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陆鸿仪在北京病逝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兼民庭庭长陆鸿仪，于02月01日上午八时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陆鸿仪委员治丧委员会顷发出讣告，定于今天（03日）上午十时假北城嘉兴寺举行追悼会。
中央贸易部所属各单位
十天捉到大贪污犯十四名
现正再接再厉乘胜穷追展开猛烈围攻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所属各单位，继捕捉薛崑山、庄志芳等大贪污犯后，近十天来，又在基本建设工程处、中国百货公司等部门捉到十四名大贪污犯。
这些大贪污犯，有的是勾结私商，接受贿赂，允许私商偷工减料，帮助私商牟取暴利，盗窃国家资财的蟊贼；
有的是混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奸商和奸商派来的“坐探”。
这些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对革命阵营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
中央贸易部基本建设工程处在修建砖塔胡同进口公司大楼时，负责这个工程的贸易部工程处北京直属第2工区主任高士彬和助理工程师闵乃光、材料员常哲心等，勾结私营七联营造厂经理陈成德等，进行集体贪污。
据高士彬供认，陈成德答应行贿三亿元，高等允许他们偷工减料。
据初步统计，已使国家基本建设费损失十亿多元。
高士彬供认已先后拿到受贿款九千二百万元。
在运动开始时，他曾和同谋者订立“攻守同盟”；
到01月20日以后，他才坦白了自己的贪污行为，并检举了同谋者的部分贪污事实。
现在工程处已停止他的职务，令他继续交代。
闵乃光勾结私商，允许私商用次木材代替好木材、多开工价、偷工等办法，使国家资财损失至少在一亿七千万元以上。
此外，陈成德并答应给他六千万元的贿赂。
常哲心勾结包商，浪费钢筋，并以低价拍卖碎钢筋头等，使国家资财损失一亿六千万多元，陈成德曾答应给她五千万元的贿赂。
运动开始以来，闵乃光、常哲心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坦白，已被送法院惩处。
中国百货公司业务处进口科办事员刘蕴珊，负责收购进口物资，据他供认在收购自行车、盘纸等七十三笔交易中，曾接受天津十家私商十二次贿赂计一亿六千九百五十万元。
在收购中，他和私商狼狈为奸，替私商说话，为私商牟取暴利。
中国百货公司业务处进口科科员于孝先，勾结私商，提高收购价格，从中贪污。
据初步统计，他在收购自行车链、道林纸、盘纸等交易中，就使国家资财损失三亿多元，他初步供认已接受私商贿赂七千三百多万元。
中国百货公司调拨科科长张成殿，在天津开设同丰油厂，经常作黄金、银元等黑市买卖，并泄露国家机密。
他曾密令他弟弟在汉口套购硷面，指挥他的亲戚于博言到广州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窃取国家资财以自肥，他现在已拥有资金十亿元以上。
他是混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奸商。
中国百货公司物价科科员郭中慧，经常出卖经济情报，曾把硫化青、白糖价格的情报出卖给天津工字硫化青工厂股东郭福源（郭股占该厂股金的三分之二），致引起北京、天津商人投机抢购。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化工处办事员徐雨田，利用职位，盗窃国家机密，供给天津鑫泰染料行经理邓季厚，又勾结邓季厚安置上海颜料商邓锡伟（邓季厚的弟弟）在工业器材公司工作，以便共同盗窃国家机密。
徐雨田承认曾供给邓季厚重要情报多次。
以上郭中慧、徐雨田、邓锡伟等三犯，实际上是资本家派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坐探”。
另外五犯案情复杂，贪污数目也很巨大，现正在继续检查处理。
此外，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副经理杜郁、业务处处长张浩烈，自己手上不干净，在运动中没有彻底坦白，中央贸易部行政方面已宣布把他们撤职查办。
中央贸易部各单位，决定今后更要集中所有一切力量，乘胜穷追，再接再厉地向大贪污犯展开猛烈的围攻。
中央铁道部政治部等机关团体
发出纪念“二七”二十九周年的联合通知
【新华社01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政治部、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铁道工作委员会在01月25日发出关于纪念“二七”二十九周年的联合通知。
通知说：
今年的“二七”，正值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因此纪念“二七”二十九周年，必须教育全体铁路员工继承并发扬“二七”的光荣传统，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更广泛深入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巩固与纯洁党、工会、青年团组织和工人阶级队伍，继续发展铁道运输事业，贯彻毛主席“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方针。
通知指出：
纪念“二七”应以动员深入地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和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为中心，结合本单位工作情况和职工思想情况，说明这一斗争对于厉行增产节约和争取抗美援朝胜利的重大意义，发动全体铁路员工积极地行动起来，充分揭发铁路系统中严重存在着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的恶劣思想、行为对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严重危害，把一切不可救药的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去，使每个员工从思想上划清阶级界线，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行为两三年来对我们的猖狂进攻，巩固与加强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领导地位，有效地厉行增产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实况录音
定今日下午一时重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应各界人民要求，决定在今天（03日）下午一时重播01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实况录音。
天津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重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周率是八五○千周和一○八○千周。
北京市继续对工商界进行检查
逮捕拒不坦白的十八名奸商
【本报讯】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为照顾工商界过春节的习惯，延展十天检查的期限业已届满。
该会已自02日起继续派出大批检查组，继续在工商界进行检查。
01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检查结果，又逮捕了罪行严重、拒不坦白的奸商义记复兴营造厂等十六家工厂、商店的经理季墨儒、副经理樊志斋等十八人。
同时，对于罪行虽也严重，但在检查中表示愿意悔过自新，且有实际表现的艺华贸易行、北海营造厂、丰林商行、泉丰纸行、万顺和铁庄、四合粮店、联昌电机机械厂、至中石绵厂等八家不法工商业户，已令其取保，听候处理。
这次被逮捕法办的十六家工厂、商店的十八名奸商及这些罪犯的罪行，据初步检查出的公布如下：
义记复兴营造厂经理季墨儒、副经理樊志斋，一贯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
据现已查明的，该犯等曾向干部行贿二千五百多万元，盗骗国家资财达十一亿八千九百多万元。
此外，他们还偷漏税款达二千六百多万元。
星记协兴营造厂经理孙星魁，三年来用“糖衣炮弹”猖狂地向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进攻。
据初步计算，仅他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一项，就达三亿六千万元。
此外，孙犯以不立账的办法，偷漏国家税款三千万元。
敬民营造厂经理乔敬儒，仅1951年即向三十多个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四千余万元。
在一年里头承包的价值十亿余元的工程中，偷工减料获取非法利润就有二亿九千余万元。
此次运动开始后，乔犯召集厂内职工开会，发给每人五十万元打算散伙。
在检查中乔犯态度顽强，经常说了又赖。
志新营造厂经理张芝荣，在每次包工时都是首先行贿，然后即施展其偷盗伎俩。
1949年该厂与其他营造厂合包粮食公司仓库工程时，盗窃国家财产价值三千余万元，盗运木材十余车皮，从中获取暴利。
另外，该厂在其他十余处工程中仅从账面查出，共盗窃国家资财将近一亿二千万元，漏税款二千八百余万元，行贿四百万元。
新东北营造厂经理张静轩、副经理郝全，曾向机关工作人员二十多人行贿，折合人民币计一千九百多万元。
该两犯在承包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盗卖器材，致使国家财产损失达五亿四千多万元。
义信永五金行经理刘迪之，三年来先后向三十多个干部行贿，折合现值六千余万元；
以座商报行商、账外活动等办法偷漏税款将近四亿元。
刘犯在与国家机关交易时，盗窃国家资财约二十亿元。
他并非法捣卖黄金四十五两、银元三千三百多块。
聚泰成五金行经理胡瑞符腐蚀干部的手段非常恶毒，曾数次拉某些机关工作人员去吸鸦片、嫖野妓。
被他腐蚀的有十余人，先后行贿五千万元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胡犯窃取国家财产约有四亿三千多万元，并通过受贿干部先后在人民银行取得三十一次贷款，用于投机倒把，获取暴利。
另外，胡犯曾非法倒卖黄金四十两、银元二千五百块。
漏税款达一亿多元。
新华暖汽铁工厂经理张志坤，在承包机关暖汽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获取非法利润。
据现已查明的，该犯行贿款数近一千四百万元，获得的非法利润达四亿四千多万元。
全和成山货铺经理韦世杰，在去年05月、10月，先后两次和粮食公司订立以砖换席和草袋，以及用现款购席的合同时，曾向粮食公司干部、工人行贿一千多万元。
因此，韦犯得以低价购进，高价卖出，转手之间，即获取非法暴利达二亿五千万元。
另外，该犯在1951年还偷漏税款一千二百多万元。
大北电机木器厂副经理王德元，一贯利用卑鄙手段，勾引机关工作人员，被他贿赂的有二十多个，贿赂的财物折款六千八百多万元。
据初步统计，他偷工减料即窃取国家资财达五亿八千多万元。
他又虚报损失、骗取利息等方法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八千多万元；
偷漏税款三千七百多万元。
并非法捣卖黄金，获暴利一千三百多万元。
信兴隆明记度量衡制造工厂经理王明滋一贯贿赂机关工作人员。
据初步统计，该厂偷漏税款四千六百多万元，偷工减料值二百八十五万元。
检查组在该厂进行检查期间，王犯仍狡猾抵赖，推脱责任。
永丰皮货栈经理王子才与不法商人张书田勾结，共谋盗窃国家财产，罪恶严重。
王子才借用张书田的名义，偷漏税款有一亿八千余万元。
张书田个人偷漏税款也有七千多万元。
王、张二犯在与国家机关的交易中，用各种诡计盗骗国家资财达二亿二千余万元。
另外，该二犯还扰乱国家金融、非法倒卖黄金五十五两。
新懋汽车修配厂经理李丰和，以作行商活动、开假发货票、不登账等方式偷漏税款达四亿五千多万元。
李犯一贯向机关工作人员行贿，总额计六千八百万元。
他勾结了干部以后，就肆无忌惮地偷工减料、盗卖国家财产，并套用大量公款；
国家财产因而受到的损失，一时尚无法计算。
隆华祥绸布庄经理王金声，曾向企业公司西单门市部主任等工作人员行贿。
据初步统计，该犯曾套用公款近二亿元，偷漏税款达二亿六千多万元。
义兴商行经理邓正品，一贯从事不法经营，捣卖黄金、银元、美钞。
解放以后，就非法买卖黄金三百九十五两、银元和美钞各一千五百元。
1950年和1951年两年当中，曾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两千多万元，偷漏国家税款九千六百多万元。
并在和政府机关的交易中获暴利达七千五百八十多万元。
海山工业社经理秦海山，曾向十几个机关的干部、司机行贿，已查明的有三千多万元，盗窃国家的资财一时无法统计，据秦犯自称即达三亿元左右。
三年来，该犯偷漏的税款，计达一亿零八百多万元。
天津市金融业展开反行贿反偷税斗争
资耀华坦白不彻底引起公愤
【本报讯】
天津市上海银行经理资耀华在反行贿、反偷税运动中，对自己的种种违法行为采取极不老实的态度，长期拖延观望，企图逃避这一政治改造与思想改造的伟大运动，因而引起天津市上海银行职工及金融界的深刻不满。
在群众的再三督促下，资耀华才在01月31日金融业所召开的全体会员大会上，初步坦白了自己不报后帐、倒卖黄金和私自烧毁后帐等三项违法事实。
但他的坦白很不彻底，所坦白的只限于已经被检举且证据确凿的事实。
因此，与会人员一致要求资耀华再作反省，彻底坦白交代一切违法事实。
在天津市解放前不久，上海银行设有后帐。
后帐物资有黄金九十三两、东亚股票一百零八万三千股、江南股票一百二十六万股、中原公司股票五万股、东亚毛线二百磅、东亚呢三十码、白布三十匹等。
天津市解放后，在资耀华的指使下，上海银行始终没有按照政府的金融法令，向军管会金融处呈报。
资耀华并命令上海银行副理陈际唐在1949年02月中旬，在黑市兜售黄金十八两。
资耀华为了消灭违法罪证，在同年05月把后帐物资平分后，竟私自烧毁后帐（后帐经管人怕政府查出，只把后帐烧了一部分）。
可是在1951年01月，资耀华的违法行为被人告发，上海银行后帐便被天津市军管会金融处查觉。
当时资耀华不在天津，金融处遂传讯了副理陈际唐、襄理秦冠生二人。
经过金融处干部再三的启发、教育，陈、秦两人呈报了隐匿后帐等情况。
资耀华回到天津后，不仅没有向政府悔过自新，反而胁迫陈、秦两人到金融处去推翻口供，要他们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不要说这些违法行为是资耀华所主使的。
资耀华并告诉陈、秦两人说：
如果法院把你们扣起来，我可以保你们出来。
今年01月15日，天津市各银行召开坦白检举大会。
陈际唐当场痛哭流涕地揭发了资耀华的违法事实和企图诿罪于人的阴谋，并要求资耀华当场坦白。
可是资耀华推卸责任，说自己对不报后帐、倒卖黄金、烧毁后帐等事全不知道，更不承认这些违法行为是他所指使的。
参加会的人都十分不满，纷纷用口头或书面揭发了资耀华的许多违法事实，并提出资耀华应当再作反省。
01月17日金融业举行第2次坦白检举大会，大家原来希望资耀华能在这个会上作公开检讨，可是在开会前资耀华竟傲慢地对邀他参加会的人说：
我今天没有功夫，民主建国会的会非我主持不可。
事实上，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当天所举行的会议，并不是他主持的，他仅仅到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去蹓了一趟就走了。
群众对资耀华这种拒不坦白的行动，更加愤恨，除继续检举他的罪行外，并要资耀华限期坦白。
在群众推动下，加上有关方面对他的反复教育，他才在01月31日举行的金融业大会上作了初步坦白，承认了自己指使不报后帐、倒卖黄金、烧毁后帐等三项违法事实。
到会群众听了资耀华的坦白以后，认为资耀华所“坦白”的只限于被检举出来的证据确凿的事实，而对于其他的违法事实，仍不交代。
大家对他的不老实的态度深表不满。
会上，天津市新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建业、浙江兴业、国华、和成、聚兴诚等八个银行全体经理、副理、襄理，当场提出了他们的书面意见，指出资耀华交代问题极不彻底，态度很不老实。
为了在金融业内搞好反行贿、反偷税运动，他们认为资耀华这个“堡垒”必须加以攻破，并当场检举了关于资耀华的五项违法事实，同时提出资耀华过去和日寇以及国民党匪帮相勾结的罪行，要资耀华彻底坦白。
上海银行工会主席鹿笃伦和天津市太平保险公司经理曾衡三也在会上检举了资耀华的其他罪行，希望他迅速坦白，向人民低头。
