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会务的报告
——1953年02月0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的报告
陈叔通主席，各位委员：
我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向本会第4次会议提出会务报告。
（一）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一年多以来，常务委员会在毛主席领导下，执行了1951年11月01日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决议：
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及推动思想改造运动。
在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方面，为使各级抗美援朝分会取得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配合与协助，本会曾督促各省、市协商委员会经常注意推动各方面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动的各种活动，并由各省协商委员会征得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同意，兼任抗美援朝县（市）分会的职务。
当美国侵略军疯狂地进行细菌战的时候，本会曾推动各级协商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一周年，本会曾颁发了抗美援朝纪念章给在朝鲜境内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及其他一切人员。
1952年，当抗美援朝第2个周年临到时，本会又会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了中国人民第2次赴朝慰问团深入前线，慰问英勇和胜利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向人民志愿军报告祖国各种改革和建设的成就。
慰问团返国后，分赴各地，在广大人民面前报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事迹，传达了志愿军对于祖国和祖国人民的关怀和寄语。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此基础上，发布了关于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的指示。
不久以前，当美国侵略者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强迫扣留中朝战俘的印度提案，阴谋破坏停战谈判和扩大侵略战争时，本会即会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者的罪行，并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为实现朝鲜战争公平合理的解决而奋斗。
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方面，本会主要的工作，就是遵照毛主席的英明号召，协助人民政府进行了伟大的“三反”和“五反”运动。
为此，常务委员会曾一方面督促各地协商委员会积极参加运动，另一方面协助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从其内部展开运动。
“三反”和“五反”，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一次伟大而又普遍的改革运动。
从中央至地方，各级协商机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无例外地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受到很大的教育。
这次运动，使一部份工作人员和资产阶级之“三害”、“五毒”的思想、行为及其影响，受到了严格的揭露和批判，从而进一步地纯洁了和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纪律，为爱国增产节约和今年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工作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更加强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力量。
但“三害”和“五毒”不可能靠一次运动就全部肃清，因此，我们还必须经常加以监督和扫除，以增强增产节约运动。
在推动思想改造运动方面，1952年01月本会已发布了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成立了全国委员会的学习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随又决定并通知全国以进行和参加“三反”和“五反”作为1952年的整风学习。
06月宣布开始学习共同纲领，11月增添了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演说和马林科夫报告为学习内容。
今年拟继续学习共同纲领，并结合即将颁布的选举法和宪法草案进行学习。
在学习中，我们要注意配合国家建设任务，加强完成业务的能力，提高遵守国家法纪的品质。
1952年是思想改造运动普及到各方面并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
本会学习决定中所指的五类人士（各民主党派人士，各级政府、人民团体和协商机关中的无党派人士，政府和企业中的专家，工商界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大都分别参加了“三反”、“五反”以及机关、学校和企业中的思想改造运动，或民主改革运动，或一般的学习运动。
经验证明，思想的自由论争与批评、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可加以推广。
学习运动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缺点是有些省、市协商委员会的学习委员会迄未成立，应要求这些地方的协商机关迅速把它建立起来。
其次是有些地方学习者的范围不明确，超出本会规定的五类人士之外，或缺乏必要的步骤和分工，个别地方还发生命令主义现象。
依据已有的经验，学习决定中所指的五类人士，凡认为在他们的工作部门中参加学习较为便利者，应不参加本会和各地协商机关所组织的学习，以利于同业务相结合并避免重复；
其不便参加所在工作部门学习者，则仍参加本会和各地协商机关所组织的学习。
学习运动中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
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很难请到适当的报告人和解答问题的人。
这需要中共各地方组织帮助解决。
学习运动是改造思想、完成建设任务、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方法。
但要进行得好，特别要注意两点：
第1、分别对象，依据他们的需要与可能，规定学习的内容、方式和步骤；
第2、各级协商机关及其学习委员会必须尽可能争取当地中共宣传部门的领导和帮助。
在1952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和庆祝国庆节的号召与口号中，本会也再次地强调了上述三项运动。
由于三项运动的开展，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工作得到很大的推动。
各民主党派在此期间发展了党员一倍至二倍以上，进一步巩固了队伍，提高了成员的政治水平。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也都是在这个期间成立的。
上述三项运动的胜利进行，是与各省、市协商委员会亦即本会地方委员会的努力分不开的。
依据最近的视察和汇报，各省、市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一般都有进步，但情况仍很不一致，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1类较好，它们的工作机构较为健全，有适当数量和质量的工作干部，有一定的业务活动费，特别是当地领导方面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支持，因而建立了经常工作。
它们在协助政府动员人民推动各项运动和中心工作上，在联系人民、反映和处理人民意见以及组织各界人士进行学习等工作上，均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发挥了协商机关应有的作用。
这类省、市协商机关在目前还只是少数。
第2类较差，它们进行了部份工作，但不够经常，不够全面，这与当地领导方面重视不够和机构编制不充实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类省、市协商机关在目前还是多数。
第3类最差，机构很不健全，干部既少又不固定；
会议既不常开，开会又往往流于形式；
经常活动很少，甚至完全没有。
这类省、市协商机关虽然不多，但亟应引起各地领导方面的注意，而加以改进。
应当指出，本会对于省、市协商委员会亦即地方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也是不够的。
从最近的视察和汇报结果看来，它们中的某些问题如编制和经费等，是应当由中央加以适当处理的。
以上是关于几项主要工作的简要报告。
（二）关于准备召开人民政协
第2届全体会议
现在，我来报告常务委员会对于准备召开人民政协第2届全体会议的提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其性质说，是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见共同纲领第13条，人民政协组织法第1条），而不是政权机关。
因此，它的存在不受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影响。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内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统一战线。
这样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实现以后，不仅应该继续存在，而且应该加强。
同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也不仅应该继续存在，而且应该加以充实和巩固，以便履行职务。
常务委员会根据人民政协组织法第6条的规定，提议本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作出召开人民政协第2届全体会议的决定。
常务委员会并对于准备和召集的工作，提出如下的具体建议：
（1）共同纲领需作适当修改。
现行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同时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之后，现行共同纲领中有关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权制度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基本内容，将要纳入宪法之中。
因此，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需作适当的修改。
（2）人民政协的组织法也需作必要的修改，举其重要者而言：
第7条关于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规定应予取消；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后，第5章关于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即地方统一战线组织的规定应予充实；
其他各条款也要依据以往经验和新的情况，重新加以研究，有需要修改或补充的，应予修改补充。
（3）一方面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将实行，另一方面，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人民政协第2届全体会议，以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为宜。
参加的单位及其名额，应依据实际的情况和需要作适当安排，不应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
（4）依据人民政协组织法第15条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委员会会务的规定，应将召开人民政协第2届全体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包括提出共同纲领修正案及组织法修正案的工作）及召集工作，付托常务委员会去进行。
常务委员会并须主持全国委员会会务直至人民政协第2届全体会议开幕时为止。
为此，我们提议扩大常务委员名额，增选二十三位常务委员。
我们相信，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常务委员会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本会第4次会议所付托的任务。
主席，各位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及其全国委员会，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它的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任务。
当此本届全国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举行之际，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的面前，正展开着迎接1953年的三个伟大任务的高潮。
我们相信参加人民政协的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会更加积极督率自己的成员，为胜利地完成此三个伟大的任务而努力奋斗，在此努力奋斗中来考验和提高自己，来准备人民政协第2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让我们高呼：
为1953年三个伟大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为以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进步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全国各地人民热烈准备
春节期间展开拥军优属工作
【新华社05日讯】
1953年春节即将到来，全国各地人民现正热烈地进行拥军优属的准备工作。
人们怀着愉快的心情，准备和革命军人们举行联欢，安排着慰问烈属、军属的物品，书写大批寄往朝鲜前线的慰问信，衷心地感谢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春节期间展开拥军优属工作，各地已先后成立了领导拥军优属工作的机构。
湖南省、绥远省和武汉、长沙等市都成立了拥军优属工作委员会或办公室。
内蒙古自治区各旗（县）、苏木（区）也成立了领导进行拥军优属工作的组织。
在冰封季节的迪化市，由各族各界人民组成的优抚委员会正在紧张地进行工作。
在春节期间，各地将广泛进行宣传工作，向各界人民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宣传人民军队的优良品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战绩以及拥军优属工作的意义。
东北旅大市准备组织一千四百名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赴朝慰问团代表等，分赴各处向人民群众作报告。
沈阳市文化馆正在编排各种宣传节目，准备在春节演出。
湖南省和迪化市各界人民准备组织宣传队，并利用黑板报、广播等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的模范事例，鼓舞人民群众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和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各地人民正积极准备在春节期间和当地人民解放军举行联欢，向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志愿军伤病员进行慰问。
北京市各区已准备召开军民联欢会，邀请驻军、烈属、军属等参加。
包括有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慰问队，已着手组织。
武汉市将举行全市性的军政民联欢大会。
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将联合举行宴会，招待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代表。
中南区、西北区、内蒙古自治区、绥远省和太原市都已或正在组织慰问团或慰问组，在春节期间展开慰问工作。
由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行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联合组成中南慰问团，准备在春节前后分赴汉口、湖南、江西等地进行慰问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联合组成的慰问团将分五组前往归绥、包头、萨县等地进行慰问工作；
并另组织一个慰问队，赴绥西米仓县慰问曾在朝鲜前线立功、获得二级孤胆英雄称号的刘光子的家属。
江西省人民政府已拨款三十多亿元，作为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过春节的生活补助费用。
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缆车公司和电影院等公用企业都订出了春节优待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办法。
武汉市江汉区工商业联合会保证在春节期间切实做到减价优待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
各地人民正在书写大批慰问信，准备在春节前寄到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
天津市各工厂的劳动模范们准备将他们在生产战线上所获得的成就写在信上，告诉保卫祖国建设工作的志愿军兄弟们。
武汉市华中高等师范学院化学系的同学，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写了慰问信，他们并决定今后要和志愿军经常通讯，藉以学习志愿军的高贵品质和克服困难的决心。
各地寄往朝鲜前线的慰问信中还附寄了各种奖章和纪念章。

全国钢铁生产01月份大部未完成计划
钢铁工业局指示各厂矿要马上扭转这种情况
【本报讯】
全国钢铁工业01月份完成生产计划情况不很好，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特指示所属各厂矿迅速扭转这一情况。
据钢铁工业局收到的各厂矿的生产日报（至01月31日止）统计，全国钢铁工业01月份的生产，除钢锭产量完成计划百分之一零八点五（其中电炉，转炉炼钢也未完成）外，铁（富）矿仅完成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生铁完成百分之九十五点三，钢材完成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其中华东区最差，只完成百分之五十七点四），焦炭完成百分之九十六点八。
从厂矿方面来看，除天津钢厂、唐山钢厂、石家庄焦厂、上海亚细亚钢铁厂、山东利国铁矿和綦江铁矿外，所有厂矿都没有完成主要产品的计划任务，其中以太原钢铁厂和重庆一零一厂完成得最差。
太原钢铁厂的生铁仅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四，重庆一零一厂的生铁仅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六，钢锭（平炉）完成百分之七十一，钢材完成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是各厂矿领导干部没有树立“均衡地节奏地完成计划”的观念。
生产往往是前松后紧。
各厂矿在年底突击任务时，便顾不了安全生产，顾不了检修设备，以致常出事故，废品增多，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
例如，太原钢铁厂的高炉在去年年底出了事故，便不能供给炼钢以生铁，迫使提前检修马丁炉，结果，钢锭、钢材的生产计划都没有完成。
此外，有些单位，如华东区各厂以推行八级工资制为中心工作，领导干部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因之该区钢材的生产只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一。
为了改变以上情况，中央钢铁工业局特指示所属各分局、公司和厂矿，指出01月份钢铁生产大部分厂矿没有完成计划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如不迅速扭转这种情况，02月份只有二十八天，又值春节，则仍有完不成计划的很大危险，所以必须引起各厂矿的严重注意，并采取下列有效措施：
一、迅速组织检查，结合职工群众讨论今年生产计划的工作，作出保证完成计划的具体措施。
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要对职工，特别是干部，进行“计划就是国家积极的法律”的教育，使每一个人都树立起必须完成国家计划的观念，并及时地进行奖惩，严格贯彻责任制，彻底克服无人负责的现象。
二、必须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的生产。
各厂矿必须加强生产技术管理与生产的调度工作，制订与贯彻生产作业计划及生产指示图表制。
每一厂矿、车间，都应做到按日按品种及质量指标完成计划；
各企业计划部门和生产技术部门必须按日检查计划的完成情况，以便监督和保证计划的实现。
三、贯彻安全生产。
各厂矿应及时检查设备维护情况与检修设备，严防发生事故，同时注意加强劳动保护，发生事故时，应追究事故责任，处分失职人员。

各地公私商业积极准备
保证春节物资供应
【新华社05日讯】
在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01月24日指示全国国营商业部门：
充分准备力量，保证春节供应的指示下达后，各地都认真组织、领导了这一工作。
许多地区召集了专门讨论春节供应的会议，私营商业各行业会议、工商业联合会座谈会等会议，具体研究、部署了春节的供应工作。
如上海市在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密切配合下，除已确定在春节期间供应猪四万二千头、母鸡与咸肉二百一十一万斤、冬笋等二万六千七百多斤、糖果瓜子等四百五十万斤外，并决定节期在各重要路口成立供应站，指定十个国营零售商店在春节期间经营副食品业务，以加强供应工作。
又如北京市现在已经储备了大批活猪、牛、羊、水果、食油，并正在继续大力组织收购、调运。
例如重庆、天津、武汉、沈阳等市，也都充分准备了应节必需物资。
许多私商在国营商业的组织下，也积极参加了春节的供应工作。
现在，各地国营商业部门除大力组织应节物资的调运外，正在进一步检查春节供应工作的准备情况，以确实保证春节物资的充分供应。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国新建的厦门鱼肝油厂，已经基本完工。
这是该厂工人正在积极安装机器的情形。

