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部分国营厂矿
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新华社武汉30日电】
中南区已有三十五个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职工，在今年01月开始展开劳动竞赛：
其他工厂矿山也在积极地进行劳动竞赛的准备工作。
这次劳动竞赛运动，是在全区各厂矿生产改革运动的第1步工作已获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次竞赛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证完成1953年的生产财务计划和制订平均先进定额，为实行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各厂矿的劳动竞赛运动将以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推广先进工作经验为中心环节，中南煤业管理局和电业管理局最近都要召开先进经验交流大会。
为了加强对推广先进经验的领导，中共武汉市委第1副书记李尔重亲自深入纱厂调查研究。
在竞赛的方法上，各厂矿为克服过去一轰而起的毛病，强调以小组为单位展开竞赛，由点到面逐渐铺开；
同时一开始就提出安全生产和保证质量的问题，防止竞赛展开后只顾提高数量忽视质量和事故加多的偏向。
在开展劳动竞赛运动以前，各厂矿都遵照中共中央中南局去年08月召开的工矿工作会议的决定，初步进行了生产改革工作。
许多厂矿清理了资产，核定了资金，改革了臃肿庞大的管理机构，减少层次，做到了管理工作面向生产。
各厂矿在初步进行改革工作时，发动职工群众讨论制订生产财务计划。
许多车间、小组订出的计划都突破了厂定指标。
职工群众在讨论计划中纷纷找窍门、挖潜力，提出合理化建议。
华中钢铁公司、萍乡煤矿等十二个单位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达六千九百多条，其中有许多建议被采用以后，解决了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指示
进行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
【新华社30日讯】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进行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1953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中曾提出：
在1953年春季，全国应当进行一次短期的爱国卫生突击运动。
为此，特向地方与部队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布如下指示：
一、春季卫生突击运动的任务是：
发动群众，对于病媒昆虫孳生繁殖场所进行及早清除，对于幼小病媒动物进行及早扑灭，对于今年全年经常性爱国卫生运动的各项组织与措施进行深入检查、整理和布置。
今年全年爱国卫生运动的成绩如何，首先决定于今春的爱国卫生突击运动是否进行得彻底，就是说它应当给全年爱国卫生工作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二、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的时限一般规定为二至三个星期，开始日期可依具体情况各地自定，但一定要在春耕前完成。
三、在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期间，主要应集中力量解决以下几项事项：
第1、将冬季积存的污秽彻底清除；
第2、将淤塞的沟渠疏通，将污水坑填平；
第3、整理和增修厕所畜厩，处理粪便，发动挖蝇蛹，将城市内的粪场移至郊外较空旷地区；
第4、修浚水井，建立汲水码头及滤水池，作到饮水清洁；
第5、将住室内外及个人卫生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第6、以反细菌战、预防地方病传染病，饮食行业卫生，卫生行业（理发店、浴室等）卫生，工矿卫生和妇婴卫生为主要内容，进行深入的爱国卫生宣传教育，并可重点进行食品行业人员的训练。
四、在进行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1、对于去年没有动起来或成绩不大的地区和单位，今年应大力给以帮助和推动，使他们赶上运动的行列；
第2、注意与春耕准备工作及工业建设工作相结合；
第3、组织爱国卫生模范工作者，通过他们推动大家；
第4、掌握“少用钱，多办事”的原则，避免铺张浪费；
第5、应以耐心说服，干部以身作则的态度发动群众，切忌强迫命令作风；
第6、组织工作检查、参观、评比，以更好地推动这一运动。
五、为了在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中做到有步骤有条理地进行工作，避免时间与人力的浪费，事先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准备工作目前即应开始，要求做到：
第1、将各种有关的爱国卫生防疫组织加以普遍整理；
第2、将反细菌战的一切机构与措施加以整顿，克服有些地方对于反细菌战工作表现松懈的现象；
第3、进行对于病媒昆虫孳生繁殖场所的详细调查，找出工作重点，并进行测量，以便适当配备人力；
第4、与各有关部门商讨，制订具体可行的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计划；
第5、把填修扫除工作所需的一切工具都准备好；
第6、在春节期间，采取各种艺术形式（如年画，花灯，秧歌剧，洋片，幻灯，小型流动展览会等）进行关于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
各大行政区及军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根据上述各项，将准备工作的情况和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的计划迅速报告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953年01月30日

北京市召开建筑工人大会
彭真市长到会指示全体工人的努力方向
【本报讯】
01月30日，北京市建筑工会召开建筑工人大会。
到会的有北京市建筑公司、中央直属工程公司、华北直属第1工程公司等十七个建筑工程单位的干部和工人，共两千四百多人。
大会由北京市建筑工会主席李育主持。
彭真市长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总工会副主席刘仁都出席讲了话。
彭市长和刘副主席在讲话中，对于过去一个时期北京市某些建筑工程单位所存在的混乱现象，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指出了各建筑单位的全体干部和工人今后努力的方向。
每个到会的人都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彭真市长在讲话中，首先祝贺建筑工人胜利地完成了去年的国家任务，在国家建设战线上立了功；
并对建筑工人为了克服各建筑单位混乱现象和改进工作向政府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
彭市长指出最近各建筑单位发生混乱现象的原因时说，头一个原因是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对各建筑单位的工作没有很好地管，各建筑单位没有统一的领导。
其次是有些建筑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不了解工作情况，不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不正确地处理工人提出的意见。
例如，有的事情应该办也可能办的没有办，如工资的计算方法问题。
有些事情现在不能办，开工后才能办的，也没有好好向工人同志们解释清楚。
如评定工资的问题，早就应该告诉工人同志们必须先商定技术标准，等开工后才能评定等。
还有些问题现在可以这样做，将来一定要改的。
如春节时除三天例假外，还要延长假期回家过年等。
他指出：
目前冬天我们还不能施工，建筑工人平日又是两星期休息一天，有些工人家属还在南方。
在这种情形下，按照合同或约定允许工人延长假期回家，是可以的。
但是应该说清楚，不能把这种假期作为永久的制度，因为按照政务院规定，春节的例假是三天，这样做才是合理的。
同时为了工人的健康，平日还是一星期休息一天好。
还有些工人要求办的事情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的干部也没有明确解释清楚为什么办不到，甚至对不可能办的事情也乱许愿，这都是不对的。
因此，他说，发生这些混乱现象，第1是怨市的领导，第2是怨有些工程单位的领导，不能怨工人同志们。
但也有很少数工人的行动是不对的，如打人、调戏妇女、甚至要打人民警察和干部等。
他问：
大家说这种行为对不对呢？
会场同声回答说：
“不对！”
彭市长说，以后大家决不要这样做了。
谈到工人提意见的问题，他说：
有很多工人技术高、工作好，对工作中的缺点提意见很多，这样的工人是好工人，应该欢迎，例如陆文斌同志。
有的工人平日工作很坏，据说有的人一天只砌两块砖，就是会捣乱起哄。
他问：
这样工人好不好呢？
全场高声回答：
“不好！”
彭市长说，这样的工人应该好好改正错误。
他接着指出：
有些干部不懂技术又不好好学习，对工人同志们提的意见不但不接受反而讨厌，这是不许可的。
这些干部应该向群众进行检讨、改正错误，否则只有撤职。
彭真市长殷切地希望大家在回家过春节以前，如果对工作和待遇等有意见尽量提出来，好使各单位领导方面在假期中加以研究，准备开工后处理。
各工程单位目前正在讨论技术标准，彭市长指出：
这个工作一定要搞好，技术标准商订好，开工后才好评定工资。
关于加强建筑业的骨干力量问题，彭市长说：
各建筑工程单位应该选择一批有技术的、有经验的、作风正派的工人提拔为干部。
原来的老干部和技术专家只有和这些工人干部相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
彭真市长最后说：
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了，基本建设的光荣任务落在我们建筑工人身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建筑工人的队伍整顿好，使首都建筑工人成为一支优秀的队伍，才能担负起伟大的首都的建设任务。
到会的工人、干部听了讲话以后，都非常兴奋。
华北电业管理局土木建筑公司的七个工人代表，都保证要把大会的精神带回工地去。
第3大队瓦工翟建章说：
“我一定在假期提前回来，好好学习，保证完成1953年的任务。”
中央第2机械工业部第2工程处第5工地工人李锐说：
“彭市长说的我心服口服，以后我们要帮助领导，好好完成建设任务。”
北京市建筑公司第1工程处冬训班第3班高凤来从开会到彭市长讲完话，一直手不停笔地记笔记。
听完彭市长的报告后，他兴奋地说：
“政府照顾我们太周到了，连我们自己没想到的问题都给我们想到了。”
二班二组原是瓦工先进小组，从前由于干部调动工作不当，工人情绪有些低落，听了彭市长报告以后，都一致表示：
以后对工作有意见，一定多提，绝不影响工作。
北京市建筑公司第1工程处冬训班工人孙德荣在听讲话时，连连督促身旁会写字的工人记笔记。
他说：
“彭市长真了解工人呵！
他今天说的话，正对我们工人的心眼，替我们说出了早就想说的话。
我心里真是痛快得不得了。”
他兴奋地告诉别人，他这次回到南方把家眷接到北京来以后，就永远住在北京了，一定要用自己全副精力来建设伟大的首都。

志愿军铁道部队和防空部队
执行反轰炸、抢修、抢运任务有重大成绩
【新华社朝鲜前线30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防空部队和朝鲜铁路员工一起执行反轰炸、抢修、抢运的任务，已有重大成绩。
他们不仅满足了朝鲜战场上我军供应的需要，并且有力地保证了朝鲜人民经济运输计划的完成。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1月到1952年09月，北朝鲜铁道线遭敌机轰炸达一万七千七百多处次，敌机投弹总数约三万多吨。
在1952年，敌机在铁道线上轰炸的处次数比1951年增加了好多倍，但是，北朝鲜的铁道运输效率却提高了五倍以上。
在1952年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铁道省副相金黄一打电报给志愿军铁道部队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说：
“你们在铁道运输战线上发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不但满足了前线的需要、而且使1952年度朝鲜人民经济运输计划在1952年12月23日全部完成。
我对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慰问和谢意！”
电报最后并预祝志愿军铁道部队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完成1953年的光荣任务中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在朝鲜铁道运输战线上的艰巨斗争中，志愿军铁道部队的指挥员、战斗员们发扬了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他们从1952年02月到07月的六个月中，就在铁道沿线搬掉了敌机投下的四千多枚定时炸弹。
在07月10日这一天，他们就搬掉了七百多枚定时炸弹。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开展了广泛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对战胜敌机的轰炸、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2年初，敌机对我铁道运输的咽喉地带进行所谓“绞杀战”，曾在某些地段造成严重的破坏。
但由于抢修部队创造了迅速填平弹坑的新办法，减少三分之二的施工时间，保证了及时通车。
当炸弹炸弯了铁路上的钢轨时，抢修部队的战士们就想种种办法将钢轨弄直。
某部二连曾创造一天中直轨二百十四根的纪录，但另一部队采用更科学的流水作业法，使八个人在八小时内就能直轨五十五根。
志愿军铁道部队的发明创造是惊人的。
某团在一年内就有一百多件合理化建议。
其中有连长刘敏创造的“探险铲”，可在夜间探出钢轨上的裂纹；
有十一连指战员创造的“复轨器”，可以把脱线的车皮拉到路线上来。
据志愿军铁道部队某部统计，该部五百多名立功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由于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而立功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了彻底根绝黄河水患和开发黄河流域的资源，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中央燃料工业部组织的黄河河源勘查队，深入青海省草原地带查勘了黄河河源的情况，发现了过去人们对这一带地理形势上的若干错误。
这是勘查队员在测量拔海四千九百公尺的拉不泽南北山口主峰的情形。

