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月”内将举办苏联影片展览
中苏友协总会通知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
【新华社16日讯】
在今年11月07日到12月06日全国举行的“中苏友好月”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将联合主办“苏联影片展览”。
中苏友好协会已为此向各级中苏友协组织发出通知。
通知说：
“苏联影片展览”自11月07日起至12月06日止，在全国五十七个城市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新乡、太原、唐山、张家口、归绥、沈阳、安东、抚顺、鞍山、哈尔滨、旅大、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锦州、佳木斯、乌兰浩特、本溪、上海、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合肥、徐州、青岛、济南、福州、厦门、汉口、郑州、开封、长沙、衡阳、南昌、广州、汕头、南宁、柳州、桂林、湛江、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泸州、西安、兰州、迪化、银川、西宁同时举行，映出最新的苏联彩色影片，如：
“难忘的1919年”、“金星英雄”等片，并在展览各城市分别举行苏联影片展览开幕式。
各地应广泛动员流动放映队，在“中苏友好月”内，广泛放映苏联影片或加映1950年“今日苏联”第1、二、七、八号，“农业新闻”第一到四期和“与科学为友”。
凡不举行展览的各城市的影院，一律排映苏联影片。
中苏友好协会、文教、工会、部队系统的放映队，也将一律放映苏联影片和最新的苏联彩色影片。
关于影片及宣传品，由中国影片经理公司负责调度及供应。
各总分会、省市分会应主动地协同各地各级影片发行机构，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和组织观众的工作，使中苏友好协会的广大会员和各阶层群众能够在这次展览中更广泛、深入地理解苏联电影，从而进一步巩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通知要求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组织关于这一工作的准备、进行及总结，列入“中苏友好月”工作中，随时报告总会。

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欢宴各民族妇女代表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13日欢宴各兄弟民族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妇女代表。
应邀参加的有藏族达赖喇嘛的姐姐泽仁卓玛和西康德格土司、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甲央伯母，维吾尔族烈士阿哈买提江的夫人、新疆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马依努尔，松江省朝鲜族烈军属模范文源成，蒙族学习模范金玉及黎族、苗族、彝族、瑶族、侗族、僮族、回族、越南族、毛难族、塔塔尔族等妇女代表三十人。
出席宴会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许广平及常委、秘书长、各部负责人等。
邓颖超在会上讲话，热烈欢迎各兄弟民族的姊妹，并希望各族姊妹更进一步团结一心，建设伟大的祖国。
席间，充满着友爱团结的欢乐气氛，各代表频频举杯祝福各族人民的救星毛泽东主席的健康，祝福各族姊妹的团结、进步和健康。
会后，有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精彩的节目。

塘沽新港昨日举行开港典礼
全体职工向毛主席报告建港成绩
【新华社天津17日电】
塘沽新港第1期修建工程，已提前两个半月完成。
第一艘万吨级的“长春号”轮船在17日下午一点十分入港。
这是我国人民以自己力量修建起来的第1个规模宏大的商港，对发展海上运输和促进国内外贸易有很大意义。
塘沽新港开港典礼，17日上午在新港第1号码头隆重举行。
大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德主持。
参加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副部长王首道，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代理书记黄火青，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叔弢，天津市工商界联合会主任李烛尘及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海运管理总局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等单位代表，和参加建港工程的职工等四千六百多人。
苏联专家巴希维奇等也应邀参加。
会上，新港工程局副局长周纶报告了建港经过，接着章伯钧讲话。
他首先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和新港全体职工致敬。
他说：
新港开港后，对今后南北物资交流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华北、西北资源的开发将有重大影响。
这是我国和平建设伟大力量的表现。
过去我国沿海港湾的经营和建设都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用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
今天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和苏联先进经验的指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新港第1期建港工程。
这说明新中国的人民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
最后他号召新港全体职工再接再厉，不骄不懈，继续发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新港第2期建港工程。
接着由新港工程局总工程师谭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代表李挽沦、建港劳动模范宋久增等相继致词。
下午一时十分，装饰得五彩缤纷的“长春号”轮船，由五艘彩船导引，乘风破浪，在汽笛声、欢呼声中驶入港内，停靠第1号码头。
参加典礼的各界代表在章伯钧部长率领下，齐集码头迎接。
船上，岸上，鞭炮声、欢呼声、锣鼓声连成一片。
在章伯钧部长剪彩时，一群和平鸽在人群中飞向海空，象征着新中国和平建设的伟大胜利。
至此，大会在欢呼声中结束。
按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曾计划在渤海湾修建一个北方大港，始终未能实现。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华北物资，曾在这里修建港口，耗费了大量财富，修成的港口仅仅能停泊三千吨的轮船。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港口不但没有进行保养，且于逃窜时，将港口设备任意破坏，并抢走大量船只和物资，使港口成为一片废墟。
解放后，塘沽新港全体职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了维护保养和重点修补工作。
去年0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大力修建新港。
一年多来，全体职工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比原订计划提前两个半月完成了第1期建港工程。
【新华社天津17日电】
塘沽新港全体职工在庆祝新港开港典礼大会上，通过上毛主席书，报告新港第1期建港工程完成情况。
信中说：
“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苏联专家的帮助、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我们在建港工作中虽然遇到过不少困难，但终于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紧密团结下，使困难一个个地在我们的面前倒下去。
我们曾提出了一千九百四十九件合理化建议，创造了一千二百八十件新纪录。
在管理方面，我们建立了各种责任制三百一十二项、技术作业规程一百零三件、定额五百一十六项。
在第3季度中，我们又推行了小组经济核算，加强了计划管理和成本管理，打下了实行初步经济核算制的基础。
所以我们不但能够提前两个半月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且为国家节省了一百四十二亿元的资金。”
信中说：
“帝国主义国家曾经轻视我们，以为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建筑海港。
今天，我们以我们的胜利回答了它们。
我们向全世界宣布：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您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不但能够在这里建筑起自己的海港，并且还要在祖国其他的海岸上建筑起更多的海港。”
信中最后说：
“我们虽然在建港工程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决不骄傲自满，我们一定要在您的光辉旗帜下，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加强建港工程的管理工作，提高技术和业务水平，时刻准备更好地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另一建港任务，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我们伟大的祖国
塘沽新港已提前两个半月于昨日开港。
从三千多吨到万吨以上的长春、海安、北光、贝拉普号等四艘轮船，当日在新港四千多职工的热烈欢呼声中，陆续驶入港口。
这是新港职工的腰鼓队和秧歌队正在欢迎轮船进港的情形。

政务院举行第155次会议
【新华社17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55次政务会议在17日下午举行。
会议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所作的关于全国各级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任免案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免案多起。

泽登巴尔总理在飞机场的谈话
在我们离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殷勤待客的北京之前，我谨代表我们政府代表团向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主席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热烈招待和亲切关怀，表示热诚的感谢。
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旨在增进我们两国人民幸福的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对巩固远东和平的事业是宝贵的贡献。
蒙古人民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一协定的缔结。
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巩固而牢不可破的。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动摇这一友谊。
我们代表团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国庆盛典。
这一伟大节日是日益增涨着的中国人民威力的鲜明的表现，是中国各民族友好与团结愈益巩固的证明。
我们曾访问了中国许多地方，并看到了中国人民许多卓越的成就。
我们到处都受到充满着亲热和诚恳的极其友好而真挚的接待。
中国人民在新的人民民主中国建设中，在各方面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伟大中国人民的这些胜利，就是整个民主阵营的胜利。
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所赢得的这些光辉的成就，使蒙古人民感到由衷的欣喜。
蒙中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与维护及巩固和平的事业是血肉相关的。
全世界和平万岁！
蒙中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国、蒙古、苏联的友谊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友谊万岁！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蒙古人民真挚的朋友主席毛泽东同志万岁！
光荣归于各国人民的领袖、和平事业最伟大的旗手、我们人民敬爱的朋友和英明的导师大元帅斯大林同志！

泽登巴尔总理离京返国
周恩来总理等到飞机场送行
【新华社17日讯】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于17日乘飞机离北京返国。
同行的有：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拉姆苏伦，代表团团员、教育部部长锡林迪布，外交部总秘书长普尔布扎勒，东方司副司长都勒布尔金，秘书乌勒吉巴雅尔。
到机场送行的有：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总理郭沫若、邓小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主任习仲勋，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伍修权，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空军参谋长王秉璋，京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杨成武，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副处长沈平，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和最近由蒙古回国的中国文艺代表团团长周立波等。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以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贾尔卡赛汗为首的蒙古驻华大使馆人员，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鲁登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夏法朗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彼得科夫，缅甸联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吴拉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权五稷，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基里洛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衔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顾德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雅布罗斯基，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周亮，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赛发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汤杜茂，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伊夫提加·艾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团团长别比列夫。
飞机场上排列着仪仗队，并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歌。
飞机场上挂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选出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主席团和书记处
通过施基利亚托夫同志为联共中央的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新华社17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7日电：
新选出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2年10月16日举行全体会议。
（一）全体会议选出下列诸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约·维·斯大林
瓦·米·安德里亚诺夫
阿·勃·阿里斯托夫
拉·巴·贝利亚
尼·亚·布尔加宁
凯·叶·伏罗希洛夫
斯·德·伊格纳切夫
拉·莫·卡冈诺维奇
杰·斯·科罗特钦科
维·维·库兹涅佐夫
奥·维·库西宁
格·马·马林科夫
维·阿·马利雪夫
拉·格·米尔尼科夫
安·伊·米高扬
恩·阿·米哈依洛夫
维·米·莫洛托夫
米·格·别尔乌辛
普·凯·波诺马林科
马·萨·萨布罗夫
米·安·苏斯洛夫
尼·塞·赫鲁晓夫
德·伊·契斯诺科夫
尼·米·什维尔尼克
马·佛·施基利亚托夫。
主席团候补委员：
拉·伊·布列日涅夫
安·扬·维辛斯基
阿·格·兹维列夫
恩·格·伊格纳托夫
伊·格·卡巴诺夫
阿·尼·柯西金
恩·斯·巴托里切夫
恩·姆·别哥夫
亚·姆·普萨诺夫
伊·佛·提伏希安
普·佛·尤金。
（二）全体会议选出下列诸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约·维·斯大林
阿·勃·阿里斯托夫
拉·伊·布列日涅夫
恩·格·伊格纳托夫
格·马·马林科夫
恩·阿·米哈依洛夫
恩·姆·别哥夫
普·凯·波诺马林科
米·安·苏斯洛夫
尼·塞·赫鲁晓夫。
（三）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马·佛·施基利亚托夫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苏联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选出摩斯卡托夫同志为主席
【新华社17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7日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于1952年10月16日举行会议。
中央检查委员会选出波·格·摩斯卡托夫为其主席。