朝鲜访华铁道艺术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05日讯】
应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全体人员一百三十一人，由团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铁道省副相李青求率领，在05日到达北京。
首都各界人士和铁路员工以极大的兴奋欢迎朝鲜铁道艺术团的到来。
在车站欢迎的有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外交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铁道部政治部，中国铁路工会等单位的代表，以及北京铁路管理局各单位的员工，铁路职工学校学生等一千多人。
在车站欢迎的还有曾经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工作的我国铁路职工多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大使权五稷和使馆人员也到车站欢迎。
当艺术团所乘的专车到达时，车站上激起了一片欢呼声，吕正操副部长和欢迎群众即向前对朝鲜铁道艺术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少年儿童队员们也纷纷向艺术团人员献花。
车站上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吕正操副部长致欢迎词，李青求团长致答词，他们都认为这次艺术团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合作。
（附图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来京。
图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在北京车站举行的欢迎会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团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铁道省副相李青求致答词。
新华社记者齐观山摄

朝鲜铁道艺术团介绍
朝鲜铁道艺术团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支艺术部队。
1947年，原交通省俱乐部改组为铁道省俱乐部，当时全部人员仅有七十名。
1951年又改组为铁道省艺术剧院，干部增加到二百二十六人，其中有戏剧歌舞演员、作曲家、诗人和作家，内部组织分合唱团、管弦乐团、舞蹈团、剧团等四个部门。
这个艺术团的成员是由铁路职工中选拔出来的，他们不但熟悉朝鲜铁路情况和广大职工的思想感情，同时他们本身也全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战士。
祖国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全团分组到解放区铁路工厂、线路进行慰问演出。
1952年他们到各地巡回演出，徒步跋涉了三千多朝里（每十朝里等于四公里），并培养指导着一千三百多个职工业余艺术单位。
他们和群众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他们经常激励着职工的战斗意志，对完成国家运输起了很大保证作用。
由于他们对国家的卓越贡献，因此该团已有五十多名团员荣获国旗勋章和军功章。

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设计人员
联系实际检查设计思想
吸取东北第一陶瓷厂教训揭发迪化水泥厂的错误设计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设计处工程技术人员一百余人，于01月22日至24日举行座谈会，通过对东北第一陶瓷厂设计中的错误的分析与批判，联系本单位的设计工作，初步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了该处在迪化水泥厂设计中的错误与错误的根源。
经过这次学习，该处工作人员在设计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并加强了内部的团结。
该处是最近才充实和健全起来的，原来的基础很薄弱，技术人员多未经过思想改造，并且互不团结。
新调配的人员大都没有工厂设计经验，特别是对于设计工作的认识不明确、不统一。
在座谈会之前，该处工作人员曾学习了一些文件，但与工作联系不够。
有的人还有顾虑，不愿暴露自己，也不肯批评别人。
本报发表“必须正确地进行设计工作”的社论和
“东北第一陶瓷厂设计错误浪费很大”的消息以后，该局领导方面决定在设计处组织一次学习，以提高工作人员的设计思想。
座谈会上，该局局长陈云涛、副局长杨思九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因强调不懂设计工作，没有很好钻研，缺乏具体领导，放松检查，致使工作遭受很大损失；
座谈会第1天，大家对东北第一陶瓷厂设计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参加座谈会的技术人员，开始明确认识了设计工作必须和政治、经济与技术相结合。
第2天、第3天下午，联系该处设计工作中的问题，接连进行了小组漫谈和大会讨论。
很多人检讨了自己的保守思想、怕负责任、强调个人兴趣等缺点，并着重地揭发了该处在迪化水泥厂设计中的错误。
迪化水泥厂设计中的错误性质，很多地方与东北第一陶瓷厂的相同。
第1、原料未确定就开始设计，设计未完就开始施工；
整个设计中缺乏精确计算，没有总体设计。
对于厂址的决定是很草率的，与原料出产地隔了一条河，必须多造一座桥，延长了运输线，造成很大浪费。
设计厂窑时，没有计算生产的需要，只是根据琉璃河水泥厂的窑的标准加大二十公尺；
而设计煤磨时又迁就材料，比琉璃河水泥厂的磨的长度减短了，结果窑大磨子小，造成了生产上的不平衡。
第2、单纯追求形式美观，没有贯彻经济核算观点，如设计了一个新式的大仓库，把原料、燃料和成品的储藏间排成一列，用吊车运输。
但窑出熟料的地点与储藏间相差很远，造成运输上的困难，浪费很大。
决定装马达时，不计算负荷率，甚至到现在还不知道全厂用电量是多少。
第3、设计人员粗枝大叶，造成不少错误。
如在吊车图上少写了“手摇式”三个字，结果买回来的都是电动式的，根本不能用，浪费国家投资五亿元。
在设计煤的提升机时，本来最大负荷只要一瓩的马达，但错误地采用了六点四瓩的马达。
另外一个生料提升机最大负荷要四点一瓩的马达，但只采用了四瓩的马达。
以上错误现在才核对出来，但马达已经买来了，造成不小的损失。
第4、忽视工人安全福利。
在设计过程中很少注意工人的劳动条件。
机器上也不加防护罩。
在这次学习中才引起重视，决定在施工详图里补做有关劳动保护的设计。
该处设计人员在揭发迪化水泥厂设计中的错误过程中，突破了思想上的障碍，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工程师张大埜是设计迪化水泥厂的主要负责人，原来有很多顾虑，觉得学习是包袱，对这次学习很没有兴趣。
经过对东北第一陶瓷厂和迪化水泥厂设计错误的批判，张大埜体会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开始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他说：
“这个设计所以发生很多错误，首先是由于严重地脱离了政治。
如厂址与原料隔一条河，自己也认为不合理，但没有坚持向厂方提出意见。
当时想自己做的是技术工作，他们愿意放那里就放那里，责任不在我。
其次是存在着‘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思想，不考虑经济上是否合理。
如在确定窑的产量时就没有考虑将来的发展，只按照琉璃河的标准规定了生产指标。
后来定额一再提高，磨子储备能力就不够用了。
第3是自己要显一手，不愿别人多管。
因此旁人就陷于被动，互不联系，影响了内部的团结，使工作遭受很大的损失。”
为什么旧思想的遗毒这样深呢？
他说：
“过去口口声声说政治重要，但并未认真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也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具体进行。
缺乏实践的精神。”
因此，他认为“再不能和以前一样了，应该充分了解国家的政策；
否则设计工作就会迷失方向，给国家造成损失”。
工程师朱祖培过去对迪化水泥厂的设计有不少意见，但是不愿意提，一来怕影响团结，二来怕自己参加进去，万一发生问题自己也要负责任。
这次他对张大埜以及领导上提出了批评，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会后，张大埜主动地和朱祖培谈话，消除了彼此的隔阂。
座谈会开过以后，工程师开始主动地去帮助技术员工作，技术员也虚心地进行学习，并积极地对工作提出意见。
如座谈会后的第2天，冯映辉就对迪化水泥厂采用高压线和洋灰杆子提出了批评。
经大家研究，认为工厂开始生产以后，灰尘很多，如采用高压线需要常常清洗，且容易发生故障，故决定改用地线。
此外，该处领导同志也认为这次座谈会等于发动群众检查了一次工作，上下通了气，以后的工作就比较好做了。

国营商业领导作用加强私商经营积极性提高
全国各地调整商业工作获得显著成效
公私商业交易增加，市场活跃；
国营商业领导作用加强，私商经营积极性提高
全国各地自调整商业以来，公私商业交易都有增加，市场日趋活跃。
据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汉口、广州、重庆、西安、沈阳九大市场统计，1952年12月面粉成交量比11月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大米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大豆增加百分之十二点三，花布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五，玉米增加百分之六点六。
河南开封、郑州、许昌、洛阳、商邱、漯河六个市场去年12月份总营业额比11月上升百分之三○点三。
公私营商业的成交量是同时增加的。
从全国来看，以12月和11月比较，国营公司粮食总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二六点三四，植物油增加百分之三二点八，煤炭增加百分之三七点二，煤油增加百分之一五点三，百货增加百分之六点一。
从私营商业看，据上海二九个主要行业中一九一个典型户的统计，去年12月份营业额比11月份上升百分之一八点三二，比前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六点七七。
其中大米增加百分之二六点七，南货增加百分之四五，棉布增加百分之四九点八八，新药增加百分之四三点六二，五金增加百分之一六点四八。
永安、先施、大新等五个公司营业额增加百分之六七点八，创造了三年来的最高纪录。
浙江省私营商业营业额一般较上月增加百分之三○。
在公私营商业营业额同时上升的情况中，国营贸易贯彻了以批发为主的方针，巩固了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私营商业在零售业务中获得了广泛活动的场所，真正实现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政策。
如天津国营公司调整商业前后七天比较，面粉批发量增加了百分之八二，大米增加了二倍，绒衣增加了三倍，麻雀毛巾增加了九倍，而同期中，零售销货总额却减少了百分之四点四。
而根据该市七个行业的统计，去年12月份的营业额比11月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八。
保定市百货公司调整商业后一旬与调整商业前01月的每日平均营业额比较，批发增加百分之二八点三，零售减少百分之四三点六。
由于公私营商业交易的增加，城乡交流就更加活跃了。
小城镇商贩到中级市场买工业品的越来越多。
中级市场的私商纷纷下乡采购和参加物资交流会。
这样就促使农民的土产品大量上市，使滞销土产变为畅销货。
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信心日益提高了。
有的私营工商业者主动地增加资本，增加职工，有些原来准备歇业的商店，都积极地经营业务了。
目前的问题是某些私营商业主还存在着单纯依赖政府贷款，要求无限制地扩大差价的思想，某些地区已发生投机涨价的违法现象，这是必须纠正的。
同时，由于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品质差价等问题比较复杂，某些地区的初级市场的行政管理上还有一些缺点，都需要今后进一步合理地加以调整和改善。

关于乱拉建筑工人的检讨
四五三三三厂厂长赵品三
人民日报批评我们在招收建筑工人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后，我们马上组织检查组，在中央第2机械工业部第4局调查组的指导下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证明党报对我们的批评完全符合事实。
我们诚恳地接受党报的批评。
现将我们违法乱纪的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从去年12月05日至12月26日，我们共招收了四百六十四名工人，其中有北京市建筑公司的一百三十四名。
在招收手续上，除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外，尚有一百八十八名无介绍信及完工证。
仅在河北省大城县未经地方政府允许招收的就有五十九名。
我们在北京南苑地区招收的工人，许多都没有介绍信和完工证。
我们明知是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但毕敏竟指使他们去区政府或市劳动局要介绍信，以兹应付。
我们在党委会上虽提出不要挖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墙角，但我们只从不要损害我们与该公司工地一向很好的关系出发，而没有认识到这是政策纪律的问题。
因此我们曾决定在该公司工地完工后可以招收他们不用的临时工。
基本建设科副科长毕敏曾提出“工资不能提高，可否从福利上照顾”的意见，我虽没有同意，但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以物质引诱工人的作法，没有给以严格的批判。
加以毕敏自由主义地乱说、乱谈，各种各样的流言便在工人中传播开来，引起北京市建筑公司工人的情绪波动起来。
北京市劳动局派人来我厂检查时，毕敏竟采取蛮横不讲理的抗拒态度，并示意工人去找劳动局同志的麻烦。
事后毕敏将劳动局同志来意向我报告时，我只答称应该把工人退还给北京市建筑公司，但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对毕敏不尊重政府工作同志的蛮横态度给以严格批评。
这件事暴露了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单纯任务观点，政策观点非常薄弱，对干部的政策教育、思想教育做得很不够。
尤其严重的是在此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对于已发生的错误现象麻木迁就，未能在执行过程中及时检查、纠正。
感谢党报和上级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保证从政治上思想上来检查自己工作，改正错误。
并进一步在我厂中检查违反法令的行为，在干部中展开政策教育，彻底纠正我厂管理干部中还存在着的“特殊化”的思想。

加强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
今天本报报道的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提拔工人干部后不注意继续进行教育和培养，以致产生很多不良结果，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
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不仅应该正确地物色对象和进行选拔，更重要的，是在提拔以后，要继续以关心爱护的态度，帮助他们解决初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碰到的各种具体困难，帮助他们钻研业务，督促他们在政治上不断进步。
因为一般新提拔的工人干部，虽然具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文化水平低、不熟悉领导工作等，初到领导岗位上必然会碰到一些困难。
如果不耐心地帮助他们逐步解决这些困难，继续引导他们前进，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便很难收到应有的成就。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领导人对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
他们事先不进行充分的动员教育，事后对被提拔的工人不关心，不帮助。
有的甚至不给他们分配工作，让他们当打杂工人，或者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得很不恰当。
他们以为把工人的名字填上干部名册，全部“任务”已经完成，结果使那些昨天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今天站在车间里不知如何是好，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
也有另外一部分新提拔的工人干部，由于缺少对他们的教育，便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脱离了群众。
这不仅阻碍了这批新干部的成长，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也必然影响今后继续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干部的工作。
在工人群众中提拔和培养干部，是造就国家大批工业干部的重要办法之一，也是改进企业管理、逐步消除企业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的重要方法。
这是一个关系着国家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们必须作好这项工作，否则就会对国家建设事业犯下重大的错误。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领导干部应立即督促所属各厂，迅速纠正上述错误。
其他工厂的领导干部也应该以此为鉴，改进自己的工作。