把高级干部理论学习坚持下去
全国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近两个多月以来，以研究斯大林同志所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为中心，已经普遍地开展起来了。
据不完全的统计，参加这次学习的高级干部，已达一万二千七百多人，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空前纪录。
这个学习运动不但使我们的干部对于目前国际形势有了明确的认识，使我们从苏联的建设经验中学到了对于我国大规模建设的指导原则，并且使我们进一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给各项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
许多单位的负责干部，以身作则，积极领导学习，认真地进行阅读和讨论，建立了学习制度和学习纪律，这对于今后继续开展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运动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怎样把现有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坚持下去，把大家的学习情绪巩固起来，使理论学习经常化，成为一种持久的制度，这是目前必须提出的重要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这次学习是一个临时的突击任务，似乎不必要坚持下去。
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今后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这不仅是因为高级干部不学习，就不能领导今后日益复杂和艰巨的国家大规模建设工作，而且因为高级干部思想水平不提高，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就不容易提高。
经验证明，高级干部学习好的地方，中初级干部学习也就搞得更好。
因此，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在在职干部教育中占着首要的地位，必须予以重视和坚持。
两个多月以来的经验还证明，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我们的高级干部工作很忙，时间很少，这是事实，但这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
东北工业部的高级干部学习坚持了三年没有中断，这难道不是更有力的事实证明吗？
如果说这是个别的例子，那末，现在全国各地很多机关，都采用了每周学习两个半天的办法（星期三及星期六两个下午），也并没有怎样影响我们的工作。
这难道不是更大量的事实证明吗？
显然，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要我们善于合理地安排时间和抓紧时间，坚持理论学习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还在于各级党委和各单位主要负责干部是否重视它，是否有决心坚持并加强领导它。
如果各级党委和各单位的主要负责干部都深刻认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都下了决心，都以身作则地带头学习，并认真领导所属单位的干部学习，那么，学习制度就一定能够坚持。
反过来，学习制度当然就很难坚持。
近来还有个别单位的负责干部，不积极领导学习，听任学习陷于自流，甚至在学习时间内，依然会客闲谈。
这种破坏学习制度的行为，在学习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的时候，再也不能容许它继续下去了。
有的同志说，高级干部的学习要强调自学，不应该制订学习纪律。
这也是不对的。
我们承认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自觉和毅力，但决不能因此就不要制订学习纪律，就不要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相反的，这些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支配时间，或者没有养成学习习惯，常常容易使自学变成自流。
如果我们以自学为主，而又组织起来，互相启发，彼此督促，共同前进，就更能推动个人的自学。
因此，各级党委和各单位的主要负责干部，必须把领导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当作一项主要的工作。
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和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完毕之后，必须制订下一个时期的学习计划，继续坚持有组织有领导的理论学习。
凡是已经建立起来并已行之有效的各种制度和办法，例如首长负责，每周两个半天的学习，定期召开讨论会，经常督促检查，组织学习报告等等，都要坚持下去，以便使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长期持久地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不继续坚持已经建立起来的学习制度，而轻易把它放弃了，那么，我们的干部学习必将恢复到原来散漫自流的状态。
不管有许多人说得多么好听，一再保证要挤时间自习，学习时间总是会被日常忙乱的工作挤掉的。
这种痛苦的教训再也不应该重复了。
为了使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能够更好地坚持下去，改进学习方法是有重要意义的。
如果学习方法不正确，就要走弯路，就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影响大家的学习情绪，阻碍坚持学习的耐心。
毛泽东同志屡次教导我们说：
理论学习最基本的方法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按照学习理论的过程来说，通常要经过两个步骤：
第1，要首先精读所学习的文件，并参考一些必要的参考书，以便真正领会文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第2，进一步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的一些原则问题。
在这次学习中，中央一级的财经工业部门，根据文件的精神，讨论了在大规模建设中基本建设的地位、发掘潜在力、正确掌握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等问题。
这是理论联系实际较好的例子。
但是在有些单位中，都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偏向，使学习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有的死记条文、专扣名词，不联系实际，完全在文件上打圈子；
有的不钻研文件，不研究怎样结合文件，明确提出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而是丢开文件，漫谈工作，把学习讨论会变成了工作漫谈会。
有的单位以大部分精力和时间去检查工作，作思想检讨，发动群众提意见，甚至在学习会上讨论机关保密和福利问题等具体问题，一直发展到追究责任等。
这显然不是理论联系实际，而是以工作代替学习，实际上取消了理论学习。
发生这些偏向的地区和单位，有的已经得到纠正，有的尚待纠正。
各级党委和各单位的主要负责干部，必须随时注意纠正这些偏向，改进学习方法，使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健康地发展，避免再走弯路。
在坚持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中初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带动起来。
当然，把所有的高级干部都组织起来担任中初级干部的理论教员，经常讲课和参加他们的讨论会，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高级干部关起门来学习，对于中初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不闻不问，任其自流，这也是不对的。
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应当和中初级干部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高级干部中，可以适当选择一部分同志担任中初级干部的理论教员和学习辅导工作。
由于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较高，经验较多，熟悉实际情况和干部思想，他们最便于推动和帮助中初级干部的学习。
他们为了给中初级干部讲课、作报告和解答疑难问题，又必须进行准备，这就使他们自己也会更快地提高。
中初级干部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常常对于高级干部有很大的启发。
这样把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和中初级干部的学习衔接起来，互相推动，我们全体干部的学习运动就一定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得到丰富的收获。

朝中人民部队继续杀伤窜犯的敌人
五天内我高射炮火击落击伤敌机三十六架
【新华社朝鲜前线30日电】
近日来朝鲜前线战斗突然增多，尤以西线战斗较为频繁和激烈，敌机的活动也较前频繁。
西线的敌人在01月21日到25日的五天中向我军阵地先后窜犯八次，其中有两次规模稍大。
敌人在23日和25日发动了两次所谓三个月来最大的进攻，每次一个营。
敌人在步兵冲锋之前，照例先派飞机轰炸、扫射，再用大炮轰击，并以坦克伴随作战。
但每次都被我军迅速击退。
23日白天，敌军一个营在十六架飞机、四十多辆坦克掩护下，向涟川西北水郁市北山我军的一个阵地进行猛烈炮击后，即以八个排的兵力连续攻击七次，并以一个排迂回至我军左侧另一高地上策应作战。
但都被我军击退。
共杀伤敌人一百五十多名，击毁击伤敌坦克四辆。
25日，铁原西北斗明洞、凤树洞附近，敌军一个营，乘汽车二十多辆在二十多辆坦克及大量炮火掩护下，向芝山洞附近我军阵地攻击，连续冲锋三次，均被我击退。
此外，24日夜，澳大利亚军一个排偷袭涟川以西基谷里附近的我军一个前沿阵地，遭我前后合击。
仅战斗十分钟，即被我大部歼灭，共杀伤敌三十二名。
在这五天中，前线我军游动炮火共击毙击伤敌军五百多名。
前线我军高射炮火共击落敌机十五架，击伤敌机二十一架。
【新华社朝鲜前线30日电】
本社记者于逢源自朝鲜东部前线报道：
入冬以来，朝鲜东部战线已下过九次大雪，大山的背阳面积雪厚达两尺左右，气温经常在零下二十度。
守卫在这一带的朝鲜人民军冒着风雪严寒，发挥了高度的勇敢和坚苦的精神，积极寻找战机，不断向当面敌人发起袭击。
01月12日，一个大风雪之夜，人民军某部夜击队的勇士们攀着枯藤、石块，爬上陡削的山岭，一举冲入文登里以东八五四点一高地上的李伪军阵地，激战二十分钟，歼灭敌军一百五十多名。
这样的战斗，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01月12日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内发生了六次，人民军共消灭敌军六百三十五名，仅据其中三次战斗的统计，人民军即摧毁敌军前沿阵地的火力点三十六个，掩蔽部 二十六个。
由于人民军英勇的狙击手们的积极活动，前沿阵地上的敌人轻易不敢钻出工事。
于是人民军的炮兵们，就用炮弹把敌人埋葬在工事里。
01月04日，人民军某部炮兵中队二小队小队长李龙铉，在松鱼月敌军阵地前指挥炮火向敌人射击，打死李伪军一百三十多名，摧毁敌人七个火力点，三座掩蔽部、两个食堂和四个帐篷。
在死亡、寒冷和饥饿的威胁下，敌军士气愈来愈低沉了。
人民军在前沿广泛开展的对敌宣传工作，在李伪军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在最近一个月中，自动向这一线人民军部队投诚的李伪军士兵约占过去十一个月中伪军投诚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
在战场上投降和被俘的伪军士兵，今年01月上半月就比去年11月份增加了三倍。
据投诚的伪军士兵说，按规定伪军士兵每天每人发六合米，但经过军官层层克扣以后，士兵实际得到的还不足四合，每餐只能吃到一个冰冷的饭团。
在美军部队中服役的伪军士兵则更苦，每月每人领到的薪饷还不够买两大碗大米。
有一个伪军士兵饿急了到美军厨房偷东西吃，被一个美军排长痛打了一顿。
当他正在伤心的时候，忽然听到人民军播音员正在播送我军宽待俘虏的讲话。
他便出来倾耳细听，不料又被美军排长发现而遭了一顿痛打。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伪军士兵毅然越过火线向人民军投诚了。

朝鲜人民军防空部队严惩美国空中强盗
布防在某战线上的空防战士去年打落敌机约五百架
【新华社平壤30日电】
朝鲜人民军防空部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防空部队并肩作战，给了进犯的美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去年一年中，布防在某战线上的朝鲜人民军对空射击手们打落敌机约五百架。
朴炳植所属部队的对空射击手们在最近的十三个月中打落的敌机共有二百六十多架。
朝鲜人民军空防战士能够取得这样光辉的战绩，是他们的英勇和智慧相结合的结果。
防守平壤地区的朝鲜人民军高射炮部队某部在去年07月11日美国空军对平壤市和平居民进行大轰炸时，以集中猛射和冷枪射击等战术，和敌机作战了一整天，打落敌机十五架。
这个部队的指挥员李云成因此荣获“共和国英雄”的称号。
某部洪成汉对空射击组使用巧妙战术吸引敌机冲入轻重机枪的火力圈，然后集中轰击。
他们曾在两天中先后和二十三架敌机作战，打落打伤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对空射击手们对于进行夜间轰炸的美国强盗也毫不放松。
曾经在接连三次的战斗中打落敌机七架的李春根对空射击组，不久以前在夜间又打落了一架敌机。
曾打落敌机六架的李明淑女对空射击组的女战士们，在不久以前用重机枪打落敌夜间轰炸机一架，接着，又在另一个晚上打落敌机一架。

朝鲜军事委员会决定
加强战时反特务斗争
【新华社平壤30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22日通过了关于加强战时反特务斗争和人民自卫队工作的决定。
决定指出：
美英侵略者和它们的走狗李承晚匪帮，由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接连遭到可耻的失败，一方面使用各种空前野蛮的战争方法，一方面又派遣各种特务潜入共和国北部，进行刺探军事机密、散布谣言、放火抢劫和指引敌机轰炸等破坏暗害工作。
因此，加强反特务斗争和人民自卫队工作，防止特务破坏分子潜入，并及时告发和逮捕潜入者，已成为保障前线胜利和进一步巩固后方的最重要的任务。
决定中规定，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展开反特务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反特务斗争成为全体人民的斗争。
对在反特务斗争中有功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隐藏和包庇特务分子的给予惩罚。
对于自首的特务分子予以宽待，对于怙恶不悛的特务分子将组织现地公审，按照战时法令严惩。
决定中并规定要加强机关、工厂的保卫工作和自卫队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地方的自卫队工作。

美机疯狂滥炸朝鲜和平城乡
【新华社平壤30日电】
美国侵略者在积极策划新军事冒险的同时，正加紧滥炸朝鲜北部和平城乡。
在今年01月份的头二十五天中，美国空军接连疯狂地轰炸平壤市和平壤郊区，以及平安南道的龙冈、成川、顺川、永柔、阳德，平安北道的博川，慈江道的熙川、前川，咸镜南道的咸兴、定平、洪原、高原，江原道的元山和黄海道的沙里院等地。
为了更多地屠杀和平居民，美国空军增加了夜间轰炸的次数。
他们并投下类似玩具的各式小型炸弹，专门用来杀害儿童。
朝鲜人民痛恨美国侵略者的暴行，并决心加强支援前线，给蓄意扩大侵略战争的美国强盗以更重的打击。

鞍钢推广小型轧钢厂群众性机械化运动
奖励先进生产者张明山等一百多人
【本报讯】
国营鞍山钢铁公司，在01月30日举行推广小型轧钢厂群众性机械化运动及奖励大会，推广该公司小型轧钢厂群众性机械化运动的先进经验，并奖励在群众性机械化运动中有创造成绩的先进生产者张明山等一百多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五金冶炼工会全国委员会和东北总工会等分别致电或写信向大会祝贺。
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和鞍山市人民政府等分别赠旗奖励小型轧钢厂。
会上，中共鞍山市委员会书记韩天石等先后讲话，号召各厂矿向小型轧钢厂学习，推广这一群众性机械化运动。
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轧钢机反围盘创造者张明山，代表小型轧钢厂全体工人在会上表示，他们决心争取在半年内使全厂的生产过程完全达到机械化和自动化。
国营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开展的群众性机械化运动，是充分发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有系统地改造旧的轧钢工厂的成功的经验。
国营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是一个旧式的轧钢厂，过去大部分的生产过程都是用人力操作，生产效率很低。
工人们必须在一千二百多度高温下进行工作，不但感到极度劳累，而且经常发生事故。
解放以来，小型轧钢厂虽然在设备方面和福利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仍然有一百零二名工人在操作过程中被烫伤、轧伤、并患腰痛、腿痛等职业病。
老工人张明山，在小型轧钢厂工作了二十来年，深知轧钢工人在工作中的危险和痛苦。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张明山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决心要设法改变这种恶劣的生产状况。
经过三年多的苦心研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他终于在1952年09月14日试制轧钢机反围盘成功。
张明山的这一创造，不但节省了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使钢材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并为小型轧钢厂生产过程全部机械化开辟了道路。
张明山创造反围盘成功后，小型轧钢厂成立了自动化工作小组，深入车间，发动工人提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建议，并组织多工种的技术小组，发动工人解决各种技术上的困难。
全厂从厂长到工人都参加了这一机械化自动化的运动。
运动中，新的创造发明不断涌现。
先进电气工人孙世平创造了自动拨铁机，加热工人卢乃滔和技术员吴良亚等创造了加热炉推钢机，张祝山改进了立围盘，电焊工人韩长信和技术员苗志明创造了毛轧翻钢机等。
今年01月29日，该厂第2车间工人又创造了毛轧机滑下板和立围盘。
总计从1952年01月到09月，国营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的职工共创造了十五件生产机械化的机械设备，改进了二十三件机械设备。
通过这一群众性机械化运动，该厂的几个主要工序，如加热炉、毛轧、光轧、剪断等，都已完全机械化。
仅就其中的一项计算，一年就可以为国家创造七百四十二亿元的财富。
今年该厂01月份的生产任务已提前两天完成。

做好设计计划，保证按时把质量良好的图纸送到工地
要做好设计工作，应该和做其它工作一样，事先必须有一个计划。
这就是根据对设计对象的全盘研究，对设计所具备的条件和必需资料的周密考虑，对自己设计能力的详细计算，正确地安排出工作的进度和步骤。
只有这样，领导上才能心中有数，主动地、有预见地克服工作中的困难；
才能合理地组织设计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设计工作。
设计人员才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以便主动地考虑问题、安排工作，也才能加强责任心和发挥积极性，提高设计效率，减少设计中的返工现象和人力浪费。
鞍山钢铁公司在设计八号高炉时，没有做设计计划，用了八千个工日；
设计七号高炉时，订了设计计划，发动了竞赛，只用了三千个工日。
这个例子充分有力地说明了制订设计计划的重要。
但是，除了个别单位以外，很多设计部门都还没有重视这一工作，设计工作还是盲目自流地“推着干”。
设计任务究竟何时能够完成，心里没有底；
设计对象的轻重缓急也没有预先安排，往往是次要的、容易做的设计完成了，重要的工程设计反而不能按时交出。
设计人员责任不明，工作忙乱，效率低，质量不能保证。
有时设计到中途才发现缺少资料或其他部分没有配合好，不得不中途停止，甚至全部返工。
总之，由于没有周密的计划，因而浪费设计力量，延误或打乱施工的现象是非常普遍而严重的。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很多设计部门的领导同志对设计进度计划的作用认识不足。
因而认为目前设计力量薄弱，设计资料和设计经验都十分缺乏，在这样的条件下，制订确切的设计计划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是只看到了这一工作困难的一面，却没有了解正是因为我们的设计力量小，资料少，经验不够，才更需要制订设计计划来指导工作，来克服这些客观困难。
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的经验就证明了，只要领导上重视，发动全体人员参加讨论，注意搜集、整理与制订设计定额，逐步建立设计工作的责任制，比较准确的设计计划是完全可以制订出来的。
各地设计部门应该学习鞍山钢铁公司的经验，改进工作，制订出先进的、切实可行的设计进度计划，以便保证按时把质量良好的图纸送到工程现场去！

