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
纪念“二七”三十周年
【新华社01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纪念“二七”三十周年的通知。
通知规定：
各级工会组织在“二七”前后应在工人、职员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宣传内容除“二七”大罢工的经过和意义外，还应宣传三年多来祖国的建设工作、抗美援朝的伟大成就和朝鲜前线的胜利以及1953年国家三大任务的内容和意义。
在“二七”当天，各地应召开不同形式的纪念会。
各厂、矿文化宫和俱乐部可组织讲演会。
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铁路工会组织，应采取适当形式，郑重纪念。
在春节前后，各级工会组织应号召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进行拥护人民军队和优待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及革命残废军人以及赴朝员工家属的工作或活动。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以来，全国各地执行婚姻法已有不少的成绩。
但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
许多地区的领导机关认真向群众宣传了婚姻法，正确地处理了婚姻纠纷，群众觉悟就大大提高，基本上摧毁了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树立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出现了许多互敬互爱、勤劳生产的模范夫妇和民主团结的模范家庭，在各种政治活动和经济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至今还有大部地区，由于领导机关和干部对婚姻法缺乏正确全面的了解，因而也不能严肃地、正确地宣传婚姻法与处理婚姻纠纷，甚至有些干部对执行婚姻法采取抗拒的态度，支持旧的封建恶习，干涉婚姻自由。
以致在这些地区包办买卖婚姻还很流行，妇女继续受压迫、受虐待、甚至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杀或被杀的现象依然不断发生。
死者多系青壮年，而且大部分是妇女。
这不仅侵犯了妇女的平等权利和婚姻自由，而且影响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影响了国家的生产建设和社会秩序。
这种严重的情形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现在，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及城市中厂矿中的民主改革业已在全国基本完成，我们已有可能而且必须在胜利的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根本摧毁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树立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以增强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力量。
为此，特作如下的指示：
一、婚姻制度的改革，虽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它不同于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
因为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是以先进的思想反对落后的思想——封建思想，从人们思想中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关于婚姻问题方面的封建意识，这就需要有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工作，而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想在一次运动中就完全解决问题。
因此，一方面需要展开一个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宣传婚姻法及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与封建思想划清界限，把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根本摧毁，正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但另一方面在运动中又必须坚持教育的方针。
对于大量的既成的包办买卖婚姻及因婚姻不自由而造成的家庭不和睦现象，基本上应采取批评教育、提高觉悟、改善与巩固夫妇关系的办法；
对极少数严重违反婚姻法，夫妇关系十分恶劣，确实无法继续维持的，应该准许离婚，但必须经过认真的调解说服工作，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
对于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违反婚姻法行为但未造成严重恶果的干部或群众，经过深刻的揭发、批判和教育，只要他决心改正错误，不必再予以处分；
对于极少数虐待、杀害妇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致民愤很大的严重犯罪分子，则须按法律予以应得的惩处。
为了集中力量摧垮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绝不要把问题扩大到一般的男女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去，以免把运动搞乱。
二、既然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那末，贯彻婚姻法的首要工作就必须是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树立对婚姻法的正确认识，在思想上划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界限。
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给予人们的影响，并不能随着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同时消灭，所以在群众和干部中，现时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婚姻法的各种不正确的认识。
他们错误地认为“婚姻法是妇女法，是女人压迫男人的”，“婚姻法是离婚法”等。
许多干部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对于争取婚姻自由的妇女漠不关心；
对于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杀被杀的现象熟视无睹。
甚至有些司法机关和区、乡（村）干部干涉婚姻自由，支持落后思想与封建恶习，对争取婚姻自由者乱加罪名。
因此，要贯彻婚姻法，必须在广大群众中，首先在干部中广泛深入地宣传婚姻法，使他们正确地认识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是要在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民主和睦、团结幸福的家庭，它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设，有利于后代子孙的身心健康。
在宣传教育中，必须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进行一系列的思想批判，针对一些违反婚姻法的具体事实和关于婚姻问题方面的封建残余思想的种种表现加以具体分析，以求在思想上认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阶级实质及其对社会对人民的危害性，从思想上打下贯彻婚姻法的强固基础。
三、全国各地，除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外，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以1953年03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
在这个月内，必须充分发动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为此，各地应动员一切宣传力量，利用各种方式，在一切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街道，掀起宣传婚姻法的热潮。
在宣传工作中，应注意表扬执行婚姻法的模范事迹和人物，揭发与批判违反婚姻法的思想和行为。
结合贯彻婚姻法的宣传，召开以村庄、街道或家庭为单位的会议。
检查执行婚姻法的情况，亦可在必要的地方和必要的家庭中，发动订立保证执行婚姻法的公约和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家庭公约。
为了推进运动，应以县为单位，在封建婚姻制度遗毒严重的地区，选择典型的虐待妇女或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致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经过充分准备，组织人民法庭，召开公审大会，当众依法判罪。
但死刑必须先报中央及大行政区批准。
同时，要选择一些过去判错了的婚姻案件予以改判。
四、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要深入进行爱护革命军人及其家属的教育，切实帮助军属与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解决困难，建立家务，提高军属政治地位；
并对军属进行军属光荣的爱国主义教育，表扬军属支援前线、和睦家庭、劳动生产等模范事迹。
处理革命军人的婚姻案件时，必须遵照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及其他有关处理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的法令认真办理。
对于不合上述规定的婚姻事件应耐心进行说服教育，使之自觉遵守政府法令。
不得借口片面的保护妇女利益而影响对革命军人的照顾。
对于符合上述规定的婚姻事件，应严格遵照法定的手续办理。
五、在广大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与封建的残余思想和恶习进行严重斗争的时候，必然有一些妇女在斗争中暂时要遇到生活上的困难和迫害，如果不予以暂时救济，她们不仅生活无着，斗争气馁，且有生命危险。
因此，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都要负责给这些人以必要的保护、救济和临时安置，不得推卸责任。
六、本指示下达后，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立即组织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吸收各阶层各界有关的代表人物参加，研讨并制定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方案。
并在这个委员会下，以监察、民政、司法部门及妇联、青年团、工会干部为基础，吸收有关部门的干部参加，成立办公室开始工作，积极组织力量，训练干部，收集典型事例，准备宣传材料，进行典型试验，吸取经验，为运动月进行充分的准备。
各级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应密切上下级的联系，切实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便及时了解情况，指导运动。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保证这一运动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健康地进行，使运动获得预期的目的。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1953年02月01日

中央文化部指示各地文化部门
运用各种方法大力宣传婚姻法
【新华社01日讯】
今年03月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向各地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门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督促和协助当地的剧团、文化馆、电影院、电影放映队等文化事业单位积极参加宣传婚姻法的活动。
指示具体规定：
各地国营剧团应按照各类剧团和剧种的不同性质和条件，将有关婚姻问题的剧目列入全年剧目上演计划内；
对私营公助剧团和私营剧团，应动员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演出一些有关宣传婚姻法的剧目。
在今年03月大规模贯彻婚姻法运动展开以后，应尽可能地组织省、市国营剧团及私营剧团下乡演出。
各地文化馆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条件，组织报告会、讲座、座谈会，组织群众收听广播，阅览有关婚姻法的通俗读物、连环画和图片，结合当地贯彻婚姻法的典型事例举办展览会，出版墙报、黑板报，放映幻灯，组织群众业余文艺团体演出宣传婚姻法的节目。
各地电影院在运动中应放映有关婚姻问题的影片；
电影放映队应有计划地深入农村放映影片及幻灯。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并拟定了有关婚姻问题的剧目，供各地剧团参考选用。
这些剧目共分两部分：
（一）现代剧目：
“为了幸福”（大型歌剧）、“锁不住的人”（小型歌剧）、“夫妻之间”（独幕话剧）、“罗汉钱”（沪剧）、“赵小兰”（独幕话剧）、“小女婿”（评剧）、“新事新办”（曲剧）、“柳树井”（曲剧）、“结婚”（歌剧）、“刘巧儿”（评剧）；
（二）历史剧目：
“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柳荫记”（川剧）、“白蛇传”（京剧、越剧两种）、“孔雀东南飞”（京剧）、“蓝桥会”（江淮剧）、“西厢记”（越剧）、“小姑贤”（山东吕戏）、“三击掌”（京剧）。

全国农村整党工作已有初步成绩

【新华社01日讯】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的基层组织，从去年11月开始，普遍进行了整顿党的组织和党员思想作风的工作（以下简称整党）。
这个工作对于提高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推动农村经济正确地走向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以及改变在部分党员中存在的强迫命令作风，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起了很大作用。
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积极领导农民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在土地改革后贯彻党的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领导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了农业生产，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不断上升，并进一步巩固了农村中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新的富农经济的出现和小农经济自发地发展着资本主义的影响，农村中一部分共产党员开始滋长着富农思想和产生剥削行为。
在某些共产党员中，强迫命令的作风和违法乱纪现象也很严重，影响到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使党的各种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中普遍地有步骤地进行整顿党的组织和党员思想作风的工作，向党员进行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明确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反对在共产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富农的剥削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贪污蜕化违法乱纪的现象和命令主义作风，以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改进和加强党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政策在农村中得以正确贯彻施行。
各地整党工作从去年11月开始即分批地有步骤地进行，并取得了初步成绩。
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的第1期整党工作已在去年年底和今年01月初先后结束，目前正在总结经验。
有些地区第2期整党工作已经开始。
东北区在第1期整党中，共有一千零八个区开办了整党训练班，受训人数有二十一万九千六百多人，其中共产党员十一万三千六百多人，非党积极分子十万六千多人。
华北区参加第1期整党的共有一万一千多个村支部，约二十万共产党员。
西北区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一个支部和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参加了整党学习。
华东区据山东、安徽两省和原苏北行政区的不完全统计：
在二万零八百个乡支部中，已有一千五百十二个乡支部结束了整党工作，另外有二百八十一个区正在以区为单位进行整党。
中南区的整党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河南省黄河以北各县已有一千八百八十五个乡支部完成整党工作，黄河以南各县参加第1批整党的二千多个乡支部，整党工作已大部完成。
各地在整党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是保证整党能够健康地进行的重要关键。
在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和调配、训练干部。
华北区和山东省的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整党办公室。
华北区各地在整党前共抽调了四万五千余名干部集中训练，学习了整党的政策、方针、内容和方法。
东北区各省、县训练了八千一百四十七名整党干部和整党教员。
西北区在整党前也训练了五千多名组织员。
各地在整党开始前，还向党员、非党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进行深入宣传，说明整党意义，交代政策，并使这一工作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东北有些地区在抽调党员集中训练时，还帮助安排了村里的工作，解决了参加学习的党员的家庭生活问题，使他们毫无牵挂地参加整党学习。
各地在整党中，一般掌握了教育的方针，在提高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并结合具体情况，向党员交代政策，消除顾虑，启发党员自觉地按照党员标准进行检讨。
凡是这样做的地区，整党工作就能顺利进行，收获也大。
各地整党的方式大体上有两种：
一是以区为单位，集中训练（包括动员、教育、组织整理等步骤）然后回村进行民主补课（在群众中征求意见并进行检讨），这种做法由于领导集中，效果较好；
二是在党员数量较大、支部较多的地区，则采用分片（一片地区）讲课、分村整顿的方式。
在整党中，东北各省还组织了电影、幻灯和文工团下乡，邀请从苏联参观回来的农民代表作报告，使进行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增加了丰富的活泼的内容。
已经整党的地区，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纠正了富农的剥削思想和行为，加强了领导农民走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信心和决心，在这一基础上，农村的互助合作组织也进一步获得巩固和发展。
据河南省安阳、濮阳、汤阴、淇县、浚县五个县的统计：
整党后新发展了九百六十四个互助组，并有一百多个临时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
山东省齐东县八个基点乡共有三百三十九个党员，整党前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只有八十四人，整党后增加到三百一十五人（其余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参加）。
经过整党以后，某些党员的“退坡”思想和强迫命令作风也有了改进，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和群众关系更加密切。
山东省文登专区有些整党基点乡的群众反映：
整党后，党员表现有三好：
一是领导生产好，二是态度、方式好，三是家庭和睦好。
此外，各地经过整党的支部，还清除了少数严重蜕化变质的坏分子，从而进一步纯洁了党的基层组织，加强了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

