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各省和山西、江西两省派出检查组
深入检查和推动增产节约工作
据新华社讯：
东北各省和山西、江西两省党政领导机关，调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单位检查和推动增产节约工作。
东北各省党政领导干部，已率领大批干部分别深入城市和农村的基层单位，检查并推动增产节约运动。
黑龙江省在09月下旬抽调二百七十名干部，由中共省委书记冯纪新率领分赴工地、工厂和林区检查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情况。
辽西、吉林两省也分别派出一百五十多名干部到工厂、矿山、基本建设工地、铁路、林区等重点单位，检查与推动增产节约运动。
辽东省工业厅也派出干部，分赴安东、辽南、通化等地区，帮助地方国营企业结合增产节约运动，推广有决定意义的先进经验。
各省也派出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去领导秋收中增产节约粮食的运动。
吉林省在09月中旬就从中共省委和政府机关中抽出三十多名干部去永吉、敦化等县，领导农民秋收。
热河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杨雨民、中共热河省委秘书长王克东率领五十多人去朝阳、承德、赤峰等九县，进一步贯彻“抗灾保秋、增产粮食”的号召，并深入检查秋收工作。
在商业系统中，吉林省已派出四个组，分赴各地研究林区物资供应问题和合作社、批发商店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推销、购粮工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陈雷所率领的商业干部已到达各基层单位，正检查商品流转计划完成情况和冬季物资供应、购粮准备工作，同时帮助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热河省有七十多名干部到北票、朝阳、赤峰等地，具体帮助和推动商业、合作社等基层单位做好推销工作。
山西省省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等有关部门，为帮助和推动各地的增产节约工作，已在09月25日前抽出干部三百七十多人，分别组成工业、基本建设、贸易、财政税收、农村工作等五个检查团，包括二十七个小组。
检查组在中共山西省委第1书记陶鲁笳、省人民政府主席裴丽生等领导下，陆续分赴十二个重点工厂、矿山，五个重点基本建设工地及平顺、榆次、解县、阳高四个基点县和太原、大同、榆次、平遥、临汾、运城、侯马等重点城镇进行检查。
此外，太原、大同、长治、阳泉四个市和各专区、县、区级领导机关亦抽调许多干部组成工作组，除结合省检查团进行工作外，并分别选择了重点单位进行层层检查。
前往十二个重点工厂、矿山检查的省、市级检查组，将首先检查各厂矿增产节约计划的具体执行情况，总结劳动竞赛与加强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相结合的经验，帮助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突破落后单位，加强财务成本管理工作；
并及时注意防止发生拚命突击、降低质量、发生事故等现象。
基本建设检查团将按工程类型深入工地帮助开展质量检查运动。
农村检查组着重推动各地农民做好秋收、种麦、秋耕，发现并帮助解决农民的各种生产困难，开展农村增产节约粮食运动。
财政贸易方面着重检查收购粮食、棉花、土产、特产和供应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情况，并要检查各地收购粮食、棉花中执行价格政策及供应工业品与手工业品等情况。
各检查组还将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采取重点检查与深入帮助工作和了解全面情况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工厂、农村和生产基层单位，选择好的和坏的典型，及时总结好的经验，表扬好人好事；
对不能完成国家计划的单位，要找出原因，迅速帮助改进，为制订明年的生产计划提供可靠的根据。
中共江西省委员会组织了五个增产节约检查组，于10月06日分赴赣南钨矿，萍乡煤矿，赣州、吉安等市及上饶铁路分局等主要工厂、矿山企业，协助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了解主要城镇税收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市场情况的变化等。
检查组出发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向他们指出了这次检查工作的重点是协助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矿山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他要求各检查组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工作。
对尚未进行增产节约动员和制订计划的单位，要研究其直接领导机关所布置的增产节约任务，帮助组织、动员群众订出增产节约计划；
对已经订出计划的单位，要帮助其检查计划是否有保守和冒进偏向；
对已经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单位，要检查运动进展情况，研究好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认为解释工作不能再拖
要求美方在四天以内筑成永久性解释设备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今天在一个备忘录中要求美方在四天以内筑成供进行解释工作之用的永久性设备，否则将让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工兵建筑这种设备。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备忘录中告诉美方说：
“你方对时间的估计意味着正式解释工作开始的时间将要推迟。
它还意味着解释期限将缩短四十一天左右。
委员会不准备使解释期限缩短，特别是鉴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同意延长结束解释工作的日期。……委员会现在要求你方或者在四天以内筑成永久性设备，或者就让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他们的建议采取行动。”
备忘录说：
“委员会认为，你方在1953年10月03日的来信中所说的、并在昨天来信中重申的估计筑成供解释用的设备所需的时间是太长了。
这个结论的根据是：
对这个场所进行的观察；
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现有的技术与人员方面的力量的估计；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曾向你方表示愿意供给另外一些人力；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曾一再保证说，他们准备着手建筑并在四天以内完成全部永久性建筑。”
备忘录说：
“由于供解释之用的设备的建筑工作已经由于各种原因而拖延到任何合理的限度以外，委员会希望在1953年10月09日上午十时以前能得到对于这封信的答复。”
备忘录并指出：
美方拒绝建筑一条在印度看管部队地区以西并且和军事分界线平行的道路，这更增加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执行任务方面的困难。
“没有这样一条道路，印度看管部队就不能有效地执行任务。
印度看管部队有责任在解释地区以内和解释地区周围保证解释人员、翻译人员、记者以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委员的安全。
印度看管军还要保证战俘不制造任何骚乱。
由于你方希望建筑的道路紧靠着战俘营，印度看管部队将不能执行上述的一切任务。”
（按：
如果筑成这样一条道路，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和人员在前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地区进行解释工作时，就可以不必通过非军事区以南的美方控制的地区。）
备忘录说：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希望知道，“联军司令部是准备而且愿意在10月14日下午九时以前完成必要的工程，还是让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按照他们的建议进行工作。”

“共产党人”杂志刊载亚历山德罗夫论文
介绍“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3卷
【新华社莫斯科08日电】
“共产党人”杂志第14期刊载了阿·亚历山德罗夫的一篇论文，介绍“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3卷。
（按：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3卷是中文版第2卷的后半部，其中包括毛主席从1939年05月到1941年05月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演说和其他著作。）
亚历山德罗夫在文章中介绍了该卷所收集的毛主席的著作在当时发表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以及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
他指出：
根据对这些客观环境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同志详尽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方针任务，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种问题上的政策和策略。
亚历山德罗夫写道：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3卷包括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原则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的丰富材料。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理论，并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运用了这个理论。
亚历山德罗夫详细介绍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
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环境和特点，在克服中国共产党建党中的缺点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这篇文章指出了从组织上、思想上巩固党的明确的路线。
亚历山德罗夫接着写道：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订了并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的灵活的、明确的政治路线及战略和策略。
和这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制订了建设新中国的纲领。
亚历山德罗夫分析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
他说，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拟定了深刻的建设新中国的纲领。
亚历山德罗夫接着介绍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和“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两篇文章。
他说，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加强中国与苏联友谊的思想，指明苏联的真诚无私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帮助，是保证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对敌斗争胜利的强大的国际条件。
亚历山德罗夫说，生活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苏友谊的论断的全部正确性。
亚历山德罗夫最后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深刻而明确地阐明了我们的朋友——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和英勇的斗争中各方面的问题。
这些著作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例，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实际联系、和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共产党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范例。
在这些著作中，有中国革命总问题和个别问题的、有国家民主建设的、有中国共产党政策和实际活动的重要的理论总结和具体分析。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于所有国家的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着很大的意义。

印度政府要求美国防止李承晚的破坏活动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07日讯：
据美联社驻德里记者报道，据可靠方面透露，印度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防止南朝鲜阻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
据悉，印度外交部代表对南朝鲜威胁要强迫释放目前在中立区由印度部队看管的中国和北朝鲜战俘一事，向美国大使艾伦表示异常忧虑；
印度官方代表已请求美国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协同一致来防止任何有碍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常活动的事端。
又讯：
据德里“印度快报”报道，印度外交部于06日邀请美国驻德里大使艾伦，并和他讨论与在朝鲜最近发生的事件有关的问题。

我们伟大的祖国
汉阳鹦鹉洲是著名的木材集散地之一。
这里正兴建一个铁路枕木防腐工厂。
该厂刚运来几个大锅炉。
工人们正在架设轻便铁轨，准备把它运到厂里去安装。

我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
赞同苏联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新华社0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08日发表关于赞同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的声明。
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赞同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的声明
1953年09月28日，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建议召开外长会议，从下列工作着手：
一、在由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
二、在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外交部部长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包括在会议筹备期间所提出的一切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兹特授权本人对苏联政府这一建议，表示完全赞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朝鲜停战的实现，已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已证明一切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
当前的迫切的任务是坚决保证朝鲜停战协定的实施，严防侵略战争的再起，制止一切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的阴谋，促成政治会议能够在有中立国参加的条件下的迅速召开，以便协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联合国应当成为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组织，而不应当成为美国进行侵略的工具。
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合乎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不合乎华盛顿当局口味的人民民主制度，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地位。
但是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是不能解决的。
因此，联合国要真正有效地履行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职责，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贯坚持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及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和平政策，始终为争取全面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全赞成苏联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因为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因此，召开这五大国的外长会议来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是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的。
1953年10月08日于北京

