄
玉门油矿今年又有许多口油井建设完成，开始生产。
这是两班工人们在油井边上交接班的情形。
新华社稿

艰巨的原油东运工作
玉门矿务局副局长　张复振
为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燃料工业部的决定，玉门油矿从去年11月起，开始了原油东运工作，把玉门油矿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东北、华东等地的炼油厂，炼制各种石油产品。
这是我国石油工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旧中国的石油工业，是在半殖民地制度下畸形发展起来的，几个炼油厂都设在距我国石油产地极远的沿海城市，原油供应全部依赖帝国主义，一旦原油中断，炼厂就要停炉。
解放以后，我国天然石油的生产能力得到飞跃的发展，而在石油产地又一时不能建好巨大的炼油厂。
这就不得不采取长途运输的办法，将原油东运，利用我国沿海的原有炼油厂的设备，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炼出一部分石油，替国家节省一笔因石油进口而付出的外汇。
原油东运工作包括铁路和公路联合运输的两大方面。
公路运输是我们当前作好原油东运工作的关键。
我们在一年的原油东运工作中获得了很大成绩。
建立了强大的运输队伍，掌握了原为我们所十分生疏的各种类型的柴油车驾驶技术和养护知识，把若干万吨的原油（还有汽油、煤油等石油产品），从戈壁滩上运送到通往全国各地的铁路线上。
原油东运工作是一件全新的工作。
管理和驾驶人员大部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初转业的指挥员和战士，他们虽然满怀着建设祖国的高度热忱，但是却不懂技术，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为培养车辆驾驶人员，我们在准备阶段内接连开办了两期训练班。
任务是紧迫的，每期学习时间只有两个多月；
教练车辆是不足的，每人平均只获得了三十一小时的汽油车实习操作机会。
但由于大家的努力学习，成绩很好，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考试及格，取得了交通部门的驾驶执照。
这些可爱的战士发扬了人民军队传统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毅力，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完成了原油东运的计划。
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制定了柴油车安全操作规程，作为在驾驶人员中开展技术教育的主要内容。
我们并把贯彻安全操作规程、彻底纠正不正规操作的工作，变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相互监督、相互检查的运动，并运用批评、奖励等办法，来贯彻安全操作规程。
经过这一运动，教育了全体人员，并出现了三个先进中队，十一个先进分队。
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司机，学会了并严格执行着正规的操作规程。
我们又按照专家建议，设立了柴油车保养场，划分了保养范围，具体规定了每车往返一次进行一次保养的制度，并严格地检查质量。
为了提高司机和保养场工人的驾驶、保养技术，我们举办了短期轮流训练班，采用实物教学等方法，进行业务训练，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使原来不熟悉车辆机件构造，甚至连哪些机件要打黄油、哪些螺丝要扭紧的保养常识都不知道的人，现在都已懂得并且能够实际操作了；
原来忽视车辆保养的现在重视了，司机对车辆保养工作更仔细了，他们经常把车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有的司机在寒冷的天气里还把车子开到水池边，长时间站在水里擦洗车子。
此外我们并举办了几期安全教育的轮训班，加强安全思想的教育。
这一切的努力使我们的车辆运转率逐月上升，并能超额完成作业计划。
事故情况逐月减少。
去年冬天，因为防冻保温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常常造成油箱、油管内柴油冻结和油罐原油冻结现象。
每天早晨，车子总是发动不了，要拿火烤后一一拖动，影响行驶时间很大，原油罐内的原油冻结后，无法卸车，我们缺乏处理经验，曾一度采用注入蒸汽的办法来解冻，结果造成原油内所含汽油随汽挥发，原油到炼厂后提炼不出汽油的现象，这是很大的损失。
今年我们已经预先在各站建设了部分暖车房，同时矿上还供应一部分比较耐冻的柴油，这就可以减少车子油箱冻结和便于拖车发动，能够大大节省发动时间。
在原油油罐上我们已全部安装了防冻套，避免原油冻结。
我们也认识到：
必须继续加强原油运输的组织管理工作，这是我们作好原油东运工作的根本问题之一。
原油运输工作的特点，是运输线长、不像工厂那样生产集中便于掌管。
已往未抓住这一关键，单车行驶，肇事较多。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强调整队行驶、并全面推行分队设立技术、安全、生活、政治工作四干事的制度，以便加强行驶途中的技术管理和安全监督工作，发挥集体智慧和互助精神、迅速解决车辆中途抛锚问题，这对于完成原油东运任务，是起着基本保证作用的。
我们担负原油东运工作的全体职工，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也是很艰巨的，随着祖国第1个石油基地的迅速发展和今后新的石油基地的出现，必定给我们带来更加繁重的运输任务，为了更好地建设祖国第1个石油基地，为了密切配合兄弟厂矿的生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一定要做好原油东运工作，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好原油东运工作。

难忘的友谊
本报记者　袁良
“是谁在真挚无私的援助我国建设第1个石油基地？”
“又是谁在不辞辛劳地帮助我国寻找新的油田？”
假如你这样地问玉门油矿的每一个职工，甚至职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他们都会争先向你回答：
是我们的伟大盟邦苏联；
是我们的兄弟国家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和人民。
苏联专家们几年来对玉门油矿工作的援助，包括了石油工业生产建设的一切基本方面，他们帮助我们从小到大地建立了巨大的地震、重力、地面电法探勘、井下电测等全套的地球物理勘探力量；
传授给我们快速钻井，打深井以及冬季钻井的先进经验；
帮助我们确立了现有油田的科学开发方案，合理开采方法，和油井的整套管理制度；
特别使我们注意了如何去识别油田驱动类型，适应油田性质，用人工力量（如注水注气等），向大自然夺取宝藏。
井下电测工作，是石油地质工作的眼睛，它可以告诉你，在你肉眼看不到的几百、几千公尺深的井下的地层和油、气、水的情况。
历史上，我国因为没有电测设备，钻井工作曾吃过不少苦头。
往往已经穿过了油（气）层而又发现不了它。
现在，我们血肉般亲密的朋友——苏联，不仅满足了我们对电测仪器的要求，而且还派了优秀的专家莫谢耶夫和安德列柯等同志，亲手帮助我们培养了掌握这种高级仪器的人，教给了我们怎样进行电测解释工作，帮助我们建立了整套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和操作规程。
现在，我国的井下电测队伍，已较解放初期增长了二十倍以上。
肩负起了新的石油探区的井下电测任务。
在苏联专家的启发与鼓励下，我国电测工程人员刘永年等进一步钻研苏联先进经验的结果，使井下电测仪器有了创造性的改进。
和井下电测工作的发展过程相似，苏联专家们一手帮助我们建立并培养了庞大的地震、重力等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地面地球物理勘探队伍，并帮助我们确定了探勘方向和操作规程，为我们广泛探寻新油田的工作创造了物质基础。
苏联专家们那种热爱工作忘我不倦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谈一谈我国石油工作者最熟悉的莫谢耶夫同志的一些小事罢。
莫谢耶夫，是苏联优秀的地质师和工程师。
他刚到我国时，身体很壮硕，翻山越岭，中国的地质人员们谁也赶不上他。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勤劳忘我的人，又加上不规律的长期野外生活，使他的胃病复发了。
病情十分严重，动了大手术。
但当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时，他又不顾任何人的劝阻，忍受着个人生理上的痛苦，到野外去。
在漫长的旅途中，身体条件迫使他不得不借着汽车中途停驶的每
一个间隙，躺在路旁获取短暂的歇息。
但当他一进入现场后，那种沉重的困倦，又被他抛到脑后了。
回到了室内，他仍然和平常一样地工作着。
为了完成一种工作任务，往往到了深夜不肯入眠。
他说：
“我在中国能呆多长时间呢？
空度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损失。”
他就是这样，把他的全副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
同样，谁也不会忘记：
别的兄弟国家在帮助我国石油基地建设中所付出的无数心血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罗马尼亚，是世界上石油工业发达的国家，她有着一百多年石油开采的历史。
为着帮助我国的石油工业建设，罗马尼亚政府，给我国输送了很多新式钻机，还派来了以莫依赛工程师为首的钻井工作队，和我国工人合力开钻了“友谊之井”，以传授钻凿深井的经验。
莫依赛工程师不仅直接负责着“友谊之井”的一切技术指导工作，而且还经常奔波在别的井场上，去协助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其他井上发生卡钻事故时，他便会被当作名医一样请去救援。
他的贡献是重大的。
例如，曾经有一口井，发生卡钻事故，停钻两个多月未能解除。
但在莫依赛工程师亲自指导下，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措施，采用“泡油”的先进方法，仅用了三天的工夫便使钻杆重新转动起来。
在井架和钻机动力——巨型柴油机安装方面，我国的钻井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学得了先进经验，使安装质量达到坚固、准确、迅速，为快速钻井创造了保证条件。
最近，他们又学习了“井架整体移动”的先进方法。
这样，便可以在适当地形条件下，把那铁塔般的、高耸天际的井架，完整地移向新的井场。
罗马尼亚钻井方面的具体经验与苏联先进经验的交汇，更丰富了我们的钻井知识。
罗马尼亚的党和政府，曾嘱托钻井工作队：
“要用尽一切力量，支援中国的石油工业建设。”
钻井工作队忠实地履行了这一指示。
像布尔丹队长，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哪里需要他，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到哪里去。
他曾经很多次在风雪、阴雨、漆黑的夜里，徒步到一公里外的井场上去，解决那里的重要问题。
09月间，井上要下中层套管，这是件重要的工作，布尔丹队长亲自在井上操作，连续忙碌了四十多个小时，牺牲了自己的睡眠。
罗马尼亚钻井队的全体同志，就是以这样的精神，在我国紧张地工作了十个来月。
并将继续在戈壁滩上度过严寒的冬天。
原油东运工作，在我国石油工业建设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谈到原油东运，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巨大援助。
那巨兽般飞驰在戈壁滩上的各种重型柴油车，是这些兄弟国家的工人亲手制造的，它有着很多优点，但我们因为技术水平低，不能很好驾御，在最初使用期间，曾出现了车子受损停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严重局面，影响了运输任务的完成。
正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们，来到了玉门油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格罗曼和葛劳勃勒，有着丰富的驾驶和修理经验，他们发现了我们不了解柴油车特性的基本弱点，就针对这一弱点，详细讲解了
