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下令征用英国两船厂全部财产
【新华社上海15日电】
为了我国公众的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于08月15日下令征用英国在上海的英联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有限公司的全部财产。
15日上午十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副处长俞沛文召见英联船厂副经理麦凯伦及马勒机器造船厂有限公司经理潘生，向他们宣读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征用该两船厂全部财产的命令。
十一时，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程望、副代表王嵩生即赴英联船厂执行命令，受到该厂职工的热烈欢迎，职工们当即召开了庆祝征用和欢迎军事代表的大会。
会上，职工代表讲话，拥护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征用命令，保证协助军事代表完成清点、接管工作和保护全部财产，并保证全体职工将做到“接管、生产两不误”。
当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程望、副代表陆震再到马勒机器造船厂执行命令时，该厂职工们也同样热烈表示拥护军事管制委员会征用命令，并保证协助军事代表完成接管工作。
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
号召开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新华社16日讯】
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最近发出致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国和平委员会的信，信里面说：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已于06月03日至06日在北京顺利开完，并作出了有关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运动工作与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宣言和决议。
爱好和平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已一致对这个筹备会议的成就表示热烈的拥护。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各国代表，现在都已陆续回到自己的国家，经过代表们对筹备会议情况的传达和报告，我们相信各国的筹备工作，一定有着更大的开展。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工作是整个世界和平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能够胜利地开好，对于今年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准备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世界和平理事会热切地期待你们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尽最大的推动与组织的作用。
我们愿与你们合作，共同为开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而努力。
中央气象台台风紧急警报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中央气象台于08月16日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称：
16日晨二时台风中心位置在台湾台北的东北一千一百华里的海洋上（北纬二十六点八度，东经一百二十六点四度），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每小时三百五十华里。
16日下午二时台风中心位置在温州以东约七百五十华里（北纬二十八度，东经一百二十五点五度）的海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速约每小时三百五十华里。
16日晚八时台风中心位置在浙江海门以东六百五十华里的海上（北纬二十八点五度，东经一百二十四点五度）。
中心附近最大风速约每小时三百五十华里，距中心七百华里地方风速约每小时一百华里，长江口和钱塘江口一带，风速可到每小时一百五十华里。
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二十五华里向北北西方向进行。
我国长江口至闽江口之间的沿海地区有大风大雨和大浪，风向东北。
这一带地方须作紧急措施。
长江口至山东半岛南岸一带的沿海地区也将受到影响，风速约每小时七十到一百华里，须注意预防。
北京市各界举行晚会
欢迎志愿军解放军参加“八一”运动会代表团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华北区抗美援朝总分会和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于16日共同组织北京市各界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参观“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代表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八一”体育运动大会各代表团晚会。
到会有：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参观“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代表团团长杜平、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参观“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代表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代表团代表、华北区抗美援朝总分会和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负责人及北京市各界代表等四千余人。
会上首由郭沫若主席致欢迎词，他说：
“全中国人民都要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解放军学习，要像他们那样热爱祖国和人民；
抱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继由杜平团长讲话，他说：
“为了回答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和爱护，我们坚决地站在保卫和平的最前线，继续给侵略军以严重打击，一直战斗到敌人愿意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时为止。”
陈沂部长在致词中说：
“我们一定遵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自己成为铁的体质，保卫我们最可爱的国家。”
致词毕，演出京剧，至深夜散会。
坚决克服部分司法机关中的严重不纯现象
全国将展开司法改革运动
【本报讯】
目前全国各地正酝酿进行司法改革工作。
华东已在省、市以上人民法院中先后着手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经验；
福建省、市人民法院等的整顿和改造，且已有了初步的成绩。
其他各大行政区也已展开或准备展开这个改革工作。
同时，中央政法机关的共产党组织正以反对旧法观点为整党的主要内容，有重点地检查思想，并取得党内外的配合，展开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与批判旧法观点，进一步推动这个改革运动。
两年多以来，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以及在处理人民内部纠纷的各项工作中，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从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司法机关的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并有许多创造。
但是，伟大的“三反”运动也暴露了不少的人民司法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现象以及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坏的思想和作风。
有些人民司法机关因为被少数坏分子和具有浓厚旧法观点的人员所操纵和腐蚀，直接造成了宽纵敌人、败坏法纪、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恶果。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普遍而突出的问题，是部分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留用人员和混入的旧司法人员中坏分子的贪赃枉法和违法乱纪。
在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已进行“三反”斗争的法院所发现的贪污分子中，旧司法人员都占最多数。
他们不但贪污受贿，并且包庇反革命分子，包庇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欺压群众，敲诈勒索，作出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去冬检举出该院书记员史靖侯和帮助审判工作的顾裕尚（均系旧司法人员）贪赃枉法的事实，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一面在人民法院工作，一面在外面进行黑律师活动。
史靖侯在北京、天津设立所谓“联络站”，有组织地进行索贿徇私的活动。
顾裕尚在处理公营北京机器厂和私商文同祥铁工厂欠款纠纷一案中，偏袒违法私商，约定以减少偿还款项的半数作为贪污的交换条件。
顾裕尚在法院评议会上作了有利于文同祥铁工厂的辩护，致法院作了错误的判决，使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有些人民司法机关中，也混入了一些长期为反动派服务而作恶多端的坏分子，甚至有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
沈阳市人民法院六个审判员中即有五个是留用的旧司法人员，有的还是为北洋军阀、国民党、日伪及国民党服务过的“四朝元老”。
云南省人民法院有三个副庭长都是反共反人民的罪魁。
一个是蒋匪帮济南“特刑庭首席检察官”；
一个是蒋匪帮“豫东挺进军兼许昌警备司令部军法官”；
一个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均已被扣押）。
这样一批人物混进人民司法机关内，就使得人民群众对人民司法机关大为不满。
有些地区的人民群众曾尖锐地讽刺他们是“四帮五不”：
一帮反革命分子危害人民；
二帮封建地主压迫农民；
三帮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破坏国家建设和压迫工人；
四帮各种违法分子开脱罪责。
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控诉，则是不受理、不传案、不讯问、不判决、不执行。
反动的旧法观点对人民司法机关的侵蚀更为普遍。
具有旧法观点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中敌我不分，认敌为友。
他们歪曲搬弄所谓“时效已过”、“犯罪未遂”或“年轻”、“年老”等谰词，来开脱或减轻反革命分子的罪责。
南京市人民法院一个旧法观点极深的审判员在处理一个恶霸地主在解放前杀死农民的案件时说：
“已失时效，不予处理。”
福建省和县的一个具有旧法观点的司法人员，处理一个农民在解放前杀死恶霸特务的案件时，却认为这个农民有“血债”而予处刑。
具有浓厚的旧法观点的人，在处理公私关系和劳资纠纷的案件中，一般地都包庇和帮助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
湖南衡阳铁路管理局工务段修建水管工程十二座，共二百零一节，由私商基业、协和两营造厂承包，约定三个星期交工。
结果不仅误工三个星期，妨害通车，且由于营造商的严重偷工减料，通车后水管破裂五十四节，致使国家受到严重损失。
但衡阳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周重刚（旧司法人员）偏袒该两家营造厂，竟判决工务段应负三分之二的责任，私商只负三分之一的责任。
当这一案件上诉到湖南省人民法院时，另一个旧司法人员虽然改判营造厂应负全部责任，但却藉口“商人的政治觉悟不高，完全是为私利打算，非有意识的造成损失”，公开为不法资本家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作辩护，而免除其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刑事罪责。
至于处理婚姻案件，具有旧法观点的司法工作人员，一般地都对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正义斗争不予支持，对迫害妇女的犯罪分子则予宽容。
安徽省六安县雇工高先才和地主卫光兴的“养女”恋爱，被地主在夜间“捉奸”杀死。
可是审判人员孙潞（旧司法人员）却把二人的正当的自由恋爱行为，看作“逾墙相从”、“妨害家庭”罪（即妨害地主封建秩序），而为地主的杀人罪行辩解。
具有旧法观点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孤立办案，不调查研究，凭主观臆断而错乱判案。
他们的工作作风是“推事主义”，常常不正确地毫无原则地强调“不告不理”、“无诉状不理”、“证据不足不理”、“当事人不适格不理”、“管辖地区不合不理”、“民事不管刑事”、“刑事不管民事”，强调“诉讼程序”，而拒绝解决应当关心的群众的实际问题，案件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毫无政治责任心。
至于对群众拍桌瞪眼，满口官腔的恶劣作风更为普遍。
北京市有一个“打官司”的老百姓，本来还有很多话要说，就因为听不懂法官的“法言法语”：
“你还有什么‘申诉’的吗？”
（这位老百姓连问法官几次，也没有得到解释），便只得说“没有啦”。
像这样的旧衙门作风到处都有。
以上只是在“三反”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事实的一部分，其中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些问题正在解决。
但类似的种种严重现象还有许多未被揭露。
不少法院的领导干部对法律的本质认识不清，盲目地崇拜和重用未经彻底改造的旧司法人员，听任旧法观点的泛滥，甚至要旧司法人员“带徒弟”，思想上做了旧法观点的俘虏。
这些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现象，都必须在司法改革运动中加以彻底克服。
平壤隆重纪念朝鲜解放七周年
金日成将军演说决在抗美战争中取得胜利
【新华社16日讯】
塔斯社平壤15日讯：
平壤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大会，纪念苏军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桎梏下解放朝鲜的七周年。
参加大会的有先进的工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代表、朝鲜科学家、艺术工作者、各党派和公共团体的代表以及外交使团人员。
主席台上悬挂着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的巨大画像，像框上饰以鲜花。
一幅用金字写着的标语是：
“伟大的苏联解放朝鲜七周年万岁”。
大会主席团由金日成、朴宪永、洪箕畴、许嘉谊、朴正爱、朴昌玉、崔镛健和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拉佐瓦耶夫组成。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兼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会上作了报告。
金日成在他的长篇演说里指出：
苏军使朝鲜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压迫下得到解放，这在朝鲜人民历史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七年前，朝鲜人民在他们的悠久历史中第1次得到建立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机会。
金日成赞扬苏军在解放朝鲜后，不仅给予朝鲜人民长久以来所渴望的自由，而且开辟了走向发展一个单一的、独立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国家的道路。
他说，朝鲜人民深切感激和热爱他们的解放者和最好的朋友——苏联人民和伟大的斯大林。
金日成在谈到卫国战争时指出：
美国干涉者不仅在前线遭到军事失败而且还遭到政治失败以后，就在朝鲜干下滔天罪行。
他们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轰炸和平城市、乡村和电力厂，野蛮地轰炸居民区，企图毁灭朝鲜平民。
金日成说：
但是，任何暴行都不能使爱好自由的朝鲜人民屈膝。
朝鲜人民军以及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力量越来越壮大了，他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
在朝鲜南部英勇作战的游击队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
共和国后方的力量日益增强；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事实上是全体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忘我地劳动着。
金日成继续说：
朝鲜人民是要和平的。
我们在板门店的代表团采取了一切措施以期获致一个停战协议。
但是，美方一面空谈和平，另一面则实际破坏谈判和扩大战争。
金日成在结语中表示朝鲜全体人民坚决要在对美国侵略者进行的这个正义的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保卫他们的民主果实，保卫他们的自由和独立。
金日成的演说屡次被热烈的鼓掌声打断，这是与会的人们向朝鲜的解放者——苏军、苏联人民和朝鲜人民之间的不可动摇的友谊致敬，向金日成、毛泽东致敬，向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约·维·斯大林致敬。
接着，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拉佐瓦耶夫致词，他代表苏联人民向朝鲜人民致热烈衷心的敬意。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锦旗一面献给兄弟的朝鲜人民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馆代办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外交使团首长也发表了贺词。
大会极为热烈地通过了向约·维·斯大林大元帅、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将军的致敬电。
彭明治奉调返国
曾涌泉任驻波特命全权大使
【新华社16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名单如下：
特命全权大使曾涌泉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彭明治已奉调返国，另有任用。
