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国境铁路协定在北京签订
【新华社2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代表团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通省代表团，于1953年12月16日到1954年01月25日，根据国际铁路旅客及货物联运协定，在北京举行了中朝铁路联运协定的谈判，于1954年01月25日签订了中朝国境铁路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中朝间将于1954年04月01日建立两国铁路间的货物联运，于1954年06月01日开始旅客行李联运。
签字代表，中国方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朝鲜方面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通省副相南学龙。
参加签字典礼的，中国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亚洲司副司长何英，交际处副处长王拓及铁道部有关各局局长等多人；
朝鲜方面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崔一，商务参赞金国辅及全体代表团团员。
在举行签字典礼时，中朝双方代表均深切表示：
这一协定的缔结，将进一步增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中朝两国间交通运输事业的合作与发展，从而将更丰富了中朝两国间以及与苏联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间的经济文化的互助合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通省代表团于25日晚间离北京返平壤，行前铁道部滕代远部长曾设宴欢送。

北京市城内各区普选胜利结束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得到最大多数选民的拥护
据新华社讯：
北京市城内各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已胜利结束。
各选区先后召开了选民大会，郑重公布选举结果。
据北京市选举委员会统计：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投票。
东四区宝玉胡同选区、东交民巷选区第二选举站、方巾巷选区第二选举站等区参加投票的选民达到了百分之百。
在选民广泛酝酿、自下而上提名的基础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反复民主协商提出的候选人，全部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城内各选区共选出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千零二十名。
在当选的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得到最大多数选民的无限信任和拥护。
中共东单区委员会书记、东单区人民政府区长周仁，崇文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胡文瑞，全国劳动模范、中央人民政府第1机械工业部汽车实验室主任张德庆，私营裕丰和染厂工人关忠岳，私营瑞蚨祥店员工会主席高肇文等，得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选票。
在当选的代表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强，其中有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北京铁路管理局钢轨焊接组副主任彭兴德，华北区劳动模范、五四六工厂工人张德山，人民印刷厂优秀女工王彩仙。
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市第25中学副校长杨仲兰，苏联红十字医院副院长朱仲丽，中国著名曲艺演员连阔如，北京第1机床厂工程师郝彤藻，曾连获三次品学兼优奖章的十八岁的优秀青年、北京第25中学学生白国昌等各阶层的优秀人物也被选为代表。
在当选的代表中还有少数民族、街道居民、宗教界人士和工商业家；
妇女代表也占了相当比例。
这几天来，各选区选民都举行了庆祝大会，当选的代表受到选民的热烈拥护。

北京——莫斯科直达旅客列车月底正式通车
我国铁路职工热烈进行准备工作
【本报讯】
北京、莫斯科之间的直达旅客列车，决定于01月31日正式通车。
我国铁路职工正热烈进行准备工作。
北京铁路管理局的一批优秀乘务人员，将在从北京到满洲里的一段路上协助苏联乘务人员工作。
他们中间有旅客车长、行李员、播音员、餐车服务人员、医务人员和翻译。
去年12月间，他们曾在训练班进行过专门的学习。
从莫斯科开来的试运转的列车到达北京以后，他们又学会了使用这趟列车上的独立暖房、机械装卸行李的设备等。
旅客车长李文垣说：
“我们真高兴到这趟列车上为来访我国的国际友人服务；
同时还可向苏联乘务员学习很多东西。”
行李员王玉营说：
“几个月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北京、莫斯科之间将要开行直达旅客列车的消息，那时我想：
谁要跑这趟车才光荣呢！
没想到现在领导上分配我担任这趟列车的行李员了！
我要好好的学习苏联行李员为旅客服务的精神，认真管理这趟列车的行李，保证运送得及时、完整。”
将在餐车上工作的厨师们，一连开了三次小组会，研究菜单。
他们保证在两天的行程中，没有重样的汤、菜。
医务人员们准备好了列车上使用的卫生用具和药箱。
刘云华、崔升甲两位医生，还特地坐了一次“和平号”列车，专门了解了旅客的需要。
他们细心的研究了列车上的卫生、医疗工作，还讨论了在列车行进中如何进行注射、听诊和试血压。
全体乘务人员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和向苏联学习，他们正在紧张的学习俄文。
这趟列车所经过的北京、天津、锦州、哈尔滨等铁路管理局的调度、机务、乘务、工务等部门的职工，也都做了具体的准备工作，保证这趟列车安全、准确地运行。

叶季壮离莫斯科返国
【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26日乘飞机离莫斯科回北京。
到机场送行的有苏联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波里索夫、副部长库兹明等。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戈宝权、商务参赞李强等也到机场送行。

必须用总路线的精神教育广大农村妇女
向农村妇女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要求经过宣传，逐步清除某些农村妇女中正在滋生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普遍残存的封建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逐步上升为主导的思想；
借以动员妇女和男子一起，同心协力，为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
农村妇女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对男农民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
在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购粮等工作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
那里注意向男女农民一起进行总路线、互助合作政策、购粮政策的教育，并能针对妇女的思想和要求，具体、深入地进行“加工”教育，提高了妇女的政治觉悟，妇女就能和男子一起踊跃地出卖余粮及其他农作物给国家，就能积极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那里不注意对妇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或者仅仅像对男农民一样，进行一般的教育，妇女就不能普遍发动起来，各种工作的开展就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陕西省咸阳县渭滨乡冯保林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开始只一般注意了发动男女组员学习互助合作政策和合作社的优越性等问题，但没有特别注意了解妇女的思想和要求，没有针对妇女思想进行“加工”教育，到了预定报名入社的那天，十一户男农民都同意入社，但其中有五户是妇女当家，她们不同意，就不能报名入社，其他各户也或多或少遇到了妇女的阻碍，因而就不能按预定计划建社。
这件事教育了工作组全体同志和互助组的领导骨干，大家分别深入家庭，了解妇女的思想，具体进行教育，开家庭会议，商量入社问题。
经过这些工作，基本上搞通了妇女的思想，才作到了男女农民一致同意转社。
这件事生动地说明：
必须注意对妇女进行深入具体的政治思想教育，才能引导妇女和男子一起，贯彻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斯大林同志早已告诉我们：
“当政权已掌握在工农手里的现在，劳动妇女的政治教育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女工是和男工肩并肩地站着。
她们和他们一起从事建设我国的工业的共同事业，如果女工有了觉悟，受过政治教育，她们便会有助于这一共同事业。”
“农妇是和农夫肩并肩地站着。
她们和他们一起推动我们的农业发展与繁荣的共同事业。
如果农妇摆脱了愚昧无知，那么她们对这一事业会有巨大帮助。”
（“迎接第1届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五周年”）所以在农村工作的男女干部，都必须充分认识，向妇女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完成国家建设，有极重要的作用。
向农村妇女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除了必须讲明总路线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等一般内容以外，还应针对着妇女的特点进行一些特殊的宣传。
比如应该说明实现总路线与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关系，应该在妇女群众中树立起一个明确的思想——只有坚决贯彻总路线，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逐步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
苏联妇女彻底解放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日益增涨的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也正在逐步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开辟宽广的道路，正在为进一步提高妇女地位准备根本的条件。
农村互助合作生产的发展，在促进农村妇女解放事业方面，已起了显著的作用：
例如在优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及互助组中，由于精耕细作、土地加工、农副业结合以及经济作物增加，劳动力的需要日益增涨，因而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机会增多了。
妇女在集体劳动中，经过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上升，政治觉悟提高，生产技术和文化程度也能步步上进。
在互助组实行等价互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按劳取酬的条件之下，经过教育，就可以实现男女劳动同工同酬的原则，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男女分工分业，就能照顾妇女的体力、家务，合理使用女劳动力。
实行集体互助，又能在家庭和睦和团结生产的基础上，合理地安排农事与家务，适当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增加了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
由此看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已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增进了妇女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贡献，逐步改变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提高妇女的地位，改善家庭关系。
所以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的妇女积极分子在亲身体会了互助合作的好处以后说：
“要像爱自己娃娃一样爱护合作社互助组。”
因此，我们在经常宣传和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时，必须本着总路线的精神，进一步教育妇女：
只有参加社会主义的及带有社会主义成份的生产劳动，才有利于妇女彻底解放。
“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吸收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是有重大意义的。”
（1951年01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论党组织的妇女工作）所以“妇女卷入于公共的社会主义生产，是使妇女彻底解放的极顶重要的方法。”
（斯维尔德洛夫：
“新家庭论”）为此必须教育农村妇女热烈拥护并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参加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对于那些目前还不愿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甚至拉丈夫后腿的、闹是非妨碍互助合作组织的巩固与发展的妇女，必须很好地加以教育，帮助她们进步；
但决不能打击她们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更不能强迫她们参加互助合作组织。
关于妇女的家务劳动问题，在有些妇女干部中有两种不正确的说法：
一种认为农村妇女参加家务劳动与农业劳动有同等的价值；
一种认为目前农村妇女的家务牵累无法解决，因而过分强调宣传家务劳动的重要性，放松了宣传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实际上，妇女参加家务劳动或社会劳动，对妇女解放的作用来说是不同的。
我们应该随着目前国家建设的需要，教育妇女适当地安排家务活和生产活，并在可能条件下，逐步举办帮助妇女减少家务牵累的公共事业（如托儿组织等），以增加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可能。
另一些同志不适当地轻视家务，过早地希望家务劳动社会化；
或者不很好考虑目前妇女的家务负担，千篇一律地动员所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或者动员家务繁忙的妇女，担负过重的社会劳动，以致妨害全家正常生活，甚至损害本人的健康，这也是不对的。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必须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实现，才能逐步解决。
就我国今天的实际情况看来，国家计划建设刚刚开端，尚不能很快地吸收广大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和工作，不能很快地为广大妇女建立足够的托儿所、幼儿园以至公共食堂等；
而且目前农村妇女操作的家务，其中一部分如缝衣做鞋等就是农村副业，如喂牲口、推磨等就是农业劳动的一部分，因而是当前发展农业生产所必要的。
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也必须从这一个现状出发，对负担不同家务的妇女，应有不同的要求。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要很长的时间，困难多，进程慢。
因此我们要牢牢记住列宁的话：
“这一工作要使我们花费好多好多年的光阴，这一工作是不能给与迅速的结果，也不会产生这样光辉的效果的。”
（“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这一转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在这儿，事情是在于改造那最根深蒂固，而已经成了习惯和已经硬化了的制度。”
（“论国际劳动妇女节”）不能操之过急，自然也不能迁就现状，停止不前。
还应该向妇女和向社会宣传：
我们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全体男女，发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精神，贡献自己全部精力和智慧，想办法、找窍门，忘我劳动，艰苦奋斗。
幸福美满的生活，是依靠忘我劳动创造出来的。
苏联妇女是用这种精神，和男子一样建设和保卫了自己美好的祖国。
在爱国自卫战争前，苏联集体农庄的女庄员的劳动日，约占集体农庄男女总劳动日的百分之三十八。
到爱国自卫战争时期，女庄员更加奋发劳动，1943年女庄员的劳动日竟达男女庄员劳动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我国妇女，特别劳动妇女，一贯是勤劳刻苦的，在社会主义美好远景鼓舞之下，劳动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
例如陕西大荔县马廷海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所以能减少天灾的危害达到增产，也是依靠男女社员辛勤劳动的结果。
当夏季麦子成熟时，有一天傍晚将刮大风，社里立刻动员四十七人（女社员九人）连夜赶割麦子四十多亩，使麦子免受风灾。
秋季，正当农忙的时候，女社员白天拾花，晚上借着月光搬包谷、收？
豆，因而女社员做了八百五十四个劳动日，达到全社劳动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对农作物的增产及提高妇女的地位方面，均起了重大作用。
最近两、三个月来，各地向农村妇女宣传总路线的工作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很好的宣传经验，除了必须坚决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使农村妇女和男农民一起受到总路线的教育外，还必须重视通过妇女组织，培养与运用积极分子，对妇女群众进行“加工”教育。
特别要抓住妇女的特点，针对具体的思想情况，分别不同对象，以妇女常闻惯见的事例和浅显易懂的道理，具体讲明总路线的精神实质。
讲解时要十分耐心，反复说明，尽量采取多种多样的有声有色的生动具体的宣传形式，以吸引群众，增进宣传效果。
为使总路线真正深入人心，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结合各项具体的工作如购粮、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普选等工作，经常地、有系统地、细致耐心地向妇女宣传，才能巩固和发展宣传的成果，使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农村妇女群众的主导思想。
解放几年来，广大农村妇女从自己亲身体验中懂得了“听共产党的话没错”，“走共产党的路才有幸福”。
因此，那里注意了向农村妇女宣传总路线，并宣传得好，那里的农村妇女就能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参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因此领导农村工作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领导当地民主妇联、青年团及全体农村工作的男女干部，经常注意向农村妇女宣传总路线，借以逐步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她们和男农民一起，积极拥护和执行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我们伟大的祖国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出产的著名普洱茶，去年又获得丰收，产量比1952年增加一倍。
这是主要产茶区之一——勐海坝的傣族茶农摘茶的情形。

