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执行中英商业协议中英签订第1批合同
英国工商界访华团离京返国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进出口公司及各出口公司与英国工商界访华团，为执行07月06日签订的商业协议，经过七天紧张工作，已于13日签订了第1批固定合同与预约性合同共八十四份。
每方进出口总值共一千二百四十余万英镑（以英镑支付）。
14日，英国工商界访华团大部分团员乘火车分批离京返国。
到车站欢送的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联络部部长谢筱乃，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副经理曹中枢、李应吉等人。

云南各族各界组织慰问团慰问边疆驻军和各族人民
【新华社昆明14日电】
云南省各族各界边疆慰问团，自04月初由昆明分批出发，到目前为止，已在祖国云南省边疆的保山、腾冲、盈江、缅宁、车里、佛海、南峤、红河、金屏等十多个县，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民族工作干部和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慰问。
慰问团在各地进行慰问时，传达了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爱和希望，报告了祖国三年来建设的伟大成就，并说明这些成就和他们在边疆地区的艰苦工作是分不开的。
慰问团的每一次报告，都赢得驻守边疆的战士、民族工作干部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慰问团在滇南边疆佧瓦山进行慰问传达后，驻守在该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十分感奋。
他们说：
我们虽然守卫在距祖国内地遥远的佧瓦山上，但是，毛主席和祖国人民都在关心我们。
慰问团带去大批的慰问信、慰问品。
战士们、干部们和各族人民都感谢祖国人民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当边防战士们收到写有“献给祖国保卫者”字样的慰问品时，感到无上光荣。
他们都表示要保持和爱护祖国人民给予的光荣，守卫祖国边疆，保卫祖国的建设。
慰问团的电影队和杂技团，配合慰问团深入边疆各地放映和进行了慰问演出。

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合作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新华社归绥14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的合作事业正在稳步发展中。
从内蒙古北部边疆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部的锡林郭勒、察哈尔盟牧区，已有五万七千名蒙古、索伦等族牧民成为合作社的社员。
现在，各盟旗已经建立了六十多个固定的或流动的供销合作社，股金不断增加，业务日益发展。
牧区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物资交流，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呼纳盟牧区合作社，成立四年来为国营贸易公司收购了总值二百六十二亿元的牲畜（牛、羊）和羊毛，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和城市、工业的需要。
锡林郭勒盟各旗合作社最近两年内组织蒙族牧民抓山羊绒，使他们增加了相等于五万六千只羊的收入。
各地合作社由于坚持了等价交换、发展生产的方针，使畜产品已经提高到合理的价格。
从前牧民和不法商人交易，一只羊只能换一块砖茶，如今能换六、七块砖茶了。
各盟旗合作社除大量供应各族牧民所需要的生活消费品、生产工具和推销各种畜产品外，为满足牧民需要，最近还开始举办小型工业。
呼纳盟四个牧业旗的合作社都已开办了牛奶加工厂，有的旗社正在逐步设立毡靴、制革、木工等工厂。
海拉尔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除已设立小型食品工厂，最近还组织了一批手工业工人，成立鞋靴生产合作社，这个生产合作社，今年将生产六、七千双男女牧民喜爱的马靴。

我们伟大的祖国
首都中山公园07月15日晚上昙花盛开。
昙花花朵纯白色，从叶边生出，清香美丽，一年开一次，都在夜里开，从初放到谢落，只有三、四小时，所以俗语说是“昙花一现”。

我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为印度访华艺术代表团饯行
【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康矛召在印度访华艺术代表团启程前往中国前夕，举行招待会，为代表团人员饯行。
应邀参加招待会的还有印度外交部和教育部的官员、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克其鲁博士、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吉安·昌德博士以及德里的著名艺术家、文化工作者和新闻界人士等。
在招待会结束时，代表团团员、西塔（印度乐器名）演奏家瓦拉雅特·侯赛尼·康恩和著名女舞蹈家达玛扬蒂·乔希进行了表演。
他们的表演受到热烈的欢迎。
更正
09日本报刊登的格·马·马林科夫“关于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任务”一文，在第3版第2栏倒数第19行中“只有八万二千人……”应改为“只有六万八千人……”。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续开行政性会议
美方片面宣布休会，大会休会到16日上午
【新华社开城15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07月15日发表公报如下：
双方代表团07月15日举行行政性会议，对方片面宣布休会走出会场。
大会休会到07月16日上午十一时。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四项政令
【新华社平壤15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13日发布四项政令：
任命内阁铁道相朴义琓为内阁副首相，解除朴义琓的铁道相职务，任命内阁铁道省副相金会一为铁道相，任命内阁国家仲裁院院长朱晃燮为内阁无任所相。

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的破坏活动
上海破获两起间谍特务案
广大人民和爱国教徒展开反帝爱国斗争
【本报讯】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经过长期周密的侦察，在03月25日和06月15日，先后破获了两起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破坏活动的间谍特务案，逮捕了主从犯二十余名。
经过详细的审讯，由于罪证确凿，各犯均无可抵赖。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根据各犯罪情的轻重分别依法予以惩处。
上海和华东许多城市的人民和爱国天主教徒，对帝国主义的这一卑鄙恶毒的犯罪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恨。
一致拥护人民政府的严正措施，决心继续协助政府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危害中国人民利益和损污天主教会的间谍特务活动。
03月25日逮捕的有主犯田望霖（AlainDeTerwangne，天主教神甫，比利时籍）、林仁（ClementRenirkens，比利时籍）和从犯八名。
田望霖和林仁都是以天主教神甫名义为掩护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
田望霖在1948年来上海，原是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心腹。
黎培里在中国控制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进行反动活动时期，曾派田望霖为组长；
黎培里被驱逐出中国国境时，留给他两千元美金作活动经费；
去年黎培里还给他秘密传来“指示”。
上海解放不久，田犯即接替了被驱逐出我国国境的帝国主义间谍才尔孟的罪恶活动，勾结林仁，潜伏在天主教海门教区驻上海办事处，从1951年09月开始到破获时止，长期进行着间谍活动。
田、林两犯经常刺探我国各地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机密，汇集编成情报后，用各种密码、密写发往国外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先后共有三十份，取名为“MEMENTO”。
情报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1952年04月，田犯曾派本案从犯师保禄赴河北省保定市，以开办工厂为名，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
师保禄是他们最看重的爪牙之一。
师犯在保定曾勾结了帝国主义分子平静修（已被逐出国境）和圣母军分子多人进行反动活动。
田、林两犯并以金钱引诱等卑劣手段，欺骗和勾引青年教徒刺探情报，散布谣言。
林仁曾先后给向明中学教徒学生吴宝昌二十四万元，要吴刺探情报，甚至要他“准备坐牢为主殉教”。
田、林两犯自知罪行严重，平日行动极为诡秘。
他们在住处布置了一个“小圣堂”，以掩护其罪恶活动；
并预作布置，准备破案后，有人接替其破坏工作。
田犯曾以两千美元、密码字典和国外联系地址等先后交给本案从犯林鸣奎，并嘱他在案破后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田、林两犯把师保禄也列为“继承人”之一，田望霖把国外情报站的地址告诉师保禄，要师犯在他们“离境后继续报告”，并嘱师犯要
“坚持下去，等待美蒋反攻”。
上海市公安局根据长期的侦察与群众的检举，证明全部材料属实后，于03月25日一举破案。
田犯所布置的警铃、警灯、重重门锁都失去效用，公安人员当场找到这批间谍特务分子的罪证：
第30号情报底稿、大量美钞、密码本、化学药水、国内外情报网地址及来往信件等等。
继田望霖、林仁间谍特务案破获之后，06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又破获了另一起以宗教为掩护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案，间谍特务分子翟光华
（CharlesJosephMcCarthy，美国籍，耶稣会神学院院长）、斐有文（ThomesLeonardPhillips，美国籍，帝王堂神甫）、葛怀仁（JosephPatrickMcCormack，美国籍，玛利诺会办事处负责人）、格寿平（FernandLacretelle，法国籍，耶稣会会长）、梅占元（JosephJeanDeymier，法国籍，远东遣使会总视察）等十三人被逮捕。
当场搜获手枪、左轮枪、盒子枪、手榴弹、各种子弹，及破坏了的电台、枪支零件，蒋匪党国旗、军事地图、收报机，气象测量计以及大批情报资料。
并搜获在这些间谍分子主使下所窃取的我国家机密文件多件。
根据缴获的材料证明，这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曾长期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
解放前，梅占元等曾通过浙江省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搜集当地人民游击武装的情报，解放后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
他们曾向外国特务机关报告蒋匪空降特务及美机散布细菌后的效果。
这些间谍特务分子还利用教堂及其住所，包藏反革命分子，资助美蒋特务。
上海解放后，潜伏在上海的美国间谍分子即长期以帝王堂作为连络接头之所。
蒋匪毛森系潜藏在上海的武装特务、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苏皖区独立纵队”第2支队第4大队长邓习佩
（已被逮捕），在1950年12月就曾得到斐有文等的资助。
反革命罪犯范泽生被帝国主义分子隐藏在首善堂内，此次与梅占元同时被捕。
范是北京人，前保定教区神甫，1946年曾任蒋匪国民党清苑县党部区分部书记兼宣传委员及伪参议员。
他曾组织还乡队，主使爪牙逮捕我干部及农民，抢粮倒算；
又勾结蒋匪军杀死我村干部范旦子，并将范旦子的心肝挖出，残暴异常。
范匪于解放后逃至上海，化名范保禄，一直被梅占元等匿藏在首善堂内。
这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并一贯破坏人民政府法令。
如帝王堂、遣使会匿藏大批扬州、高邮等地的田契，在土地改革时并未交出；
匿藏使用并化名出卖电台及电讯器材；
遣使会、耶稣会多年来曾不断地、大量地私套外汇，转移财产，隐藏武器，又曾诱骗强迫青年赴国外受反动训练，阻止圣母军分子登记，破坏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罪行被公开揭发后，激起了全上海市各界人民与爱国天主教徒的公愤。
各界人民及爱国教徒，连日纷纷集会，控诉、发表宣言、给报社写信，揭发和痛斥帝国主义危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拥护人民政府逮捕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的英明措施，决心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徐汇区各界人民一万余人在06月22日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天主教徒们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
这两起间谍特务案的破获，也使一部分思想麻痹的人清醒过来。
天主教徒许曼音医师自我批判说：
“过去我认为驱逐了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才尔孟等以后，天主教中大概不会再有披着宗教外衣暗里却作反革命勾当的人了，今天看到揭露的田望霖等间谍特务案件，使我大为警惕。”
杭州、南京、无锡、嘉兴、徐州等地人民与爱国天主教徒也纷纷集会，支持这一正义的斗争。
与此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举办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罪证展览会”，用实物、图片等彻底揭发敌人的罪行。
各界人民和天主教徒连日前往参观的很多，截至06月25日止已有五万多人，直接前往登记要求参观的已有一千多个团体单位共二十八万二千多人。
南京、海门等地的天主教徒也推派代表前往上海参观。
为了进一步动员各界人民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上海市第3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06月25日举行了第3次全体（扩大）会议。
出席的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陈毅等四百余人。
会上，上海市公安局代表马敬铮把破获上述两起间谍特务案作了详细报告。
他在报告之后表示：
上海市公安局对于一些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残余分子正密切予以注意。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衷心拥护人民政府逮捕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贤明措施，并保证以实际行动来参加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活动的斗争。
许多天主教徒在发言中除继续揭发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些罪恶事实外，并以切身体会说明了人民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惩潜藏在天主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
陈毅主席在会上做了重要指示。
他指出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明确的：
对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坚决依法保障的，今天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但对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则坚决地予以打击。
最近破获的两起帝国主义间谍案，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的阴谋，这是上海人民与天主教徒们共同进行的反帝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接着他指出：
现在有些帝国主义分子还在继续散布谣言，欺骗教徒，破坏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活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陈毅主席再一次声明：
人民政府对那些长期被欺骗的暂时还未能分清是非的教徒，虽然是少数，但仍然采取耐心教育的态度，希望他们能从这次破案的确凿事实中认识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所进行的破坏罪行而毅然决心觉悟起来，脱离帝国主义分子的掌握，转到反帝爱国运动方面作一个爱国的教徒，这是人民政府所期望的，也是符合人民利益与教徒们本身利益的；
对那些执迷不悟甘心受帝国主义利用的败类，人民政府一定依法惩处，绝不姑息。
会议最后通过了动员各界人民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活动的决议。
决议号召全上海人民行动起来，积极参加这一严肃的斗争；
号召天主教内爱国的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行动起来，和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揭发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的破坏阴谋，为爱护祖国、保障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斗争。
目前，上海市各界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正根据市协商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进一步掀起反帝爱国的斗争。

纽约“工人日报”斥美国好战分子的战争叫嚣
号召美国人民努力争取迅速实现朝鲜停战
【新华社柏林15日电】
纽约“工人日报”10日发表社论，斥责美国的好战分子的战争叫嚣，号召美国人民努力争取迅速实现朝鲜停战。
社论说：
“诺兰与麦卡锡之流仍在大喊大叫说美国必须继续流血，以便支持傀儡独裁者李承晚，同时使得发战争财的人高兴。”
社论说，“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在最憎恨朝鲜停战的敌人中间有着麦卡锡的后台老板，得克萨斯州的石油亿万豪富。
他们从美国人所流的血中间获得了巨额利润。”
社论说，“麦卡锡与诺兰之流为了迫使白宫把战争继续下去，并进行新的挑衅来阻挠停战，施用了十分巨大的压力。”
社论说，就在白宫答复朝中方面同意恢复停战谈判的信件以前，“艾森豪威尔恭敬地把诺兰这班人召进白宫，征求他们的同意和意见”。
社论说，“全国人民并不需要召他们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同意，而是需要对在亚洲进行全面战争的阴谋进行严格的调查。
在停战仍被拖延的时候，每一个钟头都在使美国军人丧失生命。”
社论说，“假如艾森豪威尔给朝中方面的答复曾得到麦卡锡和诺兰之流的同意的话，那么美国得到和平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
社论说，“让我们不要被某些参议员所进行的愈来愈多的战争宣传迷惑了。
人民应该群起向白宫要求：
不要再给李承晚一个兵，一块美元，立刻制服这个挑衅者，立刻实现停战！
立刻举行大国和平会议！”