去年发起增产竞赛的两个国营农场为什么战败了
燕凌鲁生
北京郊区有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直属的两个国营农场：
一个是机械化农业学院双桥实习农场（过去是机耕学校双桥实习农场），一个是五里店农场。
在1952年03月，这两个农场带头，和其它十个农场联合发出挑战书，向全国各地的国营农场、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和农民发起爱国增产竞赛。
在挑战书上，写着“我们应该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起带头和示范作用”，保证每个农场1952年播种的一切作物每亩的产量都超过1951年，同时要创造一种或几种主要作物的高产量纪录，完成并争取超过1952年的增产计划。
这两个农场都是以棉花生产为主的。
双桥农场种了八百多亩棉花，计划每亩平均产籽棉四百五十斤（比1951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二）；
丰产地三十亩每亩平均产籽棉一千斤。
五里店农场场长李恭文写了一篇文章（见1952年05月06日本报第2版），表示：
“我们有信心完成今年（1952年）的棉花增产任务”；
并宣布：
保证在八百亩水浇地上，每亩产籽棉五百五十斤（比1951年提高百分之一百五十六）；
在九百亩旱地上，每亩产籽棉四百五十斤（比1951年提高百分之一百零九）；
丰产田十亩每亩平均产籽棉一千斤。
“棉花长成麻了”
棉苗生长的前一个时期，茎壮叶肥，看着倒是不赖。
可是，到后来，棉铃脱落得多，棉花成熟得迟，这就糟了。
五里店附近的群众看见这种情形，都说：
“农场里的棉花长成大麻了！”
（意思是说棵很大，可是不长棉桃）这个批评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
棉花摘完了，竞赛失败了，“保证”落了空，计划没完成。
双桥农场把丰产地和一般地放在一起算，每亩平均才收了二百五十八斤多一点，比1951年的产量（每亩二百九十六斤）还要低；
丰产地每亩平均只收了五百零八斤多，比计划少四百九十多斤。
五里店农场的水浇地每亩只收了二百零四斤，旱地每亩收了二百八十九斤。
全场连“丰产地”在内，每亩平均只收了二百二十八斤籽棉，比1951年的产量（每亩平均二百一十五斤）稍微多一些。
拿棉花的质量来看，就更不好了：
五里店农场的霜后花（下霜以后摘的花，质量不好，纺织不好用）几乎占了一半。
减产不是因为密植
这两个农场的棉花，去年是全部实行密植的。
有些人因此发生了疑问：
减产是不是密植的过呢？
双桥农场的“丰产地”，每亩株数是五千株，每亩收了五百零八斤多籽棉；
有一亩二分地的株数每亩合五千四百一十株，平均每亩收了五百五十四斤多；
普通地每亩都是四千五百株，平均每亩只收了二百五十多斤；
附近农民每亩大约种二千六百五十株，平均每亩只收了一百一十六斤。
1952年自然条件很不好，附近农民的棉花还是比1951年、1950年增产了（1951年平均每亩一百零六斤，1950年平均每亩八十五斤），原因是比那两年种得密了许多（1951年每亩一千八百株，1950年每亩一千五百株）。
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密植比稀植的产量是高的。
就是在落蕾落铃很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看到密植的好处。
五里店、双桥两个农场附近的农民种的棉花比农场的棉花都要稀，可是农民的棉花的落蕾落铃率都比农场的大。
1952年五里店农场的棉花落蕾率是百分之五十，附近农民的棉花落蕾率是百分之六十八到七十。
即使落蕾落铃率一样，实行密植的棉花的棉桃还是要比稀植的多。
这样看，双桥、五里店两农场1952年没有完成增产计划，和密植是没有关系的，密植的基本原则是用不着怀疑的。
那么，成熟晚、落铃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各种技术措施没有配合好，施肥、灌溉、整枝、防治虫害等主要工作都有错误或缺点。
只有分期施肥的形式，没有分期施肥的效果
五里店农场1952年每亩棉田上了两千斤土粪、一百五十斤棉籽饼、四十斤石灰氮做基肥；
又上了二百斤棉籽饼、六十五斤过磷酸钙（可溶性很低，只能溶化百分之一·八）做追肥。
这些肥料计算起来，含氮二十六斤多，含磷酸二十四斤多，含氧化钾十七斤多。
根据苏联经验，每亩要求产五百到六百斤籽棉，需氮二十四斤，磷酸三十一斤，氧化钾十二斤。
这样看，五里店农场所施的磷肥不但量少，而且可供棉株吸收的更少。
他们明知道他们所使的过磷酸钙的质量不好，却没有加施其他磷肥；
而且把过磷酸钙全部用作追肥，没有在施基肥时就用一些。
这样，棉苗幼期缺磷，使孕蕾、结铃时期延缓，花果不能正常发育（磷肥的主要作用是发育花果）。
这是迟熟和落蕾落铃的一个重要原因。
施肥的方法也有问题。
双桥农场和五里店农场的基肥都是在春耕的时候才用圆盘耙施下去的。
这样，肥料不易溶解和腐熟；
肥料受圆盘耙的性能限制，不能全部翻到土里去，有一些露在地面。
双桥农场这样做的原因是秋耕时没有把肥料事先准备好；
五里店农场则是错误地认为要使基肥按计划发生肥效，就应该在春耕时施下。
五里店农场的追肥是分两次施的：
第1次施了没有发酵的棉籽饼一百斤，是在定苗后用机器开沟，用人工顺沟撒进去的，施到地里盖土很浅，有些地方还有肥料露在地面。
第2次施了棉籽饼一百斤，过磷酸钙六十五斤，是在棉株开花前混合施入的，方法和第1次相同。
第1次施追肥后没有浇水，棉籽饼不易腐熟分解，不发生作用；
第2次施追肥后就浇了水，可是接着就进入了雨季。
双桥农场一般地的追肥是分三次施入的
（丰产地是分四次施入的）。
第1、二次施肥后也没有浇上水，肥料不能供给棉株吸收；
第3次刚施完就到了雨季。
两个农场施的肥料，在棉株需要“发棵”（生长枝叶）的时候都没有起作用，到开花结果时一下子使上了劲，使棉株突然生长许多枝叶，开花结铃很少，生长期和成熟期也延长了。
说的是“轻浇勤浇”，做的是大水猛灌
五里店农场场长李恭文1952年05月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
“经今春大力整地后，在棉田中基本上已能够达到‘轻浇勤浇’的要求。”
“一定要做到‘轻浇勤浇’，供给棉株以适当的水分。”
可是他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
他们并没有掌握住适当的浇水时间和浇水量，一次浇了很多，浇了一次水就使棉株长“疯”了。
第1次施追肥后，就应该浇一次水，当时有些工人也提出了这个意见。
可是，农场的领导方面却认为早浇不好，怕早浇了早长枝叶，根扎不深。
到开始浇水的时候，因为长期不浇，而且天旱，有的生产队怕水不够用，一旦得到灌水的机会，就尽量灌个饱。
浇的方法也是大水漫灌，而没有采用开沟渗灌的方法，这就浪费了许多水量。
双桥农场也没有很好地注意用水的问题。
几年来他们都吃了旱灾、涝灾的亏，可是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临到播种，发现地里缺少水分，他们才匆匆忙忙地日夜加班修井。
地面高低不平，不便浇水，也没有及早平整。
低的地方存水太多，高的地方一滴水也得不到。
低的地方棉花长“疯”了；
高的地方棉花“渴”得要死。
开始灌水的时候，看到水缺，能灌水的地方就尽量灌“饱”。
后来发觉这个办法不好，在一部分地上改成开沟灌溉；
可是因为地没有弄平，沟也开不平，结果还是有的地方得水多，有的地方得水少。
06月29日开始浇第2次水，他们只看到棉田缺水，却没有考虑雨季将要到来。
刚浇过，就一连下了十四天雨。
地里水太多，地又不平，排水沟没挖好，水排不出去。
后来想尽办法，用小水泵抽水，结果还是有不少棉花死了；
不死的也因为含水太多，枝叶过于茂盛，水分不易蒸发，加以连日天阴不见阳光，下部果枝上的许多棉桃都霉烂了；
虫害也随着发生了（棉铃虫等喜欢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生长）。
多留果枝，少结棉桃
棉花整枝工作做得合适不合适，和棉花的产量大小、成熟迟早、落铃多少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两个农场1952年的整枝工作都没有做好，摘心（去掉顶尖）摘得太晚了，果枝留得太多了。
双桥农场原计划每株留七个果枝；
这原是适当的。
后来修了水井，他们就以为可以浇水了，应当多留两个果枝。
可是在棉花正需要水分的时候，大部分地浇不上水，而他们还是等待长够八九个果枝的时候才打顶尖。
这样，果枝多而缺水，就生长不好。
到已经有了八九个果枝时，雨季来了；
连日下雨，地里进不去人，棉花就“疯”长起来。
后来虽然把顶尖全打了，可是果枝平均已长到十个到十一个。
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不注意补救，不赶快打群尖（去掉果枝的尖端）。
他们只看到下部的棉铃还大，就认为可以在上部多争取一些棉铃。
结果，把养分分散了。
有些棉铃得不到足够养分，就脱落了。
上部棉铃没长大就到了霜期，大部冻死；
下部棉铃也没有长好。
按照北京的气候，10月上旬就可能进入霜期。
棉花从现蕾到开花约需二十天，从开花到开桃约需五十天；
棉株上部的花朵需要的时间更长。
因此，摘心工作应该在07月15日以前做完。
可是，五里店农场为了想“多得一朵花，超过原计划”，到07月24日、28日才分两次做了摘心工作。
到11月15日最后一次收花时，不少棉桃还没有开裂。
没有预防棉铃虫，临时手捉已不行
两个农场1952年都受了棉铃虫的严重危害。
许多花蕾被咬掉了，许多成桃被咬坏了。
五里店农场的水浇棉花下部的果枝被咬得光条条的。
由于历年发生蚜虫、红蜘蛛，他们把防治虫害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两种虫害上面了。
消灭了蚜虫和红蜘蛛，他们就麻痹、自满起来，而没有想到还会发生其他虫害。
棉铃虫发生了，最初他们竟没有注意，没有在虫蛾产卵期做好预防工作。
后来发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就盲目地用六六六药粉喷射。
但因幼虫躲到了花的苞叶里，用药粉除治无效。
情况严重了，只得动员全场员工、还临时雇了农民来用手捉虫。
这样一直捉了两个月，不但损失了许多蕾铃，耗费了大量的人工，而且把土壤践踏得像小道一般坚硬，使棉株不能正常地生长。
双桥农场也没有及早防治棉铃虫，同样受了很大损失。
不能“怨天”
不能否认，1952年的自然条件要比1951年差。
06月夏旱，妨碍了棉花幼苗的发育。
七、08月间棉花开花挂铃的时候，雨量却又过多了。
1951年无霜期较长一些，初霜也较轻；
1952年无霜期要短一些，而且早霜一来就很厉害。
1952年的虫害也比1951年更为严重。
但是，这些都不能作为减产或完不成增产计划的“理由”。
天气无法精确的预测，但有科学技术知识和设备的国营农场，对于当地气候变化的大致规律，却是应当好好掌握住的。
至于虫害，更是可以预防的。
他们在订增产计划时，就应该把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预计在内。
这两个农场在订“要达到一千斤的产量”的生产计划的时候，显然并没有这样作。
“计划是瞎订的”
两个农场1952年的增产计划是怎样订出来的呢？
据双桥农场的生产队长范保奎谈：
“那计划是瞎订的”。
工人们也认为1952年的增产计划是“放大炮”。
他们订计划时并没有细致地分析各种具体条件，没有确实地掌握各个增产因素，没有认真地估计可能发生的困难，自然也就没有订出克服困难的切实办法。
在双桥农场1952年的增产计划中，只是说“加强科学化管理技术，在深耕密植的条件下，我们提出1952年的棉花增产任务”。
至于“科学化管理技术”的具体内容究竟如何，并不了然。
五里店农场订计划的时候，也只是想着：
曲耀离一个农民还计划要有三亩地每亩产千斤以上，我们国营农场不订个千斤计划太不像样子。
这样的愿望自然是好的；
可是他们连曲耀离的浇水经验也没有好好研究一下。
这样订出的计划，自然会是不切合实际的。
他们订计划的时候，没有充分发动工人群众讨论，没有吸取群众的意见，没有把增产计划变成群众的计划。
说是要“轻浇勤浇”，而竟没有把“水多了对棉花同样不利”的道理告诉工人。
五里店农场工人在第1次施追肥后，就提出应该浇水，领导方面也不听。
具体执行计划的是工人群众，既然没有把增产计划变成群众的计划，这样的计划自然要落空了。
两个农场的计划产量都是一下子要比1951年提高三分之一到一倍，事实证明，这是提得太高了。
两个农场有没有每亩产千斤的可能性呢？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但可能性毕竟还只是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要有许多具体条件。
两个农场的干部和工人都没有争取这样高额产量的经验，对科学技术又缺乏认真的研究，计划订得也不周密，这样失败就成为必然的了。
违反自然规律，必然要碰钉子
从两个农场在技术上所犯的错误和缺点来看，他们是不注意精心研究科学技术、掌握自然规律的。
他们有时是教条主义，有时又是经验主义，总之是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时常是凭着主观的愿望办事。
他们从理论上也知道整枝、施肥、灌溉的原理，但是却没有把这些原理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五里店农场的肥料配合，只是根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化验报告，认为华北的土壤一般的是“缺氮、稍缺磷、不缺钾”。
至于本场的土壤究竟是什么成分？
缺氮缺到什么程度？
土壤中所含的磷、钾的可溶性如何？
是不是能被棉花吸收？
他们并没有进一步仔细化验、研究。
他们还有一个根据是：
本场（五里店农场）1951年每亩上十一斤氮素，摘了二百一十五斤籽棉，1952年要增产一倍多，氮肥也就要增加一倍多。
这种计算方法也是不科学的。
他们对于肥料和水的配合也研究得不够，只是想着迟些浇水可以“蹲苗”（使棉花暂时少长枝叶，使根向下扎得深），就在地很干的时候，施了肥，也不浇水。
他们说要“轻浇勤浇”，却不知道轻浇勤浇的正确方法是开沟灌溉。
他们对于治虫的技术也没有很好地掌握住，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治了蚜虫、红蜘蛛就万事大吉了，对于新发生的棉铃虫就束手无策。
两个农场在整枝方面所犯的错误，都是凭着主观的愿望办事，想多留桃以“超过计划”，而忽略了季节的规律，忽略了棉花是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生长的。
从失败中找出规律，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五里店农场附近旧宫村何寿祥互助组的农民反映：
农场有机器、有科学，还没有我们的产量高（他们的最高产量是每亩四百斤）。
还有些农民说：
我们要照农场那样费工，谁也赔不起。
农场有些工人也说：
我们多做了很多工，结果还是没有完成增产计划。
农场领导方面只想“完成计划”，却不计算成本。
最初播种太深，苗出不来，拨土、移苗、补苗，多费了许多工；
用手捉虫，又多费了许多工。
五里店农场计算起来每亩地用了三十多个工（原计划是十九个工）；
双桥农场每亩地用了二十一个工，“丰产地”更多用了二十来个工。
许多肥料、药剂也浪费了。
总起来算是赔了本（五里店农场只是人工和肥料算起来每亩地就用了五十多万元；
药剂、机耕油料、机器折旧等还未计算在内）。
这种浪费国家人民财产的事，不能让它再继续发生了。
两个农场现在对1952年的生产情况都作了初步的检查和讨论，正从管理方面和技术方面进行整顿和改进，以便从失败中取得教训，进一步掌握自然的规律。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实践论”）毛主席的这段话，我们应当谨记。

