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发表声明
拥护党清除叛徒贝利亚
保证动员工人、职员等胜利建设共产主义
【新华社12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1日电：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发表声明如下：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与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道，一致地、充分地并完全地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定，并将严格地遵循和坚决地执行这项决定。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代表苏联千百万工厂工人和机关职员，对坚决而及时地揭露和清除了最卑鄙的叛徒和冒险分子、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死敌贝利亚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致以由衷的感谢。
贝利亚的罪恶冒险行动的被清算，再一次证明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一切反苏阴谋，都已经并将要被党、政府和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和伟大的团结所粉碎。
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曾经是在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反对人民的一切敌人的各个阶段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党的队伍的团结，曾经是苏维埃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最严重的考验中，取得胜利的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现在是、将来还是正满怀信心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苏维埃社会的最伟大的生命力。
苏联劳动人民看到，约·维·斯大林逝世以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证了对于我国全部生活的不间断的和正确的领导，保证了我们祖国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的加强，保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不断发展，保证了苏维埃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保证了苏联国际地位和威望的提高。
声明继续说，工会必须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中作出必要的结论，并从贝利亚事件中吸取政治教训。
工会必须改进它们的工作，使它更加完善，更大规模地动员群众的创造力，来执行第19次党代表大会规定我国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历史性的决议。
为了胜利地执行这些任务，工会必须不断地发扬民主，在工作中严格遵守集体性的原则，尽力提高革命警惕性，进一步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来自下面的对于工会和经济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不断地加强并扩大它们与群众的联系。
各工会组织的神圣任务就是，注意倾听劳动人民的要求，不断为增进他们的物质福利而努力。
各工会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改进它们在职工中间的工作，以相信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不可战胜性和忘我地忠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来教育他们，以苏联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他们。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谨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证：
工会一向是并将继续是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忠实可靠的支持者。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谨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证：
我国的工人、机关职员、知识分子，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将在它们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下，动员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全部力量，来胜利地实行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

出席世界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
我国代表团离京赴维也纳
【新华社12日讯】
世界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将于07月21日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中国出席会议代表团于12日乘飞机离北京，前去参加会议。
代表团名单如下：
团长：
方明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
席
团员：
盛瑾（女）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劳保
部副部长
张潮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国际
部副部长（兼代表团秘书）
刘洪河中国教育工会河北省工作委员
会主任
李广锜中国教育工会南京市委员会副
主席
胡志涛（女）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教导主任
张俊德模范教师，月地运行仪发明人
代表团携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与教师”图片一套，将在大会期间展览。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越南日本妇女代表抵京
【新华社10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越南代表八人，在10日乘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曹孟君，国际工作部部长陆璀、副部长戚云，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周亮等十余人。
外宾们在机场接受了欢迎者的献花。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越南妇女代表名单如下：
黄氏爱越南妇联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出席世界妇女大会越南代表团团长黎泰宝越南妇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越南第3战区妇联负责人、出席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越南代表团副团长潘氏安越南全国保卫儿童委员会总书记武氏恒农村妇女，“越南的卓娅”的母亲武氏彩越南第4战区抗战行政委员会委员郭氏雀农业劳动模范蔡氏莲少数民族代表，模范干部杜氏金龟越南国防军需厂劳动模范
【新华社12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六人和工作人员一人，在12日下午到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曹孟君，国际工作部部长陆璀，副部长廖梦醒、戚云，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郁风等十余人。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妇女代表名单如下：
赤松俊子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日本代表团副团长，画家，“原子弹爆炸图”的作者，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平奖获得者。
滨田糸卫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事务局长，日本劳动妇女联合会委员长，东京都中野区和平妇女会会长。
高桥志佐江日本地方公务员工会千叶县政府公务员工会妇女部副部长。
小笠原贞子日本基督教妇女矫风会和平部副部长，日本和平联络会会员。
宫城富士子纺织女工。
远藤千枝福岛县政府公务员工会妇女部部长。
高良真木子翻译。

我们伟大的祖国
石玉殿是河南省林县东冶村的植树能手。
由于他传授和推广了多年累积的先进接树方法，就使东冶村的荒凉面貌根本改变了。
这是在果树林里工作的石玉殿。
他正在为果树剪枝。

我国工农业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
【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展览会”，于11日下午二时在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举行开幕仪式。
参加开幕仪式的有：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现在苏联），苏联国内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库米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杰尼索夫，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科切马索夫，以及苏联各界代表、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与我国建立邦交的国家驻苏联大使、代办、武官、参赞等。
参加开幕仪式的还有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人员、商务参赞处人员和展览工作团人员。
苏联商会主席涅斯捷罗夫，代表苏联经济部门和群众组织，致词祝贺展览会的开幕。
他说：
中国人民在短期内把工农业生产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无私的援助，使中国人民的经济得到巩固，技术干部得到增加，并使中国人民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得到发展。
苏联人民将坚决地巩固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联系。
这次展览会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苏中两大国人民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涅斯捷罗夫最后祝苏中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巩固和发展。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戈宝权致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展览会”在莫斯科的开幕，对于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着重大的意义。
展览会将使苏联人民进一步认识爱好劳动和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三年多来怎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自己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忠诚、无私和兄弟般的援助下，在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方面，取得巨大的胜利。
愿展览会的开幕，大大有助于中苏人民的互相了解、友好与团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
展览会开幕仪式举行后，来宾们开始参观。
参观毕，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于下午四时在公园的餐馆举行茶会招待来宾。
（附图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展览会”轻工业品、纺织品与手工业品之部的参观者
我国纺织工人在展览会中陈列的纺织机上表演操作方法
（新华社稿塔斯社无线电传真）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续开行政性会议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07月12日发表公报如下：
双方代表团07月12日举行行政性会议，下一次会议定于07月13日上午十一时举行。

泰国人民要求停止朝鲜战争
【新华社11日讯】
塔斯社曼谷10日讯：
泰国的“每日邮报”写道，报馆收到许多泰国人要求结束朝鲜战争的来信。

罗伯逊与李承晚的联合声明证明
美国仍在纵容李承晚破坏停战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江南报道：
果然不出所料，“含糊其词的”罗伯逊和李承晚联合声明今天发表了，李承晚依然没有确切保证他的政府和军队遵守只待签字的朝鲜停战协定，现在要看美方提出什么有效措施来使朝鲜停战得以早日实现了。
今天罗伯逊和李承晚联合声明表明：
作为艾森豪威尔特使的罗伯逊在汉城活动了半个月，并没有使李承晚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相反地，李承晚却从罗伯逊那里得到了破坏停战的鼓励。
罗伯逊和李承晚的联合声明说，在过去两个星期中，“我们在由于安排停战、交换战俘和将来举行政治会议而发生的困难问题上努力获得相互谅解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现在我们且来看看究竟有了些什么样的“进展”。
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根本没有提到李承晚是否将遵守停战协定以及有关的协议。
这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李承晚可能不遵守停战协定。
为了掩饰这一点，罗伯逊在昨天夜里向美国记者宣读了这个声明以后，特地补充说，“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李承晚对停战合作的保证，我们不可能作出这项声明。”
可是，在这之后不久，在联合声明正式发表之前，李承晚却向美国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报纸记者说，他“不接受停战”，他只不过同意在九十天以内不进行阻挠而已。
他说，他不认为能够和平统一朝鲜。
李承晚狠狠地打了罗伯逊一记耳光。
当美国记者拿李承晚的话质询罗伯逊时，罗伯逊除了说“简直无法忍受”、“遗憾”、“震惊”之外根本拿不出李承晚的“保证”来。
由此可见，罗伯逊和李承晚之间在停战安排问题上获得的“谅解”，就是美国容许李承晚在停战以后九十天就可以放手来破坏它。
李承晚还明白表示：
“三个月结束后，如果届时停战后举行的政治会议还不能解决统一朝鲜问题”，他“将对情况重新加以考虑”。
这和李承晚过去一再叫嚣将重新发动战争，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实际上李承晚并没有丝毫放弃他武力统一朝鲜的野心。
而且，罗伯逊也向美国记者们说，“我们谈判停战——停火——的目的只是为了举行一个（政治）会议，以便研究我们与共方的意见分歧。
假如我们不能在会议桌上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将采取局势所需要的一切行动。”
把罗伯逊这些话和李承晚所说的他只在九十天之内不阻挠停战的话对照一下，那就立刻可以看出，罗伯逊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假如政治会议在九十天之内不能达到李承晚的“统一”朝鲜的目的，李承晚就可以恢复战争。
罗李联合声明根本没有提到李承晚应交出二万七千名被他强迫扣留的战俘，仅仅含糊其词地说什么“任何俘虏不得受胁迫”。
这只能更加证实了朝中方面的指责，即美国纵容李承晚“释放”战俘，并且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追回这些战俘。
除此之外，这个联合声明还说什么要在一定时期将凡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都在南朝鲜释放。
这显然是要进一步破坏战俘协议第11款的规定，来继续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
人们现在已可以看得更清楚，罗李会谈的结果，不但对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没有裨益，而且更加鼓励了李承晚今后破坏停战的打算。
联合声明说，美国和李承晚之间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上获得了协议，关于缔结这个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据国际新闻社今天报道，南朝鲜的官员清楚地说明，这个条约在李承晚在“外国侵略”的藉口下重新发动战争时，“足够保证美国会把它的武装力量投入战争。”
联合声明还说，美国和李承晚“在政治、经济和防务方面合作的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协议”。
因此，如果说罗李会谈有什么“协议”、有什么“进展”的话，那就是李承晚从美国那里得到了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支持，以便他能够重新发动侵略战争。
罗伯逊与李承晚之间取得的协议的性质是如此丑恶，以致他们不敢宣布他们协议的全部内容，并且把他们的联合声明草拟得“尽可能的含糊其词”。
但是这完全是徒劳的。
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个联合声明中看到：
美国对李承晚所采取的是公然的纵容态度。
甚至国际新闻社的记者也说，李承晚这个“老奸巨猾的赌博者”“在一副本来该输的牌上赢了钱”。
国际新闻社的记者还说，美国对李承晚提出的保证使南朝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紧密地与美国靠在一起”。
罗伯逊和李承晚的会谈，已经把美国人民换一个方式缚在李承晚的残破战车上了。
凭着这么一个联合声明，美国的宣传机器现在奉命拚命放出朝鲜停战不日实现的乐观空气。
它们硬说美国已经从李承晚那里得到了停战的保证，企图把拖延停战的责任推在朝中方面了。
可是李承晚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在哪里呢？
在罗伯逊和李承晚的联合声明中是找不到的。
李承晚自己说他没有提出保证，而罗伯逊今天从朝鲜飞抵东京时，美国记者们问他从李承晚那里获得了什么保证，罗伯逊的回答是：
“我不了解这个问题。”
可见所谓李承晚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是不可置信的。

苏联人民表示了不可摧毁的团结
一致拥护党和政府关于贝利亚罪行的决定
【新华社12日电】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12日莫斯科各报，继续报道苏联各地党委员会和劳动人民举行全体会议和群众大会，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定。
“真理报”和“消息报”并发表了社论，评论苏联各民族的伟大友谊。
“劳动报”、“红星报”和“青年团真理报”评论了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和他们对于共产党和政府的支持。
“真理报”社论说：
苏联各民族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是苏联各兄弟加盟共和国取得一切成就的首要先决条件。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各个历史性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
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定，以新的力量强调指出了关于始终不渝地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任务。
只要我们保持住国内各民族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就不怕任何国内外的敌人。
“真理报”接着说：
祖国的叛徒、党和人民的敌人、资产阶级蜕化分子贝利亚，企图采用种种阴险的手段来破坏苏联各民族的友谊，破坏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
这个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反对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虚伪的藉口下，企图激起苏联各民族间的纷争和敌视，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活动。
苏联人民对于企图恢复资本主义政权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权力的这个可恨奸细和野心家的阴谋诡计，正在表示他们的强烈的愤怒。
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周围的苏联人民，热烈拥护并积极支持党所制订的政策。
各地党委员会会同党活动分子举行的联合全体会议和劳动人民举行的群众大会，都表示一致拥护党中央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这就是党、政府和苏联人民不可摧毁的团结的生动明证。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2日讯：
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劳动人民，继续举行群众大会，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定。
各地的群众大会显示出苏联人民不可摧毁的团结，和他们对于共产党与政府的热烈拥护。
在莫斯科，第二球轴承工厂的职工举行了群众大会。
该厂自动车床车间主任瑙莫夫在会上发言说：
“共产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以为人民服务和关心人民的幸福为准绳的。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种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已经为千百万的普通人民、为我们的孩子建立起来了。
苏联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准任何人侵害伟大10月革命的果实。”
该厂总工程师科普佐夫说：
“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到处都蓬勃地表现出人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
就在这些日子里，叛徒贝利亚企图实行他的卑鄙的冒险，以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
但是，贝利亚的被揭发，证明敌人的一切阴谋都要被党、政府和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所粉碎。”
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完全支持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
在列宁格勒，斯大林冶金工厂制造效力强大的透平的工作人员，也举行了大会。
该厂水力透平车间的工人德米特里耶夫在会上说：
“卑鄙的冒险分子贝利亚曾阻挠党和政府的重大决定的执行，曾企图在苏联友好的大家庭内煽动仇恨和纠纷。
但是，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及其走狗贝利亚失算了。
苏维埃制度的堡垒是牢不可破的。”
会议在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保证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
基洛夫工厂、“电力”工厂及列宁格勒其他大工厂都通过了同样的决议。
从乌拉尔和乌克兰，从中亚细亚各共和国，从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也纷纷传来许多消息，说明劳动人民一致拥护党中央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
在车里雅宾斯克铁合金工厂的职工大会上，老炼钢工人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们冶金工人痛斥我们祖国的可耻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这个资产阶级的走狗，在卑鄙阴险的手段的掩盖下，企图夺取权力，摧毁我们亲爱的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力量。
但是，不管敌人怎么样伪装，我们的党、我国人民，随时都能够加以揭破，使他不能为害。”
在著名的油田巴库，各工厂、企业、机关都举行了群众大会。
老石油工人亚列克皮尔·加桑说：
“党在全体人民面前揭发了凶恶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这个恶棍侵害社会主义的伟大果实，侵害我们的光辉的生活。
我们的心充满着愤怒和鄙视。
阿塞拜疆劳动人民对于敌人的阴谋的回答，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
我们将以不疲倦的劳动来巩固祖国的力量。”