【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征得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同意后，已任命曾涌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人民司法机关，特别是各种人民法庭，在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特别是在“三反”和“五反”斗争中，一般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不少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密切地结合群众运动，积累了许多经验，锻炼了一批干部，并在人民司法建设上有了若干新的创造，这些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但在这次“三反”运动中，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我们人民司法机关本身还存在着许多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严重现象。
不少人民法院接管了国民党反动旧法院的烂摊子，至今还没有认真地进行整顿和改造，有的基本上仍是原封未动的旧法院，有的仅有一些改良而没有彻底改造，领导力量很薄弱，严肃的审判工作的实权大部分是操在那些未经思想改造的旧司法人员之手，甚至有的是被混入的现行反革命犯所篡夺。
许多人民法院，虽然组织还比较纯洁，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干部，经不起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侵袭而做了俘虏。
这样，各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间的违法乱纪现象，特别是那种按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办事的现象，就相当普遍而严重。
这种不良现象对于人民司法工作和国家建设事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此，在伟大的“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一个司法改革运动，以便进一步加强人民司法的建设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和适时的。
司法改革运动是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求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使它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起来，使人民司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有系统地正确地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以便完全符合于国家建设的需要。
经过这个运动，要进一步改善整个政法部门的工作，加强政法工作的思想和业务的领导；
并由此肃清旧法观点在政法教育工作中的影响，彻底进行各大学政法课程的改革，使它能够适应于今后培养大批政法工作干部的迫切需要。
这个司法改革运动是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日益增长的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是人民司法建设过程中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对于这个运动抱冷淡的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
我们要正确地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必须贯彻思想改造与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
片面地强调思想教育而忽视组织整顿，对于那些违法乱纪和恶习甚深不堪改造的分子不加清除，忽视人民司法机关应有的纯洁性，显然是不对的；
反之，片面强调组织整顿而不认识思想改造是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把司法改革只看做是司法机关内部的人事调整，显然也是不对的。
司法部门的思想改造的目标就是要肃清旧法观点，因为旧法观点是国民党反动的法律观点，它是由反人民的立场出发的反动的教条主义。
只有深入地开展反旧法观点的思想斗争，才能保证我们的司法改革运动走向彻底的胜利。
而只要思想改造做得好，组织整顿也就容易做好。
我们希望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和政法教育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对于这个思想改造的重要性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当然，改革司法工作和改造司法人员思想的这个斗争，既然是为了纯洁人民法院的组织和思想作风，以便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就不只是限于旧司法人员的范围。
因此，不论法院中的新、老干部人员，都应该进行检查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如有堕落蜕化和坚持旧法观点不肯改正的，都应该严肃地及时地加以处理。
一切人民司法机关和政法教育机关中，保有旧法观点的老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员，首先应该以身作则，积极地、主动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旧法观点的危害性，以影响和带动其他人员，推动这一斗争的开展。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司法改革运动虽然是以整顿和改造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为主，但这个运动并不是与国家政权工作的其他部门干部和工作人员没有关系的，恰恰相反，他们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因为这个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旧法观点的斗争，而旧法观点是来自旧统治阶级的一切反动的国家观、法律观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它不仅侵袭人民司法机关，而且同样会影响到国家政权工作的其他部门中那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
因此反对旧法观点的斗争，不应该只是司法机关的任务，而应该是国家政权工作的各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任务。
为了在基本上完成人民法院的改革工作，进行一次激烈的改革运动是必要的。
但同时我们还必须估计到肃清旧法律思想，则不是一次运动所能够彻底解决的。
因此，我们就必须以坚决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运动，必须猛烈地深入地但又细致地进行对于旧法观点的思想批判工作，彻底揭发旧法观点的反人民的本质。
在批判中，对于一般的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虽然也应该加以批判，但不要把这和反动的旧司法观点与旧司法作风混为一谈，以便击中要害，提高干部，教育群众，给今后进一步建设人民司法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保证司法改革运动的胜利，各地党政机关必须加强对司法部门的领导，首先要加强党政机关对司法改革运动的领导。
必须有计划地适当地发动群众，并在司法系统中采取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揭发相结合，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使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不能再有它的市场。
在运动中，除了对于罪恶严重，必须依法给以应得的处分者外，对于没有罪恶或罪恶轻微的人，我们应以治病救人、欢迎改造的态度来进行这个思想斗争。
我们知道，旧法观点的影响虽在旧司法人员间是普遍的，并且有不少老干部也受了这种思想的侵蚀，因此，对于没有罪恶仅仅保有旧法观点的人是应该给以教育改造的，而且是必须改造的。
所以在开展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必须抓住典型推动全盘，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同时还应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的教育，总结人民司法工作特别是人民法庭工作已有的经验，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以达到运动的彻底胜利。
我们伟大的祖国
横跨闽江的福州万寿桥，是贯通福建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咽喉，也是连接福州城南城北的桥梁。
福州解放到今天整整三年，这里的商业正日益繁荣起来。
武汉市回民联合会筹委会发表声明
拥护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及有关法令
【新华社汉口15日电】
武汉市回民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代表全市回民发表声明，对于中央人民政府最近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的贤明措施，表示热烈的拥护。
声明中说：
“这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各少数民族的照顾和重视是无微不至的，也说明了毛主席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仅少数民族内部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了保障与尊重，而且在一切政治权利和政治待遇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这一纲要和决定的颁布，将使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各民族大家庭更加团结友爱。
这一纲要和决定的颁布，给少数民族带来了无比的光明和幸福，这更加证实了在旧社会被歧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已彻底地得到了解放。”
声明中表示：
武汉市回民将更加积极地投入祖国的各种建设事业，进一步加强与各兄弟民族间的团结，来感谢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关切和爱护。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叶尔硕娃
谈苏联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情形
【本报讯】
据新华社莫斯科16日电：
新华社记者13日访问了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叶尔硕娃，她就苏联人民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情形发表谈话称：
苏联人民极为关怀就要来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无疑的，这次会议是扩大和巩固国际保卫和平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苏联人是最爱好和平的人。
苏联人民不要战争。
他们不威胁谁，也不准备进攻谁。
我国人民全力进行和平建设，巩固祖国威力，因为他们知道，苏联越强大，世界和平事业就越巩固。
以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养出来的苏联人民，尊重别国人民的权利和主权，一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和友好地相处。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们愤怒地反对美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奴役人民特别是奴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旨在把各国人民拉到新的世界大战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人民热烈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个斗争是为了反对外国占领，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利用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财富来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苏联人民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北京筹备会议的宣言。
即将到来的和平会议将讨论朝鲜问题和日本问题。
苏联人民对于朝鲜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对于新中国的光荣儿子在这一正义事业上对朝鲜人民大公无私的兄弟援助的功绩，给以巨大的同情和赞扬。
我们的人民怎样对待朝鲜人民的斗争，可以由我们的报刊来判断。
苏联全国到处举行了大小集会，会上苏联人民表示了自己的极大愤怒和抗议，反对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血腥暴行，反对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反对骇人听闻地拷打和折磨巨济岛和釜山的战俘。
美国侵略者对朝鲜和中国境内和平目标的滥炸，炸毁平壤和北朝鲜其他城市的暴行，以及对朝鲜文化宝物的破坏，向全世界表明：
战争挑拨者不要任何标准的国际公法，不要任何国际协定和公约。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每天收到几百封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学生和家庭主妇的来信，他们抗议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兽行，并且要求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的决议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造纸联合工厂的男女工人给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的信说：
我们集会和世界千百万进步人类一起呼吁，斥责美国军人在朝鲜对战俘营的新暴行。
美国军阀的血腥暴行是无止境的。
当我们听见巨济岛事件时，人人愤怒填膺。
美国军阀无力在朝鲜使英勇的人民屈服，而向无法自卫的战俘泄愤。
和平的人民将制止住凶犯的血腥的手。
这是全苏联人民的呼声。
因此苏联人民支持在就要来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问题。
日本问题对我国人民说来是很重要的问题。
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是希特勒德国的盟国，在这个战争中它给苏联和中国造成很大的损失。
因此苏联人民关心使日本不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而成为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国人民热烈地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争取民主的日本的决议，也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卖国的非正义的旧金山片面和约和所谓日美行政协定的斗争，这些条约是非正义的，是损害日本切身利益和损害他们和其他各国人民和平共居的愿望的，是硬加在日本人民头上的条约。
到处在增长着争取由一切有关国家签订的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的运动。
目前，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奴役他国人民，企图建立太平洋联盟，作为挑起新战争的侵略工具。
美国侵略者公开说，太平洋公约将帮助他们镇压亚洲和太平洋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这个公约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积极加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侵略计划的斗争。
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获得苏联人民的热烈同情。
这次和平会议讨论的题目中有关于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合作的问题。
苏联人民向来主张和其他各国，包括亚洲及太平洋各国，在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和互利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和文化联系。
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对于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所进行的经济歧视、禁运和封锁政策表示愤怒。
苏联人民主张各国人民之间有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
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证明了这一点。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议程上的一切问题，在我国的报刊上、广播上、会议上广泛地讨论着。
苏联中亚细亚各共和国对这些问题特别关怀。
乌兹别克共和国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贺捷耶夫向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报告说，共和国的许多集体农场和工厂举行了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集会和报告会，他自己参加过北京的筹备会议，曾经在几十个大会上报告筹备会议工作并且讲述了未来的和平会议。
不久前，他在劳动报上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长文。
参加过筹备会议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生物学家格鲁森科作了关于筹备会议的工作和关于将在09月间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广播。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发表了关于和平会议的言论。
苏联人民很关心其他国家怎样准备和平会议的。