动手设计之前
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处长　王金栋
动手设计之前，必须做好设计的准备工作。
这种工作进行得好坏，将直接影响设计的质量与进度。
——这是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一条定理。
但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我们对这一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某些工程的设计一再拖期，或错误百出。
几年来，鞍山的许多事实告诉我们，那怕是像建筑住宅等比较简单的设计，亦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否则亦必发生很多错误。
比如，鞍山在1952年所建筑的住宅工程，因为准备工作作得不好，使设计修改了五次之多！
至于较大工程的设计，当然更不必说了。
比如某号热风炉改建工程的设计，因为在设计之前没有详细调查炉壁情况，及至设计完了之后，又发现炉壁有裂缝，以至设计不得不又拖了01月。
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都在党和上级的帮助之下，及时改正了，没有把它带到施工中去；
但是它所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却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根据鞍山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要把设计工作做好，在集结了比较充裕的设计力量之后，——当然，这是作好设计工作最重要的决定的一环——应在开始设计之前，做好下列四件准备工作：
第1，及早订好基本建设计划，为及早动手设计创造有利条件；
万万不可倒算时日，把设计时间挤得太短。
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的建设缺乏经验，对设计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以至往往在确定某工程建设计划的时候，不是从设计需要多久，准备需要多久……来计算和确定动工与竣工日期，而是倒过来先确定施工与竣工日期，最后再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准备和设计。
这种逆向推算的结果，往往把设计时间挤得太短，致使设计工作不得不被迫突击进行。
这样，再加上我们的设计力量薄弱与经验不足，便必然给设计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那么，基本建设计划要订得多早、在制订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从设计工作的角度看来，以下四点是在制订基本建设计划时必须注意的：
（一）按照目前情况，如果要改修像八号高炉那样一个系统工程，在已有了初步设计的条件下，其具体的建设计划，最晚应在施工前八个月确定。
否则，技术设计即难以按时完成。
（二）如果修建一个需时较长的工程，在已有初步设计的情况下，最好能订出具体的、逐年的建设计划。
千万不可干完一段，再提出一段。
因为这一年的工程设计，往往和明年或后年的设计联系着。
只有今年的计划，而无明年或后年的计划，设计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无法考虑。
若盲目设计，将必然招致设计程序上的混乱和经济上不可挽救的损失。
譬如，根据今年工程要求，应用三十亿元建设一个加工厂，但明年它便完全没有用了。
这样，就会形成很大浪费。
如果预先知道明年的计划，便可以采用另外比较节省的办法。
（三）就目前看来，基本建设计划之某些具体项目的增减变动，一时尚难完全避免，但每一工程项目设计的内部联系，又非常复杂；
许多工程项目的增减，常常牵动设计的全局。
因之在计划部门提出改变工程项目时，必须及早通知设计部门，并同时提出改变后的新措施，以免增加设计部门的困难。
（四）设计部门应当了解设计能力与什么样的设计大体需时多少，从而正确的安排整个计划，以免产生倒算时日的现象。
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如果做到上述四点，计划与设计之间的问题，即可大体获得解决。
第2，在已有初步设计的情况下，开始技术设计时，必须认真研究国家基本建设的具体计划，从而制订精确的设计计划。
如果没有这种计划，或计划不精确，那么设计的成品便必然发生错误。
因之在国家设计的具体计划确定之后，如何制订精确的设计计划，就成了最重要的设计准备工作了。
要把这种计划编制得精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它不仅要规定正确的设计程序，安排设计步骤，而且要正确地确定如何具体实现初步设计中早已确定了的各种先进的技术标准。
鞍山的经验证明，要使这种计划编制得正确，起码应作到：
（一）认真负责地研究计划部门提出的基本建设计划项目。
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计划部门提出的某些计划项目中，很可能在经济上与技术上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
比如：
鞍山1952年建设工程计划中，便不合理的提出了某厂要增建连续加热炉工程，而实际上这是不需要的。
如果对原来计划不加研究，便不可能发现这种不合理现象。
当然计划部门应当尽量不发生错误，但因此设计部门便不去研究计划，而采取拿来就用的办法，就不对了。
此外，研究计划的另一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计划，从而为在设计上体现这个计划打下基础。
（二）在研究编制计划时，必须建立责任制。
办法是：
按照计划部门提出的计划项目的多少，以工程为单位，确定适当数量的设计总负责人及专业设计负责人，由总负责人组织各专业负责人和其他有关设计人员，研究各工程计划与编制各工程设计计划。
这样，不但会避免过去单纯由设计计划部门编制计划时所产生的空洞和不及时等缺点，同时设计人员也因参加了设计计划的编制，在设计中更容易掌握计划中所规定的各种原则。
（三）在编制这种计划中，必须对于如何体现初步设计中所规定的各项先进标准，加以具体研究，同时并根据施工需要，正确地规定设计次序。
只有这样，设计工作才不会发生错误，才不会与施工需要脱节。
（四）如果是国外做技术设计时，当然用不着我们做设计计划，但是我们的设计除了必须根据施工需要、明确提出设计的起止日期、交接时间、先后到达次序之外，还必须周密考虑国外设计者对我们的要求，制订出满足这些要求的计划。
比如国外设计者要求我们在什么时候供给些什么资料；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们在什么时候提交什么资料等等。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万万不可简单从事，如果事先考虑不周，不仅会增添来往联络的麻烦，更重要的是必然影响国外设计的正常进行，迟延设计的完成日期，甚至造成国外设计的错误。
第3，在设计任务书被批准之后，必须大力组织各种原始资料的调查、勘测工作。
原始资料和设计的关系，就好像米与饭的关系，没有米当然煮不成饭。
因此，在设计任务书编好之后，大力组织资料的调查与勘测工作，就成了设计准备工作的重要关键了。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曾使设计工作遭受过许多困难，甚至使某些设计全部作废。
比如在某冷却塔改建工程的设计中，因为搜集资料时把原回水管的标高弄错了，致使整个设计全部作废。
怎样才能作好原始资料呢？
（一）要作好原始资料的调查勘测工作，除了首先由设计部门根据设计的需要，制订统一的详细的调查、勘测计划，从而防止混乱及遗漏外，还必须组织专门的机构负担这
一工作，并应配备足够的技术人员。
如果因为工程不太大，而无须成立专门机构时，也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千万不可把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工作随便让人兼任，或把它交给没有这种经验的人去作。
（二）除了建立一系列的责任制及审查制度之外，还必须制订搜集原始资料的工作纪律及规程，严格禁止道听途说及随便引用旧图等不良现象，从而保证原始材料的正确性。
去年春天，鞍山基本建设设计处所测绘的千余张图纸，平均每张存在八个错误，主要的原因便是没有建立责任制、审查制及工作纪律规程等一系列的制度、纪律。
现在建立了这些工作制度与纪律，已经很少产生此种现象了。
（三）各主要设计负责人员不仅必须参加制订搜集原始资料的计划，而且在搜集原始资料开始之后，必须亲自参加这一工作的领导。
这种做法有以下三个好处：
一、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二、更加熟悉了实际情况；
三、为审查原始资料的正确与否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四）在我们今天技术力量十分不足的情况下，大力组织有关机关、厂、矿人员，参加原始资料的搜集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但在这样做时，必须特别注意：
一、交清调查勘测项目，指出进行办法，定出完成日期。
以免有了项目没办法，有了办法又不知何时完成，以致耽误设计。
二、应特别加强对这些原始资料的审查工作。
因为这些部门的同志不熟悉这一工作，可能比专业部门发生更多的错误。
如果不加强审查，势必使这些错误漏网。
三、多多对他们进行帮助。
第4，搜集设计所需之技术资料是设计准备工作的重要项目。
腐朽透顶的旧中国的统治者，连许多起码的技术资料都没有给我们留下；
然而在进行较大的设计时，这些资料又是不可缺少的。
比如中国在过去就没有全国的产品目录，这样，在设计时我们就不知在国内可以采用什么产品；
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解决什么技术问题。
而这种产品目录目前我们国家又不可能一时编出。
因此各设计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及早搜集这些材料是十分必需的。
比如鞍山为了解决某工程房顶的材料和防水剂的问题，曾经调查了八个城市有关工厂的生产技术能力，才最后解决了这些材料的制造问题。
当然，仅有国内的技术资料，仍不能满足大规模设计的需要，还必须搜集国外的技术资料，特别是苏联的技术资料。
因为他们的技术标准是最先进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意搜集各种典型设计，以便随时采用，和为推广苏联使用标准设计的先进经验打下基础，从而部分的解决目前我们设计力量不足的困难。
为了使得这一工作进行得更有组织，最好能成立技术图书馆或技术档案室。
自然，鞍山在设计准备工作方面的经验还是不完整的。
但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做到上述四点，将会使我们的设计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

