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主要厂矿超额完成上月计划
大部分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都超额完成
【新华社11日讯】
增产节约运动全面展开的第2个月，华北区有八十个国营和地方国营的主要厂矿，又继续超额完成了10月份的国家生产计划。
各国营厂矿的电、煤、钢、生铁、纱、布等二十种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有十六种超额完成。
各厂矿职工在增产节约竞赛中积极执行了苏联专家的建议，提高了劳动效率。
苏联专家最近对太原钢铁厂所提的一百二十八件建议，已执行了七十二件。
该厂炼铁部实行“分层装料法”后，一号高炉日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炼钢部实行“炉内吹风”后，平炉冶炼时间由八小时降到六小时四十二分。
太原机器厂推行科列索夫车刀法，切削效率提高了一倍。
唐山钢厂轧钢部技术人员与工人调整修改了围盘，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全月生产计划提前四天完成。
10月中，各厂矿科、室人员也积极参加了增产节约竞赛。
他们主动和生产车间配合，及时检查技术措施的执行，及时解决因竞赛而产生的新的薄弱环节的问题。
唐山钢厂在炼钢竞赛中推行新的操作方法和扩大炉膛后，产量提高，原材料需用量也随着增加。
该厂职能部门中的调度人员和材料人员研究制订了“定时送料法”，及时供应了材料。
天津自行车厂飞轮班退修活多，该厂就组织技术人员和科室干部帮助飞轮班工人克服生产中的困难。
以后，飞轮班有十六个徒工创造了新纪录，使生产赶上了其他单位的需要。
各厂矿中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在完成国家计划中起了很大作用。
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有些厂矿的党员在支部领导下，订立了团结群众完成生产任务的计划。
天津有十二个单位的一千四百十七个订个人计划的党员，就有一千二百十二个完成了计划。
京西矿务局城子矿订出计划的二百六十七个党员中，也有二百四十一个完成了计划。

大冶铁山又发现第2层磁铁矿
【新华社武汉11日电】
著名大冶铁山又发现了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第2层磁铁矿。
这层铁矿是大冶勘探队第19号钻机，在第1层铁矿下面不到五十公尺的地方发现的。
这部钻机现在已向第2层矿体钻进了四十七点七公尺，可是还没有穿透这个新矿体。
从第2层铁矿里取出的矿石，经过地质人员鉴别后，证明是一种含铁率很高的优质磁铁矿。
这一新发现是继尖林山发现新矿体之后，大冶矿区地质勘探工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它进一步地丰富了铁山地区已知的铁矿储量，为大冶矿区寻找更多钢铁资源规划出了一个十分可喜的前景。
还在去年05月铁山开始勘探工作时，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就聘请苏联专家克罗特基帮助铁山的勘探设计。
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地质专家，冒着炎热走遍了铁山的每个山头。
他提出：
根据铁山这样优越的地质条件，有着存在第2层铁矿的巨大可能性。
他并且帮助勘探队具体确定了钻孔的位置。
勘探人员们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就领了一部能打一千二百公尺深的重型钻机，把它安装在苏联专家建议用来勘探第2层铁矿的地方。
钻机开动才十多天，钻孔里就遇到一个巨大的裂缝，这给钻探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天只能钻进几公寸。
但是，勘探人员们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意志并没有动摇。
他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使用“泥浆作业法”来克服困难。
每天有二百多工人日夜轮流地挑黄泥上山，两个月中投入钻孔里的黄泥共有十一万七千多担，最后堵住了孔内的裂缝。
钻工们除了工作以外，每天还抽出一个钟头时间专门学习技术。
经过五个多月的锻炼，大部分徒工都学会了重型钻机的全部操作，钻进效率提高了一倍多。
经过坚持的努力，终于发现了第2层铁矿。
现在，这部钻机还在新矿体里继续钻进着，为了更快地证实第2层铁矿的厚度，第19号钻机的钻工们，已提出保证提前十天完成今年预订任务的奋斗目标。

我们伟大的祖国
沈阳重型机器厂的扩建工程正在积极进行。
扩建后的这个工厂将大量生产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大型破碎机和直径五公尺到八公尺的大牙轮等重型机器，供应全国矿山、工厂的需要。
该厂技术员正在检查已安装完毕的五公尺螺旋铣床工作台水平方向的精密度。

朝中方面决定发表十九个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
进一步证实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罪行
【新华社11日讯】
为了进一步证实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朝中方面决定发表十九个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
本来根据朝中方面所得到的各种确实证据、国际权威科学家的调查以及前已发表美国空军战俘供认的事实，已经证明美国政府自1951年冬季起，曾大规模地使用了以屠杀朝鲜和平人民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目的的细菌武器，至1952年又大规模地侵入中国领空撒布细菌，企图杀害中国的和平居民。
现在，十九个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的发表，更加证明：
美国政府这种违犯人类道德、破坏国际法原则及国际公约的最残暴、最野蛮的行为，是不容抵赖的。
如所周知，美国早在1941年即开始了关于细菌战方法的大规模研究。
第2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借助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继承了日本军阀的细菌战方法的研究，从而发展了各种类型细菌武器的制造。
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后，更加紧了对细菌武器的研究与发展工作，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同时着着准备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
据被俘的美国空军上校马胡林供称：
1950年秋空军部长办公室副主任蒂尔对他说过：
“高级军事领袖们，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空军参谋长范顿伯将军，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薛尔曼将军，都认为细菌武器既有效，又便宜，故应该加以发展，使其在武器这个范畴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虽然朝鲜战争在当时正在顺利地进行，但是将来是不可能预料的，因此，由于未来局势之难以确定，细菌战计划正进入试验、发展阶段。”
马胡林又供认，他在1950年11月，奉令到马里兰州佛烈德利克的狄特里克兵营，亲自参观过一个规模很大的细菌弹研究中心。
他看到了有为着实验细菌弹爆炸和细菌对动物致命效果而专设的直径约六十英尺的空心钢球，有培养各种农作物真菌的保暖花房，有化验、培养与贮存细菌的实验室，还有几大片旷场，用来判断飞机投弹后对该处各种不同生物的影响，他并亲自见到了一枚细菌弹的实验爆炸。
被俘的美国空军上校爱文斯也供认他在空军军事学院学习时，曾听到关于发展细菌武器的讲课。
他说：
“1951年09月中旬，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研究与发展指挥部’来的一位研究分析家给我们做了两次为时各一小时的讲课。
这些讲课是关于正在试验中的各种引起疾病的细菌和散布它们的方法。”
被俘的美国空军少尉克尔供认，1952年03月20日，训练中队长麦克英特少校讲授细菌战历史背景时说：
“直到朝鲜战争以前，细菌武器尚未大规模使用。
在第2次大战中，日本人曾以比较小的规模对中国人进行细菌战。
战后美国政府使本国科学家加紧这种在战争期间已开始了的细菌战研究。
借外国科学家的帮助，他们已将它发展到从所未有的最大程度。
当我国政府认识到仅以我们已有的武装部队不能在朝鲜赢得战争时，便决定使用细菌武器。”
这也证明了美国研究、发展和制造这种危害人类的、罪恶的细菌武器是经过了长期有计划准备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再拒绝批准禁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原因。
侵朝美军，为了观察细菌武器的效果，曾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武器试验。
众所周知，美军第一○九一号细菌登陆艇就在1951年03月间开到元山港外，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作为细菌武器的试验品。
不久，这艘登陆艇又开到巨济岛进行同样的罪恶活动。
同年05月18日美联社还透露，他们从战俘体内取得了口与肠的病菌培养物，每天在船上的实验室里进行三千多次试验，结果使岛上“关着的十二万五千多北朝鲜俘虏中，有一千四百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百分之八十染有某种疾病”。
美国政府，经过了连续不断的研究与罪恶的实验之后，已经达到了进行细菌战的完全准备状态。
所以当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上遭受着军事上的失败的时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对朝鲜及中国开始进行细菌战。
据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许威布尔供称：
“在朝鲜的细菌战的总计划，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1年10月指示的。”
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军械官布莱、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大队长马胡林及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爱文斯也曾先后供称，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是在1951年冬季开始的。
美国对朝中人民进行细菌战的目的，是想以这种残暴的作战方法，吓倒朝中人民，挽救他们的军事失败。
马胡林曾供认：
美国政府“希望谈判可能会受到此计划（细菌战计划）的影响，从而可能产生一个满意的结果。”
美国空军战俘克尔供认：
他们幻想着细菌战“会引起传染病，因而会造成前线部队和后方人力的缺乏。
它应该会使人民的士气低落到放弃作战的地步。”
另一个空军战俘弗立克说：
他们幻想用细菌战挽回其空军“绞杀战”的失败，他们认为：
“中国和北朝鲜军队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远非我们军队所能应付，并且他们的工事挖的太好，以致通常的炸弹不能伤害他们，所以，我们必须使用一切能杀害他们的东西，答案就在于我们对细菌弹的有效使用。”
于是，从1951年冬季起，美国军队在朝鲜开始了细菌战。
1951年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进一步的决定，把在鸭绿江以北投掷细菌武器的任务也包括在细菌战计划内。
马胡林供认：
“从1952年01月10日起，我们开始接到第五航空队司令部关于投掷细菌武器任务的定期指令。
当我在第51联队时，我们平均每月接到十次投掷细菌武器任务的指令，其中二、三次规定要到鸭绿江以北去执行。”
对执行侵入中国领空的任务的空军人员也是经过特别选择的，马胡林供称：
“飞往鸭绿江以北的任务，由于其所包含的危险性，故均指派有经验的驾驶员去执行。”
美国空军战俘耿诺和汉麦更指出，美国企图掩盖其罪行，对侵犯中国领空进行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人员说：
“假如你们在满洲境内被击中，立即投下细菌弹，并告诉你们的俘获者，这是由于你们迷途之故”；
“而最重要的是绝不要提及细菌弹”。
美军侵入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目的，是妄想以大量残杀中国和平人民的手段，来达到侵略中国威胁中国人民安全的目的。
弗立克供认，美军当局在对空军人员的讲课中露骨地说：
“要成功和迅速地结束战争，在北朝鲜及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是必要的。
敌人供应线穿过中国东北和朝鲜，我们必须做任何我们所能做的事来阻止供应物资抵达前线，我们必须大量摧毁他们的人力，以使他们不能继续有效地运送物资到朝鲜来，我们必须破坏中国和朝鲜人民的意志，使他们要求停止战争。”
美国在朝鲜所进行的细菌战自1951年冬开始后，规模日益扩大。
按照第五航空队司令巴克斯口头传达的关于扩大细菌战的指示，他们要建立一条横贯朝鲜半岛中部的“沾染地带”，企图以此配合其所谓“绞杀战”计划，破坏我方运输线，为了要实现这一毒恶的计划，美国空军动员了极大的力量，并进行了细密的分工，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负责这一目标地区的左翼，即新安州与军隅里地带，空军负责自军隅里到距东海岸约三十英里的地区，海军则负责右翼。
1952年，美国空军第三轻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轻轰炸机联队、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第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74战斗轰炸机联队、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等也都先后参加了细菌战。
参与细菌战的飞机有B—二九型轰炸机、B—二六型轻轰炸机，F—五一、F—八○、F—八四、F—八六及海军陆战队的夜间战斗机等类型的战斗轰炸机与战斗机。
撒布细菌的手段也益趋狡猾，经常将撒布细菌的任务与投掷普通炸弹的任务混合在一起同时执行，这样，使朝中人民不易察觉。
在撒布细菌时，美国空军更尽量使细菌撒布在“易见功效”的地方，如将细菌撒布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与军队集结的地区，或将细菌武器投掷在交通要道，公路与铁路桥梁处，或将公路及铁路破坏后，即撒布细菌，使修路工人感染疾病，以延缓与阻碍公路与铁路的修复。
其次是将细菌撒布在河流与饮水处，以污染水源，企图直接造成朝中人民与军队的大批死亡。
1952年，美军更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细菌战攻击。
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报告书与美国战俘供词，对此作了充分证明。
仅自1952年02月29日起到03月21日止的时间内，侵入中国领空的美国飞机即共达一百七十五批，九百五十五架次。
侵入地区包括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等省的七十个县区。
这些飞机除用扫射轰炸伤害居民、毁坏民房以外，还撒布了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啮齿动物及其他物体。
03月以后美国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的抗议，继续不断地侵入中国领空进行罪恶的细菌战和扫射轰炸。
然而，由于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中人民采取了反细菌战的有效措施，美国政府的细菌战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1952年10月美国空军总部作战部部长怀特指派被俘的小安德烈·杰·爱文斯往朝鲜考察第五航空队进行细菌战的情况与效果。
1952年11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范顿伯更亲自到朝鲜，在第五航空队司令巴克斯的陪同下，检查了细菌战进行的情况。
范顿伯对细菌战的效果感到失望，他命令第五航空队要很好的使用战斗轰炸机在夜间进行细菌战，并责成巴克斯拟定关于夜间投掷细菌武器的任务比重、武器的供应量、目标的选择及受过训练的驾驶员数目等细节问题的详细计划。
据爱文斯供称：
“三个F—八四型飞机联队和一个F—八○型飞机联队都要参加这个计划，”每天晚上派出两个联队，每个联队各派出八架飞机以进行一切晚间的作战行动，而每个联队的八架飞机中的两架则要担任细菌战方面的任务。
1953年01月10日起，第五航空队在华盛顿的直接策划下，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对新安州地区的攻击，在这次攻击中，每个战斗轰炸机联队与海军陆战队各航空大队每天出动的飞机中，各要抽出四架飞机携带细菌武器。
B—二六型飞机中每天要有二架携带细菌武器，这次攻击，连续进行了五天，最多时每天出动了飞机四百八十架次，这是朝鲜战争中美军所进行的、世所罕见的狂暴罪行之一。
美军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境内撒布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武器的类型很多。
根据切实的调查与曾经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的供述，有五百磅炸弹型细菌弹、一千磅炸弹型细菌弹、降落伞型细菌弹、“门型”细菌弹、油箱型细菌容器等；
此外，还使用了喷射方法。
美国空军已把细菌战的训练列为正规飞行训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人员，或在出国之前，或在日本和朝鲜，都受过关于进行细菌战的复杂情节与操作程序的专门训练。
其内容一般是进行细菌战的目的、细菌战的历史、细菌与细菌武器的种类、以及进行细菌战的各种可能的方法等等。
美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他们对空军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在讲细菌战课程时，教官们经常告诫空军人员说，课程的内容是“绝密”的，“不得与任何人谈论”，“不许有任何书面材料”，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提及“细菌”字样。
在执行任务时的呼号以及传达命令和汇报都必须用代号和暗语，如以“超级宣传”、“不爆炸的炸弹”、“特殊约翰”、“特殊任务”等来代替“细菌弹”和“细菌战任务”。
飞行员们都受到警告，如果违反保密，就要受“军事审判”。
美国的一些空军战俘在被俘期间，面对着无可抵赖的证据，和朝中方面一贯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供认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暴露了美国政府卑怯的用细菌对付人类的恶毒计划。
因此，任何说朝中方面逼供的谎言，都是不值得一驳的。
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抗议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声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于1952年03月08日的声明，对于这些战俘的犯罪行为，本应科以应得之惩罚。
但朝中方面鉴于他们均系执行上级命令，尚非策划和发动细菌战的主要负责者，并且他们于犯罪后又能坦白认罪，决定对他们从宽处理，并把他们全部遣返。
这一行动再度体现了朝中方面的人道主义的宽大精神。
上述种种，都是美国对朝中人民进行绝灭人性的细菌战的铁的事实。
这种铁的事实是任何谎言、抵赖的卑劣手段所不能推翻的。