四五三三三厂为什么乱拉工人
中央第2机械工业部第4局局长王西萍副局长段子俊范铭
编者按：
01月08日本报批评了四五三三三厂乱拉建筑工人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第2机械工业部第4局即召开局长会议，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并于01月09日派调查小组去四五三三三厂调查。
调查结果证明本报的批评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这里发表的是该局局长和四五三三三厂厂长对于这件事的检讨。
01月08日人民日报批评四五三三三厂乱拉建筑工人之后，我们即在局长会议上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于01月09日派调查小组去四五三三三厂调查。
根据调查的情况，证实党报的批评完全正确。
四五三三三厂乱拉建筑工人的主要原因，是该厂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单纯任务观点，缺乏政策思想和整体观念。
该厂党委研究招收工人工作时，曾提出“不要招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但只是怕弄坏关系，而不知道这是政策问题。
该厂赵品三厂长笼统地向招收工人的同志们说：
“要大胆接收，完成任务，出了问题我负责！”
在招收工人之前，负责这一工作的基本建设科副科长毕敏曾提出以比北京市建筑公司多百分之十的工资来招收工人。
该厂领导干部居然同意了这个违反政策的意见。
该厂向我局写报告时，我局劳动工资处也未给以批判，反按照东北标准，另拟了一个提高工资的报告送第2机械工业部。
此报告未获批准，毕敏就又向赵品三厂长提出：
“工资不提，福利是否可以照顾？”
“北京市建筑公司等单位管理不好，等他们解散后，我们可以招收一部分工人。”
这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未受到批判。
中共北京市委在召集工厂党委汇报时，曾批评该厂不该招收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并指示该厂要进行检查。
去年12月28日，北京市劳动局为该厂拉了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曾直接与毕敏同志商谈，但都未引起该厂注意。
该厂在招收工作告一段落时，曾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会上还表扬了毕敏的工作成绩，从而更助长了毕敏的违法乱纪行为。
毕敏认为：
“工资不提高，福利不照顾，招收困难。”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所招收的工人的工资，普遍地不合理地提高了。
如杜洪岺、杜保明等原为北京市建筑公司临时工，现以临时工等级变为同等级长期工；
有的工人自报等级时高报了一、二级；
有的普通工自报技工；
该厂都没审查。
工人说：
“这里比北京市建筑公司好，我们说多少，就给多少。”
该厂干部金盛泽、胡云对工人说：
“我们以北京市建筑公司最高的工资给你们发钱。”
赵洪儒向工人说：
“明年（即今年）下半年给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煤，并按军人待遇。”
该厂随便提高工资乱拉工人，造成了建筑工人的流动现象，打乱了国家固定工人的计划。
因此，该厂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四五三三三厂所犯的错误，我们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我们给该厂布置任务时，只强调了放手招收工人，坚决完成任务；
但对在招收时应该遵守的政策方针和纪律则交代得不够明确。
同时，这件事也反映了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工作只有布置，没有检查。
该厂违犯政策乱拉工人的情况，在被党报公开批评以前，我们都不了解。
此外，在我局干部中也存在着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作风。
如劳动工资处接到四五三三三厂为便利招收建筑工人呈请增加工资的报告之后，不经过局长同意，即另以东北标准拟定增加工资之报告送第2机械工业部。
这说明了我们局的领导干部对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掌握、检查是极其不够的，今后必须改正。
除作上述的检讨外，我们决定以如下的措施处理这个问题：
一、保证将以不正当的手段招来的建筑工人，一律退回原单位。
二、从局到厂，自上而下地进行思想检查，藉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思想水平，克服目前仍旧存在的“特殊化”的本位主义思想。
三、毕敏的思想作风极其恶劣，违犯政策，破坏纪律，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该厂领导干部与其他有关干部应作深刻检讨。

河北省农林厅盲目发动农民大量种烟
产品卖不出去国家和农民都受了损失
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在去年夏天盲目发动农民扩大烟田，生产的烤烟质量低，成本高，没有销路，严重地影响了烟农的生活与生产。
1951年，河北省农林厅就发动农民种植烤烟一万五千亩，产烟二百二十五万斤。
这些烤烟质量低，成本高，既无法组织出口，国内也不容易销售。
当时中国土产公司河北省公司盲目按照河南许昌烤烟价格收购了七十万斤，但长期销售不出，亏损资金一百二十八亿元。
农民手里还存着一些烟，也无法销售。
1952年河北省农林厅不但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相反地，竟又把烤烟面积扩大到五万亩。
中国土产公司河北省公司曾于1952年06月03日给农林厅写了书面意见，建议他们重新加以考虑，以免重蹈1951年的覆辙，并把这个意见抄报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及中国土产公司。
中国土产公司于1952年06月07日根据河北省烤烟生产情况及全国烤烟的销路问题，给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写了报告，建议缩小河北省烤烟种植面积。
并把这个意见抄致河北省农林厅及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
但河北省农林厅仍然坚持扩大该省种植烤烟的面积。
为了扩大烤烟种植面积，河北省农林厅曾经大力向农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倡导种烟。
河北省各地党政机关也动员山区和灾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村干部、积极分子带头种烟。
当地人民银行、合作社、国营煤业建筑器材公司也分别以贷种、贷肥、贷煤、贷款等办法加以扶持。
因此全省共种植烤烟四万二千八百三十余亩，计产烤烟七百八十八万八千余斤（再加上张家口专区五十万斤，总计八百三十八万八千余斤）。
河北省烤烟上市后，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与有关部门作了研究，决定以六级烟为标准，定价四千二百元。
他们按照这种价格在去年09月举行的华北区第2届物资交流大会中推销，一斤也没有推销出去。
近据中国烟麻公司调查，河北省怀柔县每斤烟的成本（不计农业利润）为四千九百六十元（较河南许昌产烟成本高百分之三十八），如该公司按成本收购运往天津，加上各种费用，合每斤八千九百四十六元，而天津实际销价是四千三百元，每斤要亏蚀四千六百四十六元（不计经营利润）。
这就是说，如果国营烟麻公司把烟全部买下，国家将积压和赔蚀巨量资金。
如果国家以低于农民生产成本的价格收购，农民将要遭受巨大损失。
因此，河北省的烤烟至今仍销售不出去。
烟农的烤烟既然销售不出去，他们吃饭、穿衣、归还贷款、交纳公粮都发生困难。
有的烟农为生活所迫，卖掉耕牛，有的农民拆掉烤房换购粮食维持生活。
最近河北省党、政机关，人民代表会以及河北日报等部门，已收到农民群众要求解决烤烟销售问题的函件二百余件。
通县专区有的群众来信说：
“我们不种（烟），政府再三提倡种。
当时没种籽，由政府借给；
没钱盖烤房，银行贷款；
没钱买煤，煤建公司贷给煤；
政府还允许帮助出售。
现在款也贷了，钱也花了，烤房也盖了，为什么烤烟卖不出去，政府就不管了呢？
我们一年的指望落了空。”
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了解决该省烤烟的销路问题，最近曾数次召集省合作总社、工业厅、农林厅、省烟酒专卖公司、省地方国营烟厂等部门开会，详细核算植烟成本，再次降低价格准备收购烤烟，由该省地方国营烟厂配搭使用。
但该省所有地方国营烟厂仅能使用三百万斤，其余五百多万斤仍然需要用其他方法解决。
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对于盲目扩大种烟面积一事应作深刻检讨，找出教训。
并望各地注意接受这件事情的教训。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
忽视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进行培养教育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纺织厂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纺织厂曾先后提拔了大批优秀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
这些工人干部，一般都积极热情，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
许多新提拔的车间主任为了迅速熟悉业务，做好工作，每天都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积极钻研业务。
这些优秀工人参加了管理工作以后，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使工厂中许多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同时也消除了许多厂职员和工人之间过去存在的一些隔阂。
但是各厂领导方面在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中却存在着严重缺点。
在提拔这些新干部以前没有进行反复的动员教育工作，对新干部的思想顾虑也没有及时进行说服教育。
各厂事先也没有给新干部以学习业务的机会。
有些厂甚至不事先通知，临时把工人从车间里喊出来，就要他担任新职务，使被提拔的工人感到莫名其妙。
工人被提拔成干部以后，各厂普遍是使用多，培养少。
人事部门认为提拔起来以后“任务”已经完成，也就不再关心他们。
许多新提拔的工人干部再三要求召开新干部座谈会交流经验，或给以文化、业务学习的机会，但各厂领导方面竟采取不闻不问的官僚主义态度。
各厂的人事科至今都没有订出一个培养新干部的计划，把培养工人干部的责任推给工会，工会又只管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这样工人干部的业务教育就无人负责。
各厂党委虽也了解这种情况，但从未开会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
新提拔的工人干部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领导干部不但不耐心帮助解决，有的反而一有缺点，即大肆批评。
如六一四纺织机器制造厂磨刀组新提拔的工人干部杨振瑞，有一次没有及时完成磨刀工具，厂长就批评他“不关心生产，思想有问题。”
有些厂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使用极不恰当，因而浪费了人材。
如六一一纱厂原动部透平车间的老技术工人申占魁，“三反”后调到供应科当采购员。
有些部门不给新干部分配工作，把他们当作打杂工人。
六一四厂总务科负责人见调工人干部来，干脆拒绝不要。
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优秀工人，提拔当干部以后，便都担任了四、五种兼职，有的甚至兼职十种以上，经常忙于出席各种会议，很少有时间学习业务，对工作和健康都影响很大。
另外，有的技术人员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态度不好，不但不帮助他们解决到新岗位上来碰到的困难，有的反而加以冷嘲热讽。
这些问题，领导方面也没有及时加以解决。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目前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纺织厂新提拔的工人干部，普遍滋长着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
有些人认为自己文化低，业务不熟悉，在生产岗位上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提拔为干部后反发挥不了作用。
许多新提拔的车间管理员和车间主任站在车间里，不知如何工作。
结果是粗纱间的新干部只好帮着接头；
细纱间的新干部只好帮助络纱、牵口袋；
摇纱间的新干部就帮助拣纱团。
许多新提拔的工人干部要求仍回车间去。
也有些工人认为当了干部后，再也不能创造先进工作法，再也不能当劳动模范，再也没有机会去苏联和北京了，因此认为当干部不光荣。
另一方面，由于对他们教育不够，有的工人干部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
六一○纱厂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二十七个管理员，原来都是优秀工人，但工作了几个月以后，逐渐脱离群众，对工人生产上、生活上的困难很少照顾，引起工人很大不满。
以上这些问题，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领导方面应即采取有效步骤加以解决。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3年第2期介绍
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3年第2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论述民族独立解放为主要内容，发表了题为“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社论。
社论在谈到亚洲、非洲和中近东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情况时，指出促成这种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苏联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历史性胜利所引起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溃败，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和世界帝国主义力量的削弱。
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使东方更加革命化，并促进了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解放斗争的继续发展。
社论说：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更积极更坚决了。
在各个国家中，各地自发的分散的争取独立运动，现在越来越有组织，斗争是带有全国性的了。
无论是殖民者的恐怖政策，也无论是受美帝国主义直接指挥的右翼社会党领袖们的叛变行为，都不能摧毁殖民地人民的不屈意志。
为了反对外国垄断者的统治而斗争的民族解放统一战线，正在建立和巩固起来。
社论强调说：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运动，是与争取和平、争取各国人民的安全和友谊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
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引向独立、人民民主及和平的康庄大道。
帝国主义的一切倒行逆施是完全无用的。
本期还刊载了两篇论述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文章：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弗·邦特的“争取一个维护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法国政府”和帕·杜德的“尼日利亚人民起来为自由而斗争”。
邦特的文章指出：
最近法国政府危机的根源，一方面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美国政府强迫下执行亡国政策，另一方面是法国人民坚决要求执行维护和平、社会进步、自由、民族主权和独立的政策。
法国共产党高举着资产阶级所抛弃的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号召全国男女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愿意执行民族独立与和平政策的政府而奋斗。
杜德的文章叙述了非洲尼日利亚人民在英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下英勇斗争的情况，指出尼日利亚具有发展一条广泛的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的一切客观条件。
如果尼日利亚的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提出一个民族解放纲领，并与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并肩前进，是可以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
本期为纪念列宁“论合作制”一文发表三十周年，刊载了斯·别苏德诺夫的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文件”的论文。
作者首先分析了列宁这篇文章对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意义，他说：
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消除国家的落后状态，建设重工业。
不仅如此，还必须使小农户组成集体农庄。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制，特别是农业合作制，是农民易于接受和了解的从细小经济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
他在“论合作制”这篇文章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史上第1次指出了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最艰巨的任务——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的方法，指出了如何才能吸引千百万劳动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小商品的农业转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者接着详尽地阐释了斯大林同志遵循列宁的指示而发挥的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以及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集体农庄的任务等。
作者最后说：
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和斯大林的集体化理论是有巨大的国际意义的。
它们不但是那些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指南，而且也是那些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指南。
本期还刊载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马·雷曼的“西德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卖国政策”一文。
雷曼指出：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们，对美国扶植起来的波恩政权一面假意反对，欺骗群众，一面则公开维护这个政府的基础，阻挠德国的统一，从而违反了工人阶级和全民族的利益。
去年09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所谓“行动纲领”，就明显地暴露了这些企图。
雷曼接着逐条驳斥了“行动纲领”中卖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号召德国共产党人争取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来展开广泛的民族解放斗争。
本期在题为“苏联和中国的伟大友谊——强大的和平堡垒”的文章中，就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事，论述了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对于和平事业的伟大意义。
本期还发表了“右翼社会党在仰光的群丑会”的简评，揭露了亚洲社会党会议的真相。
（新华社）

