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华北许多厂矿完成全年计划

【新华社沈阳20日电】
东北区到12月15日止的不完全统计，先后已有一百八十五个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提前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其中国营厂矿有：
东北五三工厂、鞍山钢铁公司中型轧钢厂、炼铁厂、第1薄板厂、养气厂、弓长岭铁矿樱桃园矿山、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露天煤矿、东北石油一厂、东北石油七厂、沈阳冶炼厂、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阳变压器厂、矿山机械厂、沈阳水泵厂、沈阳毛织厂、东北第1水泥厂、东北第二玻璃厂、大连工矿车辆厂、起重机厂、灯泡厂和哈尔滨滚珠轴承厂等六十五个厂矿；
地方国营工厂有沈阳金属用品制造厂、沈阳皮革厂、沈阳木器厂、辽西涂料厂、辽东化学分厂和松江制药厂等一百二十个厂矿。
今年01月到11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第1机械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在东北各厂矿的生产总值，已达到全年计划百分之九十六点一，比去年全年的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
东北区十一个省市地方国营工业的生产总值，也已达全年计划百分之九十三点一。
根据以上情况和12月份以来的生产情况，预计东北区各国营、地方国营厂矿除能完成今年全年生产计划外，还能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若干万亿元的财富。
全区国营工业五十八种主要产品中，已有汽油、煤油、富铁矿、烧结矿、电铜、电锌、浓硝酸、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橡皮线、电灯泡、蒸汽锅炉、车床、钻床、滚珠轴承、水泵、自行车、凿岩机、钻探机、亚麻纺织品等二十一种达到或超过了全年计划产量。
另有生铁等十种主要产品的产量也已接近全年计划产量。
预计到年底，全区可有五十种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全年国家计划要求。
东北区国营厂矿由于产品成本的降低，预计全年上缴利润计划也可超额完成。
今年01月到09月，东北区国营工业产品成本已比计划降低了三千七百多亿元。
到10月底，全区国营煤矿、电业、石油和有色金属等四个工业系统所属厂矿，已提前完成全年上缴利润计划。
【新华社18日讯】
华北区各厂矿经过连续三个月的增产节约竞赛，已为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全区国营、地方国营厂矿到11月底止，已有二百零五个单位提前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或增产节约计划。
其中，北京市有石景山发电厂、第1机床厂、华北农业机械总厂、人民印刷厂等五十个单位；
天津市有自行车厂、动力机器厂、第3机器厂等五十二个单位；
河北省有唐山钢厂、下花园矿务局、张家口面粉厂等六十五个单位；
山西省有太原矿山机器厂、太原水泥厂、潞安煤矿等二十九个单位；
绥远省有官村云母厂、包头皮革厂等九个单位。
11月份国家计划的指标虽然比10月份普遍提高了，但完成计划的情况却比10月份更好，计国营厂矿完成产值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六，地方国营厂矿完成产值计划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九。
已经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单位，并纷纷追加了增产计划和上缴利润的计划。
三个月来，华北区多数厂矿把增产节约竞赛和改进管理、提高技术相结合，因而普遍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建立在突击生产和增加劳动强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切实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改进操作技术、实现苏联专家建议、建立和改善管理制度等的基础之上。
河北省机器、棉纺、煤、面粉等四类工业组织了同行业的厂际竞赛，在交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上，在相互推动完成国家计划上，都有了收获。
参加竞赛的三十七个单位能够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
天津市的工会组织在竞赛中普遍推广了苏联先进的生产会议的经验，如市政系统一百五十八个小组中，就有一百五十一个小组建立了小组生产会议制度。
通过生产会议，就及时解决了各个不同工种之间的相互配合、减少废品次品和有领导地推广先进经验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在竞赛中着重解决了全面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问题，厂的行政和工会为贯彻苏联专家建议订立了集体合同，全厂职工不但在竞赛中保证了安全供电，超额完成了发电和售电计划，而且技术管理水平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过去竞赛展开后发生质量降低的现象在今年的竞赛中很少出现。
事故伤亡情况也比过去有所减少。
现在各厂矿正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持续的增产节约竞赛，并积极做好明年生产的准备工作，保证明年第1季度的生产不低于今年第4季度的水平。

中央商业部和合作总社发出决定
根据总路线划分经营范围
【新华社20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最近发出“关于划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对工业品、手工业品经营范围的共同决定”。
这个决定已于12月0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
决定说：
在国家的过渡时期，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正确关系应该是：
国家商业的领导机关，加强对合作社的业务领导，予以经营上的便利和优待，以利合作社商业的巩固和发展；
合作社则应尊重国家商业领导机关的业务领导，作为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
并在政策与业务上互相密切结合，适当地划分彼此间的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营业总额，从而排除投机私商，稳定市场，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逐步保证人民需要，巩固工农联盟。
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领导机关，应依照上述精神，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改变相互间尚不够协调的现象。
决定指出：
国营与合作社商业之间的经营分工，应依照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进行适当分工，划分双方的经营范围。
这些基本要求是：
国家为了统一掌握和平衡国营企业产品的销售计划，为使国营商业确保货源，有计划地扩大国营批发阵地，巩固国营商业对市场的领导地位，国营与地方国营企业产品的加工、订货与批发，凡国营商业能统一办理者，一律由国营商业统一办理。
对私营企业，应通过国营商业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推销的措施，促进私营工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以利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对手工业，应由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供应原料、推销产品，促进其向生产合作化的方向发展。
决定最后说：
鉴于国营商业在短期内尚不可能对所有公、私企业进行全部的包销和订货，合作社应在一定时期内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
同时合作社亦不可能包办所有手工业品的推销，需要国营商业予以支持，因而各级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领导机关，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除积极而又审慎的贯彻上述方针外，并可参照决定中的情况和原则，具体协商进行。

保加利亚文化代表团返国

【新华社20日讯】
根据中保文化合作协定1953年执行计划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20日在团长马·多泽夫率领下乘飞机返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范长江、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赵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副局长陈忠经、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王拓及文化教育界人士等多人。
保加利亚驻我国大使彼得科夫及全体馆员也前往欢送。
代表团自10月31日抵达北京后，曾先后到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访问。
访问期间代表们曾广泛地与我国工人、农民、文化教育界人士会晤、座谈，并曾作有关科学、文化教育与文学的专题报告多次。
代表团返国前，我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和保加利亚大使彼得科夫曾分别于十八、十九两日设宴送行。

华北确定明年国营农场工作方针

【新华社19日讯】
中共中央华北局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农场工作，于11月26日至12月08日召开了华北全区的国营农场工作会议。
会议总结了过去农场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
华北各国营农场，几年来为国家出产了相当数量的商品粮食和棉花；
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起了一定程度的示范作用；
培养了大批干部，取得了办农场的初步经验。
全区现有十个机耕农场，这些农场今年的总产值达三百九十八亿元，纯盈利二十七亿元，各农场主要作物产量都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到一百四十，个别农场有增加到十倍的；
一般农场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当地农民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
另外，全区有三百一十五个农事试验场。
几年来，各农事试验场都改良、培育和推广了相当数量的优良品种，对耕作、栽培、作物田间管理等技术也都作了一些试验与传授工作，在总结和推广群众增产经验，加强对农民的生产技术指导方面有很大成绩。
全区农事试验场今年的生产总值大体与机械农场相等，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比当地农民的产量高百分之六十。
华北各地农场虽然在各方面有不少成绩，但有若干农场在经营管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以致有成本高，浪费大，收益少，连年赔钱的情况。
根据全区农场情况，会议规定1954年国营农场的工作方针是：
整顿巩固现有的农场、拖拉机站和马拉农具站，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新的农场和新的拖拉机站、马拉农具站。
关于国营机耕农场的任务，会议规定是为国家生产大量的商品粮食和棉花，并运用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向农民示范，以促进小农经济的改造。
城市郊区的农场，应供给国家及城市人民生活需要的蔬菜、果品、肉类、油脂、乳食等，目前尤应以供应蔬菜为主。
农事试验场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步，进行少而精的试验研究工作，在一定地区内成为培育和推广良种的基地，技术改革的核心，增产示范的旗帜，并成为培养农业初级技术干部的学校。
会议十分重视农事试验场的工作开展，要求各试验场切实贯彻场内试验、场外推广，争取在几年内使本地的几种主要作物的品种成为初选的优良品种，并应大力改良耕作技术及加强防除病虫害工作。
会议指出：
进一步改善农场工作，必须加强农场的经营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实行清产核资，整顿机构，合理定额，建立技术责任制和加强党对各级农场的具体领导等一系列的工作；
另外，应加强对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分工合作的一个好办法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的“关于划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对工业品、手工业品经营范围的共同决定”，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措施。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全体工作人员，应认真地学习这个决定，并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这个决定。
国家过渡时期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主要任务，就是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和日益增长的人民消费需要服务；
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比重，调剂供求，稳定市场，坚决地向投机商业进行斗争；
积极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怎样才能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和日益增长的人民消费需要服务呢？
一方面，就是要努力推销工农业的产品，并根据市场的需要去积极影响生产，争取按照居民的需要生产消费品；
另一方面，就是要适合时宜地供应城市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工业原料的需要，以及广大农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过去，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营品种和地区上分工不明确，以致对有些工业产品竞相进货，对有些工业产品却不积极推销；
对广大农村市场所需要的物资，有的供应不足，有的供应不适当。
现在规定：
工业品的批发业务统一由国营商业经营，手工业品的批发和零售由合作社经营。
这种分工，对生产和供销工作都是有利的，是完全必要的。
就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来说，它们的产品有了统一的代为批发推销的机构，这就便于他们集中精力有计划地组织生产，避免时忙时闲，时多时少的现象；
也便于他们根据推销部门的意见，调剂产品品种的规格，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来说，这种分工使它们在开辟货源方面各有一定的对象，这就便于加强采购工作的计划性；
特别是由合作社统一组织手工业品的生产，就可以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扩大手工业生产，增加货源，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
当然，适当的分工是很重要的，而分工后又能很好协作，则更重要。
因此，财经委员会又规定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营商品范围和地区上适当分工后，凡合作社商业为满足社员需要而购进工业品时，国营商业应当首先满足合作社的需要，畅销货和供不应求的货物，必须尽先照顾合作社商业的需要，并切实在价格上给合作社以优待。
各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必须认真执行这些规定，才能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需要服务。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这种分工合作，也有利于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在商品流转领域中的比重，加强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作用。
我们知道，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应该不断扩大在市场上的阵地，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私营商业的管理，打击投机行为，稳定市场。
几年来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有了迅速发展，1952年国内市场商品销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八大城市的市场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约占百分之三十二。
国营商业在国内市场上已取得了优势的领导地位。
但过去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还不能充分做到步调一致，紧密配合，有些地方力量重复，互相抵消；
有些地方则又发展不足。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共同发展和壮大，甚至给不法私商造成破坏市场的机会。
现在，适当地划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经营范围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就可进一步协调动作，紧密结合，结成强大的力量；
而这也就是稳定物价，打击私商投机的物质力量。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工农联盟的更加巩固。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这种分工合作，还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向生产合作化的道路发展，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民目前使用的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大部分还是手工业产品。
许多地方的手工业，基本上也是根据当地居民的需要特别是农民的需要而生产的，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手工业生产也将仍然是广大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要供应者。
但手工业者一般的是资金小，产量低，生产的盲目性很大。
过去合作社商业对组织手工业生产也不够积极。
现在，规定了合作社商业集中主要力量加强组织手工业生产，积极供应他们原料，推销他们的产品，这就可以进一步发挥手工业生产的潜力，组织它们有计划地进行生产，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合作化。
至于对私营工业，几年来由于国家逐渐扩大加工订货范围，使不少的私营工业逐步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但是由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以及其它方面向私营工业组织货源时候，还缺乏统一领导，存在着多头的分散现象，这既不利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给不法资本家从事投机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
现在规定对私营工业应由国营商业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推销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发挥私营工业的生产潜力，以补助国营工业发展的不足，并能促进私营工业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有利于国家对私营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同时，国营商业掌握了大批物资以后，也就有利于国家通过批购、代销等措施，监督私营商业遵照零售牌价出售，和实现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这种分工合作，也有利于改进它们的经营管理工作，而为了实现上述重大任务，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也必须努力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
过去，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两套工业品批发机构，两套人力，无论是人力、物力或是运输力都有极大的浪费，商品的损耗也很大。
特别是一些合作社商业，由于它的经营规模较小，基层社又很分散，商品零担托运多，调拨环节多，因而合作社商业的商品流转比国营商业多一两个环节，运杂费较高，结果就大大地增加了商品的流转费用，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
现在，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适当划分了经营范围，工业品统一由国营商业进货调运，县联社和基层社直接向当地国营商业进货，就减少了商品流转环节，既可避免两套批发机构的重复现象，节省人力、物力、运输力和商品损耗，又可加速商品流转；
另外，由于合作社商业减少了工业品的批发业务，就能够集中力量去改善零售业务的经营管理，加强对于农村居民需要的调查，提高对农民需要服务的工作质量。
同时，国营商业也可通过合作社商业了解农村居民需要，改进对农村的物资供应工作。
因此，这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改善经营管理来说，都是很有利的。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的
“关于划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对工业品、手工业品经营范围的共同决定”，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
正确地贯彻这个决定，就能进一步密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关系，共同发展和壮大，就能更好地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服务。