拥护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受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完全赞同苏联政府09月28日在致法英美三国政府的照会中所提出的建议，即：
召开中苏法英美五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
在由苏法英美四国外长参加的会上讨论解决德国问题。
这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实现了朝鲜停战之后，进一步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又一重大努力。
中国人民对于这种谋求世界和平的真诚努力，表示衷心的拥护和支持。
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争取全面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巩固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是我国政府所一直奉行的坚定不移的政策。
我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4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我国政府和人民为争取实现这一和平外交政策，曾作过不断的努力，今后仍将为此而奋斗不懈。
我国政府的这种始终不渝的和平政策，是与苏联一贯所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完全一致的。
苏联政府及其领袖历来就主张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和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并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赞扬和支持。
苏联政府09月28日致法英美三国政府的照会，把它这种谋求国际和平的政策进一步具体化了，这就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实践的基础。
谁也不能怀疑，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召开有中苏法英美五国外长参加的会议，来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是会有肯定的贡献的。
因为这样，将使五大国的外长们能就比较广泛的问题以协商精神相互交换意见，从而促使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有可能以符合于有关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方式得到解决。
谁也不能怀疑，今天只有五大国进行和平协商，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一切重大的国际问题。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上曾明白指出：
“整个当前的形势表明，对于通过谈判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争执问题，大国负有特别的责任。
联合国宪章正是把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责任加在它们的身上的。”
可是，过去的事实表明，美国政府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
美国挟持着英法两国，拒绝采取与苏联协商的方法，并且企图根本撇开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以便武断地处理国际问题。
美国政府这种不顾事实的政策，只能证明它希图继续维持国际紧张形势，无意于解决国际间所存在的争执，并规避履行它对和平解决国际问题所应负的义务。
中国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强大力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恢复自己在一切国际事务中的合法权利。
周恩来外长在声明中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朝鲜停战的实现，已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已证明一切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
当前的迫切的任务是坚决保证朝鲜停战协定的实施，严防侵略战争的再起，制止一切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的阴谋，促成政治会议能够在有中立国参加的条件下的迅速召开，以便协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中朝人民一贯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停战实现之后又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协定的一切条款，并不断为巩固朝鲜停战、争取开好政治会议而努力。
为使政治会议能够召开并有良好结果，我们坚决认为它应该而且必须是“圆桌会议”，即不仅有朝鲜停战的双方代表参加，而且应该有关心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中立国家参加。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政治会议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才有可能保障政治会议在协商的基础上得到成功。
但是，正如人们所清楚地看到的，美国正在竭力阻挠和破坏停战协定的实施及政治会议的迅速召开，以阻止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并企图使之更加恶化。
目前朝鲜停战之所以不能稳定而且遭受到日益严重的破坏威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之所以困难丛生，原因就在这里。
美方阻挠和破坏对战俘解释和访问工作的蛮横无理态度，是任何正直的人士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美方依然不顾公众舆论的指责，竟因它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公正工作面前显得狼狈不堪而更加恼羞成怒起来。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居然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进行无理的指责。
他提不出任何理由来反驳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最近的应有措施，他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声明中所指出的美方一手布置蒋李特务控制战俘营场的黑暗恐怖事实，完全避而不谈。
他的意思就是想威逼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对于美李蒋特务在战俘营的恐怖统治采取放手甚至是合作态度。
试问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中立国家，如何能在美国这种明目张胆的强迫扣留战俘政策以及威胁态度之下屈服呢？
但美方为了逼使中立国来做它的罪恶政策的同谋者，却正在动员其国内反动报刊和李承晚、蒋介石两个傀儡集团进行漫天的叫骂恫吓，南朝鲜政府且扬言要攻击印度看管部队和制造所谓“大规模逃脱”的强迫扣留战俘阴谋。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竟公然出面声称他对于以印度为主席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活动并不感觉高兴。
杜勒斯以及其他美国官方人士的这种声明，显然是美国政府鼓励、支持和协助李承晚集团和美方派在战俘营中的特务大批劫走战俘的预定步骤。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美国政府蓄意破坏停战协定，加紧国际紧张局势。
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第8届大会上一再阻挠讨论扩大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尤其不是偶然的事。
世界公正舆论都认为，中朝两国所提出的政治会议应有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缅甸参加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在美国的操纵下，八届联大竟拒绝讨论中朝两国的合理建议，八届联大政委会甚至对业已列入议程的朝鲜问题也放在最后讨论，以规避在这个议程上及时解决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分歧意见。
联合国又一次违弃宪章所规定的宗旨和职责，使自己的威信更加扫地；
而美国代表团所执行的这个政策，显然是与国际协商精神背道而驰的。
美国在八届联大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无理态度，特别明显地暴露出它依然敌视亚洲和平并阻挠国际正常关系的恢复，它并没有放弃要把亚洲变成新的世界大战的温床的狂妄计划。
八届联大通过的所谓“年内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的美国提案，充分证明美国企图把这个问题长期拖下去，使各种有关各国和平合作关系，特别是有关亚洲的重大问题无法解决。
美国许多当权的人物像患夜盲病的人一样，竟声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存在的。
正是这些人物所统治的美国，正在极端虚妄和反动地把战争冒险的赌注押在蒋介石匪帮这样的渣滓上；
而为了这个目的，它们就继续把这具只能代表它自己的死亡命运的政治僵尸硬塞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上。
但是，美国反动侵略势力在顽固地推行其“实力政策”中，显然越来越感到不能漠视人民要求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不可抗拒的强大运动了。
于是，它们便开始来说些漂亮话，仿佛非常愿意结束目前的紧张局势。
杜勒斯在09月02日的演说中，还以妄自尊大的强硬姿态，宣布美国将不惜准备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之内，来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推行战争政策；
但到了09月17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却忽然摇身一变而为和平使徒，大谈美国愿意协商解决各项问题，甚至是印度支那战争的和平解决的主张了。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愿意把杜勒斯所说的这些话变为实际行动，那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样美国就必须从现在起，至少少做一些破坏协定、阻挠协商、到处发号施令、称王称霸的坏事。
美国政府如果想要做出一点打算和平协商的样子，首先，对于苏联09月28日的合理建议，就没有理由不加以考虑接受。
全世界正在等着看美国政府如何通过这一次新的考验。
无论如何，全世界从苏联政府的照会和我国政府的声明，又一次看到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正在不屈不挠地与全世界人民在一起，同心协力来促使各国政府之间的和平协商得以实现，以求巩固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蒂迈雅答巴黎“人道报”记者贝却敌问
强烈否认美方报纸和通讯社的恶毒谣言
【新华社08日讯】
巴黎“人道报”记者贝却敌08日自板门店报道：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今天在答复本记者所提的书面问题时，强烈否认西方国家的报纸和通讯社所散布的许多恶意的谣言，其中有些谣言据说是蒂迈雅将军本人说的。
下面是记者所提的问题以及蒂迈雅将军今天中午在他的总部里所作的答复。
问：
由于看管区内外都有人在扬言战俘企图“集体逃跑”，现在是否正在采取或考虑采取任何特别措施以防止这种“集体逃跑”？
答：
“当然，那是绝对肯定的。
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应付这种紧急情况。”
问：
某通讯社报道说，万一俘虏企图逃跑，印度军队“可能站在一旁，听任俘虏逃跑”，你对这个消息有什么意见？
答：
“如果看管部队采取这种态度，那真是可笑极了。
我们将尽一切力量防止逃跑，实际上，我深信我们是能够防止集体逃跑的。”
问：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是否认为只有用“集体屠杀”的代价才能制止这种“集体逃跑”？
答：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这完全要看逃跑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在集体逃跑的初期阶段，我们将使用在我们看来为了制止俘虏实现他们的意图所必需的武力。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我们将不得不增加武力。
至于我们要继续增加武力到甚么程度，那自然要看战俘们以后的行动而定。”
问：
有消息说，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人员对解释工作开始的前景抱悲观，这个消息有任何根据吗？
答：
“就我们来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保证解释工作可以开始，并可以尽可能有效地进行。
我从来没有听到委员会委员对解释工作将要开始这件事表示过任何怀疑。
朝中方面正在努力促使这种工作尽快开始。”
问：
美国通讯社报道说，朝中方面曾对你警告说，他们将使解释工作“破裂”。
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吗？
答：
“关于这一消息，我可以断然否认。”
（按：
合众社10月07日电说，这个消息是蒂迈雅将军发表的。）
问：
自从通过“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第5条——即“禁止战俘任何阻碍解释与访问工作的行为”——以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意见改变了吗？
答：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意见当然没有改变。
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然没有作过这样的裁决。
（按：
西方国家的通讯社曾报道说，蒂迈雅曾说，解释时战俘不必出席。）
解释时战俘当然必须出席。
他们有义务要出席。”
书面问答到此为止，但是蒂迈雅将军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安排解释工作方面遇到阻挠表示惊讶。
他问道：
“如果不让全部战俘有表示愿望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把战俘们送到那里呢？
为什么要成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呢？”

蒂迈雅驳斥克拉克歪曲事实的荒谬言论
并复函斥汉布伦对解释工作细则的无理抗议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在07日答复克拉克说，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美方在对待解释工作问题的态度方面是有“根本”分歧的。
蒂迈雅将军在答复克拉克10月06日的来信的复信中指出，克拉克认为：
“朝中战俘在许多月以前已经进行过选择；
只要没有武力和胁迫，绝大多数战俘都将坚持他们的决定”，蒂迈雅说：
“委员会不能承认这是确定的事实。”
他说，“这当然是联军司令部的意见。”
他说，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能根据这种假定进行工作。
蒂迈雅说：
“到目前为止，已有约一百一十名战俘要求遣返，这证明至少有一部分战俘是的确希望遣返的。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战俘敢在他们的战俘营里公开要求遣返。
他们在这样做时不得不偷偷地干，或者要冒着被其他战俘打死或打伤的危险，或者要冒着被武装的看守兵用枪打死在铁丝网上的危险。
要求遣返的战俘不得不用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愿望，自然使人怀疑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是自由的。”
蒂迈雅说：
对战俘进行解释是“必须履行的条款，根据职权范围，委员会必须给解释人员以必要的自由和便利。
一方面，委员会必须保护战俘免于一切武力和武力的威胁；
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有义务保证他们执行职权范围所规定的合法任务。”
他说：
委员会“不能证明战俘现在不是处于其他一些战俘的武力或武力的威胁之下”。
蒂迈雅说：
战俘“领袖们”（在战俘中间布置的国民党和李承晚特务们）甚至不许战俘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发表意见。
“显然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些领袖们不信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害怕一旦让一个战俘独自在一个地方，他也许会改变主意，决定要求遣返。”
蒂迈雅将军又列举哈利逊在09月12日给他的一封信，来证明美方没有如实地把“职权范围”告知战俘。
美方曾告诉战俘说，在把战俘交给印度看管军的过程中没有观察员在场，在解释时他们不必出席，他们在九十天以后将被立即释放。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在10月07日复信给美方汉布伦准将，指出在汉布伦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通过的“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提出的抗议中所说的一些空话，是和“职权范围”的具体规定毫无关系的。
蒂迈雅说：
“本委员会认为，如果你对工作细则所提出的抗议和批评是和‘职权范围’的具体规定有关的，那末，本委员会将会能够更好地作出答复。”
他继续说：
“本委员会不能了解你所说的把职权范围所‘容许它享有的自由作为它作出决定的权力的基础’这句话的正确意义是什么，本委员会不知道有任何事情是根据对‘职权范围’的解释以外的东西作出决定的……本委员会先考虑双方司令部的建议，然后按照‘职权范围’赋与的职责作出自己的独立的决定。
本委员会决心要无所惧怕也无所偏袒地按照它自己对‘职权范围’的解释履行自己的一切职责。”
蒂迈雅在复信中指出：
“本委员会希望知道，在工作细则中有哪一条或哪几条规定是违反‘职权范围’的。”
蒂迈雅继续说：
“你说工作细则违反了‘职权范围’第3款和第8款（丁）的规定，这实在是最令人吃惊的事，因为工作细则中的第1款至第6款和第16款就是专为实施‘职权范围’第3款、第7款和第8款（丁）而订的。”
大家都知道，汉布伦事实上是要求违反“职权范围”中的第8款，该款规定：
“战俘所属国家有自由与便利……派出代表，前往此项战俘被看管的地点，向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家的战俘解释他们的权利，并通知他们任何有关他们回返家乡的事项，特别是他们有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完全自由。”
汉布伦要求让他的那些现在控制着战俘营的特务可以用武力和武力的威胁迫使战俘“拒绝接受解释”，以阻止“职权范围”所规定的全部解释工作的进行。

一个为少数民族服务的贸易公司
方承杰
青海玉树贸易分公司为了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结合当地民族生活习惯，大力收购了农牧民土、特产品，充分供应了农牧民日用必需品，有力地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玉树贸易分公司为了便于牧民购货与出售土产，除了在玉树、称多、囊谦等地设立固定贸易机构外，并配备干部二十多人，组织格吉、优秀、喀啦、念错等六个流动小组，携带价值三十五亿元的布匹、百货等，于1952年05月中旬出发，直到1953年03月才先后返回。
流动小组曾走遍玉树县格吉六族，优秀四族，囊谦县中坝、苏芥、东巴、邦查、巴钦五族，和称多县上下念错、白日麦麻、白日多麻、休麻、喀啦六族所居住的地区，最远的如江羊扎西、雅拉等地离分区所在地的结古市有一千多华里，最近的也离结古市三百多华里。
流动组每到一个地方，经常召开群众座谈会，宣传贸易政策，介绍商品品种，直接与广大牧民进行了物资交换。
在这九个多月当中，共推销土布、大布、西康大茶、青稞及其他百货等，价值三十三亿多元。
收进广大牧民所生产的羊毛、各种皮张、虫草、麝香、知母及其他土产等总值三十九亿元。
由于流动贸易组公平交易，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例如称多县白日多麻爬囊加说：
“香日得（都兰县地名）来的私商谢世森，在我们这里是看面子作买卖，贸易公司来了，不管穷富，要买什么都卖给什么。”
因此他把八百斤羊毛全部卖给流动贸易组。
并对贸易组说：
“明年你们早点来吧，我一定想办法把我们的土产全部卖给你们。”
由于贸易公司大力深入牧区进行收购工作，使牧民的土产找到了广阔的销路，因此购买力也就跟着提高。
从玉树分公司的销售情况就可以看出：
1952年销售额比1951年增加百分之三百二十六点六四。
从牧区工农产品交换比例也可以看出：
解放前一百斤羊毛只能换西康大茶二包半，到了1952年每百斤羊毛可换到西康大茶十包，大大地刺激了牧民生产情绪。
1951年向外输出的羊毛，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1952年比1951年又增加百分之七十点一四，因此牧民生活一天一天在改善。
解放前，大部分人终年吃不上茶叶，现在都吃到了茶叶。
过去帐房牧民根本没有见过炒面，现在过年过节都吃到了炒面，还有钱买布匹做衣服。
正如结古市和平路一位老太太说：
“解放前土产不值钱，我们全家终年劳动，还是吃不上、穿不上，有时还要遭受马匪打骂。
解放后，毛主席来了，土产有了销路，今年我们不但天天能吃上炒面，喝上茶叶，而且每人做了一件新褐衫，给二个小孩每人做了衬衣。”