同时，天津市公私合营银行（上海银行在去年11月改组为公私合营）联合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及民宣布：
暂时撤销资耀华所任的天津市公私合营银行联合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并宣布成立专门小组，对资耀华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表现了热爱祖国财产的高贵品质，用种种办法避免物资的损失。
在前方，志愿军战士们正在检查空的汽油桶。
他们把油底子一点一点地倒出来，不肯浪费一滴汽油。
美方对第4项议程仍然坚持无理要求
我方重申双方战俘必须全部遣返的立场
【新华社开城02日电】
02月02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参谋会议中，双方再次检阅了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第2项与第3项议程的全部条款，并解决了若干细节上原有意见分歧之点，双方同意在02月03日的会议上继续协商解决双方分歧的其余部分。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由于对方仍然无理地坚持要求，对停战后双方协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乡的原则，要求所谓“保证”，我方代表继续予以驳斥，并指出：
“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已开了五十一次会，在释放并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问题上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主要的障碍是你方无理坚持‘志愿遣返’、‘同等数目交换’、平民顶战俘、非法地将战俘分类为平民以及片面的宣誓等主张。
如果你方不放弃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这项议程依然是不能解决的。
经过这样长时期的讨论，我相信你对我方的坚定立场是充分理解的。
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无条件释放与遣返双方全部战俘既是全体战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属交战双方必须履行的义务。
以任何藉口或假借任何好听的词句，都不能逃避这样一个义务的执行。
因此我再度诚恳地促请你方严重地考虑并改变你方立场，而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来”。
荷兰政府新派遣的谈判代表
范德普昨日乘车抵达北京
【新华社02日讯】
荷兰政府为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而派遣的谈判代表侯卫民先生，已在去年11月26日奉调离北京。
荷兰政府新派遣的谈判代表范德普先生在02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乘车抵京，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交际处副科长郎新康赴站迎接。
贵州烟草公司会计课长
大贪污犯郑炳琨被逮捕法办
只侵吞的香烟一项就值四十八亿多元
【本报讯】
盗窃国家巨额财产、坚不坦白并破坏反贪污运动的大贪污犯、贵州烟草公司会计课长郑炳琨，已被逮捕法办。
郑犯炳琨是留用人员，他盗窃国家财产的罪恶活动，是从1951年01月任贵州烟草公司会计课长后开始的。
仅据群众检举和初步调查，他的显著罪恶事迹，计有：
甲、巨大的贪污活动：
（一）1951年该公司所生产的各种牌子香烟六千四百七十二大箱，销存相抵，则有九百一十一大箱香烟没有下落。
以平均单价计算合人民币四十八亿六千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元之巨。
（二）自1951年01月01日起至12月底止，省工业厅经理科在收购材料、出售成品的转账通知单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原始单据可查。
会审科在“总分往来”账方面的转账也很多没有原始凭证。
根据不完全统计：
1951年全年无原始单据的转账数字，总计为人民币一百四十四亿五千八百零七万六千七百五十五元。
除此而外，郑犯又涂改原始单据，进行盗窃。
郑犯所接受的无原始单据的转账和涂改后的单据，初步统计为一百四十多亿元，这是郑犯勾结贵州省工商厅经理科贪污分子“四大金刚”李玉？
等进行巨大贪污活动的铁证。
（三）大量套购本公司的香烟。
根据初步调查，1950年07月10日到1951年10月24日套购“模范烟”二十二点五大箱，1951年08月27日套购该公司所制“企鹅烟”十大箱，两次套购盗窃国家财产七千零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五元。
乙、多方破坏生产。
据1951年01月到11月的总计，该公司外销烟运出收回价格低于产品的成本，受损失六亿七千九百九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元。
若再加上合法利润的损失，共损失九亿七千零四十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九元。
因郑犯身为会计课长，根本不按照成本计算，即随意决定厂价，致使外销烟一项损失就有九亿多元（本销烟未计）。
同时，郑犯与“四大金刚”勾结，对1951年上半年省工业厅经理科代办烟叶运到该公司后迟不转账（有的隔六个月以上），因烟叶进料价格与转账时的作价及作价时的市价（根据贵州商情最高估计）差异很大，使公司遭受六亿四千多万元的损失。
由于迟不转账或迟不收款，使公司长期拖欠省工业厅经理科巨额款项，单1951年前六个月，多付的利息就有二亿三千五百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二十五元。
以上二项合计共损失人民币八亿八千一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一十五元。
盗卖国家商情，也是郑犯进行贪污与破坏生产的罪恶活动之一。
如1951年08月28日，贵阳市纸烟公会打电话到这个公司买烟，郑犯在电话中说香烟要跌价，并嘱他们不忙买。
根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项使国家财产遭受的损失，估计就有五千四百五十一万元。
为了掩盖其盗窃国家财产与破坏生产的严重罪行，郑犯炳琨故意打乱账目。
根据初步调查，会计课的账与业务课、计划课的账都不符合，与各车间的账目也不符合。
1951年01月至11月制叶间所领烟叶数和郑犯账面上数目对照，郑犯账目比制叶间多出七千一百四十一斤。
反贪污运动在贵州烟草公司热烈展开后，郑犯执迷不悟，拒不坦白；
并强调“学习文化”，不许工人在学习时间开会（因郑是工会文教委员兼职工业余学校校长），硬叫职工排戏，妄图阻挠运动的开展。
公司领导方面遂于01月14日晚召开了全体职工对郑犯炳琨的斗争大会，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当场由公安机关把郑犯炳琨逮捕送法院法办。
金法棣李犯两年直接盗窃国家财产十几亿元
贵州省人民政府司法机关下令
逮捕大贪污犯李玉？
金法棣
李犯两年直接盗窃国家财产十几亿元
【本报讯】
经广大群众积极检举和上级批准，贵州省人民政府司法机关下令逮捕两个罪大恶极的大贪污分子——省工业厅经理科副科长李玉？，
会审科副科长金法棣。
李犯玉？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任贵州火柴厂经理。
解放后，他被留用在省工矿处供销科任科长。
到达工作岗位第1天起，他便组织贪污集团，有计划地布置贪污网，化公为私，私设商行，勾结外埠奸商，营私舞弊，盗窃了大量的国家财产，并且使人民的生产建设事业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
尤其是在省工业厅经理科任副科长时，他更有计划地介绍金法棣、瞿栋祥、毛华瑾在经理科供职。
由金法棣掌握会计财务，瞿栋祥掌握采购、仓库，毛华瑾作采购收验。
工商厅重要部门之一的经理科，便被这一批贪污分子完全操纵，从各方面肆意盗窃国家资财。
群众称他们为贵州贪污分子中的“四大金刚”。
同时，李犯又和广州、汉口、柳州、上海、昆明等外埠奸商勾结，构成了一个大的贪污网。
在李犯介绍下，奸商张子祯（李的朋友）便被委为供销科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事实上张子祯是李玉？
营私舞弊的代理人。
仅据初步了解，李玉？
盗窃国家财产的罪恶行为是极端严重和惊人的：
（一）化公为私，直接盗取国家财产，仅据极不完全的材料统计，两年来已达十余亿元。
例如1950年03月，李犯“委托”王保民（私商之子，现在人民银行兴仁中心支行工作）清理东山仓库时，令王趁机将账目修改，李犯即以供销科名义发出提单，用张子祯、王润生（不法商人）出名，由李桂清（李犯之弟、不法商人）和张敬斋到东山仓库提走氯酸钾十三吨。
连同另外一次，共盗卖氯酸钾十三吨八，价值在四亿元以上。
另一次是连续盗卖国家火柴六车（每车一百八十大箱），盗窃国家财产一亿七千二百八十万元。
（二）私设商行，大量盗窃国家资财。
贵阳市铜像台附近之“联成行”，从1950年起，即由李玉？
独资经营，他弟弟李桂清任经理，是李犯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机关。
如李犯以该行名义，于1950年代省工矿处购烟叶三十八万多斤，利用先领款、隔期交货，虚报假账、抬高原购价格，虚报损耗，抬高烟叶等级等办法，就盗窃国家财产一亿元以上。
他勾结贵阳市“百全行”、“中华服务所”代购油料（包括汽油、机油、桐油、菜油和酒精）、机料和原料时，从中盗窃的国家财产的数字则更大。
从群众称“联成行”为“第二运销科”这句话来看，就可以想见他们的盗窃行为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三）在“代购”的名目下，李犯更利用职权经常以公款进行自己的投机活动。
如1950年，昆明火柴公司经理龙天视汇款二千五百余万元买原料，李犯藉口“存放”到会计科出纳那里，而放债给私人，六天本利对付。
长沙火柴厂汇来付还贵州火柴厂赤磷的欠款二千万元，李犯却存到交通银行，说“与公款无关”，侵吞为私有。
（四）李犯利用职权窃取国家商业情报，进行投机倒把的罪恶活动，更使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
在经理科任职过程中，随时都有由昆明、上海、柳州等地的私人长途电话来往；
或以私人代表供销科进行联系，从各方面盗取与暴露国家商情，他所组织的贪污网便据此进行投机活动，一切费用都由公账报销。
李犯还把这些商情随时告诉其弟李桂清，牟取暴利。
去年年底，李犯玉？
下乡参加土地改革。
日前省人民政府司法机关已派人前往逮捕。
“四大金刚”之一金法棣，在反贪污运动中，虽经群众检举，但他不仅不坦白他的罪恶事实，并多方破坏运动的开展。
和李犯玉？
一样，金犯法棣也是盗取国家财产的巨贼。
（一）直接盗窃国家财产。
1950年08月，贵州省工商厅托淮南运输行运烟到柳州，金犯法棣以所运烟发霉，扣淮南行运费八百万元作赔偿费，全私吞为己有。
在代办贵州烟厂原料、成品供销时，一面以损耗转入烟厂账内，一面又收回现金；
市价每担烟已售六十万元时，仍以五万元一担入账。
（二）盗窃国家资金，勾结奸商，营私舞弊。
1950年08月以四十亿元收购烟叶，每担三十万元时，上级催他抓紧时机购买（并非买不到货），但金因挪用该款项营私，使国家财产损失十亿元。
同年06月，他伙同会审科会计谢孟平、经理科科员黄文棋，利用公款，低价收购何姓商人十磅糖精，高价转售给公家，从中渔利三百万元；
同年09月，用同样方法套购凡尼拉二十听，渔利一百四十万元。
（三）利用职权，盗取国家商情。
金犯曾两次电告前供销科重庆办事处主任项荣卿，以伪造的“谢世明”户头出款购买糖精运到贵阳售给经理科。
以上举的例子，只是金法棣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极小的一部分。
金犯贪污、盗窃国家的财产及其招来国家财产的损失，目前尚无法统计。
金犯掩饰这些罪恶活动的方法是1、混乱账目：
用“专栏式”现金簿，将银行存款与库存现金故意不分，使出纳人员无从获知库存现金及银行存款数字。
2、威胁利诱，拉拢关系，拖人下水：
某单位派员来厅查账时，认为该科账务处理多不合规定，希望更正；
金犯法棣俟查账人员走后，就对会审科承办人员说：
“要站稳立场，不要做别人的尾巴。”
工商厅会计杨锐赴贵州烟厂查账时，金犯事先对杨说：
“如有问题，回来商量。”
会审科会计谢孟平这次已坦白的贪污事件，多是被金犯拉拢所致。
3、排斥贪污集团以外的人参加会审科工作。
4、各项单据都积压至千余张后，才交给承办人员审核，使他无从下手。
其他还有欺瞒上级，伪报亏累等办法。
金犯法棣由于贪污累累，对待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开始便采取顽强抵制、破坏的态度。
在学习文件初期，他起初在讨论会上谈古论今，转移目标，不认真带头在科内开展这一运动；
后来在讨论会上对伙同贪污人员谢孟平挤眉弄眼、嗫嘴踩脚，用各种暗示办法，制止谢坦白贪污事实。
他并三次写不具名信给谢孟平，嘱谢到他家里，商量报出已经被别人揭发的贪污数字。
该犯已于01月14日就捕，正依法惩办中。
（野风、朱秦）
中南卫生部生物制品实验所领导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袭
新建大楼在建筑和设备上都有很大浪费
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生物制品实验所新建大楼，由于领导干部“爱好排场”，在建筑和设备方面造成很大的浪费。
这一实验所新落成的大楼，建筑用的材料，白水泥是英美出品，钢窗是比利时出品，自动窗帘是日本货，地板和办公用的桌子是用美国的洋松做的，门和橱柜是马来亚的柳胺板做的，厨房的灶面和厕所的墙壁，铺着英国的瓷砖，厕所的洗手盆也来自伦敦。
所里的人说：
“除了土地和人以外，大部分东西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
尽管建筑材料和室内设备，在解放前就运到了中国，尽管所里的人振振有辞地说：
当时采购的市价，外国货较本国货还便宜。
但是，一座四层大楼，大部分建筑材料和设备，集资本主义国家产品的大成，这就充分暴露了所内领导同志有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
所长杨永年就是一个“爱好排场”的典型人物，在他领导下，该所设备方面的浪费是惊人的。
单以厕所来说：
每个厕所，都装置了自动小便箱。
下午六点钟以后，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大楼，一直到第2天才上班，这中间就有十五个钟头大楼是空着无人的。
自动小便箱每隔半小时放水一次，十五个钟头就是三十次；
每次放水四加仑，七个厕所，每晚放水八百四十加仑，一个月浪费水二万五千二百加仑。
从安装电灯来说，也是极其铺张的，短短的室内走廊，安装了七盏大吊灯，七支日光灯。
包装室本来八盏灯就够亮了，却装上了七盏大吊灯，十八支日光灯。
一间很小的书库，装上了六支日光灯，二盏大吊灯。
小厨房全部铺着瓷砖，装了四盏大吊灯。
为了打扫两块三尺宽、三丈长的地毯，特从上海买回电力吸尘机。
礼堂的地板，每月至少涂蜡一次，每次就得花六十多万元。
抹玻璃，起先用毛巾，以后改用龙头细布，抹一次就不再用了。
由于工程设计不周密，在建设过程中也有许多浪费，仅土木、电气、冷气、水管、钢窗和磨石子六项工程中途增加的工料费，据初步统计，就有十八亿九千二百多万元。
因更改工程所浪费的工料，仅土木、电气、冷气、钢窗四项工程就有九千三百多万元。
由于采购材料没有精打细算，购置过多的存料，还积压了大量资金。
这个实验所的所长杨永年，是一位久居国外长期受着资产阶级教育的技术工作者。
解放后，他服务于人民的事业，建筑这座大楼时，的确出过不少力。
但是，他过去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直没有克服。
实验所副所长刘崇曾和卫生部部长齐仲桓、副部长林之翰等，也很少帮助杨永年克服旧的思想意识。
刘崇曾私生活不检点，严重地脱离群众，齐仲桓、林之翰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在这所大楼施工期间，他们极少深入检查。
刘崇曾、齐仲桓等并不是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生物制品实验所的某些铺张浪费现象，但他们对技术人员过分迁就，没有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某些铺张浪费便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齐仲桓、林之翰本身有着享乐行为，去年08月，齐仲桓、林之翰挪用中国医药公司中南区公司购买药品的外汇四万余元港币（合人民币三亿余元），从香港买回美造雪佛兰汽车二辆。
