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会议
确定增产节约的具体办法
中共重庆市委员会举行党员干部动员大会
【本报重庆08日电】
09月初，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会议，讨论增产节约及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问题。
会议检查了全区工、农业生产，商业、税收等方面完成全年国家计划的情况后，认为当前全区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使以往未完成的计划在今后数月中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
会议认为：
增加工农业生产，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是增加收入的基本方面，而扩大商品流通，则是增加收入，完成税收任务，为工、农业产品打开销路的关键。
为此，工矿企业必须加强计划管理，找窍门，挖潜力，开展增产节约竞赛。
农业生产方面除大力组织秋收外，在灾区必须发动补种、抢种晚秋作物，扩大土特产收购。
商业部门应加强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有计划地扩大推销和收购，大力组织物资交流。
对于当前积压在几个口岸的货物，必须动员一切交通工具突击运输，加速商品调运。
为增加税收，各地应算细账，努力开辟税源，并进行反偷税漏税的斗争。
为厉行节约、紧缩开支，会议决定对于各项开支要分清轻重缓急，能不办的就不办，可缓办的就缓办；
同时，应严格执行编制计划，减少冗员。
此外，并特别强调必须从保存、加工、运输等方面减少粮食损耗，节约粮食。
最后，并确定了动员和传达的办法。
中共重庆市委员会于08日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增产节约动员大会。
会上，市委书记曹荻秋作了“为保证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的报告，曹荻秋具体检查与分析了各企业未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与原因，号召全体职工动员起来，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为此，各单位必须深入动员切实制订增产节约计划。
工矿企业应加强计划管理，开展增产节约竞赛。
商业部门则应积极扩大商品流转，满足人民需要。
同时，在税收中要克服干部保守思想，扩大税源，结合反偷税漏税斗争，争取超额完成税收任务。
曹荻秋最后说：
只要我们能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抓住关键、发掘潜力，努力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我们一定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中国红十字会致电红十字会协会
抗议美方阻挠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的工作
【新华社08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向红十字会协会抗议美国军事当局无理阻挠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对战俘提供人道服务和伤害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电文如下：
日内瓦红十字会协会秘书长波纳贝·德鲁日：
朝鲜停战实现了，我们热烈欢迎这造成人类巨大灾难的三年战争的结束。
中国红十字会本其一贯为受灾人们服务的精神和对朝鲜及早实现和平的真诚愿望，按照交战双方已经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及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工作协议，派遣了代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一道参加为战俘提供人道服务的联合红十字会小组的工作。
但是，根据本会所得报告，联合红十字会小组中参加前往南朝鲜美军管理下的各战俘营工作的朝中红十字会的代表们，现在却遭受到美方军事当局的种种无理阻挠和限制，甚至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的人身亦受到美军的攻击。
其主要事实如下：
一、美方军事当局危害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的安全：
1953年08月09日晨六时四十五分，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在巨济岛遭受催泪性毒气的侵袭。
08月13日，美国兵举枪撞击在临津江桥工作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潘芳，一次在胸部，一次在腿部。
此事已经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调组于08月15日指派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唐清与菲律宾红十字会代表克鲁兹前赴出事地点进行调查，证明完全属实。
1953年08月21日又发生了巨济岛附近警卫用步枪枪柄数次打朝中红十字会代表金世刚和吴群肩部，并将后者的双手扭置背后，将他推出数步之远。
二、无理限制访问战俘营：
巨济岛战俘营当局无理的规定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分组不得进入任何营场，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只能在离铁丝网一百公尺以外的地方去观看战俘。
三、限制参观战俘营设施：
巨济岛战俘营当局规定有战俘在场时不准参观宿舍、伙房及运输设备。
永登浦分组的朝中代表，根本不可能参观运送战俘的火车上的设备。
四、限制慰问战俘：
在临津江桥工作的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只能隔着铁丝网与战俘谈话。
当朝中代表拒绝美方军事当局无理地检查朝中代表对战俘的慰问词后，美方竟然取消了朝中代表的访问。
对釜山分组，美方军事当局限制朝中代表与战俘代表谈话，强令后者离开谈话场所，无理的检查我方代表对战俘的慰问词，阻挠我方代表的访问。
到1953年08月08日，他们已被迫停止工作。
在永登浦，由于美方的检查，在1953年08月06日到08日的三天中，朝中代表根本不可能对战俘作任何慰问讲话。
济州岛亦发生相同情况。
五、阻挠分发慰问品及慰问信：
巨济岛的战俘营当局拒绝分发朝中红十字会代表馈赠战俘的香烟及慰问信。
六、在译员与通讯等问题上，美方军事当局亦不给予应有的合作与便利。
中国红十字会认为：
美国军事当局上述种种无理阻挠和限制行动，不但破坏了停战协定中有关联合红十字会小组的规定与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工作协议的条款，同时还严重地损害了众所公认的红十字为人道主义服务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得的尊重。
为此我们特提出抗议。
我们促请红十字会协会对这一问题严加注意，并要求红十字会协会本其应有的道义立场向有关国家的政府，以及各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红狮会与太阳会呼吁，尽一切力量立即共同制止此种违反协定、违反人道主义的阻挠行为。
为了执行红十字的基本原则以及为了实现红十字会协会历次集会关于努力获致朝鲜和平的主张，这也完全是必要的。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
1953年09月08日于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两个文件，业经1953年09月03日政务院第188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特令批准并予公布。
总理周恩来
1953年09月09日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等经验
【新华社08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于今年06月间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是总结了各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和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经验。
同时，会议就各少数民族的选举问题，也作了较详细的讨论。
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各大行政区和多数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央一级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共一百二十多人。
在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执一作了时事报告，副主任委员刘格平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关于各少数民族的选举问题的传达报告；
副主任委员乌兰夫、汪锋分别报告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草案”及“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草案”。
会议在听取上述报告后，对每个报告都进行了较细致的讨论。
会议认为“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草案”和“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草案”都很好。
从“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草案”中，不仅可以看出畜牧业经济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畜牧业生产是发展牧业区经济、改善牧业区各族人民生活、解决牧业区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也是国家工业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部分。
同时，从总结草案中还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对畜牧业生产的领导，已经有了一套较完整的政策和成熟的经验。
畜牧业生产在我国发展是有广阔前途的。
从“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草案”中，可以看出我国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并获得了许多经验。
总结草案中所提出的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充分地估计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具体情况；
必须加强、巩固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
必须逐步地使自治机关民族化；
必须帮助自治区适当地行使其自治权利和必须在可能条件下尽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目前特别注意发展农业和牧业生产等经验，对已经成立自治区和还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自然，这些经验不能到处硬搬，应该根据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应用。
在会议上，各委员、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发言中，对自己所在地区民族工作的情况和经验都作了介绍；
对目前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倾向——大汉族主义倾向，作了无情的揭发和批判；
对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也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和建设性的意见。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发言。
他指出这次会议的收获是很大的，并就民族自治区自治权利问题和民族自治区建设问题作了扼要的说明。
他着重指出：
今后的民族工作将逐步与过去几年有所不同了。
过去几年，民族工作主要是政治工作。
现在，虽然各地区情况不一样，有若干地区主要的还是政治工作，但民族工作的总的趋势，将从以政治工作为主逐渐转到政治工作和经济文化建设特别是改进和发展生产工作都应重视。
这是一个新的任务。
为此，就需要做许多基本的调查研究工作，每个地区的干部和每个民族自治区的领袖都应该重视这个工作，担负起这个责任。
今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应有系统地专门地解决一些问题。
在目前，尤应注意那些地瘠民贫的地区，有步骤有计划地帮助兄弟民族改进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以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获得物质生活的逐步改进。
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建设则必须从整个国家建设着眼，有重点地进行，首先从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开始。
这样才不致分散国家建设的力量；
力量分散，对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是不利的。
最后，他对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指示，谈到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尊重少数民族干部职权的问题时，他说：
风俗习惯等的改革或不改革，应由本民族自己决定，如果强迫干涉，是违反政策和法令的。
歧视兄弟民族和蔑视兄弟民族干部的职权，这是大汉族主义最严重的表现，必须揭发和纠正。
少数民族应该大胆地批评那些不好的干部，同时对于那些正确执行政策，艰苦工作而有成绩的好干部则应给他们以表扬、奖励。
会议最后通过“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草案”及“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草案”，并决议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审核。

北京市中苏友协等单位
纪念托尔斯泰诞辰
【新华社08日讯】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于08日晚在北京联合举行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会。
出席纪念会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总干事李沾吾，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曾平，我国著名文学艺术家、翻译家曹靖华，徐悲鸿，吕骥，马可和首都文学艺术界人士共五百多人。
到会的还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我国代表索高洛夫及苏联友人多人。
纪念会由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著名作家老舍主持。
会上，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底译者董秋斯作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报告。
他详细讲述了托尔斯泰的生平、思想及其伟大作品产生的历史情况与高度的艺术价值。
董秋斯说：
我们今天来纪念托尔斯泰是为了继承他的文学遗产，我们要继承的不仅是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还有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
会上并放映了托尔斯泰伟大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的舞台剧电影记录片。
又讯：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于08日起举办了“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图片展览”，展出有关托尔斯泰生平、著作和著作在苏联出版、演出等图片共一百一十幅。

北京市许多厂矿初步订出增产节约计划
【新华社08日讯】
北京市各国营工厂、矿山和基本建设单位正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有二十五个国营和地方国营的厂矿已经初步制订出了增产节约计划。
在制订增产节约计划之前，各厂矿都对八个月来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作了一次全面检查。
上半年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厂矿，如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华北农业机械总厂、石景山发电厂等，将要继续挖掘潜力，进一步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处理呆滞材料，为国家增加生产、增加收入。
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在今后四个月内除保证继续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外，再多修十四辆轻油车和四台机车。
上半年没有全面完成计划的单位，也将采取各种措施来增产节约。
上半年只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五点七的京西矿务局，已注意改进顶板管理和提高出勤率，除保证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外，将再为国家增产一万吨煤。
上半年因事故和其他原因完成计划较差的石景山钢铁厂，也正在设法改进装料等工作，以争取完成下半年的生产计划。
清河制呢厂、琉璃河水泥厂、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第1工程公司等单位为了改进经营管理，并展开了反浪费的工作。
目前，一个保证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竞赛运动正在各厂矿职工中酝酿或展开。
人民印刷厂全体职工在经过讨论以后，已把领导方面提出的增产节约一百八十三亿元的计划增加到二百亿元，并决定展开劳动竞赛，保证全面完成。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央实验歌剧院舞蹈演员队，为了建立民族舞剧，以中国古典舞为学习的主要课程，并学习中国民间舞和少数民族舞，以及歌剧中片断的表演。
这些学员正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动作。

我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昨天举行讲演会
李世俊介绍保加利亚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
【新华社08日讯】
09月09日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九周年，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特于08日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讲演会。
到会的有首都文化、教育及其他各界代表二百多人。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彼得科夫及大使馆人员也应邀到会。
讲演会由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主持，他在致词中对保加利亚人民九年来在苏联无私的帮助下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接着，由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总局局长李世俊讲演。
他在今年六07月间曾以国际植物保护参观团中国首席代表名义访问了保加利亚各地。
他根据访问中的亲身见闻，叙述了保加利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情况，并特别详尽地介绍了保加利亚农业科学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他的报告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讲演会后，并放映了保加利亚影片“警钟”。