“第3批归国华侨护送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11日讯】
“第3批归国华侨护送代表团”团长康鸣球，副团长陈义方、黄庭富和团员共二十五人，已于11日晨离北京回日本。
到车站欢送的有：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庄希泉，委员洪丝丝，办公厅主任张干承，副主任卢心远、彭光涵、陈曼云等多人。

美国细菌战罪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美国侵略者在侵朝战争期间，对朝鲜和我国进行细菌战的万恶罪行，早已证据确凿大白于世，是绝对不可能推卸和狡赖的了。
美国空军上校小安德烈·杰·爱文斯、瓦克·麦·马胡林等十九人的供词，再次有力地系统地揭穿了美国侵略者发动大规模细菌战的黑暗内幕，并对美国最近在第8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进行的以掩盖美国军队曾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为目的的活动，予以无可抗拒的沉重打击。
十九名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中，特别是马胡林和爱文斯的供词中，可以更系统地看到，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争中发动的大规模细菌战，是在美国最高军事当局直接指挥下有计划地进行的。
据马胡林和爱文斯的供词说，还在1950年秋，美国侵略者便在积极准备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了。
当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美国侵略军接连吃败仗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使用细菌武器来挽救侵朝战争失败的前途。
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空军参谋长范顿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长薛尔曼，都认为细菌武器有效而便宜，应加以发展，并积极拟定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及其准备工作的计划。
这个计划限令在1951年年底完成。
1951年冬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决定和计划，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的。
这个决定是通过空军参谋长范顿伯用密令发给东京远东美军总司令李奇微，经过远东空军司令威兰转发给在朝鲜的第五航空队司令埃弗雷斯特执行的。
1952年11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范顿伯还曾亲自到朝鲜来视察过一次细菌战的效果。
马胡林和爱文斯由于他们职位的关系，知道这种高度机密性的细菌战计划的事实，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美国侵略者直接指挥干下了细菌战的滔天罪行，现在却企图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掩盖和狡赖，证明他们是何等的卑怯与厚颜无耻。
从马胡林等十九个人的供词中可以看出，美国侵略者对于使用细菌武器是抱着很大的野心的。
它使用的范围愈来愈大，不但在朝鲜，并且在我国东北各地接连撒布大量带菌毒虫。
在1952年六、07月间，细菌战达到了最高潮，第五航空队的各个联队都参加了这种罪行。
所有在朝鲜战场的美国空军，都把进行细菌战列为训练课目之一。
美国扩大细菌战的主要目的，是企图切断前线朝中人民部队的补给线，使我方的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区感染细菌，无法进行后勤支援，并使细菌毒物通过供应品传到我军前线阵地，瘫痪我军的作战能力。
但是，因为我军有着强固的坑道工事，美国侵略军虽然早已在前线大量使用了细菌炮弹，却没有发生效果。
依照美国侵略者的计划，只要使我军后方到前线去的人员和供应品感染了毒菌，就可以把毒菌带入坑道工事，因此美国细菌战的着重点就放在我方的主要交通线上，配合当时美军所进行的所谓“空中绞杀战”，威胁我军前线与后方的联系，并企图以此来影响当时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增加对朝中方面的压力，取得它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希望得到而无法得到的东西。
马胡林等的供词证明，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意图，是与它当时在战场上和停战谈判会上所表现出来的总的战略意图完全一致的。
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绝对不是洛奇、梅奥之流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所能空口否认得了的。
和以前发表过的美国空军上校许威布尔等六人的供词一样，马胡林等十九人的供词的许多事实都是互相印证的。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部队、被俘和坦白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但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复杂情节和技术过程，说得那样详尽明晰，入情入理，如果不是他们亲身参加了细菌战的罪行，是绝对不可能说出来的。
如关于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时间，许威布尔说：
“在朝鲜的细菌战的总计划，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1年10月指示的。”
命令经李奇微、威兰下达。
这和马胡林、爱文斯等供词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
爱文斯转述第五航空队后方指挥所瓦勃尔顿准将的话说：
“第五航空队的细菌战活动开始于1951年10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即：
用空军在当时业已发展成功的武器来进行试验。”
“这些试验成功以后，细菌战的计划就于1951年12月获得了正式批准。”
他们所说的这个时间，与布莱、奥尼尔、马胡林等所说的都是一致的。
所有二十五个参加细菌战的美国空军战俘在供词中都谈到，他们在美国开始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细菌战的前后，都曾经听过关于细菌战的课程。
虽然他们听课的时间和地点有所不同，而课程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
这些美国空军战俘谈到关于参加细菌战的美国飞机的类型，细菌武器的类型，执行细菌作战的方法和各种类型的飞机、细菌武器实际在细菌战中使用的时间，也是一致的。
特别是关于“保密”问题，所有的战俘都谈到，在进行细菌战的全部过程中，美国军事当局最强调的就是“保密”。
在每次听课、执行细菌战任务的时候，他们被严厉告诫不准泄露有关细菌战的事情，即使空军人员相互之间也绝对禁止谈论。
细菌武器和执行细菌战任务，都用代号和暗语。
他们都被警告，如有泄密行为，要受军法惩办。
所有这些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事实，证明美国侵略者所进行的细菌战，是处心积虑经过长期策划并有着周密布置的。
美国侵略者企图抵赖细菌战的罪行是徒然的。
最近，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提出所谓“公正调查关于联合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控诉”，强迫政治委员会进行讨论；
并由美国代表梅奥提出什么“宣誓书”，捏造那些已被朝中方面释放的美国空军战俘的翻供，以迷惑世界舆论，掩盖美国在侵朝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但是，美国侵略者是枉费心机的。
无论它对细菌战罪行怎样狡诈抵赖，是决不可能推翻为我方所掌握着的许威布尔、马胡林等二十五人的供词的。
因为这些供词，是美方空军战俘在朝中人民部队宽待政策的感召下，对于他们所作过的细菌战罪行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而自动说出来的，因此这些供词才是如此真实，如此互相印证。
美国空军少尉理查·格·瓦斯在他的供词里，就清楚地说明了他坦白细菌战罪行的内心过程，他说：
“中国人已经证明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所能给予他们作为报答的是忏悔和真话”，“我已经揭发了我国政府投掷细菌弹的邪恶行为。
只有当我已经视昔日的敌人为朋友时，我才会揭露这种卑恶行为。”
美国战俘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细菌战罪行供词的真实性是绝对无可怀疑的，也是美国侵略者所绝对不可能推翻的。
事实证明，美国侵略者虽矢口抵赖细菌战罪行，诬指许威布尔等人的供词是在朝中方面“酷刑”逼迫下作出来的，然而美国侵略者却只能限于空口诬赖，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各种主要事实，连半点也不能推翻或否认。
正相反，美国政府用“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叛国的罪名”逼迫这些已被我方释放的战俘捏造出来的所谓“宣誓书”，其内容是如此荒诞可笑，甚至奎恩还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就被说成已为朝中方面关在“冰冷的洞穴里”了，这样的胡言乱语有谁能够相信呢！
人所共知，细菌战是违反人类道德、破坏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公约的最残暴、最野蛮的作战方法。
许威布尔、马胡林等二十五人参加了美国在朝鲜发动的细菌战残暴罪行，本应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是朝鲜人民军认为他们还不是策划和发动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主要负责者，并且他们在犯罪之后又能坦白认罪，揭露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重重黑幕，所以根据我方对于战俘的一贯宽待政策，在停战后直接交换战俘的时期，就把他们全部释放了。
可是，现在他们回到美国之后，人们对他们的安全却发生了怀疑。
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也在问：
“他们是否已经与其他人一道被送到福奇谷精神病院，在麦卡锡的精神病学家的体贴照料下，受洗脑筋治疗去了？
为什么不让这些不幸的人说话呢？”
美国的通讯社透露，许威布尔等可能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美国政府对待它自己被释放遣返回去的战俘的这种作法，难道不正证明了它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欲盖弥彰吗？
美国绝对无法掩盖它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还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得到证明。
美国政府一面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抵赖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诬蔑朝中方面对于细菌战的指责是假的，声言要进行所谓“公正调查”；
一面却横蛮无理地阻止朝中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讨论细菌战问题，并拒绝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讨论苏联的提案，即：
要求所有那些还没有在规定禁用细菌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上签字或没有批准这个议定书的国家，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在这个议定书上签字或批准这个议定书。
美国如此不敢让朝中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如此不顾世界人民的一致要求而拒绝批准日内瓦议定书，难道不正是证明了它进行细菌战的犯罪的心理吗？
美国在侵朝战争中进行反人类的细菌战罪行，铁证如山，是无论如何抵赖不了的。
除了上述许多事实得到证明外，还有许多国际公正人士特别是由各国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各国法律学家组成的调查团，在实地进行调查各种证据以后，早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美国这一严重罪行。
正当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企图洗刷它的罪行的时候，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发表的声明，就代表了世界正义人士作了回答。
约翰逊说：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
我是坚决相信美国军队在北朝鲜和中国进行了细菌战的。”

西北玉门油矿生产的原油本月开始东运
【新华社西安11日电】
西北玉门油矿生产的原油，从11月份起已开始源源东运，供应东北和华东的炼油厂炼制成品。
西北石油蕴藏丰富，而东北和华东的炼油厂却炼着从国外买来的原油，有时因原油供应不足还要停工待料；
国内用的大量石油成品又必须从国外输入。
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不独立的畸形状态。
这次玉门油矿的原油从祖国的西北到东北三千公里长的运输线上，大量东运，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它标志着我国工业建设的日益发展。
西北玉门油矿原油东运工作已作了一年多的筹备。
在筹备过程中，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供应了大批运输原油用的油罐卡车；
修筑兰新铁路的职工加速修好了铁路岔道；
公路职工修整了公路和桥梁，为让油罐卡车通行无阻；
西北石油工业部门并培养了运输汽车的司机。
11月01日，玉门油矿举行了原油东运庆祝大会。
会上，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康世恩要求玉门油矿职工努力提高采油工作水平，大量供应东运的原油；
要求运输人员爱护机车，爱护每滴珍贵的石油，保证全部完成东运任务。
康世恩局长剪彩后，几十辆大油罐车就徐徐开出原油东运站。
从此以后，这些大油罐车就沿着公路，日夜双班地行驶到打柴沟，把原油源源不绝地装上火车。

金日成首相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过安东沈阳来京
【新华社安东11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中国代表团，于11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由朝鲜新义州到达安东市。
我国驻朝鲜大使馆代办甘野陶陪同到安东。
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交际处副处长沈平前来迎接。
在安东车站欢迎的有辽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李涛、中国共产党辽东省委员会书记高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辽东军区代表刘采芹、安东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北辰和各界群众数百人。
车站上悬挂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金日成首相和代表团全体团员下车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并检阅了排列在车站上的仪仗队。
金日成首相和代表团全体团员并接受了少年先锋队队员献花。
十一时，代表团在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交际处副处长沈平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代办甘野陶陪同下，登车离安东北上。
【新华社沈阳11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中国代表团，在11日下午七时到达沈阳。
在车站欢迎的有：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1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林枫，中共中央东北局第2副书记张秀山，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汪金祥、顾卓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中共沈阳市委员会书记黄欧东，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焦若愚，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宁武、车向忱和各界群众七百多人。
到车站欢迎的还有由北京来沈阳迎接代表团的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哲和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沈阳联络所所长徐应德，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魏立夏金、副领事卡普拉洛夫、卡奇洛夫。
代表团专车驶进沈阳车站后，欢迎群众热烈高呼：
“欢迎金日成元帅！”
“中朝两国人民的永恒友谊万岁！”
金日成首相和代表团全体团员下车接受了少年先锋队员献花，并与欢迎者一一握手。
代表团在车站稍事休息后，于七时二十五分离沈阳赴我国首都北京。