在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
古维进
去年11月间，太行山下了大雪。
在白茫茫的雪山里，快要黄昏的时候，我走到群山环抱的山西沁县东庄。
这是一个自然村，有二十户人家。
张秃小领着我走进村子，他边走边道：
“咱这地方，山高路窄，十分偏僻，要不是办了个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外面的人是很少到来的。”
张秃小是东庄编村的中共支部书记，也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
提起合作社，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
“咱社自今年春天办起来之后，在春夏秋三季丰产评比当中，来参观的人实在多：
有全村互助组员，有全县各村的互助组代表，有省里、专署和县里派来的干部，现在你们也来了。
打算登报吗？”
我说：
“参观的人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
“大家都说我们的庄稼长得好，可不是嘛，一百七十七亩六分秋地全部增产啦！”
我们向着村子的东头走去，张秃小兴奋地谈着增产的情形：
1951年在互助组里，每亩秋地平均产量三二九点六斤，1952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亩秋地平均产量四一五点三八斤，比1951年增产八五点七八斤。
超过全村1952年的平均产量百分之六十二，超过本村最好的互助组的平均产量百分之四十八，超过本村最好的单干户的平均产量百分之一百四十九。
全社二十户人家，若以1951年收粮为基数，1952年增产粮食十五石至二十石的有五户，增产十石至十五石的五户，增产七石至十石的四户，增产五石至七石的六户（自留地的收入尚未计算在内）。
加上1951年在互助组积下的余粮，现在每户平均有余粮十四、五石至二十石左右。
这时村子静悄悄的，有许多人家的门已经锁起来了。
我问张秃小道：
“满山遍野都是大雪，村里人那里去了呢？”
旁边一个老汉答道：
“都去气村参加物资交流大会去了。”
晚上，我住在李同锁的家里。
他在物资交流大会上买回了大号花线毯子、灰斜纹布和纸烟，等等。
李同锁说，在物资交流大会上，他们这个合作社的社员每个人都买了好几万元的日用品，至于他，已经买了十几万元日用品了。
灯光下，李同锁反来覆去地欣赏他新买的花线毯子。
忽然，他高兴地说：
“要不是办了土地社，咱的生活还能变成这样？”
我说：
“你从前的生活呢？”
他说：
“打忙工，赌钱，抽大烟，偷东西。
可是自从土地改革分了地，入了互助组，就过起吃穿有余的日子来了。
今年入了土地社，生活越发好，咱个人就分了二十石粮食，除去吃穿，能余下十多石。”
×××
第2天，我访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许多社员。
社员们知道我从北京来，都热情地打听毛主席的近况、首都的建设和朝鲜的战争。
之后，我和社员谈起1952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和社员的生活。
他们都把这些成绩和支部书记张秃小、支部委员李富荣（社长）、李兴孩（社里的生产小组长兼村长）联系起来。
他们说，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领导他们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才有了今日的好时光。
这一天，我被分派到生产副小组长李富和家里吃饭。
李富和给我谈到这样一个问题：
当开始酝酿办社的时候，许多人存在“生产到顶”的思想，不主张办社。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李富和说：
“咱村二十户人家，自从1942年组织互助组，一直互助到1951年。
在这十年里边，特别是在五年前土地改革以后，每户都分到土地、牲口，互助组又讲究耕作技术，生产发展的很快。
战前每亩地平均打九斗粮，现在每亩地平均打一石六斗左右。
每户每年都有多少余粮。
战前‘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已经变成吃穿不缺的生活了。
这时候，许多人都感到组织起来就是这个样，不会有更大的前途。
可是上级却号召进一步组织起来，试办土地社。
许多人都打不通思想。”
李富和说到这里，忽然缄默起来。
我说：
“是不是你也打不通思想呢？”
他说：
“可不是嘛，咱也和大家一个想法：
咱这山凹凹地，石厚土薄，一亩地能打下一两石，大家每年吃穿有余，也就够了。
办土地社还能使咱们的生活好到那里去呢？
后来县委会派来干部，和支书张秃小、支部委员李富荣、李兴孩一起，每天在各种会议上反复解释土地社的性质和前途，讲苏联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和富裕幸福的生活，讲李顺达的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和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绩，这样，大家的脑筋才慢慢转过来，了解社会还要往前走，生活还能再提高，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引导大家向着这条道路走。
至于说到咱这个山地，虽然不能使用拖拉机，造林和畜牧却是能发展的。
这样，大家都了解办社的好处了。”
×××
晚上，社员们在社校（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的学校）上完速成识字课，陆续回去了。
有的人跑到李同锁的家里。
他们知道这里住了一个北京来的同志，都想从这里问问北京有些什么新鲜的事情。
我把所知道的新事情都告诉他们，就和他们谈起入社的问题。
他们对于这个问题很有兴趣。
他们说，当大家了解了办社的好处以后，并不等于没有问题了。
许多人还顾虑入社以后是不是就像说的这样好。
这时候，支部书记张秃小、支部委员李富荣、李兴孩等带头入社。
他们说：
“听毛主席的话没有错。”
接着，一些党团员跟着入社，他们也说：
“听毛主席的话没有错。”
这句话像一盏明灯，提醒了所有的人。
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组织互助，那一件不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才有今天的翻身生活呢！
于是人们逐渐跟着入了社。
但是，有一部分人还没有想通。
村子里，这里那里进行着动员入社的工作。
支部委员李兴孩到了李海珍家里。
他们刚开过家庭会议。
李海珍说：
“咱的地在互助组里，一亩就能打一石六七，入了社不见得能多打。
入社不入社没甚意思。”
李兴孩了解了李海珍的意思：
他种地下工夫，比别人多加工加肥，他害怕入社以后，别人不好好劳动，大家不能增产。
李兴孩说：
“在互助组里，加工加肥是各管各，谁有多少能力投多少资。
到了社里，统一加工加肥，又讲究科学技术，发挥土地潜力，增产不成问题。”
李海珍望着李兴孩没有作声，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但是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土地社以劳力分红为主，咱家五口人，除了老婆、儿媳妇，就我一个人能顶个劳动力，将来分不下几颗粮食怎么办？”
李兴孩告诉他：
社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加生产，同样能顶劳动日，和男人一样分粮食。
李海珍高兴了，他说：
“要是这样，咱家五口人就有四口人能劳动了。”
在第2次家庭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入社。
在李爱留家里，李爱留不同意他妻子张月仙的主张，不想入社。
他觉得现在的情况就不错。
他女婿经常有剩余的劳力和畜力帮助他在互助组里做活，他感到能够沾上这份光，对于他的孱弱的身体说来，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如果入了社，女婿就不能这样帮忙，一切都得自己去干了。
他今年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有一个男孩，他考虑可能是自己的身体太弱的缘故。
因此他不愿过份的劳动，怕把身体累坏，影响将来的生孩子。
他感到妻子主张入社，完全不理解他这个苦衷。
但是张月仙有她自己的想法。
她想，家里已经和全村人家互助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有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啊！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伙曾经一边种地，一边和敌人打游击；
敌人在村里烧杀掳掠，大伙在一起互借互济，度过艰难的岁月；
土地改革时，大伙分了土地；
为了响应毛主席增产的号召，大伙时常在一块研究怎样加工加肥，提高耕作技术；
庄稼收成好了，大伙共同庆祝丰年。
张月仙非常珍惜这些由于长年互助而日益增长起来的深厚的劳动感情。
她听到人们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想到自己的互助组将要走向集体化的前途，又看见十年来在一块互助的老伙伴纷纷入了社，她这种劳动感情在心底里燃烧起来了，她巴不得马上入社。
但是丈夫像一块木头似的完全不理解她这种感情。
支部委员李富荣帮助这对夫妇解决了这个争执。
他们的争执已经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
性急的张月仙说服不了丈夫，已经提出要和丈夫离婚了。
李富荣批评了她这种鲁莽的作法，告诉她必须耐心进行说服。
接着，李富荣参加了他们的家庭会议。
李富荣首先给李爱留解释道：
“你身体弱，自然要爱护身体，可是你不能一辈子依靠女婿帮你做活。
他老家住在河北涉县，他家已经分了土地，他总有一天要回到老家去。
那时候你靠谁帮忙呢？”
张月仙道：
“这话顶真，靠自己才牢靠。
你身体不好，不怕，社里说过合理使用劳动力，按照特长分配工作，你力薄不能担，就管犁吧——你不是犁地的好把式吗？”
李爱留觉得他们的话有道理，但是继续辩护道：
“说的那么好，我看入了社，成了一大家，吃穿都不自由，那能比互助组？
打下粮食自己要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依我说，能不入咱就不入。”
张月仙听了这话，又激动起来了。
她说：
“家家户户都入了社，咱们就不入，那就单干吧。
毛主席叫咱们组织起来，咱们就要单干，这对得起毛主席吗？”
说到这里，她忽然感觉到当单干户的难受——就说这几天吧，入了社的人每天都在热烈地开会讨论建社的问题，他们没有入社，没有人理睬，自己就呆在家里。
而且这种不好受的滋味才只是开始，将来怎么办呢？
张月仙想到这里，眼眶噙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李富荣道：
“月仙说的都是道理，大家都入了社，单干还能干成个甚呢？
你忘记咱们没有组织互助时候那种单干的情形吗？
至于说到入社以后吃穿不自由，这就不是一个问题。
你缺吃缺穿，大伙还能看你饿着冻着？
咱在互助组的时候，还要互借互济，何况现在是土地社呢！”
李爱留经过十年来组织起来的锻炼，是明白这些道理的，只不过一时被自私的纱幕蒙住罢了。
现在他们帮助他把它一层层地揭掉之后，他完全明白过来了。
他惭愧地说：
“说实在话，咱不愿入社，是有个个人打算，好危险，差点儿走错了道路。”
动员入社的工作一户一户地进行下去。
二十户人家都入了社。
在东庄的第3天，我访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以后的情形。
支部书记张秃小说，建社以后，个体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克服个体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
“当牲口作价入社的时候，大家争论很厉害——去年互助组有十户人家买了四匹马，那时马的价钱比现在的价钱大百分之二十。
他们要照去年的价钱卖给社里。
旁的社员都不同意，坚持要照现在的市价计算。
双方争执不下。
后来有的社员说：
‘这么麻烦，干脆不用马，光用牛好了。
’但是这样牲口就不够用了。”
张秃小谈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经过：
这十户有马户有七个人是党团员，有三个人是群众。
支部教育党团员说，照现在的市价作价才公道，少数人决不能让大家吃亏。
要不然，大家不买马，牲口不够用，就要影响生产。
七个党团员把问题想通了，帮助三户群众打通思想，四匹马便照现在的市价入了社。
“土地入股，评定产量，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张秃小谈到第2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讨论土地入股，评定产量的时候，有一部分社员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加了工，上了粪，打的粮食比旁人多，就主张按实产量评地等。
另外一部分社员不同意。
他们的土地种的不大好，产量比较低，他们主张按应产量评地等。
双方争执不下，谁都不愿意吃亏。
支部研究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地好的人绝大部分是党员，他们的地所以好，是因为他们这几年比一般群众更积极地响应了政府增加生产的号召，大力加工加肥。
他们提出按实产量评地等是合理的。
但是群众的思想既然打不通，党员就应该向群众让步，同意按应产量评地等。
支部向党员进行了教育，说明群众的地所以种的不好，是因为粪土少，牲口小。
他们的土地入社以后，社里统一使用劳力畜力，统一加工加肥，这些不好的地慢慢就能变好了。
地变好了，粮食打多了，大家不是都能多分粮食吗？
支部的教育使党员认识到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重要。
李兴孩说：
“办社是为了走向集体化的道路，但是要走这条道路，光靠几个共产党员是不行的。
共产党员必须带领群众一块前进。
目前评产吃点亏，正是为了团结群众一块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李兴孩的话启发了许多党员，他们都同意支部按应产量评地等的办法。
张秃小是一个健谈的人。
现在他又谈到第3件事情：
支部怎样领导群众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丰产的问题。
05月间，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百二十多亩秋庄稼给冰雹打坏了。
这些庄稼东倒西歪，叶子漫在稀泥里。
社员看见这种情况，失去争取1952年的丰产的信心，有的人还埋怨合作社说：
“去年互助组每亩地才上五六十担粪，今年社里每亩地就上九十多担粪，下了这样大的本钱，这一下可把大家都亏啦！”
张秃小说：
“这时候，社里召开了党组会，决定先把苗子扶起来。
在党员带头下，把苗扶起来了。
但是第2步就不好办了。”
在党组会上，大家看见苗已扶起来，决定争取完成原定每亩地增产粮食六十斤的计划。
当时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力上追肥。
但是群众和一些党员坚决反对上追肥。
他们说：
庄稼已经打坏了，上追肥等于浪费。
他们计划偷偷地把原来准备的追肥——三千五百斤豆饼——卖掉。
他们说：
“庄稼没有指望了，这些豆饼值十五六石米，卖掉它，大家分得一石八斗，将来可以过饥荒。”
支部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定耐心说服群众，改变这种错误的作法。
支部指出：
上追肥合乎科学的道理，一定可以多打粮食；
如果万一打的粮食不多，还不起县供销社的豆饼，社里可以和县供销社定合同，延期到1953年还账。
同时指出：
“县里挑选咱村办社，为的是在全县起示范作用，推动大家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如果搞不好生产，怎样起示范作用呢。
咱们的互助组曾经是全县的模范组，战胜过无数次的自然灾害，难道今天办了社，反倒没有战胜自然灾害的勇气了吗！”
支部的意见说服了所有的人，大家决定把全部豆饼上了追肥，另外还添了三十担羊粪。
上过追肥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雨，庄稼从衰颓的状态变得十分茂盛。
收割的时候，大家看见1952年的庄稼比往年几乎多打了一倍粮食，都高兴地说：
“咱社要是没有支部的领导，不少打粮食就好了，那还能丰产呢！”
（未完）

天津铁路管理局
订办法改进设计工作
天津铁路管理局为了加紧进行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根据技术人员统一调配、集中使用的原则，已从所属各段、处及运输分局等单位抽调了二十多名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技术员、绘图员），充实了设计机构，迅速投入设计工作，并订出了改进设计工作的四点办法：
一、加强工作计划性，按指示图表实行有节奏的设计工作。
该局所属基本建设处、施工处、各业务处，首先按照轻重缓急，共同进行工程排队，然后由设计科根据工程排队订出每季、每月的设计计划及每一具体对象的工作进度表，穿插配备设计力量，按指示图表实行有节奏的设计，经常检查，及时解决问题。
二、实行科学的设计分工。
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能力、特长，科学地组织分工，合理使用人力。
工程师只做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应力分析等项工作，关于绘图、编造预算、描图、抄写等半技术性或非技术性的工作，尽量交给技术员、绘图员和练习生去做。
这样就可以使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的工作效能。
三、采用标准设计，减少设计重复，提高设计工作效率。
今年01月初，北京、天津、太原三个铁路管理局设计科在天津召开了一次联席会，拟定可以采用定型设计的工程有九十五件，其中分配给天津铁路管理局设计的仅十六件。
由于三个铁路管理局设计科的合作，就可以大大减少各单位的工作量。
四、提前编制工料定额及单价分析。
如做一个某种类型的窗子，需要几个人工；
铺某种类型的地板，每平方公尺需要若干木材；
修某种墙壁，每平方公尺需要若干钢筋洋灰，以及这些木材、钢筋、洋灰单价若干，都事先列表载明，待编制详细预算时，就可以省去很多计算手续。
该局设计人员决心在06月底以前完成全年设计任务。

汽水烤火的故事
王山风
在这严寒的冬天，吉林省公主岭土产公司还积压着一万多瓶汽水。
为了不让这些汽水冻坏，特别生起火炉烤着它们。
但这些汽水每天至少还要冻炸二十多瓶。
全部汽水眼看就要变质而失去效用。
这些汽水是怎样来的，为什么又会遭受到这样的损失呢？
去年07月，公主岭的汽水畅销，土产公司的领导干部就派人到山海关去买汽水。
买回一万二千多瓶汽水，天气已经凉了。
但土产公司不肯减价出卖，就这样把这批汽水积压下来。
类似的事在公主岭土产公司并不只一件。
两年来，由于该公司盲目采购、坐等高价、积压商品的结果，光损耗就达二十亿零一百六十万元。
这里再讲讲苹果和小鸡的故事。
1951年，该公司原计划采购九万斤苹果，但采购员却到瓦房店买回十七万斤。
公司只有藏九万斤苹果的地窖，多买的八万斤苹果只好乱堆乱放，公司领导方面并不积极设法推销，继续按每斤二千八百元照常出售（成本每斤一千二百五十元至一千六百元）。
直到1952年04月，苹果已烂了许多。
公司迫不得已，将剩下的五万多斤苹果按每斤五百元出售。
光这一次公司就损失了七千八百万元。
该公司1951年10月还买过一回小鸡，那次也是领导干部看见小鸡能赚钱，就叫怀德城土产商店买了一万多只。
运到公司后，没有地方喂养，一下又卖不掉，就放在一个空屋子里。
结果挤死的挤死，压死的压死，加上路上压死、病死的，一共损失了五千多只。
该公司的工友刘成太看到公司领导干部的这种作法后说：
咱们公司真不会作买卖，老想狠狠地赚一把钱，结果卖不了，扔的扔，烂的烂，老本也赔了。

