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
今天本报发表的江苏宿县专区卫生院前任院长沈桂鼎陷害干部侯金山的事件，是在卫生部门中继纪凯夫事件和窦端孝事件之后，又一次被揭发的严重案件。
侯金山因为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了本单位混乱腐败的情况而受到沈桂鼎等的报复诬陷，工作被撤销了，党籍被开除了，本人被关在牢里达十一个月之久；
直到“三反”运动开始，他才被恢复工作和党籍；
而与此案有关的主从罪犯，至今仍未受到适当的惩处。
这一事件，正如纪凯夫事件和窦端孝事件一样，不仅说明了某些卫生行政机关已经成为藏垢纳污的场所，而且说明了当地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卫生部门中的这些案件的接连发生，并不是偶然的。
各级卫生部门的工作，尽管在过去三年中有了不少改进，做出了不少成绩，在执行“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粉碎敌人的细菌战等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卫生部门的工作缺点仍然是非常严重的。
在“三反”运动中，在“三反”运动以前和以后，各地卫生部门都暴露了不少问题。
例如缺乏思想领导和具体领导，缺乏政治空气和批评空气，缺乏民主生活，不重视党的领导、脱离群众，有的甚至闹宗派，闹无原则纠纷等等都是。
多数地方党委也不大注意领导卫生部门的工作，许多卫生机关的党组织及其负责干部，也不大重视党对卫生事业的领导。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卫生机关里就生长了官僚主义的毒菌，出现了不能容忍的腐朽现象。
华东卫生局的混乱状态也是一个证明。
华东卫生局局长崔义田如不及时彻底纠正自己的错误，听任自己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和上下离心离德的恶劣情况发展下去，后果也将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地从纪凯夫事件、窦端孝事件和侯金山事件中吸取严重的教训。
纪凯夫事件、窦端孝事件和侯金山事件的主犯都是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而且大都是共党产员。
他们非但没有一点共党产员、革命干部的气味，而且完全失去了一个新中国普通公民应有的品质。
他们是党和人民的死敌。
他们那样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简直把国家卫生机关当作他们自己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他们俨然成了这个独立王国的统治者。
尽管在他们的机关里长满了溃烂的脓包，他们也只许歌颂，不许批评。
“顺我者存，逆我者亡”——这便是他们的“干部政策”。
他们可以拉拢私人，贪污舞弊，为所欲为，却不准下级干部哼一声。
谁要向上级领导机关或党报反映情况，他就给你戴上一顶大帽子，像纪凯夫、窦端孝、侯金山那样忠于革命工作、忠于人民事业、敢于揭发和批评的好干部，就遭受到他们的残酷迫害。
这些坏分子所以能够混入国家卫生机关，而又敢于那样无法无天，为非作歹，是跟当地党委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
这几件案子反映了党对这些卫生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的领导和教育薄弱到惊人的程度，这是问题的关键。
在纪凯夫事件和窦端孝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看不到当地党组织的领导，闻不到党的气息。
党的原则，党的立场观点，党的政策，党的纪律，到底到哪里去了？
我们只看到当地党的组织在那里拖拖拉拉，敷敷衍衍，甚至偏听偏信，不辨是非，有意无意地做了压制批评、违法乱纪者的帮凶。
直到上级党委三令五申，督促检查，案子才得到严正的处理。
侯金山在被非法拘捕后也曾向中共宿县地委报告两次，都没有及时得到回声。
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我们拿什么来保证类似案件不会继续发生？
因此，只有从各地党委中彻底肃清官僚主义，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只有用党和群众的无敌力量，经常打击邪气，扶植正气，健全机关的民主生活，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我们人民的事业才能取得不断前进的保证。
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这样，我们的卫生机关也不能例外。
各地党委和国家机关中的党的组织必须认真接受纪凯夫事件、窦端孝事件和侯金山事件的深刻教训，迅速纠正不注意领导卫生部门工作的错误。
卫生事业关系全体人民和干部的健康，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的进展，党必须从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干部管理等主要环节上，加强对这一重要事业的领导，切实领导和检查卫生部门党组织的工作，帮助他们改进工作状况，以迎接国家大规模建设时期的伟大任务。
为了改进目前卫生部门的情况，各地党委必须立即指导卫生机关党组织，发动全体卫生工作干部，切实讨论去年12月举行的第2届全国卫生会议的决议，并联系本身情况，展开批评，检查工作，肯定成绩，揭发缺点，特别要批判各种各样的脱离群众的坏作风，端正干部思想，订出纠正的办法，把全体卫生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然后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订出工作计划，并通过适当的讨论和学习，使计划变成大家的行动。
其次，要大力协助卫生机关的党组织彻底了解干部情况，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整顿卫生队伍，加强他们的政治时事学习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
要保证执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发扬民主，充分开展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提高全体党员干部和党外干部的积极性，注意党、团组织的整顿和提高工作。
同时各级党委要建立必要的制度，保证对卫生工作进行经常的领导和检查，保证卫生部门的党组织严格执行党的原则、方针、政策和一切决议，坚决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只要做好这些工作，卫生机构就会大大健全起来，坏分子就无空子可钻。
这是杜绝违法乱纪事件的根本办法。

天津建筑设计公司检查工作的效果很好
设计工作出现新气象
【本报讯】
天津市建筑工程局所属建筑设计公司动员全体设计人员对1952年设计工程进行检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设计工作有了较显著的改进。
检查工作首先在批判错误的设计思想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天津建筑设计公司是在去年“五反”后成立的。
大部分技术人员过去长期在私营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资产阶级的设计思想和技术观点十分浓厚。
他们轻视工厂、仓库一类的设计工作。
他们认为建筑工程师的主要力量应放在建筑公式上面，深入工地调查研究是不必要的。
甚至如工程师邓万雄设计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大楼时，提出的材料单上面就有比利时的麻花玻璃、意大利的大理石、美国的钢筋、菲律宾的木头等等。
技术人员的错误设计思想，过去在工作中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批判和纠正。
建筑设计公司也曾连续进行了几次思想改造运动，由于没有和具体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始终没有较深地触及到并解决这个工作中的主要思想问题——落后和保守的设计思想。
1953年基本建设的任务愈来愈近，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愈来愈迫切。
建筑设计公司领导方面便决定利用冬闲空隙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对设计工程的民主检查，从检查中来展开新旧思想的斗争。
因为这次检查自始至终充分贯彻了走群众路线的方针，不仅发动了内部的全体设计人员，而且也发动了使用建筑物的群众来参加，并把检查工作从室内移到了现场，使所有设计人员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过去，建筑工程师到现场去检查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去向群众请教，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当时许多工程师想不通，认为“现场上不会检查出什么问题”，“群众是外行，不会提出什么好意见”。
但是事实迅速纠正了他们的看法。
到建筑地点一看，到处都是问题。
一走进面粉厂粉楼，迎面就看见钢筋混凝土的新楼板上凿了许多个窟窿，四周出现无数裂纹。
一问才知道设计的时候没有留下穿机器皮带的空洞，现在只好把楼板戳通。
在现场，群众成了检查组最好的老师。
在群众积极参加下，各检查组查出数以百计的问题。
在检查纺织医院工程时，检查组分别召开了大夫、护士、病员、工友、医政人员等五个座谈会，许多工程师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群众一点不漏地在会上提了出来。
一个护士说，在急诊室门口和医院大门口设计了台阶，你们觉得蛮好看，病人却增加不少的痛苦。
如果把台阶设计成坡道，病人就可以坐在车上推着进出。
一个管理焚炉的工人说，你们把太平间设在焚炉房隔壁，太平间整天热得像火烧，夏天怎么能停放尸体呢？
人民银行六里台宿舍检查出了浪费三十七亿元的设计错误，光一个“挑檐”就化了十八亿元。
这种因设计错误而造成大量浪费的事实，使得人人震动起来，人人感到吃惊和痛心。
大部分人从而看清了保守的落后的资产阶级设计思想的危害性，初步端正了工作态度。
检查工作的效果还表现在推广先进技术经验，特别是苏联先进经验的方面。
过去天津建筑设计公司在工作中也曾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工作人员也曾创造了“半圆木小房架”等先进工作法，但是都遭到了保守思想顽固的抗拒而没有得到推广。
这次检查工作与推广先进经验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因而通过实地检查总结，终于肯定了五项先进技术。
这就是：
苏联先进经验“砖过梁”、苏联依维扬斯基塑性理论结构计算法、木钉榫使用法、预制洋灰楼板、“小房架”工作法。
这五项先进技术都是很有价值的。
例如示范机器厂铸铁厂一间厂房，依据依维扬斯基结构计算法来计算，就可比英美旧的计算方法节省十三吨钢筋。
这次检查时，建筑设计公司领导方面曾指定两个小组专门总结上述五项先进技术。
人民保险公司礼堂过去在设计时曾采用了苏联的先进经验“砖过梁”（“过梁”是用来支持门窗上面砖墙重量的一根横梁，旧做法是用木料或混凝土制成的，苏联的方法则用砖来代替），当时在采用这一先进技术时曾受到许多人的反对。
这次检查组的工作人员爬到所有门窗上去详细检查，结果证明“砖过梁”十分坚固耐用。
同时，检查组又召开了施工人员座谈会，施工人员列举了“砖过梁”的许多优点，如“砖过梁”砌好后即可继续施工，既不窝工，又可缩短工期；
用混凝土过梁需要等它凝结后才能施工。
检查组工作人员又精密地计算了二种过梁的造价，结果是每公尺“砖过梁”比混凝土过梁节约百分之二十七的投资。
其余几项先进经验也都一一经过多方面的检查、对比和研究，完全证明了它们绝对的优越性。
建筑设计公司已决定在今年的设计工作中普遍推广应用。
这一肯定和推广先进经验的胜利，就重重打击了保守落后思想。
全体设计人员进一步认识了学习苏联先进技术、学习新鲜事物的重要性。
检查工作的效果，经过总结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使得设计工作有了较显著的改进。
从实地检查回来后，天津建筑设计公司首先组织各检查小组根据检查材料充分进行了民主的讨论，总结了检查所得的经验，使之更系统化和条理化了，并把这些材料整理付印，作为改进今年设计工作的教材。
同时，建筑设计公司领导方面对技术人员进一步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
检查以后，一部分技术人员因为看到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产生了信心不足的情绪。
建筑设计公司领导方面就请从哈尔滨参观亚麻厂回来的工程师虞福京做了一个报告，介绍亚麻厂设计工作中苏联专家的先进设计思想，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学习榜样。
这时，建筑设计公司又进行了一次评选优秀工作者的工作，奖励和表扬虚心学习苏联先进技术、积极改进技术获得一定成绩的技术人员。
这就大大地鼓舞了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钻研精神。
现在，全体技术人员热情高涨地重新审查和修改跨年度的尚未施工或正在施工的三十六件设计工程，想各种办法来挽回损失。
如白酒厂因过去设计工作马虎草率，以致每天有三万加伦废水无法排泄，现在工程师銮全训等已重新设计了一个地下排水的工程。
过去有些基地未经钻探，地底下发现了芦苇，现在也重新进行勘测工作。
与此同时，技术人员又修订和健全了各项设计工作制度，如设计程序、业务程序、设计委托书、技术设计责任制和审核责任制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过去设计工作中的许多错误，与工作制度不健全、职责不分明有很大关系。
如过去设计时，没有设计委托书，工程师不和业主见面，测绘组到基地去看一下地形、地势，就草草开始设计。
这次制订的业务程序，特别强调了设计前的调查研究工作，规定业主必须具备上级批准的“计划任务书”，必须先在设计委托书上填写建筑物造价及地权所有证明等，并须供给足够的建筑物使用情况及原始参考资料。
然后，根据这些原始资料，由勘测科到基地进行初步勘测，负责设计的人员还需进一步调查了解设计参考资料，才
进行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经业主同意和上级批准后，再进行二次勘测，才进行技术设计。
技术设计经业主同意和上级批准后，才绘制施工图说。
在施工前、施工过程中及工程完竣后，并强调查验工作，除查验员外，负责设计的人员也必须下工地重点查验，及时解决技术问题。
又如，审核设计，这次也订出了较好的制度。
过去的审核责任制是组内员工互相审、小组长审和大组长审的三审制度，但没有明确规定具体审核的责任，实际上成了“三审三不审”的无人负责状况。
这次制订的审核责任制度规定了练习生、技术员、工程师等的具体审核项目，责任非常明确。
通过这次检查，也吸取了过去由于忽视勘测钻探工作所造成的许多严重错误的教训。
建筑设计公司已把测绘组扩大为勘测科，分设地形、建筑物现状、钻探、化验等四组；
工作人员也由原来的十七人增加到七十八人。
此外，天津建筑设计公司还根据建筑工人的先进操作法，修改了过去的施工说明书及挑选标准图说。

感谢对苏军建军节的祝贺
斯大林电复毛泽东主席
【新华社27日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26日复电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对去电祝贺苏联陆海军建军三十五周年表示感谢。
复电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当苏联陆海军建军三十五周年之际，承蒙祝贺，主席同志，请接受我衷心的谢意。
约·斯大林
1953年02月26日莫斯科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抗美援朝斗争的前线，我国妇女二年多以来立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功绩，涌现出无数的功臣和模范。
这是志愿军某部的女干部，携带着各种慰问品，代表部队首长到前沿慰问战士的情形。