美方迄未明确答复如何保证实施停战协定
哈利逊片面宣布休会的蛮横态度不能解决问题
【新华社开城15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吴敏报道：
美国首席代表哈利逊没有等待取得协议便片面地宣布15日的全体会议休会。
他将回来出席16日上午的全体会议。
14日，哈利逊曾要求代表团大会休会。
代表团大会已连续开了六天，为的是讨论实施停战协定和签订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问题。
如果这就是哈利逊在秘密的全体会议上所要一贯地采取的态度的话，那末，不难看出，这种蛮横的态度对于澄清有关实施停战协定的重要问题，是毫无帮助的。
代表团大会的会议情况尚未公布，但从罗伯逊和李承晚在过去几天中的行动看，朝中方面代表完全有理由要求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澄清足以决定停战协定的命运的重要问题。
停战协定草案规定，敌对双方司令官将“保证在朝鲜的敌对行为与一切武装行动完全停止的停战，以待最后和平解决的达成”。
由此可见，停战并没有时间的限制。
但是，美国方面的李承晚说，他只是在九十天的时间以内不阻挠停战。
罗伯逊在谈到他和李承晚的联合声明时支持了这种说法，他说，“假如我们不能在会议桌上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将采取局势所需要的一切行动”。
停战在一定的时期以后就要被破坏吗？
李承晚回答说，是的。
而艾森豪威尔的私人代表也同意了这点。
停战协定草案的第17款明白说，“敌对双方司令官须分别在其指挥下的军队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与办法，以保证其所有部属彻底遵守本停战协定的全部规定”。
而这种规定之一就是把不直接遣返的全部战俘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
李承晚扣留了二万七千名以上的战俘，已经违反了这个协定。
联合国军总司令没有负起全部责任，来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李承晚遵守协定，结果，就使签订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停顿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准备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想保证停战协定的规定的执行吗？
迄今这个问题仍然未得到什么明确的答案。
除非把这些问题加以澄清，停战协定便随时都可能遭到李承晚政府的破坏，因为它一贯顽固地鼓吹已经遭到彻底失败的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
在李承晚破坏停战时，美国方面将如何“保证在朝鲜的敌对行为与一切武装行动完全停止的停战，以待最后和平解决的达成”呢？
很明显，片面地宣布全体会议休会是不能够澄清这个问题的。

肃清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
近年来在北京、天津、沈阳、南京等地陆续破获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案件。
今年03月和0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又先后破获了两起帝国主义间谍破坏案件。
两案中的主犯翟光华（美籍）、斐有文（美籍）、格寿平（法籍）和田望霖（比利时籍）等，都是天主教中的反动神甫、会长或神学院长。
他们在帝国主义特务机关的指使下，以天主教为掩护，驱使少数落后的天主教徒，刺探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教机密，破坏土地改革和各种爱国运动，企图危害人民民主政权。
但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力量面前，这些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阴谋终于被揭穿了。
这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我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阴险计划是又一个有力的打击，这是我国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又一重大胜利。
这两个案件再一次充分地说明，我国人民既然有能力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匪帮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也就有能力粉碎帝国主义危害我国人民安全的一切阴谋诡计。
不论这些帝国主义匪徒是多么卑鄙、阴险和凶恶，都无法逃出我国人民群众及我人民公安机关的巨掌。
同时，这两个案件的破获也再次说明，帝国主义不仅在我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利用天主教和其他方式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而且他们现在正加紧作垂死的挣扎。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早就指示过我们：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我国人民和一切爱国的天主教徒，都应该从已经破获的许多案件中吸取教训，提高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破坏阴谋的警惕，积极协助人民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的间谍特务活动。
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散布“天主教是超政治的、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的”等等说法，来掩饰他们利用宗教进行与我国人民为敌的破坏活动。
但是无数事实都证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我国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贯的和有计划的。
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我国各地人民公安机关曾先后破获了邢台、齐齐哈尔、献县和沈阳的天主教间谍案，广东梅县天主教美籍主教福尔德间谍活动案，南京天主教耶稣会美籍神甫牧育才等反革命活动案，黄石天主教美籍神甫苏良反革命活动案，辰溪天主教美籍神甫翁明德通匪藏毒案，沅陵天主教美籍神甫高尔飞反革命活动案，广西郁林天主教美籍教徒其履根间谍活动案，天津天主教法籍主教文贵宾反革命活动案，北京意籍神甫马迪懦间谍活动案等等。
这一批帝国主义分子虽然披着主教、神甫的外衣，实际上都是老牌的间谍特务。
他们曾经长期勾结我国内外的反动分子，破坏我国人民革命事业。
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除继续为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收集情报以外，还恶意地散布了许多破坏世界和平和煽动世界大战的谣言，阻止和破坏天主教徒参加抗美援朝等爱国运动。
他们极力为美帝国主义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辩护，有的甚至准备进行武装暴乱，妄想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
在这些已破获的案件中，今天本报发表的“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案件，更系统地暴露了帝国主义与我国人民为敌的凶恶面目。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一个以天主教为掩护的反动武装特务组织，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特务机关的直接掌握之下，以天主教中的反动神甫为基础，裹胁一部分落后的天主教徒组成的。
从1946年开始，这个反动的特务组织，除在华北各地造谣破坏、刺探情报、组织反动武装侵扰解放区以外，还曾经为国民党匪军的飞机指示轰炸目标，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民，并派遣特务匪徒阴谋刺杀人民革命领袖。
这一系列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证明：
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一贯利用天主教，进行反革命的间谍破坏活动，它们说什么天主教“超政治”、“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只是掩盖它们罪行的烟幕罢了。
全国解放三年多以来，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各界人民的积极协助下，特别是以天主教为掩护的间谍特务案件的陆续破获，已使广大天主教徒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他们自动地开展了反帝爱国的运动。
这一运动的唯一目的，是从教会中驱逐帝国主义分子，肃清帝国主义在宗教事业中的影响，使天主教变成中国人民自办的宗教事业。
因此，它完全是天主教徒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尊严，保护我国人民利益的爱国运动。
但是仍然潜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却有意制造谣言，企图破坏这一爱国运动。
他们的无耻谎言已为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徒所识破。
爱国的天主教徒已经坚定地站起来了，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国的种种罪恶，把一批披着羊皮的豺狼赶出了教会。
同时，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抗美援朝等爱国运动，有的更勇敢地检举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间谍特务活动，使人民公安机关能够迅速破案。
这些爱国的行动都说明，广大天主教徒的政治觉悟已经提高了，因而获得了各界人民的同情和赞助。
但是应该着重指出，由于至今还有一批帝国主义分子窃据着天主教的神职，对于稍有爱国表现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动辄用“摘神权”、“停止神功”、“开除教籍”、“不给领圣体”等手段来威吓；
因此，天主教内的爱国正气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有些教徒还心存疑惧，不敢起来和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
更有极少数的天主教徒长期受了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中毒较深，至今仍然看不清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假面目，而在利诱和威胁之下，参加了间谍特务活动，犯了危害祖国和人民利益的罪行。
这就说明清除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对于天主教徒的爱国运动也是有力的支持。
在这一反帝斗争中，少数误入歧途的教徒应该赶快悔悟，毅然决然地和帝国主义分子斩断关系，站到反帝爱国这一方面来。
人民政府对于宗教信仰和正当的、公开的宗教活动一向是坚决保护的。
关于这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共同纲领上已有明文规定。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明白指出：
“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
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在去年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毛主席又一次说明：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
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见1952年11月22日本报所载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人民政府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几年来曾经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
凡是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的爱国教徒，不论他们信奉那一种宗教，他们的信仰自由都一概受到保护，他们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
就是对于极少数误入歧途的教徒，人民政府也是采取耐心教育的政策；
只要他们能够悔悟，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同样加以保护。
人民政府这种言行一致的态度，获得了广大教徒的拥护。
这种无可争辩的事实，决不是帝国主义的任何造谣污蔑所能歪曲的。
但是必须严正指出：
人民政府只保护正当的公开的宗教活动，对于那些以宗教为名而实际上秘密进行反革命间谍破坏活动的分子，则必须坚决加以镇压。
这也是人民政府一贯的政策。
人民政府决不因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而容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革命活动，人民政府也决不因为要清除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而干涉宗教信仰自由。
因此，一切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也为了使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受沾污，必须把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所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加以严格的区别，坚决把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
这是每一个天主教徒应有的爱国行为，也是爱教的正当行为。
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帝国主义者虽已接连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必然要继续利用一切方式对我国进行捣乱和破坏。
我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都应该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因已取得的某些胜利而产生麻痹思想，而必须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07月28日召开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
【新华社15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4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命令。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兹决定：
1953年07月28日在莫斯科召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伏罗希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纳·别哥夫

西藏致敬团副团长丹巴日杰晋见班禅额尔德尼并向日喀则人民作报告
【新华社拉萨15日电】
西藏致敬团副团长丹巴日杰和该团一部分团员返抵日喀则后，晋见了班禅额尔德尼，并连续向当地各阶层人民传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指示和他们参观祖国内地的观感。
06月11日，丹巴日杰晋见班禅额尔德尼，详细地报告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四点指示和到祖国内地参观的情况。
他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国家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已经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正在正确地实施，各种建设正在惊人的进展。
班禅额尔德尼听了报告后，非常兴奋，他对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各兄弟民族人民对西藏致敬团的热情关照，表示十分感激。
当天下午，在班禅堪布会议厅举行的宴会上，丹巴日杰又向全体官员作了一次详细的传达报告。
13日，日喀则各界僧俗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日喀则机关部队代表，在市内广场举行了欢迎大会，丹巴日杰在欢迎大会上作了三小时的传达报告。
报告受到到会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一个低级互助组是怎样巩固和提高的
王恩贵
吉林省蛟河县联合屯韩奎互助组原来是一个临时插犋换工组，今年开始准备春耕的时候，由区干部帮助改组成一个有七户人参加的三大季的互助组，并由组员选出韩奎当组长。
最初韩奎没有信心，他说：
“我一没有文化，二没有经验，又没有算计，连自己的生产还搞不好，怎能领导别人。”
后来由县里下乡的王同志给他指点了一些办法，并让他向本屯常年互助组组长高岱长领导的互助组学习，他的信心才提高了。
他紧紧抓住了“学习别人，提高自己”的方法来领导互助组。
地刚解冻的时候，高岱长互助组掀起了积肥运动。
韩奎就赶紧到高岱长那里学习攒粪、送粪和支配劳动力的办法。
接着又找组员们开会商量换工攒粪的问题。
七个组员，分工合作，挖的挖，装的装，送的送，给这家攒够了，再给另一家攒，十几天的工夫，全组一共攒出了一百二十多车粪，加上原来的猪圈粪、人粪等共送出三百多车。
播种前，高岱长互助组创造出大豆双行压格器（即踩格子的工具）和双筒点胡芦，把四垧八亩丰产地的大豆都播成双苗眼，其他庄稼也实行了等距宽播和连结作业。
韩奎互助组看到了，就按着自己组的生产条件，也适当地改进了耕作法，因而小苗出得齐，长得旺。
春耕结束后，在高岱长的帮助下，韩奎和组内的积极分子，在一块总结了春耕播种工作。
在总结中，发现由插犋换工组变成季节组，特别是有了组长，学习了常年组的办法以后，和往年有很多不同：
干活劲头大了，多攒了粪肥，播种时实行了深耕细作和连结作业，克服了春旱。
但是也还存在许多应该改进的缺点：
一、在互助生产中，劳力不分强弱，干活不分好坏，技术不分高低，总是干一天活就订一个工，有的人吃亏，有的人占便宜。
二、没有记工清账，组员们互相存欠的人畜工，全靠自己心里记，在播种阶段，险些儿算不清账。
三、经营管理还不够民主。
像轮班干活时，组长有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因而有的组员不满意。
大家都认为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便会减低组员们的生产积极性。
于是订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实行民主管理，铲地时干活先后问题，应根据地的荒净情况，先由组长订出计划，经过组员讨论决定。
二、贯彻互利政策，按每人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干活好坏评出每个人的固定分数，如果本人发挥了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就按情况增分。
三、建立清工结账制度。
每人发给一百张工票，干完活后，每天晚上找换工票，五天记账清账一次，一季找齐。
以上办法经过组员反复讨论修改和补充后，就照着实行了。
06月09日，韩奎互助组开始了夏锄，为了加强工作的质量，他们运用了高岱长组铲地的好办法，结果铲的细，又不伤苗、不留草。
为了间好苗，他们组织了本组的三名妇女到高岱长组作了三天工，学会了怎样间苗。
由于贯彻了互利政策，实行了民主管理和清工结账制度，韩奎互助组从打春起种地到夏锄，一直是在一块干活，已由一个临时换工组变成三大季的互助组。
韩奎互助组半年来的实践证明，搞好常年组，树立旗帜，并加强常年组和低级组的联系，是提高低级组，领导互助合作的好办法。