“依法”车的构造和性能，并帮助我们训练了司机，建立了保养制度，制定了正规的操作规程，扭转了过去的混乱局面，使车辆周转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桑乃克和德鲁希则帮助我们建立了车辆保养厂，巩固并充实了保养制度，解决了很多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比如，当时国外没有进货，国内不会制造的“高压泵”、“喷油嘴”等车子上的极重要零件，损坏情况很严重，将要造成车辆停驶。
我们正在手足无措时，专家及时教给了我国工人精细的高压泵校正、喷油嘴磨研技术，维护了行驶，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为了切实了解路况和气候条件，他们更有效地帮助我们训练驾驶人员，他们亲自驾着捷产“泰拖拉”十吨车，带领我国一个车队，在酒泉到打柴沟六百多公里的公路线上，作了驾驶示范，并且结合每天行驶中所发现的问题，向停车站所有的职工，不倦地传授驾驶和保养知识，提高了职工们的技术水平。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又派来了第2批优秀的专家。
他们又将在帮助我国的石油运输工作中，作出新的贡献。

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汪子嵩　王庆淑　张恩慈陶阳　甘霖
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胡适提出了他的“改良主义”
胡适在一九一○到1917年留学美国，是第2期庚款留美学生。
美帝国主义所以要“退回”庚款用以招收中国留学生是为了能更好的“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的领袖”，胡适就是接受这种教育而奠定他的理论和行动基础的。
他自己说：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
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我的歧路”）。
在美国留学时间热心参加政治活动，与美国当时最反动的政客、前任总统塔虎脱讨论远东问题。
发表“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的演说（“留学日记”1917年01月27日）。
1917年回国前夕，他在辞别他的老师——当时美国第1号反动哲学家杜威后所记的日记就充分暴露了他是怎样受着“嘱托”的：
“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
嘱适有关于远东时局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
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留学日记”1917年05月30日）。
当他1917年回到中国，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上海看到了文化教育界的“孤陋”与“沉寂”时，他说：
“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为的是先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的歧路”）。
胡适的学术工作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些证据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从1917年到1919年“五四”以前，胡适参加了当时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当时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胡适参加了当时的统一战线。
但在“五四”以前，李大钊已经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鲁迅已经发表了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文学的宣言“狂人日记”，胡适只不过是主张对文学作些形式上的改良而已。
文学形式的改良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当然还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然而，胡适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只能成为当时运动中的右翼（关于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作用的评价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准备专文讨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与胡适的根本思想背道而驰的，因而正如瞿秋白同志所指出的：
“‘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瞿秋白：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事实就是如此。
“五四”“六三”之后，全国掀起了一个爱国的大运动，10月革命的影响日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就是在这样的革命高涨中，胡适就“忍不住”了，抛弃了他“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从文学上的改良主义进而大谈其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了，作为他的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导言的，就是那篇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所以“忍不住”提出他的政治上的“改良主义”来，其目的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难道这不明显吗？
胡适的“改良主义”的目的，是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胡适自己认为“实验主义”是他的基本方法，他是用“实验主义”来谈文学，历史，哲学和政治的。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
“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所以，他的“改良主义”的宣言是：
“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
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新思潮的意义”）
他不承认有根本改变的革命，只承认有一点一滴的改良。
根据他这种改良主义的理论，他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他说主义只是“抽象的名词”，崇拜主义是会“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
他要讲究“效果”，所以要多研究“具体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
要先判明：
究竟他反对的是什么主义？
当然不是反对他所主张的“实验主义”，而是当时在全国人民中间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十一年之后，他总结这一段反革命的“思想工作”，在高兴和骄傲之余，不由得吐露出真话：
“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
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的话只是陪衬，“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才是他真心最害怕的、最反对的事情。
他有很老实的自供：
“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
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原来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反革命者看来，当然就是“危险”的了。
可惜的是，尽管胡适耍了许多花招，但终于挡不住人民革命的怒火，革命一天比一天高涨，使得十一年后，胡适不得不叹息着说：
“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
（同上篇）
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人民当时的基本任务，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就在这时，胡适起来说话了。
他的“国际的中国”一文，真是应该遗臭万年的洋奴卖国贼的供状。
当时的时局是：
从二十一条到欧战后，列强企图瓜分中国，英、美、日三个帝国主义争执不下，1922年正是在美国所主持的华盛顿会议上重申“机会均等”，规定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实行赔偿，并共同规定中国关税税则。
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达成了共同侵略中国的协议。
而在这样的时候，胡适居然说：
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种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
“我们要知道：
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
“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
他甚至于说出：
“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
（应该说是：
租界和东交民巷只有官僚政客，安福系、交通系、帝制派觉得是福地，外币只有少数富翁觉得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只有少数银行家觉得是神人，胡适先生或者也这样觉得，我们小百姓倒不觉得是这样。
——以上按语引自“向导”第6期）
“国际的中国”这篇文章，正像当时“向导”（第6期）所正确评判的：
“比美国每年花上三千万银子雇派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学者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还更明显而且有力。”
这真是一语道破。
既然胡适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海外奇闻”，封建主义则是“二千年前就已经崩坏了”，那么，在胡适看来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就都没有了，然则胡适的“改良主义”还有什么目标呢？
1930年胡适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
一文，回答说：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
这真是是非颠倒，本末倒置的鬼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第5个“鬼”—“扰乱”。
胡适把太平天国列在这个“仇敌”里面，还有当时的“内乱”（当时正是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反革命的围剿与革命的反围剿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