国营商业部门增调工业品下乡
【本报讯】
全国各地国营商业部门积极调运大批工业品下乡，努力供应农民出卖余粮及经济作物后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
今年各地国营商业部门下拨的工业品，在数量和品种上比去年都有很大增加。
中国百货、花纱布、五金机械、化工原料、石油、专卖事业等公司，11月份都超额完成销售计划。
华东区各地国营商业部门在原供应计划外，增加供应农村三万五千多吨工业品。
这批工业品包括二百五十万匹适合农民需要的布匹，一万四千吨日用百货，五千吨食糖和五千吨煤油。
中国花纱布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自08月份起，对农村的布匹供应量逐月增加，尤其是调往中南区湖南省产粮区和华北区河北省产棉区的布匹数量增加最大。
中国百货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下半年供应农民的毛巾、袜子、开襟卫生衫、粗绒线、搪瓷面盆、竹壳水瓶、胶鞋、力车胎、电筒等商品大大增加。
最近还购进各种刻花镜子、彩花发夹、插梳、小号香皂、雪花膏、生发油等农村货郎担上最畅销的商品。
中南区武汉市国营商业系统11月份调往粮棉和其他经济作物产区的生铁、钢、布匹、百货、纸烟、煤、颜料、钉等值数千亿元。
湖南省第4季度每月下调工业品的数量将达七十万吨，超过历年任何01月的数量。
东北区今年秋后供应农村的糖类，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二，玻璃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四。
东北区国营商业部门在组织防寒品供应中，给黑龙江省准备了不同规格质量的皮帽子二十多种，其中川鼠、狗皮、狼皮等粗皮帽子达百分之八十，并有毡帽头、炕毡、绵羊皮大哈（无面的皮大衣）、皮手闷子等，并为我国最北边境的黑河专区农民准备了“溜特”（轻而暖的高装皮靴）。
中国百货公司重庆采购供应站每月约有八千吨商品沿着成渝铁路、长江和嘉陵江和各条公路源源运往广大农村。
中国百货公司天津采购供应站在11月份超额百分之十七点一九完成月度供应计划。
其中很多主要商品超额百分之四十至二百左右完成月度供应计划。
这些物品大部分调往沈阳、长春、吉林、安东、石家庄等城市，再通过批发机构供应农村。
在花色、品种和质量上，也照顾到各地农村的特点。
为了便利农民在出售粮棉后能就近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国营商业各公司特别加强了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帮助。
北京市百货公司在11月中旬举办了商品展览会，分别邀请北京市供销合作社所属区合作社、通县专区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县合作社，通过商品展览会进一步密切了和合作社的关系，销给合作社系统工业品总值约五十二亿多元，其中大部分是供应农民的。
湖南省花纱布公司长沙采购供应站派干部通过县合作社到各基层社帮助营业员认识规格、整理货架，改善推销方法，帮助销布，使向合作社买布农民买到合意的布匹。
江苏省常州百货商店和周围四十五个合作社建立了业务通讯网，及时沟通要货情况。
为了做到及时供应农民，各地国营商业部门正组织各种运输工具、改进调拨办法，加强调运工作。
中国百货公司重庆采购供应站根据交通路线、地区远近、需要多少及时间的缓急，特别照顾粮食、经济作物地区及工矿区的需要，进行商品排队，有计划地调拨，克服了过去调拨迟缓、品种错乱的缺点，节约了商品流转费用。
货运困难的西康、云南、贵州三省，除了尽量使用现代运输工具外，还多方设法组织其他运输工具。
西北公路管理局自今年第4季度开始，针对大量工业品下拨情况，会同甘肃省和新疆省的交通运输部门，拟订和实施了各项改进运输工作的措施，充分运用运输力量。
新年、春节即将到来，各地区国营商业部门正积极筹备年货，充分供应农民过节用品。

在各地党与政府的领导和督促下
各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强联系
【新华社20日讯】
各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各地党和政府的督促下，双方业务关系已日益密切，为广大农村物资供应提供了有力保证。
华东各地国营商业部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就注意纠正了过去和合作社关系不够协调的缺点，普遍和合作社举行会议，订立了新的供销合同。
东北国营百货系统从10月份开始普遍贯彻了“积极依靠合作社，充分供应人民需要”的业务方针。
吉林省榆树县、松江省宁安县、辽东省临江县、黑龙江省安达县、辽西省台安县以及河南省邓县、浙江省宁波、安徽省嘉山县等地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都举行了会议，检讨过去互相帮助不够的缺点。
在端正思想认识以后，各地国营商业并采用送商品目录、送商品样本给合作社，或在合作社里建立商品通讯网，与合作社联合举行商品展览会，邀请合作社参观仓库等办法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过去不少国营商业部门的干部，由于对依靠合作社的思想不够明确，有的甚至认为卖给合作社商品会影响本身业务的完成。
对合作社不适当地强调要按计划行事，不认真执行优待率和不主动联系的现象普遍存在。
西康省百货公司雅安批发商店在07月份销给合作社的货物只占销售总额的百分之六点三；
经常与这个批发商店往来的只有一两个县的县合作社联合社。
合作社方面对如何成为国营商业的助手观念也不明确。
有的合作社货色不全，也不主动向国营商业进货，影响对市场的领导。
自国营商业加强了与合作社联系后，双方不正常的现象已得到纠正。
很多合作社干部反映，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像一家人一样了。
国营商业在物资供应中也深切体会到合作社的助手作用。
以山西临汾专区为例，当地国营公司机构只有四个，而合作社单位就有二百五十个。
由于合作社基层机构遍及广大农村，是国营商业组织工业品下乡的重要力量。
最近各地国营商业供应合作社的物资已显著增加。
江苏国营百货单位10月份供应合作社的物资总值比09月份增加百分之二十六。
各地合作社在国营商业具体帮助领导下，业务都较前扩大。
四川全省合作社联合社在11月份的营业额超过10月份的百分之二十；
湖北荆州、黄冈专区各基层合作社的商品由过去一百多种增加到五百多种。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后，大大加强了对广大农村的物资供应。
10月份以来，各大区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已将大批冬季用品源源运往农村。
中国百货公司重庆采购供应站第4季度每月约有八千吨货物运到各地农村，大批毛巾、床毡已供应了农村的需要。
中国百货公司绥远省公司为了密切配合粮食及畜产品收购任务，在11月上旬连续派出了二十多个推销小组，深入农村、草原，紧密结合当地合作社，推销了大量工业品。
全国国营商业在第3季度供应布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点七一，盐增加百分之五点二七，火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一二。
这些物资大部通过合作社供应到农村去。
国营商业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和帮助，不但可使工业品源源供应农村，而且可使合作社腾出手来加强生产资料的供应。
四川各地合作社联合社为适应农民今冬明春生产的需要，准备了一万五千余吨化学肥料，正从重庆、成都两地分别运往农村基层社。
各基层社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的各种铁、木、竹制农具已开始供应。
山西省各级供销合作社在第3季度供应到农民手里的肥料达二千四百多万斤、农具二千六百二十六件、水车二千一百六十四部、农械二千六百三十件、农药三十多万斤。
河南省各地供销合作社普遍扩大了生产资料的进货和供应计划，信阳、许昌、洛阳三个专区合作社今冬经营的生产资料较原计划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绥远省供销合作总社计划供应的各种农具数量达四万七千多件，牲畜三千多头。
现牛、马等牲畜已由绥远省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等草原向农业地区调集。

宝成铁路南段积极进行明年施工准备工作

【新华社成都19日电】
宝成铁路南段1954年度的施工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一个新的比今年规模更大的工程进度计划已经编制出来。
部分已经开工的地区，明年01月份的施工计划已下达到工地。
明年度宝成铁路南段的施工工程将全部进入山区，要求从绵阳继续铺轨到距离成都三百四十五公里的广元；
广元以北到略阳的工程也要求在明年完成百分之四十。
因为隧道和桥涵增多，明年全部工程将比今年更加艰巨，仅广元到略阳一段的工程量就比成都到绵阳段的全部工程量大两倍还多。
明年度许多重点工程都将增强机械化施工程度。
在隧道工程中，机械化工具将增加五倍；
在修筑路基的石方工程中，也将部分用机械代替人力；
挖泥、掘土、采渣和装卸工作，也将部分地机械化和自动化。
目前，一部分各种型式的推土机、开山机和带有自动装卸装置的倾卸车等已运抵工地，更多的开山筑路机械正在紧张地检修，准备调用。
为了保证工程北移后材料的供应，新的水陆便道的测定和施工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运输力量正在积极增强。
从陕西沔县到略阳的便道已经开工。
川陕公路从烈金坝到阳平关的便道已经修通。
新的嘉陵江航运河道已在进行淘滩工作。
其余从广元观音坝到略阳中途的板车便道和小钢轨便道等，也都在测定中。
从嘉陵江、涪江和渠江上调用的大批船只，部分已进入工区。
适应山区便道运输的各种人力车辆也大批地向新的工地集中。
明年还将增加一批卡车。
现在，新工地上先遣的队伍已经搭起工棚，原来在平原地区施工的成万工人已经成批地转到新的工地。
宝成铁路南段1954年度更加巨大的施工工程，即将在从中坝到略阳的长达三百多公里的深山地区展开。

我们伟大的祖国
望江楼在四川省成都九眼桥下府河的南岸，距城约三华里，是四川省的名胜之一。
这是经过成都市人民政府翻修后的望江楼崇丽阁。

民主德国人民艺术歌舞团第1批团员到京
【新华社20日讯】
根据中德文化合作协定，应邀来我国访问演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艺术歌舞团第1批团员七人，在歌舞团艺术总指导汉斯·缪勒率领下，于20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任虹、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处长邹荻帆、文化部代表邬析零和曾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的中央歌舞团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多人。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人员。

西南五十个主要厂矿完成上月份生产计划
大部工厂都作到每旬按作业计划均衡进行生产
【新华社重庆18日电】
西南区有五十个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的主要厂矿完成了11月份生产计划；
其中有重庆市的大型厂矿三十一个和钢铁工业系统所属各厂矿。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六个厂矿提前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这批厂矿包括有四零一煤矿、中国毛纺厂，云南的昆明冶炼厂、云南纸烟厂等。
重庆一零一和一零二钢铁厂的钢轨、钢板、钢胚、锻钢材等八项主要产品的全年生产计划，也都在11月份提前完成了；
这两个厂还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上缴利润计划。
各厂11月份的生产计划的各项要求虽然订得比10月份高，但完成计划的情况都比10月份好。
11月份中，大多数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都完成了。
重庆市各厂矿的二十九种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有二十六种完成，完成计划的产品比10月份增加了三种。
在10月份中，大多数厂矿在上旬完成计划的情况不好，到中旬下旬就发动职工突击赶任务。
但在11月份中，绝大部分厂矿都已作到每旬按作业计划均衡地进行生产。
此外，许多厂的安全生产工作也比10月份有了改进，一般厂矿在生产上的事故都普遍减少了。
各厂能取得上述成绩的主要原因是：
广大职工在学习国家总路线过程中，认识到完成生产计划对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意义，因而更加深入地展开了以贯彻推行作业计划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竞赛。
在竞赛中许多厂矿职工都掀起了学习先进经验的浪潮。
重庆国营六一一纱厂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改进了前纺机器的牵伸，使细纱断头率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该厂的保全、细纱和落纱工人还分别地推广了“五三保全工作法”，“宝塔式粗细分段工作法”和“陈树兰落纱工作法”等先进工作法，这对该厂全面完成11月份产量、质量、成本计划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人民政府拨发寒衣救济专款
支持贵州西康两省缺衣农民进行冬季生产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扶助贵州、西康两省贫苦缺衣农民进行冬季生产，拨发寒衣救济专款九十七亿五千万元，重点解决该两省部分地区有劳动力而确实缺衣、足以影响冬季生产的贫苦农民的寒衣问题；
解决贫苦缺衣的烈属和军属、以及鳏寡老弱残疾缺衣者的寒衣问题。
贵州省人民政府奉拨专款八十二亿五千万元后，当即指示民政厅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研究提出具体意见。
民政厅与有关部门会商结果，已确定分配各专区寒衣数字和发放办法。
为切合各地缺衣者实际需要和避免浪费，发放寒衣所需布料已由民政厅统一向花纱布公司贵州省公司购买各种布料共约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五匹，计可缝衣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套。
分配给毕节、兴义、贵定、镇远、遵义、都匀、铜仁、安顺等专区。
自11月10日起所有布料已先后由各专署接收，分配所属各县转发区、乡，由乡（村）评议发放缺衣者自行缝制。
与此同时，省民政厅并规定具体办法，发出公函要求各专、县立即组织力量做好这一工作。
一般地区要求在11月底将实物发到缺衣者手中，个别边远地区至迟须在12月20日以前发放完毕。
拨给西康省的寒衣救济款十五亿元。
经省人民政府研究后，决定将上项救济款分配给西昌专区九亿元，藏、彝族自治区各三亿元。
发放办法，藏族自治区制成藏装后发放，西昌专区及彝族自治区以发放棉衣、棉背心、羊皮褂、寒衣布等实物为原则。
并指出发放对象为无衣或缺衣的烈、军属和贫苦农民，克服平均主义、积压及盲目发放等现象，结合发放寒衣，应加强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工农联盟教育，鼓励农民积极搞好生产。

中央森林调查队第3大队
运用苏联森林经理调查法调查白龙江林区
中央森林调查队第3大队运用苏联先进的森林经理调查法，调查甘肃省白龙江林区获得成功。
白龙江林区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原始大森林，积蓄着大量的建设木材。
中央森林调查队第3大队为了开发这个林区，并更好地开展关内森林经理调查工作，在今年09月间到达该地，试用苏联先进的森林经理调查法进行调查。
白龙江林区的山又高又陡，有的山顶常年积雪，坡度一般在三、四十度，有的还超过五十度。
但由于全体人员积极钻研、努力克服困难，工作效率已由每天伐开测线一百多公尺逐渐增加到三百公尺、五百公尺、一千公尺，最近已进展到二千多公尺。
事实完全证明了苏联先进的森林经理调查法不仅适用于关外，而且完全适用于山高坡陡的关内山地林区。
经理调查法是苏联调查森林的先进经验，主要特点是：
切合实际、组织严密。
过去的林野调查大都与采伐、造林不相配合，为调查而调查。
经理调查法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在森林资源调查方面，能一举而解决了测量、调查和设计三个不同的过程。
过去调查方法中的内、外作业是孤立的，以手工业方式进行，浪费时间和人力。
经理调查法的内外作业在时间上紧密衔接，使工作有节奏的进行，是先进的流水作业法。
同时有一定的工作定额，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布置、分工、汇报、检查方面都能发挥集体力量和群众的集体创造性。
现在中央森林调查队正在进行贡把河流域林区的调查工作，准备在年底完成这项任务。
按：
森林经理调查法是用人工在林地伐开测线，将林区划成若干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经营单位，然后顺着测线按单位进行树种、树龄、平均高度、平均直径、疏密度、蓄积量等方面的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再编制一整套的森林经营计划。
这是从测量、调查以至做出计划都密切配合而有完整体系的一套方法。
东北林区已实行了三年，事实证明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比旧法节约了四、五倍以上，而且对森林开发方面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武湘）