我国的和平战士们很关心全印和平理事会所组织的“亚洲周”，在这一周内要进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准备工作。
吉洪诺夫曾代表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致电全印和平理事会祝贺。
各国对于召集这次和平会议所进行的巨大的工作证明了：
保卫和平的人们把这次会议当作一个重大事件，它将有助于抑制疯狂的战争挑拨者，将会阻止他们罪恶计划的实现。
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将为巩固和平和阻止新战争献出自己的一切。
部队文化学习展览会从明天起开放
【本报讯】
“八一”建军节体育运动大会接受首都各界人民的要求，决定自本月18日起将在天坛展出的部队文化学习展览会向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及市民群众开放七天。
展览会开放时间，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六时。
各机关、团体及市民持有介绍信者均可前往参观。
为避免参观时拥挤，各参观单位可于事前用电话与七局○八七四联系，以便统一排列参观次序。
关于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1952年06月06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习仲勋
这个会议开的很合时，很必要。
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是土地改革以后最大的事情，大家讲的很多，我只讲几个问题。
一
西北地区关内四省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了。
新疆去年冬天起普遍进行了减租，今年秋后也要实行土地改革。
解放以来农民不断提高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在土地改革之后，越发提高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表现在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方面。
今年西北地区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发展很大。
据手头不完全的统计，西北五省一市已经有六十二万多个互助组（只是二一三个县的统计，其中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百二十九个），有六百多万劳动力组织到互助组来。
陕西省关中地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个别地方，像高陵县，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都组织到互助组来了。
甘肃、宁夏两省一般也是如此。
青海省多些，一般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新区农村的劳动互助运动，主要是去年和今年发展起来的。
今年发展更大，各省比去年都发展一倍以上。
这个趋势是很自然的。
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生产的主要条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但是并未解决了农民所有的生产问题。
这里有一个材料，长安县高家湾村调查，全村一六七户农民，土地改革后，八户雇农还全无牲口；
一○七户贫农只有三六户有牲口，还有七一户没有牲口；
五二户中农也有五户缺少牲口。
大车、水车都很缺，雇农两样都没有；
贫农一○七户只有两辆大车、三辆水车；
中农也是五二户才有四辆大车、四辆小车、六辆水车。
其他农具，贫农还缺的不少，中农也有缺的，雇农缺的更多。
很明白，组织互助来解决生产困难已经成为农民的迫切需要了。
再举一些材料。
陕西省白水县魏家村高三进互助组八个人，九天时间锄了一九四点六亩麦田，平均每人每天锄二亩七，同村未组织起来的十六个人，十天只锄了一七四亩，每人每天只锄一亩一，互助组的劳动效率一个人就顶两个多人。
朝邑县三区五乡三千多亩棉田去年种十一天，今年组织起九十六个互助组，四天半就种完了。
淳化县高家村赵建台等九个互助组，组织起来余出一部劳动力搞副业生产，两个月赚得十二石粮食。
许多地方打水井、修水渠都因为组织了互助组，很快便成功了。
还有使用新式农具和药械，也都是组织起来好办。
也很明白，组织起来利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并使之不断提高，逐渐摆脱落后状态。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这个大发展，又是农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高度信任的结果。
农民们一听说是毛主席号召他们组织起来，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话没错”。
农民群众是充分相信党的领导的。
但是，我们许多党的组织和干部，在领导农民中间，在领导农村这个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运动中间，却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这个盲目性对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都有很大的损害，并且将会严重地损害党的威信。
这个盲目性表现在运动的混乱状态。
自流现象仍然是不少的。
“好搭好，赖搭赖”，“拉撒合拉撒”，这也是自流现象。
许多互助组还缺少领导，发生问题没人解决，一些互助组甚至被富农以至地主分子把持。
我们已经组织起来的这六十万个互助组并不都是牢靠的。
其中有不少是形式的，凑数的，“硬编组”，“抄单单”，一个命令，一个村里一个早上就搞起十几个互助组，“出门是互助组，到地里都不见互助组了”。
有些互助组确实组织在一起劳动了，但是，一不计工，二不算账，“吃亏的吃亏、便宜的便宜”，总之问题很多。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改变这些混乱现象，消除运动的盲目状态的时候了。
土地改革后，我们在农村，一方面应当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引导农民经济经过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逐步走向集体化。
这是我们党确定的方针。
毛主席在1943年一篇题目叫做“组织起来”的讲话里就说过：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
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他在同年另一次题目叫做“论合作社”的讲话里并说：
“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
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
他说“这样的改革……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他把这个改革叫做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之后的“第2个革命”。
共同纲领也在第34条上规定了“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毛主席这些指示和共同纲领这个规定都是说得十分明白的。
解放后三年，农村变化很大，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经济更是从根本上起了变化。
再举上面举过的长安县高家湾村调查材料看，那里是去年春上才完成土地改革的，今年一○七户贫农中间有一○四户经济都上升了，只有三户因为是孤老或者有人害病未曾上升。
土地改革才过了一年，贫农内有百分之三十现在都上升成中农了。
估计今年两季庄稼都收了后，贫农的总收入将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比土地改革前增加百分之四十。
相当多的贫农将有力量在今年夏收或秋收后买牲口和添置农具。
还有好几个调查材料，所说情况也大致相仿。
到高家湾调查的同志估计，今年秋后，贫农上升做中农的将要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这个估计可能太高。
大致像陕西关中地区，即完成土地改革有一年以上的地区，再有两三年，其他今年刚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再有三五年，中农要变成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这点倒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领导，任由农民经济自发地发展下去，那么还会有另外的情况，就是农村阶级重新分化，少数人变做富农，而大多数人又再行破产，农业生产依旧长期停在落后状态下，很难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十分迟缓而且痛苦。
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富农经济虽然可以允许保存，但是它绝不是我们农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且是要受到限制的。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是什么“许穷不许富”，我们正是要求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比富农更富裕，即采取集体劳动办法赛过富农。
土地改革后，农民中间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也固然还不可以完全避免，但是，只要采取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办法，加上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帮助，大多数农民就可能保持中农的地位，避免重新破产，而且一天天富裕起来。
事情就是这样。
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或者任其自流发展，乃是两条道路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底几个问题”那本书上说：
“在我们国家里，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按什么道路发展呢？
农民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
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
而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
它是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
它既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方面去，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如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要发生的情形一样”。
他又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上说：
“列宁在他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指示说：
我们俄国的农业应当按新道路去发展，即经过合作社吸收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将集体制原则逐渐灌输于农业，起初灌输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灌输于农产品生产方面的道路去发展”。
发展农村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就是“将集体制原则逐渐灌输于农业”的一个重要办法（另一个办法即发展供销合作社，我们准备以后再讨论它），前途是农业经济集体化，是社会主义。
如果任由农民经济自流发展，前途则是资本主义，对于大多数农民和国家人民又是苦难重重。
后者就是放弃工人阶级领导，是右的倾向。
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上的自流现象，其错误就在这里。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里也说过：
“但是为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来做到使全体农民个个都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代。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花一二十年的功夫，才能来通过这一历史时代。”
那些不愿花“功夫”，不愿做
“细心的工作”，不准备通过“较长的时间”，不准备“逐步地”去“吸引”农民参加集体化的人，是不了解农民的，必然脱离农民群众。
群众哪里可以去命令的呢？
农民们说：
“秋后看”，要看事实，要经过他们自己切身的经验。
很明白，对于农民，只能“逐步”“吸引”，这里我也暂且不去说到其他条件等等了。
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无论如何终归是由个体走向集体的一种过渡形式。
这就是说，它们都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是“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
离开个体经济基础，它们也就不可能吸引农民过到集体化去。
不照顾个体经济，过高过急地去要求农民，甚至粗暴地侵犯农民个体利益，当然是错误的。
以上就是西北地区目前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情况。
二
今后计划呢？
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经验，今后要求如何？
采取什么方针呢？
按比较恰当的估算，去年，1951年，我们西北全区农业生产总值，大约比解放前增加十分之一左右。
我们要求，今后四、五年内，争取全区农业生产总值比现在再增加二分之一左右。
条件较好的地区，例如陕西关中等地区，还争取更高些。
在现有条件下，这个要求大体是恰当的。
到明年，西北五省农业地区就都要完成土地改革了。
土地改革后，我们无疑地必须将农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上面。
西北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状况还是很落后的，某些条件短期内还难有大的改变，这点又规定了只有首先依靠我们努力去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组织起来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的和可能的帮助，使农村现有的生产能力尽可能地发挥起来，并逐渐改善自身条件，继续提高。
只要确实把我们农村工作的全副精力来尽这样的努力，四、五年内使西北农业生产水平在大体上提高半倍，却是可能的。
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我们计划，今后首先在两三年内，争取一般农业地区都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劳动力确实地组织起来；
在互助组中，常年互助组争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每县都试办一个到两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期望依据这个基础，到五年后做到有一半以上农户组织在常年互助组内，每个乡都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按照经验，这个要求也大体是恰当的。
目前我们组织起来的六十万个互助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小型的、临时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即一般叫做“变工”或“换工”之类。
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应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力或牲口或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打虫或收割等等，也可以余出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产，已经大见好处，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便利大量发展。
看不起这种互助组是不对的。
在今后两三年内，我们仍然必须首先积极地、大量地在所有农村推广这种互助组；
并且不怕麻烦、不怕反复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困难。
如果普及地、确实地而不是形式地在两三年内做到有百分之六十的农户都组织到这种互助组来，就给我们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打好了基础。
常年互助组在陕北老区已经占到所有互助组中百分之三、四十。
劳动互助运动有了一些基础，简单的变工不能满足农民继续提高生产的要求，这种互助组就必然也必要逐步发展。
它比一般临时的和季节性的简单变工，好处更大，可以进一步和提高技术以及经营某些副业结合，可以置用某些单个农户置不起或用不了的新式农具或大牲口，可以办到某些农户办不到的事情，例如打坝、修渠等等。
经过这种较定型的互助组，就得把农民群众集体劳动习惯逐渐巩固起来。
目前这种互助组，在陕西多些，
一般约占互助组数百分之十到二十，但是还不稳固；
其他各省都很少。
四、五年后，它应当成为互助组中的多数，否则不能适应农村生产发展。
但是，两三年内，它在一般新解放区还以稳步发展为宜。
因为它内容较丰富，组织性较大，所以问题也较复杂、较多，它的成立和巩固，需要经过不断解决内部许多问题，并需要其中有一定的核心分子，要短时间内发展很多是不可能的。
这种互助组仍然不宜太大，一般地以小型为好。
其内容有较简单的和较复杂的，也一般地应当由简渐繁。
长安县王蟒村互助联组是一个新发展，目前还只宜试办。
各地领导机关目前应当着重研究这种互助组的经验，密切帮助巩固已有的，带动其他。
各地委、县委都要亲自指导一两个这种互助组，深入地、有系统地进行研究。
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则一个时期还应当控制在试办范围内。
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地是将来由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
若干年后，它也无疑地将是那时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主要形式。
我们必须看见这点。
必须作此准备。
但是，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并有充分的酝酿等。”
而且，要普遍推广还需要一定相适应的其他经济上、技术上的条件。
我们应当准备用三、五年的时间有领导地、依据条件有计划地加以试办。
最好今年和明年各省委、各地委先直接试办一两处，然后指导各县都来试办。
西北地区今年办起一二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少数是有某些基础的，或有计划试办的，大多数则是盲目办起，缺少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没有领导的。
米脂县一个县今年一个春天就“发展”六十三个社，子洲县也是一个县一办便是二十三个。