警惕美国的阴谋
10月16日，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致函美国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斥责美方破坏国际公约，破坏停战谈判，企图压迫联合国来扩大侵朝战争。
金、彭两将军并向克拉克提出三项严正要求：
一、立即停止美方代表团中止停战谈判的无理行动；
二、必须根据国际惯例、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双方业已达成协议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实行全部遣俘，其具体实施方法与步骤可在谈判中进行协商；
三、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草案，迅速实现朝鲜停战。
我们认为金、彭两将军这一行动完全是为了实现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要求，为了维护国际公约的尊严和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权利的正义行动。
中国人民对此衷心拥护，全力支持。
关系着亚洲与全世界的真正和平的朝鲜停战谈判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了。
在这个时期中，朝中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始终不懈地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每一次的所谓军事压力；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普遍热烈地要求和平，有力地支持朝中人民的公平合理主张；
同时，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在长期谈判中表现无比的耐心和智慧，坚持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这一切就使谈判虽然一直是遭受着美国方面种种阻挠和拖延，却还是能够就全部停战协定草案六十三款都取得了完全的协议。
剩下来只有关于战俘的遣返这唯一的问题。
如果不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破坏日内瓦公约，扣留战俘，则朝鲜停战必然早已实现，双方战俘必然早已回家恢复和平生活了。
这一情况使全世界人民感到了深切的烦恼。
连美国人民都因为身荷了这个不义之战的重大负担而斥责这是“讨厌的战争”。
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众口一声要求在朝鲜迅速停战。
甚至被美国劫持而参加了朝鲜战争的许多国家，都由于人民的压力和这个战争的可怕负担而急欲加以摆脱。
四面八方来的压力使美国在其阻挠和拖延谈判，企图扩大战争的阴谋方面日益趋于孤立。
因此，美国不得不玩弄花样，有意在09月28日提出明知为我方所不能接受的三个建议，用“完全遣返”这种空洞字眼来掩盖其彻头彻尾的扣留战俘主张，企图以此来欺骗人民，好把拖延和破坏谈判的责任归于我们。
这样，他们就好在联合国，要求各国支持他们破坏日内瓦公约，破坏谈判的无理非法主张和准备扩大战争的行动，把联合国中许多国家拖进更危险的战争的深渊。
为此目的，他们竟不顾我方在10月08日提出的合情合理建议，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并不等我方发言就退出了会场，断然中止了停战谈判。
可以断言，美国侵略者这种阴谋如果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支持，将必然成为对联合国的致命打击，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是决不会让美国侵略者这种阴谋实现的。
本来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来遣返战俘极其简单，但美国却故意无事生非，捏造一个什么“自愿遣返”来拖延谈判。
这个东西是国际战争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
因为战俘与流亡政治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战俘在战场上不幸而强迫被俘，又被强迫拘留，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遣返回家。
那有被强迫落在敌人手中的人到他们一旦能够被遣返回国与亲爱的家人们团聚时，反而拒绝回国，一定要留在敌人手中为敌人去当炮灰或者流落异乡的道理？
正因此，所以国际战争史上就不可能有所谓“自愿遣返”的前例，而关于战俘问题的唯一国际公约——日内瓦公约，也就规定了战俘必须全部遣返。
美国侵略者硬说朝中被俘人员不愿回家，而愿意去到甚至连美国侵略者都加以诅咒和鄙视的李承晚、蒋介石匪帮的罪恶统治之下，这种话任何稍有人性，稍知常理的人都不能够相信。
然而美国侵略者正是那种甘心与人类常情为敌的人。
他们蛮横地制造这种希特勒式的大谎，只是因为他们要藉口坚持战俘
“自愿遣返”以便破坏谈判，扩大战争。
可是谎言愈大，就愈加容易穿底。
不仅我方被俘人员在战俘营的壮烈斗争，不仅美国前战俘营长官柯尔生的信件拆穿了美方的一切谎话，就是甘心替美国侵略者为虎作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了假装公正，也都不能不承认美方任意以虐杀来进行所谓“甄别”的事实。
甚至连帮助美国对朝鲜进行侵略的加拿大，都要对于美国在战俘营里用火焰喷射器和坦克来强迫战俘“拒绝遣返”的极端残暴行为表示一点区别，而对美国擅调加拿大军去巨济岛的行动提出了抗议，并将接受美军的调动的军官撤除职务，令其退休。
人们从这里难道还不能看见美国方面所谓的“自愿遣返”的丑恶面目么？
与美方的“自愿遣返”完全相反，我们是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保证全部遣返的，因为这是战俘及其家属的愿望，是合乎人道原则的唯一处理战俘问题的方法。
我们主张战俘的家在什么地方，战俘就到什么地方去。
除了朝鲜和中国以外，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不可能去到任何其他的地方，正如美国被俘人员必须回到美国，英国被俘人员必须回到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法国等等国家的被俘人员都必须回到他们的本国与他们的家人团聚一样。
如果美国坚持扣留战俘，那么，美国是否想借此拒绝美国被俘人员以及其他参战国家的被俘人员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免他们回去揭穿朝鲜战争的真相和我军优待战俘的事实？
这是值得全世界有心人士加以警惕的。
自战俘问题谈判开始以来，我方已经不只千百次地斥责过美方毫无任何根据的所谓“甄别”。
可是美国无耻说谎者理屈辞穷，却又来捏造说我们曾经同意过他们的这种违法主张。
美国侵略者究竟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可以想见。
战俘是在进行敌对行为中被俘的。
他们是由于他们的意志所不能支配的环境而落在敌人的权力下面，他们对于拘留国家“不受对该国效忠义务之约束”，这是日内瓦公约第87条所明文交代了的。
因此，拘留国家对俘虏绝无进行任何带有政治性的甄别或征询的权利，否则就不仅是侵犯了战俘的权利而且是侵害了基本人权。
正因为这个原故，日内瓦公约第17条才规定“每一战俘，当其受讯问时，仅须告以其姓名、等级、出生日期，及军、团，个人番号”。
美国侵略者为了扣留战俘，不仅进行了违反日内瓦公约，侵害战俘权利的所谓“甄别”，并且在“甄别”中，连日累月以虐杀和打指印、刺字等来威逼应当受到他们保护的不幸者们，企图使他们慑于毒焰不敢要求遣返，或者使他们因为身上带有被侮辱的伤痕，不敢要求回家，与自己的亲人们团聚，而不得不永久落在敌人的支配下面。
这样空前凶残毒辣的主张如果听其得逞，则从今天起，那一国的战俘的命运还能够得到任何保障？
那一个战俘的家庭还能够希望再见他们的亲人？
我方主张的按照国籍地区进行分类办法则与美方的“甄别”抱有截然相反的目的。
美方是不许战俘回家，而我们则是为了使所有的战俘都能够回家，因此，凡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
凡朝鲜籍被俘人员：
其家在原属一方地区者必须全部遣返；
其家在拘留一方地区者可以许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
我们的这个主张不但是为在朝鲜战争中的一切战俘和他们的家属争取一家团聚的幸福的权利，并且是使任何战俘得以回家的可靠保证。
美国侵略者为了害怕这一主张在广大人民中所引起的拥护和支持，从来不敢对它正面加以反对，但却是从来就把它在美国人民面前封锁起来或加以曲解。
这完全证明美国无意在朝鲜停止战争。
美国方面还在侈口妄谈他们的所谓“自愿遣返”，所谓“甄别”是为了人道主义原则。
我们且不谈美国侵略者对我方被俘人员的种种虐待、酷刑和大规模屠杀，更不谈美国侵略军对朝鲜和平城乡与和平居民的毁灭性轰炸以及他们所进行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现在只要看看美国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人就能完全明白他们的“人道”是个什么东西。
若是为了人道，美国起码就应该对他们的被俘人员的安全负起责任，而不应该再三再四对已经设有极明显的标志的我方战俘营狂轰乱炸，前后达八九次之多，以致仅仅在1952年内，就造成他们的被俘人员近二百人的死亡。
他们就应该首先想到他们本国的被俘人员和这些人的家属而迅速接受我方10月08日的方案，使这些在我方战俘营中的美国青年得以早日回家；
而不应该每天用机关枪和刺刀来强迫我方被俘人员“拒绝遣返”，以致使这些美国被俘人员回不了家。
如果美方还有丝毫人道主义的想法，他们就不可能为了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妄想，而驱使十七个国家的青年子弟，特别是美国子弟，在朝鲜战场上遭受重大牺牲。
自05月到09月的五个月中，总共联合国军的这种伤亡已经是十万五千五百余人，其中美军伤亡是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三人。
这些青年人实质上是被美帝国主义者所屠杀的。
因为全部停战协定草案在05月初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了，如果不是美方坚持扣留战俘，朝鲜停战早就实现，这些伤亡是完全可以免掉的。
由此可见，美方要谈所谓人道，完全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骗子行为。
现在朝鲜停战能否迅速实现，还是美国所应该解答的问题。
美国为了扣留一部分战俘，不惜使美国青年人加倍地伤亡，不惜罗掘全国劳动人民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支持浩大的战费。
其结果美国一小撮亿万富翁因此而得到庞大的利润。
为了使这种利润不至因战争中止而骤然丧失，美国现在还要进一步压迫其他国家出人出钱来填入他们的侵略朝鲜战争的无底洞，来加深世界的紧张局势，准备扩大战争。
这一阴谋美国已经通过它在板门店断然中止停战谈判的行动而在这一届的联合国大会中开始进行了。
假如它的阴谋能够在联合国得逞，那么，联合国就要完全失掉人心，更加变成美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工具。
对于这一可能的危险情势，联合国中一部分国家是完全了解并坚决为制止这种情势的发生而斗争的，很大一部分国家是追随美国之后摇旗呐喊的，还有不少国家则尚在游移徘徊。
我们认为凡是联合国中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警惕美国的阴谋。
他们应该使联合国大会支持按照国际公约的原则来解决战俘的遣返问题。
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够避免美国所加之于它的危险命运，而开始恢复它业已丧失的信誉。

中南某钢铁公司职工创贝氏炉吹损率全国新纪录
中南某钢铁公司炼钢厂贝氏炉工人职员，在贝氏炉工段段长、劳动模范刘维振领导下，于最近创造了贝氏炉吹损率百分之六的全国新纪录。
贝氏炉的平均吹损率也比过去降低百分之九点三八，每年可为国家节约九十七亿八千九百多万元的财富。
该公司贝氏炉采取低矽吹炼作业，过去平均吹损率为百分之二十点三，铁水损失很大。
去年年底劳动模范刘维振等曾研究改进操作方法，使吹损率大为降低。
但因没有加以总结推广，有的工人还是按照自己的老办法吹炼。
这次，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以后，刘维振他们重新组织试验和测定。
平均吹损率逐渐降低，创造了全国新纪录。
根据这两次试验的总结，新的操作方法是：
每炉吹炼到三、四分钟以后（矽焰未开始沸腾前），即开始放风，风压在水银柱三十公厘左右，并将炉子摇到零度或五度上，使炉内熔液很少喷出。
一直到炭焰凶烈时，又增大放风量。

云南锡业公司工人采用新法探矿获成绩
个旧云南锡业公司探矿工人采用苏联先进经验——龟裂爆破法打眼，收到很大成绩。
全矿探矿效率平均提高百分之九十五，炸药节约百分之二十。
龟裂爆破法是采取平面打眼方法。
眼的排列和距离都有一定规则。
云南锡业公司工人开始试验这种先进经验时，曾遇到一些困难；
后经领导方面大力支持，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在技术上作了种种改进，新法探矿才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全矿探矿工人已普遍采用龟裂爆破法打眼，同时也加强了坑内的运输工作，使探矿的进度和运输能力取得平衡。

关于肇源县增产运动的检查报告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于毅夫
今年中共肇源县委提出了等距、宽播、间苗、保苗的科学耕作方法，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有贡献的。
据该县沿海村彭希江生产合作社座谈，采用这种耕作方法后，一般的可增产一倍到两倍。
该县县委书记任国栋同志深入农村，钻研新事物，提出这一耕作方法，发挥农业的主要潜在力量，是值得表扬的，值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其方法也是可以推广的。
在打破保守思想，推广等距宽播间苗保苗耕作法时，肇源县基本上采取了吸收群众固有的先进经验与科学技术相结合，领导深入实践与群众创造及生产经验相结合的方法，算打粮细账，并用实例向农民进行教育。
经肇源县委调查，等距间苗原是农民固有的先进经验。
去年该县农民方纯志就采用这个经验创造了每垧打三十余石谷子的纪录。
经过详细算各种庄稼槎口的细账，农民也很相信这种经验。
肇源县的农村干部一般都已知道谷子、高粱、黄豆、苞米等每垧有多少棵，因为他们都已算过这些庄稼槎口细账。
谷苗的距离在五公分（约一寸五分）以上的发育正常，距离在五公分以下的苗较小，初步意见是每垅以种两行为好。
宽播播幅以十二公分到十五公分（即约四寸到四寸五）为好。
高粱，根据该县农场试种，用苏联播种机双苗眼等距播种，长得很好，每垧估计可打三十石；
用笨犁种的较差。
播种距离，高粱，一般岗地可以五尺六棵，洼地可以五尺七、八棵。
大豆，每尺三棵或每二尺五棵。
为了宽播，旧式点种用的葫芦也需要改良。
间苗结合施肥的效果，有一个对比的例子，一本堂村于泉和三十级地一垧谷子可打一万四千五百斤，孟克里村刘永钧三十三级地一垧谷子反只能打二千五百斤，几乎相差五倍。
为什么相差这样悬殊呢？
原来刘永钧种谷子用三年一槎粪的老办法，今年没上粪、没追肥、没间苗，谷子密得像马鬃。
于泉和种谷子则三年连着上粪，今年上土粪十二车、炕洞油子三百斤，追肥：
一百斤硫铵拌五百斤土、一百斤豆？，
追完硫铵又上三百斤大粪，谷子莠穗时上一百斤小灰、三百斤土粪；
又进行了三次间苗；
所以谷子的产量也就不同了。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农村党支部加强了对技术的领导。
县委号召党员学习技术，领导群众增产。
全县有一百二十个支部一千三百五十个党员参加了技术研究。
因此，在全县掀起了提高技术运动。
今年全县农民提出要创造新纪录的土地有九千一百二十多垧，要实行间苗的有二万七千垧，追肥的二万六千六百零二垧。
全县挂锄期间计划积肥二百一十万车，到09月01日，已完成一百余万车，几达计划的百分之五十。
肇源县委今年提倡等距、宽播、间苗、保苗的培植法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了使农业生产停止在现在低下水平的保守思想，发挥了农业的潜在力量，对全省增产开辟了新的道路。
今年该县个别农民提出了要创造每垧打一百石粮的计划，虽因水旱灾和其他条件（如秋翻地、上粪施肥、土质选择等不尽适当），及今年试行新技术无经验而没有实现；
但苏联已有每垧收获四万二千斤粮的纪录，证明这计划是可以逐渐做到的。
而像于泉和每垧谷子打三十余石的纪录，估计全县可有四、五十处。
全省各县都仿效推行这办法，这对于开展省委提出的千村万组新纪录运动，是有好处的。
肇源县委在领导方法上，采取以二区孟克里村、十二区支援村、七区的四合村为点，介绍经验，普遍发动参观，组织到这三个村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的人达数千人。
半年多来，全县农民到县示范农场参观者已达八千人。
参观的农民对新农具最感兴趣。
有些农民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中显示的优越性，都心向往之。
这种参观对于等距宽播、间苗保苗的培植法和新纪录的推广都起很大推动作用。
在新旧道路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党员与群众的阶级觉悟都提高了，农民正在循着共产党所指出的新道路，经过合作化向集体化前进。
如省特等劳动模范王振堂比较彻底地检讨了自己的旧道路思想。
他参加08月中旬省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会议后，回家即找区委帮助研究如何提高生产合作社的领导。
十二区支援村的支部书记于禄检讨了自己要作饭馆子股东的思想。
沿海村支部书记郭忠孝检讨了自己抬粮雇工的错误，党的阶级教育已起了重大影响。
必须指出：
提高农民的觉悟程度，使之认识走新道路的好处，稳步走向合作化是开展农业爱国增产运动，提高农业技术的主要关键。
这里应说明：
党和国家对有关借贷雇工等社会政策并没有改变，不准有剥削行为的规定，只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对群众并不要求和党员一样地一律取消其剥削行为，但应教育其认识只有走新道路才能使大家富裕，达到新社会。
应说明小农经营的落后性。
马克思说过：
“土地越分割，其丰产性就按照同一比例而递减。
在土地上使用机器，分工，大规模的改良土地方法如排水灌溉设备等等，都日益不可能施行。
反之，耕作底冗费却按照生产工具本身底分割之同一比例而递增。”
（“法兰西阶级斗争”解放社出版、第151页）要对农民反复地耐心进行阶级教育与爱国教育，继续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提高与巩固互助合作组织，使农村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
今年肇源县丰产运动是有成绩的，还希望该县的党委、政府与全体人民再接再厉，继续提高一步。

