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工商界分会召开紧急会议
警告贪污行贿者立即彻底坦白
希图侥幸的人就会得到奸商刘元敬同样的下场
【本报讯】
北京市不法商人刘元敬等五人被逮捕后，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工商界分会，13日上午召开了紧急会议，警告有贪污行贿行为的工商业者，以不法商人刘元敬等的下场为前车之鉴，在检查期间，赶快彻底坦白、检举。
到会的有各行业负责人、工商业联合会各区办事处主任等二百多人。
工商联主任委员傅华亭在会上指出：
刘元敬等避重就轻、串通勾结、拒不坦白，他们以为“防御工事”做得好，可以侥幸混过去；
可是他们不知道政府早就掌握了材料。
他们的下场，正是罪有应得。
一切不老实的贪污行贿分子，要认清政策，彻底坦白，否则就是走刘元敬的道路。
傅华亭说：
政府对我们工商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一再延迟检查日期，给贪污行贿分子以坦白悔改的机会，可是还有些贪污行贿分子，不交代问题，或避重就轻，交代得不彻底，这是完全错误的。
只有老老实实坦白，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检查开始以后，还可以继续坦白，我们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现在坦白，还可以比不坦白减轻处分。
傅华亭号召各行业负责人，要即刻向会员传达，叫大家赶快坦白，同时对本行业可能有问题的重点户，要大力帮助，耐心说服，动员他们彻底坦白。
会后分组进行讨论。
在小组讨论会上，到会的人对不法商人刘元敬等盗窃国家财产，拒不坦白以身试法，一致认为：
这是刘犯等自食其果，罪有应得；
同时更进一步认识到避重就轻、希图侥幸是瞒不了、混不过去的。
当场就有人交代了行贿、漏税事实；
有的人要求回去写材料；
还有人从前光交代了行贿问题，这次表示对于自己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也一定彻底坦白。
当天下午，大多数行业都分别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上午大会的内容，进一步动员工商业者坦白和检举贪污行贿的事实。
（王敬）

华东区一级机关党员负责干部带头检讨
群众性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已展开
南京市摆开阵势向贪污浪费分子进行围剿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华东大行政区一级机关有步骤地展开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多数机关的共产党员负责干部都以身作则，首先作了检讨报告，由此展开了民主检查。
这些机关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基本上都已发动起来。
一部分机关负责干部的检讨报告已经和群众见面，开始从内到外地发动全体工作人员。
紧接着这个步骤之后，包括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的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即将迅速展开。
华东大行政区一级机关在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之前，曾经做了两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方面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和思想酝酿；
另一方面曾以十多天的时间调查了各机关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情况。
调查的重点是财政经济机关以及各机关的总务采购部门和机关生产事业。
调查的方法是首长亲自动手，召开各种会议。
华东军政委员会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中共党组曾在去年年底召集在各机关中担任行政处长或财务审计等工作的党员开会，收集他们提供的材料，动员他们勇敢地作自我检讨和检举。
各主要机关的负责干部和增产节约分会也分别召集管理经费、仓库、物资和机关生产的人员开会，调查情况。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曾多次召集各机关的党员负责干部开会，严格地督促检查。
此外，华东军政委员会增产节约委员会并组织了三个检查大队，有重点地深入到问题较多的机关中去进行检查。
这次初步的调查研究是一件震动人心的工作，它有力地打破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麻痹自满思想，激发了群众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情绪。
许多机关的负责干部自从任职以来，第1次亲自调查本机关的经费开支账目。
他们发现了本机关贪污、浪费情况的严重性，发现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铺张浪费行为所造成的恶果，大吃一惊。
不少机关从调查中发现了重大贪污案的线索和证据，发现了负责干部公私不分、铺张浪费的严重情况，因而引起了群众的义愤。
经过十多天的初步调查研究，领导方面掌握了大致的情况以后，决定从新年开始，各机关都以整风方式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饶漱石主席在去年12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元旦晚会上，向到会的华东大行政区一级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指出：
“从元旦开始，各机关必须立刻毫无例外地、贯彻到底地发动群众，展开这个运动。
谁对待这个运动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就说明他对所有的问题是官僚主义的，他将要成为运动的障碍，将要被毫不容情地扫除。”
饶漱石接着又在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宣布：
限期展开运动，过期不展开的即予撤职查办。
于是，各机关以整风方式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就迅速展开了。
各机关党员负责干部首先以身作则，在党组会议、支部大会上进行自我检讨，发动民主检查。
这些会议都邀请青年团、工会和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
一部分机关由于负责干部做了彻底的检讨，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群众性的坦白、检举热潮也很快地形成了。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中共党委会分别在01月上旬召开了所属机关的党员代表会议，并邀请党外积极分子参加，这两次会议都由饶漱石亲自作动员报告，有力地鼓舞了党员群众与资产阶级思想、贪污、浪费行为以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党员代表会议选择了检讨深刻、坦白彻底的人做示范报告；
同时也责成在本机关不肯虚心检讨甚至压制批评的人向大会做检讨。
党员代表和党外积极分子都成为了运动中的骨干。
他们在会议期间，白天开会，晚上回到本机关去传达大会的精神，有效地推动了本机关的运动。
现在，华东一级机关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由于已有多数机关的党员负责干部自上而下地做了彻底的检讨，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基本上已经发动起来，因此运动即将进入大规模的坦白、检举阶段。
为了进一步进行调查，各机关将分别召集与本机关直接有采购买卖关系的商人开座谈会，动员他们坦白和检举行贿、贪污的事实。
同时将大力推动工商业界的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使内外配合起来，集中火力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进行猛烈的围剿。
【新华社南京13日电】
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已进入全面开展坦白、检举运动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集中各方面的火力，向严重的贪污、浪费行为进行围剿。
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以来，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始终贯彻首长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
并逐步采取了推动这一运动进入坦白、检举阶段的措施。
这些措施是：
第1、组织力量，帮助问题严重的重点部门。
第2、规定期限，责成那些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单位迅速发动群众。
第3、责成运动仍停滞在检查一般生活琐事的单位，迅速将群众的斗争锋芒引导到检查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事件上去。
第4、责成各单位负责人以身作则，从思想上进行检查。
经过这些措施，全市各机关全面的坦白、检举运动基本上已经开展起来。
为了保证坦白、检举运动正确地进行，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各级节约检查组织采取了以下几种主要办法：
第1是动员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和发动群众检举相结合。
在许多部门里，贪污腐化分子因为在运动中受到教育，纷纷自动坦白。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自动坦白的已有六百四十五人。
但是还有一部分贪污分子不肯坦白，这就需要发动群众来检举他们。
第2是对自动坦白和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分别对待。
对自动坦白的从轻处理，有的免予处分。
对拒不坦白的则从严惩办。
中国粮食公司南京分公司十六名犯有贪污错误的人都自动坦白，并都表示愿意痛改前非，立功赎罪，领导方面就对他们从轻处分，按照他们的情节轻重和坦白程度分别给以批评或记过的处分。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市分会贪污分子杨学礼不但拒不坦白，而且串通其他贪污分子破坏运动，领导方面立即予以撤职查办。
第3是从各方面发动坦白和检举，对贪污腐化分子实行四面夹攻。
南京市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展开以后，到10日为止，他们坦白和检举出来的行贿、受贿事件已有五百多件。
全市店员也已经动员起来，摆开了围剿贪污和行贿分子的有力阵势。
第4、各部门普遍召开群众性的坦白检举大会，有计划地组织已经坦白的贪污分子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当众进行坦白反省，这对于尚未坦白或坦白不彻底的人会有很大启发，同时，这也是鼓动群众热情，展开检举运动的有效办法。

对人民银行视察团铺张浪费的自我检讨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澐
编者按：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的铺张浪费现象，经本报和河南日报读者提出严正批评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表示完全接受这些批评，坚决要把这种作风彻底肃清。
现在把视察团领导人胡景澐副行长的初步检讨发表在这里。
人民银行总行已组织了专门小组，正继续作深入的检查，将继续发表检讨。
人民银行总行平时的铺张浪费现象就是相当严重的。
对于这些，他们也正在进行检查。
人民银行总行并已令下级把具体浪费情况详作检查，报告总行作全面的处理。
对于人民银行视察团在视察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现象，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先后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和建议。
这些意见都是完全正确的，对我个人及有关行、处的负责同志都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更能深刻地检查自己，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给予我们的坏影响。
因此，我首先向提出批评意见的报纸和同志们表示谢意，并诚恳地接受，坚决地改正。
总行视察团在华东、中南视察时间共三个月，前后参加的工作人员共有五百多人。
据初步计算，开支共达七亿多元，其中浪费部分约为一亿五千万元左右（这是初步的估计，详细数目还正在检查中）。
在开封举行大规模的总结会议，是视察工作中铺张浪费现象发展到顶点的表现。
这个会议在开封举行，单纯地是为了“环境安静”。
我们没有考虑到开封地方比较偏僻，而且正在冬季，召开三百人的大会，在食宿招待以及往来旅费等方面，需要巨大的开支。
这就表现了我们没有节约的观点。
同时，我们欣然接受招待，大事铺张。
招待者为了“讲究”“阔绰”“排场”“享受”，事前修理房屋，购买用具。
伙食大大超过规定标准，由公家贴补。
每天发纸烟、水果，并互相送礼。
这次会议的招待员就有一百人。
这次会议开支达两亿五千万元。
如果在武汉或北京召开，至少可节省八、九千万元。
这个铺张浪费的数目已达到惊人的程度。
正如河南荣誉军人学校宋承烈同志所计算的，两亿五千万元需要七十个能劳动的荣誉军人同志辛勤劳动十八年。
和志愿军同志们在朝鲜前线上翻山越岭，爬冰卧雪，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奋不顾身地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比较起来，我们这种铺张浪费行为是何等可耻和令人痛恨的事！
人民银行是国家授权执行财经纪律的重要部门，应该帮助国家企业机关实行经济核算，加速资金周转，贯彻节约精神，加强国家的建设力量。
人民银行本身，更应是执行国家财经纪律的模范。
而我们仅仅在这次开封会议中，就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浪费行为，违背了毛主席的号召，侵犯了人民利益，忘记了抗美援朝的战争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国家的财经情况尚处在困难时期；
为了少数人的享受，不惜以国家的资财大肆挥霍。
这不仅造成了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并且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我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副行长，又是这次视察团的负责人，对这严重的破坏国家财经制度的事件，不仅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及早予以制止，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发展。
例如，在视察工作进行中，为了把工作搞好，曾提出“吃好，睡好，保证完成任务”的口号。
并且到处游山逛水，接受请客、看戏，互相送礼。
为照顾生活，专门带了一个管理员。
同时，人员过多，有些人作用不大，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
我亲自带领的“机动组”，集中了五位区行行长，每地只停三、五天，走马观花，声势浩大，充分表现了“钦差大臣”的作风。
视察工作本来是一个严肃的任务。
但由于我在领导作风上“大气”，讲究形式，贪图享受，花钱不在乎，因而，直接助长了下级银行的铺张浪费现象，以致造成严重的恶果，丧失了领导威信，引导干部发展享受思想。
因此，开封会议的铺张浪费行为，我个人应负主要责任。
特别是在会议进行中，总行曾派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增产节约的决定，但仍未能引起我们应有的注意。
这充分表现了自己的组织观念薄弱和党性不纯的严重性，值得继续深刻反省和检讨。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当时是什么思想支配着呢？
检查起来，首先是我个人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思想和特殊享受思想。
我在参加革命前，曾从事旧银行、公司工作，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甚大。
参加革命后，很快担任了领导工作，并且一直在顺利发展着，对群众艰苦朴素的生活体会不多，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
随着革命的顺利发展，进入城市，又受到外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袭，和自己思想里潜伏的东西结合起来，使这种思想作风得到迅速的发展。
我觉得应该
“大气”“讲究”“享受”一点。
正因为自己有这种思想作风，所以，在视察工作中，见到各级银行的招待以及开封会议的铺张浪费现象，就感觉不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从国家人民利益出发，对这不良倾向予以制止。
这是发生铺张浪费的主要根源。
每到一处，当地都大事招待，少数地方还送了礼。
当时虽然也觉得这样不恰当，表示拒绝之意，但是又觉得“人家”是出于“热情”，尽“地主之谊”，如严予拒绝，于“人情”不合，“面子”上不好看。
因此，接受一个地方的招待，便不好拒绝其他地方了，以致使铺张浪费现象日益发展下去。
没有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单纯地以“人情”“面子”来给自己解嘲，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另一种表现。
从视察团的成员来看，大部分是新干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很严重。
许多人为了满足个人的享受，违犯制度，要求招待。
据说湖南省分行为招待视察团，只洗衣费就开支了六十万元。
有人拆洗毛衣和被子、修理手表也要公家报销。
因为我们领导方面有官僚主义作风，所以对这些现象不能及时发现。
这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此外，总行的铺张浪费作风，对各级银行影响甚大。
过去召开各种会议，都大事招待，超过制度。
如请客、会餐、看戏、发纸烟、吃水果等，上行下效，遍及全行。
有的行、处确实有借机建立自己“家当”的思想，对这种铺张浪费的作风，自己还觉得满意。
因此，我们到处接受“热情”的招待，不仅不认为这是对国家资财严重的损害，反而欣然受之，使上下一致的恶劣作风未得到纠正。
以上几种原因，都说明了我有严重的铺张浪费的官僚主义的一套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讲“排场”，讲“阔绰”，追求个人享受，不顾人民血汗和国家财产的损失，不注意党和政府的政治威信，丧失了革命队伍中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革命的立场。
人民银行惊人的铺张浪费现象，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这种犯罪行为，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痛恨和斥责。
除了我个人检讨反省并请求上级处分外，还希望同志们继续提出批评意见，帮助我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同时，我们已通知有关行处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都深刻地检查自己，争取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肃清旧社会给予我们的遗毒，保证不再重犯，以便在今后的国家建设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恶果
贪污浪费事件层出损失七十多亿元
山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和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都已被撤职
全部贪污罪犯将由山东省人民法院依法惩处
【本报讯】
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因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断发生巨大的贪污浪费事件，使国家财产损失了七十一亿九千多万元。
有贪污行为的人员，包括采购人员、工程人员、汽车司机等，总共四十二人。
山东省人民检察署八个月来反复检查，已把全部案情弄清，向山东省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些贪污人员中最大的贪污分子是采购股副股长迟岐、采购员王希连、韩鸣岐等。
他们在采购中贪污受贿，并大量挪用公款，勾结奸商做投机生意。
1950年07月，采购股副股长迟岐被派到天津、东北等地购买木材时，他在天津曾接受私商永华木行的贿赂，每立方公尺用高出市价二十一万元的价格订购永华木行一千九百四十三立方公尺木材。
这些木材并不在天津，而是在东北；
这样，连运费合计每立方公尺木材六十六万元，总共使国家损失了四亿九千九百多万元。
迟岐通过永华木行的关系，又结识了买空卖空的奸商萧乃生，并接受人参、鹿茸膏等礼物。
迟岐在第1次买萧乃生的木材时，每立方公尺高出当时市价四十万元；
买了二百五十立方公尺，使公家损失一亿元。
第2次订购萧乃生的木材时，没有见木材，就先把款付出，结果被萧乃生骗走四亿零五百二十六万多元。
迟岐到天津、东北等地购买木材，共带出公款五十多亿元。
他到东北后，把大部公款存放在沈阳市私商宏生油行（这个油行的经理是迟岐的表叔），使宏生油行得以利用这些公款做投机生意。
他用私商送给他的贿款，在东北任意挥霍。
在吉林时，经常和萧乃生一起到吉林市风景区小北山一带吃喝玩乐。
迟岐不是完成采购任务，他带着妓女跑到大连。
在大连时住在最好的旅馆里，用公款给妓女买皮大衣等，挥霍享用，自称为“烟台的大商人”。
此外，迟岐并私自挪用公款共计二亿六千九百二十五万元。
采购员王希连，在东北吉林市经常接受私商礼物，和私商一起大吃大喝。
奸商萧乃生拐款逃跑之前，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已经知道了消息。
但问王希连时，他却装不知道，也不说萧乃生当时的地址。
在王希连掩护下，萧乃生从容拐款潜逃（现已被捕获）。
在萧乃生逃走之前，王希连还私自借给萧乃生九百四十万元。
王希连包庇萧乃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萧犯经常给他送礼；
仅大家已知道的一次，就送了他三百万元。
王希连在吉林常和新华旅社的私商周继昌来往，并把三千一百万元公款存在新华旅社，使新华旅社用来进行投机活动。
此外，王希连还挪用公款一亿六千二百五十万元。
采购员韩鸣岐在东北采购期间，和私商刘彦博勾结在一起，贪污舞弊。
韩鸣岐向刘彦博订购四百公尺新木材，事先付款一亿三千万元，结果全部被刘彦博骗走。
韩鸣岐还私自借给哈尔滨市华美旅馆车皮一个、公款五百万元。
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更派了一个叫胡庭珍的流氓，假装是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驻东北区的工作人员，到齐齐哈尔铁路局营业所预订车皮一千二百五十六个，趁当时铁路运输正在管制时期，高价卖给私商作生意（订购车皮每个三十万元，卖给私商每个一百二十万元）。
后经铁路局察觉，才把这一投机事件制止。
现在已经查明的，韩鸣岐共挪用公款十一亿三千一百八十万元。
采购员张仁政在上海购买油毛毡时，因为接受私商贿赂，每卷油毛毡的价格超出市价二十六万元到三十二万元，使公家损失六千八百六十多万元。
而且买的都是不能用的坏毡。
这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人员刁澄宇、蓝子平、王次仲等三十多人，也用勾结工头、克扣工人工资，偷盗建筑器材等办法，贪污九千九百九十多万元。
1950年、1951年二年中间，因为工程中计划不周，施工不良或偷工减料，共返工二十八处，损失人民币四十七亿一千五百九十多万元。
仅1951年08月份开始的某项工程，据初步统计，共浪费二十七亿二千三百七十二万多元。
这个公司的机关浪费，也是很严重的。
仅据去年01月到09月的统计，就浪费了四亿七千八百四十二万多元。
其中邮电、汽车修理、汽油耗费、招待、办公用费等共超支一亿三千二百六十六万多元；
给各机关送礼物共一千零八十万余元；
工业厅“揩油”二亿七千五百零二万九千多元（公司给工业厅建设大饭厅、修理房子等，工业厅没有给钱）。
这个公司的戴启华总经理和李念珍副总经理生活上铺张浪费二千一百五十万元。
其中仅戴启华的浴室装修费，就用了四百五十万元。
其它如私人宿舍的平台、扶梯、花台、鱼池等，共用七百二十万元。
从博山买来一个“十八罗汉”床，用了八十万元。
李念珍宿舍内部家具装置共值九百万元。
仅一个大衣橱就用了三百万元。
公司总经理戴启华并因接受私商礼物，盲目相信私商，被私商董伯川骗去六亿元
（董伯川说他自己有木材；
戴启华没有接货，就把款付给他，以至受骗）。
山东省人民检察署为了维护法纪、保障国家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所有犯法的贪污分子提起公诉，交山东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对于失职人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已宣布给工业厅厅长冯平以警告处分，给工业厅副厅长王纪武以撤职处分，给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戴启华、副总经理李念珍、张贵时以撤职查办的处分。
坚持真理，对贪污浪费者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一些干部将受到表扬和鼓励。
（石铭、朱波）

