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
（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
四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已出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和斗争历史，有些影片并已达到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
电影在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事业上，在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要求上，已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性。
但是，目前电影出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电影剧本严重缺乏，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专职的电影编剧不足及其业务不够熟练所致，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明确的制片方针和切合实际的制片计划，及未能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来吸引大量文艺作家积极参加电影剧本创作，并以正确方法组织和指导创作。
为改进今后电影制片工作，特作如下决定：
一、制片的方针与任务
鉴于电影艺术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性，具有对于群众的教育和文化娱乐的重大作用，今后必须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逐步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同时努力增加电影出品的数量。
在电影艺术创作上，一方面要反对粗制滥造现象，另一方面又不可有脱离实际的、不适当的过高要求。
影片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应力求多样，对电影的各个片种均应加以适当的重视。
首先，应加强故事片的制作，真实地表现我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各方面的生活和斗争，特别表现人民的新生活，创造新的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
除故事片外，应更有计划地制作纪录片、科学教育片；
制作适应农民需要的通俗易懂的农村故事片，以保证足够数量的农村放映节目；
制作适合广大少年儿童需要的儿童片。
新闻纪录片应更及时地、真实地报道我国人民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成就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的贡献，并有计划地拍摄祖国的美丽河山、名胜、古迹，重要物产和文物。
科学教育片应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同时宣传和推广与群众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并适合一般群众水平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知识。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翻译片，在整个影片生产中应占有合适的比例，并进一步提高译制工作的质量，增添必要的字幕解说，以便广大观众易于了解。
今后四年内，每年制片的任务大体规定如下：
大型故事片十二部至十五部及一定数量的农村故事片、儿童片、美术片和舞台艺术纪录片。
大型纪录片十部及短纪录片二十部以上。
新闻短片每周出一次。
科学教育片十五部以上。
翻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影片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影片，大体保持和国产影片（包括故事片和纪录片）相等的比例。
二、电影题材计划的制定及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
电影题材计划，必须根据广大观众的需要与编剧力量的实际情况来制定。
在题材选择上，应扩大范围，同时注意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
除组织新的创作外，应尽量利用为人民所喜爱的我国现代和古典的优秀文学戏剧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
鉴于有些表现重要主题的作品需要较长期的创作准备工作，因此必须制定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题材计划。
在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领导方法。
应从积极方面帮助电影编剧作家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掌握电影艺术形式，并在其创作过程中及时地予以具体指导和帮助。
中国作家协会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组织全国文艺作家积极参加电影剧本创作，并鼓励青年作家学习编写电影剧本。
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应与作家协会建立经常的紧密的联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的电影剧本创作所应成为广泛联系和组织全国作家进行电影剧本创作的有效机构。
报纸刊物上应经常发表有思想性的电影批评；
文艺杂志上应选登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
在拟定电影题材计划和组织剧本创作上，必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工会、青年团及其他人民团体的充分协助和指导，各有关方面亦必须重视与善于运用电影作为本部门工作的有力的宣传工具，并在选择题材上、政策思想上以及人力物力上予以充分的帮助。
三、电影剧本、影片的审查制度
鉴于过去在电影剧本、影片的审查工作上手续繁复，责任不明，今后必须切实建立统一集中、层层负责的审查制度。
故事片剧本、大型纪录片拍摄提纲和完成片等均应由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认真地完成初审，然后由中央文化部审查批准。
故事片剧本批准后，电影局应认真审查分镜头剧本，尽量避免影片摄成后作重大修改。
其他片种的剧本或拍摄提纲和完成片，除特殊情形外，一般由电影局审查批准。
在进行对大型故事片、大型纪录片及某些有特殊意义的短片的剧本和完成片的审查时，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者的密切合作，并在审查意见上求得基本上的一致。
全年电影剧本题材计划及有重大政治性的剧本或拍摄提纲，应送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
四、改进影片生产制度和提高技术质量
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必须加强对影片摄制工作的思想和艺术领导，同时加强企业管理，实行成本核算，克服浪费现象，要做到既保证电影出品的一定质量又节省成本。
必须规定各类影片的标准摄制时间，改变过去为了完成年度计划，不顾剧本下厂时间先后，摄制时间长短，一律赶年底出片的不合理现象，逐渐做到有顺序地、按月地出产影片。
必须逐步提高影片的技术质量，在各制片厂建立新的洗印工作间，使影片的洗印达到一定标准。
同时准备条件，争取在三、五年内修建新的制片厂以便能有计划地生产彩色故事片。
五、提高、培养和补充电影干部
为了保证影片生产计划、提高影片质量，提高与培养现有电影艺术干部并适当补充一些必需的干部，是带关键性的问题。
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中国作家协会应协助电影局制定较长时期的题材计划，组织作家创作电影剧本，并通过文学讲习所或采取其他方式吸引青年文艺工作者学习电影剧本创作。
各大区作家协会及各主要省市文联也应该动员和组织现有文艺作家积极参加电影剧本创作的工作。
电影局并应有计划地培养一批较为熟悉电影艺术形式的青年编剧。
此外，并应适当补充和培养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编辑人员。
（二）电影局应组织现有电影艺术干部在艺术实践中进行经常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并结合创作需要去体验群众生活，使他们的学习、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适当地结合起来。
必须重视现有电影专门人才，并在实际创作活动中帮助他们取得新的艺术观点和方法，同时借助于他们的修养和经验，来帮助和培养新的电影艺术人才。
（三）电影局应采取适当方法吸收青年戏剧干部以带徒弟方式培养副导演与导演助理，以准备将来各个片种所急需的大量的导演人才。
根据实际需要，通过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适当吸收部队艺术干部担任军事片的副导演与导演助理的工作，以逐渐培养一批胜任军事故事片的导演人才。
（四）电影制片厂应有选择、有重点地吸收各地优秀戏剧演员参加影片摄制工作；
各剧院、剧团，应大力协助供给电影制片所必需的演员。
（五）电影局应加强电影演员剧团的工作，使电影演员在电影生产间隙期间得到有计划的学习及舞台演出的锻炼，提高表演艺术；
此外，电影局并应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四、五年内创办电影艺术学院，以专责培养电影艺术人才，首先是编剧、导演与演员。
（六）为了加强影片摄制组的政治领导与生产管理，使导演专心致力于创作工作，中央文化部应商同有关方面抽调一些政治上较强的干部参加制片工作，逐渐建立制片主任制度。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
（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
为使电影适应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更大地发挥其对广大人民的教育作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电影放映事业，以逐渐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影放映网。
四年来电影放映工作已有迅速发展，放映单位数量激增，观众人数逐年上涨，日益证明了电影在群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
但就全国范围说，放映单位数量尚少，且分布不平衡，很多地方人民终年看不到电影，劳动群众对电影的要求非常迫切。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对放映工作缺乏经常的领导和管理。
影片的制作和发行工作未能很好地保证影片供应和合理周转。
同时又未能很好地按照不同观众对象选择影片。
放映队员的政治质量和放映技术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为加强今后电影的发行和放映工作，稳步地建立全国电影放映网，并与此相适应地逐步建立电影工业，特作如下决定：
（一）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
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则以发展流动放映队为主。
应切实根据主客观条件，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制定全年的、分区的放映单位发展计划，并大体定出今后四年发展计划的数字。
应在整理和巩固现有放映单位的基础上积极地、稳步地发展；
避免和克服不顾条件盲目发展及发展起来不加巩固的现象。
（二）加强电影放映工作的管理，充分发挥放映单位应有的效能。
中央文化部电影局首先应健全电影放映管理机构，切实掌握全国电影放映事业发展计划和经营计划并监督执行。
制定技术规程，提高放映质量。
各省（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强和建立电影放映管理的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定出全区放映事业的发展计划和经营计划。
省文化主管部门应着重管理全区流动放映队的工作；
划定放映队的活动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交由专区或县文化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制订放映队的工作日和工作制度，经常检查并指导放映队的工作；
定期举办放映员的轮训，并由专区或县对其加强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
市文化主管部门应着重管理影院的工作。
为保证放映机器的修理和配件供应，各大行政区应成立修配厂，各省应成立修理站，及时进行放映机器的修理及零件修配工作。
工会系统放映单位应由各级工会成立专业机构自行管理，但其发展计划、经营计划等，则应符合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电影放映管理机构的统一规定。
部队系统的放映单位，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
（三）加强并改进影片的发行工作，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系统下，健全和改进各省的发行机构，以适应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需要；
保证及时供应各地放映队和电影院以必需的影片；
依据不同观众对象选择影片，特别对农民的放映节目必须通俗易懂；
加强影片发行的计划性，加强影片的管理、保护和检查制度，加强影片流转，充分发挥每一拷贝的使用价值。
加强对影片内容的宣传解释工作，特别应及时供应农村放映队以合适的电影宣传资料。
（四）电影放映队应逐步实行企业经营，并须做到逐年减少国家补贴；
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地瘠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稳步前进，避免操之过急。
影片发行机构、国营影院必须全部实行企业化，改善经营管理制度，今后不但要能自给自足，而且要逐渐做到有盈余上缴。
（五）为供应发展放映事业所需要的放映机，逐步统一全国放映机的规格，借以提高放映技术的质量，并达到今后放映机的全部自给，必须建立放映机器制造工业。
在两年内应完成现有两个放映机制造厂的扩大和修建工作，使能生产最新型的大型及小型放映机，规定最高年产量为大型的二八○台和小型的二五○○台，并由有关工业部门配合生产为放映队所需的发电机、扩音装置等主要附属机件。
（六）为供应放映单位所需要的大量拷贝，必须改变目前手工洗印影片的方式为机器洗印，应在两、三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影片洗印工厂，达到每年洗印影片能供应全国需要。
（七）为达到电影胶片自给，保证影片生产，必须着手准备建立电影胶片制造工厂，争取在五年内建成并开始生产，首先制造为供给洗印大量拷贝之用的黑白正片，逐步增加生产，而后制造黑白、彩色的各种胶片和胶板。
为此，中央高等教育部及有关工业部门应协助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补充和培养电影工业所需要的机械和化工方面的技术人员。
（八）按照电影放映事业的发展需要，应有计划地训练放映人员，并应特别注意大量吸收工农成分的知识青年参加。
各大行政区或具有条件的省、市，均应有计划地举办放映人员训练班；
电影学校应负责培养足以担任此项训练工作的师资。
此外，并应轮训现有放映人员，使他们成为技术熟练、忠于职守的优秀放映员，又是具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宣传员。

周恩来外长声明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欢迎
美国政府必须明确回答是否同意立即恢复双方会谈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江南报道：
朝中方面为了恢复被美方片面中断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又作了一次重大的努力。
在朝中方面的努力面前，最近不断宣传愿意恢复会谈的美国政府正在受到新的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在09日发表的声明中，坚决主张立即恢复双方会谈，以迅速安排朝鲜政治会议的召开。
声明说：
“倘若美国政府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具有同样愿望，它就应该赞成立即恢复板门店的双方会谈。”
周恩来部长的声明为立即恢复双方会谈打开了大门，并且使缓和目前朝鲜的严重局势成为可能。
全世界对于这个声明表示十分重视和欢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合众社报道说，在华盛顿的美国的
“盟国外交官员”认为：
“从速恢复安排朝鲜和平会议的板门店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权威人士”表示，英国政府“急切地希望尽速”恢复双方会谈；
联合国人士也认为，这个声明“表示出共产党中国深切希望恢复安排朝鲜政治会议的板门店谈判的迹象”。
但是这个声明对于美国政府说来，显然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美国政府最近一再宣传说它愿意恢复双方会谈，甚至散布它已经通过中间人和朝中方面谈判的谎言。
现在周恩来部长的声明把美国政府逼到了墙角落里。
美国政府要就是同意立即恢复会谈，要就是表明它所散布的乐观空气都只不过是欺骗舆论的把戏。
从许多迹象看来，美国政府仍然无意立即恢复双方会谈，以免它的在01月22日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的计划受到妨碍。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对于周恩来部长的如此重要的声明采取了极不郑重的态度，企图把它说成是“又一个共方的宣传”而加以一笔抹煞。
美联社报道说：
“国务院的某些人士坚决反对在01月23日之前举行安排和平会议的谈判。
他们认为：
那样只能给予共方另一个讲坛，供他们去坚持他们的主张：
必须给他们八十天的延长解释期限。”
很明显，美国政府散放它愿意立即恢复双方会谈的空气，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麻痹全世界人民对于朝鲜局势演变的注意，缓和他们对于无理地破坏双方会谈的美国政府的不满。
有消息说，美国政府散放这种空气，其目的还在于想借此挡开召开联合国大会来讨论朝鲜问题，以免它自己又在那里出丑，同时还想避免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导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
但是无论美国的本意如何，美国政府现在仅仅散放空气是不够的了。
它现在必须马上明确地向全世界回答这个问题：
它愿意立即恢复双方会谈呢，还是拒绝立即恢复会谈而使朝鲜问题不能获得和平解决。