中共屯留县委检查和改进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山西省屯留县委今春组织全县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联系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检查。
首先检查出在订生产计划中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和盲目性。
他们曾预计五年内在全县发展麻田二十万亩；
1953年原计划发展到八万亩，结果只种了不足五千亩。
这个计划违背了“增产粮食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首要任务”的方针，也不符合农民当前的要求。
他们原计划在1953年推广水车六百部，第1季度完成百分之八十。
结果仅推广了一百一十部；
而且去年“推”出去的大部水车还没有安装起来。
这是因为在订计划时完全忽视了农民的思想觉悟、生产需要和购买能力，这就促成了区村干部的强迫命令，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特别是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中，没有完全按照中央指示的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条件稳步前进的方针，把一些根本不够中央所规定的条件的互助组，硬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又把六十个社的牲畜、羊群、农具全部或部分作价入社，共作价十二亿一千八百余万元。
三区李村社甚至把羊工的被子、皮袄也作价归社了。
这就引起社员的思想动荡。
有牲口户说：
“牲口作价是句话，还价不知在何年。”
无牲口户反映：
“动弹三年也还不完债，早点出社为正经。”
有些不够条件的社，社员都不爱护公物。
有的人反映：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老得快，牲口死得快，家具坏得快。”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信誉降低了，社外群众思想也动荡起来，消极地等待“合作化”，生产劲头不大。
县委领导全县干部，在春耕生产中，按照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文件，改进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四十六个社作价归社的牲口、羊群、农具，实行全体社员讨论、民主议定的办法，采取租用、私有伙用、作价付息和在社内经济能力许可的条件下集资购买的办法，按照既不损害私有又便利集体经营的原则，作了正确的处理。
不够条件的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重新改组为互助组。
干部作风也开始转变了，重视了深入群众、贯彻政策，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指导农业生产。
水利科长郭玉城到二区路村工作，随时随地了解情况，吸取群众经验，按照就地取材，就地总结，就地推广的原则，总结了该村李保昌1950年每亩高粱产一千斤的经验，通过宣传网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
结果，全村在积肥、密植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由于政策的贯彻和干部作风的改进，群众情绪由动荡走向稳定，生产积极性提高了。
群众积极准备生产资料，全县今春购买牲口一千四百多头；
修大小农具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件。
铁匠木匠反映：
“去冬没活干，今春干不完。”
施肥量超过去年约七分之一。
耕、耙、耢都比去年做得更细致了。
全县五十二万亩秋田都做到了适时下种。
从这些工作中，屯留县的干部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纠正偏向、贯彻政策、改进作风的重大意义。
（陈明光）

从松江省桦南县一个区看怎样改进区级干部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
马健
“把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统一领导思想，统一工作计划，统一使用力量”；
“深入群众，搞好重点，推动一般”，这些都是农村工作中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的根本问题，说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实际做起来可不简单。
根据今年04月间我们在桦南县第1区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区干部领导生产的工作中是有不少问题的：
一、区级领导方面过去虽然也注意了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使用力量，但是往往被县级各部门打乱。
各部门都强调自己的业务工作重要，要区里“限期完成”，区里只好把自己原来的布署和计划取消，陷于被动忙乱状态。
今年春节后，在推广新耕作方法时，县里领导思想比较统一，力量比较集中，上级的指示比较及时，区级干部经常有二十多名在乡下活动，因此，区里领导生产也就比较顺利。
但从03月下半月以后，县的各部门业务工作多起来了，区干部经常被抽调，乡下只有七、八个人活动了。
这样，就大大地减弱了对生产工作的领导。
一区干部按编制是二十五人；
除了还缺一名农业助理员以外，其余干部都已配齐。
但是，有离职学习的四人（包括省党校、行政干部学校、武装干部学校、文化补习学校），领导民工外出的一人，请长期病假的一人，轮流休息的一人。
另外，区人民政府还要留二人在机关工作；
能下乡的只剩了十五人。
这十五个人还经常被县级各部门抽调去开会或长期工作。
从03月08日到04月22日，区干部（从区委书记、区长到助理员、文书）平均每天都有两人到三人在县里开会或工作。
区委书记郎义同志说：
“区里工作就是伸不开腰。
本想有计划地去干，可是一下子就叫县里各部门给打乱了。”
二、区级领导干部虽然也知道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但县里很多部门的干部下乡后都直接找区委书记，并要求区委负责保证完成任务，加上区干部常被县里抽调，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生产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有些业务部门单纯强调搞自己的业务，往往和中心工作脱节；
区领导干部如果不同意，还会被批评为“领导不全面”。
有些部门的干部到区以后，不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而坐在区委办公室叫区委书记给汇报情况。
另外，由于区级领导干部分工不够明确，区、村各个组织、各个部门以及广大干部群众，事事都要找区委书记来办。
区税务所收税工作中发生困难也找区委书记帮助；
运输公司营业所找大车拉脚也找区委书记帮忙；
农村群众为了一些小事，如军属找房子、治病，转业军人想开成衣铺，以及民事纠纷等等，都来找区委书记；
横黛山村一个农民的骡马下驹“爬窝”了，也找区委书记给想办法。
区委书记对上边来找的各部门干部不管，会受到“区委不重视”的批评；
对下边的各种事务工作不管，又怕群众会说“官僚”、“架子大”；
因此，对来自各方面的工作一一“应酬”，结果就削弱了对当前生产工作和党务工作的领导。
三、由于工作被动忙乱，不能深入地了解情况、系统地解决问题，区委对农业生产工作的领导就很难跳出“一般化”的老圈子，对于掌握重点、深入群众、发现问题、创造经验、指导全面作得很不够。
如在种麦时，曾发现了群众在耕作上使用着十分粗糙的方法，区委只是给各村、各区干部发个通报，要大家注意；
却没有深入群众进一步帮助群众想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把经验及时地传播开去。
这样，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也等于没有发现。
区的领导重点也不明确，区干部的力量有平均使用的现象。
虽然也设了重点，干部分了工；
可是县级各部门一抽调干部，就使重点失去了作用。
四、大部分区干部不懂生产方针和政策，缺乏农业生产知识。
如区干部黄秀兰在太平庄村工作，群众问他：
“种谷子宽苗眼，趟上土把苗压死了怎办？”
黄答不上来，自己感到很不好看，只好说：
“等我回去问问再说。”
全区现有干部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在内）对党在农业生产中的方针和政策还知道一些。
因此，一般区干部下乡常常躲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子；
即便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工作，他们也不愿到社里去，
“怕社里问这个问那个的”。
区干部下乡后，不学习文件，整天陷在事务圈子里，只求完成上级分配给的数字；
他们回区以后，领导方面也很少组织他们学习。
他们在工作中缺乏办法，做工作常发生偏差，也不受群众尊重，自己也感到苦恼。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我认为，改进区的领导，是和县的领导作风的转变分不开的。
县里领导的统一，是区村做好生产工作的关键。
县委、县政府对于各个业务部门应适当地加以控制。
各个业务部门下达工作、抽调干部，必须经县委批准。
县里各个部门干部下乡工作，应围绕与结合生产工作，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不应只是伸手向区委要材料（当然区委也应主动地反映情况）。
另方面，县各部门的一般业务工作，不应事事要区委保证，样样要区委负责。
二、区里要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分工合作，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度。
区领导干部应有明确的分工。
第1区区委书记、副书记和区长、副区长现在是这样分工的：
区委书记除掌握全面领导外，着重领导党务工作；
区委副书记着重领导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区长除掌握行政的全面领导外，着重领导农业生产，并与区委副书记适当分工；
副区长多负责一些行政事务。
对于来自上级的各个业务部门的工作，除党的系统的以外，凡行政系统的，一般应和区长研究；
区村的行政事务，也应由区政府负责。
这样，区委书记可抽出更多的力量去领导中心工作和党务工作。
第1区根据现有的干部力量和具体情况，把全区划分成四个片，成立了四个工作组，每组设两个组长，区委书记、副书记、区长、副区长分别担任各组组长。
每个片里有重点村、社、组。
工作组采取又集中又分散的办法使用力量。
要解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时，就集中到重点村、组吸取经验，然后分别到一般村去传播。
区委经常开碰头会，检查、汇报工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提到区委会研究。
工作组同时又是学习组，工作和学习统一领导。
目前来看，这样做对于提高区干部的水平、做好全面工作是比较恰当的。
要注意的是，在实行这个办法时，领导方面必须大胆放手使用干部，充分发挥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把各种工作做好，以免只是区委书记、区长和工作组长忙忙乱乱，一般干部消极被动。
区的领导干部还应明确认识：
仅仅依靠几个区干部的力量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发挥各个组织的力量，对党支部、宣传网、团支部以及各个群众组织应加强思想领导，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
三、区领导干部要抓紧中心、掌握农时、争取主动。
在每一个农事季节到来之前，都要及早做出工作计划，及早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和具体的准备工作。
不然，一步赶不上，就会步步赶不上。
在作了思想动员、做了准备工作以后，就应当根据本区的具体情况，先搞好重点，及时地取得经验。
这样，领导就能主动，就能使工作顺利开展。
应注意的是：
做重点工作时，不应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一点毛病也没有的时候才向各村推广；
而应当在发现有一点成功经验的时候就及时推广，发现有缺点时也应一方面帮助改进，一方面提醒其它村、组注意。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重点村、组不断前进，也才能及时带动一般村、组。
四、区干部应深入地调查研究。
可采取召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从群众中了解问题，摸着群众的真实思想。
在了解了群众思想以后，再具体帮助村干部想出办法，提出明确具体的任务。
每一项工作开展以后，都要及时深入地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检查工作时不能单纯看成绩或数字，而应着重检查工作方法，并帮助总结、交流和推广经验。
五、要加强对区干部的政策领导和业务指导。
一是加强对区干部政策学习的领导。
区干部下乡时，区委应给规定一定的学习任务；
区干部回区后，区委应检查他们的学习笔记，举行测验，并组织他们集体讨论。
二是改进区干部回区汇报工作的方法。
汇报时不要泛泛地汇报一些工作情况，而要着重汇报下边工作中所碰到的具体问题和新的经验；
不要大家一汇报、区委书记一“总结”一“布置”就完事，而要组织大家讨论这些具体问题，交流经验。
这样使大家动脑筋，大家想办法，不但能不断地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而且便于解决实际问题。

各地早稻丰收已经有望
粮食部门正积极准备收购工作
各地早稻丰收已经有望，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收割。
各地粮食部门对收购稻米工作，也都及时作了准备。
中南区的早稻生长良好，估计大部地区平均可收八成以上，不少农民可比去年增产一成到两成。
目前，江西省南部大庾、信丰、赣县等县，06月下旬以来已陆续开始收割。
中部和东部到07月20日后也可开始收割。
广西省南部已自06月中旬起开始收割早稻，邕宁、横县等县估计可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
湖南省东部和洞庭湖滨平原、湖北省长江南北的早稻，一般也都能比去年增产一成左右。
广东省农时最早的海南岛已完成夏收，其他地区有的已收割完毕，有的正进入大割。
全省早稻除小部分因受水灾减产外，丰收已定。
揭阳县有三个区的部分乡村，早稻被水淹而减产，但全县早稻总产量可比去年增产一成半左右。
该县渔湖区去年被评为丰产区，今年早稻又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三。
沙田区中山县早稻全面丰收，估计可比去年增产一成半，并出现每亩收八百斤的高额产量记录。
潮安县城西北有一千三百多亩被当地农民世代称为“大海”、“饿死鸟”、“前湖”、“后湖”的低洼田，其中六百多亩早稻在往年往往颗粒不收，其余每亩只能收一百多斤；
今年由于修好了水利，每亩收了三百多斤谷子。
在西南区，四川省近五千万亩水稻丰收在望。
川西平原早稻正扬花吐穗，中稻也开始含苞，许多稻杆长得几乎有一人高，一般老年农民都说：
这是几十年来少见的好庄稼。
在气候温暖的川南长江沿岸，泸县、纳溪、江安等七县早稻已抽穗，且穗多粒饱，07月底后就可收割。
云南省金沙江、红河沿岸的少数民族地区早稻丰产。
在华东区，浙江省早稻即将开始收割。
全省二百二十万亩单季早稻和六百多万亩双季稻中的早稻，目前已普遍进入结穗成熟期，07月下旬可开镰收割。
季节较早的金华、温州、台州、衢州等专区的早稻07月中旬就可收割。
今年浙江省各地早稻杆圆、棵粗、分蘖整齐，如无意外灾害，可望丰收。
目前各地正积极进行收割早稻的准备工作。
今年各地一般都注意推广先进耕作方法，合理施肥，防治病虫害；
各地领导机关并注意领导农民和自然灾害作斗争。
四川省水稻约有百分之六十推行了“少秧密植”等先进耕作方法，每亩最多的有八、九千窝，比去年增加两、三千窝。
由于去年冬季开展了稻田治螟工作，今年虫害已大为减少。
入夏以来，各地农民点灯捕蛾，扯枯心苗，又为根治虫害作了很大的努力。
各地稻田施肥量也比往年增多了。
全省各级合作社在05月初到06月初供应农民夏季肥料达三千三百多万斤。
丹棱县楼房村农民过去是“栽秧一道粪，薅秧上点灰”，今年普遍施肥三次。
各地农民为了防止水稻倒伏，还注意将磷、氮、钾等肥素合理施用。
这些，都为全省水稻丰收准备了有利条件。
福建省在07月03日到05日受到强大台风侵袭，但农作物损失轻微，早稻仍然丰收。
这次台风是福建省三年来所受台风中风势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
在这次台风即将来到和袭击期间，全省沿海各地都采取最迅速的办法传递台风警报，各地党政机关及早采取了紧急的措施，领导群众进行防范和抢救；
加之台风过后，天气晴朗，有利于农作物的恢复和生长，使台风灾害大大减轻。
风势最大的惠安以北到福安一带的沿海地区，除少部分正在扬花孕穗的稻子将减产一成到两成外，其他绝大部分水稻损失轻微。
晋江等县早稻大都黄熟，被风吹倒的早稻田经排干了水后，一般没有损失。
从已经收割的早稻产量来看，今年收成比去年还好。
目前，有些地区粮食部门正积极进行收购稻米的准备工作。
湖南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在06月下旬召集早稻产区各级有关部门，开会讨论和具体布置了收购工作。
对市场管理、收购价格、仓储运输、改善国营粮食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具体问题作了缜密研究。
各县有关财经部门组织统一的收购委员会，积极进行准备。
各县正计划训练临时粮食收购干部一万多人，以便认真贯彻国家购粮政策。
湖南省人民政府粮食厅已发给各地仓库消毒杀虫药剂十万斤。
各县除整理原有仓库外，并新建简易仓库和棚场，以扩大仓库储蓄量。
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部门并准备了大批工业品和肥料，团结私商小贩组织“货郎担”下乡销售。
在主要产稻地区还准备举行小型物资交流会，以满足农民需要。