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恶果
贪污浪费事件层出损失七十多亿元
山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和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都已被撤职
全部贪污罪犯将由山东省人民法院依法惩处
【本报讯】
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因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断发生巨大的贪污浪费事件，使国家财产损失了七十一亿九千多万元。
有贪污行为的人员，包括采购人员、工程人员、汽车司机等，总共四十二人。
山东省人民检察署八个月来反复检查，已把全部案情弄清，向山东省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些贪污人员中最大的贪污分子是采购股副股长迟岐、采购员王希连、韩鸣岐等。
他们在采购中贪污受贿，并大量挪用公款，勾结奸商做投机生意。
1950年07月，采购股副股长迟岐被派到天津、东北等地购买木材时，他在天津曾接受私商永华木行的贿赂，每立方公尺用高出市价二十一万元的价格订购永华木行一千九百四十三立方公尺木材。
这些木材并不在天津，而是在东北；
这样，连运费合计每立方公尺木材六十六万元，总共使国家损失了四亿九千九百多万元。
迟岐通过永华木行的关系，又结识了买空卖空的奸商萧乃生，并接受人参、鹿茸膏等礼物。
迟岐在第1次买萧乃生的木材时，每立方公尺高出当时市价四十万元；
买了二百五十立方公尺，使公家损失一亿元。
第2次订购萧乃生的木材时，没有见木材，就先把款付出，结果被萧乃生骗走四亿零五百二十六万多元。
迟岐到天津、东北等地购买木材，共带出公款五十多亿元。
他到东北后，把大部公款存放在沈阳市私商宏生油行（这个油行的经理是迟岐的表叔），使宏生油行得以利用这些公款做投机生意。
他用私商送给他的贿款，在东北任意挥霍。
在吉林时，经常和萧乃生一起到吉林市风景区小北山一带吃喝玩乐。
迟岐不是完成采购任务，他带着妓女跑到大连。
在大连时住在最好的旅馆里，用公款给妓女买皮大衣等，挥霍享用，自称为“烟台的大商人”。
此外，迟岐并私自挪用公款共计二亿六千九百二十五万元。
采购员王希连，在东北吉林市经常接受私商礼物，和私商一起大吃大喝。
奸商萧乃生拐款逃跑之前，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已经知道了消息。
但问王希连时，他却装不知道，也不说萧乃生当时的地址。
在王希连掩护下，萧乃生从容拐款潜逃（现已被捕获）。
在萧乃生逃走之前，王希连还私自借给萧乃生九百四十万元。
王希连包庇萧乃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萧犯经常给他送礼；
仅大家已知道的一次，就送了他三百万元。
王希连在吉林常和新华旅社的私商周继昌来往，并把三千一百万元公款存在新华旅社，使新华旅社用来进行投机活动。
此外，王希连还挪用公款一亿六千二百五十万元。
采购员韩鸣岐在东北采购期间，和私商刘彦博勾结在一起，贪污舞弊。
韩鸣岐向刘彦博订购四百公尺新木材，事先付款一亿三千万元，结果全部被刘彦博骗走。
韩鸣岐还私自借给哈尔滨市华美旅馆车皮一个、公款五百万元。
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更派了一个叫胡庭珍的流氓，假装是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驻东北区的工作人员，到齐齐哈尔铁路局营业所预订车皮一千二百五十六个，趁当时铁路运输正在管制时期，高价卖给私商作生意（订购车皮每个三十万元，卖给私商每个一百二十万元）。
后经铁路局察觉，才把这一投机事件制止。
现在已经查明的，韩鸣岐共挪用公款十一亿三千一百八十万元。
采购员张仁政在上海购买油毛毡时，因为接受私商贿赂，每卷油毛毡的价格超出市价二十六万元到三十二万元，使公家损失六千八百六十多万元。
而且买的都是不能用的坏毡。
这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人员刁澄宇、蓝子平、王次仲等三十多人，也用勾结工头、克扣工人工资，偷盗建筑器材等办法，贪污九千九百九十多万元。
1950年、1951年二年中间，因为工程中计划不周，施工不良或偷工减料，共返工二十八处，损失人民币四十七亿一千五百九十多万元。
仅1951年08月份开始的某项工程，据初步统计，共浪费二十七亿二千三百七十二万多元。
这个公司的机关浪费，也是很严重的。
仅据去年01月到09月的统计，就浪费了四亿七千八百四十二万多元。
其中邮电、汽车修理、汽油耗费、招待、办公用费等共超支一亿三千二百六十六万多元；
给各机关送礼物共一千零八十万余元；
工业厅“揩油”二亿七千五百零二万九千多元（公司给工业厅建设大饭厅、修理房子等，工业厅没有给钱）。
这个公司的戴启华总经理和李念珍副总经理生活上铺张浪费二千一百五十万元。
其中仅戴启华的浴室装修费，就用了四百五十万元。
其它如私人宿舍的平台、扶梯、花台、鱼池等，共用七百二十万元。
从博山买来一个“十八罗汉”床，用了八十万元。
李念珍宿舍内部家具装置共值九百万元。
仅一个大衣橱就用了三百万元。
公司总经理戴启华并因接受私商礼物，盲目相信私商，被私商董伯川骗去六亿元
（董伯川说他自己有木材；
戴启华没有接货，就把款付给他，以至受骗）。
山东省人民检察署为了维护法纪、保障国家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所有犯法的贪污分子提起公诉，交山东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对于失职人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已宣布给工业厅厅长冯平以警告处分，给工业厅副厅长王纪武以撤职处分，给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戴启华、副总经理李念珍、张贵时以撤职查办的处分。
坚持真理，对贪污浪费者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一些干部将受到表扬和鼓励。
（石铭、朱波）

我们伟大的祖国
驻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其他建设工作。
预计今年收获粮食可达一亿零八百万斤。
全体指战员决心为创办机械化农场和完成更高的增产计划而努力。
他们正在用拖拉机把荒凉的原野变成肥沃的田园。

朝鲜停战谈判第3、四两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
我方代表痛斥美方自相矛盾的荒谬论点
【新华社开城13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代表在连续两天藉口我方境内机场设备将威胁对方安全，坚持限制我方进行或不进行境内设备修建的权利后，01月13日对方却又妄自吹嘘其狂轰滥炸的效能，声称在停战后应该保有干涉我方境内设备的权利。
我方代表痛斥对方这种自相矛盾的论点，指出即使在敌对行为进行期间，对方虽然施行狂轰滥炸，也不能干涉我方的内政，不能过问我方进行或不进行任何设备，不能制止我方用坚决的斗争痛击对方狂轰滥炸的暴行。
对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狂轰滥炸的暴行正遭遇到日益严重的打击。
停战后我方进行或不进行朝鲜境内的任何设备的修建，完全是内政问题，根本不容许对方过问。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揭露对方以“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为藉口，企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送交蒋李匪帮的阴谋，并再次要求对方提交一千四百五十六名我方被俘人员的差额，以及四万四千二百零五名我方人员下落的材料。
对方无法自作辩护，又不能交出早已自称即将交出的材料，却企图在日内瓦战俘公约中为其提案寻找根据。
我方代表指出我方非日内瓦战俘公约签字国，但历来以日内瓦战俘公约为其护身符的对方，事实上是在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明确规定。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
“李比将军说日内瓦战俘公约第7条所规定的是如果战俘选择遣返，双方不得订立协议，以剥夺战俘遣返之权。
口口声声引用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李比将军，却公然歪曲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文，这不能不令我很惊讶。
日内瓦战俘公约第7条说，战俘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声明放弃本公约所赋与的权利的一部分或全部。
这一条文的规定正是为了防止像你方提案所企图的在‘自愿遣返’的藉口下，剥夺战俘之遣返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你这种有意的曲解只能证明即使你方自己也不能为你方的荒谬提案作辩护。”