这是盲目追求多，还有盲目追求大。
这一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应分别整顿。
有相当基础和条件的，列入试办计划内，加强领导，确实办好。
无基础、无条件、勉强办起又无力领导的，说服群众改成其他互助组。
我们今后的计划、步骤、方针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就着手首先把现有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加以整顿，在今年种麦、秋收中努力帮助它们办好。
这是给今后运动前进取得可靠阵地，不可松懈。
依据可能条件、依据可靠阵地、有准备地、有领导地稳步前进，才是正确的。
三
在组织互助合作中，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组织互助合作，必须坚决巩固贫农、雇农和中农以及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紧密团结。
在互助组内，不得排挤贫农、雇农，也不得压抑中农，应当切实帮助贫农、雇农解决各种生产困难，同时必须坚决保护中农利益。
对互助组外的个体农民，不得歧视，更不得打击，应当教育互助组主动地去团结他们。
分得了土地的贫农、雇农，无疑地是互助合作运动的最积极的部分。
但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中农将逐渐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坚持团结中农，无论何时都是我们党在考虑农村政策上最重要的一点。
二、不计工算账，不能保证农民间互利。
畜工和人工交换比例以及使用其他牲口、农具的报酬，在目前许多地方缺少牲口、农具的情况下，不可定的低了，伤害农民照管和添置牲口、农具的积极性，也不可提的过高，使贫农、雇农吃亏。
计算办法要适合当地农民习惯，简便易行，不要太烦太杂，列宁说过：
“高明办法要尽量少些，巧妙办法要尽可能稀罕”。
三、互助组一定要首先搞好生产，收入比一般农户多。
是否做到这点，是检查互助组工作好坏的标准。
如果不是这样，如何能够把互助组巩固下来，又如何能够影响周围农民都组织起来呢？
同时，互助组又一定要首先搞好农业生产，好种多收。
长余的劳动力，第1，用到土地加工上，如改进农作法，改良土壤以及修渠、打坝、增加水地和种果树、造林等等，这些事情是很多的。
第2，按当地条件，进行拦羊、养猪、看牲口、打山货、搞手工业以至赶车、赶脚等各种副业，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但是，互助组不要经营商业，不许进行雇佣劳动剥削（必要时雇短工和技术人员则是可以的），防止资本主义成分滋长。
四、为了扩大生产需要，在互助组内，置备一些农具和牲口作为公共财产，是可以的，但主要应当是添置一些单个农户办不起的大型农具或新式农具或大的牲口。
有些互助组把各家自有的一般农具都去折价归公，则是不对的。
某些农户原有的牲口、大车等，如果使用上或计工上有问题，应当先去合理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要轻易地收买做公有。
不论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所得应当首先“归私”，其公共财产必须在增加了“私人财产”之后，经过全体成员的自愿，逐渐地积聚起来。
过早地追求过多的公共财产，有害无益。
五、在新区，原则上不应当吸收富农加入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现在已经入组入社的富农分子，如果是带雇工加入或者借机取巧进行剥削他人劳动的，必须坚决清洗出去；
如果并未带雇工，而且确实守规矩，计算换工和找补工资都还合理，群众也愿意，组内社内领导骨干又较坚强，也可不令其退出，但不得担任领导职务。
在老区中经过平分土地而现在已经不再有雇工剥削的富农分子，也确实守规矩，经过群众同意，可以允许他加入互助组，但同样不得担任领导职务。
互助组和合作社内任何人都不允许带雇工入组入社。
互助组或合作社也不允许雇长工耕种或做工。
六、地主分子在未经群众同意改变成份时，一律不许加入互助组。
至于农村中自新土匪、伪军士兵、下级军官、伪职员、伪保长等，如果原是劳动人民出身，又不是管制对象，以及一般流氓和其他游民分子，只要他们愿意劳动生产，经过群众同意，可以允许他们加入互助组（但是不能当领导人），以便帮助和监督他们劳动改造。
七、对劳动力较弱的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属，互助组应当接收他们入组，积极帮助他们劳动生产改善生活条件。
至于缺乏劳动力的烈属、军属要代耕的，则按照人民政府规定的办法办理；
但是如果互助组的成员和烈属、军属双方都愿意用参加互助组的办法解决代耕问题，也是可以的。
对孤、寡家户，也适用这个原则。
此外，小土地出租者（或小土地经营者），如果有劳动力转入农业劳动的，可以允许他们加入互助组；
但是如果无人参加农业劳动只出土地的，则不能加入。
互助组内，对妇女劳动力，依据男女同工同酬原则，按其实际劳动情况，评工记分。
有些地方把妇女一律按半劳动力计工，是不对的。
八、乡村干部在互助组内不应当要求任何特殊权利。
农村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应当积极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并成为其中积极劳动、遵守纪律、办事公道的模范。
九、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应当联系起来，可以采取订立“结合合同”办法，互相保证按计划进行供应和推销。
这样，互助组可以经过合作社取得国家经济更有计划的帮助，并可以逐渐使自己的生产和国家计划相结合。
十、现有国营农场应当进行整顿，办得很坏的立即彻底改造。
明年每县都要办起一个国营农场，作为示范。
各省需要增设农具工厂和农业技术推广站。
目前在解决农具问题上应当先以大量地增补当地通用的农具为主，逐步地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新式农具。
在推广农业技术上，也必须采取科学指导和群众经验相结合的方针。
十一、关于农村教育方面，反对不向群众宣传或很少宣传，也反对只是抽象地、空洞地讲社会主义而不和实际联系、不具体解释党的目前政策。
农村里开会太多，不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会议太多，应当改变。
我们准备明年或后年，在西北农村中普遍开展识字运动，并期在若干年内获得成功，使广大农民得以提高文化水平。
最后讲到领导问题。
一个互助组要办好，第1要有一个有力的、正确的核心，第2要有经常的政治工作，就是说，要有共产党和青年团进去工作。
离开党的领导行不行呢？
不行的，那样互助组要起变化，走错路，以至瓦解。
如果党不去掌握领导，富农、地主和坏分子就要跑进去捣鬼的。
党必须办好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在各个互助合作组织内，不断地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加以培养，作为骨干，并把他们中间一些优秀人物吸收做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
一件是对各地互助合作运动实行具体指导，经常深入群众中间，了解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只坐在机关指手划脚是不成的。
开互助组代表会议，也是训练干部、指导运动的一个办法，各县每年都要开一两次这样的会议，各区各乡最好每个季节都开一次，总结经验，研究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办法，叫做抓住典型、推广开去。
上面我们规定各地委、各县委都要亲自指导一两个互助组，就是这个意思。
在土地改革以后，发展农业生产便成了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了。
还有比发展农业生产更大的工作么？
没有了。
组织互助合作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目前正在通过互助合作组织来发动一个热烈的爱国丰产运动。
许多工作都可以通过这个爱国丰产和互助合作的运动去办好，农村工作中一系列的问题也将通过这个运动去解决。
例如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政权问题，可不可以离开生产和农民的互助合作这件事情呢？
离开生产和互助合作这样和群众关系最大的事情，所谓建设民主政治又有什么内容呢？
很明白，农村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进行。
我们各项工作都要按照这个新情况，使自己变得适合于这个新任务。
做农村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会组织互助合作运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像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的同志也都要去学习这门知识，并且到群众中间认真地工作起来。
毛主席有一段话，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
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
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组织起来”）现在在西安的文艺工作同志们正在进行整风。
为什么我们有些作家很久写不出东西来呢？
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见世面”。
和群众斗争和群众的实际生活隔离了，哪里会有什么“新鲜事物的感觉”，哪里会写得出好作品来呢？
我想，大家应当好好读一读上面举的毛主席那一段话。
全党同志都应当时刻记住这一点。
我们这个会议现在要结束了。
今年秋收前后，各省、各专区和各县都要召开一次这样专门讨论农业互助合作工作的会议，拟出当地开展这项运动的计划和办法，并动员全党加以贯彻。
（原载08月13日西安群众日报）
决心做一个人民勤务员
编辑同志：
看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我万分兴奋。
我是住在北京的一个家庭妇女，也是有了五个孩子的母亲。
我有着高中的文化程度，但二十几年来，在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里，因为我没有特别“门路”而找不到职业，一直在家庭里过着寄生式的生活。
对此，感到可耻，但又无可如何。
万没想到，共产党来了，我们解放了，今天政府又考虑到我们的就业问题，使我们这些过去一向不被人重视的家庭妇女，也有机会出来为人民服务。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我准备着，我将拿出我所有的精力来全心全意地做一个忠诚老实的人民勤务员。
薛泽晖
北京市第5区人民政府不应拒绝贫苦劳动妇女失业登记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粗通文字、只能写封简单信的青年劳动妇女。
07月某日，我到北京市第5区人民政府去登记，请求给我介绍职业（什么样的劳动活都可以）。
一个负责失业登记工作的女同志（有二十多岁）头一句话就问我：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
这一下就把我问住了。
我说：
“什么学校也没有上过。”
这个女同志马上就拒绝登记，说：
“非高小毕业不行。
不管做什么都至少要高小毕业。”
她的话给我浇了一盆冷水，我马上就气愤走出来了。
我想，在旧社会里，至少要富裕的中农才能供给子女上高小。
我家是贫农，所以我连初小也上不起。
现在，人民政府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不应该拒绝我登记。
而且，出力的事情，也并不一定都要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呀！
这不是故意和人为难吗？
希望第5区人民政府能检查这件事。
程桂兰
编者按：
据读者程桂兰反映，北京市第5区人民政府个别工作人员竟然拒绝贫苦的劳动妇女进行失业登记，这是不对的。
对此，第5区人民政府的领导方面应迅速检查，纠正某些工作人员对待劳动人民的错误态度。
对高米店村执行婚姻法情况的检查
编辑同志：
07月1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岚生“建议检查高米店村执行婚姻法的情况”一文后，我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和第3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立即派人共同到高米店村作了检查。
虽然岚生同志所反映的情况和事实有一些不符的地方，但村干部王文喜在女儿结婚时接受“彩礼”却是事实。
这种买卖婚姻的恶习，是婚姻法所不容许的。
这可以说明我们对婚姻法的贯彻还不够。
我们已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把王文喜的这一错误作了批判，并进行了婚姻法的宣传。
我们对村长王廷祥对待老婆的错误态度，也进行了批评，并让王廷祥作了检讨。
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婚姻法的宣传，并努力予以贯彻执行。
河北省大兴县人民政府
大兴县民主妇女联合会
岚生对反映情况失实的检讨
07月1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的“建议检查高米店村执行婚姻法的情况”一文，是我写的。
文中有一些情况和事实不符合。
一、王文喜接受的彩礼是一百二十万元，并不是一百五十万元。
王文喜的女儿二十五岁，男方三十三岁，他俩结婚年龄是不违背婚姻法的，并且双方都同意结婚。
二、关于村长王廷祥对待老婆的态度，我只从现象上看，没有作本质的了解。
其实这当中没有封建性质的男人虐待女人的问题。
我向党报反映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应该很好地检讨。
我听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后，没有作实际的深入的调查、分析，只是盲目地、片面地向党报反映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和表面的现象，这是我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具体表现。
今后写报道时，我一定要使报道完全符合事实。
岚生
归绥县公安局应彻底检查官僚主义作风
编辑同志：
我是归绥市公安局第2分局的一个工作人员。
张顺有事件公布后，我们展开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但归绥县公安局和该县第4区人民政府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情况是这样的。
归绥市小西街妇女王改改，在今年02月间向我们归绥市公安局第2分局小西街派出所检举了她的丈夫——反革命杀人犯李海。
解放后李犯逃匿在包头市全胜店内，改名王维维。
该犯原籍是归绥县，犯罪地点在归绥县，因此，我局就在02月12日派干部尹兆林把该犯有关材料送交归绥县公安局调查处理。
不想该县公安局对此案竟积压不理。
“三反”运动期间，尹兆林曾经三次到该局催促迅速处理此案。
该局连股长却说：
“现在正在闹‘三反’，顾不上扣捕。”
03月02日，归绥市公安局又向该县公安局书面催办，仍然没有结果。
张顺有事件公布后，06月初，我局干部李生荣又去该县公安局催办，该县公安局靳股长翻出有关材料来看时，材料上面虽然批着“扣捕”，但实际却没有去扣捕反革命犯李海，而且把我们送去的有关像片也遗失了。
李生荣向他们说，这案件很重要，请他们赶快处理。
但过了二十多天，仍不见处理。
我们为了早日扣捕反革命犯，满足群众要求，又重新把李犯的材料对证了一下，再次催该县公安局迅速处理。
06月27日，我和归绥市公安局宋耀清又把我们重新搜集和对证的材料交给该县公安局。
直到07月07日，我局才接到该县公安局扣捕李犯的通知。
以上事实可以说明，归绥县公安局、归绥县第4区人民政府等单位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希望他们能彻底检查。
武兴周
李长有改变了轻视收发工作的错误
编辑同志：
我看了07月29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的“不应轻视收发工作”一信后，作了自我检讨。
我在辽西省义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秘书股做收发工作，但我过去是轻视收发工作的。
我没有认识到收发工作是革命工作的重要一环。
相反地，我认为作收发工作“没前途”，认为“没有能力的人才作收发工作”。
当有人问我作什么工作时，我不敢说作收发工作，而答复：
“作一般工作”。
如说作收发工作，就感到“不好听”；
也总觉得“别人瞧不起自己”。
自从看了“不应轻视收发工作”一信后，我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思想是非常错误的。
现在，我已经认识到收发工作的重要性。
今后我一定要作好我的工作，决不发生积压和遗失文件以及泄露机密等错误。
李长有
沈阳砂土矿公司不应做假检讨
编辑同志：
07月06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里，曾刊登了李振江同志对沈阳市人民政府企业局所属砂土矿公司某些领导干部忽视工人生活条件的批评。
之后，这个公司的领导干部即在沈阳劳动日报上作了答复，答复中说：
“食堂已经用席子木杆搭成大型席棚”；
“厨房用的家具已由行政方面负责全部补充齐了”。
但经沈阳市各有关方面深入现场检查的结果，上述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工人仍然在工房里或露天吃饭，厨房用具照样缺乏。
当我们沈阳市总工会劳保部检查组检查到该公司河石矿南现场和十里河碴石矿现场时，正逢天下雨。
现场的厨房是木杆席子搭的，狭小漏雨，因而无法做饭，他们就发给每个工人七两白面，要工人自己想办法。
工人没有办法，只好到附近的老百姓家去借做，不但借家具，还要借食盐等物，闹的附近老百姓不得安宁。
为什么发生以上现象呢？
据悉：
当砂土矿的问题在报上揭露后，这个公司的经理不是认真地督促各现场解决问题，而是轻描淡写地叫工会劳保会计给劳动日报写检讨材料，结果检讨的问题和事实不符，甚至还有虚造的地方。
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公司的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必要和可能的原则，做出具体可行的改进计划，指定专人具体负责，限定日期加以改进。
我建议沈阳市人民政府企业局，对这公司的领导干部这种不关心工人利益，忽视改进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及欺骗党报的官僚主义作风给予适当的处理。
沈阳市总工会劳保部
西北局召开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
确定西北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计划、步骤和方针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顺利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特于05月30日至06月06日召开了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
习仲勋同志在会议前一天所召集的预备会上，强调指出：
西北地区关内四省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新疆也将于明年完成。
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封建的地主经济已经摧毁，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把个体农民逐渐组织起来集体生产的互助合作运动已成为土地改革后农村工作的重点，一切工作也应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而加以新的部署。