苏联灭蝗工作团帮助我国新疆省灭除蝗害
飞机灭蝗工作胜利结束、新疆省人民政府欢送工作团返国
【新华社西安10日电】
新疆省飞机灭蝗工作已胜利结束。
新疆省人民政府在06月30日晚举行欢送会，欢送帮助新疆省各族人民灭除蝗害的苏联灭蝗工作团返国。
参加欢送会的有：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3书记张邦英，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苏联灭蝗工作团全体人员、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卡赞斯基和新疆省各机关代表七百多人。
欢送会上，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锦纯对苏联政府和苏联灭蝗工作团的帮助表示感谢。
苏联灭蝗工作团团长尼科莱依秋克讲话中亦指出新疆灭蝗工作的胜利，是中苏友好的胜利。
新疆省从05月22日到06月25日的三十多天中，飞机灭蝗面积达六十一万三千多亩。
蝗害严重的迪化、干德等六县的农田和草原，经除治后都免除了蝗害。
苏联专家和飞行员在灭蝗期间，不顾酷热和自然条件的困难，侦查蝗虫情况，检查灭蝗效果，还随时向当地各民族农民、牧民讲解灭蝗常识，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受到农民、牧民的热爱。

苏联科学院赠送我国的大批礼物在京展览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访苏期间，曾收到了苏联科学院赠送代表团的大批礼物。
代表团返国后，中国科学院将这批礼物已于07月03日至05日公开展览03日。
代表团在苏联所收到的礼物包括各种珍贵的图书、杂志、图片及研究标本等。
并有乌兹别克科学院代表乌兹别克人民献给毛主席的民族衣帽一套。
图书部分包括苏联科学院赠送的科学技术书籍七百余种，共七千余册，乌克兰科学院赠送的专门杂志及科学技术书籍一百余种，共八百余册。
这些科学技术书籍和杂志集中了苏联科学技术研究的伟大成就。
这批科学技术书籍的认真学习与运用，将在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和建设事业中起重大作用。
除这一部分书籍外，还有苏联外国书籍出版局、苏联建筑科学院、乌克兰建筑科学院、列宁格勒大学等机构赠送的中文著作的俄文译本如“毛泽东选集”及其他科学书籍多种。
其中最珍贵的是由苏联科学院长亚·尼·涅斯米扬诺夫院士亲手交付代表团带回的我们散佚的古籍“永乐大典”副本一册。
代表团还带回很多研究标本。
其中有苏联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赠送的矿石标本，苏联建筑科学院赠送的建筑材料和苏联科学院西部西伯利亚分院赠送的动物、植物、木材制品等标本，及乌克兰对外文化协会赠送的图片及留声机等。
礼物中还包括代表团在苏联各地参观时工厂矿山和工人赠送的礼物。
其中有乌克兰精密电表厂赠送的电表和斯大林诺矿工赠送的新式矿灯，高尔基车床工厂工人赠送的一些机器零件的照片及画报等。
在展览期间，首都科学技术工作者、教师和各界人民都踊跃前往参观，参观者都认为苏联所赠送的这些珍贵的礼物是对我国科学界的重大援助与鼓舞。

蒙古热烈庆祝人民革命卅二周年
泽登巴尔在庆祝大会上演说并举行招待会
蒙古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举行庆祝招待会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乌兰巴托讯：
蒙古人民在11日庆祝了他们的人民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工人、知识分子以及来到首都的牧民们集合在苏赫—巴托尔广场上，举行庆祝大会。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曼增迪、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以及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伊凡尼科夫于十时十分登上乔巴山元帅陵墓的墓台。
泽登巴尔总理向集合在广场的劳动人民和蒙古人民军指挥员、战斗员发表了演说。
他谈到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和苏联兄弟般的无私援助下，蒙古人民在人民政权下的这些年代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泽登巴尔号召蒙古人民不要满足于他们已有的成就，而应揭露和消灭缺点，并对国内外敌人的阴谋保持警惕。
泽登巴尔演说完毕后，检阅军队和有好几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处处都可以看到的字眼：
“和平”。
游行队伍的最后部分是一队运动员。
游行完毕后就开始了要在那多木广场进行三天的按照惯例的节日庆祝活动。
为了庆祝这个节日，泽登巴尔总理在11日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首长，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公众团体和科学、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和蒙古军队将领等。
应邀出席的有苏联、中国、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代表，苏联文化代表团以及苏联和波兰的艺术家。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为纪念蒙古人民革命三十二周年，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德·阿迪尔毕希在11日举行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
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外交部部长维·米·莫洛托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内和对外贸易部部长阿·伊·米高扬，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麦·普·塔拉索夫，财政部部长阿·格·兹维列夫，卫生部部长安·费·特雷季雅科夫，化学工业部部长谢·米·季霍米罗夫，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苏联政府各部副部长和其他高级干部，公众团体、报界、科学和艺术工作者的代表，以及各国驻苏联外交使节。

一个没有起重点作用的“重点”
向阳
今年春天，中共四川新津县委决定以顺江乡为全县的生产重点，并在03月底派出工作组去直接领导。
工作组又确定以第2村为顺江乡的重点。
工作组下了乡，就钻到“点”里去了，但忽视了对“面”的领导。
后来因为有突击任务，他们才开始到其他村里，但并不是去领导生产，而是忙于动员民工。
他们在其他村里并没有发现和解决什么问题，对其他村的具体情况也不大了解。
由于忽视了对“面”的领导，点和面的工作相差很远。
例如在推广泥水选种法时，第2村群众普遍采用了这种先进的方法；
但和第2村相邻的第1村，有些群众只知道“泥水选种好”，却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去作。
在赶场（赶集）时，别村的群众互相传说：
“二村是重点，我们不是重点，差一些不要紧。”
工作组也曾组织过“观摩推广”，但事前准备工作不足，收效不大。
筹划观摩的干部企图在一次观摩中把一直到秋收为止的办法一次“交代出去”，而不知道观摩是应当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进行的。
群众开始来看了，工作组的干部才找到被观摩的互助组长，临时总结他们的经验和作法，研究讲些什么和怎样讲法。
群众三三五五地来了，因为等得不耐烦，又三三五五地走了。
到要观摩时，包括被观摩者和工作组几个干部在内，总共不到二十人，冷冷清清地转了一圈，干部又讲了一些脱离群众思想的话，就算“观摩”完毕了，结果，反使一些人对先进经验更加怀疑。
钻到“点”里的工作组干部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对一般村和工作落后村缺乏正确的估计。
在宣传新式秧田时，单从二村这个先进村来看“问题不大”，就错误地认为“其他村也可能差不多”，因此就没有在一般村和落后村多加一把力。
等到二村种得“差不多了”，干部再到其他村，不少农民已经用老办法种过了。
工作组的许多干部到一般村子去，只是“跑来跑去”，找村长、主席开开会，不明白究竟怎样才叫深入，到底应该深入到那里去。
工作组的干部不十分明白做“点”的工作是要起什么作用，不明白怎样做“点”的工作。
他们脱离当地群众的思想和群众原有的耕作技术，去推广外地的先进的生产经验，甚至照搬成套的“科学技术”要群众照办。
群众、村干部表面上表示非常“欢迎”，口口声声表示“接受”，实际上却并不相信。
他们背后说：
“这些读书人，就是嘴会说！
我搞了一辈子生产，还不知道怎么做好？”
工作组的干部和第1村农会主席谈秧田管理时，这个农会主席很快就说了一套先进经验，表示自己想得很通；
但谈到自己如何做时，却找出一堆客观原因，说明自己“今年还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实际上，大部分群众虽然没有实行“标准”的新式秧田，但都已开始改变过去的作法。
农民正在克服着几千年来传统的保守思想，采取逐步提高的办法，这是十分合理的。
但工作组许多干部却脱离实际地用所谓“标准”、“科学”来要求农民，看不到农民群众的进步。
他们看到农民作的“不合规格”，不如自己想的那样“美”，就感到劲头不大。
他们既不珍视群众的这些进步，自然也就不能抓住已有的较进步的做法，到一般村去推广。
工作组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一切包办代替，只顾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和乡政府各不相关。
他们不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和骨干，没有充分地把村干部发动起来。
这也是点面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第2村在顺江乡没有起重点村应有的作用，顺江乡在新津县更没有起重点乡应有的作用。
中共新津县委在这里设立了重点，派出了工作组以后，是怎样对它进行领导的呢？
县委、工作组、乡政府之间为什么好像是互不相关的呢？
中共新津县委应该对这些问题认真地加以检查和改进。

中共四川省隆昌县委宣传部对宣传网工作缺乏领导
四川省隆昌县通讯员刘九来信：
中共隆昌县委宣传部对开展宣传网的工作缺乏领导，全县的宣传工作长期陷于自流状态。
大部分区、村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干部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关于建立宣传网的精神，错误地把宣传工作和中心工作对立起来，认为搞宣传工作是多余的，会影响生产。
因此，在每项中心工作中都把宣传工作搁在一边，不注意通过宣传推动中心工作。
有些地方虽然也建立了宣传网的组织，但都流于形式。
党组织对宣传员缺乏经常、具体的帮助和教育，上级对宣传工作催的紧了就抓一把，事后就丢开不管。
很多宣传员觉得自己“没本钱”而不知怎样进行工作，情绪低落。
九区望城乡宣传员赖家富埋怨自己不该申请当宣传员。
迎祥乡的宣传员因为得不到帮助，自己也没有很好的学习，在向群众宣传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意义时只好照本宣读；
群众提出一些实际问题他就答不上来了。
还有些宣传员自己对政策一知半解，宣传时宣传错了，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对于宣传网工作中的这些问题，中共隆昌县委宣传部长期没有加以重视并设法解决。
两年多以来，隆昌县仅开了一次宣传员代表大会，但这次会也没有认真总结出经验教训，改进宣传工作。

中央卫生部和劳动部联合通知各地加强厂矿夏秋季节卫生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劳动部于07月04日向各地卫生、劳动部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厂矿夏秋季节卫生工作的联合通知，全文如下：
夏秋季节，厂矿中容易发生疟疾、赤痢、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热射病，特别是肠胃炎等疾病，为了保证经济建设计划的完成和职工身体的健康，要求各地厂矿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饮食卫生的管理，严禁采购腐烂和不清洁的饮食物品。
卫生工作人员要协助伙食管理人员进行食堂、厨房、饮水卫生情况的检查，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各种定期的卫生检查制度。
（二）彻底做好生产场所、生活环境卫生工作，建立经常的清扫责任制度。
特别注意灭蝇、灭蚊，彻底检查下水道和水沟，填垫坑洼，以防污水淤积，并注意垃圾和厕所的清理。
（三）基本建设工地、公路工程的水源，应严加管理。
在水源缺乏没有自来水地区，须把饮食用水和其他水分开，未经化验的生水，必须经过化验或消毒，才能饮用。
（四）建立严格的传染病及食物中毒的报告制度。
发现患传染病、食物中毒者，应立即报告本厂矿行政或资方，同时向当地卫生行政主管机关报告，以便进行早期治疗、隔离；
并须重视疫源的消毒和处理。
（五）高温车间（如熔锻、蒸煮等）和井下作业，应改善通风情况。
现有通风设备，应尽量发挥其效用；
没有通风设备者，须根据许可条件，尽力改善，如搭凉棚、屋顶喷水、加装排气风扇等；
已列入作业计划的机械通风设备，应尽速安装；
此外，并应供给职工足够的特殊饮料（食盐、甘草、绿豆开水等）。
（六）改变不重视预防偏重治疗的工作方法。
卫生工作人员，应经常深入群众，了解工人劳动和生活情况，掌握发病数字，分析疾病原因，主动研究预防的办法，并负责向职工及其家属进行夏秋季卫生教育，使职工普遍重视卫生。
为了使卫生教育工作能经常化，应订立定期的卫生教育制度。
希各地卫生行政机关和劳动行政机关，配合有关部门，协助厂矿作好这一工作。
（新华社）

