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决定
嘉奖“速成识字法”创造者祁建华
并通告全军广泛推行以提高部队文化建设现代国防军
【新华社05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在1951年12月批准了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嘉奖某军文化教员“速成识字法”的创造者祁建华的决定。
祁建华从1949年以来所努力创造的“速成识字法”，是继承了人民解放军多年来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化教育联系实际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对于人民解放军加速消除文盲，提高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
这一“速成识字法”已在全军数万人中试行，收得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广大指挥员战斗员的热烈欢迎。
为此，西南军区政治部决定给祁建华记特功一次，并赠予“模范文化教员”的光荣称号。
总政治部除批准西南军区政治部的决定外，并通告全军广泛推行祁建华所创造的“速成识字法”，以加速消除文盲，提高文化，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速成识字法”的创造者祁建华，是河南郏县人，贫农出身，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军某军当文化教员。
解放大西南行军作战途中，他就开始研究这一识字教育的方法。
1950年，他所摸索的“速成识字法”在几个单位中试验成功。
1951年间，西南军区先后开办了八十七个实验班，在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七个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及三千零三十个文化教员中实验有效。
10月，总政治部宣传部又会同华北军区政治部，在若干连队里作了实验。
11月人民解放军全军第2届宣教文化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识字法，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并专门召集语文专家座谈会进行研究。
大家一致认为祁建华所创造的“速成识字法”，是继承了人民解放军多年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在教学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消除文盲的良好方法。

华东、中南工业部经理处职员王灿文等
集体贪污廿亿元已撤职依法严惩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同意华东、中南监察机关处理方案
【本报讯】
华东工业部经理处职员王灿文勾结其他职员（如供应组采购股职员王尔烨，中南工业部经理处驻沪营运组职员杨光远，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工程师卢康）和不法商人李寄萍、王纯平（王灿文的胞兄，曾任伪国民党军辎重汽车连连长）等，有组织地进行贪污活动，贪污所得共值二十亿元。
1951年春天，这件事经华东工业部发觉，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侦讯破获。
业经华东、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组织联合检查，并提出处理方案：
撤消王灿文、宋廉生、杨光远、王尔烨的职务，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对有关不法商人等也给以应得处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已同意华东、中南的处理意见。
王灿文是地主成份，曾受国民党外事局翻译人员训练班训练，当过美军翻译。
抗日战争结束后，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电业管理处工务员。
解放后留用。
1950年秋天，华东工业部为提高华东各电器机械厂产品的品质标准，指定经理处筹设金刚试验所，调王灿文为电气检验主管人。
金刚试验所主要设备器材，大部是由全国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折价拨给，部分从市上购买。
这时，王灿文凭自己懂得技术，对华东分会物资情况较为熟悉，就勾结了经理处供应组采购股职员王尔烨和一些不法水电行，贪污舞弊，窃取国家资财。
其主要罪行如下：
王灿文向全国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提取整套器材后，盗拆重要零件，改头换面，再以高价卖给本机关。
如把配电表板箱上的过载继电器十一只，电力因数表五只，周率表一只，电阻电感分相器一只拆下，串通华安电器行，卖给经理处，盗得八千七百万元。
串通燧兴水电行，把盗窃的生铁电缆结合器三十只卖给经理处，盗得四千三百五十万元。
这两项，就窃取了国家资财一亿三千零五十万元。
之后，王灿文贼胆更大，凭经理处物资申请单到分会仓库看料时，发现品优价廉的，就自己出钱窃购，把回执隐没。
如窃购三千伏安新避雷器三套，三千五百伏安避雷器两套，量流体铁环一只，只出了三百六十万元，而市价值九千五百万元。
王灿文运用上述方式和其他办法窃取国家大量资财后，就进一步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贪污盗窃。
首先和中南工业部经理处驻沪营运组职员杨光远（地主成份，曾任伪资源委员会西京电厂助理工程师）、不法商人王纯平、拍卖商兼牙医生李寄萍三人，合伙在上海市溧阳路一二○八弄三号买了平房四间，作为贪污机构和货栈，并由王纯平作“经理”，王灿文、杨光远作“技术指导”。
他们从瑞和拍卖行和青岛等地，买进大批电器旧货，设计改装，冒充新货，高价卖给华东和中南工业部（卖给中南工业部的物资，涉及另外一个案件）。
如王灿文把单相油浸变压器一只卖给华东工业部，价为两千四百万元，其买进的旧货价格连喷漆修装费在内，只有五百二十六万元。
只这一项就获暴利达百分之四百。
这个盗窃机构除王尔烨、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卢康（曾任伪民食调剂委员会专员）参加外，卢康又勾结了本企业的加工科科长王志文（曾任伪上海中粮公司副经理及伪粮食紧急购储委员会专员）和万盛铁工厂，中国柴油机公司的若干人员。
杨光远也串通了中南工业部所属南昌水电公司经理宋廉生等十多人进行盗窃活动。
如杨光远和宋廉生以公款六千万元，向慎昌洋行买得三千伏安避雷器三十六只，以十五倍高价再卖给南昌水电公司，连同另外二件套买器材，前后共窃得人民币六、七亿元。
卢康和加工科长王志文勾结奸商盗卖资材，贪污黄金四十二两、人民币三千五百万元。
王灿文等贪污分子的非法活动是极端恶劣和无耻的，他们采取了“四股联营”、“次次清账”的办法。
作一次盗窃买卖，王灿文、杨光远、王纯平、李寄萍四人就各出一股，盗卖获利各得一份。
盗卖一次，分赃一次。
他们采取这一办法的阴谋是“迅速行事，避免走漏”，“万一发觉，也可保留一部（赃物）”。
除此以外，王灿文、杨光远又各人发展贪污“路线”，与“四股联营”不发生关系。
当王灿文贪污事实被发觉时，上级找他谈话，他竟逃跑，后被公安局捕获，并在溧阳路一二○八弄四号王灿文家里及其他四处秘密仓库中抄出重要赃物；
如发电设备等机器二十部（合计动力一百二十瓩，相等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发电量），大批电机器材，黄金六十三两，美钞五十元，现钞近二亿，分存四个银行的化名存户赃款七户。
连同上面王灿文贪污资财总计值人民币二十亿元。
王灿文等产生上述贪污罪行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大都是剥削阶级出身，过去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派机关里作事，养成了浓厚的资产阶级剥削思想意识和盗窃习惯。
如王灿文在美军做翻译时，就结识了拍卖商李寄萍，和美国兵共同盗卖物资；
在伪上海各电厂联合办事处时，向麦根路仓库冒领物资。
在他被留用以后，表面上装得积极，经常主动地代作别人的工作，作夜班不拿加班费。
暗地里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贪污勾当。
如金刚试验所原定1950年11月筹备完成，但王灿文为布置贪污和窃取阴谋，故意拖迟到1951年03月，使检验工作迟延04月，损失无法计算。
试验期间，有计划地勾结不法厂商，如华安厂的马达本来不合格，他就改为合格，作为盗窃器材时要华安厂代开发票的交换条件。
为了掩盖贪污盗窃活动，他把贪污所得，不立刻滥吃滥用，反而处处哭穷，有一个月，他故意不付半月的饭钱，说是手头紧。
他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进行非法活动，以遂其无耻的野心。
正如他在公安局招供时说：
“我贪污就是为了想替自己的事业（！）
打下一个基础。”
王灿文产生贪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曲解了政府尊重和团结技术人员的政策，错误地认为“非我不可”，作点坏事也没有关系，以致发展到利用技术进行反人民罪行。
如他在金刚试验所时故意设计复杂路线，调动工作时不愿交出图样，借以夸耀自己本领。
被捕时还盲目自大地抗辩说：
“我是交通大学毕业生，工程人员，在社会上已服务了好几年，对技术人员你们要慎重些，不要弄错了，否则政治影响不好啊！”
后来罪证确凿，无法抵赖时，他还说：
“虽然我贪污，但在技术上我还是不错的。”
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工作制度中的若干严重的漏洞，也给王灿文等以可乘之机。
华东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仓库，提取物资单无精确规格，如提单中只写着“配电表板箱一具，不全”等等，不全到如何程度，却没有写明。
因之，王灿文把配电表板箱上的过载继电器盗拆十一只后送给经理处，也没有人知道。
如金刚试验所的若干人员，把看料、提料、送料、验收等工作，全部交给王灿文一人“代劳”，王灿文就能假借到仓库里看料的机会，偷盗选择品优价廉的货品，就能把重要器材提取后送到自己家里或秘密仓库。
这样，使盗窃行为，通行无阻。
而金刚试验所的负责人和负责领导金刚试验所的经理处检验组负责人，对王灿文请购、提料、验收情况，事先不了解，事后不检查，“盖章”了事，也有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尤其是金刚试验所负责人察觉王灿文有不法行为后，既不制止，也不报告，以“作好人”，“他贪污同我无关”的态度置之不理。
致使王灿文胆敢在星期日或下班后，利用所里的汽车和司机，大规模地把机件装进装出，盗窃物资。