就恢复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
朝鲜外务相南日发表声明

【新华社平壤11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01月10日就恢复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发表声明。
全文如下：
今天全世界的公正舆论都在期待以协商方法缓和现存的国际紧张局势。
但是，由于美方的无理措施，目前在朝鲜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远远地离开了人们这种正当的期待。
1953年12月12日，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中，美方代表阿瑟·迪安所采取的片面行动，使双方会谈陷于长期中断的状态。
美方并在1953年12月23日片面地宣布终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使按照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必须正当地加以解决的战俘问题，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为了促进停战协定所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的召开，以便正当地解决战俘问题，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从而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了始终一贯的努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因美方的无理行动而造成的如上所述的局势，表示深切的关心和注意。
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促进全世界人民所一致渴望的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目的，授权本人作如下声明：
如所周知，未直接遣返的全部战俘，在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的规定而实施的九十天的解释工作过程中，要求遣返的战俘应予遣返；
其余的战俘，则通过其后召开的政治会议加以处理。
但是，联合国军方面竟不顾这些规定，发动布置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营中的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分子，对战俘施行压制和暴力行为，并且不组织隔离战俘，多方地阻挠朝中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使战俘无法行使其按照停战协定所具有的被遣返的权利。
美方采取的上述非法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局势，使朝中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在九十天的解释期限中只进行了十天，还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朝中战俘未能听取解释。
特别严重的是，美方企图横暴地违反停战协定，不通过政治会议而把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强迫释放，迳自移交给李承晚、蒋介石匪帮，制造新的挑衅行动和军事冒险。
美方不仅在1953年12月23日宣布了终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而且，参加双方会谈的美方代表阿瑟·迪安居然公开声明，在1954年01月22日以后将强迫释放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朝中战俘。
对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同时，联合国军总司令赫尔最近已就强迫释放我方战俘事和蒋介石残余匪帮进行了会谈。
美方这种种对战俘问题的策划，不但在战俘问题的解决上造成了严重的局势，而且在朝鲜问题的正当解决上也会招来莫大的障碍。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强调指出：
由于美方对战俘问题的这种非法策划而引起的一切后果，美国政府将无法逃避其全部责任。
为使战俘问题得到正当的解决，美方必须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与“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的规定，保证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肃清布置在朝中战俘中的李承晚、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暴徒，消除对战俘的暴行，组织对战俘的隔离。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
终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和强迫释放战俘是对停战协定的严重违反；
并认为：
不论政治会议在何时召开，都有必要立刻恢复被美方所片面中断了的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必须补足九十天的解释期限，进而迅速地召开政治会议，正当地解决战俘问题。
1953年10月26日在板门店开始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的进行情形表明，朝中两国政府始终如一地希望迅速召开政治会议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为此而作着诚挚的努力。
与此相反，美国政府却阻挠政治会议的迅速召开，企图达到其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继续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卑鄙目的。
自从10月26日双方会谈开始以来，美方代表不仅在议程问题上使双方会谈浪费了十八天的时间，而且在政治会议的成员、地点、时间问题上，也一贯地采取了拖延政策。
不顾美方这种无理态度，朝中代表为了打开双方会谈的僵局，争取政治会议的迅速召开，在1953年11月30日，提出了我方包含十五项的全面提案。
全世界人民热烈支持和欢迎朝中方面的这一全面提案。
参加双方会谈的美方代表也未能找到拒绝这个提案的任何有根据的理由。
但是，美方却制造各种借口来反对我方提案，甚至片面退出会场，采取了无限期中断双方会谈的措施。
如上所述，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的进行过程中，清楚地显示出：
朝中两国政府始终如一地希望政治会议的迅速召开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远东及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尽了一切努力，并做了一切准备。
与此相反，美国政府不忠实于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所有问题的和平解决，而百般阻挠政治会议的迅速召开及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剥夺朝中战俘被遣返的权利，并继续保持国际紧张局势，执拗地追求着在远东的新的军事冒险。
全世界的公正舆论对于美国政府这样千方百计地阻挠朝鲜问题的正当解决，一致表示巨大的激愤和不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使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问题在协商基础上获得和平解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认为有必要强调迅速恢复由于美方的片面退出会场而中断了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迅速召开停战协定所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采取协商措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缓和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并认为：
朝中方面在1953年11月30日提出的全面提案，可以作为这种协商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外交部长在1954年01月09日的声明中指出，“如果联合国还愿意履行宪章所赋予它的责任，那么，它对于朝鲜的当前严重局势，就不能熟视无睹，而应负起责任来寻求解决的办法。
如果联合国大会决定讨论朝鲜问题的话，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利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一讨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这是正当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
同时，为了缓和当前国际局势中继续存在的紧张状态，我们号召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政府和全世界善良的人民要求联合国大会谋求有效措施，正当地解决朝鲜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苏联政府主张召开法国、英国、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会议以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表示完全支持，同时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外交部长在1954年01月09日发表的声明中所表明的立场，即“由即将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导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来促进迫切的国际问题的解决，将会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保障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外交部长1954年01月09日就恢复关于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的声明，是合理解决当前的朝鲜问题和缓和远东及全世界紧张局势的最适当的措施，并对此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兹特声明：
我们对于迅速召开朝鲜停战协定中所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以协商的方法合理解决朝鲜问题，从而缓和目前持续着的国际紧张局势，保障远东及世界的持久和平，有着充分的诚意；
并确信：
全世界进步人类和公正舆论将始终如一地支持和赞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这种正当的意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
1954年01月10日平壤市

应“真理报”邀请赴苏联访问
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到莫斯科
据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09日讯：
应真理报编辑部的邀请访问苏联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在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率领下，于01月08日到达莫斯科。
在伏努科夫机场欢迎的有苏联新闻工作者、中国大使馆人员和大使馆参赞戈宝权。
中国新闻工作者受到真理报总编辑德·特·谢皮洛夫的热烈欢迎。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答词中感谢主人的热烈接待，并谈到代表团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时的愉快心情。
他说，中国新闻工作者此来是为了全面学习苏联报纸的先进经验。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生产部队，在新疆北部玛纳斯河流域种植的两万六千多亩棉田，获得大面积丰产。
总共收籽棉九百四十多万斤，平均每亩实收籽棉三百五十七斤十三两多，其中最高的平均每亩收籽棉一千二百八十八点一斤，打破了1952年山西省吴春安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的全国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高纪录。
这是战士正在翻晒棉花的情形。

我方代表奇石福和黄华联名致函美方
要求立即商定恢复双方会谈日期

【新华社开城11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的代表团发表公报如下：
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与黄华今日联名致函美方杨格，要求美方立即指派联络秘书于01月13日上午十一时前来板门店与我方联络秘书商定恢复双方会谈的日期，并随函附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分别于01月09日和10日发表的主张立即恢复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声明。

日本和平人士冈田春夫等到京
据新华社讯：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的日本代表冈田春夫（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日本劳农党中央执行委员）、柘植秀臣（日本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干事长）和栉田蕗（日本妇女民主俱乐部主席），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来我国参观访问，已先后在09日、10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唐明照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代表，以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龟田东伍，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日本代表金子健太和日本和平人士中村翫右卫门等，曾到机场欢迎。

朝鲜舆论界一致拥护朝中两国政府的声明

【新华社平壤11日电】
朝鲜舆论界一致拥护周恩来外交部长和南日外务相分别就恢复关于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发表的声明。
“劳动新闻”11日在题为“必须迅速恢复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的社论中指出：
朝中两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政策与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现在又一次对双方会谈的恢复主动地作了巨大的努力。
社论说：
关于战俘问题的处理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等问题现都亟待朝鲜政治会议加以解决，政治会议不能容许再被拖延。
如果美方还有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的一点诚意，那就必须立即同意恢复双方会谈。
正如朝中两国政府在声明中指出的一样，朝中方面1953年11月30日所提的公平合理的全面建议，是可以作为双方继续会谈的基础的。
朝中方面并已表示，美方倘有不同的见解，可在双方会谈中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
社论接着指出：
联合国对于朝鲜的危险局势是不能熟视无睹的。
联合国如果还愿意实践宪章所规定给它的任务，就应谋求解决上述局势的办法；
联合国大会如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让朝中两国政府的代表参加。
同时，全体朝鲜人民都热烈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并决心奋起完成自己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所担负的任务。
我们热烈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并严正地注视着美方的行动。
“民主朝鲜报”在同一天的社论中指出：
南日外务相和周恩来外交部长的声明，又一次体现了朝中两国人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严格执行朝鲜停战协定的诚意及其所作的一贯努力。
在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长的今天，美方如果仍然企图强迫扣留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破坏政治会议的召开，那么他们是必定要遭到不可挽救的失败的。
社论强调说：
朝鲜人民希望美方立即恢复与我方的会谈，并在这个会谈中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进行有诚意的协商。

严惩盗卖龙门石佛的奸商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发表了雕刻工作者刘开渠等十人来信揭发奸商岳彬等盗卖龙门石佛的罪行后，广大读者纷纷来信，一致表示愤恨，要求政府予以严惩。
洛阳县人民政府来信说：
“北京古玩奸商岳彬等解放前曾勾结我县恶霸韩宣德等，盗卖龙门的精华宾阳洞‘王后礼佛图’石刻二大幅并大立幅三尊及龙门石窟中佛像。
对于这种罪行，我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
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被这个古玩奸商已破坏得目不忍睹。
我们要求对这丧尽天良的古玩奸商依法严加惩处。”
读者洪斌元等五人来信说：
“我们祖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数千年来无数劳动人民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无数精美壮丽的文化艺术作品，这些遗产使我们更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
但奸商岳彬等却勾结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盗窃我国珍贵稀世的古代文物，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全体同学来信说：
“我们对于奸商岳彬等盗卖龙门石佛的罪行，感到无比的愤恨。
这种破坏祖国的艺术杰作的卑劣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
我们要求人民政府给奸商岳彬等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蔡文轨、杨锡璋来信说：
“我们是未来的考古工作者。
在过去反动统治下，我国很多文物为帝国主义者及奸商肆意破坏、盗窃。
当我们上课时听到教师们讲到过去这类事件时，就感到无限的愤慨。
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并有计划地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人材。
这些事实教育了我们更热爱祖国和珍视祖国的古代文物。
而古玩奸商岳彬等为了追逐个人利润，不惜违背民族利益，这一罪行应受到人民的法律制裁。”
解放军某部舒锦荣来信说：
“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文化宝藏一直是垂涎欲滴，对我国的文化遗产曾进行了野蛮的盗窃和掠夺。
奸商岳彬等勾结帝国主义者盗窃龙门石佛的帮凶罪行尤其令人愤恨。”
正在病中的回族同胞李增福来信说：
“我虽在病中休养，但也要提笔写信表达我的意见。
我们的祖先以血汗劳动创造的艺术结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爱护它，这是每个人民的责任和义务。
但毫无人性的古玩奸商岳彬等却盗窃‘王后礼佛图’等卖给帝国主义，这种行为正如刘开渠等同志所说‘无异人民公敌’，是绝不能令人容忍的。”
此外，读者们对奸商倪玉书等破坏和盗卖天龙山石刻的罪恶行为也极为痛恨，要求人民政府依法加以惩处。
读者的意见是正确的。
北京市人民法院应该接受群众的正义要求，对岳彬、倪玉书等的罪行依法进行处理。

公私合营重庆机床厂
制成苏联式五三二型滚齿机
我国第1台苏联式五三二型滚齿机已在公私合营重庆机床厂试制成功。
去年12月上旬，经中央人民政府第1机械工业部第2机械工业管理局派人鉴定，车床质量良好，精度合乎苏联图纸标准。
现该厂已开始进行小批生产。
苏联式五三二型滚齿机是制造齿轮的精密工作母机。
齿轮是各种机器的主要零件。
按照苏联图纸标准制造出来的五三二型滚齿机构造复杂，性能极为良好。
全部机器零件共有七百九十六种，一千八百四十八件，仅用来制造机器的工具就有一千零五十三种。
用这种机器加工齿轮，精密度高，产量也要比用万能铣床加工高三四倍。
并有完善的电气控制设备，操作极为轻便，而且安全，可以减少非生产时间和劳动强度。
据估计一人可操作两三台。
这种苏联式五三二型滚齿机的试制成功，为我国今后机器制造工业加工精密齿轮准备了条件。
（据新华社讯）

减少粮食在运输途中的损耗
浙江新昌县粮食局梁正达来信：
我是新昌县粮食局调运员。
我在浙江萧山火车站看见很多转运的粮食由于包装马虎，经过搬运震动撒得遍地；
在江苏新沂火车站我也曾看到满地都撒着粮食。
据了解，在调运途中大量损耗粮食的情况，目前还不是个别的。
发生这样情况的原因：
一方面，是粮食部门某些同志缺乏高度爱护国家财产的精神，在包装粮食时工作马虎；
另一方面，运输部门有些同志对粮食的保护缺少应有的责任心，他们认为粮食受损失是粮食部门的事，与运输单位无关，有的甚至明知道装粮食的麻袋破了，粮食要漏掉，却仍让搬运工人装上车去。
因此，我建议粮食部门在外调粮食时必须认真做好灌包工作，破包千万不要外运；
运输部门也应该重视减少粮食损耗，并对搬运工人加强爱护粮食的教育。
只要双方重视这个问题，并密切合作，我们就可以减少粮食在运输途中的损失。

北京棉纺织一厂职工给张郭庄农业合作社的信
要纺最好的纱，织最好的布供给农民
北京丰台张郭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郭荣同志：
我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你所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战胜了各种灾害的消息，我们非常高兴。
你们合作社把余粮三万五千多斤全都卖给了国家，我厂职工对你们这种爱国主义行动非常敬佩，谨向你们表示最大的敬意。
我厂是在五年计划的第1年中开始建立的，现在我们正安装机器，今年第2季度就可正式生产，到那时我们一定纺出最好的纱，织出最好的布来，供给你们。
我们要过好日子，就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过更美好的生活。
咱们工农兄弟是一家，走的是一条道路。
因此，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国家总路线而奋斗。
国营北京第1棉纺织厂全体职工