莫洛托夫在四国外长会议上就第1项议程发言
建议由五外长会议讨论主要国际问题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28日讯：
苏、法、英、美四国外长会议于27日举行会议，开始讨论已获协议的议程第1项：
“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和召开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会议”。
担任主席的是安·艾登。
维·米·莫洛托夫说：
在26日的会议上，他已经就与第1项议程有关的问题提出了苏联代表团的观点，并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根据这点，莫洛托夫要求三国外长对苏联代表团的观点和它提出的具体建议表示自己的意见。
杜勒斯发言说，他认为，莫洛托夫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是一个企图“确立并实现一个五大国享有处理世界事务的特殊权利的原则”的建议。
杜勒斯硬说莫洛托夫对五大国的作用下了这样的定义，企图用这种歪曲事实的办法来缩小五大国保障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杜勒斯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否定这次四国外长会议有权“研究整个世界问题”。
杜勒斯说：
“我们四个人在这里研究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因为我们是四个占领国家。
再没有其他占领国了。”
杜勒斯接着说，如果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事情是朝鲜从外国军队之下恢复自由的问题，“那么，共产党中国自然也是一个适当的有关方面”。
据杜勒斯说，美国正在谋求召开一个有中国参加的朝鲜政治会议。
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
只有美国在阻挠朝鲜政治会议的召开。
杜勒斯说，根据上述理由，“美国反对举行五大国会议来结束国际紧张局势的概念”。
杜勒斯接着说，谈到亚洲，造成远东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是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杜勒斯硬说，中国不愿共同合作，来根据可接受的原则解决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或其他任何亚洲问题。
杜勒斯说，苏联建议中所提出的五大国解决朝鲜政治问题的办法，已经体现在朝鲜停战协定规定的政治会议的形式中了。
杜勒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的人民的国家进行了许多攻击，露骨地否认中国有权参与解决国际问题。
杜勒斯最后建议不就第1项议程作出任何决定，而转到第2、第3项议程上去。
接着乔·皮杜尔发言。
他承认，联合国宪章给五大国以维持和平与安全的特别责任；
至于就中国来说，政权的不同是无关紧要的。
皮杜尔同意莫洛托夫的说法：
和一个国家进行谈判，和一个国家保持关系，并不等于就是赞成它的现存政体——这是明显的事实。
皮杜尔接着说，我们大家都参加这次会议，这就是一个明证。
显然，莫洛托夫先生就不赞成我所代表的政体。
但是，皮杜尔说，他不认为“改变会议成员的数目，即由四个改为五个，就足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并缓和紧张局势。”
皮杜尔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促使印度支那战争继续进行”。
虽然，大家知道，这种说法是违反事实真相的。
从他的所谓中国干涉越南战争的错误说法出发，皮杜尔说，“只要情况还像今天这样”，法国政府就不能够考虑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
他接着说，如果情况一旦改变，法国政府将根据新的情况注意新的形势。
皮杜尔又说，亚洲现在有两个问题，就是朝鲜问题和东南亚问题。
他说，我们有机会通过召开政治会议来恢复朝鲜和平，因此已经中断的谈判必须恢复。
说到第2个问题，就是印度支那问题，那末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召开一个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政治会议。
据皮杜尔说，“在这样的一连串的局部解决之后，才可能最后获得总的解决。”
艾登接着发言。
他说，英国政府不认为召开五大国会议是“缓和紧张局势的最好办法”。
艾登说，我是相信中庸之道的。
如果我们以耐心而愿意让步的态度来分别研究摆在大国面前的个别问题，世界问题就能得到最好的解决，国际紧张局势也就能得到缓和。
艾登企图证明，由五大国来讨论国际问题，就意味着不顾其他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艾登指出，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局势是亚洲紧张局面的根源。
同时，艾登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愿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艾登对美国阻挠着朝鲜政治会议的召开这一事实避而不谈。
他说，在朝鲜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中已经有了五大国参加解决朝鲜问题的合适机构。
艾登接着指出，据他看来，整个裁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国际重要问题最好放到联合国去讨论。
他又说，他认为，如果讨论涉及国际关系的一切方面的话，那么，不仅四大国会议，即使数目再多些的国家举行会议，也不能有所进展。
他建议，在这一次外长会议上仅限于讨论四大国负有特别责任的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
艾登说，他希望完成这些责任。
他说：
“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讨论不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的那些其他问题了。”
莫洛托夫接着发言。
他说，苏联代表团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是因为必须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三类非常具体的基本问题。
第1类是军事性的问题，如首先关系到大国、并具有巨大国际意义的普遍裁军问题。
第2类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即有关改善五大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问题。
最后，第3类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正常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的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杜勒斯、皮杜尔和艾登在发言时只谈到了第2类问题，即政治问题，而对军事问题和经济问题却没有提到。
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首先是对停止扩充军备的问题以及对裁减军备、特别是裁减大国军备的问题加以注意。
希望我们这次会议采取符合于千百万人们的愿望的步骤，是正当的。
千百万人民所希望的是减轻军备负担，停止军备竞赛，并从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莫洛托夫在谈到经济问题时指出下列事实的重大意义：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共有八亿人口。
莫洛托夫接着说：
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这八亿人口已经跟他们曾经一度有过不少关系的那个市场割断了联系。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就不能得到发展。
莫洛托夫引用数字，来证明尽管在发展国际贸易的道路上障碍重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仍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莫洛托夫接着说，然而十分明显，凡是不愿意促进对外贸易正常发展的人，也就不愿促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莫洛托夫指出，只有少数的国家把自己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隔离开来。
而大多数国家却希望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贸易关系。
例如，印度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乐意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扩大贸易。
法国经济代表团现在正在莫斯科讨论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
英国企业家的代表们也曾到过苏联。
莫洛托夫指出，这些事实表明苏联无意和别国隔离，这些事实证明苏联愿意根据互相可以接受的条件与别国发展贸易关系。
莫洛托夫说，五大国外长会议对于改进国际贸易也会有巨大的意义，因为这五个国家是和贸易关系的发展最有利害关系的。
莫洛托夫接着谈到了杜勒斯、皮杜尔、艾登关于政治问题的发言。
莫洛托夫指出杜勒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杜勒斯否认联合国宪章规定五大国有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特别责任。
莫洛托夫同意皮杜尔的说法，即这种特别责任并不意味着五大国有什么特权可以对其他国家作出决定。
莫洛托夫说：
如果我们承认，根据联合国宪章五大国有维护和平与保障各国安全的特别责任，那么，我们也应当承认，这些国家时常商谈国际问题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莫洛托夫说，波茨坦会议曾决定设立英国、苏联、法国、美国、中国五国外长会议。
莫洛托夫问道：
在我们全都承认必须设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外长会议以后，我们是撕毁了这个决定呢，还是这个决定仍然有效呢？
莫洛托夫指出杜勒斯的说法没有理由。
杜勒斯说，四国外长会议是必须的，是合法的，因为这个会上要讨论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而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则似乎是不合法的，不需要的。
莫洛托夫又说，艾登却有另外一种看法。
艾登说，四国外长会议应当讨论的不仅是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不过对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应当首先加以讨论。
皮杜尔的意见更进一步。
他说，我们应当讨论的不仅是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还有朝鲜问题和东南亚问题。
没有人限制我们只讨论两个问题。
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巩固和平与缓和紧张局势，这种限制对事情是没有好处的。
莫洛托夫接着说：
我们很清楚，现在，举行四大国会议已经是很罕有的事情了。
至于五大国会议，有的人完全不想开。
他们最喜欢开三国会议。
去年开了几次三国会议，这些会议的议程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在这些会议上，欧洲问题也讨论了，亚洲问题也讨论了，可就没有讨论美洲问题。
也许，这是很合乎逻辑的。
当然，不能对四国会议或三国会议加以任何反对，如果这些会议不采取任何反对其他国家的措施的话。
对两国会议也可以不表示反对。
譬如，我们就已约定，首先在两国之间进行关于原子问题谈判的第1阶段。
总之，国际关系中的实践证明，根据事实的要求来讨论各种问题总是合宜的。
莫洛托夫指出：
五大国中的唯一亚洲大国——中国不能参加五国会议，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莫洛托夫接着说：
如果拥有四亿六千万人口的四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和拥有五亿人口的中国共同努力，那末，毫无疑问，这就会使这五个国家能够做出更有分量、更有权威的决定，并将符合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
莫洛托夫指出，苏联代表团建议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会议应当只限于讨论亚洲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帮助解决世界问题——不仅是关于亚洲的问题。
中国的参加，对于解决像裁减军备、关于原子问题的协议、扩大国际贸易并改善大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国际问题，是非常有利的。
莫洛托夫说：
法国、英国、美国政府在1953年11月16日内容相同的照会中表明四国外长会议不仅应该讨论欧洲事务，还应该讨论促使朝鲜政治会议召开的问题。
苏联政府答复说，这无疑说明在外长会议上有讨论亚洲问题的可能性。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是适当的。
莫洛托夫总结会上交换意见的结果说：
会议参加者还没有在召开五大国会议的问题上获得一致的意见。
据我了解，杜勒斯先生的发言的意思是说他反对举行五大国会议来普遍讨论世界问题。
但是我似乎觉得：
杜勒斯先生认为由五大国来讨论像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这样的亚洲问题，是可能的。
这样，杜勒斯先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有可能由五大国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了。
莫洛托夫说：
至于皮杜尔先生的意见，据我了解，他的意思是：
如果五大国会议可以帮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话，举行这种会议是合理的。
他也提到了亚洲问题。
可见，五大国会议在讨论一定范围的问题时是可以起积极作用的。
这样一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可以在那些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问题上，在调解会有好处的场合下，进行调解。
莫洛托夫接着说，据我了解，艾登先生的发言的意思是，他对于五大国会议并没有不可改变的反对意见。
莫洛托夫说：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为五大国会议规定具体的任务。
苏联代表团过去和现在都认为：
这样的一个五大国外长会议应该讨论苏联代表团已经在01月25日表示了意见的主要国际问题以及今天的会议上接触到的、特别与亚洲的局势有关的那些问题。
莫洛托夫发言以后，主席说，由于时间已经不早，他建议下次会议再继续第1项议程的讨论。

莫洛托夫接见狄克曼、格罗提渥、乌布利希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28日讯：
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在01月27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副总理瓦尔特·乌布利希、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洛塔·博尔茨、副总理奥托·努舍克、汉斯·洛赫和保罗·舒尔茨。
接见时在座的有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苏联驻德高级专员弗·斯·谢麦诺夫和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格·马·普希金。
谈话是在友好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东北区合作社推行“连带上班制”
便利消费者买货，扩大了合作社的营业额
东北区合作社系统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根据各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有领导地推广了“连带上班制”。
据沈阳、长春、哈尔滨、辽东等十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12月中旬止，已有一千九百六十二个合作社推行了这一先进经验。
其中城市和集镇的供销、消费合作社推行了完整的“连带上班制”，即“轮休制”和“插班作业”；
一般农村供销合作社，因为冬季天短、农闲，暂时只推广了“轮休制”。
为了满足在非营业时间买货的少数社员的需要，吉林省永吉县吉阳村和沈阳市郊姚千户屯等供销合作社设立了“早晚零售店”。
东北各地合作社在推行“连带上班制”的时候，都注意根据需要和可能条件进行推广。
在领导能力较强、业务管理制度比较健全、职工思想和业务水平比较高的合作社，同时实行了“轮休制”和“插班作业”；
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合作社，便首先实行“轮休制”，并积极创造条件，准备推行“插班作业”，实行完整的“连带上班制”。
许多合作社在推行“连带上班制”的时候，都首先用总结工作和统计营业次数等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的流动规律，合理地安排了营业员的作息时间，充分发挥了营业员的潜在力量，同时改进了工作方法，加强了商品标价等制度，以适应“连带上班制”的需要。
各地合作社推行“连带上班制”后，延长了对外营业的时间，缩短了营业员的劳动时间，这就便利了消费者购买货物，扩大了合作社的营业额，并获得了营业员的拥护。
据统计，取消公休日改为“轮休制”，和合理地安排营业员的作息时间以后，每月可增加约七十小时的营业时间，相当于每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营业时间。
安东市二十二个基层合作社推行“连带上班制”后，每天的卖钱额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营业人员的劳动时间，却由每天十小时缩短到八小时。
许多消费者在合作社没有实行“连带上班制”以前反映：
“我们上班时合作社才开门，我们下班，合作社也关门，买点东西可难啦！”
合作社推行“连带上班制”以后，许多顾客在意见簿上写道：
“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目前，东北区合作社推行“连带上班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有些基层合作社的领导干部认为：
“实行连带上班制，延长营业时间，必须增加干部。”
因而盲目增加人员，造成营业额稍有增加、每人工作量下降的不合理的现象。
其次，有的合作社没有很好地建立责任制，发生了无人负责等混乱现象。
这些问题，应注意解决。
（张魁峰）

保定专区各县举办互助组转社骨干训练班
消除转社骨干思想顾虑解决转社具体问题
河北省保定专区各县，最近有计划地举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骨干分子训练班，收到显著成效。
在训练班学习的人，主要是要求转社的互助组长和积极分子；
另外，各区专职和兼职的互助合作干部，有建社任务的乡干部和老社社长也被吸收参加。
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建社的方法及具体步骤。
各县在训练初期，普遍发现受训人员有以下几种思想情况：
条件较好的互助组，在没有了解办社条件和办社目的以前，总以为本组条件不够，转不了社，少数的组则认为自己的互助组搞得不错，不愿意转社；
条件较差的互助组的组长和某些没有领导过社的乡干部，则对于参加训练班很勉强，认为转社和自己的关系不大；
此外，互助组长是村干部的，则怕建社后办不好，在群众面前失威信，抱有老牛拉车慢慢来的消极思想，有些区乡干部也片面强调没有办社经验，对发展社抱有宁少勿多的思想。
训练班针对以上各种思想情况，除了进行办社方针、政策的教育和动员老社社长介绍经验外，主要的还是通过总路线的教育，使他们提高思想认识。
如望都县固现村刘贵才，在学习了总路线后检讨说：
“过去我想等别人都入了社我再加入也不晚。
这次，我的思想开阔了，回去要带头办社。”
唐县参加受训的二十四个互助组长，当时就有十七个组要求转社，有七个组表示回村后积极创造转社条件。
区、乡干部在学习以后，也端正了领导态度，扭转了“乡靠区”“区靠县”的依赖思想。
随着思想问题的解决，受训人员迫切要求解决如何建社的问题。
各个训练班又都讲解社章，并由当地较好的老社社长介绍办社经验，通过活人活事的教育，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
高阳县训练班经过老社社长常北女介绍经验，使许多人员“知道建社分几步走了。”
区、乡干部也感觉有了丰富的领导资本了。
如二区区委书记阎祥说：
“过去对建社工作没办法，这会学了建社经验，领导建社有本钱了。”
定兴县在整个训练期间，请老社社长王德奎作了两次有关土地怎样入股，农业、副业怎样结合等问题的报告，学员一致反映：
“这比上课光讲原则解决问题。”
各训练班采取了讲课、小组讨论和介绍典型经验三者密切配合的办法，使大家对办社的方针政策及各种具体问题，都能充分了解。
完县训练班中进行小组讨论时，由老社社长组织辅导小组，所以讨论得深入，大家情绪很高。
各县训练班在训练结束时，受训练的人员一般都懂得了互助合作的政策和建社的方法，有三百四十四个互助组长积极要求批准他们转社。
该专区各县训练班在结束时，发现两个问题：
一个是训练班选择受训人员的面太窄了，有不少要求转社的互助组还没有人参加。
这次受训练的大半是上级平日所掌握了的组，如能把其他要求转社的互助组长都召集在一起学习，就会收效更大。
另外，在训练结束时，有少数干部产生了把建社工作看得太容易的偏向，如有的乡干部还不知道乡里群众具体情况，就提出了建很多社的要求，有的则说：
“管他条件不条件呢，老不敢办老不行，一办就许成。”
训练班对这种急躁冒进的偏向，也都及时纠正了。
　（金振甲）