为明年增产粮食创造良好条件
西北和蒙绥地区进行秋冬灌溉
西北各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绥远省的有水利条件的地区，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下，大部已完成或超额完成耕地浇灌任务，为明年增产粮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在九、10月间都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抓紧时机，及早领导群众进行秋、冬季浇灌工作，为明年增产打下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绥远省陕坝专区等水利局并在09月间召开县、旗水利干部会议，总结经验，订出秋浇冬灌的计划。
在开始浇灌之前，各地还抽调党、政干部配合水利技术人员深入群众动员整修堤坝和渠道，以便按时浇灌。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各地在10月中旬前后都已开始浇灌。
内蒙地区截至11月初止，共已浇地一万三千多垧，超过今年秋浇计划，比去年多浇四千多垧。
绥远省黄河沿岸各灌区原计划秋浇地三百七十六万亩，实际已浇四百一十多万亩。
三湖河灌区做到了灌溉与防汛相结合，除完成十五万亩原定任务外，又超额完成了七万亩。
陕坝专区截至11月04日止，浇地面积已达应浇地百分之九十。
宁夏省由于干部深入农村针对农民淌“冰凌水”、“雪花水”的思想进行宣传教育，克服了农民的等待思想，从10月10日开始灌溉，到11月19日全省一百九十多万亩水田已顺利地灌完了冬水。
甘肃省很多地方也都完成冬季灌溉或扩大了冬季灌溉面积。
该省安西县接受去年部分地区没浇上冬水影响了春耕下种的教训，今年提前于10月初就开始灌溉，到11月初，全县十万八千多亩水地已全部灌上冬水，有些还把早浇过的地又重浇了一次。
定西、永登、临洮等县水地也都灌了冬水。
靖远、榆中、民乐等县部分地区还扩大了灌溉面积。
榆中下坝乡改进了水规，灌溉面积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民乐县童子坝附近十七个村，实行集中轮灌，并改变了霜后不浇的旧习惯，灌溉面积比去年增加一千五百多亩。
靖远七区事先修好堤坝，减少浇灌中的费水现象，全区百分之九十五的水地都浇足了冬水，比往年扩大了灌溉面积一千五百亩左右。
气温较高的陕西省洛惠、渭惠、绥惠等渠道灌区的农民也在修渠整地，准备灌溉。
各地在浇灌耕地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有些地区对浅浇快轮、由下到上的轮灌制度没有很好贯彻，以致浇水过深、次数过多，甚至发生淹滩漫路的现象；
部分地区因初冬下了两次大雪，认为不会再旱，便放松了浇灌。
这些地区的领导上已引起注意，教育群众抓紧冬季浇水，并充分做好明年春季浇水的准备工作。

兴修农田水利，准备明年生产
把水利技术教给群众
广东梅县在今年兴修农田水利中，使一百三十多个农民初步学得水利技术。
他们回到村里便分头进行农田水利的指导工作。
沙坪村农民蔡恩德学习后，指导修补好了一条六里长的水圳（过去曾经修补九次未修好），并节省修补工程费七百万元。
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该村接着又修好了大小山塘五口，水圳三十条，使二百多亩水田有充足的用水，一百多亩旱地也变成了水田。
据梅县调查，由这批农民指导兴建的一千零七十五宗农田水利工程，大部分都合乎标准。
另外，罗定县四、五两区由受训练农民指导兴修的一百三十一宗工程中，设备健全、不漏水、能发挥工程效益的有六十四宗，有些漏水但问题不大，仍可发挥工程效益的有六十一宗，不能蓄水灌溉的只有六宗。
为了加强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工作中的技术指导，保证工程质量，广东省人民政府现正在五华、茂名、博罗、英德、揭阳、海丰、惠阳、曲江、罗定、云浮、廉江、阳江、台山十三县，结合示范工程的施工，广泛对农民进行水利技术的训练。
（徐衍绶）
利用农闲消除水患
山东凫山县人民政府抓紧农闲季节，领导农民导治石里沟河，并整修其支流。
这一工程全长三十五华里，参加整修的农民七千多人，共做二十多万土方，从11月13日正式开工，到月底已基本完成。
凫山县三、四、五、六等区沿河地带将近十万亩农田每年汛期和雨季都是一片汪洋，其中约有将近五万亩地夏秋两季全无收获，其余五万亩每年也减产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此项工程完成后，这一带土地基本上可以消除水患，保证麦秋两熟。
估计每年可增产粮食二千多万斤。
（张广文等）
从经济上支持农民修水利
福建省闽侯专区初步计划在今冬明春兴修各种农田水利工程二千五百多处，受益农田可达二十四万多亩。
另外，还有重点工程三处——福清曲安坝、闽清白台渠、罗源长治渠。
根据这一任务，闽侯专署已将中央水利部、省水利局派去的工程队与专署的水利技术人员组织成三个组，分别往各县巡回指导，协助进行重点工程的兴建。
人民银行闽侯中心支行将发放水利贷款三十亿元，省府拨补助经费十四亿七千万元，使重点工程及群众无力兴修的工程得以兴建。
目前，长治渠已开始动工，白台渠、曲安坝正在设计，闽侯九、十两区已修好小型水利四十多处，其他各县也都开始兴修。
此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挥闽江下游防洪堤的效益，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拨款五十多亿元在防洪堤上增建六座水闸，使堤内五万六千多亩田地既能解除洪水威胁，又可避免内涝成灾。
这项工程在12月初全面开工，争取明年03月底完工。
（糜大椿）
安徽新修四大灌溉工程
基本竣工
安徽省人民政府在江南、淮南地区新修了四处规模较大的灌溉工程——南陵、泾县之间的柏山渠，舒城的七门堰，宣城的佟公坝和定远的响水坝。
其中柏山渠、响水坝是全部新建工程，佟公坝、七门堰是利用旧有不完整的沟渠加以整修，并加建了必需的建筑物。
四处工程共贷款二百三十多亿元。
这些工程，从1951年春季起陆续开工，到目前止，除七门堰还有一小部分工程没有完成外，其余都已全部完工。
总计开挖干支渠道一百余公里，新建涵闸等建筑工程二百九十八座。
柏山渠在今年“五一”节放水灌溉，秋收时一般田每亩都收四百斤以上。
响水坝灌溉区在春种时有五十天没下雨，七百五十亩泡秧田完全是靠坝水下种育秧的。
佟公坝和七门堰两灌区稻田每亩产量也比过去多收二、三百斤。
四处工程共灌溉了三十七万多亩水稻田。
多修渠道扩大灌溉面积
河南阌乡县杨家乡的方庠渠，解放前被该乡地主所掌握，农民很难用水浇地；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使农民多收粮食，发放水利贷款四千二百万元，领导农民开新渠、修旧渠。
计共开修了二十八华里长能浇地三千四百多亩的最南、南支、中央、最北、北支五条大支渠。
由于这样，方庠渠附近能浇上水的土地普遍获得增产。
据了解，过去每年每亩实产三百斤粮的地，现在能产五百斤。
农民看到了兴修水利能多打粮食的事实，在今年冬小麦播种完毕后，全乡即转入了修渠工作。
杨家、李家、宜家等五个村群众已把最南支渠的三个大缺口修复，挖出渠底淤泥，将该渠北堤加高三尺。
西堡头村把渠两岸加高五尺，让山水顺着北渠流入东西渠。
为使浇地和防洪互不影响，他们除把原来的东西渠挖宽加深，专门用作排水外，又挖了一条新渠，能灌田五十多亩。
下庄村村东五十多亩秋苗被山洪淹没，颗粒无收，三十多亩玉米和棉花，又因天旱减产三成。
大家找到了遭灾原因是没有修好渠道，于是全村便也修了一条渠道。
现在，全乡农民正在整修最北支渠和最南支渠，争取在原有基础上，再扩大水地面积一千五百多亩。
修补堰渠灌满冬水田和塘田
西康省荥经县五宪乡在八、09月雨水较多的时候，各村很多冬水田和塘田（既能蓄水又能插秧的田）都灌满了水。
当时有很多农民以为今年的冬水不成问题了，因而对垮塌、淤塞了的堰道和浸水漏水的田就没有注意修补。
到了10月间雨水稀少的时候，原来灌满水的田就干了，乡里的两条水堰也没有水了，这时，大家才着急起来，觉得还是要修补堰渠、堵塞田坎漏洞才是办法。
乡村干部研究后，便在10月中旬发动了七十多户受益人家，把新横、恩滔两条堰培修好，并补塞了田坎漏洞，又把堰水引来灌满了冬水田和塘田。