加强生产领导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根据中央几个工业部门的不完全的统计，今年上半年若干国营厂矿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中央重工业部各厂矿01月至06月按生产总值计，虽然完成了国家计划，但在二十二种主要产品中，有九种没有完成计划，其中钢铁局五个月中有三个月没有完成计划，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工业的产量、质量、效率、安全、成本等都没有完成计划。
上半年只完成了国家产煤计划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左右。
产煤的重点地区如东北区，重点单位如开滦、抚顺等矿务局都没有完成计划。
电业生产中发电量和减少煤耗等也都没有达到国家指标。
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一至05月二十八种主要产品中十四种都没有完成计划。
以上各种情况，说明完不成生产任务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各部门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种局面，不但使全年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且将影响有计划经济建设的进行。
有人怀疑：
很多厂矿完不成任务，是不是因为今年的计划订得高了？
是不是需要修改一下计划，降低一些指标，以便下半年顺利地完成计划呢？
我们说，不是的，这种说法只是保守主义者掩盖其企业管理落后的一种藉口而已。
今年计划经过群众充分讨论，一般说是较为先进的，需要经过主观努力才能完成的；
但不是冒进的，因为它是根据现有的基础（1952年的生产水平），计算了可能发挥的潜在力量制订出来的。
许多的先进企业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具体分析那些影响企业完成计划的主要因素，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计划过高，而在于企业的领导者
（包括党、政、工、团各方面）对于今年的新情况认识不足，没有以最大努力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地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完成生产任务。
很多厂矿没有完成上半年生产计划，首先是由于企业管理混乱，生产不能均衡地进行。
今年第2季度以来，虽然各地都在讨论计划的基础上展开了加强计划管理工作，但是由于许多部门和企业对这一中心工作抓得不紧，或者作法不对头，没有抓住中心环节，因而还没有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和改变生产落后的状况。
除了部分地区生产情况有了好转
（据东北地区04月份一百一十八个企业的统计，完成任务的单位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二；
05月份一百五十四个企业的统计，完成任务的单位占百分之五十五点八），少数先进单位已能均衡地完成国家计划
（如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等单位06月份以来已能按日完成计划）外，绝大多数厂矿还是靠突击来完成生产任务。
突击的结果，使得设备不能按期检修，安全技术规程不能很好贯彻，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人身与设备事故，使得质量波动，废品率上升，工资超支，成本提高。
有些单位为了完成产品总值任务，不按国家计划进行生产，以次要产品弥补主要产品，少试制或不试制新产品，多生产旧产品。
有些单位为了突击第1期生产任务，不惜大量动用下期的零配件储备量，加重了下期生产的不均衡。
京西房山矿1952年第4季度为了突击产量，忽视掘进，以致今年第1季度的产量急剧下降。
如以去年12月的产量为一百，今年01月下降至三十八点一，02月下降至九点七，03月下降至二十七点一八。
其次企业管理的混乱还表现在生产中存着严重无人负责现象。
在加强计划管理中，有的厂矿虽然编制了作业计划，但是计划逐日执行的情况无人检查；
技术供应不及时，各部门、各车间、各工段互不配合的问题无人解决，以致生产经常中断；
重要设备的维护检修无人负责，以致事故不断发生。
如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局系统由于高炉不断发生事故，01月至05月生铁竟未完成国家计划；
许多厂矿安全技术无人负责，最近的井陉煤矿的透水事故，通化石人煤矿的冒顶事故等都是因为无人负责造成的。
至于技术管理制度不健全、操作规程不贯彻、检验制度不严格、产生产品大量报废、返工，影响计划完成的现象更为普遍。
再次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职工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先进经验没有推广，劳动纪律松懈，也是影响计划不能完成的重要因素。
1952年增产节约运动经验证明，在群众中展开找窍门、挖潜力与提合理化建议运动，围绕着中心工作大力推广有决定性作用的先进经验，是完成生产计划的重要方法。
今年上半年，许多企业显然放松了这一工作，不但许多新的创造听其自生自灭，旧有的许多先进经验也没有巩固与提高。
劳动纪律松懈，出勤率低的现象极为普遍。
东北煤矿管理局所属各单位，第1季度即缺勤五十八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个工，等于少出煤十万零二千七百六十吨。
由此可见，为了改变目前的生产情况，关键在于加强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度，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劳动纪律。
而作好这些工作的中心环节又在于加强企业的具体领导。
这就要求各企业领导干部必须钻研业务，必须不断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目前不少人对这一点是认识不足的。
有的错误地认为国家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生产就无关紧要了。
有的终日忙于日常事务，忽略了企业里的重大问题，把计划管理这一中心工作交给科长科员去管。
有些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对中心工作也不进行具体领导，作了报告，发了指示，就算万事大吉。
他们既不深入检查中心工作的进行情况，也不总结中心工作的经验教训，因此，既不能提高所属企业干部的管理水平，也就不能扭转长期完不成计划的严重局面。
各级企业领导干部必须正视这一缺点，立即改变这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必须抓紧中心工作，必须亲自研究一些重点厂矿的生产情况，提出问题，总结经验，指导中心工作的进行。
因此，任务就是要我们学会企业管理，要我们成为企业管理的内行。
只有如此，才能克服企业生产的混乱现象，才能均衡地完成今年生产计划。

北京机器总厂连续十一个月未完成制造新产品的计划
北京机器总厂自去年07月份开始试制苏式中型万能铣床以来，至今年05月，十一个月一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
该厂去年下半年度原计划生产万能铣床四十一台（包括试制一台），到年底仅装出一台。
今年第1季度计划生产十七台，第2季度计划生产三十一台，但到05月底为止，一台成品也没有制出。
一年来该厂由于长期不能完成国家计划，自去年第4季度开始向银行借债度日，到05月底为止，已借款一百三十四亿元，国家损失很大。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第1，领导干部急于达到专业化，不根据工厂具体情况组织生产。
去年05月全国工具机会议确定该厂的长远发展方向为生产铣床，当时，原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工业管理局即指示该厂试制万能铣床，并决定下半年度生产四十台。
该厂领导干部主观地急于要进行专业化生产，没有经过周密考虑，详细研究，仅看了看万能铣床的照片，依凭过去生产牛头刨床的经验，就接受了该项任务，并草率地制订了二个月试制一台、四个月生产四十台的计划。
而当时万能铣床的图纸还没有到，一系列的技术准备工作、生产组织与材料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设备上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如当时全厂只有二台破旧的镗床，大件精密孔就无法加工，磨床也特别少，即使充分发挥磨床的生产能力，去年下半年也只能磨制三台部件），但在主观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决定新产品试制的同时，即停止旧产品的生产；
由于新产品接不上，全厂遂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中。
当时的机器工业管理局也没有对该厂进行检查与具体帮助，而仅以“压”的方法，要求该厂完成任务（待问题严重后，该局领导方面虽多次下厂，解决了些具体问题，但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今年年初，该厂既没有总结去年的经验，接受教训，也没有进行试制的补课工作，明明知道图纸有错误，工具、卡具没有，质量有问题，但仍继续生产。
结果月月完不成任务，生产更形混乱。
第2，不按正规步骤，组织新产品的试制工作，而是用突击方式进行试造，造成生产上严重的混乱现象。
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和三年来全国特别是东北各机器制造厂新产品试制工作的经验，新产品试制工作的步骤必须是：
由样品试造到小批生产再转入大批生产。
在试制样品前，必须做好技术准备工作，主要是审查图纸，拟订主要部件的技术操作规程，设计与制造在试制过程中必要的工具、卡具、量具等，否则就必然给以后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带来一系列的混乱。
北京机器总厂在开始试制新产品时，没有整份图纸，为了赶时间，在短短二十天内，按照东北机械工业管理局设计公司翻译的图纸，突击描绘，一面绘图，一面发图试造，同时又下令正式生产。
由于翻译人员、描图人员质量差，错误百出，直到目前，图纸还没有全面校正。
试制前，也没有准备好必需的工具、卡具、量具，试制
一开始，就用手工业方式突击生产部件，经过一年的时间，加工部件仅有一个床身镗孔卡具。
技术操作规程也没有制订，甚至加工程序也不一定。
如加工回转盘，本应先打眼，后扣丝，但因没有一定的加工程序，工人就先扣丝，后打眼；
打好眼，丝扣也没有了。
该厂今年04月份总结中曾指出：
“究竟一台万能铣床有多少工序，多少部件，谁也搞不清楚。”
这种混乱状况，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
第3，科室责任不清，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混乱。
北京机器总厂科室之间，分工不明，职责不清。
计划科平时不研究设备运用情况和废品、工时、台时的消耗情况等，在月末，为了应付上级报表，才临时收集些资料。
该科终日只忙于填发工作命令单
（实际上是生产科或其他有关科的职责），甚至做个木架子，也得由计划科批条，生产科在03月份以前不向车间下指标，听任车间生产自流。
该厂仅仅加工车间做了一个作业计划，但也没有交群众讨论，因而不切实际，不能执行。
生产调度不灵，停工待料现象极为严重。
加工车间03月份的间断工时占生产工时的百分之十五，04月份为百分之十四点四，05月份虽有好转，但仍占生产工时的百分之九。
装配车间因部件供不上，总装配的部分工人自06月初停工到今天（06月26日）无活可干。
在机器检修工作上，缺乏制度。
机床随坏随修。
修理机床又拖拖沓沓，一台牛头刨床，修理了半年，才修好。
由于缺乏检修制度，机器发生故障的现象，也极严重。
04月份机器故障停工工时就占总工时的百分之六点六，05月份占百分之六。
技术管理上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质量检查标准与检查制度不健全。
质量检查标准该精密的不精密，不重要的小螺丝钉，却扣得很紧。
图纸上的公差很多不明确。
加工车间没有中间检查制度，部件往往成批地成了废品。
该车间去年加工一批床身，加工十个，就废了八个；
今年05月份加工升降台，加工五个，废五个。
该车间03月份的废品工时，就占了生产工时的百分之六点二，04月份占了百分之七点八。
为了赶任务，部件虽不合格，也凑付着用。
今年加工完的八个万能铣床，床身都是回用品。
工人说：
“检查出废品，只要车间主任向工程师说一声，就行了。”
检查人员也不负责任，看了看部件，就算检查合格。
在检查合格的部件中，在装配时，往往又发现废品，甚至有些部件没有加工完，就作为合格品入了库。
据统计：
目前已入库的部件中，有百分之三十八要报废或退修。
装配车间在部分装配时，小件凑大件，凑不上就等加工车间做出来再装；
到总装配时，凑不上就大拆大修。
第2季装配一台万能铣床时，拆装了五次，装了两三个月，原计划装配一台万能铣床的升降台部分，需一百工时；
现在增至四五百工时，尚无把握。
第4，政治工作薄弱，劳动纪律松弛，生产情绪不高，也影响了任务的完成。
该厂过去较长的时间内，政治工作不能与生产紧密结合，党、工会和青年团干部不熟悉生产，不钻研生产业务，因而生产中的许多问题，不能组织职工加以解决。
在宣传鼓动工作方面，也缺乏计划性、群众性，只是党的宣教委员在车间内看到有什么问题，临时宣传一下。
工人群众由于长期完不成计划，经常没活干，生产情绪不高，劳动纪律也差，迟到早退的很多，个别夜班工人甚至带酒上班，在工作时间，喝酒睡觉。
这种现象曾长期存在，没得到及时纠正。
北京机器总厂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
现在中央第
一机械工业部第2机械工业管理局和该厂的领导方面已初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该厂03月份已通过揭发无人负责现象，开始建立了某些制度。
政治工作也有了改进。
但目前各种主要制度，特别是科室与技术管理方面的责任制度，还没有认真建立。
科室职责仍然不明确，生产上的混乱现象尚未得到纠正。
领导干部对试制工作的步骤，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
该厂应迅速按照下列步骤，整顿工作。
第1，明确各科室的职责范围，加强责任制，加强计划管理与技术管理。
第2，有步骤地通过解决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如镗床与龙门刨床上加工的主要部件）及关键性的技术问题，进行试制补课工作，有系统而有重点地审查图纸，与工人共同研究、制订和修改操作规程，首先是主要部件的技术操作规程，迅速补充必要的工具、卡具、量具，进行技术记录工作，订立检查标准与检验制度，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反对无重点地泛泛地进行试制的补课工作。
第3，加强政治工作，党、工会、青年团应该围绕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来进行工作，学习五三工厂的经验，加强科室技职人员的政治教育，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纪律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以便迅速地扭转长期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局面。