坚决肃清偷窃国家财产的盗贼
在我们国家的若干财政经济机构中，有着一批十分可恶的盗窃国家资财的蟊贼。
他们和不法的私商勾结起来，大量地不断地盗窃国家的财产，共同分赃。
这批罪大恶极的蟊贼如不肃清，国家的财产将要遭到不可计量的损失，国家的经济建设将要受到极端严重的影响。
今天本报公布的华东工业部经理处金刚试验所电气检验主管人王灿文等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进行舞弊的案件，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保管科（即仓库）和业务科十七人有计划地盗卖国家资财的案件，都说明了问题的严重。
同类的事件还有许多。
这些隐藏在人民国家经济机构内部的盗贼和这机构以外的奸商们结合起来盗窃国家财产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他们用劣质器材盗换国家的优质器材，用低价盗购国家的贵重器材（有的竟只出了二十六分之一的价钱），卖多报少，减低成数，或者直接了当地将国家器材盗拆而去；
转过来，他们又把这些盗自国家的器材改头换面，高价卖给国家；
或者是把低价从别处买得的劣货、旧货改装一下，当作好货、新货卖给国家。
翻手之间，获得数倍以至数十倍的暴利。
并且用偷盗来的国家资财开办了自己的营业机构，经过这些机构更大量地进行盗窃。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接受些什么教训呢？
第1，从参加这种盗窃行为的干部来看，绝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下接收过来的旧机关人员（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老干部进城以后蜕化了的）。
尤其在这种人员占大多数的机关内，情形最为严重。
上述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的保管科，正是这类机关之一。
因此，对于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接收过来的机关，必须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改革，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认真的政治教育，并加进必要的革命力量，使它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机关。
在新成立的革命机关中使用旧的人员时，也必须对这些人员进行革命的改造，使他们树立革命的思想作风。
如果从反动派手里接收了任何机关而不加整顿、改造，旧的人员就会把过去的一套恶劣作风完全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来使用。
这种例子，各地都有。
在这些机构中，许多人员并不以勾结奸商偷盗国家财产为耻，而是以此为能。
有许多旧人员，和投机商人很少区别，只是表面上身份不同而已。
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损人利己，损公利私，唯利是图。
为了发财，他们可以用出任何卑污的手段。
因此，对于留用的旧人员，尤其是留用的财政经济工作人员和事务、采购人员，必须进行彻底的审查。
对于其中恶习不深、可以教育改造的，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改造；
不能教育改造的，就应该清除出去。
有重大贪污舞弊情形的，必须依法严惩。
藉口他们是“旧社会来的”而加以原谅，或者藉口所谓“在工作中可以改造”而任其自然发展，都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害。
第2，对于勾结内奸分子偷盗国家财产、或千方百计地诱骗革命干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法奸商，必须同样依法予以惩办。
行贿和受贿同罪，不能任他们逍遥法外。
由于某些地区对不法奸商曾经采取了“追款不问罪”的错误政策，以致这些奸商越来越胆大，越放肆。
他们卑鄙地肆无忌惮地用金钱、女人来勾引干部，拉干部下水；
回头又抓住某些干部失于检点的一些行为进行要挟，使这些干部服从他们的指挥，更大规模地危害国家的利益。
对于这种情形，一方面应该教育干部，使他们在初陷圈套时即大胆坦白，另一方面，必须对行贿者和勾引者坚决给以打击，一直到采用严厉的法律手段，绝对不能任其继续发展下去。
第3，对于经常接触和管理大量国家资财的干部，必须建立严格的检查、监督制度，不能放任不管。
财务制度和其他工作制度上的漏洞，必须用一切方法迅速堵塞起来。
山西省交通局的贪污分子宋剑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偷盗国家财产，时间已近二年。
他们不仅在出卖废品时用卖贵报贱、减低成数等各种办法进行舞弊，而且把“专卖品”、“非卖品”都非法拿去出卖，而领导者却似乎一无所知，并准备提拔宋剑，这就说明这个机关的无政府状态、对干部缺乏检查监督，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全国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仓库提取物资的提单，上面只写了“配电表板箱一具，不全。”
之类的简单字句，并不注明缺些什么，什么规格。
蓄意盗窃的分子们当然不会放松这样一个可乘的机会。
在金刚试验所，看料、提料、送料、验收等许多关节都掌握在王灿文一人之手，由他一人“代劳”，这又是多么明显的漏洞。
但是，领导者竟都没有看见！
这种状态如果不加改变，即使撤除了这一批贪污分子，换来别的人，仍然有可能继续发生贪污事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干部对国家财产的严重不负责任态度。
金刚试验所的负责人已经觉察到王灿文有不法行为，但他竟毫无责任心，既不制止，也不报告，而任其继续发展。
他要“作好人”，认为别人贪污“与我无关”。
负责干部中这种卑鄙可耻的不负责任态度，就是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的根本原因。
贪污分子王灿文竟敢公然利用所里的汽车和司机来装运盗窃的物资，也是以这样的领导人为其掩护和屏障的。
这样的领导人，即使他本人没有贪污偷盗行为，也应该受到党纪的严厉的处分和国家法律的制裁。
有些比较老的干部，如山西省交通局局长霍清林，身为共产党员，竟然对下面干部贱卖废品的行为，毫不加以纠正和制止；
反而把这看成占便宜的机会。
甚至在中央已经指示要冻结物资之后，还介绍他的哥哥来买便宜货。
这样毫无国家观念、只看见个人一点小利的现象，竟发生在这样负责的干部身上，更值得引起严重的警惕。
让这样的干部继续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对国家的危害就将不堪设想。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动员广大的干部、群众起来无情地检举贪污分子，并积极地想办法堵塞制度上的漏洞；
另一方面，必须同时对这种毫无责任心和革命热情的官僚主义领导者展开群众性的不调和的斗争，坚决揭发他们的错误，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效地改变现状，就不可能肃清这些盗窃人民国家财产的无耻罪行。

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
北京市全面展开坦白检举运动
各界人民正从各方面集中火力对贪污浪费现象进行围剿
【新华社05日讯】
北京市全面发动群众，展开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坦白检举运动。
这个运动是从动员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和发动全体人民群众两方面开展起来的。
在这个运动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亲自在党内外的干部大会和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接连作了几次动员报告，反复说明必须发动群众大张旗鼓进行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号召各单位首长亲自动手，发动群众。
各单位先后成立了包括党内外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节约检查委员会来领导这一运动。
在市人民代表会议开会前后，大部分机关团体和工矿企业举行了两三次动员大会，由本单位负责干部作动员报告，说明政策，号召有贪污浪费行为的人自己坦白、检讨。
一些不重视这个运动的负责干部都受到了批评和教育。
拒不坦白和压制检举的贪污分子受到了纪律的制裁。
有些有贪污浪费行为的负责干部带头进行了坦白检讨，推动了本单位有贪污浪费行为的人也进行了坦白。
经过了十多天的动员和酝酿，各机关团体和工矿企业普遍展开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坦白运动。
很多有贪污浪费行为的人已开始坦白交代。
贪污浪费现象已被大量的揭露出来。
如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所属各单位已有九百多人进行坦白交代，同时检举出很多不法工商业者行贿漏税的行为。
各机关团体和工矿企业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坦白检举运动，目前正在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根据案情的轻重和坦白的程度分别处理了一些真正坦白的人和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警告贪污分子必须彻底坦白。
开过了反贪污斗争大会的单位，坦白运动都更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如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分局在04日开过反贪污斗争大会后，有些坦白不彻底的贪污分子马上补充了自己的材料。
在动员各界人民群众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方面，北京市总工会、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在市人民代表会议开会之前，即开始在各区召开店员、青年、家庭妇女的代表会议和座谈会，动员群众检举贪污分子。
市人民代表会议开过后，各人民团体立即执行市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决议”，在各工厂、街道和郊区农村中普遍召开各种群众大会、代表会和座谈会，动员各方面有组织的群众开展这个运动。
目前各区正在举行人民代表会议，动员各界人民检举贪污分子。
群众性的检举运动正在迅速开展。
最近几天内，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和北京市店员工会在各区举行青年、店员的座谈会、代表会和群众大会。
参加的青年和店员有二万五千多人。
检举出来的贪污案有二百多件。
北京市第9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了两次市民积极分子动员大会，并依靠各街道市民积极分子进行宣传，使全区各户市民都对这个运动有了初步的认识。
目前检举运动正在市民中广泛开展。
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在市人民代表会议开会之前，即召集各行业公会代表举行动员大会，号召全市工商界开展反贪污反行贿运动。
在市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和会后，各行业公会和各区工商联办事处普遍深入地动员各工商业户中有行贿漏税和非法骗取国家财物的人进行坦白，展开了工商界的反贪污反行贿坦白运动。
营造、铁工、电料、文具、木器、粮食、无线电等十五个行业都有很多工商户进行了坦白。
如营造业公会先后举行了两次动员大会，经过动员即有一百零七家营造厂坦白，交出行贿材料。
目前，北京市各界人民正在从各方面集中火力，展开规模更大的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对贪污浪费现象进行围剿。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妇女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普遍要求学习婚姻法。
这是四川东部江北县悦来乡读报小组的妇女们，她们正在学习报纸上有关婚姻法的新闻。

美方继续坚持无理要求谈判仍无进展
我方逐项驳斥对方“六点方案”
指出对方提案只能在近代史上留下可耻的纪录
【新华社开城05日电】
由于对方继续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并拒绝在停战后释放与遣回我方全体被俘人员，01月05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与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仍然毫无进展。
在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采取了根本不愿解决问题的态度，蛮横无理地直率要求干涉我方内政和侵犯我方的主权，声称：
“主权和内政这类支离破碎的字句，毫无任何意义。”
对方更狂妄地吹嘘其军事力量以作为威胁，声称：
“攻击中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有如儿戏一般的容易。”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
“今天人民的力量已经壮大了；
你们可以随便飞来几架飞机，开来几条军舰就把人吓倒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我方在停战谈判会议中历次的主张和历次的提案，已经将我方争取稳定和有效的停战，以及彻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心和努力公告了全世界。
但你方如果没有接受经验教训的能力，妄图以军事力量来达到你方干涉内政、侵犯主权的目的，这种狂妄的企图将遭遇到致命的打击。”
在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逐项驳斥对方01月02日所提出的所谓六点方案。
我方代表指出：
对方提案中的第1条建议，即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其目的显然是企图要求我方释放并遣回对方的全体被俘人员，却扣留几近全部的我方被俘人员。
对方提案中的第2条建议：
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以战俘作为人质与平民互相交换，这种办法本身是野蛮的，这种办法的结果是扣留我方十六万余被俘人员，因我方根本反对以还乡平民与战俘相交换。
第3条公然提出对于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将予以假释而不予遣送，实际上即将我方被俘人员送交中朝人民死敌蒋介石与李承晚。
对方自己的新闻报道中，早已公开地宣布李蒋匪帮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要求。
对方第4条提出所谓交换剩余的平民，在“自愿遣返”的条件下，予以遣送的建议。
我方早已声明我方将在停战后无条件遣返外籍平民，及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平民。
对方所谓“自愿遣返”的条件，实质上只是企图扣留在战争中所掳去的我方数十万平民。
对方第5条更荒谬地建议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鉴别战俘与平民是否“自愿遣返”，这正足以证明对方所谓“自愿遣返”，只是“企图扣留”的美名。
对方提案第6条宣称：
双方平民的定义是1950年06月25日“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但朝鲜根本没有两个国家，平民返乡的问题，更不应该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对方的提案只能在近代史上留下可耻的纪录，而是我方所决不能容忍的。