在国营厂矿中必须肃清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思想
本报记者　安岗
沈阳第1机床厂是我国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也是国家五年建设计划中重点的扩建工程之一。
该厂出产的苏联式的一Д六三车床和正在试制的苏式一Д六五的大型车床，都是我国鞍山、阜新等地新建工程所急需的大型机床。
第1机床厂全体职工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担负着光荣的任务。
大多数同志都是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全力以赴。
但由于工厂的领导思想和作风有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今年十一个月完成任务的情况是不好的，到10月底为止，共完成增产节约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四，其中最迫切需要的大型母机只完成百分之二十，占全年百分之三十的任务要挤到12月份内去完成。
以致各地基本建设订货单位纷纷催促该厂按期交货，以便不误安装。
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黄欧东同志在广播大会上点了机床一厂的名，要求他们完成任务，并派了工作组前去帮助工作。
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职工广播节目都向机床一厂职工进行鼓动；
各方面都殷切期待着机床一厂能够完成任务。
该厂为什么出现了生产上的如此严重的局面呢？
根据记者的考察，该厂行政和党组织方面没有自觉地对一切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前途和延缓工业化速度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原则的斗争，没有正确执行1951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决议，这是该厂党、政、工、团不能统一步调搞好生产的主要原因。
一年来，工厂内部虽是有争论的，但由于争论没有从原则性的斗争中去求得解决，致使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得以滋长，给生产带来损失。
这种错误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该厂厂长、党委委员汪洪文同志。
他对执行国家计划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今年03月该厂发动全体职工讨论国家计划后，根据群众的意见，党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全年完成二百九十一台车床的生产计划，后经上级批准以完成二百五十台作为国家计划，其余的四十一台作为增产节约部分。
计划被批准后，全厂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无条件执行。
可是身为厂长的汪洪文同志，虽也曾在党委会上举手赞成了这个计划，但是，一旦遇到困难，便企图推翻计划，到09月讨论增产节约计划时，汪洪文竟提出要把生产二百九十一台的计划减为二百七十五台。
当时第2机械工业局刘局长在帮助该厂查定了全厂生产能力之后，指出了二百九十一台的计划是可以完成的，对于汪的减产计划未予批准，但是汪对此并未心服。
当11月生产出现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危险情况时，汪又一次表现了动摇，还想提出减产的要求。
为什么他对执行国家计划如此缺乏信心和勇气呢？
基本的原因是汪洪文同志没有从思想上接受1951年东北城工会议关于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工业办好工厂的正确指示。
他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没有树立起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思想，因而，他在领导工厂中脱离了群众，滋长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不相容的错误思想。
他屡次强调生产要“均衡”，但他的均衡原则是：
宁可完不成国家计划也要“均衡”。
1953年01月份原计划是生产四十六台牛头刨床，车间干部认为太低，要求完成五十五台，汪说：
“按计划执行一定不能多装”，结果却出了他的“均衡”原则，完成了五十八台，但是他只叫入库了五十六台，没有入库的两台，就是准备作为保持“均衡”之用的。
到了02月份，计划生产四十台，但只完成了三十八台，就用上月余下的两台凑数，算完成了任务。
劳动模范王文山给予这种“均衡”论以深刻的描述，他说：
“给我十块钱，叫我一天花一块，我保管能花得均衡。”
去年10月、11月、12月该厂生产都号称百分之百“均衡”地完成任务，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明明有三十台份部件可以装配，却只装配二十台，留下十台。
以便保持“均衡”。
对这种“均衡”的办法，党组织提出过批评，汪洪文反说人家是“突击”。
汪曾对装配车间主任说：
“先搞均衡率，成品少装几台也可以”。
在这种“为均衡而均衡”的思想支配下，车间干部和工人都松了劲。
工厂可以随便修改计划，让落后拖住先进，10月份商品生产任务一再压缩，由四十五台减为十九台，结果只装配了十二台。
机床一厂产品单一，连续大量生产，原料足，设备多，销路广，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需要均衡地大量生产的。
该厂百分之九十五的加工部件都可以保证供应装配的需要，薄弱环节只有“三箱一杠”（即变速箱、床头箱、溜板箱及丝杠），只要领导上全力发动职工加强薄弱环节，是完全能够保证均衡地完成国家计划的，但是，汪洪文却想不费力气地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均衡”，结果，到11月底还剩下一箱（床头箱）一杠（丝杠）绊住生产的脚，造成完不成任务的危险局面。
他强调生产有客观规律，这是不错的。
可是他所说的“客观规律”是一成不变的。
他不是通过人的实践从发展中来掌握生产规律，而是抓住一些过时的静止的材料当作客观规律。
该厂完不成生产任务，主要是由于领导上主观不努力，他却归罪于计划“违反了客观规律”，“冒进”了。
该厂最初确定计划时曾对困难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在进入生产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苏联专家在国庆节前曾对党委书记毕可治同志说：
“你们好好地搞，努一把力，在国庆节前完成二百九十一台，争取全年完成三百台。”
并帮助该厂具体分析了有利条件，如工人操作技术已经熟练，新设备已投入生产、装配工作已改变了劳动组织可以提高效率，等等。
这种看法不是很合乎客观规律吗？
可是汪洪文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强自己完成任务的信心。
在执行计划时，汪洪文没有从加强计划管理的工作中去认识生产的客观规律，发掘完成任务的各种潜力。
二车间车间主任王文山创造了整个机械工业系统比较完整的先进的计划管理经验，控制了在制品流动情况，为均衡生产打下极有利的基础。
汪洪文对这个重要创造开始时没有给以支持，及至东北各机械厂推广了王文山的经验，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强调提出这个经验以后，他才连夜去了解情况，可是仍没有把这些经验推广到隔壁的薄弱环节——三车间去。
到11月份，三车间还在“撵部件”，一出废活就打乱作业计划；
而王文山领导的车间则早已克服了这种混乱现象，初步建立了生产秩序。
汪洪文没有钻到生产中去，了解生产动态，解决问题，当然，也就只能停留在“掌握生产客观规律”的空谈上了。
生产中不合理的突击现象是完全应当反对的。
我们反对那种不顾工人健康，任意加班加点的突击现象，我们也反对那种不顾明天的生产，吃光储备，突击任务的做法。
可是汪洪文同志是怎样反对突击的呢？
机床一厂一年来的生产都是前松后紧，处于不正常的紧张状态之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废品增加，时时都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
汪洪文在生产前不作好生产准备工作，及至出现不均衡现象，他反而空喊“反对突击”，不去集中力量消灭薄弱环节。
今年11月，一车间干部、工人讨论改变劳动组织突破关键，汪向大家说：
“你们这是突击”，给群众泼了凉水。
11月30日，装配车间的精密度检查人力不够，车间临时抽调老工人增加三个检查组，保证完成产品入库的任务，汪见了却说：
“这是突击”。
汪洪文只知道“反对突击”，却不懂得采取合理的紧急措施保证完成任务，从中找到组织均衡生产的规律，从根本上消灭“突击”。
苏联专家曾对工厂提出：
“在苏联，工厂有完不成任务危险时，厂长就召集专业会议，订出措施，紧急动员，不能看着完不成任务，一点也不紧张。”
今年在讨论增产节约问题时，机械局一位负责同志曾问他：
增产节约同计划管理矛盾不矛盾？
他的回答是有矛盾，因为“搞竞赛就要突击”。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工厂翻砂车间创造了增产节约竞赛同计划管理相结合的好经验，竞赛结果，提前三十七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机床一厂的领导者采取官僚主义态度领导生产，在前松后紧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消极地脱离群众站在一旁反对突击，而不是带头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突破薄弱环节，这已成为该厂不能按月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
汪洪文同志还缺乏实事求是，克服困难的精神。
他口头上强调质量，但不去认真采取各种技术组织措施来使产品达到质量标准。
机械一厂担负着制造工作母机任务，产品的质量要求是严格的。
该厂有些主要部件（如丝杠）曾长期达不到苏联标准，汪洪文没有领导职工克服困难，到08月份预定的日期，丝杠公差还没有达到十二道的标准，09月份依然没有做到，专家说：
“你们主观太不努力”，专家具体地帮助制订了技术操作规程，并建议：
“如再不按标准生产，产品就应当作废。”
车间按照专家建议试制了二十根丝杠，结果全部达到苏联标准，有力地证明了工人完全可能生产标准产品。
而在这以前，汪洪文却认为“从来就是完不成计划，厂长怎能逼着工人去完成呢？”
他把加工车间能完成计划看作是“笑话”。
他以为提高质量就应当降低生产的速度。
汪洪文常提的另一个困难是：
“新产品生产困难多”，这是事实，但是他却只在空喊困难而不去积极设法战胜困难，如工具卡具准备不足的困难曾延续一年没有很好解决，到今年11月还没有作到充分供应，而另一方面，在生产上急需工具的时候，制造工具的车间却没有活作。
汪洪文也常说：
“工人操作不熟练，实行大批生产，工人就来不及学习。”
可是机床一厂并没有组织工人的技术学习系统地总结技术操作经验，帮助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提高技术。
他常常强调“科学”，说：
“生产是科学，不是热情”“热情是宝贵的，有钱难买的。
但解决不了生产问题。”
“生产不能直线上升”，他对记者说“人有热情，钢铁没有热情”。
他的“科学观”就是崇拜落后。
他说：
“作业计划不能凭热情，要凭因素”，他列举的因素是“计划编制按出勤率百分之九十六，实际上只达到百分之九十一到百分之九十三；
设备运用率按计划应为百分之八十五，实际上只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到百分之八十二；
间断工时按规定每月一千七百个小时，实际上却是一万个。”
他用这些因素来证明计划是凭热情而不是靠科学制订的。
可是，有些更重要的因素他却没有看见。
王文山领导的车间的第4工段，劳动生产率由三十五台份加工部件提高到四十五台份，出勤率由百分之九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可以按生产周期完成加工计划。
在讨论国家计划时，三车间生产丝杠是六十小时一根，计划规定四十小时一根，现在只用三十小时一根，有的只用十六小时一根。
丝杠加工公差，过去是五十道，由于工人的努力，降低到二十四道，后又降至十八道，十五道，现在已经达到了苏联标准。
今年第1季度讨论国家计划时，工人作床头箱要七十六个小时作一个，现在平均十二小时一个，最快的已经达到九小时一个。
汪洪文没有看见这些活生生的因素，因而到了10月中旬，他还说全年完成二百九十一台车床这个计划数字“不科学”。
他对科学的看法正如1935年斯大林在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会议上所批评的，是“拚命把我国男工女工底技术落后性当作根据，专门指靠于这种落后性，把这种落后性当作出发点，以至于拿起这种落后性来耍把戏了”。
斯大林又说：
“有些人在那里谈论什么科学。
他们说：
科学底原理，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底原理，是与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要求新的更高技术定额的情形相矛盾的。
可是，试问他们所说的究竟是那一种科学呢？
科学底原理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考验的。
如果科学和实践断绝了关系，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
如果科学就是像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的一种东西，那它对于人类岂不是早已没有什么作用了么”，什么是科学呢？
斯大林说：
“科学所以叫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象，不怕推翻过时旧物，却很仔细倾听实践经验底呼声。
如果不然，那我们就会根本没有什么科学”。
汪洪文只是玩弄科学这个名词来掩盖他对新鲜事物的粗暴的阻挠。
他把科学同热情对立起来，可是热情有什么可怕呢？
先进人物，广大职工的创造的热情，可以使用同一工具，在同一机床上创造比原来定额高几倍、几十倍的生产率。
正是工人群众蓬勃的政治和劳动热情，才能把科学不断地向前推进，成为改进与提高生产的物质力量。
社会主义企业一长制并不是给厂长以独断专行的大权，而是要求他按照国家利益办事，通过一长制来提高企业领导者对企业的全面领导，更大地发扬负责精神。
汪洪文不是这样理解一长制，他是“又要集中权力”“又不积极完成任务”。
1953年的工厂计划规定要给一车间一台摇臂钻。
汪拖延不给。
任务紧迫了，车间又要求借用基本建设部门一台摇臂钻。
按机械局规定：
如生产需要而又不影响建厂可由生产厂长和基本建设部门负责人协商解决报局备案即可，车间干部请副厂长批了条子又请示汪厂长，汪说要“考虑考虑”，并在同一条子上批示“不准动用”；
总支书记提出意见，汪说：
“没有这台设备。”
后经多次周折，才得解决，生产已受到了影响。
三车间增加设备，车间主任指名要求增加两名车工，汪说：
“谁教你指名要人的？”
车间主任怕得不敢再去，派调度员去找汪，汪说：
“你们再说调人，我就从你们那里调出两个来。”
车间干部怕调人不敢再说。
后来党委到车间发现了这个问题，商得副厂长同意，由二车间派去两名工人前去支援，但大家都不敢告诉汪厂长怕引起麻烦。
一长制实际上成了家长制，很多干部不敢见汪，助理工程师关维均说：
“我宁可受批评，也不找厂长。”
汪洪文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大门之内，他对一个把门的人说：
“来人找我时，没有重大问题就说厂长不在或者说厂长开会”，并说：
“工人来找我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叫他们到车间去办。”
他没有通过一长制来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在一次党委会议上，他说：
“任务完不成由我负责。”
他在干部会议上表示：
“完不成任务不怨你们，由领导负责，我带头进法院好了。”
当时就有人提出：
“你负责算什么，这是全体职工对毛主席对国家计划的负责问题。”
很显然，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和一长制和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方针完全不同的。
党和国家给了汪洪文一长制的权力，但，汪洪文领导下的工厂却出现了严重的无人负责局面。
他不放手使用副厂长主持日常生产。
一年来管生产的副厂长换了六次，汪同每个副厂长都闹不好。
他不深入群众了解生产实际，12月份以前，很少下车间，专靠听汇报来领导生产，因此，他对生产上的一些指令常常是脱离实际，给干部造成“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的困难。
一长制要不要党组织的监督呢？
这在汪洪文思想上是一个糊涂观念。
他对记者说：
“党、工、团下去都‘追部件’，搞不起生产秩序。”
根据记者观察，党组织工作虽也有一些缺点，但，汪洪文同志应当站在正确立场上首先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主动地依靠党、工、团力量搞生产，而他却没有这样作，反而在旁边指手划脚说风凉话，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次市委派了工作组下去帮助该厂完成任务。
市委工作组提出借用机械二十五厂和七厂的车床来赶作丝杠，调整该厂的设备能力，争取完成今年任务和准备明年01月储备量。
当党委会建议汪去外厂交涉时。
汪不去，叫副厂长去，又说，“副厂长没有时间”。
后来市委工作组对他提出了意见，他说：
“我去吧，不去不是太没有热情了吗。”
“市委没成立调度室，你可以作一个大调度员。”
交涉妥当后，汪又提出种种困难。
他不把党的援助看作最大的支持，激励自己更好地工作，反而采取了极其不严肃的态度。
在平时他对党委会的决议从未认真执行，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行政工作计划或总结交党委会讨论，今年他在党委会上一共作了五次行政计划报告，其中有两次是吵出来的，他今年只有一次正式向党的会议报告工作。
党、工、团一些同志对生产管理的认识可能有不全面的地方，汪洪文没有积极提供情况和意见帮助大家统一思想，反而坚持了落后的意见；
这就使一长制和党、政、工、团统一步调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他把党的监督看作“事事干涉”，不了解一长制是永远也不能脱离党的监督的。
失去党的监督，社会主义企业一长制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家长制。
机床一厂以汪洪文为代表的错误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反映。
随着国家企业日益走向社会主义的管理水平，残留在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其与社会主义企业不能相容的丑恶性质。
汪洪文的企业管理思想是同国家总路线总任务完全对立的思想，只能延缓社会主义建设速度。
只有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彻底清除这种思想，机床一厂的工作才能适应党和国家的要求走上正确的轨道。
机床一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应由此得到深刻的教训。
一年来，许多同志对汪洪文的思想是有意见的，差不多每次会议，每件工作，每个运动都有争论。
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呢？
基本问题是党组织还不会从政治原则上去领导生产，或多或少放弃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工作，没有在社会主义企业思想与资本主义企业思想之间划清界限，因而不能从思想本质上揭穿汪洪文的错误。
党组织没有充分地把思想工作当作党在企业组织中的首要职责，这就削弱了党委的集体领导，降低了党组织的战斗作用，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了个人之间的争论，造成紊乱的局面，损害了经济工作。
机床一厂党组织个别同志当问题得不到充分解决时，有的提出：
“不要吵了，作个决定吧，不论那个意见都行。”
有的同志则滋长了“你不干，我干”的情绪。
这是有害的。
党组织进行思想斗争是为了树立社会主义企业原则，巩固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长制。
最后，从这件事中也可以暴露各方面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今年，各上级机关派到机床一厂检查工作，进行重点试办的工作组或个人共有十四五起之多。
对机床一厂的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来到机床一厂的人都知道机床一厂汪洪文有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工作组只发现问题，没有结合总路线认真检查该厂的生产工作和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有的只帮助作一件具体工作而不管其他，有的只是到该厂试验某一项业务经验，经验出来还没有在全厂推广就被带走了。
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现在，12月已经过了三分之二，时不我待，在紧张完成1953年全年生产任务中，机床一厂还存在很多问题，希望努力争取完成任务，并在学习总路线的同时，认真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从思想、工作到组织各方面都健康起来，迎接明年更大的任务。