江西省遭受水灾地区经过政府领导抢救大部恢复生产
江西省自05月10日至06月10日霪雨连绵，山洪暴发，抚河、赣江、信水等河水位先后急遽上涨，沿河两岸各县、市的部分地区遭受了轻重不同的水灾。
其中以南昌、吉安、赣州三专区受害较重。
早在04月上旬，江西省人民政府就发出了加强防汛抢险工作的指示，05月初，省防汛指挥部又组织了七个检查组，分别到南昌、清江、余干、鄱阳、临川等十一县，重点检查堤圩及防汛准备工作。
经过这些准备工作，在05月下旬霪雨溃堤时，各地群众便保证了及时地有组织地进入了险工阵地；
当河水开始上涨时，抚州专署副专员，南昌、新淦、临川等县县长和中共县委负责同志，都亲自上堤领导群众防护抢险，因此，相当地减少了这次洪水的灾害。
江西南昌、吉安等地区遭到暂时不能避免的洪水灾害后，中共南昌、吉安地委和专署以及各县负责干部都带领大批人员赶到灾区，协助当地群众抢险堵口。
省人民政府和中共江西省委并组成联合慰问团，由省政府民政厅朱开铨厅长及南昌专署副专员率领，配合南昌、赣州、九江三专署派出的干部，分别到萍乡、新喻、分宜、清江、永修、修水、安远、信丰等县慰问灾民，发放大批急救款及各种贷粮、贷款，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
同时领导群众进行排水、扶苗、洗秧、挑除沙石、改种、调剂秧苗、补肥和恢复水利等工作。
在抢救过程中，省人民政府曾紧急指示灾区各级政府停止一切与救灾无关的工作，确实掌握灾情，全力抢救；
并先后发出中央拨给该省水灾急赈款四十亿元，及发给萍乡重灾区的棉衣六百五十套。
省财政厅亦拨给南昌专区救济款五亿元、公田租谷四十三万斤；
省人民银行对灾民也增拨贷款八亿八千万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与生产的困难。
经过以上措施，各地灾民积极地展开了抢险堵口、恢复生产的运动。
现灾区生产已经恢复，一般地已进入耘禾阶段。
被冲毁的小型水利一般已恢复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徐力之）

苏州专区乡干部自己参加生产后对领导群众生产也有了办法
江苏省苏州专区各县的乡干部从自己参加生产来领导群众生产，很受农民欢迎。
苏州专区所属无锡、宜兴等九个县的乡干部，过去由于自己参加生产的时间很少，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地领导群众生产。
现在，乡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全区绝大多数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大部分时间在互助组内参加生产。
宜兴县定期回家生产、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占乡干部总数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八。
无锡县有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定期回家参加生产。
乡干部参加生产后，对领导生产也有了办法。
他们以自己所在的村为基础，划片分工，领导生产，定期回到乡人民政府碰头，交流情况和经验，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他们自己做出榜样，培养典型，很快地由点推广到面。
常熟县沙洲区群众怕车水抗旱会损坏麦子，使泥土板结，该区合兴乡乡长和东莱乡农会主任便在自己互助组内发动车水。
车水几天后，棉苗全部出土，麦子也长得很好。
这样，全村百分之八十的棉田都跟着车了水。
宜兴县金泉乡副乡长潘禹德回家参加生产，在推广水稻适当密植时，自己选择一亩田做到行和株的距离均匀。
群众看了都说他的办法好，并跟着他学起来。
该乡财粮员何良仙首先用盐水选种，也带动很多农民群众实行这一办法。
（新华社）

要做好农村工作就要好好学习三个文件
——武乡县县区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等三个文件的收获和问题
李纯仁常维汉
山西武乡县县区干部，从04月初开始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及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
在这次学习中，多数干部克服了过去因为工作忙、没时间、不能认真钻研等思想，把三个文件作为指导农村工作的指南，认真地加以学习，因而在最紧张最繁忙的纠正盲目冒进偏向与全力领导春耕生产的季节，作到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在改进工作和提高干部思想上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了解两个月来学习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以便使学习再深入一步，在06月上旬县区扩大干部会议中，进行了一次测验和检查。
这次学习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第1、多数干部认识了而且作到了把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初步克服了过去的平均主义、分散主义的作法。
县委领导干部一方面严格控制了各种会议，另一方面改进了领导作风，深入到各区各村作具体指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春耕中各区经常有一个县委直接指导，使问题能及时解决。
各机关经常有一半以上干部下乡做实际工作，大大改变了以往单在机关里发指示、发表格、要材料的作法。
各区区委采取了轮回检查的办法，区干部深入到村、社、组内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并帮助解决，大大减少了各村村干部与广大群众误工的现象。
广大农民群众反映：
“这才叫个真正搞好生产！
像以前，就只是嘴上说说。”
群众和村干部对县区干部更加信任、拥护了。
第2、多数领导干部开始掌握了从实际出发，从小农经济特点出发的原则。
大家正确地认识到过去对武乡县工作基础估计太高，要求太高，因而造成了合作互助运动中的盲目冒进偏向，产生了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和打击歧视单干农民的错误。
学习中央文件以后，县委结合武乡县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当地纠正了武乡县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盲目冒进倾向，把原有的一百六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为一百四十八个，对耕牛、羊群、农具等作价入社问题，除一部分耕牛农具在社员真正自愿的原则下仍保留为社的公有财产之外，绝大部分已经退给社员。
各区村干部都抓住了一切从多打粮食增加收入出发的原则，改变了过去在社内组内过分强调集体和盲目摆大摊子的做法；
在许多村采用了就地取材，就地推广的方法，进行了土地排队，算株算穗，总结出当地的丰产经验，用实例来教育群众，收效很大，合理密植做得较好。
干部对待单干农民，也大都采取了积极领导、耐心帮助教育的态度。
第3、过去不少干部不敢宣传保护农民所有权，特别是不敢宣传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自愿原则，怕社、组散伙。
经过学习，大部县区干部开始认识了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将是大量存在的，认识了坚持巩固地联合中农的重要性，正确地并较完整地宣传贯彻了保护农民所有权及自愿两利等社会政策，纠正了过去流传的“三年合作化，五年集体化，家家都得入农业社”等错误说法；
在处理互助合作问题上真正掌握了自愿两利原则，使社员组员真正作到了入社入组自愿，出社出组自由。
过去多数人不安心农业生产，想到外边去；
不少农民不要土地；
现在要外出的不外出了，有些已经外出的也回来了，有些因外出把土地给了别人的，现在都往回要地。
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大大提高了。
第4、所有干部程度不同地都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就看文件研究解决办法；
认识到离开文件就无法工作。
就是过去极不重视学习的人，也开始转变了。
这次测验虽然有多数人不及格，但没有一个人交白卷子；
就是刚调出来参加工作的新干部，也都能答对一题或两题。
因此，在这段工作中干部犯错误与出偏差的较少。
在学习中央文件中，还有一些严重的问题：
第1、一部分干部，甚至有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还没有把中央发布的三个文件当作农村工作的指南来认真地学习、钻研。
从参加笔试和口试的四百二十四个干部看来，在学习收获上是极不平衡的。
一般的是县级机关干部较好，区级干部较差；
主要干部较好，一般干部较差；
老干部较好，新干部较差。
参加笔试的二十四个单位三百八十个干部中，及格的仅九十四人。
按各单位总平均分数计算，及格的只有两个单位（一为县委会，平均分数六十九分点三；
一为县政府，平均分数六十二分点五）；
其余二十二个单位都不及格。
七个区没有一个区平均分数及格；
县武装部和第7区的干部连一个及格的都没有。
县级机关正副科长级以上干部三十九人，笔试及格的只有二十一人。
参加口试的四十四人，大部答对的约只一半。
有些负责同志，还不如一般干部。
如县武装部副部长不及格，税务局长不如股员，工商科长不如科员。
这是应当及时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2、从测验结果来看，不少同志在认识上、观点上还有许多错误。
如对小农个体经济的发展前途，有的认为不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就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有的认为个体农民虽不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也走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有的认为单干就是分散主义、闹不团结，就是不跟上共产党走，应该加以限制、打击。
有的认为富农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
还有个别同志在学习三个文件后认为我们过去的工作一切都错了。
有人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本不应该积累公共财产。
从这些错误的答案来看，在继续学习中引导干部全面地掌握方针政策，克服认识问题的片面性，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3、在学习方法上还有不少毛病。
一部分干部在学习中不联系工作实际与思想实际，在学习中老是一人读大家听，或者只是个人念，读后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更展不开讨论。
因此，就有些人对学习不感兴趣。
尤其是税收、贸易、金融等部门的干部，自认为这些文件和他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以学习得极为草率。
其实这些文件和任何在农村作工作的干部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第4、县委宣传部门对于学习没有规定定期的测验、总结、检查制度，有时抓得不够紧，因而一些同志在学习上时冷时热，不够经常；
尤其是下乡干部，始终不能坚持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学习时常处于自流状态。
作了这次测验和检查之后，除按分数多少依次排列悬榜表示鼓励和批评以外，中共武乡县委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规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等三个文件为今后经常结合工作，认真继续学习的文件。
（二）在扩大干部会议以后抽出了一天时间，由县委进行讲解，组织讨论，帮助大家纠正错误观点，学习全面地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
县委宣传部并为大家拟定了今后学习中研究讨论的题目。
（三）规定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组织小组讨论；
辅之以必要的讲解。
由县委委员分工，在机关和各区具体指导，及时帮助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和疑难问题，并随时检查学习情况。
（四）规定今后按季节进行定期的总结测验；
县委宣传部门随时进行检查，总结和交流学习经验。