把北朝鲜铁路变成了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志愿军铁道部队涌现大批功臣模范
【新华社朝鲜前线27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在保卫北朝鲜铁路运输畅通的斗争中英勇奋战，涌现了大批功臣模范，他们和朝鲜铁路员工与朝中防空部队，共同把北朝鲜铁路线变成一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美国侵略军空军曾千方百计地破坏北朝鲜铁路，妄图截断朝中部队的供应。
仅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多以来美国空军袭击北朝鲜铁路线的飞机达十二万七千多架次，投弹十六万多枚，约四万多吨。
其中三分之一为定时炸弹。
北朝鲜某处的一座铁路大桥的附近，两年来即落弹两万多枚。
但是，就在敌人这种疯狂破坏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和朝鲜铁路员工及朝中防空部队，坚决地保证了铁路运输的畅通，打败了敌人的阴谋。
他们使1952年年底北朝鲜铁路的通车线路比1950年冬增加了十倍半。
不仅保证了前线粮弹充足，并且还能完成朝鲜国民经济运输计划。
这使敌人也不得不惊呼朝中人民“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使供应品继续在铁路上运送”，表现了“不可思议的技巧和决心”。
在两年多来的艰难斗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铁道部队发挥了高度的顽强性和创造性，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并在与敌机和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如著名的“杨连第连”，曾在杨连第烈士带领下转战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等地，完成了许多艰巨的架桥任务。
某部特等功臣郭金声，以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拆卸了六百零三颗定时炸弹（共四十多种）取出炸药二十七吨，不但排除了危险，保护了线路，并且为国家节省了一亿六千多万元的财富。
某部荣立集体二等功的第9连守护着遭受敌机重点轰炸的一座桥梁，他们及时修复被破坏的部分，连续战斗七十六昼夜，虽然敌机投弹达七千多枚，仍保证了经常通车，并创造了六分钟架好一片工字梁的最高纪录。
某部荣立集体二等功的通讯连，足迹踏遍了北朝鲜，在敌机敌炮的威胁下，在没有人迹的原始森林中和拔海千余公尺的丛山峻岭上，抢修通讯线路一万次以上，延长线路五千多公里。
某部线路工人韩福堂发明了“工字梁管制器”，大大减少了架桥中的危险，并缩短工作时间一半，节省人力三分之二。
某部九连副连长齐国珍创造了“万能道尺”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某部工程科，在修复一座桥梁时创造了新的办法，节省了五千个人工、六十节车皮的工程材料，并提前一半时间完成了任务。
某部彭耐久创造了“瓶螺丝扳子”，使拧螺丝的效率提高了四倍。
两年以来，志愿军铁道部队在与敌机轰炸及自然界困难的斗争中，已涌现一百六十七个集体立功单位，七千九百一十九名功臣和工作模范。
其中有二千四百三十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立功人员中，还有四千二百五十六人分别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发的国旗勋章、自由独立勋章和军功章。
在今年0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举行了庆功大会，参加大会的二百二十一位功臣代表以及铁道运输部门、高射炮部队的代表都坚决表示要更加紧斗争，保证在任何艰难情况下都做到“铁道运输畅通，供应物资充足”，争取1953年的伟大胜利。

政务院举行第169次会议
【新华社27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69次政务会议在27日下午举行。
会议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波兰文化代表团沈雁冰团长所作的该团工作总结报告。
会议并通过了各项任免案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免案。

“民主朝鲜”报发表社论
斥责美国抵赖细菌战罪行
【新华社平壤27日电】
“民主朝鲜”报02月24日发表题为“事实是掩盖不了的”的社论。
社论指出：
美俘许威布尔上校的供词，再一次确凿地证实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肆行细菌战的事实。
大家都知道，美国侵略者这种万恶的罪行过去已被多次证实。
但是它却使用一切伎俩，千方百计地企图加以掩饰。
在联合国第7届大会前半期会议讨论将细菌战问题列入议程时，它就曾操纵表决机器反对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这问题的讨论以提出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充分证据，妄想借此来抑制世界人民的愤怒抗议。
但是，事实是掩盖不了的。
美俘许威布尔的供词，更加清楚地揭穿了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全部真相，以及美国企图在今后进一步扩大细菌战的阴谋。
铁证如山，难道还有美帝国主义者继续诡辩、开脱罪责的余地吗？
社论最后强调说：
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地知道：
如果现在不给杀人罪犯以沉重的打击，那么朝鲜人民今天遭受的灾难，明天就将落在世界人民的头上。
因此，全世界人民一致愤怒地要求制止美帝国主义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并要求严惩细菌战犯。

英“工人日报”发表美国空军战俘供词
并要求联合国大会制止美国进行细菌战
【新华社布拉格27日电】
伦敦“工人日报”在02月24日宣布：
“联合国每一个永久代表团都将接到‘工人日报’现在发表的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新证据。”
“工人日报”总编辑杰·鲁·坎贝尔已把美国高级军官许威布尔和布莱承认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消息印了许多份，分送给联合国五十四国代表团、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大会秘书处和英国外交大臣。
坎贝尔在他的附信中写道：
“面对着这样高级的美国军官的口供，联合国必须行动起来制止这种罪行，不然它就会在全世界面前被斥为跟美国同样有罪。”
克拉克将军承认确有许威布尔上校和布莱少校其人，但抵赖两个军官的指责，“工人日报”特在02月25日社论上就这件事发表评论。
社论指出，美国高级指挥部由于心虚而发表“全盘矢口否认”的声明，社论又说：
“但是要想使得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都相信美国没有进行细菌战，那不是克拉克将军一个否认声明就能办得到的。”
社论又说：
“美国拥有进行细菌战的武器，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过。
同时也从来没有人否认，美国政府是不曾批准1925年的宣布细菌战为非法的日内瓦议定书的唯一大国。
此外，克拉克将军也不敢否认许威布尔上校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的参谋长，不敢否认布莱少校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的军械官。”
“工人日报”在答复克拉克对美国两个高级军官供词的软弱无力的诽谤时说：
“任何人读了这些明确扼要而包括许多具体细节的供词，立刻就会相信，这是一向惯于计划复杂的军事行动的干练的高级人物才能说得出来的。
供词提出了许多日期，谈出有关军官的姓名，说出他们的官阶和隶属，说明有关部队的番号，有关的某些飞机的型式，并且说出这些飞机出动的机场。
关于所有这一切事实，克拉克完全没有作答，也没有作任何解释。
而这都是只有像许威布尔上校这样职位的军官——就是担任参谋长的军官——才能掌握的细节。”
社论结语说：
“这些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这种最野蛮武器的事实的揭露，应该激起英国的良心。
我们应该大声疾呼：
联合国必须制止对朝鲜进行的细菌战。”
“工人日报”在23日、24日和25日连续发表了阿兰·魏宁顿就许威布尔上校和布莱少校的供词所揭露的事实与他们长谈的记录。
法国“人道报”，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权利报”，捷克斯洛伐克陆军报纸“人民防线报”，匈牙利的“自由人民报”都发表了许威布尔的供词。

被俘美国高级军官的供词提供了十分确凿的证据
克拉克无耻狡赖不能掩饰美国细菌战罪行
【新华社27日讯】
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许威布尔和军械官布莱关于美国空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已经使谋杀犯美国政府陷于无处逃遁的境地。
许威布尔的供词在02月22日发表以后，从华盛顿到东京一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直到24日，才由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硬着头皮出来发表了一个矢口抵赖的声明。
很明显，迫使克拉克出来抵赖的，是因为这两个美国高级军官的供词提供了十分确凿的证据和十分具体的细节，使人不能不相信。
这些不容抵赖的事实使克拉克狼狈不堪，他显然是无法否认；
因此，他决定完全避开供词内容不谈。
克拉克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许威布尔和布莱是美国空军人员，承认供词是他们陈述的，一方面却企图使人相信这是第1次美国空军人员供认美国进行细菌战，企图使人相信这些供词是“伪造”的。
可是，全世界都知道，在许威布尔和布莱之前，早已有四个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供认了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这四个人就是：
美国空军第三轰炸机联队的伊纳克中尉、奎恩中尉，第18战斗轰炸机大队的奥尼尔中尉、克尼斯中尉。
从这六个美国空军人员的供词中，全世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罪恶的细菌战从计划到实施的每一个步骤。
所有这六个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全都承认他们之所以供出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是因为这种万恶的反人类的罪行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
许威布尔在他的供词中承认，“每一个军官在第1次听说美国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战时，都是既震惊又羞惭。”
许威布尔承认，使用细菌武器，“从道义上说，它本身就是永劫不复之罪”；
“从自尊和忠诚的观点来说，它是可耻的”。
克拉克现在企图把这些觉悟了的美国空军人员所承认的全部真情盖上一个“伪造”的戳子，却又不敢对供词中的任何一点提出任何辩解。
克拉克自己也知道，这样一些软弱无力的狡赖并不能掩饰美国的细菌战罪行，他就只好使出最后的一手，诬蔑朝中方面发表许威布尔和布莱的供词是为了“掩饰”“办得一塌糊涂”的公共卫生工作。
但是这种诽谤并不能减轻克拉克的罪责。
中朝人民在打败美国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克拉克发出这种诬蔑，真正的目的是企图替美国仍在并还要继续进行的细菌战作掩护。

认真执行中共中央贯彻婚姻法的补充指示
中南区党政领导机关布置和检查工作
河北省召开党员干部大会端正政策思想
【新华社武汉27日电】
中南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极为重视，现正根据这指示的精神布置和检查工作。
中共中央中南局已根据中共中央的补充指示并结合中南区的具体情况，发出了中南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补充指示。
中南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到中共中央的补充指示后，立即举行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中南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要求和作法，决定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必须严格禁止乱提口号和采用斗争的方法。
为了使各县正在集中训练的干部迅速根据中共中央的补充指示进行工作，中南人民广播电台在二十、二十一两日，连续广播了此项指示，中南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曾用电话和各省及部分县联系，了解收听情况，并规定中南贯彻婚姻法视察组到达各县后，首先要传达中共中央补充指示的精神。
中南贯彻婚姻法视察组共四十人，已在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分赴中南所属六省二市，将选定重点，深入专区、县以至区、乡视察。
他们的工作任务是：
了解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情况，吸取经验，发现并反映问题，协助各地贯彻执行中央及中南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指示。
【新华社保定27日电】
为了端正干部对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政策思想，保证运动顺利地健康地开展，中共河北省委员会在02月上旬召开党员干部大会。
到会有全省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党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等四百多人。
会议总结了全省一百多个村庄、街道和工厂、矿山贯彻婚姻法重点试验工作的经验，确定了在全省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方针、步骤和方法。
大会着重解决了开展运动的两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是统一了干部的政策思想。
参加会的干部中，多数带有急躁情绪，他们对贯彻婚姻法运动应坚持教育的方针这一点了解不深刻，认为这样就“不能使运动搞得彻底”，他们主张要“惩办与教育相结合”；
主张在这次运动中解决一切问题。
甚至有人主张凡是买卖婚姻都要登记，没收彩礼，决定离合；
凡是早婚的都要退婚。
会议尖锐地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想，指出这些思想如不及时纠正，会引起社会上的某些混乱，加深人民内部的矛盾，扩大家庭纠纷，妨碍生产。
会议同时也批判了某些干部过分地强调贯彻婚姻法运动与各种工作的矛盾和困难，因而对运动不重视的消极情绪。
会议指出，这种思想情绪如不及时纠正，同样会影响运动的开展，使贯彻婚姻法的工作收不到实际的效果。
此外，从会议上揭发出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在各级干部中还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夫权统治、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
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妇女等违法乱纪行为也不是个别的。
因此，会议强调指出：
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必须和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结合起来。
只有首先肃清干部的封建思想和严肃处理违法乱纪行为，才能保证贯彻婚姻法运动有效地开展。

郑州八百多铁路职工和广东医疗队
志愿赴朝参加工作
【新华社开封27日电】
郑州铁路管理局又有八百五十七名职工志愿前往朝鲜前线参加运输工作。
他们已在23日和26日分两批离开郑州北上。
出发时，他们佩戴着光荣花，高举着郑州市各界人民赠送给他们的数十面锦旗。
全市数万人民夹道欢送，有许多送行者从人群中挤出来和援朝职工热情地握手送别。
【新华社广州25日电】
由粤东区卫生工作者组成的广东省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第6队一行十四人，在队长魏楠章、副队长李炼生领导下，24日乘车离广州赴朝鲜前线工作。
该医疗队离广州前夕，广东省抗美援朝分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广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及省、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等机关、团体代表二百多人举行晚会热烈欢送。

不要随便将革命歌曲配上新的歌词
陈雷来信：
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重点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展开扫除文盲工作。
在速成识字教学过程中，为了便利学习，提高对学习的信心，大家都乐意唱一些歌曲。
这些歌曲，大都是利用现有的歌曲，配一些新的歌词。
有些地方，竟把歌颂领袖的歌曲和部队中流行的严肃的歌曲也用上了，这是很不严肃的。
例如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广德编的“速成识字歌曲”中，“亲笔写信给毛主席”是用“东方红”的曲子；
“向文字碉堡开炮”是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
“文化大翻身”是用“西北农民歌唱毛主席”的曲子。
这种作法，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检讨
我社1952年11月出版的“速成识字歌曲”一书，经人民日报文艺组转来读者陈雷同志的批评意见后，我们曾召开有关编辑干部会议，认真加以检查研究，认为陈雷同志对该书的批评是对的。
该书确实犯有以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庄严的革命歌曲的错误。
因此，我们诚恳接受陈雷同志的批评，并对该书所产生的错误进行检讨与处理。
这些曲谱，有的是歌颂领袖的歌曲曲谱，有的是有名的军歌的曲谱，不但在我国人民中具有高度威望，有的且享有高度的国际威望。
我们出版的“速成识字歌曲”一书，以轻率的态度借用这些歌曲的曲谱，直接损害了这些歌曲的尊严，是错误的。
所以产生上述错误，是由于我们对人民日报在1952年06月02日发表的题为“应严肃对待庄严的革命歌曲”的评论，缺乏认真学习研究。
我们仅仅以为这一评论所批评的，是指那些在娱乐场合、舞会以及婚丧时对庄严革命歌曲的滥用，片面地认为速成识字法学习是具有战斗性的，利用这些群众熟悉的歌曲作为工具帮助学习是很方便的；
又认为新编的歌词也是严肃的，因此，便不加考虑，轻率出版。
尤其在该书再版时，我们依然未作检查，又印了七千册（共出版了二万四千册），重复了错误。
我社自上而下除作深刻检讨，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政策文件学习，转变不严肃的工作作风，保证这种错误不再发生外，对该书即予停版。
编者按：
读者陈雷同志对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速成识字歌曲”的批评是正确的。
我们同意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检讨及处理意见。
在各种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中，随便地用原来的革命歌曲的曲调填上新的歌词以配合当地当时的中心任务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这是对于那些具有庄严内容的歌曲，采取了不严肃、不负责的态度。
这种现象应当彻底纠正。
各地宣传教育部门，应该鼓励和组织音乐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积极地创作出大量适合于新的内容的歌曲来。