在秋收的季节里
分配合理，社员满意
山西陵川县复庄村连全保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今年秋收中改进了分粮办法，现在全社一百三十九亩谷子，已经打毕分完。
该社去年刚办社时，秋粮分配比例不够妥当，对产量估计也出入很大，不但分粮时手忙脚乱，而且社员之间闹了很多意见，有的应该多分却少分了，有的应该少分却多分了，再退补时十分困难。
今年庄稼长得虽然好，社员却因为分配问题，思想顾虑很大。
社长连全保看到分配问题成了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关键，就在庄稼快收割时，同社里的干部到田里进行观察评比，审慎地估计了各种庄稼的产量，确定了分配比例，作出以劳力为主的分配预算，除去各种投资和公积金等外，算出每个劳动日可分到原粮十九斤。
有了这个标准就随打随分，社员心里有了底，心事不挂在分粮上了，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收割时，收割的收割，犁地的就去安心犁地，工作有条不紊。
因为原来估计产量比较准确，在打完每场后又稍加调整，简单易行，分的公平，社员都满意。
（王江武、魏永安）
及时分配，减少浪费
山西解县西张耿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分配秋季收获物。
该社今年共种五百亩棉田，据09月24日统计，已摘下籽棉一万四千斤，按照预定分配方案，社员已经预分了一次，合人民币一千万元。
该社具体分配办法是：
一、按组分片摘花，做到随开随摘随晒，并在晒花时组织妇女拣花（即拣去干瓣、劣瓣），以便分开好坏，保证规格；
二、晒过的籽棉，社内专设两辆轧花车，随时轧成皮棉，够一千斤时即送交供销合作社，由供销合作社验级过秤，供销合作社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开收花单据，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分期领款；
三、社员按自己应分收获物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分期预借。
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办法好，首先克服了分籽棉时好坏不易搭配和缺乏仓库的困难，同时，又可以把收获物及时分配到社员手中，并克服了集中保管时容易发生的浪费现象。
（韩文轩）
交流劳动管理经验
山西昔阳、晋城等县秋收前召开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和住社专职干部会议，交流劳动管理经验，迎接秋收。
会上大家一致认识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劳动定额包工，是提高社员积极性，保证增产计划实现的关键。
昔阳丁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没有实行包工时，社员每天上地以前，都要等社长分配营生后，才去找工具，到了地里，要等人齐了才动弹，大家都在抢轻活，推重活，图快不图好。
因而群众对合作社社员的印象是：
“上地迟，回来快，休息多，营生做得少又坏。”
但自从实行包工以后，这种情况就立刻转变了，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据昔阳实行包工的二十九个社的统计，共七千九百二十四亩秋田，原包工需九千八百七十七个，因实行包工发挥了社员积极性，实际用工八千零四十四个就完成了，省工一千八百三十三个。
这种办法也推动了妇女参加生产。
壶关水台底等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百分之八十的妇女下了地。
经过讨论，各地都决心改进劳动管理，做好秋收工作。
（温钜鑫、刘重义）
细打细收增加收获量
北京郊区石景山区农民，在秋收中已经想出各种办法增加收获量。
衙门口乡杨德春互助组“随收随耕”，组员王金德在耕耙花生地时，一面耕一面拣花生，结果在三亩地里就拣了七十斤。
穆书才互助组订了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提出干活要快要细，刨花生时每人每天刨八分地算做一工，刨完后，再根据地里掉花生多少评工分。
西黄村农民穆振河在捆草时，把掐过穗的谷草又检查一遍，结果拣出很多谷穗，并把压过一遍的谷又压了一遍，共多收了七斗多。
为了种好小麦，杨德春互助组计划在种麦时，把谷茬从地里拣出，以免损失麦籽，减少断苗现象。
在节约方面，各乡农民也根据自己不同情况，订出了计划。
八角乡有些农民，过去都用白薯喂猪，现在都提出要把白薯节约下来，用白薯叶喂猪。
　（周际参）
翻打稻草上的遗谷增加收入
安徽省宣城县土山乡农民响应国家增产节约粮食的号召，正在积极翻打稻草上遗留的谷粒。
以每亩稻草打谷十斤计算，全乡八千多亩中稻共可增加八万多斤粮食的收入，可供一百四十人吃一年。
稻草上遗留谷粒的原因，一是秋收时部分稻子未干，不易脱粒；
另一是农民在打场时使用禾桶掼打，不能掼得很干净。
因此，经过掼打后的稻草，仍需要重新翻打。
往年，土山乡农民总要等到10月以后农事活动稍闲时才翻打稻草，那时稻草上的谷粒已经发霉，打下以后也只能用来喂猪喂鸡。
今年，土山乡农民响应国家增产节约粮食的号召，提前翻打稻草，打下的谷粒都很新鲜。
小庄村农民刘正发和几个妇女打了六亩八分田的稻草，平均每亩就打了二十多斤稻谷。
小何村农民张绍才打了两亩田的稻草，每亩也打了十四斤稻谷。
（新华社）
广东晚稻丰收有望
广东晚稻生长良好，稻子已进入胎穗阶段，如无风害，今年晚稻丰收有望。
为了保证今年晚稻丰收，各地党政部门领导农民群众积极加工加肥，以补救作物因遭受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袭击所受的损失。
粤西区廉江县一般做到耘草三次，施肥二次。
粤东区潮安县农民今年晚稻所施的肥料，比解放以前三年合起来还要多；
现在禾苗已长三尺多高，农民们为了保育禾苗，使稻根长得深，禾秆长得硬，以防止倒伏和增加禾苗的抗风抗水能力，正在进行排水灌水工作。
廉江县农民反映：
今年晚稻不但比去年晚稻好，就是数十年来也没看见过。
　（吴尔祥）

增产节约的道路
周作新
沈阳水泵厂最近制订增产节约计划时，决定再为国家多生产四百三十二台水泵。
这个庞大的数字，不是靠增加设备和人力，也不是靠加班加点突击，而是从不断改善管理中发掘出来的。
沈阳水泵厂一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了依靠改善管理发掘潜在力量进行增产节约的正确方法。
他们首先研究目前计划管理上的缺点，发现：
第1、半年来全厂学习和创造的先进经验很多，好多工种半成品产量提高了很多倍；
但成品增加得却不多。
第2、生产上的间断工时很多，停工待料的现象并未根绝。
从这两方面来看，显然是过去的作业计划还订得不够正确，执行得也不够彻底。
因此他们决定从检查作业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去进一步挖掘潜在能力。
检查的结果证明这两方面都有问题。
首先，在编制作业计划中，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工人的创造性。
工人在工作中时常创造或学习了新的操作方法，于是旧的作业计划就往往全被冲乱了。
当然，所谓新的工作方法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在全厂出现，而往往是出现在某一部门或某某一个部件上。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指挥部门应当及时迅速组织其他部门赶上前去，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现象：
先进经验被不起作用的作业计划及落后的部门扼杀了。
过去作业计划的缺点还不止此，最糟的是编排得不对头。
举个例子：
本来生产“护管接头”这个部件的工序应该是先加工，后挂乌金。
但是作业计划把挂乌金的日期排在加工的日期前边。
于是挂乌金的工人只好停工。
类似这样间断工时的现象很多。
缺点还不止此。
作业计划应该是把全厂有关生产的工作组织在一起，但是他们的作业计划却只有生产工序的排列；
工具、材料供应只靠口头约定。
虽然工具、材料部门自己也有供应计划，但不能适应生产上的新情况，于是停工待料现象也就常常发生。
因为作业计划本身不健全，所以执行时也就发生了问题。
比如，他们在作业计划上没有细致地排列工序，因之工人在接受一批任务后，自己愿意干哪样就干哪样，结果先用的部件没做，后要的部件已经生产完了。
这样一来，上旬松，下旬赶的情况就出现了。
02月份，作业计划规定头六天要装出水泵七十八台，但实际是个零，最末一天计划是二十五台，实际却入库了一百一十七台。
这就是此次检查出来的主要问题。
找着问题的根源，就等于把问题解决了一半。
过去既然是作业计划编制得不合理，那么这回还得从这里着手。
全厂提出了一个口号：
“提高作业计划的质量”。
同时制订了一项编制作业计划规程和一项提供编制作业计划资料的制度。
鉴于以前由生产科一手包办编制计划有那些缺点，这回改成两段编制法，就是先由生产科下达生产指标，车间计划员根据指标和本车间的技术能力、劳动力情况、设备检修日期及其他新的因素等等——这些情况车间要比生产科熟悉得多——具体安排作业日期，然后交到生产科平衡，成为月的作业计划。
当然这样的计划是比以前进步多了，但是机器工业本身的千变万化情况也不是这样的计划所能控制得了的，所以他们又规定了各车间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定出03日计划、05日计划、10日计划。
这个计划基本上可以应付车间里所有的新情况，不致被突然因素所冲破。
在执行方面，他们又规定了每一批部件都必须由调度人员签发“工作票”，这样基本上就可以控制住在制品的流转，保证了均衡。
与此同时，作业计划也不再限于工序的排列了，材料、工具部门根据月的作业计划也订出自己的供应计划来。
现在他们已就这些改革在第4车间进行了试点。
试点的结果证明，这样做，工作效率确是大大提高了。
根据这一成功的试验，和工人们技术水平提高的新情况及下半年产品渐趋单纯等有利因素，他们制订出再增产水泵四百三十二台的计划。
因为这个计划是有根据的，虽然不算轻松，工人们还是十分拥护，决心要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在最近短短的几天中，该厂工人们为实现这个计划，又找出了二百个窍门，订成自己小组的措施计划，保证尽一切力量实现新的先进的作业计划。