齐、林均兼职第4野战军卫生部，他们经常接受四野卫生部和中南卫生部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朱光所送的礼物。
齐仲桓的妻子宋文静和林之翰的妻子张映清（都在中南卫生部工作），生活非常奢靡，齐仲桓、林之翰却熟视无睹。
由于齐仲桓、林之翰本身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当这一有毒的细菌向生物制品实验所大量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失却了应有的警惕。
有关的领导机关对于中南卫生部生物制品实验所和卫生部的铺张浪费等现象，应当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继续深入地进行检查，彻底地纠正。
（本报记者沈石）
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指示
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
为大力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在01月26日发出指示，希各局、矿根据具体情况，切实组织职工学习，大力推广并及时总结经验。
指示说：
个别矿山，如因实际情况不适用这个方法，应提出理由，并参照苏联专家所作快速送道文件及其他煤矿先进经验，制订本矿快速送道工作法，务期达到掘进快、效率高、成本低，并充分准备出新工作面，以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和增产节约的计划。
（新华社）
中国煤矿工会华北区筹备委员会于01月09日至15日在大同煤矿召开的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决议大力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
“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是这次会议以大同煤矿马六孩掘进组的先进经验为主，并吸收华北其他各矿的先进掘进工作经验制定出来的。
1951年，华北不少国营煤矿已逐步实行机械化新法采煤，但在掘进方面仍然采用着单孔道作业方法，所以经常发生掘进跟不上采煤需要的现象。
今年华北国营煤矿的煤产量将比1951年增加一倍左右。
大力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以提高掘进效率，就成为华北各矿完成1952年生产任务的关键。
“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的要点如下：
一、马六孩组所采用的多孔道循环掘进作业法又叫“两个半孔道循环作业法”。
马六孩等掘进组在开凿正巷的同时，又开凿一平行巷，两巷相距八公尺。
他们在巷道中每前进二十公尺左右，再开一个横洞。
这样，掘进工人在正巷放完炮后，马上就转到平行巷或横巷打眼放炮，留下正巷让搬运工人装煤。
当掘进工人再转入正巷打眼放炮时，搬运工人就转到平行巷或横巷装煤。
如此循环作业，就消灭了“窝工”现象，增加了工作面的和工具设备的利用率，因而大大地提高了掘进效率。
在采用“单孔道掘进作业法”时，掘进工人每放完一遍炮后，必须等到炮烟消散，等到搬运工人把崩下来的煤运走并且清理好工作面之后，才能继续工作，所以人力和机械设备的浪费都很严重。
会议指出：
目前，华北各国营煤矿一般都有条件推行多孔道循环作业法。
至于循环作业时孔道的数目，应根据不同情况，具体规定。
巷道规格不同的煤矿，也可以经过对工作量和工作时间的精密计算，发动职工加以采用。
至于有些顶板条件不好而需要支棚的煤矿，还可学习井陉煤矿的办法，先在地面按规格做好支棚，然后运到井下使用。
这样就能大大缩短支柱工的工作时间，提高支棚效率，保证循环掘进作业法顺利推行。
二、改进劳动组织，做到各工种紧密配合，分工明确，各有专责。
掘进工作面的打眼放炮工人、搬运工人、支柱工人要完全固定，明确分工，以建立严格的专责制度。
实行“圆班制”的统一领导，使昼夜三班统一受大组长领导，以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度。
改变过去上下班互相干扰的现象。
实行掘进工作面各工种的统一领导，把各工种组织成联合生产小组，以达到互相紧密配合。
三、加强搬运工作的配合。
实行多孔道循环掘进作业后，掘进效率将大大提高，如果巷道存煤不能及时运出，循环作业就无法继续进行。
因此，“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规定：
随时安装短节铁轨，使空车经常接近工作面；
在掘进巷道中铺双轨或安设移动道叉，使空车和重车可以循环利用，缩短倒车时间；
在工作面上铺设铁板，让煤落在铁板上，以节省装车的人力和工时；
钉道工实行分层专责制，以便随时进行工作。
四、实行循环生产时间表工作制。
这种制度可以保证循环作业的正常进行。
大同煤矿赵有掘进组实行这种制度已取得显著成效。
这种循环生产图表制，是各矿在实行多孔道循环掘进以后的努力方向。
因此会议指出：
在推广多孔道循环掘进作业同时，各矿应逐步做好技术测定，建立定期的工具检修和钉道专责制度，以便在多孔道循环掘进作业已能正常进行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推广循环生产图表制。
五、关于打眼放炮。
打眼放炮技术对于掘进进度有很大关系。
“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除详细规定了打眼放炮的操作上应该注意的事项外，并指出要掌握以下两个原则：
第1，根据煤层的不同情况，固定打眼位置、角度和数目；
第2，在巷道规格许可的情况下和不断改进装车技术的条件下，尽力采用深孔作业。
焦作煤矿打眼深达二公尺的经验，证明眼打得越深就越经济。
会议号召华北各矿掘进工人积极推行“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并号召掘进工人热烈响应和参加马六孩等掘进组提出的“马六孩掘进队”的爱国劳动竞赛，为完成1952年的增产节约计划而奋斗。
（新华社）
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副局长陆达违犯财经纪律已被撤职
他从本位主义出发伪造决算五百多亿元
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副局长陆达从本位主义出发违犯财经纪律，伪造太原钢铁厂1950年度基本建设决算，虚报工作总量五百零三亿元，使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遭受很大损失。
中央重工业部已把陆达撤职，并通报重工业部所属各部门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
陆达从本位主义出发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并不是偶然的。
1950年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任务本来已经1949年全国钢铁会议规定并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
但在1950年04月，陆达和重工业部副部长钟林竟把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任务擅自修改扩大，同时修改了年度工程计划。
改变了和增加了的工程项目还没有经过上级批准，工程预算也还没有做出，陆达就命令太原钢铁厂在五、06月中把全部工程开工。
1950年10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示保留太原钢铁厂最大的修造部的工程项目。
陆达竟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批示扣压在钢铁工业局，不予执行。
09月21日，陆达还曾写信给太原钢铁厂，要他们大量购买物料，赶快把1950年的基本建设资金用掉。
1950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曾作出指示，明确地规定1950年度基本建设未完工程和剩余资金一律交回中央财政部，剩余的材料和定货押金购料款等，由各部代为保管转回财政部，做为转抵1951年度投资。
1951年01月11日重工业部转发了这个决定，并发出补充指示，令所属各部门执行。
但是，陆达竟不执行上级的决定，1951年02月22日太原钢铁厂的真实决算送局后，他指示钢铁工业局计划部门会同太原钢铁厂基本建设处副处长李树人修改决算，把预付定金、在运材料和暂付款等共五百零三亿元，伪造项目，分摊在工程决算中。
这个假决算连太原钢铁厂厂长李非平也不知道，直到1951年09月，才被重工业部查出。
在陆达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太原钢铁厂1950年和1951年的基本建设陷于混乱状态，并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
从1950年开始的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工程都是在缺乏计划、设计，人力物力准备不周的情况下仓促施工的。
这就造成了两年来基本建设的各方面的混乱：
工程设计错误，一变再变，结果欲速不达；
盲目购置材料大量积压资金，有时则又停工待料；
财务制度混乱，资金常被挪用；
在施工中对包商监督不严，以太原钢铁厂副厂长兼基本建设处处长郭奇应和基本建设处副处长李树人为首的一些干部，接受私商贿赂，对工程进行情况不严加检查，以致发生严重的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低劣现象。
这种混乱现象的后果是：
国家两年来对太原钢铁厂的投资只有百分之十八点一投入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职工福利问题也没有解决；
工程中的直接浪费，据部分估计，就有一百五十多亿元；
积存两年不用的材料值一百五十一亿元；
经常的库存材料值四百亿元以上；
1951年外付款始终在六百五十亿元以上。
这些严重的损失和浪费都是在陆达的错误思想领导下产生的。
中央重工业部的通报分析了陆达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产生错误的原因。
通报指出，陆达对太原钢铁厂基本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好大喜功，完成任务不择手段，对上级决定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破坏纪律，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不加警惕，对某些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困难则不够重视。
陆达的这些错误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所造成的，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和发展，和他的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
重工业部的领导方面对待这个问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10月、11月重工业部曾两次派员检查太原钢铁厂的工作。
在检查中已发现这个厂的基本建设工作有严重错误，某些干部有贪污腐化行为。
但是，这些事实没有引起重工业部的领导方面的重视，以致使错误得以发展下去。
重工业部副部长钟林主管钢铁工业，但他对钢铁工业局的领导是只管技术不管政策，只求生产建设扩大，不管其他条件，因而助长了陆达的错误的发展。
通报指出，钟林副部长也应进行严格的检讨。
通报指出，接受陆达所犯错误的教训，今后必须加强思想领导，严肃纪律；
并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发动群众彻底检查工作，揭发检举和处理一切违法乱纪行为。
北京人民游泳场修建工程中包工头徐佛泉严重剥削工人
编辑同志：
我曾因公从北京到南京，在火车上和同座的一个工人闲谈，知道了一件关于包工头严重剥削工人的事情。
我愿把这件事提供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调查处理。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曾把人民游泳场的一部分工程包给封建把头徐佛泉。
徐佛泉又转包给周金金、朱金祥、徐福生等三人。
我所遇到的工人就在这里作工。
他说，徐佛泉等领到卫生工程局的工资，除发给工人外，竟赚了四千万元，徐得二千万元，其他三人分得二千万元。
而工人每日每人才实得一万六千元。
如拿三十个工人做四十天工计算，则工人所得总共才一千九百二十万元。
假使事实确实，我愿提出以下几个意见：
一、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这样大的中饱和剥削，应把徐佛泉查明法办。
二、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的工作粗枝大叶，对工程的实际需要没有作深入具体的估计，给投机者以可乘之机，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浪费，应作检讨。
梁农荪
编者按：
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来信说：
他们已根据梁农荪的来信作了检查，证明梁农荪所反映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卫生工程局除作了检讨外，并分别处分了有关此项工程的失职干部。
卫生工程局对欺骗政府、严重剥削工人的徐佛泉已向法院起诉，法院已把徐佛泉逮捕法办。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大会给贪污分子指出应走的道路
编辑同志：
收听了02月01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的实况广播以后，我受到了极深刻的教育。
通过这次大会，我更进一步地体会了政府对贪污分子的英明政策。
像宋德贵那样危害祖国人民利益、抗拒坦白的蟊贼，受到了人民法纪的制裁。
那些彻底向人民交代自己的问题的贪污分子，就得到了免刑或减刑。
我们从这里很明显地看出，摆在贪污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
一条是活路，那就是彻底坦白；
另一条是死路，是宋德贵的道路。
我现在是新中国的大学生，将来是一个新中国的工作干部。
虽然现在我还没有贪污的事实和行为，但是我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有贪图个人享受，希望不劳而食的思想。
因此，我要拿实际行动，投入这一火热的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动员、检举自己的亲友中的贪污分子，让他们低头认罪，协助政府搞好这一革命运动。
熊任飞
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
扫除了推广马六孩先进经验的思想障碍
在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以前，马六孩掘进组的先进经验在华北各矿的推广是不很顺利的。
井陉煤矿第二○六先进掘进组的工会组长阎进寿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叙述他们矿上掘进工人过去对待马六孩先进经验的情形说：
“去年06月份，马六孩组的先进经验就被介绍到我们井陉矿，矿上也曾经召开了职工大会，动员推广这一先进经验。
可是那时候，一听说马六孩掘进组在大同煤矿那样井下既没有沼气、巷道又不需要支棚的良好条件下，一个月才掘进了三百来公尺，我们对他们的经验就瞧不到眼里。
工会干部动员我们试行多孔道循环作业时，我们就强调井陉矿的顶板不如大同好，煤层变化比大同多。
工会干部看见我们信心不高，也就泄了劲。”
阎进寿这次动身来大同矿开会的时候，马六孩等掘进组发起“马六孩掘进队”劳动竞赛的消息刚传到井陉矿，二○六组的工友们都再三嘱咐阎进寿要把马六孩组的工作条件好好地看一看，看看他们组里到底有几个人？
使唤的啥工具？