文化简讯
中央一级出版社正逐步降低书价
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中央一级各出版社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指示，已将书籍定价初步降低。
如以1951年年底的定价为一○○，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书籍（中小学课本定价原来较一般书籍低）平均降低百分之一一·八四；
人民美术出版社平均降低百分之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平均降低百分之一一；
青年出版社平均降低百分之二一·二四；
工人出版社平均降低百分之一五；
燃料工业出版社平均降低百分之五；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普及类科学技术书籍平均降低百分之一一·六；
商务印书馆平均降低百分之八·六；
中华书局平均降低百分之六。
各出版社降低书价的比例不同，这是由于各种书籍的原来定价不同，成本构成高低不同，以及各出版社企业经营情况不同的缘故。
此外，有些书籍还出版了普及本，可减低一部分售价。
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
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委会在01月25日召开第1届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会上，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梁希说明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任务，是组织科学工作者利用业余时间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这一工作，对于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后，制定了会章，确定了1953年的工作纲要，并选举了钱崇琳、王书庄、华南圭等二十一人为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

辽东省安东县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听任坏区干部包庇盗贼残害人民
编者按：
这里公布的富家村的事件，说明一部分地方领导机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给了为非作恶的坏分子以可乘之隙；
这些坏分子钻入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任意残害人民，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些坏分子和官僚主义作风如不立即采取有效办法予以清除，党和人民所遭受的危害将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要求辽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立即派员检查安东县的工作，追查该案的负责人员。
除坏分子应受到法律制裁外，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员也必须受到行政的和党的处分。
辽东省安东县长山区富家村在1949年发生合作社被盗案，因县、区干部包庇这一案件中的坏分子，严重压制并打击揭发这一案件的群众，致使该村群众长期不信任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造成极坏的影响。
富家村合作社（即现在的供销社）被盗案发生在1949年04月28日夜。
那夜住在合作社里的有该区组织委员单希圣（当时为东尖山区。
因干部少，该区没有区委书记，单希圣实际负责领导全区）和合作社经理宋洪滨。
夜间，单希圣出外小便时，发现屋门没上闩，便问宋洪滨为什么睡前没有上闩？
宋洪滨回答说睡前已经闩好，可能有贼，便起来提着灯寻找。
当照到栏柜时，发现本村副村长倪子礼（党员）蹲在那里，鬼鬼祟祟，宋洪滨即大喊有贼。
单希圣打了一枪，倪子礼即夺门而逃。
宋洪滨告诉单希圣说那人是倪子礼，单希圣却要他“保守秘密”，不要外传。
第2天，单希圣向群众宣布，因为天黑，没抓到贼，合作社也没丢东西，就算罢了。
单希圣离去后，合作社职员为弄清责任，一致要求宋洪滨说明真象，宋洪滨只得说了实情。
当时在村长柳忠德（兼合作社理事会主席）主持下，向区政府提出控告。
不久，区长王吉恩带着人来富家村作调查，并召集了群众大会。
在大会上，宋洪滨等纷纷证明贼是倪子礼。
开始时王吉恩为倪子礼辩护。
后来因为群众一致证实，王吉恩便把倪子礼、宋洪滨带回区政府。
但一到区政府，倪子礼便立即被释放了，宋洪滨却被押了起来。
王吉恩亲自行刑审讯宋洪滨，逼他承认是自己作盗，是诬告倪子礼。
审问没有结果，便把宋洪滨送到县人民法院。
富家村合作社会计曲景堂等听到这个消息，十分不平，要向县领导机关提出控告。
单希圣、王吉恩听到后，便先后把曲景堂、南元山（合作社采买员）等抓起来，进行拷打，并逼他们承认和宋洪滨“合谋偷盗”。
曲景堂、南元山受刑不过，只得承认。
接着，单希圣、王吉恩赶到富家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宋洪滨是
“合谋偷盗”，并把曲景堂、南元山二人绑吊起来晒太阳，随后送交县法院判刑。
富家村群众对此更加不满，不久就有些群众要联名保宋洪滨、曲景堂等，并纷纷指责区政府的处理是错误的。
于是王吉恩又回到富家村召开群众大会，说宋洪滨等已供认是“合谋偷盗”，并把坚持说倪子礼是真贼的十多名群众都抓起来，实行集体处罚：
跪破碗、晒太阳、碰头、学狼叫、抓猪粪、吃土煤渣等。
群众的意见就这样被压制下去了。
安东县人民法院在判决此案时，根本没有传讯群众所控告的倪子礼，却准许王吉恩出庭威逼宋洪滨等认罪。
南元山因怕受刑，承认原供；
但宋洪滨则坚不承认，曲景堂也翻了供，并说明原供是受刑不过被迫承认的。
法院不问情由，就确定宋洪滨为
“主犯”，判处二年徒刑；
判曲景堂一年半徒刑；
判南元山六个月徒刑。
当时处理此案的李院长虽然知道区干部单希圣、王吉恩有逼供行为，但仍相信他们的报告。
倪子礼是什么样的人呢？
为什么区干部一再包庇他呢？
据最近长山区委在整党中的调查，倪子礼是个惯盗。
倪子礼的成份不明，原住在外村，被群众斗争过，曾偷过玉米、大缸等。
他到富家村是夜间偷着搬来的。
最近倪子礼参加整党，在交代问题时，假称自己有疯病，请假回家。
但群众说他根本没有疯病。
倪子礼是单希圣介绍入党的，倪子礼的侄子叫单希圣“干爹”。
单希圣与倪子礼曾有共同贪污的行为，单希圣在宋家村贪污了木材，就曾寄存在倪子礼的家里。
单希圣不但在富家村经常打骂群众，在林家村也曾罚村长下跪。
单希圣所以敢大胆妄为，除在区里是说一不二之外，还由于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徐光（现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工作）对他盲目信任。
和单希圣一起工作过的干部及群众曾向县委检举过单希圣的违法乱纪行为，但徐光却认为单希圣打过游击，有功，既不重视群众的检举，也没有给单希圣以应有的处分。
当时和单希圣共同处罚富家村群众的王吉恩，也是个压制群众、违法乱纪的分子。
他以后又曾在富家村、宋家村、宣城村等地有过违法乱纪行为。
他现在是安东县建华制砖厂的厂长。
富家村偷盗案的错误处理，在当地发生了极坏的影响。
该村有的党员因此而公开违法乱纪，如政府派民工时，党员季殿忠公开抗拒。
开展储蓄、牲畜保险等工作时，不少党员公开反对。
群众对他们不敢过问，称他们是“在党的”，“惹不起”。
据群众反映，该村支部书记季广恩也很坏，包庇反革命分子，男女关系混乱，拿着枪抢过人，随便处分和自己不睦的党员。
该村盗窃案也不断发生。
最近该村供销合作社和苗圃相继被盗，供销合作社的被盗案已确定是倪子礼的哥哥倪子德干的。
特别严重的，是合作社发生被盗案后，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十分怀疑。
富家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也搞不起来。
县、区干部不研究此中原因，盲目地称富家村是“落后村”。
富家村一案长时期没有得到正确处理，说明安东县的领导干部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如县法院在处理此案时，不仅轻信假报告，做出错误判决，且在司法改革运动中，经群众揭发而发现此案有问题时，也没有作重新处理。
在镇压反革命、“三反”和整党等运动中，群众曾再三提起此案，但县、区干部都置之不理，甚至打击检举人。
该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现任长山区区委书记王明甲等，都曾听到群众反映此案处理错误，但都没有坚持原则的斗争。
更严重的是前任长山区区委书记、现任安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崔成信，竟为富家村的坏村干部撑腰，压制群众的批评。
去年曾有人揭发富家村支部书记季广恩的违法乱纪行为，崔成信不但不认真调查处理，反去该村召开支部大会（吸收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宣布是“坏人造谣”，打击正派的村干部等，并把坚持批评季广恩的副村长停止了党籍。
目前，安东县委和长山区委还不知道这一案件的详情，也没有做重新处理，但县委已决定由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委组织部及县人民监察委员会组成检查组前往进行调查。
（于长钦、曹科）