联大政委会讨论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
维辛斯基提出重要提案
主张召开安理会帮助胜利结束朝鲜谈判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经过圣诞节和新年休假之后，联合国第6届大会在02日复会。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02日、03日举行会议，讨论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
这个委员会是根据美英集团强使联合国第5届大会通过的所谓“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的决议案设立的，这个决议案的目的在于破坏安全理事会大国一致的原则，以便把联合国组织变成美国及其他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侵略政策的工具。
“集体措施委员会”这次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粗暴地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建议，企图剥夺安全理事会的权利和权力，把这些权利和权力转交给联合国大会。
大家知道，在联合国大会中，美国在其驯顺的多数的支持下，可以随意通过它要通过的任何决定，来掩盖它的侵略计划。
除了这样一个报告以外，美、英、法等十一个国家又在政治委员会中提出一项提案，赞成“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中的结论，并非法要求联合国会员国提供武装部队，交由联合国大会指挥。
该提案又建议把非法的“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活动再延长一年。
美国代表在发言中，暴露了这种目的在使美国可以用联合国旗帜掩饰其侵略计划和侵略行动的“集体措施”的本质。
他说：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攻击，是“集体措施委员会”报告中所规定的那些“集体措施”的典型。
他又说：
在朝鲜的行动不过是建立集体安全的有效制度的开端。
他要求更大规模地执行这种制度，并尽可能吸收最多的国家参与执行这种制度。
十一国提案提案国之一澳大利亚的代表虽然发言对“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大事颂扬，可是他的发言反映了美国阵营中许多国家的特点，这些国家都希望避免实际参加这些所谓“集体措施”。
他说：
应根据每件事的个别情况，来决定实施这些措施的费用负担。
澳大利亚已派军队到朝鲜去，因而也作了它的贡献。
新西兰代表警告说，他的国家的“贡献”早已确定，新西兰不拟超过这些限度。
瑞典代表在发言中承认这些“集体措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的。
他说：
从普遍和平的观点看起来，走上这条道路是很冒险的，是充满着严重的后果的。
瑞典不能参与可能造成世界大战的措施和制裁。
印尼代表说：
不论大会以怎样的多数票通过关于集体措施的这个决定或其他决定，除非所有大国对它一致同意，否则这个决定就不能生效。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03日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
他说：
美英集团强使联合国第5届大会通过的所谓“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的决议，并不是巩固和平的纲领，而是准备新战争并制造发动这个战争的条件的纲领。
他在指出这个决议的出现和美国对北朝鲜的侵略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说：
美国对北朝鲜的侵略表明，发动这个战争的美国垄断资本家的赌博已经遭到了失败，他们如果不把那些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拖到这个战争赌博里面去，他们就无力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在这个战争中所发生的情势。
维辛斯基举出了一些事实，证明美国正在准备新的侵略行动，特别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南方边界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
提交大会的“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中规定的所谓“集体措施”，其目的就是要利用联合国作为战争工具。
根据这个报告的起草人的观念，联合国应该便于用来掩饰新战争的制造者所犯的非法罪行。
维辛斯基最后宣称：
苏联代表团认为，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中的结论以及十一国所提出的关于这个报告的提案，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还是完全有害的。
苏联代表团要投票反对这个提案，因为这个提案是以加速新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目的的又一个步骤。
苏联代表团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鉴于联合国的基本任务是获致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考虑到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已赋予安全理事会，大会
“一、决定取消集体措施委员会；
“二、建议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8条的规定，立刻召开定期会议，考虑足以消除目前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并建立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措施的问题；
“定期会议上应首先审查安全理事会为帮助朝鲜停战谈判获得胜利结束而应当采取的措施。”

范明将军会见达赖喇嘛
【新华社拉萨05日电】
由西北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某部司令员范明将军于去年12月14日在罗布林卡（公园）会见达赖喇嘛，并以毛主席、朱总司令像和人民画报（藏文版）等礼物送给达赖喇嘛。
范司令员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对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沿途给予部队的帮助表示谢意。
范司令员并说：
“行前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曾托我代他向你问好。
他并表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协助你共同建设人民的新西藏。”
达赖喇嘛也表示有同样的希望。

东北财政部物资局反浪费运动中
严格批判“讲究排场”的铺张浪费思想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物资局，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作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检查，批评了干部中“讲究排场”的铺张浪费思想，纠正了一切违反财政纪律、财政制度的行为，并进一步制订出全面节约计划。
长久以来，物资局干部间政治空气不浓，无法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某些干部责任心不强，常使物资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同时由于请示报告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往往影响到对物资的正确、及时的处理。
如某次拨付物资时，因调查物价不够仔细，对物资的规格、质量不了解，将成本高于市价的物资，机械地按照市价八折作价，损失了八亿八千一百余万元。
这个问题在去年06月份即已发现，但并未向局长报告。
在基本建设上，因计划不周，中途变更工程，材料计算错误，供应不及时所招致的停工待料等等，常常造成人力、运输力、材料等方面的严重浪费。
如建筑轻便铁道使用的轻轨，将一码十二磅的规格，误为一米十二公斤，结果宽度有余，长度不足，还得追加预算，加上其他方面的浪费，损失共达九亿余元。
人力的浪费亦是惊人的，教育科有个干部，在七百多天中只有一百多天有“公”可“办”，其他时间都没有正式工作做。
一部分老干部逐渐滋长着“讲究排场”、“贪图舒服”的思想。
他们错误地认为进了大城市，应该“正规化”，因而喜欢向别的机关比“阔气”。
加上本机关有“小家底”，便于“照顾”干部，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不合制度的开支。
伙食、茶、烟、干部回家旅费等超支数字很大，额外补助衣服有多达五、六套者。
去年01月到09月超过制度的开支达一亿六千多万元（实物补助尚不在内）。
去年03月，物资局决定添置一部分家具，一些干部对此非常“积极”，耽误若干工作，买回来许多讲究的家具。
办公室内一律换新家具，以求“整齐”。
当时有些干部觉得这种做法不对头，党员和群众也反映说：
“抗美援朝时期，不应该这样排场”，有的党员还正式提出过书面意见，但当事人却并未认为这是不对。
反铺张浪费运动中检查到这个问题时，也遇到了极大的思想抗拒，主持其事的几个干部仍认为这是工作需要，不能算浪费。
有的说这是为了“保密”（指新桌子可以上锁）；
也有的说这是为了“讲究卫生、减少疾病”；
有的竟荒谬地说，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一切事物应从其发展上来看：
机关要发展，多购置一些家具总有用处。
物资局党的支部首先在党内批评了“铺张”思想，指出这种思想的滋长，乃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破坏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接着各级领导干部都作了深刻的检讨，有的人已将没有按照制度领来的物品交公。
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加强了全体工作人员爱护国家财富的观念。
在这一运动中由于采用了算细账的办法，使大家认识到工作上每一件细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重大的浪费。
如轻铁轨因规格不符所造成的损失，足够修建一个仓库。
物资局除了清理“家底”送交上级，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精简人员外，又订出了机关节约计划。
全局仅停止逾越制度的开支一项，每月即达一千六百余万元，折合粮食二十六吨。
另外从烧煤、汽油、办公杂支、水电等各方面精打细算，到今年03月，在经费标准内约可节约二千六百余万元，折合粮食四十二吨。
（东北日报）

加强警惕，防火、防特、防盗
——读者来信述评
加强警惕，做好防火、防特、防盗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但目前还有些地区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他们满足于镇压反革命的成绩，认为“不会有问题了”，“即使夜不闭户，也不致于发生什么意外”。
但事实是怎样呢？
从最近各地读者来信当中，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在去年12月份，只河北省晋县、正定等四个地区的棉花加工厂，就发生失火事件十一起，共损失棉花四千斤。
河南省灵宝县坡头乡合作社在去年12月份棉花仓库着火，烧毁库房三间和存在库房内的棉花五千斤，着火原因不明。
河北省邯郸花纱布分公司在去年12月中旬被盗棉布四十匹。
湖南省衡山县粮食仓库虽然成立了护仓组织，但大都流于形式。
有的仓库每晚只有两三个民兵，“打听”一下就算了事。
某仓库保管人员竟用抽签办法，抽出一些二流子和地主来“护仓”，因此给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
类似上面的例子还有不少。
这些事实说明有些干部在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以后，又滋生了麻痹自满情绪。
经验告诉我们：
凡是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的地方，往往是当地领导干部缺乏警惕和戒备的。
全国各地，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发动群众，加强并切实认真地检查保卫工作，必须作到让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无隙可乘。

北京市民主妇联召集各界妇女代表开会
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反贪污浪费运动
张晓梅同志鼓励各界妇女解除顾虑积极参加检举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于05日下午召开北京市各界妇女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
到会有女工代表、工属代表、农妇代表、各区派出所妇女代表会议的委员、各妇女团体及民主妇女代表等八百余人。
首由主席张晓梅同志讲话，她号召各界妇女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厉行增产节约，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更大胜利。
她鼓励妇女要解除各种顾虑，动员丈夫、父兄、亲友坦白，如果他们坚不坦白，就要勇敢地起来检举。
她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事实，并加以表扬。
她特别指出家庭妇女要积极参加检举合作社、派出所的贪污、敲诈等不法行为，毛主席、人民政府一定给大家撑腰。
如果妇女因为检举受到了危害，马上向妇联报告，妇联一定加以支持和保护。
在增产节约方面，她号召妇女要带头反对在婚丧嫁娶、生孩子做满月等方面的铺张浪费现象，树立新的、朴素的社会风气。
最后她指示妇女们应积极配合检查工作，要向群众进行反复的、耐心的宣传。
市、区妇联要设立检举箱，并随时接见检举者。
如有检举的好范例，应加以表扬，务使这运动做到家喻户晓。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王瑛璞号召女工和工属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她说：
“女工们要积极参加学习，打破各种顾虑，检查自己，检举别人，要发扬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精神，在运动中起先锋作用。
工属要首先动员家属亲友坦白，不肯坦白的就检举他们。”
被服厂女工代表平瑞芬报告女工已经积极起来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像王淑华等不但自己坦白曾拿公家的布线等东西，还动员检举了别人。
自从运动展开后，第1缝纫部第11班在01月中节省的线，可以做四千多双袜子。
农妇代表东坝镇副镇长王兰英说：
检举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是我们的权利。
她表示回去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本镇妇女群众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电业局职工家属钱梦凡报告动员丈夫坦白贪污公款的经过。
工商界家庭妇女会代表黄织表示：
工商界家庭妇女一定要积极起来检举贪污行贿分子。
此外，还有街道妇女代表孙志英、杨雪腾报告她们如何打破思想顾虑检举了贪污分子。
（北京市民主妇联通讯组）

