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协总会举办杂技表演晚会
招待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艺术工作团、红旗歌舞团和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新华社14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14日举办杂技表演晚会，招待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苏联艺术工作团、苏军红旗歌舞团和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中央杂技团为苏联佳宾们表演了十三个节目，有“水流星”、“飞义”、“空竹”、“钻地圈”、“绳技”、“盘子”、“杠子”、“杂拌子”、“魔术”、“顶碗”和“大武术”。
这些节目受到热烈欢迎。
在表演进行中，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普奇岑和契托希维利及苏军红旗歌舞团团员曾向表演者献花。
表演结束后，契托希维利等上台向全体表演者献花，苏军红旗歌舞团团员库兹涅卓夫致词感谢杂技团的表演，并赞扬中国的杂技艺术。
“斯大林万岁！”
“毛泽东万岁！”
的呼声响彻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中苏友好月”第1周
各地热烈展开各种活动
工人农民纷纷写信感谢苏联专家热情帮助
【本报讯】
全国人民愉快地度过了“中苏友好月”第1周。
从07日起，各地各界人民都举行了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和游艺晚会等，庆祝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展开“中苏友好月”活动。
各地街头挂满了彩色的旗帜，到处可以看到庆祝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和中苏友好标语。
各地人民都为苏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和自己祖国更幸福的明天而欢欣鼓舞。
苏联文化艺术界的几个团体的到来，使首都“中苏友好月”的活动分外生色。
首都各界人民都以无比的热情欢迎苏联友人。
许多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为了欢迎苏联友人，在三、四天内就学会了唱俄文的“莫斯科——北京”等歌曲。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苏联艺术工作团、苏军红旗歌舞团和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许多人都以自己珍爱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苏联朋友们。
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分局的工人们，看了苏军红旗歌舞团表演“大军舞”后，纷纷表示说：
“看了‘大军舞’，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保卫和平的决心！”
对于苏联著名艺术家的演出和活动，全国劳动模范、石景山钢铁厂工人李金泉说：
“苏联老大哥不但在生产建设方面帮助我们，还在艺术科学方面启发、帮助我们。
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和苏联老大哥一起前进！”
李金泉保证以提早十天完成11月份生产任务的实际行动，来感谢苏联朋友们。
许多听到吉洪诺夫、别洛沙普柯、格鲁森科、叶菲莫夫、楚拉基、鲍·亚·亚历山大罗夫、费道罗夫的报告的人，都感到有莫大的收获。
有些单位已开始结合着自己的业务进行讨论和学习。
各城市工厂企业的职工，正以加紧生产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作为对“中苏友好月”的献礼。
首都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由于进一步贯彻烧低值煤的苏联先进经验，在11月第一旬即替国家节省了约等于四亿二千一百万元的财富。
长辛店铁路工厂自07日开始推广镇达罗娃的工作方法后，到11日该厂翻砂场翻砂、倒水两组已提高工作效率一倍。
北京人民机器厂推广高速切削法后，车床每分钟的旋转次数，已由三百次增加至七百三十次；
以前做汽车模型压圈，一小时不能做一个，现在一小时能做十个了。
大连石油工厂成品车间决定在本月20日完成全年卸油任务，并完成增产节约两万吨粮食财富的任务。
该厂裂化车间提出了在“中苏友好月”内展开“向苏联学习一件事”运动。
推行苏联先进砌砖法获得显著成绩的迪化市建筑公司，准备在今年冬天培养二百个各族工人，学习苏联先进砌砖法，以便明年在全市普遍推广。
新疆军区某厂机械钳工间，在“中苏友好月”开始以后，运用“高速切削法”已创造一分钟一千二百周的新纪录。
为了感谢苏联专家和苏联先进生产者的热情帮助，各地工业劳动模范和工人们，纷纷写信给苏联友人致谢。
旅大市中苏造船公司中国职工在五天内就给苏联专家写了二百七十多封信。
新中国第1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在写给前中长铁路大连机务段苏联段长李索夫的信上说：
“在‘中苏友好月’中，我特别感受到中苏两国间的深厚友谊。
我时常会想起在斯大林同志教导下的你，曾花费了多少心血把我们一群女孩子培养成光荣的女火车司机。
你为了使我们很快地掌握技术，下班后常常不回家，牺牲休息的时间来教导我们。
我们有不懂的地方，你就耐心地连续讲解三、四次。
由于你热心的帮助，加上我们努力学习，在八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里，我们就学会了驾驶机车的技术。”
许多工人的信中，还表达了他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决心。
中长铁路长春工务段工区全体职工给苏联专家聂菲铎夫的信中说：
“我们工区从学习了您的先进养路法以后，线路质量提高了九点三倍，行车速度由八十公里提高到一百公里，一年多来已为国家增产节约了五亿多元的财富。
今后，我们全工区职工决心继续学习您的先进经验，以进一步提高线路质量、保证今年不出一切事故的实际行动，来巩固我们牢不可破的友谊。”
淮河两岸农民和治淮委员会青年技术干部、机关工作者以及参加治淮的工人们，也纷纷写信给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感谢他对中国人民水利建设事业赤忱无私的帮助。
安徽省霍邱县农民、治淮劳动模范陈寿先给布可夫的信上说：
“我们沿淮一带在解放前连年闹水灾，人民生活和生产没有一点保障。
自从毛主席提出根治淮河后，你来帮助我们修好了润河集分水闸，我们这里四十万亩土地一连获得了两年的丰收，人民生活都富裕了。
你帮助我们祖国建设，使我们摆脱了多少年来的苦难，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各地学生等也纷纷写信给苏联友人，祝贺他们的幸福生活，表示向苏联人民学习的决心。
西南民族学院政治科第2班藏、汉、回、羌、彝、苗、僮、补伊等十一个民族的一百四十五个学生，写信给苏联萨根的农民，祝贺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并表示决心学习他们研究科学、克服困难、改造大自然的精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新疆省立第2女子学校的少年儿童队员等也纷纷给苏联的少先队员写信，祝贺苏联儿童的幸福生活。
曾经访问过苏联的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科学工作者、学生等分别在各地举行报告会，介绍苏联情况，展开中苏友好宣传。
武汉市科学技术工作者组织起来，在全市广泛宣传苏联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
“中苏友好月”前半月中，他们除在广播电台播讲外，并在武汉市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等六处举办讲座和座谈会，后半月就深入到工厂、里弄和郊区向广大人民作讲演。
预计他们在“中苏友好月”中的讲演可达二百次。
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也举办了“苏联医学介绍”讲座。
西安市从07日起，“中苏友好月”讲演团，曾经访问过苏联的工人、青年代表们，以及全市的文艺工作者和二千四百多个居民读报组，全部出动，向市区群众进行宣传。
东北金县第5区一个区就组织了五百多名宣传干部，向农民报告中苏友好的伟大意义。
各地苏联影片展览和苏联图片展览，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全国举行影片展览的六十七个城市电影院门前整日挤得人山人海。
西安市有的电影院已售完了影片展览最后一天——12月06日的座券。
到12日止，首都十二家影院已放映三百五十场，观众达二十四万八千多人。
北京市“中苏友好月”办公室所组织的三十四个电影放映队，自07日起也在街道及郊区农村中展开活动，到13日止，已放映了三百六十二场，观众约四十万人。
苏联图片展览，到12日止，观众已达二万二千多人。

各大城市积极准备迎接苏联友人
【新华社14日讯】
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兰州等城市各界人民，正以无比热烈的心情，准备迎接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苏联艺术工作团、苏军红旗歌舞团和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的到来。
各城市都充满了节日的景象。
上海市许多大小街道都悬挂了红色布幛，上面写着热情洋溢的欢迎字句。
北火车站已布置一新，月台上放着鲜花和青松，两廊安装了彩色电灯，辉煌夺目。
武汉市各街道、机关、学校，都已张灯结彩，到处飘扬着中苏两国国旗。
兰州市各工厂、商店门前扎了彩牌，五色缤纷，欢迎着即将来到的苏联友人。
各城市招待苏联友人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沈阳市特地为接待苏联佳宾而修筑的“中苏友谊宫”已经落成。
这是一座可容八百人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大厦。
为了准备给苏联著名艺术家们演出，武汉市数千工人赶筑的能容四百人演出的巨型舞台已经落成。
正在进一步装饰。
天津市公共汽车公司已准备了十三辆漂亮的汽车，供给苏联友人乘坐。
各界人民热烈地期待着苏联友人的来临，并准备和苏联友人们举行各种联欢。
东北劳动模范田桂英、张子富、郑锡坤、刘景贵等每天都打听苏联友人到达的日期，他们已准备好到车站去迎接。
天津、武汉的许多学校学生们，正加紧练习用俄语呼口号和唱“莫斯科——北京”等歌曲，他们并选出了最优秀的同学，代表他们去欢迎苏联友人。
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的维吾尔族和藏族的学员们正在练习本民族的舞蹈准备和苏联友人们联欢。

向苏联艺术家学习
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由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和以费道罗夫为首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带着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和苏联人民对我国人民的关怀，来到我国参加中苏友好月，使我国人民感到无上的兴奋和光荣。
我国人民在最近三年来得到苏联所给予的伟大友谊的援助是无可计量的。
成千的苏联专家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已经做了并继续做着巨大的贡献，现在苏联杰出的艺术家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卓越的苏维埃的艺术，使我国人民能够更真切地接触到人类最先进的艺术，并使我国的艺术工作者能够更直接地向他们学习。
我们应该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一周间，苏联友人在北京，与我们的领袖和群众会面了。
他们与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妇女普遍地举行了讲演、座谈和访问，特别是苏联杰出的艺术家们连续的表演，给了我们以莫大的教益。
我们由此更清楚地认识了在一切方面都必须把苏联作为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向苏联艺术家学习，在眼前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这次来到我国的几个团体的艺术家们，许多都是有杰出成就的、享受高度荣誉的苏维埃艺术的代表人物。
从他们的表演和谈话中，我们处处可以学习到极可贵的经验。
无论是苏联影片，或是他们所表演的苏军歌舞、巴蕾舞、歌唱、音乐等，没有一样不是充满着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
他们受到我国观众这么热烈的欢迎，完全不是偶然的。
看了苏联艺术家的各种表演，人们都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这就是它们洋溢着真正属于人民的生活的朝气，鼓舞着人们前进的思想。
如红旗歌舞团所表演的战士的歌唱和舞蹈，都具有特殊的风格。
它以愉快活泼、充满着朝气和勇敢精神为特色。
苏联艺术家的许多表演，在内容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而在形式方面则具有在苏联多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的特点。
如苏联杰出的歌唱家米哈依洛夫独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充分表现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劳动人民的雄浑坚定的性格。
又如纳赛罗娃独唱的“乌兹别克女郎的和平之歌”和裴布托夫独唱的“歌唱采棉的姑娘”，就各自表现了乌兹别克和阿塞拜疆两个民族歌曲的独特风格。
苏联艺术家们的各种表演，都是真正属于人类伟大的新时代的艺术。
每一个人都会被它们所表现的丰富的生活内容、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所吸引。
苏联的艺术家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是不断地在寻求着并不断地加以发展的。
以舞蹈来说，苏联杰出的巴蕾舞舞蹈家乌兰诺娃所表演的舞剧
“天鹅湖”中的古典舞，用了许多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致动作来丰富人物的形象，使她的表演达到了艺术上风格高尚、动作优美和情绪丰满的完好的地步。
这是把人的自然动作和音乐与舞蹈统一起来的杰出的表演。
她不但推翻了腐朽的资产阶级舞蹈的庸俗传统，并且突破了古典舞的姿态和步法的成规，使古典舞的优美成分和新的苏维埃的生活，融合在纯朴而生动的现实主义的内容与形式中。
苏联的艺术家们所表现的创造精神，和他们对于民族的艺术传统的热爱是不可分的。
他们在许多谈话中告诉我们：
艺术上的每一个新的发展，必须利用前代艺术发展所积累的遗产，加以适当的改造，使它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和人民的需要；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新的艺术创造。
这个真理在伟大的苏联艺术家们的经验中，已经得到最好的证明了。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所有苏联的艺术家们，都把他们的全部身心交付给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工作，他们认定艺术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最好工具。
他们每一个人在艺术上的成就，都和他们丰富的生活实践与深刻的艺术修养分不开。
他们的艺术浸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的思想，他们时时刻刻有意识地使他们的艺术紧紧服务于人民的实际利益，他们的工作也就自然日益受着人民的尊敬。
这许多苏联艺术家，无论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或是在和平建设期间，他们都在前线或后方做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高度的政治理论修养是苏联艺术家们的共同的长处。
杰出的苏联电影演员拉迪尼娜，在座谈会上强调电影演员要学习政治。
她说苏联的电影演员都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这无疑地对于我们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是极重要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为加强艺术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曾做出了许多决议。
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
“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此外还要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它们的相互关系和个别状况，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
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我们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应该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并以现在来到我国的苏联艺术家们为榜样，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
我们热诚地感谢苏联艺术家们在中苏友好月的活动中给予我们的启示与帮助。
这应该被看做是我国人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我国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应该认真地向苏联的艺术家们学习。

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日，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
斯大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在列宁陵墓上面的检阅台上（从左到右）：
姆·斯·马里宁恩·叶·巴希斯提普·佛·日加列夫谢·米·布琼尼尔·阿·戈沃罗夫阿·米·华西列夫斯基尼·亚·布尔加宁约·维·斯大林斯·凯·铁木辛哥格·马·马林科夫拉·巴·贝利亚尼·塞·赫鲁晓夫拉·莫·卡冈诺维奇维·米·莫洛托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米·格·别尔乌辛马·萨·萨布罗夫安·伊·米高扬普·凯·波诺马林科米·安·苏斯洛夫马·佛·施基利亚托夫阿·勃·阿里斯托夫恩·姆·别哥夫拉·伊·布列日涅夫（塔斯社稿）

我们伟大的祖国
苏联专家以忘我的精神帮助我国建设，使我国的建设事业三年来有了迅速的发展。
这是哈尔滨工务段段长苏联专家果里果夫同志正在指导工人修理道岔的情形。

政务院举行第158次会议
【新华社14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58次政务会议在14日下午举行。
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问题和调整省区建制的问题”的说明，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张苏副主任就华北区调整省区建制的具体措施作了补充说明。
会议并通过任免案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免案多起。