星火集体农庄庄员写信给工人报告农庄生活
要和工人结成巩固的联盟发展工农业生产亲爱的工人老大哥们：
我们是松江省桦川县星火集体农庄的庄员。
首先对你们积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努力发展工业生产表示感谢。
我们每个庄员都已认识到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得到解放和建设美好的生活，最近我们学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更加明确了前进方向，增强了我们建设农庄、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信心。
我们农庄现在有七十一户，三百一十口人。
解放前，全体农庄庄员都受尽了地主富农的压迫和剥削。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分到了一千三百九十五亩土地，在北大荒的草原上才开始建设起新的生活。
1948年，党领导我们组织了二十二个互助组，初步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
那年庄稼虽然遭了自然灾害，每垧（十五市亩）地还打了五千多斤粮食，比伪满时期每垧多打一千多斤。
这就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1950年，政府在桦川第10区成立了农业机器站，带来大批的新式农具，帮助咱农民发展生产。
这一下子咱村里就一年比一年不同了。
这一年咱村来了一台马拉农具，因为原来互助组的土地零散，不好使用，就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土地连片，使上了马拉农具，这年每垧地就打了六千多斤粮食。
有了马拉农具，大家又盼望着使拖拉机，1951年政府真给我们村送来了拖拉机。
这样土地连片又不够了，还要有大块地才能耕种，这时，党又领导我们组织了集体农庄。
以后又得到很多你们制造的新机器，我们的生活就越过越美好了。
机械化生产，给农庄年年带来了丰收。
成立农庄的第1年，全庄种了九十五垧水稻，用机器干的活只占四分之一，拖拉机翻的地也不多，大部分活还靠人工干，秋收每垧平均打了八千八百多斤稻子。
去年种一百八十六垧，机器干的活占到百分之三十，拖拉机翻的地占百分之六十四，每垧平均打一万一千斤。
今年种二百○二垧，耕、耙、播种都用机器，机械生产已达到百分之四十，每垧平均打到一万二千多斤了。
比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平均产量高出三分之一，比互助组高二分之一，比单干户高一倍。
你们不但帮助我们用机器种地，还供给我们电力和其他的生产机器。
我们用电力抽水灌溉，就再也不怕水涝旱灾的威胁。
以前打稻、扬稻都用人工，现在从脱谷到制成米，甚至铡草都全部用电力了。
机器生产节省了很多劳动力，比如电力抽水，就给农庄节省了三千多个劳动日，使我们有人工来发展各种副业生产。
农庄的畜牧场里现有八十二头牛、十二匹马、七十口猪和二百八十只鸭子。
另外还有三垧果木园子，这些方面每年使农庄增加了五亿元的收入。
农庄生产不断地发展，庄员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
去年每个劳动日分得四万五千二百元，今年就分到六万元了。
庄员中最多的每人每年做到三百个劳动日，一个普通的庄员收入总在一千三百万元以上。
若是以家庭算就更多了。
像李忠源家，两个整劳动力，今年每人做了二百五十个劳动日，两人共分到三千万元。
全庄七十一户都已彻底摆脱了穷困，生活水平超过了一般的中农。
每人每年可以买八丈布，家家都按上了电灯和收音机，盖了漂亮的新屋。
今年除了生活开支，平均每家还有五百多万元的存款，李忠源家就存了一千二百万元在银行里。
过去孩子们都念不起书，现在全庄有一百一十个成年人进了夜校，十八个青年上中学、二十七个上高小，还有三十八个儿童在初小里念书。
全庄订了五十一份报纸和期刊。
我们每个庄员都从自己的经历中体验到农民和工人就像鱼和水一样离不开。
这次学习总路线时，回过头看一看三年来走过的道路，更加认清了国家工业化和咱农民的关系，大家一致表示要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最近我们把一百八十六万斤余粮全部卖给了国家，增加国家建设的力量。
为了争取明年生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现在农庄已开垦了一百三十八垧荒地，增修和整修了水利工程，准备了良种，还买了十匹马。
农庄还要逐步扩大，我们准备吸收四十多户新庄员。
最后，我们全体庄员向你们表示：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巩固工农联盟。
你们加强工业建设，我们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让我们的国家早点过渡到社会主义！
星火集体农庄全体庄员

斯大林是强大社会主义工业的创建人
苏联格·科西雅钦科
我国工人阶级，在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及建立了工人阶级专政后，在政治上战胜了资本主义。
于是，在工人阶级的面前，在党的面前就提出了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任务。
列宁和斯大林发现了，并科学地论证了解决这一重大任务的方法，他们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环节，是发展重工业。
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极短的时期内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强大的工业——我国在向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中的物质基础。
×××
列宁和斯大林科学地论证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绝对必要性。
伟大的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巨大的机器工业，而且，最快地消除由来已久的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性，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依据列宁的指示，制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理。
他指出，工业化的实质在于发展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
他以建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的伟大纲领武装了党和苏联人民；
这样的工业能够领导农业，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斯大林说：
“我们在建设新的政治制度——苏维埃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是很好的。
可是这还不够。
要达到我国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还必须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
我们或者是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失败。”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十一卷，二四八页）
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内外环境，都说明必须迅速地实行工业化。
处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没有重工业，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就不可能保护和巩固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
斯大林同志在1946年02月09日的演说里说道：
“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假如这件事稍迟一着，那就等于失败。
党记住了列宁底指示：
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
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排斥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的实施，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只能依靠内部积累的源泉，这就要厉行最大的节约，要有忍受暂时牺牲的决心。
困难并且在于，迅速地发展工业要求为数众多的工程技术干部和经济干部，而且必须在开展新的建设的同时来造就这些干部。
斯大林同志在苏维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中，在群众的创造性的劳动和政治的积极性中，看到了克服这些困难及顺利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历史任务的可能性。
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同，它的目的不是吸取利润，而是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苏维埃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在技术上重新装备农业、轻工业与食品工业并使之提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物质前提。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才能不断地增长起来。
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是党在跟党和苏联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跟托洛茨基分子及布哈林分子进行最尖锐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中实现的。
这些人民的敌人，曾极力想破坏工业化，想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
苏联人民在实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中无限忠诚地支持了党。
劳动群众的创造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竞赛的极其广泛的开展，保证了斯大林工业化计划的完成。
由于实行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政策的结果，苏联在空前短促的时期内从在工业方面是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
在一九二八到1940年这十三年内，苏联消除了自己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性，结果在工业生产总量方面跃居欧洲的第1位。
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在电气化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就工农业的新的技术装备来看，苏联已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由于建立了先进的大工业，才能把农业迅速地转上社会主义轨道，在技术上改造它，并且使农业的生产率有了巨大的增长。
斯大林同志指出，生产的这样空前的增长，不能认为是我国从落后到进步的一般的发展。
“这是一个飞跃，借助于它，我们祖国从落后国变成了先进国，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决定国家生产力巨大发展的主要和决定的力量，乃是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的巨大意义，特别有力地表现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
非常有远见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拯救了我们祖国免于灭亡，免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奴役。
苏联工业在战后年代里，继续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
战争的后果在短短的时期内被消除了，工业生产大大地超过了战前水平。
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苏联的工业生产增加到三十九倍。
1952年生产的工业品约为1940年的二点三倍，其中生产生产资料的部分则增为二点七倍。
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创造了全部社会生产在最高技术基础上、在经常提高的人民消费水平上不断增长和完善的可能性。
苏联人民在遵循斯大林的纲领建成了社会主义之后，便着手建设共产主义。
斯大林教导说，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是切实地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对于自1951年至1955年苏联发展第5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是苏联工业实力进一步增长的伟大纲领。
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这一指示，是在伟大的斯大林直接领导下拟制的。
伟大的斯大林关于准备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的思想、关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要服从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任务的思想，都具体地表现在五年计划里。
第5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和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要进一步达到巨大的高涨。
按照指示规定，全部工业的总产量在五年期间必须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百分之八十，消费资料的生产大约增加百分之六十五。
党和政府在实行斯大林同志的规划时，不断地指导社会主义工业沿着技术进步的道路发展。
仅仅从一九五一到1952年这段时间，祖国机器制造业就创造了一千一百种左右的最重要的新式机器和机械。
费力劳动的机械化在战后年代里大大地前进了，电气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的工业继续以广泛的规模用现代的机器装备了农业、运输业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
斯大林一向对全力发展重工业表示了特殊的关怀。
他是建设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冶金联合工厂、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拖拉机工厂、莫斯科和高尔基汽车工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工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好多这样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发起人。
根据斯大林的规划，正在伏尔加河上、第聂伯河上、阿姆·达里河上及其它等地修建最大的水电站和灌溉系统。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验，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它证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生产基础有绝对的必要；
这经验便利于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
斯大林同志说：
“我们应竭尽全力来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凭借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吸引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的中心。”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七卷，二九九页）
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科学预见，光辉地实现了。
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它们实行经济上的互助合作，顺利地建设着新生活。
苏联给人民民主国家以巨大的物质上的援助，供给他们建设工厂用的头等技术装备，帮助他们采用新的技术，精通生产。
苏联的多方面的援助，使人民民主国家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巩固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
党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与导师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以全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经济与国防实力的牢不可破的堡垒，不断提高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巩固的物质基础。
实现斯大林的这个遗训，是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之一。
（峰译自1953年03月13日苏联“真理报”）

约·维·斯大林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创造者
苏联　哥·科托夫
列宁的战友和他的事业的天才继承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争取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斗争。
我们祖国在争取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是和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顺利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最困难的任务——把千百万劳动农民导向集体农庄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伟大的斯大林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创造者。
×××
列宁曾论证了把农民群众导向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为完成这一任务制定了他的著名的合作社计划。
列宁敏锐地看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千百万劳动农民群众建立联盟并且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的情况下，合作社是唯一正确的、为千百万农民所容易接受和了解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根据列宁的天才预示和苏维埃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成熟需要，全面制定了并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理论。
斯大林同志曾异常令人信服地指出，不能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时期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既以最大规模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为基础，又以极为分散的和落后的小农经济为基础。
早在1927年末，当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取得决定性成就的时候，农业的分散性使它不适宜于使用现代化机器设备所造成的极端落后，已经显现出来。
农业的落后曾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险恶的情况。
此外，当我国的小生产还大量存在甚至还占优势的时候，我国仍然存有使资本主义复活的条件，因为，正如列宁所说：
“……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大规模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为了消除这一危险，并且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基础，就必须把农业转向能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并能把商品谷物的产量提高好多倍的大规模生产。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摆脱当时境况的出路。
在被称作集体化的代表大会，即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说道：
“出路就在于用公共耕种制做基础来把零散的小农庄联合为大农庄，用新的更高的技术做基础来实行集体耕种制。
出路就在于循序渐进，然而一贯到底地，不是用强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说服方法，把小的和极小的农庄联合为大的农庄，以公共的共耕式的集体的耕种制做基础，同时采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增加农业强度的科学方法。”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三○五—三○六页）
这就是斯大林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英明纲领，这个纲领受到第15次党代表大会的一致拥护，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
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条件和时间问题，在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坚决要求在使小农庄集体化时，要严格遵守自愿原则，绝不允许有任何强迫。
党、斯大林同志是从缜密地考虑了苏联各个不同区域的特殊条件出发，来确定集体化的速度和时期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
“……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区域内特殊条件的原则，也和集体农庄运动自愿性的原则一样，是发展健全集体农庄运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斯大林：
“胜利冲昏头脑”，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4页）
斯大林同志对歪曲党的集体农庄建设路线的各种现象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他教导我们既不要超越群众运动，也不要落在群众后面，不应当听任运动自流，而应有组织地领导集体农庄运动。
斯大林同志的著名论文“胜利冲昏头脑”和“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复”，对于开展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党坚持而耐心地、循序渐进地为贫农和中农群众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准备了一切必要条件。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实行斯大林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纲领，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大量地为农业制造了拖拉机和其它机器。
农业合作社逐渐使农民习惯于集体经济，教育他们参加集体农庄。
第1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成绩用事实使农民群众信服了巨大的社会主义生产的优越性。
一九二八和1929年在采购粮食运动中对富农分子所作的坚决斗争，促进了农村中贫农的联合，使中农摆脱了富农影响，从而孤立了富农分子。
党的这一切措施都为贫农和中农的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准备了条件。
这个运动由1929年下半年开始，并在我国的生活中开辟了伟大的转折时期。
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富农，意味着最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意味着社会由旧质态向新质态的飞跃。
这种变革的意义，就其后果说，相等于1917年10月革命的变革。
在千百万农民群众直接支持下，这个由国家政权发起由上而下实行的革命性变革，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根本问题：
如消灭了富农这个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领导农村中人数最多的贫农和中农阶层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国民经济中这一最广阔的、迫切需要的同时是落后的部门——农业中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
集体化的成绩明显地证明了党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执行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
右倾投降分子——富农的庇护者们已被彻底粉碎，托洛茨基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基本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也被粉碎。
共产党依照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实行了巩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联盟的政策，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更加巩固了这个联盟，并使它成为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友谊结合。
×××
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作为现阶段集体农庄运动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对于巩固和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劳动组合形式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最重要的要求—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同时它把集体农民的个人的、生活的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恰当地使第1种利益适合于第2种利益，因而有利于以集体主义的精神来教育集体农民群众。
斯大林同志曾不倦地研究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问题。
还在1930年，他就提出了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劳动组合形式的集体农庄的任务。
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学说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全面发展公有经济—集体农庄的主要力量，增加集体农庄的公有财产，提高集体农庄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总量和扩大商品产品的出路，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布尔什维克化，使集体农民生活富裕起来。
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党和政府曾用在工作上和政治上经过考验的干部来巩固集体农庄。
稳固的土地使用制的建立、耕地无人负责现象的消灭和按公顷加算义务供售农产品制度的建立，促使集体农庄土地得到更充分和更好的使用。
正确地组织集体农庄劳动和正确地支付报酬，达到了大大提高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收入的正确分配、集体农庄内部民主制度的建立、保护公有财产和从集体农庄中赶走了潜入的敌对分子、集体农民的农业技术的教育、对集体农庄在农业技术上的帮助的保证、赋予集体农庄长期信贷的优待条件等，所有这些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促使着集体农庄的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巩固。
1935年，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通过了被集体农民合理地称之为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生活法规的农业劳动组合模范章程，这个章程对于集体农庄的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巩固，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关怀着最严格地遵守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情况，严格地惩治违犯章程的人和滥用集体农庄财产的人。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倡议所创建的机器拖拉机站，在农民经济集体化方面曾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集体农庄方面、在扩大农业产品生产方面的主导作用是属于机器拖拉机站的。
由于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经常关怀以完善的机器装备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已成为了国家的大企业。
现在在农村里，有近九千个机器拖拉机站、护田植林站、牧场土壤改良站和机器畜牧业站。
集中在国家手里、机器拖拉机站手中的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提高的最重要手段。
机器减轻了集体农民的劳动，无比地提高着劳动的生产率。
×××
农业的集体化，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建立，给我国农业生产的高涨和集体农民物质福利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在最近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中，有巨大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在三十年代没有用新的集体化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农村中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没有这种生产的变革，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就会萎糜下去，如像现时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生产力萎糜的情形一样。”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55至五六页）
还在战前的年代里，在大规模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农业中，谷物和其他产品的生产都已达到了卓越的成就。
已经巩固和确立了的集体农庄制度，光荣地经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严重考验，保证了武装部队和居民的粮食供应，保证了工业原料的需要。
战争期间，集体农民表现出在农村中史无前例的对于全民利益的高度觉悟。
在战后年代里，由于苏维埃国家的大力帮助和集体农民的忘我劳动，农业方面迅速地克服了战争的影响以及接踵而来的1946年的严重旱灾。
在极短时期内，已经恢复了而且超过了战前的农产品生产水平。
1952年，播种面积较1940年增加了五百三十万公顷，谷物的总收获量达八十亿普特。
技术作物和饲料作物的生产也大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公有畜牧业的发展获得了重大成就，无论在牲畜头数方面或畜产品生产方面，都在国内占绝对优势。
战后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制度的发展和巩固达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有组织的力量对自然界的强大进攻来实现的。
斯大林的改造自然的计划正在顺利地实现着。
合并小的劳动组合，是战后时期在组织上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重要措施。
它给在生产上使用复杂的机械设备、给更好地运用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给集体农庄生产的各方面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可能性。
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法的学说，在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一作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性文件的著作中，斯大林同志全面地研究了用逐步过渡的方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用逐步过渡的方法以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的问题。
实现这一任务是准备将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
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使许多世纪以来城市和乡村对立、工业和农业对立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将使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本质差别趋于消灭。
这种差别现时还作为在城市、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在农业中的集体农庄的、集团的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形式存在着。
社会主义农业在第5个斯大林五年计划中要得到强大的发展。
第19次党代表大会指示说，在农业方面，主要的任务今后仍然是提高一切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进一步增加公共的牲畜总数并大量提高其产品生产率。
为了实现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要求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的各级组织，进一步改善对集体农庄建设工作的领导，经常注意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发展和巩固，并在这个基础上保证集体农庄商品生产的增长，不断地提高集体农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
党和人民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所建立的集体农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
现在的任务在于，用一切方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以求达到苏维埃国家全部集体农庄的进一步高涨和繁荣，巩固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联盟。
（译自1953年03月17日苏联“消息报”）