各地厂矿发动全体职工
积极制订今年生产计划
【本报讯】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矿山，积极发动职工群众讨论和制订今年的生产计划。
东北区自中共中央东北局01月04日发出“关于1953年第1季度国营工业生产的指示”以后，中共沈阳市委、吉林市委、哈尔滨市委和旅大市委都先后召开了干部会议，布置讨论和制订生产计划的工作。
华东区上海市二百多个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已在1952年的生产基础上，编制了今年的生产计划。
西南区各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厂矿的生产、财务、技术计划的制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中南区，中共广州市委在01月09日到12日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制订生产计划的问题。
湖南省工业厅在去年年底召开了地方国营企业计划会议，检查了1952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分组编制了今年的生产计划。
华北区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国营、地方国营企业也已经订出今年的生产计划。
各地厂矿今年讨论和制订的计划指标，一般说来，都比去年的提高了。
例如今年国家交给天津市国营、地方国营企业的生产任务虽然大大超过往年，但该市各厂编制的生产、财务、技术计划仍能达到国家任务的指标，部分工厂的计划指标还超过了国家的规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业局所属六十五个地方国营工厂，由于发掘了企业的巨大潜在能力，与去年同等生产总值的产品相比，今年成本计划可节约二千三百亿元。
国营天津钢厂把计划指标交给职工讨论时，针对生产中的关键提出问题，发动全厂职工找窍门。
结果工人们共提出了八百六十四件改进技术的合理化建议，使各种计划指标都超过了国家交给的任务，并高于1952年的中等累进定额。
如每炉钢的熔炼时间，比去年生产最好的月份的时间缩短了三十分钟。
国营沈阳冶炼厂铅电解车间，去年电解铅的质量已达到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四，今年发动职工讨论计划时，又提出“提高熔铅锅设备效率百分之四十二”的奋斗目标。
国营东北第二造纸厂充分发动群众讨论计划。
厂长和工会主席都亲自到车间与干部和先进工人进行个别谈话，发动他们用算细账的办法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克服了某些职工的“生产到顶”的思想，以及忽视成本和质量的思想。
结果，全厂职工共提出五百七十条关于提高产量、质量，降低成本的合理化建议，使生产计划超过了国家计划指标。
许多单位在讨论与制订计划时，注意了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
华东各国营、公私合营钢铁厂的生产计划，都贯彻了严格提高质量的精神。
上海钢铁公司第3厂冶炼部职工努力改进操作技术，加强钢锭的整理，使特级、优级钢锭从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最高达到百分之九十。
天津市自来水公司在查定中发现用硫酸亚铁和泡花碱代替明矾做净水剂，可以减少用矾量一半以上。
该公司已把这个办法列入技术措施计划，使成本降低百分之五点五。
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厂矿的生产计划，尚未经过职工群众充分讨论，有些厂矿的领导干部还没有认识生产计划是全体职工的行动纲领，是积极的法律。
因此他们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制订计划的工作。
他们照样向下级传达上级规定的生产任务以后，便把全部订计划的工作交给计划和财务部门去做。
有些厂矿因国家计划指标还没有下来，便消极等待上级布置任务，而没有积极进行制订计划的组织准备工作。
还有一部分厂矿的领导干部，由于平时没有深入车间，不掌握生产情况，不敢把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交给群众讨论。
这些偏向，必须迅速纠正。
另外，也有一些厂矿，由于领导干部有保守思想和片面计划观点，所订的计划还很保守。
这种情况，还需要即时改变。
如辽西省第1机械厂的领导干部，认为工人早已达到的先进定额是“不正常的现象”，怕把计划订高了完不成，因此，他们订的计划很保守。
如该厂一个工已能车六个铜套，但他们在计划里只订一个工车两个铜套；
钳工链轮实际只要用零点三二个工，他们却定为两个工。
又如北京市清河制呢厂在编制计划时，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只着重讨论产量指标，忽视了质量指标，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国是水力资源最充足的国家之一。
这是在黄河中游勘探的人员。
他们的任务是进行水力发电站坝址河床的地质钻探。

斥侵朝美军荒谬的“情报报告”
侵朝美军司令部在01月28日发表了一篇极端荒谬可耻的所谓“情报报告”，以全部出自捏造的“材料”，对我方谈判代表进行了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并力图借此洗刷其迫害和屠杀战俘的血腥罪责。
这显然是美国侵略者企图彻底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又一卑劣手段。
美国侵略者企图扩大侵朝战争，并利用战俘遣返问题使朝鲜停战谈判彻底破裂的野心，是越来越明显了。
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美国侵略者使用了一系列的蛮横无理的手段。
美国谈判代表于去年10月08日片面宣布了停止朝鲜停战谈判；
接着，美国政府又在第7届联合国大会上，悍然拒绝了苏联的立即停战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公正建议，而操纵其表决机器，通过了便于美国强迫扣留战俘并扩大侵略战争的印度提案。
在这些行动之后，美国侵略者便着手进一步来使停战谈判走向最后的破裂。
他们始而加紧破坏关于会场区和中立区的协议，继而断然片面撕毁关于代表团供应车辆不受攻击的协议，现在更不惜捏造出这篇所谓“情报报告”，将它迫害和屠杀战俘的罪行归咎于我方谈判代表。
但是，美国侵略者所捏造的这个“情报报告”非但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而且还暴露了美国侵略者的无耻阴谋。
在这个“情报报告”中，美国侵略者硬把他们屠杀战俘的罪行说成是我方谈判代表“所缜密策划和指导的”“暴动”，但是身在板门店中立区的我方谈判代表，用什么方法去“策划和指导”在敌方战俘营里的战俘的“暴动”呢？
对于这个问题，侵朝美军司令部的长达五十页的“情报报告”中举不出任何事实。
相反的，他们在这个捏造的“报告”中也不能不承认：
“事件的联系配合可能是不大容易的”。
其次，在这个“情报报告”中，美国侵略者又说我方被俘人员于1951年05月就在美方巨济岛战俘营中成立了“解放战斗协会”组织，而这个组织的一部分目标竟然是：
“我们必须注意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可能破裂，并随时遵照金日成的命令争取我们自己的解放……袭击现在占领巨济岛的大韩民国和美国军队”。
在这里，美国侵略者显然是说谎说得神志昏乱而忘其所以了。
人们知道，朝鲜停战谈判是1951年07月才开始的，那末，在谈判开始一个多月以前成立的我方被俘人员的组织，怎么能够把“必须注意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作为自己的“目标”呢？
这岂不是天大的鬼话吗！
同时，材料中把李承晚伪军称为“大韩民国”“军队”，这更十分明显地证明这份捏造的材料是出于美国侵略者自己。
这个“情报报告”还说有一个叫“龚文一”的人，在1951年05月27日及1952年03月18日就曾在“第77号营场内煽动暴动，反对进行自愿遣返甄别”。
这里，美国侵略者为了要编造“情报”，又不慎暴露了一个事实，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他们对我方被俘人员非法进行的强迫“甄别”，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1951年05月间就在进行了。
美国侵略者在捏造了这许多可耻的“情报材料”之后，竟肆意攻击和诽谤我方谈判代表，并且居然无耻到把他们大规模屠杀战俘的罪行，说成是我方为了“借以制造或许会影响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宣传材料”，是我方指挥被囚于敌方“死亡营”中的手无寸铁的被俘人员开辟的“总体战中的一个新战场”、“朝鲜战争的第2战线”。
然而，人所共知的事实恰恰是：
美国侵略者自己，正不断以强迫扣留和屠杀战俘的暴行，破坏了朝鲜停战谈判。
就在侵朝美军司令部所公布的这个“情报报告”中，美国侵略者不是明明白白地供认了他们为了制造强迫扣留战俘的借口，早在1951年05月间就非法地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强迫“甄别”吗？
并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美国侵略者在我方坚定努力要使朝鲜停战谈判取得协议之时，就蛮横地制造出“自愿遣返”和“不强迫遣返”的无理主张来阻挠谈判，并使谈判陷于中止，至今拒绝将其恢复。
至于以战俘营作为“战场”和“第2战线”的也恰恰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侵略者自己。
证明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美方的前俘虏营长官柯尔生将军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美国侵略者的这些欲盖弥彰的罪行，已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所一致谴责，这是无论如何洗刷不掉的。
美国侵略者在这个“情报报告”中，居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尊重”日内瓦公约的，而“共产党却不尊重这个公约”，“在联军战俘营的共方战俘以及在板门店的共方代表都要求给予这些权利（指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的权利），而却规避应负的义务”。
美国侵略者显然是企图以这种含糊的词句，来歪曲我方谈判代表为坚持战俘必须全部遣返和我方被俘人员为争取遣返祖国的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这是十分荒谬的。
我方代表和我方被俘人员所进行的这种斗争，不但完全符合于日内瓦公约的精神，而且这种斗争正是为了维护日内瓦公约的尊严和不可破坏性。
我方被俘人员对美国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坚决斗争，这种斗争完全是正义的、英雄的行为。
这是美国侵略者的任何捏造的胡说所无法歪曲的。
现在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积极布置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侵朝美军司令部发布了这个捏造的“情报报告”，其目的在于彻底破坏朝鲜谈判，并为在不久复会的联合国大会中对朝中方面进行诬告预作准备是完全显然的。
但是，美国侵略者的这种卑劣手段不但不能遮掩人们的耳目，反而更加暴露了它决心扩大侵朝战争的野心。
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激烈反对。
中朝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必须更加紧张起来，坚决打击美国侵略者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
如果美国侵略者不顾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悍然扩大侵略战争，那末，中朝人民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之下，就一定会使它遭受更加惨重的失败。

西线侵朝美军“突击战”遭受惨败
美国统治集团惶惶不安对扩大战争的前途表示忧虑
【新华社01日讯】
和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到达朝鲜布置新军事冒险的同时，侵朝美军01月25日向朝鲜西线铁原西北我军一个山头阵地（美军把它叫做“丁字山”）发动了一次“突击战”。
美方通讯社承认，侵朝美军发动的这个所谓“三个多月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再一次遭受惨败，并已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据美联社透露：
美军这次对“丁字山”发动的所谓“突击战”，是经过周密策划和准备的。
美军当局“从01月16日就计划好了——预备用步兵、大炮、空军和坦克发动一次陆空军联合攻击”。
国际新闻社并说“破坏的任务在01月14日就已开始，一零五和一五五口径的榴弹炮轰击丁字山的某些目标。
几个星期以来，飞机一直轰炸这个地区附近的目标。……巴顿式坦克自从01月17日以来就一直在轰击壕沟和地堡。”
在发动进攻前，美军当局还举行了一次“特别汇报”。
据美联社透露“三个将领和另外一些高级陆空军军官参加汇报”，被邀请参加的还有新闻记者。
在汇报时，发了一本印着“机密”字样的彩色封面的七页长的“路线图”，
“这本小册子详细叙述了飞机、大炮、坦克和步兵发动进攻的命令。
这种进攻是根据时间表来进行的，直到步兵们在猛烈的交叉火力和手榴弹爆炸下冲上陡峭的山坡。”
美军当局就是这样做着胜利梦。
但是，美国侵略军的什么“路线图”、“时间表”都被英勇的朝中人民军队打得粉碎了。
合众社承认：
“尽管大炮和飞机猛烈袭击，但共军已准备好了，他们在深厚的山洞和地堡里躲避炸弹、炮弹和凝固汽油弹的袭击，然后从山洞里冲出来，和联军正面相碰。”
美军当局原来“推测共军已不能抵抗”，但是，结果是朝中人民军队“打垮了攻击的军队”。
就在那些“在一个前进地堡中观看飞机、大炮、步兵和坦克协同进攻”的美国“高级军官”面前，这支曾在上甘岭战役中“遭受严重伤亡”的美军部队再一次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
美国记者们说：
“联军士兵遭到了重大的伤亡”，“在丁字山上深沟据守的敌方守军使联合国军丢了脸”。
美军进攻失败的消息，立即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合众社华盛顿电透露，共和党众议员克莱尔·霍夫曼、威廉·布雷、伊迪思·罗杰斯等都纷纷加以抨击，并要求美国国防部陈述全部事实。
美国反动报纸也发出一片叫闹声。
“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都要求惩办负责人员。
侵朝美国第8军军长范佛里特不得不提出报告，被迫承认：
进攻结果很不幸，没有达到目的。
同时，美军当局把第7师的新闻发布官撤了职，原因显然是由于他未能把侵朝美军遭到惨败的情形掩盖好。
合众社并透露，“由于公开的结果不好，据说参加进攻的该师准备禁止记者再作报道”。
美军进攻的惨败迫使美国那些狂妄叫嚣扩大战争的议员和报纸，不能不忧心地衡量一下面前的事实和扩大战争的后果。
“纽约先驱论坛报”说：
这次攻击“化了很大的代价，证明了大多数观察家一向所报道的情况——中国军队的坑道工事极其坚固，即使先对他们进行猛烈的空军和炮兵攻击，也不能击毁他们。”
合众社华盛顿01月27日电透露说：
“攻击丁字山的共军阵地的不幸后果”使得国会议员们“都怀着忧虑的心情”。
“一般议员都觉得艾森豪威尔早晚一定要使进退维谷的联军采取攻势。
可是，一般觉得新攻势决不能是像25日那样对共军地道防线发动正面进攻。
有些国会人士认为总统将下令以两栖部队攻击共军后方为主，辅以正面进攻，同时，由空中猛烈轰炸北朝鲜主要的共军交通路和铁路中心。”
此外，还有什么“海军封锁中国海岸，空军攻击满洲共产党基地，利用蒋介石军队对中国大陆进行游击进攻”等“额外办法”，但是，合众社引证“美国国会人士”的话说：
所有这些计划“都包含着新的危险，没有一个计划能保证最终解决问题”。
这些“国会人士”并惶惶不安地说：
“不管采取什么办法，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更长。”