回井陉后好制定自己的应战条件，和马六孩掘进队比个高低。
焦作煤矿的掘进工人过去总是片面地认为他们的巷道规格和大同的不同，实行循环作业没有条件。
阳泉煤矿的掘进工人过去也老是强调他们矿井的顶板不好、瓦斯量大，怎么也不能和大同比。
各矿掘进工人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是他们对马六孩掘进组先进经验的优越性认识不足。
为了扫除推广马六孩组先进经验的思想障碍，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的领导方面，在会议的头一天让马六孩和赵有做了扼要的经验介绍以后，就用整整两天的时间组织到会代表下井实地参观。
在参观时，代表们看到马六孩和赵有两个掘进组的工人在工作面上迅速办完了交接班手续后，掘进工人马上就在上班工人留下的一个空基中打眼，搬运工人就在那个留有存煤的巷道中装煤。
当掘进工人放完炮时，搬运工人已将另一巷道清理出来，所以他们甚至不用招呼，就迅速地相互调换了工作面进行工作，很少有生产间隙。
参观后，代表们对多孔道循环作业的优越性才都有了深刻的体会。
代表们特别惊讶马六孩掘进组的工人们打眼放炮技术的熟练。
因为打眼都有固定的位置和角度，所以他们抱起电钻后就打，丝毫也不用思索，打一遍眼顶多只用一二十分钟的时间。
阎进寿参观后，在小组会上发表他的感想说：
看了人家那种严密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才了解自己的落后。
我们用单孔道掘进的办法，在放完炮后，必须把煤装出去才能继续掘进，因此不是掘进工人、搬运工人、支柱工人一齐插手装车，弄到大家在工作面上转不开身，就是掘进工人在一旁闲起来，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和工时！
由于在参观中深切体会了马六孩掘进组先进经验的优越性，代表们不但不再强调推广这一先进经验的困难，而且都积极地想办法来克服那些困难。
过去有些人认为多孔道循环作业只有在巷道规格一致的煤矿才能实行。
在这次会议上，经过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这些人已认识到只要发动职工想办法，精密地计算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在巷道规格不一样的煤矿也可以实行多孔道循环作业。
有些代表过去怕实行多孔道循环作业使掘进效率提高后，支棚工作赶不上，会出危险。
在这次会上，听到井陉矿的代表介绍了他们事先按规格做好支棚、然后运到井下的方法，这些代表们的顾虑也解除了。
过去华北不少煤矿在快速掘进工作上都是使用英国制造的电钻，目前这种电钻的钎头价钱很贵，并且不好买。
京西煤矿的代表在这次会上介绍了他们自制合金钢电钻钎头的办法，给各矿提供了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
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扫除了推广马六孩掘进组先进经验的思想障碍，因此，在会议结束时，各矿代表都纷纷表示回矿后要带领全矿掘进工人，全面地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
代表们在离开大同煤矿时，还恳切地对马六孩说：
“你是咱们华北煤矿掘进工人的旗帜，今后在工作中再有啥新的创造，一定要给咱写个信，告诉咱，让咱们共同努力提高煤矿的掘进效率！”
（新华社记者袁木）
我们有决心洗清资产阶级的污毒
编辑同志：
02月01日我校同学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的实况后，衷心地拥护人民政府的政策。
枪毙薛崑山、宋德贵那种拒不坦白、坚决和人民为敌的大贪污犯，就是给人民除了大害。
像孙建国、夏茂如等真心坦白，并检举其他贪污分子和奸商，人民可以减轻或免除他们的刑事处分，给以从新作人的机会。
从这里，我们更加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人民政府忠心耿耿为人民办事的精神。
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政府、热爱我们的优越制度。
我们相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定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把我们学校的贪污、浪费现象彻底搞清，把资产阶级的污毒洗刷干净。
河北师范专科学校学生会
接受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教训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去年12月30日发表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和“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后，先后接到来自各级党组织、人民政府、解放军部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工厂、企业部门、学校及农村、街道的二百一十九个读者的来信。
这些来信，一致拥护中共河北省委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和送交人民政府依法惩办的措施。
这些读者一致对中共河北省委长期不能发现刘、张的错误，中共天津地委部分党员不能和刘、张作不调和的斗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要求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接受这一沉痛的教训，坚决克服自己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作风。
许多读者从党对刘、张事件的处理中，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通县中学、宣城油榨沟中心小学的一百零一个学生来信说：
通过中共河北省委对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的处理，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根绝旧中国统治阶级所遗留的贪污、腐化、欺骗、盗窃、行贿等恶风劣习。
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也使他们认识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的危害。
在革命阵营内必须彻底肃清资产阶级贪污、腐化的思想影响，否则，就会妨碍新中国的建设。
绝大部分读者，特别是共产党员，都联系这一事件，检查了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中共河北省霸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崑说：
“过去我认为自己革命历史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应该享受一点。
于是我也羡慕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的生活，逐渐在穿、吃上‘讲究’起来。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使我清醒起来，使我意识到自己也正向着腐化的道路上走去。”
县委副书记张全义、统战部秘书谢宝智等也都检查了进城后滋长了的腐化享乐思想。
中华全国合作社干部学校陈懋功、山东省人民政府人事厅仲秋等来信说：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他们还认为自己很清白、没有什么可反的。
经过对刘、张事件的讨论，才发现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应该迅速地跟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洞沟煤矿淹死工人二十二名
对失职人员应严格处理
编辑同志：
去年10月04日，山西襄垣县公营洞沟煤矿发生水灾，淹死二十二个工人。
发生这次事故的原因是煤矿的领导干部有单纯营利的资产阶级观点，忽视工人安全。
早在1947年，煤矿就发生过老空窑蓄水暴涨，淹死三个工人的事故。
但煤矿领导方面忽视这个教训，也不采纳工人的合理化建议（比如工人曾建议窑下设立防水壕，设置七、八尺长的钢钻探水，以防止水灾）。
这次事故前十多天，井下已有小孔冒水和巷道水量激增的现象。
工人们反映情况后，经理等都置之不理，反说工人“有意破坏生产”，骂工人说：
“蛤蟆蝌蚪离了水不能活。”
有些工人见势头不好，就装病请假回家。
这样，仍没有引起领导方面的重视。
事故发生后，领导方面怕负责任，就对工人们说，这次事故是突然的，事先没有象征，并禁止工人随便乱说。
山西省有关部门对这一事故非常重视，已通报全省各地结合具体情况展开讨论。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已派检查组前往检查，并处理善后。
王桂林、姚健
清除贪污分子，健全节约检查委员会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必须是纯洁的、有力的；
否则，运动必然搞不好。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文艺处的领导干部，轻率地把文艺处秘书科的反贪污运动，交给秘书科科长张一山去领导；
并把张一山吸收到节约检查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职务。
张一山是什么人呢？
是一个贪污分子。
文艺处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不知道呢？
反贪污运动刚开始时文艺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提出张一山领导的秘书科大有问题，要求以他作为反贪污的重点。
但文艺处的领导干部却不管群众的意见，竟让贼去捉贼，这正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张一山利用职权，虚张声势地乱搞一通，就匆匆忙忙地宣告“运动基本结束”。
走了一大段弯路，直到撤换张一山的职务之后，文艺处的反贪污运动才猛烈开展起来。
要使节约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健全有力，就必须由上级领导机关严格审查参加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成员。
这些成员的条件，应该是立场坚定，手上干净，作风正派。
各部门应切实检查一下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成员，考查他们能否担当领导这一运动的重任；
要把不能胜任的，特别是贪污分子或和贪污分子有勾结的人坚决清洗出去，把节约检查委员会健全起来。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胜利地完成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战斗任务。
煤建公司门头沟支公司一厂
发生砸死工人的严重事故
编辑同志：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门头沟支公司一厂，由于领导干部毫不关心装卸工人安全，01月22日发生煤堆坍下砸死工人李文明的事故。
这个支公司的火车装煤工作，是由门头沟车站装卸工人担任的。
支公司一厂的煤堆高达十五公尺，经常倒坍，去年和前年两年中，共砸伤十五个工人。
在这一期间，门头沟车站和北京铁路分局分别向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北京市公司和门头沟支公司提出改善的建议，但始终得不到他们的重视。
车站装卸工人没有办法，在01月初请求北京市劳动局处理这个问题。
01月08日，北京市工商局、劳动局召集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北京市公司、门头沟支公司的负责人，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次会议决定门头沟支公司应注意保持煤堆的自然坡度，以及安装照明设备等。
但是，他们没有按这些规定做。
01月19日，门头沟支公司一厂煤堆又倒坍，砸伤一个工人。
22日，一厂的煤堆倒下一百多吨，造成压死工人李文明的事故。
为了门头沟车站六百多装卸工人的安全，我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处理这件事。
崔世广
编者按：
以上两封来信，说明洞沟煤矿和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门头沟支公司一厂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们对工人生命安全的忽视，已达到使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我们建议这两个单位的有关领导部门，迅即查清事实，处理失职人员，并在报上公开检讨。
运动的领导权一度被贪污分子窃据
北京市文艺处反贪污运动走了弯路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文艺处的领导干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在相当长期内没有认识这个运动的严重的政治意义，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贪污分子，使运动不能顺利前进。
张一山（共产党员）从前年01月起，在文艺处任秘书科科长。
在他的极力主张和主持下，文艺处从1950年起，用一辆卡车非法经营运输业务，整整两年中，收支都没有单据。
他和司机梁启英、司机助手王宗文从中共同作弊。
如仅在去年07月份一个月，他们就从汽车运输的收入中贪污了一千多万元。
张一山还勾结私商、偷漏国税，仅从延丰汽车行查出的初步材料来看，就漏税一千三百多万元。
张一山所经管的修建等事务，都找私商承办。
这些私商都是他的亲戚、同乡等。
他们狼狈为奸，开假发票，把公家食粮低价卖给私商，共同盗窃国家财物。
在张一山的直接领导下，秘书科所属经管钱财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贪污。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文艺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提出汽车运输业务的账目不清、经费收支没有单据、秘书科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要求以秘书科和张一山为反贪污运动的重点，彻底检查汽车运输账目及秘书科的其他问题。
但是，文艺处的领导干部竟把掌握运动的实权交给了张一山，让他担任文艺处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于是，张一山得以欺上瞒下，兴风作浪，把斗争目标转移到个别人员和其他部门的几件并不很严重的铺张浪费事件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处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从去年12月22日开始，到今年01月04日，便宣告“基本上结束”（实际是基本上夭折）。
在这个期间，只有几个勤杂人员交代了一些问题。
从01月05日开始，除了秘书科和戏曲改进科外，其他部门都转入了日常工作。
这时，文艺处的领导干部又把秘书科和戏曲改进科的反贪污运动，完全交给张一山“负责”，使张一山和秘书科的其他贪污分子，觉得可以混过“关”去，因而什么也不交代。
01月09日以后，文艺处秘书科的贪污分子王镇球和钱道骝在处内外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交代了他们的贪污罪行，张一山的假面具才进一步被戳穿。
群众坚决要求撤销张一山所窃据的文艺处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彻底检查张一山的罪行。
文艺处的领导干部在01月12日撤销了张一山对这个运动的领导权，重新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回到反贪污的斗争中来。