“不能硬说牲口公有就是偏”
本报记者　林韦
今年05月23日，“山西农民”报发表了沁县白家沟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委员梁三写给该报的一封信。
信中说：
白家沟崔豹孩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十六户，内有十二户原来伙养着四头牲口，现已作价四百五十五万元入了社。
牲口价钱按全社劳力、土地负担，每户平均应出二十八万多元。
原牲口主十二户，每户平均入在社内三十七万多元。
四户原没牲口的，每户每年补出九万多元，要在三年内共补出一百一十二万元，还清牲畜价。
最近这四户表示只要二年就能还清。
但恰在这时，报纸上批评牲口、农具作价入社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应当改为租用或雇用。
该社召开社员大会讨论时，大家计算一下，全社二百四十亩地，全年需要七百二十个畜工。
每一畜工按八升米工资计算，全年要付出五十七石六斗（折价六百九十一万二千元，比买价还贵二百三十六万二千元）。
所以大家都不愿改为雇用。
该社就写信给“山西农民”报，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将牲口折价入社，公有公用。
“山西农民”报的编者按语和正式答复，批驳了这封来信。
论点主要是：
一、从社的利害上说，除了买价，还有平日喂养费用和管理的问题。
二、从牲口主说，把牲口雇给社用或雇给农户使用更为有利。
作价入社就损害了牲口主的利益。
一般农民要拿出私有的钱粮变为公有，一定会心疼的。
公有财产必须从增加农民收入中慢慢积累。
三、从原来没牲口的社员说，入社就负债，会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
改为牲口私有以后，虽说因为社内出钱雇牲口要少分些粮，但三年内不负债，也保持了现实利益。
结论是：
“必须纠正牲口作价入社。”
一般地说，这些道理是对的。
但在沁县这个具体的地方，实践的结果却不能不使人重新研究这一问题。
沁县当时有五十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后经检查，停办了五个，剩下四十七个。
社员的牲口当时都已折价入社，公有公用了。
省和专区的检查人员，都认为需要坚决地一律改归私有，由社雇用或租用。
但在纠偏中却遇到社员群众的反对。
纠了好久，只有五个社改为私有，其余四十二个社仍然一直坚持公有公用。
后来因为实在纠不过来，只好不纠了。
牲口公有的结果，并未影响社员的积极性，社员（包括原来有牲口的和没牲口的）一般生产情绪都很高，因此社里的庄稼也普遍比一般农户好得多。
入秋后遭了风灾旱灾，仍然增产一成到三成以上（以去年的丰收年为基准）。
现在社员们正议论着冬季生产和明年的牲口问题。
牲口公有的社，大家仍然愿意公有，没有人愿意改为私有。
牲口私有的社，却有两个社已经正式提出意见，要求改为公有。
另外三个社现在还没有提出意见，但据说是害怕提出来不顶事；
或者现在公有了，将来上级还要来纠偏。
牲口公有制为什么在其他地区的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现在实行不通，甚至引起垮社危险，在沁县却能顺利实行呢？
我最近仔细了解了一下，原来这里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第1、沁县农民历来就有伙养牲口的习惯，多数农户都是三、四家甚至五家伙有一头，好一点的户也是两家伙一头，一家独有一头、两头牲口的极其稀少。
据西安庄等五村统计，共二○八户喂养牲口，其中只有十户独有一头，不足百分之五；
其余农户都是伙养。
第2、养牲口的目的，一般都只是为了种自己的地，而且也只够种自己的地。
用牲口搞副业生产的极少，卖牛工的也不多。
第3、牲口总数很少，但有一点牲口的农户却很多，很普遍。
一般村有牲口户都占到总农户的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以上。
上述五村统计，各村有牲口户占总农户的比重是百分之七十四到九十六。
这五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牲口户所占比重是百分之八十一到百分之百。
第4、牲口绝大部分是牛和驴，每头价值不过几十万元到一百多万元。
骡马极少。
牛驴的饲养费用（草料费）也比较少，喂好草好料，一年也不过一百万元。
这些特殊情况使农民觉得：
牲口归自己私有，并没有多大的利，只不过能种上自己的庄稼而已；
牲口归社公有，也没有什么害——也能种上自己那点庄稼，同时好处还更多一些。
按好一点的农户计算，有半头牲口，一年卖上半个月牛工，冬季拉上五、六回煤，也不过收入三、四石粮食（十四斤半一斗）。
但交给合作社，一年一户也能按劳动日平均分到这点数目。
个人还清闲得多。
如果牲口私有私喂，雇给社使用，半头牲口要喂四、五十万元的草料，要夜里喂牲口，还要摊出雇牲口的费用。
以白家沟崔豹孩社计算，一年雇四个牲口的总费用是六百九十一万二千元。
十六户分摊，一户平均要摊四十三万多元。
加上上述草料负担，共需八十多万元。
而半头牲口一年从社所得的雇价，也不过八十六万四千元。
结果是自己赚自己，白受许多麻烦。
从那些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头牲口的农户看，卖牛工的极少，有的甚至种不完自己土地，公有牲口对他们更无害处。
至于那些原来没牲口的农户，因牲口公有而摊的牲口价，比往年雇牲口耕地所出工资也多不了几文。
以黑牛沟社的王守信为例，往年用人工换畜工，十亩地一年要付出三十个工，值一石五斗米，折价十八万元。
今年入社后应摊牲口价是二十万元（全部），相差无几。
但今年由于全部力量用在社里，农副业总收入比去年增加四十万元（合四、五石杂粮）。
牲口价全部还清，还剩二十万元。
今年和去年相比，只是七成年景（因秋旱和大风），尚且如此，以后年成如果稍好一点，牲口又不要用人工或钱来换了，他们的好处当然会更大。
从社的方面来看，白家沟已经算出一个账：
按市价买入社员的四个牲口，和雇用这四个牲口相比，现在就少花二百三十六万二千元。
四个牲口的草料费共以四百万元计，加以买价，共需八百五十五万元；
除去雇价，只多出一百六十三万八千元，就有了四头牲口。
到明年，就只有饲养费了。
饲养费当然比雇价少得多。
按白家沟计算，一年四个牲口就要少出二百九十一万二千元。
近据西安庄等社计算，情形也大抵如此。
从牲口喂养和使用的情形看，农民更乐意公有。
各社今年所喂牲口，除个别有病者外，都比一般农户喂得肥壮，有力气。
原因是：
一、集中喂牲口容易监督、检查，规定的二升好料和十五斤好草（特殊牲口另有规定）能确实喂到，没有马虎。
二、负责喂养的是社员公推出来的富有喂牲口经验的老农（半劳力）。
他们的工作顶每日最高“分”，情绪很高，比各农户由妇女、孩子乱喂自然要好。
三、使用牲口耕地拉车时，是由“行家”负专责，他能保证一定的拉车重量和每日耕地亩数，保证“只使欢，不使乏”，保证使不坏。
有的社由“行家”自使自喂（用社内草料），喂得也很好。
公有牲口还避免了牲口喂养和使用上的许多纠纷。
康家庄等社牲口私有，由社雇用，公私磨擦总是不断发生。
牲口主说：
“你们把俺牲口使坏了，出汗了。”
使用牲口的社员说：
“我们急着要使用牲口，你还没有喂好，误了事了。”
白家沟社有两个牲口主，有时因为自己要磨面，迫使社里不得不延期耕作，一个牲口牵扯着另一个牲口不能下地，闲在家里。
到10月10日，应该垡完一半秋地了，实际却只垡了四分之一。
两家牲口主说是牲口生病，实际却在家里磨面。
合同原定先社后家，实际有时就办不到。
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生产会受到损失的。
经过一年的实践，社员群众的舆论是：
“在咱这地方，牲口就是公有公用好。
别的地方要是用这办法不合适，他们可以不用。”
县委书记秦统兴作的结论是：
“只要具备了‘群众自愿’、‘牲口养好’、‘社不负债’这三个条件，牲口就可以折价归社，公有公用。
不能硬说牲口公有就是偏，硬来纠。”
说到纠偏，这里的确反映了我们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一个重要问题。
今春纠偏时，有一些人并不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该纠的纠，不该纠的不纠；
而是用一般的原则去硬套。
我们所说的急躁冒进和“左”的偏向，是说我们领导机关提口号提得太高，要求太急，脱离了群众，遭到了群众反对。
如果此时此地的群众已经知道了某种进步的办法或制度对自己有好处，没坏处，已有实行的条件，并且自动起来实行了，我们却说这是偏向、冒进，硬要去纠，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只是拉群众的后腿，拉着历史倒退罢了。
这里的牲口公有，其实并非从今年开始。
二年以前，就有自发的“耕牛合作组”出现了。
这是一种以牲口为结合中心的互助组，所有牲口都是组内公有，给大家种地。
有的分开喂，有的专人喂。
到去冬今春，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来组。
但在今春纠偏时，却又硬要人家都把牲口分散，归各家私有。
许多群众找干部说：
“俺不管偏不偏，反正俺们觉着有利，就这样干。
你们不能强迫俺们散伙。”
结果是群众说的：
“怎纠也纠不开，明散暗伙。”
也有的害怕，只好散了。
但在背后却埋怨说：
“叫集体、叫互助是你们，叫散伙也是你们！
不知道你们究竟是要俺怎哩。”
牲口分散了，互助组也跟着涣散起来，有一些就垮了。
群众心里忽二忽三，摸不着头脑，再宣传互助合作，他们也不积极了。
应该说，今春的纠偏在大部地区是起了好的作用，安定了生产情绪，克服了混乱，制止了冒进，把互助合作运动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沁县，对于一部分急躁冒进的村庄也纠得很对，但也有不少村庄的确是把不偏的也当成偏来纠了，结果起了坏的作用。
原因是没有按具体情况办事，不尊重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各地应该记取这一教训。

中国百货公司辽西省许多市县公司
超额完成10月份销售计划
中国百货公司辽西省公司全体职工响应增产节约号召，积极开展推销竞赛，到10月末已超额百分之六完成月份销售计划（占季度计划百分之三十点二四）。
其中昌图、铁岭、四平、梨树、黑山、新民等十六个市县公司超过计划；
锦西、兴城、开原等五县接近完成；
仅绥中、锦县等三县较差。
各市县公司领导上都认真贯彻了省增产节约会议精神，大部职工明确认识国营商业系统的增产节约应以扩大推销，保证市场供应，降低流转费用为目的。
边讨论边行动，增产节约竞赛逐步深入。
像铁岭县公司组织基层合作社主任、营业员参观仓库，签订了一百二十亿元的合同，占公司总销售计划百分之五十强；
经理亲自掌握和检查组织货源的工作，克服运输中的困难，从沈阳直接进货，到月末已完成季度进货计划一半多，保证了物资充分供应；
第一商店张来余小组内部分工明确，团结互助，态度好，又创造了“循环点货法”，巩固了清产成绩；
第三商店鞋帽组与荣军中学联系好，都提前完成了小组计划，全县超额百分之六完成月份计划。
昌图县百货公司与三十一个中心合作社签订了一百二十一亿元的具体品种合同，批发商店主任亲自到基层合作社帮助增加品种；
营业员刘贵见到农民花高价到四平去买旧麻袋，便建议合作社经营麻袋，十天就卖给基层社五百条，满足了农民需要，超额百分之十九完成月份计划。
四平市公司每旬评比一次循环红旗，又适当地扩大调整冬货摆设面积，第一商店的冬货由楼上移到楼下，同时还抽出八个同志到批发商店工作。
梨树县公司行动早，抓住以配合购粮的重点为中心，深入基层合作社帮助改善经营管理，扩大品种，批发商店内部亦简化了手续制度，都先后提前完成月份计划。
北镇县公司批发商店专人下乡帮助合作社推销，仅帮助闵甸子合作社卖布，即增加卖钱额一倍；
黑山县公司新立屯商店缩短商品出库时间，便利合作社取货；
北镇、法库等县还与合作社建立通讯关系，互通销售、库存情况；
锦州市公司第五商店营业员闲时就四出找货主，至今仅文具组已建立固定顾主二十六户，因而都超额完成了10月份计划。
就连黑山县公司赶大车的在运输工作中亦提出了“赶早不赶晚”的办法，晚间装车起早走，缩短运输时间，保证商品及时供应；
新民县公司公主屯商店炊事员在做好职工伙食以外，还帮助扛布、卖棉花，为扩大推销而努力。
目前全系统正在超额完成10月份计划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展开竞赛，保证超额完成四季度计划，以配合购粮、购棉工作顺利完成和满足丰收年景城乡人民的物资需要。
　（陈际云、赵忠生）

吉林铁路管理局应设法避免列车在信号机外方停车事件
吉林铁路管理局机务处王贵来信：
吉林铁路管理局从今年01月到09月末共发生列车在信号机外方停车事件八千五百六十八次，停留时间达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五分钟，使国家遭到十亿六千八百多万元的损失（列车在信号机外方停车一分钟，约使国家损失三万八千九百多元）。
造成列车在信号机外方停车的主要原因是：
车站办理信号的人员——值班站长等的马虎大意。
如09月28日，铜佛寺站长原计划让四百六十次列车先进站，但由于管理不善，先放进了四千七百零一次列车，致使四百六十次列车在信号机外方停了五分钟。
09月24日，哈福车站值班站长孙殿昌在发出列车出发信号后，发现“路牌”还背在身上，在列车已经开动后又急忙发出停车信号，列车车长不得不拉“车长阀”停车。
信号机安置位置不当和显示距离达不到八百公尺的标准，也容易造成停车事件。
直到09月底，吉林局管内还有三十五件信号机显示距离达不到标准。
七道河子站的上下行进站信号机，在距离五百公尺远的地方还看不见，使司机了望时感到困难。
列车经常在信号机外方停车不但会延长车辆的运行时间，而且会造成机件磨耗和费煤等损失，显然不合增产节约的要求。
建议吉林铁路管理局迅速采取措施，纠正这种可以避免的浪费现象。

太原铁路管理局设计科对工程设计工作不够慎重
太原铁路管理局基本建设第3工程队材料室刘文升来信：
太原铁路管理局设计科对工程设计不够慎重，有很多工程正式计划朝令夕改或者下达太晚，以致造成了施工中的严重混乱和浪费。
就以该管理局基本建设第3工程队一部分任务为例。
东晋支线工程由于技术设计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多工程在施工中改变了计划，因而材料的购置和运输也很混乱，已准备好的材料用不上，要用的材料又未准备好。
最严重的是正桥工程，基础刚开始打桩时，设计改变了，工程停止不修，很多材料都要转移，到现在还有很多石、砂等材料散放在路基坡上，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又如太原南站三股道改线工程在正式预算连影子都没有的时候就开工了，材料供应不上，就乱抓其它专业工程材料，造成工程实际用料超出计划很多。
国师线改建工程，材料快要备齐了，正式计划才下来，结果已备材料有五分之三与正式用料计划不符。
由于盲目设计，工程任务多变，工地情况十分混乱，不断发生工伤事故，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我认为，这种情况应引起太原铁路管理局的严重注意，并立即予以检查和纠正。