东北建筑工人冬训中政治教育收效很大
各训练班现正准备转入技术教育阶段
东北十六万建筑工人，在冬季训练的政治学习中，普遍受到比较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两个月来，受训工人阶级觉悟大为提高，一般都认识到了国家工业化的前途和基本建设工人的远大前程，弄清了国家建设和个人的关系。
过去很多建筑工人都担心：
大楼有一天盖完了，自己就要失业；
甚至有的工人觉得建筑工人风吹雨淋太苦了，因此愿意到生产厂矿去。
经过冬训政治学习后，都初步扭转了这些错误思想，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正是“为祖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打底子”，学习情绪都高涨起来。
东北工业部第1工程处的冬训班，刚开学时，请假的人堵住了办公室的门，现在已很少有人请假，工人并主动地要求上党课和团课。
他们说：
“得抓紧时间学习，不然就更赶不上祖国的需要，那怎么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呢！”
辽西省冬训班在讨论“怎样才能建设好祖国”时，水暖工王德功检讨说：
“我过去就不愿教徒弟，怕教好徒弟饿死师傅，这次知道了要建设好祖国，必须多带徒弟。”
会后，他马上订出了计划，今年要教好十个徒弟。
长春第3工程处冬训班讲完“伟大的祖国”一课，出现了不少生动的事例。
瓦工庞富起本来想回家，可是听完课以后，觉得不好好学习对不起毛主席和共产党，不但自己安下心来，并且写信把回家的两个瓦工叫了回来。
由于对国家工业化前途和建筑工人的光荣岗位有了认识，主人翁责任感也大大加强。
有色金属管理局冬训班有个工人说：
“过去我总以为像冶炼厂那里的工人才算工人阶级，咱们整天在工地里算什么工人阶级啊！
房子盖好，咱们就走，怎么能说是国家主人翁呢？
现在才明白了国家是咱们自己的，只有把国家建设好，个人的生活才能更好。”
另外，有很多工人写了决心书要求入党。
鞍山冬训班很多青年工人讲：
“咱们好好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来得快一点儿！”
另外还有很多工人在学习中检讨了去年在工作中不重视质量、不负责任的错误；
有的工人过去工薪评高了，这次主动地要求降低。
这些事例说明，冬训政治学习已基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这就为1953年基本建设队伍培养了一批骨干，并且为下一步技术教育打下了基础。
全区冬训政治教育所以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是和各地党委的重视与领导分不开的。
在冬训学习开始之前，中共各省、市委和有关单位都联合成立了冬训委员会，统一领导冬训工作，很多省、市并开办了训练班、抽调了干部，给冬训准备了骨干力量和教员。
学习开始之后，多数省、市党委又联合有关单位，对冬训工作及时进行了检查；
有的省、市并召开了交流教学经验的会议，使某些不重视冬训工作的单位得以迅速转变；
许多具体问题也获得解决。
有不少省、市委领导干部，如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冯纪新等，亲自给冬训职工讲课，这对保证冬训学习效果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冬训政治学习目的明确，是保证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鉴于学习时间短促，各单位一开始便都注意了根据建筑工人的思想情况确定教学内容，一般都集中在阶级教育和远景教育上。
事实证明，这样做法是正确的。
此外，在组织领导、教学方法方面，各单位也都花费了不少力量来加强和改进。
例如：
为了确保学习效果，各单位采取了形象的、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配合讲课，组织工人看电影、实地参观等；
有些单位并研究出一些教员备课、解决辅导员不足等问题的先进方法，使冬训工作在人力、物力都感困难的情况下，得以顺利进行。
另外，对学员生活福利问题，很多单位也都注意给予适当照顾和加以解决。
目前各单位的政治学习都已近结束，正准备转入技术教育阶段。

介绍武乡县的“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
克林
在农村全力进入大生产后，领导方面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值得注意研究——如何有效地推广先进生产经验，以便争取大面积的丰产？
怎样把分散的农村组织起来，开展能持续进行的生产竞赛运动？
如何才能使落后村赶上先进村，使所有村庄平衡发展？
武乡县“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开始提供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可能性。
把一个区划分成几个基点，区干部分工负责，依托基点推动一般，这是各地农村普遍采用的领导方法。
但如何经常而系统地推广先进经验，以争取工作平衡发展，不少地区都未很好地加以解决。
武乡县过去对基点的领导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有些区干部死守基点，经验出不了村，不能推动全面；
二是有些干部成天跑腿，各村乱串，费力而又作不好工作；
三是有些基点村的选择，只以位置居中为主要条件，生产先进村不一定被选为基点村。
在1952年的生产运动中，当地农村工作领导者更深刻地感到这种点面矛盾对生产工作的影响，因此，他们从春天起就开始试行了“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
“一站三网”就是以一个生产较好的村为站，通过生产竞赛网（包括互助合作）、技术推广网、党的宣传网，把周围一片村庄都联系起来，以先进带动落后，以典型推动一般，使生产运动由点到面地展开，以争取工作的平衡发展，达到普遍丰产的目的。
“三网”各有其组织系统和工作内容。
它们的活动方法主要是通过各种代表会议、观摩评比、访问检查，以便互相配合，传播经验，推进生产运动。
这里举窑上沟“一站三网”的活动情况为例。
窑上沟站包括窑上沟、韩壁、侯家垴、南上河、北上河等五个村，各村相距最远为八里。
去年春季开始试行“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
他们这里的
“三网”的活动内容是这样的：
生产竞赛网（这里叫互助合作网）以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社长王锦云为这个网的负责人。
它联系周围四村互助合作组织中的积极分子，通过互助代表会议形式，推动生产竞赛，传播互助经验。
从春季制订生产竞赛计划到每个季节的检查评比，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除春夏秋三次大的评比观摩外，各村互助组长和村干部还经常到窑上沟参观访问。
王锦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会议，都有计划地吸收四个村的互助代表参加。
这种实例示范的作用是很大的。
去年春天，各村互助组学了王锦云社的经验，都整顿了自己的组，不少组由临时组变为长期组，由小组合并为大组，还伙买了新农具。
夏收后，北上河、侯家垴两村已成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
北上河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王锦云还亲到该村帮助解决新社员的土地评产问题。
技术推广网的工作，直接受县国营农场的指导。
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技术指导员史富生、郑月明为这个网的负责人。
各村都有技术委员会，各互助组都设有技术员。
技术网就依托这些技术组织或技术员，传授推广新技术。
除定期举行各村技术员的联席会议交流经验外，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技术活动，也吸收四个村的技术员来参观。
春播时有些村掌握不了浸种温度，就来窑上沟学习了数豆计时（农村没表，数三百豆顶五分钟）的办法。
种麦时史富生还到附近几村讲解密植好处，和缩小行距、加大播幅、增加播种量的办法。
春播、间苗、耕耙、施肥等重要技术活动，技术网都有计划地组织了观摩传授。
这种观摩每村至少在二十次以上。
参观者有时也向先进村提出技术上的改进意见，因此，这种观摩能发挥交流经验改进技术的作用。
党的宣传网以窑上沟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为负责人。
它通过宣传网传授站与宣传员代表会议等方式和各村联系。
有时也吸收各村优秀的宣传员参加布置工作检查工作的会议，交流宣传经验。
宣传网经常的活动是推动中心工作，解除群众思想顾虑，在各种工作上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
它通过黑板报、读报组、广播筒、问答栏等宣传工具，来进行政治宣传和生产宣传。
王来秀是一个出色的宣传人材，会编快板，有人叫他是“李有才”。
今春推广新式步犁时，他注意研究了群众的思想顾虑。
有些群众埋怨农场，说新犁“拿不动，扛不动，这是胡弄老百姓”！
宣传网就和技术网配合，组织了五个村
一百多人来窑上沟参观新犁耕地，当场验看深度，讨论新犁好处。
宣传网的人把讨论结果编成快板：
“扛着重，犁着轻，耕的深，耕的平，又去草，又除虫，多打粮，有保证”。
这个快板传的很快，新犁销的也很快。
关于互助合作的优越性的宣传更为经常和深入。
窑上沟郑雪明弟兄在分家时，在一块六亩大的整块地中间划了一道沟。
这道沟下雨过水越冲越大，浪费土地人工，弟兄还常为地界闹气。
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六亩地又联成一块，收成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弟兄也和好了。
王来秀就把这件事编成快板：
“土地连片人连心，多打粮食又赶工，加入农业合作社，比咱弟兄还要亲”。
经过各村宣传，“土地连片人连心”的说法到处传颂，人们向往着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少互助组都准备建社条件。
宣传网的活动，实质上成为以上两个网的政治灵魂。
在“一站三网”的推动下，一年以来，这个基点几个村的工作都有显著的提高。
北上河前年还是个比较落后的村子，去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各种工作面貌一新。
该村支部书记杜法云说：
“搭个好邻居，工作真顺利”，他说，过去离窑上沟虽只两三里，可是互不来往，各干各的。
现在大家联系密切，谁家的好处都能互相交流，这办法真不错。
常驻这里工作的区干部也说：
掌握“一站三网”，把农村生产中的重要环节都抓起来了，既省干部，作用又大，工作比过去好推动多了。
经验证明：
（一）“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把农村中能带动生产的积极分子全部组织起来了。
“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使区干部从死守基点或跑腿主义的领导方法中解放出来，因此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新事物”上去，集中到落后村的问题上去。
（二）运用“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区干部必须注意全基点各村的情况，抽出时间，面向落后，研究和解决落后村的问题。
在去年的生产运动中，有些村的工作运用“网”的力量推动起来了，但也有些村的工作提高得还不够。
如窑上沟站的韩壁村，因为党的支部委员们不团结，接受先进经验就不如别的村。
因此，区干部如果只迷惑于“一站三网”的成就，而不注意解决这样村子的内部问题，先进经验就难推广，工作平衡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站三网”在这里也就容易流于形式。
（三）
“三网”的领导并未增多机构，只是把一个村的活动以代表联席会或参观等方式扩大到数村去。
但这种联系必须根据工作需要而定，不能过多。
不顾实际需要或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过多的活动，反会造成工作的损失。
这种新的领导方法在武乡也还只是开始试行，还没有为全县干部有意识地加以掌握。
全县虽已有三十二个站，但真正全面运用“三网”推动工作的为数还不多。
有的是技术推广网不错，互助合作经验传播很差；
有的是生产竞赛网有活动，其他作用不大。
但从各站情况看，只要有“一网”进行活动，该项工作就有一定进展。

吉林延边百货公司营业员
周永宇等积极向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
得到吉林省商业厅和中共延边地委的支持和表扬
吉林延边百货公司营业员周永宇爱护国家财产，坚决与该公司部分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意见、压制民主，对国家财产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得到吉林省商业厅及中共延边地委的支持和表扬。
延边百货公司于1952年05月20日由省工业器材公司运进石棉板六二九公斤，进价每公斤一一、四六六元。
公司作价每公斤一三、二○○元出售。
营业员周永宇发觉价格太低。
他想：
一公斤废纸还卖一万五六千元，这样好的石棉板那能每公斤卖一万三千二百元呢？
他先后向物价组长施鉴训同志提过四次意见，并要求他向省公司询问。
但施鉴训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
当周永宇再次追问时，他就说“没打通电话”。
周永宇向公司的主任及经理反映了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这中间，周永宇打听出进价的确是错了，他就再向施鉴训提意见。
施鉴训和省工业器材公司进行联系以后，证实进价就是错了。
但这时已销出四八九·四五公斤，损失了五千四百七十余万元。
造成这种损失后，领导方面并没有追查责任，分析原因。
业务组长朴重国在改正价格时，反而质问周永宇：
“谁叫他（指施鉴训）来改价，为什么改价，进价卖就行了！”
业务组长并且在会议上宣布：
“今后有问题要当内部大家来讲，不许向外面去讲。”
周永宇听了，不但没有灰心，还是积极查找发票，留心打听购买过石棉板的单位。
查清以后，他就写了几封信，讲清情况，索取差额款项。
但总务干部不给贴邮票，说这是“白扯”。
周永宇就自己拿出钱把信寄走了。
到11月18日，有十个单位先后退回了差额款项或石棉板，共计四○、六八八、○○○元。
周永宇这种对国家财产认真负责的精神，不但没有得到该公司领导干部的表扬，反而引起他们的歧视。
周永宇和于世波便向上级反映了这个情况。
吉林省商业厅、中共延边地委与延边自治区政府派员到该公司进行检查，该公司各有关的领导人员还不肯检查自己的缺点，有的领导人甚至啼哭、吵嚷、拍桌子、瞪眼睛。
施鉴训在第1次会上态度非常蛮横，大发牢骚，不承认周永宇给他提过四次意见，并说：
“今后提意见要书面提，必须主任盖章，否则无效。”
在第2次会上，他轻描淡写地检查了一些缺点，接着说：
“我认为向上级反映材料的人动机不纯，应该检查。”
业务组长也说：
“对！”
有的科长还说于世波未经批准就向上级反映材料是不应该的。
吉林省商业厅、中共延边地委和延边自治区政府除已在延边百货公司召开大会表扬和奖励了周永宇、于世波两同志积极负责、爱护国家财产的精神外，正在研究处分犯错误的各有关人员。