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
邀请吉洪诺夫作报告
吉洪诺夫和楚拉基等参观故宫博物院
【新华社14日讯】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13日应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邀请，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露天礼堂作报告。
听报告的有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外国语学校、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十个单位工作干部和学生共六千四百多人。
报告会由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刘秀峰主持。
上午十时半报告会开始，刘秀峰首先致欢迎词。
接着，由吉洪诺夫作报告。
吉洪诺夫首先说明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有它悠久的历史。
吉洪诺夫接着说，苏联人民以极大的注意关怀中国的每一事变。
他说，当他自莫斯科启程来中国时，成千成万苏联人民向他嘱咐，要他代他们向中国人民问好。
这并不是普通应酬，而是表示真正友好。
吉洪诺夫说，中苏两国人民都是非常有才干的，具有伟大的灵魂和慷慨大量。
中苏两国人民都有热爱祖国的感情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都爱好和平劳动，这些共同之点，就是中苏两国人民能够亲密团结的基础。
吉洪诺夫介绍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他说中国人民同样会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非常美好。
吉洪诺夫的报告，给每个听报告的人以极大的鼓舞，全场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
报告结束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高呼：
“斯大林同志万岁！”
“毛泽东主席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万岁！”
【新华社14日讯】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楚拉基和艺术工作团部分团员共十七人，14日参观故宫博物院。
陪同参观的有：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第2处副处长王天木、故宫博物院院长陈乔等。
吉洪诺夫、楚拉基和艺术工作团团员参观了太和殿内陈列的从史前期到明代的古物和艺术品、保和殿内陈列的清代文物艺术品以及陶瓷馆、钟粹宫等。
他们从一个陈列柜到另一个陈列柜，从一个陈列室到另一个陈列室，详细地观看着和询问着。
他们对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极为赞美。
吉洪诺夫和楚拉基在故宫博物院的纪念册上写下观后感。
吉洪诺夫写道：
“我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家们所创造出的珍贵作品，不能不深为惊叹！
这些作品生动地证明了，当欧洲人还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
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今天这些艺术高超的作品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所有。
这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人民的博物院，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谨祝中国的考古家和科学家们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使人民的博物院更加充实起来！”
楚拉基接着写道：
“我要补充的是，故宫陈列的物品中，郑振铎同志个人赠送给博物院的部分，使我们特别感到满意。”

苏联影片展览增加特别节目
【新华社14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为充实此次苏联影片展览内容，又增加一部苏联新纪录片“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和“新中国周报第26号”，在各地作为特别节目上映。
“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是苏联文献电影纪录片制片厂出品。
“新中国周报第26号”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周恩来总理返回北京、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到达北京。
“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已配上华语解说，正由中国影片经理公司缩制成二百个十六粍拷贝，将陆续分发各地放映。

太行一村
本报记者田流
（续完）
很大的合作社
窑上沟有个很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全村二百二十一户农民，已经有一百七十三户参加了合作社。
合作社经营着全村百分之七十八——二千五百多亩土地，有十几座砂锅窑，还有七、八百只羊的牧畜业。
刚到窑上沟时，我还担心这样大的合作社能不能办好？
了解情况以后，才感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的很好。
社员们都积极热情地劳动，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批评、互相帮助。
来到窑上沟的第2天，就有好几个社员要我去看看他们新近落成的蓄水池：
“去看看吧，很大很大呢，池底都抹着石灰。”
“早先，咱看着老天爷的眼色种地，现在它听咱使唤，给咱浇地。”
这真是个大蓄水池，能存四万多担水，使周围三百亩庄稼免除了旱灾的威胁。
窑上沟在一架很高的山梁上，它的土地大部在山顶和山坡上，山下虽然有泉有井，可是在山上挖井，挖下十丈八丈还看不见水珠儿。
人们吃水全靠旱窖积存下的雨雪。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受着旱灾的威胁。
早些年，也有人提倡过挖蓄水池，把雨水存起来，在干旱时候浇庄稼。
可是，池小了不抵事，挖大池又没有这样大的气力。
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七十多户，力量大了，从07月下旬开始挖池，完工的第2天正是“八一”建军节，村里人开大会庆祝，都说：
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解放军保卫咱们的好时光，再别想挖成蓄水池，我们就把它叫“八一蓄水池”吧。
大家还写了个信给毛主席，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给窑上沟村带来的幸福。
今年，窑上沟的庄稼长的特别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二千五百多亩土地，每亩平均产量将达到二石四斗，比抗日战争前高一倍多，比去年高百分之四十多。
我访问窑上沟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把大田耕作完毕，就等开镰收割了。
社员们正集中力量割蒿压肥，翻耕麦地，准备种麦。
今年社里共种了七百六十亩秋麦，其中有十五亩半要创造明年的麦田丰产新纪录，达到亩产千斤，另有一百七十八亩要培养成丰产地。
09月01日，小麦播种的前几天，王锦云召开了耕作组长会议，检查种麦的准备工作。
各组的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麦地已翻过两遍到三遍，种子翻晒过三遍以上，拌种消毒用的王铜、赛力散已准备好了，就是肥料还没有达到社的要求——“新纪录”地每亩二百五十担，丰产地一百五十担，都预备好了，就是一般麦田每亩只有七十担，还差二十担。
但各组都在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努力补足缺少的肥料。
韩金木耕作组决定“再卧三夜羊，拆三条炕解决”；
史华元组已发动组里的妇女儿童扫垃圾、拾羊粪、再割两天柴熏肥，补足缺少的数量。
各组有各组的办法，而且已经开始实行了。
09月06日第2次检查时，普通麦田平均每亩已有八十三担肥料，只差七担了。
组长们说：
“离种麦还有四、五天，保证超过社的施肥计划，绝不能达不到。”
一天夜里，外面正在落雨，我被吆喊声惊醒了，和我同屋睡的王锦云也醒了。
他听了听告诉我：
“这是叫人们起来，收拾场上晒的大麻子，社里这几天已经收了不少大麻了。”
“这是谁们叫人起来呢？”
他侧耳听了听，说：
“有栓锁，有海彦—好些人呢，”停了停他补充说：
“谁先听见，谁就起来叫吧。”
社员们已经像关心自己的家庭一样地关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切了。
老王又说了很多社员因社忘私的模范行动：
就拿刘海彦说吧，他留下的那二亩菜地，长的不好，有草，可是他一天也不耽误社里的集体劳动，他说那二亩地长不好是自家的，社里的地种不好大家吃亏。
他决定“明年自己只留下够吃菜的一点儿地，免得分心。”
再说史怀旺——那个结婚不久的青年人吧。
今年春天，社里号召社员们拿出余粮余钱，暂借给社里买公共耕牛，他一家就拿出四石米，他当时说：
“合作社使我生活好了，粮食多吃不清，我多借出点儿。”
社员们积极热情地参加社的集体劳动，自觉地完成社的生产计划，像关心自己的家庭一样地关心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社员们这样高的思想觉悟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呢？
“主要是党多年来对群众的教育。”
王锦云这样说。
他的记性真好，从窑上沟支部成立那年1938年起，党领导群众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工作、运动，都记得很清楚，窑上沟支部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历来就十分重视。
1943年日寇侵占了离村八里路的蟠龙镇，又在窑上沟村边安上炮楼，支部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坚定群众的胜利信心，领导群众创造了“窑洞保卫战”的斗争艺术。
他们坚持战斗八个月，配合八路军拔除了村边的敌人据点，驱逐了蟠龙镇的敌人，毙伤日寇八十多名，活捉十多个，成为对敌斗争的模范村。
1947年支部又领导群众挖穷根、找富根，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全村农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土地。
窑上沟支部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从毛主席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后，就热烈响应，积极推行。
从1944年开始组织互助组起，村里的劳动互助运动年年发展，年年提高；
去年，支部根据全村已有了七年的劳动互助经验，已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农户组织起来的情况，在上级党的有力领导之下，成立了以王锦云为首的二十一户农民参加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因为党在农民中长期的政治工作和王锦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巨大影响，今年便发展为包括百分之七十八的农民，一百七十三户社员的很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光是群众思想觉悟高，还不能把社办好。”
王锦云结束他的谈话时说：
“还要有党员的骨干作用和各种制度的保证。”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几天来我也已经了解了。
全村有三十八个党员，个个都是群众的榜样，他们的模范事迹是说不完的，举出这个事实就可见一斑了：
从土地改革以来，三十八个党员没有一个雇过长工，没有一个放过高利贷，没有一个出租过土地，没有一个不参加互助组，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除支部决定的少数党员仍需留在互助组领导尚未入社的群众进行互助生产外，全部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许多较好的经验，特别是他们组织劳动的经验。
王锦云说：
“只要使社员们都能积极劳动，大社也能办好。”
他们组织劳动主要有三条经验——在社员自觉的基础上，把多劳多得的按劳取酬原则，和定额管理的包耕制相结合。
我到窑上沟那天，正是社里“查田、评工、定产量”开始的一天。
这是明年生产的重要准备工作。
社的领导干部：
社长、生产队长、技术员、总会计等人，组织成“查田评产组”，到每一块地里去仔细评查它明年适宜种什么？
能有多少产量？
需要用多少工？
应该付给土地所有者多少租额？
初步决定后交给各个生产队、耕作组讨论，最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
“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
郝冬莲—支部委员、妇联主席、合作社的副社长告诉我：
“明年我们社的好些工作，全仗这回评的好不好。”
“查田、评工、定产量”经社员大会通过后，就分配给各个生产队，再分给各个耕作组。
各队、组便根据社的耕作要求、产量计划，订出自己的计划。
如果社里规定这一块地用二十个工，实际只用了十五个工，又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秋后分配收获物时，社仍按二十个工付给报酬；
社里规定这一块地每亩产量三石，如果实收四石，超过的部分用超额奖励的办法，分给组员一部分。
因为在社员觉悟的基础上，实行了耕作责任制，又用定额管理、超额奖励的办法贯彻了按劳取酬的原则，这就大大加强了社员的责任心，提高了社员的劳动情绪。
窑上沟村虽然是由距离很远的四个自然村组成的，人们住的很分散，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这样大，但这个合作社仍然办得很好。
“报告毛主席……”
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了解党对农民的领导和教育后，对于窑上沟村农民普遍富裕的幸福生活，已经没有一点儿的惊奇和疑问。
但为了慎重起见，把我在村里了解的情况、材料和对各种事物的印象，最后校正一番，离开窑上沟村的前一天，我同支部书记王锦云同志整整谈了半天。
我问他：
为什么窑上沟从土地改革以来，没有阶级分化，只有生活上升？
为什么旧的思想、风俗和习尚这样迅速地被新思想、新风俗、新习尚所代替了？
王锦云没有立时回答我。
他偏着头沉思着。
这是他的习惯，不论作什么工作，解决什么问题，总要用心想一想，考虑成熟后，才着手去作。
从1947年他担任窑上沟村的支部书记后，村上的各项工作一年比一年进步，支部真正成了领导群众前进的核心，几年来连续被选为全县的模范支部，王锦云也成了群众爱戴和信任的人。
从1950年他便被选为山西省的模范干部和劳动模范。
因为他平常沉寂寡言，深思熟虑，村里人们都亲热地叫他“参谋”。
“主要是因为组织起来。”
王锦云说。
“可是有的村庄组织起来了，还是有阶级分化呀。”
“我一下还是说不出个门道，”他说，“我告诉你几件事情吧……”
前年，村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经过六、七年的劳动互助后，土地产量提高了。
1948年时，每亩只产九斗五升九合，1950年便提高到一石三斗八升，不仅医治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人们的生活还丰裕起来了。
许多人就开始买地，那年共有七十四户农民买入了一百七十九亩土地。
本村卖地的只有九户——两户作贩卖牲口的投机买卖赔垮了，三户出远门需路费，等等，共卖了二十四亩土地，大部分是从外村买入的。
支部觉着这种情形不对，专门召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王锦云向全体党员说：
“我们是要发家致富，可不是要别人变穷，总买外村的地，不是把人家变穷了么？”
讨论的结果，党员们都说不再买地了，同时还劝告农民停止买外村的土地。
“不买地怎能满足群众发展生产的要求呢？”
会议决定引导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提高土地产量，满足群众的要求。
第2年春天便以王锦云为首成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1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就提高到每亩一石七斗六升，事实教育农民：
要想发展生产，不一定增买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这便把群众引导到土地加工、改革技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道路上来，避免了因大量购买土地所必然引起的阶级分化，走上了共同发展、普遍富裕的道路。
人们刚刚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幸福的大厦还没有最后完工的时候，突然的灾害、病苦，常会使人的生活发生困难。
最近四年，村上有李培明、张先元等七人害过较长时间的病，不光不能下地劳动，还化了二百多万元药费。
如果不加以帮助，他们七家就会发生困难，甚至出卖土地，变成贫农。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对封建地主斗争，向自然灾害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的人们，是互相关怀、心心相连的。
当支部号召帮助困难户时，大家抢着响应，好几家拿出钱来借给这七户，“甚时有了甚时还，不要利钱”。
互助组员们帮助他们耕种，秋后收下粮食后再给工资。
在全村人的关怀帮助下，七户长期生病的农民，生活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也没有下降。
许多旧的风俗，特别是婚丧大事，人们曾经是很铺张的。
结婚要送礼、买嫁装、大张酒筵——美其名叫“喝喜酒”；
至于丧葬，就更厉害了，人们会习惯地说：
“干了一辈子，舍不得化个钱，死啦可该风光风光。”
如果死了父母，还不能排场排场，会被人们说成“不孝”。
常常有的人家办一次婚丧大事，破产了。
很久以前，窑上沟支部就注意改革这种旧风俗。
四年来，村中有十七人病故，六十二个婴儿诞生，但在支部倡导下，很少有请客送礼、大张酒筵、铺张浪费的。
事情都在“少化钱办大事”的原则下办好了。
史怀旺结婚的事，人们至今还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
都说：
“新式结婚真好，两人手拉手地到区上办个证明，开个大会就把事办了，又光彩又省钱。”
王锦云说：
“在这方面我们尽量节省，可是在生产建设上，我们从不怕化钱。”
他说，土地改革后，窑上沟修盖了一百四十五间新房新窑，增加了三十二头耕牛，五百二十只羊，上千件旧农具和数十件新式犁、喷雾器、轧草机、脱粒机等新式农具。
土地投资仅肥料一项，就由原来的四、五十担粮，增加到一百来担，整整增加了一倍。
窑上沟村一带，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巩固的根据地，八路军刚进入华北时，朱总司令和总部就住在离窑上沟八里路的王家峪村。
就从那时起，窑上沟的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人们知道自己的幸福和人民军队是血肉相连的，人们关切着军属生活，甚于关切自己。
从1949年起，窑上沟一直是代耕模范村。
有个别的村庄，因军属缺乏劳动力，生活变得困难了，但在窑上沟，军属生活不仅不会发生困难，他们的土地比群众产量还高，生活比群众还好。
全村四十七户军属，缺乏劳动力享受代耕优待的有十七户，这十七户从没因生活困难出卖过生产资料，还有三户存余粮在十石以上，其余都够吃够用或稍有余剩。
那天我去访问军属徐腊梅时，遇见了韩万良耕作组长，他这一组代耕着军属韩栓柱家的八亩半地。
他说，为了使军属的土地获得更高的产量，他们自动捐助韩栓柱六十担肥料，并由组员们出钱卧了一夜羊。
他们把一亩玉茭培养成了丰产地，能收九百斤；
六亩秋田（那二亩本是麦地）今年能收二十石，每亩比群众的平均产量高一石。
虽然村里代耕工作是“包耕包产制”，可是组员们把超过的部分完全给军属，自己一点不要。
问他为什么，韩万良组长说：
“作好代耕工作，也是抗美援朝。”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指着一页让我看。
原来上面是他们的爱国公约，其中关于代耕的那一条是：
“代耕工作要作好，三耕四锄准作到。
上追肥、担水浇，拔除病株保秋苗，军属土地丰产了，就是抗美和援朝。”
第2天我同王锦云同志一块到县里去——我回北京，他去县参加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
最初，我们看着那初秋的阳光照晒着的、正在成熟着的庄稼，谈天说地地闲谈着。
可是走过一阵，老王沉寂起来了，我以为他累了，也就不再说话。
慢慢地我发觉他在想着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又好像要同我讲什么重要的话，他一会匆匆地走到我的前面去，一会又落在我的后面，几次想说，几次又停止了。
“有什么事情么？”
我问他。
“我想北京，想毛主席。”
他沉思地说：
“你说我还能到北京么？
能看到毛主席么？”
我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好。
可是锦云并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说下去了。
“去年，毛主席派人来看我们，问我们生活过的好不好，嘱咐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你回去报告给毛主席：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医治好战争的创伤，生活好起来了。
“报告毛主席，我们一定按着他的指示做：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我们支部已经领导全村群众，作出全村的五年建设计划。
五年后，我们全村的土地，要由现在的每亩产量二石二斗五升，提高到五石四斗。
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将变成包括全村农民的集体农庄。”
锦云不说话了。
我们俩都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情绪激动着。
柔和的秋风，送来了庄稼成熟的芳香。
收获的季节就要开始了。