我国第1台高压变压器试制成功
我国第1台一万三千五百仟伏安、十一万伏特型的高压变压器已在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
这台变压器有四十八吨半重，是在苏联专家那卓列夫斯基的指导和帮助下，按照苏联标准设计和试制的。
用这种变压器三台连在一起调整电压的话，调整后输送的电量，可以够十二个拥有三千工人的工厂生产用，也可以够三个三十万人口的城市照明用。
这台变压器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气工业的飞速进步。
担负这一试制任务的沈阳变压器厂的职工们骄傲地说：
“解放初期，我们作的变压器是五十仟伏安的；
去年最大的也只有五千仟伏安；
今年——国家五年计划开始的第1年，我们就能够试制成一万三千五百仟伏安的变压器了。”
参加这台变压器试制的工人，事先都主动找科室技术人员检查工具、研究图纸。
接着各小组、工段、车间都展开了热烈的竞赛，所以试制得很迅速，08月底接受任务，09月25日就试制成功。
　（新华社）(附图片)
工人们正在安装大型变压器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全厂职工向毛主席写的捷报信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改变地质工作的面貌
——中央地质部二四一队访问记之二
范荣康
我们坐在二四一队副队长严坤元的屋子里，这屋子很小，也很矮；
它既是这位地质工程师的办公室，又是寝室，自然，吃饭和接待客人也不得不安排在这间屋子里。
这是08月里的一个早晨，太阳早就冲散了游荡在草原上的晨雾。
晚班的工人刚从钻机上下来，地质工作者、测量工作者和物理探矿队的同志们已经出发了，修配间里连续不断地发出机器转动的声音，划破这草原上大队人马出发后的冷静。
严坤元处理了一些事情，缓了一口气，挨着我们坐下来，解释说：
“苏联专家柯罗特基走以前，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错误，因此，许多工作要重新布置。”
要谈二四一队地质工作中的这些错误，以及由于柯罗特基及时的指示，二四一队将怎样重新考虑他们的地质工作，就不得不谈起二四一队这三年来的发展和成绩，特别是不得不谈起这位地质工程师，这不仅因为他是三年前最早来到这草原上的，更因为他是二四一队主要的地质工程师。
严坤元从事地质工作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在很长的时期里，他只是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单调的生活。
春天里，背上布袋，拿着锤子，带了几个大学生默默地出发了。
到寒冷的时候，回到室内整理一下材料，写一篇报告。
第2年又出发到新的野外去。
没有别的勘探方法来证实他对矿体的推断，事实上也没有需要去证实它；
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矿区什么年头才能够开采。
十几年的功夫就这样过去了，严坤元没有想到这一生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变化。
可是，1949年，人民的中国诞生了，新中国给地质工作人员带来了新的任务。
1950年，严坤元带着一批大学生来到草原上。
这一年冬天，许多人认为这段工作已经结束了，1951年他们将到新的地区去。
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国家对地质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要求地质工作为工业建设提供准确的资料。
严坤元等1950年的工作距离精确的计算矿量还很遥远。
他们只走了第1步，而必须继续走下去。
这样，一直到1953年，他们始终工作在这个草原上。
地质工作的面貌改变了，人数是几十倍地增加，单是地质科就有一百人左右，除了地质工作者，还有操作着数十台钻机的许多工人，物理探矿队，化验室，以至修配间，汽车队。
二四一队是一个巨型的综合勘探队了。
摆在严坤元面前的，已不是一个布袋，一把锤子和三两个学生，而是一个近代化的联合兵团。
要把这样大的队伍组织起来，在实质上改变地质工作的面貌，这是万分艰难的任务。
严坤元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苏联地质勘探工作的经验介绍到中国来是很迟的。
我们在开始工作的时候，确实有单干思想，各搞各的。
因此，一到要把各种勘探工作组织起来就难了。”
在最初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地质工作者是不大关心钻探的。
说起来，钻探是为了证实地质工作者对矿体的推断，是计算矿量的主要资料，地质工作者应该从钻探资料里来证实和丰富自己对矿体的推断。
但在最初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地质人员去和钻机联系。
地质人员不看记载钻机钻入地下的情况的班报表，不检查岩心长度，不追查余存的岩心，岩心位置错了也没有办法。
由于不关怀钻探，就无法从钻机的各种反映来判断地下的情况。
例如：
漏水，或者是岩心采取率特别低的地方，是不是有断层呢？
钻进速度突然变化了，是不是钻头已穿过一种岩层进入另一种岩层？
这些重要的地下情报，没有人去研究。
根据很少很乱的岩心绘制的柱状图有多少代表性，也没有人过问。
那时候，地质人员是这样想：
“钻探是钻探，是工程问题，和我们关系不大”，被分配去作看钻工作的地质人员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学术意义的工作，是“大才小用”。
到了去年08月，经过苏联专家的指导，才开始改变这种情况。
但也只是每部钻机开钻的时候，由地质人员向工人讲解一下这个钻眼可能遇到的地质情况，甚至连每个钻眼的意义及其在计算矿量中所起的作用都没有交代清楚，以致布置在矿体边缘，目的是决定矿体零点边界线的九眼和十三眼的工人，在仅钻到很薄的矿层后，就认为这两个钻眼是浪费了。
一直到今年年初，在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上学习了苏联经验后，二四一队地质科成立了看钻队，才真正开始着手改变地质和钻探的脱节现象。
看钻队拥有一大批实习员和练习生，组成几个小队，分别负责联系各个钻机。
从这方面说：
二四一队的地质工作者体现了他们工作的目的性，但地质工作的目的性并不只表现在这方面，它贯穿在整个地质勘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上。
这就是苏联专家柯罗特基对二四一队提出的主要意见之一。
拿西矿来说，最初，二四一队地质工作者看见西矿的露头很少，浮土覆盖层很厚，对地下是否真的有矿是没有把握的。
因为这样，今年他们把物理探矿队请来了。
物理探矿队用磁力探测的方法发现西矿有一大片磁性很强的地区，除了磁铁矿，一般的岩石是难有这样的磁性的。
物理探矿队推断，西矿可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磁铁矿区。
可是，二四一队的地质工作者没有重视物理探矿队的这个发现，他们在部署西矿的工作时，把物理探矿队的推断搁在一旁，并错误地要求西矿今年就进行矿区勘探工作，测制二千五百分之一的地质图，并把钻机安在露头附近以求露头处的矿量。
柯罗特基指出：
这个部署完全错误了，西矿还没有具备矿区勘探的条件，它还只能做矿区普查，钻机不应该安在露头附近，而应该安在物理探矿队认为磁性最强的地区，以证实物理探矿的推断，而二千五百分之一的地质图在这种露头很少，没有钻探资料的情况下是无法测制的，应该制的是一万分之一的地质图。
西矿地质勘探工作部署的错误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它说明地质工作的目的性不应该只是一个找寻矿床的良好愿望。
在这个总的目的下，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应该有一定的步骤和不同的要求。
否则，是难以达到精确计算矿量的目的的。
正如苏联专家所说：
“地质勘探工作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
但如果认为它非常玄奥，那也是不对的。
苏联地质勘探工作的程序以及分级计算矿量的方法正是一条康庄大道。
柯罗特基不仅指明了西矿地质勘探工作的道路，而且对主矿、东矿和整个矿区的地质勘探工作提出不少意见。
二四一队考虑到按一定比例的距离布置排钻线，却没有考虑到每一个钻眼究竟在整个勘探工作中起什么作用，以致在矿体很厚的地方钻眼的距离和矿体很薄的地区是一样的，这就造成排钻线应该密的地方很疏，应该疏的地方很密。
主矿的工作做了不少，可是今年的计划里却没有二千五百分之一的地质图，主矿地质上的许多问题没法搞清楚。
柯罗特基又指出：
把力量集中在已知矿区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长时期内视线一直那样狭小呢？
为什么不抽出一点时间去作大区域的普查？
难道这样大的矿是完全孤立的，不可能再向别处发展？
柯罗特基的询问使大家感到无限喜悦，多么深刻的启示啊，它产生一种力量，鼓舞大家循着新的方向前进。
二四一队的这些错误和缺点，造成这样一个情况：
三年来做了许多工作，收集了许多资料，但由于工作的零乱、局部，和缺乏对资料的研究整理，地质工作者对这个矿区的认识还停留在最初的水平上。
依然是那样的话：
“矿很大，很有希望”，可是究竟有多大，质量究竟怎样，矿区构造、矿体情况、矿床成因有没有别的可能，谁也答不上。
严坤元和我谈话的时候，柯罗特基早已离开了二四一队了。
可是，严坤元告诉我的还是柯罗特基的指示。
工人们也常向我们谈起柯罗特基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
但是柯罗特基不仅熟悉地质，也不仅熟悉钻探，他对物理探矿看来也懂得不少。
他指示物理探矿队要进一步使用电阻仪，在西矿测验浮土覆盖的厚度和了解地下的构造情况，他还建议用电测井的方法，在岩心采取率特别低的钻眼里补测地下的情况。
柯罗特基一再询问二四一队是否勘探过各种炼钢的熔剂。
他说：
“没有这些资料，工业部门是没法作开采设计的。”
他又曾几次问严坤元：
“如果将来这里建设一座十万人的城市，你从那里供水？”
看来，柯罗特基对城市建设也考虑得很周到。
这些推测加在一起，就使人想起苏联所一再强调的地质工作的综合性。
谈起综合性，严坤元摇摇头说：
“我们在这方面更差，柯罗特基去年就在这方面向我提过几次意见，我体会不深。
石灰岩是发现了，并没有去勘探，数量、质量都没有搞清楚，而且老实说，炼钢的知识我也懂得很少。
水文地质也是这样，专家早提过，我们没有做，也不知怎么做”。
隔了一会，他说：
“今年要着手做了，没有这些资料，年底以前报告送交不出去的。”
我离开二四一队的时候，二四一队地质科正结束了为期五天的思想总结。
这次思想总结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迎接新的任务。
这总结的最后一天，严坤元报告了根据柯罗特基的指示所拟订的新的工作部署和新的组织分工。
他们将在改变地质工作的面貌中取得新的胜利。
(附图片)
地质人员在草原上工作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

藏族自治区康定县商业日益繁荣
康定位置在康藏高原上，在二郎山和折多山中间，周围群山环抱，形势险要，是康藏交通的咽喉。
它和雅安、西昌同为西康省三大城市之一，现今是藏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
康定自清朝康熙年代起，就是藏汉贸易的集散市场。
经营藏区虫草、麝香、皮毛、药材等土特产的藏商，经过理塘、德格、甘孜一线，翻越四千多公尺的折多山前来康定，与翻越三千多公尺的二郎山、大象岭前往藏区经营茶叶、食盐及部分百货的汉商，每年在康定会合进行集中交易。
解放后，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民族贸易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和民族贸易，在国营经济积极扶助下，康定的交易一天比一天地活跃起来了。
康定国营商业的发展，对改善藏族人民生活具有重大影响。
1950年该地只有一个土产公司。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藏区人民需要，1951年增设了百货公司，1952年又增设了粮食、茶叶、畜业三个公司。
因此，国营商业在当地公私销货额的比重也随之增长（由百分之十五点七三增至百分之四十六点三八）。
市场交易中的主要货品——茶包，自1951年开始，已全部由国营贸易掌握供销。
国营公司对藏民茶叶的供应，1950年为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市担，1952年就增至七万三千二百零五市担，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藏民所需的其他百货、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连茶叶在内，三年来总计供销一千零二十九亿四千余万元。
同时，对藏区的麝香、知母、虫草等土特产，国营公司亦积极展开收购工作，收购额达四百九十八亿元。
由于国营商业购销业务的发展，藏区的土特产价格也逐步趋于合理，解放前康定羊毛每担仅能换边茶三包，解放后每担则能换边茶八包半，解放前每百斤知母换边茶二十二包，解放后，到1952年即可换边茶四十四包。
与此同时，藏民所需的茶、油、布、食盐等日用必需品价格则逐年降低，1952年日用品较1950年降低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三十二。
这样就使藏族人民的生活大大得到改善。
康定私营工商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三年来也获得迅速的发展。
全县私营工商业，1950年有六百六十六户，资本总额为八十四亿七千万元；
1951年为七百六十九户，资本为一百零一亿五千万元；
到1952年已增至九百二十六户，资本为一百零八亿六千余万元。
私营工商业中，私营商业有六百六十余户，资本为九十四亿八千万元；
其中藏商四十八户（多经营“锅庄”业），拥有资金占全部私商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七。
随着民族团结的加强和藏区交通的发展，活跃了商业，刺激了农牧业生产，广大藏民的购买力也相应提高了。
过去藏民很难吃到茶叶，常以野叶代替，即或有了真茶也煮熬多次，“有钱人煮三次，无钱人熬七道”，现在人人都可以买到茶叶吃了。
过去一般藏民买不起布，牧民经常不穿裤子，现在大部分牧民都买布做衣服穿了。
根据康定木雅区三个保的典型调查：
藏民农牧业、土特产业及其他副业的收入，逐年都在增加，1952年收入较1950年增加百分之十九点六。
藏民每人平均购买力，1950年为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一十九元，1951年为二十八万元，1952年则上升为三十二万八千二百七十一元，比1950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多。
藏民白丐喜若，解放前在喇嘛寺看守庙宇，无土地房屋，一家四口，终年吃不到茶叶，解放后开了将近二十亩荒地，新盖了房屋，收入增多，生活改善，1951年一家吃茶叶八十一斤，但到1952年吃茶叶就增加到一百一十七斤了。

西康省民族贸易有很大发展
西康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据1952年调查，计有藏、苗、回、摩些、黎苏、古宗、水田等族。
各少数民族人民，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因为交通不便，商旅运输困难，许多土特产及畜产品，都找不到销路，藏民所需要的茶包，彝民所需要的土布、食盐，经常无人供应。
1950年西康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建立和发展贸易机构，目前，全省民族贸易分支公司和营业部共有四十个，较1950年增加七倍，贸易工作干部由1950年的五十七人，发展到目前的一千一百一十六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经过培养由四人逐渐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人。
三年来收购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虫草、贝母、麝香、知母、大黄、猪鬃、牛羊皮等土特产品总值九百九十七亿元，供应茶包、土布、宽布、食盐、农具、铁锅等生产、生活资料总值一千六百零八亿元。
其中仅茶包一项，三年来便供应了藏区一百二十九万包，1952年即供应四十二万七千包，超过解放前每年供应量的
一倍多。
在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指导下，少数民族地区土特产品交换外来必需品的比率已大大提高。
如1949年康定羊毛每担仅能换茶三包，现在可以换到八点九七包，较解放前增加近两倍。
1950年彝区昭觉牛皮每担仅可换食盐十五点六斤，今年07月份可换到一百一十七点三斤，较解放前增加六点五倍，同一时期内羊皮每担换盐量已由二十二斤增至二百一十一点五斤，较解放前增加八点六倍。
这对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藏民们说：
“毛主席是我们的活菩萨，他来了后我们的生活就变了样。”
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国营公司在一些城镇建立了初级市场和发展重点市场，并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做生意，发展民族商店。
现在彝区的昭觉和藏区的甘孜两个重点市场已逐渐培养起来，上半年虽非土产旺季，但每日都有四、五百人赶场，每天营业额也常保持四千万到七千万元。
其他地区如金阳、喜德、普雄、四开等地的商业亦在不断发展。
藏区木雅、八美、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等公路线上，现已有藏、汉商一千三百零二户，喇嘛寺已改变了过去坐在庙内等生意的习惯，参加了混合市场进行交易。
国营贸易公司通过与喇嘛寺订定预购赊销合同进行领导，业务逐渐发展，对沟通康藏贸易，和活跃藏区经济起着重大作用。
（西康省人民政府商业厅）