高邮湖滩变了样
缪文渭
今年03月，我从三河闸工地回家，路过高邮湖滩。
十一年前，我在高邮湖两岸打过游击。
那时候，这里是一望无边的芦苇、没有人烟的地方。
现在已有了很多新的村庄，一排排簇新的草房，墙上涂着雪白的石灰。
穿过芦苇滩，老远看见一个高墩子，我很快回忆起住在墩子旁边的张大爷来。
张大爷是四十多岁的老头子，从小受苦，给地主扛过三十多年长工。
抗战时期，我们常住在他家里。
他经常在夜里，用船把我们送过封锁线。
这次我想顺便到他家里去看看。
那知跑不多远，前面横着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
很奇怪，从前每天走过这里几次，连水沟子都没有，怎么现在有了一条大河？
河对岸有很多渔民，结网的结网，洗船的洗船。
我正想请他们把船放过来让我过渡，忽然发现上游来了一只小渔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摇双桨，把小船划得像射箭一样。
船头上坐着一个姑娘，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画报。
我向他们招手，请他们把我渡过河去。
小伙子只顾划船，没有看到我招手，船像穿梭似地到下游去了。
我便大声急呼。
姑娘听到我喊过河，急忙放下画报问我：
“从哪里来的？”
我回答：
“三河闸！”
小伙子急忙掉过船头，向我划来。
姑娘也帮着撑篙。
等船靠了岸，小伙子很抱歉地对我说：
“同志，不是我们不放你过河，你懂得河上的规矩吗？
‘千金唤不回顺水船’。”
我跳上船一看，觉得这两个青年人的脸孔很熟悉，但记不起在那里见过。
小伙子很认真地说：
“我们渔民最近订了个新规约，只要是造水闸的人从这里过河，不管船有多忙都要放他们过河。”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订这个规约？
小伙子把头向岸上一翘说：
“同志，你不知道，这里是出名的林家荡，九里荒。
解放前，这里年年闹水灾，湖洼地，蛤蟆尿泡尿也得成灾。
现在这里开挖了新引河，能出水，能进水，多年不长庄稼的洼地现在已经丰收了。”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绿油油的麦田像一望无边的海洋，春风吹来，到处起伏着波浪。
小伙子又把头向高邮湖一翘说：
“三河闸造好后，这个湖就要变成旱地，上级说要在这里开集体农庄，现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到扬州去学开拖拉机了。
将来我们这里可热闹啦，有集体农庄，发电站，又有鱼吃。”
船靠了岸，我急忙向高墩子那边走去，那知到高墩子旁边一看，张大爷住的两间草棚没有了。
向东一看，东边的庄子头上有几间高大的草房，草房门前拴着一条大牛，一条小牛，屋檐下搁着油漆得亮晶晶的水车，屋后的草堆比屋顶还高。
我就向那间房子走去。
老远就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大门口缝一件花布衣服，我看出这就是张奶奶，便向她打招呼。
张奶奶一听有人喊，就放下针线。
我走到她面前，说明来历，她一听，急忙拉着我说：
“原来是你啊！
我和老头子常常念着你，不知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打听了几次也没打听到。”
老太太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一扯就没有个完。
我问她什么时候搬到这个新房子里来住的？
老奶奶一听说新房子，话就更多了。
她笑着说：
“从前住的那两间风扫地月点灯，管晴不管阴的破棚子，给日本鬼子烧掉了。
后来盖了一间，又被反动派烧掉了。
解放后，分了十几亩地，四间新房子。”
她又指着门口的牛、水车说：
“这些都是土地改革时分到的。”
我问她张大爷、她的儿子、姑娘到那里去了。
她告诉我：
“张大爷成天忙互助组的工作，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回家吃。
大儿子参加志愿军当了指导员，二儿子在三河闸学水泥匠，三儿子和闺女打鱼去了。”
她很欣慰地笑了笑接着对我说：
“唉！
他们都像长了翅膀一样，总是在外边飞来飞去的不归家。”
天快黑了，张大爷才从外边回来。
两个年轻人也回来了，原来就是他俩渡我过的河。
他俩捉了很多大鱼，老太太烧火，姑娘忙着煮鱼。
小伙子很难为情地对我说：
“今天真对不起你，不知道是你过河，如果知道的话，一定用船去接你。”
老奶奶煮好鱼，又炒了几个鸡蛋，一家人都围在桌上吃饭。
老头子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谈起他们互助组里的事情，并询问三河闸的建筑情况。
晚上，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起今天所见到的事情，都比从前大不一样了。
第2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床准备回家。
张大爷也起来收拾船送我，张奶奶和姑娘也急忙起床煮饭。
吃过早饭，天已经大亮了。
红色的朝霞映红了半边天，光芒四射的太阳从湖中升起。
我站在船头上，环顾着湖面。
我好像看见了很多拖拉机在高邮湖滩里驶驰，我看到了高邮湖的明天。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反动的武装特务组织
编者按：
1949年03月到1951年07月，我华北各地人民公安机关先后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破获了“公教青年报国团”反革命案。
经过长期周密的调查和审讯的结果，完全证实“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特务机关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一个庞大的武装特务组织。
它的目的是协助国民党匪军进行反革命内战，破坏人民解放区，进行暗杀活动，破坏人民革命。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的这一极端卑鄙恶毒的阴谋诡计，在我国人民的铁拳的捶击下已经粉碎了。
这是我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大胜利。
今天我们把这一反革命案件的全部材料发表出来，必将有助于我国广大人民、特别是爱国的天主教徒，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从而提高自己的警惕性，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坚决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破坏活动。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雷震远（比利时人，天主教神甫）和国民党匪帮特务共同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武装特务组织。
这个组织是以天主教中的反动神甫为基础，裹胁一部分天主教徒组织起来的。
它直接受国民党“军统局”的指挥，以地区为单位，设立各级组织，分布到华北各地。
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匪帮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协助国民党匪军进行反革命内战，破坏人民解放区，进行暗杀活动，破坏人民革命。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特务匪徒，主要是依托华北各地的天主教堂，利用天主教会深入广大的城镇和农村，进行反革命的武装活动。
这样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深得蒋介石匪首的重视，认为这是国民党匪帮在华北保持反革命统治的基础之一。
到全国解放之后，作为蒋介石匪帮残余势力之一的“公教青年报国团”，即改变其组织形式，编组“地下工作队”潜伏华北、华东各地，进行造谣破坏、刺探情报及策动武装暴乱等特务活动。
这个武装特务组织，从1949年起，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张家口等地先后为我人民公安机关所破获，逮捕了这些特务匪徒，搜获其大批文件、武器、炸药等反革命罪证。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整个反革命组织是基本上被摧毁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情况和主要罪行介绍如下：
罪恶的合作
抗日战争刚告结束，国民党匪帮即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
一向在华北一带为帝国主义作间谍的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震远（RaymondJ.deJaegh-er），为了帮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进行反革命内战，即自动投效，经过国民党特务和天主教败类于斌的介绍，会见了匪首蒋介石和戴笠，合谋组织所谓“公教青年报国团”，利用天主教在华北各地进行反革命的武装特务活动。
雷震远是有名的国际间谍，1930年到中国，以传教为名，在华北一带进行间谍活动。
1931年升任天主教神甫，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参加雷鸣远（国民党特务、比利时人）的特务组织
“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在山西、河北、山东及陇海铁路沿线，刺探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报，自称这是作“反共前哨的尖兵”。
雷震远和特务匪首戴笠密商合作之后，所谓“公教青年报国团”即在1946年初成立于北平，以雷震远为总负责人，直属国民党“军统局”，由该局拨发所谓“基本干部”的薪饷。
从1946年到
1948年，为了扩大组织与活动范围，“公教青年报国团”先后与国民党匪帮当时在华北的最高机关“第11战区长官司令部”、“北平行辕”、“华北剿匪总部”取得联系，兼受其指挥及经费补助，并以“民众自卫团”和“青年戡乱救民先锋队”的名义，对外作公开活动。
1947年07月，匪首蒋介石发布所谓“总动员令”，雷震远又以“民众建国协进会”的名义，招揽华北各地天主教神甫参加其反革命组织，据他说：
“民众建国协进会，为适应时代的社团组织，负有历史的重大使命，政府中枢及公教当局均寄以无限殷切之期望。……当兹开展伊始，尤值总动员令颁发、剿匪救民之际，事体艰伟，非集贤能，难期成功”。
就这样把一大批天主教神甫网罗到他的特务组织中去了。
“公教青年报国团”由雷震远充团主任，姚志远（天主教徒）、任佩泽（天主教徒）充副主任，刁化仁（军统上校特务，天主教徒）充秘书长。
总团部之下，分设河北、绥远、察哈尔、山西、山东五个分团，各分团设有所谓主任、指导司铎和书记等职位，充当这些职务的有天主教神甫和职业特务。
分团之下设工作队，河北分团设有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唐山、涿县等六个工作队。
1948年06月，“公教青年报国团”兼受匪“华北剿匪总部政工处”指挥，将“民众自卫团”改名为“青年戡乱救民先锋队”，取消分团的名义，将山东分团合并于匪“军统局济南站”，山西分团取消，河北和察哈尔分团改编为第1、第2两个大队，各分团所属的工作队改编为中队。
第1大队由刁匪化仁兼大队长，下设北平、落垡、天津、唐山、保定、涿县、石门、藁城等八个中队。
1948年冬，华北各地相继解放，“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特务匪徒陆续从解放地区群集北平，当时雷震远已逃往南京，该团乃由刁化仁负指挥之责。
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近郊时，刁化仁于12月25日召开所谓“非常时期会议”，决定将“公教青年报国团”改组为“地下工作队”，下设一个联络站，四个大队，十七个区队，五十二个分队，总队部设于北平，由刁化仁充总队长，陶嘉信（天主教徒）充总队副，王渔世（天主教神甫）充指导司铎，屈国华（天主教徒）充联络站站长，宋维里（北京八面槽天主堂神甫）充联络站指导司铎。
各大队亦设有队长和指导司铎。
这些区队、分队分别潜伏于华北各地进行活动。
1949年01月，北平解放前夕，刁化仁逃往香港，继续指挥所谓“地下工作队”的潜伏活动。
一个巨大的阴谋案
“公教青年报国团”成立之后，在华北各地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
进行暗杀活动，指示匪机轰炸目标，组织武装侵扰解放区，杀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
1948年，“公教青年报国团”在河北平山和石家庄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暗杀阴谋。
这个阴谋是“公教青年报国团”匪首刁化仁和天主教正定教区神甫吴雅阁所指挥和发动的。
1948年初，吴雅阁得到特务教徒任国顺的密报，得知我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吴雅阁即将此项情报转告“公教青年报国团”秘书长刁匪化仁，并共同拟就暗杀计划，呈报匪“北平行辕”和“军统局北平站”，随即派遣天主教教徒赵德祥潜赴藁城，与桥寨村天主堂神甫赵雅阁及冯连相等布置暗杀行动。
藁城桥寨村天主堂是“公教青年报国团”在解放区潜伏活动的据点之一，据该团向匪“北平行辕”所作的报告中说：
“桥寨村村民全系教友（教务即由赵神甫主持，另外尚有四位神甫潜居，外人尚不知悉），赵神甫任我方工作联络之责，赵德祥将证件交彼后，彼已分头派员将有关之同志召集至该村，领受命令，俾便进行工作”。
这个阴谋不过是匪徒们的一个荒谬愚蠢的妄想而已，根本无实现之可能。
但是昏瞆透顶的国民党匪帮首脑机关，得到这个报告却如获珍宝。
从1948年03月到07月，五个月之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完全陶醉于这个梦想，不断向刁化仁发出催促查问的函电。
例如：
1948年03月03日，匪“北平行辕第2处”处长张家铨写信给刁化仁：
“化仁兄：
某事（按指暗杀行动）关系甚大，
务请以全副精力贯彻到底。
进行情况如何？
不
论有事无事，均希逐日以书面向行辕报告，迄
完成为止。
万勿间断为荷”。
06月06日，张家铨又以代电通知刁化仁：
“03月03日函计达，我兄运用冯某行动匪酋一
案，已电移北平站（按指“军统局北平站”）
乔家才兄核办，速往洽办为盼”。
07月08日，“军统局北平站”以代电通知刁化仁：
“刁化仁兄：
一、准张家铨兄移送运用冯连相
行动匪首一案到站，同时奉局令查询本案进行
情形；
二、即希将本案最近发展情形详告，以
便转呈为荷”。
07月23日，“军统局北平站”又以代电询问刁化仁：
“关于该案最近发展情形如何？
兹奉局令查
询，并饬积极进行，即请迅予办理见复为荷。”
其间，匪南京“军统局”本部，亦不断对“公教青年报国团”直接给以指示，督促其积极进行。
但是，这个罪大恶极而又盲目愚蠢的阴谋，在解放区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周密防范之下，终告破产，成为泡影。
这个阴谋失败之后，“公教青年报国团”又在1948年08月和09月，指示匪机滥炸平山、石家庄、灵寿等地，仍企图危害解放区领导机关和首长。
1948年08月10日，雷震远和刁化仁根据吴雅阁的报告，以代电密报匪“华北总部”、“军统局北平站”和南京“军统局”本部，说我高级首长“于前数日偕干部数十人，抵平山县西北八十里郭苏镇北六里许之讲里村，住于该村东北角天主堂内，系一幢瓦房”。
又根据特务教徒米二海的情报，将平山、郭苏镇、讲里村的机关、工厂、仓库的位置绘成地图，报告匪“华北总部”，指示匪机轰炸目标。
国民党匪帮即根据他们所指示的目标派遣匪机滥炸平山，毁民房七百余间，炸死炸伤群众三十余人。
同年09月，国民党匪帮又根据“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特务教徒李杰贞和杨东来的报告，并由这些匪徒施放信号，指示目标，派遣匪机连续滥炸石家庄和灵寿等地，炸死炸伤群众一百三十多人。
组织武装暴乱
组织武装特务，协同国民党匪军侵扰解放区，这是“公教青年报国团”主要的活动方式。
1947年07月，“公教青年报国团”在正定解放区曾进行了一次武装暴乱，在正定的城郊一带，杀害了三百多个干部和群众。
这个暴乱是“公教青年报国团”潜伏在正定天主堂的指导司铎杨鸿志和该堂的主教陈启明、神甫陈道生，石家庄天主堂荷兰籍神甫罗贯之等共同策划的。
这个计划经国民党匪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批准之后，杨鸿志即与赵子云（反动地主还乡队队长）将天主教教徒五百余人组成武装还乡队，在07月中旬乘虚占领正定县县城。
他们在盘踞正定的四十几天中，连续到近郊的三邱村、大林济、朱河等村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被他们杀害的群众在三百人以上。
“公教青年报国团”除本身的特务武装之外，还协助天主教的其他反动分子组织武装，参加国民党匪军作战。
1948年05月，天主教北平教区神甫李志仁、曹立珊等，经过“公教青年报国团”绥远分团主任白祥（天主教绥远教区副主教）的介绍，得到匪“华北总部”的协助，组织所谓“华北总部民众服务团”。
这个反动组织曾收罗匪徒一千二百余人加以武装，以反动的天主教徒为骨干，编为
“守护第7团”，由匪“华北总部”派遣军官指挥训练，在1948年10月开赴天津，编为国民党匪军第104军第326师的第978团。
当时该团驻天津西营门，其中约一个营驻扎于杨柳青一带。
这批匪徒在杨柳青烧杀抢掠，作恶多端，至今还被当地人民所切齿痛恨。
同年11月人民解放军围攻天津，这批天主教的反动武装在天津西营门一带拆民房，修工事，负隅顽抗，结果为我人民解放军予以全部歼灭。
投靠美国特务
1949年冬华北各地相继解放之后，“公教青年报国团”在雷震远和刁化仁的指挥之下，改组为所谓“地下工作队”，继续进行反革命的阴谋破坏。
匪首雷震远在1948年由华北逃往南京，转赴美国，一方面在美国到处讲演、写文章，招摇撞骗，制造谣言，诬蔑新中国，为国民党匪帮呼援；
一方面指示刁化仁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保持联系，指挥内地的残余匪徒继续潜伏活动。
雷震远在美国的主要活动是向美国政府的特务机关钻营投靠。
在1950年冬到1951年初，雷震远通过美国传教会的林主教（BishopLane）与东京麦克阿瑟总部联系，又通过美国前战略情报局（O.S.S.）局长杜诺万（WilliamDonovan），先后与麦克阿瑟和李奇微总部的情报机关、华盛顿的最高特务机关、美国空军部队的情报组织发生关系。
1951年04月05日，雷震远由美国亲笔写信告诉刁化仁：
“你所提述的事情，当然非常重要，但国民政府将对于此问题如何？
假如能想法子报告我们正在办一件大事情，将来政府还能明了一切。
为进行此事，我给美传教会林主教（BishopLane）秘密提述这件事情，因林公这几天在日本，林主教去日本前，我求他向麦帅提述几个问题，林公上主日来信，说他还没见总司领（令），因此昨日给他寄一挂号信，述说此事，但没说您的名，只说一个中国朋友。
我请林公说，求麦帅指使一个可靠的人，将能同你连合（联络）办理。
但提述两件事：
一、办事的人应有相当好的待预（遇）。
二、派的连合（联络）人应该十二分可靠。
因在美国一个秘密机关C.I.A.（按即美国“中央谍报局”）有共产党的，因此应该特加小心。
昨天我也给前O.S.S.首领打电话说，我愿见他。
他是GeneralDonovan（天主教徒），前给戴先生（按即戴笠）办事在抗战时期。
02月我见他一次，说了半天，昨天他的密友也没在，也没来回电话。
可是我今天再打电话联合（络）将给您写信述说结果。
你该十分小心，别冒失……”。
04月07日，雷震远又写信给刁化仁：
“昨日我去拜望GeneralDonovan德将军（按即杜诺万），我们谈一小时的工夫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是麦帅的同学，并常在一起作过事情，因此他先想自己去一趟，但因在纽约事情忙碌，不易亲身去一趟。
他请我写一个报告书交给他，他有办法把此报告书直接交麦帅……”。
1951年05月20日，雷震远写信给刁化仁，叫他提出潜伏活动的计划，雷震远在这封信中说：
“可爱的化仁：
今早晨，有华盛顿要人给打电话，规定时间见我，谈了工夫很大重要事。
上次我给您寄来的信，述说一位德先生，德公（按即杜诺万）给东京寄我的报告书，东京非常高兴，愿意作此生意，因此今派华盛顿的大生意人来商谈买卖。
谈了很久，为商谈做生意的方法及报告总公司。
大概06月十号总公司及东京分公司将有最后答复。
大概为此生意我同总公司的要人去同您在港谈谈一切。
大概为做此生意大魁谋（规模）需用多少美金，小魁谋（规模）办大概需要多少，请您答复我说一下。
为事情的重要及生意的好处，他们完全明了，他们愿意做成功此生意……”。
1951年06月05日，刁化仁把他的反革命活动计划，从香港寄给雷震远。
这个计划包括武装破坏和刺探情报等。
刁化仁在这个计划中说明：
“需要的款项，小规模的作法，单为办理情报
工作，每一个月的维持费和工作费，最少需要
美金五万元；
中规模的作法，除情报以外，连
宣传、策反、联络游击队等，每月需美金十万
元；
大规模的作法，担任整个反共第5纵队的
任务，其所需款项数字，依工作需要的程度而
定”。
据刁化仁说：
“国民党为何不能争取这些人（按指“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残余匪徒）？
是因为他们
（按指国民党）失掉了政治吸引力，换言之，如果美国还没有积极反共的态度，则这些人还是埋头待机。
再换句话说，这些人为何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就是相信了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反共逻辑”。
雷震远在06月12日回答刁化仁：
“昨日接到了航挂的拉丁信，述说经济的需要费，我感觉到数目很大，但假如真成功这些事，数目就不大。
今我去报信，希望不久能得到最后的答复。”
06月28日，雷震远又写信叮嘱刁化仁：
“德公告诉我再忍耐些日子，并且告诉别相信
C.I.A，因该美国秘密组织有共产分子。
当然
共（产）分子不多，但为成功我们的事情，他
不能把我们的同志介绍给C.I.A。
假如德公
向C.I.A提述我们的同志，他们必定欢迎，
但将来为我们不利。
德公前介绍的组织，是
C.I.A以上的最秘密组织。
我们同志应该完
全保险，才可以办理。”
雷震远在07月14日写信给刁化仁，又指示他：
“请您在港多给郑先生（按即国民党‘军统’
特务头子郑介民）帮忙，因为郑先生在政府中
是最爱国的人员。
为在华北工作，该十二分小
心，找最能受（守）密（秘）密的人，不然将
来不断（但）没好处，只有害处。
不怕人少，
并且这些同志只能与您联合（络）。
当然这样
工作很慢，但妥当”。
07月16日，雷震远写信通知刁化仁，他已经经过杜诺万的介绍，与美国空军的特务组织发生关系，据他说：
“昨日午后，德将军给我电话，请我到他的办
事处，因有要事给我商谈。
虽然那时我正要出
去办事，我先到德公处。
一见他非常高兴，说
他愿意介绍两位航空队秘密组织最高二位上
校，其中一位教友，在菲（律宾）群岛工作，
我们先在德公谈话，后在他们二位所住的旅
馆谈的工夫很长，明天前半天我将再谈。
可是
这此（次）事情比上次有希望，因德将军给他
们说明应该实实办。
美（国）有四五个秘密组
织，每个组织独立办事，但要紧消息贡上政府
最高人员。
海路（陆）空独立行（性）组织，
以为（外）还有美中央C.I.A.秘密组织，
还有F.B.I.国内秘密组织（按即联邦调查
局），前德公介绍的（是）路（陆）军最高的
组织”。
雷震远在美国的这些活动，充分证明“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残余匪徒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伸展的魔爪之一。
残余的活动
“公教青年报国团”匪首刁化仁，于1949年
01月北平解放之前逃往香港，一方面通过雷震远与美国政府的特务机关发生关系，同时接受国民党特务匪首毛人凤的指示和郑介民的协助，继续指挥所谓“地下工作队”的活动。
1950年04月，国民党“保密局”命令“公教青年报国团”改称为“中国青年报国社”，并指示：
“以普通社团立场，从事反共抗俄之民众运动，并照所订计划，先以情报及心战（包括宣传）为工作重心，俟机进行策反及行动工作。……希对内地教友尽力密取联络，以便开展敌后工作，并物色适切人员建立潜伏情报组。
在香港方面应多方搜集国内外情报，并利用‘益世报’，加强心理作战及对外宣传工作”。
04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又指令改任雷震远为“中国青年报国社”理事会理事长，刁化仁为社长。
1950年05月，刁化仁在台湾向国民党“保密局”提出“公教青年报国团”在内地进行暗杀活动的计划，05月17日即得国民党“保密局”批准，发给活动经费，并指示刁化仁以谋杀我高级负责人为主。
1950年07月，刁化仁由香港秘密派遣赵培群
（化名赵群生、丁茂昌）来北京，与八面槽天主堂神甫宋维里取得联系。
1949年09月到1950年10月，刁化仁曾由香港分作四次汇来活动经费并布置破坏阴谋。
潜伏于八面槽天主堂的宋维里，是所谓“地下工作队”联络站的指导司铎，从1949年09月到1951年02月，宋维里先后向逃往香港的刁化仁发出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经济和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情报四次，并以金钱收买政府某机关的干部窃取机密文件，刺探政府首长的住址，寄往香港。
潜伏于北京耕莘中学的天主教正定教区神甫萧晋升，是所谓“地下工作队”第3大队驻北京联络站的联络员，从1949年到1951年06月，萧晋升收买留用警士高连升，刺探机密，并搜集正定石家庄等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供给法国间谍狄俊义
（西什库天主堂神甫）。
京西白家疃天主堂神甫叶保禄，是所谓“地下工作队”第1大队第4区队的指导司铎，从1950年01月起，即与日伪时期的
“清乡大队”队长姜泰，密谋纠合反动的天主教徒组织特务武装“忠勇爱国队”，由姜泰充大队长，叶保禄充参谋长。
1950年06月，在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之后，叶保禄和姜泰妄图配合美军进攻大陆，进行武装暴乱。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残余分子，除开进行这些武装破坏活动之外，在农村主要是破坏土地改革，散布谣言；
在城市就搜集情报，阻挠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
例如边汉元（所谓
“地下工作队”第1大队指导司铎，西什库天主堂神甫）、王向洁（第2大队第3区队队长）、杨鸿志（第3大队第5区队指导司铎）等，在潜伏期间，曾以“土地改革是政治问题，教徒不能分地”来威胁参加土地改革的农民教徒；
以“开除教籍”来威胁参加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教徒，并阻挠他们控诉天主教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
粉碎反革命挣扎的幻想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罪恶活动，早为我人民公安机关所掌握，从1949年03月到1951年07月，先后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等地，将“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残余匪徒陆续捕获。
在北京捕获的匪徒陶嘉信（“地下工作队”总队副）、屈国华（联络站站长）、宋维里（联络站指导司铎）、边汉元（第1大队指导司铎）、叶保禄（第1大队第4区队指导司铎）、王向洁（第2大队第3区队队长）、杨鸿志（第3大队第5区队指导司铎）、萧晋升（第3大队驻北京联络站联络员）等，对所犯的罪行，都已全部承认。
这个由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外国间谍和国民党匪帮共同成立的武装特务组织，现在已经被基本上摧毁了。
这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在中国大陆进行反革命挣扎的幻想，这种幻想，在中国人民的捶击之下，再一次破灭、粉碎！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他们以各种方式、利用各种爪牙来从事破坏和捣乱。
“公教青年报国团”就是他们利用天主教在中国伸展的魔爪之一。
现在这个魔爪被我们中国人民斩断了。
但是一切爱国的天主教徒必须继续提高警惕，继续把这个魔爪的残余，彻底干净地切断、扫除！