山西交通局宋剑等勾结奸商营私舞弊
偷盗损害国家财产十五亿元
重要盗窃分子十人已被撤职送法院处理
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的巨大集体贪污案，现已全部破案。
参加贪污的有交通局的正副科长、股长等共十七人。
这些贪污分子，采取种种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贪污，使国家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据已查明的和贪污分子供认的，共有八十多万斤小米，折合人民币八亿多元；
还有没查清的失盗物资及被奸商侵占和被贪污分子破坏的物资，约值七亿多元。
（一）贪污的情况
交通局的贪污分子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贪污的。
如1949年交通局接管的东花园仓库中有很多交通器材，但废品很多。
山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交通局把废品出卖。
在出卖废品的过程中，交通局业务科长宋剑、股长王兆祥、副股长王振文、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等十多人，运用以下几种方法从中贪污。
一、卖多报少。
如卖汽车架十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九斤，汽缸一万一千五百斤，铁皮一千六百六十八斤，每斤少报四两米，卖碎铁六千四百一十三斤，每斤少报六两米；
卖铅版二千五百七十八斤，每斤实卖四斤米，只报四两米。
他们从以上五项物品中，贪污小米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五斤。
二、把“专卖品”、“非卖品”也当“废品”出卖，从中贪污取利。
如卖甘油两次，第1次五千二百五十公斤，每公斤少报价三十一斤米；
第2次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六斤，每斤少报八斤米。
这两项共贪污二十六万九千零三十四斤小米。
卖酒精两次，第1次卖三百六十三斤，每斤卖价十五斤米，只报八斤半；
第2次出卖酒精九十一斤，从中贪污小米一千零七十五斤。
卖锑一千三百八十一斤半，从中贪污小米六千六百四十一斤。
他们从以上四项中贪污二十七万九千一百四十五斤半小米。
三、减低成数。
如卖汽车外胎九百一十三条，内胎五十一条，当时市价每成小米二百八十斤至三百斤，出卖时定为每成三百五十斤，表面看来价格很高；
但在定成数时，却定得很低，从中大量贪污。
四、和私商勾结，接受私商贿赂，损公利私。
他们和西原工业所（补胎行）关系最密切。
每逢出卖物品，总是先通知西原工业所来买。
别人从交通局业务处买不到的东西，西原工业所不但能买，而且价钱特别便宜，有时还拿坏货到仓库去换好货。
收受贿赂最早最多的是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
在卖给西原工业所汽车内胎一百条、外胎两条的一次生意中，业务股股长王兆祥得到贿赂白洋五十元；
材料员屈效惠得到呢子衣服一身，人民币二十万元。
管库员那维文曾用“借款”名义用过西原工业所的三次钱，每次都是七八十万元。
在采购及出卖成品中，他们使用了四种贪污的方法，即：
买贱报贵、买少报多、造假单据、接受贿赂。
如材料科副科长张韵波，从多报买进汽油价格中贪污九百九十四万元。
又如业务科长宋剑、副股长王振文到天津采购铅丝时，曾串通私商，把在上海买的货物，捏造成天津的单据，使经手的私商获利一亿七千多万元，宋剑从中分得两千万元，王振文分得一千二百万元。
交通局修造厂营业部主任郭心明、经营科科员李本诚，也曾在出卖和购买物品中营私舞弊，两人共贪污三千四百多万元。
郭心明向济安商行购买生铁五吨、向惠民商行购买元铁五吨时，受贿一百六十万元，并用借款名义，向惠民商行索款三十万元和毛线四磅。
李本诚在经手出卖八辆汽车时，每辆都曾收受贿赂一百多万到二百万元。
在修造厂购买棉纱及卖出其他的四辆汽车时，李本诚又贪污一千多万元。
赵以儒、王兆祥等还集体盗窃（可以说是“监守自盗”），郭心明、白兰轩等盗卖公物，宋剑、郭心明并投机倒把。
一、贪污分子曾组成三个偷盗小组，专门偷盗仓库里的公物。
偷盗最多的是王兆祥组。
王兆祥又偷又收（别人偷的东西都得交给他，由他分给十万元或二十万元）。
他自己开设了一个两利工厂。
两利工厂曾买了交通局的两个汽车架，又用王兆祥偷出的零件装成了两辆汽车。
王兆祥又把这两辆汽车卖掉，换成两辆好车搞运输。
据初步统计，王兆祥组共偷汽车零件七百五十八件；
连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贪污，折合十万多斤小米。
赵以儒小组的办法是谁偷归谁。
其中偷得最多的是那维文，他一次就用汽车带出零件两箱，自己又搬出一箱。
只就滚珠一种来说，一次就曾偷过二十盘。
他在局内偷，他母亲就在街上摆摊出卖。
郝培小组主要是偷盗工具，准备合伙开一个自行车铺（还没有开成就破了案）。
他们已偷出工具八十一件，折合小米一万一千八百多斤。
二、盗卖公物也有几种花样。
如管库员白兰轩把九百斤碎铅收拾起来，溶成大块，卖了五百四十万元，私自吞没。
营业部主任郭心明串通私商开假发票，把公家的交通器材再卖给公家；
并且还曾捏造人名，刻假图章，盗卖公家器材。
三、投机倒把。
已查出两项：
一项是郭心明自己作价六十五万元买了修造厂的轮胎两条，不交款，不移地，就以二百万元卖给私商。
另一项是业务科长宋剑主持承包水利局木板，自己本来做不了，转包给私商，企图从中获取五万斤小米。
因为私商不能如期交货，影响了水利工程的进行，使交通局受到处罚。
另外，他们为了达到贪污的目的，还曾破坏了一些有用的器材。
如宋剑、赵以儒等出卖二千五百七十八斤铅版时，竟将一百多个电瓶盒子和一部分完整的电瓶破坏了当废铅出卖，并且把一个完整的电动机作废铁出卖。
这样就使国家遭受了十二万斤小米的损失。
所有这些贪污分子，都是互相勾结，互相隐瞒，互相包庇，互通声气，并且大都与奸商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形成一个有组织的“贪污集团”。
这个集团内部相互间的关系，超过了任何的其他关系。
如业务科长宋剑，本来是中共候补党员，但是他和赵以儒、张韵波等贪污分子的关系，比和任何党员的关系都密切。
如张韵波被上级发觉在天津采购物资有贪污嫌疑而被留在人事科反省时，宋剑便说张韵波工作积极，要求让张韵波回业务处工作。
上级曾派宋剑到天津调查张韵波的贪污行为，宋剑一直拖了半年，也没有调查出个究竟。
上级又派那维文去调查，那维文从天津回来，首先把情况告知张韵波，使张韵波潜逃。
再如，当赵以儒的贪污行为被揭发并被扣押后，王兆祥就告诉他的偷窃同伙韩瑞珍等说：
“事情到来，暂时停止。”
“如果上级问你，只要你不说，他们是不会知道的。”
过了几天，他认为没事了，又对他的同伙说：
“再偷吧，没事了。”
奸商西原工业所的经理和丙午，也曾对贪污分子说过这样的话：
“这时公家不讲理，你只能赚二百斤米，够做什么？
你有什么困难，咱能克服。”
（二）发生集体贪污偷盗事件的原因
发生这次贪污事件的原因，主要是贪污盗窃分子本身的品质十分恶劣。
贪污分子中有四个是国民党员（赵以儒、王兆祥、王振文、张韵波），八个阎匪锡山的同志会员，还有一个一贯道徒。
他们多是早已贪污成性。
其中宋剑虽是共产党候补党员，但他经不起考验，贪图享受、思想蜕化，已经失掉了革命的品质，做了贪污分子和奸商的俘虏，变成了人民国家的盗贼。
其次是领导干部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如交通局局长霍清林，当发现宋剑、赵以儒等贱卖废铁时（当时中央已指示冻结物资暂不处理），不但不立即制止，并介绍他的哥哥霍清柱（开铁工厂的）买铁三次，共一万七千六百五十斤，侵占国家财产值四千四百多斤小米。
去年05月间，正在山西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交通局贪污事件的时候，霍清林又介绍霍清柱在交通局修造厂赊购胶皮马车一辆。
这辆马车有人给六百五十万元现款没有卖，而霍清柱用五百五十万元买去，并在半年以后才交款。
这样的人做领导工作，怎能使他领导下的人员保持纯洁呢？
霍清林和副局长赵舒甫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十分严重。
主要表现在宋剑、赵以儒、王兆祥等偷盗贪污已近两年，而他们竟没有发觉，并对这些人员盲目信任，还曾打算提拔宋剑。
对赵以儒曾调动过三次工作（保管科副科长、业务科副科长、经营科副科长），但都是使他负责管理财物。
在1949年第1次检查仓库时，曾发现短少新外胎十五条，内胎一百三十五条，约值小米四十五万斤，但却没有追究。
发觉了张韵波的贪污情况后不立即处理，却又派宋剑和那维文到天津调查，而使得张韵波潜逃。
这些都说明他们麻痹大意，工作不深入。
他们在工作中，都是粗枝大叶的。
如在山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出卖废品的决定后，他们仍然没有具体布置及严格检查，以致被贪污分子钻空子出卖了很多成品。
同时，交通局也缺乏应有的工作制度。
这些都是造成长期贪污盗窃现象的重要原因。
（三）处理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处理这个案件的意见，已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批准：
业务科科长宋剑（已被取消中共候补党员资格）、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材料科副科长张韵波、业务股股长王兆祥、管库员那维文、看库员张守志、韩瑞珍、修造厂营业部主任郭心明、科员李本诚、印刷公司材料员李友贤（李友贤曾勾结赵以儒、张守志共同贪污）等十人送法院法办（其中张韵波潜逃，已由司法机关通缉）。
管库员郝培记大过一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意见：
对郝培应再加重处分）。
梁银玉、刘笃功、陈子鉴各记过一次。
交通局局长霍清林受降职处分，副局长赵舒甫记大过一次。
业务股副股长王振文及管库员白兰轩、材料员屈效惠，还能真实坦白，把赃物如数自动吐出，并检举其他贪污分子，对破获这一案件有所帮助，免予议处。
奸商西原工业所经理和丙午由司法机关法办。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通讯组）