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振奋人心
——解县西张耿乡掀起爱国售粮和互助合作的热潮
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裴丽生
编者按：
去年12月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裴丽生到解县西张耿乡检查购粮工作后，写了这篇文章。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西张耿乡经过总路线的宣传很快地形成了爱国售粮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
该乡是产棉区，但全乡还卖粮食三万斤；
现在全乡有九个互助组要求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另外还有一百二十户要求入社，加上原来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四十户，共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强；
该乡信贷社的股金原为六百九十七股，现在又新增加了二百股。
同时总路线的宣传，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全乡农民投资扩大生产，买牲口，添农具，买猪羊，搞副业，劲头十足。
过去党员中有消极情绪的人，现在动起来了；
过去工作落后的村现在也动起来了。
总之，社会主义空气充满着全乡，一切都在依照总路线所指示方向变化着。
解县二区西张耿乡干部、积极分子自参加全县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以后，就在全乡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他们首先召开了乡支委会议、全体党员团员会议、全乡人民代表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由乡支部书记吕振龙同志和乡长王至诚同志传达了国家的总路线和国家收购粮食的计划，又按居民小组并分别召集青年、妇女、老人进行座谈讨论。
经过广泛宣传以后，群众情绪极为兴奋，工作劲头大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更加高涨了。
大家一致认为，有了总路线“脑筋开窍了，心眼也亮了”。
该乡共有党员、团员、干部一百一十一个，其中有二十九个过去工作上消极疲沓，怕误工，不愿参加开会，经过总路线教育以后，已有十四个工作积极起来了，有十五个也比以前进步了。
下张耿民兵队长张小根过去工作不积极，又不愿参加互助组，这次学习了总路线，回忆了过去受剥削的情形，他说：
“咱是个翻身户，这几年来光景过得好了，就不愿干啦。
毛主席指点说：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咱是个共产党员，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到那里去呀？
我今后要下定决心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走西张耿的道路，坚决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东张耿民政委员耿忠元过去对工作抱着应付态度，想把自己的余粮放出去，翻上几翻；
这次听了报告后兴奋地说：
“咱过去的家大、底空，如果不是共产党来领导咱们，还能过上好光景吗？
现在生活过得还不算好，为了过更好光景，实现工业化，我要把余粮卖给国家。”
他在县扩大干部会议上自报出卖余粮四百五十斤，回去开好了家庭会议，又增加到一千六百六十斤。
该乡共有二千七百八十人，参加总路线学习的有一千六百二十七人，占全乡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
全乡过去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有一百三十二户，经过总路线教育提高觉悟的有八十三户，占原有落后户的百分之六十二强。
干部和群众经过总路线教育以后，便踊跃向国家出卖粮食。
该乡虽为主要产棉区，也有一百二十五户农民，出卖粮食三万斤。
同时积极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乡有九个互助组（八十三户）全部要求转社，另外还有一百二十户也要求入社，加上原有参加社的四十户，占全乡总户数六百三十二户的百分之三十八强。
该乡计划发展所属下张耿、龙居、麻村、东张耿四个分社，以西张耿社为基础成立联社。
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也使农村信贷社大为发展，全社股金原为六百九十七股，现在又新发展了二百股，社员存款达一亿二千万元，其中卖棉花存款八千四百万元，卖粮食存款一千九百一十八万二千元（售粮款几乎全部存入信贷社）。
全乡农民积极投资扩大生产，现在信贷社共放出贷款四千万元，又从银行贷款一千四百四十万元，再加上自己投资，已买回牲口二十头，大车五辆，另外又去河南买牛十一头。
其中西张耿一村即买回牲口九头。
副业投资仅西张耿一村统计，已买回猪七十只，又去甘肃买羊一百只。
在总路线的鼓舞下，群众的生产劲头极为高涨。
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通过算账对比教育，使西张耿乡全体农民受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的觉悟。
他们首先回忆了这几年以来工业恢复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好处。
西张耿乡解放以前共有九辆水车，现在发展到二百三十一辆，其中下张耿村解放前有水地二十三亩，现在有四百八十四亩，西张耿原来没有水地，现在发展到四百亩，原来旱棉田只能产皮棉一万二千斤，改为水地后增加到四万八千斤。
该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王永禄原有旱棉田八亩，每亩产皮棉三十斤，1950年贷水车一辆，四年以来每亩产量由三十斤上升到一百二十斤，总产量上升到九百六十斤，共增产棉花一千九百五十二斤，折人民币一千四百六十四万元。
原贷水车一辆价一百八十九万四千二百元，增产所得除归还水车贷款外，还剩一千二百七十四万五千八百元，买马一匹花一百八十万元，还计划用五百万元买好骡子一头。
全乡共买新式步犁七十三部，使用步犁犁过的地，都得到了丰收。
麻村赵文汉同志说：
“我村去年的八十亩麦田，都用步犁犁过，今年每亩平均产二百三十多斤，比没有使步犁犁过的地多产一百多斤。”
西张耿农业社副社长杨世俊说：
“今年咱们合作社的土地发现了蚜虫，喷上杀虫药剂才扑灭了。
原来棉桃长得不好，买了三千斤肥田粉，施了追肥，棉桃也变色了。”
经过算账，他们深刻认识到工业化才是农民的最大利益。
东张耿王凤先说：
“不是工业支援，我的棉花那能丰产，那能穿上雨鞋拿上手电，将来那能过社会主义生活。”
其次，他们从本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出发，证实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证实了它是引导全体农民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
据西张耿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四十户统计，建社以前（1952年），农业纯收入以小麦计算为十六万六千三百八十斤，副业纯收入为二千一百零一斤，两项共收入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一斤。
建社以后（1953年），农业纯收入为二十四万四千一百六十六斤，副业纯收入为七千三百六十七斤，两项收入共为二十五万一千五百三十三斤，比建社前增加收入百分之四十九点三。
今年每个男劳力普通做一百五十个劳动日，女劳动力普通做六十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分红一万九千六百三十三元。
拿今年秋季作物收获和去年全年收获比较，全社四十户就有三十八户超过，甚至超过一倍、两倍，还不把自留地收获计算在内。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证明了只有组织起来，办合作社，才能使农业增产。
西张耿用生动的活人活事教育了群众。
社员王好受去年收入四百四十七万七千六百元，今年加入合作社以后，秋季收入一千零九十五万七千三百元，今年秋季比去年全年超收六百四十七万九千七百元，还了旧欠一百九十万，买了一条大牛，还要买骡。
张偏偏今年半途退社，秋季收了三石玉茭，八百斤红薯，打了两个月短工，共收入一百万元，除负担外现在家里已没有吃的。
如果在社里，两个劳力可做三百个劳动日，即可收入六百万元，结果少收入了五百万。
通过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全乡展开了讨论，张偏偏在会上坚决表示：
“我决心再参加合作社。”
东张耿耿忠元说：
“王好受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麻村王福泉说：
“我过去给地主扛长工，住家庙，要饭吃，受高利贷剥削，今后坚决要求参加农业社，决不走张偏偏的道路。”
鳏寡孤独户也看见只有参加互助合作才是出路。
薛占魁老汉看见农业社真能多收庄稼，要求参加农业社。
七十岁的王花兰老婆婆说：
“叫我入社，我就粜粮，把地入了社，也能多收，不要让我白糟踏地，打不下粮食。”
军属阎锦凤老婆婆说：
“把我的十五亩地入了社，就放心了。”
农业社丰产的事实，使许多老中农和对农业社采取怀疑和不相信的人相信了。
龙居村蔡高升（旧中农），群众称他是“八大杠”的“杠头”，过去不相信组织起来能够丰产，并说：
“我入社才叫人家摆打我哩。”
把粮食卖了也怕供应时着难，“左手没有右手拿着稳”，经过总路线的教育和西张耿社丰产事实的启发，也卖出绿豆二百斤。
王东升过去常说：
“我说好，就是好，我说不好，就是不好。”
这次也信服地说：
“共产党说到那做到那，毛主席的话一句也不白说。”
他的思想觉悟提高以后，就帮助干部动员了三户，卖出小麦八百斤。
西张耿王子敬的父亲过去说：
“弟兄们还要分家，合作社还行，不要听他们说，保险弄不成。”
现在见了人就说：
“看你们村的单干、互助组，那能抵住我村的生产合作社。”
王梦和老汉过去在动员入社时说：
“我这脑袋就是用钢斧破都破不开。”
这次经过算账以后，卖给了国家三石粮食，还要求入社，他说：
“我过去只有七亩地，现在有二十五亩好地，这几年来光景过好了，还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咱的，跟上共产党走没错。”
西张耿农业生产社的丰产，使社员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购买布匹方面，一般户每人平均十万至十三万元，买二十五尺至三十二尺多，毛巾一般户每人平均一条多，袜子一般户每人平均一点二至一点七双，食糖一般户每人平均一点二斤至一点五斤。
农业社副社长姚凤蓝说：
“我村农业社丰产以后，生活富裕的多了。
妇女差不多都穿毛衣、雨鞋，买各种布二百六十丈，花一千万元。
在南庙会上，每家给妇女发了五万元钱，让到会上买东西。
有了生产社，家庭也和睦起来了，我村王和平夫妇，过去经常打架，现在白天做活不在一块，也顾不上生气，晚上见了面，觉得更亲切了。
妇女上地劳动，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婆婆看到媳妇能劳动能分红，也特别关心媳妇，过去少吃缺穿，家庭不和，现在也和睦了。”
再次，西张耿乡的农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体会到：
要贯彻总路线，就必须做好收购粮食工作，不如此，资本主义的自发趋势就会发展，资本主义就会占领农村阵地。
东张耿卢汉英说：
“我去年生活困难，向人家借了三石粮食，一石就出四斗利息，今年还了人家两石，还缺二石二，想给人家钱，人家非要粮食不可。
国家不掌握粮食，他们就会靠粮食赚‘斗头’，剥削穷人。
我村有一家打了十三四石粮，麦收以后，退出了互助组，怕在互助组内互借互贷，自己受累。
有些人一有办法，就退出了互助组、合作社，自由发展，有了粮有了钱，就想生个‘儿子’，这样就不能巩固互助合作，就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龙居村分支部书记李志忠说：
“如果国家不掌握粮食，都让粮食投机商李子威、张安兴那伙人把粮食囤在家里，再过几年，连骨头也吃不上啦。
一家发财，害了群众。”
麻村赵文汉说：
“解放前贷了人家二十石粮食，人家一石翻三年就翻了九石，如果他们囤起粮食，我们就要饿肚。
过去粮价经常变动，可是人民政府掌握了粮价，去年一斤麦是一千多元，现在还是。”
西张耿乡副支部书记张起成说：
“国家收购粮食，才能保证困难户的供应，去年咱这里粮食歉收，国家从湖北、湖南调来了大米小麦支援，不然，我们就要受高利贷的剥削。”
许多群众都对比了自己解放前后的生活。
西张耿张建林听了总路线报告后，自报卖粮三石，他老婆不同意，他说：
“咱这房地还不是土地改革时才分的，没有共产党领导，还会过吃糠咽菜的生活。”
王子秀妈吕菊花过去不肯参加开会，这次回忆到过去受阎匪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回忆到匪军抢她家的粮，也觉悟了，他儿子自报卖粮三百斤，她说：
“我家还藏着一瓮麦子，也卖给国家吧。”
前后共卖了五百斤。
经过总路线教育后，大大鼓舞了该乡全体农民的情绪，全乡群众都体会到：
“解放以后，我们能够过幸福生活，都是依靠了共产党的领导，要不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援，就不会丰收，今后一定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前进。”
1953年12月