苏联机关党的工作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何
一
在苏联，国家领导着经济和文化建设，所以国家机关工作的效能对于建设的成绩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而机关党的工作是保证国家机关完成自己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最近几个月来苏联大大加强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如像合并了政府各部，增加了部长的职务，以及中央机关实行新的工作日制度等等，为了了解苏联机关党的工作，我最近访问了苏联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党支部书记洛格维连科同志。
洛格维连科同志是这个局的一个科长，连任党支部书记已经三年。
据他说：
这个局的党支部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所指示的行动纲领来组织工作的。
党支部进行着两种工作：
第1，保证机关工作的协调；
第2，对机关职员——党员和非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党支部还把对集体的工作方式和对个人的工作方式结合起来，注意对个人进行教育。
党支部和各个党员、非党员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困难，加以正确的解决。
我们知道，由于机关工作条件的特殊，苏联机关党的组织不行使生产机构中党的组织那种监督行政工作的职能。
对各级机关工作的监督，由相当的党的机构来执行。
但这并不是说，机关党的组织可以不管、不作用于本机关行政的工作。
机关党的组织作为机关秩序的守察者，有责任保证机关行政工作的协调。
“真理报”社论指出过：
“作为机关中真正苏维埃秩序的守察者，首先就是说，以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保证苏维埃机关一切环节不偏地、准确地进行党和政府的指令。
如果某机关没有按时完成党和政府的指令和指示，如果这机关有些工作人员开始纵容违背苏维埃法律，那么及时提醒注意，这是基层党组织的责任。”
要尽到这样的守察者的责任，机关党组织必须深入机关工作中去，要求党员注意机关的当前任务，把机关工作的最重要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讨论。
据洛格维连科同志谈：
苏联财政部监督检查局的党支部努力深入到局的工作中去。
党支部大会讨论过局的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工作总结，联系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改进监督检查工作；
也讨论过执行财政部部务会议关于改进监督检查工作的决议与党员的任务。
党支部要求党员做好所负的行政职务，在工作中起积极作用。
在基本建设和生产中，发掘潜在力是很重要的，监督检查局的工作也从这方面着眼。
这样，党支部就注意发扬党员和群众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提倡对发掘潜在力的点滴意见都要重视的工作作风。
材料的使用是否节约，切割的钢铁刨屑是否太厚，都在注意之列。
现在党和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交售和购买价格，但为了零售物价不断减低，监督检查局就要努力发掘减低生产成本和周转费用的潜在力。
机关党组织有责任经过负责行政工作的党员作用于机关工作。
据洛格维连科同志谈：
在生产企业中，行政负责人要代表行政向党的组织报告工作。
在机关中，如像这个局，党支部以及财政部的党委会，都不能要求行政负责人代表行政报告工作，但可以听取行政负责人作为党员报告执行部务会议决定的情况，如像执行季度工作计划的情况，然后提出适当的批评和意见。
这些批评和意见，行政负责人要采取具体办法在一定的期间在工作中实现。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大问题，是这个局党支部注意的中心。
党十九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国民经济某些部门的缺点。
党支部研究党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后，局检查了木材工业、采煤工业的产品成本稍高和钢铁工业中产生废料废品的原因。
检查时吸收了技术专家参加，因为财政工作人员懂经济但不大懂技术。
检查后提出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改进的意见。
最近，党支部讨论了党中央09月全会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定，提出了局在1954年第1季要在财政方面检查各地执行决定的情形。
监督检查局从来没有发生党支部与行政不协调的事情。
据洛格维连科同志谈：
如果行政有缺点而不接受批评时，党的组织可以和应该向上级党委申诉。
财政部党委虽然没有权监督局的行政工作，但可以把作为党员的局负责人召来谈话。
苏联各机关党组织受所在地的党区委的领导（如莫斯科市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党组织都受莫斯科市各区的党区委的领导）；
中央机关的许多事情可以直接报告部长和党中央。
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同志本身就是党中央委员。
财政部党委和兹维列夫本人都非常重视从下而上的批评。
在党委开会审理劳动者的来信和控诉时，部长亲自参加。
局里党员都是干监督检查工作的，所以对于批评是认真的。
洛格维连科同志的谈话，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苏联社会对于揭露和克服缺点的重视，特别是像向相当的党机构及时提醒注意这样有力的手段。
苏联共产党党章说：
“在政府各部内，由于苏维埃机关工作的特殊条件，党组织不能行使监督的职权，它们的责任是提醒注意机关工作中的缺陷，指出部及其个别工作人员工作中的缺点，并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提交中央委员会及各该部的领导人。”
关于提醒注意和批评，莫斯科市一位党区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同志最近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总结了该区机关党的工作的某些经验。
他举出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属房屋管理处的工作例子。
这个管理处有一个时期不重视劳动者的控诉和申请，工作不切实，引起正当的责备。
管理处的党支部委员会请行政注意加强各科负责人，清理来信和申请书。
但行政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党组织请上级党机构提醒注意。
现在管理处的工作改善了。
特洛菲莫夫同志认为：
机关党组织要注意在原则问题和重大的缺点上提醒注意，要深刻地揭露缺点和周密地提出意见，而这要靠展开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
他说：
“对机关工作中缺点的提醒注意，这就是说在机关内展开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支持实事求是的建议，坚决反对那些阻挡批评以至企图压制批评的人。
在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以后，批评更加尖锐和有效了。
然而现在在批评上还往往不如工业企业党员批评缺点那样勇敢。
发言人往往回避尖锐的问题，对于官僚主义的歪曲保持缄默。”
特罗菲莫夫同志批评了一些对待批评的不正确态度，如像：
保持“一团和气”；
希望“家丑不外扬”；
认为批评是“破坏威信”；
以反批评对付批评者；
把机关的领导者放在批评之外；
藉口机关工作的特殊性以逃避批评。
他指出：
根据党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坚决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进机关工作和教育机关职员的最重要方法。
二
苏联国家机关向来把提高职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把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看作改进各个环节工作和保证机关完成工作任务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所以，这也是机关党组织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苏联财政部监督检查局的干部都是国民经济的检查员，所以党支部特别重视干部的政治学习。
据洛格维连科同志谈：
苏联机关在职干部的政治学习有三种形式：
理论修养较高的干部自修，中等的参加研究组（课堂讨论），较低的进学习组。
此外，有些干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或函授大学学习。
党员和非党员在一起学习。
从每年10月01日开始新的学年。
自修的干部，有解答员帮助。
他们向解答员质疑，解答员也向他们发问题，检查学习的进度。
研究组的干部以自修为主，每月两次（每次两小时）集体讨论，学习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学习组按程度又分两种：
一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另一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参考列宁斯大林著作。
学习组有辅导员帮助。
每课由辅导员作讲演后，发给问题，下课自习，然后在辅导员指导下进行讨论，辅导员可临时指名发言。
学习组每一两星期讲演和讨论一次。
苏联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干部理论修养比较高，没有学习组。
除五个人自修和个别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和函授大学学习的外，全部都组织在研究组学习。
局的干部一半在机关，一半出外检查工作。
所以组成两个研究组。
研究组组长是理论修养较高的正副局长。
学习的内容是一样的，但在机关的每月开三次讨论会（以前是两次），出外的人自修，回莫斯科后十天中开讨论会两次。
学习有一定进度，每次讨论前研究规定的书籍和问题。
鼓励作笔记；
熟读深思而不作笔记也可以。
由于预先有研究准备，讨论会上发言很活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
此外，党支部还组织政策学习。
如像学习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上的报告，苏联共产党中央09月全会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定。
在学习政策时，特别注意和本部门实际工作联系起来研究。
“共产党人”杂志所载的特罗菲莫夫同志的论文，也谈到机关职员的学习问题。
他说：
党的区委在指导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时，注意区内各机关的特点。
他所领导的那一区工业和财政的机关较多，所以注意提高机关职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知识，以领导生产的科学原则和对待经济问题的正确态度教育干部。
党区委和机关党支部在这个学年组织机关理论教育时，已经注意不违背职员选择那一种学习的自愿原则，就是说，不是没有解释地、没有分别地把所有工作人员，连那些愿意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编在学习组织里面，只对那些没有掌握起码政治知识的党员，才作必须学习什么的规定。
对职员进行政策和文化教育时候，同样也根据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分别进行。
例如，今年09月，国家银行莫斯科市办事处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总结与办事处工作人员任务的全体职员报告大会以及国际形势的报告、劳动者共产主义教育的讲演等，讲演是分组进行的，此外，办事处的领导人员和职员座谈了在新的工作日制度下提高工作水平问题。
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员，鼓动员进行座谈以至读报。
特罗菲莫夫同志认为，集体的教育方式绝不排斥对每个人单独地进行细心的教育。
他批评这样的情况：
机关里举行不少大会、小会、讲演、报告，许多人参加；
可是在这“一般的包罗”后面隐藏着个别教育工作方面的缺点。
“真理报”在最近一篇社论中写道：
“党组织有责任教育苏维埃职员以忠于社会主义祖国，以苏维埃爱国主义，以对所委托的事务高度负责，来认识他们所执行的工作的国家意义。”
社论说：
政治工作如果接触到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漏洞，如果党组织利用任何已经显露的好事和坏事来教育职员以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完成他们的职责，那么政治工作将会得出完满的结果。
三
在机关党的工作中怎样正确地组织党的会议，对于提高会议的质量和效果，对于爱惜大家的时间，是有重要意义的。
苏联国家机关自从施行新的工作日制度以来，更加提倡把会议开得精、开得短，更加反对不具体解决问题的清谈和拖延时间。
苏联财政部监督检查局的党支部经常讨论机关工作和学习中的重要问题。
据洛格维连科同志谈，支部曾讨论过：
在提高监督检查工作的质量上党支部的任务；
改进挑选、分配与培养干部的措施。
党支部大会一年两次讨论学习问题。
党支部大会每月举行一次，有时两次，每次最长不超过四小时，公开的会议吸收非党群众参加。
党支部大会每次只讨论和解决一个问题。
首先由报告人读了四十分钟到一个钟头书面报告，然后参加会议的人广泛地发言。
每人发言十分钟，重复的五分钟，解释说明的三分钟。
如果发言人所谈的问题比较重要，超过了十分钟，要征求得大会同意才可以延长，讨论后归纳起来的意见，要保证在行动中实现它们。
会议开得好的关键在于会前的准备。
开会以前三五天把讨论的问题通知全体，以便大家事先想好意见。
每次开会以前，根据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决定报告人。
报告人可以是局长、副局长、科长等负责干部党员，也可以是普通党员。
挑选干练的党员做报告，但是避免总是某一个人。
除了挑选报告人外，还组织了两三个人的临时小组，负责和党员谈话，收集和议题有关的材料，把材料供给报告人，他们自己也准备在会上发言。
洛格维连科同志以前当过小组长。
党小组会议主要讨论本科本处范围以内的问题。
小组会的好处在于更接近党员，但据他的经验，也要适当调节，也免开会太多。
党支部大会只讨论整个局的和重要的问题，党支部委员会则讨论任何问题。
支部委员会每月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两三小时。
不是遇一件不重要的问题就讨论一次，而是把有联系的问题集中在一起全盘地解决。
例如把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合在一起研究。
支部委员会每次讨论和解决一个到三个问题。
支部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遇事大家商量着办，不是由支部书记或某个委员单独决定的。
支部委员会（五人）有分工：
书记负总责，其他的支部委员分别负责政治学习、行政业务、工会工作、报刊。
如政治学习班次的编组，由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
但个别人的转班这类日常问题，由负责政治学习的支部委员解决。
局的党支部委员会向支部大会定期报告工作，受财政部党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并且与党的区委员会的视察员发生联系。
机关党支部委员，特别是书记，怎样才能做好工作呢？
洛格维连科同志说得很诚恳：
“最主要是客观地正确地解决问题。
党的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方法是说服。
我从来没有对人大声叫嚷，因为叫嚷就形同强迫。
我们的主要方法是经过说服使人了解我们所解释的思想，领会它，把它变成他自己的。
我认为，客观、公正、热心帮助人，这是对党支部书记的最重要要求。”
苏联机关党务活动时间与行政工作时间有严格的划分。
机关党的工作既然是为了保证行政工作做好，所以不允许党务活动占用八小时以内业务工作时间；
而为了保证职员有足够时间休息、学习和社会活动，也不允许业务工作占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公余时间。
每周有一天是党日。
党的会议和职员学习都在工作时间以外，有关职工福利的工会活动也在工作时间以外。
只有汇报行政工作和分配行政工作任务的业务会议，才被允许占用工作时间。
苏联机关党的组织很注意合理地安排工作，不使某些积极分子负担过重。
这从两方面注意：
一方面很好地计划工作。
例如，已经举行机关全体职员时事或某个问题的报告会，就不需要接着又在机关内各单位作同样的报告；
党的支部委员不一定要重复出席一切会议。
另一方面，善于发挥许多党员的积极性。
洛格维连科说得很深刻：
“没有不会做事的党员。
只是有些人被吸收参加了社会工作，另一些人还没有。
要吸收更多的人做社会工作。
从鼓动员这样经常性工作到准备会议这样临时性工作，都要吸收人参加。
这样才能发挥全体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把机关党的工作做好。”
11月28日