我们应当重视肇源县今年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新经验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高岗同志批示：
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同志，省人民政府主席于毅夫同志，肇源县委书记任国栋同志关于肇源县今年农业爱国增产运动新的经验的总结，给我们各省、县、区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根据肇源县委的报告，该县今年大量推广了“等距、宽播、间苗、保苗”的种植方法，并适时追肥，因而在全县出现了近万垧高额产量的丰产田，在这近万垧的丰产田上，每垧地的平均产量可能提高一倍到两倍。
肇源县的经验说明：
东北农业生产中的潜在力极大，只要我们能够重视发现农民群众中的先进经验，根据农业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总结，然后予以推广，就可以使农业中的潜在力逐步发挥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肇源县的经验有这样几个新的值得重视的特点：
第1、他们是在大片土地上做到了合理经营、多打粮食，因而该县的丰产运动就能够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取得群众热烈的拥护。
目前有些省、县所提倡和推行的“丰产田”的做法，虽然也多少创造了一些高额产量的经验，但因为对这些经验缺乏总结，尤其缺乏推广，仅仅停留在一小块土地上，有的甚至不计成本，所以就一直没有成为群众性的丰产运动。
这些地方应当学习肇源的经验。
第2、他们的先进丰产经验的推广是在合作互助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没有大量的合作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现，是不可能使丰产运动成为群众性的运动的；
而先进丰产经验的推广，又充实了合作互助运动的内容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因之，要把推广先进丰产经验和进一步发展与提高合作互助运动密切结合进行。
第3、他们的增产办法，还只是在旧的耕作基础上加以改良，就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倍到两倍，这就是说：
如果采用新式马拉农具，从根本上改革耕作方法，并把新旧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增产数量更不止此。
因此，今后我们一方面应当继续重视总结推广农民固有的优良经验，同时更应十分重视推广马拉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与农业科学技术的工作。
各省、县、区的同志们应当很好地研究肇源县的领导方法，在今年秋收之后，总结本省、本县、本区的爱国增产运动的经验，特别是适合当地条件的高额产量的先进经验，然后召集农业生产合作社、各类生产合作互助组的积极分子加以讨论，以便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提出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各个生产合作互助组明年提高产量的计划与实现计划的办法。
高岗
1952年09月16日
今年肇源县的农业爱国增产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经验。
肇源县农业爱国增产运动也还有许多缺点和做得不够的地方，而且，现在还只经过春耕和夏锄，最近又有近两万垧庄稼遭到比较严重的水灾，秋收如何还不可知；
但是，不管怎样，今年肇源县的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新发展和新经验，对于黑龙江全省的农业增产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今年肇源县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新发展和新经验是什么呢？
总的说：
他们开始认真研究并提出了黑龙江省农田增产的可能性、增产中的主要问题和增产的主要方法，开始创造了大块土地上的单位面积高额产量，克服了严重阻碍农业增产的保守思想和领导方法上一般化的、形式主义的作风，把党的方针和具体领导结合起来，把互助合作运动和积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结合起来。
黑龙江省土地增产的可能性
我们省每垧土地的生产能力，在目前的耕作条件下，根据肇源县的计算，就高粱、苞米、谷子、大豆、小麦五种粮食总算，平均每垧可以打二十石左右（即九千斤，合四点五吨）。
可是，现在黑龙江省每垧土地的产量平均却只有一点一吨强。
目前可能达到的产量约为实际产量的四倍。
即使仅把实际产量提高一倍，全省就可以多打四百五十万吨粮食，可给我们国家和全省人民增加一笔巨大的财富。
今春，肇源县委在本县一个普通的屯子——四合屯的普通土地上作了实际调查。
每垧为三千六百平方弓；
按二尺宽的垅底的单垅计算，一条垅长九千弓为一垧。
他们计算每一弓长的垅上可种谷子八十棵或高粱七棵或苞米三棵；
然后收集中等的庄稼穗头，计算了每穗粮食的重量（苞米是三两，高粱一两半，谷子三钱）。
这样计算的结果，一垧谷子是四十七石，高粱是二十七石，苞米（以单穗计）是十八石。
这就是在普通土地上以现有耕作方法一般可能达到的单位面积产量。
黑龙江省“三肇”地区（肇源、肇东、肇州）是黄黑土的中等地质。
东部的海伦、绥化，北部的讷河、克山等县是全省的主要产粮区，都是更为肥沃的黑油沙土，增产的潜力和可能性更大。
黑龙江省农业增产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方法
照道理说，我省每垧土地平均都能打二十石粮。
那么，现在为什么每垧土地只打四、五石或五、六石？
为什么只达到可能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呢？
在旧中国，在伪满时期，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广大农民根本没有增加生产的积极性和能力，因此，不能充分发挥地力，不能多打粮食，那是很自然的。
现在，在人民的新中国，土地改革已彻底完成，农民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是什么原因使土地的产量不能达到可能达到的标准呢？
肇源县进行了调查研究，找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很实在的原因，就是：
农民在过去的生产条件下长期形成的保守思想仍然没有打破，因之耕作粗糙，苗眼稀密不均，苗少，苗坏，很多缺苗、断条（空白地）。
东北农作特点是培垅作业，黑龙江省培垅更大。
现在一般有三种垅：
最小的垅底是一尺八寸，中等垅是二尺或二尺二寸，大垅是二尺五寸。
按照肇源县的计算方法，以单垅算，二尺垅底，垅长九千弓为一垧；
二尺五的垅底，七千二百弓为一垧；
一尺八寸垅底，一万零六百弓为一垧。
因此，若是同等株距，大垅庄稼即比小垅少三分之一的苗数。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经验：
使用新式马拉农具、实行平垅作业的小麦，棵数比一般的小麦多一倍以上，打粮也多打一倍以上。）
这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土地庄稼苗太少，地力有很大浪费。
不但种得少，而且普遍缺苗。
缺苗的原因极多：
有的是播种技术不高，一疙疸一块，稀密不匀，有的是播种时盖土不好，盖土厚的出不来，薄的露在地面或落在干土上，野雀吃，糟损得很厉害；
铲地趟地技术不好，也会伤根压苗。
因此，只要一细算，就缺苗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害虫糟损庄稼，也是缺苗的一个原因。
此外，庄稼的病株很多。
如高粱谷子的黑穗病每垧都有十分之一、二。
这些就是我省各种庄稼减产的最大原因，也就是我们应当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今夏我们曾号召全省大力推行等距间苗和追肥运动。
这在各县都有一定成绩。
肇源县从春天起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努力推行了“等距、宽播、间苗、保苗”的种植方法。
在春耕时期，因为现在还不能普遍地推行“平垅作业”，他们就找出改良播种的适当方法，注意了小垅作业，宽播匀盖，保证不成堆成撮，又不断条，同时又注意了保苗，因此苗出得齐整。
有的缺苗，也及时进行了移补。
夏锄中间，又大力推行了等距间苗工作。
根据肇源县的经验，只要根据不同的土质、不同的作物实行适当的等距宽播（即均匀地加宽播幅），并尽力保持全苗，就比过去的庄稼苗多出一倍以上，也就可能多打一倍以上的粮食。
我们说“等距、宽播、间苗、保苗”是我省今天农业生产中的主要问题与增产的主要办法，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办法就不重要或没有作用。
譬如我省几年来在选种、消毒、改良土壤、增加铲趟遍数，特别是增施肥料等方面的进步，对于增产都是有好处的。
现在进一步提倡“宽播”，就更需要增施肥料，增加地力；
现在进一步注意“等距全苗”，就更需要加工薅草间苗，想法保苗，防治病虫害。
因此，提倡“等距、宽播、间苗、保苗”的耕作方法，和其他各种增产方法是相得益彰，并不矛盾的。
我省大部土地是“北大荒”，旧的粗放的耕作方法还没有基本转变。
全省农村土地，平均大小口每人近一垧地，平均一个劳动力要种五垧到六垧地，因此劳力不足。
农民习惯“多种”，而对“种好”注意不够。
地力很肥，但是浪费很大。
现在，我们只要从“等距、宽播、间苗、保苗”这样一个要求来检查一下，就可以知道过去我们一垧土地实际上只打三亩甚至不到三亩地的粮食。
为什么不能多打出粮食来？
最大原因就是“苗少”，“加工不到”（不等距离）。
因此，我们特别提出“等距、宽播、间苗、保苗”是我省今天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和增产的主要方法。
我们还要认识，将来还有争取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用旧式木犁耕地不到十二公分深，改用新式犁，可达十六至十八公分，地力也就能大为增进。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解决新式农具和马的问题，以及技术问题。
进一步学习近代的农业科学知识，逐步培育高额产量的新品种，则是我们更远大的前途和发展方向。
群众的经验和群众工作
每垧地打十五石或二十石甚至四、五十石粮，这不是空话，也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
这是在我省少数先进农民中早已存在，现在已经开始增多起来的现实的高额产量。
肇源县委向群众提出了上述土地增产可能性的问题以后，就发现过去各地农民已经创造了许多高额产量，几乎村村都有。
例如1951年，五区沿海村宋振起，九厘地打五斗谷子，合每大垧五十五石。
杨柳村张森半亩野生糜子，未铲趟，仅薅间两次，收一石六斗，合一垧三十二石以上。
六区建国村罗庆林的一垧高粱打三十五石。
他们丰产的主要经验也都是苗多和苗匀。
但是，过去这些高额产量的实例，一般农民只当做“碰运气”的事情，甚至迷信地把这现象叫做“打宝场”，不敢说，怕说破了就再不能多打粮了。
而领导干部则是官僚主义，高高在上，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干脆不知道。
我们过去虽然推广了许多一般的增产经验，但是很多地区没有抓紧当前生产的主要问题和增产中的主要方法。
肇源县委首先在这方面向群众学习，总结了群众的先进经验，对全省有很大的意义。
肇源县委把丰产的先进经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作出结论以后，再经过艰苦的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很好地推广并坚持下去。
这样一来，就不限于少数人在小块土地上创造高额产量的新纪录了。
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多增产的目的。
在春耕开始时，肇源县的增产运动也只是停留在一些先进生产小组和少数劳动模范身上；
经过切实的努力，在夏锄头遍结束时，就大大跃进了一步。
全县争取创造高额产量新纪录的土地，由九百一十二垧提高到九千一百二十六垧。
争取创造新纪录的村由十六个增至三十个。
在争取创造新纪录的土地上，百分之百施了追肥，有的追了三次。
谷子、大豆等作物间苗的达二万七千垧（包括部分高粱），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二点九。
补缺移苗的地达五千一百五十九垧。
肇源全县十一万八千垧耕地，春天一般计划每垧增产五斗粮，共产六十万石，当时领导干部认为把握不大。
经过夏锄、间苗、追肥，取得前述成绩后，估计只是近一万垧争取创造丰产新纪录的土地，大体上就可产粮十五万石。
据目前估计，全县除两万垧庄稼遭严重水灾不计外，如不再遭到严重灾害，秋季还可收获粮食六十三万石。
当然，推广任何一个先进经验，并使之形成群众性的运动，如果没有细致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只是让它自发地发展，是不可能的。
肇源县委为了提高群众爱国增产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反复地深入地进行了新旧道路对比的教育。
为了打破各种保守思想，他们组织了干部、农民亲自到地里计算茬子，计算棵数，计算产量，计算增产的可能性。
而后，又展开讨论，分析过去减产的原因，找出今后增产的办法。
在推广“等距、间苗”的增产方法时，为了克服农民怕费工钱的思想，就着重培养典型，而后又组织大家到先进农民的地里去参观，并发动他们算细账，进行学习。
为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及时发动了联组作业，并广泛地发动妇女、半劳动力参加生产。
此外，特别注意了动员党、团员在增产运动中积极带头，并组织干部学习农业技术知识，帮助群众具体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因此，春耕时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改进耕作方法的抵抗情绪，很快被扭转了。
互助合作运动也随着提高了一步，占总组数百分之十的临时组、季节组共四百五十一个在夏锄中提高了一级或两级。
群众很高兴，普遍反映：
往年一到铲地时就“打唧唧”，今年能往长远打算啦！
深入调查研究和具体领导
上述这些情况，全省各县领导干部也都曾不时地接触到过。
但是为什么没有被大家更早认识和提出呢？
主要原因是领导不深入。
因为领导干部没有认真深入农村，深入生产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所以就不能及时发现新的问题。
而农民过去实行“等距、宽播、间苗、保苗”所创造的高额产量，由于没有得到科学的总结，也就昙花一现，不为人们所重视。
这个损失现在看起来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还有这样一些同志，对于领导农业生产，认为反正是“春耕、夏锄、秋收”老一套，因此不肯深入地细心地钻研，甚至认为对于农村工作已经比较“熟悉”，领导农业生产也比较有“经验”，于是就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清醒头脑而故步自封。
现在从肇源的经验来看，我们不仅缺乏近代的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
就是对于过去和现在农业生产中的先进经验也是不大清楚的。
这真是个极大的教训。
发现了重要的丰产经验，加以研究总结，然后再推广到群众中去，这便是领导深入了一步。
农民是最讲实际的；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现实的好样子教育农民。
因此，就要最细致地了解和具体解决在农民中间、在农业生产的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阻碍和问题。
一般化的领导方式和强迫命令的作风，是官僚主义领导的两种表现形式，必须加以克服。
前者，主要存在于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
后者，主要存在于区村基层干部中。
当动员群众完成一定任务的时候，命令主义就多些；
当领导群众生产工作的时候，一般化的表现就多些。
这种毛病很普遍。
因此，官僚主义若不打倒，一般化或命令主义的领导方式如不改变，真正从群众实际出发、深入地具体地解决问题的作风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什么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今年肇源县农业生产运动的新发展和新经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改进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的范例。
肇源县今年的农业增产运动，给我省农业生产的领导方面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在我们国家即将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怎样保证农业方面的迅速增产呢？
我省自土地改革彻底完成以后，从1948年到1952年，平均每年增产百分之十，累进比率是百分之八。
我省有全东北最肥沃的土地，同时，过去的耕作方法比较落后，地力相当浪费，土地潜力极大。
再加上逐步的合作化与半机械化和机械化，那末，虽然今后没有像1948年（土地改革刚刚过去）那样较低的基数的条件，在今后五年继续保持平均每年增产百分之十的速度前进，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说，若是今年产粮四百五十万吨，明年后的第5年应增产二百二十五万吨，即年产六百七十五万吨。
但是，现在由于有了肇源的经验，我们可以考虑在五年中把年产量指标提高一倍，即第5年再增产四百五十万吨，年产九百万吨粮食。
也就是把全省土地每垧五石的产量，平均提高到十石的产量。
这也就是我感到应当特别重视肇源县今年农业增产运动的新的发展及其经验的原因。