工农互相帮助，发展建设事业
穿衣不忘织布人
西北区新建的国营西北第2棉纺织厂，已在去年12月27日正式开工生产了。
在修建这个工厂的过程中，从厂址勘察开始，当地的农民就关心着供给各种设计资料。
建厂需要七百多亩土地，除了占用一部分荒地和空地以外，大部都是农民依照政府征购价格而让出的耕地。
一个叫刘振江的中农，慷慨地让出了二亩七分多地，他说：
“地耕三年亲似娘，庄户人咋能不心爱自己的土地？
可是，国家办工厂，是为了咱们过好光景啊！”
陕西省咸阳县后刘村农民鲁桂兰，她在解放前结婚时，唯一的“礼服”只有一件自织自染的红褂衫，而去年夏收以后，她卖了一部分余粮，就换回了各色的丝光布。
前些时，她参观了这个新建厂后，很受感动，她说：
“穿衣不忘织布人，咱们农民一定要种好棉花和粮食，卖给国家，让工人老大哥织出更多更好的布供给咱们！”
农民迫切需要工人帮助
去年12月13日，武汉冶电业局第一发电厂的工人到黄石市郊区萧铺乡访问了农民兄弟。
农民们对工人说：
“苏联农民在工人老大哥的帮助下，都使用拖拉机和收割机了。
我们的工人老大哥也制造了新农具，但是还太少了。”
希望能供给更多的抽水机、水车和肥田粉。
农民梁润臣说：
“种谷子就是怕天旱，因为没有抽水的工具，眼巴巴地看着禾苗旱死。
过去，我们靠天吃饭，今后改良生产技术，要靠工人老大哥了。”
工人们听了农民的意见，都深深体会到自己的责任的光荣和重大。
给水工厂老师傅林炳初说：
“农民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要是不好好生产，这个老大哥当得也不好意思了。”
青工曾照芳说：
“我一定好好生产、保证安全，使钢铁厂、农具厂、纱厂得到充足电力，制造出更多的新农具和工业品，帮助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参观大工厂后，安心农业生产
去年12月07日，吉林省永吉县有六十四名农业劳动模范，到四个大工厂去参观。
参观之后，都受到了很大的感动。
劳动模范张崑说：
“咱们农村有些人连政府推广新农具都不敢大胆接受，那怎能提高产量呢？
咱们也要学习工人，推广先进经验，增产粮食呢！”
李钟述也说：
“工人的劳动纪律有多好，干活多紧张；
咱们农民就不行了，文齐武不齐的。”
很多农业劳动模范在参观工厂以后，都表示了自己支援国家建设的决心。
柴振东说：
“过去我在农村不安心生产，这回到亚麻厂参观，听工业劳动模范梅桂芝说‘国家工业化，必须靠农民的支援’，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看重了我的工作，今后我一定把我们的互助组搞好，将来还要逐步走上集体化，那就更好了。”
曲占春参观后说：
“过去我不关心国家工业的事，我想工业发展光对工人有好处；
这回我才知道，没有工业的支援，咱们农业就不能发展啊！”
依靠工人帮助，冬季种上鲜菜
田野里的草木，早被不断袭来的寒风吹枯了。
但是，旅大市郊营城子区后牧城驿村那耀眼的玻璃烤窖里，韭菜、菠菜、红丁……却已长出嫩绿的茎叶。
大连玻璃工厂的工人为了帮助农民种冬菜，老早就准备好了大批玻璃给农民作烤菜用。
去年第4季度初，村供销合作社办来了这批玻璃后，木工工人又帮助村里农民做了五千多扇烤菜用的玻璃扇子。
这样，农民在冬季里也能种菜了。
正在地里忙着修烤窖的农民杨士祥，指着他地里三十多排玻璃烤窖说：
“没有工人的帮助，冬季咱哪能种菜呢！”
他抚摸着长有四寸高的红根大叶菠菜兴奋地说：
“春节前，工人老大哥就要吃上咱的鲜菜啦！”
杨清林父子俩的谈话
杨清林是沈阳农具厂的青年车工，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在乡下种田。
去年12月里，他父亲来厂看望杨清林，这时厂里的工人们正为农民紧张地试制拖拉机牵引的二十四行播种机。
这种播种机试制成功以后，如果每日作业时间按十小时算，可播种土地九十六垧，超过马拉十行播种机十九倍，比人工播种提高一百多倍。
杨清林对他父亲说：
“咱家用的笨犁杖种地，五垧多地种了半个月，将来用这种机器种地，咱的五垧地不到半个钟头就全部种完了。”
他父亲听了杨清林的话，心里乐得像开了花，说：
“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快的种地机器。”
并下决心说：
“我回家后一定要参加互助组，一定要使用新式农具种地，将来好使用更大的机器。”
这些话鼓舞了参加试制的职工，表示要提前完成试制任务。
永兴村农民有了自己的打稻机
吉林蛟河县永兴村农民马桐祥参加的互助组，今年学习新耕作法，多打了好多粮食。
去年收割时，他们响应增产节约号召，要赶紧把庄稼拉到家里。
庄稼多，靠人工，一时打不完场；
用别人的打稻机，一台机器跟着一个人，一天得花五万元租钱。
于是组长就和大家划算买打稻机。
后来一问，蛟河地方国营大华铁工厂工人制造的“大华号”打稻机，只要九十多万元一台，手头里没钱还可以暂时赊，等打完粮再交款。
过了几天，打稻机运来了。
一伙人围上去看，这打稻机又结实又漂亮，大家全都高兴。
去年11月初，全组用这台打稻机打稻子，一天的工夫就打十来石稻子，比起人工打稻子要强得多。

建议烟台市煤球生产单位用黄土泥代替沥青制造煤球
读者范迪贵来信：
沥青是基本建设工程的重要材料之一。
目前我国沥青产量还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展，沥青的需要量更将逐渐增加。
但是，据我了解，烟台市却在用沥青制造煤球，1953年共用掉沥青二万二千吨，1954年还计划用三万吨。
沥青煤球虽然含有油料，容易燃烧，但是因为沥青粉末对人体有害，消费者多有顾虑。
所以烟台从1951年开始生产沥青煤球以来，始终未能在市场上彻底打开销路，产品时有积压；
而其他城市生产的黄土泥煤球，不但火力和耐燃力都很强，而且价格较沥青煤球便宜（按沈阳市价，沥青煤球每吨二十万元，黄土泥煤球每吨十五万元），对人体健康又无损害。
因此我建议烟台市煤球生产部门能用黄土泥代替沥青来制造煤球，以便省出大批沥青用到国家建设所急需的地方去。

教育广大人民保护历史文物
读者井鸿钧来信：
教育广大人民保护历史文物，在河南省有着成功的事例。
河南省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
在反动统治时期，许多珍贵的文物被帝国主义者、反动统治者和岳彬之流的奸商所破坏和盗窃了。
解放后，河南省各地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教育下，保护历史文物成为人民的自觉的行动。
例如，洛阳龙门附近的农民们经常在农闲期把过去被帝国主义分子所盗窃而尚未运走的石佛、石刻找回来送到当地区人民政府转交文物保管所妥善保管起来。
汤阴县三区后营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汉墓群，当地群众就自动成立了“保护文物小组”以防止破坏和盗卖；
该村农民并自觉地将过去保存在家里的大批古物献给国家，计捐出石斧、陶罐、仓、瓮、壶、灶（包括锅蒸）、碗、盘、井、槽、鼎、鬲、？
、铜镜、铁剑，以及历代瓷器百余件。
这种群众性的保护文物的做法，已经受到了安阳专署的通报表扬。
渑池县不台寨村（在我国原始社会人类的居住遗址、“仰韶文化”所得名地区的仰韶村东五里）的农民纷纷把平时收集的各种古代人民石制生产工具等器物交给政府；
十二岁的史留柱和十岁的史柱华等，每人都献出了三把石斧；
农民史锡元献出三个石凿和五个石簇。
还有一些人献出了很有价值的制陶工具—“泥拍”和各种陶器。
辉县百泉南梅溪村农民在地里推土时发现古碗，碗内放元宝两个，金器首饰二十余件，就自动交给当地文化馆保存。
舞阳县九区古沟乡湾刘村后疙瘩农民去春在地下发现大量灰土层并挖出石箭头、石锛、石斧、兽骨、鸟骨、鳖甲、蚌壳及彩陶片，全部送给政府。
郏县太仆乡太仆村农民张东木、王素英等于春耕拉土积肥时在地下挖出了一大批古代铜器，立刻报告政府；
在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干部前往调查时，该村群众又献出大小各种铜器八十余件（包括鼎、？
、簋、簠、盘、鉴、瓿、壶等，都和新郑出土的春秋时代铜器类似），并协助干部发现大量磨光石器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从以上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广大人民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他们决不允许让任何一点祖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损失和破坏。
因此，严惩盗卖祖国文物的奸商岳彬等，也正是广大人民的正义要求。

浑河大伙房水库1953年工程提前完工
我国水利建设中的第2个巨型水库——辽东省浑河大伙房水库工程，已胜利地完成了1953年施工计划。
11月01日开工的水库三大工程之一的输水道工程，到年底已超额完成原计划百分之十左右。
为了工程运输和交通的需要，跨在浑河和章党河上的两座大木桥，数十公里的输电线及工地内外电话线的架设工程以及轻便铁道和公路都已完工。
包括有职工宿舍、办公室、食堂、诊疗所、场房、仓库等近三万平方公尺的房屋建筑工程也都胜利竣工。
空气压缩机厂、压钎子厂、制材厂和木工厂的设备都已安装完毕，正式开车生产。
机械修理厂目前已能修理各种内燃机、电动机和变压器等，并能制造简单的机械零件。
机械设备现已有各种挖土机、自卸汽车、洒水车、推土机、铲运机、平土机等主要机械及矿车近千台。
此外，除完成了拦河坝、溢洪道等设计工作外，还组织力量进行了浑河下游河道防洪能力的调查。
上述工程及施工准备工作的完成，为1954年水库工程的全面施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全体职工正满怀信心迎接1954年水库工程全面开工。

浙江和广东东部渔民组织起来提高了生产
浙江省和广东省粤东区沿海渔民，已逐步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浙江沿海渔民组织了一千七百多个互助组和三个合作社，参加的渔船有五千一百多只，渔民二万二千多人，占1953年春汛出海渔民百分之三十五点五。
粤东区已组织起大小渔船二千多只，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五。
其中包括？
船二十五艚（每艚有船二、三十只，两百人左右集体进行生产），有渔民互助组二百八十七个。
组织起来后，由于生产工具齐全，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
粤东区很多渔民互助组去年九、十两月的捕鱼量都超过1952年全年捕鱼量。
浙江临海县项义品渔业生产合作社红头对船的春汛单位产量平均达一万零二百多斤，当地渔民互助组的平均产量只有九千三百多斤，单干渔民才七千五百多斤。
过去渔民的习惯是大雾天不出海；
组织起来后，创造了“雨伞形挺开法”和“呼应联络法”，在迷天大雾中也能出海捕鱼。
粤东南澳县互助合作的？
艚改良了工具，找寻捕鱼规律，发现了多处新渔场，增加了捕鱼量。
渔区妇女是生产上很大的潜力，但她们过去都很少参加生产，去年春天大黄鱼生产时，中共浙江省舟山地委发动大批妇女参加加工工作，初步做到男捕鱼女加工，有力地支持了渔业生产，同时也增加了渔民的收入。
渔民们为了扩大生产，普遍添置生产工具。
浙江省沿海渔民以自己积累的资金为主，在国家贷款的扶持下，1953年新造了二千余只各型船只，参加冬汛生产。
粤东广澳乡渔民1953年添置了三十多条渔船，不少互助组还添置了两三套不同的捕鱼工具。
他们现在正向多样化轮番生产发展，争取将来终年都可以捕鱼。
（翟作标）

西北区地方工业去年有显著发展
西北区地方工业1953年有显著的发展。
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工业的几种主要产品产量与1952年的比较：
面粉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棉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五，棉布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二十，青砖增加了百分之五百八十九，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电增加了百分之一十六。
西北区地方工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满足了西北人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工业建设的需要。
如面粉工业一年来所生产的面粉，可供给一千多万人吃一个月；
纺织厂一年来生产的细布，能供八百二十多万人每人缝制一套衣服；
砖瓦厂一年来生产的青砖，可盖普通住房二万八千五百多间。
由于生产的发展，地方工业中各种经济的比重也起了显著的变化。
地方国营工业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百分之一十七点一增至1953年的二十四点五八，合作社营工业所占比重由二点五四增至三点六，公私合营工业所占比重由二十五点二七增至二十六点九二，私营工业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百分之五十五点零九相对减为四十四点九。
西北区党、政领导机关对发挥地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极为重视。
去年一年中，党、政领导机关先后组织了各种工作组深入各厂矿检查和帮助工作。
去年09月份起，西北区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厂矿普遍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在运动中，大部分厂矿都贯彻了增产节约与改善经营管理相结合的方针，初步加强了计划管理，建立了各种责任制度。
基础较好、规模较大的厂矿，并订出了车间、小组的作业计划和完成计划的具体措施以及个人的保证公约。
有的制订了指示图表，使计划变成职工的行动纲领。
兰州面粉厂在推行作业计划、建立指示图表后，去年11月份生产均衡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七。
新秦纺织厂在安装工程中加强了计划管理，推行了小组作业计划，提前二十天完成了计划。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职工们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合理化建议和创造发明不断涌现。
突出的有：
大通煤矿工人改进手摇钻，打眼效率提高四倍；
西安市第一砖瓦厂改进新型模子，每台车减少修瓦工七人；
新秦电厂工人在检修旧电机小牙齿轴的过程中，创造了“套壳推拉”的新工具，提高效率十倍；
新疆机器厂学徒姚世文改进螺丝压型模子，提高工作效率五倍；
天水电厂采纳了工人的九件合理化建议，全年节约价值七千七百万元的财富，可多发电二万九千多度。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厂矿还注意组织职工学习和推行了许多先进经验，如面粉业的“前路出粉法”（部分工厂正在学习“先去麸皮法”），煤矿业中的“长壁式采煤法”、“快速掘进”和“深槽、深眼”工作法，电力工业中的“调整负荷”、“渗水烧渣”的先进经验，机器业中的“多刀多刃”工作法等等。
由于这些先进经验的推广，大大发掘了企业潜在能力。
根据五十八个地方国营厂矿的统计，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六。