武汉和西安两市工商界进行动员
坦白检举行贿和偷税漏税行为
【新华社汉口11日电】
武汉市工商界在10日举行反行贿、反欺骗动员大会。
到会的有各行业主任委员、代表和各国营专业公司代表共六百多人。
市长吴德峰、副市长陈经畲应邀到会讲话。
他们号召全市工商业者立即行动起来，展开反行贿、反欺诈、反偷漏、反盗窃的运动，揭发和坦白工商界中盗窃国家财产、违害人民利益、腐蚀革命干部的违法行为，检举贪污、行贿、受贿分子，并在这个运动中进行自我改造。
吴德峰说：
凡有行贿、欺诈行为的，坦白后重罪可以减轻，轻罪可以减免。
如果不坦白，不仅要课以罚款，还要依法制裁。
他号召全市工商业者坚决丢弃和洗刷民族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一面，发挥积极的进步的作用，树立新的道德。
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主任委员贺衡夫接着讲话。
他说：
“今天是我们全市工商界进行自我改造的第1天，要勇敢地‘下水洗澡’，挽救自己，挽救别人。”
会上，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秘书长、群业公司副经理吴传启首先坦白了他贪图暴利、欺瞒税务局的行为。
绸布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徐雪轩代替晦记兴棉布店经理王干庭坦白了行贿行为和检举了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民权路办事处业务股长曾昭银的贪污行为。
到会的工商业者也纷纷要求坦白和检举别人。
劳联装订社业务经理姜新民坦白了他屡次偷窃国家加工原料、造假账偷漏税款、欺诈和引诱人民政府干部等违法行为的经过。
全市各行业在会后即将建立专门机构，划分小组，展开坦白和检举运动。
【新华社西安11日电】
为进一步动员工商界参加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西安市工商业联合会在09日召开扩大干部会议。
到会的有市工商业联合会委员、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工商业联合会分会委员、各行业公会委员和各行业检举小组的组长等共二千五百多人。
市长方仲如应邀作动员报告。
西安市工商界展开反行贿、反偷税漏税、检举贪污运动以来，各行业已坦白和检举出不少案件，仅05日至08日的四天中，即暴露出一千二百多件行贿、漏税、贪污事实。
但是这个运动在工商界还不够普遍深入，还有不少工商业者站在运动之外。
有些工商业者思想中仍存在着一些顾虑，谈问题避重就轻，谈远的不谈现在的。
有的互相包庇，协议
“攻守同盟”。
方仲如在报告中首先批判了各种不正确的认识。
他说：
有些人认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政府的事，和自己无关。
这是不对的。
工商业要获得正常发展，必须彻底消灭贪污、行贿行为。
至于某些商人怕惹事，怕得罪人，更是不必要的。
人民政府绝对给检举者撑腰。
方仲如在报告中着重解释了人民政府的政策。
他说：
欢迎有行贿、漏税行为的工商业者一次交代清楚；
有多少马上交代多少，陆续想起陆续交代，但绝不容许故意拖延。
有漏税行为的如果自动坦白，只补税就行了。
如果拒不交代被检举出来后，不仅要补税，而且要加重处罚。
对于其他勾结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也依照这个原则办理。
方仲如强调指出：
个别有问题的商人存在侥幸心理，想隐瞒不报或者烧掉账簿。
这是犯罪行为，一定要受到法律制裁。
对于那些阻挠干部坦白和压制店员学徒检举者，也一定要予以严厉惩处。
西安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潘源泉在讲话中号召全体委员和组长带头和贪污行贿的行为作斗争，彻底改变工商界从旧社会带来的恶习。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西安全市店员、学徒和一般居民已广泛动员起来，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最近六、七天由人民群众检举出来的贪污、行贿、漏税等案件已有一千七百多件，有力地推动了运动在机关和工商界中的开展。
西安市十二个区都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街道、行业和市郊农村都普遍成立五人到七人的群众检举小组。
据五个区的统计，这种检举小组共有三百四十多个，组员达二千多人。
有些检举小组制订了公约，保证不受贪污分子利用，不怕贪污分子威胁，要认真联系群众搜集材料。
为了广泛地向市民群众进行教育，全市曾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各区都分别举行过各种性质的群众会。
第7区并普遍举行了居民院落会。
有些区利用黑板报和通过读报组、冬学广泛进行宣传，有些街道设立密告箱，各区正在普遍成立群众接待站。
通过这许多形式的宣传和组织动员，全市人民群众现已结成一股反贪污、反浪费、反行贿的力量。

美国空军连续向我进行侵略挑衅
美机五批昨侵入我沈阳市郊等地上空
【新华社沈阳13日电】
美国飞机十六架，13日十二时二十七分又侵入我国沈阳市郊上空，并侵犯本溪市、抚顺市和辽东省清原、新宾等县境。
同日十二时七分到十六分间，另有四批美机先后侵入我国领空，其中除一批为四架外，其余三批都是十六架编队的小型战斗机群，这些飞机曾分别侵入我国辽东省桓仁、辑安、通化、宽甸等县上空。
最近美国飞机曾连续进行侵略挑衅，去年12月26日、31日和今年01月06日美机共十架曾先后三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

公营建华工厂
检讨非法出售车皮的错误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在去年12月19日刊载了读者孟致中对我厂非法出卖车皮的批评，我们诚恳接受这个批评。
大同市公安局总务科长齐培仁曾到我厂商讨合营运煤事，规定我厂派工作人员王凤吉到大同要车，他们负责采购和推销，利益对分。
以后，我厂又和聚丰委托商店合营运煤。
10月份路局批准给车皮一百个，实走六个。
每车煤价六百二十万元，售价七百五十万元，所得的利益，由我厂和聚丰委托商店均分。
我厂为了纠正错误，曾在11月去信调王凤吉回厂，但他故意拖延，又向路局申请12月份车皮十五个，实发五个。
由于我厂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只看到小单位的利益，致造成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
除对这件事作检讨外，我厂领导干部准备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彻底检查这种错误，并向上级请求给予应得处分。
公营建华工厂

关于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发生贪污浪费事件的检讨和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副厅长　王纪武
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自1949年05月成立至今，曾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返工浪费、贪污舞弊、伤亡工人等重大错误。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检查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所发生的这些错误的根源，首先应从工业厅的领导方面着手，因为这些错误是和工业厅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特别是和我个人的领导作风更有着极大关系。
对于这些错误，我除请求组织上给我以适当的处分以外，并作如下检讨：
一、我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具体表现在思想上、工作上严重地脱离群众，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单凭个人主观愿望，以自己的感想代替政策。
建筑工程公司的贪污、浪费、返工被罚以及伤亡事故等问题，很早就有群众反映，并在报纸上登过多次，但我并没有重视，更没有深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因而问题连续发生，最后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二、我缺乏明确的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对工人生命漠不关心。
公司自成立至今，伤亡事故曾不断发生。
我们领导方面对这样的大事，却没有重视，更没有想法制止，使伤亡事故连续发生。
对一个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来讲，特别是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讲，这种漠视工人利益、不关心工人生命的错误思想，是必须肃清的。
三、我有缺乏整体观念，不为整体利益着想的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
在公司成立当初，技术人员缺乏，就到处不择手段地拉技术人员。
如徐州建筑分公司拉拢东北建筑工程公司的技术人员八人，直到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来山东省人民检察署控诉后，我们才处理了这一问题。
但这已使工作上受到了损失，并造成了不良影响。
又如最近公司想在北京设立分公司，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业务，而是想在北京搜罗
一批技术人员。
这种不为整体利益只顾自己本单位着想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对党对工作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我对这种作法曾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即认为如能多拉到一些技术人员，就可以多作些工作。
建筑工程公司高价收买和拉拢技术人员的事不断发生，正是受我的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四、我的阶级立场不明确，政治嗅觉不灵敏。
如在招用人员时，不管好坏，滥竽充数。
单纯强调“有干部就有力量，有技术人员就能完成任务”，认为技术人员是万能的，片面地相信技术人员，对技术人员无原则地盲目崇拜，因而助长了他们的落后意识，使他们认为建筑工程公司没有他们就不行。
公司中曾有过这样的一种错误说法：
“建筑公司是吃的技术员的饭。”
五、缺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建筑工程公司贪污、浪费、返工被罚等事件，很早就发生了，而且相当严重。
如贪污问题，上自经理下至汽车驾驶员都有，已成为普遍现象。
我们领导干部对这却没有注意。
返工被罚的情事也层出不穷，有的并且非常严重。
特别是最近公司曾把六亿元交给私商购买木料，没订合同，没有铺保，以致被私商骗走。
我对于这些事情，因为缺乏对党对人民积极负责的精神，没有密切注意、设法改进和制止。
六、我严重地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
建筑工程公司成立后，不从客观现实出发，盲目扩大，盲目招标。
公司的发展不是采取稳步前进的办法，而是大呼隆的方式，妄想在两三年内发展到青岛国营棉纺织厂那样大的规模。
从公司当时的广告中的营业要目中，即可看出盲目夸大的严重性。
建筑工程公司提出“工程保本，材料赚钱”的错误方针时，我也没有及时纠正，以致助长了公司干部单纯赚钱的思想。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我们领导干部中有着资本主义思想。
七、我严重地脱离组织、脱离群众，甚至站在党组织之上来领导工作。
具体表现在有事不能和党委及时商讨，依靠党的保证来作好工作。
不倾听党员的反映，单纯批评党员不起作用。
党委不了解每一时期的行政任务，也就没法起保证作用。
这样，在工作中就单纯地采用了强迫命令的方式。
这样就使得行政领导方面和党员脱离，党群关系不协调，党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公司人员的政治情绪不高，对工作的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八、我缺乏政策观念，对干部政策认识模糊。
对于干部，只是看他一时的表现，而不是从政治本质上来衡量。
如对迟岐，我只认为这个干部“能干，有办法”，而没有从本质上去分析他，就派他去建筑工程公司工作；
公司又派他去东北购买木料，结果发生了很大的错误。
提拔干部也是只看这个人一时的表现。
如对公司副总经理李念珍，没有从他的思想本质上去分析、认识，以致提拔后不能胜任。
另外，对财经政策的认识也是模糊的。
如对公司的业务方针没有明确的认识，成立建筑公司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明确。
盲目发展和单纯赚钱的思想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为什么会发生以上错误呢？
根源有以下几点：
一、不关心政治学习。
虽然经过党十多年的培养教育，但由于自己长时期没有很好地学习政策理论，政治思想开展很慢，满足于现状，自以为是，不接受新鲜事物，习惯于老一套的工作作风。
二、因为自己从小生长在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中，思想上还带有手工业方式的落后保守性，有时对问题的处理谨慎过度，有时对问题的看法还狭隘片面。
三、长期“独立”工作，养成自以为是和好高骛远的思想，以致发展到目无组织，目无纪律。
四、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欢喜铺张、夸大。
五、考虑问题不周密，盲目行事，不能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考虑问题，以致产生盲目的乐观情绪。
为接受以上错误的教训，作好今后的工作，我提出努力方向和改正的意见如下：
一、加强政策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改进领导方法，实现集体领导，摆脱事务主义，改正思想方法的片面性。
二、加强工作上的计划性和预见性。
遇到问题要深思熟虑，对问题应考虑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和后果，树立“三思而后行”的观念。
三、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虚心倾听群众反映。
注意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
四、树立顾全大局，照顾整体的整体观念，克服狭隘的本位主义思想。

北京工业学院
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编辑同志：
北京工业学院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直到现在还没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
原因是领导方面没有重视这个运动，没有大胆地发动群众，检举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
院长的动员报告，既没有强调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又没有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
报告过后，许多同学的思想依旧没有打通。
有的说：
“咱又不管理财政，贪污和咱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求院长作深刻检讨时，注册科副科长这样对我们说：
“院长又没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你让他检讨什么？”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领导同志曾经机械地把这个运动分成三个阶段：
先反对贪污，再反对浪费，最后反对官僚主义。
当我们向体育室负责人指出浪费现象时，他们马上就说：
“我们现在主要是反对贪污，你们不要打乱我们的步骤。”
所以运动始终局限于“反贪污”这一点上。
院长和党的总支书记也曾这样说：
“现在发动同学参加这个运动，怕会影响同学们的学习，要请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才行。”
因此，很多人还有“学生考试第1，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第2”的错误思想。
就我们所知，我校不只有贪污现象，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例如在领导工作方面，自1948年以来，就发生过闹不团结、闹纠纷的现象。
在执行干部政策方面也是有缺点的。
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都应该赶快解决。
刘澐　崔志高　韩焜烈　丁津生
周友信　常青山

官僚主义者多写了一个圈积压和浪费国家资金三亿元
编辑同志：
1951年04月，重庆电信一厂给北京电信工业局来文，要求购买五百公斤胶木粉。
这事由局里供销处徐树功办理。
他在发给天津电器公司的公文上，多写了一个圈，五百公斤就变成五千公斤。
胶木粉每公斤四万多，多买了四千五百公斤，就积压国家资金一亿八千多万元。
这批胶木粉，空运了一吨，运费六千六百万元；
水运了四吨，运费七千万元，总共积压和浪费国家资金约三亿元。
事后，重庆电信一厂来信说：
“我们只要五百公斤胶木粉，也不需要什么空运，因为运费比成本还高得多。
这是一种浪费。”
大家想想，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多么可怕！
仁足