也是“扰乱”的内容，而依他说来，过错不在反革命这方面，因为“当国的政府、为了自卫起见，也就不惜积聚全国的精锐兵力去围剿”（“建国问题引论”）。
他还认为军阀不是“扰乱”的根源，因为“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
因此，他总结道：
“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
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
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
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答梁漱溟先生”）。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绝妙的“论证”：
“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是这“五鬼”，而“五鬼”之一就是“扰乱”，而他所说的“扰乱”包括了而且主要就是指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说来说去，原来胡适的“革命的真正对象”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这是多么明白的反革命的逻辑！
1930年胡适说：
“中国真正的敌人”是所谓“五鬼”；
1949年艾奇逊在“白皮书”中说中国主要的困难是“人口太多”。
说法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个——都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使的障眼法，那就是：
中国人民应该起来打倒的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而是中国人自己的“贫穷”“愚昧”，中国“人口太多”等等。
牵着人的鼻子到“故纸堆”里去，这就是改良主义者胡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
胡适虽然反对革命，但他进行反革命活动，起先很少是正面的、公开的来进行的，总要耍一些花招，用一些容易迷惑人，容易牵着别人鼻子走的法宝。
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袁世凯签订了卖国契约二十一条，引起留美学生的反对。
胡适当时发表了“致留学生公函”，提出“我们的责任是学习”（“留学日记”1915年03月19日）这封公函引起留美学生的公愤。
在回国以后，每次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时，他几乎都唱同一的滥调。
他总是假惺惺的先说几句：
因为“政治太腐败了，所以青年学生起来干预政治，这是古今一例的”；
但是，一转就是：
“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将自己铸造成器，然后才能报国”。
例如“五卅”以后，他写了“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二卷三十九期），大声疾呼的对青年学生说：
“你忍不住吗？
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吗？
你的同学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了他们的引诱与讥笑吗？
你独坐图书馆里觉得难为情吗？
你心里不安吗？……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两个故事……。”
于是他便大谈起歌德和菲希特怎样在敌人围城时安心读书与著作的故事，企图引诱青年人从爱国的学生运动中逃脱出来，还可以欺骗自己说是在学歌德和菲希特呢。
再举一个例子：
“一二九”之后，胡适发表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28号），污蔑学生运动为“少数人的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
他说：
“凡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假公济私，破坏法律，都不是受教育时代的青年人应该提倡的，所以都不是学生运动的方法。”
（应该说：
真正的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假公济私的乃是胡适等学阀自己）更露骨的和值得注意的是他要学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卖国的、独裁的“法律”，他却默许蒋匪、军警、特务有开枪杀害学生的破坏法律的“自由”。
这就是鲁迅先生在他的嘲骂“帮忙文人”胡适的诗中所揭破的：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王道诗话”，见鲁迅：
“伪自由书”）胡适说：
“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在学校时决不会有真力量，出了校门也只配做顺民，做奴隶而已。”
事实是，过去倒确是有一些人，因为自己有些个人主义的打算，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胡适用个人主义引诱着，被他牵着鼻子离开了革命的行列，去做那模仿歌德与菲希特的好梦。
结果往往就做了蒋介石的顺民，美帝国主义的奴才！
胡适这样的反革命手段决不只限于破坏学生运动，他还安排下考据，整理国故，写“一双黄蝴蝶”的新诗等等引你去上钩。
他那里有大学，有研究院，有留学生的名额，有大学教授的位置，有“学者”的名衔等等在招引你。
不知有多少人就因有个人主义的打算，就被他牵着鼻子去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席次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宣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所起的反动作用。
1922年的“向导”十二期上就已为胡适文化运动作过评价了：
“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
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们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学、哲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
胡适在这个工作里起了最大的作用，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统治者出了很大的力量。
胡适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好人政府”等等，只是骗人的幌子，它隐藏着反革命的实质
胡适既然主张在政治上只能是“一点一滴的改良”，那么，我们看看他有些什么“一点一滴的改良”的意见吧。
可是在这方面胡适实在贫乏得惊人！
表面上看来他提出很多主张倒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可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些主张实在毫无内容，不过是些骗人的鬼话而已。
1922年及以后，在北洋军阀统治着的北京政府是军阀割据的时代，他提出“好人政府”，他主张“联省自治”，要求“财政公开”，“监督财政”。
1933年以后在蒋介石白色恐怖统治时代，他主张“法治”，要国民党“放弃党治”，主张“民治”，不主张武力统一而主张“政治统一”。
在蒋介石想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时候，他提出“中国无独裁之必要与可能”。
在农村问题上，他提出“政治上的无为主义”，要“裁官，停止建设，裁兵”。
特别是他从1922年开始就要求有“宪法”，在北洋军阀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上还提出过一个“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
在他要求蒋介石“放弃党治”主张“法治”的时候，他却大捧实际上巩固蒋介石独裁的“五五宪草”。
到最后，1947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大的时候，胡适还居然去当代表，授予蒋介石以“宪法”。
就因为这些主张，在一些幼稚浅见的人的心目中，胡适便赢得了“法治主义者”与“民治主义者”的美名，但稍稍分析一下，便可以知道他这些主张就根本不是什么“法治”和“民治”，而是彻底的反革命的罪恶阴谋。
所谓“好人政府”的主张，实际上是什么呢？
那只要看胡适的一连串活动就可以知道：
1925年胡适参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这是段祺瑞为了抵制孙中山北上想召开国民会议而开的）；
1933年蒋介石正是到处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时候，胡适和蒋廷黻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拥护者；
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提出要“取消党治”的时候，他就说：
“‘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七九期）；
1935年08月，在蒋介石指使和同意下的卖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共发出的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得到全国人民拥护，胡适劝蒋介石“不要做独裁者”、而要“学西园氏”，说蒋介石“因为不当政府的正面，独裁的形式减少了，所以他的领袖地位更增高了。”
（“政治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一三六期）
“帮忙文人”的“大捧小骂”的真面目就是如此！
如果将胡适的政治主张分析至此为止，还是远不够的。
还须再进一步追究：
为什么他有这些主张呢？
比如1922年，全国各省大小军阀纷纷实行武力割据，进行长期内战。
当时大的军阀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即兼并小军阀，所以有些小军阀如赵恒惕、唐继尧、陈炯明等为了保持割据地盘、提倡“联省自治”。
胡适这时候也出来大叫“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而必须是“联省自治”。
但何以在1933年以后，蒋介石以大军阀并吞其他小军阀时，胡适又出来主张“统一”呢？
此中道理无他：
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挟雄厚的经济力量侵入中国、但在政治上，中国早已被日英等帝国主义所霸占。
所以美帝国主义当时一方面竭力争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同时也不甘心让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军阀段祺瑞、吴佩孚等来武力统一中国，这样对美国没有好处。
美帝国主义需要的是让各省军阀分治，然后通过经济侵略来独霸中国。
所以胡适当时竭力主张“联省自治”和“监督财政”。
（为了要“监督‘财政’，一直反对罢工的胡适竟也主张如果做不到‘财政公开’就‘一齐罢工’，法庭关门，监狱罢工，银行罢市以及各机关同时停止”——1922年05月努力周报）
可见我们要了解胡适的政治主张，必须和每一时期美帝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联系起来考察，才能认清真相。
原来主张“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的胡适，为什么到1932年却提出来：