文化简讯
聂耳逝世十八周年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
等单位将举行纪念音乐会
今年07月17日是我国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十八周年纪念日。
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及北京市文化事业管理处，为纪念这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曲家和中国革命音乐运动的开拓者，将在首都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音乐会。
参加演出的单位，有：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工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等专业团体，和北京市新歌合唱团、北京市中学音乐教师学习会合唱团等。
他们除了演唱、演奏聂耳的作品外，还有其他作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在同日（07月17日）晚上十九点三十分到二十点，和二十一点三十分至二十一点五十分的文艺节目时间播送纪念节目。
除聂耳遗作的演唱外，在第1次节目里，并有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吕骥为纪念聂耳发表的讲话。
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亦将于同日八点四十五分到九点十五分的学生节目里，介绍聂耳的生平和播送聂耳的作品。
又全国音协为了推动创作活动，活跃群众的音乐生活，已开始有计划地组织首都各专业团体和演唱家、演奏家，举行规模较大的音乐会。
06月24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第1次音乐会，到会的听众有工人、机关干部、学生等共六千余人。
演出的节目多种多样，有合唱、独唱、说唱、和民族乐器演奏等，都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
这一工作，是推动今后组织创作和开展群众音乐活动一个很好的开始。
中华医学会总会举行专家学术讨论会
中华医学会总会于04月25日至06月20日期间，在北京举行了四次专家学术讨论会，研讨高血压症问题。
会议由傅连暲理事长主持，参加的有内、外、眼、神经科以及生理学、精神病学等科医学专家十五人。
此外并有北京市各大医院诊所医师及中医进修学校的中医参加听讲。
讨论会首先由专家一人对高血压症作一概括介绍，然后由各专家分别就高血压症展开讨论与补充，并普遍地应用巴夫洛夫学说来进行分析研究。
例如，张锡钧教授不但用巴夫洛夫学说阐明了高血压症的发病机转，还批判了他在1949年发表的与巴夫洛夫学说不符的言论。
吴英恺教授也根据巴夫洛夫学说，对外科交感神经节切除术治疗高血压症的疗法作了重新的估价。
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朱颜先生在会上介绍了中药对治疗高血压症的初步研究。
会议号召大家今后应重视发掘祖国旧有医药的宝藏，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医中药进行研究。
参加会议的一致认为这样的专题讨论会，对加强学术研究，提高学术水平及中西医务人员的团结，都有很大帮助，要求总会今后继续举办。
根据大家要求，中华医学会总会计划继续举办“糖尿病”、
“消化性溃疡”及“神经衰弱”等学术讨论会，并准备将这些材料陆续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
中南成立作家协会
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于06月26日至07月08日举行。
大会选出中南作家协会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中南作家协会。
大会听取了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叶剑英的政治报告及有关工业建设、农村工作的报告；
并听取了中南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于黑丁关于文学工作的报告。
会议认为三年来中南文学工作者深入群众、改造自己、配合祖国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进行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文学创作依然落后于现实斗争，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
为了能充分地反映现实斗争，为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服务，和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文学工作者就必须更好地深入生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努力进行创作。
通过反复的研究学习，到会人员加强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解；
认识了继续深入生活，加强学习，认真创作为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性；
并一致决定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大会的号召。
为加强对创作活动的具体领导，大会决议正式成立中南作家协会；
并选出中南作家协会委员和通过了中南作家协会章程。
中南作家协会委员中又选出于黑丁、李蕤、俞林等为正副主席。