河北产油区油品倒流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该省油脂公司因害怕积压商品竟取消合理库存量
河北省是花生、芝麻等油料油品的产地。
河北生产的油品油料除了供应河北省的居民消费以外，并运销其他各省，和供应出口的需要。
在河北省居民对油品的需要中，每年以第3季度最为殷切。
河北省油脂公司按理应储备足够的油料油品，以供第3季度销售之用。
但该公司不按本省居民的需要储备一定的油品油料，他们害怕积压商品，盲目地把所收购的油品油料大部运往天津，到本省市场油料供不应求时，又从天津或其他地区运回大批油品油料，分送各地。
商品倒流的结果，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该公司去年第1、二季度在各地收购的花生油，绝大部分都运往天津，到第3季度又先后从天津调回七百二十余吨，分运石家庄、保定、泊镇、邯郸、衡水、定县等地，以单程火车运费计算，即损失一亿五千一百七十余万元；
如以来回的双程运费计算，即损失三亿零三百余万元。
搬运、装卸、货场租金、包装用品折旧和途行伤耗等等还未计算在内。
河北省油脂公司所属的辛集分公司，去年五、06月间也曾盲目运送一百二十吨芝麻到天津，但到去年07月份又从天津调回六十吨。
保定地区在去年06月中旬即已发生花生油的国营牌价低于市价的现象，按理油脂公司应该掌握足够的花生油，及时出售，以稳定油价。
但保定油脂分公司却盲目缩压库存，把望都、良乡、保定等地库存的花生油料运往天津。
后来油价问题严重了，才从其他地区运回油料油品来抛货抑价。
河北省其他各地也有类似情况。
据统计：
两年来河北省油脂公司由天津倒运回去的各种油品达一千八百六十三吨，倒运回去的各种油料达六百八十四吨。
其损失是很大的。
因油品油料不能供应市场平抑油价所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最近各地国营贸易都在检查和反对积压商品，这是必要的。
但有的同志为了怕积压商品，连应该储备的商品也不储备，这也是不对的。
河北省油脂公司的教训应引起各地重视。
（任彬、郑树锋）

鞍钢设计处发动群众制订设计计划
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在去年第4季度中把设计计划的管理列为工作重点之一，编制了个人、小组、工程单位以及全处的设计计划，同时积极推广平行流水作业、分工专业、按指示图表作业等先进经验，实行了奖惩制度，因而使设计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七号高炉系统工程设计，较原计划提前七个月完成了全部任务，比八号高炉的设计效率提高了一倍半以上。
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很早就开始编制设计计划了，可是由于领导重视不够，很长一个时期没有起什么作用。
1951年10月以前，该处的领导干部对作设计计划还是采取“应付公事”的态度；
一般设计工程负责人及设计人员更是毫无计划观念。
设计计划只是由综合组与个别工程负责人凭主观想像制订的，以致个别工程项目设计拖迟了将近二年，质量上也发生了不少问题。
1951年10月以后，设计处的领导干部开始注意按上级的要求编制了设计计划；
但没有经过群众详细讨论，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以致计划与实际脱节，在执行中常发生停工待料、前松后紧、忙闲不均等现象，影响任务不能按时完成。
这次，在编制计划的方法上，改变了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风，先自上而下地提出对设计质量及进度等方面的要求（愈往下愈具体），再由群众讨论制订出具体的设计计划，自下而上地逐层修改、审核、批准。
与此同时，又积极推广先进的设计经验，结果便获得了上述的巨大成绩。
根据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两年来编制与贯彻设计计划的经验，要做好设计计划工作，必须领导重视，下定决心，采取下列措施：
一、发动群众讨论，使国家计划成为群众自觉的奋斗目标。
因为群众最了解自己的工作与能力，所以群众讨论制订计划，最切合实际；
同时经过群众讨论制订后，计划就有了群众基础。
这样有群众保证而又切合实际的计划，必然可行，必然执行得好。
如该处炼铁组发动群众制订的七号高炉设计计划，准确性很高；
估计图纸二三○张，实际作出二三三点九张，准确性达百分之九十八；
估计工数九二七个，实际用了八五九点六个，准确性达百分之九十二。
在执行计划时，工作进度快，群众情绪高，结果较修订后的计划还提前一个月零三天完成了任务。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在各级设计负责人中树立计划观念。
他们熟悉业务，担负着分配具体任务、提供初步轮廓计划、掌握设计进度等重要工作。
他们如能重视设计计划，将对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起重大的作用。
该处电气组某工程负责同志业务能力虽强，但不重视计划，看不起群众，以前曾在某工程设计中产生错误一百余件，工作效率也低；
1952年10月在红旗竞赛中，经过本组党员团员的说服动员，开始转变，不但热心地制订计划，按时填写表格，并积极帮助和带动其他同志，结果将原来估计完不成的某工程设计任务提前完成了。
二、充分搜集资料，积累经验，为制订设计计划打下物质基础。
没有详细的、完备的原始资料，就不可能预定全部工程项目及设计工作的规模；
没有必要的设计指导资料（包括设计工作本身的定额资料），也很难决定某项具体设计工作所需要的设计时间和人力，因此就不可能编制正确的设计计划。
要事先充分搜集设计资料，就必须将搜集资料工作列入设计工作年计划内，并编制详细的具体的搜集资料计划，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以保证资料搜集得比较全面，避免遗漏，避免因人力和时间上与其他设计冲突而打乱其他计划。
该处1951年作八号高炉设计时，即因未事先全面搜集资料，一边零碎地搜集资料，一边零碎地布置设计任务，使设计时间拖长一年多，还有遗漏项目须补作设计。
三、建立必要的制度，保证设计计划的编制及执行。
根据鞍钢设计处的经验，除了建立奖惩制度、联系制度等外，尚须有下列制度：
首先是建立设计工作的责任制。
因为总体工程中各单位及部分工程的设计工作是彼此密切联系的，某一单位工程的有无、大小、先后等，均会影响其他单位工程，因此决定工程内容、排定工作先后次序、明确各单位工程负责人间的关系及责任等，就必须有总负责人作统一的布置和指挥。
否则就不可能编制出统一而完整的设计计划，并保证其执行。
该处最近初步实行了设计总负责人制度，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已大大减少。
其次，必须建立检查制度。
经常检查设计计划执行的情况，不但能及时发现执行计划中的问题，及时解决，保证计划的顺利实现，同时也可促使设计人员重视设计计划，更好地按计划工作。
该处炼铁组及电气组由于建立了检查制度，并认真贯彻，设计计划就执行得较好。

人民电影在海岛上
刘端理
“克服困难，面向岛屿上的人民”，这是我们电影队的放映员们的战斗口号。
我们经常用这个口号督促自己、鼓励别人。
两年来我们在沿山东半岛的大小岛屿上放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普天同庆”“和平保卫者”“白毛女”“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上饶集中营”等二十部影片，计百六十多场，有三十万观众。
观众中除一小部分是海军战士外，绝大部分都是岛上的渔民。
平均一个半月他们看到一次电影。
电影队在岛上放映电影，受到了渔民们热烈欢迎。
我们的船还飘在离岸很远的海上，沙滩上早就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向我们挥着手，欢呼着：
“电影来了！”
“毛主席派人送电影来了！”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到处欢呼送信。
我们一踏上岛屿，白胡须的老大爷们，眼里闪着感激的泪珠，劈头就问：
“同志！
毛主席住在北京挺好吧！”
太阳刚刚偏西，渔民们有的翻山，有的坐船，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民兵队，青年妇女队，一行接一行，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雄壮地走到场上。
电影开始放映了，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渔民们非常兴奋。
那些长期住在岛上的人民，从电影里看到了我们的祖国是这么辽阔、丰富、美丽、可爱。
他们看到秀丽的山河，城市和乡村；
看到火车、汽车在陆地上奔驰，飞机在天空巡视，他们不禁欢呼起来。
当毛主席出现在银幕上时，渔民们的欢呼的声浪，更加汹涌起来，久久不息。
电影放映完了，人民还不愿回去。
他们亲切地包围着我们，仔细地看电影放映机、发电机。
他们向我们问长问短，有个渔民问：
“同志，将来咱岛也能有这家伙不？”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站在旁边的一个渔民就非常自信地说：
“这还要问！
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还怕咱岛上不能建设得同城市一样吗？”
孩子们更显得天真可爱，他们是那样地向往着祖国的大陆啊！
他们问祖国建设的情形，问学生上学校的情形。
他们希望自己在小学毕业之后，能够到大陆上上中学。
渔民们看了电影后，总是把自己今天的生活同从前的生活比。
有个渔民说：
“解放前，我们像没有祖国的人一样，打渔没网，种田无地，真是死路一条。
解放后，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分了地，贷到了渔款，制了新网，两年都是丰收，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啦！”
渔民们看了电影，更懂得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他们积极组织民兵，配合海军巡视海洋。
一个小岛上一位老大爷看了影片“钢铁战士”后，当晚写信给在军事干部学校的侄子，鼓励侄子好好学本领，保卫祖国。
很多妇女看了苏联影片“她在保卫祖国”，深受感动，她们决心学习影片中的女主角的英勇斗争精神。
把人民电影送到岛屿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得克服许多困难，例如晕船、呕吐，搬运四百斤重的发电机上船下船等。
我们虽然体质都不算好，但是我们有无限的力量。
我们满怀信心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岛屿上的人民就看不到人民电影。
我们虽然几天没有很好地吃东西，甚至病了，但一看到岛屿上人民的兴奋情绪，我们便愉快地抬着机器，坚持马上放映。
海洋的气候变化很快，风雨来了，我们便脱下自己的衣服，解开被包上的雨布，盖在机器上，宁肯自己淋雨，不肯让机器淋雨。
由于我们能够这样坚持工作，岛屿上的人民才异常爱戴和欢迎我们。
人民的爱戴和欢迎，也给了我们莫大的力量。
我们将经常到岛上放映电影。