建议把科学刊物合理调整一下
编辑同志：
中国科学院和各种专门学会出版了许多刊物，这些刊物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其内容互相重复，没有适当的分工，则是很大的缺点。
例如“科学通报”和“自然科学”之间，便很少区别。
生物学方面的杂志，一共出了七种：
“中国水生生物学汇报”、“中国动物学报”、“中国植物分类学报”、“中国昆虫学报”、“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北京生物科学学会年报”、“海洋湖沼学报”，这就未免太多了些。
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科学刊物合理地调整一下，因为这样不但可减轻读者和编者的负担，并可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以及提高刊物的质量。
王家民

徐州电业局不应忽视集体合同
编辑同志：
徐州电业局不重视已签订的集体合同，影响了职工的生产情绪。
徐州电业局贾汪发电厂把行政和工会在1950年第4季签订的安全运转和检修合同，送到电业局批准，电业局拖了很久才批下来说：
“合同内容不具体，从新修订后再送。”
等到修订后再送去，时间已到了12月，合同根本没有生效。
1951年09月，发电厂大修一号炉，行政和工会又签订了检修集体合同，职工按时完成了任务。
事后，电业局行政方面却说：
“总结内容不具体、不明确，发电厂应重写后送去。”
这次集体合同又落了空。
同月，发电厂大修六号机和八号机，行政和工会方面签订了集体合同，并向劳动局备案，厂里的行政和工会并向职工保证执行合同。
当时，因徐州市晚上电力不足，需开柴油机，每天多费柴油三大桶。
工人们为了修好六号机，提早送电，节约柴油，把原定十五天的抢修任务，在十二天内就完成了。
但徐州电业局仍不执行合同，又说总结材料不实际，没有内容，安全运转没有保证等，把合同批驳了。
其他如大修三号炉、七号炉、二号机等，都签订了集体合同，职工按期或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徐州电业局却没有履行合同。
以后，由于签订的合同屡次不能兑现，致使贾汪发电厂的行政和工会不敢再订合同了。
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职工的生产情绪，他们纷纷要求徐州电业局对这个问题表明态度。
我认为徐州电业局应重视职工的意见。
赵瑞祥

河南潢川专区粮食公司
不重视调运粮食工作造成了两次沉船事件
编辑同志：
河南潢川专区粮食公司某些负责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个公司从淮河调运粮食时，曾发生两次沉船事件。
其原因，是他们对调运粮食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把它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他们对潢川专区的交通情况既不调查研究，也没有指定专人负责。
在装包时，不分质量好坏，把带有沙土和发了芽的小麦，也和好的装在一起。
在运送时，又硬要船只集中一齐走，以致到达目的地后，不能按期卸货，引起船主不满。
由于没有专人负责，在运输前，没有很好地检查船只，因而在去年11月04日曾发生过沉船事故。
但这个公司的领导干部，并没有记取这一教训，到11月22日调运小麦时，其中有一只船因载量过重，驶到皖北正阳关，遭遇风雨，又沉没了。
他们对这些船只也没有及时抢救，一直拖延了九天才去打捞。
等捞上来时，小麦多半已变质，麻袋也崩裂了三分之二，计损失一千四百多万元，再加上打捞费、装运费共损失国家资财二千一百多万元。
我认为：
潢川专区粮食公司应追究失事责任，并接受上述教训，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姜镇山

济南市税务局对不断发生贪污事件的检讨
编辑同志：
我局领导干部诚恳接受人民日报去年12月13日“读者来信”栏登载的牧向同志对于我局“发生贪污腐化事件十七起，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应作检讨”的批评。
现把检讨写在下面：
我局在过去两年当中，曾连续发生贪污事件二十二起，在群众当中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
发生这些贪污事件的原因，固然是由于我局少数干部还没有很好地经过思想改造，他们经不起商人的引诱、拉拢，以至发展到腐化堕落的地步，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我局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重业务轻政治的作风。
我们平时满足于干部完成任务，对干部缺乏思想教育。
及至不断发生贪污腐化事件时，还认为是个别的，没有引起重视。
在处理时，也只在发生事件的部门进行处理，没有召开过全局范围的大会来普遍进行反贪污斗争。
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局领导干部思想麻痹和不问政治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
现在我们已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心在当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发动群众，以便教育干部、改变领导作风，有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济南市税务局

浙江省查获方蓝田等贪污巨案的经验证明
反贪污运动必须深入发动群众
自上而下的检查结合广大群众的检举，终使妄图隐瞒的贪污分子，落入人民的法网。
浙江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国营浙江建筑公司木料厂工作中，由于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查获了该厂所属桐庐采购处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三人贪污渎职、盗窃国家财产的巨大案件。
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
自上而下组织检查结合广泛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检举，是开展反贪污运动的重要关键。
初期检查脱离群众收获很少
浙江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组开始到浙江建筑公司及所属木料厂检查时，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是不很明确的。
当时由于检查组与被检查机关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上配合不好，与厂内职工的联系也不密切，更加上木料厂的部分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厂”和国家分开来认识，不明白应该怎样才是为国家负责，也没有认识到贪污、浪费是我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的敌人，因此，工作中遇到许多阻碍。
有的人要顾全自己单位的“面子”，或对“检查”两字听不惯，对这一斗争采取不负责任或不耐烦的态度。
如该厂业务股副股长孙桐茂，从1950年06月该厂开办时就进厂工作，厂内情况比较熟悉，但他对检查组采取躲避的态度，认为“我不贪污，别人的事我可以不管”。
副厂长沈鹏才也曾不耐烦地说：
“检查组为什么还不走？”
个别感到自己思想、作风和其他方面有问题的工作人员，则采取对抗态度，企图“包围”“封锁”检查组。
如工人施百才向检查组反映一次情况后，便被某股长叫去“个别谈话”，对施百才说：
“有意见向我们领导上谈，为什么向检查组反映？”
造成了一般职工不敢接近检查组的现象。
职工向检查组反映情况有三种顾虑：
一、怕失业；
二、怕得罪了领导人，要降低薪水；
三、试用职工怕不录用。
因此，就使检查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半个月时间没有搞出个结果。
发动职工检举发现案件线索
根据以上情况，检查组重新研究了检查工作，明确了方针：
密切联系当事机关，对职工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发动和依靠职工发现问题。
检查组和建筑公司领导上重新研究了检查工作，吸收建筑公司三个同志协助检查。
建筑公司副经理刘绍文专门向木料厂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体职工协助做好检查工作。
他向大家说明政策，初步打破了职工怕反映情况受打击的思想顾虑。
同时和木料厂领导方面配合好。
向职工进一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职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民主大检查，领导改选了以前包办代替的工会。
这样职工才发动了起来，职工们提了四十余条合理化建议，并积极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如工人张泉源、钱文楠等主动找检查组反映了“贪污”、“成品当废料卖”、“木材霉烂”、“盗卖公物”等情况。
桐庐采购处方蓝田等贪污案件，也从职工反映的情况中得到了线索。
这对木料厂领导上也是一次实际的教育，认识到检查工作的重要性，从各方面配合检查。
该厂副厂长沈鹏才亲自协助检查组到桐庐采购处进行检查，深入农村向农民访问，并帮助检查组解决业务、账目、手续中的困难。
检查桐庐采购处时，接受了以前的经验，一开始就注意同各有关方面配合联系，发动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检举。
在开始的两个星期中，也进行了一般的检查：
“查账目”、“看卷宗”、“翻票据”等。
因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早已把假账目、假票据造好，发现问题很少。
只在查账目和票据中，发现了滕绍青三张空白单据；
章秀峰四张空白发票，及账内模糊混乱等现象。
从方蓝田的账目中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但经打破采购处一般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发动大家起来检举后，便发现了很多问题。
如芝厦采购组采购员徐荷林，明知章秀峰的很多贪污事实，但思想上存在顾虑：
认为自己曾替章秀峰办过事，怕连累到自己；
又怕检查组走后“饭碗”保不住，因此不敢谈。
经检查组向他进行教育，讲明贪污行为是实行增产节约建设国家最凶恶的敌人，人人应该检举；
又讲明了政策：
国家爱护廉洁奉公的工作人员，只有贪污分子才会受到惩办。
他明白了道理，打通了思想，表示“我不反映情况就对不起国家”，揭发了章秀峰在张家埠买木材时用大尺码量农民木材等贪污行为十二件。
郭子海也检举了方蓝田把公款放在姘妇杨雪梅家里，让杨雪梅在洋溪一带用公款做木材生意的贪污行为。
建德采购组九个工作人员，有五个检举了方蓝田的贪污行为。
深入发动群众案件全部揭发
经过机关内部发动职工进行检举，已使贪污分子的贪污行为初步暴露。
接着检查组就发动厂外的工人、农民进行检举，结果，这三个贪污犯的贪污行为便被全部发现。
在发动工人、农民广泛检举前，检查组首先和所在地桐庐、建德等县人民政府和九岭、横村、大州、洋溪等区乡人民政府和群众团体密切联系，争取各方面力量协助。
桐庐、建德县人民政府为此专门指示各区及有关部门进行协助，各区也指示乡政府及群众团体密切配合，协助发动群众，了解情况。
区、乡干部因对方蓝田等贪污行为很了解，除了发动工人、农民检举，自己也积极反映情况，对检查工作的进展起了很大作用。
如大州乡农会主任，日夜协助，深入调查，与方蓝田勾结的木商汪昌金（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企图用假账瞒骗，他就当场揭破。
乾潭区郑副区长，亲自陪检查组到十里路外的胥口了解情况。
桐庐县九岭区阆苑乡张乡长（女）协助检查组到各村深入各户调查，通过妇女了解了很多情况。
在区、乡干部的密切配合下，检查组便带了可疑单据发票到洋溪、许村、大州、芝厦、九岭等产木地区发动群众检举。
发动时先深入了解情况，再以典型示范向群众进行教育，打通群众思想。
如在许村乡，发现方蓝田等假造了农民叶田顺合约一个，上面注明每两杉木价三十一万元，实际上叶田顺的杉木是方蓝田指使私商何玉琨购买的，每两山价一百三十斤米，加上砍工、运工、出水一百十斤米，合计每两只需二百四十斤米（当时合二十四万元），并且未曾订过合约。
检查组通过这件事实，向叶田顺说明：
贪污分子的贪污行为，不仅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侵犯了国家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为了要肃清这种行为，就要起来和这种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以此教育叶田顺当众进行揭发。
起初叶田顺还抱着“算了吧”、“何必呢”、“已经过去了”及“官向官，民向民”的不正确认识，经过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经讲清政策后，提高了他的爱国觉悟，解除了顾虑，勇敢地当众揭发了方蓝田的舞弊行为。
检查组紧接着又连续地召开了群众大会，以叶田顺的例子向大家广泛介绍，号召大家解除思想顾虑，一齐起来揭发贪污分子的罪行。
至此，群众纷纷起来揭发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的贪污罪行。
如农民阿大妹揭发了方蓝田勾结私商何玉琨，把他卖出的十六两杉木假造成一百二十两松段的单据。
某村妇女委员揭发了私商何玉琨的老婆在检查组到后，企图收买她，要她不反映何玉琨等的违法行为。
大州乡有四个村三十六户卖过木材的农民，一致起来检举方蓝田等勾结私商造假票据的行为。
还有很多农民听到检查组来检查的消息后，从三十里路外赶来揭发，核对票据。
洋溪、十里埠、下涯埠、胥口等地船工，也自动组织起来计算了运木材数量，揭发了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盗卖公物罪行。
如十里埠船工揭发了在给方蓝田运的五百多两木材中，有一百四十两是运给上海私商汪开朝的。
芝厦镇下宝乡三村农民李华宝检举章秀峰向该村农民买木材四十八两七钱，本来已从农民中扣出运费，但后来又向浙江建筑公司报销运费，从中贪污一百十七万六千元。
第2村农民陈郁立揭发章秀峰在该村买杉木七十两，向农民扣收税款一百三十二万余元，后来又向浙江建筑公司报了全部税款的侵吞国税的罪行。
在揭发贪污分子的罪行时，群众情绪很高，农民方关金说：
“人民政府真清廉，我们卖木材时有人贪污就马上派人来检查。”
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婆说：
“毛主席的人下来查问，我们都要把知道的报出来。”
由于全体船工和卖过木材的农民几乎全部参加了这一反贪污运动，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等营私舞弊、贪污渎职，使国家受到七亿三千九百余万元损失的罪恶，再也没法掩盖，所有诡计全都被揭穿了。
（浙江日报）