我们的“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就像一个身体没有一个神经中枢”呢？
他忽然提出来：
中国“维新”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缺乏一个“重心”。
重心是什么呢？
怎样才算有重心呢？
他分析中国所以没有“重心”，是因为：
“一则离开封建时代太远了，二则对于君主政体的信念已被那太不像样的满清末期完全毁坏了，三则科举盛行以后社会的阶级已太平等化了，四则人民太贫穷了没有一个有势力的资产阶级，五则教育太不普及又太幼稚了，没有一个有势力的智识阶级：
有这五个原因，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天然候补的社会重心”（以上引文均见“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换句话说，照胡适看来：
如果封建时代还存在，如果君主政体还存在，如果贵族的阶级还存在，如果有个有势力的资产阶级或“智识阶级”，中国社会便可以有个“重心”，“大困难”就不再存在了。
这完全是代表帝国主义在说话。
帝国主义为了要在中国扩大侵略势力，只要对它有利，肯听他吩咐，什么封建，君主，贵族，资产阶级或是知识分子，都可以利用。
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再三提到美国在中国的政策是受着两个目的的策励的：
“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
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政府在中国尽可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它的权威。”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靠拢的时候，胡适就出来主张社会要有个“重心”，主张“政治统一”。
也就是为了“政府能趋于稳定”这个目的，1947年蒋匪政权崩溃前夕，召开臭不堪闻的伪“国大”时，胡适还奉命到南京去大捧其场。
正如胡适自己招认：
“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
问题还不够清楚吗？
胡适正是美帝国主义派过太平洋来的“过河卒子”
胡适的买办文化的作用是为美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的心”
1933年02月24日胡适答萧伯纳问：
“是的，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
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日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四十二期）胡适大概是因为会见了萧伯纳，要显显自己的聪明的头脑的缘故，所以泄露了这个大秘密！
日本人自然没有这样聪明，所以只好做些武力侵略的“傻事”。
但是却有一个“聪明”的帝国主义，运用了一个“聪明”的奴才，一直在干着“征服中国人的心”的工作，并且这工作做得颇有成绩。
这个“聪明”的帝国主义就是美帝国主义。
这个“聪明”的奴才就是胡适自己。
过去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的反动思想，就是胡适等人“征服中国人的心”的具体成绩。
胡适熟读讲究封建统治之术的古圣贤书，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可是他这番本领，也不是道地国货。
一九○九年开始，美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以这笔钱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
为什么这样做？
当时美国一个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写得很清楚：
“那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
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胡适就是这样一个被美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人物。
他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得到帝国主义重要人物如塔虎脱、杜威等人的青睐。
在他们心目中，胡适就是一个理想的“中国的领袖”人物吧！
因此胡适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是打算为美帝国主义出卖这一套货物的。
三十年的政治活动证明了：
胡适就是在文化上、思想上、精神上为美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的心”，使中国人不但不恨美帝国主义、而且可以甚至愿意接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胡适的全部“功绩”就在于此。
这也就是“用最完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
胡适在这方面做的“功绩”真是太多了，值得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专家去细细搜集，在这篇短文里是说不完的。
我们现在只能简单提几点：
第1，宣传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
1917年03月07日胡适留学日记“论‘去无道而就有道’”中说，十年之前看到王壬秋的“去无道而就有道”，觉得可耻，而现在，“十年以来，吾之思想亦已变更”（这就是说：
已经受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了）。
“平心而论”，如果自己的国家不好，则投奔别的“好的”国家有什么不可以呢？
请看他的论证：
“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
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胡适就是无耻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只能在封建势力的代表者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代表者威尔逊两人中选择呢？
难道我们就不能在中华民族中找出一个自己的革命的热爱祖国的领袖人物吗？
难道中华民族必须要和胡适一道卖祖国、投奔帝国主义吗？
我们再看在“五四”的十六年之后，胡适是怎样评价“五四”的：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运动。
蔡元培先生的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义的，他是信仰‘天下为公’的理想的。……可是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
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的固有文化……”（“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
看，他是这样无耻地污蔑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最浅的排外”，这样无耻的污蔑孙中山先生和蔡元培。
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根本没有民族立场，不但不反对帝国主义，并且拥护帝国主义的侵略。
胡适想将孙中山和蔡元培拉作他自己的“同道”，实在是最无耻的行为。
也只有胡适这样的洋奴，才能这样下流无耻的来污蔑“五四”运动：
“况且我们看那几千学生05月04日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
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大中华民国万岁！
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时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
（“纪念‘五四’”，独立评论一四九期）只有在胡适笔下，才会写出这样无耻的文字，也只有在胡适笔下，才会颠倒黑白到将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原动力的“五四”运动，说成是以美帝国主义的臭名远扬的“威尔逊主义”为原动力。
不要忘记，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正是这个威尔逊在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在山东的权利的。
第2，为了宣传他的“世界主义”，他便千方百计来制造种种“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的神话。
但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是不会变成中国人民的朋友的，于是他便无耻的搬弄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以蒙混中国人民。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们的东北，原来在中国与日本角逐的美、英帝国主义因为正值自己国内经济恐慌之后，虽想干涉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行为，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眼开眼闭，放任不管。
当时的“国际联盟”派了个“李顿调查团”到中国来，得出的结论是由“国联”“共管东北”（实即“瓜分”）。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连这意见也不接受，一味向锦州以南进攻。
对于这事，英帝国主义索性不问，而美帝国主义由于欧战后十几年来在中国已经有了侵略的基础，不甘心放弃在中国的利益，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与日本竞争，便使当时的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一个“不承认主义”（就是实际上让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而口头上采取不承认的办法）。
这是帝国主义之间分赃不匀而引起的斗争。
可是胡适是怎样的混淆是非呢？
胡适把“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称作“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应该读作：
代表美、英帝国主义者私论的报告）他说：
“……调查团的建议正是要说：
这三省是已经被人家用暴力划出中国范围之外了，现在也许可以用自治省的方式使他们重新回到中国范围之中。”
你看，在胡适笔下，“洋大人”真是值得“感激涕零”的“好朋友”了。
但是调查团又建议在东北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这怎么解释呢？
在胡适看来：
“理由很简单，……中国兵不能守土。”
（本节引文均见“独立评论”第21期）
可以与他的“国际的中国”同样遗臭万年的是1933年发表在“独立评论”第45期上的“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
他说：
“十年以来……全国政治势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接着他对“东方杂志”上所说“帝国主义分割中国之悲喜剧，已经由日内瓦政治外交斗争之场面移转到太平洋武装斗争的场合来了”的话，大表不满：