国营上海吴淞机器厂忽视设计和财务管理
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使国家资财遭受损失
国营上海吴淞机器厂的基本建设工程设计不周，财务管理混乱，违反财政制度，使国家大批资财受到损失。
据交通银行华东区行对该厂基本建设财务工作的检查，该厂仅因工程设计不周即损失了三亿多元。
该厂重型机工场的地基，在日伪时期，浚浦局曾填土约十尺左右。
当设计公司干部赴现场调查地质情况时，厂方曾提供了此项资料。
但设计人员并不研究这些资料，即盲目设计。
他们在蓝图上加注“在工程进行时视实际情况加桩”字样，致施工时桩木下沉。
1951年10月29日被迫停工，重行设计。
1952年01月02日复工后，因承包工程的华东建筑工程部第1工程处所购材料供应不上，到04月01日被迫停工待料，至06月11日才复工。
前后二次停工，共拖延工程一百三十六天。
该场地坪因中途修改计划，损失一亿四千余万元。
该厂原计划在重型机工场安置十吨及四吨半的吊车各一辆，后因变更计划，又改为四吨半和一吨半的。
该厂原计划将油料工场的厕所修在场内，这既浪费厂房使用面积，又不卫生。
经苏联专家提出意见，才移在工场外面，这两项变更又损失了五千余万元。
该厂宿舍工程原计划在1951年完成三十户，因事前未与市政建设委员会取得联系，到设计完成将动工时，才发觉房屋造在未来的马路上。
经往返商量，拖到1952年始迁址建筑。
但1952年工人宿舍要按统一规格建造，原设计必须变更，这不仅损失了设计费四千万元，而且把预付包工款六亿元积压将近一年。
在已购置的材料中，有中式瓦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张，已经漆好的门窗二一○樘，因设计改变不能适用，至今尚未处理。
锻工场因设计前没有周密进行地质勘测，至设计完成将动工时，始发觉土质松软，停止建造，计损失设计费、运杂费八千七百三十万元，积压钢筋四十五吨。
该厂基本建设工程财务管理也很混乱。
如债权长期不作处理，造成严重的资金积压现象。
据1952年10月24日检查，该厂预付款项共达一百六十亿元，其中预付包工款一百三十六亿元，预付华东工业部经理处订购国外机器款十三亿元，订购其他机器设备及各项器材、付设计费等十一亿元。
由于有些包工工程有变动，或工程虽已完成，但未验收等原因，这些预付款都未能及时办理结算。
例如，该厂预付包工款中，预付锻工场工程款三十亿元，已有十个月之久，但该项工程早已取消，华东建筑工程部始终未予结账，至检查发觉时才退还了二十亿元，下余十亿元至今还没有退还。
该厂在基本建设中又不断违反财政制度，有些计划未经批准即行施工。
由于该厂对基本建设计划缺乏全盘考虑，临时需要添建厂房、增置设备时，即挪用生产资金解决。
自1952年01月起至10月24日，垫付款总额达十八亿余元，其中有十五亿余元尚未归还。
事实充分说明国营上海吴淞机器厂基本建设工程的财务管理工作是十分混乱的，并已使国家资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华东办事处应即督促该厂作一次深入的检查，找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坚决加以纠正。

学习苏联先进设计经验中的几点体会
刘史瓒
在两年来的工厂设计工作中，我们东北机械局设计处的同志曾经得到苏联专家很多的帮助，并学习了一些苏联设计资料。
我们深深体会到了苏联先进设计经验的优越性。
在苏联设计资料中，处处贯彻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特点——高度的计划性。
我们开始做工厂设计时，受了资本主义观点的影响，曾经错误地认为工厂设计产品方案是一会事，将来生产时可能又是另一会事。
苏联是计划与生产相结合，一个工厂的产品方案必须是专业的和肯定的。
设计时规定生产什么，工厂建成后就生产什么。
建筑物的用途也有一定，如设计一个仓库，一定不作厂房使用，所以建筑结构设计的地板荷重和安全系数可以缩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盲目性，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时，可能就把仓库改作厂房。
这种盲目性就要求结构有较大的地板荷重及安全系数。
反对铺张浪费，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策之一。
在苏联工厂设计中就贯彻着这一精神。
如所用的生产技术定额必须是最先进的。
每台设备必须计算它的负荷率，负荷率过低的设备要设法和他厂合作或改变生产方法，使设备负荷率达到最大限度。
每一平方公尺的厂房都必须充分利用，省去重复的高压油开关，变压器容量接近电力最高负荷，各种结构材料的许可应力比英美标准一般提高百分之二十。
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为垄断资本家服务，为了保持高额利润就不可能广泛地采用节省材料的发明创造。
苏联增产节约经济核算的设计指导思想，曾给了我们很大启示。
如在暖汽设计中，我们采用了间歇放汽办法。
在一个技术学校的设计中考虑到白天在学生寝室少送汽，把汽送到教室里去，晚间，往寝室多送汽。
这样便缩小了锅炉房容量，节约了投资。
注意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是苏联工厂设计的特点。
在苏联，人是最宝贵的财产，国家订立了工厂中的安全技术及卫生设施条例，作为工厂设计的准则。
苏联工厂机床上附设的电灯，用专门变压器把电压降低到安全程度；
不用电动铆钉机而用风动铆钉机等措施，可以充分保障工人的安全。
此外，对通风、采暖、防尘、排除有毒气体，以及在转动装置上安置防护罩、电气接地等安全技术措施，都有专门条例规定。
在卫生设施方面，车间都附设有厕所、饮水设施、浴室、更衣室、吸烟室、盥漱室，等等。
在工厂设计中充分注意工人安全福利，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几年来，学习苏联设计经验的过程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苏联科学技术的先进性。
如在钢筋混凝土的计算理论上，苏联早在1938年就根据混凝土塑性理论按照破损阶段设计，创造了新的理论和先进的设计方法。
但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沿用过去弹性理论的老方法。
新混凝土的理论不但在理论上比旧的优越，在经济上也有很大价值。
根据新的理论设计，厂房柱子可节省百分之三十，梁板可节省百分之十。
这些先进经验对正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中国有极大的意义。
土力学在苏联已发展为一门完善的科学，每一个工厂地基都要经过科学分析。
照老法子，建筑物的基础必须砌在冰冻线以下，但照苏联的地基标准，根据地下水位与土壤物理性质，在某种情况下可把基础砌在冰冻线上。
又如门窗上的横梁，照旧法设计要做很大的钢筋混凝土梁，苏联的理论则根据砖墙本身荷重计算，只要很薄一层钢筋混凝土梁就够了。
对于现有的钢筋混凝土柱子及基础的改造加强，过去我们没有办法，苏联也有设计方法。
苏联科学技术所以比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先进，不仅因为苏联本国有了许多卓越的创造、发明，而且因为总结吸收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优越部分并加以提高。
所以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就是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
苏联工厂设计不仅理论技术是先进的，而且有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
例如三段设计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三段设计法是把工厂设计划分为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及施工详图三段。
这样就能使基本建设的复杂题目得到充分的考虑与分析。
分三段设计便于审核，如初步设计内容简要，只决定工厂轮廓，经上级机关审核后可提高设计的正确性。
三段设计可避免修改时浪费工时，特别是能周密分工，节省人力，并且能使责任分明。
因每段设计都经过审查，设计质量也能提高。
这种设计方法，应大力推广。
总之，苏联的科学技术是最优越，最先进的，就工厂设计来讲，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向苏联学习，是我们正确的道路。
在学习中，除应该虚心而外，还要反对硬搬的偏向。
比如采用苏联设计资料中的数据，一定要了解苏联的情况及这个数据所包含的意义，然后和我们自己的情况作对比分析，这样作出结论才是正确的。
如果照抄上去，就会发生错误。
只要我们积极地、踏踏实实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工厂设计工作必能大大提高。

江西日报对提倡老弱运送公粮的检讨
编辑同志：
1952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登载了张孙桓同志批评我报不应提倡老弱运送公粮的来信。
我们诚恳接受他的批评。
我们在发表“临川县一区太保乡组织集体送粮”的消息时，只考虑到三十几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民和十四、五岁的少年都参加运送公粮，足以说明群众缴纳爱国公粮的热情，而没有考虑到老弱运送公粮容易发生伤亡事故。
报上这样刊载就等于提倡这种做法，而这是违反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农业税征收业务暂行通则”的规定的。
产生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平时对政策学习得不够。
我们决心接受这个教训，加强政策学习，做到正确地掌握政策进行宣传。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3日发表读者吴述綮的来信，批评我报刊登的南昌市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总结文字冗长。
这个批评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
我报发表的某些文字确实存在着一般化、概念化和文字冗长的缺点。
许多读者也曾提出这个意见。
自本报贯彻通俗化方针以来，这一情况虽稍有转变，但仍没有完全克服上述缺点。
最近我们正结合年终检查工作，加以检查，以求进一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彻底解决上述问题。
江西日报编辑部

经济生活简评
学习“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
武乡县在去年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所试行的“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是农村生产领导上的一个新的创造。
去年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绩。
但在这个运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有些地方只集中力量培养“典型”，树立“旗帜”，而忘掉了“典型”和“旗帜”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他们不注意更多村庄更大面积的增产，因此就发生了“点上轰轰烈烈，面上冷冷清清”的现象。
有些干部只注意先进村的工作，而不管“落后村”的工作，以致有些村庄“相距三五里，相差好几年”。
这种情况和我们国家所开展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极不相称的。
武乡“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各地学习武乡县的“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不顾具体条件地机械搬运。
在工作条件不具备的地区，不可能立即成立“一站三网”，但其点面结合，观摩访问，用各种方式交流经验的作法和精神，则是可以学习的。
吸取“猪子事件”的教训做好春节商品供应工作
最近上海解放日报揭发了令人愤慨的“猪子事件”。
这个事件使国家财富损失二百七十亿元。
去年09月中旬，中国土产公司华东区公司及所属猪业运销部为了“保证国庆、中秋期间全市（上海）猪肉充分供应”，盲目收购毛猪，形成大量积压现象。
该公司事前对储运、饲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根本没有周到地加以考虑，以致毛猪饿死、挤死和病死的很多。
从去年04月到11月，该公司的毛猪共死亡五万四千多只。
这是十分惊人的浪费。
该公司的领导干部对于这种严重的事故要负主要的责任。
他们接到上级关于保证上海市过节期间的猪肉供应的指示后，既不检查往年同时期中猪肉的销售量，也没有很好地估计上海市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了多少，又没有清点库存毛猪的数量，就盲目地订了计划，命令下级“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地进行收购。
他们这种作法，必然引起一连串的严重问题，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教训，应该引起各地国营贸易企业的注意。
1953年的春节就要到来，各国营贸易机构必须切实地研究当地市场的情况，研究消费者在春节期间对商品数量、种类、规格等的要求，以便根据这些实际的材料拟出比较精确的供应计划，并认真作好有关储运、保管、调拨等一系列的工作，在春节期间有组织、有计划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并避免一切浪费损失。

