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打字机行经理吴润民等六名奸商
盗骗国家资财抗不坦白被捕法办
宝丰纸行经理坦白较好政府将从宽处理
【本报讯】
据北京市新闻处讯：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自昨（十九）日起重新开始大规模检查工商界中的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不法行为后，人民政府又逮捕了在前一阶段检查时拒不坦白的奸商吴润民、张景繁等六人。
同时，对于在检查时坦白较彻底的宝丰纸行经理边岚坡，人民政府已决定令其取保听候处理，未予逮捕。
被逮捕的六个拒不坦白的奸商是：
中央打字机行经理吴润民、明昌照像材料行经理张景繁、东集成粮店经理邵义斋、和远泰五金行经理杨振起、太和药房经理田玉成、聚盛汽炉厂经理刘春旭。
吴润民等六犯一贯以各种卑鄙手段勾结干部，盗骗国家资财、偷漏巨额税款，罪行严重。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该犯等不但不坦白交代自己的不法行为，还百般破坏运动；
在检查时，仍然狡猾抵赖，企图蒙混。
直至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对工商界第4次展延坦白期限暂停检查的三天中，该犯等仍毫无悔过自新之意，拒不坦白。
因此，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该犯等逮捕法办。
中央打字机行经理吴润民以“代销”、走私、开假发票、刻假图章等方法，进行账外非法活动，已查明者向政府工作人员行贿已达两千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漏税已达九亿一千多万元；
此外，还有大批物资未入账。
当检查组到该行检查时，他竟指使店员把他的许多假单据、十三个假图章等罪证埋藏在煤堆里面。
明昌照像材料行经理张景繁，在1950年11月开业时，资本才五千万元。
一年来，张犯用以货易货、与公家交易时贱买贵卖、进销货不登账、不开发货票等非法方式，偷漏国家巨额税款，盗骗国家资财。
1951年10月，该犯以贱价自某军事机关购进一批照像材料，即获暴利十亿元以上。
仅按照该犯账面计算，一年中就漏税达三亿六千多万元。
为了达到攫取国家资财的目的，该犯一贯以“送像机”、“给回扣”、“借钱”、“免费冲洗像片”等卑鄙手段勾引干部，计先后贿赂了数十人。
这次运动展开后，该犯不但自己不坦白，还曾以“年终奖金”名义给店员大量的钱，企图收买店员，蒙混过去。
东集成粮店经理邵义斋，勾引收买粮食公司过磅员六人，盗窃国家粮食已查明至少有一万六千多斤；
代公家做粮食加工时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富六百六十多万元；
向清河大队一干部行贿玉米一千斤，在与该部进行交易时，获取暴利两千零五十多万元；
另外还偷漏税款一千八百多万元。
运动开始后，邵犯还召集店员开过三次会，企图收买店员，还威吓跑外、会计人员阻挠检举。
当粮食公司停止向该店拨粮时，邵犯知道自己罪行已被别人发觉，就和会计、跑外人员，串通一气耍欺骗手段；
邵义斋上午假坦白，会计、跑外下午去假检举，企图以避重就轻的伎俩蒙蔽政府。
在检查组到他那里检查时，他还拒不坦白，把账目藏起来，抗拒检查。
和远泰五金行经理杨振起，仅向中直修建办事处等单位的干部行贿即达四千五百多万元。
该犯向公家交货时，以坏顶好，以旧顶新，使国家遭受很大损失。
该犯又大量偷税，数达两亿二千多万元，并多次捣卖黄金，据现在查出的，即达一百多两，当检查组到该行检查时，扬振起异常顽强狡猾，谈来谈去还是始终不肯彻底坦白自己的罪行。
太和药房经理田玉成，用各种卑鄙手段勾引机关干部，盗骗国家资财。
现已查出他先后共行贿五千多万元。
他还用造假账、以座商报行商等办法偷税，初步统计偷漏税款达一亿三千八百多万元。
此次运动开始后，田玉成妄想抵抗运动，找受贿干部订立“攻守同盟”，并销毁账目，掩盖罪行。
聚盛汽炉厂经理刘春旭，为图暴利，已查出曾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贿款总数达六千多万元。
刘犯在承做公家定货中，偷工减料，交货误期，从中盗骗国家资财四亿七千多万元。
刘犯又私刻图章，伪造单据，私下抽出资金两亿多元，其中已查明用以捣卖黄金的就有一亿六千多万元。
刘犯以少报流水，少报税率等方式，偷税九千万元。
刘犯并非法提高货价，获取了暴利六千八百多万。
在检查中，刘犯始终狡猾，坚不吐实。
政府将从宽处理的有宝丰纸行经理边岚坡，他曾先后向百货公司、人民银行以及和宝丰有往来的各公营印刷厂干部行贿。
他还利用假户头、以座商进行行商活动等多种非法手段，偷漏国家税款达两亿多元。
北京市工商界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展开后，边岚坡思想上起了激烈的斗争，由01月05日起即开始向工商联交代他行贿偷税等不法行为。
后来在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势下，他曾陆续交代问题，到13日一共交代出二十一件。
当本月14日检查组到该行检查时，边岚坡又当场交出坦白材料一份，先后交出假账四本，并承认了自己行为的恶劣可耻，表示决彻底坦白，悔过自新。
边岚坡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因还肯坦白，市人民政府已令其具保听候处理未予逮捕。
闻政府将从宽处理。
　（齐仁）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第2次会议
讨论民族区域自治等问题
会议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
【新华社19日讯】
去年12月14日开幕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历时十八天，已在12月31日闭幕。
这次会议，总结了两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讨论了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等重要问题，并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提供中央人民政府审核采择，从而为今后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基础。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使中国境内各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这次会议就是在这个空前团结的基础上召开的。
出席会议的有各地民族工作的负责人和鄂伦春、东乡、佧佤、傈僳、高山、侗、哈萨克、山头、苗、满、藏、彝、瑶、僮、回、傣（僰、泰）、民家、蒙、偏人、乌兹别克、仲家、维吾尔、黎、朝鲜、倮？
、撒尼、畲、达呼尔、柯尔克兹、塔吉克、塔塔尔、沙、水家、锡伯、俅、侬、阿细、土族、本人等三十九个少数民族单位，大会主席团由二十三人组成，其中少数民族成分占三分之二以上。
在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作了政治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作了关于民族政策的报告，副主任委员刘格平作了两年来民族工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作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报告。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六十六人，包括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和来自各地的三十六个民族单位的代表，以及西北、西南、中南、东北等大行政区和各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
所有发言人都一致表示同意董副总理、李主任委员、乌副主任委员、刘副主任委员的报告。
各民族代表在发言中都兴奋地介绍了本民族的情况和工作经验；
并提出了许多有关民族工作的意见和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要求。
会议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认为：
民族的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钥匙。
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区和民族自治机关。
各民族自治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道路前进，并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
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人民的政权机关，它在国家统一的制度和计划之下，都享有与其行政地位相称的各项自治权利。
会议认为：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必须保障自治区内各民族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必须保障自治区内人民，不分民族和性别，均享有人民自由权利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必须尊重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而各民族自治区的上级人民政府则必须尊重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并根据各民族自治区的特点，去帮助其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
会议还讨论了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和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组织等问题。
会议认为：
在民族杂居地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为了保障民族杂居地区各民族在政权机关中享有平等权利，以利于各民族相互合作和发展；
对于因各种历史上的原因而散居在汉族居民中的一切少数民族成分，应该在法律上保障他们和汉族人民享有同样的权利；
为了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和加强民族事务机构。
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团结的精神。
在小组研究、大会讨论时，各民族代表都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用本民族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会议上的各种文件和发言，都译成了蒙、藏、维文。
各民族代表共同商讨，互相学习，亲如兄弟。
他们一致表示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才能这样亲密地欢聚一堂，讨论有关各民族团结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会上，各民族代表和各地民族工作的负责人还适当地批判了在民族工作中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残余思想。
经过这次会议，与会的各民族代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伟大。
大家认为：
今后应在一切少数民族人民中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更进一步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
来自边疆的各民族代表，如云南省的佧佤族代表胡宗义、山头族代表纳排都、新疆省蒲犁县的塔吉克族代表库尔班·多列提等并表示：
参加了这次会议，更加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和胜利信心。
会议在12月31日闭幕。
在闭幕会上，首由李维汉主任委员发言，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之所以获得成绩，主要是依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同时，和这两年来各个民族地区的人民政府、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所获得的经验也是分不开的。
他接着着重指出：
只要我们所有的同志能够很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我们中国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就会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就会比以前更少一点。
关于各位代表所提的建议和要求，李维汉说明即将由民族事务委员会与各有关部会和地方政府研究处理，并予以答复。
继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奚若致闭幕词。
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的电文，并致电慰问最近遭受地震灾害的云南省丽江专区的各族人民。
会上还宣读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额尔德尼致大会的电文。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会议胜利结束。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
向毛泽东主席致敬电敬爱的毛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胜利地闭幕了，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向您致最崇高的敬礼。
两年来，由于贯彻了您的伟大的民族政策，中国各民族已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
各民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做了国家的主人，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已经初步改善。
过去，在反动统治时代，许多被忽视、被埋没的少数民族，现在也已经站立起来，享受着民族平等的权利。
各民族人民都满怀希望与信心地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
我们的这次会议是在这个民族空前大团结的基础上召开的，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四十个民族。
像这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具有全国民族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只有在您的领导下才能出现。
在会议上，我们都用本民族的语言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心意，讨论了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成分平等权利及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组织等问题，并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
经过这次会议，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了您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的区域自治，确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根据这个政策，中国各少数民族在您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道路，将逐步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达到新民主主义水平，并向光明而远大的社会主义前途迈进。
这个政策的普遍推行，将更鼓舞各民族人民以无限的热情致力于其本民族的发展和参加伟大祖国的建设。
敬爱的毛主席，在您领导下的各民族人民，都热爱着祖国。
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伟大和可爱。
为了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人民的胜利，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后，我们一定更加努力地执行和贯彻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一定与各民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
我们向您保证：
我们各民族人民一定积极地协助和支援我们无敌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志愿军，坚决地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
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各族人民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我们永远跟着您前进。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
1951年12月31日

对于美方连日来一系列的挑衅行为
我方代表提出严重警告
19日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上我方继续驳斥对方荒谬论点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19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对于对方连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挑衅行为提出严重的警告。
我方代表指出当对方在会内无法强迫我方接受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时候，对方即再度在会外采取了无耻的挑衅行为，妄图对我方施行威胁。
连日来对方对开城中立区施行轰炸，对俘虏营进行轰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进行挑衅。
昨日对方更违反协议，对行驶于平壤开城间载有标志的我方代表团车辆进行轰炸与扫射，击伤我代表团工作人员二人。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对方这种无耻的挑衅行为，只是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愈益暴露了对方的真面目，而决不能动摇我方反对干涉内政的坚定不移的立场。
对于对方重复提出的保持军力平衡、维持战争状态的荒谬论点，我方代表再度进行了详尽的驳斥。
首先，对方所谓保持军力平衡的主张，是根本不合理的，因为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在朝鲜长期维持战争状态，在全世界制造紧张的局面。
我方一贯主张一切外国军队应该迅速撤出朝鲜，以便彻底消除战争状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其次，对方所谓保持军力平衡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行不通和不容许的。
谁都知道在现代战争中，所谓军事能力包括许多因素，牵涉极广的范围。
凡是干部训练，部队训练，技术装备的改良，工厂设备的修建，甚至于一国人民体力的训练，都与军事能力有关。
军事停战的谈判根本不可能限制每一因素，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涉及到双方的内政问题，而内政问题是绝对不容许予以干涉的。
为了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这也是完全不必要的。
就空军力量说，只要对方和我方一样，确实保证在停战期间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作战飞机，就不可能设想双方在朝鲜的空军力量会有所变化，更不可能对于对方产生任何威胁。
至于处理朝鲜境内机场设备的权利，完全属于内政问题，任何干涉内政的要求，不论在任何方式下提出，都是我方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驳斥对方所谓“宣誓释放”，所谓“自愿遣送”的原则。
停战后，全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应该附带有任何的条件，因为双方被俘人员是联合国军的军人和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人在作战中而被俘的，停战后自然应该无条件地根据他们的军籍进行释放与遣送。
对方异想天开，杜撰所谓“自愿遣送”的史无前例的荒谬论点，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扣留我方被俘人员送交李蒋匪帮，别无其他意义。
我方决不容许在任何借口之下采取此种行动。