建设祖国的边疆
新疆第1座自动化的电厂
新疆第1座自动化的火力发电厂——迪化电厂的机器设备已提前两个月安装完毕，经局部试车，质量完全合乎苏联技术标准。
现正积极准备正式送电。
迪化电厂的发电能力等于新疆全省原有发电能力的一点四倍。
它的建成，将大大推进新疆省的经济建设。
它将供给迪化市及市区附近各个工厂、矿山以充足的电力。
各工厂、矿山的产品成本将随着廉价电力的供应而逐渐降低。
过去由于电力缺乏，迪化市的一千四百多家手工业户和作坊在生产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今后，这些手工业也可以充分利用电力发展生产了。
迪化电厂是由苏联专家设计，并用苏联最先进的技术和最新式的机器装备起来的。
从电动输煤带把煤送进锅炉直到发电机发电，全部生产过程都由机器自动来操作。
迪化电厂在机器安装过程中，苏联专家不仅直接指导，并且亲自动手安装关键部分。
来自北京、东北等地的安装工人也以忘我的劳动支援了祖国边疆的工业建设。
因此，从07月份开始的整个电厂的安装工程，到10月份就全部完成。
（据新华社讯）
小兴安岭上的竖井工程
在祖国东北边疆小兴安岭深处，有一对巨大的煤矿竖井工程正在紧张地施工。
这对竖井分主、副两井，井身直径均为六公尺半，主井井筒全长一百九十三公尺，副井井筒全长一百八十一公尺。
在这对井筒下面还要开辟方圆十几里的地区，开凿和发？
数十万公尺的巷道，建设办公室、职工休息室、变电所、电车库、炸药库、工具库、水仓、候车室、诊疗所、井下食堂以及铺设摩电铁路等。
这些工程规模都不小，如候车室可容三百人，水仓可储水一万五千吨。
竣工之后，这里将变成矿工劳动的地下城市。
这对竖井开工后，将为祖国出产大量的煤。
这对竖井工程从去年08月开工，到今年08月底两个井筒工程已经竣工。
这样巨大的工程，解放前要四、五年才能完成。
现在，我们有了苏联专家的热情帮助，加上职工们的积极工作，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而且工程质量完全合乎规定标准。
目前，全体职工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坚决为早日完工而奋斗。
　（孙宗武、黄涛）
跨过乌鞘岭，向新疆前进
乌鞘岭——拔海三千公尺，高峰横亘，东西长达六十公里。
岭上气候经常在零下五度左右，09月里已经下过三次大雪。
兰新铁路就要从这里直穿而过。
修路工人在毛主席“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号召下，向高山、深沟、悬崖和急流展开斗争：
钻隧道、架沟桥、筑涵洞、修山坡。
石工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制石片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
土工已经挖出了近五万吨的黄沙，支援各种工程的需要。
当地藏族同胞热烈支援筑路工人，他们修了二十公里长的公路，使汽车很快开进工地，运去了许多机器和材料。
玉门油矿的工人们听到乌鞘岭筑路的消息，个个欢欣鼓舞。
一个工人的祝贺信上写道：
“我们要让石油像河一样的流，希望你们快把铁路修到这里来！”
目前，乌鞘岭的工程快要完成了，火车已开到离乌鞘岭有五公里的地方。
工地里洋溢着欢乐的歌声：
“树要人来栽，路要人来开；
人民的兰新路，人民修起来！”
　（张寿考）
从没见过火车的人也坐火车了
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草原和沙漠上，正在修建一条新的铁路。
工人们一到工地，当地兄弟民族的居民就像迎接亲人一样地帮助他们背行李、找住处。
妇女们忙着烧开水，扫房子，帮助工人洗衣服，亲热得如同一家人。
第三铁路工程局的职工战胜了风沙、山洪，不断前进。
修路工程从05月01日开工，06月15日开始钉道。
工地里展开了红旗竞赛，两个月中职工们提出九十多条建议，为国家节省了十三亿余元。
架桥队推广了先进经验，使架一孔桥的时间，由二时半缩短到一时半。
雷雨中，共产党员李有才带动工人与山洪搏斗，虽然他手腕碰伤昏倒在河滩上，但职工们终于将几百方木料从急流中抢救出来。
施工到08月底已铺轨八十五公里。
长列的火车把大批材料运往前方工地。
工程迅速进展着，火车奔驰在新建的铁路上。
当地兄弟民族的农民和牧民，从很远的地方坐着马车骑着牲口来参观。
当他们看到推土机一次能推四方土，一个人开动火车拉那么多东西奔跑的情景，感到无限兴奋。
一位扶着拐杖的老汉摸着停下来的火车说：
“国民党匪帮在这里的时候，抢劫勒索，老百姓活不成。
解放后，我们的生活逐渐提高，毛主席关心我们，派人来修理铁路，从来没见过火车的人也能坐火车了！”
　（王绍柏）
戈壁滩上修工厂
在祖国西陲——东疆的戈壁滩上，矗立起一座高大的楼房，烟囱日夜吐着滚滚的烟。
这就是驻哈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修建起来的红星面粉厂和红星发电厂。
在这一工程修建中，战士们成立了技术研究组，创造了手搬滑车，解决了高空运输问题，又轻快，又省劲，不出危险，节省了劳动力一千多个。
大烟囱是一个关键工程，许多战士都没有看见过。
但他们苦心钻研，仅用三十五天的时间就修起了三十五点六公尺高的烟囱。
过路的各族农民，都伸起大姆指称赞不已。
红星面粉厂今年07月已开始试机生产，现在每天开动十六至十八小时，可产粉三百二十袋至三百五十袋，共重一万四千多斤，现在不仅可供部队用粉，并已供给哈密城居民部分食用。
今后还准备再添置一部动力发电机，保证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供电，并准备在10月份将哈密城内电灯装好，使这个边塞的城市大放光明。
　（汤次华、雷霆）

用回忆对比方法教育农民支持国家建设
胶县辛屯村购粮宣传效果好
中共山东省胶县十区后屯乡总支部，以该乡辛屯村为基点，用引导农民回忆、对比等办法，进行国家收购粮食的宣传，农民们都积极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持国家建设。
辛屯村的经验，由中共后屯乡总支在全乡及时加以推广，六天内全乡共收购粮食和收回贷款粮食七千斤。
中共胶县十区区委在其他各乡用同样方法进行宣传，效果也很大。
该区自10月06日到17日，共收购粮食八万八千八百九十六斤。
胶县十区后屯乡辛屯村的农民，自土地改革后，经过几年来的劳动互助，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今年又基本上战胜了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取得了七成五以上的收成。
除少数农户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将缺一至两个月的粮食外，全村绝大多数农户都有相当多的余粮。
10月份以前，有些农民由于对今年的收成情况估计不足，存在着“今年年成不好，明年粮食一定贵”的错觉。
有的缺粮户争购粮食，耿维孝等三户把还不肥的小猪卖掉买粮，耿业叙等三户卖了牲口准备买粮食。
粮食多的户有的也待价惜售，不肯卖出粮食，扩大生产。
根据以上情况，中共后屯乡总支书记金和谟在10月上旬参加了区委扩大干部会议后，即在区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以辛屯村为基点，一面发动群众进行抗旱种麦等工作，一面采用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层层发动，逐步深入，逐步提高的方法，深入进行了有关粮食问题的宣传。
（一）引导农民分析本村生产情况，肯定生产成绩，消除农民对粮食问题的盲目紧张情绪。
引导农民分析生产成绩的来源，使农民认识国家和农民生产的关系，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
首先，引导农民计算了本村今年各种主要作物的收成情况，农民都认识到，去年是丰收年，今年比去年有七成半的收成，多数庄稼收成很好，只有少数庄稼减产，大片地区收成很好，只有小片地区减产，同时又有三年丰收的好底子和国家的支持，因此树立了信心，稳定了情绪。
耿志喜说：
“到底上级心里有数，光听胡乱说不行。
这回心里有底了，可放心啦。”
刘树吉等改变了原来打算卖牲口、卖猪买粮的想法；
耿业叙等三户又买了牲口。
然后，引导农民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成绩的来源。
农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国家对农民生产的扶持是很大的。
如今年春季银行贷款一百二十万元，扶持了困难户及时种上地。
供销合作社春季供应了七千余斤海州大粪和一些豆饼，解决了肥料不足的困难；
夏季及时供应了豆种；
秋季廉价供应信石，每斤比市价便宜一千五百元。
政府还大力推广优良品种，保证了增产。
如胜利百号地瓜比别种地瓜每亩增产将近一倍。
同时国家以正确的价格政策，保障了农民的实际收益。
分析了这些事实以后，农民一致认为：
没有国家的扶持就不能提高生产，改善生活。
张秀山说：
“过去咱庄户人有三条穷根：
一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二是地主的残酷剥削，三是投机商人捣鬼。
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咱掘断了这三条穷根，才过上了好日子。”
他表示要积极把粮食卖给国家。
（二）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逐渐缩小的事实，教育农民认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提高他们对于工农联盟的思想认识。
许多农民从自己日常用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工业产品谈起，认识到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有的说：
使肥田粉又省力，劲头又大，六六六药粉杀虫最有效，七寸步犁耕地又深又平又稳当，这些都是工厂制造的。
耿恕峦说：
“大至拖拉机（该村农民曾到小王戈庄参观过胶县农业机器站给农民代耕秋地），小至步犁、排犁、喷雾器，那一样也得工人老大哥造出来。”
通过回忆过去用的工业品又贵又缺，对比现在工业产品价格逐渐下降，农业产品价格稳步上升的事实，农民们进一步认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如有的说：
去年元宝牌肥田粉二千多元一斤，今年已降到一千七百元一斤了。
去年火柴一千五百元一封，今年已降到一千元一封。
这些都对农民有好处。
有的妇女说：
过去穿粗布，质量不好价钱还贵，现在什么样的花布都有，又漂亮，又便宜。
这个村的农民认识到：
只有工业发展了，农业生产才能更加提高，农民生活才能真正改善，所以必须增产粮食，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持工业建设。
（三）引导农民回忆过去物价不稳对农民的害处和解放后物价稳定对农民的好处，使农民认识到国家掌握粮食，保证物价稳定的重要性。
这个村的农民回忆了过去物价不稳和解放后物价稳定的情况。
如耿志喜说：
“过去麦子刚打下来时，一升麦子只能换一升谷子，要换升高粱还得倒贴钱。”
许多农民说：
解放后，咱收下粮食，国家就用合理的价格收购，保证了农民的收益；
同时又用合理的价格供应，保证了粮价的稳定。
算来算去都对咱有好处。
通过回忆、对比，农民们认识到：
只有国家掌握了足够的粮食，才能更有力地扶持农民生产，统一调剂供应军需民食，保证物价稳定，加强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的力量，保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建设。
如谢伟林说：
“从咱庄的小学说吧，01月就得开支四、五十万元。
再看看胶县城工厂、学校的建设，至于全国的各项建设，开支就更大了，国家要不掌握足够的粮食那能行！”
王清向说：
“国家有了足够的粮食，才能更好的扶持咱生产。”
他表示要卖一百斤谷子给供销合作社。
（四）在农民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通过领导农民打生产谱，号召农民把死粮变活粮，扩大生产投资。
首先用具体实例对比的方法，讲明把死粮变活粮的好处。
如将王清向今年因多施肥，适当使农药，每亩小麦比一般户增产四十斤的事实，和耿恕孝存有二百斤小麦，今秋种麦不舍得用信石，结果叫蝼蛄咬坏了麦苗需要翻种的事实对比地向农民进行教育，农民们说：
耿恕孝浪费了种籽，耽误了工夫，还影响到明年小麦的收成，存粮真不合算。
接着通过帮助互助组打生产谱，动员农民卖粮投资生产。
如廖思田互助组，共六户，全组共计划卖给国家小麦三百三十斤，粗粮三百二十斤，换回生产资料，扩大生产投资。
经过以上宣传教育，农民们都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并换回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六天内，该村有二十六户卖粮给供销合作社，计有杂粮三百二十斤，豆子四百二十斤，小麦二百八十斤；
有二十一户用一千三百斤豆子，归还了供销合作社赊销的化学肥料钱。
农民在卖粮后积极购买生产资料。
如耿恕孝、耿永孝等二户打算买牛，耿恕喜、纪恩友等二户打算买驴。
同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进一步提高，都积极参加了抗旱种麦、争取晚秋增产等工作。
（杨维屏、王克迅）

石景山钢铁厂浪费铁路车皮情况严重
石景山车站赵鸿章来信：
石景山钢铁厂严重浪费铁路车皮的情况长期没有改进。
根据去年天津铁路管理局（我站原属该局领导）和厂方签订协议书的规定，在去年06月至12月的期间，每次货车停厂时间最多不得超过六小时。
但是石景山钢铁厂经常违反协议。
据统计，在这七个月内，货车超过停留时间达五万七千一百十九小时，等于二千三百八十个车皮被积压了一天。
当我站依据铁路规章，向该厂核收货车延期罚款十二亿元时，该厂运输部竟拒绝缴纳，问题拖到现在仍未解决。
目前，这种浪费车皮的现象仍然是严重的。
据我们统计：
在今年七、八、九三个月内，该厂浪费铁路运输力即达二万九千五百余车小时。
尤其严重的是该厂竟把铁路车皮当作存料仓库使用。
该厂的卸货场很多，但为了节省厂内搬运力，竟规定把运来的煤直接卸到各个用料场所，因此本来可以一次卸车的，现在得分数次卸车，仅此一项，每月所浪费的车皮就超过二千个车小时。
又如，该厂自09月下旬起缩小卸货场的使用范围，有三条可卸七十二个车皮的线路被停止使用，以致造成庞家堡运来的矿石不得不集中在一条线上分数次卸车，这样每个月车皮的浪费也在一千个车小时以上。
为了查定石景山钢铁厂货车停厂的标准时间，中央铁道部和北京铁路管理局曾于今年03月会同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等单位深入该厂进行重点查标工作。
根据查定结果，货车停厂的标准时间应为四点八小时。
但该厂运输部竟借口尚未试标等原因，不肯执行新标准，以致使该厂1953年度的铁路运输合同迟迟不能签订。
我站职工对该厂不注意合理使用车皮很有意见。
有人反映：
“我们忙得满头大汗，争取停车时间一分一秒钟地缩短，然而石景山钢铁厂却浪费了大量的车皮。”
编者按：
最近我们又收到太原铁路管理局新城站傅学超、张家口铁路运输分局侯明义等来信，反映太原钢铁厂、宣化龙烟铁矿二分矿同样也有延长货车停厂时间、浪费铁路运输力的情况。
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应该引起普遍的重视。
铁路运输是国家的主要运输力量。
目前，铁路运输力量不是过剩，而是赶不上任务的需要。
因此，如何加强铁路运输的计划性，提高车辆周转速度和运输力的问题，就不仅是国家在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中的重要工作，同时对国家发展经济、扩大城乡内外物资交流和支援基本建设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但做好这项工作，除要求人民铁道企业本身应作最大的努力，加强企业管理外，还必须取得各有关部门的有力配合。
各有关部门应该重视社会生产的联系性，加强全局观点，在考虑和组织本企业生产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如何有计划地充分发挥和合理利用运输力量，尊重人民铁路的规章，以便人民铁道企业可以迅速地加强计划运输，提高运输力，减低运输成本。
为了切实改进浪费铁路运输力的严重情况，希望上述三个单位根据本报读者所提出的意见，对这个问题作深入检查，并提出有效的改进办法。