重视隧道工人的安全和健康
柯月霖
1953年10月，本报接到读者王钱垒等来信反映：
丰沙线（丰台到沙城的一条铁路新线）第20号隧道通风设备不良，严重地影响了隧道工人的健康。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本报曾派记者亲到现场作了调查。
铁路工程某部的军工们正在一座特坚石质的山根上，横穿一条四里多长的导洞，现在这条隧道东西两口已经开挖了一千一百多公尺，导洞还没有打通。
我亲眼看到掌握风钻的工人们用他们的胸脯尽力制压着风钻的剧烈震动，浑身上下罩满了从钻眼里喷射出来的石粉，甚至连眼睛都不能自由地张望。
担负出碴任务的手车工们要把成千上万吨的石碴从狭长的导洞内艰辛地运送出来。
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当我沿着这狭长的隧道进去，待久了就觉得呼吸有些困难。
而我们的工人同志，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韧地、紧张地工作着。
1953年06月间，在通风不良的情况下，隧道内放炮的硝烟不能很快的消散，新鲜的空气不能足量的输入，曾经发生好多钻工被烟薰倒的事情；
甚至连手车工和进洞救护别人的工人也晕倒在导洞内。
当时，许多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战士们丝毫没有畏惧和退缩，他们一面向领导方面提出改善通风设备的建议，一面更加顽强地工作着。
当他们在隧道里工作过久，窒息得汗流浃背、呼吸紧促的时候，他们就想起祖国对他们的重大付托，想到志愿军的英雄行为，从而鼓舞了自己继续坚持工作。
战士赵怀山已经在洞内晕倒了几次，指导员几乎是用严厉的口吻劝他休息。
他说了一句“我还有一车石碴没有推出来！”
就头也不回地跑进洞去了。
战士们是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敬啊！
他们在战争中为人民立下了功勋，现在又为国家建设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珍视他们，爱护他们，用最大力量解决他们的安全生产问题，以加速工程的进展，这是有关领导机关应该时刻注意的问题。
第20号隧道的东口虽然早就备有两部发电机和三部送风机，可以维持一千公尺内的通风，但是，由于机器经租部门没有向机械工人交代机器的性能和运转能力，机械工人不敢大胆开动机器，以致一方面设备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现场工人受到通风不足的危害。
后来事态发展得更严重了，第4工程局经租站才在1953年11月初派来工程师检定机器，延长了机器的开动时间，防止了通风管漏气的现象。
于是，炮烟薰人的现象逐渐减少。
这一事实反映了第4工程局领导方面对工人的安全和健康问题还缺乏应有的关心。
他们只是追求隧道的进度，却不重视解决通风问题。
对经租站的工作也不加检查、督促。
这就是这个隧道的安全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当然，第4工程局成立不久，经验不足，也有其客观困难；
但是只要领导上真正重视，这个问题是可以及早解决的。
目前，隧道内的通风量虽然可以勉强维持，但是今后隧道的掘进日深，战士们的工作条件也愈益艰苦（东口很快就要超过一千公尺），现有的通风设备就会不敷需要，因此，第4工程局的领导方面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除了迅速设法增加通风设备，及早准备申请订购长距离高压送风机外，并应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注意工人群众的健康问题，这是工人群众的要求，也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中央文化部1953年工作报告
（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批准）
一年来文化艺术工作，根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事业方针，一方面积极发展适合人民需要的各种文学艺术创作，以力求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
另一方面对各项文化事业机构进行整顿，使之在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上能发挥应有的效能。
在这方针之下，一年来的工作是获得了一定成绩的。
文化事业发展的计划性比以前加强了，各项事业的具体方针也较前明确，工作中已开始注意抓取重点，这些方面表现了我们工作上的进步。
但仍存在不少重要的缺点和问题：
文化工作仍然严重地落后于人民的需要，文化事业发展的计划性还不够精密，对各项事业的管理还不够严格，且效率不高，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还是严重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前进中亟须克服的障碍。
兹将一年来工作的主要情况、问题和今后意见简报如下：
一
（一）电影制片工作。
1953年共完成故事片十部（为1952年跨年度任务，1953年度十二部故事片剧本均已完成，并已下厂摄制，但须至1954年方能出片），大纪录片十部，短纪录片十六部，科学教育片十部，新闻周报五十二号，新闻特辑十五号，国际新闻二十四号，翻译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故事片四十部、教育片三十部，译成本国少数民族语及粤语的影片共三十七部。
除故事片外，各片种都完成了计划，有的并有超过。
故事片制作上的主要困难仍然是缺乏电影剧本。
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在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等艺术干部中展开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
纠正了不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地制订题材计划的办法；
改善了组织剧本创作的工作——改变简单行政方式，而采取适合艺术创作特点的方法，更多地运用社会方式，努力组织外稿，依靠广大文艺作家的合作和支援。
创作情况一般已有好转。
1953年故事片的出产虽没有完成计划，但本年度预定的故事片剧本已全部按计划完成，并已订出了比较可靠的1954年度剧本题材计划。
此外，对纪录片和翻译片的制作工作，也作了一些改进的努力。
（二）电影放映工作。
1953年度发展了一○七六个电影放映队。
连电影院的观众在内，电影观众近七亿人次（原定任务为六亿二千万人次），超额完成百分之十一，较1952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四以上（1952年观众为五亿六千多万人次，以上观众人次均不包括部队系统放映队的观众人次）。
（三）戏剧工作。
本年内基本上完成了全国各类国营剧团的整编，各剧团开始明确了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初步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各种艺术工作的制度。
中国戏曲研究院审定编印了京剧流行剧本六十种。
各地对戏曲剧目已着手进行较有计划的整理。
全国戏曲会演的优秀剧目在各地获得了广泛的交流。
话剧方面的创作和演出本年也比较活跃起来，新创作剧目有“春华秋实”、“四十年的愿望”、“春风吹到了诺敏河”等；
独幕剧的创作与演出也受到了鼓励，“赵小兰”、“妇女代表”等剧目在全国各地普遍上演。
苏联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在全国演出达一千五百余场之多。
本年度各国营剧团基本上均完成了预定的演出任务（包括剧场演出，工矿、农村巡回演出和国外演出），据不完全统计，共约近三万场；
特别是两次大规模的赴朝慰问演出以及赴旅大慰劳苏军演出，收到了极大的效果。
对私营剧团进行了重点扶植，发展了私营公助的剧团。
经验证明，通过私营公助方式使私营剧团逐步纳入正确发展的轨道，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四）艺术普及工作与整理和推广民族民间艺术的工作。
本年度举办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这是继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全国性的竞赛表演。
这一会演引起了各地对民间音乐舞蹈艺术的普遍重视，大大推动了发掘和整理民间艺术、团结民间艺人的工作。
会演中的优秀节目已在全国推广，有些节目并在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得了国际奖。
故宫博物院新辟的绘画馆和本部会同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举办的全国国画展览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对发扬民族绘画的传统，发展民间工艺美术，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艺术教育工作。
对全国艺术院、校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并在部分艺术院、校中创设了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经调整后，各艺术院、校的任务和分工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目前各院、校正集中力量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
为加强对民族艺术遗产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在中央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创设了中国画研究所和民族音乐研究所。
（六）文化馆、站工作及幻灯工作。
鉴于过去文化馆、站发展太多、太快，本年度在数量上停止发展，着重进行整顿工作，以提高质量。
各地对文化馆工作已开始重视，有些大区（如东北、华东、中南）举行了文化馆工作会议；
约有二十五个省、市进行了调训文化馆干部的工作。
中央文化部根据对各地情况和经验的研究，于最近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
为使幻灯机、片的生产更有计划并逐步提高其出品质量，于去年底成立了中国幻灯公司，除生产了大量较新式的幻灯机外，完成了幻灯片八十五部，印制了十万四千余套。
（七）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及文物保护工作。
博物馆、图书馆工作，本年度亦以整顿巩固为主，数量上一般未发展。
本部直属的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等年来均进行了一些整顿，搜集了不少散失的珍贵物品。
故宫博物院初步完成了按时代的综合艺术陈列，并新辟了绘画馆、陶瓷馆等专馆，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楚文物陈列；
据不完全统计，故宫本年度截至11月底参观人数达一百二十万人。
北京图书馆除加强了社会活动（如举办讲演会等）外，并配合国家经济建设进行了资料搜集、整理、供应等工作。
由于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工地发现地下重要文物的情况迭有发生，政务院特颁发了配合基本建设做好保护文物工作的指示。
各地根据这一指示，多已组织了文物工作队进行工作。
成渝、宝成铁路沿线地下文物的发掘和保存工作，麦积山、炳灵寺等古壁画、石刻的介绍和研究，是1953年文物工作中较显著者。
（八）文学艺术出版工作。
国家文学出版机关本年度出版了书籍二六二种（其中一部分为重版书），共印行一千七百多万册，较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上。
除印行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之外，并开始有选择地出版了“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以及“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
国家美术出版机关，本年度共印行了年画四百五十多种，印数三千二百多万份，连环画一千种左右。
（九）对外文化艺术联络工作。
本年度派遣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表演，并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国等地共表演了一五六场，先后观众共达八十三万余人次，对世界人民宣传了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对巩固中国和各兄弟国家人民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本年度先后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保加利亚电影周四次，集中地介绍了各兄弟国家的优秀影片，观众在一千六百万人次以上。
此外，今年各兄弟国家来华文化艺术团体先后有波兰、朝鲜、蒙古、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这些国际艺术友人参观了我国各大城市和许多工矿、农村，对我国人民作了多次的演出，给予我国文艺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启发。
二
回顾一年来文化艺术工作，我们体会到工作上的主要的困难和缺点是在：
一方面，文学艺术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落后于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另一方面，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缺乏计划性，对于各项事业缺乏严格的管理。
随着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群众迫切要求具有正确思想内容的新的文学艺术，需要正当的文化娱乐和文化食粮，但我们现在的文学艺术创作（包括表演在内）却不能满足群众的这种需要，一则是新的作品太少，二则很多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没有达到群众所要求的水平，没有达到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
这种情况固然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但对创作活动缺乏有力的、正确的领导，则是主观方面的重要原因。
我们曾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事务上，没有以足够力量和正确方法去组织和指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实践。
在组织创作的工作上，时常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简单行政方式，如在制定电影题材计划时，没有充分估计各个作家的不同情况，而主观地给他们规定创作任务、题目及完稿时间。
对艺术创作和艺术人才的关心、爱护、扶植和鼓励不够。
没有足够重视文学艺术的实践，不少作家常年不写作，不少艺术表演团体和演员常年得不到表演的机会，以致业务荒废生疏。
而对新的创作又往往是苛刻的指责多于建设性的批评和具体的帮助，有时对一个作品轻率地加以否定，没有认真地去总结一个创作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从中取得教训，帮助作家。
在戏曲改革工作上，依靠艺人的思想还没有普遍贯彻，在修改和编写剧本的工作中，往往不善于争取艺人的合作，而单凭少数所谓戏曲改革工作者一手包办，致使新出的剧本往往质量不高或不适宜于舞台演出。
（经验证明，现在舞台上比较成功的戏曲节目，几乎都是依靠艺人合作得来的。）
这样，就损害了艺术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就妨碍了艺术创作的正常发展。
一年来，我们已开始加强和改善对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导，首先是对文学艺术创作采取积极发展和扶植的方针，加强艺术实践，鼓励创作，改变在创作领导上的简单行政方法和粗暴态度，更多地运用社会方式来推动创作，最主要的是依靠文学艺术工作者自己的团体（文联及各协会）来组织创作和开展批评。
此外，并多方促进艺术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及对创作适当地进行奖励。
目前艺术创作情况一般地已有好转，并开始呈现活跃的征象。
文化事业所包括的范围和联系的群众，十分广泛，要做好这个工作，首先必须具有计划性，但我们过去在工作上却缺乏计划性而存在自发性和盲目性，在许多问题上曾表现贪多冒进思想。
这主要是由于对文化艺术事业的特点认识不足，以及对整个国家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人民需要、文化工作的主观条件和每一工作的实际效果等缺乏全盘的周密的考虑而产生的。
如在电影事业发展计划上，曾有过将全部电影生产集中一地，建立所谓“大电影村”的不切实际的思想。
又如电影放映队发展了很多，但长期没有建立放映管理机构，致在工作中发生许多问题。
如对农村选择影片不当，缺乏配合放映的适当的宣传解释等，未能及时解决。
又如在整编剧团工作中，因为没有考虑不同地区在工作发展上的不同需要（如有的地方没有条件成立话剧团，有的私营剧团不够条件改为国营等），又没有规定整编的具体步骤和办法，致造成有的地方一面精简整编，一面滥竽充数的现象。
再如文化馆、站发展太多、太快，由于长期没有明确规定它们的性质、方针和任务，又缺乏督促检查，致使不少文化馆工作缺乏重心，不适当地做了许多应由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来做的事，并发生不少强迫命令、违反政策的现象。
这些都说明我们过去对事业发展是缺乏计划性的，对各项事业又是缺乏严格管理的。
今年以来，文化事业盲目发展的状况已有改变，各地对所属文化事业一般地均进行了整顿的工作。
文化工作已开始能够比较有计划地、有秩序地进行。
产生上述缺点的基本原因，是我们领导工作上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
不从实际出发、凭感想和印象办事的主观主义作风，是造成工作中的一切缺点错误的最主要的根源；
我们的官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不了解下情，这实质上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
由于文化艺术工作者特有的个体的精神劳动的习惯以及他们中间自由主义的作风和积习，再加上缺乏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这就使文化工作中无组织、无纪律、缺乏整体观念、各自为政等分散主义现象时有发生。
一年来，在反官僚主义检查中，对上述错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已开始有所改正，但如何继续克服这些错误作风，树立良好作风，仍需要作极大的坚持的努力。
三
关于今后工作，我们认为：
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任务应当是：
积极发展适合人民需要的文学艺术创作，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人民，鼓舞群众努力参加国家建设工作，并逐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
为此，应加强艺术实践，逐步提高文学艺术创作的水平。
文化事业在一定时期内，一般应着重整顿巩固、提高质量，同时切实加强对各项事业的管理。
兹就几项主要事业的具体方针和做法，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影艺术：
（1）加强影片生产，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提高故事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扩大题材范围，丰富影片体裁，并努力增加影片数量，保证每年生产十二部至十五部大故事片，及若干农村故事片和儿童片；
此外出产十部以上大纪录片、二十部以上短纪录片和十部以上科学教育片。
翻译片应保持在整个影片生产中的适当比重，并进一步提高译制质量。
对故事片，一方面必须保证其一定政治和艺术水平，另一方面也不可以做脱离现有条件的、不适当的过高要求。
（2）由中国作家协会协助电影局发动并组织全国作家积极参加电影剧本创作。
（3）从艺术实践中加强对现有电影艺术干部（主要是导演、编剧、演员）的经常政治教育和业务学习，同时采取带徒弟及其它适当方法培养新的演员。
（4）改进制定电影题材计划及组织电影剧本创作的方法，建立对电影剧本和影片的统一的审查制度。
（二）逐步发展放映网并建立电影工业：
（1）放映事业的发展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在农村及小城市以发展流动放映队为主，并应在整顿和巩固现有放映单位的基础上积极地稳步地发展。
（2）加强对放映工作的管理，注意对不同观众（特别是农村观众）的影片的选择和加强对影片内容的宣传解释工作，加强对放映人员的训练培养及经常的教育。
（3）发展放映机器制造工业，在二三年内达到放映机全部自给。
建立影片洗印工厂，并准备条件筹建胶片制造工业，以供应放映队对影片拷贝的大量需要。
（三）加强剧团工作：
（1）首先办好中央直属的各类剧团（包括歌舞团、杂技团等其它表演团体），使之能对全国起示范作用。
继续加强话剧工作。
（2）组织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工作，规定中央各剧团在一定时间内的上演节目（话剧、歌剧和戏曲剧目及歌舞节目）并有计划地向全国推广；
各地方戏曲剧团应继续整理地方戏的旧有优秀剧本并创作新的剧本；
各地话剧团除上演中央推荐的剧目外，应根据具体情况编演反映当地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继续克服目前上演剧目的无领导的自流状态。
（3）保持国营剧团经常向广大工农兵观众演出（包括剧场演出和巡回演出），以工农兵为主要观众对象；
同时在艺术实践中加强剧团的经常政治教育和业务学习，特别加强演员的技术训练并切实保护演员健康。
克服在艺术干部待遇上的有害的平均主义倾向。
（4）鉴于目前私营剧团数量甚多，在人民生活中有广大基础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存在，对私营剧团应积极地加以领导和管理。
继续纠正在对待艺人和戏曲改革工作上的粗暴作风和某些违法乱纪行为，加强对广大艺人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同时采取适当办法使私营剧团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逐渐提高，其中个别条件好的，则重点地加以培养，以准备将来转变为国营剧团，克服和防止过早地不成熟地将私营剧团改为国营的急躁情绪，同时克服对私营剧团放任自流，任其盲目发展，不加领导的倾向。
（四）加强艺术教育工作：
（1）加强对艺术教育的领导，首先认真办好中央各艺术学院。
（2）各艺术院校除培养新的专门艺术人才外，应适应目前需要，有计划地抽调各艺术部门的在职干部加以提高。
此外，并应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的艺术人才。
（3）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认真贯彻学习苏联先进艺术理论和经验，学习和研究民族艺术遗产和民间艺术，切实克服忽视技术训练的偏向。
（五）加强艺术普及工作：
（1）积极发展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中群众业余艺术活动，并加以正确的指导，首先应明确其业余性质，防止不适当地向专业化发展；
在活动内容上，应从积极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以达到群众自我教育和娱乐的目的。
因此，既要注意群众艺术的思想内容的健康，又要适当注意其正当娱乐性。
在形式上应注意采用和发展民间艺术形式。
（2）专业艺术剧团应和所在地区的工厂、农村业余艺术组织建立联系和辅导制度，特别应注意辅导群众创作，发现和培养群众中的艺术天才。
在有条件时，并可利用农闲或节日举行地区性的观摩演出。
（3）有计划地供应广大群众所需要的并适合他们的各种通俗的剧本、歌曲、画册等。
（六）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
（1）明确规定文化馆、站的性质是政府所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而不是政府行政机关，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时事政策宣传，组织和辅导群众的文化学习，组织和辅导群众业余艺术活动，传播科学卫生知识。
在工作方法上必须依靠群众和社会力量，克服文化馆、站工作中的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
（2）各省、市及县、区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文化馆、站的领导；
目前应集中力量整顿现有馆、站，数量上不再发展。
省、市并应有计划地定期地训练文化馆干部。
（七）整顿和加强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并加强文物保护工作：
（1）首先办好中央直属的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及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使之能起示范的作用。
各地博物馆、图书馆事业应以整顿和征集工作为主，并大力办好。
各地博物馆一般应确定为地方志博物馆的性质。
（2）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必须明确保护文物是文化工作中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轻视文物的观点是错误的；
将文物单纯地当作“古董”赏玩留恋，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予以保存，因而不能使它成为群众的有益财产，成为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也是错误的。
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保护，订出保护与发掘的具体办法，并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保护文物的正确宣传。
对保护文物有贡献者应加表扬，对破坏文物者应视情节轻重予以教育或处分。
（八）加强文学艺术出版工作：
进一步提高文艺出版物质量，并适当增加书刊种数。
除继续组织新的创作的出版和苏联及其它国家革命作品的翻译外，并应制订整理、介绍和印行中外古典著作的较长时期的计划，组织力量逐步完成。
（九）加强对外文化联络工作：
改变过去被动应付的状况，使对外文化联络工作更有计划，并更好地组织文艺工作者与来我国表演访问的外国文化艺术团体和个人交流经验，互相学习观摩。
要很好地完成以上各项工作任务，决定关键在于改进领导。
首先应从上而下地改进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建立真正的有效的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和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切实克服领导工作上个人灵感式的、手工业式的方法和事务主义作风，克服各级干部中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倾向。
其次，应健全各级（主要是省、市级以下）文化主管部门的组织机构。
县级应在统一调配、不增加编制的原则下，先从特等、甲等县开始，逐步实行文教分科，使文化工作能有专责管理的机构。