工商界快快坦白自己的错误，并订立“五不公约”
——1952年01月13日在新知识座谈会上的讲话
黄炎培会员同志们！
来宾同志们！
今天是本会——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145次新知识座谈会，想仰仗在座同志们的有力传达，向北京工商界间接向各地工商界诚恳地贡献一些意见：
这一个多月以来，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展开了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北京大大小小各种机构，都展开这一运动了，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各市，也都展开了。
我接到苏南乡村里来信，每个乡镇都展开了，各方各面特别严重注视着一般贪污分子不是自己坦白，便是给人家揭发。
毛主席发挥伟大的精神，号召这个运动，是有很深长意义的。
人民政府，对于凡是人民所不允许存在的，必须尽大力去消灭它。
贪污是等于偷窃人民的财产，浪费是在不必要情况下，消耗人民的财产，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是使贪污、浪费的现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温床。
这些都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18条规定要“严惩”，要“禁止”，要“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是有害于人民，人民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一桩一桩地革掉这些人民所不允许存在的东西，就是当前的严重的革命斗争。
自从三反运动展开，发现了许多和工商业有关的贪污案件。
犯贪污案的机关人员的工作，绝大多数是管理物资或出纳或采购。
这一类职务，根据所发现的事实，这些机关工作人员和有些工商界经常地勾结着。
公家要采办东西了，比较普通的方式，是送回扣，从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百，甚至不止百分之百。
有的托名送礼，有的竟公然行贿。
结果都把卖价抬高起来，买客吃了亏。
实际上买客是谁？
就是老百姓；
还用这种方法和税务人员勾结，结果逃避了一部乃至全部税款，又是老百姓吃了亏。
加工定货，成本以轻报重，用料以少报多，这中间不是双方勾串，便是一方欺骗，结果使政府吃了大亏，也就是老百姓吃了大亏。
这些情况说也说不尽，有的人比较聪明些，坦白了，有的这一方坦白，那一方也就不敢不坦白。
有的比较糊涂些，还遮遮掩掩地想瞒过人家。
政府早经三令五申了，这些不坦白的人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处置。
同志们！
在座不少行政机关领袖和一般工作同志，但也不少工商从业员，还有不少工商业家。
工商业家中间，有一部分是没有营私舞弊行为，他们正当地经营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商业。
但是另外一部分工商业家却不是这样做的。
他们向工作干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在营造制造上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这种犯罪行为是国家和人民所绝不能容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所新的大厦，撑起这所大厦的，大大小小几根柱子，就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
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我们国家是有自己的历史作用的。
但是同志们！
小心！
小心！
在民族资产阶级脚下，有一个很臭很臭的坑，不小心的话，“扑通”一声，会掉下坑里去。
上边关于贪污腐败，勾串欺骗，营私舞弊，种种事实的报道，就是民族工商业者们脚下一个坑发出来的臭味啦！
当然这个坑有它的历史背景，经过一个时代还加浓它一分臭味、不得了！
不得了！
现在呢，人民时代人民政府领导下，断断不再允许它存在的了，同志们！
三反运动的第一反，反贪污就是帮助我们，督促我们把这个臭坑填掉，我们应该这样看法。
我著实替工商业者担忧了。
那些犯了罪不肯坦白的人，任何严厉制裁都是该受的了。
可是一般工商业者，营业上都免不了成问题。
就北京说来，做买卖的、公私大小机关，占了很大数目。
如果工商界不洗掉自己身上的污毒，今后这些机关中的采购员，谁还敢于向私营工商业做买卖呢？
这样一来，私营工商业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怕相当严重必须解决才好。
依我反复又反复地考虑的结果，想向工商界贡献两点办法：
第1点，有问题的快快自己坦白。
伙计干的，经理坦白，老板坦白；
如果是老板干的，经理干的，伙计也好工人也好，都不妨坦白，而且必须坦白。
只有坦白，才是救了厂店，也就是救了经理和老板，否则有一天揭发了，人也不了，厂店也不了。
机会还不算太迟，毛主席是宽大的，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号召三反运动，但到今天门还没有关，快快坦白！
快快坦白！
同时我来贡献第2点办法：
必须竖起新的旗子来。
各厂店不是都有爱国公约么？
我建议由工商联发动、号召一般工商界，在爱国公约内订立“不行贿、不偷税漏税、不盗窃国家资财、不偷工减料、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条文。
凡愿参加这“五不公约”的，向工商联报名、签字于愿书，定期集体向大众宣誓，从今以后，我们的厂店不行贿、不偷税漏税、不盗窃国家资财、不偷工减料、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如有违犯，愿受国家制裁，同时还愿受同业最严厉的处罚。
把这五不公约在厂店里最显著地方揭示起来。
只有这样，才可以挽回工商界已经失掉的或将要失掉的信誉，只有这样，生意才好做，从此大家硬碰硬的做买卖，从此再没有人敢于以行贿的办法盗窃国家的财富。
也只有这样，才得把几百年几千年坏风气扭转过来。
使市场上再不会闻到这种臭空气。
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都在向着光明正大的路上走，不要干那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行为。
上海十三万多摊贩，组织起来，大家订了公约，保证今后不少一两秤，不缺一寸布，也就是硬碰硬的做买卖，多么光明正大。
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政府号召我们展开三反运动，我们拿五不公约来响应政府。
从北京起，我们工商界公开宣布，保证今后不行贿，不偷税漏税，不盗窃国家资财，不偷工减料，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北京首倡起来，全国各地响应起来，这是一件大事。
同志们！
我们定要用大力，要各方各面用大力来发动工商界帮助工商界完成这件大事。
〔注〕本文中的“五不公约”在讲话时原作“四不公约”，即“不行贿、不逃税、不欺诈、不送回扣”。
但“四不”的提法仍嫌不够完全，故依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薄一波主任01月09日报告的精神，将“四不”改为“五不”，即“不行贿、不偷税漏税、不盗窃国家资财、不偷工减料、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望读者注意。

我们伟大的祖国
云南省撒尼族的男女青年大都是能歌善舞的。
他们的歌舞多半是歌唱他们的历史、爱情、丰收和解放后的生活的。
这两位是云南省圭山区的撒尼族少女，她们正抱着琵琶，弹奏“毛主席是各民族的红太阳”的歌曲。

欢迎志愿军代表团和朝鲜人民代表团
北京市各界人民举行盛大集会
【新华社19日讯】
北京市各界人民在19日下午二时举行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大会。
参加欢迎会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彭真、常务委员司徒美堂、沈钧儒、邵力子、马叙伦、彭泽民及委员蔡廷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华北抗美援朝总分会主席聂真，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张奚若，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驻北京部队代表和北京市工人、机关、学校的代表约一千五百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崔英也参加了欢迎会。
郭沫若在欢迎会上致词说：
“我代表全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
他在叙述一年多来中朝人民部队所取得的胜利的伟大意义后说：
“志愿军代表团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来得正是好时候，今天我们祖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同时我们开辟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一条新的战线，你们是从一条战线又转到另一条战线来了。
你们是这一新战线上的生力军，请你们把你们在朝鲜打击美国侵略军和你们不惜牺牲抢救和爱护物资的模范事迹，告诉祖国人民，来共同争取我们今天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新的战线上更伟大的胜利。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来到中国，同样请你们以你们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参加我们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战线上的战斗。
让我们更亲密地团结起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更伟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李济深副主席在欢迎会上致词说：
“今天的欢迎会，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
我们欢迎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的代表和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英雄的朝鲜人民的代表。”
他在叙述中朝两国人民用血肉结成的友谊的伟大意义后说：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通过的三项中心任务的第1项就是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这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对朝鲜的侵略，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也就一天决不休止，事实证明中朝两国人民团结一致，是一定可以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致答词说：
“首先我代表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全体同志感谢祖国和北京市人民给予我们的伟大支援，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接着，他叙述了一年多来中朝人民部队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他又说：
“祖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这一运动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也热烈地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为了坚决执行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任务，我们保证更加发挥战斗的精神和工作的积极性，大量歼灭敌人；
保证加强政治学习，以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水平；
保证爱护祖国人民给予我们的一切物资。”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团长洪淳哲致答词说：
“我代表全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向给予朝鲜人民以物质上、精神上莫大援助的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表示热烈的感谢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他接着说：
“我们代表团这一次来的使命，就是把朝鲜军民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斗争情形，介绍给中国兄弟们，借以更进一步加强朝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同时学习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等方面的经验，回去介绍给朝鲜人民，使朝鲜人民的胜利信心更加百倍地提高起来，最后打败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国侵略者。”
最后，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宣读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给全国人民的答谢词。
（附图片）
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给祖国人民的答谢词
（新闻摄影局曹兴华摄）