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发生巨大贪污浪费事件的根源
石铭朱波
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发生巨大的贪污渎职事件，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
发生事件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公司总经理戴启华，连自己的私人图章都不愿管，而交给收发同志代管。
这种情形已近一年了。
总公司本机关内，1951年度01月份到09月份十项开支，共计超支了一亿六千二百多万元。
每一张支付的单据上都盖有戴启华的图章，但他对于所有开支却全然不知。
对于机关费用，财务部门事先既不根据需要逐级控制款项的支付，事后也不逐级审核。
他们见总经理盖了章就付款，只对图章负责任，对制度、对国家是不负责任的。
一般的工地，连会计人员都没有。
工地所需款项，都是直接交给施工人员支付，凭单据报销。
用途是不是合理，根本没法审核。
因此给大量挪用公款、营私舞弊造成空隙。
关于采购材料的款项，财务科只凭材料科暂领条子付款。
采购的合同存在材料科，财务科对所购材料的数量没法知道。
材料科就在公司“材料赚钱”的方针下大量囤积材料，以致资金周转不灵。
返工浪费、罚金支出（如在铁路车站上提货误时罚款、工程逾期罚款、违犯建筑规章罚款等）、材料损耗、材料超支等等，从来没有严格的审核制度；
只要领导人批准，就可以领用或报销。
从来没有分清责任，对犯错误的人员实行过处分或责令赔偿。
因此，错误层出不穷。
公司绝大部分的人员，是招聘来的。
对于技术人员，说是“先录用后审查”；
实际上，由于领导人盲目崇拜技术人员，片面相信技术人员，录用后也没有进行任何审查和教育改造。
所以，滥竽充数的分子不能及时发现，真正有技术有能力的人员也不能充分发挥能力，并使坏分子乘机潜伏到公司里来。
如设计科科长张逸凡，就是台湾特务组织派遣到大陆来的反革命分子。
计划科科员马朋，是敌伪时期山东省历城监狱的看守主任，一贯与人民为敌。
会计刘丕文，曾参加反动的“还乡团”，向农民实行过“倒算”，杀害过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四人。
公司领导干部不按照组织手续办事，而是通过私人关系拉“老部下”，并轻易提拔。
有些人被提拔起来以后，对工作不能胜任，又造成干部间的互相不服气和不团结。
公司里没有经过正式组织手续而安插的干部，共有三十多人。
副总经理李念珍公然安插了反革命分子萧仲平当保管员。
（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中，萧犯已为人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
总公司正副总经理共三人（除戴、李外，另一个副总经理是张贵时）。
他们天天“忙”，办公室都很少去。
一年来他们从没有参加过各个科里召开的会议，总经理直属的秘书室，一年来还没开过一次室务会。
因之科里的官僚主义作风也在发展。
比如施工科在承包了白求恩医院的工程后，当即按照所需木料，做出预算表交给材料科配料。
材料科就把这个表照转给自己的木工厂加工。
在加工期间，施工科对材料科配料进行的情形一直没实地检查过。
材料科对于木工厂也是如此。
加工后的木料运到了工地，到施工时才发现不合规格，只好临时迫令木工由大改小；
这样就损失了木料费三百万元。
由于停工待料，怕工程到期不能完成，就急急赶工，因而施工不周，委托者不满，再度返工，又浪费了七百二十多万元。
1950年度山东建筑工程公司发生工程事故五十二处，占承包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强。
问题的症结，是公司在经营管理上没有制度，没有成本核算，没有施工计划。
总公司的设计科一向都是坐在办公室里设计、绘图样，从来没有到工地实际进行过勘察。
甚至给本公司木工厂设计装修变电器的房屋，设计工程师都不曾迈出办公室的大门。
图样设计完毕，施工科动工时，才发现图上的“平地”原来是木工厂的一片水洼子。
结果现打桩，现填土，木材人工浪费很大。
到底浪费了多少，至今没有算出来。
设计科不仅事先不做实地勘察，施工中也从没有到过工地，对自己所设计的图样也没有进行过实地检查。
因之，施工科在施工中发生困难或图样设计不妥时，不能很好地解决，有时就擅自修改图样，有时就将错就错。
如承包盐业公司的仓库工程时，因地基不好，需要垫基。
但图样上并没有设计，没有这笔预算，就没有垫基。
工程完毕，仓库装上了盐以后，不久地基沉陷了下去约一英尺，库房的顶柱也下坠，墙裂柱歪，不堪使用，必须翻修，需款十亿元以上。
不久以前他们承包的一处工程，就浪费了二十七亿多元。
公司副总经理李念珍反说：
“从定额来说，我们是浪费了二十七亿多元，可是实际上我们公司还赚了两亿多元。”
由此可见他们毫无整体观念和国家观念，只顾自己小单位赚钱。
发生巨大贪污渎职事件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山东建筑工程公司领导干部十分缺乏民主作风，十分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
因此，本来不大的问题，渐渐发展成了不堪收拾的严重问题。
公司工作人员贪污和返工浪费的现象，早在1950年就发现了。
对于这个问题，不少同志曾积极地提出处理意见。
人民日报和大众日报也都批评过这个公司贪污浪费的现象。
但是，公司的领导同志一直都没有虚心地接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而采取不正派的手段打击提意见的同志，抗拒报纸的批评。
如他们1950年07月派迟岐、王希连、韩鸣岐等人赴东北采购木材时，公司里很多同志就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迟岐过去在工业厅生生面粉厂工作时，就曾把
一千万元公款借给他的姘头做生意。
但是正副总经理都认为“迟岐是工业厅的干部；
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个干部要来，应该重用”。
他们不但不接受大家的意见，并且打算把迟岐提升为材料科副科长。
又如被董伯川骗去六亿元公款的事件，原先就有人表示不同意先付巨款。
后来问题已经发生了，戴启华还是说：
“你们不要管，由我负责。”
其他工程人员、采购人员的贪污问题、公司的返工浪费、经营方针、人事制度等问题，都有人提出过不少的意见，但都没有被采纳。
有一次，公司的秘书竹青和戴启华谈心，戴启华对竹青说：
“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请你谈谈，这是对我的帮助，我非常欢迎你们提意见。”
竹青就很诚恳地把自己想到的和听到的意见谈了谈。
主要是说戴启华有官僚主义作风，不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
戴听了以后，不仅不检讨自己，反而生气地说：
“我老戴参加革命二十多年，还没有听说过我有官僚主义和不虚心呢！
今天真巧！”
结果是不欢而散。
戴启华等不仅不虚心地接受下边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而且对提出批评和建议的人实行打击和报复。
竹青同志（残废军人，共产党员）在1950年调到这个公司工作以来，常感到公司有很多问题，需要纠正。
但他向戴启华等提过数次，都没有结果。
后来看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便和公司的财务科副科长臧亦夫、人事科干事孙大文等商量着写了一篇批评的稿件，寄给大众日报，以三个人的化名发表在大众日报上。
戴启华、李念珍看到这篇批评的文章以后，便在办公室里大嚷大叫。
戴说：
“这是谁干的事？
乱弹琴！
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我非把写稿的人找出来不可！”
他拿着报纸到处吵嚷着要找写稿的人。
李念珍说：
“以后谁写稿子，应该把他的照片也登出来。”
公司里很多人对戴、李这种举动表示不满。
王峰、王真、路正、刘玉升、宋仁江等同志就联名写信给戴启华，对这种压制批评的态度提出批评，要求戴、李等好好学习学习斯大林同志的
“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竹青同志也没有退缩。
他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眼看着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
他以后仍然不断地把公司内贪污、浪费的事实写给报社，写给山东省人民检察署。
1950年12月，戴启华曾到工业厅要求调动竹青的工作。
理由是“竹青现在没有工作做，在公司里没有什么好处”。
实际上，竹青的工作是很忙的，有时还在夜里加班。
但戴启华竟在编制表里把竹青的名字擅自删去。
这件事情受到很多同志反对。
大家都议论纷纷地问：
“为什么调动竹青的工作？”
“提意见多了就调动工作吗？”
后来调动竹青工作的命令发了下来，但因群众不满，并且1950年年终工作总结也非由竹青来做不可（他掌握着全部材料），这样才没有把竹青调走。
但戴启华又当着竹青的面，反过来骂工业厅，说工业厅调动干部没有经过他。
在这种情形下，公司里很多干部不敢正面提意见，看到贪污浪费现象也不说。
他们的态度是“少提意见，免得出麻烦”。
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的领导同志，也非常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这个公司的三个总经理互相间不团结，在铺张浪费上进行比赛。
这种情形，工业厅厅长冯平和副厅长王纪武是知道的，但他们不仅没有对公司的负责干部进行过批评，而且有时对公司下层干部所提出的意见也实行压制。
有一个干部曾把公司里的问题写信告诉冯平；
冯不做处理，却在公司职工大会上追问那封信是谁写的。
并且说“看问题要全面，公司成立以来成绩是很大的”等等，想掩盖和冲淡公司里的问题。
问题很明显，如果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的领导同志们有民主作风，能虚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给国家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失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

山西省建筑公司木材厂职工
测定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全年增产五十多万斤小米
编辑同志：
山西省建筑公司所属木材厂职工，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中测定机器，发现电锯的电力不足，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经大家研究后，才知道在安装机器时，因变压器和接线的电压不同，致使生产受到损失。
职工们很快地把它改装完成，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部电锯原来一分钟只能锯木料二点六六平方公尺，现在可锯三点六八平方公尺。
这样，每日可增产四十八点九六平方公尺木料，价值小米一千四百六十八斤，一年可给国家增产五十多万斤小米的财富。
经过这次测定机器，职工们都知道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真正意义。
张效良

广西省灵山县粮食局
领导干部官僚主义霉坏粮食五百多万斤
编辑同志：
广西省灵山县粮食局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霉坏大批粮食，造成了惊人的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
灵山县所属石塘、平山、大塘坡、龙窑塘、平南塘、武利等六个粮食仓库的存粮，发热、生虫和霉烂的已达五百五十七万多斤，其中有二百二十多万斤损害最严重。
发热、生虫、生芽的粮食已经变质、变味，最高粮温已超过仓温摄氏十四度（安全标准，粮温和仓温相差不过五度）。
粮食发热、生虫和霉烂的原因，除粮仓设备不好，粮食堆积过高外，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对工作不负责任。
这个县的粮食局局长苏显柳，平常不重视保管粮食工作，不深入了解下边情况。
到发现粮食霉坏的严重情况后，还是漠不关心。
他强调“工作忙”，强调“学习忙”，并藉口客观困难多，把责任推到上级，而不积极设法抢救。
像这种对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广西省粮食局为了减少这批粮食的损失，除紧急指示抢救办法外，并抽调强有力的干部二十人，组织抢救检查组，由省粮食局副局长徐正文同志亲自率领，在01月02日前往灵山县实地检查，并组织大力抢救，以争取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
高一峰

拥护人民政府逮捕刘元敬等奸商
编辑同志：
我们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奸商刘元敬、李善长等盗骗国家财产、破坏国防建设的重大罪行，感到万分愤慨！
刘元敬这个无耻奸商，在解放后，以极卑鄙的手段，伪装积极，混进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
三年来，虽经人民政府多方面的帮助和教育，却丝毫未改变强盗本质。
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刘、李等犯竟继续采取和国家、人民为敌的态度。
人民政府依法逮捕这种毫无人性的败类，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我们要求政府严厉惩办这些盗窃国家财产，破坏国防建设的奸商。
这个重大案件，使我们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要以更坚决的战斗精神，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
像刘元敬、李善长这样卑鄙无耻、盗骗国家财产、危害祖国建设的奸商，一定还有不少。
为了把这些社会上的毒虫彻底肃清，我们认为，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检查，上下一致，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安瑞覆　葛景智　李光哲　邓实　张瑜
吴英济　项精英　王浒　李晓月　戚学毅

检讨我的官僚主义作风
前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戴启华
我来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已有一年半。
在这一时期，我不但没有把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企业管理好，相反地却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使国家资财蒙受很大损失，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自己感到非常惭愧。
这次在上级和本部门全体职工的帮助下，我对自己以往所犯的错误有如下的认识：
首先是屡次违犯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上级领导机关规定的各种制度。
在施工方面，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施工而被罚款。
例如修建仁丰小学，被罚款二百万元，修建白求恩医学院工程被罚款一千二百多万元，修建徐州仓库工程被罚款一亿二千万元。
在施工中保障工人生命安全方面：
承作某两项工程中曾连续发生伤亡事故，共死工人十三名，伤五十七名。
对这样严重的事件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因为我错误地认为：
这样大的工程，伤亡几个人是不可避免的。
但当事故连续发生几次时，自己又张惶失措。
这说明了自己对在施工中保护工人安全的严重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还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把安全工作看成是我们企业管理中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并予以充分的重视。
在购买材料方面：
1950年我找私商在南京抢购水泥九百一十六袋，超过市价二倍到二倍半，扰乱了市场，破坏了国家的物价政策，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又曾把六亿元委托私商董伯川（又是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营造处副处长）去东北代购木料，没有订任何合同，更没有任何铺保。
原定1950年09月底交货，但直到如今，货、款都无踪影。
经追查，原来是被董伯川欺骗了。
这又使国家财产遭到很大损失。
我为什么会受他的骗呢？
主要是自己受了私商的包围，接受了他们的贿赂，失去了政治警觉性，因而办起事来，不考虑对人民、对国家有无损害，而是以私人感情用事。
在干部政策方面：
所属徐州分公司只顾本单位的方便，擅自拉拢东北技术人员。
因为自己脑子里有着“本公司技术人员愈多愈好”的本位主义观念，所以没有立即制止他们这样做，在事后也没有认真处理。
同时，用人不当、盲目使用人的现象也相当严重。
如1950年曾派人去东北采购木料，损失了国家资财值十二亿多元。
特别严重的是虽有不少同志对这事一再提出反对意见，自己却不睬不理，以致事态扩大，葬送了干部——去东北的人员都已被关进法院。
在经营方面：
1950年06月公司召开业务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工程保本，材料赚钱”的经营方针。
这是单纯发财的方针。
为了达到发财的目的，我就派员去东北采购木材。
当时我算了一下帐，去东北买木材回来可以赚二倍；
如果买一万立方公尺到二万立方公尺木料，公司关起门来也能吃几年。
结果是没有完成采购任务（买回的木料废品占百分之五十），工程也亏了本。
在财政经济制度方面，自己表现了严重的供给制思想。
从来公司那天开始，我就放松了对制度的掌握。
如不根据工作的需要去天津采购水泥四万五千袋；
这些水泥有的积压半年，有的积压一年。
从上海买来的二百五十吨钢筋，也积压了很久。
徐州分公司积压四十多亿元的材料，为了大发材料财，也不进行清理。
因此，没有完成国家给予的财政任务，造成银行管理货币的困难。
在机关开支方面，我更不加掌握。
我自己也不按制度行事。
譬如吃饭，我曾告诉总务部门：
“我多吃十万八万没有什么！”
因公外出也是如此，花多少报多少，不管它合不合乎制度，自己说了就算。
久了，上行下效，没有一个单位不超支的，制度成了废纸，不起作用，更谈不到掌握监督执行了。
我十分自高自大，甚至对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法令都瞧不起，从来也不看它一眼。
尤其是来这个公司以后，觉得自己过去当过部长，比厅长也不小，因此对工业厅的领导干部看不起；
觉得工业厅的指示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向下级传达那些指示。
但我又以我“文化水平低”、“眼睛有毛病”作为看不起领导、不执行指示的遁词。
因此，在工作中表现了严重的以个人代替组织、以感情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
有些同志曾一再建议我不要盲目地搞事务工作，叫我好好地作领导工作。
我很不高兴，觉得自己有一套，认为“你们这些毛孩子懂什么”！
有的同志建议我好好学习政策法令，多看看上级发来的指示文件。
但我总觉得政策是讲的，不是执行的。
特别是我觉得自己是开营造厂的，还用得着什么政策法令！
只要能多赚钱就行。
所以我整天也不考虑什么政策问题，只是乱忙。
爱国公约我也不订，更谈不到带领群众和群众一起前进。
这样久了，下级干部都对我有意见。
自己还不认错，满不在乎。
因此，上下不通气，互相不团结，我们领导干部之间长期地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
这样，工作日渐放松，公司失去领导核心。
群众不满，我也不进行检讨，还打击对我提意见的同志。
例如王峰同志在支部大会上给我提了意见，我就在小组会上说：
“王峰是支部书记，他先把自己整好再整别人吧！”
1950年，报纸曾对我的不良作风进行批评。
那完全是正确的。
但因为自己以功臣自居，骄傲自大，又觉得损了面子，就大骂写稿的人“无组织，无纪律”，并到处追查写稿的人。
有的同志说我有官僚主义作风，我更是想不通，并公开辩驳说：
“我才没有官僚主义呢！”
今天看来，我不但有官僚主义作风，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
过去我自以为了不起，作了不少事，有不少成绩；
今天检查起来，才知道我并没有作出一件圆满的事。
在物质生活方面，我贪图享受。
我来公司后，小厨房每月超支七、八万元。
1950年我作了一套单衣用了四十万元，比别的同志多三十万元。
公司修房子，先修自己老婆、孩子住的地方。
自己养花、养鱼。
每个月自己的宿舍需要纸烟五条到八条。
请客送礼没有标准。
无论来了什么客都请到大华饭店西餐部吃饭。
别人送的礼都变成了我的私有财产。
自己这样挥霍享受，平时却向下边的同志喊：
“节约呀！
节约呀！”
下边同志都说：
“戴经理老叫我们节约，为什么他自己不节约？”
总之，每个月我浪费掉的人民财产平均在一百多万元，一年得二千万元。
这些毛病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呢？
首先，我有着农民的保守、狭隘、自私、报复的思想。
什么问题我都不从整体出发；
爱叫别人奉承；
工作上好大喜功，爱听报喜，不爱听报忧；
单纯任务观点；
靠经验吃饭，不容易接受新事物；
在
一切问题上不倾听群众意见，不讲民主；
任何事情只是盲干，不多思考，自己错了也不认错。
尤其我过去对检查工作采取应付态度，不认真求改进。
这些是屡次犯错误的原因。
如1950年春天山东省人民检察署来检查工作，我觉得是他们钻我的空子，便采取了应付态度，口是心非。
他们走后，一切仍然照旧。
从农村到城市后，自己思想意识变了质，追求生活上的享受，而忘记了国家目前是处在困难的条件下，群众的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的。
自己在政治上完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并麻痹起来。
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源。
我没有组织观念，过去我把机关党的总支部看成是我的耳目，是附属品，愿意骂就骂，愿意侮辱就侮辱。
因此，就很难谈上依靠党和运用组织力量去推动工作。
这个公司从1950年到现在仍然没有树立起领导核心，原因就在这里。
通过这次检查，我深刻地认识到大家对我的诚恳帮助，是要使我从泥沼中爬出来。
否则，再这样下去，将会使自己走向末路，被人民唾弃。
我除作深刻的检讨，以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过以外，并请求党和上级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苏南嘉定县在去年秋征中
不重视检查粮食质量标准入仓后损耗公粮值五亿多元
编辑同志：
苏南嘉定县在去年秋征工作中，有七十一个乡、镇共征收了一千二百多万斤公粮。
现在根据化验结果，没有一个乡、镇的公粮水分、杂质是合乎标准的。
稻谷的水分和杂质一般都超过标准百分之二、三左右，据统计：
在这次秋征中全县共损耗公粮六十二万六千五百斤，合五亿三千八百七十九万元（运费和保管的损失还没有计算在内）。
这个县在秋征开始时，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干部对提高公粮质量、减少国家财富损失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
对下面可能发生的问题缺少足够的估计，因此，在贯彻秋征工作中，只是一般的号召“交干、交净”，提不出积极的办法。
由于这个县是产棉区，以征收棉花为主，领导干部只片面地重视了征收好棉花，认为稻谷数量不多，对要征收的稻谷质量标准宣传不够。
有些区、乡、村干部空喊缴好粮，其实连自己也不懂得应该“好”到什么程度；
有的乡、村干部和农民不懂得百分比，认为晒一两次就差不多了，事实上还差得很远。
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征粮干部有单纯的任务观点，他们只强调“时间”和“数字”，却忽略了对质量和标准的检查，因而给国家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我认为以上的教训应当引起各地注意。
苏南嘉定县通讯站