李顺达谈“10月胜利”集体农庄
——从一个集体农庄看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历
燕凌
整整三十年以前，1922年10月，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庆祝了把外国武装干涉者所占领的最后一块苏维埃国土解放出来的巨大胜利。
从那时候起，苏联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列宁在重病中坚持工作，拟定了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计划，为农民指出了经过合作制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
乌克兰基也辅州的“10月胜利”集体农庄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它的“乳名”是“蜜蜂和蜂窝”共耕社。
它是全苏联办得最早也最好的集体农庄之一，是苏联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先锋和骨干。
三十年来它走过的道路，也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历史的缩影。
李顺达到苏联参观的第1个集体农庄，就是“10月胜利”集体农庄；
参观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个集体农庄。
这个集体农庄的主席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杜布柯维茨基，给李顺达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
李顺达说：
“杜布柯维茨基的出身、经历和我很是相似。
在革命以前，他也是从小就在地主的土地上受苦，挨地主管家的鞭子。
10月革命胜利以后，分到了土地，和反革命不断进行斗争，走上列宁、斯大林指示的集体化道路，领导全村人民过着越来越好的生活，把一个穷困的地方变成了幸福的富裕的集体农庄。
他二十八岁开始办共耕社，三十年来，一直全心全意领导共耕社和集体农庄；
我也是二十八岁开始组织互助组，到今年有十来年了。
他今年五十八岁，比我整大二十岁。
在他那里参观的时候，我就想：
照着他的路线再赶他二十年，我们西沟村一定能赶上他们现在这个样子。
后来我又想：
有了苏联的榜样，有了苏联的帮助，我们会走得更快，而且要少走许多弯路，一定用不了二十年。”
“蜜蜂和蜂窝”胜利了
当杜布柯维茨基初办共耕社的时候，整个地球上还很少有集体劳动的农民组织；
他们在个体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航行，不免走了一些弯路。
为了使自己的兄弟们走得顺利一些，他把他们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中国农民代表们。
最初，工作怎么组织，收入怎么分配，家畜家禽怎么处理，私人可以有多少土地，他们都是不清楚的。
但是他们坚决相信列宁、斯大林的号召：
在公有的土地上，集体劳动，用新的方法耕作，就能收获更多的谷物，就能使农民摆脱贫穷，变成富裕、文明的人。
那时，破坏分子造谣说：
“谁参加共耕社，谁就是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共耕社的地里，除了野草，什么也长不起来。”
那时，一切都是刚在开始，不少人对共耕社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坏分子的谣言暂时还能起一定的作用。
有些报了名的，后来又离开了。
结果，参加的只有九户。
当时办共耕社，都要到县里登记；
但是在登记表上的名称栏中怎么填呢？
他们想：
在动物中，最清洁、勤劳、优秀的集体劳动者，就是蜜蜂；
于是，就把自己的共耕社叫做“蜜蜂和蜂窝”。
共耕社在10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了，大家选了杜布柯维茨基做共耕社主任。
起初，工作是艰难的，生活是困苦的。
他们只有三对马、三张犁、六盘耙、两辆马车，要种五十一公顷（每公顷合我国十五市亩）土地。
春天，该播种了，地还没有耕过，种籽也不够。
粮食很少，只能吃黑面包、啃咸菜。
怎么办呢？
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依靠社员们高度的劳动热情，依靠青年团员的先锋作用（社内当时还没有党员，有一半青年人是青年团员）；
苏维埃政府帮助了他们，借给他们种籽和农具；
驻扎在附近的红军把马借给他们用。
庄稼的收成证明了组织起来的伟大作用，“蜜蜂和蜂窝”胜利了，他们第1次的收成就超过了生产条件好得多的富农的收成。
社内个人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最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在第1次分配劳动果实的时候。
杜布柯维茨基建议留下一部分公积金，买播种机、马车等等，其余按实际参加劳动的人数分配。
可是，平时最懒最不积极的一个人，这时却“积极”地捣起乱来了。
他煽动了几个人，要求按全部人口平均分配。
他们说：
你反对平等，那还算什么集体呢？
还算什么新生活呢？
他们并且反对留公积金。
那天夜里，他们一直争论到鸡叫两遍。
杜布柯维茨基坚持他的意见，多数人都支持他。
结果，第2天，有三个人把他们的马从共耕社牵走了——退社了。
共耕社碰到了危险——只剩了六户，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这就不能成为一个共耕社了。
这时，德尔诺依区党委援助了他们，动员了二十个男女青年团员参加了他们的共耕社。
为了使庄稼少受损失，为了远大的发展前途，他们把共耕社搬到离村子较远的一片草原上，重新开起荒来。
1924年春天，联共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吸收了一大批优秀份子入党，杜布柯维茨基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
他成了一个更有力量的人，领导大家战胜了重重困难。
因为移了地方，土地都没有经过秋耕；
春天播种时，仍然没有播种机，只能用手播种。
可是，因为发挥了集体的力量，秋天还是获得了丰收。
他们买了一些马和农具，还盖了几所公用的房屋。
共耕社的敌人眼红了，又来进行破坏。
一个夜里，坏分子放火烧了共耕社的房子，还反锁了杜布柯维茨基的屋门。
社员们惊醒了，把杜布柯维茨基放出来，把火扑灭了，粮食幸而没有受损失，可是放饲料的房子被烧光了，马被烧死了几匹。
他们在斗争中继续前进。
他们坚决执行列宁的指示：
组织起来的农民要帮助一切贫农，要团结中农。
他们买了脱粒机，除了自己用，还帮助个体农民打谷。
组织起来比单干强的事实轰动了很远的地方。
其他地区许多农民都到他们那里去参观，很多人要求加入；
过去脱离了共耕社的，现在也回来了。
1926年，他们开始使用拖拉机耕地，开始在区里的农业员指导下订了一年的耕作计划，改进技术，实行科学化的耕作方法。
1927年，他们的冬季作物每公顷收了一百八十普特（一普特等于我国三十二点七六市斤）。
他们一天比一天富裕起来了。
他们开始种了许多苹果树、樱桃树、梨树，有了用柴油机发动的磨坊，修了一个可以养鱼、蓄水的大池塘。
到1929年，全社已经有了三十五户，有了二十六匹马，还养了三十五头奶牛，五百只猪，养了一些蜜蜂，池塘里收了几百斤鱼。
走过一段弯路，跨上康庄大道
生产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他们要盖住的房子了。
那时，碰到了一个问题：
盖一些小房子每户人家分开住呢？
还是盖一个大房子，大家集体合住呢？
——当时，大家对于集体生活充满热情，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盖一座两层大楼。
1929年，全社的人都住进这座新楼房去了。
楼房里面设立了公共食堂、面包房、洗衣房、托儿所；
大家可以在食堂里随意选菜吃，每星期要杀一只大猪。
他们把共耕社改变成了公社式的集体农庄，从集体劳动进而集体生活。
他们想，这幸福的生活都是10月革命带给的，他们又是在10月革命的第5个周年纪念日开始组织起来的，就在这时把自己的集体农庄命名为“10月胜利”。
从1926年到1929年，苏联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好多拖拉机工厂已经建立起来；
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增长着，已经积累了一些集体化的经验。
有了这样的基础，苏联就在一九二九、1930年间在农村开展了吸收大批农民成立或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过渡到全面集体化。
这两年间，几乎每天不断有人到“10月胜利”集体农庄参观。
他们这个活的榜样对于全面集体化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去参观过的人，都成了集体化运动的积极分子。
幸福愉快的生活摆在他们面前，坏分子制造的“集体农庄是一切归公；
大家每天只许吃一样的饭”，“集体农庄的人不分男女，要伙盖着四十公尺宽的大毯子睡觉”，“机器种地会把地压实，汽油味会把地薰坏，庄稼长不成”等等谣言，都被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实粉碎了。
他们一年间就帮助全德尔诺依区办成了十个集体农庄。
可是，过早地过公社生活是不行的。
最初成立公社时，参加的户数还少，而且大都是较长期在一起受了集体劳动的锻炼的，情形还好。
后来，杜布柯维茨基出去学习了，一两年间农庄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而且没有进行应有的教育，没有坚强的领导，一两年间就换了三次主席。
那时，农庄的土地由一百五十公顷增加到了五百多公顷，可是经营得很不好。
当1932年春天杜布柯维茨基回到农庄的时候，看到农具到处乱七八糟地放着，食堂里充满了烟草味，桌子上堆着许多吃剩的面包，面包皮扔了一地。
因为劳动得好劳动得很坏都一样享受，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发挥，打的粮食不够吃，牲口的饲料缺得更多。
杜布柯维茨基非常伤心，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农庄重新整顿好。
该怎么办呢？
他去找党的区委书记，得到了指导和帮助。
他回到农庄，和积极分子商量之后，就召集庄员大会，动员大家放弃公社，仍然采用按劳分配的办法。
那时，已经尝到公社生活的“甜头”的人，很不愿意改变过来。
他们有的嫌自己照管家务麻烦，觉得有了公社，“到晌吃饭，到季穿衣”，自己不用操心；
有的干脆是想在公社不多劳动也和别人一样享受。
这样下去，集体农庄就会垮台；
即使幸而不垮，也只能勉强维持，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经过一再动员说服，多数积极分子还是赞成按劳分配。
最后，通过决议把公共食堂取消了，还订了一些劳动纪律。
最初，“10月胜利”集体农庄和别的一些集体农庄都没有明确的计算劳动日的制度。
每人做一天活就拿一个竹签，或者在本子上划一道。
有的懒人在树林里睡了半天觉，也还是记一个整工。
1935年第2次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定下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才确定了定质定量计算劳动日的办法。
“10月胜利”集体农庄终于完全改变成了劳动组合，在正常的轨道上发展着，产量不断提高着。
每一个年头，都有新的事实向农民证明集体农庄制度是农民的唯一正确的劳动和生活的方式。
1935年到1938年，粮食的平均产量达到了每公顷一千八百五十公斤。
1939年，他们获得了全苏联集体农庄的第2名奖状。
那时，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用的农业机器，有了实验室，有了自己的农业技术专家，从宿舍到牛舍都装上了自来水，还装设了风力发电机，有了电灯。
他们还有了葡萄园、冬天种菜的玻璃暖房、酿酒厂。
男庄员都有了哔叽衣服，女庄员都穿上了绸子衫裙。
医疗站、学校、有电影放映机的俱乐部、合作商店也都渐渐建立起来了。
他们又开始建筑新的房舍了。
这时，谁也不赞成盖大楼房了；
每家都希望有一幢单个的房子，有几个房间，有厨房，有走廊；
一踏下走廊的石阶，就是自己的小花园；
打开窗子，就是玫瑰和牡丹。
战火摧毁了他们的农庄
他们把农庄建设得更美丽
1941年06月，新房子正在建筑着，柏油路正在铺设着，估计每公顷可以收到二千八百到三千公斤的冬小麦正在变黄。
可是，德国侵略者的大炮打来了。
和平幸福的生活被摧毁了。
青年们为保卫祖国参军了。
杜布柯维茨基和别的一些人撤退到了后方。
1944年03月08日，基也辅州德尔诺依区解放了；
03月09日，杜布柯维茨基就又回到了这里。
有些房子还在燃烧。
德寇把一切能带的东西都抢走了，粮仓、畜舍都是空空的；
带不走的东西，都被破坏了。
地里长满了野草；
池塘被水冲坏了；
池边的柳树和九公顷果木都不见了，葡萄都死了。
自来水、发电机、磨坊等等，都没有了。
他们决心重新建设自己的庄园，要在最短的时间使它复活。
为了彻底消灭敌人，就必须把粮食供应军队；
为了重新得到机器，就必须以粮食供应工厂。
春耕播种必须马上着手。
他们发挥了苏维埃人民的无坚不摧的精神，在一片废墟上从头干起来了。
他们把埋藏的一台拖拉机修理好，又从政府贷到了几匹马，就开始进行春耕。
拖拉机和马不够用，他们把仅剩的几头奶牛也牵出来拖犁耙，手铲子又使上了。
他们和附近同样被摧残了的“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展开了友谊的竞赛，紧张地耕作着，把耕地种上了百分之七十。
到麦收时，他们修好了一部收割机，又把早已不用的大小镰刀都用上，白天收割，月光下也收割。
在最艰苦的情况下，还是得到了好收成。
1945年，卫国战争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在战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的苏联人民，用双手重建自己的和平生活。
“10月胜利”集体农庄在战后的第1个夏季，就用自己的力量修好了所有的播种机、收割机、中耕机和犁，重新建筑了一些房舍，装上了发电机，榨油机，电动的磨子，水果树、蔬菜、蜜蜂都恢复了起来。
1946年，他们就把耕地全部种上了。
他们的农庄有一条小河流过。
杜布柯维茨基说，在二十多年前，他就梦想着利用这小河的水力发电。
1947年，他们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们从破坏了的坦克上拆下一些材料，把破坏了的别的战争工具改造成了车床，在新参加的一个庄员——退伍空军、电机机械师斯基别茨的领导下，自造了两只巨大的各二百瓩电力的水力透平机，安装在小河上。
把农庄原有的发电机搬来，建设成功了一个四百瓩的水力发电站。
现在，一切重劳动都可以由电力来担任了。
电力把他们进一步解放了。
挤牛奶、饮牲口、铡草、磨面、榨油、锯木料都用电力来做。
不但每种工作需要的人减少了，而且做得又快又好。
电炉子、电暖壶、电熨斗、收音机，每家都有。
养早熟的蔬菜和培苗用的暖房，也利用了电热。
就这样，他们的电力还用不完，还可以供给附近别的农庄使用。
1949年，苏联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已经有了大的发展。
为了更便于使用电力和新式大型农业机器，集体农庄合并运动开始了。
附近的“浪”集体农庄合并到了“10月胜利”集体农庄中。
他们总共有了一千三百九十三公顷土地（其中有一千一百零二公顷耕地），二百五十七户，七百零一口人，三百二十七个劳动力，有一百一十三头牛，一百零五匹马，还有许多猪、羊和家禽。
1949年政府公布了发展集体农庄公有牲畜的三年计划；
他们这个农庄的计划在一年里就超额完成了。
政府为这奖给他们两辆大汽车、一辆小汽车、一万卢布现金。
他们实行着草田轮作制、种植了防护林带、新建了十个大池塘，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
1950年他们的收入总值是一百三十一万四千卢布，1951年就达到了二百万卢布以上。
难忘的日子，难忘的人
我国农民代表到“10月胜利”集体农庄的时候，正是农事比较松闲的季节。
杜布柯维茨基和农庄里的许多人领着他们到农庄的田间、畜舍、蜂场、果园等处详细地参观了一遍。
那时，黑麦正在开花，长的有六七尺高，进去个人就看不见了；
小麦正在出穗，已经长了拦腰高。
李顺达说，他们的庄稼长得真是喜人。
在“10月胜利”集体农庄的一些日子，是我国农民代表最难忘的一些日子。
他们在参观中看到那么多新鲜的事物，得到许多非常可贵的集体化的经验和丰产的办法。
在晴朗的日子，他们坐在桦树林里，听杜布柯维茨基和农庄里的农业专家、畜牧专家、会计师作的关于劳动组合章程、牧草轮作制、收入支出情况、畜牧的发展和集体农庄生活上的各种问题的报告。
每天晚上都有联欢晚会，农庄的歌舞团、音乐队表演了精采的节目，大家一同为毛泽东、斯大林的健康干杯。
李顺达最难忘的，还是农庄主席杜布柯维茨基和他的妻子楚芭恩。
他极其敬佩他们的集体主义的事业精神。
他们两个都是雇农出身，现在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得到了苏联最高的奖章——金星奖章。
杜布柯维茨基在1946年02月当选为全苏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克里姆林宫见过斯大林；
1947年02月联共中央全会讨论关于改进耕作方法的历史性决议案时，马林科夫曾请了十个集体农庄主席去参加讨论，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楚芭恩在1935年02月就参加过有重大意义的第2次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那次大会制订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并建议政府宣布集体农庄耕种的一切土地交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法令），也见过斯大林。
后来，她还参加了第7届全苏联苏维埃代表会议
（那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宪法修正案）。
他们都是那么热爱集体农庄的事业。
他们忘我地工作，积极地劳动，真是数十年如01日，全心全意为集体农庄服务。
楚芭恩是乌克兰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在区执委会工作，可是她仍然要求到田间工作，做一个生产队长。
她领导的一个队，创造了每公顷生产两万多公斤马铃薯的高额产量纪录。
李顺达说：
一天早上，我们到杜布柯维茨基家里去了。
他们有一所很简单又很漂亮的住宅。
走进屋门，就看见墙上挂着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像，还有他们历次得到的奖状。
还有两个青年的照片。
楚芭恩说，这是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卫国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在前线光荣牺牲的。
现在他们就只有一个女儿玛罗西娅了。
玛罗西娅在战争期间学会了开拖拉机；
现在在他们农庄的水电站工作。
有一个外孙女和他们老俩口同住。
李顺达说，他们去他家时，看到这个女孩子正在明晃晃的钢丝床上睡着。
窗子上，放着几盆鲜花；
窗外的樱桃树和梨树在细雨中显得特别清新翠绿。
这使人特别感到和平的可贵。
德寇摧毁了他们一二十年辛勤经营的成果，可是他们几年之中就恢复了自己的农庄，而且把农庄建设得更美丽了。
这就是保卫和平的一支最可靠的力量。
我们的山沟也有远大的前途
李顺达说：
“我们的西沟村，在抗日战争中也受到了敌人的惨重破坏。
那样一个小村，就被杀死十几口人，被烧了五十多间房子，连草垛、窑门都被烧掉了；
还被抢走了七头牲口。
我一定要学习杜布柯维茨基的精神，领着全村群众好好实行三年建设计划，把西沟建设得更好。
过去，我也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我到北京天津也看到了种地用的各种机器。
可是，我总想着，我们山里地块小，机器搁不下，使不开；
恐怕不会有多大发展头。
因此，信心总是不很高。
这次我瞧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怎么样养牲口、种树木，就看见了山地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路。
乌克兰的气候和我们那里差不多。
我们那里好多树木都可以栽。
我已经学了一套造林的办法，还带回来一套接树家具，一些好樱桃种籽。
苏联最注意改良品种了，连野生的也拿来改造。
我们不怕有些树不适于在我们这里生长，我们可以研究改造它。
我们那些羊出羊毛少，而且不好，也要想办法改良品种。
农业技术上也还差劲，看了苏联农民的种地办法，我们要多打粮食非更讲科学技术不行。
我们那里拦住山沟也能蓄水养鱼，养蜂更没问题，养奶牛，也不是办不到的。
这一次到苏联参观，我算把前途彻底看清楚了。”
李顺达谈起来非常兴奋。
他说：
“谁不爱吃果子？
谁不爱穿毛呢衣服？
国家大建设要用多少木材！
咱们的军队要用多少皮子！
好好发展林业畜牧业，照着苏联农民的路
往前走，我们的山沟前途是很远大的。”
（附图片）
“10月胜利”集体农庄主席杜布柯维茨基（中）正在和李顺达（右）谈话。
他把政府发给他们集体农庄的“土地永久使用证书”拿给李顺达看，说明苏联的土地是国有的，但从1935年起宣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各个集体农庄耕种的土地永久归各个集体农庄使用。
这是“10月胜利”集体农庄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四百瓩电力的水力发电站。
我国农民代表正在参观。