搬掉这块石头以后，文艺处的运动才“起死回生”，群众情绪高涨，纷纷揭发张一山的罪行。
文艺处领导干部也亲自动手，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初步证实了张一山的一些罪行。
01月22日，文艺处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领导干部针对这一事件作了公开检讨，并当场宣布撤销张一山秘书科科长职务，让他听候清查处理。
现在，运动正在猛烈开展。
（曾普）
通县专区供销合作社
关于在绥远沿途变卖疫牛的检讨
编辑同志：
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了娄树奎、马醉野二同志对我社赵士荣在绥远沿途变卖疫牛的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这个批评。
首先应该承认，我们对外出业务人员的领导是很不够的。
当赵士荣把二百五十二头耕牛从绥远陕坝镇赶到财脑包地方时，就发现三十头牛有病。
他回社报告了这种情况，当时社里只派了一个缺乏经验的年青兽医前往治疗，但没有叮嘱他们必须和当地人民政府取得联系，并听从其领导。
赵士荣盲目听信兽医诊断，认为不是疫牛，竟把疫牛沿途变卖。
到十八台地方时，有两头牛病死，这村村长曾劝告不要再卖。
但赵士荣藉口怕使合作社受损失，不听从劝告，只把死牛剥了皮，埋了肉，以致病毒传播，使人民财产受到损失。
这不只说明赵士荣不顾人民利益，同时也证明我社领导方面有官僚主义作风。
现在我们除作公开检讨外，并给赵士荣以记过处分。
通县专区供销合作社
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共产党员张子良
王角邵国寰作
（十三）他在陕北时，从没见过森林；
可是到东北后，在短短的三个年头中，正像苏联林业专家达依诺夫说的一样，他已成为一个“中国的林业专家”了。
（十四）张子良是最懂得生活和真理的人。
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已经走过了一段艰苦的路程，应该坐下来歇歇了。
他始终以非常饱满和乐观的情绪工作着，向着光明的远景前进。
（完）
于忠友怎样陷入了奸商的阴险圈套
朱波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油料部技术处处长于忠友，是被阴险而卑鄙的奸商董士杰拖到泥坑里面去的。
于忠友今年三十三岁，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转为共产党员。
在过去艰苦斗争中，从没有动摇过。
但在全国革命胜利后，却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败。
1949年春天，于忠友到了天津。
当时他是某部的油料处处长。
因为业务上的关系，认识了奸商董士杰。
从此，董士杰就把于忠友作为进攻的对象，常到机关来勾引于忠友。
董说：
“来到天津了，缺什么东西只要说出来，都不成问题。”
于忠友没理他。
接着董士杰又数次请于忠友吃饭、看戏，也都被拒绝了。
后来，董士杰就重新研究进攻于忠友的办法。
最后，他发现于忠友家里没有收音机，就要送给于忠友一部价值两千万元的收音机。
为了麻痹于忠友，收音机是让运输部的采购员关树成送去的。
关树成是和他一起做投机生意的。
关树成找到于忠友，说：
“于处长，别人都有部收音机，你怎么不搞一部呢？
收音机一方面可以听音乐，娱乐娱乐；
一方面还可以收听各种新闻，进行学习。”
说着就把收音机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并且嬉皮笑脸地说：
“我送给你的这部收音机，是美国造的，可以收听世界各国的广播。”
于忠友很干脆地拒绝了：
“我为什么要你的东西！
你一个采购员那来这样多的钱、买这东西？
趁早拿回去，我不喜欢这个。”
关树成一时下不来台，这才照实地说：
“这是董士杰送的。
他看着你没有收音机，要我送给你的。”
于忠友依然拒绝接受。
但隔了不久，董士杰又拿了一部很漂亮的收音机叫关去送。
这次进攻也没有成功。
在两次进攻失败以后，董士杰——这个无耻的家伙，并没有死心。
他得到了于忠友要到南方工作的消息。
于是在于忠友南下的头一天，又派关树成拿着水果、一个收音机、一两金子到了于忠友的宿舍。
关树成一进门，就把东西放进壁橱里，说是一点给孩子吃的水果。
后来于忠友一检查，发现有金子、收音机。
当时他想：
“作为交朋友来说，人家一次两次地给自己送礼，不应该再拒绝了。”
这是一种完全丧失立场的想法。
奸商决不是什么朋友，而是凶恶的敌人。
他既然已经丧失了立场，所以后来虽然想到“接受别人的礼物恐怕影响不好，还是退回去吧”，但他仍然没有划清敌我界限。
所以他拒绝贿赂的意志也是不坚定的。
结果，在上火车以前，于忠友没有找到关树成，就带着人家给的贿赂品上了火车。
这时他还有内心斗争，他想关树成一定会来送他，那时再给他退回去。
但是在站台上一直等到快开车的时候，关树成才跑来，说：
“那东西是董经理送给你的。
那不是贿赂你，这是做为一个朋友送给你的。”
于忠友原想把东西还给他，可是火车已经开了。
这时，他就和奸商的卑污思想完全一致起来，所以他想：
“人家一次一次地送东西，这是情义。
一直拒绝不收不好，好像不懂人情似的。”
这一来，于忠友到汉口不久，董士杰等奸商也就跟着到了汉口。
董士杰当天找到于忠友，厚着脸皮，要求“照顾”，要求给他一些生意做。
于忠友因为收了奸商的东西，就不能不给奸商办事了。
当时油料处有三万个油桶要重新喷漆，很多商人投标没有投上，于忠友就让董士杰做了这笔生意（董士杰从这笔生意中盗窃的国家资财没有办法统计）。
奸商的进攻是一步紧似一步的。
1950年底，于忠友被调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油料部工作。
董也随着来了北京。
这个阴险的奸商为了进一步腐蚀于忠友，便多方打听于忠友的社会关系。
当他知道于忠友在北京有一个岳母的时候，就送礼物给于的岳母。
另外，又送给于忠友的兄弟一桶煤油。
董士杰看到于忠友的小孩没有床，就给买了两张床。
后来，于忠友硬把二十万元的床钱还给了董士杰，董士杰就把这二十万元买成有奖储蓄券给了于的岳母。
董看到于忠友的小孩坐的小车是旧的，马上就说：
“小孩坐这样的坏车子多危险！
送到工厂修一修吧。”
结果送来的却是一辆新车。
在奸商董士杰一连串的攻势下，于忠友不能不给奸商董士杰做更多的事情。
有一次，董士杰和另一奸商从天津向汉口运十吨汽车零件，让于忠友写一封证明信。
结果，董士杰就凭这封证明信白白用人民的火车运了十吨汽车零件，而且这十吨汽车零件应缴的税款也全部漏掉了。
奸商董士杰对于忠友的攻势，直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以后，还没有停止。
在运动中，他企图和于忠友订立“攻守同盟”，因此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给于忠友和他的弟弟，让于忠友不要坦白他们两人的罪恶行为。
同时又找到于忠友的岳母，托她动员于忠友不要坦白，他说：
“于处长胆子太小了，运动几天就过去了，不坦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直到今年01月21日，董士杰还打电话给于忠友的弟弟，还让他拖于忠友的后腿。
但是董士杰的可耻企图被粉碎了，于忠友终于把董士杰行贿的事实，在群众面前揭露出来。
北京公审大会污犯大会速写
邵宇
（一）
大贪污犯薛崑山，这个不同资本家，打入我们内部的经济内奸；
大贪污犯宋德贵，这个资产阶级奴才和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罪恶严重，拒不坦白，被判处死刑。
（二）
大贪污犯夏茂如和杭效祖，因为他们能自动彻底地坦白，立功赎罪，免予刑事处分。
当判决后，这两个大贪污犯走下台去的时候，台下响起一片吼声：
彻底坦白立功赎罪是贪污犯唯一的出路！
坚决镇压拒不坦白的贪污犯！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附图片）
“攻守同盟”的瓦解
——记刘世铭工程师坦白贪污行为的经过
齐华瑶
刘世铭是北京市某公营建筑公司的工程师。
他自1950年以来，即利用职权和私商勾结，接受许多家私营营造厂的贿赂，前后共达四千多万元。
比如1950年茶淀国营清河农场盖房子时，刘世铭担任了总工程师，他便利用职权给私营中盛营造厂和大兴合记营造厂许多方便。
当时中盛营造厂买了一批质量很坏的不能用来盖房子的石头。
刘世铭却允许中盛营造厂用了一部分来修墙。
那时，农场要增建两幢房子，位置在别的营造厂的工地内，照理应由这一家营造厂承建，但刘世铭却把它让给中盛营造厂承建，使中盛营造厂得以利用以前剩下的全部劣质的石头。
屋顶大托（用三根木头夹成的）断了，刘世铭不叫中盛营造厂更换。
中盛营造厂因为经过他得到了盗窃国家财富的机会，所以在工程完成时，就请他洗澡、吃水果，并行贿五百万元。
刘世铭在这个工程中，还和私营大兴合记营造厂勾结，并受贿一千万元。
当这个公司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领导干部曾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并说明如果自动坦白，罪重者从轻处理，轻者免予处分。
这时，坦白呢？
还是不坦白呢？
刘世铭便开始了剧烈的思想斗争。
他想，坦白吧，面子上可真下不去；
干了几十年工程师啦，盖过多少大建筑啦，这一坦白，身份名誉不就完了吗？
还有啥脸见人？
再说，如果坐了监狱，又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曾经贿赂他一千万元的大兴合记营造厂经理边宪麟由天津来看他，要和他订立“攻守同盟”。
边宪麟对他说：
“我们涿州的事恐怕要发生（被检举），但在清河农场作的事，则没有问题。
你不讲，谁都不知道。
你讲了，对我不利，对你也不利。”
最后边伸出脖子说：
“我掉了脑袋也不说。”
接着聚兴永营造厂经理焦国英也来看他。
焦国英曾送给他十袋面粉，一包大米，几瓶维他命丸，并帮他修理过房子。
焦国英再三地对他说：
“面粉和钱都出在我个人账上，维他命丸出在工人医院的账上，查不出来。
如果我被抓起来了，也不说。”
刘世铭一见奸商作了“保证”，就觉得没有坦白的必要了。
但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各阶层中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公司的群众也发动起来了。
刘世铭虽然订了几个“攻守同盟”，但是有的还没有订啊！
他想：
“要是被检举出来，可不得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最容易暴露的问题谈出来才好。
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免除对他的怀疑，又不怕被检举。
于是他提心吊胆地找领导干部谈了第
一个问题——受贿二十袋面粉，一包大米。
这以后，刘世铭的心里不是轻松了，而是更沉重了。
他想，犯了错误，又欺骗了上级，查出来怎么办？
上班了，他在设计部画图，脑袋里却老在想着
“贪污”两个字。
在隔壁，领导干部在谈反贪污的事。
刘世铭听到“贪污成性”几个字，心像刀刺一样难过。
“人家从娘胎出来就没贪污过，我却是个贪污痞子，多么可耻！”
他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了。
一个星期日，刘世铭在家里看了一天报纸，读了高岗同志的报告，看了许多有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道，心里千头万绪，饭也吃不下去。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他还在捉摸：
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呢，还是站在它的反面？
要死还是要活？
突然，脑筋一转，想起了报纸上说的贪污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坦白。
于是他决心跳出奸商新设的
“攻守同盟”的圈套，鼓起勇气写材料。
但是当写到一次受贿一千万元时，就把笔放下来了。
“会不会坐牢？”
他害怕，又踌躇起来了。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把全部贪污事实写出来。
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加上一连几天精神上的苦闷，支持不了，自己打了三次强心针，才把贪污事实写出来。
第2天早晨，他拿着已写好的材料跑到领导干部那里坦白。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领导干部很欢迎他坦白，安慰他不要难过，回去好好休息。
他回到家里，心里像放下了千斤的石头一样轻松了。
这一来，他的勇气也来了。
最初，他不敢在大家面前说这些话，现在他能够在几百人的大会上详细地报告自己贪污受贿的事实和思想斗争经过，并检举了另一工程师和某商人勾结受贿的行为。
他号召有贪污行为的人老实坦白，放下包袱，立功赎罪。
武汉市委开除易吉光的党籍是完全正确的
沈馨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开除原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易吉光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易吉光虽然是有着二十年党龄的党员，曾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坐过监狱，对人民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在武汉市工作期间，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腐蚀，成为贪图享受，生活腐化，利用职权滥用公款的罪人。
并由此发展到丧失政治立场，以敌为友；
对反革命分子信任，提拔，包庇；
对阶级弟兄则仇视，欺压，驱逐。
在工作中，则是违反党的政策，个人独断专行。
为了个人的卑鄙私欲，在干部政策上，采用恶毒的手段，对顺从逢迎者则提拔，迁就，照顾；
对于忠实于党的事业、坚持党的原则者，则打击，排挤，压制，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些都说明易吉光失掉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必须开除出党；
否则就破坏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和严肃性。
但是有些人对于党的这个决定仍然抱着某些不应有的怀疑。
有人说：
“易吉光的错误虽然十分严重，但尚可留在党内继续教育改造。”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从易吉光堕落蜕化，敌我不分等错误来看，易吉光的人生观已经完全离开了战斗的共产主义原则，他认为“人生”就是享乐腐化，不这样，似乎人活在世上是不值得的。
因而他对他的奢侈生活还不满足，常说“这生活太苦了，你们不会照顾首长”。
这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他已经变成在党内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腐蚀党的危险人物。
对于易吉光这样的蜕化分子，如不给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和党的纪律，就等于纵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武汉市委开除易吉光出党，正说明我们的党是有着严格纪律的党，这一具体事实可以教育全体党员，使每个党员认识必须时时刻刻为保持党的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而奋斗，绝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只有这样，党才能保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
作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必须是全心全意地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损害革命利益以满足个人欲求，必然遭到像易吉光这样可耻的结局。
有人说：
“易吉光是一个老党员，对革命有过功绩，虽然作了些坏事，但应从轻处分。”
这是不对的。
正因为易吉光是一个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党员，党和人民对他就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他不但应当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且要有更高的标准。