纠正浪费国家运输力的现象
08月29日“读者来信摘要”栏刊登了读者批评某些部门不合理使用国家运输力量的来信。
现将各有关单位的答复信摘要发表于后：
中央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第2水泥厂监察室来信：
读者的批评是正确的。
我厂把四十车水泥在铁路上作短距离和绕道的不合理运输，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整体观念，单纯迁就货主提出的要求。
我们在与本溪钢铁公司签订第2季度水泥购销合同时，货主为了提货方便，要我们把货物运送到本溪南站。
而我们怕不答应货主的要求会影响合同的签订，就同意将购销合同改为代运合同，却没有考虑到近距离运输会造成铁路运输力的浪费。
这显然是错误的。
为了改进运输工作，我厂决定今后不再与货主签订近距离的代运合同，并已通知本溪钢铁公司，本溪矿务局，自09月份起自行提运货物。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工程处桥梁工程第1大队（原批评信中写作桥梁第1工程队）来信：
我们根据读者批评，召开了一次检讨会。
会上，材料发送员杨秀峰同志检讨了过去只是考虑如何把现场需要的材料迅速运送到工地，对国家运输力量的浪费却不加以重视，因而发生把少量货物占用整车装载的情况。
我队领导上也存在着本位主义思想，不照顾国家的整体利益。
我们除向大连北站表示歉意外，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浪费国家运输力量的情形。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哈尔滨木材厂来信：
读者吴景新对我厂乱提托运计划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
由于我厂出差员彭奎林在负责发送木材的工作中不重视铁路上05日托运计划的执行，以致打乱了整个铁路的运输计划。
个别职工甚至还存在“多提计划没啥，完不成也不要罚款”的错误思想。
这说明我们对现场人员的工作检查和思想教育是不够的，对铁路的计划运输制度是不够重视的。
我们一定接受教训，加强对所属工作人员的教育，进一步改进工作，以保证国家运输计划的顺利完成。

让更多的古代文物和广大人民见面
辽东省青城子铅矿办公室孙大为来信：
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
这些辉煌灿烂的文物与艺术作品，不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而且还教育我们和后代子孙热爱自己伟大的祖国和正确地认识祖国的历史。
我国的不少珍贵稀世的古代文物，过去遭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盗窃，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愤恨。
还有许多文物则散在民间。
在今天人民自己的国家，这些历代珍藏的文物如果能够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供广大劳动人民欣赏、观摩，比起分散地由私人保管显然有更大的价值。
人民日报10月11日刊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陈叔通副主席将他几十年来苦心收藏的“百家画梅”画幅捐献给国家，这是很好的。
我建议珍藏祖国古代文物的社会各界人士让更多的古代文物和广大人民见面，使我们伟大祖国的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介绍影片“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庄为远
原著者：
伐·阿札耶夫编剧：
姆·派派伐导演：
阿列克桑德尔、斯托耳彼尔翻译：
杨范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
根据苏联阿札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改编的同名影片，保存了小说情节的中心线索和主要人物，通过远东艰险的自然背景，表现出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如何把远东后方的重要工业部门的工作，改造得适应战争的需要。
影片比较突出地表现出建设工程的领导者巴特曼诺夫的形象，描写了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
影片集中了小说的戏剧冲突，首先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是处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中。
影片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巴特曼诺夫的全部领导工作，是处在千头万绪的极大困难面前。
他面前不但有保守落后的前任总工程师格鲁布斯基等，正在因袭着资产阶级的设计观点，顽抗着国家建设工程的新要求；
而且就在巴特曼诺夫自己所率领的战斗队伍中，也有人不理解建设远东石油管对卫国战争的重大意义，而认为跑到远东是“躲居在后方”，是逃避保卫祖国的责任，坚决要求脱离建设岗位到前线去。
青年工程师阿列克塞最初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巴特曼诺夫的任务，是一方面要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另方面要引导阿列克塞等的情绪，使他们对祖国的热情，转向到艰巨的建设工作上来。
我们在影片中一开始看到，前任总工程师格鲁布斯基是如何对抗建设工程的新计划，他陈述了许多困难，许多理由，说明石油管的建设成功，绝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而必需三年才能完成。
他所说的困难是什么呢？
是他认为在远东一年有七个月是冬季的严寒气候里，是根本无法施工的。
他看不见苏维埃人民的创造力量是可以战胜这些困难的。
而且他在设计工作中不重视与搜集充分的资料，忽视当地群众的正确建议，他认为在河流的左岸经常遭水泛滥，因此就盲目地肯定石油管敷设的线路必须设在右岸。
但实际上河流的右岸有连绵不断的丘陵山脉，几乎没有一个村镇，建设线路的困难是很大的。
而在左岸，线路不但可以沿着宽阔的大水淹不到的倾斜岸堤伸展，并可在敷设线路时得到当地居民的帮助。
前任总工程师之所以看不到这些有利的条件，固执己见，是因为他不去实地勘查，在他的思想深处，还迷恋着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
他的理论是以德国和美国的技术“权威”的意见为根据的。
他不敢以革命精神，突破“全世界都还没有这样实验过”的技术规程。
前任总工程师所提出的问题，在巴特曼诺夫面前摆着两条道路：
或者是被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观点所吓倒，罢手不做国家急需的建设石油管的工作；
或者是以革命的精神，以社会主义的建设思想去战胜重重困难，把国家战时急需的石油开采出来，输送到前线去。
巴特曼诺夫选择了后一道路，他在远离莫斯科数千里的后方，组织了“为了出产石油的战斗”。
当他发现了在工程设计中，存在着两种尖锐的思想对立时，他以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精神，支持了新任总工程师别里捷所拟定的新的设计计划，批驳了格鲁布斯基的保守思想。
巴特曼诺夫在工程的时间限制非常紧急的情势中，坚决勇敢地承担了祖国所给予的任务。
我们在影片里的一场会议中，就能看见他是十分成熟和敏锐地对工程师们表示道：
“老的计划书，难免是要修正或者改变的。”
小说中关于建设线路的讨论，是这样写的，巴特曼诺夫肯定地说：
“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而且我们深信，新的技术方案是非常脚踏实地的，有根据的，是以计算和勘察为基础的，是以全体工程师的经验，不只是以别里捷个人的经验为基础的。”
因此，巴特曼诺夫在此是十分自信地说道：
“归根到底，我是第1个对你们大家和对建设工程的命运负责的人。
我不怕担当由于我的决定而引起的后果的责任。”
他说：
“我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一年内敷设好输油管的问题是不是战时才发生的问题呢？
还是三年的期限根本就不对？
按我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敷设输油管花费那么长的时间都是不容许的，即使在战前，也不应该把线路敷设在右岸，而不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帮助，不为尽量节省开支作打算。”
这就是新旧两种设计方案的根本分歧：
从巴特曼诺夫所领导的设计方案中，可以看出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即由于敷设线路而开辟的大路，会在今后的长远的时期内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
而思想保守的格鲁布斯基的工程观点不是以勘察为设计的基础，同时在建设事业中又不是将政治、经济与技术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巴特曼诺夫在支持新的设计思想、反对保守落后的工程观点时，同时做的一件大事，是大力调整自己的队伍。
巴特曼诺夫深信工程的开展是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随时善于用批评的方法，团结教育干部，带领着整个集体前进。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巴特曼诺夫以极大的慈爱的心情和严格的遵守纪律的精神，把那种热望奔赴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等爱国青年的全部激情，引向到建设工作上来。
从影片的生动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巴特曼诺夫是深入了他的干部的灵魂，不但了解他们，而且善于用恰当的方法，解开他们的思想结子。
他灵活地运用了批评的武器，以他高尚的人格和对祖国、对斯大林的忠诚，感动了他的干部。
在他身边聚集起群众的积极力量。
巴特曼诺夫的领导还表现在掌握全面、深入重点，系统地检查指令的执行情况。
他的工作作风既不是靠签署“命令”来进行“一般”的领导，也不是依赖于文书往返。
在小说原著中，巴特曼诺夫曾对供应处长说：
“我有一个规则，就是要亲自检查执行我的原则性的命令的情形。”
他一方面掌握全面情况，一方面又进行具体领导。
他像部署战斗的军事指挥员一样，特别看重通讯联络工作，以便随时和遥远的各个工程段联系，以便于指挥着建设工程的进行。
当巴特曼诺夫一步也不放松地建立着自己的工作秩序时，我们看见他既熟练地掌握着工程的勘察、设计、输送建设器材和生活物资等工作的进行，又从不忘记去深入检查工作中的重点或薄弱的环节。
在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巴特曼诺夫是用全力去突破海峡工程段的困难。
在广阔冰冻的海峡上，采用了前辈工程师托波列夫的水底爆炸方法，巴特曼诺夫所率领的劳动大军获得了很大胜利。
这一胜利，粉碎了格鲁布斯基认为不能在水底挖掘壕沟，敷设石油管的胡说。
在工程进展中，群众的劳动热情，被组织在总工程师别里捷、阿列克塞与罗戈夫分别领导的三段工程核心的相互竞赛里。
巴特曼诺夫与党委书记合作，引导着整个工程的进展，形成了战斗组织工作的灵魂。
影片中巴特曼诺夫所领导的建设工程的胜利表现出社会主义设计思想的胜利，表现出工程全体建筑者爱国主义思想的威力。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描写着建设工程中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热情。
影片通过了一些细致的生活侧面描写，表现了在遥远的后方所进行的建设工作，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血肉相关的。
影片通过要求参加通讯队工作的孩子根卡父亲的牺牲，供应处长里别尔曼的家人被战争阻隔在列宁格勒，阿列克塞的妻子的牺牲的消息等等情节，表达出了人们在战争艰难时期中，政治上、情感上深切的一致。
其中最为深刻感人的，就是巴特曼诺夫亲自告诉孩子根卡他父亲牺牲的那一场戏；
这场戏很生动地描绘了巴特曼诺夫慈爱与豪迈的内心感情。
影片也描写到别里捷、阿列克塞和托波列夫这两代工程师、党与非党的专家们之间正确友善的关系，反映了英雄建设事业的群众性。
在这一伟大建设工程中涌现的群众英雄是不胜枚举的。
影片突出地叙述了青年女工程师丹妮亚的通讯队的功绩，描写了青年们在暴风雪中艰苦工作的情景。
配合全部故事，影片有着美丽的序曲与主题旋律，音乐对于影片中的自然环境有浓厚的抒情意味，使人们向往和热爱着远东的地方。
同时，这部影片中有许多优秀的、成熟的苏联演员，和两位崭新的女演员（扮演丹妮亚的特·马霍娃与扮演然妮亚的伊·基谢列娃）参加演出。
影片中的巴特曼诺夫的角色是由苏联著名演员奥赫洛普柯夫〔注〕扮演的。
这位著名的演员在扮演巴特曼诺夫角色时，他的每一表演细节都经过了充分的情绪准备。
他表演的情调，是用了全部内心蕴藏着的爱国情绪与鲜明的智慧，以及国家机关的高级指挥人员的慎重又果断的精神，在审视环境，听取反映，一面思索，一面判断。
他的成功的表演，真实地显露出既含蓄又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形象。
观众可以从他塑造的形象中感觉到谦逊和温暖，感觉到苏联共产党人在极艰难的环境中，完成伟大历史任务时的主动精神与激动心情。
〔注〕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恩·布·奥赫洛普柯夫，是著名的苏联人民演员，他曾经极为成功地在“列宁在10月”和“列宁在1918年”影片中扮演工人瓦西里。
在“斯维尔德洛夫”影片里扮演歌唱家夏里亚宾；
在“库图佐夫将军”影片里，扮演过巴尔克莱将军。
1948年因在“真正的人”影片中扮演政治委员沃洛比约夫时的功绩，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附图片）
通讯工程师丹妮亚带着一百名青年团员，就要出发到森林里去架电线了。
总工程师别里捷正在和她谈话。
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柯甫少夫（右）和工程区区长罗戈夫（左）听了巴特曼诺夫的话后，认识到建设油管工程的重要性，打消了想到前线去的念头。
党委书记泽尔肯德（中）也为他们高兴。
工程管理局局长巴特曼诺夫非常喜爱青年团员小根卡，但他现在要亲自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
小根卡的父亲死了。