全国各地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
准备大量副食品供应春节需要
全国各地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已准备了大量的春节副食品，供应人民欢度春节的需要。
北京市内各国营和私营商店以及合作社，近日来已顾客盈门。
国营花纱布公司零售部和国营百货公司布匹部、儿童玩具部的柜台前，拥挤着家庭主妇和儿童，她们细心挑选美观的布样，并同孩子们商量着购买各种玩具。
百货公司和合作社的家庭用具的售货员，照顾顾客经常应接不暇。
上海市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部门向产地调运或采购的春节副食品，正通过火车、轮船、汽车，从四面八方大量运到上海。
01月09日以来，上海东车站一直进行着春节物资的装卸工作。
从15日起，每天到东车站的车皮，比往常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各地载运来的春节副食品。
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今年各地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及私营商店准备的春节物资供应数量，都超过了往年。
在品种上也有增加。
北京市春节期间准备供应的猪肉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
北京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的门市部陈列的海米、红枣、木耳、黄花菜等干货和各种水果以及各种糕点、糖果，都很齐全。
市合作社还准备了各种蔬菜、南京板鸭、四川咸肉、新疆葡萄干以及什锦南糖。
上海市国营商业部门今年春节前准备的猪肉比去年同期实销数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到四十六，鸡增加百分之四十，鱼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二；
市合作社今年春节物资供应计划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一。
上海市百货公司供应的食品品种增加了近三百种，该公司第一商店今年各式蛋糕面包都齐备。
水产公司除准备各种海鲜鱼外，还准备向青岛调运对虾六万斤来上海。
合作社增加了土粉丝、干菜、鱼干、鸭肫肝等十余种。
天津市的春节副食品供应量也比去年增加。
如猪肉供应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以上，鸡鸭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鲜鱼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
市零售公司经营的蔬菜由不满二十种增加到五十二种。
合作社增加了海参、冬笋、鲍鱼、广东腊味等货品。
土产副食品公司除准备一般菜蔬外，还从广州等地买到大量黄瓜、茄子、西红柿等细菜。
广州市今年春节生猪供应量增加百分之十六，鸡、鹅、鸭增加百分之三十三。
广州市零售公司和合作总社已购进大量鸡、鹅、鸭，并进行大量加工腌制腊鸭等应节商品。
东北区土产公司系统已准备十二万头生猪，春节期间准备供应的就等于新年实销数的四倍半。
此外还准备一万九千九百多条牛、九百二十二万个鸡蛋和其他各种蔬菜，其储备量足够供应到第1季末。
西北贸易公司系统所属各省公司对大城市及工矿区的肉食供应，各地已根据地区及民族等条件分别储备大批猪、羊及各种腊味，并继续组织采购。
新疆省阿山及独山子矿区贸易公司储备的肉食，可以保证供应到春节以后。
在农村，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最近也大量准备年货，除了肉类、鱼类外，还有糖、干鲜果品、五香调料、新年画、对联红纸、鞭炮等；
还供应大批花布、以及碗筷日常用品，供应农民在出售余粮或经济作物后欢度春节之用。
在经济作物区，还调进了大批面粉、大米和杂粮，保证供应。
为了便利市民及合作社社员们选购，各国营公司及各区消费合作社在供应地点、营业时间、销售手续等方面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和部署。
北京市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接受消费者意见，均衡地供应全城居民消费品，最近增设了消费品供应门市部。
上海市土产公司第一门市部在商场内设立了顾客服务处，接受预购或代客送货。
市零售公司选择了二十四个零售商店，供应春节副食品。
合作社事前对社员进行了年货登记，这几天各种年货正按计划陆续送到社员手里。

教育农民在春节期间不要浪费
——读者来信综述
最近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
在春节前后要注意教育农民把余款、余粮用到准备农业增产上去。
由于封建迷信习惯的影响，每逢过年过节有些农民多要请菩萨，买香烛、纸箔，备酒菜敬神佛、祭祖先等。
特别是今年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后都有余款，向农民宣传节约道理，防止发生严重的浪费现象，这对增产节约及农民自己的生产、生活都是有好处的。
目前，某些地方由于关心群众生活，采取了积极的作法，注意了宣传工作，避免了浪费现象的发生。
如读者李健反映：
“河南许昌县发现有些农民由一二十里路以外到小民镇买烧纸，当地区乡干部为了防止铺张浪费，就决定在春节期间，由党、团员带头动员家庭亲友，不烧纸烧香，不赌博，不大吃大喝。”
读者王家科反映：
“四川省昭化县福星乡坪林村王家全原来只准备卖一百斤粮食，后来经过总路线的教育，提高了认识，决定节约不必要的花费，把原来准备用来‘请神’办丧，烧香买纸的粮食卖给国家，把粮款存入国家银行。
李家村蒲开金盖房子时原准备大设酒席来‘光耀门庭’，现在也决定不办，把省下的两石谷子再卖给国家。”
以上说明了只要我们关心群众生活，采取主动教育和帮助农民，讲清不应迷信浪费的道理，农民会自觉地克服落后习惯的。
值得注意的：
有些地方对教育农民注意不够，已经发生了浪费现象。
东北区税务管理局读者张英超来信指出，哈尔滨市四家卖迷信品的批发私商，在去年01月至09月，香、纸的销货额即达三十二亿元之多。
每封板香进价只一万一千余元，卖给农民就要两万多元。
目前从各县到哈尔滨市购迷信品的私商很多。
私营“万生仪”商号不到一天就卖了板香一万七千多封，毛利达一千多万元。
农民在春节期间的封建迷信活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只有随着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和政治觉悟的提高才能逐步加以克服。
因而要想在极短的时间内清除这种影响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放弃了积极地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不敢教育和劝说群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也是不对的。
另外还必须注意：
广大农民群众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趁着春节期间适当地改善生活或参加一些群众性的年节活动是完全应该的。
我们在提倡节约时绝不可使农民产生另外的错觉：
把必要的开支当作无谓的浪费。

来龙村农业合作社社长给鞍钢工人写信
保证增产粮食支援工业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同志们：
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你们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积极生产的模范事迹，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
我们农民坚决跟着工人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们在1951年春天组织了互助组，生产一年比一年提高；
去年我们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又比前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多。
社员们的收入都增加了。
政府号召农民卖余粮时，我们社里卖出一万多斤黄谷，并且带动了全村的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纷纷卖粮。
社员们为什么这样踊跃地卖粮呢？
一开始，有些社员不晓得工业建设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国家工业发展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不愿意卖粮。
我们就联系实际生活对总路线进行了讨论。
我先把去年春天在成都开省劳动模范会时看到用机器种庄稼的情形讲给大家听，接着又提出我们社里用喷雾器和打谷机的好处。
过去我们种的蔬菜经常生虫，用手捉根本捉不完；
现在用喷雾器喷洒了“六六六”药粉，虫子大大减少了，真是种一窝得一窝。
过去我们打谷用的是旧式挞斗，每天四个全劳动力顶多才能打十二挑谷子，并且抛撒很大；
现在我们用打谷机，两个全劳动力和四个半劳动力每天至少也能打上三十二挑，还很少有抛撒。
再从生活方面来看吧，这几年由于工业发展了，工业品的价格也降低了很多。
过去要两升米才能买上一斤盐，四升米才能扯一尺阴丹士林布；
现在一升米就能买两斤多盐，一升多米就能扯上一尺阴丹士林布。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大家都明确地认识了工业发展给农民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大家都希望以后工人老大哥造出更好的机器（如拖拉机）来给我们用。
同时，大家也认识了：
工业越发展，需要的粮食和其它经济作物就越多，我们农民的责任就是要增加生产，并把余粮卖给国家，而要想多增产就只有走组织起来的道路。
因此，大家愉快地卖出了粮食，组织起来增产的积极性也普遍高涨。
我们村上有些原来已经散伙的互助组已恢复起来活动了；
有些单干农民也积极要求参加互助合作组织；
最近，有五户已退社的社员和不少单干农民要求参加我们合作社。
我们正在组织他们学习，打算吸收他们，好让大家的生产都搞好，生活都改善。
目前我们村里的小春作物普遍薅了一、二道，田头和塘头的水也都关得很好。
我们把卖粮的钱大部分都存入了银行，准备等生产需要时再取出来。
鞍钢的工人同志们：
希望你们生产更多的钢铁，以便国家早日有条件制造大量农业机器，帮助我们提高生产。
我们也保证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好，并带动其他农民走组织起来的光明道路，不断增产粮食来支援你们，跟着你们一道把国家建设好。
四川璧山县八区城西乡来龙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陶树辉
（李大中代笔）

柳州铁路管理局已注意防止粮食湿损
柳州铁路管理局来信：
去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载了我局商务事故严重的消息，现把检查结果报告于下：
从去年04月份起，我局运输粮食的数量突然增加，并且其中大部分运距很长。
去年06月底，我局收到各到达站寄来湿损粮谷的“商务记录”二百六十余份，感到问题严重，就召集全局主要粮运站商务人员开会，分析事故发生原因，并研究防止对策。
当时，为了引起全体员工的警惕，我们把“商务记录”所载粮谷湿损总数一万三千五百四十一包，按全部遭受损失计算，估计值十七亿元。
实际上，粮食霉坏的四百包，发芽的一千七百八十包，湿损轻微的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一包；
截至现在，货主认为是铁路责任要求赔偿的款项为三千九百余万元。
造成粮食湿损的主要原因是我局对粮食运输工作重视不够，在粮食起运前既缺乏适当的布置，起运后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督促和检查。
按照规定，在粮食装车前，必须对篷车车顶是否漏雨，敞车车底是否有积水，加以检查；
但有的车站单纯为了赶任务，对漏雨篷车和车底潮湿的敞车没有及时补修或动员货主利用稻壳衬垫车底，就装上粮食，以致发生粮食湿损事件。
有些货车篷布不好或苫盖不密，以致雨水渗入车内，使粮食受潮发芽。
还有一些车站工作人员对国家财产缺乏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包装不良或早已变质的粮食在承运前也不加检查；
甚至检查出问题后，只要货主签字承认不由铁路负责，也就允许装入车内。
这就使粮食霉烂变质情况更形严重，并且造成运输力的浪费。
针对以上各项缺点，我局自去年第3季度起将防止商务事故定为运输部门的中心工作之一，健全了召开事故检讨会的制度，通过质量检查、分段召开交流经验大会的办法来贯彻工作制度；
给某些粮运站发装卸计件器（防止件数不符事故），添设临时货棚，调整和增发了各站防湿枕木和防湿篷布；
开办三期商务人员训练班，以提高车站货运人员思想认识及业务水平，在南宁、柳州两地推行了杨茂林先进工作方法，并经常派遣干部深入现场检查防湿设备及具体帮助他们建立工作制度。
此外，我们还将货主方面经营不善而造成事故的具体事实向中南财委及广西省财委反映，并一再督促各站动员货主加强防湿设备。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我局去年第3季度的一般湿损事故和其他事故都大为减少。
去年12月，我局又分段召开了全局第2次商务事故会议，并将消灭件数不符及湿损事故订入今年第1季度技术组织措施。
并定于今年01月份召开全路商务人员会议，相互交流防止事故的经验。

漫不经心的工作作风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读者纪书台来信：
山东黄河河务局洛口航运大队在每年冬季停航期间都要进行修船工作，为来年春暖后的运输作好准备。
因为当地缺少修船木材，每年都是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呈报中央水利部转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拨木材，在济南附近锯解成板后再运到工地。
去年09月，他们就按照工程用料计划，把木料的规格、质量、数目逐项制表，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企业管理科辛雅林同志带回机关，转报上级批拨。
11月下旬，距离拨料日子不远了，于是他们就派了孙家声同志到开封，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写信介绍到中央水利部请求调拨木材。
可是水利部一检查，根本没有收到申请拨料计划。
原来申请拨料计划一直被辛雅林同志压在抽屉里。
这样，只好一方面在当地派人下乡采购一小部分短小木材解决零星修理工程，另一方面就星夜赶造追补计划和车运计划。
估计这次申请的木料最快要今年01月才能运到济南，经过锯解成板运到工地，要到02月中旬才能施工、04月底才能竣工。
因为木料到得迟，不但使大批订好合同的木工只能窝工，而且还影响了航运大队在春暖后五十多天的运输。
这笔损失是巨大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对工作漫不经心的作风为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