因此习仲勋同志指出这次会议是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的，它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引起全党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并根据西北的实际情况确定如何贯彻中央的方针，订出各地具体施行的计划。
根据这次会议的结果来看，它完成了这一任务，是一个成功的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西北农林部部长蔡子伟同志关于“西北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和今后的意见”的报告，各地的同志汇报了本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经验教训，问题和今后意见，会议就以以上问题进行了比较有计划有准备的热烈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互助合作司邢毅同志并介绍了全国各地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和问题，最后由习仲勋同志作总结报告，确定了今后发展的计划、步骤和方针。
会议不只是比较深入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互助合作运动本身的各种情况、典型经验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工作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正如习仲勋同志所指出的：
西北目前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概括说来就是，发展很快、问题很多、影响很大、领导很弱。
这次会议对这些情况、经验和问题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确定了今后西北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计划、步骤和方针：
在贯彻“大量发展、稳步提高”的方针下，首先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小型的临时季节性的互助组，巩固常年定型的互助组，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争取两三年内，在全区农业人口地区把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每县试办一至两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首先要求各种类型的互助合作组织，努力争取多打粮食。
其次应该有正确的计工算账的方法。
第3要解决剩余劳力的出路；
主要应投入土地加工；
增加副业生产。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习仲勋同志指出：
农村中一切工作，如金融、贸易、卫生、合作、文化、治安、民主建政等都应围绕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进行。
习仲勋同志指出：
目前决定的环节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思想认识。
为此，全党都应学习一次有关互助合作的文件，提高我们的领导水平。
进一步加强农村党的工作，使党员成为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核心，所有农村党员、团员都要参加互助组，起积极的模范作用。
同时应有计划地培养劳动模范，有步骤地扩大党的组织，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奋斗。
铆工也可以实行流水作业法
编辑同志：
太原钢铁厂装配部杨崇山铆工小组，从前劳动组织不好，常常是活多人少。
在修配任务紧急时，有技术的工人便赶任务，没技术的工人就忙成一团。
杨崇山看到这种情况，想出实行流水作业法的计划，并召开小组会和大家商量，研究怎样进行具体分工，克服人少活多的困难。
经过商量，决定按技术能力和工程种类进行了分工。
比如李志烧钉又快、又亮、又软，就分配他烧钉；
高明铆钉有经验就专铆钉；
白忠山专门打眼等。
同时，大家动脑筋找窍门改进操作方法。
白忠山，郭银来，杨崇山改造了麻花钻头，把麻花钻两个斜角磨成平面，钻的长形尖头磨成圆尖，工作效率提高了五十倍，过去磨一次钻头只能打二、三十个眼，现在磨一次钻头打一千多眼。
杨崇山小组实行流水作业法后，五十人的活十人就可以做了。
又由于这个小组的每个人都发挥了积极性，尽量节约，现在对合已经不用氧气通眼，07月份节省八十瓶氧气。
以上两项，一年即可为国家节省价值三十余万斤小米的财富，并且消灭了因铆钉不稳而返工的现象。
太钢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支部在领导理论学习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曾三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以下简称中直）已经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了。
中直各机关支部应该怎样来领导这一学习呢？
根据去年中直机关第1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支部工作纲要”，我提出几点意见：
一、领导和组织机关工作人员
学习是机关支部工作的首
要任务
中直各机关支部，近几年来已把领导和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党员和非党员）的文化、政治和理论学习当成首要的任务。
在“支部工作纲要”上也这样规定了。
“支部工作纲要”规定：
机关中的党的支部工作，是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要把机关中的党的支部工作和机关的行政工作混淆起来。
像我们中直这样的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都属于工人阶级，为什么还需要政治工作呢？
我们需要政治工作，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是为了对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教育。
我们知道，机关工作人员虽说都属于工人阶级，但是由于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又经常受着各阶层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思想不纯的现象。
所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经过这样的教育来巩固机关党的组织，加强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力是十分必要的。
这就是说，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工作人员头脑中的非工人阶级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因此，领导和组织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是政治工作中的首要工作，也是整个支部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刘少奇同志教导我们说，要把组织和领导学习提到政治工作的高度。
这个指示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我们必须坚决加以执行。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凡是抓住领导学习这一环节的机关，其工作人员都有蓬勃的朝气，不论业务方面或思想方面都是进步很快的。
二、加强统一的集中的活动是
保证学好理论的关键
“中直各机关党的支部应以尽可能统一地集中地进行党的活动为原则。”
“支部工作纲要”上是这样规定了。
在这次领导和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我们就要按照这一规定去作。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
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说：
“党章规定：
在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机关和学校中，不论党员有多少人，从三个党员起，到几千个党员止，都只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
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地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
在党的支部之内，将党员编入若干小组的办法，是应该采用的，对工作有些便利，有些作用，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小组的作用，不应将许多工作分散在小组去进行，而应由支部统一地集中地去进行，只有由支部集中进行不方便的，才分散到小组去进行。”
（“论党”一二八页。
着重点是我加的——笔者）刘少奇同志这个报告是1945年在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
由于我们的实际经验不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有些机关支部没有对刘少奇同志的这一指示给予应有的注意。
1948年冬季，刘少奇同志又在中直机关的一个总支大会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是把党的小组误认为党的基础组织，因而把许多工作都推到小组去进行。
有的机关因为把支部划得很小，那里的支部活动实际上等于小组活动。
现在中直机关比过去更加扩大，更加集中，这个指示对于我们就更加重要了。
这种落后的、分散的活动方式是不能再允许它继续存在了。
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认识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指示的重要性，所以在“支部工作纲要”上作了上述的明确的规定。
坚决执行这一条规定，对于组织“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要组织数千干部在一年的时间内学完“毛泽东选集”这样一部科学巨著，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我们的机关，已经集中在交通方便的北京城，如果还沿用过去在农村的方法，而不把中直机关当作“一个机关”看，不统一地进行学习，不将辅导的力量集中使用，仍由各部门各自为政、分散地进行学习，那是一定学不好的，至少有一部分机关学不好。
所以由中直机关党委统一地规定学习步骤、学习方法，集中地进行辅导学习和解答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就一个部门来说，学习的领导又应该集中在总支委员会（或直属支部委员会），如果让分支部委员会（或小组长）去领导学习，也是领导不好的。
比如某小组的组长是学文化的，那他怎么能领导他的组员学理论呢？
一个较大的部门，应由总支委员会统一地布置学习，集中地请人讲授和解答问题；
否则由各分支部委员会去布置学习，就一定会发生步骤不统一、学习不深入、了解不一致等毛病。
这次中直机关党委规定，中直各机关都要在08月底以前学完“实践论”和“矛盾论”，好从09月01日起，全中直机关按照统一的计划齐头并进地学习。
又决定在中直机关党委领导下成立学习辅导组，进行集体的辅导工作，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都要作启发报告并解答问题。
这样，数千参加学习的同志在一个机关党委领导之下、在一个集体的辅导力量帮助之下，又是同时学习，互相启发，互相推动，就可能有比较良好的成绩。
所以我认为，要使中直各机关都能按计划把“毛泽东选集”学好，就必须加强统一的集中的支部活动，加强党委对学习的统一的、集中的领导。
三、总支委员会（或直属支部
委员会）、分支部委员会
和小组长应该做些什么
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总的计划、请人作启发报告、解答疑难问题等等，已经或者将要由中直机关党委统一地规定和进行。
总支委员会、或直属支部委员会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它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具体执行中直机关党委的学习计划：
具体说来，约有下列几方面：
（一）了解本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政治和理论水平，动员他们参加学习，并且要努力学好；
同时正确地编好班级。
在进行学习动员和编级时，一方面要反对“好高鹜远”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要反对个别同志的明明可以参加而不敢参加高级组学习的思想。
（二）了解学习情况、学习进度、学习成绩以及学习中发生的问题（如果成立了学习小组，可通过或协同学习小组长进行），组织及时的有效的辅导工作。
组织和领导辅导员（或辅导员小组）的工作。
机关学习辅导员的任务，照中直机关党委的规定是：
“甲、传达党委辅导组关于进行学习的意见并指导本单位的学习；
乙、帮助参加学习的同志解答问题。”
设立和培养学习辅导员，对于我们中直各机关，还是一个崭新的工作；
总支部或支部的委员会必须经常地帮助这些辅导员，和他们讨论工作方法，给他们以工作的便利，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等；
不能把这一工作只交给教育委员一人去做。
（三）通过分支部委员会或党的小组长对参加学习的同志进行考勤的工作，如是否按时认真学习了，是否作了笔记，在学习中有无思想偏向等等。
按“支部工作纲要”规定，总支部下面的分支部也设有教育委员。
这个教育委员的任务是要在中直机关党委和总支委员会规定的计划之下对各种学习负检查督促之责。
但是，大家在学习中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程度，他不负主要的检查责任；
这种责任主要的应由总支委员会来担负。
只有这个分支部的住地离总支部太远时，那里的教育委员才负有更多的责任——不仅负责考勤，而且要负责帮助总支委员会检查大家在学习中对各种问题的了解程度。
总支委员会或直属支部委员会为了统一地集中地领导和组织各种学习，教育委员的工作必须加强。
有的机关设有文教科或教育科，这样的部门实际上应该成为教育委员的助手；
有的机关的辅导员很多，就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作为教育委员的有力助手；
最好能把两个助手都使用起来，分工合作。
这两个条件都没有的，可以采用下述的两种办法来加强教育委员的工作：
或者是增加教育委员，或者是把几种教育分开，各设教育委员一人。
有的机关把学习小组长和学习辅导员组织起来，在教育委员领导之下成立“干事会”，这种办法也能够加强教育委员的工作，因此也是可以采用的。
机关党委、总支委员会（直属支部委员会）、分支部委员会、小组长在领导和组织理论学习中的这种分工，我认为是必要的。
中国图片供应社供应各种展览图片
新华通讯社所属中国图片供应社准备自08月份起，按月以匈牙利放大纸精制数种展览图片，以备各地函购。
其08月份供应的展览图片将有“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英勇战斗的朝鲜人民军”、“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七种。
该社展览图片供应工作在最近期间的发展，说明群众对展览图片的需要日益增加。
在今年第2季度的三个月中，中国图片供应社供应各地的展览图片达十八种，共制作一千二百九十三套（每套最少十三张，最多五十三张），发行地区遍及全国各大省市的宣传教育机关、团体：
文化馆，图书馆，书店等。
其中以纪念“七一”图片三种：
“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销行最广。
在短短十天内就销出三百七十七套。
写给热望于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同志们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副院长李幻山戴正启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在北京开幕以来，每日都接到不少函件，这些函件来自都市，也来自辽远的乡村。
在全国范围内，每日都有人向这个医院表示庆贺的热忱或提出自己的要求。
在这些函件中充分流露出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地祝贺这个医院诞生的热烈情绪，同时也看出了我们对苏联医学上的成就和苏联人民、苏联专家无私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所表示的衷心欢迎和感激，以及所寄予的无限信任和期望。
这些函件，对我们说是有着非常重大的鼓励意义的，我们医院中的全体工作同志，都在这一鼓励之下，积极地工作着。
以甫罗哈洛夫院长为首的全体苏联专家们，都是以高度负责的革命热情领导全院同志审慎地处理着每一个病案和每一个问题。
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每天工作的时间是较少的，来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以后便规定了八小时的工作制，而实际上自医院开幕以来几乎每天都是坚持着十小时的工作，有时甚至十五小时或二十四小时。
很多专家刚到北京，下午便来上班，有的专家外出会诊时常常是利用午睡或吃饭时间。
严重的患者到院时，他们从不耽搁一分钟，马上就动手诊治。
病情危险时，院长和专家们甚至亲自守护着，一直到患者转危为安为止。
他们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是非常的亲切体贴。
斯大林同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培养与教育出来的医务工作者们的这种工作精神，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予全院的中国同志们以极大的影响与教育，所有中国同志们都充分发挥了中国医务工作者的优点，进一步学习苏联专家们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学习苏联专家的忘我地为病人服务的工作精神。
中苏两国医务工作者在医院中水乳交融地在一起工作，共同为满足中国人民的热望与要求，为消灭疾病的灾难而努力着。
开幕近两个月来，每天除了门诊和病房的经常工作外，专家们外出会诊六十余次，作了五次报告。
外地寄来或亲自送来要求解答的函件及标本达一千余件，请求参观和谈话的也日有多起。
要求是多方面的，有很多医药卫生机构及医务工作者要求能很快了解并运用苏联先进的医学经验和工作方法；
很多同志要求告诉他们以更新的卫生知识，使自己身体更健康，更好地为祖国建设而奋斗。
病者的要求更多：
有的询问诊断、疗法和药物性质；
有的要求医治慢性疾病或无望的残疾，如后期的癌瘤和脱发等；
还有一部分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或敌人的酷刑下损坏了健康的，也迫切地要求复原。
像这样的来信，每天就有五十封以上，加上各方面所提出来的如参观、谈话等多种多样的要求，在经常业务极端忙碌的情况中，我们很难使热望于我们的同志们迅速地得到满足或解答。
为了帮助热望于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同志们进
一步了解这个医院，这里提出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说明。
首先，这个医院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与医疗作风等，都是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先进经验作为指导原则，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来规定的。
