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04月02日
对中华全国总工会一机关干部反映城市“五反”中出现职工福利要求过高、劳动纪律松懈等现象，作了两条批示：
“监督资本家现在还无经验，在一般的劳资合同中还不要提出监督资方的条文。
而且只说监督，也不一定要资本家签字同意的。
在小商店中工人监督是有困难的，可能只不许有五毒及账目公开。”
“商谈与签订合同，可以是劳资双方代表的谈判会议，也可以是劳资协商会议。
至于工人监督资本家的形式，那是另一问题，还要在实际上去创造，在较大的工厂中可能是由工人派代表到各要害部门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