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
安岗
编者按：
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中所遇到的阻碍是严重的。
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党员干部多次地抗拒和压制报纸批评。
举其最大者，即有鞍山钢铁公司运输部主任沙友石、炼钢厂厂长马成德、钢铁公司住宅工程处政治处主任胡仁寿、中共鞍山市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申东黎、鞍山市人民法院院长范文采等人。
沙友石对报纸批评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公开辱骂通讯员是“王八蛋”，“没有一个好人”。
申东黎为辩护其妻子苏东的错误，则不惜利用职权写信给市委宣传部和报社，矢口否认事实，要报社更正。
鞍山“工人生活”报遇到这样严重的问题时，市委不是积极领导报纸批评，支持报纸批评，予抗拒报纸批评的人以纪律制裁；
相反的，绝大多数市委委员竟在市委会议上同意处分工人通讯员曹永魁。
市委书记韩天石并作出了限制报纸批评的“指示”，就更加阻碍了鞍山“工人生活”报公开批评的展开。
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以及前任书记杨春茂等同志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说明：
他们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他们没有重视中央指示中所指出的：
“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
“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所以我们希望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督促鞍山市委和沙友石等人进行检讨，并在职工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保证鞍山巨大经济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并望把处理结果写给本报。
鞍山“工人生活”报是中共鞍山市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49年02月07日，到现在，它已经有了四年的历史。
这个报纸办得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是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来坚持开展批评，特别是没有严正地坚持自下而上的批评。
工人和干部们反映：
“报纸不解决问题，不能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不敢进行批评”，“看不看都可以，没有劲。”
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则是官僚主义者打击了报社和广大群众进行批评的政治热情。
压制批评者打击了报社和广大群众进行批评的政治热情
“工人生活”报编辑部对于开展批评曾经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从1951年10月以来，报纸上的批评受到了一些抗拒、压制报纸批评的官僚主义者的极大阻难。
他们利用职权打击了广大群众进行批评的政治热情。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官僚主义者“拉到日光下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抗拒和压制报纸批评的。
第1个是鞍山钢铁公司运输部主任沙友石。
他一贯地抗拒批评。
1950年“工人生活”报批评了运输部机车厂暖气烧不热，工作时伸不出手。
沙友石对此不但不作答复，反而在市委扩大会议上指责报纸批评错了，说：
“公司发的都是石头煤，暖气就是烧不热，我有什么办法！”
1951年初，选矿厂劳动模范董华春写信反映运输部的工作人员坐火车不花钱，报社记者把批评信拿给沙看，他看后大发脾气说：
“我坐火车从来就是不花钱，这些王八蛋（指写信提出批评的人）没有一个好人。”
记者没同他争辩，带信而回。
1951年鞍山市召开镇压反革命大会，市委通知各厂、矿停止两小时生产，组织收听大会实况广播。
但是运输部机车厂借口“怕耽误生产”，不执行这个决定。
该厂工人向报社打电话提出批评，报社调查情况属实，在报纸上提出了公开批评。
沙友石见报，马上打电话质问报社社长。
两次打电话，沙的态度都很蛮横，并要写这稿子的记者侯韵“马上来一趟！”
沙一见侯即质问说：
“你讲一讲，你为什么要写这稿子？
检查检查你的动机！”
侯便说：
“通讯员反映的情况是事实，批评是正确的，你看了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没有？”
他即转移话头，说：
“我希望你们要注意通讯员的历史背景，不要认为他们全都可靠。”
但沙至今对报上的批评没有答复。
“三反”以后，他在市委帮助下，曾作了检讨，据说他在认识上也有某些改进，但他的错误思想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因而运输部至今仍缺乏民主空气。
1952年07月，鞍山市总工会组织科长来信批评运输部随便开除工人。
稿件发表后，报社三次打电话催运输部答复，沙友石均置之不理。
报社又接到运输部工人来信对开除工人提出意见，报社又派人拿上信去找沙。
沙看了信后便质问他：
是谁写的稿子？
你知不知道读者是干什么的？
是什么样子？
最后气愤愤地说：
“我不管你们的事。”
把袖子一甩，便扬长而去。
上述这些批评，直到现在也没有在报上公开答复。
1952年10月，大型轧钢厂建筑工地木工队劳动模范苏兴元曾写信给报社，抗议运输部执法队长无故扣押赵盛林和苏兴元的犯法行为。
编辑部把这封信印成内部参考材料，送给市委、公司以及运输部。
到现在已有四个月，运输部并没有负责处理。
第2个是炼钢厂厂长马成德。
他对批评者曾经采取了报复和打击的手段。
“工人生活”报通讯员曹永魁（老工人）是炼钢厂铸锭车间的副主任，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
他曾经批评该厂不重视职工福利，发放保护品不及时，以及领导方面（这里并没有直接指名）擅自决定用国家钢材料和人工给该厂修理分场长的小孩做小车。
对于前者，该厂技术保安科只是强调困难，作了一个敷衍的答复。
对于后者，马成德说：
“你们批评是不对的，我不仅给修理分场长小孩做了小车，还给副厂长小孩也做了一个，我厂长有权利批准。”
从此以后，马成德对曹永魁便抱了成见。
在一次会上，马对曹说：
“你能够写稿到报纸上批评领导，你自己的车间有缺点，你为什么不去批评一下自己？”
据曹永魁说，像这样的冷讽热刺，马成德对他已不止一次。
以后，曹永魁气闷不过，便对报社同志说：
“我再也不写稿了，受不了这种打击。”
报社把这个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准备在报上发表，提交市委审查。
当时的前任市委书记杨春茂未加可否，便把这个材料转给马成德，叫他检查有无其事。
马接到材料后，立刻到党委办公室（当时“工人生活”报有两个记者也在办公室），一进门，便把信一摔说：
“这还了得，曹永魁竟干了些什么！”
他向党委书记说：
“我建议立刻召开党委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就召开了党委会议。
会上多数人认为：
曹永魁的批评是不正确的，他不服从领导，工作消极，要给以处分。
会议开到最后，只有党委委员陈杰提出怀疑说：
“这样处理恐不妥当，这不成了压制批评了吗？”
此后，报社催问市委，仍无结果，便不了了之。
曹永魁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曹永魁和报社的关系在基本上是断绝了。
他至今仍不敢“写批评稿”。
1951年06月，报社记者批评炼钢厂生产领导方面的缺点，报社派记者去请马成德审查稿件，事前并用电话约好。
记者去后，他生气地说：
“我不看！”
记者只好交给党委书记看。
稿子发表后，马成德至今并无任何答复。
报社又收到一位技术员徐鼎钰写的批评炼钢厂钢锭质量不好及不遵守技术规程的信，报社转给马成德，后被“丢失”。
半个月后还是在他那里找到了。
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市委派了很多干部帮助马成德解决思想问题，用了一个多月的功夫，马才做了较为全面的检讨。
“三反”运动以后，马成德改变了骂人的态度。
但据记者多方调查，马成德对依靠党依靠工人阶级等问题尚没有从思想上求得解决。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三反”以后他仍不能按照中共中央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检讨的主要原因。
第3是鞍山钢铁公司住宅工程处政治处主任胡仁寿等压制和打击批评的恶劣行为。
1952年11月中旬，“工人生活”报先后接到立山住宅工程处通讯员赵启谅（笔名赵力）、赵慕孔（笔名铁锋）的两次来信，批评该处材料科违反劳动法令屡次强迫工人加班加点。
报社调查证明符合事实，于去年11月30日在报纸上提出批评。
但住宅工程处有些领导干部，在报纸批评后四十天的时间不表示任何态度。
他们反而对写稿人进行报复。
在01月03日进行民主补课时，支部书记李宜奎就批评赵写稿“不经过支部审阅是无组织无纪律”。
并追问他“写稿子为什么不写真名。”
还说报纸登出批评后，“影响了材料科工作人员的情绪。”
政治处主任兼总支副书记胡仁寿认为赵启谅是“先斩后奏”。
政治处另一负责人杨明英同志也认为赵写稿子批评材料科是：
“工会拿行政当资本家来斗。”
赵启谅受到打击后，即将情况反映给报社。
报社派记者前往调查，证实该处领导方面确有压制批评的行为，当即向该工程处陈经理（总支书记）和胡仁寿提出意见，他们不但不承认有压制批评的行为，并说“稿件有夸大事实的地方。”
“因加班加点有病的工人没有那么多。”
记者问他们究竟有多少工人有病，他们又说不出一个具体数字。
01月12日“工人生活”报记者拿着材料去和胡仁寿交换意见时，胡虽然承认有这些事实，却不承认有压制批评的行为。
他说：
“你们愿意登报就登报，我们还可以登人民日报去。”
同时对赵启谅更进一步施以报复，他们认为赵把他们压制批评的行为向报社反映，是“思想不老实”；
在讨论赵启谅转党问题时，还追查“写稿为什么不用真名？”
“写稿为什么不通过支部审阅？”
01月12日机关支部大会讨论赵启谅的转党问题时，李宜奎首先代表支部宣布不同意赵启谅转党。
胡仁寿在支部大会上给赵提出四条意见，其中有两条都是对赵写批评稿的意见。
他说赵写批评稿不经过组织审查是“个人英雄主义”；
说赵对民主补课“认识不明确”，“大家在民主补课中对他写批评稿提出的意见不但不接受，还派人到报社取原稿对抗。……”并再次质问赵“写稿批评材料科的动机”。
“工人生活”报在01月15日发表了“住宅工程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压制批评”后，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本建设政治部即派人到该处进行检查。
检查人员初步检查后，为了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在01月17日和胡仁寿交换意见，胡当场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大发雷霆，说：
“你们这个检查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为了找小脚。
要按你们检查的材料，我们这些人该杀头啦！”
并说：
“民主补课、转党、登报问题应该分开来看，如果你们联在一起就加重了我们的错误。”
杨明英同志还向报社说：
对赵启谅写批评稿不经过组织审查提出批评，
“不算是压制民主”，是“报社压制他们民主”。
现在，胡仁寿已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于党员干部向报社写稿和反映情况不经过支部审查的问题仍表示怀疑的态度，认为在内部能解决的问题是“不应该登报”的。
对报纸的批评至今也没有作公开而诚恳的答复。
第4个是鞍山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院长范文采。
去年11月30日在鞍山“工人生活”报上曾发表过立山私营企业工会委员会主席李树贤的一封来信。
来信中揭发了鞍山市人民法院因为他检举资方，无理传审他，“如不按时到庭，便依法逮捕”的旧司法作风。
来信中还指出，他按时到铁东区人民法庭后，等了很久，又无人知道“什么案件”，才又转到市人民法院。
他到市人民法院又等了很久，才查出是因为检举立山兴鞍铁工厂资方拖欠工人工资事件。
可是，法院并没有传审被检举的资方，而法院传达室的人还蛮横地对李说：
“无事不传你，传你就有事，叫你怎的你就怎的。”
这封读者来信刊出后，范文采就质问报社总编辑：
“你们批评错了怎么办？”
接着，他又打电话给报社读者来信组说：
“请你们来人，我们要检查一下谁对谁不对。
要在
一起对一下情况，要写批评稿的人也来。”
报社同志回答：
“我们去是可以的，让写稿的人也去不合道理。”
范说：
“我们不是打击，只是对情况。”
读者来信组长去后，看到范态度十分不好，表示报纸不该批评法院。
报社同志说：
“你们不应该像传犯人一样地传检举人。”
范说：
“我们法院对什么人都是一个传票，过去就是这样的。
你们报社认为不好，能把我们的传票改改？”
谈到不应该把人传来又忘记询问，教检举人白等了半天时，法院的其他负责干部也不同意这个批评。
经过争执，范文采才勉强承认不对，但又表示：
“批评虽是对的，但我们法院的大问题比这个还要多得多。”
以后又经过再三催问，才答复说：
“我院对司法用纸的改进上，仍不够重视。……至于该案的主办人员及传达室的人，都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旧司法工作作风”。
这就是说：
鞍山市人民法院并没有什么官僚主义，只不过是“对司法用纸的改进上，仍不够重视”而已。
可是李树贤对“该案的主办人员及传达室的人”的批评，并不是在司法改革运动之前，而是在司法改革运动之后，怎样能够把两个不同的时间强拉在一起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申东黎同志对于报纸批评他的妻子苏东一事，认为是“不公正不真实的”。
可是，这个批评稿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呢？
报社为此曾召集了妇联的党、行政、青年团的干部座谈，征求对批评稿的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批评是对的，只有一处说苏东是党支部书记应改为“过去曾是党支部书记”。
大家当场对苏东的错误行为又补充了不少新的意见和材料，送交市委。
报社还再次征求了直属党委书记雷克的意见。
雷克完全同意报纸的批评，并向市委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
市委并没有重视这些意见。
各方面的意见尽管是这样的一致，但申东黎却要求公开发表苏东的更正信。
他认为“批评妇联的工作及批评妇联党委书记（按：
指苏东）的稿件，不应由直属党委审查，而应由市委审查为好。”
并且说：
“我是市委委员之一，比记者了解的情况多些，但你们并没有接受我的一点意见，我们的报纸是代表市委说话的，不是代表一个记者、一个编辑说话的。”
最后他认为不允许苏东“申诉”，“就是不合理的，是反常的”。
并一再地提出：
“苏东给报社编辑部的信是符合事实的”，因为“给我看过”，所以“应该刊出”。
苏东在他的影响下，至今仍没有作检讨。
为什么对抗拒批评者不能展开斗争
鞍山“工人生活”报自下而上的公开批评，为什么长时间开展不好？
除“工人生活”报编辑部缺乏坚持斗争的勇气外，另一最大的原因，就是鞍山市委没有严肃地领导并支持报纸批评，没有对抗拒批评者展开斗争，甚至对报纸批评，有着错误的认识。
有些人认为“在内部作了检讨或是作了一些批评也就算了”，因而忽视了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在报纸上进行批评。
1951年10月08日市委书记韩天石给报社的信，对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是起了限制作用的。
信的全文是：
“××同志：
最近‘工人生活’登载批评文字很不少。
我认为必须慎重从事，因此在登载前应履行以下手续：
1、批评科长以下工作干部和工人时，应经厂矿党委书记和厂长审阅，公司须经各该处长和人事处长审阅，市政府系统须经各该局和人事局审阅，如有不同意见须经市委批准。
2、批评处长、厂矿长、局长、工程师、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青年团书记以上干部时，应经市委批准。
其次，一个时期内（如01月）批评文字不得超过表扬文字，件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
再次，应有目的进行批评，应根据当前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如在目前应批评不重视依靠工人阶级思想，在完成任务中未发动群众，未发挥潜力等等。
不能遇事批评，来信照登。”
这封信发出时的背景是：
在前十天的市委扩大会议上，一些抗拒批评的人像沙友石、马成德等人利用给市委提意见的机会，纷纷责备报社。
沙友石说：
“‘工人生活’报的批评稿百分之八十不正确。”
要求市委对报社“多加领导”。
市委会议对于这些意见采取了默认和容忍的态度。
参加会议的报社同志回去后，感到委屈、泄气，认为“报纸搞批评挨了骂”“不批评为好，少批评为妙。”
及至收到这封信后，全编辑部的思想越发混乱了。
报社负责同志曾写信给韩天石同志提出不同意的意见，得到的回信说：
“我说在批评某一单位的工作时，要征求该单位负责同志的意见——并不是要他批准。
这是因为我们了解情况更全面些，下面同志的意见要听，再听听领导同志的意见不更好吗？
这样做与中央的决定会有什么抵触呢？
这样做会有什么坏处呢？……”
据说韩天石写这两封信的动机是要求报纸慎重地进行批评。
但，他却没有估计到某些抗拒批评者的恶劣行为所造成的严重情况，没有热情地领导批评、支持批评和为批评创造条件，树立对待批评的正确的和诚恳的榜样；
相反的，他却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见。
市委宣传部对于鞍山“工人生活”报的领导是薄弱的，有时甚至放弃了领导。
当然“工人生活”报就只能办成“看不看都可以”的报纸了。
所谓“慎重从事”，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鞍山“工人生活”报进行批评的情况，他们不是慎重的太少，而是太多了。
他们把群众的批评信件拿给被批评的人去看，对某些人进行批评要经过多次调查，要经过几个市委委员审查，他们在批评受到阻难后写材料一再请求市委处理抗拒批评问题，他们把群众的批评编成内部参考文件，供给领导同志参考。
这一切都是何等“慎重”！
然而这样的“慎重”，却没有能够改变抗拒批评的人的态度。
从195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到现在，报纸上共发表五百六十五篇大大小小的批评稿件，全部批评稿件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完全失实或大部失实的没有一件。
而在这五百六十五篇批评稿中，被批评者拒不答复的竟达二百九十三篇。
难道能用“慎重从事”来感动抗拒批评的人吗？
“工人生活”报“批评文字很不少”，下面的统计数字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
首先，从1950年0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后、报纸历年发表的批评稿件数字来看：
从1950年05月到12月的七个月中共发表批评稿件一百四十一篇，1951年全年共发表批评稿件三百一十六篇，1952年（这时该报改成隔日刊）全年总共只发表了一百零八篇。
1952年全年发表的批评稿件尚不及1950年七个月的多。
其次，批评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种：
对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批评，对干部作风的批评，工人之间的相互批评。
在这三类批评中，以第1类的批评对工作推动作用最大，但是，这一类的批评是每况愈下的。
1950年05月到12月发表了五十四篇，1951年全年发表了一百三十四篇，1952年全年则降至四十篇。
工作中有缺点不让群众知道好呢？
还是多吸引群众来监督好呢？
请听一听马林科夫的话吧：
“在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时吸收的群众越多，对我们一切组织的活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越强，我们在各种领域里的工作就越顺利。”
“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稿件要有一个数量上的限制”。
事实上，鞍山“工人生活”报批评最活泼时期，批评稿在数量上也从来没有超过整个报纸篇幅的八分之一，四年来只有一期占了整个报纸四分之一的篇幅。
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规定表扬和批评稿件的比例，而在于领导者热情地领导批评，不要把批评看成是消极的、同自己的领导工作为难的东西。
对于共产党来说，自下而上的批评是带动千百万群众的自发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表现，是工人阶级对祖国崇高的主人翁的责任感。
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规定一定时期的批评任务”，作为领导上注意的重点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因此而限制报纸批评。
批评应当是全党的日常工作，不应当把批评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不管是中心工作也好，一般工作也好，我们对于一切不健康的现象和缺点，都应该举起批评的武器进行斗争。
“不能来信照登”，这对不对呢？
据统计，鞍山“工人生活”报登出来的读者来信，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全部来信的百分之十。
把全部来信照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但是，党和党报对于每一封来信都必须十分重视。
鞍山“工人生活”报最大的缺点不是“来信照登”，而是“来信照转”，他们不加任何有效的监督就转到“有关机关”去办理。
很多来信是应该公开提到群众面前来解决的，却被积压在机关办公室的一边无人理睬了。
工人们的来信，有的反映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也有很小的问题，甚至有的是“遇事批评”的。
党和党报的责任就是不要轻视和放过这些小事，“大事情往往是小事情的基础”。
要把工人们的信像列宁所说的当作政治文件来看，用最尊重的态度来处理他们。
这是党依靠工人阶级相信群众的重要标志之一。
像这样显然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信，能够由市委发给报社，说明鞍山市委内部是缺乏原则性的。
韩天石同志在他第2次信中所说：
“对情况不够了解”，但那时他调来鞍山已近两个月，同时其他看过这封信的市委委员是了解实际情况的。
但他们却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有的人表示同意签字批准，有的人看了信认为“不对头”，但并没有在市委会议上按照中央的精神正式提出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今后怎样解决鞍山“工人生活”报展开批评的问题
经过伟大的“三反”运动，鞍山的工作是有着进展的，党的领导水平和干部思想觉悟程度是逐渐提高了；
但也必须承认，从鞍山“工人生活”报所反映出的问题来看，鞍山市委对于在报纸上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一个原则问题是认识不足的，许多看法是落后于现实，甚至是不正确的。
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鞍山“工人生活”报大力展开公开批评的问题。
鞍山市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报纸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身作则地对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的问题，作深入的检查，并在全市各单位，认真展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有领导地支持报纸上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坚决彻底地清除一切抗拒、压制批评的现象；
对于那些曾经被报纸批评而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负责的交代或是抗拒批评的人，党的组织有责任帮助并指令他们在报纸上进行公开的诚恳的检讨；
对于错误严重的人，应作适当的处理，借以挽回在群众中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