高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编辑同志：
我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事件的文章后，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时我有两种情绪，一是痛惜刘、张这两个久经锻炼的革命战士因为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变成了党的叛徒、人民的罪人；
一是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毛主席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号召，挽救了许多正在滋长贪污蜕化思想的人，这是我们党伟大的胜利。
回忆入城以前，党曾要大家研究“闯王进京”的故事，要大家警惕起来，不要作李闯王第2，要大家牢牢记取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可是入城不过两三年，有些人竟被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的炮弹击伤，个别的则毁灭了自己，这是多么危险啊！
这说明我们如果不在思想上高度警惕，在资产阶级的享乐腐化思想侵蚀下，就会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
因此每一个党员、革命干部应以刘、张事件为教训，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
林渠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3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3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题为“提高革命警惕性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的社论说：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着本国人民的未来。
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它们正在领导劳动人民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在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附属国里，它们正在领导劳动人民沿着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道路前进。
社论指出：
但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不会不经过激烈的斗争就自动退位的。
它首先反对共产党，用种种手段来破坏共产党在劳动人民当中的影响，削弱它们的团结和战斗力；
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党内安插间谍和特务。
但是，美英帝国主义这些阴谋都被揭发和击败了。
最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揭发了前任总书记斯兰斯基在党内进行的卑鄙污浊的活动，对于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是又一次严重的打击。
社论强调指出：
美国总统杜鲁门最近签署的所谓“共同安全法”，规定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组织间谍、破坏活动。
这使共产党和工人党经常要加强和提高警惕性。
而提高和加强革命警惕性的首要条件，是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使每个共产党人都有能力识别任何伪装的敌人。
其次，必须很好地组织党内的工作，吸收党员为完成任务而积极参加工作，不顾情面地大力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最后，必须保持和人民群众不可分的联系，教育人民对敌人的阴谋要特别提高警惕。
社论结语说：
靠了不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和漫不经心、自满和在政治上近视的现象作斗争，共产党和工人党将使它们的队伍更加巩固，并将能挫败敌人的一切阴谋。
本期刊载了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的“法国共产党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一文。
杜克洛指出：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又成为被占领的国家了。
新占领者美国人在法国各地把农民逐出他们的土地，以便建造仓库和军火库，或夺取法国的财富。
法国政府在美国的命令下实行战争的政策，已使预算赤字增加，因而势必给农民摊派新的捐税。
另一方面，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差别越来越悬殊。
农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正在下降，1951年农产品的出口比1950年降低了。
这就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中等土地所有者遭受到经济的困难，法国的农业衰退了。
杜克洛接着说：
法国共产党坚持耕者有其田的观点。
党的纲领特别规定：
（一）发展经济的政策：
和所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正常贸易关系；
增加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输出；
恢复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平衡；
限制地租。
（二）平衡预算和民主征税的政策：
不增加军费，减少目前的军事拨款；
反对增加新的苛捐杂税的建议；
向资本家征收超额利润税。
（三）社会正义的政策：
增加养老金和贫寒补助金；
让劳动农民享有和产业工人相同的权利等等。
杜克洛强调说：
法国共产党是团结一切善良人民的党。
农民中的共产党员必须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广泛地把农民团结起来；
参加区农会、土地所有者联合会，并在那里进行工作和斗争，以争取保卫农民的政策的胜利。
同时，农民是工人的天然同盟军，他们团结起来就会取得胜利。
本期发表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契西尼夫斯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文。
作者说：
领导着人民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为指南的。
这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使得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正确地规定自己的行动方向，预见事变的发展进程，并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战略和策略。
作者指出：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打败了希特勒德国，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诞生了。
人民民主制度在其发展的第1个阶段，实质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
在这个阶段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实行了深刻的民主改革。
结果，共产党就创造了过渡到人民民主的第2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时候，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企图阻止人民民主国家中革命变革的实现。
但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反革命的阴谋。
作者接着说：
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现正着手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正为这个目的发展重工业。
共产党和工人党制订了这样的政策：
保证国家计划不仅为工业的发展、而且为农业和文化的发展规定具体的任务。
这种政策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都建立了新的工业部门，农业方面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正在提高。
群众越来越体会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本期并刊载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去年12月在党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某些问题”，论述了斯兰斯基的叛党叛国的阴谋。
本期还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巴也塔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团结一致战胜水灾和反动派的阴谋”一文，论述了最近意大利北部的严重水灾问题。
（新华社）