进一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来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以极大的重视和关怀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2年0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以后，全国各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更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显著的成绩。
截至1953年03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建立了相当于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四十七个，此外还建立了许多相当于区级和乡级的民族自治区。
各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达一千万人以上。
现在全国各地建立民族自治区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今后还将有许多新的民族自治区建立起来。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使有一定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实现了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对本民族内部事务“当家作主”的权利，普遍而显著地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增强了各族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自动性和爱国主义精神；
加强了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
密切了自治机关和人民之间的联系；
逐渐促进了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其中特别显著的是少数民族人民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增涨和民族团结的加强。
他们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剿灭土匪、抗美援朝和保卫祖国边防等重大行动。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日益增涨着衷心的爱戴和拥护。
他们说：
“过去我们没有家，现在毛主席给我们安了家。”
“过去我们打仗也争不来的东西，毛主席给我们了。”
他们称颂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
各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增强了和汉族人民的友谊和对汉族的信任，认识了作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先进作用和领导作用；
各民族内部的各地方、各部落、各教派相互之间的联系也密切了，团结也日益加强了。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它的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钥匙。
三、四年来，全国各地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生动而丰富的，其中最基本的正如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在“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中所提出的，这就是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充分地估计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具体情况；
必须加强、巩固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
必须逐步使自治机关民族化；
必须帮助自治区逐步地行使其自治权利；
必须在可能条件下尽力发展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
在这些宝贵的经验中，目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治机关民族化的问题和帮助自治区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问题。
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核心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有关各条的规定，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包括自治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份组成；
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应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以及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
自治机关应采用一种在其自治区内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
自治机关在其工作中，应注意运用民族形式。
简单说来，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就是：
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主要地以他们民族自己的干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并适当地运用他们自己的民族形式管理他们自己民族内部的事务。
早在1938年11月06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6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6次全体会议上就曾提出：
“第1，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第2，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
第3，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
第4，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
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与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斯大林同志1920年在苏联吉尔斯克省人民代表大会上说：
“这里所谈的民族自治，可以如此了解，为的是一切管理机关中，站有你们的人，知道你们的语言，你们的生活习惯，这就是自治的意义。
自治必须教会你们用自己的腿走路，这就是自治的目的。”
随后斯大林同志在1923年“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一文中又提出：
“不仅要使学校，而且要使一切机关，不论党的或苏维埃的，逐渐民族化，使他们用群众所容易理解的语言来活动，使他们在适应民族生活的条件下执行职务。”
这些就是关于自治机关民族化的最明白、最简要而又最深刻的说明。
可以设想，在宣布了实行区域自治的地区，如果不是由少数民族人员为主，而是由汉族干部包办代替；
不是以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假如有文字的话）为自治机关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而仅仅使用汉文汉语；
不是尊重和运用民族形式，而是厌弃民族形式，那还算什么民族区域自治呢？
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是一个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在一个早晨就完全实现；
但是，把这个过程尽量地缩短一些，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几年以来，各民族自治区及其上级党政领导机关，在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民族语文和适当地运用民族形式各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并且得到了很大成绩。
但是，必须指出，有些民族自治区在建立过程中和建立起来之后，在这一方面是存在着许多缺点的，其中有些缺点并且是很严重的。
例如有的汉族干部包办代替、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某些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不够尊重的，有的干部甚至还严重地侵犯了这种权利；
个别有民族文字的自治区，还没有把民族文字当作行使职权的工具；
不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民族形式的现象，更是较多地存在着；
若干有关的上级人民政府，对于自治区自治权利的尊重，也是很不够的，对于自治权利的行使，更缺乏认真的帮助。
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都是因为有一些汉族干部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这一个核心的问题，即自治机关民族化的问题不了解或不重视而发生的；
而这种不了解和不重视又往往是和这一些汉族干部思想意识上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残余分不开的。
1952年秋季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已经检查并纠正了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各有关的党政领导机关，必须继续注意，认真地进行工作，以彻底地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尽速使各自治机关逐步民族化。
当然，实现各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是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及上级人民政府对自治区的领导分不开的，是和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干部及人民的帮助与支持分不开的。
如果认为“当家作主”或“民族化”就可以不需要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了，可以不注意国家统一的法令和制度，可以不那么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了，可以不需要汉族人民和干部的帮助和支持了，那很显然都是错误的，必须注意加以防止和纠正。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还不等于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
要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必须依据可能条件，积极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使他们能逐步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
目前尤应加强经济工作，特别是农、牧业生产。
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对于自治区内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三、四年来，在这一方面，各有关的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多已帮助自治区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成绩；
但也有些地区还做得不够，特别是在帮助自治区发展经济建设方面，还做得不够，还需要尽可能多做一点。
斯大林同志在“论民族问题的提法”一文中说：
“但是这些民族的劳苦大众，由于自己文化与经济落后的缘故，无力充分地去享用他们所获得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需要胜利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去帮助，而且有效地、长期地去帮助落后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帮助他们高升到最高的发展水平，赶上走在前边的民族。
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使各民族和人民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之内实行和平共居和亲密合作，而这种和平共居和亲密合作，却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所必要。”
由此可见，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为了保证我们国家建设事业的胜利，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中指出：
“各上级人民政府必须关怀自治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山区及其他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很差的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因为那里的人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问题很多，亟需上级人民政府予以特别关怀，尽力帮助他们解决那些迫切的物质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应依据不同情况和可能条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其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改善其物质、文化生活状况”。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要防止两种偏向。
一种是不关怀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和不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是必须克服和纠正的。
另一种偏向是不了解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才在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还不可能用很大的力量帮助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迅速地发展，因而提出盲目的过高的要求，这也是错误的，也是必须防止的。
但根据国家的力量和民族地区目前的情况和条件，在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方面举办一些建设工作，首先是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农业和牧业生产，以便逐步地、适当地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各有关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
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作，随同我们祖国的前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这是由于有关的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和千万个工作干部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艰苦奋斗所得来的。
我们应该巩固这些成绩，克服仍然存在的缺点，进一步做好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为进一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而奋斗！