两年来的民族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董副总理的政治报告。
以后还有李主任委员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报告，乌副主任委员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报告，以及各地区负责同志的各种发言和报告。
现在，我仅就两年来的民族工作情况，提出一个简单的报告。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据不完全的调查，少数民族在六十个以上。
全国少数民族的人口，约计四千万人左右，很多分布在国防边境，地区辽阔，所占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历代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曾屠杀了无数的少数民族人民，掠夺了少数民族无数的财富。
为了便于掠夺和榨取，他们更进行挑拨离间，使少数民族内部不团结。
蒋匪介石并进一步公开否认国内有少数民族的存在，说他们只是汉族的分支，以期达到他根本消灭各少数民族的目的。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反动统治的结果，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大都处在落后状态中，生活穷苦，疾病流行，性病与疟疾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异常猖獗。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入了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欺骗少数民族人民，挑拨民族关系，实行压迫剥削，因而更加重了少数民族的痛苦。
若干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由于不能忍受国内反动统治和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曾经多次的联合起来，爆发了英勇的反抗斗争。
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下，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解放，免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奴役，他们和汉族人民一道，共同参加了革命的大业。
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对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贡献。
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获得了解放。
废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
两年以来，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全国民族工作更有了很大的开展。
（一）中国各民族的空前大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了各民族之间空前未有的大团结。
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解放军认真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在民族团结的工作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从而改变了少数民族对汉人的观感，更进一步地改善了民族关系。
如进军西藏的部队，提倡“高原化、康藏化”，学习藏文、藏语，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即使在雨里、雪里，也不住民房、不进喇嘛寺庙。
在他们初到康北时，由于公路尚未修复，粮食供应困难，他们就挖“地老鼠”、采野菜来吃，“宁肯饿死也不违犯政策”。
藏族人民受了深切的感动，称他们为“嘉色巴”（新汉人），帮助他们购买粮食，并组织十五万人、十万头牦牛，支援进军西藏，以加速西藏的和平解放。
进入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同样的严守纪律，尊重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帮助当地人民兴修水利，消灭股匪，和各民族人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为加强民族团结，密切与各族人民的联系，自去年07月以来，先后派出了三个民族访问团、赴西南、西北及中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和慰问。
有些地方人民政府，如中南军政委员会、川西行署、贵州省人民政府等，也组织了民族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
另一方面，各地少数民族，在人民政府帮助之下，也组织了一些代表团和参观团，到北京来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并到各地参观生产建设、文化建设及各种文物、古迹。
两年以来，仅到北京来的各种民族团体即有十八个，共计九百余人，包括四十多个民族。
1950年举行国庆大典时，有四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代表来京观礼，同来的还有各地民族文工团。
这次盛会表现了全国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在增进互相了解，融洽民族感情，交流民族文化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为加强民族团结，积极帮助各民族调解冤家纠纷。
据不完全统计，两年以来，西北地区共调解纠纷三千余件；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一年左右调解新旧纠纷二千四百余件；
大凉山彝族地区，从去年10月至今年08月，即调解纠纷二千二百余件。
例如西北临夏地区的回、汉纠纷，甘、青边境藏族的甘加、甲吾两部落的草山纠纷，以及大凉山彝族内部多年来的打冤家纠纷等，都在人民政府积极帮助调解下，得到了公平合理的解决。
在人民政府民族团结的号召下，在各民族人民的觉悟基础上，各少数民族地区纷纷订立团结公约，大凉山彝族成立了调解委员会，云南普洱地区各民族树立了民族团结碑，广西的大瑶山上，也重新树起了石牌，石牌上写上了团结公约。
两年来，民族团结方面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西藏的和平解放。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使西藏人民陷于异常痛苦的境地。
在反动统治时代，西藏问题一直不能解决。
但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各级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共同纲领民族政策，西藏人民逐渐认清了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
今年0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以阿沛为首的代表团来京，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主任委员为谈判的首席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团进行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现在，各路人民解放军，已越过千山万水，到达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地，进驻国防边境，受到藏族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
从此中国人民完成了统一中国大陆的大业，中国各民族已实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团结，这是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
民族民主政权建设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关键。
过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本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地位，少数民族是没有参政权利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一贯地主张民族平等，远在1929年，在广西省的僮族、瑶族地区，即建立了十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
红军长征时，在西康省的甘孜地区，曾给藏族人民建立了“博巴政府”。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曾在关中地区建立了回民自治乡；
1941年又在定边县建立了回民自治乡。
当时定边县回民只有三十七户，经建立自治乡后，宁夏一带的回民相继来归者三百余户。
到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更给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创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解放以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积极进行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权建设工作。
今年02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民族事务的六项决定中，第1项即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认真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和制度”。
最近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更着重指出，在目前应当注意“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会议制的基本原则，切实认真地普遍推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方针”。
两年以来，一般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吸收各民族代表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西北、西南、中南军政委员会及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共有少数民族委员二十六人；
各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共有少数民族委员一百多人。
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方面，已获得不少的成绩：
如西北地区，已建立了八个自治区；
西南地区已建立八十五个自治区、一百六十三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中南地区已建立六个自治区、两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总计全国各地，两年来已建立民族自治区一百一十三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一百六十五个，大的相当于专区，小的相当于县、区和乡。
这些民族自治区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时，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
在人民代表会议上，与各民族各界代表人士共同协商，民主地解决各种问题。
由于发扬了民主，所以启发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加强了各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由于采用了各民族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所以各族人民对人民政府便更加拥护和爱戴。
有个别地区建立自治区时，未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原封不动，只换了一个名义，这是不合于民族民主建政要求的。
各民族自治区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时，一般的都注意到少数民族的生活疾苦，在可能条件下，尽可能解决少数民族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时，在藏族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之下，取消了藏民最感痛苦的“乌拉制度”——这是一种剥削极为残酷的差役制度，藏族人民的生产热情更空前地高涨。
西昌专区昭觉县彝族自治区成立时，解决了彝族内部多年来的打冤家问题，彝族的代表，便一齐将毛主席的像片顶在头上，表示爱戴。
各民族自治区在划定区域界线时，除参照民族分布，政治、历史等情况外，一般的都照顾到经济的发展。
在每个自治区内，大部分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经济中心，这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是有利的。
如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时，不但把汉、藏杂居的康定城做为自治区的政治中心（因为它是藏区仅次于拉萨的第2大城），而且把一个仅有少数彝人居住的汉族县份（泸定县），也划在自治区内（因为它在经济发展上对自治区有很大帮助）。
但也有个别自治区的建立，对于经济条件注意不够，这会使该区今后的发展遇到困难。
各民族自治区内，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了一部分汉族成分和汉族地区。
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结果，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上已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
另方面这样做有利于自治区的工作开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
事实证明，在目前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汉族人民的帮助，少数民族很难迅速发展。
同时汉族人民，也有责任帮助少数民族的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起来，对汉族人民自然也是有利的。
经验证明，各民族自治区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不管地区大小，人口多少，或是建立的方式与步骤有所不同，只要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切实认真地建立起来的，便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
少数民族一般处于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的状态，这是历史上造成的结果。
解放以来，人民政府为帮助少数民族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做了不少的工作，并已获得相当大的成绩。
在经济工作方面，重点是发展贸易，两年来，人民政府采取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收购土产、供给日用必需品，使各地土产价格提高了，日用品价格降低了，因而初步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
土产价格一般的较解放前提高了一倍到四倍，有些提高十多倍。
各地贸易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已先后设置了七百五十个企业机构，组织了大批的流动贸易小组，并吸收了一千七百多个少数民族干部参加贸易工作。
由于贸易工作的开展，促进了物资交流，刺激了生产，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工商各业都有了发展。
贸易工作以外，人民政府并从多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在农业区则帮助少数民族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发放农贷，救济灾民，组织劳动互助，介绍较进步的耕种方法，并着手兴修水利和开辟交通等。
在牧业区则大力防治兽疫，保护牧场，改良水草，提倡储草打井，发放牧业贷款等。
无论农、牧区，对于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副业生产，人民政府也都注意帮助其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的天然资源非常丰富，如内蒙地区的木材、毛皮、食盐，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西康的石棉、云母，大凉山的铜矿，云南的茶叶、樟脑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对这些富源，人民政府将逐步地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加以充分利用，以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发展伟大祖国的经济建设。
少数民族的疾病很多，医药又十分缺乏，这种情况，竟使若干少数民族出现人口日益减少的严重状态。
为改变这一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拨出专款，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并先后派出八个防疫大队和医疗大队（包括三个访问团的医疗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
各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防医队，据不完全统计，西北有六个，西南有二十六个，中南有十一个，内蒙有十一个，绥远有二个。
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机构，也在逐步建立：
如卫生院（所），西北有八十所，西南有一百六十一所，内蒙有二十五所。
两年来，少数民族疾病的防治工作，已有显著成绩，特别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危害人民最严重的鼠疫基本上已被扑灭，性病也已开始进行重点防治，在防治地区内，人口已开始增加。
在教育方面，重点是训练干部，其次是恢复、整顿学校教育，有条件的进行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已有小学九千一百所，学生八十六万六千余人；
中学一百三十多所，学生三万五千六百余人；
大学一所，学员四百八十余人。
但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内蒙古自治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龄儿童已经入学，但也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根本没有学校。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时是不可免的。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学校，有的地区则借办教育加重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剥削。
现在不同了，办学校已成为少数民族人民的普遍要求，而且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已逐步地办起来了。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也是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的工作。
在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事业方面，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已翻译出版蒙、藏、维文图书共二十余万册。
内蒙和新疆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事业，都树立了相当的规模。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已成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发展其文字。
大凉山的彝族地区已有中国科学院陈士林先生帮助试行拉丁化拼音文字，现已编出课本，当地彝、汉青年学会这种新文字的已有一千多人。
中央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卫生、文教工作，在今年八、09月间，先后召开了全国民族贸易、卫生、教育三个专业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研究了各地贸易、卫生、教育工作情况，确定了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对今后少数民族地区贸易、卫生、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四）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大批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做好各项民族工作的重要环节。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造成了各民族人才极端缺乏的情况。
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必须大量而普遍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两年以来，各级人民政府都注意到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与提拔。
据不完全统计，已脱离生产的少数民族干部，西北地区有二万七千多人，西南有一万八千多人，内蒙有一万多人，东北有七千多人，绥远有一千多人。
连其他地区，总计全国已脱离生产的民族干部，共有六万多人。
解放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生长是相当快的。
但是，就实际的需要来说，这些干部的数量还很不够。
为此，去年1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两个试行方案，指出目前培养民族干部的方针：
“以开办政治学校与政治训练班，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与技术干部为辅”。
在此方针下，中央及西北、西南、中南各地，已先后建立了八个民族学院，共有学员三千七百余人，包括五十多个民族。
同时，各地开办了各种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大批地培养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
特别是西北地区，收到了更多的成绩。
如甘肃临夏的训练班，已开办了十四期，共训练了七百四十多名干部。
西南各地，目前正在训练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员，共有二千多人。
各地大、中学校，也都向少数民族开门，对少数民族学员予以特别照顾。
开办训练班所费的时间不多，少数民族学员受到了初步的民族政策与爱国主义的教育，有重点地解决了几个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之后，就可以参加工作，因而训练班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最为迅速和有效的方式。
各地除经过学校和训练班培养民族干部外，还注意到在工作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许多地区通过民族民主建政、清剿土匪特务、抗美援朝，若干地区则在减租、土地改革等工作中，放手使用少数民族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耐心地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锻炼，逐渐提高，成为新的干部。
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表现了他们的长处。
事实证明，不是等待产生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才能开展民族工作，而是在民族工作的开展中生长起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有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工作也就会有更进一步的开展。
（五）抗美援朝与巩固国防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严重地威胁着祖国的安全，解放了的中国各民族人民，为了保卫自己伟大的祖国，就广泛地展开了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运动。
自去年10月以来，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到处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过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投票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五一游行示威，特别是经过订立爱国公约、增产捐献以及听了赴朝慰问团和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规模宏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即逐步展开和深入，许多少数民族人民都已经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各地少数民族，热烈响应了慰问中朝战士、救济朝鲜难民和增产捐献运动。
西北、西南、东北、中南、内蒙等地少数民族，纷纷通过代表会议，订出增产捐献计划。
如西南少数民族，捐献了十九架飞机。
西北区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等三区，不到七十万人口，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就认捐了人民币八十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认捐十四架战斗机，三门大炮，缴款数目较原计划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七。
抗美援朝运动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则与巩固国防的工作结合起来。
西南区从西藏到云南、广西边境，约有五千公里的国防线上，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
过去，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曾进行过长期的侵略活动。
解放以来，各民族人民已经空前地团结起来，揭露了敌人的破坏阴谋，惩治了反革命。
在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教会散布毒素的地区，例如云南的怒江区、贵州威宁的石门坎教区、西康的巴安等地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爱国教徒，都展开了三自革新运动，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进行了控诉和揭发，并坚决表示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12月间，西北区召开了西北各民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与会的少数民族代表纷纷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
目前帝国主义者仍在进行他们的罪恶阴谋，他们在云南边境公开地利用国民党战犯李弥匪部；
在邻近广西边境地方办有地主、恶霸、土匪、特务收容所，组织大批特务，潜入我国境内，进行破坏造谣、放毒等反革命活动。
针对这些土匪特务的活动，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进行了肃清土匪特务的工作。
云南等地的各族人民在解放军帮助之下已纷纷组织民兵联防，到处掀起剿匪竞赛，出现了若干模范人物与模范事迹。
因而严重的打击了美蒋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巩固了革命秩序与祖国国防。
两年以来的民族工作，虽然各地发展不够平衡，而且还存在着若干缺点，但总的来说，各方面都收到了很大成绩，取得了重要经验。
这些成绩的获得，是由于有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各地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正确地贯彻了这个政策，以及全体民族工作干部的积极努力和各民族广大人民支持与援助的结果。
有了这些成绩和经验，对今后民族工作的开展，便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增加了胜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中国各少数民族，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没有先进民族的帮助，在今天便不可能得到解放，更谈不到各方面的发展。
根据以上情况，对今后的民族工作，提出几点意见：
第1、各地民族工作干部，首先应切实认真地学习民族政策，广泛进行宣传。
因为民族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掌握了这个武器，才能真正克服大民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使民族工作得到迅速的开展。
第2、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在各民族杂居地区，建立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是确定不移的方针，今后更应切实认真地普遍推行。
各民族自治区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应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会议制的原则，按时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扬民主，使民族形式与新民主主义内容，具体地结合起来。
第3、根据全国民族贸易、卫生、教育等三个专业会议的决议，和所规定的各项任务与方针，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卫生、文教工作，以改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
第4、继续加强民族团结，通过各种形式，增进互相了解，融洽民族感情，消除各种纠纷，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的自由，反对大民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以达到各民族更进一步的友爱与合作。
第5、继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普及和深入爱国主义教育，使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认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进一步加强爱护祖国的观念，并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推动各项工作。
第6、加强各地民族学院和民族干部学校的工作，继续开办各种业务的训练班，并通过各种工作，大批地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
对少数民族的干部，应善于认识他们的长处，耐心地培养帮助，并大胆地提拔使用他们，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与提高。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地为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服务，但仍应注意克服做客思想和临时观念，坚定为少数民族广大人民服务的思想，更好地团结少数民族的干部和人民，进一步开展各项民族工作。
各少数民族亦应尽量争取汉族干部的帮助。
第7、关于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问题，应依据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稳步进行，适当地解决问题。
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地区，如不进行若干必要的改革，是很难得到迅速发展的。
今后民族工作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需要大家更多的努力。
我们坚信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更多的胜利！
以上报告与意见，难免有错误之处，希望批评与指正。

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
应该接受河南日报的批评检讨浪费国家财产的错误
编辑同志：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挥霍巨款招待总行视察团的严重浪费事件，人民银行中南区行同样应负重要责任。
在总结会议开始以前（1951年09月28日），中南区行何幼琦副行长就用电话通知河南分行说：
总行视察团决定在开封总结工作，区行将派人到开封布置，大会费用由区行负责。
1951年10月04日，中南区行派交际股长耿书田到开封进行筹备工作。
耿书田到开封后，介绍了上海、广州等地招待总行视察团的“盛况”，并察看河南省分行的设备和开封市旅馆的情况，接着制定了庞大的购买计划，编造了为数达七千八百八十万元的预算。
家具什物购买齐全后，就抽调一百三十九人组成大会秘书处。
耿书田在秘书处组成后，才返回中南区行。
大会进行期间，中南区行副行长李绍禹任大会执行处主任，管理大会一切事宜。
在伙食方面，执行处规定区行行长以上干部每天两万元；
分行行长、处长以下干部每天一万元（包饭按十斤小麦一天计算，三天后执行处又决定改为一天十二斤小麦），行长的警卫员、服务员也一律按这种标准供给伙食。
另外，中南区行为了送礼，并特由山西买来陈醋三十打（瓶装），竹叶青酒三十打（瓶装）。
总计这次会议挥霍了国家资财二亿五千零十三万元，其中用于食宿，茶、烟、水果等方面的费用达一亿一千八百二十二万元，全由中南区行报销。
由此可见，河南省分行招待总行视察团的严重浪费事件，是在中南区行领导下造成的。
当我们了解以上情况后，就在1951年12月29日函请中南区行对这一事件进行检查。
中南区行对于我们的意见，竟置之不理，不作答复。
1952年01月09日，我们又用快信一件，转去有关材料，并催其迅速处理，但到现在，中南区行仍未答复我们。
正值大张旗鼓地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中南区行领导同志仍以官僚主义态度抵制批评，这种行为实在令人不能容忍。
为了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我们对中南区行的官僚主义态度要坚持斗争。
特函请您们给我们以支持，并请您们对中南区行进行严格的批评，督促他们迅速对河南省分行招待总行视察团的浪费行为作公开检讨。
河南日报社总编室
编者按：
如来信所述，人民银行中南区行对待批评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希望有关领导方面，督促人民银行中南区行负责人，对此事迅速作检讨。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
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电
一、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电敬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司令员转全体同志们：
我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的出席、列席人员，包括四十个民族，向在朝鲜前线的你们，谨致热烈崇高的敬礼。
这次会议是在各民族空前团结的基础上召开的；
我们讨论了民族区域自治等重要问题。
现在会议已经胜利闭幕，我们庆幸全国各民族都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
我们深深地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亲爱的志愿军同志们，我们也深切地感激你们，因为你们英勇地打击着美国侵略者，保卫着我们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一年多以来，你们的光辉胜利，给了我们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具体教育。
我们很高兴地报告你们：
为了支持你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光荣战争，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和你们的感召下，已经热烈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
在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各族工人、农民、牧民、猎户、阿訇、喇嘛及其他各界人民，都卷入了这一运动的洪流。
他们捐献了成群的牛、羊、马、骆驼和大批的皮毛、瓜果、药材等物作为飞机大炮的捐款；
各族人民纷纷举行反美示威游行，签名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订立爱国公约、团结公约，并积极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
各地少数民族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都响应了三自革新运动，坚决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特别是在你们不断的胜利鼓舞下，少数民族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爱国观念，并树立了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我们各族人民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继续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做好拥军优属的工作，厉行增产节约，以支持你们的英勇战斗，加强国防建设。
在我们少数民族聚居的国防线上，我们更要团结与组织起来，保卫祖国的边疆。
我们各族人民的幸福是和你们的英勇战斗分不开的。
你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成为我们各族人民公认的最可爱的人。
祝你们获得更大的胜利。
二、致人民解放军电敬爱的朱总司令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由于你们英勇善战，克服了无比的艰难，解放了我们各民族的地区，我们各民族的代表今天才能在人民首都会聚一堂，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商讨贯彻毛主席的伟大的民族政策。
我们谨代表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感激你们，并向你们致崇高的敬礼。
我们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辽远的边疆，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
他们千方百计要分裂我们各民族的大家庭。
现在，有了你们站在伟大祖国的国防线上，我们就有了粉碎任何敌人阴谋的力量。
我们向你们保证：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支援你们。
敬爱的朱总司令，我们每一个少数民族人民和每一个人民解放军同志已经成了血肉相关的亲兄弟、亲姊妹。
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要用我们各民族的歌唱来颂扬你们，纪念你们。
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和发展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而奋斗！