鞍钢各厂矿增产节约竞赛正在深入开展
部分单位不注意结合中心工作收效不大
鞍山钢铁公司各厂矿在增产节约竞赛中，继续进行建立与健全责任制的工作，进一步贯彻作业计划，努力争取超额完成增产节约计划。
增产节约竞赛展开以来，凡是认真研究了过去的生产情况，抓住关键问题，加强中心工作，充分地发动了群众的厂矿，增产节约竞赛开展得比较迅速、深入。
但是，有些厂矿虽然发动了群众，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抓住了关键问题，但不知如何加强当前中心工作，因此增产节约竞赛不能迅速地深入下去。
个别厂矿领导干部心中无数，算账时间长，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增产节约竞赛开展得很迟缓。
如初轧厂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中修工作以后，领导干部才进行增产节约竞赛的准备工作，到09月19日还只是工段干部进行了讨论，大部分职工尚未进行讨论。
领导干部在布置增产节约工作时也没有明确交代工作方法和步骤，使职工没法着手进行。
目前，鞍钢各厂矿增产节约竞赛还普遍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一、部分干部对继续贯彻作业计划、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工作与开展增产节约竞赛的关系认识不清楚，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因而影响了工作的进展。
化工总厂竞赛开展得比较迅速，但由于和中心工作脱节，结果还是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二、部分单位没有充分发动技术人员和职员参加到竞赛中去，没有针对他们的特点提出具体的要求，因而没有很好地发挥技术人员和职员的作用。
三、部分单位忙于开展增产节约竞赛，忽视了保安工作，因此最近发生了不少事故。
如碎铁厂、选矿厂在竞赛中竟发生了人身事故；
炼铁厂的机械设备最近也经常发生事故，这对贯彻作业计划和开展增产节约竞赛有很大的妨碍。
四、最近部分单位只注意找废品、清理仓库等次要方面，忽视从增产和降低消耗定额等主要方面来增产节约。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1953年0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2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周扬
一
从1949年召开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到今天，整整四年过去了。
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空前未有的、惊天动地的变革。
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第1次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完成了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以抗美援朝的坚决斗争，保卫了祖国，维护了世界和平。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正坚定而稳步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
劳动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
随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需要新的精神生活。
为满足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创造优秀的、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就是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庄严的任务。
四年来，遵从着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活动随着整个人民事业的进展而一同前进。
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在基本上代替了旧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
它们在联系群众最广的领域内占领了阵地，并正在继续扩大阵地。
曾经占据我国电影市场的充满反动堕落思想和庸俗恶劣趣味的美国影片早已为人民所唾弃；
广大观众对国家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对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影片，表示了最热烈的喜爱。
民族传统的戏曲，在内容和舞台形象上，都经过了初步的改革，并创造出了一些新的优秀剧目；
而这些新的、经过改革的戏曲，和新的话剧、歌剧一道，受到了更多的观众的欢迎。
新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销路比解放以前增加了十倍至二十倍。
新的连环画、年画，新的歌曲、舞蹈都在群众中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文学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迅速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同时群众又通过多样的业余活动的方式积极地参加了艺术创造的事业；
我们的艺术不断地为群众的创作所补充和丰富。
所有这些，都使人民的文化生活改善了，丰富了，并使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有了更进一步的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努力地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了工农兵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新的面貌和新的品质。
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的改革以及对人民的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工作，不仅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人民的道德和精神面貌。
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忱的提高及其新的品质的生长，是我们革命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成果；
这也正是我们的艺术创作所首先需要加以反映的。
我们的作家们是比较更熟悉他们曾长期亲身经历的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和人物的。
四年来所发表的作品，小说如柳青的“铜墙铁壁”，徐光耀的“平原烈火”，陈登科的“活人塘”，刘白羽的“火光在前”，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剧本如胡可的“战斗里成长”，以及电影如“白毛女”“钢铁战士”
“南征北战”“上饶集中营”“翠岗红旗”，都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英雄人物，他们正是在那些艰苦年代里不可屈服的人民的斗争意志的化身。
我们的作家们已开始写下了一些表现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的作品，魏巍的有名的通讯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最热烈的反应。
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及其他描写朝鲜战争的短篇，虽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尚品质和英雄形象。
巴金的关于朝鲜战场的作品，以作者素有的全部热情歌颂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英雄。
我们的作家们试图表现产业工人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主题，描绘工业领导干部和模范工人的形象；
杜印等的剧本“在新事物面前”，李庆升等的剧本“四十年的愿望”及白朗的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就是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尝试。
老舍继“龙须沟”之后的新作“春华秋实”，努力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伟大的“五反”斗争。
在描写农村新生活的作品中，婚姻和家庭问题的主题占了显著的地位。
青年男女对待婚姻采取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态度，他们不只是勇敢地争取婚姻的自由，而且自觉地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幸福之上。
妇女的解放和整个社会的改革不可分地联系着，正是在剧烈的社会斗争中培养了和锻炼了新的妇女的独立的勇敢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不少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出色地反映出来了。
歌颂伟大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主题，在一些优秀的诗歌、音乐和美术作品中得到了强烈的鲜明的表现。
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继续不断地出现了新的工农的写作者，大家所知道的高玉宝就是其中的一个。
同时开始出现了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他们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
在推进新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同时，我们改革和发展了现在还活在人民中间的民族固有的各种艺术，以便使艺术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能由人民充分地利用来建设他们新的文化的生活。
新的文学艺术是不能脱离民族的传统而发展的，只有当它正确地吸取了自己民族遗产的精华的时候，它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
另一方面，旧的遗产也只有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加以整理之后，才能完全适合人民的需要。
人民珍爱自己民族的优良的戏曲，但是随着他们政治、文化水平和欣赏趣味的提高，他们对旧有戏曲中的某些消极的、有害的内容是不能接受了，看到舞台上丑化、侮辱劳动人民的形象及其它猥亵的粗俗的表演是不能忍耐了。
他们要求戏曲的改革。
几年来，新的、经过改革的优秀剧目，如
“梁山伯与祝英台”、“将相和”等，就格外地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地方戏曲在表现现代生活的题材上也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在戏曲改革工作上，我们着重批判了对待遗产的粗暴态度，同时也批判了墨守成规、不求改进的保守思想。
许多戏曲和曲艺的艺人，在戏曲和曲艺的改革上尽了他们的努力。
他们在新社会中所受到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他们在和广大工农兵观众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深刻的感动和启示，以及他们在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所受到的思想锻炼和教育，使他们大大地提高了爱国的政治热情和创造的积极性。
可是我们的有些从事戏曲改革工作的同志往往看不见艺人的这种进步，在工作中不去依靠艺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不尊重他们的技巧和经验，而单凭自己的一股热情或行政命令来办事，这种粗暴态度就使戏曲改革工作受到了一些损失。
去年和今年所举行的全国戏曲会演和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音乐、舞蹈的事业上起了重大的推动的作用。
民间的以及各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为新的音乐舞蹈艺术的创造提供了最丰富的源泉。
只有经过对民间音乐、舞蹈的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加工才能找到发展音乐舞蹈艺术的正确的道路。
离开民间基础，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得不到群众欢迎的。
新的年画、连环画的流行，正是由于它采取了民间的形式，这种形式和新的内容正在逐步地、适当地融合起来。
但我们对民族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的全部遗产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
民族画家正在开始探索如何改进和发展中国古典的绘画艺术的形式，使之和新的创造任务相适合。
这是十分必要的。
不解决这个任务，民族绘画的优秀传统就不能继续发展。
很显然，群众希望在画中看到的首先是他们同时代的人物的形象，而不尽是那些属于遥远的过去的古装仕女；
群众爱看日常生活中的美丽的花卉、虫鸟、山水，却不能欣赏那种遁迹林泉，没有人间烟火气的隐士的情调。
一切不愿落在时代后面的艺术家都必需懂得并努力地适应群众的需要和爱好。
整个说来，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
群众感觉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太少，特别是电影、戏剧作品太少。
人民是有完全的权利要求文艺工作者产生比现在更多而又更好的作品的。
因为人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迅速地成长了，他们对艺术的要求和趣味迅速地提高了，他们就不但要求新的文学艺术创作有足够供应他们需要的数量，而且还要求这些作品有适合于他们要求的水平。
青年们特别尖锐地感觉我们的作品缺乏像苏联的作品那样高度的鼓舞和教育的力量。
我们国家的生活是这样地充实和丰富，这样地充满了剧烈的变化，但在我们的作品中所描绘出来的生活图画，却常常是显得单调而乏味的。
我们的人民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忠诚于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具有新的高尚的精神品质的英雄，但在我们的作品中却十分缺少这种英雄人物的生动的形象，而人们是多么渴望着在作品中看到这种形象并将他们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啊！
无可讳言，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同整个人民和国家的事业相比，同人民的需要相比，是远远地落后了。
当我们对四年来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作一回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剧烈的思想斗争的。
文学艺术是社会观念形态的一种形式，不可能不反映各个阶级的不同利益和思想。
虽然在文学艺术上，我国资产阶级并没有甚么贡献和地位；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文学艺术就不经常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特别是因为工人阶级正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这种侵袭的危险性就更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结束，我们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之前，在某些文艺工作者中间就已经发生了“解放区的文艺到了城市能吃得开吗？”
这样的怀疑，这实际上就是表现了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动摇。
历史做了相反的证明：
表现了新的群众的时代的解放区文艺立刻受到了工人和城市劳动人民及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
自然，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论调，说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是甚么“农民文艺”，说这些作品没有“人情味”，没有“情调”。
说这些话的人实际上是瞧不起为工农兵的文艺的。
他们的意见是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总是要表现工农兵的思想和感情的，特别是表现工农兵群众中先进分子的思想和感情，这就是说，要歌颂他们的坚韧的斗争意志、忘我的劳动热忱，表扬他们对集体、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无限忠心，借以培养人民的新的品质和新的道德，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而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就恰恰相反，它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个人主义，个人崇拜、自我欣赏，灌输对国家和人民命运漠不关心、对群众斗争厌恶的思想，借以竭力巩固人们的旧的思想、习惯、偏见，把历史拉向后退。
电影“武训传”所以是极端有害的，就在于它巧妙地宣传了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思想，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
影片中所歌颂的个人苦行不过是个人主义的一种颠倒的、畸形的表现而已。
电影“武训传”正是给这些有毒素的思想，加上艺术的形式，使广大观众和不少文艺工作者，包括某些党员的文艺工作者在内，受到了迷惑。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1951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及时地给了文艺上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以有力的回击，同时也给了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的文艺工作者以极深刻的难忘的教育。
这个批判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以及积极地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和非法行为的“三反”“五反”斗争，大大地帮助了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线。
“武训传”批判是工人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它使工人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内的领导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
文艺界整风学习的结果，促使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到工厂、农村和朝鲜前线去深入地体验生活。
这就为文艺创作和广大群众斗争更进一步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文学艺术战线上，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继续进行批判的工作；
比方，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的表现之一，这种思想就是必须加以批判的。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反对文学艺术创作上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倾向；
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不能前进。
为文学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斗争，也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我们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反映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紧密地服从了当前的政治任务，正因为这样，许多的作品对人民发挥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对人民的各种斗争和国家建设作了有益的贡献。
我们文学艺术中的这个基本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是不容忽视或抹杀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作品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把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所积累的各方面的丰富经验在艺术上加以综合和概括，还没有能够创造出卓越的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许多作品都还不免于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这就表现了我们的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薄弱的方面。
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
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
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
但是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这种主观主义并不是有意识的。
他们参加了实际的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并且也极力想要真实地来描写生活，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十分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而有些作家，特别是年青的作家，又还没有充分地掌握表现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技巧，这就形成了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
要克服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关键就在于提高作家的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
现在许多作家深入了群众生活，他们已进一步体会到，作家必须从斗争中、生产中、工作中去建立和群众的真实的亲密的联系，同时必须学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的观点来考察、估量和研究生活，免使自己掉在生活的大海里而迷失方向。
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
文学艺术区别于其它观念形态的根本特点是借助于形象来表达思想，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而形象是只能从生活中吸取来的。
我们的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和不少的作家，却往往不理解艺术的这个根本特点。
他们离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去追求抽象的政治性，不去要求作品创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人物，而只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作某种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筒；
其结果，人物不是在一定环境中自然地、合乎规律地行动着、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听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傀儡；
思想不是渗透在作品的艺术组织当中，而只是一些硬加到作品中去的抽象的议论。
作品中需要有人物好像只是为了借他们来解说各种具体的政策，而并不是通过具有高尚品质、思想、情感的人物的真实形象来感染和打动读者。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醒作家不要为了席勒而忘了莎士比亚，不要为了思想的因素而忘了现实的因素。
列宁、斯大林一再强调作家必须忠实于生活。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作家必须深刻地观察、体验和研究人民的生活，他要求文学艺术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
当然，文艺作品是应当表现党的政策的。
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
政策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的，是集中地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指南。
他对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加以估量。
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
我们的政策总是依靠群众和干部来推行的。
政策一经被千百万群众掌握之后就以无可拒抗的力量改变着和指导着人民的生活，决定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因此，在艺术作品中表现政策，最根本地就是表现党和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党对群众的领导，表现人民中先进和落后力量的斗争，表现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模范作用，表现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因此，正确地表现政策和真实地描写生活两者必须完全统一起来。
而生活描写的真实性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原则。
文艺作品必须描写人物，描写人的思想和情感。
只有通过人物，才能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因此有些描写生产的文艺作品不去歌颂劳动，歌颂劳动者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而去单纯地表现生产技术过程，操作方法，甚至表现机器动作
（如像好些舞蹈所表现的那样），那不但是违反艺术的要求，而且是缺乏政治思想内容的。
新的文学艺术一般地说还是比较年青的，它们正在成长的过程中。
它们面前有许多困难。
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的主要责任应当是尽一切力量帮助它们健全地成长，支持它们的每一步的新的进展，同时耐心地帮助它们克服缺点和困难。
新的年青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十分需要正确的、具体的、细致的领导的。
那末，现在看看，我们文艺领导工作的状况如何呢？
不能不说，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正是造成目前文学艺术工作的落后现象的严重原因。
列宁在一九○五年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有名的文章中曾经指出：
“文学事业应当必定成为和其它部分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同时也指出了这个部分不能和其他部分“刻板地一样看待”，“文学事业最不允许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在这种事业上必须无条件地保证给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爱好以广大活动余地，给思考和幻想，形式和内容以广大活动余地”。
这就是说，文学艺术活动必须受党和国家的领导，这是不可动摇的、确定不移的原则；
但这种领导又必须十分注意文学艺术活动的特点。
我们在工作中常常违背了列宁的原则。
一方面，没有把文学艺术事业经常看成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和其他部分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部分，没有帮助作家认真地研究党和国家的政策，积极地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致使文学艺术工作中发生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现象；
另一方面，又往往不顾文学艺术活动的规律，在对文学艺术活动的指导上表现了粗暴的态度。
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
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机关在布置创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不顾各个作家的不同生活经验和写作能力而任意地像对待小学生似地给他们规定题目，规定完成创作的时限，甚至规定创作的形式。
而在作品写成的时候，又往往简单地、轻率地加以否定，没有把一个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当作重要事情看待，因而也就很少认真地去研究和总结这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来具体地帮助作家。
这种对于创作的行政式的领导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
对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更适宜于用社会方式来推动的。
我们应当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发动作家、艺术家相互间在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发动他们中间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推动和指导创作；
这样才能创造适宜于创作发展的气氛，创造作家的艺术劳动的最有利的条件。
这些就是我们过去所忽视了的方面。
自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减弱党和政府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领导。
文艺批评是推动和指导文艺创作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对文艺创作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以及对文艺创作上的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
没有这种批评，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会陷于停滞或走入歧途。
两三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是有成效的。
在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中间，现在有一种害怕批评、憎恶批评的情绪，这种情绪，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但在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则应当加以纠正。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批评的态度。
有些批评家往往没有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和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是表现技术不足而造成的对生活的不真实的描写加以区别，而在批评的时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击的态度。
任何缺点、错误，都是应当批评的，但只要它不是反人民的作品，就必须首先肯定其正确的方面，然后批评其缺点和错误，并积极地指出改正的途径。
批评家对于作家缺乏应有的同志般的爱护的态度，没有将严正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将对作家的严格的要求和对他的创作命运的关心正确地结合起来。
批评一般是指责多而帮助少。
其次，是批评的方法。
有些批评家在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常常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公式出发。
他们常常武断地、笼统地指责一篇作品这样没有描写对，那样也没有描写对，但却很少指出究竟怎样描写才对。
批评家往往比作家更缺乏对于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缺乏对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的能力。
报刊上所发表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以及在这种批评影响下所煽起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再加上文艺界的领导方面对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缺少关心、帮助和支持，这就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
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我们的批评必须有助于鼓励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发挥艺术创造的潜力，而不能是相反。
同时我们的作家也必须有听取批评甚至听取不正确的批评的勇气和度量，并以作家的资格积极地、主动地参加批评的活动。
我们的文艺批评，也正如创作一样，是年青的；
它同样地需要支持和扶植。
显然地，目前批评工作是必须加强而不能丝毫削弱的。
纠正批评工作中的偏向，发展有利于创作事业的正确批评，这是作家和批评家共同的任务。
上面所讲的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都是和全国文联及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协会的工作状况分不开的。
四年来，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领导机关放松了甚至放弃了对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指导；
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学习表现了不够关心的态度，既没有认真地进行有关文学艺术创作思想的讨论，又缺少和作家、艺术家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经常的接触。
全国文联对各个协会的工作缺少监督和指导；
对各地方文联也缺少应有的联系。
这样，就使全国文联成为一个脱离群众，也脱离文艺界的没有活跃的工作，没有生气的机关。
全国文联工作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应当受到指责的，是亟需加以改变的。
二
这次大会将要讨论当前文学艺术工作在创作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
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
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
他们对革命文艺的创造是作了很多贡献的。
毛泽东同志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在“五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
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暴风骤雨”，就是其中优秀的作品。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地和广泛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
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长着并起着决定的作用。
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取得了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共产党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在人民当中享有了无上的威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在全国人民中有极广泛的传播。
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了更广大的现实基础，因而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就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意义了。
一个作家如果不努力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努力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前进，那他就将要不可避免地为人民所不需要，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一切真正愿意进步、愿意学习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能够达到的；
它并不是甚么高不可及的、神秘的东西。
重要的是在于学习。
除了学习，我们是没有别的捷径可走的。
但现在我们却有一个特别便利的条件：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我们学习的最好的范本。
自然，这种学习必须是具有创造性的而不能是抄袭和模仿。
目前我国的作家、艺术家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观点，他们中间很多人今天还不能说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但他们却愿意站到这个立场上来，愿意和中国劳动人民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
文学艺术界是一个广大的社会的领域，又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的战线。
我们在这个战线上首先要划分的，是人民和反人民的界线。
一切站在人民立场的作家、艺术家都应团结起来。
一切于人民有益的作品，都应当受到欢迎。
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平，同时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作家都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轨道来。
在这里，性急的态度和狭隘的作风是有害的。
各个作家、艺术家都是按照他们各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来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一个作家要使自己变为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需要有一个极大的努力过程。
我们的文学艺术是同党、国家和人民的整个事业的各个方面密切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因此它的活动必须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它的形式必须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提倡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自由竞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束缚作家在选择题材、在表现形式和个人风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借以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毛泽东同志关于戏曲活动所指示的“百花齐放”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
我们既需要人物画，也需要风景画；
既需要战斗的进行曲，也需要抒情的歌曲；
我们既需要有比较高级的、复杂的艺术形式，也需要有大量的、比较简易的艺术形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然对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是适用的。
但在我们对一个具体作家或作品提出要求的时候，就必须根据各个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同的倾向和成熟程度及各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发展情况和特点而有所区别。
如果有人企图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变成艺术创作的死的格式，用他自己主观的尺寸来随便地硬套一切作品，那就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正相违背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指导和鼓舞作家、艺术家前进的力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家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表现人民中的先进人物，表现人民的新的思想和感情。
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第19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
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地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必须首先写光明，写正面人物。
他说：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
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号召当时革命根据地的作家们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写出像法捷耶夫的“毁灭”那样的作品。
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评中，毛泽东同志更明确地尖锐地指出：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
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甚至为他们服务的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里就提出了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
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改造过程。
我们应当看到旧社会所遗留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在人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同时更应当看到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正在迅速地摆脱这些影响，特别是青年的一代就更少受到这些影响的拘束。
在现实生活中，新的人物正在涌现出来。
而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恰恰是要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这种人物必须是和旧社会所遗留的坏影响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是不只要表现我们人民的今天，而且要展望到他们的明天。
只有这样，文学艺术作品才能培养人民的新的品质，帮助人民前进。
文艺作品所以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
不应将表现正面人物和揭露反面现象两者割裂开来。
但是必须表现出任何落后现象都要为不可战胜的新的力量所克服。
因此决不可把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的地位。
在我们的作品中可以而且需要描写落后人物被改造的过程，但不可以把这看为英雄成长的典型的过程。
写英雄可不可以写他的缺点呢？
这样提出问题就是不恰当的，笼统的。
英雄是只能从人民生活中去发现的，而不能凭空地去虚构。
如果一个作家还没有认识英雄人物，还没有看清楚英雄的面目，就首先准备去寻找他身上的缺点，这岂不是很奇怪的吗？
我们当然不应当把英雄“神化”或“公式化”。
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特定的社会典型的人民英雄的性格是有共同性的，但各个英雄又具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是各种各样的。
英雄所具有的品质是不断地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英雄人物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成长过程，性格上的某些缺点以及日常工作中的过失或偏差和一个人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缺陷加以根本的区别。
英雄人物的光辉灿烂的人格主要表现在对敌人及一切落后现象决不妥协，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那种高尚的品质上，他之所以能打动千百万群众，成为他们学习和仿效的榜样，也就在于他所表现的那种先进阶级的道德的力量。
英雄人物并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是完美无疵的。
他并非没有缺点，但他对他自己的缺点采取不调和的态度，他能够勇敢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
这正是一种优秀品质的表现。
当然，这决不是说作家写英雄的时候都要写出他的缺点，许多英雄的不重要的缺点在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忽略或应当忽略的。
至于一个人物如果具有和英雄性格绝不相容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上的缺陷或污点，如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那就根本不成其为英雄人物了，他还有什么价值值得人去称赞和歌颂呢？
我们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
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认识新事物，表现新事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首先需要的是，作家必须站在人民的先进的行列，和人民一道，为拥护新事物和反对旧事物而斗争。
他不能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对于这个斗争采取中立和旁观的态度。
他必须抱有争取新事物必胜的决心，对新事物具有锐敏的感觉和高度的热爱，而对于旧的落后的事物则绝不调和妥协。
他正是为了消灭生活中的落后现象以推动社会的前进，才去在普通人民中寻求一切先进的、积极的力量，而不只是为了替自己的作品物色“理想”的英雄。
因此要表现先进人物，是不能离开现实社会中新旧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的。
人物只有在剧烈的斗争中，才能显示他的全部个性、性格和品质；
反过来，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又只有在人物的性格和相互关系上才能集中地、突出地反映出来。
我们的许多文艺作品却往往离开社会生活孤立地去表现英雄，既看不出他周围环境的背景，更看不出他个人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的不可分的联系，因而英雄的性格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展开；
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几乎看不到人物的发展和成长。
这就是表现新英雄人物的作品中最常见的毛病。
这主要地就是因为我们的许多作家还没有深入到群众的实际斗争中，仔细观察和分析各个阶级、各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原故。
作家要表现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就必须站到这个时代的斗争的最前面。
我们的作家当然可以描写历史的人物；
但也必须用新的观点去表现他们。
我们决不是无目的地，更不是为了逃避现代生活而去寻找历史的题材。
在我们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所要表现和赞扬的，应当只是那些推动了历史前进的，对今天的人民还有鼓舞和教育作用的人物，例如历代农民革命的领袖，为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舍身奋斗的民族英雄，以及以自己在科学或艺术上的创造对人民作了贡献的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们，因为正是这些可尊敬的祖先们的努力，加速了人民获得最后解放的时间的到来，他们正是各个历史时代的先进人物。
我们对待历史人物既不能丑化，也不应美化。
历史是不容许歪曲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严肃地批判文艺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的原因。
我们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在内容上表现新的时代的人物和思想，在形式上表现民族的作风和气派。
一切作家、艺术家都必须认真地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把继承并发扬民族遗产的优良传统引为己任。
在我们面前，有我们自己民族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宝藏。
这些宝藏是还没有很好地加以开发和利用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时把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带有人民性的一部分，例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给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一大历史功劳。
但是“五四”运动没有正确解决继承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任务。
当时的有些人对民族遗产采取了错误的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盲目崇拜相结合，就给了后来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以有害的影响。
轻视民族遗产的观念在新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曾相当长期地普遍地存在，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克服。
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往往只看到民族遗产的封建性和落后性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遗产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宝库，其中蕴藏着不少具有丰富的人民性的、在艺术技巧上达到可惊的准确和精练程度的现实主义的作品。
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常常只抓到了这些遗产的某些次要的、外表的特点，而没有领会它们的整个精神。
他们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常常是狭隘的、片面的。
比方，谈到中国小说的特点，仿佛就只是“章回体”，绘画就只是“单线平涂”，音乐除了民歌小调再没有什么。
这些肤浅的、简单的看法就妨碍了我们向遗产作广泛的、深入的发掘。
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工作，就成为我们文学艺术事业上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这种整理研究的工作，决不只是少数专门家的事情，而是需要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从文学艺术专门家到民间艺人）共同来进行的工作。
许多古典的和民间的优秀艺术作品应作为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我们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从诗经、楚辞到鲁迅的作品，绵延两千多年之久，始终放射着不朽的光辉。
我们民族的戏曲、绘画和音乐都有自己悠久的、优良的现实主义的传统。
我们向民族遗产学习，主要就是学习它们勇于揭露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技巧。
创作是一件困难的事业，作家不但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要能够用语言或其他的工具把自己的认识通过形象表现出来。
我们的祖先是懂得这种困难的。
一千多年前，我国的文学家陆机在他有名的“文赋”中就说过，作文章最怕的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翻成现在的话，就是“思想不能反映客观事物，语言不能表达思想”。
历代伟大的文学家为了掌握语言的技术，曾呕尽了多少心血啊！
我们的许多的年青的作者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技术是太不注意了。
我们只要看看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如何运用丰富生动的语言创造了那么多的令人难忘的人物性格的艺术形象，就知道我们该当如何地去努力了。
我们必须虚心地、诚诚恳恳地向文学艺术各方面的专家们以及老艺人们学习，许多宝贵的遗产就保存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必须重视他们的研究工作，尊重他们在艺术创造上的成就。
国家文学出版机关必须有计划地出版经过整理的、具有人民性的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出版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的一切有价值的认真的研究著作。
文艺机关团体必须组织力量，广泛而深入地搜集各地民间戏曲、音乐、文学、美术、舞蹈作品，加以整理和加工。
注意帮助著名老艺人整理他们的艺术创造的经验。
整理和研究民族艺术遗产，应当成为艺术学院的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之一。
我们对待遗产又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我们不是把遗产无区别地、全部地接受，而必须是有选择地只接受其中健康的、有生命的、有益于人民的部分。
首先必须将遗产中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部分与封建性和落后性的部分加以区别，将现实主义的部分和反现实主义的部分加以区别。
我们文学艺术遗产中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丰富，现在是没有人能够怀疑的了；
这是我们所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我们应当从学习古典作品中来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过去，以便更好地来表现现代，指出现在的斗争和过去的斗争之间的不可分的联系，从而用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断然地抛弃遗产中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如在民族绘画中，那种不注重描写现实生活，不注重艺术创造，而以单纯模仿古人笔墨为能事的积习和作风，是必须反对的；
现在是恢复和继承民族绘画中现实主义正确传统的时候了。
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经过数千年来无数天才的祖先们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卓越的，表现了人民的心理和风习的，因而为人民所习惯和喜爱的风格。
没有高度的技巧，是创造不出这种风格来的。
那种以为要学技术，只能向外国去学，从中国自己的遗产是学不到什么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向外国的先进事物学习，来丰富我们自己的传统，来吸取我们所缺乏的东西。
中国人民从来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中的一切先进经验的。
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地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人民中的伟大作家、艺术家所遗留给人类的遗产学习。
拒绝这种学习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声乐家、画家必须向外国学习一切进步的技术方法。
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技术，是没有国界区别的。
将我们从外国学来的方法，用来整理和提高自己民族原有的技术，用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表现能力，使民族风格得到更完满的表现而不是受到损害和破坏，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以长期的苦练苦学，使我们的艺术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技术上达到世界的水平，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应努力的吗？
在戏曲改革工作中，用反历史主义的方法破坏戏曲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用从外国戏剧、音乐中学来的某些不适当的表现方法生硬地加在戏曲表演中，破坏民族戏曲的原有风格，在这些方面经常表现了急躁的、粗暴的、错误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些小小的技术的改革上，甚至在一些落后习惯的改革上，则又往往表现了非常的保守。
我们必须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原则下，在技术上力求改进和革新。
自然，民族风格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随着人民生活的前进，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民族固有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来创造适合于表现人民新生活的新的民族风格。
整理和研究民族的古典文学艺术遗产和民间文学艺术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使新的文学艺术的创造和自己的民族传统相衔接，同时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要使这些民族传统的艺术经过科学的整理、改造和加工之后再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真正成为今天人民的有益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的整个文学艺术工作中，如果我们只注意提高，而不注意普及，那我们就要走上错误的路线了。
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及他关于提高和普及的正确关系的规定：
“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我们文学艺术事业上所必须严格遵从的原则。
首先，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注意文学艺术中一切有利于普及的形式，并努力采用这些形式。
正因为如此，目前电影和舞台剧本创作的落后就成为了不可容忍的现象。
我们的作家必须重视电影这种最群众化的、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而积极地参加电影剧本的创作。
创造更多的、优秀的、能够表现我们的伟大时代的电影剧本，应当是全国作家的一个共同的责任。
作家协会应当以组织作家参加电影剧本创作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的文学家、诗人应当为我们的舞台创造更多的民族戏曲、新歌剧和话剧剧本。
新的戏剧、音乐工作者，应当更积极地参与戏曲改革的工作。
我们的不少作家，特别是地方的作家，从事了通俗文艺创作的工作，这是十分需要的。
通俗文艺方面已产生了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好的作品，值得我们的重视。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通俗文艺创作上存在粗制滥造的倾向：
这种倾向损害了新的文学艺术创作在工农劳动群众中的信用，因而影响了新的文学艺术的普及。
另一方面，有些作家又有一种不顾群众需要和主观能力的好高骛远的倾向：
不愿写小的、通俗的作品，而盲目地去追求所谓“大型”的“高级”的创作。
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通俗文艺作品既是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就应当特别保证它们是在以正确的思想而不是以错误的思想教育群众，它们是在用优美的艺术形式提高群众的趣味水平，而不是在以粗劣的制造品去败坏群众的趣味。
如果以为写给工农看的东西可以马虎些，只有写给知识分子看的作品才应当讲究艺术，那就根本错误了。
一切进步的、真正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们都应当把创造能为千百万群众所理解和爱好的作品当作自己最光荣的任务。
几年来，工农兵群众的业余艺术活动有了蓬勃的发展。
这些活动正是专业的作家、艺术家的活动的基础的一部分。
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和这些活动保持固定的经常的联系，协助政府和工会的文教部门及军队的政治工作部门指导这些活动。
工农群众在艺术上也如在战斗和生产的活动上一样表现了他们的丰富的创造力。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应当积极地帮助和指导群众进行创作。
轻视工农群众创作的贵族式的态度是需要继续加以克服和反对的。
我们必须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将专业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优秀作品普及到群众中去，充分地重视他们的理解力和欣赏力，他们的爱好和趣味，并认真地倾听他们对作品的批评和意见；
另一方面，必须帮助他们通过业余活动方式进行自己的创作和表演，从这些活动中发现和培养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天才。
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在辅导工农群众的业余艺术活动的时候，又必须十分注意这种活动的业余的性质，必须明确，业余艺术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而不是使业余艺术活动分子脱离他们基本的生产的活动。
业余剧团向专业化发展，将业余的写作者、表演者或歌唱者任意地、不适当地从生产中抽出来使之专业化，是不妥的。
正确地帮助和指导工农群众创作，发现和培养工农作家、艺术家，是我们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三
为了使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更好地前进，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全国的作家、艺术家的力量，更高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全力创造能够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的艺术作品，就成为当前文学艺术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务。
而要适应这个任务，就必须加强文学艺术团体的工作，并按照新的情况对这些团体加以必要的改组。
全国文联在1949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后成立，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它体现了曾被国民党反动统治所分隔了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第1次的大会师，大团结，但是，文联作为各个文学艺术团体，主要是各个专业的协会的联合会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要来直接地、具体地组织文学艺术各个不同部门的创作和学习，是有困难的。
由于文学艺术各部门的特点不同，组织文学艺术创作的任务，宜于由各个协会分别地来进行。
现在各个协会的组织和工作正在整顿和加强，今后全国文联将继续作为全国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在加强全国文学艺术界的团结和联系，动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国家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上起它应有的作用。
各个协会的全国委员会提议将各个协会的性质加以改变，并重新规定它们的章程。
各个协会应当成为专业的作家、艺术家的自愿的组织，这就是说，它们不是普通的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团体。
协会应当以组织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学习作为主要的任务。
因此，协会必须组织关于创作问题的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组织艺术作品或表演的相互观摩和自由竞赛；
开展文艺战线上的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组织作家、艺术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党和政府的政策的学习；
按照各个作家不同情况，组织他们去参加各方面的实际的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
新的章程草案规定了对古典文学艺术遗产，特别是民族遗产的学习的任务。
改组后的协会应当更多地吸收古典文学研究者、民族戏曲家、民族画家、民族音乐家做会员，并参加领导的机构。
这次大会已有不少这些方面的代表参加，这就表明人民的新的文学艺术的队伍是比第1次文代大会的时候更扩大了。
“旧艺人”“旧画家”等等名称将成为过去。
指导文学艺术普及工作，培养青年作家、艺术家，列为协会的重要任务。
作家协会所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及各种文艺刊物，应成为培养青年作家的有力的工具。
几年来，各省、市的文联，在组织当地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和各种配合中心任务的文艺宣传以及辅导群众业余艺术活动上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
过去，省、市文联的方针任务是不明确的。
今后应当规定，它们的性质不是团体联合会，而是当地文学艺术工作者综合性的、自愿的组织；
它的成员应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
这样，在省、市，另外就不需要再分设各种协会了。
为了使省、市文联成为真正组织当地文艺工作者从事文艺活动的有效的团体，它的会员也需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不应漫无限制地滥收。
省、市文联既然是以个人为会员的当地文艺工作者的组织，它的主要任务就必须是组织自己的会员从事文艺创作以开展当地的文艺活动。
现在，好些省、市文联都设有专业的创作组，这在有比较成熟的创作人员的地方，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过渡的办法。
但省、市文联组织创作的对象不能只限于创作组，而对其他的创作力量弃置不顾，它必须给予一切具有创作能力的会员以应有的帮助。
辅导群众的业余艺术活动，是省、市文联的另一个主要的任务。
这种辅导应当侧重于供应群众业余艺术活动的材料和指导群众的创作这两方面，以便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工作互相配合而不互相重复。
地方的文艺刊物应当成为发现和培养当地青年作家，供给群众通俗文艺读物，供给群众业余艺术演唱材料的有效的工具。
关于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创作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任务，我就讲了上面的这些意见，希望代表同志们加以考虑和研究。
我相信，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创造事业必将获得新的发展和繁荣。