“这种议论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字在那里变戏法，名词的背后若不是恶意的抹煞事实，便是无识的武断。……这种现象真是亡国的现象。”
“革命会议以后，在华只图通商的国家切望中国的自强更加热烈，有时比中国人只有过而无不及。
在这一点上，这些国家的利益可说是和中国的利益相同的（应该读作：
买办者胡适的利益与这些国家的利益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富强的中国必定是他们更大又更有益的市场。”
（的确是买办身份，处处不忘市场！）
“只有现代化的中国方可根本解决远东问题，国联可以给我们最可靠又最少危险的援助……充分了解这种形势，然后能放手放胆去利用欧美资本与技术合作，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这虽然是迂远的道路，却也许是最快捷的路。”
（应读作：
快捷的卖国的路）
我们所以要在这里长篇摘引，不单是为了揭发胡适认贼作父的买办洋奴思想，也是为了让曾经有过崇美、亲美的朋友们“照照镜子”，可以从这里得到教育。
让我们一起来与这种最丑恶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吧！
第3，胡适为了要给崇美思想奠定基础，就拚命来宣传民族自卑感。
胡适说：
“今日的第1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
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我们的大病原，依我看来，是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我们要“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
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
（“信心与反省”）
你们看！
这简直是美国派来的大主教在替中国人作祈祷哩！
不，正确的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对中国人民的咬牙切齿的、恶毒的诅咒。
不要忘记，胡适这些话都是在“九一八”前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时候写的。
在“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歌声高昂的时候，胡适这个披着黑袈裟的魔鬼，就是企图从革命的队伍里拉出一些人来，牵着鼻子领到美帝国主义的教堂里去忏悔自己的“罪恶”。
当帝国主义者以各种方式加紧对中国侵略的时候，请听胡适是怎样无耻地唱出了他的“帝国主义颂”：
“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警醒起来。
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新医院，开设妇婴医院”（“慈幼的问题”）。
胡适的政治言论是戕害民族自信心的毒菌，是麻醉中国人民的毒药，中国的劳动人民是永远不会相信的。
在革命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着传统的、战斗的新精神，并且从斗争中团结起来，积一百多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而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简单的结论
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胡适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只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寻找方便的道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心理基础。
这就是他全部反革命活动的社会作用。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 难兄难弟，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
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虽然早就死亡了，但是他的思想影响却还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潜存着，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只是无数实例中的一个。
我们必须坚决地为彻底肃清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而战斗！
〔注〕：
本文中的引文凡未注明作者的，均见胡适的著作。

杭州文教界和广州的高等学校等举行座谈会
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
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和杭州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于12月10日联合举行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的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有杭州市各中等学校的部分语文、历史科教师。
浙江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民主同盟杭州市分部均派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大家就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所反映的错误观点，以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在中等学校文史科教学中的反映，进行了讨论。
不少人在发言中指出，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广大群众中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胡适、俞平伯等人运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去歪曲、贬低“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因而使不少人也受了他们错误观点的影响。
如有的中国语文教师虽然多次阅读“红楼梦”，但过去对“红楼梦”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却认识不足，只不过把它当做学习白话文的好教本而已；
不少教师更是从趣味观点出发去看“红楼梦”，只注意其中的情节，而不能透过“红楼梦”中的人物和事件看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和精神世界。
大家指出了胡适派的貌似科学的资产阶级实验主义，在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而，展开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不仅能使大家正确认识“红楼梦”这一类古典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更为中等学校的语文、历史科教学敲起了警钟。
（浙）
中国教育工会中山大学委员会于12月09日举行了全校教师、职员关于“红楼梦”研究座谈会。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该校校长许崇清，副校长冯乃超、龙潜，教务长王越，工会主席杨克毅等及全体教师、职员五百余人。
华南师范学院和华南工学院的教师二十余人也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该校教务长王越主持。
王越报告了该校文科各系和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的教师们四周来关于“红楼梦”研究讨论的收获。
该校副校长冯乃超在座谈中对这次开展关于“红楼梦”研究讨论的目的、要求和做法作了说明。
他结合中山大学的具体情况说明了从学术思想上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的必要性，并指出：
在学习和讨论中，主要要弄清楚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从而领会两种思想斗争如何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
在这次学习中，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下，展开自由讨论。
只有这样，才能把学术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以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他说：
“今天的座谈，主要是对思想，而不是对人。
因此，不要怕批评，也不要不敢提意见，而要有为真理而奋斗的决心。”
最后，他说：
“我们必须注意新生力量的培养；
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年青人而不要老年人，凡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力量，都是新生的力量，都要注意培植。”
该校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王起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的文艺理论在处理“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根本区别上作了说明。
此外，中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楼栖、教授商承祚、讲师陈则光、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戴镏龄、历史系副教授锺一均都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南）
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已引起内蒙古文艺界、教育界的重视。
内蒙古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在12月06日下午举行了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文艺处、内蒙古文化局文艺处、内蒙古歌舞剧团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内蒙古师范学院、呼和浩特第1、二、三中学、呼和浩特师范学校教员等共四十余人。
会议由内蒙古文联副主任尹瘦石主持。
他讲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后，在讨论中，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大家在发言中一致指出：
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完全走了胡适的道路。
他在“红楼梦”研究中，不是把考证做为研究工作的一种手段，以探求“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的现实意义、思想内容，而是从趣味出发，醉心于个别无关重要的细节。
因此，俞平伯抽去了“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的社会背景，孤立地进行考证，把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解释成为自然主义的，“色”“空”的庸俗作品，而否定了它的反封建的倾向性。