但是由于开幕时间很短，一切都在试行与摸索期间，医院中的中国同志们也正在积极学习，不能即时熟习苏联的先进医学思想与方法，加之现在的院址是临时的，地方狭小，许多设备及措施不能全部建立及实行，因此目前还不能提出十分成熟的经验。
至于参观的问题，有代表性的机关要参观时，须事先得到医院方面的同意，个人及较小单位的参观与访问，我们暂时不预备接待。
其次，同志们所提出来的迫切要求解答的信件，因为数字太多，专家们非常忙，同时也有一些信件写得很不具体，所以我们准备把相同的问题综合起来系统地在报纸上作答复，个别特殊的问题个别答复。
这样做可能不能完全满足同志们的要求，但我们相信同志们会予以谅解的。
最后，关于求治的手续问题。
因为目前的院址只能容纳八十张病床，门诊定额也只有二百人，为了照顾全面，来诊者必须经过有关机关的介绍。
如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至北京市第1、第2、第3、第4联合门诊部或福利医院开具中央卫生部机关卫生处的介绍信，北京市市民以及市级机关工作人员经由市公共卫生局领导的各区卫生所、市立医院开具介绍信，本市军人须至军委卫生部直属卫生处开具介绍信，各大军区军人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疗处开具介绍信，外区机关工作人员及居民来诊治时须得到中央卫生部所指定的机关卫生处同意及开具介绍信，具备有上列手续的才予以接诊，否则无效，希望求治的同志们注意，以免往返徒劳。
在门诊方面：
初诊满额时就需要预约，复诊时须持有医师填发的复诊预约券诊病。
住院方面须经门诊医师检查认为必要者始能收容。
请求会诊者须由各医院经过组织接洽，病人或原机关请勿自行约请。
本院神经科、小儿科已经开诊；
结核科已取消，已有苏联专家去北京市红十字会结核防治院指导工作。
门诊时间：
挂号为每日上午七时半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五时半。
停诊时间：
外科每星期二、五上午，妇科星期三上午，皮花科星期三、五下午，耳鼻科星期四上午，牙科星期四下午，神经科星期二下午，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不应诊。
探病时间：
星期二、四下午三时至五时，星期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三时至五时，每次只能进入一人，十三岁以下儿童不得进入病房。
门诊及住院一律收费（都订有详细办法）。
在负有这样重大任务的医院中，尤其是中国同志，特别感到力量与经验的不足，希望同志们能本着热望与爱护我们的热忱，经常对我们提出意见与批评。
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和苏联同志密切合作，虚心学习，为完成这一重大、光荣的任务而奋斗。
武汉市大力改善环境卫生工作
在解放前，武汉是一个环境卫生很不好的城市。
到处都是残砖败瓦、垃圾堆。
有些里巷，因垃圾堆积过多，只好把后巷封锁，让垃圾堆在那里发臭。
许多街两旁的明沟，没有加盖；
有的粪管已多年不通。
下水道的入孔也有缺盖子的，到处污水横流，臭气薰天；
有的下水道不通畅，每逢江河水涨或下大雨时，下水倒泄，有些里巷便给阴沟内的脏水所浸没。
汉口方面大部分地区原是用煤渣或垃圾填起来的（后湖），六渡桥以上的中山大路，跨湖建屋，很多地方残存着湖塘，聚积污水。
武昌汉阳方面的湖塘也不少。
解放后人民政府马上着手敷设友益街、三元里等地的下水道。
从此，这一带的居民，再不会在污水中过日子了。
据统计，解放后三年内总共加铺了下水道干管八千九百多公尺，支管一千六百多公尺，疏浚沟一十二万六千多公尺。
此外还疏浚了宣泄下水的黄孝河，在沿江及戴家山地方，设置了抽水机，基本上解决了市区内的积水问题。
天津路有一条粪管的出口，整整三十年未通，这一次也被疏通了。
明沟已逐步地改为暗沟，中山大道江汉路至三民路一段，早于翻修水泥路面时便改修暗沟，江汉路的明沟，也早已改为暗沟。
垃圾堆已逐步清除，各里份（就是胡同）的后巷都已打通、清扫；
房屋正分别修复，三年内共修复和新建房屋四千三百八十五栋；
第1批职工宿舍已建筑完成，第2批也已计划开工。
现正配合消防运动，疏散密集的棚户，改善环境，并新建了公共厕所四十一处。
这些都为搞好环境卫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市人民政府并在各区内逐步地建立了卫生机构，提高了医疗护理人员的服务精神；
举办过卫生展览，准备了大批预防接种的材料，为大规模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了保证。
武汉市的爱国卫生运动现已进入第2阶段。
在第1阶段，主要是普遍发动了群众，清除了垃圾一万三千七百多吨、污泥七百八十多吨，疏通沟道七万九千九百多公尺，修建沟渠一千七百九十多公尺，填平水塘三百九十四个，修理厕所二百七十五个，拆填不卫生的厕所二百一十五个，扑灭苍蝇八亿多只。
此外还进行了清洁水源、管理清凉饮食等工作。
第2阶段的任务是消灭苍蝇，大量减少蚊虫和臭虫，做到公共宿舍中没有臭虫，并保持环境清洁。
全市人民在运动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例如双洞门一位六十四岁的老太婆，曾接连为修沟的乡邻烧了一个星期的茶水；
有的小朋友一天打了一千多只苍蝇；
工人乐华斌，义务修沟，一天连续工作十三小时。
卫生人员和各卫生学校的师生，在雨天下乡进行卫生工作。
桃源坊居民清除污泥，修好了一百七十多公尺的两条大沟道；
鲇鱼套居民填平了一个臭水塘，使附近的河水清洁了，沿河一带的居民都得到好处。
在汉阳方面，为了让救火车可以到处通行，已把一些污泥坑和烂泥路铺填成平坦的大道。
有的并铺上了青石路面。
在城市中，处理垃圾问题，本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人民的智慧和劳动，使这一问题获得了解决。
在铁路外渣家右路，有一个垃圾场，现在已成为可容万余人的公共广场，上面装有三盏路灯，周围有竹篱，中间有戏台，每天晚上有成群的小朋友在这里进行各种游戏。
在陈家湖一带，也出现了三个很大的广场，大的可容二万多人，小的可容一万多人，居民经常在这里开会，晚间还被当作是纳凉的地方。
谁会想到在不久以前，这里是些垃圾堆呢？
人民在各项卫生工作中，还发挥了创造的力量。
市总工会的同志，创制了“杀臭虫蒸气炉”，利用蒸气来杀死臭虫。
市公安局和市搬运公司的同志，用“肥皂水灭蚊法”消灭蚊虫（蚊子畏光，白天多聚集在黑暗的角落里。
经用泡沫喷射，蚊翼粘着，便不能飞动，然后扫出用火烧死）。
为了使突击的工作变为经常的行动，全市各居民小组有的已订好爱国卫生公约，有的还正在商订。
同时还建立了一些经常的制度，如在第4区中，便建立了“各扫门前”的制度，相约于垃圾车到达时一齐出动，分段清扫，不留垃圾；
依户轮值，负责清扫，按时进行评定检查。
做到道路、沟渠、房屋、衣被、身体等“五净”。
（彭实）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具体地、有效地领导经济
“真理报”07月29日发表了乌克兰斯大林州州委
书记斯特鲁耶夫的以“具体地和有效地领导经济”为题
的论文，摘要如下：
本州内工业工作的改善，是提高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党组织对群众的影响和更具体地和更有效地领导经济的结果。
众所周知，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巧妙结合，是布尔什维克领导条件之一。
高尔洛夫市的党组织曾作了许多工作，致使城内一些煤业托辣斯有步骤地完成了国家计划。
但是，也有个别的矿场的工作不够标准。
最大矿场之一——第8号矿场的工作是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的。
党的州委会曾仔细地研究了这个企业的工作情况。
结果发现党的高尔洛夫市委会和加里宁区委会的许多工作人员虽然也常到矿场上去，但并没有深入地研究生产情况和党工作的内容。
州委会对第8号矿场的经济活动和党的工作的深入检查，揭露出了主要的缺点并动员全体矿工来消灭它们。
党组织和经济领导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克服矿场的落后上面。
在全体矿工参与下所制订的技术方案获得了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的保证。
在地下工段，在采煤小队里，又增添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随后，在一些重要的生产工段，建立起五个新的党小组。
在规定对矿场管理当局的经济活动的有效监督方面，在组织实物的、战斗性的、前进性的政治鼓动方面，也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
矿场的群众政治工作的高涨，矿工的文化、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促使广大的社会主义竞赛获得开展，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对矿业技术的良好使用。
现在第8号矿场的工作做得好多了，它的全体员工顺利地执行着自己的职责。
具体地领导经济——就是说要深刻地了解各企业的工作情况，不是笼统地和平均地判断一个城市或一个区的工业的工作成绩，而是要分别地按照每个矿场、每个工厂、每个车间和每个工段来判断工作的成绩。
只有深刻地分析这个或那个工业区的活动、分析工厂的活动情况，才可以作出正确的结论，才能发现薄弱的地方，因此才能事先采取消灭缺点的必要措施。
对于先进的企业来说，这样可以更快地注意和总结良好的经验，使这个经验变成其他企业的财产。
战争、贫穷与饥饿的计划
消息报07月13日发表亚历克赛也夫的论文，驳斥近来美帝国主义的一群御用学者们的反动著述，摘要如下：
1951年末，在美国出版了“经济动员和稳定”一书，这本书是普林斯敦大学一群学者们的集体创作，主编为卡德莱和华莱斯两教授；
同时出版的还有哈佛大学教授亨里斯的“动员经济学和通货膨胀”，卡德莱教授的“一九四○——1948年美国的通货膨胀”两书，在内容上与上述各书相近的还有早一年出版的林德赫尔姆教授所著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为垄断资本家收买的学者们以全力颂扬军备扩张，把它看做是获得全民“充分就业”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可靠”手段。
这些被雇佣的下流文人们没有隐瞒他们的所谓全民“充分就业”就是指：
大量扩张军队的编制人数，增加军事工业的从业人员，同时大大缩减民用工业……并保留一个“不大”的失业后备军（即使是一——二百万人也好）。
马列主义的经济科学依靠对大量实际材料的研究，肯定了军事工业的增长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走向片面的畸形发展。
在战时经济的状态下，尽力扩大军备，战略原料、军需品和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其他物资的生产，同时，大众必需品的生产则急剧减缩。
因军事准备所引起的人民购买力的降低使销售市场更加缩小。
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这种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军备扩张，则只能加深经济的混乱并加速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崩溃的来临。
生活驳斥了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们关于美国工业
“战后繁荣”的预言。
与这个预言相反，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早在二次大战结束的前两年便开始下降。
1949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43年美国工业生产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六。
1950年由于美国侵略者发动了对朝中人民的军事冒险，于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剥削也大大加强。
对美国劳动人民的野蛮剥削和对附属国和殖民地人民的掠夺曾使美国工业品（主要是军需品）产额曲线呈现了上升的趋向。
但到1951年时，美国工业品的生产额的增长即告中止，而在一些民用工业的部门中则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虽然被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侵蚀的美国经济正在越益遭到更多的困难，但“经济动员和稳定”一书的作者们却向美国政府建议，不仅要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全部国民经济的军国主义化。
根据参预本书编辑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萧和劳利·塔西斯的意见，工业的军国主义化应当使美国的工业生产规模到1956年增加为1950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正如列宁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中，当资产阶级的国家“愈来愈密切地与资本家的全能的联盟打成一片”的时候，垄断资本家就广泛地利用国家预算的财源使自己致富。
在战争和军事准备时期中，公开的和隐蔽的盗窃国库的行为尤其被加紧进行着。
因此，当美国统治集团和它的附属国的助手们在加强对新的世界战争的准备的时候，卡德莱、亨里斯和其他垄断资本的走卒们就企图预计，为进行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的战争，人类可能付出的代价。
根据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及增长中的现代军队的武装威力，这些御用学者们以一种残忍的冷静来“计算”人类血液的价值和股息的大小。
依照亨里斯的“计算”，第3次世界大战将使美国广大阶层的纳税人担负三万亿美元的支出，与之相较，第2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消耗是三千亿美元，而一九一四——1918年的世界大战则是三百亿美元。
遵照垄断资本掠夺者们的指示而行动的帝国主义的现代辩护人武断地说，仿佛军事性预算拨款的增加可以给予生产力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可以引起工业的繁荣、促进就业的增加，消灭失业并平均个人的所得。
帝国主义的仆从们在反复地申述，仿佛预算支出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各阶级和人民团体中平均分配着，他们谈到课税对“减轻”财产不均现象的作用在增长，谈到预算赤字的“利益”，谈到公债对于社会进步和国家财富增长的“良好影响”。
但是现实明显地驳斥了虚伪的帝国主义的宣传。
在上次大战和战后时期中，美国的直接和间接税的税率急剧提高，实行了新的课税，税的起征点降低了，对数百万纳税人的一些优待被减少或者竟完全废止了。
结果是使纳税者的人数急剧增加，而税收数字则由一九三七——一九三八预算年度的五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五二——1953年度的六百九十四亿美元，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十一点六倍！
卡德莱、华莱斯和亨里斯正像所有帝国主义的辩护者那样，“在科学地论证”更残酷地推行“压榨穷人”政策的必要性。
卡德莱在为第2次世界大战作财政总结时，曾责备美国政府，说它“没有用力挤压”普通纳税人的口袋，仿佛这正是“造成战争和战后时期中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为一九五二——1955年的军备扩张作计划时，“经济动员和稳定”一书的作者们向美国政府建议扩大纳税人的数字，并主张提高税率。
与此同时，为华尔街服务的美国政府正在以各种方法使垄断资本的利润免受课税。
这个政府公开地表示，对利润课以高税会使企业家失去对扩大生产军用必需品的兴趣。
1951年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是四百四十八亿美元，与之相较，1950年是四百一十四亿美元，而一九三八则只有三十三亿美元。
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们正在尽力为美国垄断资本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和他们的对外扩张政策辩护。
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经济而且对帝国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破坏影响均愈益增加，他们对此则一直缄口不言。
解放军各部队展开大规模文化学习运动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近年来以战斗的姿态，响应毛主席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文化学习热潮。
“文盲”这个名词，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就要基本上成为过去的了。
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就编发了全套的部队速成小学与初级中学的课本，至今已发行两千万册。
各军事、政治学校都附设文化预科，而专门的文化速成学校已逐步建立，至今已达数百所。
在文化教育战线上，英雄的战士，像打仗一样地发挥着他们惊人的毅力与创造性的智慧，出现了不少高玉宝式的苦学苦练的文化战士和李国富班、李树森组等互助学习的典型，以及使用“月光灯”、自造电动机仪器等克服困难进行学习的生动范例。
在尊师爱生运动中，工农出身的指战员和知识分子干部更亲密地结合起来。
教学方法上的不断创造，正如“百花齐放”一般。
继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之后，出现了曹卫民、孙克定等人从事关于速成算术的创造性的研究。
曾端仪、唐斌、周斌等人创造了新写字法。
像祖国生产战线上的新纪录运动一样，他们正以最大的努力来提高教学效率，缩短教学所需的时间。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是有准备、有计划地稳步进行的。
各军区普遍开办了实验班，取得经验后，又用观摩教学的方法，普遍训练了文化教员；
大体准备妥当之后，才开始全面展开速成识字教学。
各军区在进行速成识字教学中又经常检查效果，总结经验，及时克服“求速不求成”以及放松速成识字的巩固阶段等偏向，避免了大量“掉队”与“夹生饭”等现象的产生。
最近的一次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又本着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集中了已有的经验，制订了
“部队小学语文、算术速成教学方案”（草案）。
全军同志在“巩固起来，坚持下去”的口号之下，更加积极地奔赴更高的目标。
人民解放军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的工作，目前仍着重普及小学班，逐渐扩大中学班。
各小学班课程以语文为主，算术次之，随后再学习自然、历史、地理常识。
小学语文教育方面，在速成识字切实完成的基础上，采用掌握重点逐步提高的方针；
讲课、阅读、写作三者结合进行；
熟读、多看、多写；
充分利用学员经验，启发思考的方法；
注重字、词、语句的基本训练。
根据现有经验，从文盲提高到高级小学毕业的语文程度，只需六百五十个教学小时
（包括速成识字在内）。
小学算术教育方面，则强调正确地发挥口诀的作用；
结合成人已有的算术知识、理解能力和心算能力，系统地周密地改组现有教材，恰当地排列难点，予以重点突破；
讲练结合，注意运用实物、图解、模型进行教学。
这样做，只要有三百二十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间，就可以大体完成高级小学的算术学习。
在团以上各级党委领导下，各部队都设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调集相当数量的干部，组成检查队，及时地掌握文化学习运动的发展。
连队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在学习文化中起了先锋作用，成为学习文化的突击力量。