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奋斗！
蔡楚生
一
我正式从事电影工作，是在1927年以后的事情。
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中，我看到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卖国的反动统治者使全国民不聊生，陷于极度悲惨的境地；
同时，由于我初步接受了革命理论和苏联电影的影响，从那时起，我的作品就开始转变作风。
直到1949年05月来解放后的北京，我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从事电影工作，在桂林也写过一部舞台剧。
那些作品是在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直接与间接的压迫之下产生的，我们所做的是一种公开的“合法斗争”；
而且由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限制，我们的作品必须作为“商品”，透过商业的关系才能和群众接触，这就先天地使我们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严重的损害。
我并不想掩饰那些作品的缺点，我所说的是事实。
我所谈的也只限于个人的作品，而不谈同时代其它的作品。
那些作品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里，对革命虽曾经起过一定的协助作用，但今天不谈这些。
这里所要谈的，是我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下，是否已经做到尽可能好，是否可以进一步地做得更好一些，和在主观上是否曾经做过足够的努力？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是没有做得尽可能好，是未能善尽其事地做得更好，主观上也未曾做过足够的努力，而是有着严重的缺点的。
现在就来检查这些。
虽说我接受了革命的理论和苏联电影的影响，这些影响并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我所理解的还是非常肤浅的，所读的书也非常少，我究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未直接参加过革命工作，政治水平既低，智识水平也很低，因此表现在我的作品上就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
首先，是关于我的创作思想。
我对自己说我要革命，我要运用电影这一武器来为广大的群众写作（其实是只限于城市的市民、学生和知识分子），我的作品要从阶级出发，要写阶级斗争，要用最大的热情来写劳动人民和一切被侮辱与被迫害者，要用最大的憎恨来写反动的统治者和一切压迫者；
但我的思想感情并没有跨越小资产阶级的界限，我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受了一些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只能运用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来从事创作。
也就是说，我尽管自己认为热爱劳动人民，但实际上却只能做到“同情”而不能用无产阶级的“主人翁”的态度来从事创作。
因此表现在我作品中的思想意识就十分纷乱，往往是互相矛盾的：
有时把无产阶级放在领导革命的第1位
（自然是写不像的），有时又把它降到服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
有时隐约给人以一个光明的前瞻，有时又使人感到严重的悲观失望；
有时写了一些斗争的疾风暴雨，有时又简直就是在吟风弄月；
有时极力在描写广大人民大众爱国、爱真理、爱革命的热情，有时又无知地把反动分子的活动和人民的革命工作混淆起来；
有时表现得很朴素、很严肃，有时自命为“大胆”，事实却是写得很低级，简直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那一套；
有时写了一点新的道德和伦理的观点，但更多的还是在写“同情”、“人道”和所谓“人性”，……总之，贯串在我所有的作品中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偏爱和它自由散漫的感情、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来观察社会、观察人生的。
这就使作品赋予它根本性质的缺憾，所以，这是属于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的，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范畴的。
它虽在那样特定的时代和环境里起过一些作用，但总是显得那样的不健康和有时甚至是有害的。
次之是创作方法。
我除了早年闭塞的农村生活和小城市的学徒生活，以及后期的大城市生活之外，所接触的生活面是很狭窄的，这就表现了严重的脱离政治、生活、群众、斗争的情况。
再有就是泛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美国电影，我虽讨厌它，却受了它很深重的影响。
我遇到要创作，就只能靠平时所收集的一些纸面上的材料，或者匆匆到实际生活里看一看，所看到的一些不一定是本质的，再凭仅有的一些生活体验，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幻想和臆造，自以为是地从事创作。
也因为人间不平的事情太多，有时一部戏就往往堆砌了几部戏的素材；
但所下的功夫最多的还是在形式和技术方面，而主题思想则往往不免因此而被歪曲。
这样作品上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和事件，就不是按照生活本身的法则在进行，而往往是依照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在进行的。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在遇到政治压迫加重和处境更不利的时候，就越发表现自己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动摇性和软弱性。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制作。
这片子主要的错误是把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和灵魂装进了一个女工的躯体，并使她终于投海自杀，名之为“控诉”，但它在实际上所获得的效果，就可能会有一种深重的悲观绝望的坏影响；
再就是忽略了个人主观应有的努力，强调了恶劣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把一个最初是进步有为的青年，写成一个随波逐流，终于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知道在追求所谓强烈的戏剧性和戏剧效果，却没有想到他在观众中将起什么不好的作用。
另一面是为迎合小市民的要求——也就是说“受了钱袋的左右”，想更多地“暴露”反动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但事实却是在欣赏它，玩弄它，客观上也就给予了观众以某种程度的毒害。
我应该指出，在这一点上是表现了一种严重的妥协投降，而不是其它的藉词所可以掩饰的。
苏联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在看过这片子后，他虽没有全部加以否定，但他指出：
“……又有一些场面刚好相反，它们以其满足所谓‘公众要求’的企图而令人齿冷。
影片好像时时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见“中国的电影艺术”一文，载“中苏友好”二卷三期）这正是一针见血的论断。
对这样的批评，我在以前是无法接受的。
我在创作上虽有着那样多、那样严重的缺憾，但总是表现得那样不虚心：
我会找出种种错误的理由来替自己解释，甚至会说人家是在“破坏”，是在替敌人作
“清道夫”，而不肯认真地分别出哪些是来自敌人的中伤、诬蔑，哪些是自己人有益的必要的批评。
即使是自己心里已经承认，但也很少能心平气和地加以接受。
从到北京后，在学习中我才逐渐体会到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再加在这次学习中，听了胡乔木、周扬两位同志的报告，读了文件，并且得到同志们的帮助，我才认识到过去作品中包含的缺点和错误的严重。
现在反省起来，我那时的态度是一种小资产阶级自高自大、故步自封和狂妄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也就是这种不好的态度在妨碍着我正视自己的缺点，妨碍着我的进步。
在继续反省中，我却很“奇怪”地觉得伴随着这种狂妄的“自高自大”的态度，还有另一种强烈的“自卑自贬”的态度。
过去每次在创作中我总是以全身心、全生命去扑向它的，在扑向它时，我总是“自以为是”，而在情绪的无限高涨中工作着，像扑狂浪巨潮那样地扑着；
但当浪潮过去后——作品完成后，虽用尽了全身的气力——以至身体都受了严重的伤害，但我往往又感到它的无甚是处，有时简直是觉得不堪入目！
这样一个一个的浪潮扑过来，就感到我根本好像什么成就都没有，而越来越觉得空虚，有时甚至在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创作能力，还像不像一个进步的电影工作者？
现在检查起来，这正是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和表现了严重的脱离了政治、生活、群众、斗争，而使自己不能跨出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向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域跃进，因而造成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包含着许多缺点和错误所产生出来的后果。
但这种“由来已久”的经验教训，却没有及早促使我的注意，而有意识地力图去克服这种缺憾，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自满而又自卑，自卑而又自满的个人意识，真可以说是到了可惊的程度。
除了客观的原因以外，这也就是我没有做过足够的努力，因而没有能够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电影工作做好的关键所在，和基本原因的所在。
二
由于我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的私营电影事业中工作过那样久，那一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创作方法，以及它的斗争方式，工作范畴，发表作品的观众对象，这种种旧的做法，这些在长年累月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体系”，而根深柢固地存在在我的思想中。
而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当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立场，在新的社会中成为时代的绊脚石，成为革命的障碍物的时候，要把它驱逐出去，清除出去，替之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创作方法，以及一切新的斗争方式等等，看着好像并不太难，但事实却绝不那么简单，不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就无法达成这样的愿望。
也就因为我这种根深柢固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方法继续存在着，有时即使因主观有意识的克制，和受到客观力量的制约而暂隐一时，但在我的思想领域中它依旧起着主导的作用，正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
“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因而使我在两年多的工作过程和言论见解中不断地还存在着许多偏差或错误。
我到北京所参加的第1个会议是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在会上我听了首长和许多同志的报告，看了老解放区各种剧种的演出，对这些都使我感到无限新鲜，无限兴奋；
同时拿老区这些辉耀着无产阶级思想的朴质而坚实的作品，来和我过去那些充溢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作比，就使我汗流浃背，初步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实在不行了，因此当“一江春水向东流”被“展览演出”时我就没有勇气敢再去看它。
后来同志们曾提议把这片子送到苏联去（格拉西莫夫的文章到次年的07月才被译过来，那时还未看到），我就坚决反对。
我确曾有意识地力图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学习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但它的成效在今天检查起来还是如何的轻微，这就使我感到莫大的惭愧！
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号召大家要为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奋斗，我是热烈赞成的，我是举过手的，但对它的精神和实质我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理解，我还是通过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方法来理解它，接受它的，因此在碰到具体的事例时往往就会迷乱，就会感到没有办法，而最后所拿出来的办法，也还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一套！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并不“寂寞”的，是有很多同伴的，它在新的条件下还会时时企图修改、歪曲、甚或拿来代替毛主席的文艺思想。
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就曾有许多错误的思想没有得到澄清。
譬如说，今天我们的解放军进城了，有了许多大城市，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就不一定要全写工农兵，写些城市的市民、学生、妇女等的改造的题材也可以；
从此出发，而终于被歪曲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就是写城市的市民、学生、妇女等的题材！
又譬如对私营的电影事业，我虽非决策人，仍是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的。
我对这事业，就没有能够运用革命的眼光来看它，没有能够把这种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的事业和一般的工商业严格地区别开来，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品到无产阶级的作品，这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有着如何的距离，而我却是抱着小资产阶级那一套保守的“改良”的方法来看它，觉得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略为改进”地照老样工作下去，这是不对的。
1949年冬天，文化部电影局成立，领导方面要我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的工作，这使我感到惶恐，几天都没有睡着觉。
因为我自省到我的政治水平太低，理论修养这样差，对新的政策思想、新的事物还可以说是毫无认识，像这样重要的工作，我如何能够胜任愉快？
我向领导方面力辞这样的职务，要求给我一个次要的职位，让我可以安心学习，安心工作；
但是经不起同志们的再三劝说，我终于不得不在极度惶恐的心情中答应了下来，然而我心情上担负的沉重，却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解脱；
但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学习上不努力，在认识上没有得到提高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应由我自己负责的。
艺术委员会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使它很好地在我们的电影制作中贯彻下去。
工作一开始，我就随时提醒自己，要站稳立场，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做好我的工作。
但这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什么是立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我实际上还是茫然的。
我所最熟悉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一套。
我也自省到这一些，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就变得十分拘谨，不敢轻于发言；
然而我既是主任之一，就不能不发言，一发言就暴露了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或立场。
譬如在第1次艺术委员会的会议上，以及艺术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我的发言就是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电影来理解毛主席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人民电影，没有能够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进行分析，没有把这两者的界限很明显地划分开来，没有在根本上来认识从过去的进步电影到今天的工农兵电影在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是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完成的，而不是用保守、改良的方法来完成的。
采取了这种保守、改良的方法，也就是像周扬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
“那就是去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革命内容，使这个讲话降低到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都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的这种看法是一种犯着根本性质的错误的看法，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看法。
幸而同志们并没有同意，不致在整个的工作上造成基本上错误的偏向，但它在新区的同志们中间——特别是像我那样的没有得到思想改造而还保持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同志们中间，却不能说是没有留下它很坏的影响的。
那时我因为看到大量美帝国主义电影和私营的消极片还在市场上泛滥着，就短视地觉得私营的作品如能“改进”一些，总比那些充满着毒素的制作要好些，因而没有要求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作彻底的思想改造，向着工农兵的文艺方向积极前进；
另一方面，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未尝不觉得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电影，如果能加以“改进”和充实，也就是今天的人民电影了。
同时我也还把私营的电影事业和一般的工商业作差不了多少的看待，为了他们的停工亏蚀，为了照顾到他们的生存，并说过去从事进步电影事业的资方就没有不亏蚀的，因而不恰当地提出：
暂时他们可以“以营利为主，文化教育为辅”。
私营的电影事业在创作上我虽不直接负有什么责任，但我的话是有影响的，而使当时部分落后的制片业的工作者，听了顿觉轻松地说：
“这就好办了！”
他们得到这种“鼓励”以后私营电影厂的出品中部分有着粗制滥造的倾向，在这一个私营电影业的全面指导方针上是严重地丧失政治原则立场的！
此后，在实际工作的考验中，在政治学习和向同志们的学习中，我虽多少有点体会，多少有点进步，但我的屁股基本上还是坐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仍在我的脑子里起着统治作用。
譬如我对私营的电影事业，仍持以前一贯的看法，以为它应该有一个“转化期”，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中，只要去掉什么，又加进什么，就是“好东西”了。
对电影局二十六部故事片中，只有两部写工农兵以外的题材，在听到一些不恰当的话之后，因为正好适应了自己潜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也就直觉地觉得是太少了些，觉得部分题材是可以写得多样性些，而事实是想降低要求来适应城市观众的落后思想的一面，没有想到为提高城市观众的认识主要的正需要用写工农兵的作品来教育他们。
在1951年“七一”的纪念会上，我过分地强调了过去进步电影的作用，并把它看成了今天人民电影的“传统”，没有看到：
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的人民电影，应该向一切优秀的作品学习，但不可能倒退回去向革命小资产阶级进步电影看齐。
我在某一个会议中，甚至还不恰当地举出斯大林所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所提“拖拉机”的举例，用来说明人民的电影事业也应该是“渐变”的——虽然我当时声明这是不恰当的比喻，但这样的提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这恰恰就反映了我对于新时代的人民电影的做法，保持有一种因袭过去“传统”的、“改良”保守的做法；
必须要在过去革命小资产阶级进步电影的基础上，再进行一次思想大革命，这种理解是非常缺乏的。
这些在我其它的发言行事中，以及对同志们的创作所提的意见中，可举的例子还有，但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总之，由于我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方法还是顽强地存在着，或者说：
它在客观力量的制约下和我主观上有意识的克制下而是潜伏着，但一有机会它就要冲出来，提出它的主张，发表它的意见。
到今天我是深感到：
我两年多来，在学习上虽不无收获，工作上也不是一无进步，但由于自己主观上还没有有意识地去触动自己的根本问题，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方法问题，因此，进步也还是有着重大的限制的。
三
今天来看问题是更清楚了：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必然地走向没落，毛主席文艺方向的作品必然地有着光辉灿烂的前途，这从两年多以来的工农兵电影和革命小资产阶级进步电影的成败消长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工农兵电影是以“桥”开始的，这片子是人民电影事业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制作，它基本上是好的、正确的、而也是朴素的。
但也就因为它的“朴素”，和不能免于粗糙与或多或少的概念化，一时不易为看惯美国电影和革命小资产阶级进步电影的城市观众所接受，于是某些人就哗然了，觉得电影事业在未能大量下乡以前，工农兵的电影是走不通的，必须“改弦易辙”！
但幸而同志们坚持着，没有屈服和迁就。
因此，就一方面是以“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为代表的影片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大的观众热烈的欢迎，完全地奠定了工农兵电影在群众中信仰的基础。
另一面当出现了反人民、反历史主义的、丑恶的“武训传”时，就受到了全国范围的严厉的批判；
同时当出现了以小资产阶级思想歪曲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形象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歪曲了人民战士形象的“关连长”，以及“夫妇进行曲”等等影片时，也先后受到了文艺界和读者的批评。
这里我要补叙一笔，“武训传”的初稿（那时只有一集，但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在1947年的冬天，我和三几位朋友就已看过了。
当时孙瑜先生刚从美国回来，入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拿那故事要我们提意见。
我虽讨厌武训那摇尾乞怜的丑恶的形象，而且对这作品将在观众中起些什么作用，也在心里打着一连串的问号，但因为受了陶行知先生宣传的影响，自己又是一个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没有能够作更进一步的认识，和对武训在中国的历史上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根本就是无知的，而以为像武训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能办三个义学给穷孩子们去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就是这种彻头彻尾犯了根本性质的严重的错误思想，使我没有阻止孙瑜先生对这片的摄制。
及后从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起，到读了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报告，以及周扬同志带有总结性的论文，我才清楚地理解到武训是一个大地主、大流氓、大恶霸，他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他是人民的死敌，因此对他加以歌颂，就是一种罪恶，一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
而从这次对
“武训传”的深刻的批判中，也就使我受了最痛切的和及时的教育。
现在事情是这样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丑恶而反动的“武训传”之出现，正是最集中而尖锐地暴露了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思想上有着严重到如此程度的错误，这种资产阶级宣扬个人奋斗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因它在起着把时代向后拉着倒退的作用，而受到全国人民这样强烈的唾弃；
同时，像“我们夫妇之间”和“关连长”“夫妇进行曲”等这些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歪曲的制作，也暴露了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新的时代的考验下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缺点，而这些制作也必然要成为时代在前进中的绊脚石、障碍物，而受到人民大众的批评和指责！
另一面是在工农兵方向指导下的电影，它虽然还显得和我们新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等伟大的成就不大相称，但因为它（特别是其中的先进作品）是通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来创作的，它表现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所起的伟大变革，正确地写出了新的劳动人民，新的英雄生活，以及各种新的事物，逐步地获得了全国广大人民越来越热烈的喜爱，并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中获得了褒奖，受到了一致的推崇。
这和前者——那些在根本上是反动的，或者是带有严重错误的制作，是形成了一种如何强烈的对照！
我们从过去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电影中工作过来的人，如果像我这样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或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仍故步自封、自以为有些“改良”而抱残守缺地工作下去，那么在工作中就必将还要犯更严重的错误，在作品上也必将是“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重蹈“我们夫妇之间”，以及“关连长”“夫妇进行曲”等的覆辙！
胡乔木同志在报告中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
‘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
这警钟对我们是敲得如此之沉重而响亮，这是亲爱的祖国在警醒我们，召唤我们！
是亲爱的毛主席在警醒我们，召唤我们！
同上所引前文的下半段又说：
“只能依谁呢？
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向敌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我们是在毛主席这伟大的号召中投入这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中来了，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我们初步检查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也检查出朋友们同志们过去所犯的错误。
我所以会犯许多错误的根源，是直到今天还背着一个“进步”的包袱，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既认清了是这个包袱和这种落后的思想在妨碍着我的前进，我就要坚决而彻底地把这个包袱抛掉它，也要坚决而彻底地把这种落后的思想清除出去！
我下了这样的决心，相信和我犯过相类似的错误的朋友们同志们也会下同样的决心，而在这次的学习中纠正一切的偏差和错误，达到彻底的思想改造；
并在此后的日子中，坚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尽一切可能，到生活、群众、斗争中去锻炼，从而把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和剧本创作所的工作加强起来，把我们所有带企业性质的制片机构，变为首先是有政治思想、艺术思想领导的制作机构，面向全国广大的工农兵人民大众——要深切记住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其次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做到认清路线，统一步调，为创作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而奋斗，为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而奋斗！