全国民族形式体育大会九、十两日情况
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09日继续进行。
虽然天气很冷，但会场四周看台上仍然坐满了观众。
09日大会的表演项目是武术、民间体育、骑术（轻乘、障碍），竞赛项目是举重、拳击、摔跤、击剑。
武术表演有各种拳术和棍、枪、刀、剑等器械单练和对打。
西北区运动员苗玉龙表演了四炮锤和八仙棍。
苗玉龙今年已七十五岁，但精神非常饱满，腿脚轻快利落，看起来如同青年人。
他是青海省西宁市的运动员，从二十五岁起他就练习武术，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从来没有生过病，身体一直非常健康。
在09日的民间体育表演中，特约的北京首都杂技团演员宝善林表演的中幡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中幡是高三丈、重三十多斤的一根竹竿，宝善林可以把它很轻巧地舞起来；
他能用肩、手背、大姆指把中幡顶起，并能顶在头上扭秧歌。
09日虽然因为风大使中幡重量达到一百多斤，但他巧妙地掌握住中幡的平衡，并且顶着中幡翻筋斗。
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骑手们，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轻乘和障碍表演。
当他们骑着骏马进入会场时，看台上观众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轻乘表演中，五名女运动员和六名男运动员表演了单人单马、双人双马、双人单马、多人多马等节目，他们在疾驰中在马背上表演单腿平衡、马上倒立、叠罗汉等复杂动作。
障碍骑术是由七名内蒙古运动员表演，他们熟练地骑着马穿过多种障碍和火圈，充分表现了内蒙古人民坚毅、勇敢的精神。
09日举重、摔跤、击剑、拳击竞赛结果：
举重，解放军李君伟获得轻量级第1名（二百九十五公斤）、华东区朱瑞宝第2名（二百八十公斤）、东北区黄强辉第3名（二百七十二点五公斤），均打破全国最高纪录（二百七十公斤）；
解放军朱鸿全获得中量级第1名（三百零五公斤），打破全国最高纪录（二百九十七点五公斤）。
摔跤，轻量级获得小组第1名的是：
华东区宋保生、中南区沈少三、华东区周凤根、东北区王殿原；
中量级获胜者是：
内蒙古图特布和哈英哈尔瓦、华东区谭树森；
次重级获胜者是：
华北区杨子明和内蒙古色登；
重量级获胜者是华北区张魁元。
拳击，轻量级是华东区陈新华和西南区李炳元获胜；
轻中级是东北区孙吉柱和华东区黄华烈获胜；
次中级是东北区朱兆麟和解放军俞吉利获胜。
击剑，华北区王建奇获胜。
（新华社）
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10日继续进行。
10日有武术、民间体育、骑术等表演和摔跤、拳击、举重、步射、击剑等竞赛项目。
10日的民间体育表演是多种多样的，有团体武绳、象脚鼓舞、舞石担、皮条、“布鲁”投远等。
铁路代表队表演的武绳，是天津铁路运输分局沧县装卸供应社十五个装卸工人结合生产创造出来的，是一种用跳绳来锻炼身体的运动。
由二人挥着绳子，其他的运动员一边在地上做各种动作，一边同时越过绳子，表现了高度的合作精神。
看台上的观众一再为他们的精彩表演热烈鼓掌。
这十五位装卸工人个个身体结实，今年在生产竞赛中曾获得四次优胜红旗，超额完成装卸任务。
象脚鼓舞由西南代表队傣族两位青年表演，这是西南区傣族中流行的一种民间体育。
内蒙古自治区表演的“布鲁”投远，是反映牧民生活的一种民间体育形式。
“布鲁”是一种弯形木制器械，牧民们遇有羊群受野兽侵害时，就用“布鲁”掷打，保护羊群，一般能打七、八十公尺。
他们从小就练习掷打，所以不但打得远，而且打得准。
在摔跤台上，内蒙古自治区和华北区的蒙民摔跤表演吸引了全场观众。
十四位身体健壮的摔跤手，穿着鲜艳的摔跤衣，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唱着歌，一边挥舞着两手，一边跳着，然后分两边坐下，开始一对一对的摔跤。
10日步射竞赛时，蒙族运动员布和敖其尔与李成射箭技术的准确博得全场观众喝采。
布和敖其尔曾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届人民体育大会上获得两个步射二等奖章；
李成曾获得一个步射一等奖章和一个步射三等奖章。
10日的武术表演，东北区老年武术家张万成表演了荷叶刀，华东区周永福、周永祥兄弟二人表演了双手带进枪，华东区一位十三岁的少年先锋队队员邱桂香表演了单刀。
西南区蓝素贞表演了自然剑，这是经过她研究改造后的一种剑术，她那高度熟练的技术和优美动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日的举重、摔跤、击剑、拳击、步射竞赛结果：
举重，解放军萧山祖获得轻重级第1名（三百一十五公斤）、解放军刘云福获得第2名（三百一十五公斤），均打破全国最高纪录（三百零七点五公斤）；
次重级，华东区蔡昌华获得第1名（三百公斤）。
摔跤，次轻级是华东区高小毛获胜；
轻量级是华东区宋保生获胜；
中量级是内蒙古图特布和华北区徐茂获胜；
次重级是华北区杨子明和内蒙古色登获胜。
击剑，华北区马贤达和中南区魏大洪获胜。
拳击，轻量级获胜者是华东区陈新华；
轻中级获胜者是东北区孙吉柱；
次中级获胜者是解放军余吉利；
次重级获胜者是华北区靳金铎；
最轻级获胜者是华北区王守忻。
今天步射男子组第1名是内蒙古布和敖其尔。
　（据新华社讯）

华北区干部开始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
华北区在职干部四个月来的经济建设理论学习，已取得不少成绩。
全区参加学习的干部共二十一万三千人，计高级组两千五百人，中级组五万一千人，初级组十五万九千余人。
学习前，各地首先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是全党干部的重要任务”。
学习开始后，一般都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初读“联共（布）党史”第9章与其他有关文件，领会文件的大意，然后转入精读。
在精读中，由于缺乏经验，很多地方一开始即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但因多数同志理论基础较差，对苏联历史不熟悉，普遍感到钻不进去。
另外，也有些同志一开始就搜罗很多参考资料来阅读，不去着重研读“联共（布）党史”本文和指定的文件。
华北一级直属机关首先批判了这一偏向，要求大家以“联共（布）党史”为中心，结合指定的列宁、斯大林有关著作，逐节逐段深入钻研，先领会各节的主要内容，然后提出问题进行研究。
在学习中，经济企业部门的干部特别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完全改变了过去学习落后的状况，这一方面是由于学习内容切合他们的需要，一方面也由于华北局和各省委、市委都有计划地训练了一部分经济企业部门的负责同志；
他们普遍重视了本部门干部的理论学习，亲自参加学习领导，并担任讲课。
今年各地在聘请教员时，很少遇到困难，所有被聘请的教员没有发生推辞的现象，而且，教员一般都积极负责，受到学员的欢迎。
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教员同志，由于讲课内容丰富，更受到大家的欢迎。
经过这一时期的学习，一般同志对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原理，以及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商业的作用和党领导的集中统一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普遍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从而对“苏联走过的道路在基本上正是我们所要走的”，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现各地干部，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陆续转入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学习。
学习时间规定为一个半月。

希望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努力学会当地民族的语言
冯众
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我国少数民族的落后状态，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够改变过来。
四年多来少数民族干部的生长虽然很快，到现在已经有近十万人参加了各项工作，但还赶不上实际的需要。
这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和适当质量的汉族干部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但是，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首先遇到了语言不通的障碍。
不通语言，和当地群众往来就要受到很大限制，在工作上自然会遇到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
少数民族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必须被尊重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也明白规定：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进步”。
（斯大林：
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为此，汉族干部绝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强迫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
这样做，就是严重违犯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
为了打破语言不通的壁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尽最大可能学会当地的民族语言是必要的；
自然，凡是不懂当地民族语言的其他民族干部，以及本民族干部，也同样有这个需要。
因为接近少数民族群众，深入了解情况，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都需要有语言作为工具。
今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将要一步步深入开展，这更增加了学习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许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会当地民族语言之后，都感到和当地各族人民的感情更融洽、工作也深入了；
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也感到方便，对汉族干部也更亲近了。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潞西县的许多干部学会了当地民族语言，走到哪里都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当地傣族同胞看到工作干部就亲切地喊：
“宰弄，戛列都！”
（大哥，到我家玩）。
西康省有的藏族人士认为汉族干部学习藏语是一件大喜事。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乡城县县长冷龙大洼（藏族）说：
“以前藏汉族干部一桌吃饭也要用翻译；
现在，汉族干部懂得了藏话，有事可以直接商量了，减少很多麻烦。”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汉族干部学会当地民族语言以后，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毫无疑问地会进一步密切起来；
同时也说明了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是如何地切盼汉族干部能学会他们的语言。
当然，学会一种民族语言将会碰到许多困难，特别是目前编印教材、配备教员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且许多少数民族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我们只要有坚定的长期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决心，苦学苦炼，埋头钻研下去，学习中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既然负有帮助兄弟民族发展的光荣任务，如果不会当地民族语言，宣传政策时人民群众听不懂，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不上来，这对完善地完成这项光荣任务不能不是一种阻碍。
现在我们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是有着许多有利条件的，首先是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
其次少数民族人民热烈欢迎我们这种学习，他们会热诚地给予帮助；
我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工作和空闲时间都随时有实用和练习的机会。
在这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下，只要有决心，有信心，学会一种民族语言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今天本报发表的青海省牧业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藏族语言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他们不是经过短时间的学习，许多人都能说普通藏话了吗？
现在许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都已先后开始了当地民族语言的学习，而且已经有了显著成绩。
有些地区已建立了学习的组织和正规的学习制度，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学习；
而且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和坚持学习。
这些情况说明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绝大多数都决心长期地、艰苦地、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我们希望：
学习已有相当基础的能够继续巩固和提高；
已经开始学习的能够坚持下去；
还没有开始学习的也迎头赶上去。
有些地区，如新疆省和西康藏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汉族干部学习民族语言的鼓舞下，也自动地学习汉语、汉文，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
汉族干部应该热诚地帮助他们进行学习。
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在互相帮助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将更增进互相了解，进一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记一个学会了藏话的汉族干部
一兵
09月初旬，我从甘南藏族自治区的西仓部落到了夏河县的阿木去乎部落。
踏上第6区区人民政府的阶台，见到屋子里一个年轻的同志正和一个喇嘛谈话，他们说的全是藏话。
那位年轻的同志看到外面来了人，便走出来，问我找谁？
“找张光清同志。”
“我就是张光清。”
我说：
“不听到你操的陕北口音，我真以为你是藏族同志啊！”
他笑了一笑，引我进去，介绍我和那位喇嘛认识，他名叫慈成木，是这个区的区长。
我在阿木去乎停留的几天，看到张光清和慈成木、副区长甲藏慈成木等，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早上一同学习。
有时夜里开完了会，区里的藏族干部和汉族干部，唱着藏族民歌，跳着藏族舞，慈成木坐在旁边敲着拍子，在这偏远的地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和谐啊！
张光清到阿木去乎已经两年多了。
他生长在陕北延长县，长期在那里工作，当他在家乡时，从没有想到将来会到藏族聚居地区工作，将来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话。
1949年，他离开家乡，被分派到甘肃省夏河县工作。
1951年，组织上又派他到阿木去乎，担任中共夏河县第6区区委书记。
第6区有阿木去乎、梅西、下巴沟和阿拉四个大的部落。
夏秋之间，甘南草原气候温和，一旦天气变化，天空往往飘起雪花，有时突然降一阵冰雹。
张光清刚来阿木去乎，吃不惯酥油？
粑，过不惯高原上变化多端的气候。
使他更伤脑筋的，就是他和藏民互不懂话。
不管他去访问藏民，或者藏民来找他，身边总是坐着一个译员。
译员一走开，他和藏民只有面对面的坐着，满肚子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当他留在区政府，藏民很少来找他。
当他访问牧业区，牧民们知道人民政府里的人来了，都来看他，向他问长问短，等到知道他不会说藏话，有的便悄悄地走开了。
他和藏民谈话，译员往往译不过来，有时甚至将原意译错了。
就这样，他在工作中经常碰钉子。
前年冬天，木道和群楚两个村庄的藏民发生械斗。
他把双方的代表找来，准备调解他们的纠纷，恰巧译员到拉卜楞去了，只得找一个略懂藏话的汉人充任翻译。
结果许多话没有译出来，双方代表回去后，械斗又起来了。
张光清的妻子张碧兰告诉我：
在一次各部落的头人会议上，张光清向他们讲话，提到组织民兵问题。
会后，有些藏民问为什么要登记枪枝？
译员将他的话译为要组织民兵，登记枪枝，藏民自然有疑虑。
经过多方解释，他们才安下心来。
在这种情况下，他想：
生活过不惯，呆一个时期就可以过惯了。
藏话不会说，又听不懂，这怎能将党的政策和当地群众见面呢？
光靠译员，怎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呢？
怎能在这地方长期扎下根子呢？
那时，他曾一度想离开藏区。
然而，藏族人民的热情、忠厚深深地感动了他。
国民党匪帮造成他们的贫困，使他感到必须帮助藏族人民摆脱这样的处境，他终于克服了离开藏区的想法。
但是，要想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首先得消除语言上的障碍，这就使他下定了学藏话的决心。
在阿木去乎，除了区政府有几个汉族干部外，四周都是藏民，使得他的汉话少有施展的地方，这就给予他学藏话一个好的环境。
他请求慈成木帮助他学藏话。
慈成木和他住在一起，不管白天或晚上，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就耐心地教他。
慈成木告诉张光清先从生活上的日常用语学起，那些话在什么场合使用，那些字怎样发音，张光清边学边记，每学会几句，便和藏民交谈。
有时慈成木坐在旁边，听到他发音不准确，或说错了的地方，随时指出。
有时学会了几句，和藏民谈话运用不过来，他心里发急；
慈成木就安慰他，学藏话不可急躁，今天不能运用，总有一天能够搬出来的。
在这样苦学苦记下，不到一年，他可以直接和藏民谈话了。
今天，不管他去牧场访问牧民，或藏民前来区政府，他不但不带译员，并且可以替不懂藏话的人担任翻译了。
在这一年里，他经常在梦中说藏话，走路的时候也在默记。
每当他和藏民交谈，谈到说错了的字句，藏民往往笑起来。
但是，他们的笑，并不使张光清感到难为情；
他们的笑，充满了友情和善意，因为和他们交谈的汉族干部，正在学他们自己的话啊！
张光清自从掌握了这一有力的武器，经常和区里的干部，下到各村庄、各牧场，向他们宣传民族政策，了解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和要求，给他们调解草场等纠纷。
当他一个人留在区政府的时候，情况和从前也不同了，藏民照样地到这里来的一天天增多，他们见了张光清都感到方便。
昨天还不熟习藏族，今天他和藏民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昨天只会说汉话，今天他操着流利的藏语。
它的关键在于下定了为少数民族长期服务的决心。