各级领导机关为文化教育做好了有关课本、课堂、纸张、笔墨等物质保证。
许多干部自动地让出了自己的住所，改为文化教员的办公室。
各种优良的通俗读物正在大批地编印和选购中。
各种报刊都以极大篇幅报道与指导着文化学习。
有关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影片，正在加紧制作；
各军区并创作了许多歌曲、戏剧、舞蹈，配合文化学习运动。
军队的文化教育，三年来曾得到全国教育界许多热心的帮助与指导，而军队文化教育的经验又协助了各地工农群众的识字运动。
目前已有数十处工农速成学校采用着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文化教材。
在西南等地，部队帮助地方开办了许多速成识字法实验班；
华东等地，则派出了军队的文化教员参加工农教育工作。
伟大祖国鼓舞我们胜利前进
——志愿军代表谈归国观感
金凤
在志愿军归国参观“八一”体育运动大会的代表团中，有一部分久经战斗的团级以上干部。
他们在战场上和敌人周旋是那样冷静、沉着，但却被首都人民欢迎他们的热情激动了。
某军的李副政委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当他回忆起刚到北京车站的那个场面时，眼睛里放射出兴奋，年青的光辉。
他笑着说：
“老百姓把我们都抬了起来，孩子们把我们都用红领巾打扮起来了。”
工兵某团的王政委走在队伍的后面，人们亲热地问他：
“同志，你在朝鲜辛苦了吧？”
一天他上劳动人民文化宫，许多工人、学生在那里跳集体舞，一看到他是志愿军，一个工人就跑过来请他跳舞。
他是永定门的一个搬运工人，他很着急地问他能不能带他到朝鲜去，他自己要求过几次都没有去成。
王政委沉静地说：
“这样的人民，你能不从心底里爱他们，为他们战斗到底吗？”
在朝鲜战场上，他们接到祖国人民支援的源源不绝的物资；
回到祖国，从沈阳到北京，他们到处看到的是喜气洋洋的脸和干净整齐的衣服，到处看到的是建设。
某军的刘副军长两年前离开北京时，东单广场附近还是一片摊贩市场；
现在回来一看，一排排高大的楼房矗立在那里了。
郊外，以前尽是高粱地、棒子地，现在却是一栋接一栋的红色和灰色的楼房。
特别是祖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使他们惊讶。
在朝鲜他们听说北京很少有苍蝇蚊子，总想亲眼看看这个奇迹，回来一看真是这样，大家高兴得了不得。
刘副军长的妻子年纪比较大，以前不认得字。
这次回来竟要求他给她改算术，原来她已经每天在学文化，连他七十多岁的母亲也想去学习。
在东安市场，他看到一个擦皮鞋的拾了一把扇子，吆喝了两三声没有人答理，就去报告同在一起的组长，组长让他把扇子交给警察。
刘副军长说，从这一件小事情，他不但看到社会的新风气、新道德，更看到北京的劳动人民完全组织起来，正愉快地生活着。
谈到这次“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他们认为充分表现人民解放军勇敢、坚毅、机敏、团结和虚心学习、不断进取的传统，对志愿军体育文化工作将起有力的推动作用。
李副政委说：
在朝鲜前线虽然不可能像国内那样大规模地开展体育运动，但适合战争锻炼的体育活动像木马、单双杠、拔河、摩托竞赛等是可以作的。
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地提倡。
关于文化学习，他们认为解放军已经比他们先走一大步。
他们认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没有一定文化基础是很困难的。
事实上战士们是很喜欢学习文化的，干部们对学习要求也很迫切。
志愿军里也早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不识字或文化程度太低，增加了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的困难。
他们回去准备有计划地利用战斗空隙来组织学习。
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王副部长认为大会的文艺观摩表演是很有成绩的。
他说：
人民解放军各兄弟部队的演出，等于给志愿军介绍了解放军各部队的任务、特点、英雄行为和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服务的成就。
如西南部队表现了进军西藏的英勇、艰苦，各族人民支援解放军的史实；
中南部队表现了他们捍卫祖国南大门，学习文化、提高技术、锻炼为现代化国防军的过程。
空军、海军部队各各表现了人民空军、海军的成长。
而总的则都表现了贯彻毛主席为兵服务的文艺方针。
在创作形式上也给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很大启发。
形式多种多样，演唱活泼自然，充分表现出人民部队愉快、乐观的精神。
认真地吸取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和民族遗产的态度，也是值得学习的。
他们带着更大的兴奋谈到祖国财经情况根本好转的消息。
李副政委说：
“这使我们对抗美援朝胜利前途更充满了信心。”
他谈到国家首先进行的重工业建设，将直接关系到国防建设的力量，关系到现代化军队的成长。
他谈到我们的军队从来是以较差的装备来对待装备比我们强的敌人，但还是战胜了敌人；
以后我们的装备加强，学习文化掌握技术，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志愿军总部政治部宣传部王副部长谈到经济建设说：
多少年来中国劳动人民年年辛劳，创造的财富都是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官僚掠夺和压榨去。
全国解放以后仅仅两三年，国家的收支达到了平衡。
以后在这基础上来建设，新中国会一年比一年好。
关于祖国的这些大喜事，他们都说回去后一定要很快地组织宣传，传达。
李副政委说：
在朝鲜前线战士最愿意、最爱听的是祖国的消息；
只要是祖国来的人，总觉得分外亲热。
祖国人民送来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许多人保存着慰问袋，舍不得用。
上次归国代表团回到前线去作报告，比什么动员力量都大。
听了报告以后，战士们、干部们都讨论着过去对祖国怎么认识不够，今后要如何回答祖国人民，大家都围绕着报告订出战斗、工作和学习的计划。
这次回去把这样的好消息带给战士，他们相信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一定会创造更大的胜利，一定不会辜负伟大祖国的期待，不辜负伟大祖国人民的期待。
我们一定把陕北老区的公路修好
徐文波
南起咸阳，北经铜川、延安到宋家川的咸宋公路，是纵贯陕北高原的主干交通线。
这条公路是关系陕北老解放区人民经济生活的动脉。
高原上丰富的石油、皮货和各种农产品等由这儿运出去；
从陇海铁路运来的布匹、日用品等由这儿运到陕北。
它对发展陕北的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有很大的意义。
自从今年01月28日政务院发布指示，号召加强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以后，咸宋公路工程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便筹划这条公路的修整工作。
计划在今年重点改建铜川到延安的二百七十三公里，包括改建桥梁、涵洞和改建路基六十七公里。
今年04月起筹备动工，05月初即分九个工段同时开工。
陕北人民以兴奋的心情迎接这一工程，七千多工人参加了修整工作。
公路的工程是相当艰巨的。
从铜川以北，即进入拔海八百到一千公尺的高原，六盘山的支脉桥山、横山、梁山蟠结境内，公路蜿蜒在这些山脉和延水、洛水之间。
工人大多数是来自陕西各地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村中的劳动人民，他们缺乏修路经验，但他们积极响应“加强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号召。
在工作中间，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效率随着工程的进展而提高。
开工后两个月，全路的工作效率就普遍达到了定额标准，部分工区并超过了定额。
06月份起，又展开了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运动，工作效率继续得到提高。
例如第4段的工人有三分之二参加了竞赛，他们的土方工作效率平均达到六公方，超过定额百分之五十。
第1段第3分队的工人向全线工人挑战，保证在坚石、软石、间隔土、普通土的各种工作中，都要超过定额，除了工程质量要符合标准外，并按原订合同提前三十三天完工。
在竞赛中工人们提出口号：
“把工地变成战场！”
“土方好比美帝国主义，让它在工人面前迅速崩溃！”
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感动人的事例。
有的工人说：
要学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杀敌的精神来做工作，轻伤不下工，轻病不请假。
第1段技工方来喜在工作中碰伤了脚，经再三说服才去休息。
普通工王殿华手指甲碰掉了半个，他怕人家知道了劝他休息，就瞒着不告诉别人。
许多工人热心地想办法、找窍门来提高工作效率，并学习新的工作方法。
第4段第5组工人在挖路基时，运土要通过一个高地，他们就先在运土的路上挖三个壕，使运土时不要上坡下坡，缩短了运输距离。
第5段朱效武等四人自己用科学的方法组织起来分工挖土、运土，工作效率超过定额一倍。
工程局政治处出版的“工地通讯”介绍了各地的先进经验，许多工人就热烈学习。
第1段的李太安小组学习成渝铁路颜绍贵冲炮眼的先进工作方法，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多。
许多工人在工作中表现了热爱祖国财产的高贵品质。
第2段的普通工孟庆福在大雨中发现一段新铺的路基将会被水冲垮，就冒雨跑去取鈌锄，疏通附近一条二十公尺长的水沟，把山洪引开，保护了路基。
黄桥工地的工人张生秀，夜晚睡在工棚里，随时起来检查桥头的材料；
在大雨期间，他自动去把桥柱支架木扣紧，并把低处的踏板系牢在护桥桩上，以免被水冲走。
他常常全身淋得透湿，仍不停止工作。
许多工人在工地上怀念着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
第6段一中队的开山工王君林小组，在拿到超额工资的那一天，兴奋地拿出六万六千元来，要求转送朝鲜慰问志愿军。
有的工人要求做一部分义务工、要求以超额工资来支援前线。
陕北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对修路中的工人给予极大的关心和爱护，帮助工人解决了不少困难。
比如，公路两旁突然增加大批工人，食宿都成问题，尤其在六、07月间，大雨连绵，工人住的窑洞有的垮了，自己搭的篷帐也有的漏雨，有时路烂了运不来粮食，当地人民知道之后，总是热心帮助解决。
金锁关桥工处附近的人民，纷纷把自己住的窑挤出来给工人住，使两百多工人安全地度过了雨季。
第2段工人在雨季里把粮食吃光了，当地卖大饼的小贩韩元德（共产党员）情愿停止自己的生意，把五斗麦子借给工人；
当地群众也先后送来粮食一万三千八百斤。
有的人从七八十里外赶着牲口把粮食送来借给工人。
附近家家户户为工人漏夜磨面。
劳动模范张秀珠送来小麦时说：
“毛主席为咱们在陕北受了十几年苦，现在到了北京还这样关心咱们这儿的建设，咱们一定尽一切力量支援工人兄弟们。”
宜君县的合作社发动妇女做鞋供应工人。
甘泉的妇女劳动模范组织妇女给工人缝洗衣服、生豆芽、做豆腐。
工人们说：
“老乡对咱们太关心了，咱们一定把路修得好好的，并提前完工，来报答老乡的好意！”
现在，全路提出，要争取在10月完成今年的全部工程；
并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订出了为国家节省财富一百亿元的计划。
（附图片）
我国1952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优越性和特点
马寅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已经本月0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了。
据薄一波部长的说明，编制这个预算的基本方针是：
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
这个预算的总收入及总支出在编制时已经达到完全平衡，薄部长说：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所出现的最有利的情况。
我们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将如何的欢欣鼓舞，加紧努力，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保证新预算任务的胜利完成，庆祝毛主席的正确、伟大和光荣的领导！
（一）优越性
这个预算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将“巩固国防”、“重点建设”、“全面恢复”和“稳定物价”这十六个字的任务能够全面做到。
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国家（包括它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的物价，是受自发的供求律所支配，政府是无法控制的。
它们一面发动侵略战争、扩大备战经济，一面又要安定秩序、稳定物价。
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将四件事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要加紧军火生产，发动侵略战争，就必须增加大量的经费。
经费来源不外三种：
一、增税；
二、发行钞票；
三、募集公债。
增税的结果，必定要减少人民的购买力，减少民用物资的需要，这些物品的价格必然要跌落。
若发行钞票，膨胀通货，结果物价必定高涨。
再若发行公债，除人民使用储蓄购买公债不影响物价外，如由人民节约消费来购买，其影响物价将与增税相同；
如以公债向国家银行押借，则其影响物价将与膨胀通货相同。
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因遭受迭次大战的损失，那里还有储蓄可以应募公债！
所以他们的物价是不会稳定的。
不是跌，就是涨。
无论涨与跌，都是减少人民购买力的结果。
于是民用工业倒闭，失业工人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
秩序又那里能安定！
如果限定物价，战争经济就无法扩展。
所以他们对这四件事是不可能全面做到的。
其结果是招致经济的崩溃。
远的不必说，第2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就是这样的。
美帝国主义扶持蒋匪帮发动内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今天美帝国主义还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发动侵朝战争，能够逃出这个命运么？
据估计，美国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的税收负担，已从1929年的一百五十一美元，增加到1951年的八百六十美元，但预算的亏空还是一年大一年。
据美国财政部03月间宣布，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二会计年度头八个月中，收支不敷已达七十五亿多美元；
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会计年度预算的亏空，将达一百四十四亿美元。
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会计年度预算八百五十四亿美元全部开支中，军事费用就占百分之八十八·八，其他行政、教育、卫生等非军事开支不过百分之十一·二了，其中教育费不到全部开支的百分之一。
所以税额增重、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生活水准继续下降、失业增加、人心惶惶，这还不是自杀的道路么？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包括过渡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对于巩固国防、重点建设、全面恢复和稳定物价这十六个字的任务，能够全面做到。
因为我们运用的价值律是改造过了的价值律，受经济计划支配的规律，所以在重点建设、巩固国防、全面恢复的要求下，可以做到物价稳定；
并且物价稳定，更是巩固国防、重点建设和全面恢复的必要条件。
苏联在建国后不久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先进经验，光辉的照耀着我们。
我国1950年03月底统一财经工作展开后，全国物价即迅速的趋于稳定。
两年多来，在物价稳定的条件之下，巩固国防和重点建设更着着的胜利前进。
据统计，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个大都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50年一、02月为一○○，则1951年一、02月为一一三。
一年间只增加百分之十三。
“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半年余来，物价已全面的稳定了。
这与美国不是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么？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的开会词中教导我们：
“一切事实都证明：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我们今年的预算，也正是优越性的一个明证。
（二）特点
我们这次预算的几个特点，主要的有如下述：
一、收支完全平衡
财政收支以平衡为原则。
赤字预算固然不好，收入剩余过多也不是很健全的财政，因为这将不能使所有的钱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
我们编造1951年度国家预算时，只能说接近平衡，对于物价也只能说基本稳定。
今年财经情况根本改观了，财政收支既完全平衡，物价亦完全稳定。
这种完全平衡与稳定，且在执行1951年度预算过程中就已经达到了。
这不仅是蒋匪帮统治时期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现象。
而且“三反”“五反”运动所归还国家的财产，还未计算在内，足证今天国家财政的丰裕了。
二、建设走向和平
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全部开支中，军事费用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近年英国就是如此；
法国占百分之五十九；
美国则将近百分之九十，已如上述。
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经济本质及其侵略政策的反映。
和平民主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用于国防的支出，如1945年也不过占岁出的百分之四十五；
1952年的预算，国防支出就降到百分之二十三·九了。
这又是和平经济本质的反映。
我国因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又处在加强国防建设的情况下，1951年度的预算还是国防支出占第1位，经济建设居第2位。
1952年度预算中则已经易位了，建设（包括经济与文教）已上升到第1位，且占全部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
国防支出则降到第2位。
足见我国的经济亦是大踏步的走向和平。
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
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中，城市税占第1位、农业税占第2位，国营企业利润收入占第3位。
1951年城市税收虽仍居第1位，但比例相对减少；
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提缴则上升到第2位，其绝对数字增加更大；
农业税则降居第3位。