伟大的成就
周信芳
最近这几天来，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了来我国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的苏联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从这许多表演节目中，我们可以极其深切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艺术所以有那么高度的发展，乃是由于它为人民所有，是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的生动的表现。
这些精彩的节目，经过苏联艺术家长期的琢磨，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
乌兰诺娃同志的古典舞，是给人印象极深的节目之一。
她的艺术上的成功，无疑是她长期刻苦努力的结果。
我们在看她的表演时，无不被她那种优美的形象所吸引住。
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了她艺术上的惊人的明朗与和谐。
在她从一个姿态变到另一个姿态的连续不断的表演过程中，都表现了最优美的形象，这种优美的形象，是每一个绘画家和雕塑家所时刻希望捕捉的。
卡拉巧娃和普奇岑同志的柔软体操表演，也表现了他们在艺术生活上长期劳动的成果。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使人感到轻松、愉快、敏捷，丝毫没有费力之感，而且充满了节奏感。
这对于我们京戏中的武打训练，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马克西姆·米哈伊洛夫同志的歌唱，表现了卓越的成就。
他的嗓音到他今日这样的高龄，已经发展到了宏亮、浑厚的高峰。
他的俄罗斯民歌，无论是“伏尔加船夫曲”或是“沿着彼得大街”，都充沛着生命力，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在民间艺术上，苏联也得到了惊人的发展。
谢尔盖·奥布拉兹卓夫同志所表演的木偶戏，真是一种有趣的奇妙无比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表演；
特别是对于儿童，起着多么良好的教育和娱乐作用。
奥布拉兹卓夫同志现在用手指表演木偶的方法，与我国的木偶戏是极其相似的。
这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偶然的，这同样表现了我们中苏两国劳动人民在艺术创造上的智慧和巧妙。
今后我们要发展木偶戏，我想我们首先要吸取苏联艺术家们在这一方面所创造的宝贵经验。

向杰出的苏联电影剧作家学习
于敏
11月06日，我们迎来了七位苏联电影界的使者。
他们都是我们从未晤面过的良师密友。
从银幕上，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早已得到他们的无法估量的教益了。
苏联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照亮了我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苏联电影艺术家的辉煌的工作成果，为我国电影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工作经验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很多启示。
玛利亚·斯米尔诺娃是七位代表中的一个，她是名片“乡村女教师”和“乡村医生”的剧作者。
“乡村女教师”早在我国放映过了。
女教师玛尔腾诺娃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深深感动了我们。
她在旧俄是一个不被人尊重的西伯利亚荒村的小学教师，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她却成了真正的英雄。
国家和人民给了她应得的荣誉。
这是一个庄严的形象，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的典型。
日丹诺夫说：
“我们的文学既是反映着一种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高的制度，一种比资产阶级文化更高许多倍的文化，它就有权利用一种新的全人类意义的道德教导别人。”
“乡村女教师”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最近，我们又看了斯米尔诺娃的新作“乡村医生”。
这个作品给我们很大的愉快。
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但主题是深刻的。
作者用极细致的笔触描画了医务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和忘我的劳动。
七十六岁的医院院长阿尔先耶夫和年青的女医生柯沙阔娃在性格上的共同点和差异点都获得了鲜明的表现。
在斯米尔诺娃的这一新作中，生活气氛是逼人的真实，生活和艺术在这里融为一体了。
斯米尔诺娃的作品，我们看到的还只有以上两部。
即使仅仅两部，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到作者的创作特色。
她洞察生活的底蕴，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从平凡事物中发现戏剧性的冲突，并用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她从普通人身上看出崇高的美德，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诗。
作者是用真正的诗，歌颂真正的人——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崇高的纯粹的人。
消灭了一切剥削，实现了人类最美好理想的苏联社会，必然陶冶出新型的人。
他们热爱劳动，把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用忘我的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并向一切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民伸出道义的手。
玛尔腾诺娃和柯沙阔娃两个形象的创造，证明作者十分懂得这样的人，不但熟悉他们的言谈笑貌，而且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
人如果关心的是大家，是集体的福利，是祖国和人类的命运，他怎能不是最有思想最富感情的人？
自然，懂得这种人，是一回事，而在艺术创作中把他形象化，则是另一回事。
要做到后一点，还须切实的劳动和真正诗人的技巧。
“乡村女教师”放映前后，我们读到女作家一篇短文，其中告诉了我们她怎样写了这一剧本。
她说到参观各个学校，听课，和师生谈话，好像乌拉尔的矿工在水晶矿里一样，看到一块块石头的纯净和美丽。
这是创造的紧张劳动，但这还不够。
深刻的感受力使作者从平凡人物身上发现了伟大的主题。
她所访问的那位女教师很有自信地说：
“儿童教育必须基于完全的真善美”，于是作者写道：
“当她讲话时，我心里在形成一个未来英雄的概念。
我的问题的关键，已经找到了。”
生活像海一样，有时波浪汹涌，有时似乎平静无波。
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他们的生活似乎是平淡无奇的，上课，下课，看病，开药，日复01日，不过如此。
在“乡村女教师”和“乡村医生”中，这些日常劳动之所以富有诗意和色彩迷人，是由于作者从其中发现了崇高的目的和人的最优良的品质，并通过艺术形象把它表现出来。
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女作家说“使她感动的是这些人物有一种坚强不屈的力量，有的教师在几年几十年中每天教学生刷牙洗手。”
要把人变得美好起来，要把祖国变得美好起来，任何微小的劳动都成为光辉事业的一部份。
作者热爱这样的人物，她的作品自然就成为他们的颂歌。
斯米尔诺娃笔下的人物不是静止不变而是日渐发展和提高的。
她不怕触到主人公的某些弱点。
玛尔腾浩娃和柯沙阔娃都是有弱点的。
这些弱点一经克服，主人公就提高一步。
作者是在实实在在人的优点和弱点的基础上创造她的理想人格的。
作者决不凭空臆造什么。
人物的真实性便是作品的强大感染力的来源。
女作家善于把人的提高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交织在一起。
在斯米尔诺娃的作品中，事变的演进不只为剧中人提供了广大的背景，而是决定主人公命运并在他们身上发生重大作用的因素。
比如“乡村女教师”的主人公一生经历了许多历史事变，每一次事变都在她身上发生一定影响，把她推上新的更高的阶段。
为了在巨大的画布上进行性格和心理的描绘，作者把叙事诗和抒情诗的要素结合到一起了。
女教师和成了博士的学生的课堂问答，女医生和老院长的深夜长谈，这些场景之所以紧紧的抓住了我们的心，正是由于作者把我们带到了诗境。
斯米尔诺娃对创作工作是极为严肃的。
在座谈会上，她说：
“‘乡村女教师’写完后，各方面评价很高。
我冷静地看我的剧本，觉得还有许多地方必须修改。”
又说，“剧本写完后应保持一定距离来看自己的作品，甚至可以放它一个时期，自己会更客观一些。
这样才能发现自己作品的缺点，接受别人的批评。”
毫无疑问，保持这样清醒头脑的作者自然会前进不息，永无止境的。
斯米尔诺娃的长处，正是值得我国电影剧作者学习的。
我们还不善于洞察劳动人民的新品质，还不善于把握他们的性格特征。
我们常常不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惊人的事件，常常不能从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揭露社会的深刻矛盾。
总之，我们的成就和人民的要求是极不相称的。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很快把苏联电影剧作者的长处，变成我们自己的长处。
我们除了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以外，还须加强对苏联文学和电影的学习。
我们对于苏联电影和优秀的苏联电影文学，已经学了，而且十分注意地学了，但在学习上还缺乏系统性和组织性。
这方面，我们是应当加以改进的。

向苏联伟大的艺术家们学习
梅兰芳
我们多么感谢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啊！
在伟大的“中苏友好月”中，他们派出苏联最著名的艺术家们访问中国，使中国人民和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同志们得到这个异常珍贵的实际学习的机会。
我能够看到苏联著名艺术家和苏军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的演出，感到无上光荣！
他们的每一个节目的演出，都是极其精彩的，我认为只有在伟大的苏维埃国家，才会有这样优美的艺术，才会有这样杰出的艺术家。
每一个节目的表演，都达到了高度的成就，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令人惊叹观止！
让我从作为一个演员的角度，仅就苏联艺术家的优美的舞蹈为例，来概括地说明我对苏维埃艺术的认识。
乌兰诺娃的表演，是一种高度的古典舞蹈艺术，从她的舞蹈里，看出她的一起一落，是何等柔和轻松而美丽！
康德拉托夫把她举起来的几个姿势呈露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尊最可爱的、活的石膏像似的。
这种天才艺术家的卓越表演，是令人敬佩的。
索科洛娃和波马兹科夫的“猎人与鸟”的表演，是奇妙的。
这个舞蹈能够极其和谐自然地把正要猛烈射击的对象，变成最亲密的友伴；
在这样短短的舞蹈中，完成了这样复杂的“化敌为友”的转化，是极其难能的！
特别是索科洛娃同志饰演小鸟，作到完全化为角色，化得那样轻柔依人，那样活泼可爱，我们观众在她的表演过程中，完全忘却了索科洛娃同志，因为她以一种最高的艺术力量，把观众诱导到一种诗的境界，在观众的心目中，完全展开了一只美妙可爱的小鸟的印象。
这比演员在戏剧中饰演这一种人或者那一种人的化为角色的功夫，应该说是更为难能的。
卡拉巧娃和普奇岑的柔软体操的杰出的表演，也是我生平见所未见的。
如果把普奇岑同志的表演，比作一座高山，那么卡拉巧娃的表演，恰似一片绕山的云霞！
这刚与柔的交舞，构成了极其多变的美丽的画面。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那样惊险紧张的表演，竟会演得如此轻松，使观众完全忘却了耽心、沉重的感觉。
何以达到这样美妙的境界呢？
应该说是一种奇迹！
因为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所有的优美的节目，暂时还不可能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所有的表演艺术，都是充溢着生气蓬勃健康愉快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给我们极大感动！
我们从而更明确了在艺术上所以有如此高度的成就，完全是苏联艺术家在从事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长期地勤学苦练的结果。
这对于我们中国艺术工作者的鞭策和鼓舞，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因此，我们今后如何更切实有效地向苏联艺术家学习，学习他们高贵的品质，学习他们卓越的创造，学习他们先进的经验，学习他们忠实于艺术勤学苦练的精神，是我们中国艺术界重要的课题。
我自己愿和从事艺术工作的同志们共勉。