科学杂志不该用英文印行
编辑同志：
我看到最近中国科学院印行、各学会主编的十九种杂志，其中除“气象学报”等八种用中文印行外，“中国地质学会志”、“中国地球物理学报”、“中国数学学报”、“化学工业与工程”、“中国古生物学会刊”、“中国水生生物学汇报”、“中国物理学报”和“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全部用英文印行，只是附以极简单的中文提纲；
“中国动物学杂志”和“植物分类学报”也是中英文并用。
我认为这样很不合适。
难道说中文就不能用以记录科学研究的成果吗？
如果说是为了和国外交换，那末，科学院已有了专门对外的“科学记录季刊”，也就够了。
我希望有关部门改变这种做法。
钟文伟

营口针织厂
领导干部没有依靠工人增产节约成绩逐月下降
编辑同志：
营口针织厂领导干部没有很好地依靠工人群众，致增产节约成绩逐月下降。
增产节约运动在营口针织厂展开后，职工们纷纷提出具体意见，把每月增产节约相当于五十吨粮食的财富的计划提高到七十吨。
后来厂里的领导干部不通过职工，又把增产节约计划提高到一百三十多吨。
因此，工人们心中就没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厂里领导干部也不依靠工会。
比如，厂长曾限制工会委员参加工会会议；
而行政方面占用生产时间，召开了职工大会后，却要职工在事后补工。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行政领导干部根本漠视职工的福利。
这个厂的宿舍很小，能住宿舍的只是些老工人，其他工人只好住在离工厂很远的地方，每逢下雨，上班下班很不方便。
工会主席为这件事对厂长说：
“咱们的房子问题应该赶早解决。”
厂长却回答说：
“你这个工会主席真成问题，能找得着房子吗？”
这个厂也不办托儿所，工人的小孩就睡在一间露风的小房子里，常常受凉生病，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
去年11月底，营口市总工会劳动保险部检查人员曾对这个厂的厂长说：
“如果够十个小孩，就应当成立托儿所。”
但厂长故意隐瞒了两个小孩，把十一个说成九个。
这些不合理的措施，大大打击了职工的生产热情，如去年08月份完成增产节约相当于一百八十九吨粮食的财富，09月份完成八十九吨多，10月份却只完成四十八吨多，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高景山于守正谭世孝傅庆林

西安市图书纸张教育用品业
停止或减少制造迷信用品可为国家节省很多财富
编辑同志：
为了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我们西安市图书纸张教育用品业公会在1951年11月十九、二十两日，召开了行业会议。
会议根据会员的要求，一致通过停止制造迷信品，如黄表、锡箔、打纸、冥票和各种神像、神钱等，而把这部分资金和人力用在正当业务上。
这种迷信品每年的消耗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据西安市不完全的统计，只黄表、锡箔、五色软纸、五色腊尖纸、各种神像和冥票等六项迷信品，全年消耗就有一百二十一亿五千万元。
如果把全国各省、市、县消耗于迷信品的数字统计起来，就更加惊人了。
我们希望全国同业，共同努力减少以至停止制造这些迷信品，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而努力。
西安市图书纸张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公会

介绍“速成识字法”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部
为加速消除文盲，总政治部最近决定在全军推行“速成识字法”。
“速成识字法”为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军文化教员祁建华同志所首创。
其主要精神是：
借注音符号为辅助识字的工具，发挥我军群众路线的教学经验，采用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展开群众性的识字运动。
运用“速成识字法”，约在一百五十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间内，可使一般文盲和识字不多的人初步会认、会讲一千五百到两千个汉字（离开注音符号），作为语文学习的一个步骤；
尔后再教课本，组织阅读、写作，逐渐巩固与熟练所识的字，进一步了解字义，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达到“四会”（认、讲、写、用）的目的，求得能阅读通俗读物，写简单的应用文，基本上完成消除文盲的任务。
根据已有的经验，整个“速成识字法”的教学过程，除思想动员工作外，一般地可分为三个步骤来进行：
第1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战士称注音符号为“识字拐棍”）。
在这里，基本上沿用原有的注音符号，从易到难，先教介符“一（一）、×（屋）、ㄩ（鱼）”，然后教单音声符，再教双音声符，最后教韵符。
为照顾各地方言，教注音符号不苛求“标准音”和“四声”，而把四声放到“词儿连读”与字的运用中逐渐去解决（如“迂、鱼、雨、遇”都用一个“ㄩ”字注音，单个地读，不易区别“四声”，但连成“迂回、捕鱼、下雨、遭遇”，词意就很明显，不致于有误会）。
如果教得好，这一步骤只需二、三十个小时，就能完成。
第2步，突击学单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
在这里，我们用两千个字的“注音单字表”作教材，这个单字表是以总政治部编印的部队小学国语课本第1、二、三、四册的全部生字，加上课本以外的几百个日常用字组成的。
每小时可教几十个字，如果是整天学习，每天可教一、二百字左右，重点在于读。
讲解字义则力求简明，联系学员实际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力求讲解的形象化，并大力组织复习和互助，加强个别辅导，作到逐渐能脱离注音符号，认识所学的字（战士称之为“丢拐棍”或“搬家”）。
这一步约需一百多小时的时间。
第3步，教、学语文课本，同时开展大量的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所识的字，并扩大了解字义的范围，作到会写、会用。
在这里，应当有重点地讲解部队小学国语课本第1、二、三、四册的课文，进行具体的阅读指导，教写字，纠正错字、别字，学会查字典，修改作文，作好课本所规定的作业，直到基本上达成消除文盲的要求（相当于一般初级小学毕业的语文程度）。
由于学员已经具有初步会认、会讲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单字的基础，这一段的教学，大约再有一百五十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间就够了。
一年来，人民解放军不少部队及某些工厂实际教学的经验，证明了运用这样的识字方法，是可以加速消除文盲的。
例如：
西南军区第2期速成识字教学实验班，在三十天教学中，就能使原来平均识一千零九个字的七十三人，提高到平均初步识字二千三百二十七个，每人粗读了三十本通俗读物，三十二份报纸
（约二十六万五千多字），写话二十二篇；
使原来平均识三百二十五个字的六十七人，提高到平均初步识字二千零八十四个，其中原识二百字的华宴林等十七人，初步认识了二千三百个字，阅读政治常识课本，只有九个生字，使原来平均识九十六个字的三十三人，提高到平均初步识字一千三百九十五个。
贵州军区在五个连队中同时用“速成识字法”进行教学，只十五天的时间，全体干部战士，包括一百四十四个少数民族战士（苗、彝、土、侗家、水家等九族），平均初步识字在一千五百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国语课本第1、二、三册，每人写短稿三篇。
战士们经过短期的学习，就开始阅读普通书报。
当他们自己能够看朝鲜前线的新闻时，他们那种愉快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有的战士读过“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后，兴奋地说：
“这一下连毛主席的文章我都能读了！”
重庆的工人杨少卿在提笔写信时，兴奋地流下泪来，他说：
“我二十多年没有学过文化，想不到在这里（速成识字实验班）学了三个星期就能写信了，我真不知道怎样报答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
有些同志问：
用这样的方法所识的字，能巩固吗？
我们说：
是的，有不巩固的危险。
如果突击认识单字之后，教的人不去组织阅读、写话，不用更大的努力去继续进行语文教学，进一步提高阅读写作能力，便不能巩固。
但，只要常读、常写，突击认识的单字是可以巩固的。
战士们有了初步认识一千五百字到二千字的基础，就能够经常看书、看报、写信、写稿，而常用的东西，是不容易忘的，容易忘的是不常用的字。
祁建华同志认为有些部队中的识字教育，有一种
一天只学三、五个字的“三、五观念”，每天只叫战士啃那一两个字，虽然容易学会，但也容易忘掉。
原因是学的生字少，自己用不上，边学边忘，就越来越没有信心，畏难退缩，裹足不前。
祁建华同志主张先“狼吞虎咽”，再逐渐“消化”。
他说：
“学的多，情绪高，能够用，不会忘；
学的少，无法用，信心少，麻痹了。”
就是说：
学会一定数量的常用字，便于应用，才不易忘；
反之，学的字太少，根本不能阅读和写作，硬记，就硬忘。
他又说：
“教的多，学的多，记的也多，忘掉一部分是肯定的，但成绩也肯定是大的。”
“速成识字法”能使学员首先突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常用字，这既符合于战士的如饥如渴的学习要求，也符合于增强学习效果的实际规律。
祁建华同志主张改变那种每教一字便立即要求同时占有字音、字义、字形，并能应用的作法。
事实上，“四会”的基础，首先应在于认得足够的单字和较多的词汇。
要求在认得几十个或几百个字的范围内，运用自如，既能读讲，又能应用，是极为困难的。
“速成识字法”则不同，它首先使学员大量地学会了“认”，并初步学会了“讲”，就为进一步地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在初步会认、会讲的基础上，达到“四会”的目的，正可以加速“四会”的进度。
把音、义、形等等学习文字的难点分散开来，各个击破，逐步占有。
即：
先行依靠注音、拼音和简单地讲解字义，重点使学员达到会读，并初步地会讲与熟悉字形；
然后在教学语文课本和广泛地组织阅读、写作中更巩固地占有字音，更丰富地了解字义，并进一步地作到会写，逐渐提高应用的能力，达到“四会”的要求。
祁建华同志说：
“学生字，首先以认为主（不是不注意‘四会’，是先后问题），‘讲’、‘写’为次。
好比一次给你介绍十几个人，你可能都记不住，但多见几次面就全熟悉了。
许多字会认会讲以后，这些字在自己眼里已看多少遍，这时来写也就容易了。”
祁建华同志十分重视工农群众、革命战士学习的自觉性，善于发挥成年人在学习上的优点。
他深知战士迫切地要求学习文化的心理，并信赖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与苦学苦练的战斗精神。
他认为成年人生活丰富，语言也丰富，理解力强，联想力也强。
一个个的字形，对于成年人中的文盲，虽然是生疏的，但在斗争中、生活中，他们却容易了解它所代表的意思，困难只在于他们不能把口说出来的字与写在纸上的字联系起来。
大多数常用字，只要能读字音，就可以初步地了解字义。
有了注音符号作辅助自学的“拐棍”，有了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和群众性的互助辅导工作，就可以便于记忆，克服“易忘”的弱点，因而学得多，学得快。
所以祁建华同志在教学中，一面摸索着适合成人特点的速成方法，一面还特别注意在“为什么能够速成”与“怎样才能速成”这两个问题上，进行一系列的动员工作，树立学习信心，极大地发扬学员的积极性与自觉性。
祁建华同志避免了那种单纯注入与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十分生动地发挥了我军群众路线的教学经验，紧紧地掌握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这种精神贯彻了整个“速成识字法”的教学过程。
祁建华同志极端重视学习的动员工作。
他常说：
“思想打通，情绪高涨！”
“怎样教，就怎样学，听从学习指导，教者提出保证，学的自然也就振起精神，下定苦学的决心，教到那里学到那里，教员与学员的思想要完全取得一致。”
他能够根据群众的水平，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教，如他先教“－、ㄨ、ㄩ”。
他依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和照顾各地方言，在教育中不苛求“标准音”，也不强调马上解决“四声”。
他讲解字义注意联系战士最熟悉的语汇、事物，要求简单、具体（如给战士讲“径”字，讲“大炮口径”就比讲“途径的径”好记）。
他的讲解更力求生动活泼与形象化，能够帮助记忆。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能不断地进行动员鼓励，表扬模范，发扬学习上的革命英雄主义，订个人学习计划，组织互助，深入班排，个别辅导，开展阅读、写字、写话运动，用口头广播、墙报、唱歌、识字游戏等辅助教学。
祁建华同志所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在许多方面还待发展与提高，特别对大量突击认识单字以后的语文教学阶段，我们的经验还很少。
但多次实践证明：
运用“速成识字法”加速消除文盲的效果，是没有疑问的。
（新华社）