鞍钢大型轧钢厂工程进入竣工阶段
【新华社鞍山08日电】
鞍山钢铁公司新建大型轧钢厂的工程，目前已进入紧张的竣工阶段。
再过几个月，人们长期盼望着的各种钢轨、桥梁和大型建筑钢材，就要开始从这个工厂里运送出来，供应全国各地的建设。
目前，各项工程建设进行得十分紧张。
从厂里到厂外，从地下到屋面，一切土木建筑、金属结构、电气安装、机器安装和各种管道工程都已全面摊开了。
临近结束时期，这些工程无论那一项延期或不能保证质量，都会严重地影响其他工程的完工。
为了保证整个工程的胜利完成，大型轧钢厂工地开展了保证工程质量和争取提前完工的劳动竞赛。
许多工人在竞赛中，都提出争取到10月底试轧出第一根标准钢管坯的口号。
大型轧钢厂工地的基本建设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在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05月到08月底的总工程进度计划，除了工业管道工程以外，其他一切工程都已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
土木建筑工人们创造了分工梯形流水挖土法，和半边标准砌砖法等先进经验，并以工人阶级勇敢和坚忍的劳动，战胜了08月中旬和下旬连续的大雨给施工带来的困难。
他们不仅保证了质量，并且超额百分之四十一点七六完成了08月份的任务。
目前在大型轧钢厂的工地上，一座巨大的红色的厂房工程大体上已经造好，大批的工人们正在屋顶上安装最后一部分预制板，抹上水泥和涂上一层沥青，以防雨水的侵袭。
漆工们正为各个操纵台、走廊和钢梁的支柱涂抹油漆，把厂房装饰得更加整洁，舒适。
金属结构部门在基本完成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后，除留下少数工人安装钢窗等一些零星的结尾工程，已把大部分工人组织起来参加了突击厂外各种管道的安装工程。
一万多吨的轧钢机器已大体安装就绪，工人们正进行调整和清洗工作。
加热炉车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经过多次试车，证明了苏联的技术和机器的优越性。
由中央变电所通向大型轧钢厂主电室的电缆已经接通，等到蓄电池室工程完工后就可通电。
不久，连接着主要轧钢机的直流发电机和大马达，只要一按电钮就能迅速旋转起来。
那时，这些巨型的轧钢机就可以开始试车了。
厂外各种管道工程进行得十分紧张，有部分工人已开始在纵横交错的地下管道沟上清扫沟渠和回填土，准备修筑生产时所需要的公路和铁道。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
（1953年06月15日）
（一）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牧业区畜牧业概况
我国牧业区面积很大，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
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少数民族人民计有蒙古人、藏人、哈萨克人、柯尔柯孜人、塔吉克人……等，共约三百五十万人左右。
畜牧业生产是牧业区各民族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展畜牧业生产是发展牧业区经济、改善牧业区各民族人民生活、解决牧业区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也是国家工业化与发展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部分。
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牧业区的牲畜数是比较多的，说明这些地区的畜牧业生产是比较发展的；
但并不表明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在解放前就是发展的。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掠夺以及长期封建制度的摧残，给牧业区各民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曾使得各牧业区畜牧业生产日趋衰落下降。
如内蒙古自治区呼纳盟的新巴左旗，1939年有牲畜五十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头，到1945年“九三”解放时，只有二十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点八；
青海省1949年解放时全省牲畜总数比1937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二点四；
绥远省伊克昭盟蒙族自治区达拉特旗黄河畔村的十九户牧民，1949年解放时统计，和抗日战争前比较，牛减少了百分之五十，马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九，羊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九。
解放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畜牧经济发展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4条上明确规定了“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并在各方面给予了有效的扶持，加上当地人民政府与牧业区各族人民和干部的努力，各牧业区的畜牧业生产才得逐步恢复和发展。
如内蒙古牧业区的牲畜自1947年的三百五十余万头至五二年的七百余万头，五年中已增加了一倍。
内蒙古新巴左旗1945年只有牲畜二十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头，1946年又下降到二十八万头，而五二年已有牲畜六十八万头，增加了近一倍半，超过了解放前牲畜的最高数字。
绥远省乌审旗在1949年解放时有牲畜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七头，而五一年已有牲畜二十四万六千九百四十头，三年中增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青海省解放后的三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新疆省解放后的三年中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内蒙古牧业区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各阶层人民生产、生活情况均有显著变化。
据呼纳盟新巴右旗的调查，在1948年到1952年的四年间，没有牲畜的赤贫户，由原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一减少到百分之○．○七；
占有二百一十头牲畜以下的贫苦牧户，由原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九一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三．八八；
占有二千一百头牲畜以下的中等牧户，由原占人口百分之五十四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八；
占有二千一百头以上牲畜的富裕牧户和牧主，由原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八七上升到百分之八．九七。
这就是说牧业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
贫苦牧民普遍上升，中等牧民迅速增加，富裕牧民和牧主的经济也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是各个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社会总财富的积累状况也是不平衡的，相当数量的贫苦牧民困难的解决及不平衡状态的逐渐改变，还需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内蒙古自治区的牧业区是解放较早和实行区域自治与民主改革较早的地区，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不断地纠正了若干地区和若干工作中因执行政策时脱离实际情况和不顾具体条件所犯的错误，几年来获得了牲畜纯增一倍的成绩（在过去的时代，即使在牲畜发展的正常情况下，通常需要约十年、十五年甚至还要更多的时间），生产技术已经有了改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妨碍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纠纷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加强了，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改善和提高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了。
对于这种变化，各少数民族人民尤其是牧业区人民是不能不注意的。
因此，总结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对内蒙古民族人民和对其他有关各民族人民都是必要的。
内蒙古自治区牧业区畜牧经济的逐步发展，是和牧业区政权的民主化分不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保障了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顺利地执行和畜牧业生产顺利地发展。
绥远、青海、新疆等地的牧业区是解放较晚的地区。
其中有些地区是执行方针、政策较好，各种工作比较顺利，畜牧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已经获得不少经验。
其中有些地区则在工作中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偏差，但在纠正了这些偏差之后也获得了若干经验。
因此，总结这些地区的经验也是必要的。
（二）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工作方针
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在发展畜牧业经济时，一般执行了如下的工作方针：
一、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
根据牧业区社会经济的特点，强调从当地牧业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与牧民的切身经验相结合，采取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有步骤地进行工作，防止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是完全必要的。
由于畜牧业经济一般是个体的私有的小生产经济，畜牧业生产主要依靠牲畜的自然繁殖，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如风、雪、水、旱的灾害），其具体组织和领导比农业区还要困难许多，措施不当，即很容易遭受损失；
由于畜牧业生产对于我们许多干部还是生疏的事情，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畜牧业生产发展的规律；
由于过去长期的民族压迫，造成了牧业区复杂的民族关系，民族隔阂在短时期内难于全部消除；
因此，在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工作中，应该紧密地结合着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加强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安定社会秩序，开展医疗、贸易，培养民族干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等工作来进行。
在工作方法上，强调采取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培养典型，树立旗帜，用牧民易于接受的简便方法，一步一步地推广。
并要随时注意防止与克服工作中的放任自流、盲目冒进等有害于畜牧生产发展的倾向，特别是防止忽视牧业区的生产特点和民族特点，把农业区的办法搬套到牧业区去的错误作法。
在工作作风上，强调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强迫命令，善于倾听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意见，体会他们的困难、痛苦、要求、呼声和心理感情。
必须随时考察政策措施是否能为各阶层人民所接受。
有些事情，即使是对群众有好处的，但当大家还不懂得，条件还不成熟时，宁可暂时不办。
过去有个别地区未能很好执行这一方针，发生过一些偏差，曾使当地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受到损失，在纠正之后，畜牧业生产才又纳入正常轨道。
由此可见，只有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工作方针，才能使牧业区畜牧经济得以正常地顺利地发展。
今后各有关地方的党和人民政府仍然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
二、发展畜牧业生产，是牧业区经常的中心工作任务。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这个中心工作去进行，并为发展生产服务。
应该认识只有畜牧业生产发展了，畜牧业经济才能发展，牧业区人民生活才能改善，牧业区的其他工作才有物质基础，才对全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好处。
人民政府在牧业区的一切工作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发展牧业区的生产，改善牧业区人民的生活。
要发展生产就必须加强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解决各种妨碍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问题，改变长期存在的牲畜饲养方法、生产技术的落后状态与生产组织的不完备状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各种自然灾害抵抗力薄弱的状态。
在开展牧业区工作中，有一部分人曾产生过“重农轻牧”、“牧业落后论”等错误思想倾向。
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
第1是机械地认为从历史上看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是一种进步，因而今天的畜牧业生产不改变为农业是没有前途的。
不了解由于现在社会经济分工的更加细密，由于经济的发展，工业和农业、国家和人民都需要大批的牲畜与畜产品，畜牧业生产在目前和将来都是有广阔前途的生产，畜牧业生产也有现代化的前途。
第2，在牧业区工作的干部中，有一部分干部生长在农业区，长期在农业区工作，不懂得畜牧业生产，因而容易忽视牧业区的特点与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性。
第3，不了解发展畜牧业生产，是发展牧业区经济、改善牧业区人民生活，使各民族摆脱贫困与落后的必经道路。
这些错误曾影响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因此，批判这些思想，教育这些同志，就成为经常应该注意的工作。
三、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
因为有敌人的挑拨离间，有些地区大民族主义思想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还存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还有历史仇隙、利益矛盾等纠纷，所以各牧业区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还会存在着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不团结现象，这种情况，也就会直接影响到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各地采用了：
揭露敌人阴谋，惩办反革命，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结合实际问题的解决来克服大民族主义、首先是大汉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调解劝说双方以自我检讨互相让步等办法来达到民族团结。
这一方针的实施，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歧视甚至互相抢夺、仇杀的现象，巩固了民族团结，加强了民族间的互助。
民族友爱，草原平静，生产就能得到大的发展。
干部团结是民族团结的关键。
因此，在牧业区工作的干部，尤其是汉族干部，必须认识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意义，树立长期为牧业区各民族人民服务与建设祖国的观点。
克服忽视牧业区工作、嫌牧业区工作落后、怕困难而不安心工作的不健康的思想。
经常防止忽视民族特点和牧业区实际情况、不注意民族关系、不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
同时也必须教育少数民族干部，防止和克服不积极争取兄弟民族和外来干部的帮助，不注意和他们的团结，及认为不需要工业和农业的帮助也可以孤立地发展畜牧业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和狭隘的职业观点。
四、大力培养牧业区民族干部。
牧业区人民从事畜牧业生产，已经有很长久的历史，他们不但熟悉畜牧业生产的规律，而且对畜牧业生产有深厚的感情。
培养一批既懂得政策又熟悉畜牧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本民族的干部，使他们能够担当起畜牧业生产的领导工作，使人民政府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政策更易于与群众的热情相结合，使先进的科学方法更易于与群众的固有的经验相结合，对发展牧业区经济有决定的意义。
目前在各个牧业区执行这一方针的结果，这样的民族干部已经开始在成长。
五、贯彻“人畜两旺”的方针。
牧业区的人口一般是不兴旺的，要发展畜牧业生产，同时就必须使人口兴旺。
因此，人民健康和人口增加，在牧业区工作中，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各地曾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增进医疗卫生设备，为贫苦人民免费治疗，开展妇幼卫生工作，奖励生育等来贯彻这一方针，已获得很大成绩。
新疆军区1952年派出医疗队深入牧业区替各民族牧民治疗疾病，仅在05月至11月的六个月中共初诊梅毒、风湿病、肠胃病、皮肤病患者即达六万三千零一十八人，复诊四万一千二百六十九人。
内蒙古自治区已将牧业区人民的性病普遍治疗了一遍，很多地区性病已经根治，牧业区人口已开始有兴旺气象，并给畜牧业生产增加了劳动力。
现在“人畜两旺”已经成为鼓舞牧业区人民前进，为牧业区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口号。
（三）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各项政策
根据发展畜牧业经济的方针和各牧业区的实际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和上述若干牧业区采取不同的步骤，实施了若干政策，主要的有下列十一项：
一、在牧业区实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与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
保存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是根据牧业区的实际情况与畜牧业经济特点制订的。
畜牧业经济是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
牧主经济其经营方式是雇佣劳动，即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牧主经济的发展，就整个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来说，不是有害而是有利的。
事实证明，凡是正确执行这一政策的地方畜牧业生产都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有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因为不懂得牧主经济的性质，不懂得牧主经济的发展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有利，搬用农业区的办法，曾或先或后地走了弯路，使畜牧业生产遭受了损失。
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重要问题是工资问题。
内蒙古各地实行改造旧的“苏鲁克”制度（牧主将畜群交牧民放牧，给牧民极少的生活品）为新的“苏鲁克”制度（牧主将畜群交牧民放牧，牧民根据合理的工资合同得到工资），使得牧民的牲畜得到发展，牧主的牲畜也同样得到发展。
如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哈顿和硕巴嘎，共有中等牧户和贫苦牧户四十五户二百一十九人，1948年共有牲畜一千二百一十七头，每人五、六头；
到1952年的四年中，已发展到四千九百三十五头，增加了三倍多，现每人平均有牲畜二二．六头了。
又如新巴左旗牧主毛拉玛，在1945年解放时，只有各种牲畜近七百头；
到1952年的七年中，已发展到二千一百头，增加了整两倍。
在贯彻工资政策中，一般采用了两种办法：
一种是经过牧工、牧主双方协商订立合同，共同遵守；
一种是经过牧工、牧主的代表会议协商，规定出在生产条件相同的一个小的地区的统一的工资标准。
各地经验证明，这两种办法都是可行的，执行得好就可作到自愿和两利。
工资的标准，据各地经验，由于生产发展与其他具体条件不同，不能强求划一；
在开始时一般不宜过高，随着生产的发展，再适当提高到更合理的水平；
应达到既能改善牧工生活、提高牧工生产的积极性、又能鼓励牧主经营积极性的目的。
在执行工资政策中，有些地区也曾经发生过偏差。
一种是规定过高的工资标准，强迫牧主雇工，不准牧主动用和自由买卖牲畜等，这种侵犯牧主私有权的做法是错误的；
一种是不保护牧工利益，听任牧主随便降低牧工工资和拖延不付工资，违反合同随便解雇牧工等，这种做法同样也是错误的。
这些错误都应继续防止与纠正。
二、合理地解决草场、牧场问题。
目前各牧业区的草场、牧场，有为民族或部落所公有的、个人或寺庙所私有的和民族之间部落之间租用的等情况。
草场、牧场为民族公有的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了放牧自由、调剂牧场的政策。
草场、牧场为寺庙和个人所私有的地区（如青海、新疆），采取了从现状出发、照顾历史、照顾全局、同时特别照顾较少数的民族、有利于生产与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的方针，通过各民族人民代表及与各民族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协商的办法，调剂草场、牧场，调解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纠纷。
仅青海一省，在解放以来，调解解决的纠纷，即达三千多件。
在民族间部落间因租用草场、牧场发生纠纷的地区，则通过协商的办法适当调整租额。
这样做，就加强了民族内部与各民族间的团结，初步扫除了牧业区各民族人民发展生产的障碍。
三、实行扶助畜牧业生产，特别是扶助贫苦牧民生产的政策。
由于畜牧业生产过去长期处于衰落下降的状态，因此人民政府曾从各方面予以扶助，如组织物资交流，发放贷款，贷放生产工具和饲料，实行免费的防疫注射等，使畜牧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对于贫苦牧民，人民政府采取了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牧民困难的方法，并注意纠正了忽视扶助贫苦牧民的错误态度，保障了贫苦牧民的政治权利，教育牧民增强劳动观念，奖励积极生产；
会过光景的牧民，并用生产互助、适当调整工资、发放贷款、开展自由借贷、鼓励牧民间的互助互济等办法，扶助其经济上升。
解放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发给各牧业区的贷款，内蒙古为二百二十二亿，绥远为一百四十四亿。
此外对发生灾害的地区，并发放救济款。
在发放贷款和救济中，曾帮助贫苦牧民解决缺乏母畜、种畜、打草机、井用木材、帐篷、蒙古包、豆饼、水车等困难。
内蒙古自治区1950年贷给了呼纳盟陈巴尔虎旗贫苦牧民绵羊七千只，经过一年以后，据调查平均增殖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九，贷畜户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普遍得到了改善。
四、组织工、农、牧业的相互支援，发展牧业区贸易合作事业。
畜牧业生产是必须在工业和农业的帮助下，与工业、农业发展相配合才能发展的。
解放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与内蒙古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人民政府，积极发展了牧业区贸易合作事业，每年供应了牧业区许多粮食，大大地减少了牲畜的消耗；
供应了豆饼等饲料，克服了牲畜过冬缺乏饲料等困难；
供应了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克服了生产中和生活中许多困难。
牧业区这几年也将大量的牲畜输送到了农业区，供应了农业所需要的耕畜，帮助了农业的发展。
同时还以大量的皮毛等工业原料供应了工业生产。
内蒙古自治区呼纳盟牧业区1952年仅国营贸易公司即输出了牲畜六万八千五百七十七头。
青海国营贸易公司在1952年收购各种畜皮一百零五万零二百二十八张，肠衣六十八万三千六百条。
新疆国营贸易公司在1952年收购的各种畜毛一百八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斤，各种畜皮一百八十六万六千零五十张。
由于牧业区贸易合作事业的开展，减少了不法商人对牧民的超额剥削，使畜牧业产品的价格空前提高了。
因此，就大大提高了牧民的购买力，改善了牧民生活。
如内蒙古牧业区解放前，牧民的购买力极低，1951年每个牧民平均购买力提高到四十三万三千元，1952年更增加到五十万零六千元。
青海贸易公司的流动组深入牧业区工作后，贵德尖扎区藏民维木藏感激地说：
“过去走到贵德，几驮羊毛换一驮茶，今天贸易公司走到帐房，一驮羊毛换一驮茶”。
但我们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有些牧业区粮食运不进去，有些牧业区牲畜和畜产品运不出来，还有畜产品与工、农业产品比价的不合理以及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某些偏高的现象，今后应该注意。
对于生产尚未恢复、人民生活尚有困难的牧业区，贸易部门应予以照顾，在特殊情况下，即使略有赔累，也应保持供应。
应适当帮助牧业区建立集市和一揽子的贸易站，并有计划、有重点地扶助群众组织供销合作社。
对于牧业区人民习惯的交易市场（如“那达慕大会”及其他庙会等）应充分利用，并予以扶持。
在贸易行政机关与国营贸易企业的领导和组织下，应贯彻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恢复人民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团结正当私商，反对任何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欺诈行为。
为了交流物资，各地应充分利用牧民中现有的交通工具，并在可能条件下，适当修路，添设新的交通工具。
五、在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地区，以发展牧业生产为主，为此采取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
因为在这些地区不仅是农牧交错，并且大部分是民族杂居，长久存在着农牧生产的矛盾和民族纠纷；
现在这些地区交通极为不便，粮食很难外运；
其中有许多又是土质与气候不适宜农业的，往往开荒之后，变为轮种地，随开随弃，沙荒增多，既缩小与破坏了牧场，又易酿成风、沙、水、旱灾害，对畜牧业与农业生产都很不利，以致造成农牧民年年勤劳生产，但不能致富的景况；
因此现在禁止开荒与划定牧场，就成为极其重要的措施。
事实证明：
凡是坚决执行这一政策的地区，农牧人民就得到实际利益。
据绥远省伊克昭盟1952年的材料，一个劳动力一年种一百亩地，约可收四千斤糜子，约可值一百六十万元，但十只羊就可卖二百万元，因此在这些地区发展畜牧业比发展农业更有利于当地人民。
但这些地区，农牧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处理时需特别慎重，否则就不能达到加强民族团结、相互发展生产、解决农牧矛盾、解决民族纠纷的目的。
其办法，一般的是划定农田、牧场界线，组织农、牧民互助，提倡与鼓励农民兼营畜牧业。
对牧场中的小块农业区，可在自愿的原则下逐步引导发展畜牧业生产，如有困难，政府可给以帮助和照顾。
对农、牧业生产发展都很适宜的地区，应固定农田、牧场面积，分别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在解决农牧矛盾与民族纠纷中，必须明确认识这些矛盾与纠纷，虽是历史上民族压迫所造成的，但在今天一般已成为劳动人民间内部的问题，只能采取说服帮助的办法，决不能采取排挤的办法，要照顾全局，特别要照顾少数。
这样作的结果，再加上民族间在政治上团结的加强，不但可克服农、牧业生产中的矛盾，发展生产，而且会使农牧矛盾变为农牧互助，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纠纷也能得到解决。
六、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使牧民得以休养生息。
各地在解放初期，照顾到牧业区人民的困难，一定时间内减免了牧业区牧民应向国家缴纳的赋税，在畜牧业生产发展之后，也是实行税率很轻的合理的税收政策。
目前各牧业区有的实行了有免征点与累进最高率的超额累进税，有的实行比例税，其税率都是很轻的。
牧业税的征收，一般都征收牲畜、皮毛，采用简便的手续。
个别牧业区在手续上还不够简便，折合上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应该改进。
合理的税收政策执行的结果，安定了牧民的生产情绪，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七、实行了稳步的发展牧民间的互助合作的政策。
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及牧民间在历史上已有原始的互助习惯，再加上各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牧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在有些地区已经有很大的发展。
据现有材料，新疆、青海的牧民中已有打狼、打草、防火和副业生产的临时性的互助组，绥远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区有一千多个季节性的牧业生产互助组和农牧互助组。
在内蒙古，各类型的互助组有二千六百多个，计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防灾、接羔、打草、打狼、剪毛、走“敖特尔”（到有好水草的地方放牧）和副业生产互助小组，这是在牧业区大量存在的组织，带有一定的季节性；
一种是合群放牧互助组，这是牲畜较少的牧民间为节省人力而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织，在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区这样的互助组织相当普遍；
一种是常年的有一定分工和生产计划的较高形式的互助组，此种互助组织在目前还不是大量的。
实行劳动互助的结果，解决了牧民劳动力不足、生产工具不足等困难，牧民已得到实际利益。
如内蒙古新巴右旗在防灾互助未普遍组织以前的1949年的一年中，过冬即死亡牲畜一万二千头，在组织起来防灾互助后的1951年的一年中，过冬仅死亡七百头。
又如内蒙古呼纳盟陈巴尔虎旗牧民胡和勒泰合作互助组，他们一共四户，有男女劳动力共四个，自己有马三匹，牛三十二头，羊六只，1950年人民政府贷给他们羊四百零一只，马二匹。
因为实行了互助合作，组内分为放牧组和副业组，并订立合作生产公约，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到1952年该组的牲畜已发展到一千一百六十四头，打井二眼，建筑畜舍二栋，购买搂草机一架。
在推行互助合作中，过去有些地区曾经产生过强迫命令的错误，今后必须坚决防止。
牧业区推行互助合作运动，必须从牧民生产的需要出发，绝对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采用牧民所最易接受的形式，典型试办，逐步推广。
目前提倡的，应该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织，对较高级的互助组织，只能在条件具备的地方由领导机关掌握试办，宁可少一些，但要办好，不可贪多冒进，以免妨碍牧业区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行。
八、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
各地牧业区，绝大部分是游牧区，也有一部分是定居和定居游牧区。
定居与游牧各有好处与缺点。
定居对“人旺”好，但因天然牧场、草场产草量有一定限度，对牲畜发展与繁殖不利。
游牧能使牲畜经常吃到好草，对牲畜繁殖有好处，但全家老小一年四季随着牲畜搬家，对“人旺”说来极为不利。
而定居游牧，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则可以兼顾两者的优点和克服两者的缺点。
因此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一部分人（主要是青壮年）出去游牧，一部分人（包括老弱小孩）在定居地方建设家园，设卫生所、种植牧草、种菜、兴办学校等，并在自愿条件下，逐步将牧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这将可以更好地达到改变牧业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和达到人畜两旺的目的。
九、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增畜保畜竞赛运动，培养牧业区的劳动模范，奖励工作干部和技术人员。
各地牧业区都注意了结合各种工作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工作。
经验证明：
这是提高牧民爱国情绪、鼓舞劳动热情、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
组织牧业区人民到各地参观，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的方法，能够使他们更认识到祖国的伟大，感觉到祖国的温暖，因而更提高了爱国情绪和劳动热情。
牧业区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的提高，可以从以下的事例说明：
如1951年在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内蒙古牧民捐献极为踊跃，仅锡林郭勒盟的五万牧民就为志愿军捐集了肉松三万七千余斤和四亿多现款。
各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都结合着开展增畜保畜竞赛运动。
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牧民，从1951年起，在佐与佐间展开争夺红旗的爱国生产竞赛运动，牲畜的纯增殖率迅速地由百分之零点三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三；
在内蒙古、绥远、新疆等牧业区，都开了劳模会议，一般的采用了各种群众集会、进行奖励各种生产能手和劳模、评比优良牲畜、交流生产经验的办法，提高和鼓舞了群众的生产情绪。
必须结合各种工作经常注意培养劳模和发现各种生产能手，评选时也要慎重，并须经常抓紧思想教育工作。
因为牧业区工作比较艰苦，各地对于牧业区的技术人员与干部，曾给以适当的表扬与奖励，这样的奖励，对鼓励干部积极努力领导好畜牧业生产，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作得不够，今后应更加注意。
十、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副业生产，适当举办某些与畜牧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小型工业。
牧业区已经有些小型工业和手工业，如畜产品加工——乳制品、赶毡、熟皮，做车等；
有运输、拉盐、挖碱、打猎、捕鱼等副业。
发展工业和手工业，对牧业区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进步的作用和重大的意义。
发展副业生产也可以增加牧民的收入，解决贫苦牧民的生活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52年的副业生产总值为一百五十八亿元。
青海牧业区牧民在1950年到1952年的三年中仅运输一项，收入即达三百四十三亿元。
新疆省承化县第4区阿拉哈克牧民二百一十三户组织起来搞副业生产，在1952年中挖盐五十吨，挖碱八万斤，捕鱼四十一吨，拾柴三百五十驮，共折合人民币三亿一千二百余万元，每户平均可得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元。
十一、建立国营牧场与种畜场。
内蒙古自1949年起，先后建立了国营牧场五处，为了改良马种，并建立了五所配种站。
绥远牧业区也建立了国营牧场。
国营牧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对畜牧业生产发展有极大的重要性。
其任务是：
吸收牧民好的牧养经验，逐步引用科学方法改良品种，改善饲养管理方法，提高牲畜繁殖率与成活率，在发展畜牧业生产上给牧民以示范作用。
对于国营牧场，应坚决贯彻“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
目前已建立国营牧场的地方，有些办的不好，其原因主要是领导机关和国营牧场负责人还不认识国营牧场的重要意义，对牧场的领导和经营，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
今后必须克服这种错误，改进经营管理方法，加强政治领导。
（四）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各种具体措施
为了贯彻执行上述政策，各地在畜牧业生产上采取了如下的具体措施：
一、保护培育草原，划分与合理使用牧场、草场。
各地牧业区，面积广大、水草丰美的牧场很多，但是由于过去反动统治阶级乱牧、抢牧、滥垦的结果，使许多草场、牧场遭受破坏，对畜牧业生产极为不利。
因此，各地对草场、牧场的管理和使用，都曾采取过一些有效措施。
在青海牧业区实行了划分四季牧场，轮流放牧，打井引水，并在划定的牧场地区建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
青海贵德县藏族独秀部落，不但把六十七万五千亩草原划出四季草场，而且从各季草场中心，再划出四块到六块小草场，把牛、马、羊分群，循环轮流放牧（宁夏、甘肃等草场较坏的地区，有的实行划界封滩育草，延迟放牧的方法）。
在绥远牧业区，为了解决缺水困难，组织群众打新井和修复旧井共达三千多眼。
在内蒙古牧业区普遍地划分了四季牧场和打草场，个别地方实行了小块牧场灌溉，重点组织牧民打井和推行水车，严格实行防火制度。
内蒙古牧业区仅1951年即打新井二千二百五十眼，修复旧井二千二百七十眼。
为了解决过冬过春草场、牧场不足的困难，呼纳盟在1951年过冬过春时，组织了有经验的牧民勘察四个旗过冬的牧场，调剂解决了一百一十四万头牲畜的过冬的牧场问题，使牲畜因历年草场不足而瘦弱死亡的情形大大减少。
在半农半牧区提倡农作物和牧草轮种，和在牧业区提倡种植牧草、选取优良草种、培植人工草场是有意义的。
采取这些方法的结果，可使草原繁茂，减少牲畜寄生虫的繁殖，改善饲料质量，提高草场、牧场利用率，解决草场、牧场不足的困难。
二、搭棚、盖圈、储草、防止风雪灾害。
各地都采取了发动牧民搭盖圈棚，改善环境卫生，准备饲料，储备冬草等改善牲畜饲养管理的办法。
内蒙古昭乌达盟搭圈棚达四万余个；
绥远牧业区搭圈棚达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一个；
新疆牧业区1952年搭圈棚四万七千四百多个；
青海牧业区十四个县1952年搭盖棚圈共五千三百五十七个。
内蒙古牧业区1952年秋季打草十九亿四千三百五十四万斤；
新疆牧业区1952年一年打草二十一亿八千四百余万斤，若每月每只羊补助八十斤冬草，可解决九百一十余万只羊三个月的冬草。
搭盖棚圈和储草的结果，克服了牧业区因冬、春二季气候严寒，缺乏足够的饲料及保温设备的困难。
提倡改进放牧方法，在防止风雪灾害方面也收到了显著的成绩。
如内蒙古呼纳盟牧业区由于统一调剂牧场和1950年走“敖特尔”秋膘抓得好，1951年各种牲畜繁殖率平均达到百分之八十六，其中绵羊下双羔的空前增多，约占母羊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牧民过去认为冬春两季死牲畜是不可避免的事，现在已开始相信“人定胜天”了。
三、扑灭狼害及其他兽害。
牧业区的狼害，仅次于牲畜传染病害，严重地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
据内蒙古的不完全统计，牧业区解放以前，每年被狼伤害的牲畜平均都在五万头以上。
因此，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几年来极重视打狼工作，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定期与经常性的打狼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由1948年到1952年，共打大小狼四万余只。
其他各牧业区也都重视打狼工作，绥远省三年来打狼一万三千余只；
新疆牧业区1952年打狼二千三百三十只；
青海牧业区三个县在1952年打狼二百四十多只。
因此，各牧业区狼害大大减少了。
其他兽害（如鼠害）在有些地区也已在注意防止。
四、组织定期交配，大群分群放牧、拨群接羔，小群合群放牧、互助接羔。
过去牧民养羊，公母向不分群，交配无定期，因此产羔时间拖得很长，冬春两季随时随地产羔，顾此失彼，损失很大。
内蒙古有些牧业区人民政府，已在领导牧民实行公母分群放牧，定期合群交配，把产羔期间控制在春季清明前后约三十天内，到时牧民均可找到能防风雪的春营地，集中力量进行接羔。
由于各户幼畜数量与劳动力多寡不同，又提出了在自愿互利原则下进行拨群接羔办法，把牲畜多的牧户的羊拨给有剩余劳动力的牧户代为接羔，并规定合理报酬。
牲畜少的牧户则采取合群放牧互助接羔的办法。
这些办法为广大牧民所接受，大大提高了幼畜成活率。
1952年春季，呼纳盟新巴右旗的牧民实行这一办法，该旗羊羔成活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五、改良品种。
各地牧业区采取了选育本地良种与推广外来良种相结合的办法来逐渐改良品种。
有几个牧业区曾发布从各方面奖励优良种公畜的办法（如内蒙古为解决种公畜不足困难，在1952年以前曾规定种公畜免税），青海、新疆牧业区曾辅导牧民选定种公畜进行育种，还采取了劣种“去势”（即“阉割”）的办法。
各牧业区都开始采用人工授精法，推广了若干优良品种，如兰哈羊、焉耆马（新疆）、三河马（内蒙）等。
此外，内蒙古的经验使种公畜与母畜保持一定的比例（如马牛一比十五，羊一比三十五，驼一比十），畜群保持一定的数目（如马二百五十至三百，牛一百五十至二百，羊三百至五百，驼三十至五十），也对增殖牲畜、改良品种有很大好处。
六、防治牲畜疫病。
各牧业区都强调了改进饲养管理、增进牲畜体质以防止疫病，普遍开展了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兽疫防治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到1952年时，各旗、县、市已建立了四十个防疫站，在疫情比较严重的牧业区，则普遍组织了群众性的基层防疫组织。
以前长期存在于内蒙古各地的几种主要的牲畜疫病，如牛瘟、炭疽、口蹄疫、疥癣等都得到防治。
如牛瘟曾是内蒙古牧业区危害最大的一种传染病，根据1942年东部四盟关于牛瘟的统计，患病达一万零六百九十头，死亡达三千三百八十三头，解放后由于采取了封锁疫区，施行血清防治和非疫区进行普遍预防注射的防治办法，牛瘟已显著减少，现在已基本上扑灭。
根据新疆省1950年统计，全省各专区都已设有兽医院，另外，还有一个血清厂和三十六个防治站，仅1952年，治疗及预防注射各种牲畜二百一十七万余头。
青海省牧业区三年来防治各种牲畜六十余万头。
新疆、青海已基本控制了牛瘟，基本消灭了口蹄疫，其他如炭疽内外寄生虫等主要疫病也得到普遍防治。
在开展防疫工作中，除了积极设法训练
一批干部外，并与群众一起想办法，吸取群众中的技术人材，推广群众中的固有经验，团结和改造当地兽医人员，解决了技术干部不足的困难。
（五）关于今后工作的意见
目前全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开展，牧业区的畜牧业生产是全国经济建设的一部分，因此今后牧业区的中心工作任务，就是要适应全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增加牲畜数量，提高牲畜质量，增加牲畜产品，发展畜牧业经济。
为了完成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任务，上述地区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各牧业区现在已经推行有效的各种方针、政策。
这些方针、政策，对各个牧业区都是基本上适用的，但现在有些牧业区还没有全部实施。
经验证明：
凡是正确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地方，畜牧业就得到发展，凡是违反这些方针、政策的地方，工作就不免犯错误，畜牧业经济就会遭受损失。
但各牧业区在实施这些方针、政策时，必须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步骤地就生产的需要与可能逐步地实施。
一般的说，在解放时间较早，工作基础较巩固，生产已有发展的地区，该区现在执行的各项政策应该继续贯彻。
内蒙古自治区应着重贯彻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有领导有步骤地提倡和组织畜牧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在有条件的地区提倡定居游牧
（已定居的地区提倡定居轮牧与种植牧草），逐渐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加强对国营牧场的领导，以逐步改变牧业区的落后状态。
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作已有一定基础，畜牧业生产已经恢复的地区，应继续贯彻“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在实际情况可以推行的地区经过典型试验，推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巩固生产情绪，开展医疗、贸易等工作。
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并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进行某些有利于畜牧业发展的措施，达到人畜两旺、增畜保畜的目的。
定居游牧等政策在这类地区则暂时不要提倡；
生产互助也只宜于先总结群众中的固有经验，个别地进行试验。
在工作虽有初步开展，但生产还是处于恢复时期的地区，则主要的应是广泛宣传“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及其他有关政策，安定生产情绪，进行医疗、贸易工作及有关恢复畜牧业生产的一些必要与可能的措施，以逐步奠定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其他工作如条件不具备，暂可不举行。
牧业区的领导机关和工作干部必须学习有关牧业区的各项政策，学习畜牧业生产的知识，并把现在应该在本区实行的政策和生产知识向各民族人民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在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以外的牧业区和青海、新疆等地还有些牧业区应否实行和应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实行这些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根据那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来决定。
切不可因为它是好的，而不顾情况和条件勉强去作，也不可因为有一两条是可以作的，而不加区别地件件都作。
畜牧业生产是有光明前途的，过去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并将继续获得更大的成绩。
但今后工作中的困难也会是很多的，缺点和错误还不免会发生。
为了发展牧业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切牧业区工作的干部和各民族人民，都应该更加努力工作，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争取更大的成就，完成自己光荣的任务。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
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
（1953年06月15日）
一、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情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我国各民族人民进入了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的国家已成为各民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帮助下，实行了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准备建立具备了条件的各种自治区和自治机关。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使有一定聚居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有关上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现了他们在管理本民族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各自从他们的当前发展阶段逐步地进入新民主主义的总轨道，从而为他们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三年多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以极大的重视和关怀推行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2年0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公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措施，使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获得了指针。
截止1953年03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建立起来的相当于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四十七个。
其中，包括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内蒙古自治区；
规模较大的桂西僮族自治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湘西苗族自治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绥远省伊克昭盟蒙族自治区及乌兰察布盟蒙族自治区等。
现在，全国各地建立民族自治区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今后还将有许多的新的民族自治区逐步建立起来，目前已建立了筹备机构的，计有新疆省的自治区、甘肃和宁夏的回族自治区、青海和甘肃的藏族自治区、宁夏和青海的蒙族自治区等。
已经建立起来的民族自治区及其自治机关，则将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健全。
三年多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一般是健康的。
全国各地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它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钥匙。
民族区域自治实行后，普遍而显著的效果是：
（一）增强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积极性和自动精神。
民族压迫制度的废除，民族平等政策的实行，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使少数民族人民中的爱国主义正在发展和发扬起来，这首先表现在他们积极参加镇反、剿匪，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保卫祖国边防等重大行动上。
各少数民族人民对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怀抱着衷心的爱戴和拥护。
他们说：
“过去我们没有家，现在毛主席给我们安了家”，“过去我们打仗也争不来的东西，毛主席给我们了”。
他们称颂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
各民族自治区的人民对于如何管理好和建设好自己的“家”，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性和自动精神空前地提高了，因而自治区的各种工作，无论是抗美援朝、爱国增产、社会治安、训练干部等，都能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并且大都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过去认为工作较难进行的某些民族聚居区，在实行了区域自治之后，各种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
（二）加强了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
许多地区汉族的干部和群众对于少数民族建立民族自治区采取了热情支持和帮助的态度，这就使各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日益增强了和汉族人民的友谊，认识了作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先进作用和领导作用。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藏族人民把当地汉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称为“嘉色巴”（新汉人），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把汉族称为“老大哥”，可以恰当地说明这种情况。
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对于自治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则多能仿照汉族干部和汉族群众对待他们的榜样，采取积极帮助、主动照顾的态度，从而加强了自治区内各民族间的团结。
各民族内部的各地方、各部落、各教派也因自治区的建立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它们相互之间联系密切了，情感沟通了，原来“打冤家”的也多数取得和解，原来分割对立的也逐渐走向团结合作了，本来是团结的则更加亲密了。
（三）密切了自治机关同人民之间的联系。
各民族自治区建立后，大量的少数民族人民中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分子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在自治机关中担任了工作，有许多并担任了领导工作，少数民族反映说：
“反动派统治时代，人们骂我们猪毛赶不得毡，蛮子当不得官，现在毛主席来了，我们的人当了官了。”
有民族文字的自治区，民族文字已逐渐成为自治机关行使职权的工具。
自治机关的各种设施，一般都注意了运用民族形式，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样就使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感觉到自治机关是自己所熟悉的和可亲近的，确是自己的政府，从而密切了自治机关同群众的联系。
（四）逐渐促进了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各民族自治区建立后，由于上级人民政府的帮助，由于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觉悟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一般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发展。
若干建立较早的民族自治区，其发展和进步则较为显著。
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就，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过去的内蒙古，生产是十分落后的，现在则大大发展起来了。
农业方面，1952年的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畜牧业生产较1947年自治区成立前，增加了一倍，自治区内并开始了若干现代工业的建设，由于生产的发展，现在人民的购买力比较1948年增加了三倍多，人民的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
过去识字的人很少，现在不仅培养了将近三万名各民族的干部，而且入学的儿童也达到了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过去疾病蔓延，人口急剧地下降，现在由于卫生医疗工作的开展，人口不仅停止了下降，而且开始增加了。
上述的这许多成就，使内蒙古自治区达到了“人畜两旺”、欣欣向荣的境地，给其他的各民族自治区提供了一个向前发展的良好榜样。
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经验
三年多以来，各地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最基本的有下列各点：
（一）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充分地估计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具体情况。
各少数民族的情况是极端复杂的，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多与汉族不同，而且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多互不相同，甚至在一个民族内部的各部落间，各教派间，农业区与畜牧区间，情况也多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
因此，对于各少数民族的工作，必须从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必须充分考虑到每一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一切具体特点，在实行区域自治政策时，还必须考虑每一聚居的民族所具备的具体条件。
既不应把适用于汉族地区的一套作法和经验机械地搬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应把某些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区中可行的办法和经验，机械地搬用于其他的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区。
这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和民族自治区建立后的各项工作中，都应予以特别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31条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足够地估计各民族自治区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使自己的指示、命令既符合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道路，又适合此种特点和具体情况”。
各地经验证明，凡是依据上述规定的原则办事的，都获得了应有的成绩，并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
例如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区的建立，由于掌握了这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特点，号召一切爱国分子团结起来，实行区域自治，并采取了团结一切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包括宗教方面的领袖人物在内）的方针，就把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周围，很快地安定了社会秩序，圆满地完成了建立自治区的工作。
相反的，由于对于少数民族社会的特点认识不足，错误地搬用汉族地区土地改革中的一套办法，在有的地区曾引起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甚至招致了一时的混乱。
损害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
依据目前情况看来，不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而机械地搬运汉族地区经验的作法，还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在不少地区都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若干上级人民政府不顾自治区的不同情况，一般化地下命令、发指示，也使自治区的工作受到损失。
这些情况，亟应引起各有关地区的注意，加以防止和纠正。
另一方面，也要指出对于不顾当地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而机械地搬运先进民族和先进地区的经验的错误，我们固应坚决反对，但对于依据当地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而适当地运用先进民族和先进地区的经验，则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34条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利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向各民族自治区人民介绍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情况”。
经验证明，适当地学习先进经验，并依据当地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适当地运用先进经验，是各少数民族及各民族自治区顺利地进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那种拒绝先进经验，故步自封的思想和作法，是有害于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区的进步和发展的，也必须适当地加以说服和纠正。
（二）必须加强、巩固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
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必需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又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的。
三年多来，民族压迫制度的废除，民族平等政策的实现，已使我国各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有些地区，长期历史上所造成的民族间的隔阂已经基本消除。
但有许多地区，这种隔阂仍然存在或尚未能达到基本消除。
大汉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残余的存在，是许多地区民族隔阂未能消除的主要原因。
固然，少数民族中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残余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而在某些地区内占有多数民族地位的某些少数民族中的大民族主义，也是不可忽略的，但就全国来说，大汉族主义却是目前民族关系上的主要危险。
在一切民族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进行自我批评，是克服大民族主义倾向和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有效办法。
目前特别需要在汉族干部及汉族人民中进行教育和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批评，以克服大汉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的残余。
大汉族主义的实质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必须克服民族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首先是克服大汉族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并有效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克服各种各式的狭隘民族主义，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及其他若干民族地区内，由于汉族干部首先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深刻地检讨与批判了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因而少数民族干部受到感动，也自愿地进行批判其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并要求汉族干部帮助其进步，这样，就进一步地增进了民族间的信任，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从而使自治区内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这种经验值得各地仿行。
民族间的隔阂，在建立自治区的过程中，往往突出地暴露出来。
如在某些地区，一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以为实行区域自治就是和汉族分家，可以不要汉人了；
那里的汉族人民也存在着“怕受气、怕变为少数民族”等顾虑，有的甚至准备搬家了；
而当地其他的少数民族则顾虑着可能受到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也表现了疑虑不安。
对于此类情况，各有关地区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必须预加注意，在建立自治区的筹备阶段，即从搞好团结入手，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人民，主动地消除各有关民族人民中对实行区域自治所存在的各种误解和顾虑；
对于有关建立自治区的各项重要问题应与各少数民族及汉族人民中的代表人物进行充分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再去进行。
这样作，建立自治区的过程就成了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的过程。
经验证明，各自治区在其筹备建立的阶段，即这样做了的，都加强了民族间的友好合作，使建立自治区的工作能够圆满地完成，并为以后进一步地加强民族团结打下基础；
凡是没有这样做的，自治区的圆满建立就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经验也证明，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容易忽视当地其他民族的利益，因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必须时刻警惕这方面的缺点，经常注意尊重和照顾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利益；
对于聚居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则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早些建立起自己的自治区。
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自治区内其他各民族的信任，才能加强和巩固民族间的团结，才有利于自治区建设事业的发展。
任何歧视别的民族，不尊重别的民族利益的思想和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
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中，还必须尽力加强和巩固民族内部的团结。
这也是要在自治区建立之前大力进行民族内部各部落、各地区、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工作，向他们进行团结教育，调解好他们
当前的纠纷和争端，尽力地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
在有关建立自治区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必须照顾上
述各方面的利益。
号召他们在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互相尊重，互相协商，很好地团结起来。
几年以来，各地在调解民族内部纠纷，搞好民族内部团结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过去各少数民族内部长期历史上所形成的不团结甚至对立的情况，逐渐好转了。
但加强民族内部各地区、部落、教派间的团结，仍是推行区域自治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各地须依据不同情况，继续努力进行。
经验证明：
为了做好民族间的团结及民族内部各部落、各地区、各教派间的团结，都需要注意做好各少数民族与人民有联系的各方面领袖人物的工作。
他们在本民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做好了他们的工作，就大大便利于做好人民群众的工作。
因此，对于有关实行区域自治的各项重要问题，都必须和他们进行充分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同意。
在筹备机构中，自治机关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中，使他们都有适当的工作岗位，尽量做到各得其所，帮助他们把工作做好，并帮助他们进步。
各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亦应当尊重人民的志愿，尊重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并积极取得汉族干部的帮助，努力地向前进步。
帝国主义从其侵略野心出发，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若干地区所业已揭露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残余匪特在少数民族中煽动暴乱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敌人的这种阴谋罪行。
经验证明，凡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暴乱，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与敌特、反革命的挑拨有关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因为有关少数民族的个别上层人物—首先上了当而使敌人的阴谋得逞的。
对于此种情况，必须引起各少数民族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高度警惕，必须采取揭露敌人、惩办反革命、加强人民中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这种破坏。
（三）必须逐步使自治机关民族化，这是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密切自治机关与各族人民联系的重要环节。
自治机关的民族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有关各条的规定，包括：
使自治机关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份组成之，并包括自治区内适当数量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员；
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
使自治机关采取一种在其自治区内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并对不适用此种文字的民族行使职权时，同时采用该民族的文字；
使自治机关在其工作中注意运用民族形式。
总起来说，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包括民族干部、民族语言文字及民族形式三个主要问题。
这是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关于培养民族干部：
各自治区建立后，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成长是比较快的。
现在各自治区都已有一定数量的民族干部，他们参加了自治机关的各项工作，一部分已担任了领导职务。
他们大都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熟悉当地情况，并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使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这些成绩是与上级人民政府的关怀
和汉族干部的帮助分不开的。
但是自治区内民族干
部的培养，还远赶不上自治区建设事业的需要。
各有关的上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指导和帮助自治区培养干部的工作，继续从少数民族人民中的爱国知识分子、群众积极分子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
中，培养和提拔出适合各种需要的干部与人材。
为
此，需要检查总结经验，并依据各地具体情况克服
培养民族干部工作方面所存在的缺点。
各自治区的建立和自治区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发
展，有赖于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和合
作。
参加各自治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大都满怀热情
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在帮助自治区培养各种民族干部上起了重要作用，获得少数民族干部的爱护，这是值得称赞的。
但仍有一部分汉族干部存在着不尊重民族干部职权和包办代替的不良作风，必须克服和纠正，以利民族干部的培养和生长。
关于民族语文和民族形式：
各上级人民政府必须帮助自治机关采取一种在其自治区内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并对不适用此种文字行使职权时，同时采用该民族的文字。
对于那些确有成为民族特征的语言但没有文字的各民族，应如何帮助其创造文字，是一个既迫切而又复杂的问题，需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分别订出可行的计划，逐步地进行，使能取得交际工具，发展民族文化。
目前对自愿学习汉文或其他进步民族文字的，应当积极加以帮助，但不得有任何强迫。
个别已经通用汉语，汉语实际上已成为其民族通行语言的民族，则应积极帮助其学习汉文。
少数民族中有许多优良的文化艺术传统，应该予以适当的发扬，并帮助它们逐渐吸收新的内容。
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作得很少，需要提起注意。
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应该予以应有的尊重，在其他方面，如自治区内行政单位的名称等，也应注意民族形式的运用。
在尊重民族语文与运用民族形式方面，许多自治区都做了许多工作，并获得良好的成绩。
除内蒙古自治区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外，如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去年订出了发展民族语文的实施办法，各行政机关及财经机关，都充实了藏文翻译干部，自治区的汉族干部都学习藏文藏语，各种文告，宣传品都以藏、汉两种文字印行，今年02月开始，一切公文也都使用了藏、汉两种文字，使藏文成为自治区人民政府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
在这些自治区之内，民族干部也正在热心学习汉族语文，这是应该欢迎的。
但是也有些地方领导机关，对于民族语文和民族形式的使用是不重视或不够重视的，个别民族地区的某些干部甚至硬要少数民族说汉话穿汉装，硬要以汉族地区的秧歌舞去代替少数民族的舞蹈，这都是极端错误的。
民族形式问题是有关民族权利、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许多工作，要通过适当的民族形式，才能深入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
各民族对其风俗习惯和各种民族形式，有保持或改革的自由，但必须依据各民族大多数人民及其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自愿，别人不得加以强迫，任何强迫都是错误的和不许可的。
但尊重民族形式，不等于要保持某些足以阻碍民族前进和发展并为广大人民及其领袖已经意识到应该加以改革的形式，这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四）必须帮助自治区逐步地行使其自治权利，各民族自治区在国家的统一制度和计划下，都享有与其行政地位相适应的关于政治、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及人民地方武装等项自治权利。
这些自治权利的正确行使，能够发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在处理内部事务上极大的自动性，因而也就极大地有利于自治区内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自治区的各项自治权利，即是少数民族自治机关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当家作主”的权利。
因此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此项权利的正确行使，不仅需要有关各上级人民政府给予应有的尊重，尤需要有关上级人民政府给予必要的指示和帮助。
现在看来，大多数有关的上级人民政府对这方面业已作了许多的努力，但也有若干有关的上级人民政府，对于各自治区自治权利的尊重是不够的，有个别上级人民政府甚至在实际上还没有把它领导下的相当于专区级的民族自治机关，当作一级地方政权，不是经过自治机关而是直接地向自治机关领导下的下级政权下达命令、布置工作。
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它损害了自治区的工作引起了自治区内人民的不满，他们说“建政建政（即建立自治区），原封不动。”
对于上述的错误作法，各有关的上级人民政府须加以检查和纠正。
对于自治区自治权利的行使，我们还缺乏经验，对现有的经验也还缺乏搜集和研究的工作，因此各种具体的行使办法，还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已着手进行，还望大家提出意见，以便及早地制定出一个办法来。
（五）必须在可能条件下尽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
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环节之一。
区域自治的实行，还不等于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要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必须依据可能条件，积极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使能逐步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
因此，自治区在其建立之初及建立以后，都必须重视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问题。
在自治区的筹备建立阶段，当处理自治区的民族构成和区域界限时，就需要特别考虑到自治区内各民族，特别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发展条件。
有些与汉族聚居区相联接或相交错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经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在实行区域自治时，包括了一部分汉族居民区和城镇，这是允许的，因为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已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了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其划入有关的民族自治区，不仅是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发展有很大好处，对于这些地区的汉族人民也是有利的。
但划入汉族地区问题，是一个涉及少数民族人民和有关汉族人民双方的问题，因而就必须在事先向少数民族和有关的汉族人民进行充分的工作，绝不可勉强和草率从事。
另一方面，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因受地理、经济、民族关系和干部等条件的限制，不能建立或暂时不宜建立大的自治区，勉强建立了反而对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不利时，则以不勉强建立或暂时不建立为适当。
各上级人民政府必须关怀自治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山区及其他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很差的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因为那里的人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问题很多，亟需上级人民政府予以特别关怀，尽力帮助他们解决那些迫切的物质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那种不关怀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特别是山区少数民族人民疾苦的态度，是非常不对的，必须加以改变。
此外，应依据不同情况和可能条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其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改善其物质、文化生活状况，这方面的工作今后必须加强。
其中特别是经济工作，目前特别是农牧业生产必须尽可能设法帮助其改进和发展。
至于从保卫国防和各民族的发展前途着眼，依据国家财政情况，有重点地进行某些基本建设，则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看那些地方有无必要和可能，而不可作为一般的要求提出。
在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各有关上级人民政府多已帮助自治区做了不少的工作，如培养干部、发展农、牧业生产、发展贸易、发展卫生医疗等，因而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但也有些地区还做得不够，还需要依据可能多做一点。
不重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很不对的，必须注意改正，当然那种不顾实际情况与可能条件的盲目要求也不对，也必须注意改正。
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与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分不开的，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依据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志愿，慎重稳步地进行某些条件已经成熟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应当许可的和必要的。
以上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基本经验的总结。
最后，我们应该声明：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
日常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毛病，主要是对情况了解不够，存在着官僚主义，地方上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我们有责任的。
我们正在检查自己的责任，请求大家多加揭发和批评。