一个匈牙利农村的两笔账
匈牙利格·列纳特
在匈牙利绍莫吉州一个叫厄勒格拉克的小村庄里，庄稼已经收割完了。
这个村在全区里是最早完成收割工作的。
眼看着作物都是丰收，人们工作的劲头更大了。
因为各处都开始了打谷，人们就谈起谷子的价钱如何，每一个人的收入多少。
只要真正出力耕种的人今年都有好收成。
厄勒格拉克村的人都是勤谨的人，并且都熟悉种地的技术。
例如单干户阿格斯顿·安托尔种着十霍尔德
（一霍尔德等于八·五五市亩）土地，他每霍尔德平均可以打谷一千二百公斤。
“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成更好，它的玉蜀黍、甜菜、马铃薯和谷子都是全区最好的。
从打谷的成绩来看，合作社每霍尔德的谷子将不少于一千五百公斤。
除去交纳给国家和存下种子，每一个社员将得到很好的收入。
一个劳动日单位至少可得到六公斤谷子，还有玉蜀黍、马铃薯、甜菜、其他工业作物和畜产品的收入不计算在内。
现在，合作社社员时常在算他们每一个劳动日单位净收的谷子到底是多少。
让我们来看看阿格斯顿的账。
他在村里是一位有声望的中农，老乡们常常来找他请教种地的事。
他和他家里五口人都起早摸黑地耕种着他的十霍尔德土地。
今年他拿三个半霍尔德的土地种裸麦。
他已经算出来今年除了交纳定额、打谷子的开销和留下种子之外，他自己可以收入多少东西。
下面就是他的账：
全部收成谷子　四千二百公斤
交纳一千四百五十公斤
打谷费用四百二十公斤
储存种子三百五十公斤
全部支出二千二百二十公斤
个人收入一千九百八十公斤
从账上看，阿格斯顿家把一切开销除掉后，还可以得到一千九百八十公斤谷子。
让我们看看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账。
何瓦特·拉斯洛和老婆儿子三个人都工作，在合作社中，他们受到大家的尊敬。
平常他们从来不轻易耽误一天工作。
下面是何瓦特的账：
所做劳动日单位　六百个
分得谷子　三千六百公斤
交纳　无
打谷费　无
储存种子　无
个人收入三千六百公斤
所以，何瓦特·拉斯洛净挣三千六百公斤谷子，他可以随便处置，不要交付任何开支。
在合作社里，交纳给国家的粮食是统筹办理的，打谷费和谷种都由公共收入中拨出来。
其余的粮食就按劳动日单位来分给社员。
“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何瓦特的收入比一个有着十霍尔德土地的中农还要多。
在一年中，何瓦特的三口之家所挣得的谷子几乎和中农阿格斯顿的总收入一样多，但他们的实际收入比阿格斯顿的高。
德里·约瑟夫和宾德尔·伊斯特万的收入也和何瓦特的不相上下。
德里一家共做了五百八十个劳动日单位，合三千四百八十公斤谷子。
寡妇柯拉尔大娘在女社员中要算最勤勉的，她做了二百四十个劳动日单位，她将从合作社得到一千四百四十公斤谷子，这足够一个三口之家食用了。
我们只说到谷子，但合作社农民还要得到很多玉蜀黍、糖和其他农产品，数量比任何单干农民要多得多。
这种成绩决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合作社社员必须辛勤地工作，必须学习在几百霍尔德面积的土地上大规模集体耕种的方法。
去年和今年，“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田地都是用先进方法来耕种。
去年他们用拖拉机把地耕深了，种子播在二十二公分深的犁沟里。
在春秋二季都施肥，机器拖拉机站大力帮助他们春耕。
有了这许多条件，所以阿格斯顿的土地每霍尔德只收一千二百公斤小麦，而合作社的收成却平均是一千五百公斤。
单干的阿格斯顿和合作社社员的生产方法在其他方面也不相同。
譬如说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合作社栽种小麦、裸麦、大麦、玉米和别的工业作物所用的人力比阿格斯顿在他的土地上所用的少。
种一霍尔德地的小麦，合作社所费工作时间也比阿格斯顿所用的时间少。
在合作社里，耕地、打谷和拔除稻桩都机械化了；
播种和耕耘是用马力，只有收割用人力。
让我们用数目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合作社种一霍尔德所用的劳力
人工　六个工作日
双马工作队　一·五工作日
机器　○·一工作日
收成　一千五百公斤小麦
阿格斯顿种一霍尔德地所用的劳力
人工　八·七工作日
双马工作队　三·五工作日
机器　○·一工作日
收成　一千二百公斤小麦
这些数字说明了“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霍尔德地上栽种小麦，在人工方面少用二·七个工作日，双马工作队的时间少用两天。
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在一个霍尔德土地上所能节省的数目不多，但是假如在一百霍尔德的土地上，就能够节省二百七十个人一天的工作及二百对马一天的劳动，这就很可观了。
明年合作社还打算多用机器。
在种小麦方面，只有除草和一部分收割工作要用马力和人力。
在合作社的土地上用机器要有效得多，因为不必受阡陌的阻碍了。
“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单是种庄稼比单干户强，合作社里的牲口也喂得比别人好。
尽管合作社对于现代牧畜的知识还是初学，但自从建社两年以来，这方面的进步已经很不错了。
社里公有的牲畜包括四十五头牛、一百一十八口猪（其中有二十口母猪）、二十四匹马和几百只家禽。
试拿合作社所养的牛和阿格斯顿的牛的产奶量来比较，就可以知道两种方法是怎样的不同。
“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奶牛头数二一
产奶量共计三七、八○○公升
交售及其他支出（喂小牛）一五、四二四公升
在市场出售　二二、三七六公升
每一社员分得量（共四十五个社员）
四九七公升
再看阿格斯顿的情形：
奶牛头数　二
产奶量共计　三、二○○公升
交售及其他支出　二、一一六公升
出售　一、○八四公升
全家劳动力五人各得　二一六公升
换句话说，“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何瓦特家三口人一共分得一、四九一公升牛奶，单干户阿格斯顿家五口人一共才有一、○八四公升牛奶。
合作社养猪及全年产肉量：
猪的口数　四四
重量共计　五、七二○公斤
交售　九○○公斤
出售四、八二○公斤
每个社员分得　一○○公斤阿格斯顿家养猪的收益如下：
猪的口数　二
重量共计　二六○公斤
交售　八三公斤
出售　一七七公斤
每个劳动力分得　三五公斤
所以从饲养牲口方面也清楚地看出合作社社员和阿格斯顿的收入的不同。
在合作社里，大规模的饲畜业在不断地进步着。
饲养牲口的人的精力只集中在照管牲口的工作上，不必分心去管别的事。
养牛的人只负责喂草料、给水、挤奶和保持牛的清洁。
养猪的人就照管母猪，大猪和小猪。
在专门负责的工作中，他们都慢慢地熟悉了饲养牲口的先进方法，成为他们那一行的熟练工作者了。
毫无疑问，单干农民在喂养牲口上也积累了一些知识，但是专门做一件工作能够不断地进步，这到底不同。
伊哈斯在合作社喂牛已有两年的经验，瓦莫斯喂猪也很久了。
他们的工作都很好，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对于合作社有很大的用处。
每月单是在自由市场出售牛奶的收入就是四、五千福林（匈币名）。
饲养员做好了工作，不仅合作社有利润，他们自己的收入也增加了。
社员们除了在合作社工作，都另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每一家有一头牛、一口母猪和几口猪、十五至二十只鸡。
从这里面得到的收益也不少。
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霍尔德土地的出产就可以支付合作农户的一大笔开销了。
例如社员彼得自己的地里去年出产一千二百公斤玉蜀黍，他用这些玉蜀黍养肥了一口大猪和几个别的家畜。
社员文泽私人喂养一头牛，每天有十五公升牛奶。
他们家喝不完的奶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有时也做成奶酪和黄油去卖。
从这些事实看来，很容易了解为什么“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那样有信心。
几年前，他们都是单独地对付生活上的一切困难。
今天，所有的问题都由四十五个合作社社员共同解决。
自从他们组织了合作社，开始集体耕种后，他们的生活方式起了根本的变化。
现在，文泽家已经盖起了新房子，最近他又买了家具和一个无线电收音机。
他计划明年春天买一辆自行车。
维勒士去年结账后，全家都缝了新衣服。
他的女儿出嫁时还买了六千福林的家具作嫁奁。
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从集体耕种所得到的好处不仅是收入而已。
他们的文化要求也高涨了。
冬闲的时候，他们去听关于种庄稼和饲养牲畜的演讲，到合作社的图书馆去看报读书。
合作社主席伊勒士正在打算去进专门学校，因为他在自己九霍尔德的土地上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拿来管理合作社的几百霍尔德土地已显得不够了。
合作社里非常需要受过技术训练的人。
“青年近卫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谁也不想退出合作社。
集体工作和丰盛的收成已经把他们牢固地团结在一起了。
（新华社摘自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出版的“匈牙利新闻”第33期）

巴黎工人举行大会要求结束侵越战争
日本社会领袖拥护胡志明关于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谈话

【新华社20日讯】
塔斯社巴黎讯：
在“争取越南和平斗争周”，巴黎工人18日在团结厅举行了大会。
在会上发言的有法国总工会总书记阿兰·勒里普。
他在发言中指出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方面的成就，并说明了法国劳动人民为什么要反对这场违背法国民族利益的殖民战争。
勒里普说：
“只是由于一些人要继续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才弄到名誉扫地。
我们确信，我们要求结束这场战争，就等于保卫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就等于为恢复法国的威信作出贡献。”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亨利·马丁和法国单一社会党书记普里索伊尔等人。
参加大会的人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提到保证动员“议员要求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参议院考虑胡志明的声明并建议政府开始谈判”。
【新华社20日讯】
东京消息：
在“国际积极支援越南人民日与争取停止越南殖民战争斗争日”，日本进步工会、政治团体及其他人民团体的代表多人（包括松本治一郎等）在东京举行会议，热烈拥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胡志明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谈话。
会议通过了致敬电，对英勇抗战七年的越南人民表示敬意。
会议作出的决议号召日本人民充分支持胡志明主席11月26日对瑞典“快报”发表的关于和平解决越南战争的谈话，支持世界工会联合会关于争取停止越南殖民战争的主张，反对法国和美国政府阻挠越南和平的实现。

我方再次努力争取恢复东场里的解释工作
美方特务继续反对隔离并阻止战俘听取解释

【新华社开城20日电】
朝中方面今天为恢复东场里的解释工作又作了一次努力，在今晨提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计划中，朝中方面要求于明日向第3号营场的二百五十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解释。
12月10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东场里安排了隔离设备以后，朝中方面即按照“工作细则”规定，逐日提出自己的解释工作计划，要求继续完成对五十三号营场的解释工作，以后又要求改向三十八号营场的战俘进行解释，但因营场内的美方特务继续反对隔离，阻止战俘出营场，解释工作至今未能恢复。
朝中方面曾一再指出：
只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采取坚决措施，打破营场中的美方特务组织，解除战俘所受恐怖和暴力的控制，贯彻隔离战俘的规定，才能使解释工作顺利进行，并保证战俘有自由申请遣返的机会。