易吉光没有用党的高度原则性对待自己；
相反的，他把个人对革命的某些功绩变成包袱，骄傲自满，而这种情绪也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对象。
因此对于倚仗自己功绩作坏事的人，就必须按照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会议上的指示来处理，即“毫无迟疑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不管他们从前有过怎样的功劳。……其所以必须这样办，是因为必须打破这些妄自尊大的显贵官僚的傲慢习气，叫他们安分守己。
其所以必须这样办，是因为要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巩固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纪律。”
（列宁主义问题六三七页）
有人说：
“易吉光是中共武汉市委委员。
市委会内部过去为什么不开展思想斗争，以致使易吉光一错再错，终至开除党籍？”
我们首先需要肯定，易吉光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来负责。
很显然，易吉光这样的党员决不是不知道党的原则的，也决不能不知道毛主席早在二中全会上即已提出全党应警惕资产阶级进攻的指示。
但是因为易吉光意志薄弱，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一味追求个人享受，逐渐腐化堕落，让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毁灭了自己。
另一方面也应当指出：
在武汉市党的组织内，为了反对易吉光的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也曾有不少党员和易吉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有些党员因此被易吉光扣押起来，或被调动工作，或被撤销党内职务。
这能说党没有和易吉光进行过斗争吗？
问题显然是在于易吉光坚持自己的错误，以致发展到了身败名裂的地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武汉市委对这一问题就没有责任了。
在易吉光的问题上，武汉市委同样应当严肃地检讨他们所犯的官僚主义错误，检讨他们纵容各种错误存在和发展的腐朽的自由主义。
民盟盟员应怎样具体地进行思想改造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
中国民主同盟就其性质说，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政党；
它的任务是要团结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阶层。
因此，民主同盟盟员的思想改造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知识分子有上、中、下层之分。
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是应该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发展的；
但目前的盟员成分还是上层知识分子占多数，尤其是上层领导部分。
谈到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它的改造问题，可就不简单了。
每个人的思想几乎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从过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高等教育所多年培养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科学、技术等——那一套），差不多都受着旧传统的影响。
所谓旧传统，一种是古旧中国的封建主义的传统，另一种是欧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传统。
接受封建主义思想传统的人们，多半接受为封建地主阶级及为个人自私自利的企图服务的反动的坏东西。
他们认为只有古旧的中国所遗传下来的东西是好的，而且愈古旧愈好、愈可爱、愈值得珍贵。
接受欧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思想传统的人们，好一点的就有一大群一大群孟德斯鸠、卢梭等等的幽灵跟着他，坏一点的就有一大群一大群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幽灵跟着他。
这样，必然使得这些人的脑子里，不是腐朽的旧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
这些思想，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以及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所以发生的根源。
除了上述两种很坏的传统外（这两种传统不是互相孤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还有一些同情、拥护和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上层知识分子。
他们在革命运动中不是没有起过推进革命的作用；
但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究竟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
所以在火热的革命运动中，有时表现出狂热、急躁；
有时表现出悲观、失望。
尤其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后，这些人被人民政府所邀请、所重用，一时趾高气扬。
搞哲学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家，搞历史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家，搞政治和经济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
他们看不起其他民主人士，看不起那些过去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革命却也有过贡献的民主人士，看不起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的民主人士，无批判地否定一切旧大学里的大学教授，主张不应该再让他们走上讲坛。
甚至看不起从农村来的党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大以为领导党的统一战线太长太广太杂，团结面过于“宽大无边”，因此，这些人一谈到思想改造学习，总以为自己应该除外。
然而实际上怎样呢？
当抗美援朝号召刚提出的时候，别人我不知道，起码我是动摇的。
当“武训传”的批判初展开时，起码我也是动摇的。
看不起人家，妄自尊大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抬高自己。
这就是很沉重的包袱。
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进步包袱”。
这个包袱不决心丢掉，不但阻碍了自己的进步，而且妨害着一般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妨害着人民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
这些人虽然主观上自高自大，实际上过去不过涉猎过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他们只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搬弄词句，故作高深。
这样比过去根本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反而有某些危险，这不仅不能帮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反而可能歪曲淆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尽管主观上不是如此）。
所以，这个沉重的包袱，决不能再背上了。
如果不肯割“爱”，进步就变成落后，正确就变成错误。
这样看，凡是上层知识分子，都必须首先投身于这一思想改造学习的大运动中。
学习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领导思想，肃清反动阶级的思想，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逐步地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加以改造，以便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标准。
这里自然要防止“左”的偏向，要不妨害这些思想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所要求于它的合法性及其合法存在。
但也要防止右的偏向，在一切皆变，世界在变，历史在变的发展规律下，也不能让任何合法的东西永久停留在固定的阶段上而一成不变。
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哲学、科学即全部文化优良成果的唯一的继承者。
我们必须虚心地学习，才能使自己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接近真理。
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辩证唯物论。
我们上层知识分子要以工人阶级思想为领导思想而进行思想改造，首先（它的开始和下手处）就是要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把多种多样的错误的世界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包括各种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除外）有出卖知识，不问对象（在反动统治下，大半乐于向反动统治卖身投靠，帮忙帮闲），一面标榜学术至上，自鸣清高，另一面却垂涎于反动派的荒淫无耻的腐朽的寄生生活，一心只想往上爬的哲学和世界观，他们往往看不见社会的集体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被剥削的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
如果不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就不会了解我们国家社会的今天和明天，不会了解自己在国家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不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或不应当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以致不能忠实地服务于人民事业，而阻碍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甚至发生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可耻现象。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思想问题，都是没有从根本上建立正确的世界观的缘故。
所以，我把改造思想问题，首先看做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加以强调提出。
改造我们世界观的问题，就是改造我们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就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可是思想的改变是以实践的改变为前提的。
因此，我们就非投身于各种火热的革命斗争不可；
非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站在自己工作岗位，进行具体的实践不可；
也非了解和推行各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不可；
尤其是非把共同纲领当做实质的国家法来忠实遵守不可。
但这只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的一面。
而其另一面，要达到真正了解政策、法令，拿理论来指导行动的目的，就还必须认真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尤其是要认真地阅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书籍。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的、有系统的；
我们不应该寻章摘句，一知半解。
否则，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在一方面承认了“人的思想是求通的；
通不下去，才变；
变则通”。
在另一方面又说“只须在我胸中没有什么不通的，自然依旧活下去”。
（我们的梁漱溟先生就是如此。）
还有，“有人以为自己既赞同共同纲领并又愿为其实现而努力，就无需强调沟通政策思想了，这是不正确的。
要知道，我们对共同纲领不一定已经都懂得了，甚至自己的脑筋中可能还有某些非新民主主义的、非共同纲领的思想，例如旧民主主义的思想以至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因而不能正确地和全面地理解共同纲领。”
（李维汉：
“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这里，本质上还是因为不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共同纲领。
所以必须在思想上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又把这个理论变为行动，才能站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求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是不能有和平改造的任何幻想的。
这正如在土地改革中不能有和平改革的幻想一样。
我们脑筋里的一套旧东西，旧的哲学，旧的世界观——一切唯心论、偏见、成见、恶习，封建主义的传统，欧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传统，这些都是过去反动统治者手中紧紧握着的为着镇压人民、麻醉人民意识的一条精神上的鞭子；
他们自己惯于使用这条鞭子，同时也培养一批知识分子来代替他们使用这条鞭子。
历史证明，任何反动统治阶级及其仆从们——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决没有一个是自愿放弃这条鞭子的。
不管他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既经“先入为主”，他总要“抱残守缺”；
如果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思想改造也是不能完成的。
现在也有人还这样想：
以为全国革命既经胜利，蒋匪帮既经打倒，文化教育政策、各大中小学的新学制既经颁行，课程改革、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等等正在实施和逐步展开，各种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自然会遵循政府的政策法令，逐步改变，用不着什么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斗争，就会和平地达到思想改造的完成。
事实怎样呢？
这也是幻想。