纪念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俞洁
今天（09月09日）是俄罗斯的也是世界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列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列宁看到，在革命时期的俄国作家中，只有托尔斯泰作品里广泛地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时代——就是那具有世界意义的第1次俄国革命的准备的时代。
所以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这也就是这位天才作家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托尔斯泰生于一八二八年，死于1910年。
他从事文学活动前后将近六十年，在俄国历史上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诞生的时候，正是一八二五年12月党人反对专制政体的贵族革命运动，催醒俄国先进分子起来反对农奴制度。
在他的童年时代，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思想正在俄国进步阶层里起着支配的作用。
托尔斯泰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
而一八五三—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皇政府的腐败和农奴制度的完全破产。
1861年的所谓农奴“解放”的改革是俄国资本主义猛烈发展的开始。
这次改革不但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反而在许多地方使人民陷入了更困苦的境地，因此，同时它又刺激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托尔斯泰的晚年是在一九○五年第1次俄国革命时期过去的。
这个时期标志着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所有这些巨大的历史事件，这个沙皇俄国的腐朽的根基彻底毁坏的过程，都在托尔斯泰一生的思想与创作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托尔斯泰一生写了很多作品。
远在1852年，农奴法还没有废除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已经开始他的文学事业了。
在早期的创作活动里，他写了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许多战争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还有一篇描写农奴与地主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他的早期的作品一出现，就引起了俄国文学界的注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赏识他的才能，说他是心理分析的能手，而且富有真诚的纯洁的道德感情。
1863年底，托尔斯泰开始动手写作他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
他以惊人的速度在六年之内完成了这部以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为背景的历史小说。
这部小说，从内容的丰富和艺术技巧的高超来说，可以说在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伟大著作。
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里不但看见了托尔斯泰刻划人物性格的高度技巧和现实主义描写历史事件的巨大力量，而且也看到了作者对于人民力量的信任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战争与和平”的真正的主人公是保卫祖国的土地和它的荣誉与自由以抗御暴敌的俄罗斯人民。
一八一二年俄国人民反抗拿破仑军队的卫国战争，在“战争与和平”里被描写成人民的、自卫性的、所以也就是正义的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包罗金诺之战，托尔斯泰首先把它看作俄罗斯人民在道德精神上对敌人的胜利，而法国侵略者的失败乃是追求掠夺目的的法国军队在道德精神上瓦解的结果。
这里托尔斯泰还深刻地表现了游击队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对于军队统帅的作用和意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他过分减轻了统帅对战争的影响。
但是在托尔斯泰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正确地理解库图卓夫。
他把他描写成了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人民战争的统帅，给俄国军队以胜利的保证的人民精神的体现者。
我们读了“战争与和平”，就会相信，库图卓夫是依靠了布置得非常周密的反攻而击破拿破仑和他的军队的。
和库图卓夫完全相反，在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物，他和自己的人民毫无联系，他认为惟有他自己是毫无过失的。
小说里的每个正面人物，都有着俄罗斯人民在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爱国主义感情的力量。
他们是把自己的利益与感情去和人民的利益与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提高了，而且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在“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形象里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人物性格和历史事件的深刻描写，而且是肯定生活的乐观精神。
在这部小说里，不但是在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战胜敌人的描写里，而且在个人私生活的场面里，也都充满着这种愉快的、健康的、肯定生活的精神。
托尔斯泰的从前的创作所有的一切艺术风格特点，在“战争与和平”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心理分析的深刻和透彻，用人物的表情、姿态、动作来精确地描写人物，在人物形象、自然景色和战争场面里利用各种典型的细节描写，最后，还有全部小说所固有的高度现实主义艺术，——这一切都在“战争与和平”里表现出托尔斯泰的艺术技巧有了新的长足的进步。
1873年到1877年间，托尔斯泰写成了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这是一部在思想深度和文字技巧上可与“战争与和平”媲美的杰作。
托尔斯泰开始计划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本来只想描写一个有夫之妇的悲惨命运。
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小说的范围愈推愈广，最后又变成了一部反映整整一个时代的俄国生活的长篇小说了。
在这部小说里，托尔斯泰答复了当时俄国社会人士所关心的许多问题。
如科学和哲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历史和政治的问题，政府施政方针的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在小说里多多少少都获得了解答。
作为小说构思基础的道德心理的主题，直到包括到了社会的主题里面去之后，才获得了解决。
因此，“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反映家庭生活的小说，同时也成了一部反映整个社会的小说。
托尔斯泰以惊人的技巧描写了一个少妇的悲剧。
她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结果在上流社会虚伪而冷酷的压迫之下牺牲了。
小说描绘出了一幅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图画，——上自上层贵族阶级起下至农民为止。
所有一切人物的命运都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说里的人物都想在恋爱方面、家庭方面、社会事业方面创造自己的幸福，但是都失败了。
安娜和佛隆斯基的恋爱造成了悲剧。
就是列文和凯蒂的恋爱，起初好像很光明很稳固，但是结婚之后，也变得空虚不堪，得不到满足了。
列文热烈地、紧张地经营经济事业，他企图参加社会活动，结果和他的恋爱一样，也无法使他解脱心灵上的苦闷。
其他的人物如卡列宁、奥勃朗斯基、朵里等等也都是如此。
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深刻的思想性有机地和惊人的文字艺术技巧结合在一起。
从人物及其内心的体验、苦闷、激动、顾虑、精神上的追求和动摇等等的描写的力量和技巧说来，这部小说是不下于“战争与和平”的。
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的前后，托尔斯泰的人生观、道德观、宗教观和社会观，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怀疑、矛盾的复杂过程之后，终于开始成熟，而于八十年代完全形成。
他在思想上渐渐脱离贵族阶级，而站到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去。
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里，反映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猛烈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农民思想和农民心理的全部矛盾。
他一面抨击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特权阶级的生活方式与道德，最后并且否定国家、教会和私有财产制度，但是同时他又对恶势力采取消极的态度，抱着宗教的幻想，作着不抵抗的说教。
这种思想表现在这个时期以后的托尔斯泰的一切作品里面。
1889年，托尔斯泰完成了长篇小说“复活”。
这是一部对沙俄时代特权阶级的生活基础表示严重抗议的作品。
在青年时代，托尔斯泰说他是不喜欢而且竭力避免讽刺的。
他认为暴露就是讽刺。
但是在“复活”里他却把讽刺和暴露提到了最高度。
他一面描写女主人公卡秋莎·马斯洛娃的命运和她后来的复活，男主人公涅赫留道夫的忏悔和他努力追求新生活的渴望，同时他在小说里表现了沙俄时代的贫困破产的农村，牢狱和囚徒，西伯利亚的流放和革命家。
他以惊心动魄的暴露力量来描写沙皇的法院、教会、大官僚直至沙皇俄国的全部国家和社会制度。
在暴露当时俄国现实的否定面的时候，托尔斯泰揭发了任何地方一切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脓疮。
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宣传着这样的说教，他说个人的修身、不用暴力抵抗恶势力、遵照福音书的教义去爱自己的同胞等等，乃是和一切恶势力斗争的唯一手段（但是后来托尔斯泰自己却因为写了“复活”而被教会驱逐出教）。
这种说教显然和全书的内容是格格不入的。
晚年时代，托尔斯泰还是孜孜不倦地工作。
他写了不少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剧本“活尸”（一九○〇年）和中篇小说“哈吉·摩拉”（一九○四年）。
在“哈吉·摩拉”里，托尔斯泰以非凡的艺术技巧写出了一个酷爱自由、坚强不屈的山民的形象。
作者对这个人物抱着深切的同情，以致显得和他的不抵抗学说自相矛盾了。
高尔基说得好：
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根本否定他的宗教哲学的”。
晚年的作品尤其如此。
托尔斯泰以非凡的才力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上面只举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些。
就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刻和描写人民生活的生动来说，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很少有人能和托尔斯泰相匹敌的。
所以列宁要说：
托尔斯泰善于达到这样高的艺术创造的高度，以致他的作品在全世界文学中占有了一个首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应当看作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托尔斯泰的著作是全人类共有的艺术财富，新中国的作家应该从这里吸收无限丰富的艺术养分。
（附图片）
列夫·托尔斯泰（油画）苏联尼古拉·古耶作