肇源县农业增产运动的经验
中共肇源县委书记任国栋
肇源县有十一万八千垧耕地，今春所订的全县增产计划要求产粮六十万石，平均每垧产粮将近六石。
这个计划是按照每垧地比去年增产五斗粮的一般要求制订的。
当时领导方面对实现这一计划曾感到把握不大，在群众中开始执行时，也碰到了许多抵抗的思想。
如干部帮助小组订计划时，有的农民说：
“像我们这样的地，一垧地打五、六石粮顶折腰了”“再订计划老天爷不下雨也难打粮”。
有的小组虽已订出计划，但组员对完成计划的信心不大，如说：
“可得搂着点”；
有的劳动模范订了增产计划不敢向外说，怕别人说是“吹牛”。
因此，这一时期的竞赛运动只是停留在会议上、干部间和劳动模范间；
至04月20日，全县只有百分之一的互助组订了计划参加竞赛。
以后，经过在群众中深入地进行新旧道路对比的自我教育；
经过领导干部和农民一道检查、研究本地土地增产的可能性，逐步地贯彻等距、宽播、间苗、保苗的增产办法，并在贯彻新的增产办法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互助组；
又经过按季定期检查评比和开展红旗竞赛运动，进入第2遍铲趟时期，群众性的增产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表现在：
创造新纪录的土地已由九百一十二垧增加到九千一百二十六垧，创造新纪录的村由十六个增至三十个。
创造新纪录的土地百分之百地上了追肥，有的上了三遍。
创造新纪录的村、组的耕地面积，施追肥的达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部分村、组达到百分之百。
全县耕地施追肥的面积达到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谷子、大豆、高粱等作物间苗的达二万七千垧，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二点九。
补苗移苗的面积达五千一百五十九垧。
就现在近万垧发育较好的庄稼看，如无特殊灾害，平均每垧地有可能打十五石粮。
在增产运动中，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更加活跃了，党员在生产运动中的作用也提高了。
二区和平村原来工作基础不好，经过支部的组织领导，全村耕地百分之百地实行了间苗和施追肥，使和平村成为新纪录村。
全县党员领导的互助组获得红旗优胜奖的占得红旗奖的互助组总数的四分之一。
同时，一般互助组也普遍提高了一步。
群众反映：
“往年一到铲地时就打唧唧，今年都往长远打算了。”
据统计，夏锄中临时组、季节组提高一级到两级的有四百五十一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强。
妇女和半劳动力参加增产运动的达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转变了某些农民轻视妇女的观点，到处听到的是“今年多亏了妇女……”，连老年人也赞扬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了。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肇源县的爱国增产运动，是和互助合作运动、改进农业技术运动相结合，逐步发展起来的。
整个运动发展的过程，大致是这样：
04月20日是谷雨，播种期已紧迫，但是群众对完成增产计划的信心不大，干部又缺乏具体办法，因此，如何在全县掀起一个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高潮，是当时的紧急任务。
县委了解很多小组的增产计划，基本上是罗列了常年产量数字，并没有想法增加生产（有的甚至把好年头的实际产量降低为常年产量），其原因除农民有不同的思想顾虑外，最主要的是农民不知道如何能使土地多打粮食。
但群众生产中的高额产量早是存在的。
例如1951年方纯志一垧谷子打了三十一石；
罗庆林一垧高粱打了三十五石；
金树荣一垧苞米打了二十五石。
他们的耕作方法和一般人不同的是种、铲、趟及时，并且连上了三年粪。
罗庆林还采取了密植、疏苗等办法。
去年较旱，他们的土地又不是很好的，但却出现了这些高额产量，这就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县委在四合屯召集干部进行了研究，搜集去年产量中等的穗头过秤，苞米一穗粮重三两，高粱重一两半，谷子重三钱。
根据每垧三千六百平方弓计算，谷子每弓如种八十棵，每垧即可收获四十七石；
高粱每弓如种七棵，每垧可收二十七石；
苞米每弓如种三棵，以单穗计算（实际有部分是双穗的），每垧可收十八石。
如果能多上粪，雨水较足与增加铲趟遍数，那就会打更多的粮食。
以上的算法并不高，但是大家很奇怪为什么过去只打几石粮，好的也只打十多石，而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多的粮食。
于是就进一步研究了过去打粮少的原因。
首先从播种研究起。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由于耕作粗糙、点种稀厚不匀和经常出现断条（空白地）。
？
地时扶拉子（一种盖土工具）盖土不匀、踩格子（是在播种后用脚把土踩实或用镇压器把土压实，使土壤和种籽密接，便于发芽）拉空、茬子未彻底除净，又常遭受病虫害的破坏，这些原因使每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仅仅能收获三分之一，这就是说，每垧地每年减产的价值比一匹马还多。
这就大大地提醒了大家，地是能够多打粮的。
接着大家更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克服上述缺点，改进耕作技术，保证今年获得丰产。
一、种籽的好坏，对增加产量起着很大作用。
根据群众经验，往年高粱的黑穗病要占十分之一、二，有的甚至还多些；
谷穗子同样也有十分之一、二的瘪子。
这就要精选籽种。
如谷子种，除用盐水选种外，还必须实行温汤浸种，或者用王铜或百分之二的烧酒拌种，来防止黑穗病。
把这一问题解决了，就能保住幼苗，可增产十分之二、三。
农民俗语说：
“种地选好种，等于土地多两垅。”
可见农民有这样的经验。
二、改进播种方法，消灭撒种稀厚不均的现象。
由于旧耕作法很粗糙，小苗出土后有的断条（空白地），有的厚如马鬃，究其原因，与点种、盖土、踩格子等都有关系。
首先，由于？
把铧子豁的沟是三角形，沟底很窄，又加上拉子盖土时，两边一挤，使沟底的种籽更多，这样不但苗眼窄，而且非常厚，使种籽形成撮。
据检查，长一尺、宽一寸多的苗眼有一百四、五十棵谷子的现象，有的穗长的很小，有的根本就长不出来。
因此，？
地必须在？
耙撩子后边放一块半截砖，或马头骨，或用两根木棍绑在？
耙“心”后边，并在棍子下端绑一横棍，使其拖成平沟底，这样，下边坐土多，苗眼宽，同时撒种均匀。
其次，点种不好，也是造成断条、缺苗的原因之一。
要点种好，除了应在点种时细心外，同时需要把点葫芦加宽，使其形成平面。
最好是用木板做成三角状，使其与垅一样宽，两边镶上木条，以防止漏种，另用洋钉透过该板钉成等距离的锯齿形，钉的稀密可根据不同的种籽而确定。
点种时，使种籽从等距的小钉两边往下走，撒的均匀。
再次，扶拉子、踩格子对于保苗增产也很重要。
农民使用的拉子一般都是牛样子式的，加上地里有茬子、土不渲，因此扶拉子时往往拖堆、盖土厚薄不匀，厚处长不出来，薄处遇到春干种籽即干掉或露种被鸟吃掉，这样就容易产生断空缺苗。
另外，踩格子时，前后脚之间，一般都空出二寸左右地方未踩着，种籽易发干，有茬子的地方不剔去茬子就踩，使茬子下面的种籽不易长出来，也是断条缺苗的重要原因。
为了弥补这一损失，可把牛样子式的拉子改变为板拉子，使土盖的均匀，但中间浮土厚，应在耲耙上加一旁拉子，一拖茬子就能使其滑到垅沟里去。
踩格子最好改用鸡蛋滚子，把滚子当中改变成平面形，用爬犁架起来压垅台，可把它架在耲耙的两个后腿之间，这样不致于拉走种籽。
最后，茬子消除的不干净，对增产为害不小。
它会使种籽盖土不严，影响种籽发芽生长，同时也是发生虫灾的根源之一。
因此设法在种地前把茬子弄净，是增产很重要的因素。
三、改进铲趟方法，实行间苗。
农民习惯“有苗没苗，当中留一条”，或“厚留稀，稀留厚”，使原来三寸左右的原始苗眼变成一寸多宽，目的是为了通风，而不采取等距间苗办法使空气流通，结果，作物仅占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大大地浪费了地力，这是减产的最大原因。
因此，铲头遍地最重要的是决定留苗多少，并且应该纠正过去铲“萌生”的现象，以防止勒苗。
铲二、三遍时要细致，苗根有草不要用锄头拶，可以薅去，以免砍掉苗。
趟地用铧镏子或用折三铧子（打翅的），同时绑一草把羁在铧的脖子上，以便培土，使垅顶形成方形，对于保根、抗旱、抗涝有一定作用。
这种培土法并不影响深趟，只是使垅的坡度减少，和旧的培土法比较，利多弊少。
经过这样的研究，便确定了宽播、等距、间苗、保苗的培植方法。
宽播、等距、间苗培植法须根据当地垅底的宽窄与不同的农作物而定。
宽播的尺度以能在原来耕作基础上得到适当的培土为度。
等距间苗尚须分别土质作不同处理。
各种农作物的单棵间隔，在腐植质多的肥沃黑土上，高粱须保持五寸，苞米一尺三，大豆四寸，谷子宽播三寸六至四寸五，留两行苗，间成狗咬纹形，株距一寸五（同行内）和二寸四（两行间）；
在贫瘠的土地上（如沙土、黄土）高粱须保持六至七寸，苞米一尺五以上，大豆二寸半至三寸。
在加宽播种面积的同时，必须注意大量供给作物所需的肥料，除上积肥外，必须及时追肥。
为了贯彻这一新的增产方法，在群众中反复地进行了教育。
春耕开始时向群众宣传了这种增产办法后，农民们感到惊奇和怀疑，有的说：
“用鸡蛋壳量可以打这样多的粮，我干一辈子庄稼活都没听说过。”
为了打破群众的思想顾虑，我们用许多高额产量的实例（这种实例几乎村村都有）来对农民进行教育。
如十二区支援村杨二老头，1943年开一垧二亩（小垧）荒，收谷子五十石四斗；
杨柳村张森半亩野生糜子收一石六斗。
他们的主要经验也就是宽播、间苗和保证全苗。
在组织农民座谈中，有的农民证明了这些事实；
有的暗自计划想试试看；
有的后悔地说：
“这个办法提出太晚了，我的地快种完了。”
有的农民说：
“共产党真伟大，想不到的事都给我们想到了。”
在播种时期，我们曾广泛组织干部与农民到地里检查，大大推动了改进播种工作，很多群众在小组内订立了播种上的各种技术要求，并普遍地进行了种籽消毒，仅二区就用了八百多斤烧酒拌种，以消灭黑穗病。
全县在播种结束后，展开了技术评比，主要是检查种籽处理、播种的操作方法等，并研究了如何贯彻夏锄间苗、保苗、追肥工作。
同时以此作为训练生产组骨干的内容。
经过评比，群众的增产情绪是更加提高了。
但在夏锄阶段铲趟头遍地时，发现有的农民在实行等距间苗时存有“惜苗”的思想，并怀疑是否真能达到计划产量，怕多费工钱。
为了及时消除这些思想障碍，领导方面又广泛地组织了群众到先进的农民的地里去实地察看苗的距离，让群众自己算产量；
又组织了三千多人到县示范农场去参观，这就更加强了农民实行新的增产方法的决心。
此外并不断检查铲趟伤苗的情况以教育农民。
在爱国增产运动中，县委曾决定加强支部工作，号召党员、团员积极学习增产技术，并带动群众。
经过上述一系列工作后，计划创造新纪录的村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产量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到两倍，新纪录地增加到近十倍。
群众对这一增产办法的认识也提高了。
在此基础上，领导方面又发动了六千八百多人在五千一百五十九垧土地上进行了移苗补苗。
由于这种新的增产法的逐步推广，要求生产组织形式适应于这一运动的发展，因此提出在红旗竞赛中，不仅要认真学习增产技术，而且要发动妇女和半劳动力参加生产，这就需要具体解决妇女参加生产的困难。
如三区组织了老太太帮助下地的青年壮年妇女做饭、带孩子，各地普遍组织了妇女骨干实地学习间苗技术，有的地方派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农给妇女小组担任技术指导。
这样便把农村中的男女老少都组织到增产运动中来，互相鼓舞，互相检查，以保证增产计划的实现。
经过今年的增产运动，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就可以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并取得所需要的知识。
宽播、等距、间苗、保苗增产的方法，就是从当地农民今年与过去的高额产量经验中研究发掘出来的。
这些经验过去在生产中也曾被采用过，但不为人所重视。
今年的增产运动，生动地教育了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应更敏锐地去体察新的事物，总结群众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已有的经验，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西南工业部分配大批干部加强基本建设部门的工作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西南工业部已分配大批干部加强基本建设部门的工作。
这些干部包括由四川四个行署撤销后分配到工业部的一百八十多名县级以上干部，今秋分配到工业部的三百余名大专学校毕业学生的大部，以及在今年六、07月时，从部队转业到工业部工作的部分干部。
最近，西南工业部所属各厂矿并已陆续将大批技术人员抽调到基本建设工作中去。
他们在车间留下的工作，则提拔技术工人担任。
西南工业部所属各厂矿的生产已经完全恢复并大大发展了。
因而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已被放到重要的地位。