党的组织应当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事件中吸取教训
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的党的第3次代表会议，揭发并处理了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的罪恶行为。
这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重大收获之一。
各地党的组织都应当重视这个问题。
特别是华北区党的组织应有领导地深入讨论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事件。
这是当前党的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政治讨论。
要在讨论中联系本身具体情况，划清阶级界限，发动党员揭发和清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从政治上动员全党进一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刘青山事件对共产党员及一切革命同志敲起了警钟。
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讨论这一事件时都有必要重新温习党的二中全会向全党提出的警告：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党的二中全会的指示到现在将近三年了。
刘青山、张子善的可耻的行为，充分地证明党的英明的预见，同时也说明了任何地方党组织如果不把中央指示贯彻到党内生活和党员干部的思想行动中去，或是对中央指示的执行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那就无法招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再一次警告我们：
现在是认真执行党的二中全会指示的时候了。
执行的方法，就是要以共产党员坚决的战斗的精神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共产党员在斗争中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从党内消除一切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残余影响。
刘青山、张子善背叛了有着二十年革命斗争历史的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因而他们也就失掉作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资格。
在刘青山、张子善身上，已经嗅不到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味。
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意识形态和作风浸透了他们的全身，而同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根本上冲突起来。
共产党员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呢？
刘少奇同志说：
“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在担当者与推动者。
革命者的存在，是由于还有反革命者存在而来的。
因此，革命者的存在和发展，以不断与反革命者斗争为必要条件，否则，就不能成其为革命者，更不能使革命者前进与发展。
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
共产党员是要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立场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但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正是要使革命者放下马列主义的阶级的斗争武器，放弃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崇高责任，抛掉自己革命的奋斗目标，而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物质引诱下，一心一意去追求可鄙的资产阶级的私欲，追求腐化的生活，这样的人，不管他过去有着多么光辉的历史，最后一定
要毁灭了自己。
清除刘青山、张子善出党是党内斗争的一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
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
党的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它是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党员，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以实现党的纲领和党的一切决议，达到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见党章总纲）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从内部或外部来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破坏各革命阶级联盟以及破坏其他革命事业的一切活动，必须进行严正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队伍内部，不能容许右的及‘左’的机会主义存在。
中国共产党必须用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对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并将其中坚持错误的人清除出党，以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
（见党章总纲）历史上的刘青山和张子善曾经是中国人民和党的好儿女，他们被提拔担当了重要的领导工作。
但是一旦他们背叛了党和人民，他们便立刻被清除出去，这就是战斗的共产党的高度的原则性。
联共党史教导我们说：
“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底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底建设者的使命。”
（中文版第438页）共产党员在党组织活动中必须坚持党的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实行严格的纪律，保卫党不受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害。
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出党的决定证明党的组织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共产党员在党的生活中必须提高自己的原则性，无情地揭穿那些在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掩盖下破坏党章、破坏党的统一、腐蚀党，以及企图改变党的性质的罪恶行为。
中国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国家建设一天比一天巩固，敌人是不可能征服我们的。
但是某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腐蚀。
在共产党的队伍内，如果有了这样的分子，并居于重要地位，就一定会瓦解党的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党必须以最坚决手段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的案件，清除他们出党，并依法给以严惩的理由。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并消灭更多的危险现象发生，才能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共产党员必须懂得：
党是处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领导人民前进的。
阶级斗争不能不在党组织内部反映出来。
因此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事件，而是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每个同志都应当提高自己的政治嗅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党内生活中各种错误的不正常的现象，认真检查本单位本地区各级组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状况，发现和检查运动中的各种障碍，坚决而勇敢地去掉这些障碍物。
一切有张子善、刘青山坏思想坏行为的人应自动向党坦白，同时发动广大党员同党内各式各样的刘青山、张子善展开尖锐斗争。