文化生活简评
正确认识业务和政治的关系积极参加思想改造的运动
有些文化工作者把政治和业务截然分开，而且把两者的关系完全弄颠倒，成为业务第1、政治第二了。
他们错误地认为：
进行政治学习就会妨碍提高业务，妨碍为人民服务。
特别是有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居然还认为只要设备好一点，就可以好好为人民服务，不必参加政治学习。
这种把业务提到不适当的位置，以至把它和政治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他们不懂得，在阶级社会里，作为阶级的一分子，你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为那个阶级服务，要想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
我们反对脱离政治的倾向，是反对脱离人民的政治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一定会为敌人所乘，而不利于人民。
每一个文化工作者必须清除头脑中的反动的和错误的政治观点，使它不能够作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才有可能为人民作更多的事情。
那么，业务摆在什么位置呢？
毫无疑问，具有很高的业务水平的人，是能够把事情作得更好的。
如果业务水平很低，就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业务水平的全部重要性就在这里。
如果一个文化工作者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具备了正确的政治立场，那么，他就会基于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情，不倦地为提高业务水平而努力。
这种在业务上的前进心和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有原则区别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教导我们：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与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追求真理，拥护真理，并最有效地为真理而斗争，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
而后者即对于个人来说，它的进步性也极有限度，并且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后者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地抹煞、掩蔽与歪曲真理。”
这是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也是为许多文化工作者的经历所证明了的真理。
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都应该从这里得到教训：
把提高业务水平的高度积极性，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
为此必须以完全正确的态度，来参加政治学习运动，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迎接思想改造运动，贯彻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陈叔通
思想改造与革命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革命，谁都不能否认这是划时代的革命。
自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以后，全中国人民一致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思想，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因此，处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又面临着建设人民国家的伟大任务，全中国人民都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更不能不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接受这个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以求站稳人民立场，尽自己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国家建设事业中的责任。
但是，思想改造必须经历一定的过程。
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有根深柢固的封建主义，一百多年来有紧紧地压迫着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数十年来又有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凶恶的敌人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极端反动黑暗的统治；
铲除它，推翻它，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使中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这件大事发展得这样快，又是这样彻底，一般在旧社会里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影响而习染有坏思想、坏习惯的人们，是不免要感到突然，不习惯，不能适应，甚至怀疑的；
而在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胜利事实摆在面前，又使人们不能不感到旧时立场观点发生根本上的动摇，而有重新学习改造思想的必要。
毛主席两年前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曾经告诉我们：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觉悟过来了，有些正在换脑筋。
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
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两年以来，一般人们的思想有没有改造呢？
我说有了某些改造，即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
第1、由中央以至地方，都曾有各党派无党派的大批人员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
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回来以后的传达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感想，都将参加以前与参加以后立场观点的变化作了比照，证明他们的思想是有了改造。
虽然也还有改造得不彻底的，但多多少少亦是有了改造的。
第2、在抗美援朝初期，不少人是不免有怀疑的，他们尚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
到了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以后，经过了宣传教育，美帝国主义自身又进一步暴露了他的侵略面目，我们志愿军更在朝鲜前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就使这些人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提高了民族自信心，树立了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逐渐走向有胜利信心的道路。
全国人民捐献武器的踊跃，就是一个证明。
不过这个进步当然是不够的。
旧社会遗传下来坏习惯坏思想那样深，要是说深入改造彻底改造，自然不是短时期可以做到的。
目前的进步只可说比解放以前前进了一步，就是这一步站稳了没有还是难说。
这几天政府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就是因为有的人思想根本还没有经过改造，旧社会带来的贪污、浪费的污毒已原封不动地遗留在他身上，有的人虽曾经过初步改造，也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仍然会落到贪污浪费的深渊里去。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曾向我们指出：
“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贪污浪费现象的存在，就是表示许多人还没有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就是还没有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坏思想，就是走入了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
我个人深刻地体会到新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好比是一座大学校。
这里面所展开的一切活动和进行着一切工作，除了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比较经常的正规的政治学习外，通过各种运动，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无数次的报告、座谈，以及报纸、书刊、广播、电影、戏剧等等，无一不是富有教育意义和作用的。
政治上许多措施及其所采取的形式、方法和步骤，对于广大人民也都含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因而发生了伟大的教育作用。
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还很年青，我们还不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内外反动派的影响估计得太低。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警告我们说：
“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
我们对旧思想旧习惯的顽强性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我们必须坚决努力，肃清这些旧思想旧习惯的遗毒。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进一步推动思想改造运动，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有组织有领导地推动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和协商机关中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政府和企业机关中的专家、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政策的学习，而在当前，首先是号召各界人士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号召工商界人士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时代的巨轮正加速地向前推进，我愿敬告一切不甘于被时代抛弃的人们，应即痛下决心，认真学习，从头学起，改造自己，老老实实地做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
让我们响应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号召，在他的伟大光荣的旗帜下前进，前进！

维辛斯基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上
痛斥美国阻挠讨论朝鲜独立问题
美国已再次暴露它拖延谈判的真面目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在09日结束关于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后，本来应该接着讨论下一项议程——朝鲜独立问题。
但是美国代表却在09日会议上建议“延期”讨论这个原是美国代表团自己提出而经大会列入议程的问题。
美国代表为支持他的建议而提出的唯一论据是：
停战谈判目前正在朝鲜进行，政治委员会讨论朝鲜独立问题将影响这个谈判。
在讨论美国这个无限期“延期”的建议的过程中，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两次发言，表示苏联代表团坚决反对美国如此蛮横地处理议程和阻挠讨论这个具有严重的重要性的问题的行为。
维辛斯基驳斥美国代表所提出的论据说：
把停战问题和一个国家的独立问题——这样纯粹政治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是没有理由的。
由于美国干涉军出现在朝鲜领土上，由于美国和它的盟国占领了朝鲜的领土，朝鲜的独立受到了危害。
正因为这样，现在在政治委员会上讨论朝鲜独立问题就更加重要了。
这个问题和停战谈判的进展问题是不相干的。
维辛斯基斥责美国自相矛盾、蛮不讲理的态度说：
你们在违背联合国宪章、硬把安全理事会的职权移交给大会时说：
安全理事会无力负担保障和平的任务，因而必须创造一种条件，使大会在和平受到威胁时也能够行动起来。
而现在，当我们说需要大会讨论保障和平的问题，需要如果不就军事方面至少也就政治方面来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你们却说：
“不，在朝鲜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将不讨论这个问题。”
维辛斯基指出：
美国建议“延期”讨论朝鲜问题而不提延期到什么时日，这说明了美国企图根本去掉这个问题。
维辛斯基揭露美国拒绝讨论朝鲜独立问题的真正原因说：
美国所以提出它的建议，不是因为它怕朝鲜停战谈判将受到阻碍，而是因为它想拖延这个谈判，阻止和平解决整个朝鲜问题。
美国代表团害怕讨论朝鲜独立问题再度暴露美国的真面目。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坚决拥护苏联的意见。
甚至一向是绝对听从美国主子的命令的智利代表这一次也说：
美国代表的建议使他迷惑不解。
智利代表问道：
为什么在这里讨论像朝鲜独立这样的政治问题会妨碍目前在朝鲜进行的军事与技术性质的谈判呢？
美国代表和他们的一批应声虫无法对答苏联的责问，仍依靠机械的多数通过美国建议，决定跳过这一议程。

美英战俘写信给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
感谢我国人民宽待并表示他们渴望和平
美英等国战俘致函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表示谢意
【新华社12日讯】
七个美英战俘，代表第3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写信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表示感谢。
原信如下：
我们代表朝鲜北部第3战俘营和平委员会以及支持这个委员会的许多战俘，对你们为我们做的工作表示诚挚的谢忱。
首先我们感谢你们尽你们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信件付邮，使我们家里的亲人得到很大的安慰和快乐。
我们知道你们一定碰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确信你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解决困难，把我们的信件迅速邮去。
你们所做的这种人道的工作，对我们以及我们家里的亲人都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永远感谢你们。
今天，和平的力量日益壮大，我们知道你们在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伟大斗争中，已经起了、而且正在起着伟大的作用。
我们战俘们愿意向你们以及外界表示，我们也坚决站在和平这一边。
只有一切普通人民团结一致为这种崇高的事业而努力，我们才能希望在全世界得到持久的和平。
我们愿意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本战俘营所有渴望和平的战俘，祝你们在新的一年中一切成功。
我们希望能够在1952年中取得和平并巩固和平。
新中国万岁！
和平万岁！
签字人：
伦纳德·阿伦（英）
爱德华·斯潘塞（英）
约翰·葛林（英）
额尔·斯密斯（美）
雷蒙德·麦克唐奈尔（美）
汤马斯·贝斯（美）
斯密斯（英）
【新华社平壤12日电】
在朝鲜北部战俘营中的美英等国战俘，在1951年除夕时，写信感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他们以人道主义的宽待，和表示他们对和平的愿望。
某战俘营里的美俘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7团F连士兵拔多夫等七十多人，在1951年除夕写给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的感谢信上说：
“今天是1951年的最后一天，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看到美帝国主义飞机毁坏朝鲜村庄和城镇，屠杀手无寸铁的朝鲜妇女和儿童，我们感到非常不应该。
现在，我们已知道我们来到朝鲜和朝鲜人民打仗，毁灭朝鲜人民的财产是错误的。
我们也认识到朝鲜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
朝鲜人民让房子给我们住，给我们柴烧，使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希望在1952年，全体朝鲜人民将得以重建他们家园和工业，过持久和平的生活。”
他们在写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的信上说：
“我们衷心感谢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给予我们的宽大待遇。
在你指挥下的志愿军战士，给予我们很好的食物，保护我们不受美国飞机的轰炸。
他们对我们非常和善，而且耐心。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得到很好的医药治疗、食物、衣服和住处。
我们对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谢不是言词所能形容的。”

美英战俘和平委员会发表公开信
斥美方以战俘作买卖
主张停战获得协议后交换全部战俘
【新华社平壤12日电】
在朝鲜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顷发表公开信，抗议美方提出的一对一交换战俘的无理提案，并要求美方同意释放和遣送全部战俘。
信末署名的有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牛金特、副主席柯克斯、秘书卡特尔以及委员六人。
信中说：
我们这些在下面署名的美英战俘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里表示全体联合国军战俘的意见。
日内瓦公约明白而具体地规定：
在敌对行为停止以后，立即交换并遣回全部战俘。
但是，这个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的美国，却在停战谈判会议上提出一项建议，主张依照一个换一个的原则来交换战俘。
这不但直接违背了日内瓦公约，而且还为一个交战国扣留战俘的行动创立了先例。
该信就美方所提出的无理提案的真实目的提出质问；
并指出：
美方所坚持的提案，使渴望早日重返家园的美英战俘们陷于极大的失望，并将使战俘的家属继续痛苦不安。
该信斥责美方提案说：
虽然现在已是二十世纪，但在我们看来，我们却是被当做放在拍卖台上买卖的商品来进行物物交换。
该信接着引述了几个美国、土耳其、菲律宾战俘的话，他们一致斥责美方故意拖延谈判，并要求早日停止战争，重返家园。
该信最后说：
我们并不是乞求而是要求联合国军代表团为恢复朝鲜和平，并为立即遣回每一个战俘而作正大光明的和诚恳的努力，这样战俘们才可以重返家园，和他们的亲人团聚。

苏联促进朝鲜停战谈判建议获得热烈支持
美国在联合国中十分狼狈已日益陷于孤立
【新华社12日讯】
美国方面在板门店会议帐篷内蛮横无理地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的行为，在巴黎联合国第6届大会会议上引起强烈的反应。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讨论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时，苏联所提出的促进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获得许多国家代表团的支持，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种情况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正引起美英集团中许多国家日益增加的不满。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于03日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安全理事会立刻召开定期会议，考虑足以消除目前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并建立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措施的问题，首先审查安全理事会为帮助朝鲜停战谈判获得顺利结束而应当采取的措施。
自苏联这一建议提出以后，不仅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发言热烈拥护苏联的建议，而且埃及、伊拉克、伊朗、也门、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等国代表也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的这一建议。
赞成由联合国组织来促进朝鲜停战谈判、以改变目前美国假联合国之名而实际上独断独行地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显然并不限于这些近东国家。
早在本届联合国大会的初期，英国“泰晤士报”即曾在社论中说：
“联合国如把精力花在（结束朝鲜战争）这方面是最好不过的，也是最有希望的。”
其后，印度代表曾于去年11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建议立刻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以研究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
虽然美国对这种意见力加反对，但是据英国“观察家报”去年12月02日发表的该报驻巴黎特派员贝洛夫的专电透露：
“美国人焦急地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怀疑——怀疑他们是对和平不感兴趣的。
这反映出他们对于联合国代表中间反美情绪的暗流，正愈益感到气馁。
这种反美情绪并未出现在正式投票中，但是在大会的休息室里反美言论却响亮和大胆得惊人。
朝鲜战争的不得人心，以及觉得美国停止战争的努力做得不够的感觉，是推动联合国中‘中立主义’运动的主要因素。”
在这种情势下，当苏联代表团03日在政治委员会一提出上述建议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第2天
（04日）即慌张地向新闻记者宣称：
“美国将投票反对苏联在巴黎向联合国提出的建议。”
美国企图以这种专横的表示来影响其他国家对苏联建议的态度。
但是，据合众社巴黎04日电说：
“不顾美国的猛烈反对，此间中间路线对于苏联计划中召开高级会议（指安全理事会定期会议）讨论一般冷战问题的部分的支持却在增加。……此间支持苏联关于召开安全理事会高级会议以审查所有冷战问题的建议的情绪越来越普遍。
支持这个意见的，有阿拉伯集团国家，而且据传还有以色列和几个亚洲国家，甚至还有包括危地马拉和乌拉圭在内的少数几个拉丁美洲国家。”
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舆论也反映出同样的“情绪”。
英国自由党的“新闻纪事报”04日发表社论说：
“结束（朝鲜）敌对行动的任何建议都是值得研究的。
因此，联合国应该欢迎苏联的建议。”
社论又说：
目前首要大事是结束朝鲜战争。
“泰晤士报”也说：
苏联的新建议“需要予以认真的研究”。
甚至法国“义勇军报”这样亲美的报纸也称赞苏联的建议，说它是“不可拒绝的建议”。
对于苏联建议这样热烈的反应，使得美国统治集团十分狼狈。
“纽约时报”05日报道：
“美、英、法三国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们对于欧洲赞成苏联建议的反应，都感到焦虑。
他们开会商讨共同战略。
据悉，英国和法国赞成不像（美国代表）柯亨先生所宣布的那种绝不让步的态度。”
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被迫放弃原先决定的完全拒绝苏联建议的办法，而纠集英、法、巴西三国对苏联建议提出修正案，来削弱苏联建议的约束力量。
它们不得不同意召开安全理事会定期会议，但避免通过下列二项具体规定：
“立刻”召开这种会议，并在这种会议上首先审查安全理事会为帮助朝鲜停战谈判获得顺利结束而应当采取的措施。
美国最后虽然强使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在通过苏联建议时通过了四国这个修正案，但是四国修正案却远没有得到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广泛的支持。
在表决中，投票赞成四国修正案的代表团仅刚刚超过半数，而有将近一半的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不支持四国修正案。
这样的“惨胜”不能不使美国更加惴惴不安。
本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在09日结束关于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的讨论以后，应该接着讨论下一个议程——朝鲜问题。
但是，美国却已在09日会议上自己出面建议延期讨论朝鲜问题，并强使政治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建议。
曾经在前年联合国第5届大会上耀武扬威地操纵多数通过扩大侵略朝鲜的血腥提案的美国，目前在联合国第6届大会上不仅不敢把朝鲜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去，甚至也不敢让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了。
这说明了美国的地位在一年多来已经大大削弱，美国对于它在联合国中能否得到驯顺多数也越来越没有把握了。
美国独断独行地继续拖延朝鲜停战谈判，就只会使它自己在全世界更加孤立。