山东农村大众报忽视群众工作
处理读者来信来稿极不负责
编辑同志：
山东农村大众报对群众工作很不重视，处理通讯员和读者的来信、来稿极不负责。
编辑组长陈同新只是从来稿中找好用的，那些他认为不好的稿子，只看个头就顺手撕掉，丢在废纸篓里。
记者刘鲁民到农村去，只管自己收集材料或找别人替自己收集材料来写稿，有的通讯员几次请他帮助写作，他都不理不睬，因此有人称他“扫荡记者”（意思是他到了某地区，别人就不要想写稿了）。
该报办公室主任程茂林除了做些不得不做的工作（如写稿），就忙于自己的文艺创作，对报社群众工作和读者来信工作不闻不问。
去年秋天办公室曾制订了一个群众工作方案，但也只是“纸上谈兵”，并未实施。
该报甚至连来稿登记的制度也没有，收到稿件后直接交给编辑处理。
不少通讯员因为向报社投稿既不见刊用又得不到回信，就不愿再写了；
有的通讯员愤怒地给报社写了“绝交书”。
所以，该报收到的来稿来信日益减少。
我认为山东农村大众报这种不重视群众工作的态度，该报工作人员以如此恶劣的态度对待通讯员和来稿、来信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
该报应该深刻地公开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切实改正。
一群
编辑同志：
我是山东农村大众报的通讯员。
自从去年07月份起，我就向农村大众报写稿、写信和反映情况。
我一共写了十篇稿子和信，其中有批评我区合作社供应麦种、肥料不及时的，有建议农民参加牲畜保险的，有表扬军属王去喜积极种棉花得到丰收的，有报道我村农民在“中苏友好月”中受到前途教育积极参加合作社的。
可是，我寄给报社的稿件和信件，除那封批评合作社的信得到了答复以外，其余都没有收到回信。
有时我心里想：
莫非是农村大众报瞧不起我这个“乡下人”？
想来想去，还是不要再向报社投稿吧！
当然我这种灰心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但是农村大众报这样对待通讯员也是错误的，希望他们检讨，今后不要再这样做。
王瑞声
编者按：
从读者的反映看来，山东农村大众报的编辑人员不重视读者来稿、来信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该报编辑部领导干部应作深入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交本报发表。
消灭出版物中的差错现象
编辑同志：
我建议各地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应进一步加强稿件的编辑、校对和印刷检查工作，消灭差错和浪费现象。
就我所知，在西北地区，报刊书籍出版方面的差错和浪费现象相当严重。
例如西安群众日报在刊登我国选出代表团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消息时，排错了代表的名单，第2天将全部报纸收回。
陕西日报在纪念“七一”时，刊错了一篇文章，第2天将全部报纸收回。
其他如西北新青年报、西北人民出版社等，在1952年都曾发生几次将报纸和书籍印错数千份至数万份的事情。
报刊书籍印错了，不仅造成国家财富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造成政治上的损失。
希望西北及其他各地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十分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杜绝这种现象。
吴纪明
报纸刊物应尽量对经济建设方面的专用名词加以注释
编辑同志：
我们伟大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
我虽然不是经济工作者，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心祖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并且有决心学习有关经济建设的材料。
但我在阅读报刊上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时，感到有一个困难，就是许多专用名词看不懂，因而影响了对内容的理解。
我周围的一些同志，也有同样的感觉。
例如报刊上报道林业方面的“方格调查法”，地质方面的“钻探、坑探、槽探”，炼钢方面的“平炉炼钢”等等，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专用名词是什么意思。
我们建议：
今后报纸杂志在刊载有关经济建设的文章时，对于一些专用名词，应尽量作必要的解释，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学习经济建设。
夏诺
希望报纸刊登更多的漫画
编辑同志：
漫画是宣传工作中的有力工具之一。
它通过生动活泼的形象，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可是有不少报纸对这一工作还重视不够，它们很少刊登漫画，因而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对此，人民日报曾在去年08月29日提出过批评。
此后，有些报纸加强了漫画工作。
例如解放日报，不仅注意转载其它报刊杂志上的较好的漫画，自己也创作了不少漫画。
但是有不少报纸如西北群众日报等就很少有改进。
该报从去年09月至12月，虽然转载了一些其它报刊上发表的漫画，但很少有自己创作的漫画，其它独幅画也极少。
当然报纸编辑部缺乏这方面的人材，也造成工作中的困难。
但这种情况也应该设法加以改变，多组织一些画家来参加这一工作。
我希望各地报纸和美术工作者密切合作，更多地创作和发表一些好的漫画及独幅画，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吴纪明
在业工人不应该去请求失业登记
编辑同志：
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区在进行劳动就业登记工作中，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够，许多工人不了解劳动就业和失业登记的意义。
某些小手工业工人认为本行“无前途”，“登记了就可以到大工厂去”，加上“淡季”营业困难和某些资方的利诱，纷纷自动辞退，到区人民政府去登记。
仅篾业中，就有二十多个工人这样作了。
该区原有二十六个失业人员，现在增加到一百十人以上。
这当中固然有资方报准歇业的原因，但主要是对劳动就业的宣传不够。
目前，许多地区的劳动就业工作，正由宣传转入登记阶段。
对上述情况，各地应该引为教训，以保证劳动就业登记工作的正常进行。
李作来郭威
北京市财经委员会组织检查组
检查处理北京市国营贸易系统的商品积压问题
编辑同志：
你报在01月24日刊载了“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为什么积压了四百五十二亿的商品”的文章，我们即于26日、27日召集有关部门开会两次，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必须立即加以改变。
同时认为这种严重情况在其他国营专业公司也普遍存在。
为此，特由北京市百货公司、北京市企业公司、北京日报等单位十五个干部成立临时检查组，对此问题专门进行检查，以便克服财经部门中的供给制思想和单纯营利观点，改善贸易工作的经营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有计划地组织产销。
不久即将检查处理结果告诉你们。
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
永济县新盛镇供销社干部态度生硬不积极收购社员棉花
编辑同志：
去年10月份，我们山西省永济县东姚温村棉农响应政府集体售棉的号召，踊跃地用大车、肩挑把自己生产的棉花送到离村几里路的新盛镇集镇供销合作社去。
但棉花送到合作社后，等了很久还没交上。
眼看快要轮到自己过秤了，该社分级人员却说：
“今天下雨不能收购啦！”
（实际上能收）虽经群众再三要求，该社还是不收。
最后找到一区区委书记那里，区委书记给该社段主任说了才收购。
但收的不多，因天暗了又停下来。
该社主任说：
“收不完了，明天再来吧！”
到第2天，群众又把棉花送去，但该社不知为啥又不收购了。
当时，群众对合作社这种作法意见纷纷，而该社段主任不但没给群众解释，反横蛮地说：
“不收就不收，谁还和你订下合同哩！”
这样，更引起群众不满。
并有很多社员要求退社。
我们认为新盛镇集镇供销合作社这种作法，是违背合作社“为社员服务，为生产服务”的经营方针的，应作检讨。
李琦米忠兴姬昌来
建议中央一级机关建立“公文交换站”
编辑同志：
自从松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哈尔滨市创造了“公文交换站”的办法以后，很多地方也先后建立了。
根据各地经验，这确实可以加速公文运转、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物力。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单位，分布在北京各地。
每天各单位所发的信件很多，而且都是派通信员递送。
这样，不但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浪费了不少人力。
如果实行“公文交换站”的办法，必定可以节省下一批人员，投入其他工作中去。
我们建议中央一级机关建立“公文交换站”。
韩剑昆
刘春香
编者按：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正着手研究制定“中央及北京市一级各机关公文交换站试行办法”，等和有关部门商讨后，即可设站试行。

为贯彻婚姻法运动准备骨干力量
湖南省民主妇联集训妇女干部
湖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妇女干部学校在去年11月到12月20日举办了第4期干部训练班，集训乡妇女代表会主任及区、县妇联干部，为在全省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准备骨干力量。
训练班集中力量解决学员们的封建思想残余，提高她们对婚姻法的认识。
学员入学之初，大部分都认为自己是妇女，又做妇女工作，在农村时常宣传婚姻法，没有什么封建残余思想。
但经过测验、漫谈，证明并不是那样。
她们仍有残余的封建思想。
最普遍的是对妇女离婚的不正确看法。
她们还有着所谓“好女不嫁二夫，好马不配双鞍”的封建意识，对妇女离婚“看不惯”。
有一个区妇联干部，以前对一个妇女代表很信任。
因为那个妇女代表工作非常积极。
但是，后来那个妇女代表因向她倾诉自己的婚姻痛苦，要求离婚时，她就变了脸。
她认为那个妇女代表不老实，过去不该培养她。
因此，她不但不给那个妇女代表解决婚姻问题，连关系也疏远了。
其次，是对作风不正派的男女不进行教育改造，而采取粗暴方式，如支持民兵“捉奸”、开会斗争妇女等。
像这样采用粗暴方法对待妇女的干部，在二百七十七个学员中有八十九人。
对寡妇改嫁，许多人也反对。
有些还直接干涉男女恋爱。
这些封建残余思想暴露出来以后，学校领导方面即抓住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加以分析批判，提高学员的认识。
具体作法是在小组会上、大会上组织学员学习讨论婚姻法，联系实际例子分析批判，追挖思想根源，最后指出那些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
说明婚姻法为什么规定结婚、离婚自由，为什么规定寡妇可以改嫁、妇女在离婚时要带财产、要保护非婚生子女等。
经过这样讨论、分析、批判、总结以后，学员对婚姻法的认识普遍提高了。
如学员杨国士过去曾经在一天晚上带着民兵捉过八对恋爱中的青年男女，白天给他们挂上牌子“劳动改造”，晚上把他们关在仓里“学习婚姻法”。
她初到训练班时，还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作用很大。
经过讨论和同志们的批判，才认识到自己的作法是违法的。
也有些学员暴露自己不愿作妇女工作的思想，训练班就采用大会典型诉苦的办法，用具体事实来教育大家。
张玉明在会上介绍了自己过去受苦的情况，怎样讨饭，怎样当童养媳，怎样受地主打骂。
她诉苦的时候，悲痛得泣不成声，全场的人都跟着流泪。
有一个农民出身的学员在会后回想起自己过去所受的痛苦，联想到广大妇女的痛苦，觉得自己不愿为妇女服务是“忘本”。
其他一些不愿做妇女工作的学员“通过诉苦会”也树立了为妇女彻底解放而斗争的革命人生观。
她们觉得，今后如不为广大受痛苦的妇女群众着想，做好妇女工作，就对不起人民。
训练班自始至终注意解决思想问题，因此初步肃清了学员中的封建残余思想，鼓舞了大家的工作信心。
训练班结束时，有百分之八十的学员表明态度，回去一定要好好贯彻婚姻法，积极解除妇女因封建婚姻所造成的痛苦。

华东各省、市中共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
加强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检查和领导
华东各省、市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在去年十一、十二两月，普遍深入地检查了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加强了各级领导对人民来信工作的重视。
去年“三反”、“五反”后，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各省、市人民政府和中共党委收到了很多的人民来信。
这些信件有的提出了对工、农业生产和改进社会设施等方面的意见，有的检举了干部违法乱纪事件，这说明广大人民对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爱护和信任。
根据各地检查结果，从去年01月到11月，人民来信提供的情况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确实的。
譬如中共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收到的二十一件人民来信，十八件都符合实际情况。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收到的人民来信中，只有百分之三不符事实。
这些来信不仅反映了各种情况，并且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改进办法，督促各部门改进了工作。
福建省泉州医院因对病人的急症不积极救治，人民来信提出批评后，领导部门就整顿了该院的工作。
福建省总工会及时研究了人民的来信，破获了潜伏在古田县基层工会中的反革命分子。
华东各省、市各级领导机关在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发现在某些区乡干部中还存在着贪污舞弊，丧失立场和强迫命令等行为。
山东省阳信县领导机关在检查七十五件人民来信中，发现被揭发和批评的区乡干部有三十一人，其中大多数犯有贪污舞弊、包庇反革命和欺压群众等行为。
安徽省的阜阳专区和浙江省的金华专区等地的人民来信也批评了某些区乡干部脱离群众和“报喜不报忧”等错误。
为此，各级领导机关都认真负责地组织了检查组，逐级进行检查和处理。
中共福建省委员会及各级地方组织，组成了三十二个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十二个县和十七个区，对重大事件并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
中共山东省惠民地委会在集中区一级干部整党时，将处理人民来信中的典型事例作为批判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教育材料。
阳信县领导机关结合农村整党工作，组织检查组深入到村进行检查，对人民来信作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着落。
经过这次检查后，华东各省、市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处理人民来信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干部，初步建立了收发、登记、催办、转办、汇报、总结、检查等制度，并设立了人民接待工作。
中共福建省委员会决定省、专区、县一级机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处理人民来信委员会，纠正了过去在各级组织中对处理人民来信的拖拉和积压现象。
许多地方的中共党委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干部都亲自批办或审阅人民来信，有不少县和区的领导干部已定期向上级作处理人民来信的报告。
（新华社）

广州市郊发现一座西汉古墓
广州市郊西村石头岗最近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并在墓中获得一部分有价值的古物。
这座古墓，离地面六公尺深，墓廓以一根根的巨大木柱构成，估计每根木柱约重五六百斤至一千斤。
棺的四周，放着各种铜器、陶器、漆器共十八件（零碎的不计）。
墓里还有长短剑四把，戈二枝，墓里虽然有水，但剑锋还很锋利。
另外有一面铜镜，从镜上所刻花纹鉴别，是战国时代的楚镜（距今约二千三百年左右）。
另有一些玉质装饰品。
据广州市人民博物馆和广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初步考据，认为这是西汉初期的古墓，距今约有二千一百年，估计可能是南越王赵佗属下武官的墓地。
现广州市人民博物馆和广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正对这些古物深入研究中。