为了掩盖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可耻目的
杜勒斯、克拉克信口攻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吴敏报道：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06日宣称，他对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并不感到愉快。
这是华盛顿方面第1次公开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施行压力。
杜勒斯的谈话显然是鼓励和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与李承晚集团从战俘营内外里应外合来劫走大批战俘、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罪恶活动。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行动为什么会使杜勒斯感到不愉快，杜勒斯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
关于这一点的说明可以从同一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写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的信里找到。
从克拉克在他退休离职之前所写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美方之所以如此恼怒地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攻击，是因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揭穿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
美方并没有把朝鲜停战协定中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正确地告诉战俘，反而有大批特务被派进战俘营来阻止战俘行使他们被遣返的权利。
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后，就采取必要的步骤，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内容告诉了战俘，并且根据“职权范围”拟订了“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
当然，这种情况对于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是难堪的，不但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它的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被揭发了出来，尤其因为这个阴谋因此而有彻底破产的危险。
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一向对于各方面的指责采取“拒绝评论”的态度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现在忽然怒气冲冲地出来讲话了。
克拉克逐点地抵赖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揭发的事实，并且重弹汉布伦已经唱过的老调，指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决定和活动是基于这种假定，即：
你们看管的战俘实际上都希望遣返”。
据克拉克说，这些战俘早就“自愿”决定了“拒绝遣返”的，“只要没有武力和胁迫，绝大多数战俘都将坚持他们的决定”。
克拉克这些话都是不值一驳的。
既然战俘是早就“自愿”决定“拒绝遣返”的，为什么竟然有一百多名战俘已经坚决要求遣返，并且有更多的战俘正在设法逃脱特务的控制而要求遣返呢？
为什么克拉克毫无把握地说“绝大多数”战俘都将“坚持”他们的“决定”而不敢说“全部”战俘呢？
为什么“联合国军方面坚持应该让这些战俘个人表示他们的意志”，同时却又坚决反对向战俘进行个别解释和访问，不许他们表达他们的个人意志呢？
克拉克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用武力胁迫战俘，不顾战俘的人权，不许战俘表示他的个人意志的究竟是谁。
单举这一个事实就够了：
克拉克应该还记得，1952年05月07日，他正从美国到达东京准备接替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在这一天，巨济岛上的朝中被俘人员为了反对美方的血腥屠杀和强迫“甄别”，扣留了杜德准将，彻底揭穿了美方制造“拒绝遣返”的战俘的全部真相。
克拉克是怎样处理这一颗“烫手的栗子”的呢？
克拉克将杜德和柯尔生向战俘所作的诺言全部推翻，并且在1952年06月02日和范佛里特一起赶往巨济岛，宣称“要使用最大的力量”来镇压朝中被俘人员，不许他们表达要求遣返的意愿。
克拉克这种残暴的行径，甚至引起了美国军人的愤慨。
当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尔德堡服役的美军中士切斯曾经写信给克拉克，谴责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是“为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不顾道德上的要求而干出来的许多最令人厌恶、最可耻的事情之一。……我简直不明白，你怎么还有脸见人”。
克拉克给切斯的答复是通知美国陆军部将切斯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很明显，克拉克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得对战俘使用“武力和胁迫”，是一种“贼喊捉贼”的诡计，其目的是要迷惑全世界的视线，掩饰美方通过特务用武力和胁迫不许战俘要求遣返的事实。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曾经在10月02日的声明中指责美方派遣特务混入战俘营，对战俘行施暴力。
克拉克在他给蒂迈雅的气势汹汹的信中，对于这样尖锐的指责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这充分说明他是何等的作贼心虚！
这一切都证明：
杜勒斯、克拉克之流嘴里的所谓“人权”、“个人意志”，早已丧失了它们原来的意义，而成为美国侵略集团进行“冷战”的武器库里的破烂家伙了。
克拉克口口声声说，“联军方面将根据停战协定和‘职权范围’的规定，继续履行它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负的义务。”
但是，大家知道，停战协定和“职权范围”中并没有规定美方有阻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执行其职务的“义务”，可是克拉克却正在努力阻挠委员会的工作。
“职权范围”二十四款规定，“对本协议之解释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克拉克却说，“我们认为，职权范围的明白文字是不需要解释的”。
而同时，克拉克和汉布伦却对“职权范围”的明白文字作了许多歪曲的解释，并且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非照他们的解释办事不可。
否则，他们就到处叫喊说他们感到“不愉快”，他们要“抗议”，他们要“反对”，可是他们越是叫喊得声嘶力竭，他们的丑恶嘴脸也就暴露得越彻底。