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林默涵
编者按：
1952年06月08日本报转载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曾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这种文艺思想，因为在一些“左”的、“马列主义”的词句掩盖之下，对于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有迷惑的作用，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批判。
林默涵同志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一文（原载本年第2期“文艺报”），从一些基本问题上揭露了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指出这种文艺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区别，这是有助于目前文艺思想工作的开展的。
现将此文转载于此，以供文艺工作者的参考和研究。
对于胡风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曾经有好些同志提出过批评。
去年06月08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也曾在编者按语中明确而扼要地指出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错误性质，认为“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但这些批评，还没有引起胡风去正视和检讨自己的错误。
为了帮助胡风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不久以前，曾由一部分同志和胡风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讨论他的文艺思想；
经过这几次座谈会，胡风虽然开始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但在根本问题上，仍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观点。
在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之前，应该说明：
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
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
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部错误的，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也含有正确的成分。
但个别问题上的某些正确看法，并不能改变他的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
但胡风却一贯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自居，一贯地认为他的文艺思想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
正因为这样，他的经常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言词装饰起来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在一部分人中间就起了若干的迷惑作用。
同时，这种文艺思想，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在其他文艺工作者中间也是可能存在的。
因此，弄清楚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指出这种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所在，在今天仍有必要。
我们的批评，打算着重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胡风的文艺理论，因为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
但是胡风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有其一贯的根源的，是一直发展下来的，因此，也就不能不远溯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的胡风的某些论文。
×××
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根源，是在于他一贯采取了非阶级的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
他不是从阶级的根源去考察各种文艺的现象，而是离开了阶级关系去寻求文艺现象的原因。
可是，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自己陷于错误。
胡风的这一错误，显著地表现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上。
胡风是一向以现实主义的坚持者和保护者自任的，但是，胡风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呢？
在他的理论中，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在胡风看来，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所一贯地主张的所谓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这种“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结合。
照他看来，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强弱或有无，就是现实主义的强弱或有无的标志。
这里，第1，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
第2，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因而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就只是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有它的阶级性的。
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和离开了现实主义在各时代中的历史具体性，必然不能正确地了解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决不是如胡风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因为任何作家都有他的某一种性质和某一种程度的“主观战斗精神”，而这种“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旧现实主义，例如批判的现实主义，由于它能够正视和批判当时的现实，揭露资产阶级的缺点和丑恶，这种现实主义有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它的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却不能不受它所依据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限制，因此不可能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
显然地，这不是什么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问题，而首先是作家的阶级立场问题。
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根本问题也不是有没有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而是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没有这种立场和世界观，那就不管你的“主观战斗精神”怎样强烈，也不可能正确地充分地反映今天的现实。
胡风的错误，就是始终离开阶级的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因此也就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
这种思想，在他的“略论文学无门”一文中，表现得很明白：
如果一个作家忠实于艺术，呕心镂骨地努力寻求最无
伪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
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像志贺（志贺直哉，日本的一
位旧现实主义作家——引者注）似地没有经过大的生活
波涛，他的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
因为，
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的身心的感应融然无间的
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人生，这追求的结果是作者
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了。
这是
作家的本质的态度问题，绝对不是锤字炼句的功夫所能够达到的。
如果用抽象的话说，那就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的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
（“密云期风习小记”第99页）这是胡风在1937年说的话，但这个观点，胡风在后来并没有改变。
在这里，胡风把所谓忠实于艺术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作家只要忠实于艺术，就“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既不问作家的阶级立场，也不问他是忠实于什么阶级的艺术。
胡风完全忽视了作家的阶级立场对于他的艺术活动的影响。
他认为作家只要忠实于艺术，不需要有什么进步的政治思想和进步的世界观。
这正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艺术理论。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以补足作家世界观上的缺陷，只能是对于不能有正确的世界观的旧现实主义者而言。
旧现实主义者中间，有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补救了世界观的缺陷的例子，如巴尔扎克就是（巴尔扎克当然是必须学习的，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是巴尔扎克，也因世界观的缺陷而限制了他对现实的认识，更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
但更有因反动的世界观而损害了现实主义、损害了艺术的多到不可计数的例子。
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如果还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分开来看，甚至抛开世界观，那就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就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思想上教育人民的任务相结合，那么，没有进步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又怎么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呢？
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是不可能分裂而只能是一元的。
但在胡风的“理论”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始终混淆不清，因为他始终想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文艺理论来偷换无产阶级的文艺和文艺理论。
把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以混淆，不是批判地学习和继承旧现实主义，而是把旧现实主义看成等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质就是否认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否认革命的作家必须取得革命的阶级立场；
自然也就是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
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出发，胡风就不能不在许多问题上犯了一连串的错误。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纷歧、对立、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
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纷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鲁迅曾说：
革命文艺战线的不统一是因为缺乏共同的目的，而这个共同目的就是为工农。
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有人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这就是革命文艺工作者中一直存在的根本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使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从轻视工农兵变为喜爱工农兵，从脱离群众变为接近群众。
一句话，就是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把立场从小资产阶级方面移到工农兵方面来。
当然，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容易解决，或不容易彻底解决的，但是不能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时有许多困难，就不承认这是根本问题。
但是，胡风的看法不是这样。
胡风也认为在革命文艺中存在着缺点，这就是他所指斥的所谓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倾向。
什么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呢？
按照胡风的说法，现实主义就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现实的“拥抱”或结合，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现实的脱节，就产生了或者是缺乏客观现实的主观公式主义，或者是缺乏主观战斗精神的客观主义。
他认为，客观主义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倾向，克服这种倾向的办法，就是加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是否存在着如胡风所指斥的那些倾向呢？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我们却在这里看到了对于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的两种答案：
依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根本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缺乏为工农兵的共同目标，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
解决的办法，是深入群众，是改造自己的思想。
依照胡风的理论，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者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两个答案，那一个正确呢？
显然，错误的是胡风。
这种理论的错误，就在于它不承认我们的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工农兵的问题，由此也就否认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是思想改造，是由一个阶级变为另一个阶级的问题；
相反地，却抽象地要求作家去加强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不是首先改造作家的主观，而是加强他们的主观。
显然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说明了小资产阶级作家为什么必须改造思想，因为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而依了他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胡风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想改造的极端重要的原则意义，相反地，在他的论文中倒是用了很多的篇幅来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辩护，他看不见或者不承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轻视工农、脱离群众的毛病，却过分地强调“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
“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论现实主义的路”）。
由此，胡风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就是还没有接受这个革命思想，在被这个革命思想所
引导的斗争发生之前，在某一关联上和人民有着联系的
知识分子作家，由于对实际的“观察”，即鲁迅所说的
“由于事实的教训”，虽然更为艰难，但依然有可能在
相应的程度上进入人民的内容，汲取人民的要求流在自
己身里，因而把握到历史现实的真实的本质的。
“一部
文学史”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鲁迅就是这样在中国历
史上站了出来的。
因为，革命思想正是提升了历史现实
的内容所形成的，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历史唯物
论，也不会有什么现实主义了。
（“论现实主义的路”
第80页）
这一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可以不必改造思想，现实主义可以不需要革命的立场和世界观。
胡风的这种说法是对于
“文学史”的片面的、错误的解释。
诚然，文学史上确有些伟大作家，虽然没有正确的革命思想，但由于他能正视现实的原故，他能够在某种程度，甚至在很大程度内写出了历史的真实。
但是，一定的思想限度终究使他不可能完全地“把握到历史现实的真实的本质”。
在这种情形下，作家就往往不能不陷入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会随着这个作家愈深入到现实中而愈强烈起来。
对于某些作家，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历史原因或其他原因），这种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形成一种生活和创作上的危机。
而对于现代的另一些作家，如果他能够解决这个矛盾，那就是说如果能够进一步突破原来的思想限制，取得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那就能使自己的创作大大地前进一步，以至能够真正“把握到历史现实的真实的本质”。
鲁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正和他在思想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他由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由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的友人和战士，与此相应，在文学上他是由批判的现实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
这中间，鲁迅显然经历过一个深刻的自我思想改造的过程。
鲁迅自己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叙述过他这一思想转变的经过情况。
而胡风却始终不承认鲁迅在思想上经历过这样一个飞跃的变化，其实际用意，无非企图证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本来就在人民中，用不着经过什么思想改造，用不着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
也许胡风会说：
“我讲的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指的作家的阶级立场。
不过，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明说，只好使用这种‘奴隶的语言’罢了。”
实际上，胡风在他的1951年出版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中，已经把“主观战斗精神”改为“主观的思想立场”了，他说：
“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
但是，事物的实质并不会因为换了一个名称而变化，胡风的所谓
“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阶级立场”的代名词，这在他的“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表现得很明白，要掉包是很困难的。
在这篇文章中，胡风分析抗战爆发后创作上的特征，认为是“主观精神的高扬和客观精神的泛滥分离地同时发展”“如果这两种精神不是分离地，而是彼此融合，彼此渗透，一定能够产生真的艺术生命；
事实上，当时已有个别的作家做到了，现在正有少数的作家在艰苦地努力。”
可是，由于“战争变成了持续的日常生活，文艺家就要在经营一种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从事创作，或者为了从事创作而勉力地经营一种日常生活。……这就有了被这种日常生活包围、疲乏、腐蚀、俘虏的可能。……结果当然会引起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的衰落。”
（“逆流的日子”第2、四、七、八页）
这就是说，文艺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本来是很强烈的，只是后来衰落了，而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战争变成了持续的日常生活，作家受了这种沉滞的日常生活的包围和俘虏。
在这一部分作家中，就产生了被胡风所指斥为具有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品。
而在另一部分作家中，具体地说，就是胡风所赞扬的如路翎等人的身上，则是一直有着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的。
那么，这就很明白了，胡风的所谓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指的作家的“阶级立场”，因为第
一、那些作家们，并不是如胡风所说的本来有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而后来忽然衰落了的；
第2、如果是阶级立场问题，那就不可能如胡风所说的，仅是一部分作家的问题，而是在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中普遍存在的共同的问题，难道像路翎等人在当时（甚至在后来），就已经有工人阶级的立场了吗？
问题不在名词，而在实质。
作家当然有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世界上难道有一种没有主观战斗精神的作家吗？
但是，任何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就是和他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
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作家也有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那是由他们的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的作家，就有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奋斗的主观战斗精神，而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就不能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就必然是顽强地宣传小资产阶级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根本问题和首要问题，是改造思想，使自己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
而胡风却要求他们具有一种和阶级立场无关的超越于阶级关系之上的“主观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就不能不好像是天生的东西了。
在这里，胡风就显然陷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
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因为依照胡风看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以转入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
这种理论，对于胡风所指责的作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只能引起混乱。
对于胡风所赞扬的属于他自己那一个小集团的少数作家，这种理论就恰好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辩护，使他们把那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看成就是革命的战斗精神，把自己脱离群众的状况视为合理，而不承认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需要由一个阶级变为另一个阶级。
胡风的理论事实上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不外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作家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并且驳斥了那种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的错误理论。
他说：
“一个自命为马列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列主义常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
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
但是，胡风却把革命理论一概看成是冷冰冰的教条。
在胡风的全部论文中，从来没有说过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革命理论，相反地，只是片面地强调他所说的生活实践，仿佛只要有了他所说的生活实践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在胡风看来，不接受革命思想，也可以把握到历史现实的真实本质（见前引“论现实主义的路”里面的一段话）。
这和胡风的轻视世界观的作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这里，胡风又以鲁迅为例子，仿佛鲁迅是完全从生活的直觉经验去认识现实似的，却完全抹煞鲁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刻苦学习和因此而得到的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正是这种学习和修养，从本质上帮助了鲁迅先生后期的思想和创作的伟大发展。
这样看来，仿佛胡风是很重视生活实践的了，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来看看胡风所理解的生活实践又是什么吧。
胡风认为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人民，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并且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
他把农民笼统地都算作小资产阶级，他只看到农民是小私有者，而没有看到更主要的他们是劳动者，他在农民身上所看到的，几乎只是一些封建的落后的东西，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所谓“精神奴役创伤”的东西。
他对农民实际上是轻视的，这是他的文艺思想错误的又一重要根源。
在各种小资产阶级中，他特别颂扬的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他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他们的一贯的进步性，强调他们和人民的天然联系。
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这种理论能有什么帮助，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难道他们的缺点不正是缺乏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不正是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因此，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所描写的对象，都始终越不出小资产阶级的狭隘圈子吗？
难道对于他们，迫切需要的不是跳出这个狭隘的圈子，而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吗？
革命作家所要联系的人民，并不是人民中间的任何一分子，例如作家自己的妻子朋友，而是广大的劳动人民；
革命作家所需要深入的生活，并不是任何小房间里任何个人的生活，而必须首先是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生活。
胡风对于人民和生活的这种故弄玄虚，不过是表示他企图抹煞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两者之间的区别，抹煞两者的生活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他抹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区别的逻辑的结果。
当然，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区域，作家要联系劳动人民是有某些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做，更不能否认作家有这样做的必要。
但胡风的看法不同，他说：
“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前进的人民和任何具体的环境也不能够是绝缘体。”
（“为了明天”一三八页）不管胡风当时说这些话的动机如何，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使那些小资产阶级作家安于原来狭小的生活圈子，而不是争取各种可能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
胡风认为我们的作家早就和生活紧紧结合了，问题仅是作家不会吸取生活。
他不止一次地引用一位已经牺牲的作家东平的话来宣传他的这种论点。
东平说：
“中国的作家直到今天还说自己没有认识生活，没有和生活发生关系，我觉得这将不免是一类嘻皮笑脸的态度。
其实，中国作家（尤其是年青的）早就和生活紧紧配合了，问题是缺少许多像磁石一般能够辩证法地去吸收的脑子。”
事实不是如此，我们的作家并没有早就和生活紧紧结合，相反地，是普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生活。
而作家吸取生活的能力，只有长期在生活中不断地锻炼才能养成，不深入生活，就永远不能够吸取生活。
东平说：
“俄罗斯当时有多少码头工人，多少船上伙夫，多少流浪子，为什么在这之中只出了一个高尔基？”
这也显然是片面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码头工人都成为高尔基，但高尔基之成为高尔基，和他曾经做过码头工人，曾经经历过那样复杂丰富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应该指出，东平的这些意见是片面的，因而也就是错误的，而胡风就利用了东平的这些话来宣传他的错误观点。
胡风就是这样地，在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时，强调生活实践，在接触到作家和生活的关系时，又以所谓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人民的论调，来实际上使作家安于现有的生活圈子，否认作家有深入工农、参加实际斗争的必要。
这就是胡风对于革命理论和对于生活实践的错误看法。
×××
由于胡风拒绝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问题，因此，在对于“五四”文艺运动的看法上，也就产生了严重的错误。
在他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中，胡风对“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
“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
这里，胡风显然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而且这个文学革命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支流。
胡风的这
一看法反映了他自己的深刻的资产阶级观点。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指出“五四”新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思想所领导的，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作为“五四”新文化革命的主要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运动也不能是例外。
说“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并不是说“五四”新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
参加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的许多主要人物，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也并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写作的，但作为文学革命的基本精神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
在“五四”以后，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领导作用，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的担子，已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胡风既然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而他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的，因此他就看不到
“五四”新文艺所具有的缺点，而毫无批判地把
“五四”文艺传统看成是完全正确的。
这也就表现了胡风的阶级立场实际上是什么了。
我们认为，“五四”新文艺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它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
但是无产阶级对于文艺的领导，它本身也有它的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不需要斗争、不需要教育，领导者就可以实现和贯彻自己的领导，并使被领导者自觉地接受领导。
因此，“五四”新文艺的主潮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一点上虽然是革命的，虽然是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并不是因此而没有缺点，没有严重的缺点。
例如，这个新文艺的队伍，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倾向革命，同情工农大众，但同时又具有脱离工农群众的严重缺点。
要继承和发展“五四”新文艺传统，显然不能连这种严重缺点也继承下来，显然不能让文艺始终像当时一样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而应该和工农大众密切结合。
胡风的错误，就是对“五四”新文艺作了资产阶级的武断，因而否认它还有和人民群众脱离的严重缺点。
这个观点，当然是和他否认新文艺和文艺工作者需要进行改造的观点分不开的。
胡风的另一严重错误，是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割断。
他说：
“新的文艺要求和先它存在的形式截然异质的突起的‘飞跃’，……它要求从社会基础相类似的其他民族移入形式
（以及方法）。”
这就是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是完全从外国移入而和自己民族的文艺形式截然无关的。
胡风并且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应该如此的事情。
必须指出，“五四”新文艺反对了文言文，反对了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有伟大的功绩。
但由于“许多那时的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
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指“五四”运动——引者）的发展。”
（毛泽东：
“反对党八股”）表现在新文艺方面，就是为了要反对旧文艺，却产生了一种盲目否定民族文艺传统的偏向。
这正是“五四”新文艺运动中一部分作者和作品的缺点之一。
这个缺点，发展起来，就使“五四”以后新文艺中的有些作品脱离了民族的形式，缺乏
“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同时也扩大了新文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距离。
但尽管如此，“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却绝不是如胡风所说，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没有继承关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在民族基础上发生的。
正是“五四”新文艺运动，使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有民主色彩的作品和作家，从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西厢记到杜甫、屈原、诗经，解脱了长期的封建主义的压制和歪曲，在文学上得到了新的意义，新的生命，和人民的新的联系。
革命的新文艺的代表者鲁迅先生，就是一方面接受了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自己民族文艺遗产的。
他不但在理论上主张在旧形式的采用中可以产生文艺的民族形式，而且曾勤劳地致力于对我国文学和美术等等民族遗产的研究、整理和出版工作，号召青年文艺工作者向这些遗产学习。
从他自己的作品的语言、结构和表现方法，更可以看出他是最好地继承并且发扬了民族文学传统的特色的。
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把鲁迅先生描写为仿佛是民族遗产的否定者，这是完全不合事实的。
这不仅是武断，简直是对于鲁迅先生的
一种侮辱。
和鲁迅先生相反，那些拒绝民族遗产、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物和他们的作品，在今天还有什么保留下来的呢？
它们早已被人民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民族的特色，人民是不喜欢的。
一个不敬爱自己的民族、不尊重自己的民族遗产的人，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敬爱和尊重的。
胡风自己却正是民族遗产的极端否定者。
由于他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对于民族文艺传统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中，胡风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攻击民间文艺，不加分析地把民间文艺一概看成封建文艺，他的公式是民间文艺等于封建文艺，包括“水浒”在内，在他看来，都没有丝毫的革命性民主性，“甚至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的要素的反映也很难被我们发现”。
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观点的。
列宁说过：
“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着即使是没有发展出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成分；
因为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生活条件，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
毛泽东同志也说过：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新民主主义论”）胡风的错误，就是不了解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看不到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必然通过种种方式——正面地或者曲折地在文艺中反映出来。
这是一种对于人民、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观点。
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们：
“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根本特性，都有那种只能为它所有而为其他民族所无的特色。
这些特性乃是每一个民族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中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
又说：
“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各个不同的、埋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那里，是随着语言及生活等的不同而采取各不相同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方法的，……无产阶级文化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
反过来说，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
胡风机械地理解“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命题，认为相同的内容只能有相同的形式，因此以人民民主革命为内容的中国新文艺，只能从所谓其他“先进国”
（指资本主义国家——引者）移入文艺形式，却不能从自己的民族遗产中去继承和接受文艺形式。
这是一种抹煞民族特性的世界主义的思想。
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就社会主义内容这一点说是统一的，但每个民族的文学各有其不同的民族形式，形式的不同，并不妨害内容的统一，相反地，是使内容更丰富、更充实。
依照胡风的理论，这岂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胡风的这一错误，是由于他不能正确地理解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发展的特点。
因为由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一同消失、更替的缘故，便认为过去各个历史时代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宝贵遗产都会灭亡，或者都不适用于今天了。
这是割断历史传统的错误理论。
“恩格斯早就解释过，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不是由新经济、新的基础完全从新创造出来，因为不论是文学、艺术或是哲学等等，都不能够在光秃的地面上发生。
它们是在旧社会范围内所已造成的思想材料和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起而代替旧基础之新的经济基础，只是规定着适合于这一基础的利益与需要之意识形态的新的发展方向。”
（尤金：
“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起来代替反动旧阶级的先进的工人阶级，仍然继承着和发展着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最可宝贵的东西，他们和无祖无宗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者相反，是人类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优良成果的最合法的继承者和保护者。
×××
以上所说，就是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
很明显，胡风的文艺思想，正如“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所指出的，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
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以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为中心，在胡风周围曾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的特点就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而醉心于他们的自我欣赏和互相标榜。
我们说这是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
他们的小集团作风的表现，是在于他们的强烈的排外性，凡是跟他们不同的意见，不论来自何方，都加以排斥和打击。
自我批评对他们是根本不适用的。
把自己一小伙人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
这不是小集团是什么呢？
而这种小集团的形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是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缺乏一个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为工农服务的目的。
解放以后，胡风写了一些较好的通讯报告，虽然其中流露的思想意识还有不健康的地方，但也起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值得欢迎的。
可是，对于他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虽然我们曾经期待而且帮助他、由他自己来彻底认识和检讨，却直到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
为了帮助他和受他影响的一小群人脱离错误，我写了这一篇文章，希望能得到文艺工作者的指正。
（01月19日写完）