奥布拉兹卓夫的木偶艺术
王朝闻
苏联木偶戏剧院艺术指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奥布拉兹卓夫，非常热情地和我们谈他的工作经验和艺术见解，给我们演出过一些木偶节目。
这些谈话是很精辟的，这些演出是很精采的。
他所演出的木偶戏节目，每一个只占三四分钟或一二分钟。
都是手上木偶没有提线木偶。
可是，艺术的高低主要不决定于演出时间的长短，也不决定于场面大小和木偶的制作样式，而决定于奥布拉兹卓夫的政治素养与艺术素养。
这些节目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使我们想像到具有完善设备和艺术家众多的苏联中央木偶剧院的卓越成就。
“斟酒”，是嘲笑一个醉鬼的丑态的。
它不是在醉态的摹拟上下工夫（仅仅表演出醉态的滑稽是很不够的），而是着重揭发醉鬼那种堕落的品质：
愚蠢、懒惰而且不老实。
一切为了喝酒的这一个角色，在恋爱的幸福中“应该”喝，在失恋的不幸中也“应该”喝，正如奥布拉兹卓夫的开场白所说：
“……喝酒与他的幸与不幸无关，不过是一个醉鬼（大意如此）……”这一个醉鬼，是很真实的。
他细看酒瓶，嗅酒的气味，得意时和酒瓶碰杯，激动时和酒瓶碰头，泥醉（退场）时的歪脸，都很可笑。
他有时狂歌，有时东张西望；
使观众感到：
这
一个明知不该喝酒而又不能控制自己的醉鬼的得意和不安，描写得很洗练也很深刻。
“斟酒”的表演方式，是演员的一只手套在木偶身里，另一只手代替醉鬼的手，担任了拿酒瓶拿酒杯等等动作。
漫画化的醉鬼的脸型，和演员的手相配合，具有一种吸引观众的力量，虽然木偶艺术的成就主要不是依靠这种小头大手的有趣的配合。
和这种表演方式相类似的节目，是“你回来吧！
我饶恕你”。
在演技上也是夸张的。
女歌唱者的身子顶在演员头上，她的双手是演员的双手来代替的。
这一节目和“斟酒”一样，嘲笑的是应该摒弃的坏习惯坏作风。
艺术家奥布拉兹卓夫集中地抓住了某种讨好观众的歌唱者或演员的恶劣的表演习惯，刻画出那些情绪不是出自内心的表演动作，嘲笑其浮夸的装腔作势的庸俗的卖弄“技巧”的恶劣作风。
奥布拉兹卓夫，在洗练、机智、含蓄的开场白里，就意味深长地接触到主题；
他说：
“她唱的歌词的内容，我就不介绍了；
因为我都不懂。”
这不是说艺术家奥布拉兹卓夫自己真不懂得歌词的内容，而是暗示歌词内容没有意义，或影射没有真正懂得歌词内容的歌唱者。
如果说并非歌唱者的观众，也可以在发笑之后体会得到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工作，那么，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的道理也是可以联想到的。
如果说，通过这一可笑的歌唱者的丑态，已经揭发了工作不好的艺术家以及非艺术家的恶劣习惯和恶劣作风，那么，这一种木偶戏的作用就不止于引人发笑，也不止于嘲笑着这样一个歌唱者。
认真地研究了各种类型的人的外型、心理、性格和品质的艺术家，也深刻地理解了猴子、猫、老虎等等动物特殊的动作、姿态、表情。
题材用的是有趣的畜类，实质上是讽刺着某种类型的人。
例如以男女猴子为主角的“瞬间”，以男女猫为主角的“我想和你在一起呆一会儿”，也都揉合了人和畜的特征。
它们很像真实的猫和猴子，也像是在恋爱中暴露着具有虚伪、浮夸和怯懦的性质的人，在急切要达到目的的男猫，那种粗暴、疯狂的动作是人性的，也是猫性的。
所有这些猫和猴子，它们在一些小纠葛中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引诱、抗拒、温存、悲伤………是人的，也是畜的。
运用了洗练而细致的手法所创造的这些生动形象，已经巧妙地把人和畜的某些特征结合起来。
这些在合理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情节，这些具有比喻性质的夸张了的形象，充分显示出艺术家的高度的想像力。
在这样的形象之前，观众除了感到有趣和可笑之外，也同时感到艺术家对于描写对象的认真的观察、研究和体会。
这些木偶戏不都是以讽刺为目的，有的却是抒情的。
例如“摇篮曲”，就是描写孩子入睡之前给予慈母的小麻烦。
这些情节，很幽默很可笑，但使人感到亲切。
演员毫不掩饰地站在观众面前，代表母亲，右手套着代表孩子的木偶；
由于演技的逼真，虽然他自己没有化装，却使人感到他就是一个慈母。
特别是他所操纵的木偶，那些摸母亲嘴唇、和母亲逗趣、吸母亲的手指和狂吻母亲的种种动作，很夸张，也很真实。
而总的效果是增强观众母子之间的爱情。
“摇篮曲”如同醉鬼和女歌唱者那样，在演技上不完全掩饰演员的手（竟从木偶衣内露出演员手背，当成孩子的背来拍拍）。
这种半真半假的表演方式，据奥布拉兹卓夫自己的介绍，只宜于小节目；
这种方式，如同把自然的树根稍稍加工，造成各式各样的中国某些艺术品（如“佛手”“灵芝”…）
一样，并不掩饰自然物的特征，却又具备所要创造的事物的特征，因而在一定情况之下，更有趣更吸引人爱好。
问题在于：
演员是不是在主要方面有所创造。
如果孩子不被演得逼真，如果醉鬼和女歌唱者的手的动作没有实感，这种方式就毫无意义。
较上述节目更不掩饰演员的手的节目，是“木偶的灵魂”。
仅仅是在食指上套着一个圆球，其他手指，有时代表木偶的手臂，有时代表木偶的手指。
由于这些手指在摹仿拥抱、沉吟、自负等等动作和心情时很逼真，观众并不误认为艺术家在偷工减料；
正相反，他们感谢艺术家创造了有趣的形象。
善于掌握观众要求的奥布拉兹卓夫，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富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
虽然他的木偶戏不违反木偶戏的法则——依靠动作而精简语言，可是他的语言是聪慧的，幽默的，精练的，深刻的，一句话：
很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
例如：
他在讽刺虚伪的男子的节目演出之前，这样说：
“一个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说：
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
当女人拒绝了他的爱情的时候，他说：
没关系，我不只碰了一次钉子了。
我想在座的诸位，不会有这种男子。”
这种有趣的而有意义的语言，也常常表现在他的说话里。
当他介绍自己之所以把木偶戏作为终身职业时，说到母亲给孩子选择玩具的重要性，说：
“在座的，已经做母亲或准备做母亲的，或不准备做母亲而不能不做母亲的，必须注意选择给孩子的礼物。”
引起观众发笑，是这些木偶戏的特征。
而这些笑都是引人向上的，健康的。
奥布拉兹卓夫认为：
不是任何可笑的题材都可以作为木偶的题材。
为了不伤害观众（特别是儿童）的心灵，必须慎重选择题材。
我们只能嘲笑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愚蠢、懒惰、虚伪，而不能嘲笑痛苦、疾病，或鼓励孩子捉弄人。
这一位曾经创造过嘲笑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节目的艺术家，对于
“笑”的掌握是很灵活的，也是有原则的。
关于对木偶戏这一特殊艺术样式的理解，特殊样式的木偶戏在取材上的特殊要求，为了产生普遍的教育作用而创造典型的经验和方法，如何区别幼年儿童观众与成年观众的合理需要，可贵的民间和民族艺术的重要意义，以及歌舞剧的布景如何才能与样式化的舞姿相和谐等等，这一位热爱中国艺术的中国人民的忠实的友人，这一位拥有几十年木偶戏工作经验的艺术家，发表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这些意见，对于中国木偶戏（及其它艺术）的成长与壮大，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附图片）
奥布拉兹卓夫和他的木偶

学习苏联优秀的艺术
洪深
看了苏联著名艺术家的卓越的演出，我们深深感到，苏维埃艺术事业所达到的水准及所获得的成就，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这次来中国参加“中苏友好月”的苏联艺术家中，有很多人是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他们都是苏联人民所最热爱的艺术家。
苏联人民派遣了他们最优秀的艺术家到中国来表演，说明了苏联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烈的友情和他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兄弟般的友情深深令我们感动。
我们中国的艺术工作者这次无疑地从苏联艺术家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学问。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要向苏联的艺术家学习，吸取他们的创造性的工作经验，学习他们那种实事求是的对待艺术的态度。
这对于我们迎接我国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的文化建设高潮的任务说来，是非常有帮助，而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兄弟情谊正在不断地增长着。
现在，随着在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中苏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合作必将大大地发展起来。
这次苏联艺术家来中国参加“中苏友好月”的活动，给中国人民一个学习苏联优秀艺术的机会，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在全中国人民热烈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的今天，我们将更广泛、更深入地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来提高我们的艺术作品。
我们将在我们民族的丰富的艺术遗产上面加工提炼，汲取苏维埃艺术创作的先进方法和思想内容，来使我们自己的艺术开出更灿烂的花朵。

学习苏联接受民族艺术遗产的宝贵经验
程砚秋
这次苏联文化艺术工作团来中国，使我们更深一层感觉到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伟大友爱。
各种精采的演出，不仅使我们切实领会到具体的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艺术，尤其给予了我们文艺工作以丰富的先进经验。
它启示了我们更明确地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我们相信，苏联艺术家这一次来中国表演，使我们在如何继承祖国优良艺术传统和发展人民文艺工作的问题上，不但避免了走许多弯曲道路，而且会很快很顺利地胜利前进获得更大的成就。
在各种表演节目中，使我感受最深的节目之一，是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哈侬同志的歌唱，还有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纳赛罗娃同志所演唱的民族歌曲。
前年我访问过西北各兄弟民族的艺术，对于在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民族和乌兹别克民族的艺术，曾经有过初步的了解；
以之和今日所听到的来比较，很显明的看出苏联人民艺术家在接受民族艺术遗产上是抱着极严肃的态度，并已获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西北，我们所听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民族的歌曲，是比较原始的；
今天所听到的是经过加工提练而发展了的，较之前者在技术上已有很大的不同了；
可是在基本风格上，它却依然强烈地保持着其本民族独具的特色。
根据苏联艺术家的这一宝贵经验，使我们深深感觉到今后我们的文艺工作，也应该循着这方向而努力，特别是在戏曲改进问题上。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
“百花齐放”。
我们要倍加小心地爱护每一株艺术树本，每一个艺术蓓蕾。
可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爱护呢？
我们不能说只是单纯的保护就算尽到了责任，必需知道如何去培养，去修理，使这株树生长得更茂盛，花朵更繁茂。
正在第1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期间，苏联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对于我们艺术工作的帮助是更具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有好多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苏联艺术工作者已经用成功的事实来替我们正确地解决了。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这些良师益友！
我们应该互相鼓励，做好我们的工作，以我们新的艺术上的成就，来答谢苏联艺术家的深情。
我想这也是他们最乐于接受的礼物。

我看到了具有高度感染力的舞蹈艺术
欧阳予倩
艺术感之所以可贵，正因它感人之深。
看了苏联舞蹈艺术家珈丽娜·乌兰诺娃和塔马拉·哈侬的表演，其感染力强到不可思议，好像每条神经每个细胞都被渗透，是喜悦、是愉快、是美，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只能说我真正感觉到艺术的力量。
乌兰诺娃是全苏联的人民演员，她的表演是舞蹈艺术最高度的表现。
当她表演的时候，动作、表情、线条、音乐、节奏、韵律，没有一样不统一在他的思想感情之中；
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她的表情、动作完全融合在一起，成为整然浑然极其谐和的一体。
她掌握了高度的技术，就很难看得出她运用技术的痕迹，这是异常难能而可贵的。
我国舞蹈家戴爱莲同志说：
“乌兰诺娃的舞蹈，超过了希腊的雕塑”，我同意她的话。
希腊的雕塑，是古代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乌兰诺娃是今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人民艺术家，她的创作超过希腊的古代艺术，是毫不为奇的。
在莫斯科我看过她表演“天鹅湖”，又在电影里看到她表演“罗米欧与朱丽叶”，我早有以上的感觉。
这一次她到北京表演的不过是古典舞的片断和一些小品，我们很难对他的艺术作全面的了解，可是就只这一点，已足够使人惊讶。
我们听到有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苏联舞剧的观众，他说：
“她真像个仙人哪！”
我想这种感情是共通的。
她不仅是一个苏联的人民演员，也是有全世界声誉、为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家。
去年她到意大利，就有很多人从法国、英国坐飞机去看她的表演，有些反动分子想禁止她上演，可是意大利的人民起来反对，结果还是胜利地演出了。
13日她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我们演了几个节目招待她，其中有一个节目是歌剧“青年近卫军”中的一段插曲——奥列格的母亲唱的一段，是用俄文唱的。
她很称赞独唱者的技术和音乐修养。
另外有一位同志说俄文发音不够正确，但是她说，问题不在俄文发音是否正确，而是歌唱者没有能够充分掌握人物的思想感情。
奥列格的母亲当她的儿子被抓去了，她不单只是悲哀，而是反抗的。
我们的歌者唱得不够坚强，表现不出斗争性，就不像一个俄罗斯的母亲。
——这种指出是非常正确的，必要的，亲切的。
这令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思想性对于一个艺术品是何等重要。
和对苏联其他同志一样，我们对乌兰诺娃同志的印象不仅是她艺术创作的高超，她的深厚的友情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至于塔马拉·哈侬同志，我们在电影里头和他见面的回数似乎比乌兰诺娃更多一点，所以一见了他好像很熟的朋友。
她的采棉舞和其他几个舞，我们都不感觉生疏。
她是一个很大胆，很有战斗性的女性。
在乌兹别克不管人家拿石头打她，她第1个去掉了面纱。
她是乌兹别克第1个出来跳舞的女子，她懂得四十种民族的音乐，她的舞蹈表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她一个人的节目要一连演十个晚上才能演得完。
在她的舞蹈当中，表现了乌兹别克民族的特色，表现了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她的唱歌和舞蹈都是来自民间的。
她这一回到中国来，关于发展民族艺术方面，我们正好更多更好地向她学习。
苏联的舞蹈艺术，是有非常深厚的积累，他们的巴蕾舞学校，已经有一百四十余年的历史。
10月革命以后，在列宁斯大林光辉的民族政策底下，所有苏联各民族的艺术，包括舞蹈艺术，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许多人民的艺术家，就成为革命胜利的标帜。
我们以高度的热忱欢迎他们，以无限景仰的心情向他们学习。