印度报纸斥责美政府阻止战俘遣返的阴谋
【新华社新德里08日电】
大多数的印度报纸一致斥责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使朝鲜停战保持不稳定状态，并阴谋与李承晚集团勾结一起来阻止战俘的遣返。
“国民先驱报”10月06日的社论写道：
“假如停战遭到破坏，朝鲜再度发生纠纷，那么，全世界必将把这个责任归之于美国。”
社论说，停战是在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而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是美国司令部——现在却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能完成委托给它的任务；
要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因不耐烦而放弃了它的任务，那么，停战将处于什么样的地步呢？”
该报社论说明了解释工作拖延的原因，它指出：
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同意延长解释期限，同时又阻挠解释工作的开始，这是非常适合美国的朋友们——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口味的。
由于战俘们将不能自由改变他们的意志，由于政治会议——即使开成的话——也可能在规定的一个月限期内不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这样战俘们就将被释放为平民；
换句话说：
李承晚和蒋介石就可以任意把战俘强拉进他们自己的军队里去。”
该报社论最后说：
“这种情况充满了严重的可能性，现在应该由联合国研究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是不是真正在实现它所宣布的目的。”
“印度时报”10月05日的社论说：
“迄今为止，从美国发言人的谈话及态度看来，他们更感到兴趣的似乎是阻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及执行该委员会决议的印度派遣军在规定的九十天限期内解决遣返问题。
现在可以向美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它是赞成和平呢，还是赞成战争？”
“甘露市场报”10月06日的社论说：
“鉴于李承晚在停战协定就要签订的时候曾采取了释放战俘的狂妄行动，所以远东和平突然破裂的可能性就不能够被忽视。
因此，联合国和美国政府有必要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来抑制李承晚的狂妄野心和控制他捣乱的癖性。”
“自由报”在10月05日以“美国的阴谋遭到失败”为题发表社论说：
“甚至到现在，美、蒋、李集团还没有停止它对已经交给遣返委员会的战俘所怀的阴谋。
在它们事先准备之后，它们现在又在使用更新的阴谋和诡计，来使解释工作根本不能开始，而即使开始的话，也要失败。”
社论继续说：
“此外，它正在以各种藉口延迟解释工作的开始，试图缩短解释工作的期限，并试图这样来破坏停战的已定的时间表。”
社论还指出：
“美国拒绝印度和其他三个亚洲国家参加政治会议，因而造成了政治会议的僵局。
另一方面，它还正在用制造暴动和威胁印度看管部队的方法，试图制造遣返战俘的僵局。
美国虽然在中朝方面的和平政策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而被迫签订了停战，然而它甚至未采取一项步骤来促成朝鲜问题的最后解决。”
10月06日的“论坛报”的社论讲到南朝鲜威胁要对印度看管部队采取武装行动时说：
“这种威胁显然是破坏联军司令部对非军事区的不受侵犯与给以和平环境所作的保证的。”
“孟买纪事报”10月06日的社论说：
“联合国要考虑的问题是：
如果在朝鲜中立区轻率地造成悲剧的话，不仅对朝鲜和平，而且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将会有怎样的结果。”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捷开幕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布拉格讯：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07日在布拉格开幕。
会议由法国的让·莫里斯·埃尔曼主持。
会议上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瑞士进步记者阿诺德为这次会议的名誉主席。
阿诺德因宣传反对战争而被瑞士法院判处八个月徒刑。
会议致电阿诺德表示慰问。
会议上除讨论组织问题外，还将讨论关于如何加强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活动，如何改进各国记者组织之间和各国记者之间的合作，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问题。