苏联全面总结和推广斯塔哈诺夫经验的方法
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李何
郭瓦廖夫总结和推广斯塔哈诺夫操作的方法，在苏联生产部门被广泛地采用着。
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州，1951年曾经研究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一千一百个斯塔哈诺夫式工人的操作方法。
总结和推广先进的操作方法，使各企业总共节约了三十万标准小时以上。
例如，塞罗夫城的炼钢工人由于总结和推广了快速炼钢工人的方法，1951年11月比1950年同月平均每一炉提前一小时出钢。
苏联斯塔哈诺夫工作者在吸取各种先进经验时，总是想法使它适用于自己企业的具体条件，并且时常根据这些具体条件和自身的经验加以发展。
这就是苏联先进生产经验之所以源源不绝地出现和不断丰富起来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最近乌拉尔机器制造业工人创造性地发展郭瓦廖夫方法，提出全面总结和推广斯塔哈诺夫经验的新创议的由来。
新创议的基本内容就是：
不仅在生产操作方面，而且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减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节约原料和材料、更合理地使用装备和生产场所各方面，来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工人的成就。
这个创议是由斯维德洛夫斯克气力机器制造厂和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的斯塔哈诺夫工作者提出来的。
气力机器制造厂的工人曾经进行各种竞赛。
但是许多工人只掌握了生产标志的某一方面，有些工人注意了高速切削法，却放松了节约材料；
有些工人超过了定额，却减低了质量。
青年镟盘工人普罗塔索夫、基列耶夫看到这种情形，就提出意见，要求工程师和技师帮助工人总结竞赛中所积累的生产标志各方面的斯塔哈诺夫经验，把总结后的经验全面地采用到每一个生产操作中去。
这种创造性地发展郭瓦廖夫方法的意见，受到了工厂领导方面的支持，派机械技师薛罗夫、统计员柏科夫和镟盘工人普罗塔索夫负责这个工作。
他们研究了厂内许多镟盘工人的操作方法，发现了基列耶夫和高尔捷耶夫两个人的操作方法生产率最高，就按照郭瓦廖夫方法把他们的经验绘成技术图解。
他们经过研究，也发现了基列耶夫最会合理地使用镟床，孔古罗夫最会出产优等产品，库茨湼左夫最会组织工作位置，卢边斯基最会节约材料，巴尔知内最会节约辅助材料。
他们把这些先进镟盘工人的工作方法一一绘成图解，根据这些图解，再制出总的图解。
总的图解全面地归纳了全厂生产各标志的斯塔哈诺夫经验。
然后工厂组织了当场讲授的斯塔哈诺夫工作者学校，由斯塔哈诺夫式工人按图讲解经验。
著名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曾经广泛地推行郭瓦廖夫方法，因而提高了几千工人的熟练程度，增加了生产定额。
但是以前只总结操作方法，而没有总结生产各标志的斯塔哈诺夫经验，虽然先进的工人和生产组在这些方面积累有很多经验。
该厂锻工奥列依尼科夫和一等技师波兹杰也夫心里想：
党和政府正号召参加竞赛者注意全面的生产标志，需要把先进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一切有益经验运用到生产上去。
因此和气力机器制造厂生产革新者相类似，他们提出了掌握全面斯塔哈诺夫技术的创议。
他们也是采取总结经验，绘成技术图解，当场教练的办法。
图解中归纳了生产各标志上的斯塔哈诺夫工作方法。
每个工人根据图解可以精通生产率最高的操作方法，同时可以学会节约材料，正确利用工作时间、装备、工具的最好经验，以及制造零件的合理化动作。
全面总结和推广斯塔哈诺夫经验的方法，使气力机器制造厂的一个主要车间所制造的零件，成本减低了百分之十，废品减少了一半，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而得到“集体斯塔哈诺夫式车间”的称号。
这个方法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也得出显著的成绩。
它已经被成功地运用到斯维德洛夫斯克州的冶金、采煤、木材等工业部门去。
在去年12月07日斯维德洛夫斯克州交换经验的大会上，郭瓦廖夫工程师很高地评价了它。
现在这个方法正向全苏联推广中。

许多国家代表反对美国利用联合国进行侵略
美国所谓“集体措施”计划遭惨败
苏联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斗争获得胜利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在05日、07日、08日和09日继续举行会议，结束了关于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的讨论，并进行了表决。
讨论的进程和表决结果表明：
美国企图使政治委员会通过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和十一国提案的计划，已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如所周知，这个报告和提案的目的，是要破坏联合国宪章，把安全理事会的权利和权力移交给大会（在那里，美国可以操纵多数通过它所需要的任何决定来支持它的侵略计划），并非法要求联合国会员国提供武装部队，交由联合国大会指挥。
美国非法地利用联合国旗帜作为幌子在朝鲜实行罪大恶极的武装干涉一事的历史教训，美国侵略者企图奴役英勇的朝鲜人民、企图把朝鲜变成桥头堡以便进一步实现美帝国主义的计划而没有得逞的历史教训，对联合国美英集团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连向美国摇尾乞怜的那些国家的代表团，也看出了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的计划，是企图把它们的国家拖进与美国在朝鲜的武装干涉相类似的军事赌博。
这些国家的代表团表示宁愿不参加这种勾当。
在讨论的进程中，大量美英集团的国家虽然还不敢彻底反对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计划，但是对十一国提案提出了许多重大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的目的，是保障它们本国不会在“集体措施”的招牌下被卷入美国的侵略赌博中去。
在这些修正案中，有的甚至主张把十一国提案中要求通过“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的一段根本取消，而只把这个报告载入大会议事记录了事。
在连日会议上，许多美英集团国家的代表发言时虽然还“一般地”表示支持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但是在谈到提供各国的资源和士兵作为对这种措施的“贡献”时，却普遍强调它们本国的特殊情况不宜于参加这种“集体措施”。
甚至有些一向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各种侵略行动的国家也不例外。
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说：
伊朗必须集中力量改进伊朗经济的落后状态。
伊朗在决定是否参加“集体措施”的时候，要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
南非联邦代表的发言，论调也是一样。
以色列代表说：
以色列不能把它的任何军队置于联合国的指挥之下。
他表示赞成苏联提案中主张由安全理事会召开定期会议的建议。
伊拉克代表对于“集体措施”能否促成和平公开表示怀疑，他说，他不相信所谓“集体措施”计划的起草人的话。
他强调作为联合国宪章之基础的大国一致的原则必须恢复。
他也表示支持苏联提案中关于建议安全理事会立刻召开定期会议的建议。
阿根廷代表在发言时毫不含糊地说：
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和十一国提案的目的是要大大修改宪章，首先是要废除安全理事会在解决非程序问题时的大国一致原则，这是阿根廷代表一度公开建议过要做的事情，但是，阿根廷的这个提案已被否决了，宪章也没有修改，因此，联合国会员国的武装部队应交给大会指挥的建议是不能够接受的。
印度代表的发言反映了联合国很多会员国所采取的立场。
他说：
早在195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代表团就拒绝支持“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因为那个提案的意思就是要使联合国建立施行强制制裁的机构，而对于和平解决引起争端的问题却不予以适当的注意。
按照联合国宪章，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能决定谁威胁和平，并根据这种判断采取决定。
大会在这种问题上的建议，不能具有约束性。
如果只有一部分国家实践这种建议，而其他国家，包括某些大国在内，不赞成这种建议，那就只会使战争的危机更加严重。
因此，印度代表团在表决十一国提案的时候要弃权。
在07日上午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和参与草拟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及十一国提案的其他各国代表团，看到它们企图使政治委员会通过上述报告和提案的计划即将失败，因此，就表示支持若干拉丁美洲和近东国家对十一国提案提出的修正案，企图给自己挽回面子。
它们甚至接受了要求大会不通过“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的修正案。
在07日下午会议上，维辛斯基总结了讨论的结果。
他着重指出：
对于建议批准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结论的十一国提案，许多代表团抱着反对态度。
某些代表团，例如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的代表团，一向就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切措施的，然而这一次却不能掩饰他们对“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和十一国提案的不满了。
在阿拉伯国家、阿富汗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对上述提案所提出的颇为重要的修正案中，都表现了这种不满。
现在，“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和十一国提案的起草人已不得不接受这些修正案，甚至连一条主张不批准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的修正案也接受了，而这个报告却正是这个提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件事最明显地证明了这个提案的失败。
在08日上午会议上，当政治委员会已经结束了一般辩论而即将对各方提案进行表决时，各国代表还是纷纷申述投票理由，对美国计划表示了更加强烈的反抗。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智利、冰岛、瑞典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都要求甚至把已经经过修改的十一国提案再加修改，他们害怕即使采纳了原有的修正案以后，是否还会留下什么漏洞，使美国能够对联合国各会员国提出关于参加所谓“集体措施”的什么要求来。
甚至连十一国提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的委内瑞拉的代表也认为必须提醒政治委员会：
把委内瑞拉的军队调出国境的可能性是极端有限的。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代表说：
他的国家在考虑参加“集体措施”的问题时，当从本国资源首先应用以满足国内需要的观点出发。
冰岛和哥斯达黎加的代表们说，他们的国家根本没有士兵可以调到国外去。
瑞典代表率直地警告政治委员会说：
瑞典的法律禁止把军队调到国外去，因此，瑞典就不能派遣任何武装部队去参加“集体措施”。
智利和哥伦比亚代表团在以前所提的修正案以外，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建议从十一国提案的第6项中删除允许属于某些国际机构或参加某些国际协定的国家个别参加所谓“集体措施”的那一部分，这个修正案在各国代表团中间，特别是在参加所谓“泛美公约”的拉丁美洲国家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以至于美国代表柯亨不得不急忙起来“提出警告”，表示美国代表团和十一国提案的其他支持者的让步已到了最后限度。
阿富汗、缅甸、阿根廷和危地马拉的代表对于十
一国提案作了若干重大保留。
阿富汗代表说：
阿富汗不打算指派任何军队参与计划中的“集体措施”。
印度尼西亚代表说，他不准备投票赞成十一国提案，因为通过这个提案只可能加深大国间的裂痕，从而使国际紧张局势更加恶化。
缅甸代表也表示，他的政府不可能派遣任何武装部队参与这种集体措施。
他并且指出：
缅甸代表团反对把参与这些措施视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
08日下午会议就各方所提出的提案和修正案举行了表决。
苏联提案中建议取消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第1项首先付表决，结果以多数票被否决。
五个代表团（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投票赞成，两个代表团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弃权。
然后，十一国的修正提案被提付表决，这个提案中包括拒绝通过“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并给予联合国会员国以权利不参与所谓“集体措施”的修正案。
五十一个代表团投票赞成这个提案，五个代表团（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投票反对，三个代表团（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因为不愿支持这个修正的提案而弃权。
在逐条表决十一国提案时，最大多数的票数都赞成包括各代表团所提的修正案的那些条文。
因此，尽管十一国提案已被通过，讨论结果却表明，美国在所谓“集体措施”方面所进行的冒险已遭到惨败。
09日上午会议对苏联提案举行表决。
这个提案在序言中指出，联合国的基本任务是获致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已赋予安全理事会。
苏联提案建议：
取消集体措施委员会；
建议安全理事会立刻召开定期会议，讨论足以消除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的措施，并首先讨论帮助朝鲜停战谈判获得顺利结束的措施。
美、英、法、巴西四国对苏联提案提出修正案，建议删去苏联提案中要求取消“集体措施委员会”的第1项，建议在苏联提案关于立刻召开安全理事会定期会议的第2项中删去“立刻”的字样，并且反对在安全理事会定期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
这样，苏联提案最后还剩下了序言和第2项的一半。
在进行表决时，有五十票赞成修正后的整个苏联提案，没有反对票，有八个代表团弃权。
在表决以后，维辛斯基发言，说明苏联投赞成票的理由。
他指出，虽然四国提出的修正案已经大大破坏了苏联提案，然而，甚至在提出这个修正案以后，苏联的提案还是有效的，苏联将利用一切机会为实现这个提案而努力。
他特别指出，具有极端重要性的苏联提案的序言已经通过了，在这个序言中，作为联合国宪章的基础的极端重要的原则，即应由安全理事会负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这一点，已重新被确认。
在其他一些代表们说明了他们投票的动机后，主席即宣布关于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的讨论至此结束。

越南北部人民游击队连续拔除敌军据点二十八处
【新华社12日讯】
越南北部的越南人民游击队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多月中获得了巨大战果。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09日讯，越南人民军总部发表公报说：
截至去年12月31日为止的不到两个月时间中，人民游击队在河南、河东、兴安、永安、福安和北宁等省进攻和拔除了许多敌人据点，在建安、北江和北宁各省的反扫荡战中歼灭了从两个排到一个连的许多支敌军。
仅在红河三角洲地区和北越中部地区，人民游击队就拔除了敌军据点二十八处，其中有些据点的防守敌军在一连以上。
游击队击毙和俘掳了敌军四千八百五十二人，并击毁敌军小汽船两艘、卡车三十六辆、军用品仓库十处、汽油库二处、一零五公厘口径大炮两门，缴获大炮两门、迫击炮八门、机枪五十四挺、轻机枪九十五挺、步枪一千多支、弹药二十六吨、电台二十五部以及大量军用物资。
越南人民游击队在这一期间最大的成就，是击退了法国侵略军第1和第4两支机动增援部队对北宁省南部的两次大规模的“扫荡战”。
此外，游击队还在宁平、南定、河南、北宁以及红河左岸一带其他省内的敌人后方，扩大了解放区和游击根据地。
敌人目前正在黑水江第6号公路（河内——和平）与和平的战线上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