大家知道：
对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不是没有抗拒的，或者明抗，或者暗抗。
即令对于文化教育政策法令的执行，也不免要有一些花样，即某些人在奉行政府的政策法令的掩盖之下，来敷衍甚至阻碍政府的政策法令的贯彻。
例如教育部有什么指示或指令一经颁行，不管是课程改革也好，新学制也好，学习运动也好，某些人都首先奉行，首先在学校里面搞起来，样样都接受，样样都搞，可是样样都搞得不彻底、不认真，不把它当作自己要做的事来做，而只是把它当作政府要他做的事来做。
还有个别的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也来了一番沉痛的自我检讨，在报纸上也写了一些自我批评的文章；
但也不能说这就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改造。
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彻底的改造，是要看他是否彻底地抛弃了旧的思想、旧的观点，而真正地站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上来，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
而要做到这样的思想改造，就必须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经过“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自我斗争。
在激烈的斗争中把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旧思想清除出去，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装进来。
我们不要幻想满身的烂疮疤，只要轻轻地用手巾擦一擦，就可洗清它（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思想改造要用粗暴的方法，要用打屁股和打手心的办法，要用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强迫的办法来进行，或把我们四个朋友的思想、都当作三个敌人的思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而只是说的自我思想斗争）。
这一自我思想斗争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凡是诚心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人，就要真正地大胆地运用这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民主同盟要完成团结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这一伟大任务，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就要加强我们的领导机构，加强我们领导成分的思想改造。
因为，加强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在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中是异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分本身都不健全，都不能起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怎么谈得上来领导全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呢？
所以我们必须坦白承认我们的领导工作，是作得不够的，我们的本身是不健全的。
我们必须首先使自己得到必须的思想武器，然后才能进而学习和掌握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就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改造全盟，改造社会。
人人应该学习志愿军爱护祖国财产的精神
1951年12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发出了在全军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一个多月以来，志愿军的全体指战员以自己高度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热烈地响应并已开始认真执行这个指示。
这对于启发全国人民自觉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
人们知道，志愿军所处的是激烈的战争环境；
而我们国内则是和平的环境。
志愿军在风雪下餐宿，而我们都有较为安适的生活。
志愿军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还要处处爱惜人民财产，为祖国节省大量物资，还要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在国内的每一个人，就更应该爱惜和保护国家的财产，坚决地起来彻底肃清一切大中小的贪污分子，穷追大贪污犯，为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斗争。
对于贪污分子来说，志愿军的爱国行动应该使自己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行为的卑鄙和罪恶重大。
我们的志愿军为了保护祖国的物资，不惜牺牲流血；
而贪污分子却是那样的自私自利，千方百计地盗窃祖国的财富。
他们明明早已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但有的现在仍在挖空心思地到处堵塞疮口，建立“攻守同盟”，抗拒反贪污运动。
我们应该严重地警告这些贪污分子：
你们如果不老老实实坦白自新，人民是不能宽容你们的；
你们只有彻底坦白，戴罪立功，才是唯一的出路。
应当告诉那些用国家的财富以表示自己“慷慨”的人们：
我们的志愿军靠自己的劳动节省自己的烤火费，节约自己的服装，减轻人民的负担，并以自己的粮食救济朝鲜难民，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
但是，浪费分子们损害国家的财产，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元。
人民要你们认真保护国家的财产，但你们却把国家的财产随便挥霍。
和志愿军指战员们在前线艰苦奋斗的情形相比，浪费者们难道能不感到痛心吗？
能不感到万分羞惭吗？
志愿军爱护祖国财产的精神教育了更多的人，使他们今后更加懂得爱护自己祖国的财产。
对于破坏和盗窃国家财富的现象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人，应该学习志愿军节约的精神，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的财产是如此神圣地丝毫不应受到侵犯，进一步知道爱护国家财产的重要责任。
我们全国人民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必须更加勇敢地坚强地投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
介绍“保卫和平”杂志第6期
当联合国在巴黎举行第6届大会，维辛斯基在会上连续发表重要演说的时候，“保卫和平”杂志第6期发表了几篇讨论联合国的重要文章。
皮尔·戈特社长的社论“必须保卫联合国”，分析了联合国的现状以及它应该遵循的原则。
他指出，所有和平拥护者不应该对联合国失望，要负起保卫联合国的责任——“反对那些无耻地盗窃了联合国权力、把这美好的和平工具用去为一个帝国主义服务的人们。”
克罗德·摩尔岗的“五大国的分歧”一文，源源本本地叙述了联合国从诞生到走入歧途的经过。
曾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顾问的约翰·布拉特爵士在谈“中国的实况”时，也说明当中国在联合国中取得它应有的大国地位时，将对全世界起着巨大的作用。
法国和平委员会主席伊维斯·法奇的“法国与和平公约”一文，说明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停止备战政策，才能挽救法国面临的灾难。
本期的另一个中心，是继续讨论改进东西世界的经济关系问题。
围绕这一主题，有查理·裴德伦的论文“现阶段的东西贸易”，有米歇尔·德波尼的法国港口马赛调查报告，还有一篇英国商业家、议院候选人和英国新闻记者谈“英国的危机”的访问记。
本期载有有关埃及问题、西班牙现状和西德情况的三篇文章。
还有巴勃罗·聂鲁达所写的“智利，我的国家”和贺诚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保健和卫生状况”。
诗人艾吕霞和画家毕迦索，为本期合作了“和平的真正面容”；
约里奥—居里夫人写了“戈登夫人七十寿辰”；
苏联国家木偶戏院院长塞尔治·奥布拉特索夫写了一篇介绍苏联怎样利用木偶戏来教育儿童的文章。
和志愿军叔叔在一起的时候
——记北京市少年儿童和志愿军归国代表联欢会
叶幼琴
01月25日那天晚上，鲍家街小学“红领巾班”的儿童们，就吵着要妈妈姊姊们给拿出过春节穿的新衣裳。
孩子们还记着把自己最喜爱的小日记本早早装在兜兜里。
大家早就盘算过了：
“这一回说什么也要让志愿军叔叔姑姑们签个名。”
苗浡生睡到半夜就醒了，直瞅着漆黑的窗子，心里老盼念着：
“快天亮吧！”
26日一早起来，孩子们就穿上了新衣裳，整整齐齐地系上红领巾。
孩子们比往日更美丽了。
少年儿童队的队旗，在太阳光下也显得格外鲜艳。
联欢会的主人是孩子们自己。
参加联欢会的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第1部一个中队和鲍家街小学一个“红领巾班”，共约八十多个少年儿童队队员。
孩子们焦急地等着、等着。
当四个挂红条、戴大绒帽、穿马裤的志愿军叔叔姑姑走进门时，孩子们可乐开啦。
老在睡梦里见到的志愿军叔叔姑姑们，今天可真来啦！
孩子们使劲地鼓掌，王保华把小手拍肿了，还在拍。
愉快的联欢会开始了。
孩子们紧瞅着志愿军叔叔姑姑们的脸。
齐家纯小朋友是主席，她一直被干宪桂姑姑抱在怀里。
她满脸光彩地告诉同学们说：
“干宪桂姑姑抱着我，我真有说不出的光荣和骄傲。
我从心眼里乐呵！”
王保华小朋友羡慕地说：
“那时我恨不得也上台去叫叔叔姑姑们抱抱我！”
在联欢会上，孩子们的节目比那一次都表演得好，因为大家都想着：
“这是给志愿军叔叔姑姑们演的。”
献礼给志愿军叔叔姑姑们的少年儿童，特别感到高兴。
张雅蓉和王慕娴告诉人说：
“献礼的时候，魏明亮叔叔和我们握手啦！
他的手热极了，我们真不想下来了！”
王秀艳小朋友看到把自己亲手一针针缝起的，有着小五星、小火把的少年儿童队队旗献给志愿军叔叔姑姑们时，高兴极了，她想：
“这面队旗代表着我们‘红领巾班’的全体队员。
把它带到朝鲜去，叫志愿军叔叔姑姑们看了，多杀几个美国鬼子。”
主席还没说完“散会”，孩子们一哄就跳到台上，把志愿军叔叔姑姑们团团围住啦。
几十个小脑袋直向人堆里钻，几十只拿着日记本的小手直向人堆里伸。
“让我看一看吧！”
“叔叔姑姑给我签名吧！”
谁也想仔仔细细看看志愿军叔叔姑姑们长的样子，谁也想和叔叔姑姑们抱一抱，握握手，再不就摸摸叔叔姑姑们的衣服也好呵！
王希圣小朋友终于挤进去了，他想了想，忙着掏出自己心爱的小和平鸽徽章送给了魏明亮叔叔。
他骄傲地对别人说：
“今天我的名字可写上了魏明亮叔叔的小本本上啦。”
这个小小的联欢会，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孩子们会永远记着魏明亮叔叔和于宪桂姑姑嘱咐他们的话：
要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孩子。
学习平定维社村的“爱国日”
杨荫春孙宗达
山西平定维社村群众定期举行“抗美援朝爱国日”来检查爱国公约的办法，传到了襄垣县第2区的安德村和东北阳村。
这两个村的中共支部，正在领导群众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区干部申喜孩，把报上登出的关于维社村的经验，向大家作了详细的介绍。
村里的人，三三两两谈论起来了。
大多数人觉得“这办法好，又能检查每个人的爱国行动，又能检查全村的工作”。
可是有些人意见不同，他们说：
“又要开会，又要过爱国日，那不是多误工！”
“村上有民校，何必多添麻烦！”
两个村的党的支部，都研究了维社村的经验，认为过“爱国日”是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办法，决定在本村也建立这种制度。
他们分别收集了群众的意见，然后发动所有宣传员，通过民校、读报组等组织，把维社村实行“爱国日”的经验，向大家普遍进行宣传。
支部又针对一些人的思想问题，组织大家展开讨论。
慢慢地，大家的意见一致了。
大家认为过“爱国日”可以让大家知道国家大事，又能推动各种工作，而且集中解决问题，少开会，不误生产。
村里李贵锁说：
“过‘爱国日’是咱全村人的一件大喜事，要把它搞好。
以前咱的爱国公约，是在小组里检查，好经验不能马上交换。
有了‘爱国日’，全村集体来检查，人多眼多，谁对爱国公约执行的好，大家就表扬他，向他学习；
谁执行的不好，就批评他，要他以后改正。
这对个人和全村都有好处。”
两个村都作了决定，学习维社村的经验，每逢阴历初一十五过“爱国日”。
头一个“爱国日”，就在12月初一举行。
阴历11月的末后几天，宣传员都出动了，到各家各户去宣传。
各个互助组为了迎接“爱国日”，都自动把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作了初步检查，把没有做完的工作加紧赶上，大伙的心里都想要争取做个执行爱国公约的模范。
初一那天，家家一早起来，就把街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像准备过大年一样。
午饭过后，在“爱国日”会场的房子里，挂起了毛主席的像，门上插着五星红旗，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热闹的锣鼓声中，一群一伙地赶来了。
宣传员们首先在会上唱了一些快板，领导大家进行了一会文化娱乐活动。
接着又讲了一会时事，然后大家开始检查爱国公约。
在东北阳村，首先检查爱国公约的是中共支部书记王不锦。
他的爱国公约有一条——积肥十担——没有实现，大家就批评他“光说不做”，他自己当场作了检讨。
村里王石柱互助组订的爱国公约，六条都实现了，半个月积肥一千四百八十四担，明年可以节省三石多黑豆。
当场受到了大家的表扬。
大家并提出向“王石柱互助组学习”。
会上又总结了全村增产节约的成绩，又根据已有成绩，修订了爱国公约。
会后，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说：
“‘爱国日’过起来，人人都积极起来，工作和生产，什么都好搞了。”
快乐的老人——访问北京市郊区正黄旗村军属程大娘
友如
北京市郊区正黄旗村军属程大娘六十多岁啦，不论过日子，做工作，她都比得上年轻人。
人们称赞她：
“看程老太太的精神多棒啊！”
她就向别人说：
“现在事事遂心，想到那儿，那儿叫人高兴，我真是越过越有劲，像年轻了十几岁哩！”
元旦那天，我和村民政委员一块去看她。
她正在院里晒太阳，笑咪咪地望着那米色老草鸡、大红公鸡和另外十几只肥大的鸡吃食。
我说：
“大娘好啊，给您拜年来啦！”
“校长领着小学生们刚来过，还送来礼品，现在你们又来啦，这叫我怎么承当！”
程大娘一面说着，一面亲热地拉着我们进屋里坐下。
这是一座坐北向阳的大堂屋，镶着明亮的玻璃窗；
米缸面盆，放衣服的柜橱……使宽敞的房子里显得满腾腾的，但都摆得有条有理。
程大娘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六亩水浇田。
去年秋天天旱歉收，还收了七石多玉米。
提起去年秋收的情景，引起程大娘
一段快乐的回忆：
“收棒子那天真热闹，男男女女七八个年轻人，亲热地向我说：
‘大妈，我们给您收棒子来啦！
’说罢，撇的撇，砍的砍，比干自己活干的还欢，不大一会儿，六亩棒子就收割完啦。
我一时高兴得不知说啥好，‘我儿到前方了，一个个年轻人和儿女一样亲啊。
’大热的天，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额上冒着汗，脸膛儿晒得通红，心里疼得慌，忙着叫他们喝水，我大声嚷着：
好孩子，好姑娘，快歇歇吧，不要累坏呀！”
程大娘很喜爱她的小孙孙。
她拿着孩子们的像片（孩子们出去玩了）让我们看，向我们讲述两种不同的生活经历：
程大娘在北京解放前，靠着做针线活来维持生活，吃过这顿饭，下顿饭没着落。
因为生活贫困，孩子们生病，没钱医治，程大娘生过十个儿女，只养活了哥儿三个。
谈到解放后的生活，她指着像片满意地说：