青海牧业区许多汉族干部学会了藏话
更加密切了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
青海省派往牧区玉树、称多、囊谦、果洛、同德、同仁、祁连、共和、海晏、冈察、曲麻莱、尖扎、兴海等地的汉族干部，在去冬今春先后展开了藏语的突击学习。
中共青海省委非常重视这次学习，在学习开始时，就指出学习藏语的重要，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不懂少数民族的语文就等于盲哑人，只有通晓了少数民族语文，才能直接向少数民族人民传达政策，了解情况，建立感情，做好工作；
使派去的汉族干部对学习藏语的重要性，在思想上有了认识。
同时，牧业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也深刻体验到不懂少数民族语文的困难，体会到学习藏语是开展工作的有力武器之一，所以学习都很认真。
牧业区各地党委也积极领导了这次学习。
突击学习时间，多者历时三个月，少者一个月。
经过学习后，现在有许多干部已能说普通藏话，少数干部还认会了一、二千个藏文单字。
如果洛工委组织干部进行了三个月的藏语突击学习，学了一般用语和政策用语八百四十七句，有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记住了六百四十多句。
玉树地区参加学习的有三百七十多人，经过八十五天的学习，一般都已学会了六百零一句藏语，并认会了一千五百多个藏文单字；
按程度来分，现在不用翻译，可直接进行工作的已有四十多人，能说一般藏话的有六十多人，能用藏话接待藏民的有九十多人。
同德一百零一个汉族干部中，有二十五人能当翻译，能说一般藏话的有五十人，其余二十六人能勉强听懂或部分听懂对方语意。
汉族干部学会了藏话，不但在工作上有了便利的条件，而且在感情上也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更加密切了。
果洛工作委员会的汉族干部学会藏语后，到工作委员会来往的藏民日益增多。
同德医务干部吴德卿学会了藏语，给藏民治病时，藏民都说“这是我们的门巴（医生）”。
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为了巩固与提高牧业区汉族干部学习藏语的既得成绩，提出争取在一二年内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能不用翻译，直接和藏族人民说话，百分之十的人能当翻译，百分之五的人能认会两千个以上藏文单字的要求。
根据上述任务，省委宣传部并提出下列意见：
一、牧业区各级党委必须领导干部建立经常性的藏语藏文的学习制度，订出具体计划和要求，经常检查总结，并强调干部在工作中向群众学习。
在有了藏语基础的干部中，要开始组织学习藏文。
二、现有的藏语教员都是兼职，有些地区曾因教员下乡工作，藏语学习发生自流现象。
今后各级党委应该对藏语教员的本身业务和教学工作作适当安排，以免妨碍学习进度。
三、牧业区各县可评选藏语藏文学习模范，奖励成绩特别优良的，借以鼓舞干部学习藏语藏文的情绪。
青海省牧业区的汉族干部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藏族语文的学习，获得了以下几点初步经验：
第1、党委重视，首长带头，从上到下普遍展开学习，造成群众性的学习热潮。
如玉树自治区一级机关汉族干部学习藏语前，有些干部的思想上存在“学习藏语对自己业务用处不大”等错误思想，因此，学习进度参差不齐，看不出多少成绩。
称多县在去年学习藏语时同样有很多人抱着敷衍塞责的态度，“只念口歌，不记字义”。
领导上对这种错误思想作了批判后，学习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玉树地委书记冀春光，果洛工作委员会书记马万里、宣传部长王育英等负责干部，不但组织和领导干部学习，而且亲自参加学习，同干部一起上课和讨论，大大地鼓舞了干部学习的情绪。
现在他们都能说普通藏话。
冀春光还学会了二千多个藏文生字。
第2、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学习藏族语文的困难，给以后自学打下基础，就必须用突击的方法进行学习。
在突击学习时必须边学边用，这样才能把学会了的巩固下来。
在打下自学基础后要注意经常性学习。
第3、要建立严密的学习领导组织和经常的学习制度。
果洛工作委员会在突击学习藏语时，曾指定专人负责督促检查和组织学习的工作，并组织了藏语教学组，分为教学、教材编写和注音三个小组负责学习事宜。
教学组根据不同的学习情况，建立了随堂测验、月终测验和批评与奖励制度，这对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起了重大作用。
第4、编好教材。
在编写教材时，要从牧业区实际情况出发，防止以汉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拟定教材。
教材用语要根据不同词汇，结合实际，进行分类，先由日常用语再到政策用语。
第5、除了领导上及时检查、测验、总结外，在个人方面要勤学多说，不要怕羞。
如果洛工作委员会及同仁县的干部在学习藏语中，注意向懂得藏汉语文的人学习，随时问他们一般东西的名称，学习简短的会话，注意听他们的发音，并跟着他们练习。
读音正确后，用汉文或注音符号记起来，把记下的再念一遍给他们听，看是否对，有错的地方即时改正。
当学会普通藏话后，便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着用，不怕说的不好别人笑。
这样随时随地学习，及时纠正错误，就使藏语学习获得了成绩。

进一步发展饲畜业和争取明年农作物丰收
苏联农业劳动者热烈展开竞赛
【新华社11日讯】
莫斯科消息：
苏联农业劳动者正在广泛展开社会主义竞赛，及时进行秋耕冬播，为进一步发展饲畜业和争取1954年农作物的丰收而斗争。
及时犁耕休耕地和秋田并适时播种，是提高农作物收获量的一个重要条件。
苏联全国各地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操使者，在今年秋季已热烈展开了竞赛，帮助集体农庄更好地及时完成秋耕和播种计划。
到11月01日为止，斯大林格勒、萨拉托夫、库尔斯克、罗斯托夫等州已耕完了要在明年春季播种的田地。
乌克兰共和国各集体农庄翻耕秋田的计划，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一。
苏联全国各地已经为明年春播翻耕好的耕地面积，比去年同一时期多一千五百万公顷（每公顷合十五亩），大部地区犁耕的深度有二十到三十公分。
在鄂木斯克州，杰姆扬诺夫机器拖拉机站所服务的各集体农庄今年的经验证明，09月里犁耕的秋田比晚耕的田地每公顷增产谷物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因此，该站全体拖拉机手便投入了争取提前在09月内犁完秋耕地的竞赛，结果提前十二天耕完全部秋田。
高尔基州卡金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十三个拖拉机工作队中，有六个工作队在10月29日提前完成了犁耕秋田和休耕地的计划。
在完成秋耕计划后，他们又展开了修理农业机器的工作，争取在明年02月05日前修理完全部机器，以便为适时进行春季播种作好准备。
今年苏联许多地区的冬季播种工作一般也比去年完成得早。
在俄罗斯联邦格罗兹尼州，由古杰尔姆机器拖拉机站服务的各集体农庄的冬季播种工作，比去年提前一个月完成，占冬播总面积百分之五十的冬季作物，都是用先进的交叉播种法播种的。
在争取1954年农业生产新高涨的斗争中，苏联农业劳动者正在努力发展饲畜业及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的产量。
在发展饲畜业方面，罗斯托夫州斯捷潘诺夫区各集体农庄，现在每一百公顷耕地平均养十七头牛和一百六十七只羊。
这个数目是比较大的。
现在该区牲畜饲养者已为牲畜作好过冬准备，保证要在1954年大大增加牲畜头数，并提高牲畜产品生产率。
到10月中旬，单是干草和压缩饲料，他们已储备了两万八千吨，修建成了七十个新畜舍。
该区饲料作物播种面积已增加为1950年的三倍。
在萨拉托夫州，尔季歇夫区的“五一”集体农庄已经拨了四十万卢布来修建畜舍，并使饲畜业中的费力劳动机械化。
该农庄保证在1954年从每头母牛挤四千二百公斤牛乳，并把母牛的头数从今年的七十头增加到占牛群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
在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的产量方面，苏联各地集体农庄正在积极实现苏共中央09月全体会议所采取的迅速提高这些作物生产的措施。
乌克兰共和国的斯大林诺州有许多先进的种植马铃薯和蔬菜的集体农庄。
但是，该州农业劳动者认为，他们还有一切可能争取1954年进一步大大提高这些作物的产量。
现在，全州农业劳动者正在展开挖掘生产潜力，消灭种植马铃薯工作中的缺点的社会主义竞赛。
为了大大提高蔬菜产量并使菜秧早熟，该州集体农庄还计划在1954年把温床架增加一倍，把培育菜秧的泥炭腐植容器增加为1952年的四倍。
如广泛采用泥炭腐植容器培育出来的早熟菜秧，明年全州就可多收几千公担蔬菜。

“中国人民的胜利”纪录片在纽约上映
美共主席福斯特发表观看后的感想
【新华社柏林10日电】
据纽约“工人日报”报道：
“中国人民的胜利”彩色纪录片于10月31日在纽约斯坦莱剧院首次上映。
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兹·福斯特看后写了一封信给“工人日报”，谈他观后的感想。
刊载在05日“工人日报”上的他的信说：
“中国人民的胜利”这部新影片好极了，毫无疑问，它是历来所有最伟大的纪录影片中最好的片子之一。
这部影片描写人民解放军怎样在共产党与毛泽东的领导下，为打倒国内反动派以及长期吮吸中国血液的帝国主义者，为争取中国的解放而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福斯特在他的信中说：
当我观看这部伟大的影片时，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精神与热情。
它简直充满了整个影片——人民军队在战斗中的勇敢精神、农民支援前线的行动、在攻克的城市里举行的大规模群众胜利游行、人民在任何场合下的蓬勃焕发的精神。
尽管蒋介石的军队在最初占数量上的优势，并且有着最新式的美国军事装备，但是它从来不曾对付得了这支势不可挡的人民解放军。
福斯特在他的信中又说：
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这部影片中令人感动地表现出来。
它预示着全亚洲将要发生的同样的争取独立的人民革命，且不提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殖民与半殖民地地区。
斯坦莱剧院所放映的这部伟大影片，真正地鼓舞了每一个有头脑的工人，而使所有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狗只能深感震惊和悲观。
华尔街统治中国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了。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
双方顾问继续开行政性会议
【新华社开城11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代表团发表公报如下：
11月11日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继续举行行政性的顾问会议。

10日解释工作因特务阻挠又未能进行
事实证明不清除营场中的特务就不能顺利进行解释工作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尽管朝中方面作了新的努力，10日的解释工作还是由于蒋匪特务阻止战俘出来而未能恢复。
朝中方面在09日曾同意于10日对第22号营场的全体战俘重新进行解释。
因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曾通知朝中方面说：
印度部队无法识别和带出第22号营场中尚未听过解释的战俘，但可以把任何一个营场的全部战俘带出来听取解释。
今天的事实证明：
阻碍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工作，使解释陷于停顿的唯一原因，就是美方指挥的特务分子对战俘的恐怖统治。
如果不打破特务的恐怖统治，解释工作就不能顺利地进行。
朝中方面早已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一份包括四百六十六名特务分子的名单，要求迅速把这些特务分子隔离看管，以利解释工作的进行。
据蒋匪帮通讯社05日发自台北的报道，蒋匪帮的有关方面已公开承认，朝中方面提出的名单中的四百六十六名特务分子，确实混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营内，并且充当着营场的“大队长”、“小队长”及恐怖组织的其他职务。
国民党匪帮通讯社在06日透露，特务们最近反而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了许多狂妄要求，包括听过解释的营场不再听解释，要对解释时间加以限制。
而且，营场中的特务和解释帐篷里的美方“代表”还反对看管部队为保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附属机构人员和我方解释代表的安全所作的防卫措施。
而在没有采取这种防卫措施之前，仅在10月15日和17日两天的解释过程中，就发生过二十七起特务凶手袭击解释代表的事件。
特务分子的这种破坏行动，显然是受美方指使的。
“印度时报”09日刊载该报记者雷迪发自南朝鲜的报道说：
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冒充战俘的特务分子绝不会让战俘出来听取解释，“除非他们已经私下接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或者过去三年中对他们施以思想训练的心理战组织（即特务组织）的领袖们的命令”。
美方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行动，不仅在于破坏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并且在于故意使得作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主席印度为难。
雷迪的报道说：
“美国的战略似乎是要唆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瑞典和瑞士的委员对个别解释给予时限，而使印度处于为难的境地。”
据合众社报道，瑞士委员在竭力反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采取目的在于消除特务分子的恐怖统治以后，正在企图修改“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以利于美方更进一步破坏解释工作。

我国工会和妇女代表团
在苏联进行参观访问等活动
【新华社莫斯科11日电】
应邀到苏联参加10月革命节观礼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在07日参加了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和节日游行观礼后，已于10日乘飞机前往斯大林纳巴德，准备在塔吉克共和国进行参观访问。
代表团在参加节日观礼前，曾访问列宁格勒。
他们参观了列宁格勒的10月革命历史胜迹和各个著名的工厂，并考察了当地工人的生活和工会组织的活动。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于10日在莫斯科举行招待会，招待应邀参加10月革命节观礼的中国妇女代表团。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副部长杜伯洛维娜在会上向来宾介绍了苏联的教育制度及其成就和学校的活动。
中国妇女代表团副团长杨之华在招待会上讲话，盛赞苏联良好的教育制度。
招待会最后放映了关于中国的教育影片。

“我要作证！”
新华社记者　张结
在11月02日上午，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对张子龙被惨杀案件进行第2次现场调查时，有两个战俘突然先后从行列中跑出来。
他们的脸色苍白，恐惧地望着后面，生怕特务分子会冲上来打死他们。
其中一个大声说：
“我要给惨死的张子龙作证人！”
这两个战俘的名字是汪志德和何天隆。
在张子龙被惨杀的那天夜里，何天隆翻来覆去怎么睡也睡不着。
他一闭上眼睛，白天看到的屠杀张子龙的惨象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张子龙被吊在帐篷内的横梁上，混身血肉模糊，两只手臂都露出了白色的骨头，背上被挖了一个茶盅大小的窟窿，里面满是乌黑色的淤血。
这些情景像梦魇一样压住他的心，“要给张子龙报仇啊！”
他暗暗地对自己说。
他怕心里的话在睡梦中会说出来被人听见，用被子紧紧地裹着头，再加上惊恐和紧张，使他满身大汗。
汪志德在白天曾被叫去听“传达”张子龙被挖心的事情。
当时，“小队长”狞笑着说：
“这就是想回国的人的下场！”
在特务分子分吃张子龙的心和肝时，汪志德也亲眼看见了。
在这天夜里，他也在想：
“怎么能替张子龙伸冤呢？”
但是，当他听见在帐篷外巡逻的“警备队”的脚步声时，他的心难过地紧缩起来。
10月29日，汪志德看见几个特务慌慌张张地扛着麻袋往伙房里去，麻袋里传出一股腐烂的臭味。
同时，“大队长”命令把穿剩的皮鞋统统上缴，说有“特别用途”。
这些鬼鬼祟祟的行动使他非常怀疑。
他就借口到伙房取水，看见特务正把砍成块的尸体和破皮鞋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
被烧的尸体发出嘶嘶的响声，伙房里充满了难闻的臭味。
他吓得几乎惊叫出来，赶紧转身溜出伙房。
当天，汪志德又听见“小队长”得意洋洋地说：
“中立国还要调查呢！
就是把山挖透他们也查不出来啦！”
特务“大队教育股长”施云站在铁丝网旁边朝向附近的一个营场兴奋地高喊道：
“那个事已经办好了，告诉联队长放心吧！
保证一个指甲也查不出来！”
这些，汪志德都一句一句记在心里。
在特务分子的严密统治下，谁要逃出营场去揭发张子龙被惨杀的真象，随时都可能变成张子龙第2。
每当何天隆和汪志德想到这里，他们就毛骨悚然起来。
他们知道，就在张子龙死后不几天，“警备队员”从二十个人增加到四十个人。
又从四十个人增加到六十个人，每个“警备队员”的外衣里都藏着刀子和棍子，昼夜在铁丝网的四周站着。
特务们每天狞笑着说：
“张子龙只是第1个，三十个、二十个都杀得起！
谁敢走露一点风声，就要他和张子龙一个样！”
在11月01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第1次调查时，他们又亲眼看见特务破坏了调查，把两个想逃出铁丝网的战俘抓回来毒打。
特务们当时还恫吓说：
“我们已经吃过人心，这次不再扒他们的心了，要把他们浇上汽油点天灯！”
这也使想替张子龙报仇的汪志德和何天隆的心里怀着疑惧。
他们想：
“我能不能够跑得出去呢？”
11月01日夜里，他们又都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失眠之夜。
张子龙被杀的惨象，特务分子的威吓，像走马灯一样在他们脑子里转来转去。
但是，他们最后都决定：
“要给张子龙报仇！
要回到祖国去！”
何天隆还准备了“口号”。
他计划在印度部队和祖国代表（他认为参加调查的我方记者是代表）再来时，就找机会跑出去，即使跑不出去被抓住也要高喊“毛主席万岁！”
和“共产党万岁！”
表示自己的心意，让印度人和祖国代表都听到。
他怕在梦中就喊出这两句口号，便紧紧地用被子蒙着头一夜都不敢合眼。
11月02日，印度部队包围了第28号营场，并且叫战俘一个一个地从证人黄立超与尤学和身旁通过。
当时，特务分子分别插在战俘中间监视，汪志德和何天隆觉得两腿发软，心脏狂跳起来，他们害怕会在要求作证之后被特务分子抓住。
但是，他们又想：
“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当走到印度人身边时，他们终于在最后一瞬间下了决心，大声告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人员说：
“我要作证！”
第2天上午，汪志德和何天隆被带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调查人员面前作证。
他们愤怒地指着七个罪大恶极的美方特务凶犯说：
“就是他们杀的！
就是他们杀的！”
接着，他们把自己目睹的全部事实告诉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调查人员。