卧龙乡乡长余长林领导农民战胜了旱荒
余长林是河南南阳县卧龙乡的乡长。
在05月中旬，他领导着该乡张庄村农民，浇水点种了早秋作物，战胜了旱荒的威胁。
04月中旬，张庄村的小麦遭受霜灾以后，全村农民都担心春荒未过，夏荒又来，非常恐慌。
经过人民政府领导农民抢救小麦和贷放粮食，大家才安下心来，积极准备争取秋季丰收，以弥补麦收的损失。
但是，接着又是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地里旱得裂了缝。
农民们眼看着早秋作物播种不上，急得坐卧不安。
余长林就是这个村里的人。
他看到这个情况，心里也是沉甸甸的。
他想：
“今夏麦子减收了，夏荒紧跟着春荒来，只有争取秋季丰收，才能战胜灾荒。”
于是就号召群众抗旱点种，不要靠天等雨。
可是这村农民从来没有抗旱点种的习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
长林看到光推不动的情形，就想起去年领导群众治棉花害虫的事情来。
那时，棉蚜、棉蜘蛛闹得很厉害，幼小的棉苗，受害很重，有些棉蜘蛛为害严重的棉田，猛一看去，棉苗变成了红色。
乡里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号召群众捕灭虫害，可是都像耳旁风刮过去一样，没有起一点作用。
后来，他借了个喷雾器，装上石灰硫磺合剂，到自己的棉田里去作试验。
当时看热闹的人很多。
有些人光说泄气话：
“看这物件能把火龙（红蜘蛛）治下去啦！”
可是药水喷撒到棉苗上以后，害虫立时就死了。
很多农民都说：
“这真美，我也要贷个喷雾器，把害虫治下去。”
捕灭棉花害虫运动就这样展开了。
长林想到这里，领导群众抗旱点种的信心增强了。
他想：
“光口头号召不顶事，必须先给大伙开条路。”
他和家里人首先担水浇种上一亩二分棉花、二亩高粱。
三天后，秋苗出得很齐整。
消息传开后，许多农民都到地里去看，谁看看谁眼热。
农民赵福玉看到浇种真顶事，当场就向长林讨教浇种的办法。
隔了三四天，他见了长林笑着说：
“乡长，我浇种的秋苗也出来了！”
长林就拿这些事实教育农民抗旱浇水点种，全村农民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都感到靠天吃饭思想是错误的，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担水点种。
新的问题又来了。
有些春地犁后没有耙，如今遍地都是盆大碗小的泥块块，无法浇种。
新的困难并未吓倒余长林，他耐心地去进行个别发动。
一天，他跑到农民王文德家，笑着说：
“文德，你家的春地为啥还不种？”
文德冷冷地说：
“满地大泥块，怎样种法？”
长林又问：
“你家十口人，种那六亩麦，今夏每亩地顶多打二斗，共打一石二斗麦，最多能吃两个月，麦吃完接不住秋可咋办呢？”
问得文德大张嘴没啥说。
长林接着说：
“眼下你家要是能出点力种上二亩高粱，有两、三个月就能接住嘴了，不也饿不着肚子啦！”
文德妈插嘴说：
“是呀！
你看乡长多会打算，咱也应该往后打算打算呀！”
可是文德思想还不通，不耐烦地说：
“等我爹回来了再说吧！”
文德爹等雨的思想很严重，看大伙种上的秋苗都出来了，心里很着急，也想浇种
一点，但看到泥块太大，又没有信心。
长林就动员他说：
“种一棵是一棵，种一分是一分”，并提出打碎泥块再种的办法。
随后，在长林亲手帮助下，种上了几分地早秋作物。
农民代清山的四亩多春地，也是因为泥块大没种上，长林便对他说明“早种早接嘴”的好处，并帮助他下地打泥块，结果担水点种了一亩三分棉花、三亩高粱。
当王文德、代清山两家打泥块浇种的事实传出去后，农民们都照样点种上了。
全村一百二十亩春地，就这样全部种上了早秋作物。
（王祖培）

栒邑县人民感谢政府运粮救灾
陕西省栒邑县读者郑九经来信：
从哈尔滨等地运来的粮食，已在05月初旬到达河南及陕西北部各个灾区了。
我们栒邑县也是其中的一个。
现在人民政府正在一面分配，一面廉价出售。
群众的心安下来了。
自从麦子受冻以后，有些农民难过得放声大哭。
有的白发老头一谈起1919年国民党反动统治时的饥荒就非常害怕，说那次饥荒使许多人家灭种绝户，不知死了多少人。
如太峪区的郑家村原有一百五十多户人口，那次灾荒后就只剩下四十二户了。
食粮运来以后，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有了人民政府就能战胜自然灾害。
现在各灾区的群众大都积极行动起来，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正进行克服夏荒、搞好秋季作物的准备工作。

桦南县贯彻政策后提高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今年春天，松江省桦南县在执行政策方面发生了许多偏差。
该县县委忽视了对政策的掌握和宣传教育，不少区村干部不根据具体条件，偷偷地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8区北安村就有五个伙喂马组。
有些区村盲目地编大组、限制小组。
如第9区民主村把小组都合并为大组。
这种现象在农村中引起了极不良的影响，使群众有不少误解。
八区北安村干部组织伙喂马组，群众不同意；
村干部就采用各种方法，强使群众组织。
村干部一面向群众错误地宣传：
“早入社，晚入社，早晚得入；
早入就比晚入强。”
“不愿集体喂马就是不愿到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采用“公约”、摊派等办法强制农民入组。
九区民主村支部在农民中提出“不许多种地，超过五垧为剥削”的口号，因而使很多有五垧地以上的农民把自己的地拿出交公。
这样，全村八个互助组就都有了“公共财产”，群众不了解政策，就更加不安。
在借贷、租佃、雇佣、土地买卖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主要的是把党内原则和社会政策混淆了，把富裕农民和富农分不清。
群众有钱有粮不敢往外借，或者是明不借暗中借。
九区民主村有些富裕户，暗中把钱借给佳木斯的商人，而自己在村中则吵“没有钱”。
由于农村借贷不活跃，有些贫困户缺吃粮、籽种没法解决，对政府表示不满。
中共桦南县委了解了这些问题，就领导县区干部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春耕生产和互助合作的指示、决议；
并组织县级报告员，深入区、村，一方面给区、村报告员、宣传员传授政策，一方面和群众直接见面，向群众具体地全面地交代政策。
县委还召开了区、村干部扩大会议，深入地全面地进行了政策教育。
各区、村全面地深入地贯彻政策以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澄清了，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四合村借贷活跃了，贫困户的困难也解决了。
九区民主村进行了政策教育以后，群众普遍感到心里亮堂了；
富裕户郜凤林说：
“这回心里像开了二扇门似的，可真痛快啦！”
薛万仁说：
“这回可托底了，得好好干了。”
在进行政策教育以前，连绵大雨，庄稼要浸坏，民主村群众睡觉不想办法；
进行政策教育以后，群众积极行动起来顺水挖壕，抢种大田；
只在05月24日下午半天就挖了三里多长的水壕，抢救了一百五十多垧大豆。
（马健）

涪陵县百胜乡普选工作组
开会太多影响农民生产
读者宁相琦、束义、张学富来信：
四川省涪陵县第4区百胜乡的普选典型试办工作，是由涪陵专署统计科副科长白仲山同志领导进行的，他不照顾农民的生产，天天开会忙选举，使干部、群众都很不满意。
06月02日，白仲山领导工作组到了百胜乡。
从06月06日到15日的十天内，白仲山同志在该乡保安村召开了大小会议共十八次，如：
村干部会、积极分子会、民兵会、妇女委员会、妇女小组长会、互助组会、老人会、居民小组会、村民大会等。
这些会议大部分是不必要开的；
很多会议事先缺乏准备，内容冗长、重复，时间拖得很长。
12日晚上，保安村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白仲山同志在会上一连串布置了普选宣传、人口调查、选民登记、整顿互助组、订短期生产计划、开展竞赛等十五项任务，对每项任务都讨论一遍，弄得干部们非常疲劳。
这些任务不分轻重缓急，一齐布置下来，使干部不知从何着手；
其中虽然也布置了生产工作，但实际上没有把生产放在首要地位。
13日上午，召开了妇女委员会，因为缺乏准备，等人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
会上，乡妇女会主任汤绍华同志作了动员妇女参加普选的报告，别的同志作了补充，这样，要说明的问题已经明白了。
但白仲山同志却又作了长篇大论的发言，把别人说过的意思重复了一遍，许多人听不下去，有的就睡着了。
第2天，白仲山同志又布置工作干部分别召开妇女小组会，动员妇女参加普选。
这样，什么事情都用开会来解决，白天黑夜一个会接着一个会，严重地妨碍了生产，群众也都不愿意再参加会了。
13日，白仲山同志要召开老人会谈普选，结果大家都不来参加，会期一延再延，最后开会时也只有一部分人勉强来参加。
白仲山同志在召集群众开会时还常采取强迫手段。
如有时夜里开会到十二点钟，农民怕影响第2天生产就中途退席；
白仲山同志看见了便声色俱厉地把他们喊回来，不让走。
农民们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
工作组干部和村干部都曾向白仲山同志提出过批评，但是他不但不接受，还逼着批评者检查思想动机。
在百胜乡总结第1阶段普选试办工作经验时，白仲山同志还把开一系列的会议当作宝贵的经验，要全乡各村加以推广。
我们觉得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希望上级选举委员会加以检查纠正。

渔区读者来信反映渔民在生产中的两个意见
编者按：
下面摘要发表的两封来信中，读者反映了渔民在生产中的要求和意见。
吴兴县菱湖渔民要求合作社充分供应饵料。
读者周英堂对扶余县杨家渔场不顾国家水产事业的发展和渔民长远利益，而滥捕幼鱼的做法提出意见。
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
来信中所提到的主管机关应即解决这些问题。
吴兴县菱湖四万多渔民
迫切要求充分供应饵料
浙江省吴兴县人民政府建设科韩延庆、余剑雄、闵乃喆来信：
我县淡水养鱼事业很发达，需要大批豆饼及酒糟等作饵料。
1952年单菱湖区渔业产销合作社供应社员的豆饼即将近二万市担。
今年全县计划养殖鱼苗较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所需饵料更多。
经菱湖区渔业产销合作社计算，除酒糟等副饵品外，该区至少需要豆饼两万六千市担。
这个数字在1952年年底就上报给县合作社联合社。
今年03月31日，渔业合作社接到县社的通知说：
豆饼因来源稀少，今年只能供七千五百市担。
这个数字不足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渔业合作社与县社供应科联系时，他们说：
“省社分配任务时，只拨给肥料，没有饵料；
这七千五百担是县社照顾你们，才拨给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渔业合作社在04月01日及17日先后把殖鱼情况及今年豆饼需要量报告有关上级机关，并要求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全国合作总社供应业务第2批发管理局上海站的答覆说：
“豆饼已分配给各省社，目前无货供应。”
省水产局通知县人民政府说：
“省社召开各县供应会议研究后，亦难以解决供应问题。”
这就使我县渔民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得不到解决。
自1951年以来，本省水产局及合作总社曾几次派人了解我县养鱼生产情况，他们在表面上似乎很重视渔业生产；
但在供应鱼饵时总是推拖不负责任，每次都要我们费许多周折才获得解决。
我县菱湖是全国淡水养鱼优良湖之一，依此为生者达四万四千多人。
我县养鱼生产的重要意义，上级机关不是不了解，那末省合作总社为什么在今年分配豆饼供应额时没有考虑鱼饵供应数字？
今年04月份我县人民政府也曾分别要求省人民政府、省财经委员会及省水产局要求协助解决这一问题，但只得到省水产局一个不关痛痒的答覆。
今年03月份全省水产会议号召大力发展淡水养殖，要求我县保证完成鱼苗生产任务。
现在我县的鱼苗采购任务已基本上完成了（并将超额完成），但饵料供应未得解决，将使生产受到重大损失，并严重影响明年放养任务。
我们认为，我省有关领导机关只号召大力发展渔业生产，对渔业生产中存在的具体困难却不负责解决，这是很不对的。
我们要求赶快解决鱼饵问题，以免使渔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
吉林省扶余县杨家渔场
大量捕捞幼鱼影响鱼类繁殖
黑龙江省肇源县自立村渔民委员会周英堂来信：
吉林省扶余县杨家渔场在1952年全年捕鱼四十多万斤，其中有三十余万斤是幼鱼。
今年三、04月中才放出来的小鱼，该场又捞捕了四万余斤。
该场负责干部对这种做法不但不加制止，反而采取支持态度。
这种大鱼，小鱼一网捞净的办法，将使鱼类逐渐减少，严重地损害了渔民长远的利益和国家水产资源。
我认为：
该渔场应进行检查，纠正这种做法，今后切实重视鱼类的繁殖保护工作。