内务部集体办公的办法值得其他机关参考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去年12月18日开始集体办公。
除机要、人事、文书、总务等部门外，从部长到办事员，都在一个大房间办公。
集体办公已获得显著成绩：
（一）公文处理较前迅速。
公文收进、发出的登记手续，从十一次减到三次。
公文办结时间，过去七天办出的占百分之三十九，现在七天办出的占百分之九十七。
公文撰稿后到签发、审阅时间，从四天减到十小时。
（二）联系方便。
过去为了研究一个文件，须跑四、五个房间，现在不出办公室，一谈就行了。
（三）过去因公文运转手续较多，不时发生积压和上下脱节的现象，现已基本消除。
（四）办公室内安静、严肃，促进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
（五）节省了人力物力。
只收发人员就从十人减到四人。
各司都感到可以适当地精简些人。
办公室电话台数节省了三分之一，电灯数节省近二分之一，房间节省近二分之一。
开始，有些人怀疑集体办公的办法不好，说：
“电话乱叫、人声嘈杂、万头攒动，不能深入思考问题。”
为解决这些困难，专设电话室、会议室，规定办公时间内休息三次。
两周试行结果，大家感到：
集体办公很安静，很紧张，自由散漫的现象没有了，工作效率提高了。
以前怀疑的人都说，集体办公的好处很多，是过去分散办公办不到的。
这样的集体办公，是成功的。
不但节约了，而且初步克服了文牍主义作风，值得提供其他机关参考。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

天津三成制画厂
不该制作宣传封建思想的年画
编辑同志：
在丰宁县市上出卖的年画中，有些画的内容是新事物，但有些画实际上是宣传封建思想的。
有的把旧年画按上个新名词。
如天津三成制画厂出品的一些画：
本来是“刘备招亲”，现在强拉硬扯地把标题改为“婚姻自主”。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是不对的。
难道封建王侯的招亲能被解释为新社会的婚姻自主吗？
我认为新中国的文艺作品，都应该为政治服务。
天津三成制画厂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热河省丰宁县凤山完全小学校　于文小　方继丰

通讯员张福作对捏造“插翅难飞”一稿的错误的检讨
编者按：
东北铁路公安局来信指出：
1951年05月24日本报第1版发表的一篇题为“插翅难飞”的通讯（为新华社通讯稿），是长春铁路工人张福作企图邀功请赏而捏造的假情况。
张福作这种行为是十分恶劣的。
现在把他的检讨刊登如下：
去年05月，新华社发了我捏造的一篇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
现在我检讨如下：
我是长春新报基干通讯员，报社对我写的稿子和说的话是很信任的。
而我呢？
常常信口开河，随便乱说，我甚至发展到毫无立场，不顾一切影响，为了自己的荣誉，假造稿子，欺骗群众。
我这篇稿子对国家的工作起了破坏作用。
经过反省，我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
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教训之一。
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违背人民利益的事呢？
主要是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作怪，想在群众面前显示自己，出出风头，在群众中提高自己所谓的“威信”。
正因为这样，我便不顾一切影响，作出了这样一件可耻已极的事情。
这首先给党报在人民群众当中造成不真实的印象；
也给公安机关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不良的影响。
党取消了我的宣传员资格，团给我停止团籍三个月的处分，这是十分正确的。
当公安同志问我的时候，我还一度想坚持错误，实在是错上加错。
公安段同志启发和帮助了我，使我彻底认识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也深深体会到这个错误对人民的危害。
我还是青年，尤其是一个团员，我下决心改正这种错误，牢记这个教训，以努力工作，不出事故差错，来补救这个错误造成的损失。
我一定克服掉说话不负责任的坏习惯，作到一举一动对人民负责。
张福作

“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原则值得所有语文教师重视
编辑同志：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他的教学原则，应该引起所有语文教师的重视。
我认为他的教学法是适用于扫除文盲的识字教学的。
因为：
第1，它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决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按照他的原则，教语文不应墨守成规，而应依据对象大胆创造。
第2，他根据所教的语文的特点，采取集中力量，突破困难点，增加学习信心的办法，而不勉强要求学生同时全面学会，以致旷日持久，失掉信心。
这对于儿童或者不相宜，但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是有效的。
青年和成年学习语文的情况是：
一则有迫切要求，同时又容易失去自信；
二则对所学内容往往已经了解，只要求打破文字障碍。
所以先用突击方法，使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应用学会的文字去读书，是很好的办法。
第3，他注重大量读书，从实际应用中巩固所学，而不拘束于咬文嚼字、深入钻研的所谓精读。
我相信所有学会一种语文的人都能承认，多多益善的博览是学习语文的重要途径，而仅仅抱着课本咬嚼是学不好的（当然这并不是要轻视精读的作用）。
目前大学和中学里对中外语文的教学，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缺点，就是没有把课内课外读物（包括报纸杂志）结合起来，加以同等重视。
我以为到了能勉强看书的程度的学生要尽可能地博览群书，而先生也要加以足够的领导。
如果没有泛览的游击战，精读的根据地是很难巩固的。
有领导地广泛阅读，不但能够满足青年的求知欲，并且能够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还觉得，以上所说的几点原则，可能不只适用于语文教学，对于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的教学也有参考的价值。
如果我们的教学都能打破例规，采取唯物的和革命的发展观点，教学效率必定能够迅速提高，而国家所迫切需要的人材也就可以更快培养出来。
金克木

青年团员史淑云
检举了她父亲的贪污罪行
编辑同志：
北京市新生女子中学青年团员史淑云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检举了她的父亲史增润的贪污罪行。
她的父亲是石景山发电厂材料科的股长，他在收购器材的时候，贪污了两亿多元。
史淑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非常气愤，坚决要和他脱离父女关系，并向团组织检举了他的贪污罪行。
团的组织叫她回家教育她的父亲，让他彻底坦白认罪。
史淑云接受了团组织的意见，乘车回石景山，向父亲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但她的父亲不但不肯坦白，而且用种种方法威胁、利诱她，说：
“我坦白了，你的学习和生活问题怎么办？”
史淑云坚决地回答：
“我的问题不用你管。
你应该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你不坦白，我就和你斗争到底！”
在石景山发电厂召开的检举大会上，史淑云把她父亲的罪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并要求人民政府惩罚他。
这充分表现了一个青年团员崇高的品质。
北京市新生女子中学通讯组