捷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
讨论发展农业生产和采购农产品的问题
【新华社布拉格20日电】
19日“红色权利报”报道：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6日和17日举行全体会议，讨论1954年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采购方面的措施。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副总理兼农业部部长英·乌赫和农业供应部部长约·克罗斯纳尔日分别在会上就上述问题作了报告。
在讨论这两个报告时有二十个人发言，他们都强调指出报告里所提出的措施的重大意义。
他们认为坚持不渝地实施这些措施必将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捷共中央全会一致批准了乌赫和克罗斯纳尔日的报告，并把它们列为指导党的工作的基本指示之一。
【新华社20日讯】
塔斯社布拉格18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副总理兼农业部部长英·乌赫，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1954年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的报告。
乌赫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从事解决提高农业生产的问题，以便满足城乡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要求。
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没有工业的成就大。
农业生产只提高了三分之一强。
不久以前政府所制订的1954年国家农业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依据1953年的成绩的水平而提出的。
计划规定着重发展各边境区的农业，并规定要增加对统一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投资，更好地利用种饲料的耕地。
1954年，还将减低农民向国家的义务交售额，改进定购工业作物的工作。
乌赫谈到农业的现状时说，截至1953年06月30日止，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百分之五十八的乡村中已有了统一农业合作社。
合作社拥有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一十一户农户，拥有全部田地的百分之四十。
与统一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同时，国营农场也发展了。
全国现有二百五十五个机器拖拉机站，其中共有二千二百七十七个拖拉机工作队。
拖拉机总共有一万八千九百一十一台（按一台十五匹马力计算）及大批其他农业机器。
乌赫着重指出，国营农场、统一农业合作社、个体农民所面临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用一切方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保证进一步发展饲畜业。
必须在组织上、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加强统一农业合作社。
乌赫在论述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措施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拖拉机站在1954年将获得四千五百台拖拉机（按一台十五匹马力计算）、六百台谷物联合机、四百台甜菜收割联合机和九十台亚麻联合机。
根据计划，1954年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耕地的耕作将机械化，百分之五十的谷物和百分之三十的马铃薯和甜菜将由联合机收割。
乌赫最后说道，只要不断地巩固不可摧毁的工农联盟，依靠城乡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的力量和积极性，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伟大的苏联及强大的和平阵营的援助下，光荣地实现上述计划。

最近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
揭露特务在10月间谋杀战俘的两桩血案
【新华社开城20日电】
一直被隐瞒了将近两个月的两件李承晚特务谋杀要求遣返的战俘的血案，已被最近遣返归来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金允熙和刘真泽揭露出来。
这两件谋杀案发生在东场里第53号营场。
金允熙和刘真泽原先在第53号营场里被迫充当“警备队员”，因此他们得以知道这两件谋杀案的详细经过。
刘真泽说：
10月间，第53号营场的特务们听说这个营场的战俘即将听取解释，就在“警备队部”的帐篷里设立了“苦刑室”，先后把曾经流露出遣返愿望的战俘囚禁在里面。
“警备队长”白永道等就在每天夜里毒打他们。
10月28日夜间大约十点钟，李承晚特务把已被囚禁在“苦刑室”内几天的两个战俘崔元一和朴道元拖出来用木棒毒打他们。
我方归来人员金允熙当时正在铁丝网边上站岗，曾听到从“警备队部”里传出痛苦的喊叫声，一直喊了一个多钟头。
金允熙在十二点多下岗以后，又听见脚步声和开营场门的声音。
原来是特务们把两个被打死的战俘的尸体抬出铁丝网去。
第2天，特务凶手白永道秘密集合全体“警备队员”说：
“这两个人是因为想回北朝鲜而被打死的。
印度人已把他们的尸体抬走了。
战俘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们不准对任何人泄露这件事情，否则就对你们不客气。”
对这一谋杀案，印度看管部队新闻处在10月31日曾报道说，第53号营场有两个朝鲜战俘遭到谋害，其中一人已于10月29日死亡，另一人受重伤已送进医院。
刘真泽说：
另一件谋杀案的被害者名叫赵在根。
赵在根在10月初就被关在“苦刑室”里，特务们每天在半夜里对他施行酷刑。
我方归来人员崔炳玉当时也被囚禁在“苦刑室”里，曾亲眼看到赵在根遭受毒打的情形。
崔炳玉说，当赵在根被打得昏迷过去时，“警备队长”白永道和“分队长”严达铉还说他装死，用皮靴乱踢他的肚子。
我方归来人员李文协当时住的帐篷距离“苦刑室”仅三公尺左右，也曾听到赵在根被拷打时的惨叫声。
归来人员刘真泽说，赵在根被连续打了好几天以后，就被特务们送到“老年小队”住的帐篷里。
我方归来人员玄泽钧当时在“老年小队”，曾亲眼看到赵在根被送到“老年小队”来时已被打得浑身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喝水。
过了约一个星期，即崔元一和朴道元被害四、五天以后，特务们看他实在不能活了，就欺骗印度看管部队说，赵在根已经病了几天，不能吃饭，要马上送到医院去。
印度看管部队就派来一辆救护车停在营场门口，特务们命令“老年小队”的四个战俘用毯子裹着赵在根，把他抬进汽车里由印度人运走。
运走的情形，所有五十三号营场的我方归来人员都曾亲眼看见。
赵在根被送去医院后的第4天，印度看管部队通知营场的特务头子说，赵在根到医院后就死了，并说要对赵在根、崔元一、朴道元死亡的情形进行调查，还要五十个战俘作证。
特务头子白永道就秘密召集“警备队员”开会，指定了五十个假证人，金允熙和刘真泽也被指定作假证人。
当时，白永道命令这五十个假证人说：
“在印度人询问时，要说赵在根是病死的，崔元一和朴道元是想爬出铁丝网逃走被‘反共战俘’赶上去打死的，但是不知凶手是谁。”
白永道威胁说：
“谁要对印度人讲了真话，或向战俘泄露了这件事情，谁就别想活！”
归来人员刘真泽说：
印度看管部队来调查时，在铁丝网外面放了一张桌子，把“证人”一个个叫出去由一个会日语的印度军官询问。
特务白永道自动出来充当日语翻译，英语翻译由白永道指定一个姓金的战俘担任。
白永道命令姓金的战俘说：
“不论证人说什么，你只许照我的话翻译。”
印度看管部队对这两件案件共调查了三天，每个“证人”被询问了两次，五十个假证人在特务控制下照？
了早就布置好的“证词”。
印度军官把“证词”记录下来，让证人签了字。
五十个假证人在第1次证词上签的都是真名字。
后来，特务白永道害怕将来容易泄露真相，又命令他们在第2次一律签上假名字。
金允熙和刘真泽签的假名字是“金洛训”和“李增烈”。
金允熙说：
调查结束后，杀人凶手白永道又把五十个假证人集合起来威胁他们说：
“这件事就这样完了，谁也不许泄露秘密，否则就照样处死他，打死人没有关系，在这里是没有法律的！”
因此这两件血案一直被隐瞒下来。
金允熙说：
“现在，我作为真正的证人，向全世界揭露李承晚特务谋杀战俘的罪行。
谋杀案被隐瞒了将近两个月了，我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部队重新调查这件谋杀案，逮捕和惩办凶手，为死难者伸冤！”

朝鲜内阁通过决定感谢兄弟国家经济援助

【新华社平壤20日电】
朝鲜中央通讯社17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在听取了商业相李周渊关于派往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兄弟国家访问的政府代表团的工作报告之后，已在10日通过了有关的决定。
内阁决定中说：
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曾在1953年07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期间，先后和波、匈、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罗、保等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分别举行了会谈，讨论了上述各国援助我国进行战后人民经济恢复建设的问题。
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在我们的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不断地送来了很多的物资，有的还派来了很多的医疗人员并抚养了我们很多的战灾孤儿。
在停战以后的今天，波、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罗等友邦国家的政府不但决定为援助我们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人民经济而给予巨大的无偿的援助，而且决定把在战争期间援助我们的一切物资无偿地赠送给我们。
保加利亚政府也决定给予我国很大的无偿的援助。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对于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之间举行会谈的结果，感到极为满意；
并对各友邦国家的援助表示无限感谢。
内阁决定中强调指出：
全朝鲜人民将以一切方法进一步加强和苏联、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友好团结，这种友好团结已经成为我们一切胜利的重要保证。

【新华社平壤20日电】
访问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后最近返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李周渊，于19日发表谈话。
李周渊说：
我们代表团受权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应邀到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访问，和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了会谈。
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迅速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人民经济，通过了关于供给朝鲜以经济与技术援助的一系列的决定。
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我们政府代表团签订了关于供给朝鲜以无偿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
根据这些协定，我们将从这些国家得到我国在恢复建设中所需要的机械、设备、资材和日用品等大批物资，并将得到恢复和新建工厂、企业所需要的经济与技术援助。
李周渊指出：
这种兄弟般的援助，和伟大的苏联、中国给予我们的援助一起，对于促进我国的恢复和建设，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李周渊谈到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援助朝鲜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
他说：
我们代表团到这些国家进行访问的时候，正是朝鲜停战协定签了字的时候，这些国家人民热烈祝贺我们英雄的朝鲜人民战胜了美国侵略者，表示要积极地援助我们来迅速地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朝鲜。
我们所访问的各工厂、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为了送给朝鲜人民以更多的援助物资，积极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增产竞赛，超额完成着生产计划。
他们还表示要参加朝鲜的恢复建设工作，像他们胜利地重建从希特勒法西斯侵略下解放了的自己国家一样。
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不断写信给朝鲜使馆，表示援助朝鲜人民进行恢复建设的决心。
李周渊最后说：
这些兄弟国家人民援助我国的热情，将进一步鼓舞朝鲜人民积极恢复和建设战后的人民经济的信心。

朝鲜舆论界声援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
柏林民主区各报刊载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新闻和评论

【新华社平壤20日电】
朝鲜舆论界声援英勇的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坚决主张用和平协商方式停止对越南的侵略战争。
朝鲜中央通讯社在19日转播了越南人民军抗战七年来的战果辉煌的战绩公报，和胡志明主席在越南全国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前夕发表的告全国军民书。
该社并发表评论说：
朝鲜人民对越南人民军七年来在反抗法国侵略者和美国干涉者以保卫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英雄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表示祝贺，并热烈支持世界工会第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朝鲜的经验证明，越南的战争也可以用谈判方式来停止。
越南人民七年来的抗战，正如朝鲜的经验所证明的一样，清楚地证明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拿起武器来斗争的人民是必然胜利的。
帝国主义以武力统治亚洲人民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劳动新闻”也在19日发表社论说：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了要求停止对越南人民进行侵略战争，以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越南问题的呼声。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和法国一小撮统治集团却疯狂地企图继续进行这个罪恶的侵略战争。
特别是正在破坏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越南变为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进行侵略的基地，继续维持国际的紧张局势。
全体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起，衷心地愿望越南人民在保卫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加光辉的成果和胜利，并决心进一步加强与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团结，以期在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里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柏林20日电】
柏林民主区各报19日刊载了有关纪念越南全国抗战日和支援越南人民正义斗争的新闻、评论和图片。
“新德意志报”发表的评论说，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与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主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将要举行示威，要求停止越南战争。
七年来，殖民主义者尽管使用着现代化的美国和法国的武器，耗费了成千百万的法郎和美元，但除了招致本身的损失和伤亡以外毫无所得。
越南人民坚决、英勇的战斗，不断地给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自己的家乡，建立了新的民主生活。
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论坛报”，以两版的篇幅刊载了介绍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故事和图片。
该报刊载消息说，柏林及民主德国各大城市的工厂、矿山近几天来都举行了集会，声援越南人民。
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曾致函越南妇女联合会，表示德越妇女的团结一致。

美国指使蒋匪加紧准备劫夺我志愿军战俘

【新华社开城20日电】
目前，国民党匪帮正在美国指使下，串通李承晚加紧布置劫夺战俘。
国民党匪帮通讯社19日发自汉城的消息说，蒋匪驻汉城的所谓“大使”承认：
劫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并把他们运到台湾去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
他公开表示，李承晚匪帮和美军司令部将给以“最充分的协助”，来进行这一罪恶的勾当。

苏联人民要求严惩叛徒贝利亚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
苏联各地劳动人民纷纷集会讨论关于苏联最高检察署完成贝利亚叛国案件侦讯工作的消息，并一致愤慨地要求严惩这些叛徒。
俄罗斯联邦许多城市的工厂、企业、机关和教育机构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到会者对以贝利亚为首的叛徒们背叛祖国、阴谋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罪行表示了极端的愤怒。
莫斯科“镰刀与锤子”钢铁工厂炼钢工人格列别希科夫在该厂工作人员大会上激昂地说：
我们痛恨国际帝国主义的雇佣分子贝利亚及其同谋犯。
这些魔鬼想在我国使资本主义复辟，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
现在让他们看看人民的愤慨吧！
我们相信苏维埃司法部门一定会给这些罪犯以最严厉的惩罚。
在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机器车间领班莫辛斯基在车间工人大会上痛斥叛徒贝利亚及其同谋犯麦尔库洛夫等人，他号召全厂工人提高革命警惕性，并为祖国的幸福前途而加倍努力。
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劳动人民也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情绪。
在第比利斯的斯大林机车与车辆工厂工人大会上，锅炉制造工人克尔瓦利希瓦利说，卑鄙的帝国主义雇佣分子贝利亚和他的帮凶们的危害国家的罪行已被及时揭发了。
他们将受苏联法律的裁判。
我们格鲁吉亚劳动人民要求严厉惩处这些罪犯。
格鲁吉亚科学院主席穆斯海利希维利在该院工作人员大会上说：
我认为敌人的任何恶毒的阴谋都不能动摇我们对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热爱和信任，我相信这句话表达了所有人的想法与信念。
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跟集体农民一道，要求最严厉地惩处这些可耻的阴谋分子、叛国分子与人民的死敌。
在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各工厂企业的工人纷纷举行大会，一致指责这些想削弱苏联的力量，破坏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的叛国贼。
他们在讲话中坚决表示了他们对苏联共产党与政府的热爱和拥戴。
他们保证提高警惕并获得更大的劳动成就。
他们一致要求严厉惩处人民的死敌贝利亚及其同谋。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白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与研究生举行了大会。
科学院院长库普里维奇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这些阴谋分子想把我们人民当作牺牲品奉献给国际帝国主义。
但是，贝利亚和他的同谋在国内不可能有任何社会基础。
在维尔纳、塔什干、里加与苏联各地其他城市和农村都举行了大会，要求严厉惩办祖国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