隆昌县和平乡选举工作组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困难
读者李永震来信：
四川隆昌县和平乡的基层选举试办工作，从05月08日开始以来，一直是结合着生产进行的。
由于选举工作干部注意了从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入手，使群众解除了怕搞普选妨碍生产的思想顾虑。
和平乡的普选试办工作刚开始时，正逢农民栽秧高潮。
工作组干部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把普选与生产结合起来，因此只是在进行选举活动时注意不影响生产时间，而并没有具体地研究领导生产和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
05月中旬以后，和平乡的农民发生了缺秧子的困难，这是由于群众把“少秧密植”搞成了“多秧密植”造成的。
普选工作组研究了这一情况，觉得必须钻到生产中去，具体帮助群众搞生产，才能使普选工作顺利进行。
于是，他们便抓住了缺秧问题，向群众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说明“少秧密植”的好处，纠正浪费秧子的现象。
这样，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匀出多余的秧子，进行调剂，不但解决了缺秧的困难，扩大了栽秧面积，同时也推广了少秧密植的先进生产技术。
螺丝村全村六十四户中，有十六户农民缺秧，经调剂后都及时插了秧。
06月初，全乡又呈现了旱象，选举工作组及时帮助乡干部领导全乡农民进行了抗旱保苗工作，并深入动员群众克服麻痹思想，投入抗旱工作。
在很短的时间内，全乡基本上战胜了旱灾，使许多枯萎的秧子发了青。
农民的生产困难解决了，接着就抓紧生产空隙进行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等工作。
这种作法得到了农民群众的赞同和拥护，效果很好。
许多农民向选举工作组的干部表示，他们不再认为搞普选会影响生产了。
工作组的同志们也都深深感到：
选举工作组同时应该是一个生产工作组，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满意，才能把普选工作搞好。

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
赴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化教育考察团团员恽子强
东欧国家在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文化教育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一般知识分子都崇拜西方，卑视自己民族传统，缺乏爱国热忱。
讲地理能谈英、法、美、德的城市港口，却不熟悉自己国家的地理。
谈科学能说出西方国家的成就，却不能知道它们的缺点，同时也不重视自己民族的成就。
由于当时各国在政治、经济上对西方国家居于附庸地位，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贯的无计划生产的状态，教育部提不出教育的明确目标和计划，高等教育主要成为一种装饰品。
大学教授们高唱“教育独立”的论调，说“科学和政治无关”。
这些世界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想笼罩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形成教授们随兴趣讲学，大学生随兴趣求学，大家弄不清教学目的。
学校不举行考试，毕业没有一定期限。
法西斯德国的统治曾经更加深了东欧高等教育的灾难。
当时波兰的高等学校全部被封闭了，进步教授受到了法西斯的摧残。
各国也都产生了一些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
德国本身所受的毒害自然是更厉害，使得解放后民主德国教育部感到“没有一本书是能用的”的重担。
英勇的苏联军队解放了东欧国家，使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建立。
这些人民民主国家都在战争所给予的创伤下努力于恢复工作，经过了几年，都在1948年前后，走上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这样，就产生了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社会主义的工作干部”的需要。
所谓“社会主义的工作干部”是一种精通业务而又有高度政治自觉的人。
在各国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高等教育都经过有计划的改造，向着紧密地配合着国家建设需要的道路上前进。
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党和政府都预见到这种改造工作所将遇着的困难，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胜利地引导着高等教育走上配合国家建设的道路。
波兰高等教育部负责同志曾谈到这一工作需要克服两种基本的矛盾：
第1是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工作需要的矛盾；
第2是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任务和当时高等学校手工业生产方式的矛盾。
什么是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的需要呢？
这种需要就是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社会主义的工作干部；
就是要发扬爱国主义；
就是要学习苏联；
就是要缩短学习年限，而同时提高教学水平；
就是要制定统一的高等教育计划；
就是要在高等教育系统建立民主集中制；
就是要在学校里加强劳动纪律，确定为完成国家任务而奋斗的决心等等。
为了这些需要，这些国家必须展开对世界主义思想和客观主义思想的斗争，必须做到团结知识分子，改组旧式学校，以适应新的建设要求。
为了克服高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工作需要的矛盾，波兰曾于一九四九——1951年间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准备“科学会议”。
他们从组织各门科学的小型座谈会开始，进到组织各门科学的大会，更进而召集代表全国科学工作者的大会——“科学会议”。
这一时期里，他们组织了大小会六百次（参加的人数达二千七百人），其中各门科学大会达一百五十次。
通过这些会议，政府团结了五百个进步分子，成为运动的骨干。
到1951年06月，就召开了“科学会议”，到会一千多人，共代表六十个单位。
这一会议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科学工作者中间严肃地批判了“教育独立”的反动思想，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团结了多数知识分子，响应政府提出的为完成六年计划任务而工作的号召，引起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
会后，教授们是否努力于完成工作计划成为他们进步与否的标志。
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曾经做过。
他们首先在部队文教机关里发现教学上严重的世界主义倾向，就于1952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第2大城布尔诺召集了全国高级文教机关、各大学的代表会议。
会议首先由萨波托斯基（当时捷副总理）和柯柏茨基（捷政府文化宣传部部长）作了批评世界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报告，经大会讨论，各代表分别回原机关传达，又在本机关展开讨论。
结果在高等教育机关里获得广泛的思想转变的效果。
知识分子开始由脱离实际的作风转向要求为配合国家建设计划而工作。
这些国家制定国家建设计划时，都提出了大量培养科学技术干部的要求。
例如波兰的六年计划要求六年里培养出十四万五千技术人员。
旧的大学每年小量地培养大学生，是不能应付新形势的要求的。
为了解决高等教育中手工业生产方式，不能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社会主义工作干部的问题，他们调整了院校的组织，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增加校、系、专业。
原来，欧洲由于宗教的传统力量，大学里常设有神学院。
其次，大学生学文学、法律的比重也大。
有的国家，教会直接掌握许多学校。
例如在匈牙利1948年学校统由国家管理以前，全国七千九百七十一校中有五千三百二十七校在教会手里。
大学组织变革时，神学院划归教会。
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或其他院系常是按国家建设需要，由大学划出成为独立学院，或在有关生产地区增设建设需要的高等学校。
例如波兰将各大学造船系合并成造船学院，设在革但斯克。
匈牙利新建拉科西重工业学院，设有矿工、机械、钢铁等系，校址在有炼钢厂的密斯科尔兹城，目前学生已达一千八百人。
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区新建许多工厂，斯洛伐克首府布拉的斯拉发的工学院就扩充到有了电机、机械、建筑、化学、工业经济等系，学生达四千人。
罗马尼亚将原来布加勒斯特工学院的采矿系、化学系的一部分调整出来，1948年成立了石油瓦斯学院。
第1年只有一百五十名学生，现已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将来拟增到四千五百人。
现设有四系，即地质勘测系、石油开采系、炼油工程系、工程设备系。
保加利亚农业中心普乐夫的夫城的农学院原为大学一系，于1950年成立独立学院，现设有农艺、园艺、食品工业三系，共有一千一百学生。
著名的德国德累斯顿高等工业学校在1952年学生数达五千八百人，另加工农预科学生二千人，函授学生四千人，教职员一千四百人，成为一万三千人的高等学校。
其他，如波兰的华沙大学，克拉科大学，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罗斯多克大学，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大学，匈牙利的葛苏特大学，罗马尼亚的巴洪大学，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大学等等都在同一配合国家建设需要方向下调整了组织，扩大了招生量。
高等学校调整后，院校数目增多起来，教师就不够了（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
补救办法是将一些高等学校设在有关生产所在地区。
这样，可以就近抽调工农技术专家兼任讲员。
例如，匈牙利由于这样办理，使高等学校增加了二百个讲师。
另外，为了解决高等学校师资的不断增加的需要，各国都有计划地逐渐抽调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为各教研室的研究生，培养他们为大学教师，又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去苏联及兄弟国家学习。
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大学是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子女享受教育的地方。
解放前的东欧国家自然也没有例外。
例如在波兰战前的大学生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占百分之四十三，高级职员子女占百分之三十，富农子女占百分之十四。
德国在第2次大战前大学生只百分之二是工农子女。
捷克斯洛伐克在解放前大学生只百分之七为工农子女。
匈牙利在解放前大学生百分之三点五是工农子女，罗马尼亚学生成分战前百分之九十五属剥削阶级。
解放后人民民主政权为了加速培养工农青年，使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努力使大学向劳动人民开门。
一般办法是在大学附设工农预科。
这种预科最初常是短期的，例如半年期的补习班，以后逐渐延长到两年。
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都重视工农预科。
为了鼓励工农子女入学，常常规定给以更多的助学金。
例如民主德国规定工农子女入学一般每月补助一百八十马克，中等成绩的补助二百二十马克，优等的补助二百六十马克。
资产阶级子女优等的可得一百三十马克，最优成绩的才能得一百八十马克。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
为了解决工农子女入学的经济困难，有的在助学金里规定有假期回家费，有的国家规定结婚及生子的另给补助。
为了解决他们食宿的困难，举办“大学公寓”、“大学食堂”。
在初期为了鼓励工农子女入大学，规定在工农预科毕业者入大学可免入学考试。
直到工农子女入学数目加到一定限度才举行入学考试。
尽管情况是如此，但是在初期，还有另外的困难。
一些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大学教授每每故意提高学习内容，使得工农学生难于消化，又在考试中给以难题，使不能及格。
例如在匈牙利曾因此引起工农成分学生大批退学；
后来在1950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作出决议严厉地批判了这一现象，才改正了这一缺点。
民主德国在动员工农积极分子入大学的工作中，一直到1948年都还感到相当困难。
原因是几方面的。
首先本人只看重现有的技术，认为学习理论是不重要的。
其次工厂不愿放出生产中的积极分子，怕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
另外本人的父母为了儿子的补助赡养的收入，也不愿儿子去学习。
这些困难只在一些人从大学毕业后，有了更高的技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又加上青年团员的广泛政治工作，才逐渐克服。
有些学校为了克服劳动人民怕学理论的困难，编写了“应如何读书”，指出学习理论的必要和读书的方法，以养成工农子女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培养他们掌握理论的决心。
为了提高五年、十年工龄的工人到工程师的水平，各国学习苏联，在大学里开设两年的课程，以便在两年里提高他们到工程师的水平。
这种可能性是由于工龄高的工人对于一项专业的操作经验积累得相当丰富，因而在学习中不需要像一般大学生一样加上许多实习课目，而只要给以这一专业所需的理论知识就够了。
另一方面，又由于学习的课目紧密联系着工人平时的专业操作，工人学习的效率和积极性都比普通没有操作经验的大学生来得高。
这样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比一般大学新毕业的知识分子更好，因为除了有同等的理论水平外，老龄工人培养成的工程师有丰富得多的实际经验，因而是更好的工程师。
事实证明是如此的。
保加利亚农学院也有为农业劳动模范开设的两年课程，给他们以和他们的生产实践相配合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农业技师。
由于各国领导方面积极鼓励工农子女入学，并努力给他们以求学的便利，大学生的工农成分逐渐增多。
目前波兰大学生工人出身的占百分之四十，农民百分之二十五，进步知识分子百分之三十。
民主德国专门学院学生中，工农出身的达百分之六十四，大学里达百分之三十。
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工人占百分之四十，农民出身占百分之十，余为进步知识分子。
匈牙利全体学生中工农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七，大学生里占百分之五十八。
罗马尼亚大学生也有很多是劳动人民子女（罗马尼亚1952年的大学生家庭成分统计是工人百分之二十一，农民百分之二十七，职员子女百分之四十五，合作手工业者百分之一点三，自由手工业者百分之二点八，医师百分之零点五，富农百分之一点九。
若单以大学一年级生计算，则富农子女只有百分之零点二）。
为了更广泛地培养国家建设亟需的干部，各高等学校都广泛设立夜校，函授学校，以便在职人员不脱离生产，可以完成高等教育。
解放前，有些人为生活所迫，没有学完自己愿学的专业。
有些人由于离开学校后用非所学，在现在工作岗位上就感到知识的不足。
为了做好工作，有许多工作人员是应该补完高等教育的。
入函授学校应经过考试编级。
函授学校编就函授讲义，附有自学指导，学习进度，复习题等，寄给学生。
规定考入函授学校的人员，在在职机关平均每日可准少做工作一小时，或每周可少做01日工作，以便学习。
另方面，入函授学校的学生，每周也应保证一定的学习时间。
每二星期可到附近函授学校提出学习中的疑难，要求解答。
函授生也按期寄复习题答案，以便由函授学校审核学习情况。
夜校每日学习四小时，包括上课及讨论。
工人出身的学生可于一定时间到实验室做实验；
非工人出身的学生可于一定时间到实习工厂实习。
函授学校和夜校的学习年限约比普通高等学校学习年限加长一倍。
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作干部，即具有爱国心，事业心，有纪律性，有战斗性的工作干部，各国高等学校在课程改革方面都规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修课，整顿了本国文、本国史、世界史的必修课，加设了体育的必修课，并进行了普遍的教材改革。
一般都是学习苏联，斟酌本国条件，进行编写新教材，要求铲除学术中的资产阶级观点。
因为编写任务繁重，一时不易完成，有时直接用苏联教科书。
因为要使教学不断地配合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改进，对大学教授、讲师、助教们有一定的政治学习制度，以便能自觉地铲除学术中的错误观点。
保加利亚规定有四十五天的离职学习，更有两年制的夜党校（大学），使教师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
另外组织“集体听讲”。
当某一教授讲授时，同一教研室全体人员定期出席听讲，然后组织讨论，进行批评。
在综合性大学里并特设哲学系或政治经济学系，由一个负全校政治教育的副校长掌握着，指导全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这一系的教授学生们都参加教学活动。
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好地贯彻到各门科学业务中去，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有的高等学校哲学系规定每一学生必须同时学习一门科学，以便毕业后到有关的系或教研室去做工作。
有的国家规定要高等学校各系抽派专人去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回本系工作。
此外，学习苏联，在高等学校实行了“义务研究工作制”，即大学教学人员均以工作时间的一半教学，一半做学术研究。
所有研究题目都是国家建设中所发生的科学技术问题。
为了使这些研究工作能紧密地、有计划地配合实际问题，各国都实行大学教研室和有关生产单位订立“合作合同”的办法。
在合同里规定生产单位提出研究题目并尽力给学校（在研究工作中）以物质的帮助。
教研室也努力如期完成研究工作，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
教研室并吸收有关生产部门的技术人员为“科学合作者”，参加本室工作会议，提出建议，使研究及教学工作获得改进。
每年又举行科学会议宣读论文，进行学术讨论。
这样教学人员就在教学时间里，密切地联系实际而不断获得业务上的进步，使教学水平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增长而提高。
为了制订教学计划，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为了集体地改进教学，各高等学校都学习苏联，设置教学研究室，按教学人员的科学专长分配他们到各教研室工作。
教研室规定本室工作计划及各个人工作计划，经学校当局批准后负责执行，并经常开会讨论改进的方法。
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种类、数量及质量，能够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首先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计划来决定招生额。
学生入学前举行入学考试，入学后编入一定学系，一定学习小组，直到毕业为止；
非经允许不得转系转组（每一学习小组有二十至三十人）。
其次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各系系务会议，各科教研室，学生各个学习小组，都经常关心帮助学习落后的学生，务求学生达到最大的毕业百分率。
解放前，高等学校学生可以自由转系，也可以不毕业即离开学校，也可以毕业后不做工作又转学其他学科。
现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工作亟需高等学校毕业生，因而要按种类、数量和质量，由学校尽速造就科学技术人员。
他们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率都是努力求得最高的。
例如罗马尼亚大学生毕业率现达百分之八十，波兰大学生毕业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他们国家还努力研究学生不能毕业的原因，要求达到更高的毕业百分率。
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和劳动生产相结合，一切学自然科学的高等学校学生，除了经常在学校的实验室、工厂、农场实验和实习外，各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实行每年在校学习十个月。
假期中学生到有关的国营工厂或农场实习。
第1年现场实习只要求学生了解和个人所学专业有关的工厂或农场的一般生产状况。
以后逐年更接近于深入了解所学专业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及其问题。
临毕业前，学生以半年时间准备毕业论文，以应“国家考试”。
在这半年，学生首先以约三个月时间去有关的生产现场搜集和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资料，并在生产过程中发现应研究的问题，然后回学校报告本系负责人；
经本系研究后，决定研究题目及指导的教授。
毕业前，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经本系指定几个教授审查后，送给“国家考试”委员会。
委员会由本系负责教授、有关生产单位的技术专家及高等教育部所派人员组成。
委员会审查论文并举行口试，以确定学生是否已经掌握本专业的学识，是否能够毕业，成为工程师、技师等。
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教学效果在质量上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各国高等学校都严格执行考试制度。
课程进行中有小考，学期终了有学期考试，毕业时又举行“国家考试”。
各校都经常统计考试分数，以考核教学成绩。
保加利亚对于每年提升的教授及讲师，也举行国家竞考，登报宣布所需种类及人数，应征者提出论文成绩，由国家组织委员会评选。
由于各国领导方面对高等教育的不断关怀和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前高等学校只有九所，学生一万八千人；
目前有了三十校，学生达四万六千人。
匈牙利高等学校解放前有十六校，学生一万一千八百人，目前达二十八校，学生四万六千人。
罗马尼亚高等学校解放前有十六校，学生二万人；
目前达五十校，学生五万五千人。
保加利亚高等学校解放前有五校，学生九千八百人；
目前达十四校，学生二万七千人。
波兰现有高等学校十四所。
民主德国有大学六所，高等工业学校一所，专门学校三百四十所，共有学生八万一千人。
我们在这些国家的高等学校里常遇见工农劳动模范亲自告诉对于政府培养的感激和个人努力学习的热忱。
我们又常在生产现场，例如一些钢铁工厂、机械工厂、化学工厂、实验农场、运河工程地等地方，遇见这样培养出来的新型社会主义工作者辛勤地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而劳动。
这些都使我们感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是和我们在一起，以伟大的苏联为榜样，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迅速地前进。