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参议院举行联席会议
皮克再度当选为民主德国总统
柏林各区五十万居民举行庆贺集会
【新华社柏林08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及参议院两院联席会议，07日下午在人民议院大厅举行，选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德国工人阶级领袖、七十七岁高龄的威廉·皮克再度当选，连任总统。
这次选举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101条“共和国总统每四年由人民议院及参议院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举行的。
1949年10月0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10月11日，当时的临时人民议院及临时参议院举行联席会议，一致选举皮克任首届总统。
现在总统任期已经届满。
人民议院大厅里坐满着人民议院及参议院议员共四百三十余人，以及各党派的列席代表和从西德来的代表。
到会的还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使节。
二时整，人民议院主席约·狄克曼宣布开会，并简短说明根据宪法改选总统。
接着由人民议院议员、副总理奥·努舍克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努舍克代表两院议院各党团提议再度选举皮克为总统。
他强调指出威廉·皮克总统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全体德国人民所作的杰出贡献，并称皮克为争取和平与德国统一、保卫德国人民利益的不倦的战士。
当狄克曼将这个建议提付表决时，全体代表起立，一致选举皮克连任总统。
选举后，人民议院副主席马特恩和参议院主席罗贝丹兹将皮克总统迎接到大厅里，全体起立欢呼，掌声不停。
对皮克总统爱戴的情绪，洋溢在整个大厅中。
狄克曼向皮克总统致欢迎词说：
“你的再度当选，说明了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全体人民对于你在四年当中的工作表示感谢。
民主德国的敌人企图在群众当中加强他们对新德国的打击，但是人民群众不要战争，不要永久的分裂，而要和平、统一、建设。
因此我们再度选举你为总统，来扭转我们民族的新的严重危机，以保证这个在四年前成立的共和国能够在民主、和平的环境里发展。
请让我在这个时刻表达出东西德爱国人士最衷心的愿望，他们希望在你新的任期内，能够生活在一个以和平方式而获得统一的日子里。”
皮克总统接着宣誓就职，他庄严地宣读了誓词：
“我宣誓：
我将贡献全力为德国人民的幸福而工作，我定将遵守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我将忠诚地执行我的职责，并将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
皮克总统发表了演说。
他指出，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福利，必须全面地、早日地实现新方针所规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任务。
在过去几年中，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在科学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现在都必须运用来稳步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皮克同时指出，必须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之下，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全体爱好和平的德国人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看作统一和民主的德国的范例。
皮克强调，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加倍努力，争取以民主的方式把德国统一成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皮克指出：
德国人民面临两条道路：
一条是加深德国的分裂，从事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备战，最后走到战争的道路；
一条是走向全国统一与和平的道路。
他着重指出苏联政府09月28日的照会的重要意义，这个照会再次建议召开一个和会来研究对德和约，成立一个全德临时政府和举行全德自由选举，以及减除德国由于战争后果所负担的财政和经济义务。
皮克最后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意就所有有助于德国的和平民主的统一以及缔结公正的和约的一切问题达成全德协议。
他说：
这是我对我们政策的根本特点的认识。
我们必须胜利地执行这个新方针，使我们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各方面出现新的高涨。
我们必须拿出全部力量使德国在民主基础上重归统一，并促成与整个德国缔结和约。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07日讯：
柏林人民热烈地欢迎威廉·皮克再度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来自柏林各区的将近五十万居民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举行了庆祝集会。
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威廉·皮克总统登上主席台。
会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人民议院副主席赫尔曼·马特恩，副总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奥托·努舍克，国务秘书、德国自由民主党代表彼得·坎索克都发表了祝贺词。
最后，皮克总统发表简短的演说，感谢人民对他所表示的信任，并祝德国人民在他们正义的、爱国的斗争中获得更进一步的胜利。

美国在南朝鲜进行经济掠夺
【新华社平壤07日电】
美国侵略者以“援助”为名，在南朝鲜取得了更大的进行经济掠夺的特权，以便向南朝鲜大量倾销剩余商品并供给李承晚匪帮更多的军火。
据南朝鲜“东洋通讯社”透露：
南朝鲜伪国会在09月25日通过了所谓“关税法改订法案”。
依照这个卖国的法案，凡是“由联合国或外国政府以援助为目的”，向南朝鲜输入商品或“飞机及飞机零件”或一百吨以上的船只时，得免征入口税。
这个法案大大便利了美国商品和军火的进口。
美李统治下的南朝鲜本来就有着惊人的庞大贸易入超。
据伪“韩国银行”统计：
1952年度南朝鲜贸易总输出额为二千零三亿六千四百万圆，输入额为七千零四十四亿一千九百万圆，入超达五千零四十亿五千五百万圆。
1953年度入超更急遽地增加，只01月和02月两个月份，入超就达到一千二百二十四亿圆。
不仅如此，据统计，在从1950年06月初到1952年11月末的两年半期间，美国以“援助”为名，向南朝鲜推销了价值五亿七千多万美元的剩余商品。
这些剩余商品全是南朝鲜可以生产的粮食、食品、棉织物和化妆品、日用品和用以屠杀人民的飞机、坦克、舰船、武器和弹药等。

美方支持李承晚预谋劫夺朝中被俘人员
【新华社开城07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吴敏报道：
全世界现在都在密切注视着：
美方是不是准备撕毁朝鲜停战协定，破坏朝鲜停战。
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在最近几天内越来越疯狂地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发出歇斯底里的恫吓和叫嚣。
李承晚匪帮公然声称要破坏停战协定，从印度看管军手中劫夺朝中被俘人员。
据10月0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载的汉城通讯说，这样的一个“使所有由印度人看管的战俘集体逃跑”的计划已经拟定。
通讯说，“这件事情大概会在今后几天之内发生。
根据朝鲜方面的消息，把中国战俘带到海边的安排工作已经做好了。
他们将在那里被中国国民党的船只运走。”
至于朝鲜籍战俘，则将被李承晚匪帮以06月18日强迫扣留二万七千名战俘的同样办法扣留下来。
很明显，这样一个劫夺战俘的计划是在美方的支持和协助之下策划出来的。
只要举出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李承晚匪帮的外务部代理长官曹正焕在04日向印度看管部队司令托拉特少将提出一份抗议，威胁说要派遣武装部队把印度部队赶出朝鲜。
这封抗议信是由美军第8军军长泰勒转交的。
这清楚地说明了美国军事当局与李承晚匪帮之间的勾结。
在本月初，美国驻台湾匪帮的大使兰金特地到朝鲜去度了几天“假期”，访问了汶山，并且企图进入战俘营。
这显然是与安排劫夺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阴谋有关。
为了使李承晚匪帮这一劫夺战俘的阴谋得以实现，美方现在正在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断施行压力，企图曲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第3款关于不得对战俘使用武力的规定，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李承晚匪帮劫夺战俘时不加阻止。
同时，美国的通讯社被授意歪曲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0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硬说蒂迈雅保证在战俘“集体逃跑”时不加阻拦。
这个谎话今天已经被印度发言人揭穿。
美国通讯社散布这个谎话其目的是要让在战俘营里的特务们从他们带进去的收音机里听到，鼓励他们更加大胆地挟持战俘，来和李承晚匪帮劫夺战俘的阴谋互相配合。
此间人士指出，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前，美方谈判首席代表哈利逊曾在07月16日向朝中方面提出保证说：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我们已从大韩民国政府获得必要的保证，即：
它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条款的实施。”
在此以前，06月29日，克拉克在给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的复信中曾说：
“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卫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现在美方为了避免它的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彻底破产，居然支持和协助李承晚匪帮策划劫夺战俘，企图破坏停战协定中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
现在人们完全有理由质问美国当局，如果美方不是想破坏朝鲜停战，就必须遵守他们所已经提出的保证；
如果美方继续支持李承晚的挑衅阴谋，那末他们必须对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