到会者在发言中也举例说明了这种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对学术研究工作及对青年的毒害。
大家认为：
内蒙古文联召开的座谈会是适时的，必要的。
因为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我们内蒙古文化教育界也是有影响的。
有些教师在发言时联系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错误思想说明了这个事实。
大家在发言中对胡适派的反动的“实验主义”的思想实质和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所解释的牵强附会的所谓“传统性”也进行了批判，并说明，在我们古典文学作品中真正的传统性，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作品中人民性的继承与发挥和民族风格的革新与创造。
大家并认为：
通过这次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会使我们提高一步，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就是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对待学术研究工作。
（艺）

制止美蒋的海盗活动
胡思升
今年09月30日和10月18日，驻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两度写信给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把“侵犯在中国海面的航行自由”案列入联大议程。
苏联代表团当时明确指出：
“鉴于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个别商船在公海上遭到袭击的问题，而是涉及一贯严重破坏公认的公海航行自由的原则的罪行”，因此，要求把它“作为一个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9届会议的议程。”
但是，做贼心虚的美国侵略集团十分害怕讨论这个议案，始则操纵联大延期讨论把此议案列入议程的问题，而在联大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后，又企图使联大不认真讨论这个议案而草草结束。
现在，在苏联以及其他主持正义的代表的坚定努力下，联大特别政委会已在13日正式开始讨论“侵犯在中国海面的航行自由”案。
苏联代表团坚决主张把这个议案作为一个重要和迫切的问题来加以审议，是完全正当的。
人所共知，几年来，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海空军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骚扰我国沿海航运和对外贸易，劫夺和拦劫我国及和我国通商的国家的商船，并对受难船员施行屠杀、酷刑、迫害等暴力手段。
据不完全的统计，几年来受害的各种中国船舶共达四百七十余艘；
在外国船舶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09月到1954年10月，蒋介石卖国集团在中国沿海和公海上对六十七艘各国商船进行了一百十一次的拦劫、抢劫、炮击或扫射，其中英国商船受害最重，计四十三艘，共八十六次，并发生过英国船长被击毙、英国船员被击伤的事实；
巴拿马商船受害者十四艘，共十五次；
波兰、希腊商船各二艘，共四次；
苏联、挪威、西德、荷兰、丹麦、意大利各一艘，共六次。
最近，11月13日、14日、22日和28日，英国商船“易隆号”、“华利号”、日本渔船两艘和丹麦货船一艘又分别遭到蒋贼军舰的袭击，日本渔船并被击沉。
由此可见，在美国庇护下的蒋贼的海盗行为已经到了如此无法无天的地步，实际上和中世纪海盗的抢人越货毫无二致。
这就彻底破坏了在公海航行不受侵犯的传统，严重损害了各航运国家的利益，妨碍了各国之间正常贸易关系的开展，造成了远东海面的紧张局势，因而引起了各国公众舆论的普遍愤怒和不安。
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曾先后数度照会美国，对美蒋拦劫苏波两国商船的海盗行为提出强硬的抗议。
英国公众的愤怒情绪也经常反映到英国国会中。
就在最近，11月24日，一些英国工党议员还在下院就国民党军舰在中国海面上对英国商船所采取的海盗行动向外交大臣艾登提出了若干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艾登回答这些问题时说，英国已就本月早些时候以台湾为基地的军舰拘留两艘英国商船一事向“中国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
另据报界联合会说，工党议员戴维斯要求艾登“向明知蒋介石所有的每一只海盗船实际上就是美国船的有关方面提出抗议”。
的确，正如工党议员戴维斯所指出的，蒋介石所有的每一只海盗船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船。
谁都知道，美国第7舰队根据美国政府的命令控制着台湾附近的公海，并侵犯我国的领海领空；
至于蒋介石卖国集团，它是靠美国的拨款来维持的，蒋贼军的武器、军舰、飞机、弹药无一不是由美国装备和供给并受着五角大楼的指挥。
没有美国刺刀的支持，蒋介石是活不下去的，更谈不到胆敢如此猖狂。
实际上，在蒋贼的每一次海盗活动中，美国海空军都是直接参加者。
今年09月26日的法新社电就指出：
“在过去三年中，每当一艘英国商船在台湾海峡上出现的时候，就由美国第7舰队的一架侦察飞机加以监视，并由这架飞机报告国民党的舰队。
国民党就派炮艇去拦劫这只商船。”
美国“每日镜报”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也承认在苏联油船“图阿普斯号”被扣留以前，美国派一架海军水上飞机在它的上空盘旋了好久，“这架飞机和中国国民党分子保持直接的联系，并通知他们到哪里去找这艘苏联油船。”
据共同社报道，11月22日，日本渔船“山田丸”第31号和第32号在大陈岛附近公海海面被美国造的船舰击沉。
同时，据“朝日新闻”报道，遇救的日本船员说，他们曾看到一艘美国驱逐舰在轰击地点附近巡逻。
另据路透社报道，据丹麦货船“埃米利·马尔斯克号”的船长比尔特·弗林明11月29日说，他的从日本开出的货船11月28日遭到盘踞在厦门东北八十英里左右一个小岛上的蒋贼军的炮轰。
他指出，在蒋贼军开始炮轰之前两小时，有一架美国飞机曾在他的船上空飞行。
近来，随着美蒋条约的加紧谈判和签订，随着美国对蒋贼的加紧援助，蒋贼正策划扩大劫夺各国商船的海盗活动。
10月04日的英国“新闻纪事报”所载斯蒂芬·巴勃尔的报道就忧虑地说：
“台湾海峡中的紧张程度正在增涨中……。
美国第7舰队一直都在用由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监视英国船只。”
正因为这样，人们更加感到苏联代表马立克12月13日在联大特别政委会上发言的完全正确。
马立克说：
“美国的武装的力量既然完全控制着台湾和台湾附近区域，因此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是由美国决定的。……因此，驻在这一区域的美国海军对在中国海面发生的一切海盗式活动负有完全的责任。”
苏联代表团在同日提出的提案中强调指出：
“联合国大会……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恶劣地破坏公认的公海航行自由的原则的行为，给世界贸易造成严重的障碍，并且有使远东的局势变得更加严重的趋势。
兹特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并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以防止这种行为再度发生，并释放被扣留在台湾港口的外国商船和它们的船员。”
很显然，这一完全正当和迫切的要求，是符合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利益的，而且也是和许多国家代表的意见一致的。
12月14日，叙利亚代表提出一项提案，要求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尊重海上航行自由，这无疑是对支持和进行海盗活动的人的一种道义上的谴责。
但是，令人十分诧异的是，英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平克12月13日在联大特别政委会上的发言中，竟极尽颠倒黑白的能事，说什么在中国海干涉英国船只的“最严重的事件是中国人民政府的部队所作的”；
而对于在台湾附近截扣各国船只的问题，“不可能相信美国是有干系的。”
人们真要怀疑这位平克先生是在代表英国讲话的了。
当他撒这个谎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英国船只恰恰是受美蒋海盗活动危害最深的国家吗？
这位联合王国的代表的不关心英国生命财产的情形，真像是“人头落地后还赞扬好快刀”一样。
现在，联合国大会的讨论还在进行中。
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们也在百般抵赖和推卸责任。
但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一切抵赖都是徒然的。
联合国的责任就在于迅速通过苏联的正确适时的提案，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制止美蒋的海盗行为。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德班举行代表会议
我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致电祝贺
【新华社16日讯】
南非联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6日至19日在德班举行第42次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南非联邦政府加紧推行镇压和种族歧视政策的情况下举行的。
由于这种政策，非欧洲种族的八万五千人正在受到失去家园和财产的威胁，批评这种政策的许多人和当地人民的领袖都被剥夺了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进步的报纸也被封闭了。
会议的任务是要研究南非目前的局势，决定对策，并且筹备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以拟订南非人民的“自由宪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会议开幕前夕（15日）去电报向会议祝贺。
电文如下：
非洲人国民大会书记处：
欣悉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第42次代表会议，谨代表中国全体劳动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祝会议在团结非洲人和不分种族、肤色地团结所有的南非人民去为保障基本人权，为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为争取和平、自由、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事业中，获得更多的成就。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

尼中友协举行公众集会
要求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新华社新德里16日电】
加德满都消息：
尼（泊尔）中友好协会11日在加德满都举行公众集会，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早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属于不同政治团体的十来个发言人在会上强调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性。