九年来的保加利亚人民政权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彼得科夫
保加利亚人民在今天庆祝自己的伟大的国庆节——解放日的九周年。
1944年09月09日，保加利亚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全民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我国的法西斯君主制度。
光荣无敌的苏军向巴尔干的进攻，对于09月09日起义的胜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苏军在追击败退的德国法西斯匪帮时，作为一个解放者，进入了保加利亚，对起义的胜利结局给以巨大的帮助和决定性的影响。
起义胜利的结果，建立了祖国阵线政府，树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并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途径。
我国历史上的这一伟大事件，首先是由于伟大的苏联一贯执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勇敢无敌的苏军——解放者赢得胜利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国庆日，同时也是保加利亚人民对他们的解放者表示衷心感激和谢意的日子，是同兄弟般的苏联人民保持永恒友谊和合作的节日。
在进行和平的创造性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去九年中，我国的面貌改观了。
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的年代中，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我国已由一个有着微弱的小商品生产和落后的农业、不很发达的轻工业，而且主要是纺织工业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的国家；
为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现象、使它工业化、改造和提高农业、获得文化的全面繁荣开辟了道路，并为生产力的自由和无限制地发展创立了各种条件。
在这一时期中取得的成绩和在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中积累起来的大量经验，已为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幸福未来开辟了美丽的远景。
由于在四年内顺利地完成了季米特洛夫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我国社会主义工业迅速成长起来。
在五年计划的年代中，建立和扩充了七百多个工业企业。
我们的工业在这个时期中的特点是，建立了生产生产资料的巨型工业企业。
在五年计划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39年增加了五点五倍，比1948年增加了一点五倍。
由于我们祖国工业的这种迅速发展，目前我们已能生产一百三十种复杂的机器和车床，如各种内燃发动机，柴油发动机，空气压缩机，采矿工业用的机械，输送装置，起重机，自动电话站和其他很多机器，这些机器我们以前都没有生产过。
目前保加利亚已在制造着除拖拉机和自动联合收割机以外的所有其他农业机器。
在季米特洛夫五年计划的年代中，我们的动力供应站——国家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显著地增加了。
国家每年以大量资金来建筑新的和扩建旧的电力站，敷设新的电力输送线。
1952年我国电力站的发电量比战前1939年增加了四点一倍，比1948年增加了一点五倍。
在采矿方面获得了伟大的生产成绩。
1952年，矿的开采量超过1948年的水平三点二倍，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一倍多。
这就为发展有色和黑色冶金工业创造了巩固的基础，而这些冶金工业又为进一步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建立了基础。
1952年，煤的生产比1948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点七，比1939年增加了二点四倍。
开采煤的计划超额完成了百分之十三点一。
在五年计划的年代中，煤炭的开采已经机械化；
在保加利亚的矿井中已经广泛地采用了先进的苏联技术。
采煤工作的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五，煤炭运送的机械化程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一点五。
在季米特洛夫五年计划的年代中，我国经济工业化的基础扩大了。
1952年，保加利亚的全部工业品产量比1948年增加了一点三倍，比1939年多三倍有余，计划被超额完成百分之二十点一。
工业的五年计划在三年又十个月中便完成了。
工业发展的飞快速度改变了工业品同农产品的对比关系。
1952年农产品虽然有增加，但工业品的产值仍超过了农产品的产值。
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结果，使我国国内原料需求的来源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我国已在生产充分数量的人造氮素肥料。
工业已能充分满足国民经济中对硫酸的需要。
钢筋、铜、棉花、羊毛和其他物品的入口，已经减少。
所有这些货物在解放前基本上都由国外运入。
我国的大部分中农和贫农已摆脱了他们的原始的、落后的小规模经营，自愿地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在1952年达到二千七百四十七个。
它们拥有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点五。
主要的产谷区，基本上已经合作社化了。
国营农场的数字也在增加。
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我国农业的外貌。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顺利完成，使我国农业最近得以更好地满足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以原料供应工业。
契尔文科夫在指出我国农业的成就时，说道：
“今天，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在我们的农业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取得了胜利，今天，它已是我国农业的真正代表。
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改造，这样一个胜利，从重要性上说来，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第2个09月09日。”
农业方面的这些成就，如果没有伟大的苏联的帮助，将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这些成就也是机械化、政府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来帮助农业和广泛使用更高度的农业技术的结果。
1952年，我国农业中的机器设备率，超过了五年计划的任务。
全部田间工作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六是用机器进行的；
百分之十八点七的作物是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
田间工作的高度机械化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并为我国农村的富裕和文化生活创造了条件。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2年实行机械化和采用先进农业技术的结果，平均每公顷土地比个体农民多收百分之十二点六的小麦，玉蜀黍多收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大米——百分之二十二点一，棉花——百分之二十点七。
技术作物的生产在五年计划的年代中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这种作物愈益以更大的程度满足着我国工业中的原料需求。
例如，棉花的种植面积已达到十八万五千公顷，比1939年增加了六倍。
大麻的种植面积超过1939年三倍，糖萝卜——二点五倍，烟草——一点五倍，以及其他等等。
群众对劳动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在五年计划的年代中，我们曾发起斯大哈诺夫运动，几乎全体工人阶级都投入了社会主义竞赛。
进行这一竞赛的结果，使1952年劳动生产率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3年水平的百分之十一点六。
在降低工业品成本方面也获得巨大成就。
国民经济在四年中因降低工业品成本而节约了二十八亿一千万利瓦（保币）。
合理化建议者、发明者和革新者的人数增加了。
仅在最近数年中就采用了成万件的合理化建议。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成就使我国能在1952年废除了配给制，并过渡到依照统一零售价格来发展国营贸易。
在废除配给制以后，国家曾对消费品实行了三次减价。
这些无疑都是重大的措施，它们对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这些措施的实行增大了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
1952年，工业工人每年的平均工资比1939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入也增加了。
劳动人民购买力和商品储存的增加，使零售商品的流通获得了广泛发展的可能。
国家用于文化生活和住屋建筑的费用，显著地增加了。
在五年计划的四年中，建筑了三百四十万平方公尺以上面积的住屋。
国家以极大的关怀注意着教育和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改进。
建筑了很多学校；
几乎所有学龄儿童都已入学。
高等学校为工农子弟敞开大门。
1952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大学生人数比1939年多二倍，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人数比1939年多五倍。
我国的文盲现象已完全消除。
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一个巨大胜利。
我们已获得的成绩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立了牢固的基础。
我国依靠着伟大苏联的兄弟般无私的帮助和我国工农业的发展，正在依照保加利亚人民的导师和领袖季米特洛夫所指示的道路前进。
在牢不可破的团结中，在党和契尔文科夫同志领导下、在与苏联友好的旗帜下、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所联合起来的我国劳动人民，正在用在政治和经济战线上的新胜利，用在伟大苏联领导下，同伟大的中国人民、各人民民主国家和所有争取和平的各国人民一起，更加坚决地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来庆祝自己祖国伟大国庆节的九周年。