中央燃料工业部勘测队八个月的勘测、钻探结果
证明黄河上中游蕴藏的水力发电能力巨大
黄河上中游进行大规模水力发电建设所需要的初步资料，已经由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会同有关部门所组成的强大勘测队伍在去年05月到12月的八个月中基本获得。
这个勘测队伍，分勘察、测量和钻探队。
他们在黄河上中游，初步进行了以黄河为主的水力资源勘察约三千公里，测量了水库坝址和峡谷的地形约五千五百平方公里，初步钻探了坝基三千五百公尺，调查了水库的经济地理约七千六百平方公里。
其中，在三门峡、清水河和龙口、刘家峡三处，进行了详细的重点勘察、测量和钻探；
在上游的八百公里内了解了十九个峡谷的地形、地质情况，发现许多优良的水库坝址。
根据现有勘察的结果来看，估计黄河上中游蕴藏的水力发电能力是很大的。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巨大规模的和变害河为利河的水力发电的勘察、钻探工作。
这些勘测钻探人员，是在和种种艰险困难作斗争中完成任务的。
如在三门峡，需要在神门岛和鬼门岛夹流下面方圆不足十公尺的砥柱石上进行钻探。
这个砥柱石受着激流冲激，两面又是不能立足的峭壁，老舵工说：
“从来没有过船敢靠近这砥柱石。”
但是我们的勘探队的船却靠近了砥柱石，他们又在峡上拉起了钢丝吊索桥，钻探机也安到了砥柱石上，完成了钻探任务。
在龙口和刘家峡的坝基勘察、钻探中，许多地方都需要在水中或在激流中间进行测量和钻探，所以有时就在船上架起钻探机，有时就趁冰冻封河时钻探，和洪水、浮冰作战。
至于爬山越岭，走动在连牧羊人都没走到过的悬岩峭壁上去进行工作，更是最平常的事情。
勘测人员们不只克服了自然条件的困难，还克服了缺乏技术人员的困难。
如二千平方公里大面积的清水河水库的测量工作，在1950年曾经提出过一个测量计划，需要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二百五十人的测量大队，在一年以内完成。
但他们只有三个技术人员，二十个临时加入的测量工人，和三十二个完全没有测量技术的新手。
他们在工作中通过短期训练和典型试验，取得经验，推广全面的边学边作的办法，使工作人员都掌握了技术，所以超额完成了任务，保证了质量。
（据新华社讯）

“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中的一些问题
编者按：
02月20日本报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以后，我们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问题。
现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综合答复于后。
有一部分读者来信询问有关登记手续的一些细节问题，请向就近的人民银行或存款行庄询问，本报不再作个别答复。
问：
政务院“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第2项中，把解放前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其根据是什么？
答：
在办法中已经说明；
这三个阶段是按照“各个时期金融变化情况”来划分的。
1937年12月31日以前，这个时期的金融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为第1阶段。
1938年01月01日至1948年08月18日（即改用伪金元券前夕）为止，这一期间使用伪“法币”，为第2阶段。
1948年08月19日到解放时为止，这一期间伪币总的趋势是走向总崩溃，为第3阶段。
这就是三个阶段划分的大致情况。
问：
偿还解放前存款时为什么不计利息？
答：
在1937年以前的存款，由于按照银元计算偿还，标准已很优厚；
如再计利息，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行庄方面的偿付力量也有困难。
至于1937年通货贬值后，各年利息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如果完全按照历年利息计算偿还，对于存户并不有利；
由金融业按照银元偿付本金，对于存户是照顾了的，对于金融业负担已经很重，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负担的。
因此，采取本金与银元标准偿还、利息不再计算的办法办理是合理的。
问：
为什么采取以银元牌价做为偿付标准？
答：
战前伪币和银元的联系较为密切。
在1937年以前，银元和伪币等值，而且当时有的存户也拿银元存款；
因此，1937年以前的存款按现在银元最高牌价一万二千五百元做为偿还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
在1937年以后，由于伪币逐年贬值，银元不再流通，因此不得不从每年的物价指数上，先求出伪法币贬值的折扣，再乘一万二千五百元的银元牌价作为各年的偿还标准。
问：
解放前存款为什么要采取分级递减率偿还？
答：
分级递减的给付办法的主要精神是为了做到全面照顾。
在递减中，后级仍享有前级清偿的金额。
例如1937年存款五百元，按其本级的偿还率为百分之七十，但如将同时享受的第1、二、三、四级计算在内，那么，实际的偿还率为百分之八十八。
第1级的幅度为什么要到二百元为止呢？
这是因为这一级占全部存款户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说照顾了绝大多数的存款户。
问：
存款金额在二百元以上者，为什么不全部给现金，而给予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定额储蓄存单？
答：
因为如果一次全部付清现金，就会使大量货币一齐投入市场，因此办法中采用了一次偿还，分期给付的措施，并照章给利息。
这对原存款人仍是有利的。
问：
解放前未解侨汇与国内未解汇款采取不同标准清理的原因何在？
答：
解放前未解侨汇大部分是侨胞在抗日战争期间为爱国而踊跃汇回的款项。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借机掠夺侨汇，伪官僚资本银行将侨汇大量积压而不予解付，给侨胞造成重大损失，造成侨眷生活极大困难。
因此，人民政府给予侨胞以照顾，解放前未解侨汇按照定期存款标准给付。
而国内解放前未解汇款大都是由于银行机构撤离或收款人迁离原地而发生，情况不同，因此按照活期存款标准清偿。
问：
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行之“节约建国储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特种有奖储蓄券”、“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以及“乡镇公益储蓄券”等为何一律不予清偿？
答：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巧立名目，曾经通过伪行、局、会发行了所谓“节约建国储金”等五种储蓄券，实质上系国民党政府的公债、捐税，不能当作存款处理，故不应偿还。

在设计工程的检查中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天津建筑设计公司工程师　栾全训
去年12月下旬，我们公司展开了一次1952年设计工程的大检查。
这次检查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都说明过去设计工程中许多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由于自己落后保守的设计观点所造成。
这次工程检查，我们公司全体设计人员都得到了一次教育。
最初，我对这次工程检查的意义还认识不足。
领导同志在动员时举出的许多设计工作中的错误事实，我还认为这不过是“个别情况”。
当时我们小组分配的检查工程有二个：
专卖事业公司白酒厂工程和子牙河面粉厂工程。
白酒厂工程是1952年07月由设计公司设计的，我也曾参加了这个设计。
我想：
那时“三反”“五反”运动才结束，大家都批判了旧观点，白酒厂工程设计一定不会有多大问题。
但另外我也想，过去设计人员不到工地去，这次到工地去跑一跑，多少也可以学到一些技术。
这样，我们就出发去检查了。
我们到了工程地点以后，一切情况与我们想的恰恰相反，当我们的检查小组踏进了白酒厂的工地时，看到厂址基地很大（建筑面积仅占基地的百分之二十二），但建筑物却挤在一起，运输道很狭，而基地的四角上却空得很，看了使人很不舒服。
接着我们又发现易燃的酒库离制酒厂、粬房、办公楼各建筑物都很近，它位置在各建筑物的中心，便进一步感到总平面布局有很大的问题。
进去后，业主又告诉了我们许多设计上的严重错误：
制酒厂内温度很高，工人同志就是在摄氏零下三十度的冬天也穿短裤工作，还满身是汗，但是设计人员却没有在屋里设计一间洗澡间和更衣室。
朝北的大门没有挡风，北风直朝里灌。
厕所离厂房最远的有五十公尺，工人得穿上全部衣服才能出去小便。
我们到了面粉厂，面粉厂设计上的问题更多，大楼因设计时未勘测而发生了不平均的沉陷，机器也歪了。
这时候我才警觉到，不是问题不大不多，而是问题很大很多。
这时其他小组在实地检查中也发现了许多问题，大家都十分震动。
而且一连串的问题都说明了：
造成这些严重错误和缺点，完全不是我们的技术不够，而是我们设计工作者没有明确为谁服务的观点问题，而是我们落后保守的设计思想问题。
在工地检查回来，小组进行了总结以后，我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个问题。
很沉痛，也很惭愧。
这次检查，我思想上主要批判了下面三个问题：
首先是不正确的设计观点问题。
过去我们设计旅馆时，力求设计得如何使旅客感到舒服，方便，迅速恢复疲劳。
设计私人公馆，更是替主人考虑得十分周到。
但就是在设计工厂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工厂的主人——工人。
从这次检查的几个工程来看，设计者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工人的安全、卫生、保健等问题的，这样的“忘记”难道是偶然的么？
我们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观点到那里去了呢？
这种不正确的设计观点的另一方面，是我们过去在设计中最不重视厂房仓库的工程，简单地认为“那没有啥，不漏雨，能摆下机器就行了。”
这些“简单”的设计工程不是“英雄”用武之地，设计礼堂、医院、大楼等大建筑物时，才值得好好露一手。
这种对国家基本建设极端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的设计思想，就是造成许多重大错误的根源。
其实这次的检查说明：
设计厂房、仓库丝毫也不“简单”，都是十分复杂的工作，自己还必须从头好好地学习。
其次是不正确的设计立场问题。
这主要是指与业主的正确关系问题。
旧社会里工程师出卖技术，他给业主设计，从对方取得报酬，因此是没有真正的对业主负责到底的思想的。
但是，现在我们设计的是国家的工厂、学校、医院，所谓业主，已经不是过去的资本家，而是全体人民，因此我们与业主的这种关系是已经完全改变了。
可是，我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还以旧的看法和态度，来对待这新的关系，在工作中我往往不是采取与业主同样的对国家建设事业负责的态度，我常常说：
“你是业主，你讲什么我就照着设计，反正错了我可以说是你要这样做的。”
“你要早出图，我就草草地给你画，考虑不周密是你催图催的。”
这种错误态度，在工作中造成了许多错误，例如在设计白酒厂工程时，我曾提出把五幢厂房连在一起，这样可以节省墙身、基地面积和设备的沟管等，但厂方怕这样通风不好，温度太高，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就不再进行解释，心想“你要这样就这样好了”。
经过这次工程检查证明：
当时把五幢厂房连起来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白酒厂要添设浴室、更衣室等设备，但厂房分开了，这样不得不在每个厂房都建筑一个，造成很大的浪费。
这种不正确关系的另一方面，是我们有时又表现为不能很好地听取厂方的意见，听取群众的意见，而是自作主张，主观设计，结果不能适合生产的需要。
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总之，没有明确设计为谁服务的观点以及错误的思想和工作态度，是过去许多错误发生的根源。
第3是不科学的工作态度问题。
建筑工程本是一项很复杂的科学，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但是我在设计中却以主观主义来代替实事求是，以潦草马虎来代替深入调查研究。
我在工程开始时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很差，这方面在设计工程上遭到的损失是不可估计的，如有些总平面布置，设计时坐在家里主观设计，当施完工或使用起来时，问题都来了。
特别是设计中的一些“细小”工作，（其实这种“细小”工作往往就造成大损失）如玻璃面积、雨水管等我从不精密计算，随便一划就算，只有能够显示自己设计能力的地方（例如大楼等），自己才动点脑筋。
在设计白酒厂时，只含糊知道要排水，而没有详细了解下水道等有关情况，结果就未设计排水设备。
现在白酒厂就要开工了，但一天三万加仑水的排泄问题仍未解决。
在设计白酒厂的烟囱时，我马虎地在图上定了位置，没有实地调查地形，后来施工时才发现按照这个地位，拉烟囱的？
线（钢丝）要一直拉到马路上才行，路上车马都不能走了，但现在烟囱已做好不能换地方了，只好重新定制粗？
线，把拉的斜度缩小，严重影响了施工的进行。
以上只是我在设计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错误观点的粗略检查。
总之，我对祖国建设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是十分不够的，通过这次工程检查，我找到了自己的缺点，我决心改造自己，以新的劳动态度来从事我的工作，学习苏联设计工作的先进经验，为祖国的大规模建设贡献出我全部力量。

建议报刊用图文并重的
形式来宣传基本建设
汤健来信：
1953年是我们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1年，伟大的基本建设工程将一个一个地在全国各地兴建起来，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百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大喜事。
面对着这样的新建设新气象，我们是多么振奋和欢欣啊！
每天我们也以迫切期待的心情，翻阅着各种报纸和杂志，想从这里面得到各个新工程新成就的好消息。
但很可惜，报纸杂志上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却不多，生动感人的消息、故事更是寥寥无几。
我向报纸杂志提出一个要求：
希望他们加强这方面的报道，从宣传战线上勇敢地来迎接这个空前的历史转变。
我认为报道最好多采用报告文学的体裁并配上图画照片。
中国青年报特辟的“钢都工地”栏，用图文并重的形式报道鞍山的各种建设、工人生活、苏联专家的故事，这就能吸引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地注视着我们国家进行的这一伟大工程，鼓舞大家更加热情奋发地参加国家的各项建设。
因此，我建议报纸杂志都注意采取这样的宣传方法。