中央卫生部发出指示
组织中医学会等推进中医科学化
为了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和推进中医科学化，去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组织中医学会的指示”与“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
指示要求各地成立群众性的中医学术团体。
指示指出：
中医学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医科学化与密切中西医的团结。
因此中医学会应该是中西医团结的桥梁和中医进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此外应遵照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发动会员参加国家卫生建设；
并担负研究与改进中医药学术的任务。
同时为了统一过去一年来各地中医进修学校和进修班的组织及课程标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另颁发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
（新华社）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董副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刘副主任委员关于两年来民族工作的报告，我都同意。
我仅就内蒙古自治区几年来的工作作一个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四年半以前——1947年05月01日，根据毛主席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而成立的。
从此，内蒙古人民实现了多年来的扫除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内部的封建压迫、实行民族平等和民主的愿望；
四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内蒙人民的建设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
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
农业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开展了大规模的丰产运动；
牧业区也进行了稳当的民主改革，开展了增畜保畜运动；
建设了人民武装，发展了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业……。
近一年来，更系统地进行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几年的工作，已从落后的社会状况，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
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改变了过去的面貌，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气象；
人民生活极大地改善了，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消除了，民族间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已经建立并日益巩固了。
几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汉各族人民已亲身体验了一个真理：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和伟大的民族政策：
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如果不是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所有这一切变化、发展和进步，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几年来，我们作了以下几件主要的工作：
第1、实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发动了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稳步地进行了社会改革。
过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蒋介石匪帮和蒙奸德穆楚克、李守信之流，在内蒙制造蒙、汉民族间的仇恨对抗，使广大人民长期过着奴隶式的生活。
历史上内蒙民族虽曾长期进行斗争，争取民族解放，但结果都失败了。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和帮助之下，内蒙人民组织起来了，英勇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才取得了胜利。
在蒙古民族中，曾经有人认为区域自治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使民族获得发展和进步，主张“独立自治”；
又有人认为区域自治是对汉族自治，因而不承认自治区内的民族平等；
又有人认为区域自治与民主、进步是完全无关的，因而反对在自治区内实行任何程度的民主改革，今天的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是经过内蒙人民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的。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内蒙人民的要求，在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发动了群众，同时团结了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赞成实行民主自治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胜利地反对了反革命势力。
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又自下而上的改造，各级政权，已经改造成为人民自己的政权。
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的联系一年比一年密切了，自去年起，各盟、旗、县、市都召开过三次至四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近二千个嘎查（行政村）政府实行了民主选举。
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有工人、农民、牧民，有工商界，有妇女，有知识分子，有喇嘛，也有过去的王公。
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都团结一致亲密地商量着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及建设新内蒙的大事。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内蒙境内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等族的聚居区域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旗或努图克（区）自治政府，在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
在汉族特别多的地区，则实现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如：
兴安盟各旗、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一千二百七十二名代表中，蒙族代表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四，汉族代表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六，朝鲜族、回族代表占百分之一。
呼、昭、兴三盟十四个旗、县、市的二千六百个人民代表中，蒙、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代表占百分之三强。
各民族充分享受了平等权利，各民族风俗习惯均受到尊重。
没有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互相帮助，内蒙建设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平等、民主改革及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也就是提高蒙古人民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觉悟的过程。
在进行各项民主改革中，必须首先注意改造旧的武装，使之成为人民的武装。
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曾积极而稳重地依靠培养进步青年，建立并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改造等办法改造并建立了一支内蒙人民骑兵。
这一支内蒙人民部队，在解放战争中，配合兄弟部队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在内蒙境内剿灭了土匪，先后共歼敌两万二千余人，缴获战马二万二千余匹。
在战斗锻炼中，从各方面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使自己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统一指挥、统一制度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现在正和内蒙公安部队及内蒙各地民兵警惕地保卫着内蒙古生产建设及地方秩序，并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工作，以巩固国防。
第2、在经济方面，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各项生产，提高了人民生活，因而鼓舞了内蒙古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劳动积极性，他们正在逐步地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
内蒙古民族和内蒙人民，过去长期地受着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资本的经济剥削，解放前生产萎缩，灾荒不断，疾疫流行，土匪蜂起，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现在翻过身来了，社会秩序安定，各项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中国共产党给内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内蒙所存在的农业、牧业、半农半牧等不同地区情况，制订和执行了不同的发展生产的方针。
在农业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各族人民都以同等权利分得了一份土地，因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了。
自1948年以来，全内蒙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过去耕作粗糙，很少施肥选种，现在全区平均施肥面积将达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大部地区实行了选种及种籽消毒，防止病虫害。
为了防止洪汛成灾，1950年人民政府动员四百二十余万民工和一部分部队建筑辽河堤，堤长达二千余华里，使受灾地由1949年的十三万七千垧减至1950年的四千多垧。
由于提倡劳动互助，奖励劳动模范，扩大耕地面积，奖励精耕细作，采用新式农具，并发放农业贷款，抗旱救灾，用种种措施来增产粮食，结果内蒙粮食的产量已超过解放以前水平。
以呼纳盟为例：
土地改革前每垧地平均产量一千二百斤，1950年每垧地平均产量提高到一千六百斤至一千七百斤。
今年内蒙虽然遭受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旱灾，全区平均只有四成五的收成，但由于大部群众稍有积蓄，并在积极发展副业的情况下，我们有信心生产自救，度过灾荒。
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实行自由放牧、增畜保畜的政策，大力提倡并推动防疫、打狼、调剂种畜、改善牧畜方法，打草、打井、搭圈棚，发放大量贷款，因而使牲畜繁殖率普遍上升。
今年各地繁殖率已超过百分之七十，幼畜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几年来牲畜的增加数字是可观的，1950年牲畜总数较1949年增加百分之十点七，比1948年增加百分之十四，而今年则可超过在去年基础上增殖百分之十一点七的计划。
如果拿今年牧业区牲畜数字与1945年刚解放时的数字来比较，则有些地区已增加了一倍以上，新巴尔虎右旗每一个牧民已平均拥有七十头牲畜。
广大牧民空前的富裕起来了，辽阔的草原上，到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根据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当地自然条件、人民生活及生产品出路等具体情况，对于半农半牧区，今年又明确提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
一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个政策不仅解决了这个地区的生产发展方向与步骤问题，而且可以逐步解决由于农业牧业生产在土地问题上的利益矛盾而产生的蒙汉人民间的纠纷。
有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农产粮食很难外运；
有的地区，气候土质都适于牧业，当地人民感到“种一垧地不如喂一头牛”，农民兼营的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了，因此保护牧场已逐渐成为蒙汉人民共同要求，蒙汉人民的团结互助在共同的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增强起来了。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牧业生产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特权以及一系列的发展生产的政策而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普遍建立了为发展农业、牧业生产服务的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迅速而有步骤地改变了过去严重的不等价交换，以保证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从而积累资金，建立工业生产。
与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我们首先曾大力建设国营贸易事业；
通过国营贸易的扶助，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普遍地组织了合作社。
现在内蒙各地已普遍设立了国营贸易机构及合作社，合作社社员即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样就有力地加强了城乡物资交流，大大缩小了工、农、牧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基本上消灭了历史上存在的不等价交换，且使农牧矛盾变成农牧互助，有效地刺激了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并为建立工业提供了条件。
由于上述这些，群众生活确实改善了。
1950年群众购买力为1948年的百分之四百六十点四，提高了三倍多。
中央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政府通过贸易工作帮助了内蒙各项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并在统一的财政制度之下，在财政上划给内蒙自治区以相当宽广的财政权限，这是使内蒙人民得以进行若干建设工作的重要措施。
在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帮助下，林业生产的经营也在一年比一年进步，特别防火护林的工作，今年取得很大成绩。
鄂伦春旗建立后，更有力的推动了防火工作。
第3、积极发展文化、卫生事业。
过去，内蒙民族和内蒙人民，在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被推入愚昧、迷信、疾病、灾难的深渊，被驱向毁灭的道路。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人民经济生活的提高，有步骤地发展了人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政府明令规定重要公文用蒙、汉两种文字，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提倡并宣传科学知识。
在文化教育发展上，首先是整顿学校，普及教育。
现在内蒙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以上，较伪满时增加了约三倍；
有中学生三千八百余人。
为克服蒙古人民子弟入学的困难，设置了公费生的待遇。
在学制、教材等方面，已在解决发展蒙古语言文字问题。
初小高小教材的全部及初中教材的一部，均已译出蒙文课本；
仅1950年即出版了四十五种蒙文教科书，印行了三十余万册，此外还翻译了不少理论著作（主要是毛主席的著作）及通俗读物，出版了蒙文报纸，建立了蒙语广播，曾经一度发生过的忽视发展蒙古语言文字的偏向，已得到基本上纠正。
关于卫生事业，人民政府确定“人畜两旺”的政策，在中央、东北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经过五年来的努力，正确执行了“防重于治”、“技术和群众结合”的方针，因而有力的控制了鼠疫。
例如1947年患鼠疫者一万七千余人，死亡一万三千多人，1948年患者二千多人，1949年患者二百余人，1950年至今年02月，患者共有七十七人，患病人数逐年渐少，死亡率也大大的降低了。
现在能够作到一旦鼠疫发生即就地扑灭。
梅毒在内蒙极为普遍，牧业区统计患者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许多男女都不能生小孩子。
自1950年起在呼纳盟开始了驱梅工作，现已推向锡林郭勒盟，在检查、治疗方面都有了显著成绩：
据统计，有六个游牧旗已进行了普遍治疗，给三万零九百七十三人的梅毒患者作了检查，占六个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五；
给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二人进行了治疗，占梅毒患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二。
部分地区的人口已相对增加。
如陈巴尔虎旗在未进行梅毒防治前，1945年到1949年的四年内，每年平均减少人口四十三人。
该旗开始驱梅工作后，1950年一年内即增加了婴儿五十名，1951年01月到05月增加了三十六名。
内蒙人口不仅停止了下降，而且开始增加了。
在这几年防疫斗争和一年多的驱梅工作中，培养出一批蒙族卫生干部，仅在驱梅工作中就训练出七百四十六个基层卫生人员；
有四个旗建立了卫生院，有二十一个苏木（区）设立了卫生所以及各级群众性的防治委员会，给内蒙古卫生医疗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4、由于实现了区域自治，进行了民主改革，发展了生产，就更加便利于普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最近一年来，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
内蒙人民爱祖国的热情极为高涨，不仅表现在踊跃参加和平签名和“五一”大示威，而且表现在踊跃捐献武器上。
虽在灾荒情况下，内蒙捐献运动缴款竟达三百四十多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百分之四十七，另外还有肉松三万余斤，黄羊一万二千只。
现在各地正进一步深入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第5、大力培养干部，加强各族干部的团结。
这是顺利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推动各项工作的决定关键。
远自一九二五——1927年大革命时代起，中国共产党即十分注意帮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抗战中在延安开办民族学院等学校，更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其中包括很多蒙古族干部。
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开办了内蒙军政学院、自治学院等学校。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举办了内蒙军政大学、行政干部学校，以及卫生干部学校、合作干部训练班、兽疫训练班、会计训练班等，以培养各种工作干部，并先后送到外区进大学及专科学校学习者有四百八十五名。
1950年又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及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以提高蒙汉干部的文化水平。
就这样经过学校训练，以及工作中的培养，几年来内蒙共培养了各民族脱离生产的干部两万五千余人。
其中蒙族占一万一千多人。
这是内蒙自治区推动、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他们不仅作一般工作，而且有一批已担任指导工作。
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十八名委员中蒙族委员占十五名，三十一名正副部长、局长中，蒙古族干部占十七名。
六个盟十二名正副盟长中蒙族干部占七名，有四十三名蒙族干部担任着正副旗长的职务，其他党的机关、政府、群众团体、邮电、税务、林业、贸易、金融、文化机关都有大批蒙族干部担任工作。
经验证明：
蒙古青年知识分子，是迫切要求自己民族解放的，而且易于接受进步思想。
但由于历史上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极其残酷，少数民族（蒙古民族也一样）对大民族就容易有不信任心理及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最初他们往往从民族立场出发，表现阶级立场模糊，他们拥护共产党也是从
“民族立场”出发。
这就必须十分耐心的进行教育，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取得锻炼并提高觉悟，逐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得到改造。
实际证明他们是能够改造的。
数年来，经过深入的民族政策教育以后，又经过反对本民族内部的勾结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公敌的斗争及土地改革运动，蒙族干部大部已能从阶级立场出发来看民族问题了，他们的国际主义觉悟提高了，爱国主义的觉悟也提高了，因而狭隘民族主义也逐步得到了克服。
比如他们过去对汉族工作干部是有怀疑的，现在他们亲身体验到汉民族帮助的重要了，他们欢迎汉族干部为内蒙人民服务，他们大部已是被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干部了。
经验也同时证明：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包括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在内，必须有一批质量适当的老干部作骨干，这在开始建立工作时尤其必要。
由于老干部多是汉族干部，他们开始到内蒙工作时，有的同志不免有大民族优越感，容易看不起或不相信蒙古干部，觉得蒙古新干部未经过考验，因之不善于采取遇事虚心商量和耐心帮助的态度，往往有包办代替的作风。
此外，有的同志也不免有
“作客思想”，不作长期打算，在工作上容易犯
“急躁”“搬套”毛病，不能专心一意研究蒙古情况，也不愿学习蒙古语言文字，不能细致体会蒙古同志的心理感情，因此就不能积极沟通与蒙古同志的关系。
对于这些同志，领导上必须耐心地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去掉“作客”思想，一心一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注意民族形式，深刻体会蒙古群众感情，研究分析内蒙的社会情况，耐心帮助蒙古同志，并向蒙古同志虚心学习，以便把工作做好。
这是一个艰苦工作，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现在他们已经和广大内蒙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专心一意的在自治区工作了。
加强蒙、汉干部团结，是蒙、汉人民团结的关键。
对这一工作，我们是经常加以注意的。
在自治区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蒙族人民，尤其是蒙族干部克服和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同时教育汉族人民，尤其是汉族干部，从各方面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见，消除大民族主义倾向。
从上述这些事实，可以充分看到：
内蒙人民是解放了，不仅在政治上享受了民族的平等权利，而且在自己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适当的社会改革，从而使自己各方面的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巩固了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新关系。
内蒙人民充分了解：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只有在内蒙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条件之下，才能得到这一切好处。
所以，内蒙各民族人民越来越爱戴毛主席，越来越信任和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民族觉悟和人民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这就充分证明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确是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最适宜最合理的政策，是推动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是通过民族形式实现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的重大措施。
内蒙古民族充分了解：
蒙古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必须有自治区内汉族的合作，有全国汉族人民的伟大帮助。
汉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主体民族，它与中国其他民族来比较是先进的民族，和汉族及中国各民族团结合作，并争取他们的帮助是内蒙古民族顺利地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几年来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内蒙古蒙、汉人民和蒙、汉干部共同努力下，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工作经验缺乏，政策水平不高，曾经也犯了若干错误，发生了不少缺点。
相信今后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经过蒙汉人民和干部的积极努力，工作一定能够更向前迈进，做出更多的成绩。
我简单地介绍了内蒙情况，希望到会的委员及代表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万岁！
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董副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刘副主任委员关于两年来民族工作的报告，我都同意。
我仅就内蒙古自治区几年来的工作作一个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四年半以前——1947年05月01日，根据毛主席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而成立的。
从此，内蒙古人民实现了多年来的扫除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内部的封建压迫、实行民族平等和民主的愿望；
四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内蒙人民的建设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
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
农业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开展了大规模的丰产运动；
牧业区也进行了稳当的民主改革，开展了增畜保畜运动；
建设了人民武装，发展了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业……。
近一年来，更系统地进行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几年的工作，已从落后的社会状况，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
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改变了过去的面貌，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气象；
人民生活极大地改善了，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消除了，民族间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已经建立并日益巩固了。
几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汉各族人民已亲身体验了一个真理：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和伟大的民族政策：
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如果不是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所有这一切变化、发展和进步，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几年来，我们作了以下几件主要的工作：
第1、实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发动了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稳步地进行了社会改革。
过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蒋介石匪帮和蒙奸德穆楚克、李守信之流，在内蒙制造蒙、汉民族间的仇恨对抗，使广大人民长期过着奴隶式的生活。
历史上内蒙民族虽曾长期进行斗争，争取民族解放，但结果都失败了。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和帮助之下，内蒙人民组织起来了，英勇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才取得了胜利。
在蒙古民族中，曾经有人认为区域自治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使民族获得发展和进步，主张“独立自治”；
又有人认为区域自治是对汉族自治，因而不承认自治区内的民族平等；
又有人认为区域自治与民主、进步是完全无关的，因而反对在自治区内实行任何程度的民主改革，今天的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是经过内蒙人民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的。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内蒙人民的要求，在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发动了群众，同时团结了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赞成实行民主自治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胜利地反对了反革命势力。
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又自下而上的改造，各级政权，已经改造成为人民自己的政权。
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的联系一年比一年密切了，自去年起，各盟、旗、县、市都召开过三次至四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近二千个嘎查（行政村）政府实行了民主选举。
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有工人、农民、牧民，有工商界，有妇女，有知识分子，有喇嘛，也有过去的王公。
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都团结一致亲密地商量着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及建设新内蒙的大事。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内蒙境内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等族的聚居区域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旗或努图克（区）自治政府，在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
在汉族特别多的地区，则实现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如：
兴安盟各旗、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一千二百七十二名代表中，蒙族代表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四，汉族代表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六，朝鲜族、回族代表占百分之一。
呼、昭、兴三盟十四个旗、县、市的二千六百个人民代表中，蒙、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代表占百分之三强。
各民族充分享受了平等权利，各民族风俗习惯均受到尊重。
没有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互相帮助，内蒙建设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平等、民主改革及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也就是提高蒙古人民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觉悟的过程。
在进行各项民主改革中，必须首先注意改造旧的武装，使之成为人民的武装。
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曾积极而稳重地依靠培养进步青年，建立并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改造等办法改造并建立了一支内蒙人民骑兵。
这一支内蒙人民部队，在解放战争中，配合兄弟部队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在内蒙境内剿灭了土匪，先后共歼敌两万二千余人，缴获战马二万二千余匹。
在战斗锻炼中，从各方面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使自己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统一指挥、统一制度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现在正和内蒙公安部队及内蒙各地民兵警惕地保卫着内蒙古生产建设及地方秩序，并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工作，以巩固国防。
第2、在经济方面，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各项生产，提高了人民生活，因而鼓舞了内蒙古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劳动积极性，他们正在逐步地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
内蒙古民族和内蒙人民，过去长期地受着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资本的经济剥削，解放前生产萎缩，灾荒不断，疾疫流行，土匪蜂起，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现在翻过身来了，社会秩序安定，各项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中国共产党给内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内蒙所存在的农业、牧业、半农半牧等不同地区情况，制订和执行了不同的发展生产的方针。
在农业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各族人民都以同等权利分得了一份土地，因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了。
自1948年以来，全内蒙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过去耕作粗糙，很少施肥选种，现在全区平均施肥面积将达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大部地区实行了选种及种籽消毒，防止病虫害。
为了防止洪汛成灾，1950年人民政府动员四百二十余万民工和一部分部队建筑辽河堤，堤长达二千余华里，使受灾地由1949年的十三万七千垧减至1950年的四千多垧。
由于提倡劳动互助，奖励劳动模范，扩大耕地面积，奖励精耕细作，采用新式农具，并发放农业贷款，抗旱救灾，用种种措施来增产粮食，结果内蒙粮食的产量已超过解放以前水平。
以呼纳盟为例：
土地改革前每垧地平均产量一千二百斤，1950年每垧地平均产量提高到一千六百斤至一千七百斤。
今年内蒙虽然遭受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旱灾，全区平均只有四成五的收成，但由于大部群众稍有积蓄，并在积极发展副业的情况下，我们有信心生产自救，度过灾荒。
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实行自由放牧、增畜保畜的政策，大力提倡并推动防疫、打狼、调剂种畜、改善牧畜方法，打草、打井、搭圈棚，发放大量贷款，因而使牲畜繁殖率普遍上升。
今年各地繁殖率已超过百分之七十，幼畜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几年来牲畜的增加数字是可观的，1950年牲畜总数较1949年增加百分之十点七，比1948年增加百分之十四，而今年则可超过在去年基础上增殖百分之十一点七的计划。
如果拿今年牧业区牲畜数字与1945年刚解放时的数字来比较，则有些地区已增加了一倍以上，新巴尔虎右旗每一个牧民已平均拥有七十头牲畜。
广大牧民空前的富裕起来了，辽阔的草原上，到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根据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当地自然条件、人民生活及生产品出路等具体情况，对于半农半牧区，今年又明确提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
一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个政策不仅解决了这个地区的生产发展方向与步骤问题，而且可以逐步解决由于农业牧业生产在土地问题上的利益矛盾而产生的蒙汉人民间的纠纷。
有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农产粮食很难外运；
有的地区，气候土质都适于牧业，当地人民感到“种一垧地不如喂一头牛”，农民兼营的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了，因此保护牧场已逐渐成为蒙汉人民共同要求，蒙汉人民的团结互助在共同的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增强起来了。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牧业生产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特权以及一系列的发展生产的政策而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普遍建立了为发展农业、牧业生产服务的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迅速而有步骤地改变了过去严重的不等价交换，以保证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从而积累资金，建立工业生产。
与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我们首先曾大力建设国营贸易事业；
通过国营贸易的扶助，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普遍地组织了合作社。
现在内蒙各地已普遍设立了国营贸易机构及合作社，合作社社员即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样就有力地加强了城乡物资交流，大大缩小了工、农、牧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基本上消灭了历史上存在的不等价交换，且使农牧矛盾变成农牧互助，有效地刺激了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并为建立工业提供了条件。
由于上述这些，群众生活确实改善了。
1950年群众购买力为1948年的百分之四百六十点四，提高了三倍多。
中央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政府通过贸易工作帮助了内蒙各项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并在统一的财政制度之下，在财政上划给内蒙自治区以相当宽广的财政权限，这是使内蒙人民得以进行若干建设工作的重要措施。
在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帮助下，林业生产的经营也在一年比一年进步，特别防火护林的工作，今年取得很大成绩。
鄂伦春旗建立后，更有力的推动了防火工作。
第3、积极发展文化、卫生事业。
过去，内蒙民族和内蒙人民，在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被推入愚昧、迷信、疾病、灾难的深渊，被驱向毁灭的道路。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人民经济生活的提高，有步骤地发展了人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政府明令规定重要公文用蒙、汉两种文字，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提倡并宣传科学知识。
在文化教育发展上，首先是整顿学校，普及教育。
现在内蒙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以上，较伪满时增加了约三倍；
有中学生三千八百余人。
为克服蒙古人民子弟入学的困难，设置了公费生的待遇。
在学制、教材等方面，已在解决发展蒙古语言文字问题。
初小高小教材的全部及初中教材的一部，均已译出蒙文课本；
仅1950年即出版了四十五种蒙文教科书，印行了三十余万册，此外还翻译了不少理论著作（主要是毛主席的著作）及通俗读物，出版了蒙文报纸，建立了蒙语广播，曾经一度发生过的忽视发展蒙古语言文字的偏向，已得到基本上纠正。
关于卫生事业，人民政府确定“人畜两旺”的政策，在中央、东北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经过五年来的努力，正确执行了“防重于治”、“技术和群众结合”的方针，因而有力的控制了鼠疫。
例如1947年患鼠疫者一万七千余人，死亡一万三千多人，1948年患者二千多人，1949年患者二百余人，1950年至今年02月，患者共有七十七人，患病人数逐年渐少，死亡率也大大的降低了。
现在能够作到一旦鼠疫发生即就地扑灭。
梅毒在内蒙极为普遍，牧业区统计患者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许多男女都不能生小孩子。
自1950年起在呼纳盟开始了驱梅工作，现已推向锡林郭勒盟，在检查、治疗方面都有了显著成绩：
据统计，有六个游牧旗已进行了普遍治疗，给三万零九百七十三人的梅毒患者作了检查，占六个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五；
给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二人进行了治疗，占梅毒患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二。
部分地区的人口已相对增加。
如陈巴尔虎旗在未进行梅毒防治前，1945年到1949年的四年内，每年平均减少人口四十三人。
该旗开始驱梅工作后，1950年一年内即增加了婴儿五十名，1951年01月到05月增加了三十六名。
内蒙人口不仅停止了下降，而且开始增加了。
在这几年防疫斗争和一年多的驱梅工作中，培养出一批蒙族卫生干部，仅在驱梅工作中就训练出七百四十六个基层卫生人员；
有四个旗建立了卫生院，有二十一个苏木（区）设立了卫生所以及各级群众性的防治委员会，给内蒙古卫生医疗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4、由于实现了区域自治，进行了民主改革，发展了生产，就更加便利于普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最近一年来，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
内蒙人民爱祖国的热情极为高涨，不仅表现在踊跃参加和平签名和“五一”大示威，而且表现在踊跃捐献武器上。
虽在灾荒情况下，内蒙捐献运动缴款竟达三百四十多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百分之四十七，另外还有肉松三万余斤，黄羊一万二千只。
现在各地正进一步深入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第5、大力培养干部，加强各族干部的团结。
这是顺利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推动各项工作的决定关键。
远自一九二五——1927年大革命时代起，中国共产党即十分注意帮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抗战中在延安开办民族学院等学校，更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其中包括很多蒙古族干部。
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开办了内蒙军政学院、自治学院等学校。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举办了内蒙军政大学、行政干部学校，以及卫生干部学校、合作干部训练班、兽疫训练班、会计训练班等，以培养各种工作干部，并先后送到外区进大学及专科学校学习者有四百八十五名。
1950年又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及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以提高蒙汉干部的文化水平。
就这样经过学校训练，以及工作中的培养，几年来内蒙共培养了各民族脱离生产的干部两万五千余人。
其中蒙族占一万一千多人。
这是内蒙自治区推动、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他们不仅作一般工作，而且有一批已担任指导工作。
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十八名委员中蒙族委员占十五名，三十一名正副部长、局长中，蒙古族干部占十七名。
六个盟十二名正副盟长中蒙族干部占七名，有四十三名蒙族干部担任着正副旗长的职务，其他党的机关、政府、群众团体、邮电、税务、林业、贸易、金融、文化机关都有大批蒙族干部担任工作。
经验证明：
蒙古青年知识分子，是迫切要求自己民族解放的，而且易于接受进步思想。
但由于历史上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极其残酷，少数民族（蒙古民族也一样）对大民族就容易有不信任心理及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最初他们往往从民族立场出发，表现阶级立场模糊，他们拥护共产党也是从
“民族立场”出发。
这就必须十分耐心的进行教育，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取得锻炼并提高觉悟，逐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得到改造。
实际证明他们是能够改造的。
数年来，经过深入的民族政策教育以后，又经过反对本民族内部的勾结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公敌的斗争及土地改革运动，蒙族干部大部已能从阶级立场出发来看民族问题了，他们的国际主义觉悟提高了，爱国主义的觉悟也提高了，因而狭隘民族主义也逐步得到了克服。
比如他们过去对汉族工作干部是有怀疑的，现在他们亲身体验到汉民族帮助的重要了，他们欢迎汉族干部为内蒙人民服务，他们大部已是被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干部了。
经验也同时证明：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包括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在内，必须有一批质量适当的老干部作骨干，这在开始建立工作时尤其必要。
由于老干部多是汉族干部，他们开始到内蒙工作时，有的同志不免有大民族优越感，容易看不起或不相信蒙古干部，觉得蒙古新干部未经过考验，因之不善于采取遇事虚心商量和耐心帮助的态度，往往有包办代替的作风。
此外，有的同志也不免有
“作客思想”，不作长期打算，在工作上容易犯
“急躁”“搬套”毛病，不能专心一意研究蒙古情况，也不愿学习蒙古语言文字，不能细致体会蒙古同志的心理感情，因此就不能积极沟通与蒙古同志的关系。
对于这些同志，领导上必须耐心地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去掉“作客”思想，一心一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注意民族形式，深刻体会蒙古群众感情，研究分析内蒙的社会情况，耐心帮助蒙古同志，并向蒙古同志虚心学习，以便把工作做好。
这是一个艰苦工作，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现在他们已经和广大内蒙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专心一意的在自治区工作了。
加强蒙、汉干部团结，是蒙、汉人民团结的关键。
对这一工作，我们是经常加以注意的。
在自治区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蒙族人民，尤其是蒙族干部克服和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同时教育汉族人民，尤其是汉族干部，从各方面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见，消除大民族主义倾向。
从上述这些事实，可以充分看到：
内蒙人民是解放了，不仅在政治上享受了民族的平等权利，而且在自己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适当的社会改革，从而使自己各方面的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巩固了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新关系。
内蒙人民充分了解：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只有在内蒙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条件之下，才能得到这一切好处。
所以，内蒙各民族人民越来越爱戴毛主席，越来越信任和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民族觉悟和人民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这就充分证明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确是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最适宜最合理的政策，是推动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是通过民族形式实现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的重大措施。
内蒙古民族充分了解：
蒙古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必须有自治区内汉族的合作，有全国汉族人民的伟大帮助。
汉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主体民族，它与中国其他民族来比较是先进的民族，和汉族及中国各民族团结合作，并争取他们的帮助是内蒙古民族顺利地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几年来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内蒙古蒙、汉人民和蒙、汉干部共同努力下，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工作经验缺乏，政策水平不高，曾经也犯了若干错误，发生了不少缺点。
相信今后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经过蒙汉人民和干部的积极努力，工作一定能够更向前迈进，做出更多的成绩。
我简单地介绍了内蒙情况，希望到会的委员及代表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万岁！
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上的闭幕词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奚若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我们这次的会议，从1951年12月14日起到今天，整整开了十八天。
假如我现在说我们这十八天的会开得很好，收获很大，我想大家大概总不至于说我这话不对吧！
第1、我们在这个会上总结了我们两年来各地民族工作的经验。
这个经验一般地讲是很好的。
我们在这两年中首先团结了全国各民族，废除了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造成了一个真正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这是中国各民族间一件大事情，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
其次，我们在民族民主建政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现在全国各地已建立了一百一十三个大小不同的民族自治区和一百六十五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在经济、文教、卫生各方面，也都做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工作，对于边远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健康和文化发展也都有极大的帮助，为各民族人民所热烈欢迎。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也有很可观的成绩。
现在全国各地区有六万左右脱离生产的民族干部。
这虽然还很不够，但因只有两年时间，不能算少。
抗美援朝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亦有巨大的成就。
许多地方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就是一个明证。
这些成绩都是很好的，我们以后应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扩大和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合作。
第2、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和最主要的任务是讨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起草一个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案，提供中央人民政府审核采择。
此外，我们对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有关问题，也都作了充分的讨论和考虑。
在这些各种不同的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明了了许多具体的情况，弄清了许多原来没有弄清楚的思想和政策。
举一个例子来说，民族区域自治的意义，在开会前，许多人是不大明了的。
可是现在大家都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
李维汉主任委员在他的报告中曾解释说：
“这是一个总原则和大前提。
对这个总原则和大前提，不可有任何的动摇。”
这的确是我们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一切具体条文和办法都是由这个基本原则演绎出来的。
弄清了这个基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就可以搞得很好；
不明白或忽略了这个基本原则，它就一定搞不好。
这是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时常把它记在心里。
还有一点，也不妨再说一下，那就是，我们的各少数民族发展的情况不同，经济与地理环境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与他民族的错综关系也不同，因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就成为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
因为情形复杂，就不能有一个简单的、一律的、机械的办法。
做民族工作的同志一般地都应注意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尤应注意这些情况。
抄袭别处的印板文章是非常危险的。
李主任委员对于这一点已经屡次指出，我想这是一个不厌重复的真理，希望大家在实践上能充分注意。
最后，我希望大家回到各地时能本着我们这次开会的精神和了解，帮助政府，帮助各民族人民，贯彻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使这个大家庭发展得更加美满，更加幸福。