彻底克服经济科学中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苏联阿·梭勃列夫
编者按：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那些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来看社会发展法则的一部分苏联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严重错误，并着重说明了这些法则的客观性质。
本报01月24日曾发表了苏斯洛夫同志所作“关于费道谢也夫的两篇文章”一文，指出苏联前“布尔什维克”杂志总编辑费道谢也夫对于社会发展法则的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
现在梭勃列夫同志的这篇文章又指出了苏联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类似的错误，并着重指明了这种错误观点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科学上会导致一些什么恶果。
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学者及高级干部的学习，都是有帮助的。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出版和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大地加强了广大劳动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的愿望。
我们的思想干部所面对的重大任务是广泛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完全克服有碍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认识客观世界和用革命方法改造客观世界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无所不能，因为它忠实地、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使我们有可能把这些法则掌握起来并应用到实践中去。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全面研究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法则，着重指出了这些法则的客观性质，也就使经济科学中的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论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政治经济学法则—无论在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
“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把某些法则所发生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争取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法则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
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法则或创造新的经济法则。”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第3页）
党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对于理论方面的主观主义者和政治方面的各种冒险主义者，一向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他们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活动应当从社会的物质发展方面成熟的需要出发，应当以所认识的经济法则为指南。
列宁写道：
“任何一种改革，如果在经济实况中，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都没有绝对成熟，那末，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是决不‘施行’，决不打算‘施行’，而且也决不应该施行的。”
（列宁全集第24卷，俄文版，第48页）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社会生活中生产的决定作用的原理，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
“……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时，首先应以生产发展的规律，应以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为出发点。”
（“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俄文版，第591页）
列宁和斯大林的这些论述给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开辟了科学的基础，那方针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对于经济法则的解说的。
然而在我们的文献中却流行着一些非科学的、主观的唯心论的观点，根据这些观点，苏维埃国家仿佛是可以自行“创造”，“改造”和“废除”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似的。
主观主义者宣布道，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是国民经济计划。
这种主观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充分反映在沃斯涅克斯基所著反马克思主义的“卫国战争期内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经济文献中，阿·列昂节夫同志是沃斯涅克斯基的那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主观的论述的宣传者之一。
列昂节夫在他所著的小册子和论文中，把国家的经济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混为一谈，宣布苏维埃机关在国民经济计划化方面的活动便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
例如，他不正确地阐述了我们的伟大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性质的问题的观点，在他所著：
“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写道：
“国民经济计划化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经济法则。”
（该书第三○页）在另外一篇著作“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制度及其经济法则的性质”中，列昂节夫断言说，社会主义的计划化是“苏联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则”。
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被国民经济计划化的“法则”所代替，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政策所代替了。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问题的这种类似的主观主义的观点，在另一位经济学家—伊·格拉特科夫同志的著作中，也被宣传着。
他所著的“1917年——1918年苏联计划经济建设概论”一书，实际上就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的理论为基础，其中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及其所制订的计划说得好像是一切法则的法则。
格拉特科夫企图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加上主观主义的解释。
他写道：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者的著作中，有计划地管理经济这一点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法则的特征提出的。”
（该书第5页）格拉特科夫认为，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为客观经济法则的作用所制约的生产，而是苏维埃国家。
作者断言说，“苏维埃国家从其活动的最初起，就是经济的运动和发展的根源。”
（1948年“经济问题”第5期第十八——十九页）
科兹洛夫同志在他的一些论文中也积极地宣传了这种主观主义的观点。
在1948年“经济问题”第1期所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和发展的根源，是订立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13页）在其他的一些著作里，作者指出，国家计划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法则。
（例如，1948年“经济问题”第6期第15页）。
这种论断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这种论断的错误，是在于它们无视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关于这一发展的规律性的原理，而把国家的行动，它的意志和人们的愿望提升到主要的、决定一切的经济法则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经典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否认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宣布苏维埃国家是脱离经济的必然性，脱离客观法则而
“自由的”，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简直会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瞎摸”。
（中文版第78页）
其次，如果计划化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而各种计划都是由人、由国家编制的，那么就会得出结论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国家可以自行创造经济法则，可以随意确定社会的发展。
实际上，国民经济计划化之所以有可能性，它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力量，因为它是由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法则所规定的，它是必需的和依靠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只有在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要求时，和它在各方面适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
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法则可以由国家创造和消灭，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社会的发展，——这一切都给政治中的冒险主义和专横作风开辟了活动场所。
再次，主观主义者们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否认经济法则的客观性，实质上就是用偶然性来代替必然性，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因为，如果国家的意志决定一切，如果人们可以随意创造经济法则，那么科学就没有地位了。
如果我们站在主观主义者的立场，会使“我们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因为不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不研究这些规律性，科学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
取消了科学，我们就没有可能预见国内经济生活中事变的进程，即没有可能把那怕是最起码的经济领导工作做好。”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第78页）
斯大林同志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的原理，同时教导说，不应该把这些法则偶像化，社会在法则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同时在认识了经济法则之后，社会可以掌握它们、利用它们、学会应用它们为社会谋福利。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生活力和强大的改造力量，并不是如主观主义者所断言，在于这个政策是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源。
社会主义的完全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是保证生产力强力发展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力量。
国家由苏维埃社会物质发展的需要出发，以认识了的经济法则为指南，可以在经济上发挥巨大的影响，为社会和全体人民谋福利。
党和国家的政策，是有科学根据的，它本身反映出经济的必然性。
依靠着认识了的客观法则，苏维埃国家在经济基础上表现出积极的影响，它的政策具有巨大的组织的和改造的意义。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苏维埃政权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困难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现存的经济法则，“制定”了新的经济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
认识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之后，党粉碎了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分子和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把这些国内和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清除出去，建成了社会主义，现在并成功地领导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
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出发，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自己创造性的活动的。
这个法则的特点和方面，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错误观点，即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和宣传主观主义的观点，使我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事业遭受了损害，应该完全而彻底地克服这些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不相容的观点。
（君强译自01月12日“真理报”）

志愿军给祖国工人写信
——朝鲜战场速写
罗工柳作
“工人老大哥：
你们放心地建设祖国吧！
我们在朝鲜前线坚决地挡住敌人，我们已筑成了坚固的地下长城了……”

蚌埠市工商局前会计员薛祖云
控诉局长张立轩等陷害干部的罪行
编者按：
去年12月底，读者杨琪华来信，揭露安徽蚌埠市工商局长张立轩等阴谋陷害革命干部薛祖云的罪行。
本报当即写信给安徽日报请他们负责调查，并写信给薛祖云，要她大胆控诉。
安徽日报已在01月28日将薛祖云控诉信刊出，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正查究处理。
现在我们把薛祖云的控诉信公布在这里。
编辑同志：
我叫薛祖云，是一个青年团员，被蚌埠市工商局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打击报复，阴谋陷害，并将我逮捕监禁达一年两个月之久。
现在我将被陷害的经过向党报揭发，请求主持正义，督促有关方面迅速查明，惩办陷害的主谋人，并教育其他失职人员和官僚主义分子。
我是霍邱县薛集人，现年二十三岁，地主成分，学生出身。
1948年春，我在正阳女子师范毕业，当年秋到田家庵中心小学教书，1949年06月投考蚌埠市干部学校，10月份被发展为青年团员，10月底到蚌埠市工商局工作。
我刚到蚌埠市工商局工作时，领导上对我是信任的，也注意对我的帮助和培养，所有局内印鉴、校对、会计、出纳、资料保管，甚至局长私章和签名章，统交我负责管理。
到1950年09月，除会计工作移交给他人外，印鉴、校对和档案工作，仍由我负责。
直到1951年03月，调到工商局工业科做内勤工作。
1950年春，工商局商业科科长龚允佳（原为共产党员，在“三反”中因贪污问题已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徒刑劳动改造。）
向我提出婚姻问题，被我拒绝。
当晚，他又借机对我调戏，被我严词斥责。
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领导干部，这种行为实在恶劣。
我就把这个情况向局的领导同志反映。
当时局长为余志新，局的领导同志和党支部都对龚允佳进行了批评，党内并给以处分。
因此，龚允佳对我颇为怀恨。
工业科科长朱抗（党支部书记）的爱人葛仁婉是候补团员，她在1950年夏天要求转正。
当时我是团的组织委员，我和团内绝大部分同志，都认为葛思想落后，表现不好，不能马上转正。
后经团支委会、团支部大会讨论的结果，都不同意转正，决定给葛延长候补期三个月。
朱抗因为要急于和葛结婚，竟以党支部名义强制团支部通过葛仁婉转正，并因此对我极为不满。
局内商业科科长杨振中（党员、党支部委员），他一贯对我忌恨，而且时常打击我。
因为我在局内担任的是监印等工作，我能遵守制度，不给他方便，他就对我大为不满，说我是新干部，没有资格管这些东西，甚至还讽刺我。
特别是1950年夏天，他有蚊帐也要求发帐子，我按照规定，提出反对，因此他对我更加怀恨，处处和我为难。
如他叫摊贩管理所不把计划交给我（该所属工商局领导，我是会计），结果银行不给钱，使我费了许多手续，还影响了工作。
1951年01月，局内股长柳东又向我提出婚姻问题，也被我婉言拒绝。
同01月内，局长余志新找我谈话，说我政治上比较开展，思想纯洁，工作积极，是有前途的青年，准备把我介绍给新调来的局长张立轩作爱人，我当即表示反对。
余又再三给我打通思想，说张是老同志，组织上应该帮助他解决婚姻问题，并说张“可以多帮助我进步”，“年纪大不要紧”等等。
我因张思想品质不好，坚决不同意，因此，张就对我不满。
当上述情况接连发生后，我的情绪很波动，再三提出要求调动工作，领导同志都未允许。
接着，我就遭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报复。
如：
1951年01月14日，局内秘书科科长朱浩找我去谈话，说在1950年冬，有一次蚌市停电时，局内赵诚光同志的衣服证章被偷，说那天我不在局内，有嫌疑。
这使我气愤极了。
因为那天夜里，我是在局内的，而且和同住一处的女同志常一清，都在宿舍内，并未外出。
当时我据实报告，并提出证人。
事后，我发觉因为婚姻问题，老是得罪人，会发生意外，再不解决不行了。
在1951年02月间，我请假去宿松（因哥哥死了）路过合肥，经前皖北行署交通处长赵凯等介绍，我和行署杜××同志建立恋爱关系。
1951年04月08日，杜××同志去北京开会，路过蚌埠看我。
这事被工商局领导干部知道后，就引起张立轩等大为不满。
商业科科长杨振中，就到财政局把我早经移交、报销过的账册拿回（我是
1950年09月移交的），指派一些人进行清查，并在04月17日晚，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向我进行斗争，说有下面几点理由：
一、在我以前的一个会计，因业务生疏，把付摊贩管理所建筑费现金六十万元，未列入现金账，因此从账面上看：
她的移交数比我接受数少六十万元。
他们即认为我有贪污嫌疑。
我当时曾提出抗议，指明摊贩管理所王志军和交给我的会计王佩芳可证明，但他们不加理睬（这一点，早经王等证明过）。
二、过去银行已有工商局的存款户头，我不知道也不懂得。
当我接受会计工作，并继续向银行存款后，发现过去有存款七十三万元，经请示业务指导人柳东，将这笔款转为移交科目收入。
他们认为这一点可疑，我也提出有人可证明。
三、1950年03月，改变记账方法，我对新方法不熟悉，账有些乱，并有错误，但有收支对照表可证实没有贪污行为，而且经过正式移交手续，未发现贪污。
他们也抓住这一点，作为陷害借口。
特别是下面一点，他们更加当做陷害的重要把柄。
四、工商局所属摊贩管理所会计李永铎，1950年01月间，预领经费。
至02月查账时，我发现他挪用一百七十五万元未报。
我当即向他追问，他向我求情，说工商局如发现了会把他开除，他家中有老母、小孩，生活困难，求我替他瞒住，并答应日内归还。
到了归还日期，他又未还清，紧接着实行财经统一，我又怕张等发现后乘机打击，无可奈何，我向同学借金戒子一个垫上。
这事在杨振中等查账后，反诬我贪污，我据理申辩，他又说我花言巧语蒙蔽群众。
在这一斗争会上，经杨振中、龚允佳等少数人发表打击性意见以后，即由工商局局长张立轩宣布将我送法院强制反省。
并说：
我账上的错乱，都不是主要的（当然不是主要的，而且是无问题的。
因为我账上所有疑问，都有交代，有人和事实可证，并且是经过正式移交、报销手续的），而包庇李永铎挪用公款是主要的。
我被送至法院后，法院说我有严重政治问题，我才知他们是以贪污问题为借口，对我达到政治上陷害的目的，我就更加愤慨。
第2天，蚌埠市法院就给我带上手铐，提去审讯。
由法院提讯不到十分钟，市公安局保卫科又来提讯，这样我就被诬陷为严重的政治犯。
每次审讯都在下午七时至夜十二时、一时。
每次审讯时，我都把被捕前的内幕情况，向他们报告，请求查处。
但他们硬说我是特务，并说这是和我哥哥有联系的
（我哥哥叫薛祖贤，在宿松县陈汉区工作，已病死）。
他们还说我做特务活动的情形，已被他们制成卡片，强迫我承认是特务。
我再三否认，并等待着党和政府最后弄清事实。
1951年07月05日，由蚌埠市公安局把我解到皖北法院，审判员孟子皿把我提讯。
这次我又把被报复陷害的情况，向他报告，并要求迅速处理。
我对解来皖北法院处理，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相信上级法院一定会把事情很快弄清。
那知道一拖四个月，都未审讯。
直到1951年10月24日，才开始第2次审讯。
第2次审讯时，已经不像第1次审讯那样含糊，明确提出我是贪污问题。
说：
市工商局有材料，证明我有严重的贪污行为，要解我回蚌埠。
我怕到蚌市后，更遭陷害，请求在皖北处理，并要求将蚌市工商局账册调来。
到12月份，皖北法院将账册调来，并将前会计王佩芳，后会计龚忻、胡雕等三人调来，但是最主要的移交表和有关的各种表格，蚌市工商局拒不交来。
因此，是否有贪污问题，仍无法判断。
我就催促皖北法院，继续追调有关材料。
皖北法院即打长途电话、去公函，要蚌市工商局把有关材料全部交来。
但是蚌市工商局张立轩等，仍然不交重要材料，故意把我拖在监狱中。
1952年05月31日，皖北公安局来提讯。
当时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老是在法院、公安局转来转去。
那知道这一次皖北公安局侦察科朱科长对我说：
“我们准备释放你了，你有意见没有？”
我提出意见，他又说：
“出去以后不要乱说冤枉。
有些人就是这样走向反动方面去的。”
06月02日，法院又将我提讯，审判人孟子皿告诉我说：
“你的案子判决啦！”
于是他就开始宣读判决书，一开口就是“贪污犯薛祖云”。
我当即提出抗议，他不理睬，继续宣读判决书，说我包庇李永铎挪用公款一百七十五万元。
我即提出：
“既然是他人挪用公款，即使是我包庇的，何能说是我贪污？”
他说：
“这是审判委员会的用语问题。”
于是判我徒刑六个月，以以前关押时间来抵折。
我要求重新判决，他就说：
“不服可到华东打上诉！”
我再提意见，他就宣布说：
“我退堂了！”
我说：
“你到退堂了，我又到那里去呢？”
他说：
“你到那里去，我可管不着。”
无可奈何，我只好带了几件破衣服、棉被等，到皖北民主妇联会去，妇联负责同志听了我的报告，很重视，就要求有关方面重新调查处理。
出狱后，我的团籍和工作都恢复了，法院也撤销了那个错误判决。
但是对我进行陷害报复的坏蛋张立轩、朱抗、杨振中等，还逍遥法外，我要求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制裁。
我所以提出他们陷害我的理由如下：
一、既然认为我有政治问题，为何又召开群众大会向我进行斗争，而且以贪污为名，将我逮捕。
我的经济账目，几次清查都未发现我有贪污行为；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查账后还未做结论，就急于将我逮捕，这显然是报复。
二、既然对我政治上早有怀疑，为什么到1951年01月份，张立轩还通过余志新介绍，向我提出婚姻问题，而且长期间都叫我担负管理印鉴等重要工作。
三、他们怀疑我政治上有问题，是说我接近的人和我哥哥有问题，既然是他们有问题，为何不先弄清他们的政治情况，而先逮捕我。
四、张立轩是在合肥开会回去以后，决定逮捕我的。
他在合肥开会时，工商处已提出要调我来省，而且告诉他，我已与杜××有恋爱关系。
既然是早就怀疑我，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决定逮捕我，这不是有意陷害是什么。
五、即使怀疑我有政治问题，但是没有任何足够的材料，为什么要逮捕我？
就算我是有嫌疑吧，有嫌疑也该先弄清楚，他们在政策上应该是懂得这一点的。
六、既然说是怀疑我有政治嫌疑，为什么逮捕后，长时间内不继续追查，弄清事实，故意拖延。
而且对我的所谓贪污问题更采取恶毒的拖延手段，故意不交重要材料，以致这一问题长期内难做结论，这显然是故意陷害。
七、我哥哥等人写给我的信，在这些信中有些话，他们为什么断章取义，摘出作为反革命证据，这当然是制造借口，达到个人陷害的目的。
此外，我在被捕之后，曾向蚌埠市法院、公安局和皖北法院提出申诉，告诉他们陷害的内幕情形，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申诉，迅速调查处理，使我长期关押在狱。
我在被捕后也曾给团支部书记柳东写信，要求调查处理，他们又为什么不提请有关方面注意调查。
我特别要求有关方面，把陷害我的主犯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逮捕法办，严厉惩处，以教育广大干部。
此致敬礼！
薛祖云
1953年01月19日