重要更正
10月01日本报二版所载高岗同志“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一文之第3段从第3行起的数句“……它比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内部社会改革优越百倍。……虽在抗美援朝的严重斗争中，我国经济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应为“……它比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要优越百倍。……虽在抗美援朝和内部社会改革的严重斗争中，我国经济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

向中国致敬
冰岛访华代表团团长凯德隆
伊米尔〔注一〕向盘古致敬，
萨嘎岛〔注二〕向中华致敬，
最小国的最渺小的诗人向最大国的最伟大的诗人——将新生命注入东方伟大的心脏的毛泽东致敬！
千百年来太阳嘲笑着穷人，
他们辛勤地坚忍地劳动在压迫者的田地里，
汗水和眼泪流入黄色的泥土。
千百年来月亮嘲笑着茅舍里的穷人，
他们丧失了一切希望和梦想。
大地终于痛苦得燃烧起来，
先驱者好像光辉的柳芽从红色的山岩中冒出来，
灿烂的曙光照射在井冈山上，
——奇迹般的长征
导向解放的途径；
烈士们发上的露珠多么宝贵，
继续前进的人们的眼睛多么光辉。
毛泽东怀抱着春天的竖琴，走在最前面，
舌头上放着茶叶，
一手拿着桑葚，
一手握着谷粒，
说道：
这就是世界的真理。
现在，英雄们，伟大的胜利者们，正挺立在红色的皇城上，
向全世界高呼解放，向全世界高呼和平，向全世界播送着生命之歌，那领唱的歌手就是毛泽东。
祝福那些安息在地下的人们！
可是远方却传来鸣雷和闪电：
西方仍旧是野蛮，死亡的牧人还在蔚蓝的天际奔驰，在人们头上投掷着火焰。
——甚至把我们蓝色的岛屿也骗进他那杀人的机关。
惩办那些践踏人心的家伙们！
萨嘎岛的穷苦的人们，是喜爱草和山石的人，是喜爱故事和诗的人，是自由与和平的热爱者，谨向新中国的战友们致兄弟的问候：
愿你们光辉的榜样，你们的新生能把世界各民族唤醒，
愿毛泽东的歌声在全世界获胜，
愿你们的谷子和我们的牧草成为世界的真理，
愿太阳对我们一齐欢笑，月亮对我们大家微
笑，愿崭新的黄金时代来到！
〔注一〕伊米尔是冰岛神话中的巨人，传说用他的
血、肉和骨骼创造了世界。
〔注二〕“萨嘎”是冰岛古代歌颂英雄生活的史
诗，后来人们称冰岛为“萨嘎岛”。
——译者注

建设新凉山
新华社记者于竞祁
西康省东部，在大渡河和金沙江之间有一片峰峦起伏的山岳地带，这是我国最大的彝族人民聚居区——凉山。
10月01日，这里举行了全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彝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正式成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自治区包括原有的昭觉县彝族自治区和新建的普格、喜德、金阳、美姑、布拖、普雄等七个县，面积约三万多平方公里；
居住着七十多万彝族人民和两万多汉族苗族人民。
这是一块丰饶的土地，美姑河、西溪河、普雄河的大小水系在丛山中构成了一片片肥沃的河谷。
在山地和这些河谷中，彝族人民种植着燕麦、荞麦、洋芋、稻米和大豆；
在丛林中盛产药材及水獭（水獭皮是名贵兽皮）；
丰盛的草地使凉山成为我国“川马”主要产地之一；
地下矿藏更是无限丰富。
但是多少年来，这里却记载着彝族人民悲惨的历史。
例如：
1946年，蒋介石匪首就曾亲自下令出动四个团的兵力，配合空军，两次“围剿”普雄地区的人民。
反动统治者并且挑拨彝族人民内部互相仇杀
“打冤家”，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彝族人民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我们种地要放哨，住屋不敢开窗子，牛羊不敢远放，睡觉要抱着枪，出门不敢走出二十里路。”
彝族人民这样长期被困深山，更加深了彝汉民族间的隔阂，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贫困。
那时全区没有一个市场，没有正当的商品交换，粮食要缺半年以上，盐、布更是奇缺，全区没有一所学校。
解放以后，西康省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派出凉山工作团深入高山深林去宣传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召开各种座谈会、群众会，号召彝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凉山。
人民政府工作干部真诚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迅速消除了彝族人民的怀疑和顾虑。
在工作团的帮助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全区性的调解委员会和二十个地区性的调解委员会，两年来共调解了大小纠纷三千多件，其中许多是几十年的“老冤家”。
去年初，在凉山四十多个支头二百三十多名代表的座谈会上，全体人民代表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订立了全区团结公约，宣誓永远停止械斗，使凉山地区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局面。
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两年来凉山地区已先后建立了昭觉县彝族自治区和红毛妈姑等七十二个区、乡级的人民政府，吸收了大批在团结、剿匪等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参加政府工作，西昌专区的民族学校也为凉山培养了一批彝族干部。
为了逐步改善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各地人民政府领导彝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展开了爱国主义生产运动。
人民政府除以昭觉为中心建立了四个国营农牧场进行典型示范外，今年派出了近二十个生产指导小组，深入各地指导农民兴修水利，改进生产技术；
发放了六十多万斤大米和八千多件农具。
全区已有二万一千多农民组织了四百五十七个生产小组，积极生产，彝族农民的耕作技术也初步提高了。
对曾遭受雹灾的地区如吉恩拉丁等地，人民政府及时进行了救济，并领导群众及时抢种。
因此，全区今年得到了空前的丰收，主要粮食荞麦、洋芋平均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以上。
凉山地区的贸易事业也大大发展。
该区土特产品的收入占人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目前全区已建立了各级国营贸易机构和四个初级市场，国营贸易机构并派出许多流动贸易小组，深入农村收购土特产品，供应日用工业品。
国营贸易公司并适当地提高了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
今年人民政府又兴修了昭觉西昌的骡马大道，贯穿凉山的三条驿道和通往四川的公路也即将着手动工，这将促使凉山地区经济逐渐繁荣。
凉山农村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许多农民都在添新衣买牲口，开始过着温饱的生活。
彝族的孩子们也被送入学校，学习自己本民族的文字。
彝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地体验到毛主席、共产党是各民族人民的救星，他们热爱正在发展着的幸福生活，热爱祖国。
凉山地区成立彝族自治区以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将满怀信心地继续建设新凉山。