我是怎样当厂长的
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厂长　燕鸣讲
艾直　记
编者按：
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厂长燕鸣同志的这篇自述文章，生动地介绍了他从工业生产方面的外行逐渐变成内行的过程。
他坚决地依靠工人群众和苏联的先进经验，深入车间，学习业务，和工人一起解决当前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把一个设备落后、经常产生废品和发生事故的工厂，迅速改造成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厂（消息已见01月31日本报第1版）。
他的经验，值得每一个工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重视。
你问我做厂长的经验，老实说，我认为我还没有谈这问题的资格。
因为我才做了十个月的厂长。
所以我只能说说我这十个月的工作经过和一点体会。
在说这些以前，我想先说一下我的工作经历。
我今年二十八岁，只念过三年书。
五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县委书记同志的通讯员，三年多以前我还是一个从未见过工厂的普通农村工作干部。
1949年冬天，党调我到鞍山工作，到去年04月间，我才被委任为小型轧钢厂厂长，开始学习工厂管理。
这就是我的简单工作经历。
我要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说明别的，而是为了说明依靠群众与依靠苏联先进经验的重大作用。
因为，我认为小型轧钢厂之所以在过去的十个月中，有一些成绩，最重要的就是我和小型轧钢厂的其他许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初步地接受了这条已为许多工厂特别是五三工厂所证明了的工作经验。
至于我个人，我认为是一个工作经验和文化水平都很差的干部。
现在我再回头来说说十个月来的工作经过和点滴体会。
去年04月间，小型轧钢厂原来的五个主要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调去做基本建设工作之后，我才开始当厂长。
过去，我虽在小型轧钢厂做过很长时间的党的工作，可是对行政管理工作还是很生疏，所以在我刚刚接受这一工作的时候，我很怕把工作做坏了，使党和国家受到损失。
但是，既然上级叫我做这一工作，我也不能退缩，于是经过一段思索以后，我打定主意依靠已为东北工业建设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那条工作经验，来从事这一新的工作。
那便是：
紧紧依靠工人群众，不犯官僚主义，和紧紧依靠苏联先进技术指导，有困难多向苏联专家请教。
我刚当厂长不几天，小型轧钢厂的工作好像专门向我闹别扭，连续发生两次死亡事故。
于是我便不得不先抓保安工作。
当时我想先做完一些最迫切的保安工作以后，再按部就班地工作。
但是等我大体上做完了这一工作以后，又出现了一天产生三百吨废品的麻烦问题。
从这一连串的事实中，我感到了小型轧钢厂的病症是沉重的。
对于这样一个工厂，用
“打补钉”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简单地安排一下日常工作以后，便首先按照我预先为自己规定的办法，通过研究废品的问题开始，我的第1步工作：
找病根。
那是05月初，我向党委会提出了动员全厂干部下车间，从研究废品问题入手，进行挖病根的建议。
这个建议立即获得了党委会的支持。
于是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便统一组织五十六个干部到车间。
我也下去了。
我到车间以后，首先找了个有人认为是最落后的工人赵守库谈话。
这个人，过去没有人找过他，可是我从他的口里学了很多东西。
我问他：
“你说我们出废品的毛病在哪里呢？”
他说：
“毛病很明白，好马还得好人骑，我看毛病就出在使轧钢机的人不好好使上。”
接着他便把轧钢工人操作不合理的事说了一大堆。
从这里我发现了生产组织及操作上的混乱。
我和他谈完了以后，又找了个工作最好的傅治国谈话。
他说：
“我看废品多的毛病是出在轧槽上，若是它没有问题，绝不会出这么多废品！”
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轧槽上有问题。
接着，我又找了班长潘凤全谈话。
潘凤全告诉了我另外的情形，他说：
出了两次死亡事故以后，工人情绪很低，说：
轧钢又累又危险，可得小心！
不然，一下就会要命的。
所以最近跑钳、打套（即钢条出来没立即钳住送进轧钢机里）的特别多。
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小型轧钢厂这种落后设备，不仅阻碍了生产的提高，而且严重地威胁着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因此，如何改善设备，不仅是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根本问题，也是把工人从危险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救出来的根本问题。
车间的问题，总是大同小异的。
连续下了几天车间以后，我把几十个干部的意见一集中，发现了全厂生产不好的原因是：
一、设备不良；
二、操作不合理；
三、制度紊乱。
同时也发现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则是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和没有充分依靠群众。
因为上述具体问题，都是早就可以解决的，然而过去没有好好发动群众解决。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工人已经创造的先进工作方法。
病是找到了，但从哪里治起呢？
摸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便又召开了一次党委会进行研究。
研究的结果是：
设备问题最重要，但这问题一下解决不了，所以应当首先建立责任制及其他一些必要的工作制度，和解决轧槽不好，跑钳、打套多等技术、操作问题，从而求得先初步澄清一下厂内的混乱情况，然后，再大力发动群众，集中力量解决设备问题。
在会上我们分了工，规定出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工作及做法等。
当时我分的是组织工人技术人员研究技术、操作及建立制度等问题；
党和青年团是动员党团员来保证；
工会是发动群众搞不跑钳、不打套运动，并通过这一运动，改进管理及解决操作问题。
在这个时期中，我主要地是抓技术、操作。
首先我和工人及技术人员们研究轧槽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最后又请示了专家。
结果轧槽问题没用几天就解决了。
随着，一天出三百吨废品的情况也消灭了。
于是我又和工人、技术人员开始研究操作问题。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因为我不懂操作技术，所以感到很吃力，但我下决心要懂得它。
我想，一个厂长连一点操作技术都不懂得，怎么进行领导呢？
所以我在轧钢机前一连站了三天。
说来也快，仅仅三天，我不但懂得了操作的基本方法，而且还发现了个新问题，那就是：
原来一、三孔同入的轧钢法是不科学的，应当是一、三、五孔同入。
这就是说，一次应轧三根钢，不要轧两根，这样就会多轧。
我把这问题和工人、技术人员一商量，他们都说可以，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困难。
我又根据这些意见，和几个工人、技术人员研究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
由于参加这一研究的人都很努力，所以没出三天，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到了第4天，我们就干开了。
一干，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十四。
工人们因为这办法轧钢快，就叫它“快速轧钢法”。
跟着这个办法的发现，我们便在建立制度、进行合理操作的同时，展开了推行“快速轧钢法”的运动。
推广的办法是首先由我和党委的几个同志培养姜兴家青年小组试行，然后再表演推广。
因为我们通过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等各种组织，动员工人工作作的比较好，所以没上一个月，全厂便统统推广起来。
到了这里，我们的工作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因为进行了上面的那些工作以后，不仅初步地改变了原来的混乱局面，同时也给了我们集中力量、发动群众、从根本上改进设备的条件。
所以我们从07月份开始，便把工作的矛头，转向这一方面。
小型轧钢厂的设备改造问题，是个直接与工人的生命联系着的大问题。
要提到改造设备运动，还得说到三年以前。
三年之前，我们接收小型轧钢厂不久，工人就说：
“现在我们只翻了一个身，还有一个身没翻，那就是咱的设备太不好，干活太受罪！”
当时工人张明山等很多人提出了改造的意见，可是没有引起当时领导方面的注意，因为他们听旧技术人员说那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工人的创造热情就被压下去了。
老实说，我们这次搞改造设备运动的起初，也曾怕搞不好，可是就在这时候，工人周殿臣创造立围盘的成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便下决心来搞这一问题。
但是，周殿臣的立围盘比较简单，而我们所需的改革却很多，且有的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试验成功的。
比如光轧机上的反围盘就是如此。
于是我们便在07月份首先决定大力支持张明山创制反围盘的建议，以便通过这一创造，打破部分技术人员及工人中信心不足的保守思想，为在全厂开展运动创造条件。
为了帮助张明山的创造，我们给了张明山时间、人力、物资上各种帮助。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09月14日，张明山的反围盘创造成功了。
这件事立即给全体工人以极大的鼓舞。
我们就抓紧这一机会，根据中共鞍山市委的指示，向全体工人提出了：
“学习张明山，全厂开展机械化、自动化运动，为争取全厂机械化、自动化而斗争”的口号。
因为这口号提的正打中了全厂的要害，所以一个全厂性的改造设备的大运动，就很快地展开了。
运动起来以后，不到年底就出现了十五件重大创造和二十三件重大改革，从而使全厂主要工序达到了机械化、自动化，使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
在运动中间，作为一个厂长，我做了以下几个工作：
第1，我亲自组织了全厂的机械化、自动化工作小组，把全体有创造、改进的人组织起来，进行了集体创造研究；
第2，我亲自参加了对每个工人的创造与改进建议的审查；
第3，组织技术人员及有关工人对提出创造与合理化建议者进行帮助；
第4，及时地把这些创造告诉苏联专家，请苏联专家加以审查，并组织了一切力量，坚决贯彻了苏联专家的建议；
第5，每件重大创造的试验，我都亲自参加，用以了解工人们在创造中的具体困难，加以解决。
比如，张明山在试验反围盘时，曾碰到了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在厂里住了八天七宿。
现在我们厂的运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这就是十个月来，我的主要工作经过。
现在我要说说我十个月中的一些体会。
十个月中，我所始终信守的工作原则便是上面说过的那条“老经验”。
因此，我的体会也是述说这方面的。
总括起来，我的体会有三条：
头一条是，依靠工人群众和依靠苏联先进技术指导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能否管好企业的标志。
能否把这一问题做好的关键，则在于是不是信任工人阶级，及信任社会主义先进经验。
因此，这一问题是个有关立场的大问题。
第2条是，贯彻这一经验的办法主要不是在会议上，当然也不是在办公室里，而是在车间，在每个具体的工作中，离开了每件工作，和似乎不值得注意的小事，是永远也不能贯彻的。
第3条是，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和参加群众工作，否则，就不会了解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和群众的思想要求。
我认为，我在执行这几条根本性的方针中，还有很多缺点，比如在依靠工人群众方面，我还没有把接近工人听取工人的意见和批评订为一种正规的工作制度。
在依靠苏联先进技术指导中，还没有把如何贯彻苏联专家建议，订出一种完整严密的办法……等。
所以我现在正在检查这一方面的缺点，加以纠正，力求进一步贯彻这条党一再指示而又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根本性的工作经验，以进一步克服我在工作上的缺点。
（原载02月25日东北日报）

江西木材公司吴城办事处等单位工作混乱损坏大批木材缆草
成金满、王雪银、董谟树来信：
江西省木材公司吴城办事处和九江分公司吴城集材场不爱护国家资财，使木材、缆草、锚船等受到四十多亿元的损失。
去年06月间，该办事处和该分公司在江西省新建县第5区吴城镇的河面存材三万多两，照理应用十根以上大缆缠好才可保安全，但他们却只用了三根，以致全部存材被水冲去。
经抢救后，仍损失了二千三百多两（合三千七百多立方公尺）。
每两平均按最低价八十万元计算，损失即达十八九亿元，抢救费用等尚未计算在内。
该办事处和该分公司工作混乱，领导干部平时对保管人员缺乏教育，存材无人负责，存材数字都弄不清楚。
如新建县吴城漫山遍野都是木材，横七竖八乱堆；
吴城七相公庙仓库内所存木材，既没有数字，也不将门户封锁起来，仅写“吴城办事处木兜一大堆，四十四号”。
由于无人负责，另一批河面存材因水位下降时不及时迁移，五、六万两长木搁浅河滩，有的淤在泥中已开始腐烂。
这一损失，仅缆草就在十二亿元以上，人工和腐烂木材的损失更难以计算。
存在吴城后河一带的松段杉筒已腐烂如泥的不下一万六千根，损失约十三亿元以上。
锚船因无人管理，任其搁置河滩山洼以致霉烂的情况也很严重。
我们认为该办事处和该分公司对上述情况应作深刻检查，江西木材公司亦应迅速对这些问题加以检查并作严肃处理。

西北建筑工程公司第18工程队原队长王尧梁等不采纳苏联专家建议影响了工程质量
西北建筑工程公司第18工程队，在西安电厂进行冬季施工时，因原队长王尧梁等不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使工程质量和工人安全受到影响。
建筑厂房时，苏联专家沙比洛同志曾指出厂房柱子要用一四○号混凝土（即每一平方公分可以支持一百四十公斤重量的混凝土），混凝土的塌落度应为五公分，灌浇混凝土时不要加水，灌浇后要用铁钎子捣结实。
因为如果在混凝土中加了水，便会降低混凝土的强度，对于在黄土层上施工不利（有些黄土层见水便不坚固了）；
如捣得不仔细，便不能保证混凝土柱子的质量。
可是工程队原队长王尧梁等阳奉阴违，不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
灌浇某些柱子时，为贪图工作时方便和柱子表面光滑漂亮，便要工人在灌浇时大量加水，结果降低了混凝土的强度。
有些柱子和卸煤沟，因灌浇混凝土后捣得马虎，拆掉模板后便发现了蜂窝洞。
锅炉间一个柱子牛腿中的钢筋扎歪了，钢筋离模板很远，底脚螺丝不能插在钢筋之间。
苏联专家指出要加扎一段钢筋，但王尧梁却只是随随便便地丢了几根钢筋进去，因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苏联专家指出，在灌混凝土时，要留出插温度计的小孔，以便掌握混凝土温度变化的情况，便于正确决定拆模板的时间。
他们却都没有留小孔，以致拆模板的时间很难确定。
苏联专家沙比洛同志对工人的安全和身体健康十分关心，曾提出不少改进安全福利状况的意见。
为了使工人在高空作业时不发生危险，苏联专家亲自帮助完成了走台架子的设计。
但身为工程队负责干部的王尧梁，在做走台架子时，却不按原设计用双杆木架做，只用单杆木架；
原设计木杆子的接头处要用铅丝绑起来，用穿针穿上，但他们却只用麻绳绑上；
原设计架子要有横撑、竖撑，但他们只加竖撑。
吊洋灰的吊斗架子很不结实，工人曾提出改进的意见，但他们不理睬，结果翻了两次吊斗，伤了三个工人。

认真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
苏联专家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有丰富的经验。
几年来，我国许多工厂、矿山的恢复和改建工作，在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事实证明：
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认真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对于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成功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事实证明：
凡是领导干部不重视苏联专家的建议，对苏联专家的建议没有及时认真地采纳实行；
或者实行起来拖拖拉拉、马马虎虎；
或者在执行中遇到困难便轻易搁置起来的，都招致了工作上的严重损失。
今天本报发表的西北建筑工程公司第18工程队原队长王尧梁等不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消息，就是一个实例。
从王尧梁等的错误中，我们应该得到教训，进一步认真地采纳实行苏联专家的建议。
各地有苏联专家帮助工作的单位，都应该普遍向职工和干部进行教育，要使负责干部充分认识到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重要性。
特别应该指出：
采纳苏联专家建议是否自觉和坚决，是领导干部领导水平、政治觉悟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是否无限忠诚地对待祖国建设事业的试金石。
同时，要教育技术人员真正重视苏联专家的建议，学习苏联专家的技术，学习苏联专家对待工作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他们的思想作风。
并且要把苏联专家的建议向职工群众传达，使苏联专家的建议直接与群众见面，为工人群众所了解。
这样做，不但可以使苏联专家的意见容易贯彻，而且还可以发动职工督促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对苏联专家的建议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