关于人口调查与选民登记关系的几个问题
中央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
我国这次人口调查，是直接为普选服务。
人口调查的资料，一方面是选民登记的基础，另方面是计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依据。
同时，此次人口调查登记是由普选工作干部在选民登记时同时完成，这样，就使有些人在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模糊不清的认识。
实际上，这两件工作，在许多方面虽有共同的地方，但也在许多方面有其不同的地方。
第1、这次人口调查，虽是与选民登记同时进行，但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究竟是两件不同的工作。
这次所以在普选工作的同时举办人口调查，是因为我国还没有全面、可靠的人口登记和统计资料，做为选民登记和确定代表名额的依据。
并不是举办一次普选就需要同时举办一次人口调查，而这次人口调查除为普选服务外，也将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确实的人口数字。
同时，人口调查登记工作是国家的一项行政任务，应由各级人民政府所属有关部门组成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领导进行。
但因这次人口调查既系直接为普选服务，又为节省人力、时间，必须同时进行，所以确定各级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受同级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以达到密切配合的目的。
第2、人口调查登记的对象是我国的全部人口，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第3条规定：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应进行登记。”
即不论有无政治权利及十八周岁以上或以下，一切中国人都包括在调查登记范围之内。
而选民登记的对象，则只限于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十八周岁以下的人不予登记，十八周岁以上的精神病患者及一切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也不予登记。
第3、人口调查登记为了不重复、不遗漏、取得正确的人口数字，规定了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即不论其在标准时间以前或以后进行调查，所登记的人口，都是标准时间的实有人口，标准时间以后增减变动的人口，都不予登记计算。
而选民登记则没有标准时间。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具有选民资格，都应登记为选民。
因此，在标准时间以后举办基层选举的地区，不仅应把标准时间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登记为选民，而且要把自标准时间以后至选举日以前这一段期间新增加的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登记为选民。
只有如此，才可使每一个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可能行使自己的庄严的政治权利。
第4、这次人口调查规定调查常住人口，完全是为了人口调查登记的准确，避免重复和遗漏。
但选民登记就不能只登记常住人口。
根据选举法第4条的规定，每个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选举权利，并不受居住期限的限制，故不能因为是常住或暂居或流动人口而影响其选民资格及选举权利的行使。
流动人口选举权利的行使，可经过原住地的证明在现住地参加选举。
第5、有的地方提出，为了便利选民资格审查和参加选举，要求将不常住在机关、工厂等的员工都登记在机关、工厂内。
这是不符合调查常住人口的规定的，因而就会影响到全国人口调查的统一标准，发生人口登记的重复和遗漏。
选民登记在常住所，并不妨碍移地参加选举的权利，所以机关、工厂等员工的登记，仍应按照人口调查登记办法的规定办理；
移地参加选举的问题，可按照选举法第46条的规定加以解决。
如上所述，人口调查的内容可以做为选民登记的基本资料，但人口调查与选民登记又各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
只有很好地了解和掌握这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才能使两者密切配合，把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的工作都作好。

坚持自学理论的四年间
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骆子程
（一）
1949年夏季以后，我深切感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职责，而革命事业01日千里地发展也使我感到迫切地需要学习理论。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系统的理论学习。
四年多来我读过了过去党中央所规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中的“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两册）、“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思想方法论”（读了二四五页）；
并选读了“斯大林选集”中的文章五十余篇，“毛泽东选集”第1、二两卷，列宁的“做什么？”，
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及其他有关文章二十余篇。
从去年11月起又学习了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重新温习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
着重地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关于经济的法则性质问题和马林科夫同志报告中关于农业部分和领导部分。
此外，几年来我还读了“十批判书”、“暴风雨”、“战争与和平”、“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等四十余本关于历史和文艺方面的书籍，以及各个时期与我的工作有关的文件指示等。
（二）
我们理论学习的方法是自修、参加集体讨论、听报告和向别的同志请教。
自修的步骤大体上是这样的：
第1遍浏览，以求得对原书有个总的概念的了解；
第2遍精读，按句按段细读，重要处用彩色笔划上记号，并在书头上写下当时的体会；
第3遍作笔记，我所读过的理论书籍，大部分有笔记。
我记笔记的方法，一种是提纲式的写要点，另一种是联系实际写自己的心得。
一般情况，我是以读懂原书为主，必要时才参阅参考书。
因为自己的理论底子浅，过多地阅读参考书反而影响对原书的理解。
所以在读一本书或一段书时，我首先是弄清楚这本书讲些什么，是怎样叙述和提出问题的，每段每节的中心意思是什么，总的概念是什么。
至于个别问题，先不去扣，放到以后去研究；
待内容弄清楚后，再联系实际。
根据我的体会，内容没弄通就去“联系实际”，往往会造成牵强附会。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的基本原则。
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革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在工作中随时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请教，从中寻找和学习观察分析问题、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例如，1949年冬我在肇东县作农村调查时，发现区村干部在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问题上，强迫命令的现象十分严重。
当时我就翻阅了斯大林同志的“胜利冲昏头脑”、“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起来”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党”中“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等著作，从中深刻地理解到强迫命令超越群众觉悟，侵犯中农利益的危害性。
在我向省委反映“强拧的瓜不甜”的情况中，上面那些著作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
1950年冬我在白城县作农村调查时，在领导同志帮助下，请教了列宁的“论合作制”、毛泽东同志的“论合作社”，结合当时关于互助合作的调查，进一步明确地认识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性质，以及经过互助合作运动改造个体农民经济逐步走向农业集体化的方针等等问题。
1951年，省委在全省劳动模范会议上提出在农村中进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教育问题，当时深感正确适时，但说不出所以然；
后来翻阅了“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学习了斯大林分析农民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和他对农民熟悉旧道路而怀疑和不信任新道路等问题所作的英明指示。
因之，对省委当时强调指出在农村进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教育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就是我在理论学习上把学习和解决革命实际工作问题相结合的做法。
事实证明：
这样做对提高工作、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是很有效果的。
另一方面，几年来通过上述十二本书的学习，走向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进一步认识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更明确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正如列宁、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时，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这样在思想上就解决了过去满足于工作热情而放松和轻视学习理论的缺点，克服了经验主义的偏向。
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也克服了过去那种好高骛远、目的不明和不联系实际等毛病。
关于我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几年来基本上是从两方面着手的。
因为我一直是搞农村工作的，所以对党在农村经济方面的政策，较为注意。
开始是从土地改革后如何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问题研究起，以后以学习中央、东北局有关农业互助合作政策、决议为主，并联系苏联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和他们有关农村方面党的政策的学习。
另一方面是从1949年以来，参加省委每年一度的有关农村经济、阶级变化、党的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
这对提高自己政策水平有很大裨益。
我觉得进行政策学习，必须密切结合自己本部门的业务需要，一方面有计划地注意学习党在各个时期有关的政策、决议和指示，适当地参阅有关政策制订的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要定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检查党的政策在贯彻执行中的问题，并研究解决的办法。
这样，既能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又能贯彻党的政策。
在学习中我还感到：
理论学习和领导工作密不可分，要想做好工作，在政治上少犯或不犯错误，只有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
学习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共产党人的职责和义务，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所说的：
“党员必须是为人民的事业而去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没有强烈的学习精神与正确的学习态度，骄傲自满，不求进步，就是对人民事业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因此，我在学习中越发觉得应该力戒骄躁，虚心学习。
（三）
几年来，中共黑龙江省委坚持贯彻中央和东北局屡次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对干部学习抓得很紧，省委委员并能自己带头学习和帮助下面同志进行学习，这是推动我坚持学习的重要原因。
当然另一方面还靠自己的自觉和努力，我自己在这方面一般地还是抓紧了学习。
我每天学习两小时或两小时以上，下乡工作时，读书时间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
例如，1952年冬在克山县民主村作调查时，我们即照常进行了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报告的学习和讨论，超过了在机关的进度。
某些同志认为下乡就不能坚持学习，是没有根据的。
但我在学习中还有不少缺点。
主要的是有些好贪多冒进、不能消化的现象。
再就是学习方法刻板，每读一本书都想记笔记，结果笔记繁琐，反而不能深刻领会所读文件的精神实质。
有时工作忙的时候，就往往不能做到“每日必读”。
如在1952年春“三反”运动时，就读书甚少。
此外，和其他同志交换意见也不够。
这些缺点我有信心予以克服。
我愿在过去四年来坚持理论学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努力钻研。
我的学习计划是：
06月份读完“思想方法论”未完部分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并温习关于十二本书的学习笔记。
07月份按照中央和省委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
我计划以“苏联经济建设文件材料汇集”为主，结合中央规定学习的文章和书籍，在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共一年半时间内，完成上级所规定的学习任务。