侵朝美军头子泰勒到朝鲜
【新华社05日讯】
新任侵朝美军第8军军长泰勒已于03日和克拉克一起由东京到达朝鲜，并在03日访问了傀儡李承晚。
据合众社报道，泰勒准备在本星期末接替范佛里特的职务。
艾森豪威尔把挽回侵朝战争败局的希望寄托在泰勒身上。
在泰勒由美国动身来远东以前，艾森豪威尔曾经把他召去面授机宜。
泰勒在东京和克拉克以及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举行了秘密会议，讨论继续和扩大战争的步骤。
泰勒接着又视察了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设备，美国空军基地和英国在日本岩国的海军基地，他还特别访问了美国第187空运团。
但是泰勒同样无法完成李奇微、范佛里特所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
他在汉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自称“十足是一个生手”，这样就替他今后必然要遭遇的失败预先准备好了遮羞布。
据合众社报道，泰勒在走进第8军总部时显得有些踌躇。
当时克拉克就在旁边“讥笑”说：
“你使劲干吧。
现在要撒手也已太迟了。”
克拉克说这句尖刻的话不是没有原因的。
据“纽约邮报”在01月28日报道，艾森豪威尔正在考虑撤换不中用的克拉克，而由泰勒来担任侵朝美军总司令。
但是泰勒显然也知道，他的命运决不会比范佛里特或克拉克更好一些。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发表声明
印度人民不欢迎杜勒斯访印
【新华社新德里05日电】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最近发表声明说，印度人民不欢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印度。
杜勒斯目前正在作他的“环球视察旅行”。
声明说：
“杜勒斯最近发表的政策演说，清楚地说明了他这次访问的原因。
这次访问的背景是这样的：
美英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提案已获通过，企图使巴基斯坦参加中东‘防御’组织的活动正在进行。
杜勒斯的政策演说是对印度人民的一种挑衅和侮辱，是对和平和亚洲的自由的威胁。”
声明最后说：
“印度人民的好客是有名的，但是他们的好客并不是对那些自由、民主与和平的敌人的”。

宪法给关起来了
苏联萨斯拉夫斯基
美国的民主是什么？
“对人民的嘲讽。”
曾当过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的豪塞·费盖列斯先生在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1952年01月号）上这么写道：
在美国有没有人权？
“只在纸上，只在宪法原稿上”，豪塞·费盖列斯说。
“危险的纸！
反美国的原稿！”
参议员麦卡伦叫喊道。
“拿去这纸，拿去这原稿！”
麦卡伦的话就是铁的法律。
1952年12月中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务院的官吏们在奥芳巴克音乐伴奏下煞有介事地把危险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原稿——美国民主制度的纪念物从观众可以参观的保管室移放到不能参观的防空洞。
当装着这些原稿的柜子抬到预定的地方，美国总统满意地敲敲柜子的钢板，摸了摸那笨重的闩，然后说道：
“现在可飞不走了！”
就在那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道：
“不用说，言论的自由包含着危险。……”
×××
把美国宪法原稿变为偶像，并举行把它们移放钢柜的堂而皇之的仪式，表面上好像是出于耽心原子空袭的危险。
不言自明，这是白天说梦话，这是煽动原子狂的新手段。
华尔街的头子们故意装模作样来一个尊崇宪法原稿的仪式，无非是为了掩饰他们侮辱宪法的真正思想、掩饰他们蹂躏人权的行动而已。
只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余烬还没有熄灭，只要统治阶级还要什么自由主义的把戏，那么宪法原稿看来就不致发生什么危险。
现在他们连这点残余也给消灭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原稿是他们的眼中钉。
它使骄横的垄断资本家原形毕露。
它以言与行之间的鲜明对照唤起人民中间的危险思想。
美国宪法的原稿从人民可以观览的地方拿开了，好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
宪法的缔造者——华盛顿和杰弗逊的魂灵不得不离开安放美国民主制度纪念物的位置。
在美国，民主制度就是如此被摧残着。
斯大林同志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这面旗帜已经被抛在一边了。”
但是这面旗帜并没有被消灭掉。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代表打起了它。
美国人民有着崇高的革命传统。
他们生气勃勃，参加到美国人民优秀儿女争取和平、民主与人权的斗争中。
资产阶级把美国民主制度这些历史性文件变成文献展览品。
他们心悸之余，现在索性连这些展览品也从人民的眼前拿开，作为无害的偶像封进钢棺材了。
白费心机！
（原载苏联“鳄鱼”画报1953年第1期）
（新华社）

法戎揭露法政府出卖国家迫害法共的阴谋
法奇抗议法政府诬陷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总书记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讯：
法国国民议会特别小组委员会上周继续审查政府关于剥夺法国共产党领袖的议员特权的要求。
和雅克·杜克洛及法国共产党其他领袖一同被控“企图败坏民心，沮丧士气”的艾蒂安·法戎向特别小组委员会指出：
政府迫害共产党议员，其目的在于阻挠法国人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并且威胁和平战士，以便继续出卖民族利益，把法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使法国陷于贫困和失业，并且准备发动另外一次世界大战。
法戎说，他之所以被控，是因为他在法国共产党塞纳省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在“人道报”上发表了文章，维护民族自决权，并且支持人民群众反对经济军事化、反对运输和制造战争物资的斗争。
法戎继续说：
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常常号召并且还要继续号召劳动人民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压迫。
我们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合法的民族要求，主张在越南实现和平，并且要继续领导人民群众为促使政府采取和平政策而斗争。
法戎揭露了诬告共产党领袖的法国政府正在毁灭法国，强迫士兵和军官在亚洲的非正义战争里送死，企图在“欧洲军”的招牌下把法国的军队变成美国的步兵，并且把法国好几十省的领土交给美国占领军使用。
最后，法戎着重指出：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法国人民一定要揭穿这种危害法兰西共和国的法西斯阴谋，并且要使法国改变外交政策，以恢复民族独立，加强民主与和平。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02日讯：
法国政府当局最近又诬告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总书记费南·维涅犯了所谓“参与沮丧士气活动”罪。
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伊夫·法奇特就此事发表声明。
法奇指出：
法国政府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打击和平运动，“是因为它想尽速批准波恩条约和巴黎协定，要阻止法国人民表白他们的意志，以便牺牲法国的独立”。
法奇强调：
法国人民抗议诬陷费南·维涅，加紧营救被非法囚禁的法国总工会总书记阿兰·勒里普及其他爱国志士，并且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武装西德的强有力的民族团结运动，这样，法国人民就会粉碎那些给纳粹分子以复仇机会的人的阴谋。

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五周年
朝鲜决定奖励优秀文艺作品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平壤02日讯：
为了纪念02月08日朝鲜人民军建军五周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设立了一种年度奖，以奖励那些描述朝鲜人民军官兵的英雄业绩和爱国主义的最好的文学著作和艺术作品。
得奖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演员和电影工作者将获得一枚奖章和一张名誉奖状。
内阁已为此设立一个委员会。
委员会包括内阁副首相洪命熹、文化宣传相许贞琡、教育相白南云、作家韩雪野、李箕永等人。

美国是蹂躏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国家
苏联斯·别格洛夫
一百七十六年前宣布美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基本原则的美国“独立宣言”原稿移存地下室的隆重仪式，最近在华盛顿举行过了。
“宣言”的原稿从国会移到国家文献保管处，封存在它的一个地下室里。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演说也强调这个埋葬仪式，他说这是“历史上最悲哀的葬仪”。
事实上美国宪法的原则早就给埋葬了。
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空前未有地迫害着一切进步分子，一切反对扩充军备和煽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毁灭政策的人们。
斯大林同志说：
“从前，资产阶级高唱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
现在，连自由主义的影子也一点没有了。
所谓‘个人自由’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仅仅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们才被承认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则被当作只适于供剥削的人料。
人们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被践踏了；
这种原则已代之以从事剥削的少数人享有充分权利而公民中被剥削的大多数人则毫无权利的原则。
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这面旗帜已经被抛在一边了。”
斯大林同志这些话是完全符合美国的情况的。
美国一方面准备新战争，一方面加强警察迫害和整个制度的法西斯化。
美国统治集团颁布了许多法西斯法令，专门用来扼杀公民权利和普通美国人的自由。
反动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授权政府横暴地干涉工会的内部生活，限制工会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利，把有进步思想的美国人从工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出去，等等。
美国反动派利用史密斯法，借口肃清“敌视美国政府的活动”，镇压进步分子。
美国法院就是根据这个法令制裁了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许多为和平与民主而斗争的战士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
美国二百八十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的给杜鲁门的信说，共产党领袖因其见解而下狱，“意味着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惧怕，已到了不能容忍言论和政治结社自由的地步”。
美国反动派手中的主要武器之一是麦卡伦法，这个法令使警察可以用“破坏活动”的罪名迫害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组织。
根据这个法令建立的“破坏活动管制委员会”有权控告任何被怀疑同情进步运动的人。
与此法有同样作用的是麦卡伦—华尔特法，该法给美国保安机关以广泛的权利，可以逮捕反对战争和法西斯政策的非美国籍公民。
美国资产阶级组织“美国民权保障同盟”最近发表的声明说，麦卡伦法和麦卡伦—华尔特法有取消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的危险，因为它们授权司法部“搜捕并把成千成万的人投入全国各地的集中营”。
美国反动派为了镇压进步运动，对机关职员进行广泛的“忠诚”调查。
仅最近五年以来就有三百万人受过这个侮辱性的调查，并有四千人因警察特务的告密和诬告，丧失了工作和社会地位。
美国地方当局也采用联邦政府的特务手段对付维护和平与民主的人们。
美国有些州实施了“忠诚宣誓”法。
凡是拒绝宣誓的人就要丢掉工作。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莱克在谈到俄克拉何马州的“宣誓”法时，不得不承认，这个法令是“暴政的武器”，
“它的目的是压抑和管制人的思想”。
镇压进步运动和培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机关是联邦调查局与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它们取得干涉机关、企业、学校、电台、电影、戏院的权利。
成千成万的美国人受到它们的讯问。
千百万美国人的名字列在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上，受到该局特务的经常监视。
凡是被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怀疑“不可靠”的人都要遭到警察严厉的镇压。
特务们借助于特务网和告密系统，横暴地打入普通美国人的私生活，搜查他们的信件，监视他们的朋友，检查他们阅读的报纸，偷听他们的电话，乔装参加他们的家庭喜庆，偷偷摸摸地钉他们的梢。
机关工作人员监视着他们的同事，堂倌和卖东西的监视着他们的顾主，房东监视着他们的房客，有些家庭的孩子甚至监视着他们的父母。
例如，布法罗的地方当局强迫小学生监视他们的父母，把
“破坏分子”报告给联邦调查局。
“民族”周刊诉苦说：
“和人来往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你不知道，是否你无意之间发了些牢骚，会给邻居报告给秘密警察。”
每一个美国人，凡是让联邦调查局觉得有“可怀疑的”行为，凡是偶然说了一句什么话，就有被警察光顾的危险。
毕德尔在“对自由的恐怖”这本书中谈到一些例子：
一个女教师得罪了当局，只因为她认为必须让她的学生获得对苏联的起码知识。
另外一个美国人被控告了，因为他的住宅里有人唱俄文歌。
第3个人犯的“罪”更大：
他开始学俄文。
在现代的美国，警察迫害的矛头指向那些为劳动者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指向那些敢于反对准备战争政策，拥护和平与国际友好的人。
前参议员斯·诺瓦克旅行全国回来后说，地方当局多方阻难和平会议的举行。
不仅会议的组织者，而且会议的参加者都受到恐吓，甚至解除工作。
美国反动派宣称要对进步文学发动“十字军征讨”。
美国协会公报报道了“成千成百的事件”：
反动派取缔、检查或销毁他们认为是“破坏的”和“反美国的”书籍和教科书辅助读物。
“民族”周刊写道：
“当局要禁止的不仅是那些主张社会改革的人写的书，而且往往只是批评我们商界习惯的书也免不了被禁止。”
当局禁止华尔街不喜欢的文学书籍杂志进口。
他们没收寄递进步文学的邮包，把书籍偷窃去，使书商破产。
警察的横行霸道也深入美国的学府。
纽约的记者访问七十二个大学和学院以后报道说：
钉梢和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这些学校。
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特务经常钉着教授和学生。
“纽约时报”说，学生们对于不得在言谈中使用“和平”、“自由”、“自由主义”等字眼，深以为苦。
“全国教育协会”的报道说，现在有三十个州进行着教员的“忠诚”调查，“教员中间不愿参加争论和惧怕的心理日见增长”。
由于警察的压迫，许多教员和教授失掉了职业。
反动派的进攻和法西斯保安机关的恐怖行动使得美元国度的人权摧残无遗。
美国进步人士柯利斯·拉蒙特在论美国“民主”的文章中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美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遭到破坏的情形。
拉蒙特写道：
“美国人的自由像现在这般大规模地横遭损害和破坏，在美国历史上还找不到先例。……美国公民要大声疾呼反对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者自愿参加什么组织，没有不冒牺牲自己的宪法权利、自己的名誉、饭碗和自己的命运的危险的，没有不冒受惩罚和坐牢的危险的。”
美国法院的反动家伙竭力剥夺美国人的辩护权利。
美国法院竟专横到这种地步：
美国的律师不敢为那些因政治问题而被控告的人进行辩护。
自从在美共领袖审判中进行辩护的律师下狱以后，匹兹堡的八十个律师中没有一个人敢为该地美共领袖纳尔逊辩护了，他的罪名是从事维护和平与工人权利的活动。
在华尔街的领地里，不仅单独的人，而且整个整个的民族都遭到警察的迫害。
一千五百万黑人毫无权利的地位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他们是种族歧视和残酷恐怖的牺牲者。
在美国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只是那些有资本的人。
他们有毫无限制地剥削劳动者的权利，他们有从千百万老百姓的血汗和苦难中榨取庞大利润的充分自由。
美国垄断资本家无情地践踏了他们成天夸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竭力想使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活动都奉献给他们的自私的目的。
美国的反动资产阶级已经把美国宪法的断简残篇扔进茅厕了，他们要美国人民忘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但是美国宪兵的这种恶毒的阴谋遭到为和平、民主权利与自由而奋斗的美国劳动人民日益坚决的反抗。
（原载01月14日苏联“消息报”）（新华社）