鞍山、唐山和太原等地许多工厂的职工
积极学习鞍钢小型轧钢厂生产自动化经验
国营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群众性的“机械化自动化”运动所得到的成就，已引起全公司各厂矿职工和其他地区一些厂矿职工很大的兴趣。
该公司所属各工厂、矿山的职工们，都有组织地到小型轧钢厂进行了学习性的参观。
许多人在参观中看见小型轧钢厂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的景象，都称赞说：
“小型轧钢厂的活多好做啊，摆弄电纽就能生产了！”
他们对于和自己工作有关的改进部分，都作了细心的研究。
中型轧钢厂工人张来福，拉着小型轧钢厂的自动翻钢机的创造者，问这问那，一直谈了一个多钟头。
原来他正在研究一个翻钢机，他明白了小型轧钢厂翻钢机的原理之后，高兴地说：
“我回去参考你们的翻钢机的构造原理来研究，一定能够成功。”
很多技术人员都把小型轧钢厂的各种创造用铅笔画下草图，准备在改进本厂设备的时候做参考。
工会、青年团的干部们把小型轧钢厂各种创造的意义和经济价值从图解上抄录下来，作为在自己的工厂、矿山中推广小型轧钢厂经验的宣传鼓动材料。
各工厂、矿山的负责干部参观之后，对于发动全体职工，特别是发动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把生产过程逐步改造成机械化、自动化这一方向更加明确了。
选矿厂中共党委会书记说：
“我们厂的劳动条件也不好，回去之后一定要发动群众开动脑筋，走小型轧钢厂的道路。”
唐山、太原和沈阳等地的轧钢厂和机械厂，已先后派人到小型轧钢厂来学习，或写信来索取“反围盘”的图样。
东北机械管理局所属机械八厂和二十二厂，都是由厂长或其他负责人亲自领导“反围盘”的试验，现在都已试用成功。
机械八厂利用“反围盘”轧制的钢材（六点五粍）比鞍钢小型轧钢厂生产的钢材还细（钢材愈细利用反围盘愈困难），这就更证实了张明山创造的“反围盘”的科学性。
机械八厂压延车间，由于装置了“反围盘”，产量、质量都已显著提高；
并促使了全车间设备的改进，因而使劳动条件得到根本的改善。
过去作压延工被钢条烧坏右腿的描图员王俊宝说：
“如果早有‘反围盘’，我这条腿就不会被拉掉了。”
　（新华社）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接受本报批评
布置学习并指定被批评者迅速进行检讨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在市委书记韩天石的领导下，对本报02月06日所载“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一文，进行了集体学习。
全体委员并在学习中联系实际进行了检讨。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同时通知鞍山市各部门党的组织，对这个批评，立即组织讨论学习。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书记韩天石和全体委员认为本报在“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一文中所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他们一致表示诚恳地接受，并将迅速、切实地进行公开检讨和改正。
特别是被批评者，必须立即进行公开检讨。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将根据被批评者的检讨和改正错误的程度，分别处理。
同时，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又认为：
应当通过此次学习和检讨，广泛地开展全市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和在报纸上的公开批评，吸引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来揭发鞍山市各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保证鞍山市巨大经济建设任务的完成。
为此，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已于02月11日发出通知，指示所属各级党委从坚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公开的、自下而上的批评着手，把全市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深入推进一步。
通知中并具体规定：
一、各级党委要组织并领导基层以上干部，结合学习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重新学习1950年04月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并学习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的讲话及安子文同志关于“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级机关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坚决斗争”的报告。
二、凡过去对报纸批评未作公开答复的单位和个人，一律要迅速答复，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
三、各级党委要将市委的这一通知向本单位的党员及全体人员进行传达，号召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为了爱护党、加强经济建设、改进工作、改进领导而勇敢地向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进行斗争，目前首先向一切对批评采取抗拒压制或报复的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
市委一定坚决予以支持。

华东行政委员会卫生局混乱现象严重
华东行政委员会卫生局一个共产党员写信（匿名信）给华东行政委员会谭震林副主席，反映卫生局的混乱情况。
局内很多人闲着没事做：
有的在工作时拉胡琴，扯乱谈；
有的关起门来打扑克、下棋。
卫生局里的政治空气非常稀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
该局局长崔义田非常自满，很少注意政治领导。
在每一个政治运动中，他很少起带头作用。
“三反”运动中他的第1次检讨就是叫秘书写的。
他虽则作了检讨，但工作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变。
他对上级往往采取报喜不报忧、唯唯诺诺的态度；
对下级则不深入下层，不了解下情，只愿听好话，不愿听“坏话”。
对一些常向他提意见的人则视为眼中钉，希望把他们调走；
他拉拢一些随声附和的甚至饱食终日的干部。
这次调动干部时，他把他认为不好的人都调走了。
他对大家在“三反”运动中所提出的许多合理化建议，置之不问。
他嘴里说要下面提意见，但别人提出的意见就如“石沉大海”。
此外，崔义田还有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
例如，几个月以前，中央人事部来信调一位原来学化学的同志到其他部门工作，但至今还没有让他走。
这位同志天天来到办公室里，只是烤烤火，喝喝茶，无事可做。
崔义田曾对人说过：
“中央要调干部，我在华东，就不给。”
华东卫生局干部中的政治时事学习搞得很不好。
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因而远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例如此次学习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家要求负责同志做一个动员报告，都没有得到允许。
党内也缺乏民主生活，支部大会讨论问题时，一般党员的意见往往遭到压制。
在上述情况下，上下不通气，离心离德，正气不能发扬，许多人把意见闷在肚子里，不敢向上级提出来，怕报复打击。

各地压制通讯员批评的现象很严重
党报应在党委领导下坚决展开顽强的斗争
各地压制报纸通讯员批评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而严重。
近三个月来仅上海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浙江日报、黑龙江日报、西安群众日报已经揭发的典型事例，就有“梅芳庭事件”、“柏春溪事件”、“傅忠奎事件”、“刘守本事件”、“朱珉事件”等多起。
梅芳庭是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工人、上海新闻日报通讯员。
1952年春天，他曾在报上对公共交通公司和前新市区人民政府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先后作过揭露与批评。
该公司和该区人民政府的某些领导干部，当时虽被迫表示“虚心接受”，但是怀恨在心，找机会报复。
当有人检举梅芳庭有“政治问题”时，公共交通公司领导方面不经调查研究，即以梅芳庭“作风一贯恶劣”为词，于1952年03月将梅开除，并将梅的“反革命”、“历史上有血债”等材料送交新市区公安分局。
前新市区代理区长柳惠就据此在中共新市区区委会上提出要逮捕梅芳庭，并由该区区委会报告了市公安总局。
市公安总局也不经调查研究，就决定“传讯拘留审查”。
在梅芳庭被无理开除与扣押后，当地店员工人周乐中等曾连续向上海市党政领导机关和报社写信申诉。
但由于这些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拖延了三个多月，直到去年08月才获得解决，梅芳庭被非法扣押一百零四天后才恢复自由，正式复职。
前新市区代理区长柳惠受到撤职处分，其余有关人员，分别受到记过、警告等处分。
柏春溪是山东章邱县第9区巡检乡蔡庄村的积极分子、山东“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他曾向该报揭发了蔡庄村农民协会主任柏玉利的贪污勒索等不法行为，并写稿批评过该村代耕工作中的缺点，牵连到村代表主任姜玉东。
柏玉利、姜玉东等就怀恨在心，勾结了该乡武装委员李友立，捏造柏春溪“破坏婚姻法”、“对抗民兵”，是“反革命”。
该区区长李连传，就据以下令逮捕柏春溪，并召开村民大会进行“斗争”。
柏春溪遭到打击后，曾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农村大众”报。
但该报没有采取积极保护通讯员的措施，只是简单地把来信“照转”到中共章邱县委处理。
章邱县委片面听信区乡干部的反映，认为柏春溪“历史上有问题”，没作处理。
八个月以后，柏春溪又于1952年07月写信给“农村大众”报，要求予以支持。
这时才引起“农村大众”报的注意，派记者到章邱进行调查，虽然弄清了事实，但章邱县委仍认为柏春溪“历史上有问题”，不予压制批评者以任何处分。
“农村大众”报仍表现了自己的软弱，不敢在报上提出公开的批评，把材料送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
最后，经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这个事件。
李友立、柏玉利违法乱纪，陷害通讯员，被撤职法办，李友立同时被开除党籍；
姜玉东被撤职，区长李连传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章邱县委作了书面检讨。
傅忠奎是浙江于潜县潜东区藻溪乡董家村农会副主任、农业劳动模范。
在土地改革期间，他曾向浙江“农民大众”报和中共于潜县潜东区区委会，先后揭发过区干部王荣星勾结坏分子赵炳龙等包庇地主、私吞斗争果实和迫害劳动妇女潘香球的违法行为。
王荣星等便在该区区委书记孔涛的包庇和纵容下，对通讯员傅忠奎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手段：
禁止傅忠奎参加村里任何会议，撤销其农会副主任职务，取消其劳动模范称号并没收其奖章，召开“斗争大会”，宣布傅忠奎是“反革命分子”，确定“管制”。
傅忠奎在遭受坏分子的严重打击时，曾几次向“农民大众”报提出申诉，要求报社支持。
但由于该报不负责任地将这些信件转来转去，一直转到当事人孔涛手中，致使傅忠奎受到更严重的打击。
直到“潘香球案件”被揭发后，才同时揭穿了王荣星等压制傅忠奎的违法行为。
坏分子王荣星等现已被逮捕法办，潜东区委书记孔涛被开除党籍。
傅忠奎则受到表扬，并恢复了劳动模范的称号。
刘守本是黑龙江肇东县第7区兴华村人、黑龙江日报农民通讯员。
他曾在1951年06月间写信给黑龙江日报反映该村公安委员宁金亭工作失职、对群众态度不好等情况。
信件内容与事实完全相符。
当时该报将此信转交肇东县人民监察委员会调查处理。
但该会监察员高惠臣在调查时并未深入群众，即认为刘的批评大部不符事实，建议中共肇东县第7区区委会宣传委员张吉祥查究。
张吉祥不查究宁金亭的坏作风，反而和宁金亭串通，借口“通讯员写批评稿是写黑呈子”、“报纸刊登批评稿是扩大黑呈子”等理由，连续召开群众大会，逼迫刘守本检讨写批评稿的错误。
宁金亭并擅自撤销了刘守本民校教师的职务。
此后，张吉祥、宁金亭等更滥用权利限制刘守本和其他通讯员写稿、读报的活动，致使该村通讯工作陷于停顿，十二个读报组全部垮台。
刘守本在遭受打击后，曾向黑龙江日报提出申诉，但该报不予重视，仅将这一情况转告肇东县委宣传部，“希望他们帮助解决”。
直到1952年09月，肇东县另一遭受打击的通讯员亲到报社申诉时，该报才派记者协同肇东县委进行调查，弄清了事实。
肇东县委在该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各有关干部和压制批评者都进行了检讨，张吉祥、宁金亭等因检讨深刻，分别受到党内劝告和行政上警告处分。
朱珉是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铜川转运站工作人员、西安群众日报通讯员。
1952年10月间，他写信给群众日报批评该站站长王景荣任意开除工人，不顾生产安全、造成压死工人事件的官僚主义。
群众日报将来信转交西北石油管理局人事处，该处又将来信转交铜川转运站人事员马国荣处理。
马国荣不认真处理，反与王景荣勾结，一面挑剔批评中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一面搜罗朱珉本人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对朱珉进行四次“个别谈话”，并胁迫朱“更正”。
朱珉拒不更正，王景荣等又以“发动群众”的方法，连续召开两次斗争大会，强迫朱珉承认“错误”。
朱珉终于被迫写了“更正”。
这个问题，被群众日报发觉，就会同西北石油管理局进行调查和处理。
王景荣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和行政上记过处分，马国荣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和行政上警告处分。
西北石油管理局人事处也作了自我检讨。
上述这些压制通讯员批评的事件，都是在事情处理有结果后才被报纸揭发出来的。
这说明这些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和有关各报还没完全尽到保护通讯员不受迫害的责任。
今后各地报纸和通讯员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必须接受这些教训，对于压制批评的行为，必须及时予以公开的揭露，各地党报应该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向压制通讯员的野蛮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向压制通讯员批评的野蛮行为开火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完全证明通讯员的重大作用，正如斯大林在与“工人通讯员”杂志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所说的“他们首先是我们苏维埃社会缺点底揭发者，是为消灭这些缺点而斗争的战士，是无产阶级舆论底指挥官。”
党报经过通讯员对我们各种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不仅密切了党报和群众和实际的联系，巩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化，而且使党和人民政府及时了解了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便于改进工作。
过去所有报纸的经验，也都证明了广大通讯员的这种重要作用。
但是，有一部分人就因为通讯员批评了他们的缺点或错误，而把通讯员看成“眼中钉”，不惜滥用权力实行压制、打击和报复。
近03月来，上海解放日报、西安群众日报、黑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和浙江日报所揭发的“梅芳庭事件”、“朱珉事件”、“刘守本事件”、“柏春溪事件”、“傅忠奎事件”等，就是压制通讯员批评的几个事例。
这些事件表明，某些干部对待通讯员的批评，完全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而采取了极其卑劣的手段。
他们看到批评，拍案大骂；
“追查”写稿人，诬以“无组织无纪律”或“反领导”；
制造“舆论”，软硬兼施，“个别谈话”，胁迫“更正”；
甚至伺机报复，不惜诬陷好人制造一些“莫须有”“反革命”的罪名，开会斗争，逮捕扣押。
这种现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些压制批评者所以胆敢这样胡作非为，是和某些地方党报和党委的软弱分不开的。
他们对待受到压制和打击的通讯员，没有采取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他们不敢把压制和打击通讯员的坏人所做的坏事，拖到日光下来。
因此，为了向压制通讯员批评的野蛮行为展开有效的斗争，首先就必须端正党报和党委对待通讯员批评的态度。
第1，报纸编辑部必须对通讯员所反映的群众的批评意见，经常采取热情欢迎和积极保护的革命态度。
我们既要反对像浙江“农民大众”报那样把通讯员批评信转到被批评者手里的“推出去了事”的态度，也要反对像黑龙江日报、山东“农村大众”报那样对通讯员长时间遭受打击不感觉愤恨、不加以支持的官僚主义态度。
这种漠视通讯员意见的官僚主义态度，在各地报纸编辑部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并且长时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其原因固然也在于处理批评性的来信来稿有很多困难（如批评的真实性、准确性等等），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编辑部不少编辑人员把处理批评稿看作是一种“麻烦”、“包袱”，怕负责任；
特别是在批评到相当负责的干部时，更有顾虑，不敢进行公开揭露。
因此，要向压制批评者展开斗争，党报编辑部就必须彻底纠正编辑人员中的这种错误思想，勇敢地负起保护通讯员的责任。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
“保护自己的通讯员不受迫害，应当由报纸本身负责，因为只有报纸才能掀起剧烈的揭发性的鼓动，来反对反动的蒙昧主义。”
（与“工人通讯员”杂志工作人员的谈话）
依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指示，党报编辑部不但要负责保护通讯员，而且要能够掀起剧烈的揭发性的鼓动。
可是我们的不少党报对于压制批评者的野蛮行为，往往是等待事情处理后才揭发，而在揭发时，又很缺乏剧烈的鼓动和深刻的批判。
例如，压制通讯员批评者最惯用的借口之一，是“无组织无纪律”。
那么我们的党报就不应只作客观的报道，而应从思想上加以严格的批判，并向他们和所有人民群众说明为什么通讯员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向党报写批评稿都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员的权利规定：
“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
“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
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当然是毫无例外的。
1950年04月19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又明确规定，必须“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规定“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这就不但对于共产党员，而且对于非共产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了。
这是我们党关于在党内外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因此，通讯员在党报上批评任何人、任何机关，都完全不是什么“无组织无纪律”。
相反的，违背这一原则而压制通讯员批评的人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无组织无纪律”。
再如，压制通讯员批评者另一个惯用的借口，就是说通讯员的批评是“破坏领导威信”。
那么，我们的党报就应该向他们和所有人民群众指明，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这种批评真的会破坏国家的和党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丑事被拖到太阳光下面来了，有损于他们的“尊严”。
我们对这些人的思想上最肮脏的东西，必须予以彻底挖掘，才能打破他们的一切借口，使他们无处藏身，才能激励人民群众奋勇参加对一切坏人坏事的斗争。
第2，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对通讯员的工作进行积极的领导和支持。
中共中央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规定：
“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报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加以协助。
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
为了坚决保护通讯员不受迫害，并清除压制批评的违法乱纪现象，党中央在同一决定中又规定：
“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
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这说明各地党的组织以及政府机关不仅有责任协助通讯员工作，而且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通讯员不受迫害。
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以为自下而上的批评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动展开的看法，是错误的。
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予以消除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和扩大。”
那末，不难明白，各级党委要坚决保护通讯员不受到压制和打击，是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起码条件。
只有通讯员确实知道他们可以得到我们党的组织的支持时，在报纸上的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
也只有当那些惯于压制和迫害通讯员的人，确实知道他们的行为是犯法的，是党所决不能容忍的时候，他们才不敢胡作非为，才有可能转向采取诚恳对待批评的态度，终止他们迫害通讯员的企图和野蛮行为。
“迫害工农通讯员是野蛮行为，是资产阶级习气底残余。”
（引自斯大林与“工人通讯员”杂志工作人员的谈话）因此，光靠说服教育还是不可能彻底消除它的。
同时目前各地还有不少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例，尚未完全被揭发出来。
这就有待于各地党报、党委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和通讯员，继续发扬革命的斗争精神，把那些压制通讯员批评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马林科夫）