探宝山（地质勘探素描）（三）
秦征陈因作
矿场的早晨

响应“总评”反对禁止罢工法的号召
日本三百万工人再度展开大规模斗争
【新华社12日讯】
继04日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之后，日本三百万工人在11日再度举行罢工和其他方式的斗争，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禁止罢工法。
吉田自由党在改进党的协助之下，11日在国会众议院强制通过了禁止罢工法，并立即送交参议院讨论。
这个法案剥夺了日本主要工业部门、首先是电力和煤矿工人的罢工权利。
在此以前，吉田政府法务相犬养健和劳动相小坂善太郎曾先后发表威胁性的谈话，警告工人不得举行罢工来反对禁止罢工法。
尽管如此，正在举行中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第4次全国大会，在10日通过决议，号召属于“总评”的三十七个工会的三百万工人，在11日举行第2次罢工抗议禁止罢工法。
“总评”指出，这个法案是对日本劳工运动的直接威胁。
“总评”并指责吉田内阁正在企图强行通过这个措施，作为接受美国“共同安全署”“援助”的预备步骤。
11日，日本工人阶级第2次大规模抗议禁止罢工法的示威正式爆发。
二十四万五千名煤矿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罢工。
日本电气产业工会对大工厂实行停电。
金属矿山、造船、化学工业、钢铁、汽车工业等重要产业部门的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
其他许多职工以集会、拒绝逾时工作等方式，抗议禁止罢工法。
“总评”在11日再度宣布，它将采取在重要产业部门举行罢工的方式，继续为反对违反宪法的禁止罢工法而斗争。

在日本垄断资本加紧压榨下
日本工人伤亡事故逐年增加
【新华社12日讯】
东京消息：
在日本垄断资本的加紧压榨下，日本工人的劳动伤亡事故一年年增加。
即使根据日本劳动省的官方统计，战后日本工人的劳动伤亡事故也大为增加。
在工作中因意外事件而死亡的工人人数，1948年是二千八百七十人，1951年已激增到四千三百六十一人，如果加上负伤人数，已达到五十五万人。
据统计，在煤矿里，平均每天有一个半工人因为劳动事故而丧命。
日本垄断资本最近更强迫在工厂和矿场中发动所谓“产业安全周”的运动，进一步剥削工人的额外劳动，并减少因劳动事故负伤的生活保障，使伤亡事故更加增多。
日本制钢公司室兰工厂的工人说：
“安全运动最近越来越激烈了，最厉害的时候，连续来三个安全运动。
命令工人在工作时间以外从事打扫走廊和在机器周围安装框子等劳动”。
并且，“以前被机器擦伤就可以算做公伤，可是现在除非休息三天才能好的伤势，就很难算作公伤。”
日本钢管公司川崎制铁所的工人，在生产安全方面同样没有保障。
工人如果负伤后接受公伤治疗时，不是拿不到奖金就是生产成绩被压低，所以工人们负了伤也只好自己涂上点红药水忍受下去。
川崎制铁所的工人们说：
由于朝鲜战争，军事订货增加，工人被迫加强劳动，因此负伤越来越多。
他们并指出，公司又利用“安全竞赛”，想在工厂里建立战时体制。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
大山郁夫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10日电：
07月09日，杰出的和平战士、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教授于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在许多苏联公众代表面前，接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参加授奖典礼的有：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作家协会、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委员、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的科学工作者、苏联作家、文化与艺术工作者、莫斯科各工厂的斯大哈诺夫式工作者及苏联新闻界人士。
出席观礼的还有：
以滨田系卫为首的日本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团、日本工会工作者龟田东伍和正在苏联访问的日本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布达佩斯会议代表米川正夫教授。
下午二时，“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大山郁夫教授和他的夫人进入大厅。
接着进入大厅的是“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斯科贝尔琴院士，委员会委员爱伦堡、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等。
参加典礼者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大山郁夫——世界和平运动的杰出领袖、争取建立爱好和平的、民主的日本的最老的、勇敢的战士。
会上用俄语和日语宣读了委员会1951年12月20日关于颁发“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给大山郁夫教授的决定。
斯科贝尔琴院士在简短的演说中，谈到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给予一个日本人民的代表的重大意义，并介绍了得奖人的生平事业，同时对大山郁夫在反对军国主义、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杰出贡献表示敬意。
当斯科贝尔琴院士将奖状和金质奖章授给大山郁夫的时候，大厅中再一次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苏联群众团体和科学部门的代表都发表演说，表示衷心的祝贺。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德罗夫，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委员叶卡捷琳娜·瓦修科娃，作家阿加波夫，莫斯科大学教授叶菲莫夫都热烈祝贺得奖人，并指出以奖金授与大山郁夫有利于加强苏联和日本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苏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不顾日本与苏联人民的敌人的阴谋而继续得到发展与巩固。
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金质奖章的日本妇女代表团团员赤松俊子发表演说时，受到了参加典礼者的热烈欢迎。
她热烈地祝贺她的老师大山郁夫教授，她说，接受奖金不仅是他个人的快乐。
“这是日本的正直人民的快乐与荣誉，这是所有珍贵和平、支持大山郁夫老师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为反对迫害而斗争的母亲、父亲、兄弟、姊妹的快乐与荣誉。
这不仅是日本人民的快乐与荣誉，也是法国人、中国人、德国人、埃及人、非洲人、印度人、美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快乐。
“这特别鼓舞了朝鲜与越南的弟兄，他们受到的折磨与日本人民一样，甚至还有过之。
这同时也使我们的苏联弟兄感到高兴，他们非常了解大山郁夫教授为什么在宣布授与奖金一年以后才来接受奖金。
“今天有一个日本妇女代表团在场这个事实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啊！
在日本历史上，日本妇女还是第1次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日本妇女为了争取代表团得以出国，曾与全日本人民并肩进行了斗争。
“这个事实对于伟大的世界和平事业是极为重要的。
这样，我们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和平。
在这个快乐与光荣的日子，像昨天与明天一样，日本及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斗争是不停止的。”
赤松俊子在结束演说时高呼：
全世界和平万岁！
和平的堡垒苏联万岁！
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万岁！
热烈的欢迎使“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大山郁夫教授很受感动，在参加典礼者的注意倾听下，他发表了简短的答词。
大山郁夫的答词如下：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
当我在1951年12月底获悉我被选为“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之一的消息时，我了解并且公开地表明：
这种崇高的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而首先是给日本人民的。
我想到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民，他们在三十多年的困难处境中，积累了防止战争和保卫和平的斗争经验。
请允许我把这三十多年的情况告诉你们，即使是短短的几句也好。
三十五年以前，当第1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日本开始兴起了民主运动。
这种运动鼓舞了工人、农民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对战后特别猖獗的资本家进行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运动第1次以全国规模在日本发展起来了。
当然，这个运动的兴起基本上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大大促进了运动的兴起。
在俄国10月革命的时期，我是大阪“朝日新闻”的一个评论员，当时这是日本民主报刊中最有力量的报纸。
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在听到二十世纪初俄国这一伟大的划时代的事件时所表现的热烈的关切给我一个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
我们通过大阪“朝日新闻”，号召群众反对日本军队参加对西伯利亚的干涉，并且召集了主张推翻当时当权的军国主义寺内内阁的新闻记者会议。
寺内内阁为了对新闻记者的行动进行报复，决定要封闭大阪“朝日新闻”。
我们这些参加新闻记者会议的人们就不得不辞职。
以后，我便在早稻田大学教书，和学生一起，继续反对军部。
这是1923年的事情。
当时，军部企图把日本的大学都变成军国主义教育的中心，但是学生团体坚决反对军部的阴谋。
当时日本进步工人虽然为数很少，但他们都积极地支持学生。
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认真地研究帝国主义的本质。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特别受到广泛的欢迎。
1925年，普选法（虽然其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颁布。
在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中，普遍产生了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要求。
1926年建立的劳农党是劳动人民的这种战斗的党派之一。
我当选为这个党的主席，于是便辞去了早稻田大学的工作。
劳农党的主要宗旨是为争取政治自由、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日本人民的民主运动的目的是要消除正在成熟中的第2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运动是目前日本和平运动的先驱。
但是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的意愿，继续进行战争准备。
1931年，日本军阀在满洲发动了战争，这个战争是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的第1步。
劳农党以及一切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都被解散了。
我也不得不出走。
日本的劳动大众在最紧急的关头遭受了失败。
他们没有能制止日本军阀的罪恶行动，使日本人民卷入第2次世界大战并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日本人民到今天还因此深感惭愧。
然而，他们坚决宣誓，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决不容许历史重演。
我认为能够在这个讲台上向大家说明这一点是很大的光荣。
（掌声）
无论如何，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
尽管遭受了很大的牺牲，日本人民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在为制止战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当我知道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时，我首先就想起了这一点。
如果这个世界上最光荣的奖金只是授给我个人的话，我也许就不会有勇气来接受。
可是，我毫不踌躇地接受了，因为我认为这是授给以我为代表的日本劳动人民的崇高奖励。
我告诉日本人民，我将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一光荣的奖励，并将与日本人民一起来保卫它，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们当然知道，在目前全世界反动派和法西斯发动新攻势的情况下，我们保卫和平的斗争的胜利不是轻易可以取得的。
可是，日本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其中最进步的分子，完全有决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
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现在都深信，任何国际争端都可以用协商方式解决。
世界和平理事会布达佩斯会议的全部决议就贯穿着这种精神。
但是，不幸，我们的祖国、日本的命运现在被掌握在那些不愿协商的人们手中。
他们企图再度把日本变成反对全世界人民的战争的桥头堡。
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又在复活。
日本的工业正被变为战争的兵工厂。
只有一个办法才可以维护日本和全世界的和平。
日本人民必须断然地、坚决地向这些罪恶的计划表示：
“不行”，并且最积极地为防止这些计划的实现而斗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那些不承认可能用协商方式来维护和平的人证明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唯有日本人民为争取和平与民族独立而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强迫不愿举行和平协商的人们放弃他们的战争计划。
正在为祖国的独立而战斗的朝鲜、越南和马来亚人民的英勇斗争就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
日本人民决不会落在亚洲其他兄弟国家的后面，决不会在强迫那些全身武装的人们接受和平的努力中少出一分力量。
（鼓掌）
反对建立军事基地的广泛的群众运动现在正在日本各地展开，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工人、农民和渔民。
三百多万有组织的日本工人宣布：
他们将举行一次总罢工来阻止议会通过剥夺工人罢工的权利并把工人变为战争政策的盲目工具的反动劳工法案。
因此，日本人民正在对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以往，日本人民不止一次地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当时这种斗争只局限在日本国内。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说得更准确一点，从1949年以来，日本和平运动的主流已经成为以世界和平理事会为首的统一的、世界规模的和平阵线中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从这时起，历次世界和平大会的决议都特别指出日本问题的重要性，为解决日本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因此，日本人民都了解到，他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是国际和平阵营强大力量的一部分。
因此，日本人民斗争的目的不仅是保卫他们的民族独立和生活权利，同时还要保卫全世界的和平。
我们相信，假使日本人民充分了解到付托给他们的使命的重大，并以他们的全部力量来为维护和平而斗争，他们将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
我们在到莫斯科以前，我们就已经大体上明白这一点了。
可是，在莫斯科我们看到了新的、真正伟大的事业。
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对人类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建设工程，并且知道这种建设是基于对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强信心之上的。
从日本解放运动初期，我们就常常梦想，革命以后新的俄国人民的生活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梦想已经是一个每日都可接触到的现实了。
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活是全人类最高的榜样。
在这里，我们不但清楚地看到了人类以往经历的全部路程的痕迹，也看到了人类光明的未来。
我们很庆幸，已经完全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和仍然在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和平而斗争。
在苏联，我们在精神上已有所准备，准备回国后用更大的决心与全体人民一起继续为和平而斗争。
希望这次莫斯科之行能帮助我们在斗争中获得新的胜利。
世界和平理事会布达佩斯会议的宣言中说：
“我们有能力实现和平。
我们有责任来赢得和平。”
日本人民将响应这一号召。
我们代表日本人民宣誓，我们将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来完成斯大林的伟大遗训——保卫和平。
全世界人民和平共处万岁！
（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
抗议美国向国外倾销农产品
【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竭力向国外倾销“过剩”的农产品，同时又加紧限制外国货物入口，这种作法已经引起了美国一向最密切的追随者的猛烈抗议。
根据艾森豪威尔06月09日颁布的命令，美国自07月01日起根据所谓“农业调整法”，将再提高乳制品入口关税并降低入口限额。
据美联社估计，在新法令实行后，外国乾酪的入口将会减少一半，美国国内容纳外国全脂奶粉的市场缩小至1952年的二十分之一，而外国去脂奶粉的入口实际上将完全取消。
美国政府这一措施宣布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大量奶制品的国家纷纷表示不满。
在这些国家中有荷兰、丹麦和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
继新近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的新西兰政府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也先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据合众社消息，澳大利亚政府06月29日提出“语气强硬”的照会，抗议美国限制乳制品入口，并对美国打算以低价向国外倾销“剩余产品”表示“忧虑”。
加拿大政府在06月30日也对美国政府提出“措辞强硬”的抗议照会，责备美国政府未经协商迳自采取关系加拿大利益的措施。
照会说：
“单方面采取这种行动的结果，不但在国际贸易方面，而且在整个国际合作制度方面，必将引起严重的问题。”
加拿大政府的照会怨愤地回溯说，关于美国限制入口的“严厉”措施，加拿大已提出过几次照会。
但是美国反而变本加厉。
照会表示了一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忧虑说：
“农业政策在许多国家已变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加拿大政府所忧虑的不但是农业保护主义的盛行，而且也忧虑可能随之而来的在世界贸易市场中倾销农产品的威胁。”
据新华社讯：
新西兰驻美大使馆06月23日曾以照会通知美国说，美国向国外大量倾销过剩的农产品将会在依靠牛乳产品出口的国家的市场上引起“严重纷扰”。
消息说，国会中已提出一项法案，授权“共同安全署”在国外销售价值在二十亿美元以上的过剩农产品，包括牛油、乾酪和牛乳商品。
照会对这件事情表示“非常忧虑”，并说经济上“大大地依靠”牛乳产品出口的新西兰的出口贸易，因为美国推销剩余牛乳产品会受到“重大损害”。