印报抨击杜勒斯企图破坏政治会议的演说
美报记者指出英法等国担心美国在政治会议上独行其是
【新华社07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报纸抨击杜勒斯09月02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上关于朝鲜问题的演说。
“甘露市场报”在09月04日评论说：
“美国与南朝鲜总统的暗中勾搭，美国在停战之后马上与南朝鲜政府缔结的双边条约，显然出于美国授意而发表的十六国宣言，美国为了使即将举行的政治会议成为‘两方’会议而玩弄的手段，最后杜勒斯以北京在政治会议上将不作妥协作为假定的理由而向北京进行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该报说，这些事实是“不会有助于产生和平心理的”。
“印度时报”在09月05日称杜勒斯的演说是一篇“顽固不化”的演说。
该报说：
“今天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在于规定讨论各种问题的次序的日程表，而在于在朝鲜缔造和平工作时表现的精神。
问题在于南朝鲜总统曾经一再说过，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没有他所主张的那种统一，他将下令他的军队向北进攻。
问题在于美国已和南朝鲜有过协议，同时会议中没有非交战国参加，而这些国家本来可以进行斡旋以利于和平解决的。”
该报又说：
“杜勒斯保证说，美国政府准备在广泛的基础上讨论所有亚洲问题，说这样的话并无多大好处。
目前所需要的不是说美国准备在将来讨论各种问题，而是立即重新拟订美国的政策，使它合乎和平的要求。”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纽约07日讯：
“纽约邮报”记者拉希在评论美国对即将到来的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中的态度时说：
“我们的一些盟国有这种印象，即美国并不急于要讨论它对朝鲜统一问题的主张，因为美国想照着它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做法，在政治会议上独行其是；
可靠的外交界人士说，美国不仅希望把印度排斥在政治会议之外，甚至还试图运用一种办法，使英、法和其它供应军队给统一司令部的各国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真正的发言权。
据说，美国的第1个建议是：
政治会议应该是板门店会议的翻版，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外交官应该代替将军作为统一司令部的代表。”