我在电影剧本创作上走了弯路
于敏
我是职业的电影剧作者。
我曾经在十八个月中间，走了四个工厂集中的地区，访问了一些工人和干部，但结果没有写成任何作品。
我一开始学写电影剧本，就感到有两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我的写作能力和人民对于作品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这是一。
创作本身要求作者深入生活，必须准备充分后才能开始写作，可是电影企业的生产计划性则要求作者在一定时间交出剧本。
这是二。
我为自己设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
尽量缩短写的时间，提前完成一个作品，然后争取较长时间深入生活和提高自己。
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惶惶然各处奔走，唯恐抓不到可写的题材。
1951年春，上级要我写一个好厂长。
我觉得写一个基层工会主席也许较易着手。
我在工厂时，接触到一些工人干部，他们对国家事业的献身精神是令人感动的。
我的计划被批准了，我得到了四个月下厂生活的时间。
我打算在石景山住两个月，准备把它变成自己体验生活的一个“据点”；
再到鞍山住一个月，到大连住一个月。
在一步步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我又发现沈阳是工会工作的先进地区，于是又计划到沈阳去住两三星期。
好像一个家庭主妇，我以为把各种材料装满了篮子，就可以回去烧出可口的菜来。
这样，我的主要劳动都花费在寻找合意的事件上了。
至于要写的中心人物，我却仅仅访问了四、五个基层工会干部，每人的谈话时间最多的没有超过六小时。
我只是大体了解他们的工作过程和生活经历。
在寻找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事情是动人的。
一类是工人在学习掌握技术时表现了可惊的智慧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如沈阳的张义昌，大连的刘钊小组，鞍山的李凤恩等；
一类是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因而提高了双方的工作能力，如沈阳冶炼厂和三二一工厂的一些例子；
一类是工人在竞赛运动中的创造发明，这方面更有无数的例子。
四个月的期限到了，我回到家里，在桌前一坐，抱头思索。
我发现划了许多红线的笔记本一点也不能帮助我展开想像的翅子。
几个无法克服的矛盾逐渐明显起来了。
第1，我自己已经不能满足于初期电影那种纪录式或报道式的故事。
我想从人物身上落笔，但却没有办法让我的主人公在脑子里活动起来。
这些工会干部的爱好、趣味、志愿到底是什么？
他们对待老婆、父母、子女和朋友的态度是怎样的？
他们碰到成功或失败时的思想和情绪是怎样的？
一般的和特殊的，我都捉摸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创造不出什么典型，连一个使我自己相信的活人都写不出来。
第2，当我第1次下厂时，觉得工人的生活就是劳动。
确实，愈是先进工人，他的工作时间就愈长，说日以继夜，一点不假。
这就很容易使人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除劳动外别无生活，除机器外别无爱好。
实际情形却不是这样简单，尤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工人的生活方面更加多起来，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伦理观念也都起了显著的变化。
我渐渐懂得，不能在作品里老把工人拴在机器旁边。
观众到影院来，决不要看轮带的运动和各种生产过程；
他们要看的是生活中的人。
我想从生活方面落笔，愿意写出工人精神生活方面的变化。
但我口袋里的材料却都是一些生产事件和技术事件。
要具体地形象地表现出工人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变化，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提高，我的积蓄实在贫乏得可怜。
第3，我想把我的主人公放在真实的斗争中间，但我对那些事件的了解都是浮面的。
我读了许多有关工会工作的文字材料，脑子里装了许多概念，什么工会应当办好生产、生活、教育三件事啦，工会应当善于依靠党的领导和取得行政的支持啦，应当推动组织进行工作啦等等。
概念多，而具体的生活知识少。
在事件的圈子和概念的圈子里，绕了几个来回以后，我渐渐明了：
在创作工作的第1步上，在体验生活的方法上，我已经走了一段弯路，此刻已无可补救了。
这还不算。
在创作方法上，我又走了另一段弯路。
基层工会主席，多半是工人出身的。
他们有工作的热情，和工人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办好工会和工厂的宏大志愿。
他们都是任劳任怨，但又不知怎样工作。
如果工厂党委能够向他指出明确的方针和正确的工作方法，他们就会做出惊人的成绩。
要写这种人物，最好是写他们的生长发展，从而展开对他们优良品质的刻划。
我当时不是这样想，我要按照故事形式上所要求的，集中在一点上写，写他如何正确地组织生产竞赛。
这种从主观的意图出发，从形式的要求出发而不是从现实人物所提供的可能性出发的做法，使我在创作工作的第2步上又绕了一个弯儿。
文艺整风学习使我在创作思想上弄清了许多问题。
要创造一个人物，决不是四五个月的劳动可以奏效的，因为工业和工人对我毕竟还是生疏的。
要使劳动得到结果，不但需要较长的时间，也需要正确的深入生活的方法和正确的创作方法。
随着时间的过去，一种欠债的感觉逐渐压迫着我。
一方面，我知道已经无法用取巧的办法从事创作，另一方面，我又想早一点弄出作品，以便安心到生活中去。
文艺整风以后，我在石景山钢铁厂的车间支部工作了四个月，这个工作使我的体会比过去深刻一些。
一种偿还宿债的心情又促使我提起笔来。
我想以抗美援朝运动为背景，写一个爱国增产的剧本，这里边也必然会接触到工人当中的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
我写成了一个梗概。
后来我发现自己无法真实地反映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同时，我所设定的人物中有的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我明明知道这是弯路，但又硬着头皮走下去。
在这个长的期间，电影局的创作组织领导者曾给我不少帮助，但这种帮助还是很不够的。
经过文艺整风学习后，大家已经认识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重要性。
现在，领导创作的工作已经不能停止在这种一般性号召上了。
应当和作者研究：
哪一种深入生活的方法是正确的，哪一种是不对的；
哪一种创作方法是对头的，哪一种是不足取的。
就是说，应当监督和指导作者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的全部过程，从中发现好的经验并加以推广，而批评那种不正确的想法和做法。
做领导工作的，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对于作者的了解还很不深刻，不具体；
只有
一般行政上的领导，而无思想上的领导。
为了提高作品的水平，除了作者本身的努力外，领导者应该加强对作者的思想领导和具体指导。
从我自己所走的弯路中，我得到两条教训。
一条是不要到处抓材料。
首先应该深入一点，真正熟悉几个人物，然后多走几个地方多接触一些人，以作补充，综合或参考。
这样点面结合起来，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另一条是不要半途而废，应当看准目标，一竿子扎到底，不做出结果决不罢休。
只要坚持下去，决不会徒劳无功的。

我控诉宿县专区卫生院前院长沈桂鼎的罪恶行为
编者按：
侯金山同志被陷害事件，不仅揭露了宿县专区卫生院前院长沈桂鼎陷害干部的罪行，而且暴露了宿县专区党和行政的领导机关的严重官僚主义。
江苏省党政领导机关应迅速调查处理这件案子，给犯罪者以应得的处分。
被害人侯金山口述
我是江苏省萧县人，贫农成份，现年二十六岁，中共正式党员。
我很早就参加了工作，曾干过通讯员、卫生员、护士班长等工作。
1950年04月上级分配我到宿县专区卫生院工作。
那时院长是沈桂鼎。
他原在分区部队工作，他调到这里工作时，几乎从分区带来了全班人马。
沈桂鼎提拔了朱传英为医政课长，宋元为预防保健课长；
他自己的老婆尹静则担任管理库房的工作。
这样，沈桂鼎等就在院中形成了一个“统治集团”；
沈桂鼎在该院工作时，向来未进过病房，整天和老婆尹静开心取乐，鬼混一起。
朱、宋二人被提拔为课长后，借着沈的势力，在院内欺上压下，横行霸道。
宋元竟私刻图章，冒充党员；
朱传英贪污腐化，乱搞女人。
在沈的操纵下，瞒上欺下。
1950年宿县专区实际上只成立十五个卫生所，该院胆大妄为地向上谎报为八十五个，骗取了十万斤建设粮。
1950年07月我们在萧县（那时江苏还没有建省，该县属安徽）北望区抢救灾民时，实际上只抢救了一万六千人，他竟谎报了十万多人。
沈桂鼎为了骗取上级的财物，竟把预防保健课课员吕本杰关在屋里，编假数字。
沈桂鼎在任职期间，从来不下病房，对病人的疾苦是根本不问的。
有一次事务处把馍蒸的太大了
（有半斤左右），重病的人不能吃，我报告沈桂鼎，沈却说“不吃就算”。
沈桂鼎对院内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更是谈不上了。
因此，护士等打骂病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有的恶劣分子如谢南侠（已开除），当女病人呻吟床褥的时候，竟丧心病狂地采取野蛮的行为，奸污了她们。
以上事实，在该院行政会上我都作了报告，并曾书面向沈报告过，沈都置若罔闻。
有一次，沈竟把我叫到一边，熊（痛骂）了我四个钟头，还说我是“管什么的”。
1950年在院休养的病人对领导方面表示不满，有的干部同志说：
“我们向报社反映（指批评）去”。
这事被沈桂鼎知道了，他说：
“拉来，我揍他一顿，再让他去批评。”
由于沈桂鼎对我反映的情况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1951年01月我就把该院的情况报告给前皖北行署卫生处苏书轩处长，02月间又向中共宿县地委报告。
当时卫生处未及时派人下来检查，反把我的报告交给沈桂鼎的老婆尹静看（那时尹静由宿县去合肥开会）。
尹就写急信告诉沈桂鼎（那时沈到华东机关去开会）。
沈在上海发快信寄给尹静亲收，信上说是坏分子活动。
尹静接信后，即向专署公安处报告说：
“院内出了坏人。”
这时（1951年04月）正是镇压反革命的时候。
后来沈桂鼎从上海回来，我就在沈桂鼎所捏造的“通特暴动，拖枪逃跑”的罪名下，被诬为反革命分子了。
1951年04月，我经沈桂鼎批准请假回家探亲。
就在这时，沈桂鼎告发了我，当时宿县专署公安处竟片面地听信了沈的意见，派武装人员到我的岳父家（那时我正在岳父家玩），不容分辩，将我绑起来带到了专署公安处。
这里应该说明：
捕我的人以及审讯的人员，对我的事情也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
我是在1951年04月15日被捕的，16日开始审讯。
当时的审讯人是公安处保卫科科长汤宜德、审讯科科长甘化昌等人。
他们是官僚主义者，毫无根据地质问我说：
“你通那些人？
电台设在那里？
每月从徐州银行领取多少钱（活动费）？”
并声言要公审我，枪决我……。
我因被轮番地审讯，已经疲倦不堪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供的。
我便向审讯人员甘化昌等述说卫生院的情况，以及被沈桂鼎诬告（被捕后，我完全知道是沈搞的鬼）等情，他们也不加以理睬。
等以后再审讯我时，我仍然告诉他们是沈桂鼎陷害了我，他们不仅完全拒绝我的意见，并有时辱骂我，使我受了极大的痛苦与污辱。
沈桂鼎怕害不死我，又拉了一个所谓“人质”。
这个“人质”便是曾和我一起玩过的孙学品（外号傻子，实际上也是傻子）。
沈桂鼎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孙学品进行斗争，硬说孙学品也不是“好人”，说他知道我要“通特暴动”、暗杀院内协理员陈廷元。
沈还怕不牢靠，又找了孙学品，进行几次个别谈话，叫他说我是“通特暴动，企图暗杀”。
这种不白之冤，终于使我走进了监狱。
行政方面宣布将我撤职，我的党籍也没有了。
宿县专署公安处从我那里审讯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把我转给专署监察处。
该处的检查员刘永泽，又开始对我审讯了，仍然没有讯问出头绪，就把所谓
“人质”的孙学品拉上来当面对质。
之后，沈桂鼎亲自出面对质。
我当时怒气冲天，就当场揭发了沈桂鼎的无耻阴谋，可是监察处的审讯人员反说我是
“打击沈桂鼎”。
我再想申述时，监察处的审讯人员就不容我说话了。
专署监察处审讯不出什么东西，又把我转给专署人民法院“受理”。
我在被捕后，曾先后向中共宿县地委、专署人民法院、监察处写了报告，当时都没有得到处理。
直到1951年12月，地委组织部和地委、专署直属机关党总支委员会才派人来了解我的情况。
这就使我得到了一些安慰与鼓励。
我被押解到法院后，法院方面对我的案件是怀疑的，不相信的。
但直到“三反”开始，领导方面想从我这里了解沈桂鼎是否有贪污材料，经过我再次的申述，才证实了我的案件全部是假的。
那时我才被前地委宣传部部长吴献贤等领导同志释放，并恢复我的自由，恢复了我的工作和党籍。
以上是我被沈桂鼎陷害的经过。
我在监狱里整整地蹲了十一个月（和一切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关在一起，并带了六七个月的大镣）。
当我离开法院时，我几乎变成一个失去知觉的人，耳聋眼花，瘦弱不堪。
我是一个几乎被害死的人，现在出了法院，我是如何的感谢党啊！
我要控诉的是：
自“三反”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而沈桂鼎这个恶劣分子还未得到应得的制裁，仍然逍遥法外；
而与此案件有关的一些官僚主义分子也未得到适当处理。
请党报支持我这个控诉，对这些违法乱纪者和官僚主义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花纯儒笔录）