王朝佑农业合作社带动全乡农民组织起来
本报记者　张荣安
去年秋后，山东历城县沙河乡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吸收新社员时，这个乡的农民争着参加。
农民王进全为着抢先入社，没来得及跟家里的人商量，就递了申请书，他的母亲和老婆都冒火了：
“怎么？
你能参加农业社，俺就不能？”
每逢开新社员会，三个人一起去，赌着劲儿谁也不让谁。
沙河乡农民的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原因是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收的粮食多，社员分红多。
不管原先是比较困难的社员，还是比较富裕的社员，收入都增加了，光景都过得富裕了。
沙河乡在1948年解放后，人民政府扶持农民组织互助组进行生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到1953年，全乡总产量比解放前增长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互助组有个根本问题——集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解决不了。
这就使土地不能很快提高产量，不能使农民多方面增加收入。
特别是碰到天灾病祸，还会引起阶级分化，1953年全乡七百六十六户人家中，竟有百来户出卖和出典土地。
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不仅克服了上述矛盾，极大地制止了阶级分化，还从各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09月底成立时，正是秋收秋种的繁忙季节，一般互助组和单干户为人力所限，都是先收秋后种麦，往往种麦不能适时。
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人力，秋收秋种同时进行，而且作的细致。
他们用新式步犁把地深耕过两遍（八寸深）。
在麦地里又上了八千斤大粪作基肥，用密植方法播种，选用“四三八”优种小麦作种子；
秋分前就种完了，比一般互助组和单干农户在时间上都来得快。
种完麦又把第2年春种地深耕过两遍。
一年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无论什么活儿，都作在全村前头，都作得比社外细致，赢得了全年丰收：
小麦平均每亩六百五十二点九斤，比当地农民增产百分之六十三；
谷子每亩平均九百零九点三斤，比当地农民增产百分之五十六点七；
高粱每亩平均五百十一斤，比当地农民增产百分之三十四点五。
王朝佑社里的副业生产也很有成绩。
一个副业队有十一盘打草包机，全年打草包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个，净赚二千零七十四万元，折谷二万五千斤。
给农业投资（肥料、种籽）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斤；
开支农业建设费（购买牲畜、农具和修理农具）五千六百四十七斤。
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才办了一年多，不仅原先较贫困社员的光景过好了，就是那些原先较富裕的社员也大大地增加了收入。
像社员王朝广，八口人，八亩二分地，一头牛，1952年没参加社前，全年总产量八千一百十二斤，除去生产投资，净收入五千五百四十九斤。
1953年参加社后，净收入粮食八千四百五十六斤。
现在，沙河乡已经没有一个人说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行了，可是开头并不是这样。
当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刚成立时，十九户社员里只有王朝广是个较富裕的中农，有劳力、有土地、有牲畜，别的社员不是缺土地就是没强壮劳动力，普遍缺少牲畜和农具。
乡里有些人看不起他们。
说：
“这伙人到一块儿还能增产！”
特别是一些兵强马壮的富裕农民，表面上不说话，心眼儿里却不服气。
他们暗地里跟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赛，“看看谁比谁强！”
跟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赛的人当中，最明显的有两个。
一个是段守璞，十口人，十亩地，两个强劳动力，一头骡子，生产有资本，春天买下粪够一年用。
一个是王继祯，五口人，六亩地，一头牛。
两个人都是互助组员，又都是全乡有名的种庄稼能手。
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村西南有八分麦地，段守璞在那里也有一亩。
社的那块地是社员王朝俊的，从来没有在产量上压倒他的邻居段守璞。
在村东社里有二亩八分麦地，王继祯在那里也有八分。
前年种麦时，社里的麦地刨了八寸深，用密植的方法，种上“四三八”优种小麦；
段守璞、王继祯相信自己的耕作法，只耕了四寸深，用老办法播种了普通麦种。
去年春天，农业社每亩麦地上了二十七斤化学肥料作追肥，并用水浇了一遍。
段守璞相信自己的地有根基，用不着上追肥，却也浇了一遍；
不过因劳力不凑手，浇的迟了一点。
王继祯照样每亩地上了二十斤化学肥料作追肥，并浇了两遍；
也是因为晚了，追肥和水不仅没使上劲，反而因为上面麦穗已熟，劲都用到下面，生起“二芽子”来，收成大减。
结果，段守璞的小麦比社的小麦，一亩地少收一百斤；
王继祯一亩地也比社的少收四百斤。
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种庄稼不如人的段守璞，这回对别人说：
“我比不上他们。”
去年秋后，这二位种庄稼能手都加入了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
沙河乡的农民，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眼前又摆着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实，人们的心眼儿更亮了。
不仅贫苦农民看清了小农经济是一切贫困、灾难的根源，就是较富裕的农民，也看清了资本主义道路没有社会主义的道路好。
在讨论总路线时，贫农苏传盛说：
“俺原先有七分地，娶了一个老婆带来一个孩子，光景就不好了；
三口人凭这七分地，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辈子也过不富裕。”
新参加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富裕中农王盛滋说：
“俺年时存下四千多斤粮食，准备买房买地过地主生活；
现在俺心眼儿亮了，地主的道路走不通，俺把三千五百斤存粮卖给国家；
俺不光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参加供销社。”
沙河乡的农民，认清了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愿望普遍高涨。
全乡七百多户，就有三百一十户申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已有三十九户参加了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二百零二户另外组成九个新社。
互助组也有新的发展：
去年冬天新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有十一个；
原有的六十四个互助组除有十个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外，其余也都经过整顿，提高了一步。
原先有二十二个互助组在去年秋收时已经涣散解体，现在又重新恢复和巩固起来了。
许多因条件不够没有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互助组和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单干户，情绪也很高涨，积极为入社准备条件。
现在全乡农民正积极进行冬季生产，争取社会主义早日实现。

纠正忽视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的错误态度
——读者来信综述
不少读者向本报反映了目前某些单位不重视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的情况。
吉林省商业厅人民监察通讯员邢兰生反映：
“我厅人民监察通讯员小组是在1952年‘三反’运动后成立的，当时共有四人，在日常工作和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对揭发缺点，改进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久因人员调动，人民监察通讯员只剩下一人。
去年监察室成立了，但也没有采取有效办法来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
读者江风、江洪反映：
去年01月29日，哈尔滨市人民监察委员会曾在第1机械工业部工业汽车管理局哈尔滨滚珠轴承厂任命了四名人民监察通讯员，用公函请厂方当众公布并将“任命通知书”授予人民监察通讯员。
但到现在已经一年了，四张任命通知书还被积压着没发下去。
更严重的是：
有些人民监察通讯员在工作中还受到本单位领导干部的阻挠和打击。
如陕西泾阳县马家道合作社主任郭有智竟无理阻止人民监察通讯员开会讨论工作，说是“再开会要以非法活动论处”。
哈尔滨自来水厂人民监察通讯员韩荣检举该厂干部李鸿志工作不负责任，如在修理工地上未挂标示灯，以致发生汽车掉入坑内，伤了七、八人的事故。
该厂厂长杜绍先非但不支持这种正义行动，反而威胁说要“整整”人民监察通讯员。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3年07月31日公布的“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机关设置人民监察通讯员通则”中对设置人民监察通讯员的作用和意义已作了具体的说明。
几年来，不少人民监察通讯员积极工作，对监督国家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揭发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以及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读者反映的某些单位领导方面不重视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应该迅速纠正。

辽西铁工厂和甘肃机器修配厂
积极制造水车支援农民生产
辽西铁工厂和甘肃机器修配厂职工，积极制造解放式水车，支援农民增产粮食。
辽西、甘肃两省常发生春旱现象，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
去年，辽西铁工厂和甘肃通用机器厂虽曾生产了一部分水车，但没有全部解决农民抗旱的困难。
为了满足农民1954年的需要，两厂在去年后半年都派干部在当地了解农民对水车的需要量，以及农民对水车质量的意见。
辽西铁工厂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在今年第1季度生产水车二千台。
甘肃机器修配厂派人到皋兰石洞区等地实地研究农民使用水车的情况，回来立刻改进了某些装备和规格的设计。
职工们学习总路线后，认识到及时供应农民质量好、价格低的生产工具，就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行动，所以生产情绪更加高涨。
辽西铁工厂翻砂车间王全永说：
“保证水车质量好，就是帮助农民多打粮，农民就能把更多的余粮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要保证每个部件没有砂眼，使水车好使、耐用。”
同时，厂的领导也加强了生产会议的领导，及时了解生产情况，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甘肃机器修配厂翻砂车间，解决了劳动组织问题，增多了砂箱，已提前两天把五百部水车的机座和水簸箕铸出来。
木工车间史忠义正在研究试制一种自动吃刀、自动退刀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挖水车机架上的眼，估计能提高工作效率三倍，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水车装配时间，提前把水车送到农民手里。

邮电系统积压物资情况严重
读者李宗琳来信：
我在去年08月份被调到江苏邮电管理局负责积余物资的处理工作，发现江苏邮电管理局积压物资的情况很严重。
该局积余物资总值达六百多亿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利用的，有些器材甚至可供全国使用两三年。
该局积压着二、三十部载波机，只要稍加修理就可使用；
而该局所属南京邮电局去年却以每部三亿元的代价向国外购买载波机。
在1951年该局受邮电部委托向国营南京有线电厂订购的二千部自动话机，直到现在一部也没调拨出去，由于积压时间过久和保管不善，话机上已发现有绿色霉斑，线圈和音质都受到影响；
可是，该局在1953年又受邮电部委托继续向南京有线电厂订货，现在仅该局所属南京仓库就积压了上万部话机。
该局积压各种规格的电线有八万多公尺，可供中等邮电局全部线路设备的需要。
上述各项积压物资，以前都是江苏省邮电管理局“代部保管”的；
如果不经中央邮电部批准，该局无权处理。
在每个季度末，该局都把库存物资数量造具清册报部，但是中央邮电部一直没有交代过处理这批物资的办法。
而该局也有着单纯任务观点，只是按期造送表册，却没有把积压物资的严重情况积极向部里反映。
这种积压物资的严重情况，在邮电部门其他单位也是存在的。
据我了解，截至去年年底止，全国邮电系统积存物资约值六千多亿元。
这是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目前，邮电部门对这个问题已引起了初步重视，加强了各级邮电局的物资处理机构。
但是，为了接受过去教训，改进今后工作，中央邮电部还应该检查一下造成大量物资积压的原因，并订出具体措施，使国家有用的物资不再被积压在仓库里，而能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它们的作用。

黑龙江发展地方国营工业支援农牧业
黑龙江省地方国营工业发展极为迅速，在支援农业、畜牧业和副业生产上起了重大作用。
1949年全省地方国营工厂共有二百二十九个，至1953年已经发展到二百四十八个了。
这些工厂的总产值，已占该省国民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二。
黑龙江省地方国营工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跟农业、牧畜业和副业生产的紧密配合，因而有力地支援了农牧业生产，巩固了工农联盟。
该省地方国营第1机械厂，就是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近三年来该厂制造的新式马拉农具，计有综合号铲趟机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四台，双轮一铧犁四千台，镇压器二千台，这些农具已使用在农业生产上并为农民节省了大批的劳动力。
比如综合号铲趟机，已在二十万垧土地上发挥了作用。
按综合号铲趟机每作一垧地比旧式农具能节省两个劳动力，按铲趟两遍计算，那就节省八十万个劳动力。
因为有了这些新式农具，农民便有可能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用在其他生产方面。
开通县五区九江窝棚村，去年便把剩余的劳力全部用在间苗，开苗和精耕细作上了，保证了多打粮食。
在近两年内，全省有二万四千垧地，使用了双轮一铧犁进行秋翻地和随后实行宽播，平均每垧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五左右。
白城县岭下村就是使用两轮一铧犁得到好处的。
岭下村去年共有七十垧地进行了秋翻和宽播。
秋收后，每垧平均多打一石（四百五十斤）多粮。
有十三垧高粱地共打八十三石，平均每垧打六石四斗，几乎超过常年三石六斗产量的一倍。
农民都说：
“人巧不如家伙妙，工人老大哥帮助我们多打了粮食。”
第1机械厂的工人为了使新式农具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他们还到农村帮助农民修理机器，讲解使用方法。
当他们到达海伦县十四区永合村孟庆余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受到农民们的热情欢迎。
有人指着那一片茁壮的高粱说：
“这片高粱长得这样好，是因为有了你们制造的铲趟机。”
还有人感动地说：
“过去，说工人是老大哥，我们还不大清楚，这回明白了，工人真是给咱们谋福利啊！”
工人们在乡村时，也接受了农民提出的改进综合号铲趟机的意见。
第1机械厂计划今年生产一万三千多台综合号铲趟机等质量更好的新式农具以供给农村的需要。
嫩江、洮南、白城等县这一带，原有大批土碱、苇子，找不到销路。
农民们把苇子当柴烧。
自从地方国营第二火碱厂和第一造纸厂建设成以后，农民们再不用愁土碱和苇子的销路了。
第二火碱厂每年需用一万多吨用土碱加工成的牙子碱。
以每吨三十五万元计，一年便要付给农民三十九亿三千七百五十万元的款项。
第二纸厂每年也要从农民手中购买四千三百六十吨苇子作造纸的原料。
最近开工的红光制糖厂，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繁荣。
这个工厂每年需用九万五千六百二十八吨甜菜。
给讷河、依安地区的三千余户种植甜菜的农民解决了甜菜的销路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种一垧甜菜，相等于三垧高粱的收入。
依此计算农民们可以得到比种高粱多得八亿元的好处。
因此农民们说：
“这真是发展工业给咱们带来的好处啊！”
工业的发展，对牧畜业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安达、肇东等地区是全省发展畜牧业的中心。
仅安达县境内，就有牛六千七百多头，乳牛二千三百九十四头。
有两千户农民靠养乳牛生活。
但以前牛奶没有销路，每当夏季盛产牛奶的时候，私商就乘机压价，以致逼得农民用牛奶喂猪吃。
去年，安达乳粉厂建成以后，就解决了牛奶的销路问题。
乳粉厂现在每天可以加工鲜牛奶八千三百多斤，产乳粉一千八百七十余磅。
这就使牧民们的收入大大增加。
过去私商用八百元收买牧民们一公斤鲜牛奶，现在乳粉厂用二千四百元的价格收买。
这样养一头乳牛，以每天平均产奶十公斤计算，一头乳牛一年就有三百万元的收入。
安达地区的农民看见了养牛的好处。
在去年11月份当中，又买进来二百二十头乳牛。
　（刘群）