日中友协决定定期展开“日中友好月”活动
【新华社11日讯】
东京消息：
07月07日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芦沟桥事变”十六周年纪念日，日中友好协会07日在东京举行了纪念会，表示日本人民反对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的意志。
日中友好协会为了进一步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特决定从09月18日起到10月19日止为“日中友好月”。
在这期间，将展开各种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举行第4次全国大会
击败了右翼分子破坏阴谋、决定了工作方针、选出领导机构
【新华社12日讯】
东京消息：
拥有会员三百万人的日本最大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已于07月08日到11日在东京举行了第4次全国大会。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总评”所属三十七个工会的代表二百八十二人。
大会击败了右翼分裂分子的破坏阴谋，胜利地决定了“总评”今后的方针任务。
以所谓“全国民主主义劳工运动联络协议会”为中心的右翼分裂分子，在会中极力要分裂“总评”，阴谋把“总评”变成美、日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
他们要求“总评”的活动要“少牵涉政治”。
左派和右派的代表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广大基层会员的支持下，左派的代表战胜了右翼分子。
大会首先在09日通过了打倒吉田内阁的决议。
大会在最后一天（11日），粉碎了右翼分子的反对，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总评”今后的工作方针。
这个方针支持和平运动。
这一天大会通过的决议还有：
反对日本接受美国“共同安全署”“援助”；
举行“和平月”；
反对加强军事生产的“企业合理化”；
推进反对在内滩村和其他各地设立军事基地的斗争。
大会并宣布坚决反对禁止罢工法。
大会选出了左派占优势的“总评”的新的领导机构。
日本私营铁道工会总联合会主席藤田藤太郎担任“总评”主席，副主席是：
宫原贞光（日本教职员工会）、诸富义高（译音）（日本煤矿工会副主席）、冈本丑太郎（日本都市交通工会同盟主席），高野实继任“总评”事务局局长。

“消息报”外交观察家评美英法三外长会议
美英之间在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办法上的分歧非常厉害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1日讯：
“消息报”外交观察家麦·米哈伊洛夫著文评论10日开始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
文章说：
这次会议是在这三个国家政府领袖的百慕大会议无限期延期以后才举行的。
美国和它的英、法伙伴关系中目前的困难笼罩着这次会议。
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改变了开会地点和参与人而有所减轻。
正确地说，由于华盛顿、伦敦与巴黎之间分歧加深而引起的这些困难，使得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百慕大会议的没有开成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
美国认识到在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办法上分歧非常厉害，首先是美英之间的分歧非常厉害，即使举行一次政府首脑之间平常的会议也不能消除这些分歧，它便对百慕大会议失去了兴趣。
华盛顿的政客们不得不注意到他们是否能达到他们为百慕大会议规定的目标——组织一个西方三国的反苏阴谋，以维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使它恶化——还是疑问；
美国想削弱西欧要求在与苏联协商的基础上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但没有成功。
华盛顿不得不承认，它为举行大国会议规定先决条件的企图，已被广大的公众和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们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西方三国政府首脑举行百慕大会议计划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了以杜勒斯为首的美国外交官所一直鼓吹的“强权政策”的破产。
在三国外长举行会议以前，英国报纸已经公开地表示不满意美国举行这次华盛顿会议的计划。
譬如“星期日泰晤士报”指出：
华盛顿会议并不会是一个三国以平等地位举行的会议，只不过是主人坐在家里分别接见他的两个仆从而已。
美国统治集团要求对西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完全的控制权，并强迫这些国家采取使国际局势更加恶化的政策。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更特别要求英国和法国参加美国对民主阵营国家的破坏活动，即在柏林和李承晚的挑衅之后，准备并进行新的可耻的这种活动。
但是，维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使它进一步恶化，只能使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依赖美国。
这就是西方三国外长会议开幕时的国际形势，这证明那些打算不顾各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愿望的人的政策，是没有希望的。

“真理报”记者就英国报纸关于英美分歧的言论发表评论
英美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分歧越来越深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0日讯：
真理报驻伦敦记者维·马耶夫斯基就英国报纸关于英美分歧的言论发表评论。
马耶夫斯基写道：
英美矛盾尖锐化的原因已经不是秘密。
美国垄断资本长时期以来，便采取了不断削弱英国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政策，它们在英帝国范围内排挤英国垄断资本。
英美在经济战线上的竞争尤其激烈。
马耶夫斯基说：
去年英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达一亿三千五百万英镑之多，今年第1季又有很大的逆差。
庞大的军事拨款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益强烈的竞争，使英国和整个英镑区都遇到巨大的经济困难。
一些英国工业部门中大规模失业的威胁在一天天增加。
大多数的英国公众现在越来越明白：
为了答覆英国所提出的“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原则，美国实际上坚持着“既不贸易又不援助”的原则。
“每日快报”谈到美国削减对英国的“援助”时说：
美元“援助”的日子没有多久了。
在美国国会关上皮包以前，英国不应无所举动。
该报指出：
英国必须表明：
从今以后，英国将想它们自己的办法而不依靠美援。
马耶夫斯基继续说，在讨论发展英帝国内部的贸易和资源以减少英镑区的经济困难的同时，英国公众坚决要求恢复东西方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并日益坚决地要求停止美国侵略者所发起的朝鲜战争。
英国统治集团对于美国在近中东的作为表示忧虑，美国在那里的外交仍然追随着削弱英国势力的政策。
在西欧，英美的政治分歧也很明显。
美国报纸不止一次地说过，英国在臭名昭著的“欧洲防务集团”问题上的“谨慎”政策，是巴黎条约迟至今日未获批准的原因之一。
美国一提到英国不愿参加欧洲煤钢联营就有些激动。
英国反对成立所谓“欧洲联邦”，而这是华盛顿所坚持要求的。
虽然许多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袒护柏林法西斯挑衅的组织者，然而比较有远见的英国观察家却不得不指出，美国极端主义分子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甚至像“经济学家”这样的刊物也不得不承认：
美国的政策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了，因为大家认为它太不灵活、太保守、太不近人情。
英国报纸指出了西欧争取大国协商以解决争执未决的和主要的问题的日益强烈的要求。
英国政府和在野党、许多政治党派和报界的发言人都已表示赞成四国协商。
绝大多数的英国人民都认为，协商是走出死胡同的一条道路。
然而举行协商是使那些美国人害怕的事情，因为他们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停止“冷战”。
和平的敌人害怕这种协商。
马耶夫斯基最后写道：
毫无疑问，在07月10日在华盛顿开始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将设法对他的同伴施以更大的压力。
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
华盛顿会议是不会缓和英美集团中的尖锐矛盾的，因为它不能消除使这些矛盾更加尖锐的原因。

美国农业危机日益加深
据新华社讯：
美国商品信用公司经理约翰·戴维斯最近在美国种子贸易协会纽约会议上指出，美国农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粮食销路的萎缩，尤其是国外市场的萎缩。
戴维斯说：
“现在，我们的出口量比一九五一—1952年度的水平约低三分之一。
其中棉花、小麦、面粉和烟草又是下降得最厉害的。”
戴维斯接着说：
“农业问题的第2个因素是：
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下跌，而农业生产成本和其他成本却不断上升。
农民收入的购买力自从1947年以来差不多不断在下降，去年是十年以来购买力最低的一年。”

美国报纸和通讯社承认
日本反美情绪越来越高涨
【新华社12日讯】
“有证据说明日本的反美情绪是越来越高涨了。”
这是合众社在转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09日社论时的第1句话。
这篇社论说：
反美情绪“从日本知识分子在日本主要杂志和周刊中写的文章的语调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这可以在描写美国人残酷无情的那种电影片的流行上，在他们喧嚷着像‘占领军私生子’这样恼人的问题上和经常把战时原子弹轰炸说成是美国的罪恶行为等方面得到证明。”
社论承认日本反美情绪所以越来越高涨和普遍，是由于美国长期的对日军事占领和蹂躏日本的政治与经济主权，把日本降为美国的殖民地。
它说：
只要“认真地考虑”一下：
美国不仅占领了日本，而且还要“它怀着感恩的心情把它的主权和贸易政策跟（美国）这个战胜国的愿望联系起来，那末，上面所说（反美）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社论担心地说：
对于日本的反美情绪“不应熟视无睹”。
在这以前，美联社曾在06月12日从东京发出的一条关于日本的反美浪潮的消息。
美联社说：
“几本把美国兵描写成为日本的公敌而不是保护者的书，现在像热烧饼一样地畅销着。
同样，对美国兵的放肆的谴责现在差不多成了日本杂志和报纸每期必登的内容，如果它们想要维持或者要增加他们的销路的话。”
美联社说，像“军事基地的日本”、“基地儿童”、“日本的贞操”这些揭露美国军事基地对日本的恶劣影响和美国占领军暴行的书，都成了日本今年最畅销的书。
美联社承认：
“这种反美浪潮不是突然而来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就是日本人民已“把美国大兵看作是对他们的妻子、女儿和孩子的精神威胁”。

苏联新任驻印度大使向印度总统呈递国书
【新华社06日讯】
塔斯社德里讯：
苏联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别涅吉克托夫在04日向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沙德呈递国书。
陪同别涅吉克托夫大使的有苏联驻印度大使馆的官员。
参加这次仪式的有印度外交部秘书鲁·克·尼赫鲁、交际司司长乔普拉和外交部其他高级官员。
在呈递国书时，苏联大使和印度总统曾先后致词。
仪式结束以后，总统和大使进行了谈话。

高棉傀儡要求“独立”的丑剧
说明美法矛盾越来越厉害
【新华社10日讯】
越南通讯社报道高棉傀儡国王西哈努克向法国要求“独立”而扮演的滑稽戏说：
西哈努克已回到高棉和泰国交界的马德望省，在那里建立一个电台，并散发传单，鼓动高棉青年加入他的“国民”军。
西哈努克傀儡的行动引起法国殖民者的慌乱和忧虑，他们赶派了更多的军队到高棉去，以便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
西哈努克所关心的难道真是高棉人民的利益吗？
高棉人民谁也不会忘记西哈努克是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所扶植起来的傀儡。
和越南的保大傀儡一样，西哈努克从小就由法国殖民者养大。
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期间，他和日本法西斯分子合作。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又重新和法国殖民者勾结，镇压高棉人民的革命。
可是面对着高棉人民在山玉明主席和高棉人民解放委员会领导进行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武装斗争，看到法国殖民者的无能，西哈努克就不能不为他自己的命运担忧了。
美帝国主义正在进一步干涉越南、高棉和寮国的内政，企图逐渐把法国殖民者赶出印度支那，直接指挥越南、高棉和寮国的傀儡统治者和傀儡军队。
西哈努克看到美帝国主义比法国殖民者更有钱有势，于是就想换一个主子。
今年04月间，西哈努克访问华盛顿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就劝他抵制法国。
从那时起，西哈努克一直在得意洋洋地要求法国殖民者对他做更多的让步。
正如法国“人道报”所指出的，西哈努克采取了这种态度，完全是由于在他看来，美国垄断资本家要比法国殖民者更能帮助他巩固王位。
西哈努克亲自扮演的滑稽戏，进一步地证明了法国殖民者和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矛盾一天比一天厉害。
这种矛盾显示了法国殖民者赐给越南、高棉和寮国的傀儡们的“独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