尼泊尔国大党总书记里基克什·沙阿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是尼泊尔的伟大邻邦，应该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消息报”刊载专文评论日本的政治危机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5日讯：
“消息报”登载了观察家的一篇题为“日本的政治危机”的文章。
观察家说，吉田的辞职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日本，吉田的名字是和使日本屈从于美国指挥的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来说，吉田是日本作为半被占领国的地位的化身。
吉田的辞职是深刻的日本政治危机的表现，而这种危机是执政的亲美自由党的政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
观察家在谈到吉田到美国旅行时说，他作这次旅行是因为希望借此撑持他的动摇的地位。
他曾以为华盛顿会给日本大量的经济“援助”，使这个统治集团能够应付经济困难，因此能够使国会中的反对派“无话可说”。
但是在这方面毫无结果。
正如日本报纸所说的，吉田和他的同僚“双手空空地从美国回来了”。
到华盛顿去朝圣的这种结果打开了许多日本人的眼睛，使他们认识到：
总而言之是不能期待美国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的，因为美国统治者们的计划中根本没有列上这种“援助”。
所谓美国希望看到日本经济“独立”的这种保证完全是虚伪的。
最近国会中的辩论显示，所有在众议院发言的议员，不管他们是属于那一党派，都看到造成这个国家的严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政策盲目屈从华盛顿的命令。
这些发言说明，越来越多的政治领袖正在清醒地估计因美国占领者的虐政而造成的局势。
即使执政的资产阶级人士也开始认识到：
日本不能从那些把日本当作半殖民地的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手中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必须探求完全不同的途径，来获得这种独立。
观察家继续说，支持吉田政策的人们把很大希望寄托在这个前提上——日本对外贸易的前途据说在于东南亚。
他们得出一个公式：
日本对当地市场的熟悉和技术加上美国的资本。
但是这个公式已由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间的矛盾及日本和美国间的矛盾而被粉碎了。
主要是由于美国本身对东南亚市场感到兴趣，它不愿用自己的手来加强它的竞争者——日本在那边的地位。
只有那些对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力量和潜在力失去信心的人，才期望美国为了根本不存在的日美友谊而给予任何大量的经济“援助”。
如果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半被占领国，它能够期望任何“无私的”美国经济“援助”吗？
观察家指出，在日本，愿意为美帝国主义的廉价劳动服务的人越来越少了。
目前人们正在寻求发展真正独立的经济的方针，从现状中寻找一条出路。
这种方针在于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重新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民主党议员伊藤在国会中说，对日本来说，同中国进行贸易的重大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人们越来越相信，恢复同苏联和人民中国的正常关系所以必要，不仅是为扩大对外贸易，而且是为加强这个国家的经济的独立，保证日本外交政策的独立。
观察家总结说，和吉田辞职有关的事态的发展，使人们得到这样的结论：
强健的日本人民的力量，正在加紧进行争取这个国家从外国桎梏下解放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他们得到诚心希望日本成为一个独立、和平的国家的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日本的和平和独立的发展，就是它对保卫远东和平和安全的贡献。

狐狸尾巴藏不住了！
李高
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讨论”并通过有关我国惩办美国间谍问题的非法决议，本是为了转移世人对美国侵略集团签订美蒋条约、进行战争威胁的视线、并借此来掩藏其颠覆活动的狐狸尾巴的，但是这些天来，美国侵略集团所得到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的。
这个所谓“决议”非法侵犯我国的司法权，荒谬地把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间谍说成是什么“战俘”，但根本不敢提及另外两名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美国侵略集团的代言人甚至害怕别人在联合国提起这两个美国间谍的名字。
这确是耐人寻味的事。
大约二十天前，美国当局在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前面开始狡赖时，是把十三名美国间谍列在一起的。
美国国防部11月24日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还特别捏造了一大段关于唐奈和费克图的故事，企图使他们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所规定的战俘身份，诬蔑我国“违反停战协定拒绝遣返他们”。
美国国务院在11月26日向我国提出的无耻“抗议”中，也是把所谓“十一名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和陆军部雇用的两名美国文职人员”并提，叫喊“扣留他们的做法是显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
但是，不几天之后，美国侵略集团突然改换了嘴脸。
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忽然又不主张把唐奈等两人的案件和其他十一名美国间谍的案件“混在一起”；
在苏联等国代表的诘问之下，洛奇之流才说是美国“不打算设法使他们（指唐奈和费克图）受联合国保护”。
美国侵略集团的代言者们为什么陷入这样自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的境地呢？
究竟为什么不要联合国“保护”唐奈和费克图了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为了狡辩，却使泥脚愈陷愈深，狐狸尾巴越来越暴露，终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把他们甩到一边去。
例如：
美国当局断言说，唐奈和费克图是搭
“便机”从汉城到东京去的。
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感到奇怪说：
“难以理解的是：
这样一次飞行，怎么会迷失到中国去，”的确，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每个人都清楚的问题。
从汉城“东”向日本飞行的人，居然飞到了远在汉城以西千里之外的中国，这种神话即使在“天方夜谭”里也是不容易找到的。
不但这样，这两个美国间谍当中一人的家属，已向美国报纸公开承认他确是在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这就使得美国侵略集团更加无法狡赖而不得不加以默认了。
大概，美国侵略集团当初“估计”间谍唐奈和费克图早就“死了”（美国国防部声明），以为赃亡迹灭，平安无事了。
万不料他们现在还活着，而且详细地供认了美国间谍罪行的底细，于是华盛顿和东京的美国大小机关顿时慌了手脚，各自胡诌一套来狡赖，结果是互打嘴巴，破绽百出，弄得洛奇之流无法收拾，只好以不提为妙了。
美国侵略集团的代言人在为其他十一名美国间谍进行所谓“辩护”时，出丑的程度也不亚于此。
洛奇在08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拿出了一幅所谓
“雷达镜地图”，硬说它是“不可争辩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潜入中国的美国间谍飞机是在朝鲜被击落的。
但是，这个假证据用不着别人去
“争辩”，美国代表团立刻就自己把它撕毁了。
当天它就向拿到了这个伪证的副本的记者们把它“收回”，同时要美国宣传机器“删去所有提到雷达镜地图的话”，并且承认它是“不准确的”。
美国所谓
“不可争辩的证据”，就是这样见不得人的货色。
假“证据”不攻自破之后，洛奇和他的帮闲们就硬着头皮死赖。
他们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一样，在间谍应当穿什么衣服这个无聊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洛奇诡辩说：
“这是唯一有关系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员（指阿诺德等）都穿着军装这一事实就表明他们不是间谍。”
谁都知道，阿诺德等供认得清清楚楚，他们并不是准备直接降落到中国来做地面间谍的，而是坐着飞机黑夜偷入中国，进行间谍侦察、空投间谍分子（国民党分子）和接济、接回、联络地面的间谍分子等罪恶活动。
在天空干这些罪恶勾当，穿不穿军服有什么分别呢？
但是，洛奇和他的应声虫纳丁之流却大叫大嚷说，穿军服干这些事是“异想天开”的。
他们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像傻子一样容易被他们愚弄。
十分明显，美国侵略集团凭借这些拙劣无耻的捏造、逃避和诡辩伎俩，是掩藏不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的。
其实美国的间谍罪行，是全世界早就知道了不少的。
美国侵略集团公开把向外国进行特务间谍破坏和颠覆活动当作一种国家政策来执行。
特别是对中国，它还时常无耻地夸耀它勾结蒋介石卖国集团向我国大陆进行间谍破坏活动。
12月06日的美国“斯通周刊”就说：
“我们一直在资助着蒋介石，而且我们的中央情报局也一直在为它正是实行着北京所诉说的那种活动（指美国间谍活动）而吹嘘。
因此，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清白地走进法庭的。”
的确，虽然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们煞费苦心地把联合国组织搬出来作为其侵略罪恶的掩护，但在世界公正舆论面前，他们所犯罪行是昭然若揭的；
他们每一次无耻狡赖，只有更加增长正义和爱好和平人民的憎恨。
令人莫解的是：
最近，还竟有人叫喊要对中国惩处美国间谍案进行什么“调查”；
某些外国报纸竟诬蔑中国惩处偷入国境的美国间谍是“蓄意挑动美国采取轻率行动”。
这如果不是有意“助桀为虐”的话，至少也是沾着一些美国侵略罪行的腥臭的。
这是每一个关心国际和平和安全、尊重自己以及他国的主权和安全的人所不能忽视的。

第2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
苏尔科夫报告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任务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第2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15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开幕。
参加大会的有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作家组织的代表，许多外国作家，以及莫斯科的工人和文艺科学工作者的代表。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苏斯洛夫和夏塔林在主席台上就座，这时，代表和来宾们热烈鼓掌欢迎。
大会由最年长的俄罗斯女作家奥·弗什主持开幕。
全体到会者首先起立为约·维·斯大林默哀。