停战后的朝鲜
陈沂
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是停战后派去的，所以我想着重的向祖国人民报告一下停战后朝鲜的一些情况。
当然，这个题目是比较大的，我能不能报告好是个问题。
我先从朝鲜人民欢迎我们谈起。
鸭绿江桥现在已经完全变样了，专车白天就可以从桥上通过，敌人梦想用轰炸、扫射破坏这座桥来达到隔断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用血结成的战斗友谊的目的是永远也不能实现了。
1953年10月20日下午四点钟，载着我们慰问团的专车开到了桥上，当火车还没有走完桥，我们就已经老远的听到“满赛”（万岁）“满赛”的欢呼声，夹杂着“东方红”、“金日成将军之歌”的歌声。
看吧，把你的头从车窗尽情的伸出去看吧：
人的行列，旗的行列，花的行列，和用花织成的花网、花绳，在一些年青的工人、学生、妇女、士兵手中拿着，牵着，像落日的晚霞一样。
风吹的旗子呼呼的发响，我们也情不自禁的喊起来，我们的贺龙总团长也赶快把帽子摘下来伸出窗外向欢迎的人招呼。
车停后，我们全都被拥下车了，有的被拥着，有的被抬着，有的被连续的抛起来，头上，身上到处是花，在行列中，我们走出去又被拥上来，反复了好多次，有的反复了二十次，他们都要看他们的战友——毛泽东的使者，这些战友，这些使者，过去在黑夜，在匆忙中是没有看得很真的。
“看吧，同志们，尽情的看吧，我们同你们在车站上大联欢”！
乐队更响亮的奏起了乐曲，车站上的人跳着，舞着，合唱着；
不会的也合在一起，用最兴奋的心情喊：
“万岁金日成！”
“万岁毛泽东！”
这情景一直继续到天黑，一直等到火车的汽笛发出长鸣，大家才算松手，让我们上车。
在车上，迎接我们的人，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议长团议长金天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部部长金民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内务省副相和其他工、农、青、妇方面的负责人，又在餐车上围起来，各人找了各人的对象说话。
一点钟以前，还在两个国家，有谁认识谁呢，不过才过一个钟头，才过一条江，人们就像好多年前就已相识一样，语言不通，没有成为很大困难，各自心里要表达的话都表达了。
“中朝兄弟之邦”、“国际大家庭”、“战斗友谊”，这些在祖国常常可以从报纸上见到的字眼，都很现实而又生动的体现在这个餐车上了。
月光从车窗射进来，顺着月光望去，敌机投弹像撒豆子一样在铁道两旁满布的弹坑，激起了我们大家的愤怒和唤起了我们大家的回忆，我们中国人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在讲：
“停战了！
但是敌人给予朝鲜人民（不，全世界人民，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创伤还没有恢复，敌人还在企图燃起战火，终有一天，要敌人来偿还这笔血债的。”
这个愤怒，这个回忆，使我们自己立即想起我们这次来朝鲜的任务，我们是来慰问他们，但同时我们又是来鼓舞他们。
记得元山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曾告诉我们：
“元山战前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靠海，气候好，有四万三千幢洋房，十三万人口，战争爆发后，美帝一直当个目标，海上炮击，飞机轰炸，物力和人力的损失都是很大的。”
听着，我自己心里就在盘算，一幢房子的价值如何，这是可以计算得出来的；
而生命，那怕只一个生命，任何高明的数学家，是没法计算出来的。
朝鲜何止一个元山市呢！
这次，我们因为是在停战后来，白天行车，即是在前线也看得很从容，老秃山下，没有一根树有一条树枝，更谈不到见到一片树叶，炸弹坑都变成水池了，水池中还隐现着没有爆炸的杀伤弹，陪我们一起参观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作战局副局长崔英，看罢不禁潜然泪下。
这情景又何止一个老秃山，整个军事分界线，绵亘数百里，何处不是这样呢？
朝鲜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同样是任何高明的数学家所不能计算出来的。
我们，中国人民所派的使者，看到这种情景，也是止不住我们的热泪。
邵式平同志到一个地方去访问一个孤儿，那个孤儿所住的村庄在战争中全部被炸毁，四十多户人家就只剩下这样一个孤儿，而这个孤儿还被炸断了一条腿，右手被炸去半截。
悼死者，痛生者，邵式平同志顾不了自己的寒冷把棉袄脱给了孤儿。
美李匪帮在朝鲜犯罪留下的孤儿又何止这样一个呢？
朝鲜人民的牺牲是没法用数字来说明的。
我们走到朴在根烈士的家里，志愿军战士为了报答他的国际主义伟大精神，为他家属盖了房子，我们看见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会叫“中国叔叔，辛苦，”小女儿什么也不会叫，她却不拒绝我们抱她，他的妻子见到我们兴奋得就是双手拉着不放，街上的人立刻也围了一大群。
这还不是因为朴在根烈士生前用自己的肉体盖住了我们志愿军的伤员，他牺牲了，志愿军的伤员却保留住了。
“伤员已经受了一次伤，我不能让他再受第2次伤。”
这就是朴在根烈士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深处。
在长津湖，一个朝鲜老太太，她的儿子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她悲哀，经常向她的儿媳诉说，儿媳不悲哀吗？
那有自己的丈夫死了不悲哀的！
但是她心里有数。
一天，妈妈也是跟往常一样向她诉说衷情，媳妇忍不住了，告诉妈妈：
“妈妈，你推开窗子往外看看吧，长津湖畔也曾埋过志愿军的尸体呀！
他们是中国人，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朝鲜，他们流了血。
你的儿子是朝鲜人，是为他自己的祖国，是为他自己的人民，牺牲了是应该的；
如果你老人家还有儿子的话，还应该去作战。”
妈妈从此再也不悲哀了，婆媳俩都成了村的劳动模范。
在他们的事迹影响下，长津湖的另外一个老农民，听着我们去了，特地杀了一只鸡，雇一个人先送来；
这一方面是他自己走不动怕赶不上，另一方面要雇的这个人先到，给我们送一个信，好等他。
当然，我们等着他见面了。
一个较为守旧的天主教徒，他是怀疑我们兄弟般的友谊的。
这次在咸镜南道欢迎我们，我们的代表抱着所有欢迎我们的孩子一直走了七里路。
他感动了，他说：
“中国人民对我们真是真情，孩子们多脏呀，中国朋友好像没有看到似的，孩子的脚脏了他们的衣服，他们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他向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坦白了他不相信两国有真正的兄弟友谊的错误想法。
尹玉琦老太太说：
“恨不得把我的一头白发扯下来编成草鞋送给毛泽东，以表我爱中国的心意。”
一个郡在战争中就送了我们一个部队二十三万立方米的木料修工事，送给我们的菜是三十多万斤，因抢救伤员而牺牲、而受伤的是一百二十七人。
同志们，当我向你们报告到这些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前年第2次来时我们一个军长告诉我的话：
“北朝鲜这样一个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国家，遇到的又是这样一个残暴的敌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气馁过，一个倒下去，另一个又站起来，而且还尽一切力量支援我们。
同志，这个国家，这个军队是够坚强的。
作他们的战友，也是最光荣的。”
所以我感到我们国家在继苏联之后和他们签定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无偿的援助他们人民币八万亿元，是非常适时和适宜的。
我也感到我们志愿军那样奋不顾身的为朝鲜人民牺牲，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们内心的深处蕴藏着高贵的国际主义的种子，像孙占元，两条腿都被炮弹打断，还爬行了三百多公尺，还掩护了易才学打了四个火力点，而最后和敌人同归于尽，躺在他身边的美国鬼子就是六个。
黄继光不消说了，金城反击战役中李家发的英勇事迹是跟黄继光一样的，用自己的胸膛猛扑到敌人的机枪射口上，挡住了敌人疯狂射出来的子弹，牺牲以后，双手仍紧紧抓住碉堡口的泥土，半睁着眼睛注视着轿岩山主峰上的巨石。
去年夏季战役，我军攻占北汉江东岸“大无名山”时，先头部队被一道铁丝网阻挠住了，突击排长命两个爆炸手去爆破，不幸中途都负伤了，部队一时被敌人的炮火压在铁丝网附近不能前进。
排长急坏了，如果不很快冲上去，就会失掉战机，敌人也会跑掉，后续部队这时正一个劲的在往上涌，部队集结在那里，一定会增加伤亡。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火箭筒班班长李云峰同志跑上来，他来不及请示排长，几步跨上去，扑倒在铁丝网上，高喊道：
“同志们！
为了胜利，从我身上通过吧！”
“同志们，冲上去就是胜利，为了胜利，快从我身上通过吧！”
最后他全身是伤，战友们都劝他不要再扑到铁丝网上，他坚决拒绝，并且还说：
“同志们，快过吧，时间要紧，胜利要紧！”
等到他伤太重实在不行了而被抢救到一个掩蔽部时，他醒来第1句问的话就是：
“快去观察一下，咱们部队冲上去了没有？”
这样的战士在志愿军中是千千万万的，他们的大小功臣有三十多万。
而将军们，指挥员们，更是了不得，朝鲜战争，那一个胜利，离得开他们！
从高级指挥员起，一直到一个排长，进攻一个阵地，指挥员都要去前沿亲自布置，三番五次的研究，反复上下的进行教育，一直到一个班长都觉得有把握了才动手。
而步炮、坦克各方面的协同，真是做到了步行机一叫，炮弹就飞去了，火箭炮如战士所说的像流水一样刷的一声就过去了。
坦克是新兵种，但他们也创造了新的奇迹。
打轿岩山我们一辆坦克陷在泥里了，不能开动，而且很暴露。
然而战斗非用它不可。
指挥员要他们隐蔽待命，他们把它隐蔽好了，指挥员一声令下，他们的炮打出去，弹无虚发，消灭了三个敌人以坦克作成的火力点。
但是他们是暴露的，他们还停留在路上，敌人一定会报复，怎么办呢？
他们发挥了智慧，开始加大油门，让声音震澈山谷，然后慢慢放小，就好像坦克已经开走了似的，声音逐渐听不见了，而敌人准备打这个坦克的炮火却向听不太见的声音打去。
这样坦克还是安全的停着，不久就从泥泞中开了出去。
这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人在指挥，这是战士们的勇敢和机智。
而这，在志愿军中已经成了风气。
我们的指挥员都善于运用和提高这些勇敢和机智，所以他们非常相信他们的战士们。
“还苦吧”，同志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我已经是第3次到朝鲜了，我特地到一个连队住了一夜，他们走出了坑道，过去阳光不足，空气不足的状况完全改变了，他们在把荒山变成乐园，修房子，修操场，种菜，就是说他们现在走出门来已经有了站脚和运动的地方。
他们尽量在改善他们的生活，有时也开个周末家乡戏的晚会。
战士们是满足的，不以为苦，有的战士还说：
“必须珍贵战斗时期的生活。”
所以他们还经常练习夜间爬山，打背包，有的战士自己挖了个地堡，半夜深更去摸，缘因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神圣任务是“警惕地监视敌人”，而敌人隔他们并不远，四公里——八华里，所谓军事分界线不过如此而已；
近代战争，这是不算远的，随便一种武器都可以打过来；
更何况敌人成天照样在修工事，在实弹演习，校正机，也是战士们叫的“老病号”还天天在飞着侦察哩！
有的地方要用望远镜才看得见敌人的活动，有的地方则不要望远镜，肉眼就行。
如果再看看板门店，敌人耍的那套无耻把戏，特别是他们对俘虏的残暴行为，我们同志怎么能放松警惕呢？
战士们是很警惕的，因为他们深深懂得：
“和平是要用自己手中的枪杆子来保卫的。”
记得人民军阵地欢迎我们的标语就是：
“中国同志们，我们的任务第1个是警惕，第2个是警惕，第3个还是警惕！”
东海岸我们参观的人民军一个炮兵阵地，炮手们的动作是很迅速的，他们随时可以回击敌人。
我们在临津江、五圣山、轿岩山所看到的我们的战士，尤其同他们的指挥员接谈，我们很放心，我们也不怕美李匪帮重新再挑起战火。
战士们很懂得，将军们尤其懂得。
“守卫朝鲜，就是守卫祖国！”
“保卫朝鲜，就是保卫祖国！”
“五圣山的路不仅是通北京，五圣山上人们的心也是和北京紧联着的。”
而祖国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北京就正在指挥着这个建设，华尔街那群凶犯们则不愿意我们这个建设。
这就是人民军战士所以要再三警惕，我们志愿军战士和将军们要坚决守卫朝鲜、保卫祖国的道理。
祖国使得我们志愿军这样奋不顾身，志愿军一想起祖国浑身就是力量，没有一点不想到祖国，没有一点不感激祖国，秋风一起，想起祖国；
棉衣到了，感激祖国；
家信到了，想起祖国；
增加了津贴，寄钱回家，感激祖国；
更不必谈祖国捐献的飞机大炮，使他们的仗比从前好打多了。
战士称祖国为他们的母亲是很有道理的，他们心中的祖国就是——毛主席、天安门、鞍钢、老婆、孩子。
他们就是为这些在打仗的。
是不是仅限于此呢？
并不仅限于此！
朝鲜，就是我上面所说到的朝鲜，和祖国一样，同样鼓舞着他们战斗。
当朴在根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上甘岭时，一个团指挥所的指挥员顿时狠狠地在罐头箱做成的桌子上打了一拳：
“为朝鲜人，勇敢的战斗吧，一直到我停止呼吸”。
我们这次碰见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某部首长崔建功，他还念念不忘朴在根，就是见我们的那天，他还特地去他家看了一次。
时至今日，朝鲜停战了，白天行军，白天上阵地，有时间也有机会允许我们来和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我们的志愿军详细的叙谈，我们怎么能说中朝可分呢？
又怎么能说谁帮助了谁呢？
又怎么能说那个该感谢那个呢？
我们的命运是一个，我们的任务是一个，我们的牺牲也是一个，我们的胜利更是一个。
这就是朝鲜一个空军师长讲的“特殊的友谊”，也是金首相秘书何仰天讲的“友谊，一家人一样”，更是淮阳郡素丰里金千熔老乡讲的：
“宁愿鸭绿江水尽，我心不忘中朝谊”。
正是这种特殊的友谊，像一家人一样的友谊，宁愿鸭绿江水尽，也不愿忘去的友谊，使我们能够把战争中最艰难的日子渡过去，把敌人打得他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我们美好的日子是因为朝鲜人民，人民军和我们的志愿军抵抗住了美帝国主义才安稳过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是依靠着这个大动力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里我们就不难想到，为什么我们有个部队六十三个战士认一个朝鲜老太太做妈妈，而老太太见到我们代表时，还说将来要到中国看他的孩子。
为什么昌道郡任南里四个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崔龙珠、宋仲根、赵家考、徐石范，里领导人因他们年纪小不批准他们抬担架，而他们却组织一个担架组在炮火中往返抬了六次伤员，当志愿军的朝鲜联络员劝他们：
“你们年纪小，到封锁区有危险！”
他们还是不听，还说：
“前边志愿军与敌人决死战，我们在后方还不能抬担架吗？
别看我们年纪小，如果政府批准，我们马上参加人民军去。”
劝他们吃饭，他们也不吃。
这情景深深感动了一个重伤员，他说：
“连朝鲜的小弟弟都支援我们，我们能不胜利吗？”
为什么在乌川里这个村庄，敌人毁得只剩下两户，而我们志愿军在七个月中就把这个村庄重建起来，由两户增加到六十二户，九百余口人。
至于修房子、修学校、修理办公室——甚至于修电影院，我们是主动的，朝鲜同志也是很热情的，我们所到之处，凡有志愿军住的地方都修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懂得停战以后，祖国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
要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在平壤，我们的工兵团一开到，他们不仅就接受了重建平壤的任务，而且还编了个歌子全团唱：
牡丹峰上搭起了钢铁的高架，
大同江里架设着雄伟的桥梁；
运输的车辆日夜奔忙，
工作的人们情绪高涨；
平壤城到处都是愉快的建设气象，
志愿军工兵来到平壤，
和朝鲜人民一起医治战争的创伤。
炸毁的楼房重修起，
破坏的道路铺宽敞，
填平炸弹坑，修起工厂，
铲掉破砖瓦，盖好民房，
为朝鲜人民献出巨大的力量，
让受难的人民早得到幸福的时光。
战争中我们并肩上战场，
建设里我们汗水一块淌；
友谊的鲜花开放，
我们的团结无比坚强，
金日成元帅领导我们，
平壤要比战前更漂亮。
我们建设英雄的平壤，
要像建设北京一样，
我们建设英雄的平壤，
要像建设北京一样。
战士和干部是抱着这个心情来建设的，所以大同江便桥提前七天完成了，而当要举行通车剪彩时，因木料未赶得及还有六十公尺桥面没有铺板，战士们拆了他们自己的房子。
我这次亲眼看到我们战士为战争、为朝鲜人民那样强度的劳动，而且是极愉快的劳动，战士们说：
没有不会的事情，除了生孩子。
你看，木匠、铁匠、泥水匠、砖瓦匠，打坑道超过了国内任何钻探的矿工，所以曲耀离也说：
“看了志愿军的忘我劳动，感到自己的劳动热情还没有完全发挥，决心要向志愿军学习，回国去一定要争取棉花每亩产量提高到一千一百斤。”
朝鲜人民恢复建设的精神，也跟志愿军打仗劳动一样。
我们看到平壤的恢复，真是隔一天一变，尽管是一般的房子，然而已经是数不清了；
晚上灯光已经不是星星点点，一片黑暗的日子已成为过去，最漂亮的“巴士”车在马路上行驶，瓦砾已经全部被打扫干净，炼钢厂在恢复。
一个把一部机器埋在地下，一部机器搬到满浦，一部机器被毁坏的炼铁炉已经凑到一起重新开工，每次已可出铁十五吨；
纺纱厂一个月中由六千纱锭增到一万三千。
七天修理好两层楼的宿舍招待我们一千一百人，这种成绩真是惊人！
他们是怎么样劳动的？
举一个电影厂的恢复为例吧：
二十五间房子，上级没有给一点料，也没有工具，也没有技术人员，一切全靠自力更生。
从厂长以下全体动员，男的盖二十间，女的盖五间，到废墟中去找钢筋，找砖瓦，找木料，找洋钉，规定半月一人检七百根，有一个同志三次就检了三千根；
没有工具，全靠两手，搬石头是两手，泥墙壁是两手；
最后没有盖屋顶的瓦，全体到离平壤一百公里外的地方去找薄石头，一块块的开出，又一块块地运回平壤，等我们从前线返回平壤时，他们已经搬进去办公了。
而这些人是并不懂得建筑的艺术家呀！
人民，一个叫罗爱兰的妇女，丈夫被打死了，剩一个孩子，她又病，但还是自己盖了两间房子，中间她曾重病了七天，因为房子还没有盖顶，她就在没顶的房子里住了七天，病好后再盖。
我们记者去访问她时，她已经很舒适的陈设起来了，还放了她从前的剧照。
炼钢厂的工人朴甲东，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厂，敌人炸时，他搬到厂后的一个小山沟筑了个洞住着，天天看到炸，但他天天进去搬东西，边走边说：
“看你狗东西炸吧！
将来老子要建个比这个更好的，气死你！”
一停战，建厂缺耐火砖，他到原厂的耐火砖灰烬处去找耐火砖的碎砖，压成粉，最后又制成砖，加速了恢复。
兵士们，板门店回来的战俘，都投入了建设。
走遍平壤，看不见一个闲人，特别是妇女，那里有建设，那里就有她们；
不仅在战场上可以看见女高射炮手、女坦克驾驶员、女航空员，在建设工地，在炼钢厂里，在交通岗上都可以见到妇女；
而在农村，据朝鲜同志说，朝鲜妇女从前是不会扶犁杖的，现在也会了。
相当于中国县委级的干部，也出现了好些女同志。
就是她们战时领导人民支援战争，战后正在领导互助合作。
平壤附近一个叫文华里的村，七十七个劳动力（其中五十九个妇女，十八个男的）组成一个互助组，她们说：
“与其帮他们干，勿宁组织在一起。”
政府为了推动这个运动，仅在江原道即发下去耕牛四千余条。
看到这些，我们只有肃然起敬！
我们现时的建设条件，比朝鲜不知好多少倍，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建设的！
再加上有苏联、有中国，有整个和平阵营的援助，朝鲜同志自己说的：
“我们胜利有保证，我们恢复也有保证。”
所以他们一点不担心，他们既不怕恢复不了，也不怕美帝国主义再挑起战争，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正如金首相常告诉他们的：
“炸！
我们还要修得更好！”
他们自己也常说：
人的力量是无穷的，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们都非常相信他们这个毅力。
志愿军也相信，所以他们打仗在一起，建设也在一起，明年志愿军还打算在驻地包干帮助他们春耕。
这一来，朝鲜人民战后起码的恢复可以得到保障，而这正是恢复朝鲜的根本——大战之后，使人民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志愿军——我们祖国最优秀的儿女，打了三年仗，他们自己是很安慰的，他们说：
“三年的仗没有白打，保卫了朝鲜的独立，也保卫了祖国的建设”，这就是他们心中胜利的真正意义。
所以他们对他们停战后继续留在朝鲜等待朝鲜问题的完全解决没有什么意见，他们对祖国的希望是两句话：
“大门外的事由我们来包干，
祖国人民放心实行总路线。”
而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是希望他永远健康，不要生一点病。
这也是每个朝鲜人民的心情，他们经常说：
中国建设的胜利，就是朝鲜人民建设的胜利。
对于毛主席，他们是和对金日成元帅一样关心的，谈到金日成元帅，必谈到毛主席，好些人都在读毛主席的著作。
美帝国主义，李承晚匪帮，恐怕只有永远瞪着眼看我们胜利，看我们建设，看他们自己的最后失败吧！