“毛主席给孩子带来的福啊，爹妈翻身了，生活宽裕了，孩子们吃的胖胖地，像个小牛犊，当奶奶的看着怎能不高兴。”
话说到这里，程大娘乐了，大家也乐了。
“大娘还有什么困难吗？
可以……”一句话没说完，程大娘便打断了我的话，她不以为然地说：
“我还有什么困难呢？
该种的种，该收的收，群众都按时‘拥护’（指代耕）啦；
去年春天我买了两条小猪，猪养大了，积了钱又积了粪，地里的粪不用愁啦；
你说种籽吧，春种的种子，我已操持齐全；
就说看戏吧，08月节那天，我到村公所看戏，院子里黑压压坐了一片人，听说军属来了，又是打招呼，又是让道，把我一直‘拥护’到前排座上。
当时，我高兴得心蹦蹦跳，我想：
纪康在部队里知道妈这样高兴，他该多么高兴啊！”
朝鲜前线的节约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夏光庞焕洲
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时刻在怀念着我们伟大的祖国。
每当遇到一个从祖国来到朝鲜前线的人，大家立刻围上来问长问短：
“到了北京没有？
首都添了那些新建筑？”
“咱们在天德山、马良山打的胜仗，祖国同胞都知道了吗？”
“工人、农民的日子过得怎样？
那儿又创造了新纪录？”
“咱们给学生们写的回信，他们收到了没有？”
“祖国人民对咱们有什么嘱托？”
“…………………………………”
问题一个接一个被提出来，每个人都想一下子了解祖国的一切。
这种怀念祖国、热爱祖国的心情，更集中地表现在大家对来自祖国的每颗子弹、每件衣服、每粒粮食的分外珍惜。
自从毛主席提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传到朝鲜战场上以后，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更加兴奋。
大家互相勉励说：
“咱们的领袖这样关心我们，祖国同胞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们，我们就要加倍地珍爱祖国送来的每一件东西，使它发挥更大的力量。”
志愿军同志们节约的方面是很多的。
某部的指战员们提出：
“咱们要做好节约，首先就要练好武艺，提高技术，保证弹弹命中，多消灭敌人。”
因此，战士们不论在冰冷的工事里或者在白雪皑皑的冻地上，一有时间就抓紧练技术。
某后勤部军械科的同志说：
“有了丰富的业务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业务。”
于是他们积极学习军械知识，精心研究弹药性能。
他们把大批接收的和缴获的弹药废品，细心地检查、整理和装配，半个月功夫，就从废品中整理出了数千发炮弹。
这些炮弹运到阵地上打击敌人时，每个炮弹发出后都开了花。
1951年12月，某部连长刘汉钊订了这样一个计划：
节省一些弹药作为对祖国人民的新年贺礼。
12月下旬，他们组织了三次小部队的夜袭，从敌人手里缴获过来三十六箱机枪子弹，四支步枪、一挺机枪和一支手枪，加强了自己的火力。
战士们说：
“多打胜仗是最大的节约。”
他们纷纷订立了计划，要在1952年打更多的胜仗。
为了取得胜利，战士们宁愿忍受生活上的艰苦，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
某部机枪连接受了保卫开城的任务，要立即构筑强固的工事。
工事挖得又深又长，需要点灯才能在地道里操作。
可是没有灯油。
战士们异口同声说：
“不吃油事小，保卫开城事大，就把吃的油拿来点灯吧。”
全连把吃的油点了灯，迅速筑成了钢铁般的阵地。
在激烈的战斗里，战士们绝不轻易丢弃一点物资。
某部战士廖仲辉在坚守高旺山西峰时，连续打败敌人三次冲锋后，敌机炸塌了他的工事，把一挺机枪和九百发子弹埋住了。
他不顾敌人的炮击和轰炸，费了很大气力把武器弹药挖了出来。
他已经受伤了，仍旧背着沉重的机枪和九百发子弹，沿路攀着树枝葛藤回到了连部。
在遭遇敌机袭击的时候，志愿军同志们总是不顾一切危险去保卫和抢救物资。
某部工兵班到某兵站去接收物资，正碰上兵站被敌机轰炸，一座住有伤员和装有食盐的房子着了火。
战士们一看就高喊着：
“为了阶级弟兄！
为了祖国送来的物资！”
九个人毫不迟疑地冲进浓烟烈火中，首先把伤员抢救出来，然后又把三十八包食盐抢出。
某部司机赵庆华同志的汽车被敌机打中起了火，他想：
“这是打胜仗的本钱，万万不能被敌机烧掉。”
他一跃身跳上汽车，扑灭了燃烧着的汽油桶。
他的腿烧伤了，仍咬紧牙关跳回司机台，迅速地把汽车开到了安全地区。
志愿军同志节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搜集美国强盗败退时遗留在战场上的弹药器材和利用废物来制造各种工具用品。
例如某部汽车司机陈智，动员全班同志搜集敌人遗弃下的废汽车零件，在八十天中拼成了七部好汽车和六部完整的引擎。
在搜集零件中，有时他们一天少吃一顿饭，有时少睡觉，有的同志腿都跑肿了。
某部辎重连的同志，在工具缺乏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制造了一百多辆大车的零件。
某部后勤处的战士们，从山上、公路旁拣起一小块一小块的废铁，打造了马掌一千五百副。
某部军械科同志在三个月里，从子弹箱上拔下了可用的铁钉二百斤。
某救护连的一班同志，路过一个森林时，扛回了拾到的几十箱迫击炮弹。
某部炊事员王桂生，在送饭途中也收集了十几排步枪子弹和两颗手榴弹。
守卫在临津江东岸的某部战士，在阵地后方打造地洞，成立了许多“铁工厂”。
他们把烤火的炭省下来供给自己的“铁工厂”用，利用收集来的弹片、废铁打造各种工具。
例如他们把破汽油桶改造成饭锅，把罐头皮改造成盆碗和杓子，用弹片打造菜刀等等。
他们的铁工厂还能修理自己的工具和武器。
比如，铁镐使秃了，就去打尖。
枪械有了小毛病，也可以自己把它修好。
战士们高兴地说：
“这真好，免得送来送去浪费运输力。”
现在，你走过临津江东岸铺满白雪的山沟里，随时可以看到掩蔽部里的熊熊的炉火，听到叮叮噹噹的打铁声，和战士们的欢笑声。
我们的战士们还时常以自己的智慧创造许多有用的东西。
例如某部电话班拣到了一个没有炸的敌人的大炸弹弹尾，他们就把他改造成一个漂亮的火盆。
炮兵李世义把一枚美式炮弹壳改装成一个美丽的小火炉，送给前沿部队热饭、烧菜。
有些单位，利用敌人丢下的汽油桶做澡盆，建立了自己的“阵地澡堂”。
掩蔽部里面点油灯，某连战士高文斌就利用罐头皮和敌机扫射时落下的机枪弹壳，制成灯头，造出一种“子弹灯”。
这个新发明很快就推广到全连，使全连每天可以节省两斤多豆油。
志愿军的炊事员们还尽量节省祖国运到前线的粮食，他们研究了少出锅巴、甚至不出锅巴的煮饭方法。
祖国运到前线大批黄豆，许多单位就成立了“豆腐房”“豆浆馆”“豆芽菜床”“磨坊”等，使大家的副食中增添了许多花样。
他们在磨豆腐时也细心钻研怎样做得更好。
例如某连的“豆腐房”起初一百斤黄豆只能做四百块豆腐，经过他们连续改进工作方法，结果使一百斤黄豆能做豆腐六百块。
在战争环境中生活艰苦的志愿军同志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行动，热烈响应伟大祖国节约的号召。
母亲的愿望
——记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慰问首都志愿军家属
柏生
在离北京城西约四十余里的香山正黄旗自然村，我们的志愿军归国代表特等功臣庞殿臣和荣获“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朝鲜人民军战斗英雄李基殷，慰问了在朝鲜前线立了特等功的功臣赵广斌的父母和妹妹。
这是01月25日的上午，在香山的山坡上，一个贫农家庭里，忽然显得那么热闹起来。
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大娘——赵广斌的母亲从屋里兴奋地走出来迎接高贵的客人。
当她知道他们是从遥远的朝鲜前线来看望她以后，她高兴极了，兴奋得落了泪。
她亲切地对两位英雄说：
“我看到了你们，就像看到了我的儿子。”
老母亲一面说着话，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便立即往屋里转去。
不一会，她抱着一个镜框，框上还有好几朵大红花，框里装着她儿子立功的喜报。
那是在去年夏天，村政府和许多村民们热烈地敲打着锣鼓送来的赵广斌在朝鲜前线立了特等功的喜报。
两位英雄看了喜报，高兴地说：
“老妈妈，广斌同志在前线立了大功，这是您的光荣哩！”
战斗英雄赵广斌，是一个独生子，他的光荣的老母亲和七十五岁的老父亲，把他送给了志愿军，让他上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
今天他的老父亲因为听说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代表要到村里来，他老早就跑去开欢迎大会去了，因此他没有能看到他儿子的这些英雄伙伴。
赵广斌的家原来是很贫苦的。
土地改革后才分了几亩地。
现在他家的地，由村里代耕，另外加上人民政府的照顾，全家的生活已不大困难了。
当我们的志愿军特等功臣庞殿臣告诉老母亲，他曾去过赵广斌的部队的时候，老母亲兴奋地说：
“你回去时告诉他，只要他好好在前方打美国鬼子，我就高兴。”
两位英雄和老母亲亲切地谈了许久，直到告别时，老母亲还再三地叮嘱，要他们告诉她的儿子，人民政府对她们照顾很好，要他儿子好好在前线打敌人，给人民立功。
她最后亲切地送着他们，送了很远，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才回去。
老母亲的心，深深地感动了这两位出色的战斗英雄。
曾经在朝鲜临津江以东坚守岩岘山高地三昼四夜的战斗中，和他的战友们歼灭了美帝国主义的“王牌”军美骑一师第7团一千二百余名的英雄连政治指导员庞殿臣说：
我好久没有看见我的母亲了，我看见她老人家时，我像看到我自己的母亲一样。
老母亲对革命这样关心，她叮嘱她儿子的话，也正像对我们千千万万战斗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同志说的话一样。
我们的英雄友人，这位以手榴弹袭击敌人大量坦克的战斗英雄李基殷说：
这位老母亲和多少朝鲜母亲一样，她把她的独生子送到了朝鲜前线，保卫中朝两国人民的幸福。
老母亲鼓舞儿子打美帝国主义的话，更加鼓舞了我对敌人战斗胜利的信心。
我深深地感激着每一个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热情的关怀！
（附图片）
苗地插图
爱护祖国物资的好榜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马鸿基、盛潄生、王田
不让一包米受损失
“我所看守的这些东西，都是祖国人民节衣缩食，日夜勤劳所换来的。
我们要是损失一包米，就等于给祖国人民增加许多劳累，就是要让前方的同志们饿着肚子去杀敌人。
那怎么能行呢？
我就是死了，也得保住这些物资的。”
这是警戒朝鲜某地仓库的志愿军战士、共产党员高启振说的话。
他用英勇的行为，证实了自己的诺言。
1951年06月10日，敌人的飞机轰炸高启振所警戒的仓库。
附近一门覆有伪装的大炮被汽油弹烧着了。
高启振发现以后，马上跳出防空洞，不管敌机的扫射，向着着火的地方奔去。
那里没有水，高启振就把衣服脱下来扑打炮身上的火。
最后用沙土把火扑灭了。
可是，仓库又着火了。
他又急忙跑回仓库去抢救东西。
二百多斤重一袋的大米，他一口气背出了二十多袋。
过度的疲劳和火烤烟熏，高启振昏倒了。
后来等其他同志赶来抢救物资时，高启振苏醒过来了。
他看到仓库里的物资还没有抢救完，就熬着全身火伤的剧痛，咬着牙又去抢救。
直到把一万多斤大米都抢救出来以后，他又累倒了。
从火堆里把车子抢救出来
1951年04月12日夜，张廷球驾着一台装满了反坦克手雷的汽车向前行驶。
正行间，头顶上突然亮着五颗照明弹。
和他同行的几台车子本想冲过去，可是前面因为路窄错不过车，堵住了去路。
就在这时候，敌机开始了疯狂的扫射，有的驾驶员跑去躲避了，张廷球就伏在公路边的小沟里监视着敌机。
忽然路上的三辆车子被打着了，张廷球所驾的那台车的油桶爆炸。
他看着这些将要爆炸的弹药箱，心里焦急万分，他下定决心说：
“宁愿牺牲自己，也决不能白瞪着眼看着车子被烧毁！”
他脱下大衣，迅速扑灭了车上的火，又用泥土把驾驶台上的火盖熄，然后急速地跳上驾驶台，拉开电门，“呼”一声，把车子开出火堆。
随后他又回来想把那辆将要燃烧的大“道奇”车开出来，可是没有开电门的钥匙，车子不能发动。
在紧急的情况下，他又回去把已经开出去的车子倒回来，把大“道奇”车拖了出去。
另外几个同志这时也来抢救了，张廷球带领着他们，冒着敌机的扫射，从烈火和弹雨里把没有烧着的汽车全部救出来了。
“连长，让我把定时炸弹扛开去！”
敌机在朝鲜某地铁路和公路的交叉点上，投下了两枚定时炸弹，那是1951年05月16日下午。
定时炸弹距离一列火车只有四、五米远，如果爆炸了，这十四个车厢里的物资就要全部完了。
这事让吴宝馀同志知道了，他就自动地向连长请求说：
“连长，让我把定时炸弹扛开去！”
连长答应了，并且嘱咐他千万要小心。
吴宝余兴奋地去了，他把两枚定时炸弹扛到二百米以外的地方。
没过一个钟头，两枚炸弹都爆炸了。
可是铁路、公路、车辆、物资都没有遭受丝毫损失。
用英勇和智慧保证前线电讯畅通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袁纪光
在多山多水的朝鲜，一到了夏季，雨下起来没完，常常十天半月不止。
晚上，天黑得像墨，伸出手来连手掌都看不见。
志愿军某炮兵部队的指挥连二排（电话排），在这样漆黑的雨夜里，走着泥泞溜滑的山路，随着他们的部队，翻山越岭，向前线挺进。
他们在长途行军中，涉水、爬山，衣服鞋袜整天不能干。
到达目的地后，有的脚肿，有的拉痢，全排病号几乎占了五分之一。
可是病只侵蚀了他们的肉体，却侵蚀不了他们钢铁的意志。
班长李立明腿肿得很粗，战士王升祥的胳膊已肿得化脓，王伯昆拉痢好几天了，但他们都顽强地坚持工作。
愈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就愈显得顽强。
1951年07月间，有一天下午，他们达到宿营地，刚放下背包，没休息，没吃饭，连住的地方还没有找到，就开始执行架线任务。
他们语言不通，地理不熟，但他们有着一颗完成任务的决心。
在架线工作中，他们有的掉到山沟里，有的滚到山坡下，爬山过河，终于克服了困难，不到半夜就胜利地完成了三十华里的架线任务。
回来时，天一片漆黑，又下着雨，他们找不到驻地，就躺在汽车下等到天明。
任务越来越紧，也越来越多，携带的被覆线用完了，但架线的任务仍一个跟一个传下来。
“如果在这个紧促的时间里，向上级去要材料，必定要影响战斗任务的执行，怎么办？”
这是排长刘启明、副排长石小槐所急于解决的问题。
他们召集班组长开了个“诸葛亮会”，大家动脑子，想办法。
结果，决定用在第1线被敌人炮弹打坏的高压铜线和铁线倒开来，架高空的电线；
用破胶鞋破轮胎代替绝缘磁头。
决定后，他们就以组为单位分头去找。
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从第1线将线抬回来（每根长约一百五十公尺，重二百多斤，可倒成十九小根）。
接着，大家就分工动手，埋杆的埋杆，架线的架线，一面倒线一面架，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有一次，共产党员刘双茂带着徐炳龙等五个人，涉过水深齐胸的汉江，向前进观测所架线。
过江时，徐炳龙被激流冲倒，喝了两口水。
但他紧紧握着器材并没有松手。
过江后，正值敌人的疯狂炮火封锁着这条路，炮弹在轰鸣爆炸，路上烟火交织。
党员刘双茂喊着：
“架通线就可以歼灭敌人！
我们为祖国立功的机会到了！”
他放着线向前跑去，大家也都跟随跑上去。
他们在迸发的弹光和腾起的沙柱中，机警地架着线。
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有时还打机枪。
但勇敢战胜了敌人的威胁，他们在七天七夜中，爬了十几个山头，共架了一百二十多里的高空铜线。
线架好了，但经常被激烈的炮火炸断。
线常断的地方，也是落炮弹最多的地方，所以查线、护线也就成了二排的艰巨任务。
共产党员桑甫在接线时，一发炮弹正落在他身旁，泥土盖满了全身，他专心于完成任务，头上被弹片擦破了还不知道，直到完成任务回来才发觉。
李海静和徐孝德去查线，两发炮弹落在距他们三、四公尺处，徐孝德爬起来说：
“只要有人在，保险完成任务。”
飞机、炮弹，都阻止不住英勇的二排电话员完成任务的决心。
他们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怕牺牲流血地去查线、护线。
在紧张的工作过程中，忙得饭吃不好，水喝不上，觉睡不了。
他们曾有六天六夜仅睡十一个钟头的觉。
有两次，两天只吃了一顿饭，但他们的精神是愉快的，因为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人民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
他们在半月内，共收集了铜线和铁线十一万五千余公尺；
拣破胶鞋两千余双，破轮胎三个半；
用杆子一千八百余根，胜利地构通了二百三十余里的通讯网，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完成，全排荣获二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