鼓起了我们大胆展开批评的勇气
鞍山“工人生活”报编委会
我们读了02月06日人民日报“报纸工作述评”所刊“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一文后，一致认为其中对我们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正如该文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向那些抗拒批评、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者展开坚决的斗争。
我们不能坚持批评斗争首先表现在：
对许多群众反映的批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我们也不敢独立负责地及时加以发表，而常常是转到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或者是征求被批评者的同意。
因而，有些可以公开发表的被我们“照转”了，有些应由编辑部调查处理的来信被轻轻放过了；
而对“照转”的来信，长期得不到答复
（如市百货公司、法院、钢铁公司运输部等），我们也不再去追问，好像尽到了转信的责任就行，答复与否或答复的对不对，都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这样，就使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被关在官僚主义者的抽屉里，而损害了人民群众批评的积极性。
我们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的代言者，我党中央对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已给予报纸以“独立”处理的责任，即“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可是，我们却没有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定，而采取了不独立负责的态度。
更严重的是，对于因批评而遭受打击的通讯员如工人曹永魁等，没有勇敢地给予公开支持，而是消极地把材料转来转去，甚至材料被丢失了，我们也没再去追究，便不了了之。
党中央决定中曾指出：
“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
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可是，我们却对马成德等这种滥用权利报复通讯员的蛮横行为，采取了不愤怒的消极态度。
上述这种漠视群众反映的批评意见和没有积极保护通讯员不受迫害的态度，不仅说明我们的党性不强，群众观点薄弱，官僚主义严重，而且说明我们缺乏进行政治斗争的勇气。
为什么缺乏斗争勇气呢？
首先是我们从个人得失考虑太多，既怕坚持批评会受到打击或报复，又怕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其次，和我们个人政治思想水平太低有关的，就是：
几年来编辑部的思想领导也很薄弱，致使编辑部政治原则空气很淡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开展得不好，理论政策学习则更差。
这就是造成我们编辑部在报纸上不能大胆展开自下而上批评的基本原因。
当然，我们在报纸上不能展开批评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和中共鞍山市委的领导有关。
市委书记韩天石对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问题，曾两次写信给我们，加以限制。
这种限制的结果就是，在编辑部普遍滋长了一种消极情绪，报纸上批评稿的数量也显著地减少了。
现在检查，我们完全不应该以消极情绪来对待韩天石同志的意见。
因为这种消极情绪，不仅使韩天石同志对待报纸批评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而且影响了鞍山各种工作更健康地发展。
今年01月03日，我们虽然在党报委员会上曾提出意见，要求市委今后讨论和检查报社工作，定期召开党报委员会，审查报道方针、计划、通知报社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等等；
但会后已经一个多月了，市委对报纸的领导还无显著的改进。
今后，我们当接受过去的教训，除继续主动地取得党委的领导外，在编辑部决定从加强理论政策学习，和调查研究两方面入手，以提高报纸的群众性和战斗性。
目前，编辑部已结合检查工作，展开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
这是我们的初步检讨。
由于我们损害了党的利益，在执行党的决定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愿意接受党给我们的处分。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在维也纳开幕
赛扬就“工会团结劳动人民争取提高工资、反对失业、争取工会权利的任务和活动方式”的议程作了报告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25日在维也纳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法国、意大利、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黎巴嫩、澳大利亚、匈牙利、卢森堡、伊朗、比利时、英国、芬兰、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本、古巴、希腊、奥地利、墨西哥等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世界工联产业部所属各工会国际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世界工联副主席、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主席伦巴多·托列达诺主持开幕会议。
在他的提议下，会议一致决定打电报给世界工联主席、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朱塞佩·维多里奥致敬，他因为意大利当局的阻挠不能出席会议。
会议并决定打电报给世界工联副主席、法国总工会总书记勒里普，表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一定能使他获得自由。
会议并给法国政府发出了一个抗议电报，要求立刻释放勒里普。
会议的议程如下：
一、工会团结劳动人民争取提高工资、反对失业、争取工会权利的任务和活动方式；
二、召开世界工联第3次代表大会；
三、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定和工会在执行这些决定方面所应起的作用；
四、加强农业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斗争和工会对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要求的支持；
五、结算1952年的预算并通过1953年的预算。
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就第1项议程作报告。
他说：
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推向战争轨道，已使劳动人民的物质条件急剧恶化。
人民的购买力一年年下降，赋税不断增加，实际工资急剧减少。
根据官方的数字，从1950年到1952年第1季度，最低限度生活费用在法国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四，在英国上涨了百分之十七，在美国上涨了百分之十。
资本主义各国的失业人数激增。
和平工业的企业不是关门就是只能维持半开工状态。
但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它们从来不知道什么经济危机，它们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
路易·赛扬详细谈到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为争取他们的权利所进行的斗争情形，以及这些国家的政府迫害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战士的情形。
他说：
向人民和工会的权利及自由所作的攻击日益猖狂。
这方面突出的事实如勒里普被逮捕，突尼斯、摩洛哥和怯尼亚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遭到暗杀，西德工会领袖遭到迫害，乌拉圭工会机构在1952年09月被封闭，六百多工人和工会领袖被逮捕等等。
但是无论恐怖和迫害怎样猖狂，各国人民越来越坚决地、有组织地起来反抗美国战争制造者的计划。
这使得波恩和巴黎战争条约虽然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由有关政府签字，然而迄今还未被批准。
路易·赛扬在揭发了那些从事于分裂活动的黄色工会头子的面目后，提出了一些目的在于加强劳动人民争取增加工资、反对日益增加的失业、争取工会权利和民主自由的斗争的建议。
他特别建议会议作出决定，组织反对垄断资本家侵害工会权利的国际性的运动。
路易·赛扬在结语中号召所有劳动人民加强团结，为争取和平、民族自由、面包和工作，为揭发黄色工会头子——美英垄断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斗争。

各国人民继续抗议美国政府谋害罗森堡夫妇
国际民主妇联致电艾森豪威尔要求撤销这一可耻的判决
【新华社24日讯】
德意志通讯社柏林23日讯：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致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销对无辜的罗森堡夫妇的死刑判决。
电文说：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六十五个国家的一亿三千五百万妇女斥责你容许以电刑处死罗森堡夫妇的决定。
这是违反一切正义和蔑视全世界营救他们的亿万人民的一切要求与意见的措施。
全世界妇女认为这种行为是威胁他们的生命与幸福的制造战争的行为的一部分。
我们要求撤销这一死刑判决。”
电报由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戈登夫人署名。
【新华社25日讯】
世界各国正直人民继续抗议艾森豪威尔政府谋害无辜的美国公民罗森堡夫妇。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纳粹之害者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抵抗运动的全体战士致电美国司法部说：
“我们还活着的法西斯主义受害者，我们法西斯刽子手暴行的目击者，我们反对法西斯野蛮主义的战士，以正义的名义，愤怒地要求你们听从举世正直人民反对计划谋杀无辜的罗森堡夫妇的抗议。”
在西德，斯图加特的妇女在美国领事馆前举行一小时的抗议示威，并派出代表团向美国领事馆请愿，要求撤销处死罗森堡夫妇的反人道决定。
汉堡阿尔托那区与文斯贝克区的人民举行了火炬游行和抗议大会，要求立即恢复罗森堡夫妇的自由。
西德杜塞尔多夫雕刻家康伦那以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名义对艾森豪威尔政府蓄意杀害罗森堡夫妇表示严重的抗议。
柏林的和平拥护者16日和17日在西柏林美军总部附近与新科隆工人区的街道上散发小册子，号召西柏林人民为拯救罗森堡夫妇而努力。
抗议的浪潮也扩展到非洲大陆。
在南非印度人大会举行的年会上，到会的人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要求撤销蛮横地加在罗森堡夫妇身上的死刑判决。
在美国国内，维护正义的美国人民在艾森豪威尔拒绝了罗森堡夫妇的上诉后夜以继日地在白宫门前举行示威游行。
23日，他们在人行道上举行了数百人的祈祷会。
在会上通过了一个呼吁书，呼吁书指出在全世界都存在着“极为普遍的怀疑”，怀疑罗森堡的审判是按照“法律上所规定的给与被告的美国公民以一定的保护”这个原则进行的。
呼吁书要求艾森豪威尔重新考虑拒绝撤销对罗森堡夫妇死刑判决的决定。
“争取罗森堡案公正裁决全国委员会”组织了要求恢复罗森堡夫妇自由的请愿运动。
在23日，成千的请愿人已从纽约的曼哈顿出发，到新泽西州的泽西城，然后乘坐十六辆专车组成的列车赴华盛顿请愿，请愿的人说：
他们要求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会议员，要求撤销对罗森堡夫妇的死刑判决，要求立即恢复罗森堡夫妇的自由。

波判处美机空降两特务死刑
【新华社26日讯】
华沙消息：
华沙地方军事法庭在18日审讯了1952年11月04日美国军用飞机侵入波兰领空时投下的两名特务，并将他们判处死刑。
审讯开始后，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出：
美帝国主义的情报机关和背叛波兰人民的流亡分子集团相勾结，在西德训练特务分子，然后供给他们以必要的装备、金钱和伪造文件，指使他们潜入波兰，进行破坏活动。
这个案件中的两名被告——斯梯潘·斯克齐斯佐夫斯基和迪奥尼齐·索斯诺夫斯基，就是这样接受西德境内美国情报机关的训练和驱使的特务分子。
他们去年被美机空投并降落波境后，先把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其他装备隐藏起来，然后到中心城市去进行间谍活动，并布置间谍网。
在审讯中，被告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供认不讳。
华沙地方军事法庭最后宣判，对他们处以死刑。