为了祖国建设，把粮食卖给国家（木刻）
王琦　作

电影局各制片厂去年摄制了大批影片
今年影片的生产数量比去年将有增加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所属各个电影制片厂1953年摄制完成了大批影片。
为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1954年影片摄制计划中的生产数量，比去年又有了适当的增加。
1953年已摄制完成的故事片有从1952年开始拍摄的“龙须沟”、“葡萄熟了的时候”、“丰收”、“六号门”、“金银滩”、“智取华山”、“鸡毛信”、“草原的人们”、“斩断魔爪”、“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十部，其中五部已经放映，五部即将在国内陆续放映。
1953年摄制完成的纪录片有：
“伟大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第2辑）”、“斯大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民间歌舞”、“闽南木偶戏”、“赵小兰”、“在幸福中成长”、“白山黑水话森林”、“苏军红旗歌舞团在中国”、“苏联艺术工作团在中国”等十部；
另外还完成了短纪录片十六部，“新闻周报”五十二号，“国际新闻”二十四号。
1953年完成的科学教育片有：
“无痛分娩”、“体育与健康”、“李锡奎调车法”、“日蚀与月蚀”、“水土保持”、“根治水稻害虫——三化螟”、“动物园”、“科学与技术（第1辑）”、“防治炭疽病”、“粮食与营养”等十部。
1953年各制片厂还曾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故事片四十部译制成国语影片。
1954年计划拍摄的故事片有下列十三部：
根据柳青原著小说“铜墙铁壁”改编，描写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中英勇斗争的“沙家店”；
以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为背景，反映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的“英雄司机”；
表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及其伟大胜利的“土地”；
通过轧钢工人发明反围盘，表现工人阶级争取工业自动化的创造性的“孟长有”；
描写新疆哈萨克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的“哈森与加米拉”；
描写五反运动的“三年”；
描写解放大军渡江前侦察兵的英勇事迹的“渡江侦察记”；
描写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团结生产，打退蒋匪残部的骚扰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山间铃响马帮来”；
结合新中国伟大的治淮工程，反映淮河一带人民十五年来的生活和斗争的“淮上人家”；
描写一个工人如何成为领导干部，以反映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的“伟大的起点”；
描写清末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宋景诗”；
根据谷峪的小说“一件提案”改编的“人民代表”；
描写西南某藏族地区工作干部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剿灭匪特的“猛河风暴”。
这些影片的剧本都已经发到制片厂，并都在准备摄制。
1954年电影局所属制片厂并拟摄制纪录我国著名戏曲演员梅兰芳等京剧及地方戏曲表演艺术的舞台纪录片长、短共十一部。
此外，1954年摄制计划中短纪录片增至二十六部，科学教育片增至十五部，苏联及其他国家影片的国语翻译片仍为四十部，蒙语、藏语、维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粤语配音片为二十部。
“新闻周报”保证每周出一次。
1953年内电影局曾召开了电影剧本创作、电影艺术工作和有关纪录片、翻译片摄制工作以及电影制片技术等问题的会议；
并在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等艺术干部中，展开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
经过这些会议和学习之后，电影干部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及创作的积极性都有提高，制片工作也已开始能够较有计划地进行。
　（新华社）

进一步发展人民电影事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和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两个决定。
这两个决定对于今后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将有极大的作用。
我们的电影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同时又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
四年来，我们的电影工作是有成绩的。
我们制出了不少故事片和纪录片，并且翻译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许多影片，它们获得了广大的观众，对人民发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一些优秀的国产影片，在国外也受到热烈的欢迎。
放映网的事业有迅速而广泛的发展，成千百万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劳动人民，现在也能看到电影了。
但是，正如政务院的决定所指出的，目前电影出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我国人民正面临着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这个伟大的任务更向我们的电影事业提出了重大的要求。
我们的电影应该发挥它的特有效能和巨大力量来动员和组织人民为完成我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目前电影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是增加故事片的数量并提高其质量。
四年来，我们影片生产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电影制片厂曾因没有影片可拍而陷于部分停工状况，不少导演演员曾长期地失去了艺术表演的机会，而广大观众则埋怨新片太少。
故事片缺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可以采用的电影剧本，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作家还不熟悉这一种艺术形式，还缺乏编写电影剧本的经验，有些作家对于电影剧本创作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是由于电影创作的领导部门过去没有采取正确的和有效的方法来吸引大量的作家积极参加电影剧本的创作。
这种状况是必须改变的。
斯大林曾经指出：
电影是“最重要的、最大众化的艺术”，它具有“巨大的、无法估价的力量”。
广大群众对于电影的热烈爱好，证明了这个指示的正确。
我们的作家决不能够对于这样重要的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艺术事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应该把创作优秀的电影剧本看作自己的责任，而努力去熟悉这个新的工作。
事实上，如果他们不来满足群众的要求，那么依靠谁来满足群众的要求呢？
电影部门应该和作家协会密切合作，扩大和加强与作家的联系，改善组织剧本创作的方法，根据各个作家的具体条件来组织他们的创作，并且给予他们为完成创作所需要的各种帮助。
对于作家的作品，应该审慎地加以研究，必要时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修改，不应该轻率地任意否定。
全国的和各地的作家协会，都应该把组织电影剧本的创作，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
我们的电影基本上是遵循着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它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劳动人民高尚的精神品质，向人民正确地阐释了生活的意义，这是和教人堕落的资产阶级的电影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有些影片并已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电影创作还存在着不少严重的缺点，它还远远地落在现实生活的后面。
在我们面前，在社会主义改造当中，生活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新生的前进的事物和垂死的落后的事物的斗争，是普遍于每个角落的。
这就提供了我们的作家以无限丰富的创作的素材。
但是，我们的电影尚不能深刻丰富地反映现实生活，我们的电影题材所接触的方面显然是太狭小了，广阔的生活领域还等待着我们的作家和电影工作者去探索和描绘。
比如，我们还没有足够地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和抗美援朝英雄事迹的影片，还没有足够地反映新中国四年来在社会改革及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所获得的成就的影片，还没有表现保卫边疆的斗争的影片，还没有描写青年团员的生活和表现妇女的觉悟历程的影片，青年学生的生活领域似乎成了文学艺术的禁地，描写少年儿童或适合于少年儿童观看的影片，也几乎没有。
电影艺术落后于现实，还表现在没有能更高度地概括生活，很少能够塑造出先进人物的典型形象，他们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性格鲜明的，而不是某一概念的化身。
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给人以难忘的印象，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因此，提高故事片的质量，首先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和电影工作者勇敢地扩大自己的视野，研究我国人民各方面的活动，从各方面来反映我们祖国的沸腾的生活和生动的面貌；
揭露生活的真实矛盾，表现各方面生活中蓬勃的新生力量，并给那些阻碍生活前进的垂死的落后的东西以痛烈的鞭笞。
要加强故事片的工作，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其他的片种。
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在及时地反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的。
按照列宁的说法，新闻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而科学技术片是“形象化的通俗演讲”，列宁认为这两个片种加上艺术故事片是电影生产不可缺一的三种形式。
我们的科学教育片，目前还在草创时期，新闻纪录片的工作则有了较多的经验，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片子，在国内国外都获得了成功。
一些新闻纪录片的摄影人员曾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斗争中深入前线去艰苦地工作，其中有的光荣牺牲。
这些是应该加以表扬的。
但在新闻纪录片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其中主要的是出品太慢，一些反映重大运动的纪录片往往在运动过去很久以后还不能制成，这就大大减少了作为“形象化的政论”的新闻纪录片所应有的政治作用。
这表现了新闻纪录片的工作同志还没有充分地认识新闻纪录片的特性和自己的工作的责任。
新闻纪录片应该是报纸的兄弟，它应该迅速地及时地向人民报道现实中的各种事件和现象，表现各种运动和斗争中的先进人物。
因此，除了摄制大型的纪录片以外，应该充分地重视小型纪录片的摄制。
各地电影院和放映队应该十分重视新闻纪录片的放映和宣传工作。
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法西斯德国侵入苏联后的第5天，苏联各地的银幕上就出现了战地新闻特辑，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就制出了以保卫莫斯科为内容的大型和小型纪录片。
他们又密切地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纪录片，表扬工作中的成绩，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并且把这些片子及时地在建设区的广大工人面前放映出来。
这种作法对工作的改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几年来，我们翻译了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许多影片，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这些影片不但帮助我们具体地了解兄弟国家的斗争历史和人民生活，并且给了我们以生动的共产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教育。
这些影片一方面受到我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但另一方面，由于许多观众不熟悉外国的历史和生活习惯，或者由于影片的内容比较复杂，又使部分观众在充分理解这些影片的内容上发生困难。
这就需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对翻译片进行通俗的解释，电影部门应该迅速地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应该提高翻译片的质量，做到译语的准确、明白，充分传达出原作的内容和风格，避免错误。
为了满足广大工农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电影放映事业，逐渐在全国建立电影放映网。
目前电影放映单位尚少，且分布又不平衡，很多地方人民还看不到或不易看到电影。
我们的放映事业的发展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
除了在一些工矿区建立电影院以外，对广大农村主要是发展流动放映队。
目前全国已经有二千多个流动放映队，经常在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巡回放映。
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并且经常在路上奔波，不能很好地进行学习，加以领导机关对他们帮助和照顾不够，因此，有些放映人员在政治上和业务技术上都长期得不到提高，以致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各级文化宣传部门应重视放映工作，加强对放映工作的领导。
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和各级文化部门应该建立和健全专责的放映网管理机构，统管全国的放映工作，提高电影院和放映队的放映质量。
同时，逐步固定流动放映队的放映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将放映队分别交由专区和县的文化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加强对于放映队的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放映员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从而使他们能够用更高的责任心和更大的热情来执行自己的工作，并且成为在群众中的优秀的宣传员。
广大人民要求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制作出更多的优秀的影片，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首先依靠电影工作者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各个有关方面给以有力的帮助。
党、政府和全国人民都是十分关心电影事业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民的监督和各方面的帮助下，我们的电影事业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工作中的困难，迅速地成长起来，在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的斗争中，发挥它的巨大的战斗力量。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附件十七（乙）证明
美方通过情报网指挥特务破坏解释工作
【新华社平壤11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附件十七（乙）里包含着被印度看管部队截获的二十八封信，这些信件就是美方通过其情报网指挥南营中的严密的特务组织破坏解释工作和阻止战俘遣返的无可抵赖的证据。
印度看管部队是在美方特务自外面把信件传递至营场或在营场之间传递时，截获这些信件的。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中说：
看管部队截获的“这些信件表明有战俘组织总部的存在，并表明总部地点在汉城，受大韩民国宪兵总司令官的控制。
这一总部与控制六个战俘围场的四个分支组织是相联系的。
分支组织则控制着所有五十五个营场中的营场组织。
在这三层组织之间有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在工作，联合国军第64野战医院在这一通讯系统中构成了最重要的一环。”
这些信件中最重要的一封，是1953年11月08日被看管部队截获的李承晚及其宪兵总司令官元容德和国民党残匪驻南朝鲜“大使馆”自汉城发给营场中特务头子的秘密指令。
这个指令内容已为全世界所知悉。
李蒋匪帮在这个指令中命令他们的特务“不应听解释”，“杀掉愿回北部的家伙”。
在南营内部，“分支组织”的特务头子经常向各营场的特务发指示。
被截获的信件中，有若干封就是李承晚“反共青年团”“论山支部”的头子文重浩发给各营场特务的指示。
文重浩在1953年10月20日发给各营场“小组长”的一封信中说：
“昨天共产党方面答应印度部队说，他们将向中国战俘解释……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是绝不会去听取解释的。”
另一个姓“宋”的特务头子1953年10月15日给“反共组织难忘的同志们”的信中说：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来听解释的……我们的总统（指李承晚）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听解释。
他也没有同意停火。”
美军并公然把传单送到营场中去。
被截获的从第13号营场传递给第14号营场的一张美军传单上说：
“联合国军”“仍然不会放弃你们……仍将帮助你们去台湾”。
从看管部队怎样截获这些信件以及信件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南营美方特务使用各种方法维持与外界的联系及他们相互间的联系。
看管部队从汉城直接派来潜入营场的李承晚特务身上截获了信件，在营场里特务把信交给美方所提供的后勤汽车司机带出去时截获了信件，在营场间特务用信包在石块上投掷中截获了信件。
特务头子的信中指示营场里的特务，要从广播中听取命令，去参加营场“代表”会议乘机交换情报，派人每天到美军第64野战医院领取指示……。
通过这种种途径维持了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
这个“通讯系统”的非法存在及其工作，就是为了强迫扣留二万多名朝中战俘。