光荣的战士，生产的能手
“我一定要做一个生产能手！”
“为了和平事业，我曾经做了一个光荣的战士；
为了祖国建设，我也一定要做一个生产能手。”
柳树瑞自离开部队从事工业生产那天起，就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1952年05月，柳树瑞从部队转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制造厂做工。
掌握一门生产技术，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拿枪的战士来说，不是没有困难的。
开始时柳树瑞在客车场宋本恩小组做工，因技术不熟练，他有一次弄断了墙板木，影响到整个小组的生产，这曾使他感到难过。
从此，他就努力学习，初步掌握了一般的生产技术。
1953年08月，工厂行政方面决定，四方机车车辆制造厂客车场由修理转为制造硬席卧车。
他被调去领导地板骨架生产小组。
这是一个新任务，在生产过程中常发生错装或漏装承木的现象，柳树瑞心里很不安，他想：
我们组所担负的是第1道工序，这好比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安装不好地板骨架，不但会影响客车的寿命，而且容易发生事故。
为了改变这种生产情况，他请老工人李姚孝到他组里，给工人介绍生产经验，提高工人的生产知识。
同时，他发动大伙研究技术。
他在业余时间经常和老工人研究，改进生产。
小组还建立了检查制度，来保证质量标准。
因此，从去年10月到现在，没有一件“返手活”，每个月都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柳树瑞经常注意启发工人的政治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克服保守思想。
在去年制订第1季度生产计划时，有些工人不愿提出先进的生产计划，柳树瑞就用志愿军的英雄模范事迹教育大家，鼓舞大家。
他对工友说：
“如果我们能生产大量的好的机车，来加强铁路运输，不就支援了志愿军吗？”
老工人王起东在听了他的话后，批判了自己的保守思想，说：
“我原先订计划时总是要留一手，心想这样保险些。
这回我认识到，这种思想是不对的。”
许多工人都表示要学习志愿军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为人民而战的崇高品质。
柳树瑞在劳动中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今年01月21日，他被评为劳动模范。
　（叶予）
把草滩变成牧场
在乌兰察布盟达茂联合旗百灵庙西二十华里的地方，有一片广阔的草滩。
草滩深处，隐现着几座黄色的土房。
在这里，住着一个牧业互助组的组员们。
互助组的组员们过去都是英勇的战士，曾参加过内蒙古人民的解放斗争。
他们由部队转到这里投入生产的时候，当地政府贷给每人三匹马、十条牛、三十只羊；
此外，还发给了盖房用的木料，以及大车和锅、碗、瓢、盆等家具。
草滩原是一片荒凉，互助组出现以后，这里就有了生气：
房屋盖起来了，还修筑了一座牛圈。
成群的牛、羊，安详地在草原上生活着。
老婆婆在愉快地抚养着羊羔。
互助组订出了按时记工，民主评工、议价，按工偿款或补工等许多办法。
因为制度合理，组员们的生产情绪很高。
牲畜都长得那么肥壮。
附近的牧民经常远从百里路以外赶到这里，学习互助组的生产经验。
它成为乌兰察布盟牧民走向互助合作的好榜样。
华桂山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
在1952年07月间，华桂山由部队回到了黑龙江省克山县的胜兴村。
原来群众给他代耕两垧多地，他一到家里，就提议自己耕种；
同时，他参加了赵兴相互助组。
华桂山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在他入组后就经常向互助组员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
1953年01月间，赵兴相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华桂山被大家推选为合作社的主任。
在生产中，华桂山经常教育社员，鼓励他们前进。
1953年秋季，有些社员产生了松劲思想，不愿合伙铲地，光顾自己的活。
这时，华桂山就组织社员学习英雄黄继光的英勇事迹，使社员们认识到自私自利是一种可耻的思想。
这样，能劳动的社员都下了地；
眼力不好、不能参加生产的张老太太自动给大家带孩子，让能劳动的母亲下地做活。
华桂山回乡一年多来，已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在社内两次生产评比中，他被选为模范社员。
在他领导下，去年全社的生产也比当地互助组搞的好，七垧用新式农具平播密植的小麦，平均每垧打了二千七百多斤，比一般互助组的麦田增产一倍。
张荣广当选了模范
在山东历城县烈军属、回乡军人、优抚模范代表会议上，转业军人张荣广同志当选了模范。
张荣广今年三十一岁，在1952年04月由部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这个贫农出身的人，一回到家乡，就和当地的政府和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
他经常记着部队首长的话：
“拿枪的敌人虽然被消灭了，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他平常在村里经常注意坏人的活动情况，在镇压反革命期间，他曾向政府检举了五个反革命分子，人民把他推选为乡治安主任。
张荣广同志所在的江家沟村，紧靠着黄河。
去年秋天，霪雨连绵，黄河水位连日上涨，群众情绪不安。
张荣广日日夜夜在河堤上守护。
在最紧张的期间，他连续有十几天没有合眼。
在防汛工作会议上，他被群众评为防汛模范。
“这回可选了个好乡长！”
在山东省即东县一带流传着转业军人李正清的模范事迹。
李正清是即东县南坦村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他负了伤，成了残废。
1952年，他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李正清和他母亲俩，在生产上不是没有困难的。
但是他想：
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回家后他把从部队带回来的生产资助粮现款，购买了农具。
1953年他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互助组。
因耕作及时，肥料充足，当年秋季得到了丰收，四分地谷子打了一百三十斤，八分地包米打了四百斤。
李正清同志不怕困难，热爱劳动，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
人们都赞扬着：
“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前方是英雄，在生产战线上又是能手。”
在普选中，群众一致推选他当乡长。
最近在运送公粮时，他虽然身体残废，行动不方便，还是争着推车子，和群众一起把粮食送到粮食局的仓库里。
路上，他热情地照顾群众。
大家都反映：
“这回可选了个好乡长！”

加强文化馆、站的总路线宣传工作
文化馆、文化站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是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有力助手。
最近期间，各地文化馆、站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帮助下，运用各种方式，向城乡人民宣传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有的文化馆、站，结合生产、联系生活，用当地群众所熟悉的具体事例，通俗地、生动地启发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有的运用幻灯、收音机、图书、黑板报以及其他各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进行宣传。
某些文化馆、站并组织流动宣传队，利用庙会、集镇、粮栈、大车店等场所向群众进行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取得了不少经验。
但是，目前有些文化馆、站，在总路线宣传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宣传内容不充实，质量不够高。
有些地方的领导方面对文化馆、站工作也不够重视，没有对文化馆、站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教育，没有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和政策学习，也没有在工作方面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如供给他们宣传资料和演唱材料等）。
同时，有的文化馆、站本身也没有经常向当地党委和文化主管部门，提出自己的工作计划，汇报情况，主动地争取领导机关的帮助。
这就是某些文化馆、站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主要原因。
春节快到来了，文化馆、站必须抓紧这一时机，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各种文艺活动，向群众宣传总路线，向农民群众和工人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
各地党委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切实领导和帮助当地文化馆、站，根据中央文化部关于开展春节农村文艺活动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指示，做好春节的宣传工作，并及时总结经验，以便进一步开展文化馆、站的宣传教育工作。