美方借口解释时间过长加紧进行破坏活动
证明美方企图迫使全部解释工作陷于停顿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吴敏报道：
目前美方叫嚣着反对以几小时的时间向满怀恐惧的战俘解释他们回家的权利。
此间认为，这种叫嚣是美方阴谋破坏解释工作和迫使全部解释工作陷于停顿的另一个步骤。
这种宣传受到美方遣返组组长汉布伦的鼓励，汉布伦曾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抗议”，反对
“恫吓和胁迫”中国战俘岳黑旦，因为岳黑旦在解释帐篷里呆了三小时。
后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揭穿了汉布伦的宣传指责，说明岳黑旦“在得到一个安静的时期来考虑时”，“就明确地坚持要求遣返，并且很害怕被遣送到别的地方去”。
在11月02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调查谋害战俘事件、逮捕了七个国民党特务以后，美方的所谓
“精神虐待”的谎言达到了新的高峰。
由于印度看管部队对特务分子采取了合理的、必要的措施，第28号营场中有三十多名中国战俘要求遣返。
在美方关于“战俘宁肯自杀也不愿遣返”的漫天大谎受到这个严重的打击后，美方观察代表便采取了打断解释工作和退出解释帐篷的手段。
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附属机构的瑞士代表们竟也照办起来。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瑞士委员违反了他自己通过的关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能够使用武力的一项决议，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
这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在对付战俘营内美国指挥的特务时束手无策，而这些战俘营里，正像蒂迈雅将军所说的，“充满了暴乱”。
甚至连“纽约时报”都承认“在那里本来是需要使用武力的。”
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分子在禁止使用武力政策的庇护之下，每当美方反遣返计划需要这样做的时候，就采取行动来阻止战俘听取解释。
今天国民党特务又把第22号营场的战俘封锁起来，使解释工作再次停顿。
美方对解释工作的另一种攻击是：
每当特务允许战俘出来听取解释时，在解释进行期间阻挠和打断解释。
这种破坏解释工作的行为是在“抗议”“退出”的掩护下进行的，“退出”的借口是：
向战俘进行解释的时间构成了“恫吓和胁迫”。
美方打断解释的行动，使得向每个战俘实际进行的解释时间大为减少。
例如11月05日在（B）围场的两小时解释工作，由于美方不断打断解释来威胁战俘而减少到四十分钟。
但是，促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瑞士委员扬言要退出委员会的解释究竟有多长呢？
被宣传得最厉害的“长”解释之一是11月04日在第3号解释帐篷中进行的一次。
这次解释据说是历时约四个小时，从上午十点四十四分到下午两点三十分。
但是实际上解释只进行了两个钟头，因为要去掉午饭休息的时间八十四分钟，还要去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附属机构主席的开场白和结束语用去的时间及战俘的休息时间。
像岳黑旦和其他战俘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余万明最初也像国民党特务命令他的那样机械地喊着“回台湾”。
在半小时的解释后，他说他并不是自己想要去台湾的。
在午饭休息以后，余万明才鼓起了勇气要求遣返。
就这样，瑞士代表就认为这是“精神虐待”。
在战俘被美方打、杀了两三年之后，许他们多有几十分钟听解释，考虑回家的事为什么会是“虐待”，是违反人道和日内瓦公约，这确实是人们所不能了解的。
既然劝战俘回家是“精神虐待”，瑞士代表为之关心，那么，对战俘的“肉体虐待”，诸如把战俘开膛、割肉、踩死、勒死，瑞士代表想必也应该是关心的了。
但是，人们却从来不见瑞士代表动怒过一次，或说一句反对的话，似乎用最野蛮的方法来杀无罪的人倒是应该纵容和鼓励的，而耐心劝战俘回家倒是十恶不赦的。
采取这种态度的人们对于以笃信日内瓦公约闻名的瑞士未免太不够爱护了。
美国方面一向叫嚷着要中立国委员们这个站在这一边，那个站在那一边。
这是他们不许有中立国存在的一贯逻辑。
我们从来不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站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我们只要求他们站在“职权范围”和“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上面，执行这些条款。
这才是公正的。
瑞士的代表们曾经根据“职权范围”与其他四国的代表订了“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和通过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能使用武力的决议。
这都是公正的。
但是，他们却眼看美方特务将战俘开膛挖心而不提“职权范围”第3款，反而违反自己通过的决议来保护以武力胁迫战俘的特务，甚至要修改自己签字的“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来限制战俘听取解释考虑回家的时间，这种态度完全是不公正的。

美机又四次侵入我方地区上空
【新华社开城11日电】
11日军事停战委员会双方秘书长会议上，朝中方面提出美方军用飞机四次违反停战协定、侵入我方地区上空的事件，要求美方予以注意。
11月05日十四时五十分左右，美方军用单引擎飞机两架，由南方侵入金城西南三巨里附近军事分界线以北我方地区上空，又向南飞去。
11月06日九时五十分左右，美方军用单引擎飞机一架，由东南方侵入铁原西北我方非军事区内的凤树洞等地上空，然后又侵入我方地区内的马放里等地上空后，向南飞去。
11月08日十四时十五分左右，美方军用单引擎飞机两架，由东南方侵入朔宁东南我方地区的烽火岘等地上空后，向南飞去。
同日十六时十五分左右，美方军用单引擎飞机一架，由西南方侵入金城西南三巨里附近军事分界线以北我方地区上空，然后飞回美方控制地区。

贝鲁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作报告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中为尽速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而斗争的任务
【新华社讯】
塔斯社华沙08日电：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波列斯瓦夫·贝鲁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的题目是：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中为尽速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而斗争的任务”。
贝鲁特指出必须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第2次代表大会，并且说，政治局建议中央委员会把“六年计划实行以来的成就和六年计划最后两年（1954年和1955年）的主要经济任务”及“1954年和1955年发展农业的任务与提高农业生产的必要措施”这两个提纲，作为代表大会召开前进行讨论的基础。
贝鲁特说，我们已进入六年计划第4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我们把我们的六年计划称为波兰工业化计划和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计划。
我们认为国家工业化是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必要条件。
经过劳动人民几年紧张忘我的劳动后，现在除了农业外，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已打下社会主义新经济的牢固的基础。
这是波兰工人阶级、城乡劳动人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坚实的巨大的成果。
社会主义建设要以创造条件保证城乡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这一任务作为基础。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这一任务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就在这里。
贝鲁特接着谈到波兰工业生产的成就，并把波兰工业发展的情况跟意大利、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情况作了比较。
他说，今天人民波兰的工业品产量，不论是在人口平均产量方面，或者在绝对产量方面，都超过了意大利。
和法国比较，目前波兰工业产品的人口平均产量已经约为法国现有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二，毫无疑问，我们是一定也会超过它的。
贝鲁特说，要不断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建立必要的经济基础，而要建立必要的经济基础，就必须作许多的努力和贡献。
完成进一步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六年计划的任务，并在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实现国家工业化计划，这是跟加速提高人民福利的斗争密切相关的。
在这方面发生阻碍作用的是农业发展的落后。
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不均衡也是一种障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按照六年计划所规定的各个部门的比例，所以现在要集中力量来发展那些为加速提高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经济部门。
我们要继续努力使国家工业化，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不断扩大技术基础，不断发展生产力和尽量发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潜力。
不过，我们现在同时要首先集中力量来发展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到今天仍然是落后的、赶不上先进工业部门发展速度的那些经济部门。
贝鲁特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在当前的极其重大的任务是：
提高整个农业生产，满足农业对于投资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提高机械化程度的基础上根本改组国家机器拖拉机站和机器租赁站的工作；
在最近期间大力发展那些为农业服务的机器制造部门；
减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展不均衡的程度；
尽量改善工业产品质量；
大力改进公营贸易；
实行逐步降低日用品价格的政策；
修改目前的建设计划，以便大力扩大新工人住宅区和新住宅的建设；
加强公用事业、发展市内市郊交通；
进一步扩充学校、文化教育机关、运动场、医疗休养机关以及关系广大劳动群众文化需要和生活福利的机关。
贝鲁特着重指出，要在六年计划的最后二年内完成上述任务，首先需要我们重新部署力量，动员大家，以求迅速地把落后的经济部门推向前去，坚决缩小已经发生的不均衡的情况，而首先是提高农业生产。
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必须动员并正确分配必要的人力物力，把所有资金投到国民经济各个战线上的新的巨大的战斗中去。
为了这个目的，特别需要利用小商品个体农业中的一切潜力，同时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办法，保证整个农业中的公私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和饲畜业）能够显著提高。
贝鲁特说：
我们的任务是要经常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我们的任务是要加强并扩大对农民的经济鼓励和增加他们的物质利益，使他们在国家调剂的城乡经济结合的范围内，提高农业生产，并同时克服农业中富农分子的资本主义倾向。
我们的任务是要用投资来大力加强对农业的帮助，从而促进小商品经济、合作社和国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我们的任务是要帮助成百万的小农和中农，克服许多年代以来在劳动方式和土壤耕作法方面存在着的落后现象和保守主义，这种土壤由于植物种植和饲畜业产品生产的过时的和简陋的耕作条件收获量很低。
贝鲁特说，必须要大力整顿对农业各部门的领导。
贝鲁特着重说，不久以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慎重地、全面地和详细地制定各级党、国家、经济机关、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计划，以保证农业和饲畜业生产的迅速增加。
在苏联，在这个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并已用高度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国家中，它在农业方面的任务已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新的最高阶段中生产非常丰富的农产品。
苏共中央关于苏联进一步发展农业和饲畜业的措施的决定，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在实现我们的党在这方面所提出的任务时的依据和指导性的指示。
贝鲁特还讲到波兰国家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中的缺点，并指出消灭缺点的方法。
贝鲁特谈到国家农业工作时指出，现在国营农场拥有的土地面积为二百五十万公顷，即占波兰全部耕地百分之十二左右。
在整个农业的商品生产总产量中，国营农场的产量已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国营农场的总产量是比1949年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国营农场还是不能完成生产计划。
贝鲁特说道，国营农场能够而且也应该成为运用最新的农业科学和先进技术的成就而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的、生产率高的农业生产的基石和辉煌的榜样。
贝鲁特接着说，在农业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可以从建立了八千多个合作社这一点看出来，今年这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具有重大的作用。
今年，建立了三千个新的合作社，旧有合作社的社员人数增加了，合作社经济巩固和扩大了，公有饲畜业发展了，无论属于公有经济的还是私人的牛、羊、猪的头数都迅速增多了。
农村中公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先进的劳动农民群众的伟大的革命胜利，而且是工人阶级的胜利，工农联盟的胜利。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这是波兰农村中现已开始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是千百万农村居民的生活和习俗的各种最根本的基础的转变，这个转变已经是任何人所不能阻止的了。
贝鲁特叙述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经验，谈到了集体农业的优越性，谈到了多种农业经济的合作社的管理、以及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帮助。
关于更全面地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方面，贝鲁特说道，我们的国民收入就是我们用于建设和巩固我们国民经济的资金的主要来源。
我国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三都是用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的，如支付工资和社会需要的开支等。
在六年计划的头四年中，国民收入比1949年的水平提高了百分之六十。
但是，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低于六年计划为这个时期规定的目标。
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比较缓慢，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提高远比计划规定的要慢得多。
贝鲁特接着说，到1955年农业和林业方面的投资，将比1953年多百分之四十五，也就是说，这一方面的资金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将由百分之九增加到百分之十二点二。
到1955年，发展日用品工业方面的投资将比1953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也就是说，这一方面的资金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将由百分之六点七增到八点五。
住宅和公用建筑方面的投资将增加百分之二十六，也就是说，这一方面的资金在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将由百分之十三点四增到百分之十五点六。
到1955年，社会和文化机关建设方面的投资将比1953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也就是说，这一方面的资金在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将由百分之四点三增加到五点三。
在投资总额中，对农业、林业、日用品工业、住宅和公用建筑、以及社会文化机关建筑等方面的投资部分之所以能够增加，是因为对发展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及其他部门的投资稍微减少了一些。
贝鲁特着重指出，党在领导农村中阶级斗争和提高农业方面的任务，是和城乡关系的基本方针紧密关联的。
而决定这种关系的原则是：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结成不可分割的巩固联盟，这种联盟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在政治上孤立富农。
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纲领性的原则。
贝鲁特详细地指出了党在乡村工作中的缺点之后说，劳动农民需要帮助，需要对他们解释：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什么样的东西，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给农民带来什么，当他们在自己的村子里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他们需要同样的帮助。
然而，只有当这种帮助启发了他们自己的主动性，他们认为这种帮助不是在违反他们的自愿的时候，只有当这种帮助成为一种真正的帮助而不是一种命令的时候，这种帮助才会是特别有价值的帮助。
在这个工作中，必须比以往更严厉、更坚决地既和关门主义斗争，又和机会主义作斗争。
必须学会布尔什维克式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因为我们一刻也不应忘记：
对富农的影响采取机会主义的妥协态度，其危险性并不小于关门主义，因为富农正在竭力阻挠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
因此，也必须和这种危险进行坚决的斗争。
贝鲁特说，提高农业以及消除由于农业过分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总速度而造成的、主要的不成比例的现象，是迅速提高城乡劳动人民生活水准这一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一环。
全党应当拿出更大的力量，尽可能地在最短期内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
贝鲁特最后说，加强工农联盟，为迅速提高城乡劳动群众生活水平而斗争乃是巩固我们的全国阵线的力量和团结的强大动力，而我们的全国阵线是为和平、为六年计划、为社会主义彻底胜利而斗争的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