事实是最雄辩的
胡今
美国方面一贯地进行漫天的撒谎和诡辩，企图掩盖其强迫扣留战俘的罪恶活动。
但是，事实是最雄辩的，美方及其职业谎言家们是注定要在事实面前遭到彻底的破产的。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发表的“临时报告”，就提供了较系统的事实和论点，证实了朝中方面和我方归来人员所揭露的：
美方及其布置的李蒋特务撕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破坏解释工作，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陷于瘫痪和我方被俘人员无法行使遣返权利的种种罪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赫尔在去年12月23日片面宣布解释时间“期满”后，竟企图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因美方特务的阻挠和破坏而使其无法执行职务的责任推到朝中方面身上，并假惺惺地“赞扬”一再遭到美方嘲弄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部队说：
“他们坚持不渝地遵守了职权范围加诸于他们身上的规定。”
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临时报告”无异打了赫尔一记清脆的耳光，表明它是难于接受这个狐狸式的“赞扬”的。
“临时报告”指出：
由于美方指使东场里战俘营李蒋特务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连本委员会本身也处于大韩民国之威胁与恐吓的统治之下，进一步增加了本委员会的困难”。
结论中又说：
“这些活动削弱了本委员会的看管和控制，并使其在任何时候建立战俘有选择的自由的工作异常困难。”
事实是这样的：
美国侵略者曾在两年多时间中，对在其直接拘留下的我方被俘人员，使用了种种血腥的迫害手段，并利用李蒋特务实行恐怖统治，以企图达到它强迫扣留战俘的目的。
但停战协定签订后，根据这个协定，美方对我方被俘人员的控制和影响必须被解除，并把我方被俘人员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部队看管；
于是，它除了背信弃义地纵容李承晚集团在去年06月间非法“释放”了两万七千多我方被俘人员外，就竭力阻挠和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使其无法按照“职权范围”和“工作细则”保障其看管下的两万二千 多我方被俘人员回家过和平生活的自由。
“临时报告”列举了美方直接和间接地阻挠和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工作的种种事实。
美方蓄意迫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陷于瘫痪状态的最毒辣的非法手段，就是把它在美方战俘营中一开始就建立了的控制和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李蒋特务组织，原封不动地移入东场里战俘营中，僭夺印度部队的控制权力和地位而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使东场里战俘营变为李蒋特务控制战俘的巢穴、我方被俘人员遭受迫害与屠杀的牢狱。
我方一开始就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要打乱美方布置移入东场里战俘营中的特务组织，并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向美方提出抗议，但美方首席委员拉西却一再厚颜无耻地断然否认这一事实，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如瑞士、瑞典委员也歪曲日内瓦公约，帮腔说什么这个万恶的特务组织是能够容许的“战俘组织”。
但无数的血腥事实证明：
这个特务组织不仅是美方有计划地布置和打进去的，而且是直接奉行美方和李蒋匪帮的指示进行对战俘实行暴力统治的非法组织。
“临时报告”说：
“有战俘组织（即李蒋特务组织）总部的存在，并表明总部地点在汉城，受大韩民国宪兵总司令官的控制。
这一总部与控制六个战俘围场的四个分支组织是相联系的。
分支组织则控制着所有五十五个营场中的营场组织。
在这三层组织之间有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在工作，联合国军第64野战医院在这一通讯系统中构成了最重要的一环。”
正是这个美方“医院”所直接指挥的李蒋特务组织，使我方被俘人员处在骇人听闻的血腥统治之下。
我方被俘人员在营场中只要表露了回国愿望就会被毒打和杀害，他们听取解释、申请遣返的自由全被剥夺，“职权范围”和“工作细则”有关保障我方被俘人员这些权利的规定已被破坏无遗。
“临时报告”说，我方被俘人员在营场中“均未享有寻求遣返的自由，并处于武力或武力威胁之下”；
就是那些少数听到解释的战俘，也受到“来自战俘营组织与其领导的、并与战俘营组织与其领导有密切联系的武力或武力威胁”。
“临时报告”完全揭穿了美方口口声声所谓尊重战俘“个人自由”、“自愿遣返”的可耻谎言。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去年10月07日答复前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时就指出：
“在营中没有一个战俘敢于公开要求遣返。
他们必须秘密地如此作，或是冒着被其他战俘（即特务势力）打死或打伤的危险，或是冒着被武装警卫打死在铁丝网上的危险而要求遣返。
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们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
赫尔在其1953年12月23日的声明中，竟含血喷人，反诬我方“破坏了对不遣返的战俘的解释”。
然而，“临时报告”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安排解释工作和过去解释工作进行情况的叙述，证明了阻挠破坏解释工作的，正是美方及其指使下的李蒋特务势力。
美方曾以横蛮无理的态度辱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职权范围”第8款及该款丁项规定拟订的“工作细则”，然后又指使李蒋特务破坏“工作细则”，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无法顺利安排使我方得有自由与便利进行解释工作。
根据“职权范围”的规定，应有九十天的解释时间，但我方解释工作因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营场而延迟了二十天才正式开始，然后美方又指使李蒋特务五次中断解释工作达六十天之久，我方实际解释工作仅进行了十天，每天都不足八小时，使两万二千多我方被俘人员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听到解释，尚有差不多两万人未能听到解释。
“临时报告”对解释工作五次中断的原因的叙述，说明了解释工作第1次（10月16日）和第2次（10月18日至30日）的中断，是由于李承晚特务阻止朝鲜人民军战俘出来听解释所致。
第3次（11月02日）的中断，也是由于美方特务反对我方进行广播解释所造成的。
那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委员曾正当地要求打乱特务组织，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带出战俘听取解释，而印度代表团也认为美方特务阻止战俘听解释“是非法的”，“为了克服这种反抗是可以使用武力的”。
解释工作第4次（11月06日至15日）和第5次（11月17日至12月20日）的长期中断，则是由于美方特务反对隔离已听解释与未听解释的战俘，使我方解释工作无法进行。
“临时报告”说明了李蒋特务破坏解释工作的狂妄活动，是完全遵照美方的意旨进行的。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并注意到联合国军的意见与战俘‘代表’（即李蒋特务）所提意见相合，这些战俘‘代表’继续对进行解释表示敌意。”
因此，在美方特务肆无忌惮地阻挠和破坏解释工作的情况下，我方被俘人员未经解释申请遣返的人数，比经解释后申请遣返的总数更多得多。
这就是说，我方被俘人员不得不更多地冒着生命危险冲出死亡营申请遣返，其中有像归来人员王宪章那样被宣告死刑、挖好活埋他的土坑后爬出铁丝网；
或像归来人员吕金良那样只能以假装看病申请遣返；
或者就是由于印度部队对特务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如调查二十八号营场张子龙惨案时许多战俘要求作证和要求遣返而获得自由。
至于那些在听解释时申请遣返的我方被俘人员，也必须在解释帐篷内外美方特务的恐怖威胁之下冒死申请遣返，如归来人员岳黑旦不能不在解释帐篷中被吓呆了三小时才申请遣返；
归来人员王山也是当他向解释代表提了四个问题得到解决而解除疑虑时才申请遣返。
但是，大多数愿望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听解释时都不敢申请遣返，如“临时报告”所说：
“不能说所有那些未寻求遣返的战俘是自由自愿地这样作，而非由于在他们头脑中长期灌输的某些恐惧所致。”
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美方指使李蒋特务破坏“职权范围”，剥夺我方被俘人员听取解释、申请遣返的权利，以便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罪行，不是彻头彻尾地暴露出来了吗？
但是，赫尔——如上所述他的谎言已被事实彻底揭露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依然厚颜无耻地致函蒂迈雅将军，悍然否认美方利用李蒋特务破坏解释工作的重大罪责，甚至“断然否认关于我们曾在任何方面试图用派遣特务煽动分子的办法来对南营战俘加以——最低限度——控制的任何说法，或是我们曾试图维持任何种类情报网的说法”。
赫尔想用这种死抓住谎言不放的无赖手段，来掩护其继续实行破坏“职权范围”、劫夺我方被俘人员的冒险步骤。
然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不容辩驳的事实，认为“解释期限的延长是合法的和必要的”，“将未遣返战俘的前途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这是有强制性的”。
同时，毫无疑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临时报告”等文件，也说明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应该接受我方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复函中所提出的主张，坚决继续履行其未完成的合法职务，立即恢复解释工作，实行隔离战俘，打散特务暴力组织，清除一切特务分子，并在补足九十天解释期限后继续看管战俘，以待政治会议的处理。

保部长会议决议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
【新华社11日讯】
塔斯社索非亚09日讯：
保加利亚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修配厂的工作的决议。
决议规定要把农业工作进一步机械化。
到1957年年底，农业工作的机械化应达到如下程度：
秋耕工作至少达百分之七十五，春耕工作达百分之六十，打谷工作达百分之九十，中耕工作达百分之六十，饲料青贮工作达百分之五十。
为了给予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技术上的帮助，决议规定在每一个到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内派驻一个固定的农艺学家。
从1954年01月起，将提高拖拉机手、拖拉机工作队的其他工作人员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专家的工资。
到1957年年底，还将分派二百个农业工程师和机械师到机器拖拉机站工作。
为了提高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人员的水平，决议责成各机器拖拉机站站长举办为期两月的冬季训练班。
决议同时规定了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
计划规定：
每一个机器拖拉机站都将设有一个修配厂。
在1954年内，将建立四十个修配厂。
除国产农业机器外，到1957年年底，将向国外订购一万三千部拖拉机（每部以十五匹马力计算）。
1954年将向国外订购五百五十部联合机和一千三百部拖拉机。