今日的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塞尔盖·沙普罗夫
编者按：
今天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围歼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胜利的十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特发表这篇文章。
十年以前，我们的城市曾被卷入了一次伟大战役的炮火中。
英勇的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不惜一切牺牲，在伏尔加河岸上对进犯的法西斯德寇进行了无情的抗击。
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下，许多高楼大厦毁灭了，石块炸成粉末，钢骨水泥的建筑也打成碎片，但是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却没有从战线上后退一步。
他们为人民的和平与幸福的生活进行了斗争。
在那里，他们不但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围歼了敌人。
1943年02月，当战火刚刚在斯大林格勒熄灭的时候，战前原是工厂林立、住房栉比的地区只剩下一片废墟和瓦砾。
一切公用事业，如自来水、排水设备、市内交通等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那些以前曾经是公园、林荫道的地方也变成了一片被炸弹和炮弹炸得稀烂的焦土。
还记得，在一座被毁坏了的楼房的墙上，斯大林格勒的捍卫者留有这样一句话：
“斯大林格勒，我们一定要把你保卫住（Отстоим）。”
后来有一个斯大林格勒的居民又在这句话的一个字中添上了一个字母，于是这句话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新的口号了：
“斯大林格勒，我们一定要把你重建起来（Отстроим）。”
就在那时，一个美国代表团来访问了斯大林格勒。
在对这个被毁坏了的城市进行了一番视察之后，来自海外的新闻记者们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要重建斯大林格勒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如果在其他空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城市那倒反而容易些。
这些人没有了解我们对曾经用英雄们的鲜血所灌溉过的斯大林格勒的土地有着如何强烈的忠诚和热爱。
他们也不懂得一个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的国家又有着如何庞大的创造力和潜在力。
在战争的年代里，整个苏维埃国家保卫了斯大林格勒，而在重建这个英雄城市的艰苦的日子里，整个国家又来帮助斯大林格勒人了。
为了要使这个光荣的城市从瓦砾和废墟中重建起来，成千的建设者从苏联各地赶到伏尔加河畔来了。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史诗刚刚结束，重建这座城市的英雄史诗就开始了。
重建斯大林格勒的人们以对和平劳动所作的惊人贡献，来迎接这座英雄城市的胜利十周年纪念。
英雄城市今天正生气勃勃地、精力充沛地生活着。
斯大林格勒又重新成为苏联东南部的一个工业和文化的中心了，目前它正为国家生产着优良的拖拉机、掘土机，强大的挖泥装置、船只、医疗设备、鞋、服装及许多其他生产品。
斯大林格勒生产的钢在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中起着极大的作用。
重新恢复起来的工业生产量已大大地超过战前的水平了。
在与复兴工业的同时，城市中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房和文化机构的建设，公用事业飞快地发展了。
过去这几年里，在展延于伏尔加河沿岸长达六十多公里的区域中，新的设备完美的住房、学校、戏院、俱乐部，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等，正以惊人的速度建设起来。
目前斯大林格勒的住房总面积已经超过了战前。
许多新的街道建设起来了，其中一条宽阔的、美丽的、位于市中心的街道，斯大林格勒人就称它为“和平街”。
“苏维埃街”的建设也就要完工了。
在“斯大林大街”的两边正在建造着许多房屋。
这条街是横贯整个城市的一条主要干线，从斯大林格勒水力发电站的堤坝一直伸展到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
斯大林格勒的新房子都有一切现代的城市设备。
建筑师们预先估计到气候的条件，就设计了许多阳台及露天走廊，以便在炎夏的日子里给斯大林格勒居民休息和纳凉。
在这些新建的房子的庭院里，到处都是喷泉、花坛和葱郁的树木。
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更特别重视人民的教育工作和保健工作。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市政预算就是用于教育和保健两方面的。
目前，已经建立九十四座学校。
在五所高等学校和许多专科中学里，年轻的未来的专家们——工程师、技师、农学家、医生、教师们——都在紧张地学习着。
城市里也开办了许多医疗机构、幼儿园和托儿所。
在恢复和发展市政经济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例如目前斯大林格勒居民所消耗的自来水量，就比战前多了许多。
市内交通——电车、公共汽车、出租汽车、水上“电车”（即公共汽船）——的发展程度早已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街道和人行道由于铺上了柏油更显得光洁美观。
斯大林格勒居民渴望把他们的城市变成一座花园，他们建设着许多林荫道、公园和花圃。
市苏维埃一贯地关怀着如何更好地来满足劳动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建立了许多缝衣店和制鞋工厂为居民们服务。
为了居民们的饮食方便起见，一百多所食堂和饭馆开设起来了。
在斯大林格勒的许多商店里，各色各样的商品都可以买到。
在1951年到1955年的第5个斯大林五年计划的时期，建设斯大林格勒的工作将以更大的规模来进行。
目前，市内就有四百多所大厦在建造着。
这就是未来的公寓、中小学校、专科大学、技术学校和电影院等。
伏尔加河岸也建筑得更加美丽了，
1952年中，用花岗石建造起了河岸的阶梯。
在不久的将来，还要建造起许多公园、花圃和林荫道。
未来的斯大林格勒将建筑得更加庄严瑰丽。
今天，我们的英雄城已成了改造大自然的伟大工作的中心站。
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已经通航了，原来辽远隔绝的五个大海已被连成了一个统一的水路运输系统。
目前正在建造着一座世界上最大水力发电站之一的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和长达六百公里的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大运河。
在斯大林格勒草原上大规模的灌溉系统也正在兴修着；
为了防止从沙漠吹来的热风的侵袭，巨大的防风林带也正在种植起来。
和过去一样，斯大林格勒仍然英勇地站在为和平和更美好的将来而进行斗争的最前线。
（附图片）
斯大林格勒的高尔基剧院

以斯大林著作和联共代表大会决议为基础
苏科学院讨论提高科学研究工作
【新华社0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科学院01月30日在莫斯科科学工作者中央俱乐部举行大会，讨论以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基础提高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种措施。
到会的有苏联科学界著名的代表、各研究所和各实验室的负责人以及高等教育机关的代表。
大会由苏联科学院副院长伊凡·普·巴尔金主持开幕。
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纳·涅斯米扬诺夫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就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论述了苏联科学院的任务。
他说：
“为了完成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为新五年计划时期所规定的伟大任务，需要科学界所有部门的工作者都十分积极地参加工作。
在苏联，科学起着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作用。
涅斯米扬诺夫指出：
苏联科学家的志向是：
为利用苏联的天然财富，为改进工业企业的地理分布状况，为全面研究和开发新的广大地区，为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的利益改造自然而努力。
涅斯米扬诺夫说：
对于与开辟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新远景有关的各种基本问题，将予以特别注意。
在化学、物理化学、物理学和其他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将以更大的规模来进行关于有用矿藏分布状况的规律的研究。
在与地球的起源、进化、结构和放射性有关的宇宙进化和地质上的基本问题，将在研究工作中占特殊重要的地位。
为了执行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关于发展采煤工业的任务，就必须研究在地层深处采煤的理论和在露天矿场上的工作技术。
为了设计效能十分强大的高速机器，科学家必须采用绝对新的计算方法、采用决定机器张力、变形和震动的新方法，和钻研关于最重要的生产过程，如金属切削、压力加工等的理论。
在动力工程各主要部门，苏联科学家将集中力量进一步研究在苏联建立高压系统的问题。
关于生物学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是：
关于新陈代谢法则的研究和关于蛋白质的生物合成的过程的研究以及酵素的形成和非细胞形和细胞形有生物质的起源的研究。
涅斯米扬诺夫在谈到社会科学的成就时指出：
苏联历史学提出了并研究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解决。
研究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史是苏联历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之一。
今后，研究民主世界市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苏联经济学家的任务之一。
苏联语言学家必须按照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所提出的方针，来解决许多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涅斯米扬诺夫最后说：
苏联科学家将不遗余力地实现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期望。
苏联科学必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并且将站上世界科学的第1位。
大会接着开始讨论涅斯米扬诺夫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
苏联科学院大会01月31日再继续开会。