美方又迫害战俘
美方被迫承认炮轰会场区
【新华社开城05日电】
美方又制造新的借口迫害我方被俘人员。
据美方宣布，02日早晨，在釜山美方战俘营医院中，有八名患病的我方被俘人员因为“用棍子”“攻击”两名美国士兵而被监禁。
美方的公报说，这两名美国士兵“进入战俘营医院的肺结核病房中，要把一名战俘送到X光室去”，他们就是在这个病房中受到“攻击”的。
美方这种迫害伤病战俘的借口是制造得极端可笑的。
人们要问：
美方为什么不派医院中的护士，而要派美国士兵来把患肺结核的战俘送到X光室去呢？
十分明显，掩藏在这种无耻借口后面的事实，就是美国侵略者正在惨无人道地迫害生病的战俘，不是拿他们作为罪恶的实验的对象，就是强迫他们接受被扣留的命运。
美方同时透露，02月01日在济州岛上又有一名我方被俘人员在“上吊自杀”的借口下被杀害。
在此以前，美方在01月30日曾经宣布说，在巨济岛上有一名美国士兵“在检查人数以前打扫营房时”被战俘打死，因此有三名战俘被扣。
但是美方对这个美国士兵的姓名却“暂不宣布”。
美方捏造这种战俘“攻击”美国士兵的谎话，显然是企图配合美方最近发表的荒谬的“情报报告”，为继续屠杀战俘制造借口。
美方最近在战俘营中的暴行，说明随着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要用李承晚伪军和国民党匪帮来扩大战争，美方已经进一步加紧了强迫战俘充当炮灰的活动。
【新华社开城04日电】
02月04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联络官会议上，美方承认01月23日美方炮击板门店会场区，炮弹在会场帐幕附近爆炸的事件，并表示遗憾。
但另一方面美方硬说此类事件是由于会场附近有我方阵地而招致的，企图借这种与会场区协议毫无关系的荒谬借口抵赖其违反协议的责任。
我方首席联络官严正指出对方不断违反协议，破坏会场区的行为已经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对方也不得不承认01月23日对方炮击会场区的事实。
对方新的荒谬藉口显然是为了要进一步有计划地彻底破坏停战谈判的各项行政协议。
但无论任何藉口都不能推脱对方违反与破坏协议的责任。

艾森豪威尔利用蒋匪扩大远东侵略的叫嚣引起西欧及亚洲许多国家严重忧虑和不安
【新华社05日讯】
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企图利用台湾国民党残匪窜扰中国大陆的叫嚣，已引起西欧及亚洲许多国家的严重忧惧和不安，从而扩大和加深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体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这些国家显然害怕美国这种冒险做法会引起扩大战争的危险从而威胁到它们的本身利益。
因此，几乎是绝大部分的西欧及亚洲国家都一致表示严重不满美国的这种行动，许多国家的舆论并直接指责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扩大战争和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
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巨大震动显然反映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对于艾森豪威尔的无耻叫嚣已经感到了极大的愤怒而认为必须加以反对。
在艾森豪威尔02月02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这项决定的当天，英国的路透社自伦敦发出的消息报道说：
“艾森豪威尔这项决定很早就向报界泄露，这件事引起了盟国政府的不良反应。
美国政府显然已把这项决定通知盟国政府，但是事先并没有和它们充分协商，使它们没有机会提出它们的意见。
欧洲及亚洲报纸在周末（即01月31日）都报道说，对这种扩大朝鲜战争活动的决定可能引起的后果已使很多人感到疑惧。”
路透社在报道英国对于艾森豪威尔决定的反应时说：
“英国各报都‘以怵目惊心的字样刊载’华盛顿传来的消息”，“英国政界人士听到消息后均极为忧虑”。
法新社也报道说：
艾森豪威尔的决定
“引起（英国）议会各党派议员的极端不安”。
英国议会也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风暴。
工党议员就这事在议会中质问英国首相邱吉尔及外交大臣艾登。
工党议员唐纳利指出，美国这一行动“可能导致远东战争的扩大”。
工党议员贾兹克尔说，艾登应该告诉前来伦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这个决定
“损害了英美的关系”。
艾登02月03日在议会中为英国政府对艾森豪威尔决定的两面态度所作的辩解，并不能平息这场风暴。
据路透社伦敦04日电透露：
艾登04日在与杜勒斯会谈中，就向杜勒斯报告了英国政府目前所处的窘境。
“艾登先生不仅告诉杜勒斯先生说，英国对这一行动所牵涉的问题感到忧虑，而且告诉杜勒斯说，他在下院里要遭到困难，因为（美国）这一决定遭到下院的各种严厉抨击。”
“泰晤士报”02月03日评论提出警告说：
“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事实是，目前盟国阵营中对于使用蒋介石军队的不安会发展成为公开的分裂。”
美联社伦敦03日电认为：
目前“英美关系相当紧张”。
法国对艾森豪威尔叫嚣的反应也同样是疑惧不安。
据美联社巴黎02日电说：
法国官员对美国总统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的某些部分深为忧虑。
法国人特别担心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会使远东战争扩大。
法国高级官员02日曾就这事向访问巴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急迫的询问”。
法国垄断资本家的“世界报”并在03日猛烈指责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是“扩大远东战争的一个新步骤”。
艾森豪威尔的准备扩大侵略战争的决定，在亚洲特别激起普遍的忧虑和不安。
在印度，据法新社报道，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已使这里（新德里）的政界人士极为不安”。
印度新闻处进一步说明：
“他们非常担心远东的战争可能扩大。”
许多印度的报纸都不满艾森豪威尔的玩火的冒险措施。
“印度斯坦时报”02日发表评论说：
“世界各地都会感到美国最近所采取的决定是一种使国际局势恶化的预兆，而并不是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和建立和平的步骤。”
“印度时报”03日的社论认为，“艾森豪威尔是用军事头脑来考虑和平问题。
他喜欢用枪杆来追求和平”。
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反应。
据法新社讯，印尼首都雅加达对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略感恐惧，认为远东的局势会因此更恶化”。
缅甸的“缅甸人报”担心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可能会将亚洲目前的战争蔓延开来，越过中国海岸，使朝鲜到印度支那一带成为一条火线。”
即使是在被美国所严格控制的日本，也免不了露出不安的气氛。
尽管一小撮日本复仇主义者在为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表示要撕毁美国过去所参加的国际协定无耻捧场，但是，更广泛的阶层的反应充满着不满和忧虑。
左派社会党主席铃木茂三郎和右派社会党主席河上丈太郎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对日本是极端危险的。
河上丈太郎并指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不过是引申了他的“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而已。
据法新社透露，一部分日本商界人士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策的后果也“表示忧惧”。
这种惶恐的情绪甚至在菲律宾也不例外。
法新社说，菲律宾“某些政界方面人士坦白地表示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定感到忧虑”。
亚洲各国特别担忧美国在准备扩大侵略战争的过程中迫使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
路透社说，缅甸官方认为，艾森豪威尔“这种新的行动是美国为了破坏亚洲国家的中立而做的又一次努力，办法是造成一种情况，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参加。”
但是，这种情况严重地威胁亚洲国家的利益并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因此，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助长了这些国家对美国战争政策的疑惧和设法摆脱的情绪。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出：
“大多数的亚洲政府会对美国的决议比英国、法国和其他协助参加亚洲反共战争的西方国家更不愿接受。”
因为，如果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指示行事，“在军事上很少有利可图，而在政治上则可能损失重大”。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纽约邮报”也替艾森豪威尔政府作了一个不祥的结论说：
看来，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的主要后果将是“引起自由国家（即美英集团国家）间的不团结。……这种行动无论在外交上或军事上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英国“工人日报”发表社论
号召英国人民粉碎美国扩大战争阴谋
【新华社布拉格05日电】
伦敦“工人日报”02月02日发表社论，评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鼓励蒋介石匪帮进攻中国大陆时说，“美国已取下了假面具。
现在它就要对朝鲜和中国扩大战争。”
社论号召英国人民“粉碎这个战争阴谋”。
它指出，“英国人民一向担心可恶的美国政治强盗行为的后果。
现在美国计划的非正义性既已完全暴露，英国人民就必须坚决要求撤退在朝鲜的英国军队，必须极力反对美国的扩大战争的计划。”
社论强调英国工人在这种形势下所应负的责任说，“每一个希望和平的工人组织，它们的火力必须针对着美国扩大战争的企图。
在今后这几天内，任何工人阶级组织的集会都应该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硬的抗议。”
社论号召工人们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举行群众大会，以表示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

越南人民军总部发表公报
安溪地区歼敌五百
【新华社05日讯】
越南通讯社03日讯：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表公报说：
人民军部队最近在安溪战线获得了新的胜利。
在拔除居安、修水两个法军据点和在居安附近截击法国援军的一个营以后，人民军在01月21日又拔除了安溪以东的法军据点蒙谷。
法军被迫从北越和南越抽调炮兵和伞兵部队前往增援。
01月24日，人民军在崑嵩——安溪的第19号公路上截击法军的一个伞兵营，歼灭它的一个连，击溃另外两个连。
据不完全的统计，人民军在安溪战线作战十二天，打死和俘掳了敌军五百名以上。
人民军缴获大炮迫击炮七门、自动步枪一百三十四支、步枪三百支以上、装甲车四辆和大量军事物资。
公报指出：
安溪的胜利是中越南部人民军在进攻敌人的坚固据点和截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方面有很大进步的证明。
同时，它迫使敌人从其他各战线抽调援军来和人民军作战，使敌人的主力更加分散，并陷于更加被动和窘迫的地位。

迎接朝鲜人民军建军五周年
朝鲜人民热烈慰劳朝中人民部队
【新华社平壤05日电】
朝鲜前后方各地人民正在展开慰劳和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运动，迎接“二·八”朝鲜人民军建军五周年。
由各界代表组成的中央人民代表团六个分团，在内阁保健相、轻工业相、教育相和职业总同盟委员长的率领下，已在01月27日从平壤出发，分赴前线各部队进行慰问。
朝鲜国立艺术剧场、古典艺术剧场、青年艺术团和农民艺术团等都派出艺术团随同代表团去前线进行慰问演出。
平安北道、慈江道、黄海道等地的人民代表团和艺术团，现在也都已动身去前线进行慰问。
各人民代表团都携带了各地人民献赠给前线朝中人民军队的大批锦旗、礼物和热情的慰问信。
到01月下旬，黄海道人民已捐献礼物二十多万件，写慰问信二十五万封。
平壤市人民除去捐献了大批礼物之外，到01月中旬就已经写了慰问信十八万六千多封。
在许多临近火线的地区，劳动人民们在“二·八”建军节前夕都组织了火线援助队。
江原道金化郡某里的民主青年同盟盟员组成“民青火线援助队”，出入金化前线炮火纷飞的火线地带，协助军队搬运弹药、粮食，保障了战斗的胜利。
高城郡某里的妇女们不但积极协助护送伤员，而且踊跃地给重伤员输血。
某村庄的男女农民冒着炮火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亲自送去二十多吨喂马的草料。
回村时，他们带回了志愿军勇士们换下来的一批衣服，代他们煮洗。
几天以后，这个村庄的儿童团团员们把洗干净的衣服送给志愿军叔叔，还顺便给他们送去了五百多斤蔬菜。
朝鲜人民的热情慰劳和支援，大大鼓舞了前线朝中勇士们的战斗意志，他们都决心在“二·八”节前后争取更大的胜利来答谢朝鲜人民。

锡兰欢迎中锡贸易
【新华社新德里05日电】
中国和锡兰之间进行的平等互利的贸易在锡兰受到广泛的欢迎。
“锡兰时报”说：
“和中国这样拥有巨大贸易潜力的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对锡兰是极为有利的。
中锡贸易不仅使锡兰获得大量粮食，而且保证锡兰产品得到广大的销售市场。
它不但有助于锡兰解决当前的困难，而且还会促进两国间的进一步的相互了解。”
据科伦坡报纸报道，中锡两国间的贸易协定签订后，已使锡兰濒于崩溃危机的橡胶业得到好转，并拯救了面临紧迫的失业威胁的三十万工人。
同时，锡兰还从中国得到大米，可以解决严重的粮荒问题。
锡兰政府已决定拨款支持重整橡胶业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基金来自对输往中国的橡胶所征得的特种税。
锡兰政府还决定把卖橡胶给中国所得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稳定橡胶价格的基金。
“低地产物联合会”（低地是锡兰产橡胶的地区）已经要求商务贸易部长沈纳那亚克设法保证把卖橡胶给中国所得到的利润，专门作为改善橡胶业的基金。
锡兰橡胶商人对中锡橡胶贸易表示欢迎。
两百多锡兰商人和橡胶商已向锡兰政府申请出售橡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售给锡兰政府八万吨大米的合同，六万一千零三十五吨大米已运到了锡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