文化简讯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没有升学的高小毕业生
举办的“文化补习”节目第1阶段结束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1953年10月为没有升学的小学毕业生举办的“文化补习”节目，第1阶段已在01月22日结束。
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统计：
收听“文化补习”节目的小学生有二千七百多人，其中有一千四百多人是成立小组集体学习的。
学生们学习很认真，许多小学生订了个人自学计划或者小组学习公约。
许多小学生用通信、电话或推派代表等方式和电台教师取得联系和要求解答疑难问题。
东昌区春山街八个小学生组织的自学小组，每天上午在一起听完广播后，就把教师布置的习题做好。
其余的时间各人帮助自己家里做家事或者参加劳动，下午他们还抽出时间来对习题、做实验。
许多学生的家长、学校教师也帮助和辅导他们进行学习。
第1阶段结束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布置了各课程的寒假作业，并举办了一个寒假节目，每天为他们播送故事和文娱节目。
西南川剧院演出团赴朝归国在北京公演
西南川剧院去年秋天组织演出团，参加第3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演出了一百八十五场，观众达十六万九千二百零七人。
每场最高演出时间达八个多小时。
主要演员陈书舫，除深入到炊事班唱出外，并主动团结了音乐、舞台工作人员，掀起挑战应战热潮。
剧团回国后，除汇报、招待演出外；
并经首都文艺界帮助，对“彩楼记”“玉簪记”“拷红”“归舟投江”等大小剧目，和川剧音乐，都作了些整理与研究。
现在公开演出“彩楼记”“柳荫记”等剧目。
长沙市郊发现战国时代楚墓一座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清理工作队在1953年秋季在长沙市郊仰天湖，挖掘出战国时代楚墓一座。
墓有外椁、内椁、外棺、内棺四层，椁木很厚，其下铺有一层防腐性的白色膏泥，因此葬具保存完好。
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长一百八十公分、宽四十五公分、厚四公分的雕刻木板（古代文献上称为“笭床”），上面雕有盘龙图案，图案复杂，雕工生动精致。
出土物中还有竹简二十四片，竹简上写有文字，清晰可察。
此外还有铜剑、铜钩、铜洗、铁铲、木俑、木戈、木剑、陶鼎、陶壶等。
其中铜剑之漆木鞘及鞘身环节上所缠的丝带，尚完好未腐。
木俑上都用墨彩绘以斜领大袖、衣长遮脚的古装，其上还绘有精细的花纹。
这些出土物对研究古代楚国文字、艺术和服装提供了实物资料。

浙江省文化事业管理局通知所属各文化馆、站
在春节期间开展工农联盟的宣传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于01月中旬向所属各文化馆（站）发出通知，要求在春节期间开展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活动，向工农群众进行一次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
通知中对文化馆（站）的活动，提出了具体的办法：
第1，发动工农业余剧团普遍演出有关工农联盟的短剧和说唱；
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各城市可适当组织工人业余剧团、郊区农村剧团及其他文娱组织举行联欢会，或互相作慰问演出。
在农村中，可根据具体条件和情况，适当地发动农村剧团在春节工人还乡时组织小型联欢。
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组织农民到工厂参观。
第2，和工会等单位联系，举行工农联欢会，请当地党政机关负责同志作报告，或组织工农群众的代表人物报告自己的生产情况，互相学习，互相鼓励。
第3，在工厂、农村中组织有关总路线的图片展览；
组织城镇或有条件的农村文艺组织，出刊有关工农联盟宣传的画刊与墙报。
第4，有有线广播设备的地区，可转播人民广播电台有关工农联盟的宣传节目或专门组织有关工农联盟的宣传节目；
或举行广播大会，组织工农群众收听。
第5，运用幻灯机、土广播、黑板报等，进行工农联盟的宣传。
第6，各地可适当地组织工农劳动模范，以及工厂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相互写信慰问，互相鼓励。
通知中又规定：
各文化馆（站）应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联系有关单位，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订出切实可行的宣传计划。

匈牙利国民议会讨论今年国民经济计划
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新华社布拉格25日电】
布达佩斯消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21日到23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会议。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拉科西、部长会议主席伊·纳吉、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道比等都参加了会议。
国家计划局局长伯·萨拉伊在22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他指出：
1954年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将增加百分之四点五，其中消费品的生产将增加百分之十六。
零售贸易流转额将增加百分之二十。
和过去五年的平均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将增加百分之八。
农业投资将增加到占全部投资（一百四十亿福林）的百分之二十四。
文教、劳动保护、住宅建筑的投资将适当地增加。
和1953年比较，煤产量将增加百分之六点四，电力百分之十点七，钢材百分之五点九。
今年将大大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并改进其质量。
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工业，将大大发展。
机器制造业将生产四千部拖拉机，五千五百部拖拉机曳引犁，一千部打谷机和其他农业机器。
农业并将得到更多的肥料和杀虫药剂。
重工业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在农业方面，计划规定粮食的播种面积应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要在数年内解决粮食问题，即不但要使居民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并且要使国家有必要的储备。
饲畜业也将加以改进，使居民得到更多的肉类和畜产品的供应。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民都将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
计划还规定了在发展国内外贸易、运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任务。
萨拉伊最后号召全国人民竭尽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以完成这个计划，更进一步增进人民的福利，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国防，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
23日，部长会议主席伊·纳吉在会上作了关于1953年下半年施政纲领的执行情况和1954年计划的报告。
纳吉报告后，许多议员相继在会上发言。
会议在通过了一项关于成立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部的法令后，即宣告闭幕。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24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纳吉，23日在国民议会会议上作了关于1953年下半年施政纲领的执行情况和1954年计划的报告。
纳吉指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业去年完成生产计划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三，比1952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一点八。
1953年下半年在重工业中的投资比上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轻工业的投资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九点九，食品工业的投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零三点五。
消费品的生产在去年下半年有了很大的增加。
例如，法兰绒的生产比上半年增加了四十点二，鞋子增加了百分之十七点九，肉类增加了百分之十点一，油脂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牛油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五，糖果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二。
去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零售贸易流转额比上半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
由于减低了物价，商品流转额增加得更多。
流入市场的农产品也大大增加了。
1953年11月市场上的物价平均比1952年11月减低了百分之十三点三。
在1953年，匈牙利两次减低了零售价格。
仅在去年的四个月内，工人和职员就从这两次减低物价中获得了五亿五千万福林的好处；
在1954年，他们从这里面得到的好处将达十二亿福林。
农民也从减低物价中获得了四亿九千万福林的好处。
去年某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七亿六千二百万福林。
去年下半年对农业直接的投资总额比上半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点一。
纳吉说：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政府把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看作是它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自从1945年实行土地改革以来，城市和乡村的团结、工人和农民的团结、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这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实行着发展农业的计划。
政府施政纲领中所规定的目标之所以能够达到，是由于劳动人民的忘我的劳动，是由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巨大帮助。
纳吉接着谈到了1954年在工业、农业、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任务。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纳吉说：
国际紧张局势的趋向缓和使我们能够扩大国际经济关系。
我们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进行贸易，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而首先是和那些与我国直接相邻的国家进行贸易。
国民议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恰逢四国外长会议召开的前夕。
我们将继续要求西方国家履行在缔结和约时所作的诺言，允许匈牙利加入联合国组织。
为了巩固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为了在互相谅解、互相尊重彼此利益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有成效的合作，我们将竭尽我们的力量。
这就是我国全体劳动人民所支持的和平政策的主要目的。

强迫扣留战俘是美方的一贯阴谋
【新华社开城28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以将近十四万名美军士兵的伤亡为代价的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随着美方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强迫扣留东场里战俘营中的朝中战俘而发展到了顶点。
强迫扣留战俘是美方的一贯阴谋。
这个阴谋的主要目的，就是企图强迫扣留一大批朝中战俘来作为“冷战”宣传的资本，制造战俘愿意留在所谓“自由世界”、“宁愿自杀也不愿回家”的谎言，借以掩饰美国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及其所遭到的空前失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方使本来在1952年初就可以结束的朝鲜的流血战争一直延长到1953年07月，使将近十四万名美国青年充当了这个可耻政策的牺牲品。
这个阴谋在1951年0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就已经形成，当时美方的特务机关就在战俘营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活动，对战俘进行审讯和调查。
停战谈判开始以后，美方在巨济岛上加紧制造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
在美军特务机关“CIC”、“G—2”“CIE”的指挥之下，大批国民党和李承晚匪帮的特务分子控制了整个战俘营，他们强迫战俘参加反动组织，接受反动教育。
为了使战俘对于回家心存疑惧，野蛮的刺字、写血书的手段在战俘营里大规模地进行，许多战俘在被打昏过去以后，被特务在身上刺了字，或者被拉着手指盖上了指印。
任何表示反抗的战俘都要遭到残酷的拷打甚至杀害。
美方的这种暴行使巨济岛成了“恐怖之岛”，而巨济岛战俘营则成了远远超过纳粹集中营的死亡营。
经过这样的准备以后，当战俘问题在1951年12月被提到停战谈判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美方就提出了所谓“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平民顶替战俘”、“将战俘分类为平民”等等违反一切国际公法的无理主张，公然表示要强迫扣留大批朝中被俘人员。
朝中方面坚决反对美方的这种荒谬要求，主张按照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并且根据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
美方在提出荒谬的“自愿遣返”的主张以后，就在他们的战俘营里进行了非法的所谓“甄别”，强迫战俘表示“拒绝遣返”，并对那些不屈从美方意旨的战俘采取了一连串的血腥屠杀。
其中某些屠杀案已经透过美方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为世所周知。
例如1952年02月18日，美方为了把巨济岛六十二号战俘营中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强迫分类为平民而加以扣留，以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战俘，打死打伤战俘三百七十多人。
甚至一贯替美方粉饰门面的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不能不承认了美方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
1952年04月，美方在巨济岛战俘营中实行大规模的血腥“甄别”，甚至杀死要求遣返的战俘，挖出心肝示众，借以恫吓和胁迫战俘，使他们不敢要求遣返。
同时，美方又在谈判桌上提出了一个所谓“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企图只遣返给朝中方面七万名战俘，而将大约十万名的战俘加以强迫扣留。
美方还无耻地宣称这是他们对战俘进行了“个别调查”的结果，说什么他们要加以扣留的战俘都是“宁愿自杀也不愿回家”的。
但是随着发生的杜德事件揭穿了美方的一切谎言。
杜德和他的继任者柯尔生所作的供状，使“自愿遣返”的谎话彻底破产，甚至美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舆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英国的“雷诺新闻”就曾经说：
“杜德与柯尔生事件发生以后，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回他们祖国的说法了。”
由于阴谋被揭穿而恼羞成怒的美国侵略者，对战俘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从1952年05月到06月，在臭名远扬的刽子手波纳的指挥之下，美军对手无寸铁的战俘发动了一连串的屠杀。
仅仅其中06月10日对巨济岛七十六号营场战俘的屠杀，就打死打伤战俘三百二十多人。
在进行了这一系列的屠杀并且把战俘分散以便进一步控制以后，美方又在停战谈判会议桌上提出一个只遣返八万三千人的所谓“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方案，强迫朝中方面接受。
当这个荒谬方案遭到朝中方面驳斥的时候，美方就采取“释放”战俘的片面行动，在1952年06月到10月之间将三万八千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交给李承晚匪帮，朝中方面后来获得的人证证明：
这些战俘全部被李承晚匪帮编入了李伪军。
1952年10月，美方片面中断了停战谈判，企图通过军事冒险和第7届联合国大会来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
但是这些企图都失败了。
朝中方面在粉碎了美方的军事冒险之后，本其一贯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又作了重大的努力，在1953年03月30日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建议，即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便朝中方面派人对他们进行解释，解除他们在美方的长期迫害之下所造成的疑惧，从而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朝中方面的建议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美方才不得不在1953年04月回到板门店，并在朝中方面的建议的基础上在06月08日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职权范围”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全部战俘在停战之后有机会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
根据“职权范围”，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以后的六十天之内，所有被美方谎称为“拒绝遣返”的战俘，应该解除美方的控制，交给一个由五个中立国家的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并由战俘所属的国家向战俘进行九十天的解释，告诉他们有关他们遣返的事项，以保证他们行使其被遣返权利。
在九十天的解释之后，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战俘的处理问题，应交由在停战以后举行的政治会议在三十天之内讨论解决。
在政治会议讨论之后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而政治会议仍未替他们协议出处理办法的战俘，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把他们释放成为平民，其中凡申请去中立国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另外三十天内协助前往。
朝中方面同意采取“职权范围”所规定的步骤，是为了使战俘问题得以早日解决，朝鲜的流血得以早日停止。
因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朝中方面在解决战俘问题的方法、步骤、时间上作了让步。
朝中方面坚决认为，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是不存在的。
由于美方对战俘实行了三年多的恐怖统治，许多战俘受到美方的恐吓和压迫，心怀疑惧，不敢要求遣返。
这些战俘，只要使他们从美方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经过朝中方面的解释，他们的疑惧心理就可以消失，他们的遣返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因此，解除美方对战俘的恐怖控制，并使战俘得有自由和充分的时间来听取解释，乃是保证战俘行使遣返权利的必要前提。
朝中方面所以建议将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之所以签订，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美方同意“职权范围”却是出于被迫的。
“职权范围”的彻底实施，就必然要使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完全破产。
因此，在“职权范围”签订之前，美方就曾要求在停战生效时将所有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在南朝鲜就地“释放”。
这个荒谬绝伦的要求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使美方不得不把它收回。
美方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被迫接受了“职权范围”之后，就竭力设法加以破坏。
在协议签订以后十天，美方就背信弃义地纵容李承晚从战俘营里劫走了二万七千多名战俘，使朝鲜的流血战争又因此而延长了一个多月。
接着美方就在其战俘营里加强特务恐怖组织，加紧以暴力控制战俘，并将这一整套特务组织原封不动地送进了东场里战俘营场。
在将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以后，美方初则对修建解释帐篷故意怠工，拖延朝中方面解释工作的开始；
继又通过各种途径，以他们所提供的美军第64野战医院为中心，指挥特务破坏解释工作。
这些特务不让战俘出来听取解释，以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阻止战俘遣返，甚至将要求遣返的战俘加以野蛮的杀害。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其1953年12月28日向双方提出的“临时报告”中，完全证实了美方的这一切罪行。
由于美方的破坏，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一共只进行了十天，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战俘未能听取解释。
纵然如此，仍然有六百多名战俘摆脱特务的控制而要求遣返。
他们在板门店所揭露的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罪行，使美方说这些战俘“宁愿自杀也不愿回家”的谎言进一步地彻底破产了。
老羞成怒的美国当局，更加加紧破坏解释工作，并片面宣布在去年12月23日终止解释，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允许它在01月23日强迫扣留战俘，否则就要用武力将战俘劫走。
美方为了避免在政治会议上讨论战俘问题，竭力拖延政治会议的召开，在1953年12月12日片面中断了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以便于它强迫扣留战俘阴谋的实现。
朝中方面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都反对美方破坏“职权范围”实施的行为，主张按照“职权范围”的规定，继续进行解释，补足九十天的解释日期，并主张战俘问题应由政治会议讨论解决。
但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主席没有执行按照“职权范围”所赋予委员会的合法权力，反而片面作出违反“职权范围”的决定，将二万一千多名朝中战俘从01月20日起交还给美方，这样就便利了美方强迫扣留战俘阴谋的实现。
美国侵略者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使全世界更加看清楚了美帝国主义是最腐朽、最野蛮、最无信义的帝国主义。
它为了“冷战”的利益，为了继续在朝鲜保持紧张局势，使朝鲜问题不能得到和平解决，公然撕毁一切国际公法和它所亲自签订的协议，采取为人道与正义所不容的手段，使成千成万战俘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强迫他们去充当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的炮灰。
美国侵略者将战俘从朝鲜非军事区运走，只能使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失败得更加彻底。