今年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提缴比1951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九·八三。
如将列入全国预算的地方国营企业利润除外，今年国营企业利润实增百分之八十八·五。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28条）。
今天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提缴收入迅速上升，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迅速成长的指标。
四、工农联盟的基础日益巩固
反动政府统治时代，农民负担是极其苛重的。
孟子就说过封建社会里农民的生活状况：
“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民生活更要恶劣，到蒋匪帮统治时期，农民的穷困已经到了极点，出钱、出力之外，还要出命。
可是解放后的中国农民，分田分地，生活大大改善了。
全国解放以后，农民的负担又逐年降低。
1952年我国的农业税收入已降到第4位，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并将地方附加并入正税一道征收。
这样1952年农民负担将比1951年减少许多。
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农民负担又减轻，工农联盟的基础必日益巩固。
五、文化教育的惊人发展
文教建设亦是和平建设的要素。
1952年文教支出增加尤多，比1951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四·八三。
为培植国家建设人才，下半年起，全国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全部发给人民助学金，普通中学的助学金亦较1951年增加。
由于文教事业的发展，全国小学生将自四千三百余万增到四千九百万，中学生将自二百余万增到三百万，高等学校学生将自十七万增到二十一万。
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
解放前反动政府统治下的青年所受饥饿和迫害的情况，公教人员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苦难，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和公职人员是多么的幸福呵！
前途又是多么的光明呵！
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能够这样的迅速好转，是由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使各项物质建设能有计划有步骤的前进。
而尤其重要的，还是几年来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普遍进行着思想改造，使人人的政治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以主人翁的态度，热爱祖国，热爱领袖，坚强团结，朝着同一目标前进，故能发挥无比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国家建设事业迅速发展。
像荆江分洪工程中的劳动模范，每日挑二万多斤泥，行走一百三十里路程。
像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以及其他成千成万的劳动模范与战斗英雄，和成千成万的创造发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涌现的可能。
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根据在此。
马克思说：
“理论一掌握了群众，便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预算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把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农村中去
全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怒潮中展开的爱国卫生运动，几个月来已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许多城市和农村的卫生工作已经面貌一新，出现了无蝇、无鼠的“奇迹”。
据不完全统计，到07月底止，全国各地杀灭了蝇、蚊等害虫四十一亿三千余万只又九十二万多斤，捕杀老鼠三千七百七十多万只，清除垃圾达一千四百万吨以上。
有的地方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垃圾也清除掉了。
长期危害人民健康的许多臭水坑、污水沟填平或疏通了。
广大人民在运动中逐渐养成注意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习惯和风气。
各地的卫生工作组织和卫生工作制度也在逐步加强着、充实着。
由于这一运动的开展，我们不但有效地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而且为改进我国的卫生工作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今年夏天，全国各地的疾病发生率普遍较往年大大减低。
这就给全国人民增加了健康和幸福，直接帮助了国防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
但是，这些成绩还只是我国群众性卫生运动的一个良好的开始，要把由于过去长期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所造成的卫生工作落后现象彻底改变，还需要全国人民长期地、坚持地继续努力。
现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
据各地最近检查的结果，在城市中，一部分工厂、学校、机关的卫生工作还赶不上当地的一般市民。
特别是某些重要的工矿区，卫生情况还很差。
在农村里，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展开卫生运动，有的地方则只搞好了几个重点村。
目前正是夏秋之交，是疾病比较容易发生和流行的季节，因此全国各地应该一面加意防止流行病的发生，一面再接再厉，把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做好，特别是要注意改变城市中部分工厂、学校、机关的卫生工作落后的现象，并把爱国卫生运动推进到广大农村中去。
应当指出，某些工厂、学校、机关的卫生工作落后于市民的现象是极不应该的。
他们开展卫生工作的条件比群众好，而且有责任要做群众的表率。
可是某些单位的人员，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是夸夸其谈、指手划脚地要别人搞卫生工作，而对自己的床底下塞着的臭袜子、门口堆着的垃圾熟视无睹，或者对自己单位里的卫生工作不作具体的领导和检查。
甚至像安徽公安总队后勤处处长等人竟敢公然抗拒卫生运动。
这种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但是是很恶劣的，应该立刻纠正过来。
北京等地由领导机关和地方卫生组织经常派人到各街道和工厂、学校、机关中检查督促、及时表扬批评的办法，是推动卫生工作落后的单位进步的有效方法。
各地都应该组织这种检查。
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应该注意下列几点：
第1，农村地区辽阔、居民分散，因此首先要加强领导，不独领导干部要重视这一工作，而且要健全卫生运动的基层组织。
要把广大农村的卫生工作搞好，光凭领导机关的一纸号召是不够的，必须做具体的组织工作。
目前，有的地方卫生运动的领导尚不健全，例如山东昌潍专区领导卫生工作的机构陷于无人负责状态，只有一两个干部管理电话，办理一些“呈上接下”的一般事务。
这样是很难及时解决爱国卫生运动中的重要问题，把运动深入开展的。
第2，因为农民的文化水平一般比较低，有的人有较浓厚的迷信、保守思想，因此要十分注意宣传教育工作。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许多地方建立了“包干宣传制”，这种办法在这次运动中也是适用的。
第3，要注意掌握季节、结合生产。
农村的环境卫生工作和积肥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应该因地制宜，多想办法，使卫生、积肥两不误，并使卫生工作有助于积肥。
生硬地套用城市的某些方法，妨碍农民积肥，是既不利于生产，又无法把运动搞好的。
夏锄和秋收之间，各地农民一般都有一段比较空闲时间，农民一般都利用这个时候积肥和整理住宅。
这是最好的时机，应当紧紧抓住这个时间突击一次卫生工作，为经常的卫生工作打下基础。
第4，要注意发动妇女和儿童。
各地的经验证明，妇女往往在卫生工作中起主要作用，她们的日常工作和卫生运动关系最密切，她们中的多数人比较有时间去做卫生工作。
许多地方因为发动了妇女、儿童，就把全体居民的卫生工作带动起来了。
把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学校、机关和广大农村，是十分艰巨的工作，但经验证明是完全可以作到的。
这里要注意克服某些领导干部的保守思想，他们强调物质困难，依赖上级帮助，认为群众“落后”，而不积极想办法去做。
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
人民群众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所表现的热情和力量，往往超过领导机关的预料，工作成绩远远超过上级原订的计划。
希望领导者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
检查各地爱国卫生运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为了督促与帮助各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央卫生部门曾先后派检查组赴各大行政区进行检查。
赴华北、西北、东北、西南的各组，在华北的张家口、宣化、归绥、包头、太原、阳泉、安阳、濮阳、菏泽、新乡、唐山、石家庄、保定、秦皇岛，西北的西安、兰州、渭南、蓝田，东北的沈阳、大连、抚顺、鞍山、本溪、安东、营口、吉林、延吉、图们、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长春、锦州、白城子、宽甸、开通，西南的重庆、北碚、璧山、青木关、云南省的下关、洱源等地检查了农村、工厂、学校、医院、街巷居民区、企业行业部门、政府机关和部队等共一千一百零六个单位。
检查组在各地看到了很多卫生清洁工作做得很好的地方。
这些地方大致是：
一、经过宣传教育，发动了群众的城市居民区和农村；
二、首长重视卫生工作的机关、部队、工厂；
三、过去卫生工作最坏，最“出名”，而现在引起注意的角落。
其中如平原省的柳林村，过去的卫生工作就比较好，村里的清洁打扫已成为经常工作，并划定打扫区域实行“责任制”，农民自己办了澡堂和托儿所，全村都很清洁，几年来没有发生过传染病。
秦皇岛市的小东庄和山东庄，是贫苦人民聚居地区，房屋矮小密集，过去卫生情况最坏，这次区政府发动群众进行了大扫除，填平臭水沟变成了大马路，现在家家清洁，苍蝇几乎绝迹。
事实证明，人民群众都有做好卫生工作的热情和力量，只要领导机关注意领导，很好地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卫生工作就能做好。
各地自进行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后，大部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重视这一运动，一般都是有成绩的。
这次检查组所到的地方，如东北的抚顺、图们、哈尔滨和宽甸县，华北的河北省，平原省的部分农村，察北的康保县，西南的重庆市，西北的西安市、长安县和部分军队，卫生工作都做得比较好。
这次检查组也发现了许多地方的卫生工作还做得不好，这些地方大多是机关、工矿区、企业部门和医院。
这些地方的卫生运动有的还没有动，有的则“应付”了一下，有的经过督促检查还是不动。
如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室内室外到处有垃圾，厕所里生苍蝇，厨房里放着臭肉，宿舍里放着脏衣服。
阳泉市街到处堆积垃圾，饮食行业未加管理，工矿区无水井、无厕所，工人吃河池中的污水，到处大便。
河北省北戴河有一些疗养院的卫生情况恶劣，其中以华北军区的疗养院与河北省疗养院为最坏。
河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新盖的楼房，不好好打扫，弄得很脏。
东北有些工厂对工人的卫生健康未很好注意，如鞍山机械工厂、齐齐哈尔的火硷厂、造纸厂等。
在大连市的铁路部门中，检查了七个厨房，其中五处的酱缸、酱油中有蛆。
大连市土产公司因货品保管不好，有一些鱼、肉、水果腐败了还拿来出卖。
沈阳市的屠宰场，将死猪扔在防空洞里，臭不可当。
从这次检查中看到，各地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有下列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一、部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爱国卫生运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们有的对卫生工作不过问；
有的把它往卫生部门或下级一推了事；
有的则只作了一般号召，未进行具体领导。
如平原省领导卫生运动的机构，把上级发下去的一个重要指示压下忘掉了，这次检查中才追查出来。
哈尔滨电工第4厂把上级关于卫生运动的指示，由总工程师往下层层批转，一直批到炊事员那里传阅，炊事员把文件扔在厨房案板上。
鞍山市公安局长在布置工作时叫下面只用八分之一的力量来搞卫生运动。
在东北和河北省的许多地方，都把卫生运动推给卫生部门单独去搞。
二、卫生部门组织不健全，有的自己不主动地通过领导去进行工作，而强调上级不管；
有的医疗部门有单纯的治疗观点，不重视卫生运动。
三、在工厂企业中，有的人错误地以为卫生运动和生产矛盾。
领导人只看到生产任务紧要，忽视了工人的健康。
有的工厂领导干部不知道怎样去爱护工人，他们只知道工人生了病时要很好地医疗照顾，而不知道应该在平时做好卫生安全工作，从根本上保障工人的健康。
四、有的领导干部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
有的偏重药品办法，而忽视群众创造的各种办法。
如东北的安东、锦州等城市用了药物消毒，某些人就滋长了依赖药物的思想，清洁卫生运动做得极不彻底。
西北某些卫生机关和某些领导人，认为西北地方人民的文化、经济条件比较差，卫生运动怕搞不起来。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西安市的城边、车站许多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卫生运动做得很好了，而物质条件较好的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卫生工作反而没有做好。
另外，有的地方在运动中各个部门的互相配合还做得不够好，卫生运动与其他工作互相结合的问题也未解决。
还有一些地方订的卫生工作计划缺乏具体的要求，不能贯彻执行。
有的地方缺乏检查，或者检查不能推动工作。
有的地方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还没有深入普及到群众中去。
有的地方有单纯任务观点，如捉了老鼠只按规定数目交，多的留下等待下次任务。
有的地方在运动展开后就发生了麻痹自满情绪，使运动停顿。
这次各检查组在各地除了解情况外，并帮助当地进行了卫生运动的动员、布置工作。
有的组在检查中当场提出表扬和批评，有的组还有报纸的记者参加，将典型事例发表在报纸上，对各地卫生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许多地方在检查后已订出改进卫生工作的计划，爱国卫生运动已有新的进展。
青年的幸福
冯至
一天，一个女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向我谈起她班里同学们的情形。
她说：
“我们班里有四十来个同学，人人都很认真配合着祖国的需要规定了自己将来的志愿：
有要学地质的，有要学航空的，有要学建筑的，有要学水力发电的，有的想将来当人民教师，有的想当演员，有的要从事妇婴保健工作……。
志愿性质相近的，成立了小组，在课外共同学习。
我们每个人都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也尊重别人的理想，并且对别人和对自己一样的关怀。
例如，我的志愿是航空，一天我检验目光，有变成近视的趋势。
近视对于航空是很不利的，当时我很难过，全班的同学都来安慰我，她们想尽方法保护我的眼睛，好像保护大家共同的一对眼睛。
打排球时，她们不让我站在面向日光的队伍里，怕强烈的日光对我的眼睛有害。
学校里没有地质课，我们到处给地质小组搜集矿石，供她们研究。
对于要当演员的，我们注意她的言谈举动，随时都提醒她作一个人民演员应该有怎样崇高的品质。
想学建筑的已经起始学习设计，最近她曾经给我们那个未来的演员设计了一座剧院。
谁若是犯了错误，大家就把这错误当作一件人人都要分担的重大的事，共同讨论怎样纠正这个错误……”
她说的时候，对今天有无限的喜爱，对明天充满了信心。
她认为这些志愿没有一个是不能达到的，问题只在于自己的努力。
她的心像万里晴空一样地开朗，看不见任何一件东西会阻碍她。
人们一向把青年期看作人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被羡慕的时期。
但是只有生活在现在的新中国的青年，才真正值得被人羡慕。
像这一班中学生的情形，不只是我这样的中年人在中学的时候作梦也梦不到，就是现在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在中学时也不会想像得到。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的幸福：
党、团和学校在教育他们，国内的和苏联的读物，从西藏高原到朝鲜前线的无数英雄事迹在启发他们，使他们具有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里的人民应有的道德。
他们感到个人和祖国的血肉相连，个人幸福和祖国幸福的永久一致。
他们规定志愿时，就想到怎样使祖国一天比一天地变得更为美好；
他们在纠正错误时，就想到千万不要给祖国带来损失。
他们这样爱祖国，是和祖国对他们的爱护分不开的。
人民政府为了使全国高中毕业生都能得到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除扩大高等学校的招生名额外，今年还特别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七十八个考区，尽量给投考的青年以方便。
对于地方僻远的，还补助路费。
入了高等学校，政府便把他们看成宝贵的干部，发给伙食费和生活津贴，使他们完全解除了生活上的顾虑。
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工作的分配，像政务院指示的几点，不只照顾一部分人生活的问题，而且还照顾了少数人的特殊的志愿与兴趣，让每个人都能在他的工作上发挥他的力量。
这些措施更不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能想像的。
在这样情形下，谁还会感到个人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不一致呢？
谁还会只顾自己不顾祖国的前途呢？
因为你无论如何能为自己打算，也不如一个富强的祖国能够给你解决更多的问题。
过去的旧社会里有过许多善于给自己打算的青年，但是他们仍然是常常在高中毕业后几年都考不进高等学校去；
好容易考入一个学校，又因为衣食无着而又中途退学；
好容易熬到毕业，却又找不到一个职业……。
现在的青年，像那个高中学生所说的，不为个人打算，而是那样快乐、幸福，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富强的进步国家里，政府是他们的父母，可是比任何一对父母都更为可靠。
所以我们的青年在政府的爱护下只是健壮地生长，他们生长的迅速往往超出我们的意料，这像是盛暑中的庄稼，一天变一个样子。
若是我们中午走到田间，我们不只看得出那些高粱、玉蜀黍在日光的热力下时时刻刻都在生长，而且还听得出它们生长时发出的清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