血腥的罪证
介绍上海市“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罪证展览会”
屠培林
参观“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罪证展览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有益的深刻的反帝爱国教育。
许多由外国派遣来华、分布各地的“传教士”，表面上道貌岸然，满口“仁爱”，实际上呢？
看一看他们隐藏在道袍后面的鬼把戏吧：
展览会场里陈列的迫击炮、手榴弹、枪械、刺刀、谋杀计划、反共宣传品、无线电收发报机、气象测量仪器、情报稿子、密码本子等罪证实物和图片，以及这些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在被揭穿假面具后向中国人民俯首招供的自白书，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百倍地增加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看过展览会，使我们深切地又一次记起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对我们说过的话：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事实正是这样。
在展览会里我们可以看到：
解放后潜伏在上海市泰山公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天主教神甫田望霖、林仁（比利时籍），他们在寓所布置了一所小圣堂，摆上圣像、十字架，供奉白烛，鲜花，俨然真是个“圣洁”的地方。
实际呢？
他们在大门上安装了警眼、暗号灯，还加上三把锁，鬼鬼祟祟地躲在屋里，经常把从各方面刺探搜集来的各种情报，用密写药水和密码向国外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机构递送。
这些“热心”的“传教士”有一本印着圣母像的天主教上海教区的瞻礼单小册子，原来是他们进行罪恶活动的密码底本。
在展览会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
天主教陕西总堂代理主教葛露膏和神甫边寄宁（意大利籍），从1944年起就和美国间谍组织建立了关系；
在西安解放后仍私设电台，刺探搜集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供给帝国主义。
他们密藏武器，企图进行武装破坏，并利用天主教堂窝藏了伪西安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王耀先等蒋匪特务罪犯。
他们为了进行传递情报的罪恶勾当，装置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天线铁管，而这一天线铁管就隐蔽在悬挂耶稣圣像的背面墙上！
展览会有力地揭露了：
这些隐藏在中国天主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贯和国内外反动派相勾结，利用教会作为侵略工具，进行危害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
历充德、日法西斯和美国间谍的天主教兰州教区主教濮登博、神甫赵承明（德国籍）等，就曾得到法西斯魔王希特勒奖给他们的“铁十字勋章”和刻着“在危急中要忠信”的刺刀。
他们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把这个法西斯魔王的像经常挂在房里。
他们自己招认：
在抗战时期当日寇飞机轰炸兰州时，他们曾挂起丑恶的卐字旗，给他们的“盟国”飞机指示轰炸目标。
曾参加过意大利法西斯敢死队的太原教区总主教李露嘉，在抗战期中积极帮助日寇搜集八路军情报；
抗战胜利后，又和阎匪锡山勾结反共反人民；
解放后，仍旧隐藏武器，阴谋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天主教加拿大耶稣会徐州教区主教邰轶欧（美国籍），在徐州沦陷后，曾无耻地邀请日寇、汉奸到教堂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命令教友都参加听讲，他自己还亲自登台替日寇宣扬
“中日亲善”、“皇道乐土”等反动谬论。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来标榜“超政治”的“传教士”，在各个不同时期，曾经笑容满面地分别和佩着军刀的日寇军官、汉奸郝鹏举、国民党伪徐州市长、国民党伪江苏省第9行署专员等一起合影。
在他升任主教举行就职典礼时，战犯顾祝同、于斌等都亲自赶来祝贺。
1951年12月，徐州市军管会下令逮捕这个伪善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时，当场抄获了收发报机、测量仪器、各种重要军用电话器材等二百余件和一部分情报底稿及反动文件。
邰轶欧进行“传教”的真面目就这样全部暴露了。
展览会详尽地揭露了在湘西破获的美国间谍欧克澜（加拿大籍）案的罪行。
从照片上可以看见，这位天主教湖南沅陵教区主教，曾和大刽子手蒋介石亲切地在一起并坐会谈。
1947年夏天，正当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时，这位“主教”匆匆忙忙地飞到了北平，向杜鲁门政府派遣来中国帮助蒋介石挽救失败命运的“特使”魏德迈和美国间谍机关北平支部汇报湘西情况，商讨解放后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
欧克澜供认：
“他们告知我美国政府帮助国民党击退共产主义的意向，并和我讨论过共产主义如果胜利了时，如何实行我们的计划。”
湖南解放后，欧克澜和神甫武平舆、韦中庸、惠泽民（以上三人都是美国籍）等接受指示“全部留下”。
他们利用各种方法收集有关我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情报和反动武装活动的情况，转递给外国帝国主义，总数约五百九十四件。
他们还勾结湘西特务土匪武装，派遣沅陵教区神甫贾威（美国籍）赴沃溪、柳林等处，以过复活节为掩护，勾结匪湖南人民救国军军长胡芝邱、反共九路军大队长胡大武、匪湘西人民救国军总司令宋官荣等（均已伏法），资助他们金钱、武器、粮食、医药，阴谋武装暴动，颠覆人民政权。
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供认：
“为了阻碍湘西的解放运动，我同情湘西的土匪，并鼓励他们”，“沅陵教区与土匪们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友谊联盟’，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他们都怀着把解放军从湘西赶出去的同
一希望。
我们推崇土匪为教会的朋友，是中国的真正爱国者”，“我们期望着这些人压迫共产主义，所以当他们被彻底镇压了时，我非常失望！”
这些潜伏在天主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从来就是和中国人民为敌的，他们不仅进行情报间谍活动，还公然组织武装暴乱，妄图谋刺我人民领袖。
展览会揭露了“公教青年报国团”的各种罪恶活动，它是由帝国主义间谍雷振远和蒋匪帮戴笠亲自策划成立的天主教内的庞大的武装特务组织。
这个反动武装特务组织以华北各地天主教内的反动神职人员
为基础，以华北各地天主堂为掩护，深入广大城镇乡
村进行活动。
1947年07月解放战争期间，该团潜伏在石家庄天主堂内帝国主义分子罗贯之（荷兰籍神甫），和天主教正定教区主教陈启明、指导司铎杨鸿志、神甫陈道生等一起，曾经勾结反动地主还乡队，乘虚侵扰我正定县；
在二十多天中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杀害了干部和群众共三百多人。
展览会并以各种实证，有力地揭露了1948年间这个反动特务组织多方刺探我军政首长在河北平山县一带的住地的阴谋活动，他们函电往返，布置凶手谋刺和为蒋匪飞机指示轰炸目标。
他们妄想杀害我人民领袖，而且为了防止这一阴谋暴露出去，还凶残地捕杀了两名爱国天主教徒。
这一罪大恶极的平山阴谋案，终因我解放区人民政府及广大群众严密防范，而没有实现。
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死心，人民政府在两年以后又破获了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等阴谋炮轰天安门的案件，再一次暴露了他们的凶恶野心。
参与这个罪恶计划的有曾任天主教河北易县教区主教和前“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马迪懦。
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间谍和李安东、山口隆一等，都接受前美国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的指挥，马迪懦并把一部分杀人武器隐藏在北京乃兹府六号前“教廷驻华公使馆北平办事处”内。
现在，这一罪恶计划，炮轰天安门的草图和迫击炮等杀人武器，都公开陈列在展览会场里了。
我们认清了这些穿着道袍的“传教士”，原来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些潜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还以举办
“慈善事业”为掩护，残酷地虐杀了我国无数的孩子和婴儿。
展览会陈列了北京、南京、广州、天津、芜湖、武昌、嘉兴、太原等地已经揭发出来的帝国主义所办慈善事业的真相。
当我们从照片上看到那些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被作践得像骷髅一样的孩子们，看到那些虐杀婴孩的阴暗的“地窖”、
“枯井”、“死仔井”和成堆的白骨，再回头看看图片上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却住着光线充足的洋楼，吃着火腿、奶油、牛奶、咖啡，你能不从心底里感到深切的悲痛和极端的仇恨吗？
帝国主义把杀人说成“拯救灵魂”。
让我们听一听天主教武昌教区负责人艾原道、郭时济（美国籍）在寄回美国的报告中有关武昌花园山育婴堂情况的自白：
“从开办以来，它已经采集了一种有增无已的灵魂的收获，并建立了一种记录，成为教会的光荣和愉快。……一年到头，每天没有例外地，堂里的人收集果实——拯救灵魂，总数每天急剧上升，达到令人惊异和欣慰的地步。……这个堂所收容的婴儿，约有百分之九十在受洗礼后立刻死掉了。”
想起这些无辜的孩子，站立在武汉市各界人民为他们建筑的万婴墓照片前，我们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会对毫无人性的帝国主义产生无比的仇恨。
让我们永远记念着这些被帝国主义残害的无数小生命吧，为了今天在阳光下欢乐地生活着的无数孩子们的幸福，我们是绝不能站在斗争之外袖手旁观的。
反帝爱国是每一个人民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天主教徒的责任。
从展览会里，我们看到：
在过去，爱国天主教徒马相伯老先生和宋国宾教授等，就曾经和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解放后，全国各地天主教徒更纷纷勇敢地站起来，愤怒地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
许多爱国的中国主教、神甫和修女等，也参加了这一正义的反帝斗争。
爱国天主教徒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持与声援。
人民政府的政策是：
对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阴谋坚决予以打击，对于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则依法予以保障。
共同纲领上记载着这些条文，展览会陈列的图片中也具体地说明了这些道理。
我们看到：
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等已被人民政府驱逐出境，而各地的爱国天主教徒，则在教堂里自由地进行着他们自己的宗教活动。
展览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破坏活动的狰狞面目。
看罢展览会，我们每个人想一想志愿军战士正在前线浴血奋战保卫着祖国安全的情形，看一看全国人民正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劳动，忘我地建设着伟大祖国的热烈气象，我们难道还能容忍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在我们新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捣乱，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吗？
让我们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不管是教徒与非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清除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06月间在南越的三次作战中
越人民军歼法军两个多连
【新华社15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讯：
06月间，越南人民军在南越的三次作战中，歼灭了法军两个连和一个多排。
06月02日，人民军在西贡–邦美蜀公路上伏击法军的一个运输队，将法军一个多排全部歼灭；
击毁装甲车三辆，并缴获满载军火、弹药的卡车十八辆。
06月16日，人民军粉碎了法军三个连在东奈的“扫荡”，歼法军一百六十多人。
06月19日，人民军摧毁土龙木城附近的法军重要据点鹅禄，全歼守敌一个连。
缴获全部武器和弹药、装备十五吨。

在布达佩斯劳动人民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拉科西报告党中央全会的决议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讯：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布达佩斯党组织的活动分子，曾在11日举行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马加斯·拉科西的关于最近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的报告。
拉科西说：
在06月底举行的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关涉到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许多极重要的问题。
拉科西首先叙述了劳动人民党自匈牙利解放以来，在领导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指出这些成就的取得和强大苏联的帮助与支持的密切联系。
拉科西接着说：
但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构，在过去工作中曾经犯过若干严重的错误。
我们所犯的错误，首先是在发展重工业和生产资料部门方面采取了过快的速度，在制订计划时没有注意到经济的资源和我国的实际可能性。
我们不止一次地没有注意到：
把我国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好地组织起来，会产生怎样巨大的潜力。
但是，我们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
1951年02月，我们过分提高了五年计划中工业方面的任务。
当时我们根据五年计划在第1年中执行情况的总结，认为我们的经济潜力比我们当初估计的要高。
因此，我们把投资数目从五百一十亿福林提高到八百亿福林。
按照扩大了的计划，重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的投资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十倍。
农业投资数量很少。
拉科西指出：
党的一部分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党的不正确的领导方法。
这次党中央全体会议为此制订了一些措施，来保证今后真正的集体领导，保证在领导工作中贯彻党内民主制度–这是我们党健全发展的必要保障–以及共产主义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我们现在必须关心的是，党内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在从党中央到基层组织整个党的生活中贯彻实施；
我们还必须关心和巩固加强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还制订了一些经济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质是，我们今后的投资和计划要根据下面的原则重新加以考虑和改订。
这个原则就是：
今后要尽可能照顾到提高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
和这同时，我们仍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速度要慢一些。
我们还要支出更多的资金，来满足工人的社会需要和实行劳动保护。
我们将把额外工作时间减到最低限度，保证休息日，并取消不正当的罚金。
拉科西在谈到农业的时候说：
在农业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
重新制订我们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农业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
我们相信，党中央委员会所制订的措施，不仅能提高个体劳动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能够加强工农联盟。
拉科西又说：
和这同时，我们必须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党和人民民主政权始终认为生产合作社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此我们将尽力发展和巩固生产合作社。
在这一方面不能有任何改变。
拉科西还谈到了国际形势，他斥责了帝国主义者最近对和平民主阵营的挑衅活动，并且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而迅速地清洗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的措施，表示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的一致拥护。
拉科西说，我们也从贝利亚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必须非常警惕，我们要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们党的团结一致，保持党的集体领导，维护坚定不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原则。
部长会议主席纳吉接着在会上发言。
他指出：
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对于锻炼党的思想一致具有重大的意义。
他还指出，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把工农联盟放在更加广泛得多的基础上，巩固与中农的关系，从而保证人民民主制度有更加坚固的基础。
最后，会议通过决议说：
布达佩斯党活动分子表示完全拥护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拉科西同志的报告。
党的活动分子将把这些决议和报告当作是自己今后全部活动的基础。

德共农业纲领受到农民代表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14日讯】
据德意志通讯社讯：
07月12日，一千二百名农民、农业工人和林业工人的代表在西德纽伦堡开会。
德国共产党主席马克斯·雷曼在会上提出共产党的十一点农业纲领。
德国共产党认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是解决德国民族的紧急问题的推动力量。
十一点纲领包括：
把一百英亩以上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
立即停止没收农民土地并发还已被征用的土地；
全部赔偿包括因（军事）演习而造成的损失在内的一切损失。
德国共产党的纲领还要求停止支出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费用和增加的占领费用，并用相当大一部分节省下来的钱，通过减税和减低物价的办法来帮助农民。
雷曼强调，共产党认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是消除德国人民民族灾难的动力。
共产党的纲领受到会议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民主德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改善人民生活
各地人民痛恨美国所谓“援助”的宣传花样
【新华社15日讯】
据德意志通讯社欧法特14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积极地采取各种步骤，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食物的供应已大有改进。
欧法特专区第3季度的经济计划规定，增加一千四百吨人造牛油，一百四十吨食用油，四百吨烹调用脂油的供应，在整个专区的所有地区，自愿劳动者正在帮助在冬季开始以前完成包括一千三百八十幢住宅的建筑工程。
政府为了这个计划拨出了二千万马克。
国营企业和私营的地方企业在今年年底以前将增加价值五千万马克的消费品生产。
在哈雷专区，将比原定计划多生产价值五千二百万马克的消费品。
政府将花去四千九百万马克建造两千幢新住宅。
一百二十万马克将用于改进工厂和农村中的卫生设备。
二百四十万马克将用于改善这一地区的公共交通。
【新华社15日讯】
据德意志通讯社贝尔瑙14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其名为“关怀”德国人民的侮辱性建议，表示愤慨。
美国政府假装要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消除食物的缺乏”。
卡尔·马克思城国营屠宰场的经理指出，自今年年初以来，单在他这一地区，就已有约三百吨的牛肉，一百四十二吨的猪肉从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人民民主国家输入。
脂油的供给已有保证，此外，还将从苏联运来大量的牛油和其他食用油以及蔬菜、水果、马铃薯等等。
他强调说：
“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保证了不断的供应。
这最有力地证明，我们的政府不需要接受美国政府用这样一种挑衅的姿态提出的所谓‘援助’。”