到会者还起立为苏维埃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和在第1次和第2次代表大会之间逝世的作家们默哀。
弗什致开幕词说，在第1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以来的二十年中，苏联人民已经完成了许多光荣和英雄的事业。
二十年来，苏联文学始终和苏联人民在一起，为他们的伟大劳动服务。
苏联文学是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有力武器。
弗什接着说，苏联文学正在为争取和平、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斗争。
帝国主义黑暗势力近来正在勾结起来要发动一次新的流血战争。
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善良意志、以相信光明前途的人民的力量来反对他们的邪恶意志。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在这个任务中起重要的作用。
代表们一致选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们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团。
代表们并选出了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处、资格审查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伯洛夫在会上宣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代表大会的贺电。
大会议程包括下列报告和补充报告：
“关于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任务”、“关于苏联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关于苏联的诗歌”、“关于苏联散文体文学”、“关于苏联戏剧”、“关于苏联电影剧本”、“关于苏联各民族文学的翻译”、“关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关于现代世界进步文学”。
苏联作家协会委员会第1书记苏尔科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
代表大会将举行十一天，将讨论和通过新的会章，改选协会的领导机构。

联大特别政委会继续讨论关于侵犯中国海面航行自由问题
苏波代表指出美国应对蒋贼海盗行为负责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5日讯：
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13日下午会议继续讨论关于侵犯在中国海面的航行自由问题。
波兰代表斯克热歇夫斯基指出，蒋介石分子在美国庇护下进行的海盗活动，已经在远东造成了严重的局势。
蒋介石分子劫夺了两艘波兰商船，并且惨无人道地对待被拘禁的船员。
波兰代表举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美国空军和海军应当对蒋介石分子在中国海面的海盗行为负责。
波兰人民抗议这种在中国海面非法劫夺商船的行动。
联合国大会应当采取措施，使一切被蒋介石分子扣留的商船和它们的船员获得释放。
美国代表在发言中无法推翻苏联和波兰代表举出的任何一个事实。
和往常遇到这种情况一样，美国代表因为提不出论据来辩解，就说，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大会讨论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
美国代表撇开问题的实质不谈，而只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和苏联进行诽谤。
英国代表平克发言，竭力为美国和在美国庇护下的蒋介石匪帮的行为辩解。
和美国代表一样，他也企图否认美国飞机参加了蒋介石匪帮对航行在中国海面的商船的袭击活动，但是他拿不出任何一个论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乌克兰代表帕拉马尔楚克说，侵犯公海上航行自由的海盗行为破坏了国际法的最基本的准则，阻碍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开展。
他举出事实证明，应该对在中国海面上的海盗行为负责的不仅是蒋介石匪帮，而且还有怂恿和支持他们的美国。
联合国大会应当坚决谴责这种行为。
挪威和土耳其代表装作不知道美国舰队参加了中国海面上的海盗行为，他们表示将投票反对苏联提案。
苏联代表马立克发言，驳斥了美国代表所谓苏联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宣传的目的”的论调。
马立克指出，苏联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是考虑到被蒋介石匪帮劫夺的苏联海员和苏联油船“图阿普斯号”，而且考虑到受到蒋介石匪帮袭击的各国好几十艘商船，考虑到这些船只上许多海员的痛苦。
他说，我们有权利坚持要求联合国采取措施来制止这种破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罪行。
谁把提出这个问题叫做宣传，谁就不是认真地讨论问题而是进行诽谤。
马立克接着说，英国和挪威代表企图使人怀疑美国海军对在远东发生的海盗行为应负的责任。
但是，他们散播的这种怀疑已经被美国代表自己打消了，美国代表说，美国海军是在上述地区“巡逻”。
马立克指出英国代表所采取的奇怪的态度。
英国代表虽然说，英国几世纪以来就一直主张航海自由原则，然而，他却不愿斥责在中国海面对这个原则的破坏行动。
英国代表并且说得好像海盗式袭击的罪责不应由蒋介石匪帮来负，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负。
英国代表这种说法使人觉得很出奇。
马立克说，苏联代表团坚决主张，联合国大会应采取措施来制止在中国海面的海盗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对远东和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英共发起大规模的反对武装西德的运动
波立特号召英国人民积极参加这一斗争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15日讯：
12月14日，在伦敦伊林区市政厅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英国共产党所发起的发动英国人民投入反对武装西德斗争的运动从此开始了。
从现在到明年01月中旬，全英国都要举行这样的群众大会。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在会上讲了话。
他指出工人阶级团结的重要性，因为工人阶级要领导英国和平力量进行反对武装西德的斗争。
波立特说：
“如果我们粉碎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那末这就是对战争贩子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波立特指出，不应过低估计重新武装西德的危险性。
被分裂的德国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正因为这样，苏联政府很早就在争取通过东、西方谈判的途径，用和平办法来恢复德国的统一。
波立特指出西方国家拒绝参加莫斯科欧洲国家会议，他揭露了这样的宣传：
似乎批准九国（伦敦）协定能够促成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
波立特说：
“如果协定被批准，那就再也不会有任何新的谈判了。
如果西德重新武装起来，那末在欧洲还有什么问题可谈呢？
批准巴黎协定就会使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谈判成为毫无意义，并且会消除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
波立特指出，在反对批准巴黎协定的斗争中，英国人民有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作为他们重要的同盟军，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担心着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给和平造成的威胁。
波立特在谈到下院讨论巴黎协定时指出，赞成这一协定的只有百分之四十的议员。
在英国，反对武装西德的情绪是这样的激烈，以至于大多数工党议员都在表决时弃权。

越南政党团体抗议美国破坏印度支那和平
【新华社16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河内讯：
越南政党、团体纷纷表示抗议美国破坏印度支那和平的阴谋。
越南民主党10日在河内举行干部会议。
会议通过决议，反对美国派柯林斯到南越扶助吴庭艳集团破坏停战协定以及把南越变为美国侵略基地的阴谋。
越南总工会向全国工人发出文告说：
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企图破坏越南人民的和平生活，借以攫取利润，并且故意阻挠我国实现统一，获得独立和民主。
他们是越南人民的最主要的敌人、也是目前最危险的敌人。
越南总工会号召全国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和其他人民一起，坚决制止美帝国主义者、破坏停战协定的法国殖民分子以及他们的走狗的魔爪。
越南全国农民联络委员会发表告农民书，斥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仆从的阴谋，并号召农民们提高警惕，增加生产，积极参加恢复建设工作，以便在巩固和平及实现全国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作出贡献。
越南青年联盟在告青年书中说：
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和吴庭艳集团破坏我国和平和统一的阴谋，从北越到南越的越南青年要团结得更加紧密，在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前进。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越南通讯社斥美国在南越制造大规模流血
【新华社16日讯】
越南通讯社14日评述美国在南越指挥吴庭艳制造大规模流血说：
美国在设法免除了阮文馨的陆军参谋长职务以后，即指挥吴庭艳集团设法消灭没有完全顺从他们的和好教和高台教的部队。
激烈战斗正在南越西部的龙川地区进行。
一部分高台教及和好教组织已依附了吴庭艳，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参加了伪政府。
但是，吴庭艳集团受到美国的指使，极力要消灭一切不驯服的力量，以便建立它的完全统治。
他们正在计划清洗保大军队中的“亲阮文馨分子”。
平川教派很可能也是逐步清除的对象。
文章指出，吴庭艳正在强迫把从北越被逼撤到南越的天主教青年拉入军队，以便建立六师“保安部队”。
目前在龙川地区发生的流血可能在其他地方爆发，因为正被围剿和在计划中预定要被排除的集团，一定要起来抗击吴庭艳和它的美国主子。
文章说，很明显，美国派遣柯林斯到南越，加强了那里的暴行，并在和平已经恢复了的印度支那制造大规模流血。
美国应对此负完全责任。
据新华社讯：
吴庭艳集团11月下旬在中越广义省集结区内继续侵犯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民主自由，并对参加过抗战的人进行报复。
11月21日，驻在山星县星善村的伪军逮捕了村里的前出纳员张铨，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
26日晚上，法兰西联邦部队逮捕并带走了村中十一个居民。
他们在毒打了这些被捕的人以后，释放了其中的四个。
27日晚上，吴庭艳的爪牙继续派遣军队欺侮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