联大政委会25日会议上
维辛斯基驳斥了美国代表洛奇的荒谬论据
【新华社讯】
塔斯社纽约27日电：
联合国大会政治（第一）委员会在02月25日开始工作。
会议首先讨论议程次序问题。
在委员会一致决定把朝鲜问题列为第1项议程后，希腊代表基罗——联合国人士都知道的美国国务院的忠实走狗——建议委员会把希腊诽谤某些国家政府扣留在希腊内战中被俘的希腊武装部队人员的提案，列为第2项议程。
希腊代表所以提出这个建议，目的是要转移委员会的注意力，使它不去注意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加强国际和平与友好合作的措施”的提案。
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波兰代表团团长斯克热歇夫斯基反对希腊代表的建议，要求把波兰代表团的提案列为第2项议程。
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坚决支持波兰代表团的建议。
他说：
主席先生，我发言支持我的同事波兰代表团团长提出的建议。
当然，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个建议是波兰代表团提出的。
假如任何其它代表团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苏联代表团也要马上支持它。
换句话说，苏联代表团是从问题的本质出发的。
的确，只要读一读议程的第4项和第6项，就能够使所有的人明白：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优先讨论第6项，因为第6项议程是关于消除另一次战争的威胁、加强国际和平与友好合作的问题。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政治委员会应该予以注意，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目的在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措施以及目的在于巩固世界和平的措施——希腊代表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
这些措施是一个首要的任务，不仅写在我们的联合国宪章上，而且是我们的组织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要任务。
把这一项议程与第4项议程——控诉某些国家不遵守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2月01日通过的第382号A—U项决议仍然扣留希腊武装部队人员的提案——比较一下。
我认为不需要提出长篇论据来要求给波兰代表团的建议以优先讨论权。
我们只要简单地说明：
希腊的控诉是故意捏造出来的控诉——我们将在政治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以我们手中掌握的一切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而且我们认为提出这个控诉只是要转移政治委员会对联合国面临的真正重要问题的注意。
苏联代表团大体上是反对政治委员会研究这个控诉的。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戴维也发言支持波兰的建议，他强调波兰建议在目前国际局势中的重要性。
但是，政治委员会的大多数代表投票支持希腊代表的建议。
共有四十一个代表团参加表决，表决的结果是：
五票反对（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十一票弃权（阿富汗、阿根廷、叙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
维辛斯基随即提议把波兰建议列为第3项议程。
委员会的多数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八票赞成（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其他国家）。
三十三票反对，十八票弃权（其中很多是阿拉伯及南美国家的代表）。
委员会在这次表决之后，接着便开始讨论朝鲜问题。
美国代表洛奇第1个发言。
他重复美国外交家经常诽谤中国和苏联的言论，硬说这两国应负拖延朝鲜战争的责任。
洛奇显然想故意耸人听闻，他举出了“十个事实”，照他说是“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苏联应负拖延朝鲜战争的“责任”的。
这些所谓“事实”，不过是列举了洛奇所谓苏联供给北朝鲜人民军以各种各样的武器而已。
维辛斯基接着发言。
他说：
由于我们将要开始讨论朝鲜问题，所以我希望在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之前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绝对有必要提出的，并且是十分公正的，这就是什么人参加我们将要进行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的问题。
去年10月，当政治委员会开始研究朝鲜问题的时候，苏联代表团曾指出：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
十分明显，如果没有朝鲜人民代表参加会议，却甚至有一个自称代表朝鲜的李承晚政府的代表参加，那就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更不能进行成功的讨论。
现在我们又开始讨论朝鲜问题了。
如果大家以真诚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政治委员会现在决定要这样做，那就完全不能想像在讨论这个重要问题时没有北朝鲜代表参加，特别是由于——我要强调——现在有李承晚代理人在此。
当然，像现在美国代表在这里向朝鲜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进行的那样的诽谤是没有止境的，美国代表发表了挑衅性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表现的挑衅的态度是不能有助于在任何问题上获得谅解的。
但是我们将要专门答复他我完全接受他在这里吵吵嚷嚷地向苏联提出的挑战，并且愿意在研究了他今天发言的速记记录之后给他完全满意的答复。
我给他的这个答复是否能使他满意有待将来证明。
在我这方面来说，我不打算向他提出任何问题，理由很简单：
这样做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是的，何必向哑巴提问题呢？
他反正是不会给予任何答复的。
不，苏联并不像洛奇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好像一个鸵鸟，把头藏起来，便以为人家看不见它了。
苏联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公开地以苏联的名义采取行动的。
而以前由所谓民主党政府、现在由所谓共和党政府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才是真正用一个假面具把它的面孔藏起来的，而利用联合国的旗子与名义作为伪装的。
大家知道，对朝鲜的干涉是美国政府发动的；
大家知道，美国军队和美国政府在朝鲜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差不多近三年了。
但是美国政府却伪善地、假惺惺地用联合国的名义把这个事实掩盖起来，把它自己的军队称为联合国军。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因此当然完全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向洛奇提出任何问题。
我们反正不会从他那里听到事情的真相的。
但是这不是目前的争论点所在。
这一点到以后再说。
苏联代表团现在正式提议政治委员会决定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出席委员会会议以便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
我现在再一次提醒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政治委员会如果拒绝这样一个提议，那就表明它不愿意认真考虑它口头也承认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主席先生，我请你把我的提议付诸表决。
接着发言的美国代表洛奇无法掩饰他的慌乱。
他仅仅草草地说，苏联代表团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第1委员会的提案是不值得讨论的，因为——你们看——北朝鲜是一个“侵略者”，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办不到的。
虽然美国代表坚持迅速处理苏联代表团的提议，但是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议的讨论还是占据了整个上午会议时间。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戴维发言支持苏联的提议，他说：
大会工作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成就，主要无疑是由于美国代表团极力阻止大会获悉另外一方的论据，不让大会知道事实。
戴维着重指出：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诚恳地希望最迅速地结束朝鲜的流血惨剧。
波兰代表团团长斯克热歇夫斯基也说：
他的代表团诚恳地支持苏联代表团的建议。
他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身受美国侵略之害的朝鲜人民的代表，只有他们这些熟悉英勇地保卫本国独立的朝鲜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人，才能对将在此地提出的建议表明他们的态度。
印度尼西亚代表巴拉两次发言，支持苏联提出的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审议朝鲜问题的提议。
他指出：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联合国正式承认北朝鲜为交战一方，南朝鲜也被看做交战一方，它的代表已被邀请来讨论朝鲜问题，现在也出席了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巴拉说，因此，也必须邀请北朝鲜的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
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基谢列夫，也主张接受苏联代表团的提议。
他说：
美国代表团和支持它的其他代表团之所以不愿意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因为它们并不希望朝鲜战争结束，也不希望朝鲜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乌克兰共和国代表巴拉诺夫斯基提醒委员会代表说：
联合国大会曾在不久以前把包括在所谓印度提案中的建议正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这个事实就已经等于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朝鲜的交战一方了。
巴拉诺夫斯基说，乌克兰代表团坚决支持苏联的建议。
希腊、土耳其，秘鲁、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代表反对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随后，维辛斯基再次发言。
他说：
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发言来澄清一点，这一点似乎已被人当作反对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第1委员会参加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的主要理由了。
这一点就是：
有人在这里说，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第1委员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联合国已经认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了。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代表和其他许多代表已经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以外，我愿意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就是：
从实质上讲，在1952年12月联合国便已经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始谈判了。
如果你们看一看联合国大会主席所提出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你们便可以发现，在附录中有联合国大会主席于1952年12月05日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和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电报的原文。
这里，我们就有一篇以联合国大会的名义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的正式电报。
我们在这电报里找到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在这电报的第9段中包含着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直接呼吁，要求它答复这个电报。
第9段说：
大会主席期待这电报尽早获得答复，他本人在收到答复的时候要向大会报告。
我现在问那些反对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人们：
假如你们认为不可能在政治委员会中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商谈，那么你们又为什么向它提出问题并要求它答复那些问题呢？
假如你们提出了问题并等候答复，那末你们就是已经开始谈判了。
这样，你们自己就已经驳倒了你们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所谓你们不能以联合国的名义与一个“侵略者”谈判的论点。
不，你们是能够进行这种谈判的，而你们的确也进行了这种谈判！
第2个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里硬是被和平的敌人、战争制造者和干涉主义者叫作
“侵略者”，这是否符合实情呢？
我要提醒你们，就在美国代表目前的席位上，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先生曾经郑重其事地说，他掌握有一份作战地图，证明北朝鲜曾经攻击南朝鲜。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张地图，也没有人打算把这张地图摆到桌上来。
但是我愿意提醒你们，先生们，早在两年以前，我们就已经拿出一张李承晚司令部的地图，上面有箭头，有点子，有线，有各种记号，有表示美国和南朝鲜军队部署情况的符号，这些军队是发动进攻的真正侵略者。
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假使有
必要的话，我们还愿意在这里重新证明一次，并且
把过去半年中发现的事实添进去。
因此，所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的说法是虚构的、不公正的、具有诽谤性的，并且是与一切已肯定的事实相矛盾的。
维辛斯基说：
其次，我要谈谈澳大利亚代表团代表反对我们建议的问题。
他一开始就说，假使北朝鲜代表到这里来能使谈判一定得到成功的话，那是可以邀请他们参加的。
难道有人同意这点吗？
为什么澳大利亚代表认为假使北朝鲜代表到这里的话，谈判无论如何不能成功呢？
为什么他认为假使不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到这里来的话，谈判就能成功呢？
这是绝对不合逻辑的。
苏联代表继续说：
我们表示我们的意见，但是有人说这是宣传。
英国代表杰伯也是受了这种病的传染。
他也说这不过是宣传罢了。
我不反对你们的宣传，如果你们的宣传是合乎情理的话，但是你们由于某种原因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到这里来，你们认为这就会有使你们受不了的宣传。
你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一到这里来，这种“宣传”就会立即开始，而你们也就活不成了！
这是真的吗？
维辛斯基指出：
对于苏联提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建议，在委员会上并没有提出一个有力的反对理由。
维辛斯基最后说：
你们不希望结束这场流血——我根据许多事实和过去几年的经验，充满自信地、断然地、坚决地说这句话——你们不希望结束朝鲜战争。
要想了解那些反对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的人的态度，这就是一个关键。
政治委员会然后便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政治委员会参加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的提案进行表决。
十六个代表团投票赞成苏联提案（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缅甸、埃及、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南斯拉夫），六个代表团弃权（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危地马拉、黎巴嫩和以色列），三十五个代表团投票反对（美国、英国、法国、希腊、土耳其及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
其他成员国）。
在委员会25日下午会议上没有人要求就朝鲜问题发言，会议便宣告休会。
政治委员会原订于26日上午开会，也因为没有一个人要求发言而没有开。

自联大去年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后
美方加紧虐杀战俘并强迫他们充当炮灰
【新华社开城27日电】
联合国第7届大会在去年12月03日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案。
在这个决议案的支持和鼓励之下，美国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强迫扣留战俘充当炮灰，并因此而加紧屠杀和迫害战俘。
仅据美方自己透露，从去年12月04日，到今年02月24日联合国大会复会那天为止，美方在巨济岛、蜂岩岛、济州岛、釜山、尚武台等战俘营中，就又打死打伤了战俘二百八十六人。
由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非法决议案完全支持美方名为“不强迫遣返”实则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美方就放心大胆地用更大的规模强迫战俘充当炮灰，因此发生了去年12月14日蜂岩岛的空前屠杀战俘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战俘被打死打伤二百零二人之多，达到美方屠杀战俘纪录的最高峰。
根据美方透露的消息，和美方蜂岩岛战俘营司令米勒所承认的事实，这次事件所以发生，是因为美方企图将岛上的战俘大批移交给李承晚匪帮。
在屠杀进行以前，美方战俘营当局曾经作了一个星期的准备。
据美联社报道，美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哈利逊并且负着“与战俘问题有关的秘密使命”，特地从东京赶到南朝鲜去“访问联合国军战俘营并视察釜山港的设备”。
但是美方这种强迫战俘充当炮灰的阴谋，遭到了我方被俘人员的英勇抗拒。
即使在美方轻机关枪、散弹枪、卡宾枪和步枪的疯狂射击之下，战俘们仍然顽强不屈地臂挽着臂，用唱歌来表示他们拒绝充当炮灰、坚决要求遣返的坚定意志。
在蜂岩岛事件以后，美方一方面发表由美国特务机关一手捏造出来的荒谬绝伦的“情报报告”，企图推卸屠杀战俘的责任，一方面继续在战俘营中利用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分子，在种种借口下屠杀和迫害战俘，甚至使用糜烂性的新式化学武器来向战俘进攻。
02月09日，美方对巨济岛上的战俘使用这种武器，以致战俘死伤三十九人。
而美方战俘营司令卡德维尔竟说，这是美方“极为人道的手段”。
美方这一切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暴行的唯一目的，是要制造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强迫扣留他们并将他们送交李承晚蒋介石充当炮灰。
随着联合国大会复会，这一活动已在加紧进行。
据美联社报道，李承晚傀儡政府在02月24日承认他们正在强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在一个请愿书上用他们自己的血签了名”，“要求”参加“对共军作战”。
十分明显，美方除了将朝中方面被俘人员擅自“释放”并强迫他们加入李伪军之外，美方安插在战俘营中的李承晚匪帮特务，正在继续执行美军司令部的命令，依照蒋介石匪帮特务分子的罪恶行为，强迫战俘写血书，以便利用联合国大会的非法决议案，更进一步把大批战俘送交李承晚伪军，充当美国进行侵朝战争的炮灰。
此间观察家指出，美方在去年曾经两次以“释放”为名，强迫三万八千名战俘参加李承晚伪军。
关于美方这一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严重罪行，我方已经握有充分的人证。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支持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无理主张以后，美国显然是在更加紧以虐杀方法来强迫扣留战俘并将他们转送蒋李匪帮充当炮灰。

越人民军在北越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连续打败法军“扫荡”
【新华社24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22日讯：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表公报说：
北越平原的游击战争继续发展，敌军的一切“扫荡”都被挫败。
公报说：
在红河右岸南定以南地区“扫荡”的法军，遭到重大损失，死伤八百人以上。
由于人民军在红河左岸加强活动，敌军被迫停止这一“扫荡”，把部队调到红河左岸的太平省琼瑰、芽川地区，企图帮助被围的法军据点解围。
人民军在琼瑰、芽川地区作战两天，歼灭敌军五百人以上。
同时，人民军在太平省的建昌以北地区增加活动，敌人又被迫停止对琼瑰、芽川地区的“扫荡”，集中兵力转来“扫荡”建昌以北地区。
这时，人民军拔除了琼玉、琼瑰、庄桥、陈社的敌军据点，切断兴安省的第39号公路，并对海阳省的宁江增加压力。
这次，敌人又被迫转向兴安、海阳、清冕和嘉禄地区发动进攻。
在这里，法军又遭到人民军和游击队的痛击，损失三百人以上。
在红河中游地区，人民军和游击队也加强活动。
敌人在芷灵、南策、敬门等六地的“扫荡”都被粉碎。
每地都歼敌几百人。
02月03日，人民军突袭南定城内的法军指挥部，打死法军少校指挥官和其他许多军官。
公报指出：
从去年秋冬攻势结束以来，敌人曾连续发动了十八次“扫荡”，来应付我们的游击战。
敌人的“扫荡”全被挫败。
值得注意的是：
敌人的这些“扫荡”和1952年和平战役以后所发动的，性质已有不同。
1952年敌人集中的大量兵力，能够“扫荡”二、三个县，时间连续十五天到一个月。
今年，他们也集中大量兵力，但只能“扫荡”一个县，而且维持不了几天就被迫撤走。
这一事实证明敌人在北越平原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地位。

越南劳动党中央举行第4次全会
指出长期抗战的胜利道路并确定今年任务
【新华社27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讯：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01月底召开第4次全体会议。
会议发表公报说：
会议根据斯大林最近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指出了长期抗战的胜利道路并确定了全党和全体人民在1953年的任务。
会议指出，越南人民的民主民族革命基本上是农民革命，因此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农民的力量，满足他们的正当的经济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党、农民联合会、人民政权和国民联合战线，并确保长期抗战取得完全的胜利。
会议回顾了过去几年的抗战期间土地政策执行的情况，并确定了1953年的五项中心工作：
一、发动群众：
必须尽最大的力量来发动群众，很好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和把公共的土地，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卖国贼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特别应当注重减租。
为了保证发动群众的工作胜利完成，必须注意发动军队、政府、人民团体和党的干部以及全体党员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
二、加强党的政治领导，进行军队的整编和训练工作，以便歼灭更多的敌人有生力量。
三、在经济和财政方面：
必须配合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和领导增产竞赛运动，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努力防止可能发生的粮荒和水灾。
加强财政工作，统一财政管理，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努力做到收支平衡。
加强国家贸易和银行管理工作，加强对敌经济斗争。
积极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
四、在敌后工作方面：
继续开展游击战，进行反“扫荡战”，以巩固和发展游击区和游击基地，粉碎敌人建立傀儡政府和傀儡军队的阴谋，反对敌人的破坏、掠夺和政治欺骗的政策。
五、在整党工作方面：
配合发动群众的工作，改进乡村中的党组织的工作。
在党和非党干部中进行整顿工作。
会议号召全党和全体越南人民提高政治警惕性，粉碎敌人的一切间谍阴谋。

越南劳动党和越联战线发出指示
筹备庆祝劳动党成立两周年
【新华社27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讯：
03月03日是越南劳动党、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和越南、高棉、寮国三国联合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两周年纪念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委员会已决定筹备庆祝。
根据劳动党和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指示，在03月03日那一天，劳动党和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各级组织将向人民报告他们在1952年的工作、执行政策的情况并向人民解释目前的形势和1953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