意大利人民纪念意共成立三十三周年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25日讯：
01月24日，意大利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纪念全世界劳动人民领袖伟大的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和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三周年（1921年01月21日成立）。
共产党领导人路易吉·隆哥、彼特罗·谢嘉等分别在罗马、里窝那、热那亚、都灵、巴利等各大城市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团结报”登载了彼特罗·谢嘉向记者发表的谈话。
他说，到1953年10月15日为止，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二百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八十五人，比1952年增加了四万零七百四十五人。
现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达四十三万七千二百四十人。
因此，共产党组织的总人数达二百五十七万一千五百二十五人。
意大利共产党有九十七个省委会，二百八十三个县委会，九千九百九十三个区委会，五万二千四百八十个居民区和工厂支部。
几万个共产党员在领导着工会、合作社、各种协会、俱乐部和市政府。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26日讯：
“团结报”报道了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路易吉·隆哥在01月24日罗马举行的纪念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三周年和列宁逝世三十周年会上作的报告。
隆哥指出：
意大利共产党是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成立的，并且是依照列宁的学说发展的。
他着重说：
因而，意大利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人民胜利地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因而，它成了意大利最大的和最有力的党。
共产党党员的人数从1921年的五万人增加到目前的二百余万人。
从1924年到1954年，党的机关报“团结报”的发行从三万份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份。
隆哥接着说：
在共产党成立三十三年以来，几千名党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被害、监禁和放逐。
党的奠基者葛兰西死于狱中。
五十八个最优秀的党的领导人在狱中总共度过四百余年。
三千名共产党员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主义内战，和西班牙人民肩并肩地一起作战。
几十万共产党员在游击队中作战。
他们之中有四万人在战斗中牺牲。
隆哥最后说：
目前，意大利共产党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和平与国家进步的斗争。
共产党在成立三十三年以来所表现出的力量，是这个斗争取得胜利的最好保证。

拒绝遣返的三百多名前美方战俘到达开城
【新华社开城28日电】
28日下午，三百四十七名拒绝遣返的美国、英国和南朝鲜前战俘，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营地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着装饰漂亮的卡车到开城来了。
三十五辆卡车载着这些挥手欢呼的人，在非军事区北缘附近夹道欢迎的男女和儿童群中驶过。
战俘们为了迎接他们一生中的这个重大的日子，天不亮就起来了。
华盛顿州奥林比亚的奥托·贝尔说：
“我们昨夜没有睡好。
我们一想到在几小时后可以获得自由时就激动得不得了。”
他们身穿干净的蓝色制服，刚理了发和刮了脸，样子很整洁，等待着朝中红十字会的卡车来把他们送到开城去。
得克萨斯州圣安格罗的鲁弗斯·道格拉斯穿上了他为这一天而保藏了好几个月的一双新鞋。
当红十字会的卡车到达时，他们便掮着沉重的铺盖卷和行李，手拿着袋子，从他们的屋子里走出来，并把一箱一箱的书籍、体育用品和乐器装上卡车。
他们之中有些人替四名朝鲜妇女拿行李，只让这些妇女照顾几张油画。
另外一批美国人和朝鲜人把旗帜扎在卡车上，并在卡车的各处地方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纸带。
在驾驶座的顶上装有纸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和用棉花做的毕加索的和平鸽。
在等待印度红十字会代表把他们的名册移交给朝中红十字会的代表时，这些美国人和朝鲜人一起在木板盖的大饭厅前面合唱朝鲜音乐家在战俘营中所创作的歌曲。
在朝鲜人的再三要求下，蒙大拿州堪萨斯城的美国黑人威廉·怀特走到中央，以他那响亮的歌喉用朝鲜文唱了一支中国民歌。
另外三个唱得好的人，阿肯色州蒙特塞罗的科华特、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亚当斯、俄亥俄州阿克伦的斯金纳，也向大家唱了一些朝鲜歌。
营场中充满了掌声和“再来一遍”的叫喊声。
数十名记者，包括美联社、国际新闻社和法新社的记者和摄影记者以及印度记者，进入营场访问这些战俘，并看他们离开营场。
记者们混杂在战俘中随便和他们交谈。
宾夕法尼亚州阿什兰的贝霍姆问一个国际新闻社的记者说，“你现在相信了我们是自愿留下的吗？”
这个美国记者答道：
“我相信了。”
一位印度记者发表意见说：
“这里和南营是不能相比的。”
在开往开城的途中，这些美国人、英国人和朝鲜人一直是笑容满面，欢呼歌唱，并向路过的行人和站在街上的人群挥手示意。
李相朝将军和杜平将军分别代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欢迎他们作为自由人到达了开城。
在到达开城时，罗得岛普罗维顿斯的柯敦代表二十一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说道：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和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时刻。
我们终于是自由的人了。”

朝中红十字会接受松谷里战俘营战俘
朝中红十字会将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对他们作出交代
【新华社开城28日电】
01月28日，朝中红十字会代表接受了原在松谷里战俘营印度部队看管下的三百四十七名战俘后，向记者发表了谈话。
谈话全文如下：
朝中红十字会不能坐视松谷里战俘营战俘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松谷里战俘营战俘已公开表示他们完全支持朝中方面不同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所建议的由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接受，并继续看管他们的主张。
他们指出他们曾不断要求联合国军继续进行解释，但联合国军放弃了解释，而印度部队又撤退了对他们的看管，使他们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上述状态之所以产生，其责任完全不在他们。
他们是真正拒绝遣返、坚决要求到朝中方面来的，因此他们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同意并协助他们取得在朝中方面居住的权利。
朝中红十字会同情地考虑了松谷里战俘营战俘的主张和要求，建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意由我们接受这批战俘，并负责为他们取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的权利。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意了朝中红十字会的建议，并取得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的赞同，因此朝中红十字会在1954年01月28日接受了原在松谷里战俘营印度部队看管下的三百四十七名战俘及其有关证件。
朝中红十字会将负责为他们取得在朝中方面居住的权利。
当将来朝鲜政治会议或其他有关国际会议讨论战俘问题时，朝中红十字会将负责对这批原在松谷里战俘营印度部队看管下的战俘作出交代。

李相朝中将就北营战俘的处理问题致函蒂迈雅
我方同意由朝中红十字会接受北营战俘
【新华社开城28日电】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李相朝中将28日就北营战俘的处理问题致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信的全文如下：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
我荣幸地收到你1954年01月27日的来信。
我愿意在此重申我方立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不能同意接受看管北部战俘营中的战俘，我方认为印度部队不仅不应交还，而且还应继续看管这些战俘，因为印度部队不久即将全部离开朝鲜，而北部战俘营中的战俘又已公开向你表示拒绝遣返，并要求朝中方面给予居留的权利，我方同意由朝中红十字会接受这批战俘，以便朝鲜停战缔约双方在将来的朝鲜政治会议或其他有关国际会议上讨论战俘问题时作出满意的交代和解决。
我将通知朝中红十字会代表于1954年01月28日十时到达非军事区北部松谷里营场与印度红十字会办理三百四十七名战俘接交事宜。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朝鲜人民军中将李相朝
1954年01月28日
【新华社开城28日电】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李相朝中将曾在01月26日致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要求印度看管部队将拒绝遣返的三百四十七名美方战俘连同他们的名册、证件及其他物品，在01月28日点交朝中红十字会。
蒂迈雅于01月27日复函李相朝中将，认为印度看管部队不能再参加任何移交程序，仅同意由印度红十字会代表将战俘名单移交给朝中红十字会。
蒂迈雅的信说：
印度看管部队已在01月23日撤退了对北营战俘的看管。
“你要求印度看管部队将战俘连同他们的名单、证明文件和私人财物一起移交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一事，我愿强调说，由于战俘已不再处于印度看管部队看管之下，印度看管部队不可能再参加任何移交的程序，事实上印度看管部队参与任何此项行动的权力已在它放弃了其看管职司之时终止了。”
蒂迈雅说：
“但是为了迎合形势之需要，我同意要求印度红十字会的代表将包括了战俘的姓名与其他材料的名单移交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
这些名单是印度看管部队在他们担任看管战俘时得自你方的唯一的文件。
如果你同意，印度红十字会的代表将于1954年01月28日十时在非军事区北部的松谷里战俘营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人员相会晤。”

民主德国人民和柏林民主报纸
热烈拥护莫洛托夫外长的发言
【新华社28日讯】
塔斯社柏林27日讯：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在四国外长会议上的发言，成为柏林各民主报纸和民主德国人民注意的中心。

“新德意志报”的社论说：
莫洛托夫建议把德国问题与保障欧洲安全的任务结合起来讨论，这既完全符合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又完全符合德国人民本身的利益。
“新德意志报”指出：
苏联一贯主张公平合理地解决德国问题，忠于关于对德问题的协定，如规定建立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德国的波茨坦协定，并且推行保障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的生存的政策。
这个报纸最后写道：
全世界千百万人，包括全体德国人民在内，都期望柏林会议能有助于巩固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欧洲安全以及和平解决德国问题。
“柏林日报”的社论说：
莫洛托夫的发言是为和平事业和恢复德国的统一着想的，是从规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德国、要建立没有纳粹分子与军国主义者的国家的波茨坦协定的原则出发的。
“青年世界报”写道：
我们和全体爱好和平的人一同欢迎苏联外交部部长的发言，因为它是主张和平的。
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居民的注意。
各工厂、机关、学校和乡村都举行了座谈会，来讨论柏林会议上苏联的建议。

“真理报”驻柏林特派记者评四国外长会议
苏联的建议符合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驻柏林特派记者茹科夫和克拉米诺夫在27日发了一篇电讯评论四国外长会议，电讯题目是：
“找出一条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是可能而且应该的！”
“真理报”记者指出：
莫洛托夫在四国外长会议第1次会议上的发言，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舆论界中引起了极大兴趣。
他的发言使得人们更加相信：
如果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诚意，柏林会议就能够而且应该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
欧洲尤其是德国广大的社会人士所要求的，正是这样的结果。
“真理报”记者说：
许多政治观察家承认，苏联外交部部长的建议，符合于欧洲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正是由于苏联的建议具有这样的性质，某些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国际人物才不得不匆匆采取措施，不让欧洲、美洲、亚洲、尤其是德国的广大社会人士知道苏联建议的本质并且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些措施是以艾森豪威尔在“心理战”问题上的得力助手杰克逊（现已来到柏林）为首的一些美国专家们事先想好的。
“纽约时报”在会议开幕的那一天谈到了杰克逊的任务说：
他要在那里尽力榨取最后一滴可以用于宣传的东西。
“真理报”记者指出：
这种榨取宣传材料的工作，在外长们的第1次会议结束后马上就开始了。
这显然是为了便利一些人来歪曲苏联建议的本质，来采取破坏国际合作的卑鄙手段。
今天，这已经影响了西柏林报纸的态度。
那里没有一家报纸发表了莫洛托夫的发言全文，那些报纸不仅歪曲他的发言，而且歪曲他的具体建议。
西方国家的代表一方面批评苏联的建议，同时又没有提出什么建议来供柏林会议研究。
他们完全避免谈到保证欧洲安全的问题。
杜勒斯在01月26日四国外长会议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完全忽视了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
同时，杜勒斯又尽力歪曲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统一、和平和民主的德国的苏联建议的本质。
“真理报”记者指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目前的国际气氛下，杜勒斯不敢贸然拒绝苏联提出的会议议程草案。
如果拒绝这个建议，就等于告诉全世界，他不愿设法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
甚至目前在柏林的许多西欧资产阶级报纸的评论员，也强调苏联不仅说明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道路。
这些人对莫洛托夫01月26日的发言以及要求在今年五、06月间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表示注意和同情。
“真理报”记者最后说：
柏林民主人士认为，苏联所建议的会议议程被接受，这是爱好和平的力量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胜利斗争的结果。
同时，人们也认为国际合作的反对者还会继续阻挠会议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