平壤、元山居民努力进行恢复工作
朝鲜许多矿工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07日讯：
“真理报”登载霍赫洛夫写的一篇平壤通讯，叙述了平壤进行恢复工作的情形。
霍赫洛夫写道：
停战实现以来，到现在只不过一个月，但是平壤已经进行了许多恢复工作。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前，平壤居民有五十万人，有三万三千幢以上国有的和私人的住宅。
由于美国的野蛮轰炸，已经没有一座房子是完整的。
平壤居民之所以热爱家乡，不仅是由于平壤是朝鲜最古老和最美好的城市。
而是因为平壤象征着苏军解放朝鲜以后在朝鲜北部建立起来的新的、民主制度的胜利。
平壤居民在朝鲜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及李承晚匪帮侵略的战争中，证明他们是祖国忠实的儿女，能够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扫清一切障碍。
在战争期间，勤劳的平壤人民迅速地把敌人毁坏的东西恢复起来。
一列一列满载货物的火车和卡车驶过平壤，保证了前线和后方得到取得胜利所必需的一切物资。
在劳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平壤的产业工人们和机关工作人员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四十几个工厂迁到地下，使工厂继续开工。
全体居民生气勃勃地在几十公尺深的地下建造了地下住宅，有二十五万以上的人民就住在这些地下住宅里。
这个英勇的城市的居民，在战时是忘我地为祖国服务的模范，今天是已在全国展开的复兴工作中的先锋。
平壤居民满怀热忱地响应了政府关于恢复和重建民主首都的决定。
霍赫洛夫写道：
有句话说：
首都可以反映整个国家的情况和使人们了解这个国家的特色和风格。
平壤的全部生命都充满了建设的热情，生动地反映出在英勇的朝鲜的各个角落中当前的情景。
平壤人民所说的“地下城”这个名词已成过去了，一群群建筑工人正在地面上建造起愈来愈多的住宅和其他的建筑物。
平壤的牡丹峰上正在建造一所戏院，大同江上正在建造一座铁桥，一座纺织工厂的建筑工程也正在紧张进行中。
【新华社07日讯】
塔斯社平壤讯：
在战争中受到破坏的朝鲜英雄城市——元山，正在恢复中。
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恢复了的元山制砖工厂正在供应建筑产品。
纺织工厂和食品联合工厂的恢复工作已经开始。
元山居民正在进行市立中央医院大厦的恢复工作。
市内的自来水已经修复。
电气工人正在修复电线网，几天后就可以向企业输送电力，居房和街道的电灯也可以重新亮起来。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平壤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矿工们，正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进行忘我的劳动。
由于采用了苏联矿工的先进工作法，以及在工作中表现了创造精神和顽强的精神，朝鲜的矿工正在不断地提高矿产开采量。
劳动英雄金川顺（译音）走在朝鲜矿工的最前列。
据“民主朝鲜”报道：
金川顺因为采用了平行钻探法，早在06月05日就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目前正为在下半年的几个月中再超额完成一个全年计划而斗争。
由于金川顺把自己的工作法传授给其他矿工，结果，他那个矿山里的全体钻探工人目前至少可完成定额的百分之二百。
慈江道某矿山的全体工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矿工金荣庆（译音）和韩春顺（译音）已经完成了全年的计划。
钻探工人玉连德（译音）每天超额一倍完成任务。
全国采矿业中的先进企业的数目日益增加，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金白溶（译音）领导的一个矿山的工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完成了该企业的全年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与冰岛签订贸易协定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布拉格06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
前几天，捷克斯洛伐克与冰岛在布拉格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这个协定所规定的双方贸易数量比1952年协定规定的数量还要大。
冰岛将把冻鱼块、青鱼皮和羊毛输往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输往冰岛的有纺织品、陶瓷器、各种机器和工具等。