侵朝美军司令部发表自相矛盾的所谓“情报报告”
阴谋彻底破坏谈判竟肆意攻击我方代表
【新华社开城30日电】
侵朝美军司令部在28日发表了一篇由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情报报告”，这篇报告用心险恶地引用了许多捏造出来的所谓“情报材料”，肆意攻击我方谈判代表，企图进一步彻底破坏谈判，并竭力推脱美方迫害屠杀战俘的责任，想凭这个完全捏造的“报告”在即将复会的联合国大会上对我方进行诬告。
但是，侵朝美军司令部的造谣手法是如此拙劣，以致它在含血喷人的时候，同时暴露了自己的卑劣面目。
这个由美军司令部一手编成的报告，荒谬绝伦地把美方在巨济岛、济州岛、蜂岩岛以及其他美方战俘营中血腥屠杀战俘的罪行，一古脑儿说成是我方谈判代表“所缜密策划和指导的”“暴动”。
报告肆无忌惮地对我方首席谈判代表南日将军和我方谈判代表李相朝将军进行人身攻击，硬说他们和美方战俘营中的我方被俘人员有所谓情报“联系”，说他们“被指定来策划联军战俘营中的事件”。
但是报告除了许多武断的臆测以外，却提供不出任何具体材料来证明这种“联系”的存在。
这个报告煞有介事地说，朝中方面派了有十二个人的一队人，带了无线电渗入到战俘营附近，和战俘保持联络，可是在美军严密控制下的没有无线电设备的战俘如何能与这一队人联络呢？
连以造谣撒谎为能事的美军特务司令部也无法交代。
因此他们干脆就不交代，却转而推翻自己的谎言来承认：
“事件的联系配合可能是不大容易的”。
既然如此，战俘如何能接到南日将军的指示来“暴动”呢？
于是美军司令部就在他们所捏造的报告中信口开河地说：
“但是战俘中间的领袖们对于党和共军司令部的目的和方法是很熟悉的，所以他们用不着接到指示就可以知道事件在任何时间都能加以利用。”
这样，可见南日将军和李相朝将军的“策划”和“指示”对于战俘的斗争根本是不需要的，他们两个人也绝不会在百忙中来干这种毫无需要的事。
事实上这些所谓“策划”和“指示”就是美国侵略者的“甄别”、屠杀和虐待战俘的政策，它使战俘不能不拚着性命来反抗和斗争。
除了这类不值一驳的鬼话而外，这个报告的唯一根据就是同样由美国特务机关捏造出来的所谓“缴获的文件”、“战俘的口供”、“共产党的通信”。
但是美国侵略者的这种捏造照例又是如此幼稚可笑，漏洞百出。
美军司令部企图要全世界相信，美国军队是“尊重”日内瓦公约的，“但共产党却不尊重这个公约”。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在自己编造的“文件”和“口供”中写进去了许多自相矛盾和一望而知是美方自己编造的话。
这个报告引用了一个所谓从战俘缴获得来的“综述1952年12月14日蜂岩岛战俘大规模逃跑事件的成绩的抄写的总结”，企图使人相信这一次空前的屠杀事件是战俘企图“大规模逃跑”的结果。
十分明显，美方是企图冒充战俘的嘴来继续隐瞒蜂岩岛事件的真相，但是造谣者显然忘记了人所周知的事实，就是：
美方蜂岩岛战俘营司令米勒早已承认蜂岩岛事件是因为美方强迫迁移战俘而发生的。
这一供认决不是这么一张捏造出来的“总结”掩盖得了的。
尤其令人发笑的，美国造谣者竟把他们自己的话硬安在战俘身上，从而完全露出了造谣者的马脚。
侵朝美军司令部的这篇报告中，说我方战俘称李承晚匪帮为“大韩民国”，称我方战俘还说什么“假若联合国军的士兵进入营场时，他们是不会被允许开枪的，因为这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自然，谁都知道，我方的战俘不可能说这样的话。
他们深知所谓“大韩民国”只是美方对李承晚傀儡的称号，他们也更深知美国侵略军是日内瓦公约的彻底违反者，他们自己是经常被这些侵略军开枪射击的目标。
美军司令部的这种可耻而拙劣的手法，只是使全世界看穿了这个所谓“总结”的伪造性质罢了。
美军司令部的报告企图把战俘们为反抗美方强迫“甄别”而进行的群众性的正义斗争，都说成是某些战俘“领袖”主使的阴谋。
这个报告企图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就是：
反对强迫“甄别”的并不是全体战俘，而只是少数战俘“领袖”。
为了这个目的，报告特地造出了一个名叫龚文一（译音）的人。
报告说，“战俘们说他控制了所有的营场，并且亲自下令扣留杜德将军。”
（我们记得美军曾多次说据战俘说指挥扣留杜德的是一个李涵谷，现在又变了。）
为了把事情说得更加活灵活现、报告添油加醋地说：
“据说，1951年05月27日以及1952年03月18日在第77号营场内煽动暴动反对进行自愿遣返甄别的事，也是由他主使的。”
美国特务机关显然撒谎撒得忘其所以了，以致不小心又透露出了迄今美方从未透露过的1951年05月27日以及1952年03月18日的两次屠杀战俘事件。
美国特务机关透露出来的这两次屠杀事件是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
大家都晓得在1951年05月27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还没提出在朝鲜进行停战谈判的提案，停战谈判还连影子都没有。
就是在停战谈判已经举行之后，照美国的艾奇逊在去年第7届联合国大会上告诉全世界的话，美方开始“甄别”战俘是在1952年04月里，但是现在美军司令部却不仅打了艾奇逊一记耳光，而且干脆承认他们早在1951年05月间，停战谈判还毫无踪影的时候，就已经进行“自愿遣返甄别”了。
这就完全证实了美方早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已经决心要在战俘问题上制造纠纷，以便达到其把朝鲜战争延长下去的目的。
美方的这个报告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大堆关于战俘
“暴动”、战俘“制造或许会影响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宣传材料”、战俘“控制所有营场”的谎话，最后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承认严密控制战俘营，在战俘营中进行特务活动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美国特务机关。
这个报告承认，美方“把战俘分成人数较少并比较容易管制的许多批，在营场周围进一步加强实际安全，扩大对于各营场的情报系统，加强严格的管制，按照需要的情况，更经常地进行检查和搜查，并实行宵禁”。
但是，纵然如此，报告承认，美国特务们仍然无法强迫战俘放弃他们对于祖国的忠诚。
美军司令部造谣诬蔑的结果，使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逻辑混乱的泥淖。
它一方面硬说我方谈判代表和美方战俘营中的战俘有“联系”，另一方面却又举不出任何证据来，而且承认这种“联系”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一方面说战俘“领袖”控制了所有美方战俘营，另一方面却又承认战俘营是在美方的严密控制之下。
这一切自相矛盾的胡言乱语，活画出了惯耍指黑为白、诬陷狡赖手段的美国侵略者的流氓脸相。
此间观察家郑重指出，正当美方加紧准备扩大战争，任意破坏谈判协议的时候，美军司令部突然捏造出这样一个报告来，其目的不仅在于推脱屠杀战俘的责任，为继续屠杀战俘制造借口而已。
美方最近撕毁了关于代表团车辆不受攻击的协议，并拒绝承担破坏会场区协议的责任，现在又狂妄地肆意攻击我方谈判代表，这显然是美方有计划破坏停战谈判的步骤之一，其目的是要制造借口来使谈判最后破裂。
不仅如此，美方还企图利用这么一套完全由美方自己捏造出来的谎言，在02月下旬复会的第7届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抵赖利用战俘问题破坏谈判的责任，并对朝中方面进行诬告，以便诱使其他国家同意美国的用军事冒险代替停战谈判的政策。
美方显然知道，所有这些捏造出来的鬼话都是经不起审查和对证的，因此它不得不用“情报总结”的名义拿出这份报告来，企图用“秘密的军事报告”的幌子来逃避全世界的责难。
但是，美方这个破绽百出的报告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它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它的阴谋必然要遭到失败。
美方这样穷极无聊地企图从荒诞无稽的造谣诬蔑中找寻出路，充分说明它在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下，已经走头无路了。

在美国的奴役和掠夺下
比荷卢经济集团正趋于崩溃
【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26日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比、荷、卢经济集团的崩溃”。
作者阿弗宁写道：
美帝国主义打着恢复西欧经济的旗帜，拼凑了许多军事和政治集团和同盟。
但是不久他们就抛弃了他们的“复兴者”的假面具，露出侵略者的真正面孔。
他们利用所有的集团来侵入西欧国家的经济，以便达到准备新战争的目的。
在这一方面，比、荷、卢经济集团的命运尤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垄断资本正在侵入富有铀矿的比属刚果。
美国货物充斥比利时和荷兰市场。
使比利时和荷兰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
疯狂的军备竞赛使生活费用高涨，群众生活贫困，人民大批失业。
根据官方的数字，荷兰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十五亿荷盾。
实际上，数目还要高得多。
去年，比利时的军费相当于1948年的五倍，今年的军事开支约占总预算的一半。
卢森堡的情形也是一样，它的经济已越来越转向扩军备战。
比、荷、卢三国的民用工业已在缩减，工厂纷纷倒闭，数以千计的中小工厂都破产了，而且这种破产过程无时不在加速着。
比、荷、卢三国已丧失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独立。
他们的国家主权遭到了蹂躏。
美帝国主义也像对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禁止比利时与荷兰在民主阵营国家的市场上作买卖。
扩张军备运动、经济军事化、对和平阵营国家的贸易的减少和在某种情况下的完全停止，对于比、荷、卢的经济情况有着非常恶劣的影响。
比、荷、卢之间的竞争已越来越激烈。
比、荷、卢统治集团在市场上成立“联合阵线”，以便采取一致行动的妄想破灭了，争吵开始了。
目前，比、荷、卢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譬如在比利时，就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保护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利益，对付荷兰的竞争。
阿弗宁最后写道：
比、荷、卢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由美国垄断资本撮合成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帝国主义矛盾的打击下正趋于崩溃。

法共、德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联合声明
号召法德两国人民团结斗争击退战争威胁
【新华社柏林01日电】
法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于01月27日联合发表声明，号召法德两国人民团结一致为挫败波恩和巴黎战争条约而斗争。
声明说：
一个新的战争威胁着德国和法国的人民。
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的目的是要在美帝国主义者指挥下成立一支欧洲侵略军，复活西德的纳粹主义和重建西德国防军。
美国打算利用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把西德拖入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西德变成向苏联及法国人民发动新的战争的阵地。
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军备竞赛并加深劳动人民的贫穷。
美帝国主义者想利用我们的人民来实现他们征服全世界的计划，他们正如希特勒一样，宣扬反苏十字军。
他们在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独立的法国和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中间找到了同谋犯。
这两个条约有助于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希望在美国的援助下获得控制欧洲的优势，而且他们一旦觉得本身已经相当强大的时候，必将不可避免地立即重新实行过去的征服计划。
因此，这两个条约包藏着德法两国间重新爆发战争的危险。
声明指出：
在美国帝国主义命令下的反动帝国主义势力为了要强迫贯彻他们的战争政策，正在企图破坏我们两国间的民族抵抗并扼杀人民的和平运动。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对法国共产党和像杜克洛这样的领导同志以及对德国共产党和党的主席雷曼进行迫害活动的原因。
声明强调说：
我们两国人民都渴望和平与持久的互相谅解。
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烈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所说的下面这句话而欢呼：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决不容许德国人再对法国人民发动战争。”
德国和法国人民决不作帝国主义者的雇佣兵。
他们决不对苏联作战，也不相互作战。
法国和德国人民赞成并支持苏联为了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而作的努力。
这些努力是苏联坚持不渝的和平政策的结果。
接着声明指出：
法国和德国劳动人民所争取的共同目标是：
缔结对德和约；
建立一个没有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统一的德国；
保证德国不得参加反对另一国家的军事同盟。
我们人民争取和平的联合斗争将恢复德国的统一，恢复法国的安全与独立。
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统一的德国的存在，就是法国安全和欧洲其他国家安全的最好保证。
对于德国和法国人民说来，为了要建立两国间的持久和平关系，必须挫败一般性战争条约及其他一切准备侵略战争的措施。
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使得波恩与巴黎条约到现在还没有被批准。
只要加强我们的斗争，我们终于能挫败这些条约。
声明最后号召法、德两国工人与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澳缅两国和平代表访问上海
据新华社上海01日讯：
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前来我国参观访问的以阿兰·道格拉斯·布兰德为首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以德钦漆貌为首的缅甸代表一行九人，在01月31日到达上海。
代表们在当日下午游览了上海市区，在晚间出席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华东总分会暨上海市分会联合举行的宴会。

缅甸作家德钦哥都迈
报告中国青年运动
【新华社01日讯】
仰光消息：
缅中友好协会在缅中友好周展开的各项活动，获得了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中国青年运动”报告会于01月28日在仰光市青年图书馆举行。
听众有两千多人。
曾到新中国两次的缅甸名作家德钦哥都迈参加了报告会，并在会上发言说：
我们缅甸人民羡慕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和中国人民做亲密的朋友。
我们，特别是青年的一代，应该学习毛泽东思想。
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都妈妈礼和都庆漆相继作了关于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青年与和平运动的报告。
她们讲述了中国青年在新中国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和中国青年们为保卫和平贡献着一切力量的伟大精神。
她们并号召缅甸青年为加强缅中友谊而努力。
为了适应仰光市民群众的要求，新中国图片展览会和新中国电影晚会在市内分区举行。
01月27日和28日参观图片展览会的有六千人。
在电影晚会中充满着缅甸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
每当毛泽东主席在银幕上出现时，观众都热烈鼓掌。

美国反动军事记者鲍德温承认
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危机严重
【新华社讯】
美国有名的反动军事记者鲍德温01月1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承认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危机严重。
鲍德温最近曾到西欧各国调查了三个月，他在返国后写的这篇文章中说：
“当艾森豪威尔将军就任总统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危机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首先遭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
必须迎头处理这个危机，否则这个危机将日益尖锐化。”
鲍德温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发生故障”，“在盟国之间，出现了裂缝”。
由于法国的恐惧以及西德内部的意见分歧，美国在西欧备战的核心计划——武装西德的计划“已在中途受到了阻滞”。
他说：
“现在没有希望很快地批准允许西德重新武装的欧洲军条约，而且许多军事方面的权威人士都相信，目前在计划中的欧洲军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同时，鲍德温承认西欧各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已使它们无力加速扩军。
不仅是西欧各国要加速扩军成问题，鲍德温并且认为，“欧洲若干国家如果不继续获得外来的援助，或者国内经济情况不予迅速的改善，它们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将不能把现在已有的军事力量维持下去。”
鲍德温指出，要依靠美国援助来进行西欧备战的问题是很“困难”和“复杂”的。
他没有说明这种“困难”是什么，但是人们知道，这种“困难”就在于美国自己的力量也是捉襟见肘的，无力对西欧提供这样“无限期”的“援助”。
鲍德温说：
从目前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危机也是“长期失败的危机”。

苏联政府就对奥和约问题照会美英法政府
必须按照波茨坦协定等四国已有协议原则缔结对奥和约
【新华社3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8日讯：
苏联政府于01月27日就缔结对奥和约问题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答复三国政府在01月12日致苏联的照会。
美、英、法三国的照会根据所谓1952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决议，建议在最近期间召开讨论对奥和约问题的外长助理会议。
苏联的照会首先指出：
在联合国中提出奥地利问题和就这个问题作出决议都是非法的，因为处理奥地利问题，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7条的规定，并不在联合国权限之内，而是完全在苏、美、英、法四国权限之内的事情，四国由于过去所签订的协定而负担了对奥地利的义务。
照会接着指出：
苏联政府曾一再向美、英、法三国政府建议，根据四国政府所已经取得的协议的原则，加速完成草拟对奥和约的工作。
这一和约草案以1943年莫斯科宣言、波茨坦协定以及1949年06月四国外长会议关于奥地利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所作的决定为根据。
然而，美国政府和英法两国政府避不接受上述苏联政府的建议，而企图以所谓“简要条约”代替对奥和约，从而继续阻挠缔结对奥和约。
照会严正地指出：
所谓“简要条约”是不符合波茨坦会议的决定以及苏、美、英、法四国就奥地利问题达成的其他协议的。
“简要条约”没有规定如何使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的国家，没有保证奥地利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反而给予奥地利以恢复法西斯政权的充分机会，并利用奥地利来实行北大西洋集团的侵略计划。
照会指出：
为了迅速缔结对奥和约，苏联政府在1952年01月18日、08月14日和09月27日致美、英、法三国政府的三个照会中曾明白表示：
苏联政府愿意参加四国代表关于奥地利问题的会议，同时，苏联政府认为，必须首先弄清楚，美国政府及英、法两国政府是否愿意撤回它们提出的对奥“简要条约”的建议并完成审议对奥和约的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苏联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美国政府或英、法两国政府的答复，美、英、法三国政府在01月12日的照会中仍然避而不答苏联政府所提出的上项问题。
苏联的照会最后重申苏联政府在上述三次照会中所明白表示过的立场，就是：
苏联政府愿意参加四国代表关于奥地利问题的会议，但必须事先知道三国政府同意撤回“简要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