“真理报”载文评论外国雇佣者在柏林的挑衅事件
和平的敌人如进行新的挑衅必遭更大失败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13日电：
今天“真理报”刊载朱可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注定要失败的计划”。
朱可夫写道，外国雇佣者的柏林冒险遭到可耻失败的真相愈明显，这次冒险的公开和隐蔽的策动者就愈是急于要掩饰这些显然的事实，或是歪曲这些事实使别人认不出来。
同时，为了弥补这次冒险的失败，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已开始更加广泛地、更加公开地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新的挑衅。
在这方面，“真理报”07月06日发表一篇谈到外国雇佣者在柏林的罪恶行动的真正背景的题为“论国际冒险行动和保卫和平”的文章，在广泛的国际人士中引起的反应是值得重视的。
反映法国工业界态度的巴黎“世界报”认为有必要说明，“真理报”的文章是对杜勒斯和美国报纸的挑衅言论的必然反应。
“世界报”着重指出，在莫斯科，“对局势有平心静气的估计”。
同时许多法国报纸和英国报纸已经又提出了以协商方式和平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要求。
那么美国的反应又如何呢？
白宫代言人认为最好是干脆告诉记者说，他们对“真理报”的文章没有意见。
白宫官员表现得不那么爱惜一字一句，但是他们的意见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他们只是毫无理由地力图为美国洗清与06月17日事件的关系。
美国报纸立刻采取了同样的方针，接着那些竖直了耳朵听华盛顿传来的每一句话的西欧报纸也步其后尘。
特点就是美国的宣传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07月0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当时艾森豪威尔说，美国“无意采取能够被认为是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
行动”。
不过美国和亲美的宣传家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07月01日的谈话，至少也太轻率了。
的确，当你读完他的谈话，你所了解的意义正好与谈话者企图使你了解的意义相反。
朱可夫着重指出，只能认为这次谈话是企图为那些没有成功的挑衅分子打气，并鼓舞他们继续他们的破坏工作，不能认为它有任何别的用意。
艾森豪威尔耐人寻味地说，有人愿意帮忙。
已被当场捉住，并揭发在全世界面前的波恩法西斯集团是完全了解这种暗示的。
波恩总理阿登纳受了他的美国“朋友”的鼓励，07月01日在联邦议院发表的正式政府声明中急忙地提出了荒谬绝伦的冒险主张，说什么要把西德政权……扩大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
朱可夫指出，傀儡总理的所有这些愚笨的计划，假如不是很明显地反映了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说的愿意帮助波恩冒险者的“人们”的如意算盘的话，实在是不值得注意。
当然，这些人知道他们所雇佣的人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阴谋是一定要遭到惨败的。
他们完全知道压倒多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会斥责煽动06月17日的骚乱的无耻的外国雇佣分子，并且提高警惕，团结在他们的人民政府周围，发挥更大的劳动热情来答复他们的挑衅。
但是政治冒险家是不听理智的声音的。
他们不理睬真正的事实。
那些愿意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民主阵营其它国家内部的破坏分子的人，打算继续对不合他们意见的政府进行“秘密战争”。
06月17日柏林冒险事件就是这种战争中的一幕。
据外国报纸说，美国方面已把这个问题提交正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讨论。
我们从合众社07月11日发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知道，外长们讨论了，如合众社所说，利用（！）
外国雇佣分子尽力在民主阵营国家煽起骚乱的总战略。
这些日子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和他们的西德仆从正在大声叫喊什么“自由”、“解放”、“自由选举”。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字是有完全相反的意义的。
柏林人民记得很清楚，那些从西区过来的穿得克萨斯装的流氓一面大叫“自由”，一面非常“自由地”纵火烧俱乐部、文化宫，尽力捣毁工厂，抢劫和平居民，大肆破坏，制造恐怖。
的确，不论现在他们的主子怎样地重复“自由”这个字眼，大家都知道实质上他们的意思是奴役德国人民。
由于美国报纸这些日子满篇都是敌对的言论，并且公开宣布美国侵略集团要加紧对民主国家的破坏活动的意图，阿登纳和他的主子的大声的叫嚷“和平”听起来也就更加虚伪了。
朱可夫继续写道，十分明显，这些破坏阴谋是与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企图密切相关的。
因此，大家不禁要注意到这件事实，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07月0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避免答复他对于实现停战是否抱有希望的问题。
在07月08日举行的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给予明确肯定的答复。
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美国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一直在与他们的傀儡李承晚进行所谓“谈判”，其目的假如不是破坏停战的话，那么就是延迟朝鲜停战的实现。
朱可夫指出，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敌人正进行新的企图要阻挠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并使爱好和平人民尽力要缓和的世界紧张局势更加紧张。
不过，这些企图到处都碰到各国人民拥护和平，防止新战争的坚定的、冷静的、满怀信心的决心。
和平阵营不怕一切挑衅，保持着铁一般的镇静，这已使帝国主义扩大远东战争的计划落了空，已经圆满地结束了交换战俘的谈判，因此，为实现朝鲜停战创造了实际的先决条件。
尽管美国傀儡李承晚进行了卑鄙的挑衅，朝中方面还在坚决地、始终不渝地为停止朝鲜流血，和平解决整个朝鲜问题而斗争。
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事件，也是一样，尽管和平敌人进行一切挑衅，策划种种阴谋，外国雇佣分子的柏林冒险还是失败了。
来自西德的挑衅者和他们的主子在06月17日，18日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有效的教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新方针增加了克服德国的分裂和统一德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爱好和平国家的可能性。
朱可夫最后写道，和平力量正在壮大，他们在斗争中正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强大，正提高他们的警惕，正得到更多的经验。
不论和平的敌人诉诸什么挑衅和阴谋，它们都会同样地遭到失败。

苏彝士运河区英军实行威胁行动英国和埃及关系紧张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开罗讯：
据报纸报道，由于埃及拒绝了英国要求交还一个英国空军人员的最后通牒，以及英军司令部在13日上午开始实行它的威胁行动，在伊斯美利亚和整个苏彝士运河区都已造成紧张局势。
据英国方面说，英国空军人员是09日在伊斯美利亚失踪的。
英国已在伊斯美利亚和塞得港宣布紧急状态，在这两个城市的各个入口设置了路障，并搜查火车、公共汽车和其他车辆。
“埃及人报”报道，塞得港已禁止举行集会和示威。
逮捕埃及人以及英国驻军和当地人民冲突的事件已经发生。
开罗“消息报”报道，已有二十七个埃及人在伊斯美利亚被逮捕。
据报纸报道，埃及国家指导部部长（宣传部部长）萨勒姆在13日发表声明，指责苏彝士运河区的事件是英国驻埃及临时代办汉基挑拨起来的。
萨勒姆说，这次挑拨行动是汉基最近在伊斯美利亚逗留几天以后制造出来的。

苏联共产党团结一致的强大示威
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党组织集会拥护苏共中央的决定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各地党组织，纷纷举行有活动分子参加的全体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贝利亚的决定。
乌兹别克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3日召开了有活动分子参加的全体会议，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雅佐夫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和在讨论中发言的人一致认为，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的叛逆活动的被揭露，对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
塔什干市党委书记阿布杜拉柴科夫说：
在这些日子里，乌兹别克首都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正以更大的力量表示自己对苏共中央和政府的无限的忠诚。
发言的人一致指出，乌兹别克人民将维护并尽力加强苏联各民族的友谊。
最后，全体会议向苏共中央保证，乌兹别克的党组织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共中央的周围，并将在实现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建设计划方面完成新的任务。
拉脱维亚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里加市委员会，也举行了联合全体会议。
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恩别尔津作了关于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总结的报告。
与会者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为清算贝利亚的罪行而采取的及时和坚决的措施。
所有在会上发言的人，都在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表示，拉脱维亚的党组织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共中央的忠实的支柱。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拉脱维亚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吉尔吉斯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在13日举行了有活动分子参加的全体会议。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扎科夫的报告。
接着，伏龙芝州党委会书记狄坎巴耶夫表示了共和国全体党员的思想和感情，他说：
贝利亚的罪行的被揭露，清楚地证明了共产党是团结一致和不可战胜的。
任何敌人的计划都被我们的团结一致所粉碎了，将来也将同样被它所粉碎。
全体会议表示了共和国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劳动人民紧密团结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
此外，斯维德洛夫斯克、古比雪夫、罗斯托夫、车里雅宾斯克、新西伯利亚、斯大林格勒、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雅罗斯拉夫、奔萨等州和市的共产党委员会，也纷纷和党的活动分子举行联合全体会议。
这些会议一致表示拥护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4日讯：
苏联各地劳动人民继续举行群众大会，讨论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贝利亚的决定。
在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一个冶金工厂的工人和专家举行了群众大会。
所有在会上发言的人，都痛斥党与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的罪恶活动。
他们并以深挚的感情谈到了哈萨克人民对共产党、对苏维埃政府、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对苏联各民族友谊的无比热爱和忠诚。
大会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向苏共中央和政府保证，他们将要尽力从事共产主义建设和实现党第19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任务。
塔吉克共和国的劳动人民也举行集会，热烈拥护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
在斯大林纳巴德纺织联合工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粗纱部著名领班阿克哈多娃说：
我们热烈地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
没有任何敌人能够破坏我们的团结和阻碍我们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
顿巴斯矿场和工厂的工人和专家们，热烈地感谢党和政府及时和坚决地采取措施来清算贝利亚的罪恶活动。
在“10月革命”机车工厂的群众大会上，该厂工人马蒂乌宁号召所有的机车制造者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他说，我们将用忘我的劳动来答复敌人的进攻，并且用行为来证明我们对党和政府的无限忠诚。
高尔基市各工厂也举行了群众大会。
红色索尔莫沃工厂的工人和专家，在他们的大会上表示拥护苏共中央及时采取的粉碎贝利亚的罪恶活动的坚决措施。
他们也决定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并用忘我的劳动来加强苏联的力量。

苏联青年团莫斯科州委会、市委会和团的活动分子集会
向苏共中央保证要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州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员会，会同青年团活动分子，于13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联合全体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总结。
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州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和特列季亚科娃、莫斯科市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谢列平的报告。
会议显明地表现出青年团员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表现出莫斯科青年团组织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所有在会上发言的人都热烈地拥护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为揭发和清算贝利亚的罪恶活动所采取的坚决措施。
他们忿怒和鄙弃地痛斥了资产阶级蜕化分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的罪行。
斯大林奖金得奖人、库巴维因细呢工厂先进工人罗日聂娃说：
我们工厂的全体工作人员，在知道了贝利亚的罪恶活动之后，都感到异常的忿怒。
我们工厂的工作人员一致拥护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
罗日聂娃强调说：
要让人民的敌人知道，我们人民，我们青年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
这就是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阴谋的答复。
在会上做报告和发言的人，都批评了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缺点。
例如，有些青年团组织还不能很好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对思想工作估价不足的现象还没有彻底清除。
有些人批评青年团莫斯科州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员会对各青年团组织缺乏日常的、灵活的领导。
莫斯科青年团组织在遵守团内民主和青年团团章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个别的青年团区委员会和市委员会竟违反团章所规定的召开全体会议的期限，没有保证展开应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联合全体会议最后通过决议，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并定出了改进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的办法。
决议中说：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州委员会、莫斯科市委员会，会同青年团活动分子举行的联合全体会议，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证，对共产党无限忠诚的莫斯科青年团组织，要把自己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动员青年为贯彻党的政策，为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而奋斗。”

英共执委会讨论英国人民保卫和平问题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
英国“工人日报”报道，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在11日召开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
英国人民为停止“冷战”和争取西方国家与苏联举行会谈而斗争；
关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对怯尼亚人民的战争问题；
英国共产党对英国增加农业产品问题的意见。
英国共产党苏格兰组织的书记威廉·洛克伦说：
“我们到处看见这种明显的表示：
英国人民希望停止‘冷战’和举行和平谈判。
不用说，工人运动的责任是在全国立刻展开一个运动，迫使政府邀请苏联参加国际谈判。
工人运动应当促成与苏联的会谈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
洛克伦说，英国人民必须以实际行动支持大国会谈的建议和主张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拖延行动。
英共副主席帕姆·杜德就殖民地的情况说，在怯尼亚正在进行着屠杀和逮捕。
对黑种人进行着搜查并逮捕他们。
如果他们为了躲避这种迫害而逃往山里，就遭到炮击和枪杀。
农业问题专家杰克·丹曼指出，有人企图以英国必须输入大量它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作为藉口，为英国依赖于美国作辩解。
丹曼说：
“我们的确需要原料和粮食。
但是我们不需要输入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粮食。
不但如此，我们还能够生产多得多的粮食。”

蒙古人民欢庆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乌兰巴托14日讯：
蒙古人民庆祝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连续进行了三天以后，已在乌兰巴托结束。
这几天，来自蒙古各地的数万人民参观了“那多木”广场。
这里举行了展览会，说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畜牧业、工业、运输、教育、卫生等方面获得的成就。
展览会专设一室，介绍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成绩。
在庆祝期间，举行了运动竞赛会，蒙古、苏联的演员和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都作了演出。
最后，在“那多木”广场举行了庆祝的闭幕大会。

西欧进步舆论界评论苏共中央决定的意义
认为这是苏联人民和进步人类的重大胜利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阴谋的决定，在西欧各国引起了广泛反应。
各国进步舆论界纷纷发表评论，一致认为这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重大胜利。
法国的报纸和电台纷纷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苏联“真理报”10日社论及有关消息。
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发表了库尔达德的评论。
他在谈到苏联一贯的和平外交政策时指出：
苏联的和平政策是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制订的全党的政策，也就是苏联人民的政策。
贝利亚罪行的被揭发，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胜利，和平事业的胜利。
但同时，它却是那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徒劳无益地企图分裂爱好和平国家的阵营的人的失败。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刊载了有关贝利亚罪行的新闻和评论。
“国家报”在评论贝利亚的罪恶行动被揭发一事说：
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住了。
苏联已使那个企图进行经济破坏的沙文主义者和外国的代理人不能为害，从而加强了自己。
英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发表了有关贝利亚事件的消息和评论。
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社论说：
贝利亚被清算的事实证明，苏联不容许任何政策、不容许任何人使用任何手段来损害和平民主事业，来阻碍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计划的实现。
在奥地利，维也纳各报都刊载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清算贝利亚反党、反国家阴谋的消息。
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以头版地位刊载了有关的消息、公告和苏联“真理报”社论。
该报指出，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对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丹麦共产党机关报“国土与人民报”发表社论指出，贝利亚反党、反国家阴谋的被揭发，将使苏联进一步加强。
苏联人民是久经考验的，他们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
现在他们同样能够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在领导伟大的苏联人民脱离被压迫和奴役的地位而走向自由、幸福和社会主义的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周围。
此外，芬兰、瑞典等国的进步报纸也发表了关于贝利亚罪行的公告、新闻和评论。

越南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新华社15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讯：
越南各省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正在热烈展开爱国卫生运动。
富寿、南定、宁平、和平等省的广大农民和学生普遍大规模地进行扫除垃圾、扑灭苍蝇、蚊子、老鼠、挖掘新井、设立厕所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
仅在富寿省一个省，就有三千五百户人家在卫生运动中被评为卫生模范户。
和平省人民首先把爱国卫生运动和增加生产、保护庄稼的工作结合起来。
他们在捕杀老鼠、苍蝇、蚊子同时，还到田地里捕杀昆虫。
有一个乡因此使十三公顷的玉米田免遭虫害。

越南部长会议作出拘禁违法地主等决定
【新华社15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于06月下半月在胡志明主席主持下举行了会议。
会议在听取了胡志明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和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关于军事情况的报告以后，对于若干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其中包括：
（一）订出拘禁违法地主、农村恶霸、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制度，以防止他们反对农民斗争的反革命破坏行动和扰乱公共秩序和安全。
（二）通过全力发动农民群众实行政府土地政策，来改进乡一级的人民政府。
这项工作包括：
调整乡人民政府的组织，把大乡分为小乡，改善干部的工作作风，使乡政府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真正人民政府。
（三）关于如何在农民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进行斗争的地区执行政府土地政策的决定。
（四）关于管理各级政府人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