现实主义的音乐的辉煌胜利
赵渢
我国首都的幸福的人民，欣赏了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派遣来的苏联著名的艺术家和苏军红旗歌舞团的优异的演出。
就这些演出中的音乐节目来说，它标志着苏维埃的音乐文化，在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及苏联人民爱护与监督之下所获得的高度的成就和光辉的胜利。
这些令人永远不能忘记的音乐演出，具体地说明了苏维埃音乐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是：
第1，苏维埃音乐有成效地服务于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斗争。
音乐，首先要能表现人民的生活与愿望、思想和情感。
第2，苏维埃音乐是古典音乐优秀传统——全世界劳动人民先进的劳动成果的继续和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克服其陈腐的、停滞的因素。
第3，苏维埃音乐具有明显的民族形式，充分发展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优点，丰富世界劳动人民的音乐宝库。
第4，苏维埃音乐为高度的技巧所武装，具有着完美的表现形式。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无私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继承并发展世界劳动人民的音乐文化成果。
所以，苏联音乐家们不仅能够那么深刻地解释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而且能够那么精湛地演奏晓邦和舒曼。
资本主义社会把钢琴演奏降低到像拳赛一样的“手指的体育竞赛”的地步。
他们自己也承认，所谓钢琴家企图达到的最高技术，不过是“比另一位钢琴家能奏的更快更响”而已。
苏联的年青的提琴家、钢琴家们，不仅在解释和表现上，即在技术上也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水平。
社会主义社会之友爱的民族大家庭，苏联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灿烂地开了花，优秀的民族歌者们那么亲切地述说着幸福的人民的心底的声音。
在发展民族的声乐文化的工作上，苏联的艺术家给我们作了最好的示范。
我们争论很久的声乐演唱上的民族形式问题，已经从这里得到初步的解决。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合唱的表演，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合唱艺术的最高峰。
这是合唱艺术的一个全新的学派，既不像罗马加特力教会合唱那样繁文缛节，也不像西欧歌剧院合唱那样华而不实。
他们演唱那被全世界人民所喜爱的“斯大林颂”，把崇高的赞颂和亲切的爱戴两种情绪巧妙地混揉在一起；
他们演唱舒曼的“梦想曲”，用人声表达了器乐不能那么细腻地表达出来的感情；
他们演唱俄罗斯著名民歌“伏尔加船夫曲”，这首古老的民歌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这里不再是无休止的苦痛的劳动，俄罗斯人民那种人定胜天的自信精神被突出地强调出来了。
在表演的作品中，我们明显地看到现实主义战胜形式主义的伟大的胜利。
这使我们体会到音乐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首要的美学原则。
这和所谓“现代乐派”完全相反，那就是一切音乐表现要素都服从于另一个主要的要素——曲调。
和声和对位都起源于曲调，就是说和声的规律要从曲调的规律中寻找；
节奏和配器都服从于曲调，就是说不能因为音响效果而破坏了曲调的表情。
曲调是最主要的音乐语汇——也就是表现内容的曲调和目的明确的和声，这是永远不会被“现代乐派”那么一小撮人所能主观地排斥掉的音乐语汇。
这种世代相传的音乐语汇，在某种意义上，是和世代相传的保有一定结构和文法的语言一样的。
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论文中说明的很清楚。
当然，这些音乐语汇将因生活的丰富而改变它的某些特征，“哈萨克圆舞”等歌曲便是很好的说明。
优秀的现实主义的音乐作品，动人地述说着关于苏维埃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故事和英雄战士的功勋。
苏联艺术家们的演奏，标志着现实主义的音乐创作与音乐演奏的辉煌胜利。
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们认真地学习这些演出，将会给我们莫大的启示，指引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给乌兰诺娃
——看巴蕾舞“小夜曲”后作
艾青
像云一样柔软，
像风一样轻，
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大空里游行；
不是天上的仙女，
却是人间的女神，
比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
——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苏联艺术家的表演给了我们宝贵的启发
茅盾
苏联艺术家们在首都的连续表演，给了首都人民以很大的教育。
无论是“古典舞”、“大军舞”、“马刀舞”，无论是木偶戏，无论是提琴演奏和独唱，都以这样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灵，陶醉于崇高、昂扬、雄壮、愉快的精神世界。
这是融贯着苏联各族人民的悠久光辉的文艺传统，反映着苏联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幸福而奋发的生活，表现了人民的先进思想和健康感情的艺术，是广大人民的东西，也是广大人民所理解的东西。
它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根本不同。
苏联艺术家们的表演又给了我国的文艺工作者以极宝贵的启发和教育。
它使我们更深一层地体会到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正确。
十年前，毛主席就教导我们，文艺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是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的；
而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发展必须从民族的优秀文艺传统向前发展，从广大人民的丰厚的文艺宝藏中汲取营养，从外国（特别是苏联）的优秀艺术中取得“借鉴”。
现在我们看了苏联艺术家的辉煌的成就，使我们对于自己的在毛主席文艺方针领导下的创造新中国人民文艺这一艰巨的任务，增加了百倍的信心。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在文艺方面亦复如此。
最后，也应当带便说起：
苏联艺术家的表演，对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为人民服务”这原则上所犯过的，而且正在继续纠正着的狭隘的机械的看法，也提示了宝贵的启示和教育。
这种狭隘的机械的看法曾经阻碍了我们的文艺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深入，并使我们在题材的取择上发生了片面性。

衷心的感谢
老舍
看到了苏联著名艺术家们和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的表演，我感到最大的兴奋和愉快；
我没法子形容出我的心情，我只能老实地说，那些表演使我感动的落泪，喜欢极了的泪，与感激极了的泪！
在我的一生里，我没有在一次能看到这么多的，这么特出的，表演；
也没有在一次能见到这么多的，这么杰出的，艺术家！
除了苏联，哪里会有这么多的优秀的艺术与艺术家呢？
除了苏联，中国最亲爱的盟友，谁能派遣这么多的杰出的艺术与艺术家到北京来呢？
在这些精彩的表演中，我的心，和一切观众的心，碰到了苏联人民的心。
从苏联的艺术家的歌舞，我看见、听到苏联人民的对和平建设的愿望与热情，也就增强了我们对保卫世界和平与建设祖国新文化的信心。
崇高的艺术表现崇高的人生理想。
我确信，苏联优秀的艺术会使我们的理想更远大一些。
我们必须向苏联学习，因为苏联的艺术是已经作到了以崇高的艺术表达崇高的理想啊！
在看到表演之外，我还和贵宾们拉了手，碰了杯，和听了他们的谈话。
他们是苏联的，也是世界的，最伟大的艺术家。
可是，他们是多么诚恳，多么热烈，多么谦虚啊！
他们是有问必答，不厌其详。
只要对我们有益，他们就忘了自己的疲乏辛苦！
他们的温暖的手，向我们随时地伸出来，他们的有经验，有价值的言语，随时地说出来，说了再说，唯恐不详尽，不周到！
他们给我们解释许多问题，一直热情地到达了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我们的最亲切诚恳的良师益友。
他们的态度是只有在苏联产生的艺术家才能具有的态度。
他们的态度是只在爱国主义精神与国际主义友爱精神有了高度修养才能有的态度。
他们具有伟大艺术的才能，也有伟大的艺术家的风度与修养。
他们的言谈与态度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所以忠于艺术，正如同忠于服务。
看见了他们，我们也应当一面充实自己的业务，一面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脱离了人民，就不会忠于艺术。
为自己的成就而得意自满的态度，在苏联的艺术家身上是找不到的。
我们还可以敝帚千金，自高自大吗？
苏联朋友们，艺术家们，我没法子一时说尽对你们的感激！
但是，相信我，与我的艺术界的朋友们吧，我们必定勤苦地热情地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高伟的艺术，也学习你们的忠诚的态度。
我们只能用学习的决心报答你们的厚爱与辛苦！
作你们的学生与朋友是我们的光荣！

侵朝帮凶军队损失惨重
【新华社讯】
美国侵略朝鲜的帮凶军队——土耳其和荷兰的军队在侵朝战争中损失惨重。
据美联社安卡拉01日电透露：
“土耳其有一旅军队（五千兵士）在朝鲜打仗。
它的伤亡数字是：
阵亡的计五百五十名，受伤和失踪的计一千名。”
这就是说土耳其旅被歼灭的比率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同时，据塔斯社海牙02日电引述荷兰报纸消息：
荷兰陆军大臣克兰宁保从朝鲜回来抵达海牙时承认，荷兰一营军队在战争中受到很大损失。
他说：
这一营军队的补充非常困难，因为许多荷兰人都拒绝到朝鲜去。
目前都是靠解散的李承晚军士兵来补充这一营军队。
在这一营荷兰军队中，现在约有李承晚军士兵二百五十人。

侵朝美军士兵纷纷要求回家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不敢正面答复
【新华社12日讯】
美国通讯社透露：
主要负责美军人力方面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罗森堡夫人，在09日飞抵朝鲜前线“视察”。
罗森堡夫人的到朝鲜视察，反映了美国军事当局对于美军损失惨重、补充困难、士气低沉的情形的不安。
罗森堡夫人在前线视察时，所到之处，美国士兵们都反映出了这种厌战思家的情绪。
据美联社09日电透露：
“凡是和她谈过话的兵士”都反映出“他们的主要的痛苦似乎是想回家”。
有一个美国兵问她：
“关于回家过圣诞节的消息究竟怎样？”
罗森堡夫人当然不敢正面回答士兵们表示的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迫切要求，她只是空口允诺：
“要派遣一些接替军队”；
同时，她无耻地“答应说要派一些‘金发碧眼的漂亮女人’来，并且说还要要求派一些浅黑型的美女来。”
罗森堡夫人在前线所作的诺言，说明了美国军事当局在损失惨重、补充困难、士气低沉的情形下，力不从心、找不到出路的窘态；
也反映出美国统治者已无耻堕落到何等地步，竟企图以色情来诱骗美军士兵继续在前线卖命。