天津日报发表社论
严斥工商界中不法分子的谬论
天津日报1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全市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的社论。
这篇社论严厉驳斥了天津工商界中一部分不法分子为了抗拒这一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几种谬论。
天津市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现在已开始进入高潮，规模十分宏大，气势日趋猛烈。
参加运动的机关工作人员有五万多人，其中许多手脚不净的分子已经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数十万工人已经勇敢地行动起来，店员们在几天之内就检举了一万四千多件不法商人行贿、偷税、诈骗国家财产的行为。
市民和学生也开始投入战斗，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如妻子动员贪污的丈夫坦白，儿子劝告行贿的父亲坦白等等。
工商界中也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的运动，许多人已带头进行了自我检讨。
但是目前仍有不少不法商人到处探头探脑，打听风声，犹图玩弄阴谋，装模做样，有些人更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理论”，传播出去，企图造成一种“舆论”，用以掩盖自己的错误，阻挠别人坦白，来破坏这一运动。
工商界中的一种谬论是：
“‘三反’运动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内部的事，怎么‘反’到我们头上来了？”
社论驳斥这种论调说：
不反则已，要反一定要反到你们头上。
这是因为你们不但与贪污浪费行为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常是这些犯罪行为的直接责任者。
如大家所知道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在无产阶级自身是不会产生的，今天所以产生了，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因此，要彻底铲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必须以“釜底抽薪”的办法，连同资产阶级这种腐朽思想一齐反掉。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着革命的工作人员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变了！”
社论在驳斥这种谬论时说：
方针并没有变。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从来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在经济上，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是联合的政策；
而对资产阶级投机操纵、破坏政府法令与经济计划的行为，则又是斗争的政策。
在思想上，我们承认资产阶级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内的合法地位，同时，必须批判其思想中落后的腐朽的部分，指出它对于人民民主事业的危害性，并力争与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思想的地位。
如果说今天与过去三年有什么不同，只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作用警惕了起来，同时希望他们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顺利发展。
“干部是革命的，工商业者受的教育少，只能百分之六十地执行政策，不能要求工商界百分之百地执行政策。”
对于这种所谓“工商界特殊论”，社论批驳道：
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爱护公共财产、严惩贪污、取缔投机等等，在共同纲领中都有明文规定，而共同纲领是四个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共同举手通过的，大家一致拥护的！
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工作干部固然要认真执行，全体国民也必须百分之百去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
有的工商业者受的政治教育少，这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更希望他们在这一运动中，能够得到教育，得到改造。
“行贿是习惯，自古已然。”
这是另一种谬论。
社论尖锐地指出：
这是剥削阶级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这个“习惯”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损人利己，营私舞弊，牟取暴利。
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将这种祸国殃民、腐化革命干部的坏习惯反掉。
“行贿是迫不得已，行贿与受贿不能同等论罪。”
天津日报分析道：
绝大部分的行贿是不法商人主动作的。
因为大家知道：
在老解放区，一般人员并没有贪污腐化的坏思想、坏作风，而是在入城以后，由于不法商人用糖衣炮弹来攻击，某些干部才腐化了的。
这些不法商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勾引干部大量窃取国家财产。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正是不法商人发横财的基本手法。
“官不打送礼的，今天做生意真难。”
这种荒唐的说法是把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恶意地混淆了起来。
天津日报严正指出：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贪污与政治密不可分。
那时的“官”不仅不打送礼的，而且谁要是不送礼，必定受到“官”打。
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廉洁、朴素、刻苦奉公是他们应有的品质。
向他们送礼行贿是非法的。
“今天做生意真难”，对那些惯于行贿、借以诈财的不法商人来说，确是如此，但对正当的工商业者来说，今后的生意则是更好做了。
此外还有一些流言，如“敬茶处罪论”等等。
有人说：
“干部到你这里买货，你如敬以烟茶，就算做行贿、就要治罪。”
社论斥责了这种说法。
社论指出：
讲这些话的人，如果不是幼稚病患者，就是野心分子企图扰乱人心。
社论说：
敬茶敬烟是属于普通应酬性的，不应以行贿论。
即使有小量的行贿，其目的只是为了拉拢主顾，并非要诈骗国家财产，只要他们改革此类陋规，也可不再追究。
总之，人民政府对正派的工商业者，是团结的方针；
对那些有些缺点的人，只要他们能认识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人民政府愿意帮助他们愉快地进行改造；
只有那些坚持错误的不法商人，才是坚决打击的对象。
最后，社论写道：
现在共产党的组织、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各个企业部门的坦白检举运动已经进入高潮，气势猛不可当，上万件的坦白、检举材料，都牵连到工商界身上。
目前的问题是：
是工商业界深入地开展坦白检举运动，愉快地主动地洗掉身上的肮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呢？
还是要坚持错误，遭到人民的唾弃呢？
再也没有第3条路可走了。
（新华社）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赵志方　苗地画
（七）他拿了这张假收据到合作社骗取了二十一万五千元。
这是第1次贪污。
（八）由于领导方面长期没有发觉这事，他又继续干了三四次这样的勾当。
据他说：
前后四次一共开过五百一十斤棉花的收据，从合作社领了一百多万元。
这些钱他都放在棉衣口袋里。
（九）去年12月17日晚上，他把棉衣脱下来放在合作社里的炕上，合作社主任不知道是拿错了衣服，还是故意把他那件衣服拿去，他害怕自己捣鬼的事情被发觉，就连夜从武清县逃到天津来。