智利政府宣布取消“禁运”
【新华社08日讯】
圣地亚哥消息：
智利总统卡洛斯·伊巴湼斯09月03日签署了一项法令，取消了禁止将战略物资输出给和平民主国家的现行法令。
智利经济部长拉斐尔·塔鲁德在解释智利总统签署上述法令的原因时指出，禁运是“有害智利的利益的”。
按智利的主要输出品是铜，它的收入约占全国总收入的一半。
由于过去美国压低价格收购智利的铜，同时又禁止智利向和平民主国家输出，曾使智利的经济状况长期处在非常窘迫的地位。

波兰人民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收获节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华沙讯：
波兰人民在06日热烈庆祝一年一度的收获节。
在波兰的著名城市斯才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参加庆祝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五千多人。
以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波·贝鲁特为首的政府人员，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和各社会团体的代表，都参加了庆祝会。
贝鲁特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
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和人民政府给农民以巨大帮助，波兰农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说：
今天，人民波兰的工业已能够以各种最新式的农业机器和人造肥料供应农村。
这些机器和肥料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增加，不久就可以完全满足农业的需要。
同时，波兰农业学院和农业专科学校培养的农业专家也逐年增多了。
所有这一切都为波兰农业和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创设了必要的条件。
贝鲁特最后说：
提高农业生产是全国人民的事业，是结成兄弟联盟的工人和农民的共同任务。
庆祝会结束后，举行了群众游行。
在收获节的前夕——09月05日，在斯才新举行了全波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来自波兰各地的个体农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三千五百多人，在大会中交流了工作经验，并制定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方法。
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泽·诺瓦克在大会上报告了当前人民波兰农业的成就。
他说：
人民波兰已经有一万四千个乡村电气化了。
农村中已建立了两万五千个图书馆，一千多个电影院，两千个广播站，几千个学校、俱乐部和其他文化教育机构。
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迅速地发展。
许多在会上发言的个体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都表示决心，要为争取丰足的农产品、为争取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斗争。

美共发表声明庆祝09月07日美国“劳动节”
号召美国工人反对垄断资本家的战争阴谋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讯：
纽约“工人日报”刊载了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关于庆祝09月07日全国性节日“劳动节”的声明。
全国委员会号召工人为和平而斗争，并严厉抨击美国工会运动上层领袖支持华尔街垄断资本家的外交政策的行为。
声明说，美国工人阶级面对着险恶的政治与经济局势。
华尔街垄断资本家正千方百计地图谋使国际紧张局势更加紧张，并且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
声明说：
除了持续的战争危险以外，美国人民还受着“法西斯主义——麦卡锡主义毒瘤”的威胁，并面临着另外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的阴影。
声明最后说：
“在此劳动节的时候，有组织的劳工和它的政治盟友所面对的中心问题是为和平而斗争。
所有其他问题，如争取增加工资、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劳工团结、争取独立的政治行动、争取释放被囚禁的共产党人的斗争，都是与反对战争的斗争不可分地联在一起的。”

美国积极准备扩大侵越战争
【新华社06日讯】
美国越来越嚣张地叫喊要扩大对印度支那的直接侵略。
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西雅图发表他的侵略印度支那的演说以后四个星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于09月02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年会上叫喊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
杜勒斯的演说暴露了美国企图攫夺印度支那富源的目的，他说：
“（在印度支那）斗争的结果关系到我们（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切身利益。”
在朝鲜停战后，“美国决不能对西太平洋地区不再关心”。
他甚至露骨地说，印度支那“已不再是一个法国殖民地。”
法新社华盛顿02日消息说：
美国外交界人士认为杜勒斯的演说“是美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上的很重要的发展。”
法新社认为：
在杜勒斯演说发表以后，“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作用不再限于作法国和联邦成员国的友人和供给物资和金钱了。”
美国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部署也在积极进行中。
据合众社华盛顿消息透露：
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已与法国政府对侵越法军总司令纳瓦尔的军事计划进行商谈，“美国大使馆已经说清楚，下一个战役必须是决定性的，因此，法国和美国必须尽一切能力使它成为决定性的。”
路透社说：
“华盛顿官方人士希望纳瓦尔在即将来到的战役中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胜利，从而使法国议会和美国国会都得到好印象，并促使他们在1954年整个一年中给印度支那战场更多的支持。”
美国支持法国新军事计划的军火也正在源源运往印度支那。
合众社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完全认识到，由于现在正在进行的唯一大规模战争是在印度支那，因此必须使印度支那优先得到军火。
又据华盛顿的“专栏作家”艾伦透露，美国除了拨运大量军火以外，将计划在本会计年度中以十亿美元援助侵越法军。

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忧虑美国日益陷于孤立
【新华社08日讯】
美国的“氢弹垄断”的消失，备战政策的日益不得人心，各国人民要求用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压力的加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孤立，使得美国资产阶级掩藏不住他们的焦灼。
美国垄断资本的重要喉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差不多接连的两期中，连续发出低沉的调子。
08月28日出版的一期无可奈何地提到苏联已有氢弹的事实，并说：
“俄国拥有氢弹使局势改观，这是确定无疑的”。
它继续说：
“要求和俄国打交道的压力会越来越强。
英国坚持要设法试打交道。
法国和意大利也是一样。”
甚至“联合国实际上也趋向联合起来和美国对抗；
想压迫美国和俄国谈判关系世界的协议……这个国家（美国）正在缓慢而肯定地被孤立起来，受到逼迫。”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接着说：
“中立主义对欧洲将比以前更有号召力。
英国已沽名钓誉地想在美国与俄国之间充当‘老实掮客’。
它正设法在联合国中站在中间。
法国在逃避俄国所反对的防务义务。
意大利像法国一样，在离开欧洲军。
愈来愈多的想法是设法脱出火线……”
该刊在08月07日的一期中又说：
“看来美国的盟国正努力以一切方法使它们自己与美国隔离，独自走它们自己的路。”
该刊继续说：
“美国仍然在试用美元来收买友谊。”
可是它承认：
“收买友谊的整个计划正证明是个大失败。”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03日讯：
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晚邮报”和“环球报”发表社论，反对批准所谓“欧洲防务集团”协定，反对成立“欧洲军”。
“晚邮报”说：
“坦白说，成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一。
美国人仍然相信这个集团可以成立。
但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只有他们了；
在欧洲，大家都持相反的看法，至少是抱怀疑态度。”
“晚邮报”指出，成立“欧洲集团”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因为“局势有了改变：
法国的局势改变了，选举后意大利的局势也改变了。
最重要的是：
欧洲整个局势已经有了改变。”
“环球报”说，成立“欧洲军”的想法是“乌托邦，它引起了许多矛盾”。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纽约04日讯：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刚在拉丁美洲旅行三个月归来的该报编辑雷·维克的一篇文章。
他曾与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秘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政治家、商人、地主和农民谈过话。
雷·维克促使大家注意，在拉丁美洲要求进行种种改革的运动正在高涨，并指出这许多要求改革的运动都带有反美色彩。
他进一步写道：
由于美国通过它的投资与贸易政策而在拉丁美洲掌握经济大权，拉丁美洲人民对美国是不满的。
一般人时常指责说，美国人在宣传民主时是口是心非的。
而且，它在宣传“自由企业”的时候，也是伪善的。
譬如委内瑞拉人指出，美国先谈论自由贸易，然后又对石油进口加以限制。
智利人说，美国的自由企业只在自由市场对美国合适的时候，才主张要铜的自由市场。
当朝鲜战争开始，铜价上涨的时候，美国把规定收购外国铜的每磅最高价格削减了两角七分五，并拒绝再增加。
而今天当价格下跌时，美国又要智利按市场价格卖出铜，并拒绝讨论价格问题。
玻利维亚人民抱怨说，他们与美国的锡交易也是这样进行的，在市场价格上涨时，美国规定限价，只有在价格有下跌趋势时，美国才主张自由买卖。
乌拉圭人民不满的是美国的关税政策。
拉丁美洲人抱怨说，美国贸易政策的这些狂妄行为，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经济福利都有直接有害的影响。

西德下议院选举结束
阿登纳党依靠恐怖手段获多数议席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07日讯：
“真理报”驻柏林记者普·瑙莫夫报道09月06日的西德议会选举情况。
瑙莫夫写道，波恩统治集团在竞选中使用了各种压力——从讹诈、欺骗到公开的恐怖，在选举那一天，波恩统治集团也毫不吝啬地使用了这些手段。
选举是在对选民加以残暴压迫，对反对阿登纳的民主党派和组织实行恐怖手段的气氛中进行的。
恫吓选民的整套办法都经过了精细布置。
早晨，选民动身去投票处以前，先就在报纸上看到通栏标题警告他们说，全体西德警察都“随时准备出动”。
瑙莫夫列举斯图加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科隆等城市的消息为例，指出在整个西德都使用了压迫手段。
他也指出，波恩统治者还阻挠目前暂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逗留的成千成万西德公民参加选举。
瑙莫夫最后说，阿登纳就是这样组织曾被大肆吹嘘的“自由选举”的，这就是他所建议的举行全德选举的榜样。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柏林07日讯：
西德议会下议院（联邦议院）选举，已于09月06日在阿登纳政府联盟所散布的恐怖气氛中举行。
据路透社记者从波恩发出的非正式选举结果的消息，阿登纳的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得到联邦议院全部四百八十七个席位中的二百四十四席。
社会民主党得到一百五十席（它在上届联邦议院中的席位是一百三十一席）。
组成政府集团的第2个政党，反动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党得到四十八席（它在上届联邦议院中有五十一席）。
组成波恩政府的第3个政党，国家主义的“德意志党”，得到十五席（它在上届联邦议院中有十七席）。
此外，所谓“全德集团”（德国移居回国者的政党）得到二十七席（它在上届联邦议院中没有席位）。
与阿登纳党勾结在一起的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政党，中央党，得到三个席位（以前它在联邦议院中有十席）。
选举的结果是受到阿登纳的欺骗性的选举制度的影响的，根据新选举制度，一个政党所得票数如少于总票数的百分之五时，就被剥夺了在联邦议院中的代表权。
因此，虽然德国共产党在09月06日的选举中得到六十多万票，他们在联邦议院中却得不到一个席位，而和阿登纳勾结在一起的天主教的“中央党”只得到共产党所得票数的三分之一，却能得到三个席位。
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在这次选举中由于得到它们以前的联盟党派和小法西斯党派的投票，而得到较多的票数。
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在社论中说，西德选举的结果表明，德国人民和德国的邻国已面临极其严重的危险。
该报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现在已经又增加了。
阿登纳和他的美国主子们将利用这次选举的结果来执行波恩和巴黎军事条约，而使和平统一德国成为不可能。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愿意与民主阵营发展贸易
【新华社08日讯】
美国资产阶级的通讯社记者怀着不安的心情报道：
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顾不得美国的“禁运”令，而与苏联、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贸易关系。
美联社记者阿瑟·加佛向自伦敦发出一条电讯，指出英国、法国、阿根廷、希腊、埃及、丹麦、荷兰、挪威等许多国家最近相继和苏联缔结了数十个贸易协定和临时合同，目前还正在进行关于缔结其他贸易协定的谈判。
通过这些贸易协定，这些国家得以售出许多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销不掉的商品。
据加佛向说，“盟国”官员们认为这些趋势是“有重大意义”的。
加佛向在谈到英国时说，尽管英国政府还在执行所谓战略禁运，但它却受到工商界人士的压力，要求放宽对苏联、东欧及中国的“禁运”措施。
他解释这种情形说：
“由于西德和日本又在英国传统市场上与英国展开竞争，因此一些制造商要求更多的自由来开辟新的市场。”

高棉人民解放军歼敌五百
【新华社07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05日讯：
高棉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最近发表公报说，在最近几个月，高棉西南部的游击战争进行得很激烈。
高棉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击退了敌军多次的“扫荡”，并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伏击敌军的车辆。
游击战在蓬乍叻、唝吥等地区进行得特别激烈。
公报说，在今年头四个月中，高棉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九十次战斗（还不包括在唝吥西部进行的战斗），共杀伤敌军近五百名，其中有十名军官。
他们还击落飞机一架、击毁装甲车和卡车十五辆、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三十多挺、步枪近六十支以及大量的弹药和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