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11月06日联合国第二（经济与财政）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特别是上次第6届大会，曾经讨论过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
每个代表团，或者说差不多每个代表团已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它的态度，但是，由于联合国在真正援助经济落后国家方面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进展，因此，本届联合国大会有责任再度研究这个问题，并制订出适当的行动纲领。
什么东西迫使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的呢？
不用说，是包括联合国一部分会员国在内的许多落后国家的真正困难的经济情况迫使我们这个组织来研究这个问题的。
联合国对这个问题表示如此关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事实证明：
许多落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使联合国不得不在政治与道义上负起责任，来设法给予落后国家以真正的援助，以发展它们的国民经济，提高它们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帝国主义国家残酷掠夺落后国家
极大多数人民被剥夺了生存条件
大家知道，许多经济落后国家的情况是这样的：
它们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及大量人力，也就是说，它们具有发展经济所必需的重要条件，但是它们的人民却仍然处于悲惨的境地，处于永远贫穷与匮乏的境地，千百万人民处于饿死的边缘。
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人民并不是他们极富庶的资源的真正主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为他们自己谋福利。
亚洲、非洲与南美洲大多数国家的国民收入已减少到异常低的水平，这不是一个证明吗？
最近，今年10月16日，智利代表在全体会议发言时，促使大会注意这个事实：
共计有十五亿以上人口的落后国家里，每年每人的收入只有二十元到二百元。
他正确地指出：
落后国家的贫穷情况日益严重，它们愈来愈穷。
智利代表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无疑是表达了落后国家广大群众的共同情绪的。
玻利维亚代表在发言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他并举例证明玻利维亚人民的财富遭受大企业的掠夺，主要是遭受外国大企业的掠夺。
联合国不能忽视这些发言及与这些发言类似的发言，因为这些发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联合国秘书处发表的1949年至1950年世界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书中可以看出：
几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其中包括缅甸、印尼、菲律宾、厄瓜多尔、阿比西尼亚、海地、沙特阿拉伯、泰国等国——的国民收入总数不到全世界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五，每人每年的收入不到五十美元。
联合国最近发表的关于世界社会情况的调查报告书中也包含许多叙述落后国家的困难情况的可靠材料。
虽然不能认为这个报告书在各方面都是客观的，但是它指出：
例如，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八的非洲人的收入仅占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三。
因此，不免使人发生疑问的是：
为什么这些落后国家，虽然拥有巨大的天然财富和人力，但却陷入如此困难的境地，它们的人民却被剥夺了人类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物质资料呢？
落后国家陷入这种境地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些落后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各大帝国主义国家和外国的垄断企业。
各大帝国主义国家和外国垄断企业实际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整个经济，它们并且通过经济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对这些国家进行剥削，从这些国家榨取巨大利润以自肥，从而损害了落后国家人民的直接而迫切的利益。
这一切所采取的形式是外国垄断企业掠夺落后国家极端丰富的天然资源，这些资源中包括石油、锡、铜、锌、锰、镍及其他宝贵的矿藏。
在经济落后国家中存在着封建和半封建的地主制度，这是使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民陷入极度贫穷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制度之下，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大地主们和外国垄断资本家的手中。
而农民们却被剥夺了土地。
这种情况存在于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土耳其、巴西及许多近东中东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大部分耕地都为大地主所有。
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农村人民的情况了。
不仅如此，落后国家中的大块土地都被外国垄断资本家购买去了，变成了他们的财产，这样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大量地掠夺落后国家极端丰富的土地资源。
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家在许多国家里既获得了大块土地，他们就使许多农民直接依靠他们。
菲律宾的大块种植甘蔗和苎麻的土地都被外国垄断资本家购买去了。
再如，在马来亚，有四分之三的种植橡胶的土地是属于英国垄断资本家的。
在突尼斯，百分之二十五的耕地属于外国公司或外国移民。
在西南非，资本主义的公司与移民占有百分之四十的最好的土地。
大片的印尼橡胶园与古巴甘蔗园也都同样为外国垄断资本家所有。
人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在拉丁美洲国家，外国石油公司、水果贸易垄断资本等掌握了大片的土地。
这些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拉丁美洲国家的报纸与这些国家的某些政治和社会领袖的言论中都广泛地谈到了这些事实。
这些国家的某些政治与社会领袖经常要求反对外国资本的统治，保卫这些国家的合法的民族利益。
这里是一些事实：
受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补助的拉哥石油及运输公司在委内瑞拉拥有二百一十万英亩土地。
请计算一下：
如果这些土地不属于数十年来一直掠夺委内瑞拉国民财富的外国富人，而属于这些土地的真正主人的话，委内瑞拉有多少百万的农民可以赖以为生呢？
英国皇家石油公司的附属公司加勒比石油公司拥有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
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还可以看到许多同样的例子，而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拉丁美洲。
外国垄断资本侵入了落后国家的农业，具体就表现在它们购买大量的土地上。
这使得这些国家里农民本来已经非常困难的处境更为恶化了。
上面提到的联合国秘书处关于世界社会情况的报告书中也曾指出：
土地集中在大地主与外国公司手中一事造成了农民渴望土地的情况。
由于大多数土地为当地的封建地主或外国垄断资本家所占有，所以，作为落后国家经济中主要部分的农业收入都给一小撮地主与外国垄断资本家所瓜分，而极大多数的人民却被剥夺了起码的生存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经常负债，这样就使绝大多数农民的处境更为恶劣。
因为债务束缚了他们的手足，并使他们成为地主与外国资本的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被滥用或不用于生产，土地的利用完全按照每个时期农产品市场的情况而定。
同时，绝大多数的农民无法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获得勉强的生存。
根据联合国报告书的数字，即使在阿根廷这样比较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土地只利用了百分之二十点七；
在墨西哥，只利用了百分之十六点七，而在某些经济落后国家，如在叙利亚，只利用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在阿尔及利亚，只利用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八。
必须补充一点：
在这些国家里，农业生产率是非常低的。
农业，特别是谷物的种植与畜牧业，都是按照粗放的方法进行的，其目的在于满足资本主义市场的要求，而不是满足这些国家的半饥饿与饥饿的人民的迫切需要。
落后国家的农民的艰苦情况，说明改变现存的土地关系对于这些国家是十分重要的。
它也说明，为了无地农民、小农和中农的利益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当然应该适当地照顾各落后国家的特殊情况——对这些国家来说是最必要的工作。
要使土地改革获得具体成绩并能满足中小土地所有者及无地农业劳动者——他们占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的需要，就必须使土地的公平分配和利用得到保证，必须使目前由于现存的社会土地关系而荒废着的大块土地在近代化机器的协助下用于生产。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土地改革可以使经济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力从束缚着它们的发展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且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农民获得土地。
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于经济落后国家创造工业化的条件，有利于创造发展民族工业的条件。
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大规模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改造。
经过了土地改革，曾经属于地主的土地已归农民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数字，中国迄今已经在四亿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地区内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
事实证明，在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乡村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贫农的数字减少了，农民们已经从数世纪以来地主们加于他们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了。
美国代表们经常在联合国中发表自我吹嘘的演说，企图把美国说成是一个主张在落后国家进行土地改革的倡导者。
事实上，美国代表们在联合国中所说的话和他们的建议的目的，特别是他们向经社理事会提出的建议的目的，并不是要使落后国家的农民获得利益，而是要使这些国家的土地关系保持在一种对大地主、农民中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和外国垄断资本家有利的状态中。
美国代表们提出的土地改革建议以及他们在这方面所发表的言论都是远远地离开了落后国家的千千万万农民的真正利益的，这些农民们要求消灭乡村土地关系中的古老的封建方式，消灭控制着大量农业资源的外国农业资本的压迫，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要求把土地交给亲自耕种土地的人们。
这种情况就说明了这个事实：
当真正的土地改革措施——这种措施可能影响外国地主的利益——问题被提出的时候，土地改革就遭到美国垄断资本家和那些在联合国中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人们的反对。
大家知道：
经社理事会第13届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6届会议曾就土地改革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实行有利于无地农民、小农和中农的土地改革。
不幸的是这个决议中的建议至今并未实行。
此外，到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实际可行的步骤来实行这个建议。
自然不能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苏联代表团不能不提起大会注意这个事实：
甚至像联合国有时在有关落后国家情况问题上所作的这种十分不够的决定，也完全失掉了它们的实际意义。
没有人认真看待这些决定，它们成了一纸具文。
美国对落后国家的所谓“援助”是夺取政治经济军事特权的工具
我们分析所有有关落后国家的情况以及有关这些国家与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事实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个问题：
这些落后国家的情况怎么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呢？
如果客观地研究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答案。
大家都知道，美国和另外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顾落后国家的合法的民族利益，而极力使落后国家永远成为附属于它们的经济的原料供应地与产品市场。
此外，上述资本主义国家正多方搜刮落后国家的各种原料，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为它们的侵略的战争计划服务；
但是问题还不是到此为止。
美国每次与落后国家签订各项协定时，就一定会要求取得在这些国家之内修建军事设施（机场、港口、公路等等）的权利。
落后国家的独立的经济发展在各方面都受到了阻碍，它们的对外贸易受到种种限制，并且受到外国的控制。
有许多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某些国家对落后国家实行的扩张主义的政策。
以下是其中一些事例。
美国国际开发顾问委员会在给总统的报告中指出，美国输入的原料，有四分之三都是来自落后国家。
报告公然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是美国备战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建议应用所谓技术与经济援助进
一步控制这些国家的原料资源。
据1952年05月14日“纽约时报”通讯说：
技术合作处工业部部长乔治·罗斯指出：
“美国进口的稀有工业原料有四分之三都得仰赖落后国家”，他因此建议“对某些利害关系重大的国家，如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给予经济援助，特别是在修筑公路方面。”
此外，别的许多方面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例如，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格雷在1950年11月10日提出的报告书以及1951年底举行的第38届美国全国公路会议所作的决议，都提出过这种主张。
形形色色的美国政界领袖，凡是支持美国当前外交路线的，支持美国“大商人”通过剥削落后国家而取得巨大利润的欲望的，支持美国侵略人士想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为他们的战略战争计划服务的愿望的，也都在言论中提出过同样的建议。
美国官方人士与他们在联合国中的代表力图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美国对落后国家的政策是大公无私的。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一再说：
杜鲁门的声名狼藉的第4点计划给予落后国家的所谓技术与经济“援助”是这一点的证明。
这些话完全不是事实。
美国与落后国家缔结的关于“援助”的协定及这些协定的实际执行情况显示出：
杜鲁门第4点计划下的所谓“援助”，加上美国政客们的吹牛，实际上不是别的，乃是美国银行家与工业家的扩张政策的一个特别形式，目的在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当然不仅是经济——取得更大的控制，并使这些国家进一步听从华尔街的指挥。
事实证明：
美国强迫这些国家接受了许多条件，从而使美国能更多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特别是在视察与监督“援助”的运用情况的藉口下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在这种情况下，无数的美国顾问进入落后国家，这些国家被迫提供关于它们的经济的详细情报，它们并被迫接受限制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条件。
美国给予落后国家的贷款，各种技术与经济“援助”，以及在落后国家的投资，总是带有各种要求的，要求取得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特权。
这是对各国主权与民族独立的原则的一种可耻侵犯。
一些美国官员与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员的谈话最足以说明杜鲁门的声名狼藉的第4点计划的实质。
所谓技术合作处处长班乃特在美国国务院公报中谈到第4点计划时说：
有时第4点计划被称为大规模的福利计划。
班乃特说，当然，第4点计划还不仅仅是一个福利计划。
它是美国目前及将来在外交上的有力武器。
一种美国外交的武器，也就是一种政治武器！
这要比联合国中的美国代表说得坦白与直爽多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李普曼在今年03月05日写道：
接受第4点计划援助的国家都认为这些援助的目的是用新的形式来继续旧的西方帝国主义。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招供。
还有一件事也不是偶然的：
国会议员布法特说，第4点计划是一种老办法，本质上就是七十五年来用来强迫美国印第安人接受的办法。
大家知道，美国印第安人正在日益被灭绝。
就在最近芝加哥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杜鲁门总统很清楚地说明了在所谓第4点计划下奉行的政策的目的。
当时他说：
这个计划“对我们是很好的买卖……它意味着更多的贸易、更多的市场……及更多的原料供应”。
（今年07月27日“纽约时报”）
这个计划的任务之一就是使落后国家供应战略物资替美国战争计划服务。
以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主席的委员会给总统的报告中直接指出：
在研究美国依靠落后地区的战略物资问题时，必须强调这一点，即：
美国从这些地区取得百分之七十三的战略物资和其他美国非常缺乏的物资。
但是，关于美国执行第4点计划的自私自利目的的最坦白的招供还是出于国务卿艾奇逊之口。
根据今年01月28日“政治家”杂志的报道，艾奇逊在谈到这个计划时曾说，美国实行这个计划并非出于慈善思想，美国对这个计划是有其实际用意的。
诸位可以看出，这是说得十分坦白的。
我不知道，那些宣传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对于我在上面所列举的杜鲁门、艾奇逊的言论将作怎样解释，他们，特别是那些在联合国讲坛上说话的人，企图证明美国实行这许多所谓“援助”计划的目的是要促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招供是“国际市场杂志”所说的。
这个杂志的1952年02月号内说，落后国家提供了美国进口货的百分之五十七，它们消费了美国出口货的百分之四十四。
美国深感缺乏的战略物资从这些国家至少运进百分之七十三，这些战略物资是美国本国无法得到适当代替物的物资，例如钨、锡、云母等等。
这个杂志指出：
技术援助有助于增加美国货物的销售。
“纽约时报”承认：
假如普遍知道美国援助是以干涉为目的，那么，这种援助的大部分——纵使不是全部——的道德意义便将要失掉了。
据今年03月20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说：
在那些少数家族占有一切财富的地区内，第4点计划的援助只能使有产阶级发财，而对千百万生活贫困、在饥寒线上挣扎的劳动人民却得不到一点好处的。
这话是说得对的，但这话有一点还应加以修正，就是：
发财致富的人不仅是接受这种“援助”的国家内的有产阶级，而且首先发财的、发大财的是那些给予这种援助的人——美国工业家和金融巨头。
许多落后国家政府和广大人民都不满美国干涉内政的“援助”
大家知道，这种所谓“援助”的给予是采取正式与落后国家签订提供这种援助的协定的形式的，而且有时还使用联合国的名义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这些协定是什么性质的协定呢？
落后国家对这些协定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关于这一点，这些国家的报纸的言论是足以说明的。
“印度斯坦旗报”于今年01月07日在一篇以“镀金的条件”为题的文章中，分析今年01月05日美国与印度签订的关于援助的协定，特别分析了关于未得美国代表允许不得使用任何美国款项的规定，这个报纸说：
从此可以看出，这种“礼物”的给予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虽然这些条件看来很美丽。
埃及报纸“埃及人报”就美国与埃及签订的协定写道：
“这个协定帮助美国独占埃及的经济，也许比1936年的英埃条约还要厉害。”
美国垄断资本家想根据这种协定，强迫落后国家变成美国垄断资本家所统治的区域。
大家知道，有些落后国家，如叙利亚与智利，不愿接受美国第4点计划的援助。
英国的“经济学家”在今年03月01日报道：
印尼鉴于美国援助附带着印尼所不能接受的束缚性条款，也不愿接受美国的援助；
缅甸与伊朗表示不愿签订关于美国援助的协定。
在这些情况下，当落后国家表示某种程度的坚定与不愿承担外国所加的责任时，美国就武断地横加斥责，危言恫吓，同时对这些国家施用压力，强迫它们接受那些硬加在它们身上的责任。
在美国与接受所谓美国“援助”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历史中，有很多美国政府对这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施用横暴压力的例子。
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近东与中东国家、远东国家、以及大大小小的欧洲国家，都施用压力。
我们不能说美国使用的方法是那些为美国亿万富翁服务的人所喜爱的。
然而，事实显示出：
在那些依赖美国“援助”的国家中，简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拿出足够的力量来大声疾呼地宣称不接受美国所强加于它们身上的束缚性的条件。
事实显示出：
许多得到这种“援助”的国家的政府都不顾它们本国的民族利益而接受美国的条件。
同时，我们越来越经常地看到，日益广大的人民群众已开始了解这样的一条道路会引导到那里去，他们也开始了解接受美援会对他们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产生什么后果。
关于保护合法利益并适当地抗拒美国的命令的要求，在这些国家中已日见增多了。
这些要求有时可在议会中听到；
社会名流和报纸是更经常地提出这些要求的，而尤其是人民更经常提出这些要求，因为人民是承担着出钱购买这种美“援”的负担的，这种负担表现在由于美国强迫实施扩军计划而造成的赋税日益增加中，表现在由于这些国家服从美国的命令所造成的生活费用不断高涨、失业人数日益增多中。
我们早已指出，在整个第4点计划与其他“援助”的烟幕之后，隐藏着美国对东非、亚洲、近东、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真正军事战略上的要求。
因此，不足为奇：
所谓“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事实证明。
美国总统自己在1951年01月向国会提出的经济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在这个报告中，他直接指出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之间没有一个确定的分界线。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
美国官方人员虚伪宣传的杜鲁门的第4点计划，没有一点是与联合国的任务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相符合的，因为执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使落后国家从属于美国，根本谈不上促进这些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相反地，它的目的在于保存落后国家的经济落后状态。
美垄断资本家以输出资本作手段控制落后国家经济赚取庞大利润
在讨论援助落后国家问题时，我们有时听到一种论调，硬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缓慢，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外国资本。
但是，无可争辩的一点是：
那些经济发达的、输出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蓄意缩小那些经济落后国家的内部资源和内在潜力的重要性和作用，而逼使这些国家不断要求外国资金，以便使落后国家经济越来越受外国的控制。
但是，事实上，问题并不是落后国家内的外国资本不足，而是某些大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对于落后国家的政策并不是想发展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与保证这些国家的独立。
外国垄断资本家在这些国家投资时，便控制了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
大家知道，他们利用这些主要经济部门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