中缅友协和缅中友协互电庆祝缅中友好周
【新华社30日讯】
仰光消息：
在缅中友好周举行之际，缅中友好协会在仰光举行记者招待会。
缅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吴登佩密在会上宣读了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祝贺缅中友好周的电报。
贺电说：
“这个缅中友好周无疑地将会大大地增进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互相了解，并将有助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运动。”
吴登佩密并向报界发表谈话。
他指出：
为了促进和巩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需要加强两国间的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仰光音乐界人士在缅中友好周举行了座谈会。
到会的缅甸音乐家一致指出：
新中国的音乐是为人民服务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色情音乐截然不同。
他们认为，缅甸音乐界应该重视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加强中缅两国间音乐的交流。
【新华社30日讯】
仰光消息：
为庆祝缅中友好周的举行，缅中友好协会主席宇信波博士写信给北京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
宇信波博士在信中首先表示了缅甸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他接着写道：
我们这样举行缅中友好周还是第1次。
我们的目的正如我们协会的名字所指的，是为了缅中两国人民的诚挚友谊。
一年的经验告诉了我们：
我们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正在一天一天地加强；
这是由于我们的目的是正义的、诚挚的，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宇信波博士最后写道：
让我们决心为我们两国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尽最大的努力，为缅中人民的友好前途欢呼万岁！

争夺战略原料产地的斗争
苏联斯潘达里扬包里沙可夫
资本主义世界争夺销售市场与投资范围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了。
资本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集团间争夺石油、橡胶、有色及稀有金属和其他种类的战略原料的剧烈冲突，是这个斗争的表现之一。
大家都知道，美国垄断组织差不多是以独占方式控制着拉丁美洲各国的资源。
美国石油垄断组织在近东各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使那里的英国竞争者大受排挤。
美帝国主义者插手于比属刚果并染指于法属非洲领地，同时也正加强侵入东南亚的原料资源。
但是，这些都不能使美国垄断资本家满足。
他们蓄意要将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战略原料产地完全据为己有。
为了达到这点，他们便不择手段。
美国垄断资本家要求接受美“援”的各国给他们以在其领土上建立陆、海、空军事基地的权利。
他们要求这些国家不但将自己领土上的，而且将其殖民地领土上的原料产地对美国完全开放。
为了同样的目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便利用强加于落后国家的关于“技术援助”的协定。
美帝国主义者在给予所谓技术与经济援助的形式之下，粗暴地干涉着接受美国贷款国家的内政。
例如，按照给印度贷款的条件，印度只能在美国垄断资本家发生兴趣的，出产锰、铜、铁矾土、云母的地区建设新的动力站。
根据所谓“技术援助计划”，印度由美国所得到的物资，按华盛顿的要求，是不交由印度政府机关支配，而是归美国“专家”支配。
在印度这些“专家”的数目不断地增加着，他们有权监督印度机关的活动，决定向印度各工业部门投资的数额等等。
1951年01月间，即美国进攻朝鲜半年之后，杜鲁门成立了所谓“国际原料政策委员会”，该会系由垄断组织、政府机关与科学机关的代表合组而成。
1952年该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了一份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是亿万富翁的侵略意图决定美国统治集团政策的又一明证。
这个报告具体反映了以二十五年为期的美国垄断组织扩张计划的目的是在夺取世界原料产地和囤积战略原料，以便实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
该报告武断地说，在现代条件下好像已经没有“个别国家所应实行的单纯的一国原料政策，而仅有国际原料政策了……”在报告中更宣布，美国应当负起“动员原料资源事业的责任”。
华尔街所觊觎的原料产地的清单，证明了美国亿万富翁侵略野心的范围。
报告的作者要求增加美国由刚果及北罗得西亚取得的铜及钴，由南非联邦及南罗得西亚取得的石绵及铬，由刚果、英属西非及法属赤道非洲取得的技术钻石。
美国把非洲殖民地看作是给它供应铁、锡、铅、锌、锰、镉等矿产的来源地，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代理人，报告的编写者，同时也丝毫没有忘记近东的石油富源、东南亚的锡、橡胶、云母、钨砂等矿产。
美国统治集团为了便利垄断组织在国外的扩张起见，竭力鼓励私人资本向原料丰富的国家投资并增加向美国输入最低价格的原料。
大家知道，美国在战后时期大大地增加了资本输出。
到1951年底，美国在国外的私人和国家投资达到了三百六十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其余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
这个数目中间至少有二百亿美元是属于美国私人投资的，而这数额的百分之七○—八○是投到殖民地与附属国去的。
根据美国公布的显然缩小的统计材料，美国在国外采矿业部门中的私人投资，在现时达到了六十亿美元，其中投入石油开采与加工方面的是四十亿美元，投入矿山与冶金方面的为十三亿美元。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材料，最近几年来，美国仅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增加了三分之二以上。
对加拿大、委内瑞拉及巴西的石油及采矿工业的投资增加了一倍以上。
美国在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近东与中东以及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也有显著的增加。
向落后国家输出资本给美国垄断组织带来了神话般的利润。
甚至根据美国统计机关伪造的官方统计材料，美国公司在国外投资所获利润：
在拉丁美洲是百分之一七·四，在西欧国家的殖民地是百分之二○，在近东及中东国家是百分之三一·三，而在美国本国的投资却只有百分之一三·八的利润。
美国“现代商业一览”杂志报道，美国各公司及其分公司的国外投资的收入，在五年中（由1946年至1951年）增加了两倍。
因为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推动力，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本质，所以它决定着美国在国外投资的方向和范围，而绝不是华尔街报界奴仆们所断言的什么关于开发落后国家经济的虚伪的“关心”。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描绘臭名昭著的关于“援助”落后地区的“杜鲁门第4点计划”时公开地承认：
“不是慈善事业在推动着我们。
在这个计划中，我们有自己的实际利益”。
“大企业”的代表们把美国的真正目的说得更为露骨。
去年11月在纽约召开了以“全国对外贸易问题代表大会”为名的美国垄断资本巨头代表的会议，在该会上，“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副经理杰克·康普在其演讲中公开宣称：
“所有私人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润。
我们的政府可以提出获得此种利润的借口，如‘援助落后国家’、‘援助友邦’、‘消灭共产主义’等等。
但是，无论你和我要是把美元投入某一种事业中去，……那么我们便要得到以利润和股息为形式的收入”。
美国侵略政策的鼓舞者知道，包括成为“美国世界帝国”原料附属品的殖民地与附属国在内的各处的人民，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愤怒与仇恨正日益高涨。
因此，他们用尽各种方法来伪装自己的侵略计划。
他们要求用美国管制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技术合作处”或华盛顿管辖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帷幕，来掩盖美国垄断资本对落后国家的入侵。
美国垄断资本家在执行囤积原料物资政策时，首先关心为实现其军事侵略计划所必需的战略原料的囤积。
但他们同时也追求着一定的经济目的，这个目的和英美垄断组织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与投资范围的剧烈争吵是分不开的。
拥有多种很大数量原料的美国，它有可能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定购这些原料，并且可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操纵它的价格（美国对于锡矿的价格已采用了此种策略）。
在另一种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家把自己囤积的一大批原料抛售到市场上，给生产原料的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
美帝国主义在英、法及其他西欧国家的殖民地攫取的原料愈多，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的高额利润便愈受到崩溃的威胁。
正如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经典著作中所指示的，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有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有高额的利润。
英国的垄断资本家目前正在进行拚命的挣扎，以便保持自己的地位。
不顾美国所施行的压力，英国还是没有同意在所谓国际原料问题会议的范围内成立橡胶委员会与锡矿委员会，因为这些商品的生产，现在大部分还在英国资本家控制之下，并给他们带来高额利润的缘故。
这个组织所成立的羊毛委员会，由于英国人的反抗未能展开工作，并在不久以前宣告撤销。
美国垄断资本家企图借国际原料问题会议的活动来夺取重要战略原料的生产与分配的监督权，由于该会议参加者之间，特别是美英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陷入了僵局。
去年年底在伦敦召开的帝国经济会议又一次地表明了英国垄断资本家正在为保存自己的基本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加强斗争。
大家知道，在这次帝国经济会议上拟订了保护英帝国基本战略与经济地位的计划，以防止分割英帝国的海外“朋友”的进攻。
因此，事实证明了美国亿万富翁夺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先是英法的原料产地的政策，导使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同伙间的斗争进一步地尖锐化。
（雉堞译自1953年01月05日“真理报”）

侵朝美军强迫波多黎各人替死
【新华社28日讯】
阴险自私的美国侵略者正在强迫波多黎各人给美国军队充当替死鬼。
侵朝美军第3师的第65步兵团除了少数高级军官是美国人以外，其余全是波多黎各人。
美军司令部一向把这个团放在最危险的位置上，强迫他们执行不能胜任的战斗任务。
据国际新闻社报道，在1950年冬天美国的陆战第1师狼狈地从朝鲜东海岸兴南地区逃走时，美军司令部就命令这个团担任最后掩护的任务。
在去年09月间，美军司令部命令这个团派两营人去和优势的朝中人民军队作战，结果遭受了沉重打击。
波多黎各人已经开始认识了美军司令部的这种毒辣的用心，他们不愿意继续给美国侵略者做替死鬼。
去年10月间，美军司令部又命令这个团向铁原附近朝中方面的阵地进行绝望的反击，结果，在这个团的三个营中，有一百七十五名以上的波多黎各士兵“不是直接拒绝作战就是临阵脱逃”。
为了镇压波多黎各人的反抗，美军司令部对他们施行了严厉的惩罚，判处了九十二人六个月到十年的徒刑和苦役，其中有一名是军官。
这种无理措施显然只能引起波多黎各士兵的更大不满。
据美联社透露，一个波多黎各士兵写信给波多黎各圣约翰城的报纸表示抗议说，“如果从被控的士兵去年10月撤退的地方进行反击，那就等于自杀。”
美军司令部在将第65团“重新训练和整编”以后，又将它拉上前线，使它遭受更大的伤亡。
据01月14日的“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告诉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些有关朝鲜战争的“好消息”，有一条“好消息”是：
“美军仅仅据守着百分之二十五的前线，而其中百分之九是由波多黎各军队防守住的。
最近几星期以来，这些军队的伤亡较之任何其他美国军队的伤亡为大。”
美国侵略者这种蓄意拿波多黎各人当牺牲品的阴谋，必将遭到波多黎各人越来越强烈的反抗。