为什么要举行中苏友好宣传周
今年02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的纪念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去年12月18日就曾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各地围绕这个纪念日举行一次为期一周的中苏友好宣传。
中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占有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两国的国土相连有一万几千里。
两国人民很早就有了深厚的友谊。
1917年伟大的10月革命成功不久之后，苏联政府就自动取消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了沙皇俄国和旧中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苏联借钱给中国，又派空军来帮助我国抗日。
1945年08月，苏联出兵东北，歼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关东军，迫使日本投降。
1949年10月01日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立即宣布和残余的国民党匪帮断绝关系，承认新中国，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02月14日，又和我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的关系更加巩固起来，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国。
这两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增进了，全国现有二千零十八万多人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
过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散布的反苏宣传的影响基本上肃清了。
今天我们对中苏友好同盟的伟大意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对苏联建设的先进经验再作进一步的了解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因为：
第1、中苏友好同盟是巩固我们的祖国，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堡垒
两年来，全国人民认真执行了毛主席“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的指示。
我们在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一起，一年多消灭了敌人五十万人，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和我们在朝鲜举行停战谈判，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打乱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争吵。
去年春天，麦克阿瑟在朝鲜吃了大败仗之后，就主张立即轰炸中国、使用蒋匪军参加作战，并且封锁中国的海岸。
杜鲁门、艾奇逊之流心里也想这么做，可是还不敢动手。
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惧怕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
另方面是因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存在，他们惧怕苏联出来帮助中国。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曾经说：
“如果苏联干涉的危险不存在的话，就会立即轰炸中共基地！”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于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和保卫远东的和平是如何重要了。
中苏两国的强大同盟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2、苏联的援助，是建设我们祖国的必要条件
这两年来，在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作中，苏联的援助，包括在建设经验方面的援助，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例如，苏联曾经借了一笔钱给我们，供给了我们大批工业建设的装备，并且派了大批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
苏联的先进生产方法，也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
比如，我们有许多工人学习了苏联的郭瓦廖夫工作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著名的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就是运用郭瓦廖夫方法总结我国先进织布工人工作特点得出来的。
苏联金属高速度切削法的推行，使我们许多工厂里的机床效能提高了十倍以至三十倍。
在铁道运输上，东北铁路工人学习苏联的榜样，推行了五百日车公里的运动；
在调车、养路等方面也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
在煤矿工业里，我们学习了苏联的新式采煤法和矿坑保安法。
在农业方面，我们学习了苏联的密植法、牧草轮种法等，同时还建立了一批用机器耕种的国营农场。
在文化教育方面，苏联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在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工作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内蒙古等地防治鼠疫和牲畜口蹄疫的工作中，也得到了苏联的大力帮助。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进而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这是我们加强抗美援朝和建设祖国的根本办法。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的经验更多。
大家知道，苏联就是用增产节约的方法走上工业化的。
苏联在战后五年计划期间，由减低成本而积累的资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约为
一千六百亿卢布，约等于全部国民经济投资的百分之六十四；
在工业中，约为一千二百亿卢布，约等于全部工业投资的四分之三。
看看苏联的这些成绩，就为我们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百倍地增加了信心。
第3、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为我国人民指出了未来的远景
我们知道，苏联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
他们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苏联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用四年多的时间胜利完成了战后五年计划，生活正在迅速提高。
比如，苏联的国民收入，1940年（卫国战争以前）比革命以前的一九
一三年多了五倍，而1951年则超过了1940年百分之八十一。
战后的四年多内，苏联曾经四次降低物价，前后使人民得益三千零十五亿卢布。
苏联有大学生一百三十万，超过欧洲和亚洲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生的总数。
苏联劳动人民普遍享受到免费医疗、疾病津贴、养老保险和休假等利益。
1951年苏联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的拨款达二百一十一亿卢布。
苏联工会就有将近一千二百个疗养机关。
在苏联各地，有四千四百多个文化宫、三万二千个俱乐部、四万三千多个乡村阅览室、三十多万个大众图书馆和八万套左右电影设备在工作，充分地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苏联人民现在正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
一面建设古比雪夫水电站、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土库曼大运河等工程；
一面建造包括五六百万公顷土地（每公顷等于十五市亩）的防护林网。
在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中，苏联人民已经开始利用原子能来造福于人类。
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未来的远景。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些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上面的。
因此，这种友谊是最巩固的。
在这次中苏友好宣传周中，大家都要把这些意义认识清楚。

伟大的友谊
——记苏联专家帮助我国经济建设
力文
在谈到中苏人民的友谊时，苏联名作家爱伦堡说得好：
“天空出太阳的时候，我们同在一起，黑云密布天空的时候，我们同在一起，在患难中，在胜利中我们都在一起。”
中国人民永远记得：
正当我国遭受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惨重压迫的时候，是苏联首先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月里，是苏联人民给予我国人民有力的援助；
当英雄的中国人民推翻美蒋匪帮的统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是苏联第1个承认我国，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当我国大部解放，国家建设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帮助时，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挚友斯大林同志，派遣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了我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恢复交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件首要而急迫的工作。
在铁路恢复中有决定意义的是修建桥梁，苏联专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极为宝贵的贡献。
如对津浦路全线通车有决定作用的淮河大桥的修复工程，就是用和洪水赛跑的速度进行的。
根据原来一般工程人员的估计，这座桥梁的修复，起码要用半年时间，如果洪水期到来，施工就更为困难。
这时，苏联专家来了，他提供了战胜时间的办法，结果只用了六十天，大功告成。
三天以后，洪水暴涨，但新修的大桥屹然不动，及时保证了津浦路全线通车。
当苏联专家们参加了铁道运输、铁路工厂、养路、材料供应等各部门工作后，在这些部门中，改进技术创造生产新纪录的捷音便空前地增多了。
在运输部门，产生了李锡奎的新调车法，使沈阳站调车工作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中长路苏家屯机务段学习了郭瓦廖夫先进工作方法，由1950年01月到1951年08月，共超轴一百一十四万四千八百六十八吨，节省国家财富四十三亿零二百万元；
南京工务段高资工区学习苏联聂菲铎夫养路法后，制止了钢轨的爬行，消灭了钢轨拱背，提高了线路质量，仅五公里线路，就为祖国节省四亿七千八百万元。
苏联专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帮助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
他们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无限热忱地参加我国经济建设。
苏联专家教会我们热修炼钢炉前墙的方法，过去“冷修”耽搁生产二百小时以上，现在“热修”可在三十小时内完成。
这一方法已推广到全国各炼钢厂，大大增加了我国的钢铁产量。
苏联专家帮助抚顺机电厂机械车间在旧式车床上推行高速切削法，由此发挥出来的机器效能，约等于增加两个同样设备的机械车间和五百名技术工人。
高速切削法向全国推广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治淮战线上，关键性的巨大的润河集分水闸建筑，按照美国影响下的旧技术传统，至少需要一万二千根基桩，一万方公尺板桩。
苏联专家布可夫同志介绍了苏联对基础工程的先进理论与经验，和设计工作人员、民工们一起，克服了设计与施工中的各种具体困难，使分水闸整个建筑不用一根基桩，一块板桩。
在布可夫大公无私的帮助下，使中国人民第1次用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双手修筑起历史上第1个大水闸。
在农业战线上，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我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
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
更重要的是苏联专家介绍苏联农作物的产量（如棉花每亩最高产一八八九斤，小麦最高产一三五○斤等），增强了我国人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信心。
在北京，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曾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中，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
证实这一明朝时代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这就使整修下水道的费用和时间大大节省下来，加速了整修工程的进度。
在重庆，苏联专家菲列浦夫是我国建筑设计工程师的好榜样。
他不仅认真构图设计，在施工中，他时刻掌握测量仪器，察看工程的质量规格，把斯塔哈诺夫式的砌砖法教给了建筑工人，砌砖工人的工作效率由每工砌砖七百块提高到二千二百块。
于是，原来需要两年多才能完工的建筑在一年中便完成了。
随着苏联专家工作的深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每个胜利，深厚的友谊是越来越深刻地刻画在中国人民首先是经济部门人们的心里，并成为鼓舞中国职工前进的力量。
这是中长铁路昂昂溪机务段劳动模范王吉奎的一段自述：
“苏联专家马力基雅诺夫同志（我们都管他叫‘老马’）提出要开展五百日车公里运动时，不少司机凭狭隘经验说：
‘这是白日做梦，我活半辈子没见过每天跑五百公里的机车，能经常保持四百公里就了不得！
’老马同志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开大会讲，开小会谈。
有一次，老马同志在段上做完了一件繁重的工作，这时我正好乘务完毕回来。
他问我：
‘机车有没有发生故障？
’我说：
‘没有。
’他又问我烧煤的情形，发现我这次烧煤特别多。
他就追问‘为什么又突然费煤呢？
’那时他已很疲倦，嗓子哑得厉害，却坚持着帮助我检查机车，终于检查出多烧煤是因为烟室内外尺码不对头。
原来我不会‘采寸’（即量尺码），他又不顾疲劳立即教会我‘采寸’法。
这使我很受感动。
我想：
老大哥辛辛苦苦到中国来帮助咱们，这样爱咱们的国家，爱咱中国工人弟兄，咱们不应当更爱自己的祖国吗？
从此我下决心跟老马学习。
在老马同志帮助下，1951年06月20日我就创造了七百三18日车公里的全国最高纪录。
接着五百日车公里运动就在东北铁路展开了！”
（附图片）
苏联专家卢森科在河北省黄骅县热心协助灭蝗工作（葛力群摄）