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
论新中国人民革命法制的建设
陈传纲
（一）
列宁早在一九○六年研讨革命群众对待法律的态度时就指出：
“在革命进程中人民大众自己就直接地创造新的革命法津。”
在“论专政问题底历史”一文中，他更生动地描述了在“革命旋风”时期的民众专政，就是民众“自己直接上台，自己处理法庭和惩罚手续，自己使用政权，创造新的革命法典。”
（见“列宁选集”第12卷第291页）。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颂的农民专政，也就是这样的一种专政的萌芽。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可以鲜明地看出，受了几千年封建压迫的农民群众一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斗争，就充分表现了“自己就直接地创造新的革命法律”的卓越智慧与活力。
他们一方面创造了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的各种革命方法，同时颁布了“农民诸禁”，“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以整饬自己的革命队伍，制止地主资产阶级的捣乱和破坏。
事实证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种“农民专政”，着实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善政”。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农运一起，匪患告绝”，这是从禹汤文武起，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为止，任何朝代所办不到的事情。
单就司法方面来说：
“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
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
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列宁对于这种革命民众的创造，曾给予极高的评价。
“这是否好呢？”
他在自己设问之后又自己回答道：
“是的，这是很好的。
这是民众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
毛泽东同志针对着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革命专政的“糟得很”的反动理论，尖锐无比地指出：
这是“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二十余年来，我们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革命法制，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下，在这样“好得很”的革命民众专政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
（二）
有一些人这样问：
“革命的合法性何在呢？
人民革命政权根据什么法律上的权力来废除旧法律，创造新法律呢？”
首先，恩格斯回答说：
工人阶级“在选择夺取政权的手段时，是绝不顾虑到遵守法律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41页）只有革命的敌人或者白痴才会设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必须或可以经过资产阶级国会所通过的立法程序来批准。
其次，斯大林回答说：
“胜利的革命及其意志的代言人——临时革命政府——就是永久性政府成立以前的主宰，所以它当然能够废止法律和制订法律！
如其不然，临时政府不能享有这些权利，那么，它的存在就变成无意义的了，而起义的人民也就不会创立这样的一个机构了。”
唯其如此，所以临时革命政府的权利是根据它的实际目的，而不是根据它的形式目的而来的；
是根据它的实际的、历史的任务，而不是根据什么模糊的、有限制的“司法权”而来的；
是根据它的统治地位，根据它的作用是人民革命专政的机构而来的。
革命政府的本身，就是人民革命的“权利”之真实体现，它的合法性，是根据人民利益而行使的一种革命的合法性。
（见阿尔然诺夫著：
“斯大林全集第1卷论国家与法律”——“中苏友好”二卷八期）人民革命政权废弃旧法律，而在起义的人民帮助之下使革命的意志成为法律，以取而代之——这就是它的“合法”根据。
列宁说得好：
“法律乃是那个已经得着胜利的掌握政权的阶级意志之表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选集”第5卷第24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革命意志宣告成立的，她的合法性就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及其伪法统，并按照革命人民自己的意志保卫与建设自己的国家，使自己的革命意志成为法律。
新华社信箱关于废除伪法统的问答明白地指出：
“什么是这个人民民主政权的权力来源呢？
它不是根据任何先前存在的宪法和法律系统，不是根据任何先前存在的法统，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大革命的胜利的结果。”
（1949年02月16日人民日报）
有些旧法律“专家”们不相信法律是人民群众从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认为“新的法律非由旧法律专家起草不可。”
对不起，这条老规矩对于人民革命的新法制是不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正当地嘲笑了“职业法学家”们的这种幻想：
他们以为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立法”的买卖，“招牌总是货真价实，因为他们的买卖是在出卖着普遍性。”
（原书第145页）他们这种幻想是头足颠倒的一种幻想。
如果说有所谓法律的普遍性，那就是它的阶级性。
满脑子装着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法律思想和所谓“立法技术”的人们，如果在立场、观点、方法上不经过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那么，在人民革命法制的建设工作中，是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功的。
列宁在庆祝“革命底一周年”的演说中指出：
在1918年07月批准的第1个苏维埃宪法，“并不是什么委员会所臆想出来的，它并不是法律家草写的，它也不是从别的什么宪法抄来的。
在世界上还没有过如像我们这样的宪法的。
它记录下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我国以及全世界的剥削者的斗争与组织底经验。”
（“列宁选集”第11卷第299页）在另一地方，列宁又指出：
“苏维埃宪法并不是依照什么‘计划’写下来的，不是在书房内拟定出来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家强制劳动群众接受的东西。
不，这宪法是从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成熟程度而成长起来的。”
（“列宁文选”第2卷第494至四九五页）这就是说，人民革命的法制是革命斗争经验的记录，是依靠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集体经验建设起来的，决不是依靠资产阶级的“法律专家”们根据什么“法律的普遍性”所制造出来的。
任何“法律专家”妄想凭借自己旧有的一套反动的法律知识，来为中国人民立法，都只能证明自己是荒唐透顶和狂妄无知。
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人民的司法工作原则的指示”中，对于这种人曾作过严正的警告：
他们必须“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我们的政策、纲领、命令、法律、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为人民服务”。
这难道还说得不够明白吗？
“在革命胜利后，为什么不立即制出完备的法典呢？”
列宁在批评考茨基只是从法律的形式的方面看问题时，曾指出这种责难是一种荒谬的“专横的”要求：
“这位‘庄严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在数世纪内去编制和规订新的（对中世纪而言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对于我们俄国工人与农民，这位奴仆科学底代表却不愿给予任何期限。
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无微不至的宪法……资本主义国家内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与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律家们，在几百年或几十年内，制定出无微不至的规则，写下有几十几百本用以约束工人、束缚贫人、对民众中任何一个普通劳动者都加以无数障碍的法律与法律解释，——但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以及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
这里乃是‘秩序’与‘法制’！
这里一切，都是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压榨到底’。
这里有成千累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与官僚
（关于他们，考茨基根本就默而不言，想必是正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破坏官僚机器的意义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与中农永远不会跳出这种铁的法网。……但是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这些因帝国主义战争而与国外兄弟们隔绝开了的人，在历史上第1次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苏维埃，号召了被资产阶级压迫、摧残、愚弄的那些群众起来进行政治的建设，并已亲自着手创造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疯狂斗争底火焰中，在国内战争底烽烟中，开始规划出关于没有剥削者的国家底基本原则的时候，——于是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底混蛋，一切贪嗜人血的强盗，以及他们的讴歌者考茨基，就跑出来狂吠什么‘专横’了！”
（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文选”第2卷第四六九—四七○页）。
用不着多说，列宁已把上述的责难驳得体无完肤了。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早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之后，就创制了自己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及其他重要法规，并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法庭和司法制度，从而奠定了革命法制的坚实基础，并在长时期的人民司法工作的实践中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虽然由于长期不断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以及各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等原因，我们并未制定出，也不可能制定出无微不至的宪法及一套“完备”的法典，但在事实上，我们的革命法制是基本上满足了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的。
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就制订了相当完善的人民大宪章性质的共同纲领，并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就在原有的革命法律的基础上改订和创制了各种适合于当前需要的、合情合理的法律，并立即有效地实行，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几年或几十年内所不可能办到的。
即令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六法全书”，也不是在它一成立时就制定出来的，而是在一二十年内逐渐“完备”起来的。
既然事实如此，为什么偏偏要责难人民政府不立即颁布完备的法典呢？
“人民政府的法律简直不像法律，就和一般的政策纲领和宣传口号差不多。”
我们人民政府的法律在实质上既根本不同于一切反动政权的压迫人民的法律，在形式上也诚然不像资产阶级职业法学家们所谓的“法律”。
然而，这有什么奇怪呢？
列宁在1922年总结俄国革命胜利初期立法经验时指出：
“我们有过一个时期，法令曾是一种宣传底形式。……当时这样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用法令形式把自己政策上的概念立即让普通工农知道。
结果争得了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至今都有的这种巨大的威信。
这是在革命初必须有的一个时期，若没有这个时期，我们就不会站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会跟着它的尾巴跑。
若没有这个时期，则那些想在新基础上来建设新生活的全体工农，就不会信任我们。”
（“列宁文选”第2卷第九六八——九六九页）。
列宁又指出：
革命胜利初期的工作重心，不在颁布什么完备的法令，而在给全体工农以实际的帮助，即以行动作宣传。
他在1919年“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按照从前那种精神的号召：
如‘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啊！
’不是这样的，而是对群众的号召，号召他们去做实际的事情。
法令，这是一种号召人们去做广泛实际事业的指令，这是最主要之点。”
（见“列宁文选”第2卷第554页）。
比起俄国革命胜利初期，新中国的法令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虽有很大差异，而在实质上则都是“把自己政策上的概念”立即交代给人民群众，号召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向反动势力和旧制度残余作斗争，来为新社会的革命秩序和生产建设作斗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不致跟着它的尾巴跑；
才能指导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致束缚革命群众和我们自己的手足。
特别由于我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社会经济的情况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因之，为了照顾这些特点，某些法律带通则性，而不强求其形式上的“完备”与“细密”，正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同志在1951年05月11日向政务院所作“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
“在立法方面，目前尚不宜于急求制定一些既不成熟又非急需的‘完备’‘细密’的成套的法规，以致闭门造车或束缚群众的手足；
应该按照当前的中心任务和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可能与必要，把成熟的经验定型化，由通报典型经验并综合各地经验逐渐形成制度和法律条文，逐步地由简而繁，由通则而细则，由单行法规而形成整套的刑法民法。”
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法律条文限死我们自己，限死正在发展着的群众革命斗争，那就无疑地应当这样做。
除了那些认为只有反动的旧法才是所谓“法律”的食古不化的旧法迷之外，稍有健全常识的人是不会胡说我们完全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法律不是“法律”的。
墨西哥的和平战士、“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获得者艾里伯托·哈拉将军对我们新中国的人民革命法制给予了十分热情的赞颂：
“他们的法律制订得合情合理，而且是立刻施行。
立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换言之，目的是根据对未来的伟大预见来解决人民的需要；
它没有任何敷衍应付的地方，它包括了人民生活的全貌。”
（见1952年09月13日人民日报“在北京举行的和平会议”）请看：
远渡万里重洋而来的国际友人，一眼就看出了我们新中国人民革命法制的巨大优越性，但在我们这里，竟还有些申公豹式的人物——脑袋向后看的旧法“专家”们偏偏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既无可司之法，又无司法之人”，真正是岂有此理！
（三）
那么，什么是我们新中国人民革命法制建设的正确道路呢？
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与法律观，结合对于中国实际情况
（阶级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等）的具体分析，结合群众运动和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在彻底肃清一切反动的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基础上，稳步地进行我们崭新的人民革命法制的建设。
为此必须：
首先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
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11月03日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所指出：
“法律是一定统治阶级用来统治被统治阶级和保护自己阶级的工具。
一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律，都是为少数人的反动集团用来压迫中国广大人民的工具。
人民法律则是代表广大人民底意旨的法律，教育人民尊重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并为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与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作斗争。
两种根本不同的法律原则绝不容混淆在一个观念里，有这种混淆观念的人就不能正确地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
为了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就必须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为准绳，坚决地、彻底地批判和清算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法学的偏见，站在热爱人民革命事业的立场上来珍视我们人民自己的新法律，鄙弃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旧法律。
事实证明：
在我们国家机关，尤其是司法机关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就因为划不清这个原则界限，自觉或不自觉地浸染了反动的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致使我们人民的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害。
这是建设新中国人民革命法制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不彻底弄清楚，就谈不到任何的建设。
其次，必须明确认识：
人民法制工作与人民司法工作必须在统一的革命政策的指导下积极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即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保护善良，以保障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刘少奇副主席曾剀切地指出：
“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
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
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不能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1951年02月28日在北京市第3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1932年06月25日的决议里明确地指出：
“革命法制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利益及与劳动者的阶级敌人（富农、投机商人、资产阶级暗害分子）及其反革命的特务机关作斗争的极重要手段之一。”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人民革命的新法制必须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极重要手段之一。
同时，我们的人民司法机关也必须成为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关之一。
列宁在论及法院的作用时曾严厉地指出：
“法院是政权机关。
自由主义者有时忘却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者忘却这一点则是有罪的。”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5卷第155页）因此，积极地发挥人民革命法制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能不成为我们建设新中国人民革命法制的基本出发点。
任何脱离政治、脱离当前中心任务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
第3，人民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必须面向群众，面向实际。
这就是说，必须走群众路线，打破闭门造车与单纯坐堂问案、不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的恶劣作风。
我们人民革命的法制是从广大群众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并且是依靠广大群众的集体经验而成长起来的。
既然我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新事业，没有任何成规可循，而这一新事业正在亿万群众的革命浪潮中排山倒海地前进，要想凭着主观臆想去立法和司法，而不依靠广大群众的集体经验，而不依靠对于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那是荒谬绝伦的错误。
我们的政权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政权，必须最广泛地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各方面事务的管理，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更应如此。
列宁在“论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中指出：
“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来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目的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登记起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以更广泛的经验来从事审查，并定为法规。”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立法工作所应遵循的准绳。
他在同一文中继续指出：
司法事务是国家管理的机能之一，应该使人民法庭成为“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
（以上均见“列宁文选”第2卷）在1918年“人民委员会底工作报告”中，列宁更明确地教导我们：
为了扫清创造真正的人民法庭的道路，“使法庭由剥削工具变成在社会主义社会底巩固基础上施行教育的工具”，其方法就是“多用群众的实例，劳动者底威信，不用形式手续。”
（“列宁选集”第13卷第19页）。
这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
“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应力求贯彻群众路线，推行便利人民、联系人民和依靠人民的诉讼程序与各种审判制度。……坚决革除国民党法院所遗留的形式主义和因循拖延的作风。”
同时，这就必须善于结合各种群众运动，结合实际情况，利用真人真事，在广大群众中间，普遍深入地开展革命法纪的宣传教育工作，使革命的法纪为广大群众所自觉地遵守，并经过他们的具体实践而使之更加丰富和完善起来。
所以我们新中国的法律之所以能制订得合情合理，而且立即有效地施行，就因为是这样反复不断地遵照毛主席所教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集中了起来，提升为法律，并根据群众实践的检验，进行了切合实际的修改和补充。
最后，人民法制机关和人民司法机关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保持高度的纯洁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法治精神，来肃清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祸害。
这就是说，绝对不能容许反革命分子、贪赃卖法堕落蜕化的坏分子以及坚持反动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不堪改造的昏庸腐朽分子，在我们的人民法制机关和人民司法机关工作，而必须把他们清洗出去，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必须慎重选拔和培养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老干部和新人才，特别是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来担任人民的立法与司法工作。
同时，必须严格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人民的司法工作原则的指示”，“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
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司法工作，真正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
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司法干部的理论知识，政策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水平和工作能力。
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底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
此外，必须特别努力从现在胜利地进行着的全国司法改革运动中吸取经验，创造典型，予以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以树立我们人民民主法治的新制度与新作风。
这是当前新中国人民革命法制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

第5个苏联发展五年计划
——苏联真理报08月22日社论
苏联人民以巨大的热忱来迎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在1952年10月05日召开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例会）的决议。
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党——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们全体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苏联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团结在劳动人民的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周围，以新的卓越的胜利走向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同志在1946年02月09日的历史性讲演中，就描绘出共产党在最近和较长时期的计划。
我国人民按照党的号召以巨大的创造力展开了争取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竞赛，提前完成了战后五年计划。
在伏尔加河和第聂泊河，在顿河和阿姆河所建筑的巨大水电站和运河，是苏维埃国家增长了的威力和它的爱好和平的政策的光辉证据。
这些伟大建筑中的第1个——以列宁为名的伏尔加河—顿河通航运河，已经开航了。
苏联人民以异常愉快的心情，来迎接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关于1951年——1955年的第5个苏联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
第5个五年计划确定着苏联国民经济的新的有力高涨并保证人民的物质幸福和文化水平的进一步的显著增长。
计划规定在五年期间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约百分之七十，工业总产量每年平均约增加百分之十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最重要原则，是重工业的首先发展和特殊高速度的增长，因为重工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前进的基础。
关于第5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规定生产资料（甲类）产量的增加率为百分之十三，消费资料（乙类）产量的增加率为百分之十一。
在第5个五年计划中，指出高速增加黑金属和有色金属、煤和石油的生产，电力和机器制造品、化学、林业、建筑和其他工业的产品，进一步提高运输和交通，并大量扩充居民所需的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
到1955年，铣铁的产量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六，钢增加百分之六十二，压延金属增加百分之六十四，煤增加百分之四十三，石油增加百分之八十五，电力增加百分之八十。
机器制造业被规定要迅速发展，以为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新的高速度的技术进步的基础。
在五年期间，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品工业的产量约增为二倍。
第5个五年计划为更大规模地展开建筑工作和实现工业各部门的技术进步开辟了远景。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国家在1951年至1955年的工业总投资，较1946年至1950年将扩大约为二倍。
除了开始利用新的企业和部门以外，规定把现有企业加以改建、添设新的装备、生产机械化、增加生产速度并改善生产过程，从而扩大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
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对农业的进一步高涨给予了巨大的注意。
在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仍是通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农场的公有经济、在农业中应用现代机器和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改进国家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以提高一切农作物的收获量，进一步增加公有的牲畜，同时大量提高其产物生产率，并增加农业与牲畜饲养业的总产量与商品的产量。
集体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和国家农场又要大量装备最好的现代机器，其中包括电气拖拉机，并要获得为了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成功地完成改造自然的计划的一切必需品。
在第19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第5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中，光辉地表现出斯大林对苏联人、对劳动人民的幸福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的关怀。
消费品的生产将大加扩大。
国营和合作社零售贸易增加将近百分之七十。
国民收入的增加规定不少于百分之六十，同时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中的职工的数量，提高他们的实际工资和农民的收入。
住宅建筑以及住宅区的完善设备也要获得更加广泛的规模。
在第5个五年计划中，科学和文化机关网、保健和教育机关网都将异常扩大。
对于培养国民经济和文化各部门的熟练人员、对于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都寄予了巨大的注意。
新的五年计划给全体苏联人民提出为巩固我们祖国的威力的日常斗争的具体纲领。
第5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将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前进的一大步。
在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中指出，为了完成这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必须“动员国民经济的内在资源，以继续积累社会主义资金，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纪律，各企业必须完成其分内的生产计划”。
在采用先进技术、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必须使工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在五年期间提高约百分之五十，建筑业提高百分之五十五，农业提高百分之四十。
工业和建筑业中的繁重工作和费力操作，预定要基本上完成机械化。
同时在五年期间要降低工业品的生产成本约百分之二十五，建筑工程成本不少于百分之二十。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指示草案说——向党和苏维埃各级组织、经济组织、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各级组织提出了重大的要求，责成它们动员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来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五年计划而努力，对我们组织中的工作的缺点展开广泛的批评，以便尽快地消灭这些缺点。”
对于发明者和合理化建议者、工业和集体农业生产的革新者、运输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先进工作者的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低生产成本的努力，必须予以最大的支持。
1951年——1955年苏联发展五年计划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关于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中说，“这一个（第5个）五年计划又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活力，表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较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根本的优越性。
这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这个计划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发展我们和所有愿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贸易的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苏联各族人民，以新的创造性劳动的成就，以全民社会主义竞赛的有力高涨来迎接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
社会主义竞赛的伟大力量，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事业的一致愿望，劳动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可动摇的决心，都应当转向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五年计划。
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之下，苏联人民成功地执行着第5个五年计划，他们将向共产主义胜利地迈进新的巨大的一步。