国际法律工作者保卫民主权利与自由会议通过总决议
号召法律工作者保卫公民权利争取和平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讯：
国际法律工作者保卫民主权利与自由会议06日、07日继续举行会议，并于07日闭幕。
在06日的会议上，智利代表格·阿尔瓦雷斯发言说，压制民主自由的美国法律在智利被采用了。
智利的宪法已成为一张废纸，因为宪法并不能保证它所标榜的权利和自由。
智利国内的民主组织和进步人士都受到迫害。
她要求会议抗议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特别是智利人民的内政。
阿根廷代表马科斯·阿曼多·哈蒂抗议美国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
他指出，事情甚至到了这种地步，美国国会竟审查波多黎各的新宪法并加以否决。
加拿大代表保罗·诺曼丁说，在美国的影响下，“反共”歇斯底里在加拿大甚为猖獗。
政府当局使用了纳粹的办法，如焚烧书籍等。
他们用各种办法来阻挠工会组织的活动，而公民们读什么写什么要由警察机关来吩咐。
奥地利代表布兰德魏纳教授说，虽然奥地利宪法宣布一切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两个执政党的有势力的人士都享有特权。
阿尔及利亚代表基安谈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没有权利的情况。
他说，摆脱这种情况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取得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王斐然叙述了人民中国的司法制度。
他说，中国的法院为人民服务，保卫人民的自由，并受群众的监督。
伊朗代表坎德里说，一万五千名伊朗爱国者已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
他要求全世界法律工作者支援伊朗的爱国者。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危地马拉、黎巴嫩、巴西和苏丹的代表。
在07日的闭幕会议上，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普里特对四天的会议作了总结。
他指出，代表们的发言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民的自由日益减少并受到限制的整个情况。
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由于害怕人民而实行法西斯主义，企图压制一切公民自由。
殖民地的情况特别严重，那里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种族歧视。
在一些国家中，从事和平宣传的人受到残酷的迫害。
普里特说，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得出结论：
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对一切反对进步的人所作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各国的法律工作者应以全力为保卫本国的民主自由、为和平、为反对一切殖民制度而斗争。
殖民地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应对一切殖民制度作斗争。
法律工作者应该支持其他国家中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
会议上所提出的各国法律工作者进行互相访问和会晤的建议必须在广泛的规模上实现。
普里特最后号召各国法律工作者要奋不顾身地为和平、进步和人道，为建立一个每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的世界而斗争。
会议最后通过了总决议。
总决议号召各国法律工作者起来保卫宪法权利和公民权利，保卫工会权利，促进以协商方式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和平与民主自由而斗争。

担心美国经济危机引起的严重影响
英日资产阶级报刊对经济前途很是不安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07日讯：
“每日先驱报”刊载了一篇文章，评论美国的经济危机与它对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该报写道：
“12月份（美国）的钢铁生产比前一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大汽车公司把生产削减了百分之十。
失业人数增加了一倍……两年多以来，美国二千五百万农民的收入一直在减少。
在朝鲜战争开始时，农作物价格一度很高，但是后来便日益下降。”
该报指出：
预料今年的房屋修建将剧烈减少。
该报说：
“‘走下坡路的趋势’已经开始。
人们越来越感到忧虑。”
该报指出：
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将使美国对原料的购买锐减，该报说：
“我们和其他英镑国家将最能感觉到这种影响，因为我们主要是靠出卖羊毛、橡胶、锡、黄麻、可可等原料来赚取美元的。
有一些专家说，根据美国过去历次‘衰退’的经验，美国生产只要削减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便会使得我们的美元收入减少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
按照目前情况，我们的美元收入并不足够。
美元收入减少这样多将对英国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新华社09日讯】
东京消息：
美国日益明显的经济衰退现象已引起日本资产阶级的恐惧。
由于日本经济已沦为美国垄断资本的附庸，他们担心美国的经济衰退会使日本受到严重的打击。
东京银行常务董事堀江薰雄最近在“每日新闻”报上撰文，谈到美国的经济衰退问题和它将对日本发生的影响。
堀江说：
从共和党政府的性质来判断，相信美国必然要发生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首先保护自身。
他预料：
美国的经济衰退将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很严重和广泛的影响，而日本所受的影响将两倍于美国所受的影响。
他警告说：
由于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日本对美国和英镑区的出口都将减少。
共同社1953年12月31日电在谈到1954年日本暗淡的经济前景时也说：
“有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看法，认为明年不仅有（日本的）1954年度预算的影响，并且在美国也要发生不景气，而蒙受美国不景气影响的日本……会被卷进不景气的漩涡中去。”

捷政府通过1954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
【新华社布拉格09日电】
据“红色权利报”报道：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06日在布拉格举行了特别会议。
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所提出的关于1954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
该项计划是根据1953年09月政府的决议制订的，目的是在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厉行节约的基础上来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会议决定将该项计划作为草案提交国民议会审议。

泰勒公然要求印度部队帮助美方劫夺战俘
美方派遣大批李匪特务冒充民政警察混入非军事区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侵朝美军第8军军长泰勒竟公然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为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罪恶计划服务。
据美联社报道，泰勒在昨天宣布美方劫夺战俘的“总计划”时说：
“我们希望印度人将通知战俘们，说明我们希望他们怎么样有秩序撤离。”
换句话说，泰勒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充当美方的帮凶，将美方劫夺战俘的计划通知东场里战俘营内的李、蒋特务，并在01月22日晚上协助美方执行这个计划，听任美方劫走战俘而不加制止。
同时，据国际新闻社报道，美方正在通过其南朝鲜傀儡散布空气，说什么“印度军官已经私下向联军军官们保证，印度军队将不阻碍释放战俘”。
美方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部队当作可以随意由它利用的工具，显然是公开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部队施行压力和加以侮辱。
任何独立自尊的中立国家，是决不应该放弃朝鲜停战协定所赋予它们的神圣责任而屈从美方的这种狂妄要求的。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美方将李承晚特务混充美方民政警察开入非军事区，阴谋利用他们来劫夺战俘。
美军第8军军长泰勒在昨天宣布，直接执行美方劫夺战俘的计划的就是曾经充当军事停战委员会美方首席委员的勃里安。
这个一贯口口声声说美方遵守停战协定的侵朝美军第1兵团司令，将在01月22日晚上指挥混充非军事区南部的美方民政警察的李匪特务，和南营中的特务分子里应外合，将战俘劫走。
泰勒在昨天宣称，在“过去三、四天内”，有大批李承晚匪帮的“宪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在非军事区进行“巡逻”。
他说，他们将“帮助在01月23日进行的战俘移交工作”，那时李承晚的“宪兵将是非常有用的”。
据合众社报道，汉城李承晚集团中的人透露，在本月05日晚上，已有“五百名穿制服的警察被派往停战地区”，还有“三百名便衣警察”在06日晚上“从汉城向北出动”。
这个人透露，美方所以要利用民政警察来劫夺战俘，是因为恐怕用军队侵入非军事区劫夺战俘会使美方无法推卸破坏停战的责任。
这个人说，李承晚匪帮的“警察”“被调到停战总部地区一举表明：
如果对印度部队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将是一种‘警察行动’，而不是由南朝鲜军队采取的‘军事行动’。”
泰勒并且表示，在一旦由于印度部队不让李承晚特务劫走战俘而发生“攻击事件”时，他将“派美军和其他联军部队前去保护印度看管部队”。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所谓“保护”，实际上就是用美军包围印度看管部队，使它动弹不得，以便劫夺战俘的阴谋得以实现。
朝鲜停战协定规定在非军事区设立民政警察，原是为了保证停战的稳定。
美方现在将大批李匪特务冒充民政警察混入非军事区，并且利用他们来劫夺战俘，这表明他们决心使不稳定的朝鲜停战局势更加严重化起来。

美方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拒绝讨论美方破坏战俘协议的问题
李相朝中将斥责美方企图抵赖和逃避事实
【新华社开城11日电】
军事停战委员会美方首席委员拉西昨天企图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瑞典和瑞士委员的“个别报告”作为掩盖美方破坏解释工作并片面终止解释的遮羞布。
拉西在10日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上，不敢否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中所指出的美方直接指挥战俘营中的特务恐怖组织阻挠战俘遣返、破坏解释工作的确凿事实，却要求朝中方面注意瑞典和瑞士委员的“个别报告”及其结论，以此来推卸美方的责任。
拉西的发言只是进一步证明瑞典和瑞士委员提出“个别报告”的目的，就是为了洗刷美方的罪行。
瑞典委员早就明白地声明：
他在12月18日以后拒绝参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的草拟和通过，就是为了避免指责美方应担负“造成了解释工作的失败”的责任。
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李相朝将军在发言中斥责拉西企图抵赖和逃避事实，他指出：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明确地肯定了美方指使特务组织破坏解释工作、阻挠战俘遣返的事实。
这些确凿的事实决非美方所能掩饰和抵赖，也决非瑞典、瑞士委员的少数报告所能更改。
美方必须担负破坏解释与战俘协议的实施的严重责任。
拉西昨天并不顾停战协定第24款的明白规定，拒绝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讨论战俘协议的实施遭受严重破坏这一重要问题。
停战协定第24款规定：
“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总任务为监督本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本停战协定的事件。”
拉西的态度与美方在非军事区南缘以南为劫夺战俘而作的活动，完全证明美方准备以武力强迫扣留二万二千多名朝中战俘。

苏联多方面加强国际文化合作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人民利用各种方式，加强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合作。
在互派代表团访问方面，过去两年中，世界上有六十多个国家的八百多个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团体，都曾先后在苏联各城市作访问演出。
苏联也应外国群众团体的邀请，派遣许多代表团、剧团、歌舞团和运动团体到外国去。
苏联代表们曾经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地利、芬兰、瑞典、法国、挪威、英国和其他国家。
苏联文艺界经常介绍外国文艺作品。
在艺术方面，外国剧作家的剧本在苏联剧院的节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苏联剧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剧本比在英国上演的次数还要多，还要经常。
戈尔多尼、洛佩·德·维加、席勒、薛里敦和萧伯纳的剧本也都经常在苏联上演。
除了俄国古典音乐和苏联作曲家的音乐以外，巴哈、莫扎尔脱、贝多芬、萧邦、亨德尔、史特劳斯和其他许多欧洲作曲家的音乐，也很受苏联听众的欢迎。
苏联剧院现在正在排演三十多个歌剧和三十多个外国小型歌剧。
苏联每年出版外国作曲家的乐谱达好几十种。
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城市的博物馆都藏有拉斐尔、米开兰杰罗、蒂蒂安和达·芬奇等著名美术家的宝贵作品。
在文学方面，苏联出版了一千六百个外国作家的作品。
苏联出版局在苏维埃政权时代出版了外国作家的作品约二亿四千七百万册，其中有八千六百万册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的。
苏联出版局出版了四百一十六个法国作家和二百一十八个英国作家的作品。
二百一十一个美国作家的作品在苏联出版了四千八百多万册（其中有一千三百二十多万册是在战后年代出版的）。
二百八十三个德国作家的作品在苏联出版了三千四百万册。
苏联还出版了六十九个意大利作家、三十六个中国作家、三十三个西班牙作家、二十七个丹麦作家、二十六个瑞典作家、二十一个挪威作家和十个芬兰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都以苏联各族文字出版。
此外，苏联代表还出国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国内经常举行外国美术展览会，并为纪念世界文化、科学和艺术界的杰出代表而组织各种展览会和庆祝会，来大力加强国际文化合作。

苏联运动员去年打破了五十多项世界纪录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运动员和体育活动在1953年获得很大成绩。
苏联运动员在1953年改进了三百多项全国纪录，打破了五十多项正式的世界纪录。
其中举重家就打破了十八项世界纪录，为1952年苏联举重家所创的世界纪录的两倍。
在正式的世界举重纪录中，就有一半以上是由苏联举重家创造的。
在1953年内，苏联运动员在举重、溜冰和古典式角力三项世界冠军赛中都获得了第1名。
苏联篮球运动员获得了欧洲冠军，苏联划船运动员在欧洲冠军赛中获得了许多金质奖章。
1953年许多年轻的苏联运动员在世界冠军赛中光荣地创造了世界新纪录。
其中有十九岁的哈·谢戈利耶娃（世界速度溜冰赛冠军），吉·卡托齐亚（世界角力冠军），轻量级举重家德·伊凡诺夫（他四次打破世界举重纪录），二十岁的自行车运动员罗·瓦加什金（他创造了世界最优秀的成绩）。
和这同时，苏联体育活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过去一年中，苏联建筑了许多新的运动场，开设了许多新的体育学校。
体育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例如1953年全国举重比赛就有二十万左右的农民参加。
1953年苏联有更多的体育团体参加了各种国际性的体育活动。
在1946年年底，苏联运动员只参加两个国际体育联合会，到1953年他们参加了二十三个国际体育联合会和体育协会。
在过去一年中，苏联运动员参加了五十多次国际比赛，其中有九次是欧洲和世界冠军赛。
此外，他们还参加了许多次国际友谊赛。
苏联在1953年招待了二十多个国家的体育代表团。
苏联体育活动在1954年将进一步发展起来。
在新的一年中，紧张的全国规模和国际性的比赛将大大增加。
有时苏联一天可能有十个盛大的运动比赛同时举行。
苏联足球冠军赛定于04月开始举行。
外高加索各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中亚细亚各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也将举行盛大的运动比赛。
“通讯比赛”今年将大力推广，相隔几千公里的城市的运动员都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进行比赛。
今年参加这种比赛的将有成百万的苏联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