回忆帮助我们扑灭察北鼠疫的苏联专家
中央卫生部妇幼卫生局技正　王诗锦
记得是在1949年10月底，我奉命去察北调查及诊断烈性传染病。
到察北龙王庙和察汉崩崩后，当地正流行着肺鼠疫。
扑灭鼠疫的工作开始不久，忽有消息说：
“苏联专家十多人，已到龙王庙来帮助防治鼠疫了。”
苏联专家从遥远的莫斯科来到我国察北，并不顾危险地到龙王庙来协助防治烈性传染的鼠疫，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使我很感动。
我立刻赶赴龙王庙，这时，苏联专家们一部分在开会；
一部分已去察汉崩崩了解情况。
下午七时会见了苏联专家罗果金和马意斯基等同志，他们刚到此地，还没有得到休息，便嘱咐即刻开会，当地负责招待的同志建议晚饭后开始，专家坚持先开会，他说：
“先不用管我们吃饭不吃饭，主要是要知道现在的疫情如何。”
我们开始向他们作了鼠疫流行的调查报告，他们集中精神在听，房里是那样静，除了报告和翻译的声音外，连呼吸声几乎都可听到。
当他们听到有怀疑时，便马上追问，一直到弄清楚。
当谈到传染路径时，虽然察北的地名和人名很不好记，但他们是那样认真地一边听，一边写。
会议从下午七时一直开到午夜二时，苏联专家忘记了吃饭和休息，他们这种关心中国人民的疾苦，和对工作的严肃负责的态度，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过去日本人对鼠疫患者所住房屋家具的消毒方法，是用焚烧法。
当我们到龙王庙时，北沙城村等地都早已采用了这个办法。
我们当时虽然考虑到察北木料缺乏，修建不易，但又想这个办法是消灭病源的“彻底方法”，便未加纠正，听任群众烧了二十多间房屋。
苏联专家知道这一情况后，便明确提出这一方法是不正确的。
苏联专家说：
“这样用焚烧消毒的办法，群众会躲避我们。
我们推广的方法，一定要照顾群众的长远利益，如抹房子、用火燎跳蚤等方法，便易为群众所接受。”
这短短的几句话，对我的教育和启发很大。
我检查自己对于焚烧消毒方法的看法，虽然曾一时想到当地群众盖房子困难，但没有更多地考虑人民的利益。
在专家谈话中每提到“群众”，都刺激了我的思想，发觉自己群众观点的薄弱。
从内心里感到苏联专家的可爱和可敬。
苏联专家在零下二十度的冰天雪地，对待病人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那种国际主义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对中国人民的挚诚热爱，大大地鼓舞了每个中国同志的工作情绪。
察北的鼠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扑灭了。
我每次想起在察北和苏联专家在一起扑灭鼠疫的这段经历，便深深感到我们医务工作者应该如何认真学习苏联专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民医务工作者。

天德山上的四昼夜
志愿军某部　钟德杰、林影、杨英芳、孙亚泉、任影编者按：
守备天德山的志愿军某部第5连已获得“天德山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最近他们派了代表阎成恩同志参加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到祖国。
这里简单地介绍他们在天德山战斗中的英勇事迹。
国庆节的早晨，守卫在天德山的志愿军某部五连的勇士们，兴奋地把一副崭新的对联，贴在工事的门口。
战士们来来往往朗诵着“争取创造英雄班，不当英雄不下山”这两句慷慨的豪语。
就从国庆节的这一天起，勇士们在天德山上，创下了光辉的胜利。
10月01日的早晨，敌人用数十门重炮不断地向天德山轰击，英雄们知道：
一场激烈的战斗将要开始了！
胜利又将要到来了！
他们高兴地互相嚷着说：
“今年的国庆节过得真有意义啊！”
“争取多杀几个美国鬼子，给祖国送份礼！”
战斗还没有开始，阵地上挑战的热潮已经掀起来了。
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喊出工事门口的两句庄严的誓言。
上午十二点钟的时候，两个排的敌人，在十二架飞机、二十五辆坦克的掩护下，首先向守在前沿的三排冲过来，八班副尚玉芝喊道：
“同志们！
准备好家伙！
把杜鲁门送来的‘礼物’全部‘收下’来！”
“好啊！”
同志们在兴奋地回答，从容地把手榴弹盖拧开。
鬼子们在他们军官的枪口下，缓慢地向山上爬行，战士们在工事里沉着地等待着。
眼看离阵地只有四、五十公尺了，随着尚玉芝的第1枚手榴弹，大家把手榴弹一齐打过去，紧随着就是几排密集的子弹，敌人来不及打枪就成堆地倒下去。
像蛆虫一样爬过来的敌人，却又像兔子一样地向山下逃去了。
敌人继第1次冲锋失败之后，又连续发动了两次冲锋。
五连的英雄们，卧在炮弹、炸弹所炸起的烟尘里，沉着顽强地打击着敌人。
李万发的第1颗手溜弹便炸死了三个鬼子，他回头告诉班长说：
“现在，毛主席正在天安门检阅群众队伍，我在这里替毛主席检阅鬼子送来的礼物啊！”
他把手榴弹不住地向外打，三十公尺以外的地方，始终弥漫了乌黑的烟尘和鬼子们的惨声怪叫。
三排长刘学武看见鬼子们又来了，立刻跳出工事端着机枪猛扫，一气就打死了四十多个敌人。
“为了祖国！
杀呀！”
这一声口号，鼓舞着勇士们一个个跳出了工事，把手榴弹、子弹、反坦克雷、爆破筒……一齐向敌人打去。
为步兵同志的胜利而鼓舞的炮兵们，用迫击炮向着敌人猛打。
炮架打坏了，就用胳膊支着打。
共产党员尹忠杰用胳膊抱着打红了的炮筒，一手装炮弹，一气打了三十多发。
炮手谢从恩看见五连三排长突然倒下去，跑过去拾起机枪就继续扫射敌人。
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了，敌人丢下满山的尸体。
剩下的敌人，带着惨叫溃败下去。
02日、03日、04日，战斗依然持续着，战士们“不当英雄不下山”的决心在战斗中也越发坚定了。
连长杨宝山不断地鼓励着同志们：
“守住天德山，就是守住我们祖国的大门。
祖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等着庆祝我们的胜利哪！
我们决不能给祖国人民丢脸！”
战士们利用战斗空隙，不断地写决心书送到连长那里。
“只要有一个人在这里，天德山就是一道铜墙铁壁。”
这句话是对的。
每当敌人不知死活地向阵地进犯时，勇士们都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八班副尚玉芝率领着八班的同志们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锋后，阵地上堆满了四十多具敌尸。
工事被敌人炮火打毁，可是他们就灵活地转战在炮弹坑内继续打击敌人。
王兴福一个人用两支冲锋枪打，青年团员王克勤勇敢地把敌人扔过来的正在冒烟的手榴弹扔回去杀伤敌人。
尚玉芝抱着一挺轻机枪，向四周来的敌人射击。
王兴福看见尚玉芝的头部流了血，就去接他的枪说：
“副班长！
你负伤了，下去吧！
阵地交给我！
保证没问题。”
“头负伤了不要紧！
杀敌人要紧！”
后来，子弹打光了，尚玉芝跳出交通沟，轮起枪托向敌人打去，打死一个敌人，同时他自己也光荣地倒下去。
青年团员吴作忠的一个眼睛被打瞎了，耳朵被打掉了，为着要实现他的决心，他勇猛地跳出工事，和敌人扭打起来。
他紧紧地抱着敌人的腰，狠狠地用嘴咬住敌人的耳朵，当他在炮火下与敌人同归于尽时，他还咬着已死的敌人。
不朽的英雄张祚美在打死了二十七个美国鬼子之后，他负了重伤，当敌人冲到他跟前时，他猛然翻起来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用劲把敌人扼死，自己也壮烈牺牲。
死后他还紧紧抓着敌人的头发。
天德山进行了四天的激烈战斗，敌人付出了九百多条性命的代价，未能占领这块英雄的土地。
最后，敌人把更卑劣的手段施出来了，它们连续向天德山打了二十余发毒气弹，趁着有的同志被昏倒的时机，敌人又冲过来，这时中毒较轻的同志，便马上用尿布堵住自己的口鼻，最后用仅余的手榴弹和石头把敌人打下去了。

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一支新的力量
——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
全中国人民以敬爱的心情热烈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的同志们。
全中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
我们相信，代表团同志们的宣传活动，对于推动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是一支新的力量。
代表团在首都稍作停留后，很快就要分别到各地慰劳志愿军的伤病员和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
各地领导机关应该充分地利用这支新的力量，继续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继续深入扩大抗美援朝运动，推动全国大规模的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朝鲜人民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在一起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一直是推动我国各种工作的一个伟大的动力。
我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只要一想起朝鲜前线，就不顾困难，不顾危险，勇往直前。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把你们从朝鲜带回来的用生命和鲜血所书写的英勇事迹告诉给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受到你们的鼓舞，更加热爱自己伟大的祖国，从而更加热烈地投入增产节约运动。
让全国人民知道你们在那样艰苦危险的条件下，还为祖国节约自己的衣服、粮食和弹药的模范行为，激励自己更积极更勇敢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吧。
为了能够认真地做好代表团到各地慰问伤病员和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希望本会各地分会十分重视代表团在各地的工作，帮助他们拟定在所属地区进行宣传工作的计划。
在代表团到达时，应协助他们了解当地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
同时应该很好地组织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及市民中的代表人物听取和讨论他们的报告，同时对外广播，以便通过他们的工作，进一步地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苏联心理学给我的启示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　曹日昌
今天还有不少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与苏联的自然科学的优越性，在思想上存着不少的疑问。
我个人是学心理学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心理学的关系，这里不谈；
只谈一点苏联的心理学给我的启示与鼓励。
我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的。
那时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内一切教学的内容都是美国式的。
所谓心理学也就是在实验室里弄弄白鼠，走到中小学做点
“智力测验”而已。
那时虽然也“孜孜为学”，弄得考试的分数很不错，但内心是苦闷的：
心理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后来又“负笈长征”，进了英国的剑桥大学。
在那里的心理学系，看到了受英国军部（海、陆、空）委托的关于雷达信号的知觉、关于在炎热与冰寒情况下的工作效率等等备战心理学的研究；
在理论方面听了麦可狄的“情绪决定论”，巴特莱的不可捉摸的“图式”学说，以及法莫耳的“工人只可做机械工作”的“工业心理学”。
在这个“古典”的大学内，得了心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没有找到心理学的路子！
心理学的路子，直到今年夏天我到了苏联，才找到了！
全苏联有三个规模宏大的心理学研究所，还有许多有关的研究机关中附设的心理学研究部门。
心理学界所研究的，除了语文与思想，心理的神经、生理历程，儿童心理发展等在理论与应用上都是重大的问题以外，两个中心问题给我的启示与鼓舞更大。
一个是个人能力的研究。
这方面研究的目标是使个人在教育上尽量发展其能力，在工作中尽量发挥其能力。
这是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各尽所能”的原则相适应的。
另一个中心问题是劳动过程的研究。
这里所谓劳动不是仅指机械的肌肉工作，而是指全部身心活动的劳动。
所研究的不是机械的肌肉工作，而是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结合与其一致性——如何加强体力劳动中的智力活动的成分，提高其思想性；
如何使体力劳动加强智力劳动，丰富其内容；
提高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效率，最后消灭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区别。
大家知道，消除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区别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区别也必然消灭。
由这里可以看出来，苏联的心理学如何切实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共产主义的实现。
苏联的心理学界给全世界的心理学界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大路。
苏联的心理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热情地工作着，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是我们的榜样！

西北区各民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成就和经验
西北区各民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是在去年12月12日到19日举行的。
出席会议的有十四个民族、二十余种不同职业和不同信仰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
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真正达到了发扬人民爱国精神，检阅一年来抗美援朝各项工作的成就，动员人民响应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的号召的目的。
会议除总结了西北各地一年来抗美援朝工作，讨论和通过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的决定，正式成立西北抗美援朝总分会之外，并且具体规定在春节前后三个月内，各地工厂、农村基层组织普遍召开一次抗美援朝、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大会，普遍检查一次优抚工作，普遍检查和订立以增产节约、优抚烈属军属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九十六人在会上讲了话，讲话的都能抓住中心。
工人、农民及劳动妇女代表的讲话，给到会人员以很深的感动。
特别是当志愿军伤员代表在讲话中提到已经残废的伤员们，奋不顾身地努力学习、参加生产，继续为祖国奋斗的情景时，许多代表都感动得流了眼泪。
毛主席12月12日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给了代表们以莫大的鼓舞。
团体及个人写了四十封决心书，订了自己的增产节约计划；
在工、农代表中展开了挑战；
兄弟民族代表表示要更加作好民族团结工作，保证实现毛主席的指示；
尼姑、道士和喇嘛也都订了爱国计划。
会议从介绍经验开始，最后形成了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的动员大会。
会前，新疆、青海代表希望能去全国各地参观，会后都自动要求为了节约不去参观，立即回去工作。
西北区这次召开的各民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有如下几点经验：
第1，代表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真正是从各个方面的群众中来的。
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半是在西北区各民族一年来抗美援朝工作中涌现的模范人物，他们带来了许多生动的经验。
因此，经过这次会议，交流了各地区各方面的工作经验。
第2，在大会上组织普遍发言，以群众创造的生动范例来教育群众，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很好方法。
大会的领导工作以组织大会发言为主，互相交流经验，收效显著。
在组织发言中，采取工人、农民、军人与各民主党派、教师等互相参杂的方式进行。
相形之下，工、农、兵劳动人民代表的发言，有血有肉，十分精彩，大家一致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如此坚定、明确与表里一致，因而受到很大教育。
第3，要开好这样的会议，事先要有充分的准备，会中要建立强有力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
西北区在召开这次会议前，除新疆外，各省市都开了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在会议进行中，大会主席团每日举行领导接头会。
大会的重要报告是事先准备好的。
代表的发言大部分也在事先作了充分准备。
因此，保证了大会顺利地按时完成。
第4，定时召开此种包括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会议，是领导机关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检查工作情况的方法之一。
在此次会议前，西北区领导机关对全区一年来抗美援朝运动的了解是不全面的，对于人民群众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后政治觉悟提高的估计也不足。
开了这次会，才真正体验到人民群众的迅速进步。
例如在捐献武器运动中，西北抗美援朝总分会最初对于是否能完成五百亿元的计划没有信心，但结果到去年12月中旬，人民群众即已缴款一千八百余亿元。
西北地区辽阔，领导机关普遍巡视和检查各地工作会有很多的困难，因此一年一度召集此种会议，是很有必要的。
（西安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