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西康省凉山彝族聚居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国庆节召开，历时七天，已胜利闭幕。
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出席会议的有该区所辖七个县的彝、汉、苗族代表三百二十八人。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派代表杨辛，西康省人民政府派代表梁文英参加了该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
西康省西昌专区副专员、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瓦渣木基（彝族）在会上作了凉山地区两年来的工作报告。
他说：
解放以前凉山地区民族之间和彝族内部存在的严重不团结现象，两年来已迅速消除，贫困落后的面貌正在改变，这为进一步建设凉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为彝族人民迫切需要。
他指出：
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了各民族和我们彝族内部紧密的团结，才能使我们有这样光明的前途。
在会议中，全体代表热烈地讨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经过协商选出了瓦渣木基（彝）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张荣（汉）、王涔明（彝）、周全至（汉）为副主席，捌且瓦哈等三十六人为政府委员。
会议并成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选出瓦渣木基（彝）为协商委员会主席，张敏（汉）、阿候尼哈根（彝）等五人为副主席，捌且瓦哈等六十九人为委员。
会议并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后的工作任务，决定以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完成自治区各县政权建设、大力展开爱国主义生产运动为今后全区的中心工作。
会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代表杨辛、西康省人民政府代表梁文英都先后致词。
他们一致指出：
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一件大喜事，希望全自治区七十万彝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今后充分发挥当家做主的精神，在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贯彻推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争取汉族人民的帮助，自治区全体汉、彝族干部应团结合作，互相学习。
会议期间，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四川、云南、西康三省人民政府及所属各专区、县都纷纷驰电祝贺。
西康西昌、云南昭通两专区的彝族人民并特地派出代表亲往祝贺。
10月08日，自治区首府昭觉城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象。
各地彝族人民爬山涉水，赶来参加庆祝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新华社）

一个日本孩子降生了
方成作

中印友好协会欢宴印度和平代表团
【新华社16日讯】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于16日在北京设宴招待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代表团。
应邀出席的有印度代表团团长克其鲁、副团长杰安·昌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副秘书长罗米西·钱德拉及印度代表团团员四十余人。
应邀出席的还有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和公使高尔。
应邀出席的还有：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李德全、罗隆基、吴蕴初、陈文贵、钱端升、老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以及文艺界、音乐界、科学界代表和中印友好协会理事等四十多人。
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也应邀出席。
丁西林会长在致词中，代表中印友好协会全体会员，祝贺印度代表团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所作的巨大贡献。
丁西林指出：
在这次和平会议召开的前夜，印度人民曾经普遍地展开“亚洲周”及“亚洲日”运动，并曾在印度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地区性的和平会议，选出了有着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团，这充分表现印度人民对于和平的热爱和对这次和平会议的重视。
克其鲁团长在答词中强调印度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性。
他说，如果印度的三亿五千万人民和中国的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在一起，不但能保卫亚洲的和平，而且也可以对保卫世界和平有巨大贡献。
昌德副团长希望中印人民友谊的加强。
他说，在保卫和平运动中，中印友谊会起很大的作用。
赖嘉文大使说，我今晚不以一个外交人员的身份讲话，而以一个新来北京的印度人的身份讲话。
我相信参加和平会议的代表们回到印度去时，不但把和平会议的影响带回去，而且也把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带回去。
宴会自始至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北京市佛教徒举行法会
庆祝和平会议闭幕
并向各国佛教界代表献礼
【新华社16日讯】
北京市佛教徒在15日下午举行法会，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胜利闭幕，并向出席和平会议的外国佛教界代表赠献佛舍利、银塔和佛像。
到会的除北京市各寺院三百多喇嘛、僧尼和信徒外，还有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缅甸、锡兰、泰国和越南等国的代表二十余人。
法会会场设在广济寺的大雄殿。
法会开始后，锡兰法师达马拉塔纳、缅甸高僧宇彬养温达等诵读三皈、五戒，北京僧尼和佛教信徒唱赞诵经。
一百一十三岁的虚云法师在作了简短致词后，代表中国佛教徒将佛像一尊和装有玄奘法师舍利的银塔一座赠给锡兰佛教界代表达马拉塔纳法师，将佛像一尊和银塔一座赠给缅甸代表宇彬养温达，将佛像二尊分别赠给泰国代表？
班·缴目和越南代表范世龙法师。
献礼毕，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法师喜饶嘉措和圆瑛先后领众诵经，祝愿和平。
会后并举行座谈会，由圆瑛法师在会上介绍了新中国佛教徒情况。
他说：
这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给我们各国佛教徒一个晤聚的机会，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相信诸位回国以后，将圆满地完成我们佛教徒为保卫世界和平所应做的工作。
达马拉塔纳、宇彬养温达相继致辞，对中国佛教徒赠献的礼物表示感谢。
他们盛赞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并希望各国佛教徒加强联系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会上，缅甸高僧宇古那温达代表出席和平会议的缅甸佛教界代表，提出一项呼吁各国佛教徒为实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项决议而努力的声明，准备邀请出席和平会议的各国佛教界代表签名，当即获得出席座谈会的各国佛教界代表的一致赞成。

抗议比内政府疯狂迫害法国人民爱国运动
最近，法国比内政府蛮横地将法国总工会总书记、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勒里普和其他爱国人士投入监狱，并搜查了法国共产党和民主团体的许多组织以及“人道报”和“今晚报”报馆。
这是比内政府继今年夏天逮捕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以及法共中央委员斯梯等人之后的又一重大罪行。
人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指使下，比内政府对法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民主组织的进攻愈来愈疯狂了。
勒里普是因为从事支持保卫和平与反对法国反动政府在越南进行的殖民战争的正义行动而被捕的，比内政府加于勒里普的罪名是“败坏民心，沮丧士气”。
然而，谁都知道，法国反动政府进行的扩军备战运动和侵略越南的战争是十分不得人心的。
为了履行建立“欧洲军”的“义务”和进行殖民战争，比内政府已使法国人民在一九五二—1953年度负担占全部预算百分之四十、数达一万二千七百亿法郎的沉重军费；
而在侵略越南战争中，法国已损兵折将达二十二万人之多。
法国反动政府的战争政策已夺去了法国人民餐桌上的牛油和面包，夺去了无数法国母亲的儿子。
法国人民保卫和平与反对殖民战争的斗争，撼动着比内政府的统治。
比内政府疯狂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反映了法国反动派企图以法西斯恐怖手段来加强对人民的压制的罪恶阴谋。
目前比内政府正遭受着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危机。
为了逃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比内政府把极大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军事订货上，然而，要获得“美援”并不是容易的事。
据10月09日合众社华盛顿电讯透露：
美国官员曾露骨地说，要将法国政府军事订货增到它所要求的六亿五千万美元的任何可能性，都要取决于“法国本身所表现的努力”。
这就是说，法国要想获得“美援”，就必须加紧出卖民族利益和独立的“努力”。
比内政府非法监禁勒里普，继续镇压法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正是这种
“努力”的具体表现。
比内政府的新罪行已引起全世界工人阶级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愤怒。
世界工会联合会与我全国总工会都致电比内政府表示抗议。
在世界民主力量的支持下，法国人民曾于五个月以前粉碎了比内政府迫害杜克洛和斯梯等人的阴谋，今天也一定能够粉碎比内政府迫害勒里普、镇压法国爱国运动的新阴谋。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决发起反对重新武装运动
电气和煤矿等业工人相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拥有会员约三百万人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03日宣布决定在发动要求增加工资的秋季攻势的同时，开始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对重新武装的运动。
这个决定是在当天总评议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中作出的。
为了配合总评议会要求增加工资的秋季攻势，日本各大工会一般准备在10月中旬以后开始举行罢工。
【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
拥有十二万名会员的全日本电气产业工会，继09月24日、10月03日和07日的多次停电罢工以后，由于资方继续拒绝接受工会所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从11日上午八时起，再次举行了八小时的停电罢工。
据共同社讯，参加这次罢工的有日本全国一百六十五个水力发电厂和十个火力发电厂的工人。
估计这次罢工将使日本全国的发电量减少百分之二十。
同时，拥有二十七万会员的日本煤矿工会也在积极准备作持久的罢工。
十七家大煤矿公司的工会已决定将首先于10月13日开始实行四十八小时罢工，并决定在10月17日开始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无一定期限的罢工。
此外，九州各小煤矿公司中的约三万名工人和日本矿工会的三万八千名会员，也都准备在10月25日和以后参加日本煤矿工会的罢工。
【新华社15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广大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以改善生活，正在发动一连串的罢工。
继电气产业工人的多次停电罢工以后，日本煤矿工会所属的十六个大煤矿公司的工会，从13日开始举行了四十八小时的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二十四万人。
据日本煤矿工会说，罢工使煤产量每天约减少十万吨。
煤矿工会并命令所属工会在举行这次四十八小时的罢工之后，从10月17日起开始举行无一定期限的罢工。
共同社说，“一般认为煤矿工会的罢工将是相当长期的”。
共同社并预料煤矿工会的罢工“将促使其他工会发动类似的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
全日本电气产业工会已命令工会会员在10月24日左右再度实行一连串的停电罢工。
同时，日本三个电气制造业的工会已经发表了一项联合斗争的宣言。
拥有三万会员的全日本汽车产业工会也准备在10月底左右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

朝中部队六天歼敌八千余名
前线高射炮部队击落击伤敌机五十架
【新华社朝鲜前线17日电】
朝中人民部队在10月06日开始进行的反击战，到11日为止，已取得歼敌八千名以上的光辉胜利。
这次规模相当巨大的反击战，是在西起临津江口附近的龙田里、东到文登里的正面战线的二十多个地区进行的。
06日夜，我军先后攻占二十一处敌军阵地，歼灭了许多成连成排的敌人之后，便控制了其中的六座重要的山头阵地，准备给予前来反扑的敌人以更多的杀伤。
07日早晨，就在这六个山头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
其中铁原西北和金城东南地区的争夺战尤为激烈。
在铁原西北七公里的药山洞附近的一座大山，已经反复争夺了六个整天。
控制着山岭的我军战士，每天都打退敌人成连成营的无数次的反扑。
11日的战斗特别激烈，敌军出动了七十多架飞机、三十五辆坦克和四百个士兵来抢夺这座大山的主峰，先后进行了七次人群密集的“集团冲锋”，但都被我军打得丢盔曳甲地溃退下去，被抛弃的敌人尸首几乎布满了山麓。
后来敌人又驱使二百个士兵向主峰以西高地上进行了两次反扑，也同样被击退。
在铁原西北地区的几天争夺战中，李伪军第9师连续遭到惨败，不得不将它的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结果该师两个团都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死伤达五千多人。
在金城东南栗洞东山和轿岩山东北高地的争夺战中，我军奋勇痛击伪京畿师的多次反扑，六天中已歼敌一千四百多名。
在龙田里以东，高阳岱北山、上佳山西北、边岩里西北、岩洞以东等处高地上，我军在六天中也歼敌二千多名，敌人在连日反扑中，向我全线阵地平均每日发炮八万三千多发，有两天发炮竟达十万发以上；
助战的敌机平均每天出动五百九十四架次之多，但是这些都不能帮助其反扑部队夺回山头阵地。
在与打击敌人反扑同时，我军继续在战线的其他地段反击敌人。
10日夜，我军在文登里以西攻取敌军阵地五处，歼灭守敌一个连和三个排的大部。
我前线高射炮部队在这六天中也予美国空中强盗以惨重打击，击落敌机十八架，击伤敌机三十二架。