“阿根廷民主报”曾经很清楚地叙述了美国经济扩张的情形。
这个报纸写道：
“美国的猖狂扩张和美国政策中日益加甚的帝国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剥削方面，表现在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制造变乱，表现在用武力强迫这些国家的政府服从美国，表现在用债务来束缚这些国家的政府，表现在阻碍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妨碍它们的工业化，使拉丁美洲永远陷于贫困的状态中，从而使它们变成温驯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供应者——这是美国六十二年来所实行的‘合作’的全部情况。”
美国奴役落后国家的一个主要工具是，在所谓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给予财政援助的藉口下，向这些国家输出资本。
怀着这种目的，他们便尽力向落后国家宣传外国资本对它们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同时也利用了联合国当作进行这种宣传的讲坛。
近来美国报纸上所登载的数字证明了美国国外投资在不断地增加。
根据1951年“美国统计荟萃”上所公布的数字；
1939年年底，美国国外投资总数为一百二十四亿八千万美元。
1945年年底，投资数目为一百六十八亿一千八百万美元。
到1951年年底，对外投资总数已达三百六十一亿美元。
可见，从1945年到1951年，美国对外投资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一百九十二亿八千二百万美元。
1950年美国三百四十六亿九千四百万美元的对外投资中，差不多百分之二十是在拉丁美洲各国。
这里你们可以看出，美国垄断资本利用了一种多么厉害的工具在落后国家中进行经济扩张，这种扩张对落后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活和民族独立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美国的垄断资本家投资开发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与杜鲁门第4点计划的所谓“技术援助”的目的完全一样。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专家赫尔曼·奥尔敦和保罗·菲利浦斯在“科学与社会”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政府官员相信，第4点计划将使更多的美国私人资本输往国外，使美国的工农业的过剩产品有了出路，并可获得用于战争和其他目的的新的原料资源。
外国资本向落后国家投资的掠夺性质，从下面这个事实也可以得到证明：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垄断资本不在制造生产手段的企业或加工企业中投资，而主要是在供应他们以原料并使他们获得暴利的企业中投资。
美国的垄断资本家越来越深入地打进殖民地与附属国的经济，而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其他对手排挤出去。
事实证明，美国资本正不断大量地渗入印度和其他一直属于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一些国家。
美国垄断资本已经侵入阿比西尼亚、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它们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威作福，至于拉丁美洲各国自然更是不用说了。
落后国家的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已被外国垄断资本，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在巨大利润的方式下夺去了。
国外投资获得的利润一向比在美国国内投资多得多。
这是促使那些追求利润的美国垄断资本家永远寻求新的活动范围以便在国外投资的刺激因素之一。
拚命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是现在资本主义基本法则的一种表现，它一直是刺激外国资本流入落后国家的原因之一。
丰富的原料资源，低廉的土地价格，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外国垄断资本家通过压力和讹诈从这些国家取得的其他经济利益和特权，使得外国垄断资本家的利润一年年不断增加。
当然这一切都是千百万落后国家的人民的血汗，外国垄断资本家控制这些人民，使他们贫穷，并且阻碍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它们的民族工业的发展。
上面提到的赫尔曼·奥尔敦、保罗·菲利浦斯在他们的文章里就公开地说：
援助落后国家并不是说要发展它们的工业。
这种援助几乎只用来发展采矿工业，并用来使大地主和资本主义富农的农庄的农业技术有某些改进。
他们说：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致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而求得经济独立的原则是与美国人的见解不合的。
因为落后国家发展工业，是与美国输出工业品并在经济上控制落后国家的政策相冲突的。
美国资本输出的来源主要是美国工业公司，它们所感兴趣的是矿产及其他原料（见1952年09月份“经济评论”）。
下面所举的几个数字可以说明外国垄断资本家通过剥削廉价的劳动力和掠夺落后国家的富饶原料资源的办法取得了何等庞大的利润：
根据1952年08月的“商业现况”杂志所披露的数字，美国在1946年对外投资的利润总数为十一亿一千三百万美元，到1951年就增加到两倍半，总数为二十七亿美元。
而且，很突出的是，在上述数字内有十亿美元是石油公司的利润。
在二十七亿美元的总数内，有七亿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利润来自拉丁美洲各国。
这就怪不得参加今年10月20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第21次年会的美国商人，对于为美国向落后国家投资创造有利条件的问题这样重视了。
美国商人和华尔街的太上皇对于发展落后国家和属地的经济是不感兴趣的。
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破坏这些国家想要发展它们的工业并在经济上自力更生的任何努力。
谁都知道，美国“援助”英国和法国包含什么意义，这是用不着多谈的。
那么它对落后国家的“援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那些在奴役的条件下接受了美“援”的落后国家现在简直是痛苦极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强盗式的“援助”。
落后国家的经济正在逐渐地、日甚01日地受到外国的控制，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
譬如，大家都知道，七个最大的石油公司（其中五个是美国的，两个是英国和荷兰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近东、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石油产量的大部分。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1952年08月关于“国际石油卡特尔”的报告，这七个最大的公司在1949年控制着世界原油产量（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在内）的半数以上；
它们大约控制着中东石油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九；
控制着东半球石油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控制着西半球石油产量差不多百分之四十五。
假如我们不把美国计算在内，他们控制着西半球全部石油产量的百分之八十点五。
难道这些数字还不能成为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美国垄断资本对落后国家的控制吗？
美国任意决定落后国家产品价格并迫使落后国家负起备战的重担
工业发达的殖民国家剥削落后国家的另一个办法是决定价格政策。
大家知道，在这一方面，左右一切的是美国，它以最高的价格卖出它的货物，而以特别低的价格买进落后国家的产品。
有些国家的代表已经一再促请联合国注意美国垄断资本决定落后国家产品价格的专横行为。
美国正在夺取落后国家的市场，强迫它们接受质料粗劣、价格高昂的美国货，同时却按照它自己规定的低价去收购落后国家的原料，这种收购落后国家原料的价格是要使这些国家破产。
根据下面的一件事实，这方面的意义就非常明显：
西欧各国把它们出口货物的百分之七十四输出到落后国家的市场上去，美国把它的出口货物的百分之四十四输出到落后国家的市场上去。
经验证明：
在大殖民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贸易关系中，丝毫没有遵守平等和互相尊重对方利益的原则。
例如，在菲律宾，美国强迫实行一种贸易制度，使菲律宾取消对美国入口货物的一切限制，在未来的许多年内免除美国入口货物的各种关税。
同时菲律宾对美国的输出却碰到很高的关税壁垒。
这种情况难道和互相尊重对方利益的原则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当然是没有的。
关于所谓美“援”性质的所有这些不容争辩的事实，曾经被美国代表路宾在第2委员会发言时驳斥了吗？
一点也没有。
不但如此，他的演说再度表明：
在这个会议上，美国政府还打算向落后国家人民隐瞒美国统治集团关于给与落后国家以各种美“援”的计划的真正目的。
他硬说这些国家已经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发展，而且把这归功于美国的努力。
但是，关于得到美国施舍的每一个国家的事实，都绝无例外地驳倒了他的说法。
一些这类国家的代表们也在委员会中驳斥了他的说法。
他们对于美“援”所造成的结果比美国代表知道得要清楚些。
我们留心听玻利维亚、智利、巴西、埃及、阿根廷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们的发言。
较之留心听美国代表的发言有更多的理由。
这些国家的代表正当地指出：
落后国家需要的是什么，而实际上美国强迫他们接受的是什么。
美国代表最后被迫承认：
关于他们给与落后国家以“援助”的事情，并不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他们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
大家看一看，他们承认可能是由于“个别商人”的弊端。
这种说明显然是对待头脑简单的人的，可是这种人的数目却在不断减少了。
这不是个别商人发生弊端的事情，而是美国垄断资本家们的一般政策，他们力图阻止落后国家在工业上得到独立的发展，而要使这些国家继续作为他们货物的市场和投资的场所。
伊朗代表和巴西代表的话是对的，他们说，外国私人资本支配落后国家，只有加深落后国家的附属性。
埃及代表的话也是对的，他说，联合国各机构所通过的关于援助落后国家的决议，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他们并且指出：
这种情况是某些国家扩充军备的结果。
当然，他并没有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受到各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束缚的一个国家的代表所必须说的一切话。
然而凡是他在这方面已经说的话都是有趣的。
危地马拉的代表提到外国资本支配落后国家时，也说了一些有趣的意见。
其他若干国家的代表们也说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但我们不能和他们抱同样的希望，他们希望在设立一个特别关于资助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机关——一个“金融公司”以后，就会把情况改变过来。
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机构可以给与这些国家以适当的援助，假如情况不同的话。
但是，看一下这些机构吧，它们简直像是美国的机构。
我再说一遍：
我们不抱着同样的希望，但是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代表们却表示相当的敬意，他们直接而且公开地说，某些国家关于援助落后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已经发生危害的作用，必须采取另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必须以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遵守联合国的原则作为基础。
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某些国家所进行的扩充军备运动，制止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落后国家的领土建筑军事基地的企图，必须停止军事生产，发展民用生产，必须在国际间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而不受美国的支配。
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今日这还没有实现。
落后国家肩负了经济军事化和大西洋集团国家
（首先是美国）目前所进行的疯狂备战的重担。
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所进行的扩军备战和经济军事化造成了落后国家工农业的进一步衰落和一般经济情况的恶化。
这表现在军费增加、通货膨胀、民用生产缩减以及一切经济发展计划不能实现上面，这些计划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供给落后国家所必需的工业设备减少了。
由于经济军事化和大西洋集团国家加紧进行备战工作，落后国家的军事拨款在美国压力之下都增加了。
军费增多了，捐税负担加重了，生活费用也上涨了。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已经完全转向武器与战争物资的生产，以供应那膨胀的武装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
美国及其大西洋集团的盟国正在动员它们的物资与技术来支持军事生产。
臭名远扬的舒曼计划恰恰就是追求这个目的，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使西欧国家的经济军事化，在于搜刮这些国家煤炭与钢铁的资源，以便执行大西洋集团的军事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西德的军国主义复活起来，而这严重地违反了有关的国际协定。
受美国商人直接或间接支配的各式各样的国际银行与基金也都是追求同样的目的。
有一个问题发生了：
美国正式代表在联合国讲坛上就美国给予落后国家的“援助”发表了这么多的言论，这些言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这是很明显的，这些言论的唯一任务就是用关于援助落后国家的漂亮言词来迷惑舆论、来掩饰美国垄断企业对这些国家实行的扩张政策。
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的基础上
正如过去一样，苏联坚决主张：
与落后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必须促进落后国家民族工业、农业和运输的发展。
苏联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之间、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合作都是以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基础的，同时对于这些国家稳定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由于工业发达的殖民国家所实行的政策而沦于穷困地位的落后国家的经济状况，可以拿来跟欧洲和亚洲的一些民主国家稳定的进步与发展作一对比。
大家都知道，这些民主国家既没有得到根据杜鲁门第4点计划的美“援”，也没有得到美国给予其他国家的别种援助，但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利用自己的资源，由于它们之间正常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它们不断地发展着它们的生产力，并且坚定地沿着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道路前进。
在这里，你们看到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比美国正式代表关于美国援助落后国家的一切言论更令人信服，比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所说美国真正在竭力促进落后国家与落后地区经济——工业、农业和运输的发展这一切漂亮虚伪的言论更令人信服。
人民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虽然比继续得到美国配给的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为重，但它们在1951年就超过了战前的工业产量水平，波兰增加到战前水平的二点九倍，捷克斯洛伐克增加到一点七倍，匈牙利增加到二点五倍，罗马尼亚增加到一点九倍，保加利亚增加到四点六倍，阿尔巴尼亚增加到五倍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它的工业产量到1952年为止不仅已经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百分之三十六。
1951年的工业产量为1946年的二点四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中，那里的人民从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如今已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且正在勇猛地向前迈进。
他们所树立的创造性劳动的事例是许多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包括亚洲大陆上的在内）人民还只能梦想着的。
例如，中国工业的发展已由这一事实表现出来：
1951年的工业总产量相当于1949年的两倍多；
铁路运输已经恢复，并且正在建筑新的铁路。
农业方面由于全国实行了土地改革也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到1950年为止，在和平建设工作被美国干涉军打断以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1949年的工业总产量跟1946年相较已经增加了四倍。
由于人民民主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耕种面积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农作物产量也大大提高了。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形也是这样，它的经济，包括在国内起着重要作用的畜牧业在内，一年年地发展起来，人民的物质福利也随着改善了，而他们从前乃是亚洲最落后的民族之一。
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成就呢？
获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完全不同的原则为基础的。
获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就在于苏联给予这些国家有计划的和真正大公无私的物质与技术的援助，而它们则和苏联携起手来，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与互助。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他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面写道：
“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帮助和技术精湛的帮助。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
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
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高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唯有在和平经济的大规模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得到苏联在经济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一切方面已经得到的那些成就。
我们将不引证许多数字，虽然我们并不相信这些数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大多数报纸都处处曲解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有关的事实，至于那些国家的官方人士更不用说了。
我们将只引证一些与讨论的问题有关的、而且是许多国家的代表们也许会觉得有趣的数字。
例如，在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中，大规模工业的产量在1928年到1951年之间已增加到二十二倍。
大家知道，在过去，沙皇俄罗斯的东方边境地区是落后地区。
而在目前，在人口约一千七百万的上述五个共和国中，电力产量相当于共有一亿五千六百万的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埃及、叙利亚和阿富汗六个国家的电力总产量的三倍。
到1952年初，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已超过战前工业生产水平二点四倍；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三点六倍；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四点
一倍；
而在同一时期，挪威、荷兰和比利时的工业只稍稍超过了战前生产水平，而上述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受到战争的破坏要大得多。
在苏联，包括过去在沙皇统治下曾经是落后地区的那些共和国在内，巨大的文化发展以及保健事业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是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加以证明的。
关于这一方面，让我们仅举出一件事罢。
在目前，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每八百九十五人就有一个医生，而在埃及，每四千三百五十人才有一个医生。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的医疗服务机关设备比土耳其强八点五倍，比伊朗强二十三倍。
关于这一方面，应该指出：
在苏联，大家都知道，人民免费享受一切医疗服务，另外，每年还有千百万劳动人民在最好的疗养院和休养所中休假。
请把这种情形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比一比罢，至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更不用说了，那些地方的人民连起码的医药救济都得不到，他们因患病而苦恼，在大多数场合下就是逐渐死去了。
在这里，你们看到了证明苏联和平经济发展的种种事实。
这里有种种事实表明经济发展方面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其中的主要国家，首先是美国，已走上扩张军备运动的道路，不但不帮助落后国家，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绞杀这些国家。
另一方面是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趋势，其基础在于和平的创造性的劳动，苏联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建设工程，以及发展生产以满足不断提高的社会要求。
苏联认为，关于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资助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计划，应该首先以发展民族工业为目的，在任何情况下，援助的国家都不得使他们的援助附加关于获得政治特权、经济特权及其他特权的任何条件。
不必说，这种援助不得带有任何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势必是要利用落后国家的领土或经济资源和人力来实现某些国家的侵略计划。
关于以落后国家所需的工业设备、物资和货物运往落后国家，来换取落后国家所出产的原料和其他货物的协定，正是应该以这些原则为基础。
这类协定应该以互利原则为基础，而不容许有任何歧视，应该以尊重各国的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
唯有遵照这些原则，这类协定才会对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那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产生有利的影响。
唯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落后国家的援助才能成为使它们经济进步的工具，促进世界贸易与加强国际合作的工具，而不会成为使这些国家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工具。
苏联已在实践中证明了愿意与落后国家发展贸易关系，愿意以这些国家所需要的设备、各种机器及其他货物供给这些国家，来发展这些国家的制造工业和采矿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而交换他们向来输
出的货物，这样，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有所贡献。
苏联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
在不加歧视、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受外人支配的条件下，扩大落后国家与其他国家间正常的贸易关系与经济关系，是给予落后国家以有效经济援助的一种重要形式。
（新华社据塔斯社纽约08日电）
（文内小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