“华盛顿邮报”承认
美间谍到处干肮脏事
【新华社30日讯】
苏联“真理报”在01月12日刊载了弗·奥雷豪夫论美国间谍活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这是肮脏的工作”。
作者一字未改地摘引了美国接近国务院的报纸“华盛顿邮报”01月09日两篇文章里谈到美国谍报机关的话，只是用问答的形式编排了一下，下面就是“华盛顿邮报”关于美国间谍活动的答话：
问：
美国首都的报纸的编辑，你可不可以谈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政策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答：
“它的活动是秘密的。”
问：
是么？
答：
“‘中央情报局’成立五年以来，逐渐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很有影响的机关。”
问：
“中央情报局”的职责是什么？
答：
“‘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职责是在世界各地搜集军事和外交情报，并对这些情报加以估计，提供给美国高级决策人。”
问：
“中央情报局”还干什么？
答：
“此外，‘中央情报局’从事着常被称为‘黑色宣传’的事情。
这种活动是要在有战略意义的地点用直接的行动彻底摧毁共产主义，它的性质是更加秘密的。”
问：
你指的是什么？
答：
“唉！
这是肮脏的工作。”
问：
你对这种肮脏的工作有什么看法？
答：
“这种肮脏的工作大概不论在冷战中还是在热战中都是少不了的；
不过要干得巧妙。”
问：
你可以谈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吗？
答：
“中央情报局是亡命之徒的渊薮。”
问：
不过有人说，这些家伙是“行家”。
答：
“这些行家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方面搞得翻天覆地，引起不愉快的事件，甚至把我们拖进战争。”
问：
编辑先生，请举一些例子，说明“中央情报局”的活动。
答：
“譬如：
第1、‘中央情报局’以经费供给西德新的纳粹组织。
第2、一位日籍公民在审讯的借口下被监禁了八个月，这个案件起初由威洛贝将军领导的军事情报机关处理，后来转交给‘中央情报局’。
第3、‘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偷听前哥斯达黎加总统豪塞·费盖列斯的电话，被当场捕获。
第4、‘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曾企图在危地马拉搞政变，结果没有成功。
第5、缅甸人、泰国人和越南人怀疑，‘中央情报局’唆使溃败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从缅甸边境进攻中国大陆。”
问：
还有“中央情报局”进行挑拨和破坏活动的例子吗？
答：
“天晓得‘中央情报局’还干了多少这种事情。”
问：
你知道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在美国情报机关遭到失败时情绪怎么样？
答：
“有些材料说明华尔特·史密斯（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就委他为副国务卿——编者）感到不舒服。”
问：
你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助手艾伦·杜勒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兄弟，继史密斯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编者）的作用估计怎样？
答：
“他给‘中央情报局’出主意，打气，还鼓动冒险情绪。”

朝鲜举行全国拥护和平大会
决议进一步加强朝鲜人民保卫和平斗争
【新华社平壤30日电】
朝鲜全国拥护和平大会26日在平壤举行。
大会按照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讨论了朝鲜人民在目前保卫和平斗争中的任务。
参加大会的有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委员会委员、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朝鲜代表团团员以及各界人士。
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朝鲜代表团副团长郑圣彦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说：
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显示出来的世界和平阵营力量的强大，鼓舞了朝鲜人民。
虽然美国侵略者正疯狂地企图扩大侵朝战争，但是侵略者决不可能征服我们。
我们英雄的斗争一定取得胜利。
朝鲜职业总同盟副委员长元东根、科学院候补院士李清源、诗人洪淳哲和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副委员长金英秀等先后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和宣言，并决心以反侵略斗争的光辉胜利作为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决议，要为实现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进一步加强朝鲜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

爱伦堡在莫斯科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新华社3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8日讯：
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予出色的苏联作家、著名和平战士伊利亚·爱伦堡的典礼，27日在莫斯科举行。
参加典礼的有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工会代表、艺术和新闻工作者。
典礼的主席团由“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主席、科学院院士斯科贝尔琴、副主席路易·阿拉贡（法国作家）、“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安娜·西格斯、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等人组成。
斯科贝尔琴在授奖时，以热情的词句叙述了爱伦堡在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代表吉洪诺夫、苏联作家代表苏尔科夫、苏联的妇女和青年代表们都接着发表演说，向爱伦堡致贺。
路易·阿拉贡在发言中谈到作为全世界和平的条件之一的法苏友谊。
他说：
今天我是代表那曾经赋予莫里哀、狄德罗、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和巴比塞以创造力的法兰西民族讲话的。
这个民族曾经摧毁了巴士底监狱，并惊天动地地建立起自己的公社；
这个民族曾经使我们的土地在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和维希卖国贼们的铁蹄下燃烧起来；
这个民族曾经从报道苏联红军辉煌战绩的消息中得到希望和鼓舞；
这个民族永远记着斯大林格勒的名字，这个民族，正像多列士所说的永远不会对苏联作战。
授给爱伦堡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就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强调了法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为世界和平事业而奋斗的伟大传统友谊的全部意义。
安娜·西格斯和现正访问苏联的哥伦比亚作家豪尔赫·萨拉麦亚（前译乔治·萨拉米亚）也分别代表德国文化工作者和拉丁美洲的进步作家向爱伦堡致贺。
爱伦堡在致答词时说：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的委员们授给我这个崇高的荣誉，与其说是表彰我对和平的微小贡献，毋宁说是表彰所有苏联男女的劳动、功绩和诚意，表彰我们先进的、带有深刻人道色彩的文化，和我国人民的忘我斗争的作用。
苏联人民献身和平并不是因为害怕战争，而是由于憎恨战争。
我们经过了各种考验，我们是不怕恫吓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到今天不过十年。
美国统治者或许已经忘记了这件事。
可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怕他们的威胁。
我们站起来保卫和平，是因为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愿望的胜利与和平的胜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一个苏维埃人伸出他的手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发号施令，也不是乞求援助，这是愿意帮助人的手，是友谊的手。
各国代表在各种和平会议上倾听苏联代表的讲话，就是因为这些话有着一个伟大国家人民的劳动、镇静和力量做后盾。
爱伦堡接着表示了他对现在正受着迫害和折磨的各国和平战士的由衷的热爱和他对和平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心。
他最后说：
我得到了能够把这个经常在苏联人民心中和我们这一代所有爱好和平的男女心中有着鲜明印象的人的肖像佩带在我的胸前的权利，是极大的光荣。
我能成为和平大军中的一名兵士，这是很大的幸福。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我决心要和大家一起为各国人民的友好，为文化，为将来与黑暗、邪恶和战争斗争到底。

纽约妇女代表向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呼吁书
坚决要求代表们支持实现朝鲜停火的主张
【新华社30日讯】
塔斯社纽约29日讯：
妇女和平委员会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一个代表团，28日访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
她们带来一份向各国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提出的呼吁书，呼吁书对朝鲜战争继续下去表示不安。
呼吁书说：
人们对于在朝鲜停火的要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
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要求停战。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碍停火。
呼吁书坚决要求各国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要求：
立即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谈判来解决其他一切问题。
这些代表告诉苏联出席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罗申说，她们还打算访问其他国家的代表团。
但是，美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拒绝接见她们。
在谈到妇女争取和平的斗争时，代表们强调说：
大多数美国妇女和母亲是支持立即停止朝鲜的流血惨剧的。
【新华社布拉格30日电】
25日的纽约“工人日报”转载了“巴尔的摩太阳晚报”最近发表的一个在朝鲜被俘的美国士兵的父母特·勒·雷夫妇的来信。
这是投寄给美国各报馆的无数封信里的一封典型的信，表示了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利用战俘问题拖延并准备扩大朝鲜战争一事日益感到愤怒。
这封信说：
“我们是一个在朝鲜被俘士兵的父母……我们的儿子现在和其他战俘们一起呆在一个战俘营里，他想家，他感到伤心。”
特·勒·雷夫妇要求立即停火，他们责问说：
“为什么不马上停战而把遣返战俘问题留待以后处理呢？……难道我们将容忍这种无谓的战争一直继续下去，我们更多的孩子继续死伤吗？
难道我们在每年圣诞节时必须看到更多的家庭离散，更多的孩子、兄弟和亲爱的人只因为交战国家间一个问题未得解决而继续打仗以至于战死吗？
难道这就是美国青年的前途吗？”

缅甸广大人民
热爱毛主席著作
【新华社30日讯】
仰光消息：
缅甸人民热爱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新中国的各种出版物。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49年到现在，缅甸作家翻译了中国书籍二十四种。
毛主席的著作被译成缅甸文的已经有“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实践论”和“矛盾论”。
这些译本出版后，受到了缅甸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此外，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周恩来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等，也都被译成缅甸文。
缅甸文译本中还有工会法和土地改革法等新中国的重要法令，以及其他中国书籍。
缅甸读者也爱好中国的文艺作品，特别是中国革命作家鲁迅的著作。
已译成缅文的鲁迅著作有“故乡”和“阿Q正传”等。

美反动杂志暴露
美国要亚洲青年为美国送死
【新华社讯】
塔斯社纽约28日电：
美国政界和报章杂志近来都在广泛地讨论着所谓“亚洲人防御部队”的问题。
最近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载了一篇文章，清楚地显示出美国侵略者对亚洲的新计划所隐含的目的。
该文作者对亚洲国家发生兴趣，是从“战斗力量来源”的观点出发的。
该文说：
“亚洲国家有千百万正当战斗年龄的壮丁。”
就是这千百万人吸引着美国的炮灰觅取者。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厚颜无耻地、露骨地估计了一下从那些根据华盛顿计划必须被拉入美国政策的范围内的亚洲国家，能够为美国侵略者提供多少炮灰。
该文指出，印度支那可以出二百七十万人；
菲律宾——两百万；
日本——近九百万；
泰国——近二百万；
马来亚——六十二万五千等等。
该杂志以同样的方式估计了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战争潜力。
该杂志总计道：
“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中总共有七亿多人口。
其中二十岁到三十四岁的壮丁有七千万人，这是亚洲自卫的主要人力。”
但是即使该文的作者也似乎觉得这个数字是狂妄的。
该文作者觉得不能忽视亚洲国家中日益壮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此他把对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印尼的壮丁没有计算在内。
该杂志指出，这些国家“可能不愿意一同来建立”声名狼藉的“亚洲人防御部队”。
该杂志考虑到了这点之后，再根据算术来计算，获得了这种结论：
无论如何，美国能从印度支那、菲律宾、日本、泰国和马来亚得到“近四百万士兵”。
该杂志预先对“亚洲人防御部队”的美国组织者以及那些必须被包括在这支“部队”中充当美国炮灰的人指派了任务。
它写道：
“新的亚洲人军队的任务，将是地面战斗……。”
至于美国，该杂志认为它对上述“部队”的贡献，将包括轰炸机、战斗机、军舰和军事代表团。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刊载的这篇文章显示出，美国侵略者虽然在朝鲜的战争赌博中失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放弃他们在亚洲扩大战争的计划。
不过他们要想利用他国人民充当这个战争中的炮灰。
该杂志公然指出，这支“亚洲人防御部队”的组成，将“大大地减少不得不大批在该地作战的美国青年所受的危险”。
该杂志认为，亚洲国家的“千百万正当战斗年龄的壮丁”必须为美国人的利益去战斗和送死。

美国战贩杜勒斯疯狂鼓吹侵略战争政策
【新华社30日讯】
美国新国务卿杜勒斯27日发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第1次广播演说。
在这篇演说里，杜勒斯阐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概念，就是要在全世界一切地方加紧推行反对和平、反对民主、反对民族解放的侵略战争政策。
杜勒斯一开始就发挥了艾森豪威尔在就职演说里阐明了的一切为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的原则。
他说：
“艾森豪威尔总统常常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为了开明的自身利益’。
这将是我们今后拟订外交政策时的指针。”
接着，为了掩饰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侵略和扩张的性质，杜勒斯就拿出戈培尔宣传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滥调，并且加以发展。
他说“俄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内的同盟者”“正在阴谋毁灭我们”。
他污蔑苏联正在对美国实行所谓
“包围政策”，发动所谓“间接侵略”，并且“已经使用了暴力”。
但是当杜勒斯企图替自己这些诽谤滥调提出一些
“事实”根据时，他的论点的帝国主义的内容就立刻暴露出来了，他的狰狞的侵略者的原形就完全毕露了。
杜勒斯着重地指出，他所说的对美国的所谓“威胁”首先就是这个事实：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八亿人民已经解放了自己并且建设起强大的独立国家。
此外，杜勒斯举出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和朝中人民抗击美国军事侵略的斗争，
“证明”苏联“已经使用了暴力”。
据他说，这些“暴力”行动是为了“控制日本”，也就是“包围美国”的行动。
他还把中东国家人民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仇恨”，非洲人民的“起来反对仍旧在政治上控制着非洲大部分的西欧国家”，拉丁美洲反对美国“传统”的统治关系的“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等等，都列为苏联的“间接侵略”。
杜勒斯在这里说明了美帝国主义者和他本人所极端仇视和不能容忍的，是包括殖民地附属国在内的一切国家人民的独立和解放。
杜勒斯胡诌这一大通，就是为了要导引出一个结论，就是：
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张军备，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准备，血腥地侵略朝鲜和疯狂地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加紧帮助法国殖民者镇压越南人民，并且尽一切阴险卑鄙的方法来从内部破坏已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利益，是正当的。
他在概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付这个虚构的“包围政策”的外交政策时举出两点。
第1点就是：
“我们（美国）本身必须有强大的军事机构，我们必须鼓励我们的朋友建立军事实力”；
而且，他说，这种进一步建立“实力”的行动的目的，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迫使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朝中人民以及越南人民“改变他们的想法”，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奴役条件。
这就暴露了美国政府决心在全球加紧扩军备战和在远东扩大侵略战争的罪恶阴谋。
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外交政策的另一“积极的方面”是：
“在其他人民中培养一种对自由的爱好和尊敬”。
是什么“人民”和怎样的“自由”呢？
杜勒斯表明，是那些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因为对国际间谍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审判和镇压而“不安的、不快乐的”人的“自由”。
他说美国要“做许多事情”来保持这些人的
“爱好自由和独立的心”。
为了叫美帝国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这些所谓“人民”不要绝望和灰心丧气，杜勒斯着重地宣布，美国政府自任为全世界反动力量在反对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中的“中流砥柱”。
他向这些“人民”说：
“你们能够依靠我们。”
但是，杜勒斯所表明的美帝国主义“宏大”的志愿，从事实情况看来，并不得心应手。
甚至杜勒斯自己也不得不用“有许多麻烦”来形容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处境。
杜勒斯承认，侵略亚洲，前途是“十分艰巨”。
在西方，作为美国在西欧的备战政策的基石的“西欧统一”计划又“有些陷于停顿”，因为，尽管美国发号施令，“有些法国人和有些德国人又要各走各的路”。
杜勒斯在鼓吹美国“自身利益”所规定的无孔不入的侵略计划时，却伪善地表白美帝国主义决无战争之心，甚至引用圣经里的话来赌咒：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但是，杜勒斯的全篇恶狠狠的演说，和美国在朝鲜的行径，使得这话听起来就像一个满手血污的杀人犯嘴上念的“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