比内政府迫害法国工人阶级逮捕勒里普等
世界工联和我全国总工会提出严重抗议
【新华社14日讯】
巴黎消息：
在美国指示下，法国比内政府最近又策动了一个迫害法国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法国共产党以及法国民主组织的新阴谋。
10月10日，巴黎军事法庭诬陷保卫和平、反对屠杀越南人民的法国总工会总书记、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勒里普犯了“败坏民心，沮丧士气”罪，而把他投入巴黎近郊的费雷纳监狱里。
在勒里普入狱的前两天中，法国共产党和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等许多民主组织在巴黎和马赛、卢昂、波尔多、及其他许多大城市的办公处以及“人道报”和“今晚报”报馆，都被搜查，法国共产党塞纳省委员会委员、“前卫报”评论家莫尼埃，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书记劳伦、盖杜科朗、贝娄脱等，都被捕入狱。
巴黎军事法庭并且以同样的罪名发出拘票，要拘捕前参议院议员、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塞纳省委员会书记苏吉埃尔，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书记齐利及联盟的全国委员会执行局委员麦塞等人。
比内政府的迫害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它是今年五06月间陷害法国共产党和民主组织的法西斯阴谋之继续。
在这次新的迫害开始后，法新社从巴黎发出的一条电讯引法国资产阶级报纸“世界报”消息说：
“政府早就打算要在巴黎和各省大举逮捕共产党积极分子及其他民主组织的成员。”
比内政府的新的反人民的法西斯行动反映出它本身的严重困难。
面临着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比内政府，妄想依靠法西斯手段来恫吓人民，削弱人民保卫和平反对战争与卖国政策的强有力的斗争，以维持它的动摇不稳的统治。
但是，比内政府的暴行只激起了法国人民更加高涨的斗争情绪。
法国总工会在11日号召法国全体工人起来反抗这种法西斯迫害。
圣但尼、蒙特勒伊、尼斯、卢昂和全国其他各城市许多工厂的职工们响应总工会的号召，举行了短时期的抗议罢工。
参加天主教劳工联盟和社会党工会组织“工人力量”的许多劳动者都和法国总工会的工人兄弟们并肩斗争。
在巴黎，参加总工会和参加天主教劳工联盟的圣·拉萨车站铁路职工联名写信给比内，要求立即释放勒里普；
参加天主教劳工联盟和“工人力量”的许多店员也要求停止迫害勒里普。
天主教劳工联盟下塞纳省工会联合会通过决议，抗议“阴谋扼杀工会运动的任何迫害和搜查”。
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也已经在12日决定写公开信给巴黎军事法庭侦察庭法官米歇尔，要求立即释放勒里普及其他和平战士。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13日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处打电报给法国总理比内，抗议非法逮捕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法国总工会总书记勒里普。
电文说：
非法逮捕勒里普的消息激起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愤慨和憎恨。
各国劳动人民认为：
在法国工人阶级正在进行争取自由和平、反对贫穷的斗争的时候，逮捕法国总工会总书记是一种挑衅行为。
世界工会联合会表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意志，坚决抗议这种摧残工会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法西斯措施。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它的八千万会员，要求立即释放它的副主席，停止镇压工会运动。
世界工会联合会还要求结束殖民战争和制造战争与贫穷的政策。
世界工会联合会同时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出面干涉，迫使法国政府立即释放勒里普。
【新华社14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法国政府无理拘禁法国总工会总书记、世界工联副主席勒里普一事致电法国政府总理比内，提出严重抗议。
电文说：
“世界工联副主席及法国总工会总书记勒里普，因从事支持保卫世界和平及反对法国政府在越南进行的肮脏的殖民战争的正义行动、被法国政府无理监禁。
我们代表中国全体工人与劳动人民，对法国政府这种悍然破坏民主权利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立刻无条件地恢复勒里普的自由。”
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时致电法国总工会，表示坚决支持法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持久和平与结束侵略越南的战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确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法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

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苏捷代表力主修正大会初步议程
美国干涉他国内政问题、南非印度籍人民地位问题、突尼斯问题和摩洛哥问题已列入议程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于10月15日举行会议，讨论本届大会的初步议程。
总务委员会随后将向大会全体会议提出它的建议。
葛罗米柯代表苏联代表团，反对把某些项目列入大会议程。
他建议，国民党集团要求对防止并惩办集体屠杀罪公约中文译文加以修改的问题，应自大会议程中删除。
葛罗米柯指出，这个问题是国民党代表建议的，而国民党代表并不能代表任何人，因此没有权利在大会上提出任何建议。
美英“多数”集团投票反对删除这个建议。
埃及和巴基斯坦代表弃权。
葛罗米柯并建议自初步议程中删除“联合国褒扬为联合国服务而在某种情况之下牺牲的人”一项。
他指出，把这项问题列入议程，是企图再一次用联合国旗帜来掩盖美国政府在朝鲜的侵略行动。
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投票赞成删除这一项；
埃及代表弃权。
苏联代表并反对把奥地利问题列入议程。
葛罗米柯在提出其反对意见时说，把这问题列入议程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根据宪章第107条，大会无权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按照波茨坦协定和四国关于奥地利的声明，解决奥地利问题，草拟和缔结对奥和约都是四国责任内的事情。
尽管如此，总务委员会中的美英集团仍然通过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诺西克提请委员会考虑把关于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美国政府方面组织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提出建议时指出审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近来已发现更多的证据证明美国政府成立、资助并以武器供给间谍与破坏分子集团，而且把他们私自运进人民民主国家。
苏联代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
美国代表葛罗斯提不出任何论据来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他只好乞灵于一种荒唐的遁辞，说什么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没有在提出建议时及时附上一份解释性的备忘录。
委员会没有任何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
委员会主席只好宣布把美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的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虽然南非联邦代表反对，总务委员会仍决定把印度籍的人民在南非联邦中的地位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印度代表发言赞成把这问题列入议程。
尽管法国代表反对，总务委员会仍不得不把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尼、伊拉克、伊朗、也门、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菲律宾所提出的突尼斯问题以及伊拉克所提出的摩洛哥问题列入议程。

马戴尔教授就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问题答法国“人道报”记者问
【新华社布拉格17日电】
“人道报”于10月10日发表了对“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马戴尔教授的访问记，马戴尔在这里详细地答复了“人道报”记者向他提出的若干问题。
记者首先问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没有动身赴朝鲜之前抱着怎样的态度和见解。
马戴尔教授回答说，他们当时明白地抱怀疑态度，六个委员中，有四人不相信细菌战已在进行；
另外两个人没有成见。
他说：
“我们开始进行工作以后，很快就证明不幸细菌战竟是一个现实，而在我们进入朝鲜的时候，我们的意见早在中国就已经确定了。
我们分析了一些案例之后，便已经对事实真相得到了差不多完全的了解，我们并已草拟了一个临时性的声明，以防万一我们之中有一些人不幸而不能回来。”
“人道报”记者问：
“当约里奥—居里教授在03月08日发表谴责细菌战的声明的时候，法国和外国各报以及科学机关都否认有细菌战这回事。
你们的工作究竟能多大程度地答复当时那种反对意见呢？”
“当约里奥—居里教授发表这声明时，我也像许多法国同道们一样，大吃一惊。
我也像大家一样地以为，对于这样一个当时好像还没有绝对证实的事实，他那样有声望的科学家竟加以证实，未免是拿他科学上的信誉来冒险。
然而，只要我们了解把这些情况通知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人到底是些怎样的人，我们便应该承认，约里奥—居里先生并没有错信任了人，事实证明他当时马上谴责细菌战罪行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
“人道报”记者指出，某些人士认为进行细菌战是不可能的，细菌战不能引起疫病，更说细菌战对于侵略者的危险也并不亚于受害一方，记者问这些见解到底怎样。
马戴尔教授回答说：
“持这种态度的人没有考虑到日本承认过的今天的某些经验。
在上次大战当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撒布疫病，造成了不少死亡。
这事实现在人人都知道，无可否认，而且罪犯本人也都承认了的（伯力审讯）。
我们确定，在中国和朝鲜的细菌战的确是一个事实。
在事实之前，一切猜测和假定都应该抛弃掉。
至于细菌战对侵略者同样危险一说，可以从下述几点来看：
一、侵略者知道他们要散布的疾病种类，可以事先给他们的部队进行预防注射或接种。
二、飞机把这些疾病带到很远的地方散布。
三、至于前线近距离的细菌战（细菌炮弹），则美国人大规模地使用了消毒装备，这样他们最低限度可以控制带疾病的昆虫，因而控制着他们方面的安全。
现在，细菌战都特地使用一些毒性特别厉害的细菌，因此效力就更大。
例如，人工散布的鼠疫没有引起腺鼠疫，而直接引起肺鼠疫和全身性的鼠疫，这个病是没法医治的。
关于炭疽病的情形也是这样，现在再也没有皮肤炭疽，而只有一种非常少见的形式：
呼吸道炭疽和炭疽脑膜炎等等。”
“人道报”记者说：
“也有人同样坚持说，发生疫病的原因是中国和朝鲜的卫生环境不良，例如，中国志愿军就可能把疫病带到朝鲜去。”
马戴尔教授在答复中引用了许多具体事例，说明全中国目前广泛的卫生措施和教育以及对疾病的控制情况。
他说，“在另一方面，组织得很严密的卫生障壁，防止了流行病随着人民的移动而传布。
而且，中国志愿军并不是直接从鼠疫区来的，这样的地区现在是愈来愈罕见了。
最后一点是朝鲜在过去五百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同时霍乱也不是那里的流行病。”
“人道报”记者说：
“在我看来，这也回答了有些人提出的另外一个论点，说‘要是使用了细菌武器，那么受害的人一定是很多很多的。
’”
马戴尔教授回答说：
“由于军事上的理由，我不能透露统计数字，但是显然可以看出，细菌战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不过，大家却不能乐观地看待这件收效不大的事情，因为相反地，大家必须认识到从这一刻起，细菌战已经是一种极为可怕的毁灭手段。”
“人道报”记者问道：
“有一种恶意的说法是委员会可能误信，委员会的工作能使这种说法成立吗？”
马戴尔回答说：
“安排一出戏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1是人的原因。
根本不可能安排这样一场复杂的‘戏’，其中有许多科学家、各种各样的工人、诚恳的极为纯朴的农民参加，他们的作证又没有彼此揭露和相互矛盾的地方。
第2是统计方面的原因。
数目庞杂的案件以及每个案件所牵涉的相当多的证人，使任何‘虚构’都成为不可能的事。”
“人道报”记者问起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在科学界所起的反响。
马戴尔教授回答说：
以前不承认细菌战的事实甚至嘲笑这不过是宣传花样的科学家们，今天看到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大多数都有了非常深的印象，再不怀疑科学家结论的真实性了。

马戴尔、贾斯盖和法奇在巴黎群众大会上
宣布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罪证
约里奥—居里号召动员舆论制止美国罪行
【新华社布拉格17日电】
法国“人道报”10月11日以“三位证人证实了美国的细菌战罪行”为标题，发表了一条很长的新闻，报道10月10日在巴黎普列叶大厅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
在这次会上，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马戴尔，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团员贾斯盖和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分别就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作了报告。
大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主持。
他在致开幕词中强调指出，在所有大国当中，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它的军队正在朝鲜进行细菌战。
约里奥—居里说：
“我早就知道美国在准备使用这些武器，因此当细菌战的事刚刚发表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约里奥—居里接着提到国际科学委员会发表的报告。
他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应该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文件，让这些文件广泛地传布。
每一个人都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应该认识到，假如在中国和朝鲜开了头的这些事情不马上用不可抗拒的舆论力量来加以制止，那么明天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最亲爱的亲人都将会成为这恐怖的毁灭手段的牺牲者。
约里奥—居里说，“任何觉悟到自己的责任的科学家都应该努力争取科学为人类的福利服务，而不是用来毁灭；
他们应该在大家之先最积极地争取消除这种毁灭的方法。
显然，这也不单是科学家的事情。
唯有广大的舆论都看清了是非，促成了群众的行动，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贾斯盖接着作报告，受到听众非常注意的倾听。
他说，在有关科学的问题上，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了已经确证的案件，并能亲自讯问那些亲眼看见飞机飞过，亲自发现容器、昆虫或其他可疑物件的证人。
贾斯盖引述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研究过的某些事例，并宣布他们确信美军使用细菌武器是确有其事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有责任发表它的调查结果，因为如果知道这些事情而仍然默不作声，那就等于参与了这些罪恶行为。
马戴尔教授接着发言，他花了一个多钟头，科学地精密地讲解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方法，他指出，国际科学委员会最后一致得出结论：
关于细菌战的指责已经确立。
马戴尔教授说，以后，委员会商定了一个适当的分析方法，便着手调查一些案例。
他们共选了五个案例来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是对一些已经毫无疑问地确定了的细菌战活动进行研究，研究工作有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也有在田野里进行的。
他们讯问过好几百名证人。
接着马戴尔就这些已经确定的案例举出了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
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作结论说：
细菌战是一个事实；
在朝鲜和中国的行动是实验性的，目的在于准备更大规模的行动。
这种战争方法造成了惊人的毁灭的可能。
马戴尔号召一切正直的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争取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的武器。
法奇在会上最后发言。
他强调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在朝鲜阻挠双方交换战俘，这也许是因为它害怕俘虏们会暴露出更多的关于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
大会主席台上有戈登夫人、哈达马教授、奥伯尔教授、卡桑诺伐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和法国社会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