华北区的党的宣传网工作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
编者按：
华北局宣传部在本文中全面地总结了一年来华北区的党的宣传网工作。
华北区的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也是适用的。
因此，特将这个工作总结全文发表。
华北区的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是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爱国增产等运动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01月到04月为重点试建（1950年和平签名运动、工厂生产竞赛时各地已试建一些宣传员，但数目很少），05月到07月普遍发展，08月以后逐渐走上经常化。
目前全区宣传队伍已经很大。
除绥远还没有报告外，华北全区加内蒙古已有五万三千九百六十个支部建立了宣传网，占全区支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共有宣传员六十万○六千四百四十二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六。
其中党员一般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少的也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各地宣传网能经常起作用的约占百分之三十，起作用但不经常的约占百分之五十，不起作用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其中以河北较好，宣传员经常起作用的占百分之六十七，起作用但不经常的占百分之二十七强，不起作用的仅占百分之六弱。
全区共有报告员一万六千六百二十六人（山西省的区级还没有建立报告员），一般都执行了中央每两个月至少向人民群众直接报告一次的规定。
此外，城市中的市民宣传队和农村中的群众宣传队，在以宣传员为骨干的推动下，也正在普遍地发展。
北京现有市民宣传队一百三十九个，队员六千八百二十六人。
河北大名一个县有群众宣传队四百八十个，队员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五人。
一年来党的宣传网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
这主要表现在：
（一）进一步改善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大大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经过报告员制度的执行，党的负责同志经常和群众见面；
宣传员可及时地把党的政策和主张传达给群众，党也能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
干部找到了说服动员的好方法，强迫命令的现象大大减少。
所以干部、群众对宣传网的建立都很满意。
县、区干部认为宣传网很顶事，工作中离不了。
村干部说：
“过去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现在工作是讨好不费力。”
群众称宣传员为“问事处”、“指南针”、“思想大夫”、“毛主席的传话人”。
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认为1951年最新鲜的一种妙事就是设立了宣传员。
群众了解了各项工作的政治意义和这些工作和自己的关系之后，提高了政治自觉性，完成任务就比没有宣传网时好得多。
有些村庄等不到区里布置，见到报纸就自动宣传起来。
如：
大名县去年的麦征任务，一个月才完成，今年有了宣传网，一天就完成了。
（二）提高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战斗力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
由于宣传网的活动能有效地推动工作，不但改变了轻视宣传工作的议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全党都来做宣传工作，实现了每个党员都必须在党的一个组织分配之下担负一种工作的规定，使过去不少地区只有宣传干部做宣传工作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经过宣传网把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成一个庞大的宣传队伍，做宣传工作的人增多了，而且因为有了经常的宣传工作制度，使过去遇到重大任务才临时突击做宣传工作的情况也有了改变，在宣传网比较健全的地区，宣传工作已呈现了普及、经常、及时、深入的特点，这是多年未曾解决的问题和未曾有过的现象。
在宣传网建立之后，各种零散的宣传工具以宣传员为核心已统一起来，各种宣传工具因为宣传员要运用它，便使得它和实际的联系更加密切，并且得到不断的改进；
因而我们的报纸、广播、文艺、出版等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由于以上情况，在各级（特别是县区）党政的领导方法上也开始发生变化。
过去任务一来，大家一揽子去做也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因为有了宣传网，事前打通了群众思想，工作也变得较为易行了。
人少事多的困难有所克服，区村一揽子的领导方法正在改变，各个部门的工作也可建立了。
河北大名县的经验就是很好的证明。
（四）宣传网的建立，还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并提拔了一批干部。
因为宣传员经常受到党的教育，为了向别人宣传，自己便要特别注意学习，所以进步较一般群众为快。
许多部门都愿提拔宣传员为基层干部，不少宣传员经过考试，参加了铁路、邮局、水利局工作，或考入高小、中学和训练班学习，有的已直接被提拔为脱离生产的干部。
报告员和县、区干部为了直接向群众宣传，并领导宣传员工作，政治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并加强了对实际工作的研究。
一年来宣传网工作的经验是：
（1）领导方面重视是作好党和非党宣传网工作的先决条件。
但若干领导机关对宣传网的真正重视，也是经过一定过程的。
大体是先要从理论上初步认识宣传工作的重要，然后认真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经过多次实践证明宣传网确实有效之后，才能深刻地彻底地认识宣传工作的作用，而对宣传网工作真正重视起来。
因此，目前必须以现有实例大力宣传宣传网的实际作用和典型经验，以使那些认为宣传网没有作用的同志知道宣传网的重要，并使那些虽然建立了宣传网但领导得不好以致作用不大的同志，学会领导宣传网的方法。
（2）报告员不仅要向人民群众经常作系统的时事政策报告，而且要帮助宣传员解决宣传工作中的困难，因此应当尽可能地给各种宣传员会议作政治报告，协助县、区委训练宣传员，定期到传授站进行传授。
这样报告员既可通过宣传员了解群众思想情况，又可以提高宣传员的工作能力。
报告员工作曾经发生了一些偏差：
有的地区降低了报告员的质量，不是以各级党政负责干部担任各级报告员，而认为只要是县委级干部就可以当任何级党委（包括省委）的报告员。
有的地区迁就了某些主要负责干部的工作忙，规定他们可以用写稿、广播或给干部做报告的办法代替直接向群众作报告。
这些问题还须继续研究解决。
（3）各级党委对宣传网的经常领导，是宣传员能不能起作用和起作用大小的决定一环。
为了加强经常领导，要掌握如下几个环节：
第1、要经常供给宣传员以适当的宣传材料，华北各省、市委大部办有“宣传员手册”。
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再加上内蒙古，总计已出版宣传员手册九十七期，发行四百三十五万八千册，给宣传员以很大帮助。
但一般的缺点是每期内容头绪太多，中心不突出，使宣传员无从选择。
个别地区“宣传员手册”还以报告员为对象，影响到它的通俗程度和对宣传员的教育作用，须加以改进。
在地委和工矿的通俗报纸办起来以后，对宣传员的帮助会更大些。
河北已决定按工矿区和农村出版不同的东西，就是把他们的“宣传员手册”和“河北农村”合并，另外在省工会出版的工人刊物上，供给工矿中的宣传员以宣传材料。
第2、定期召开支部书记联席会或宣传员代表会，是县委对宣传工作实现经常领导的关键。
第3、宣传员传授站是区委进行经常领导的纽带。
河北、平原、山西、察哈尔四省已有传授站七千六百个，一般由县、区报告员分工担任传授任务，至少每月传授一次。
这不仅能解决宣传员“没资本”“不会说”的困难，更可通过它加强支部对宣传网的领导。
第4、支部是指挥宣传员实际作战的基本单位。
支部书记应在重大问题和政策思想问题上亲自加以领导，关于宣传业务，组织领导可由宣传委员负责。
宣传委员最好兼任村文教委员会主任，以便领导非党宣传网。
第5、开办宣传员训练班，是提高宣传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根本方法。
训练方法除脱离生产的专门训练外，还应强调不脱离生产的普遍训练。
第6、评选模范，树立旗帜，应成为一种制度。
（4）组织广大的群众宣传队伍，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
党的宣传员是党对群众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
党的宣传员还应带动广大的群众积极分子，一起进行宣传。
因此，必须组织群众宣传队，党的宣传员参加到群众宣传队中去起骨干核心作用。
支部领导宣传员，宣传员带动宣传队，实行按地区、工具和特长分工负责，“包干宣传”。
这样做到“一声号令下，大家齐宣传”，“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但有个别地区，虽已注意了发展宣传员的工作，但还没有认识到组织群众宣传队的伟大作用。
根据目前华北区宣传网工作的情况，今后应该在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宣传网。
今年要求凡是有支部的地方都要建立党的宣传网和非党宣传网，没有支部的地方都要建立非党宣传网。
宣传网数量很少的地区，应大力发展，并做到发展一个，巩固一个；
宣传网数量很大，但不起作用或不经常起作用的占多数的地区，必须加强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
宣传网数量很大，且经常起作用的占多数的地区，则应一面巩固，一面发展。
在发展宣传网工作中，必须注意吸收妇女担任宣传员（各地经验证明，妇女宣传员的作用很大），并在各个业务系统中发展宣传员，使宣传工作更加普及和深入。
为了加强对宣传网的领导，各级党委均须在宣传部内设立专管机构或专管人员，管理这一工作。
最后为了经常地提高干部、党员和报告员、宣传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我们认为伴随着宣传网的建立，必须普遍地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也就是说应当同样建立一个教育网。

坚决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陈庭松
新华社记者魏文华
青年团员陈庭松，是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南京分公司的一个优秀工作人员。
他在执行任务中，为了维护国家财产，坚决地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南京分公司领导干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曾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据初步统计：
1951年01月到现在，已经发现的被不法商人盗窃以及公司内部的贪污浪费损失即有三亿八千九百多万元。
资金积压现象更加严重，砖瓦收购部门因不法商人套用货款延不交货，仅08月到10月这三个月中就有十亿元以上的资金被冻结，有些已经报损。
如向根本没有厂基的所谓“金川砖瓦厂”订购二十万块红阴砖，被不法商人骗去订款二千三百多万元，至今还未追回。
部分私商偷工减料、用坏砖顶好砖，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基本建设事业，引起各方面对公司的不满。
这些情况，陈庭松在做内勤工作时，就曾不断地向经理反映过，但领导方面并未引起警惕。
1951年09月，陈庭松调做业务科砖瓦小组外勤检查员，他就更积极地为维护国家财产而斗争。
他密切联系和依靠工人群众，先后从各砖瓦厂的工会、工人群众中了解到接受公司订货的六十多家砖瓦厂竟有四分之一的厂商有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
如大业砖瓦厂经理私自把公司存在该厂的一部分砖卖掉，套用货款五千四百万元。
一向被公司认为“可靠”的钧记砖瓦厂，经他连续深入检查十四次，终于查明该厂经理利用买空卖空手段，骗得国家五千四百万元的货款，在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到期欠砖不交。
但公司的业务科长厉行以及副经理陆道平、经理刘子敏等，对陈庭松的汇报采取了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科长厉行起初说他的汇报“不具体”，后来又要他写“详细书面材料”。
陈庭松连写几次材料送去后，他又藉口“事情忙”，说“没有工夫处理”，将材料锁在抽屉里，不作答复。
问题越来越严重，陈庭松又向副经理、经理汇报。
但是这些领导干部竟麻痹到这样的程度，认为砖瓦商长久接受国家订货，“大概不会自败名誉”，也对陈庭松不加理会。
因此，公司资财继续遭受着损失。
被陈庭松揭穿欺诈国家资财行为的不法商人，曾经用请客等方式来利诱软化他，都被陈庭松严词拒绝。
不法商人于是就到公司的科长、副经理面前攻击陈庭松，说他“有偏见”，“破坏公私关系”，要求另派“好”干部来代替陈的工作。
这些领导干部对问题不加分析，居然相信不法商人的话，反而怀疑陈庭松，更加把他的意见压下来不处理。
同时业务科内少数思想作风恶劣的干部，如负责收购砖瓦的邹复初等，也结成小宗派，乘机会向他泼冷水，说他“瞎吓唬”。
陈庭松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内心是痛苦的。
他想：
应该坚决的斗争呢？
还是退让等待？
他想到自己是党教养大的青年，不能有个人打算，决不能作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的俘虏。
这时，党的支部也支持他。
他团结了几个外勤同志，继续坚决地向官僚主义分子斗争。
10月中，负责收购砖瓦的邹复初又向三家卖空投机的砖瓦厂付现款订货，陈庭松等便和邹复初展开正面斗争。
陈庭松警告他：
“你如不听忠告，不经调查付出货款，将来损失了，你一定要负全责。
我要向人民政府告发你！”
结果，公司取消了对这三家卖空投机厂商的收购，使国家避免了五千多万元的损失。
但领导方面还不肯下决心，严重情况并未根本改变。
因此，陈庭松就向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作了报告，并向市人民检察署检举。
这样引起了各方的重视。
市人民检察署、工商局最近都派出了检查组到该公司检查，经过由下而上及由外界到内部的初步调查结果，证明陈庭松检举的事实都是确实的。
现在该公司已进一步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公司方面并已向已经查明骗取国家财产的不法商人追回货款。
陈庭松是徐州郊区一个佃农的儿子，二十岁（1949年）入伍参加解放战争的支援前线工作，随部队进入南京后调做地方工作。
他保持了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不怕困难的优良传统。
他这种坚决为保护国家财产，向不法商人、行为不正的工作人员及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的精神，受到了南京市领导机关公开的表扬，并被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南京分公司青年团支部推选为出席全市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
他曾在会上作了典型报告。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模范—刘长禄
任迁乔孙翰春赵文渭龚枚陈其彭彬作
（七）商人见利诱不成，就常向刘长禄叫苦，要求买次货，或少买材料。
但是刘长禄始终坚持照合同办理。
那商人又卑劣地威胁他说：
“不听我的意见，我们就不能如期完成你们的修建计划。”
刘长禄就告诉他：
“我们坚决照合同办事，迟一天你就赔偿五百万元！”
（八）那商人见威胁他也不成事，又想一个办法，向刘长禄要一部分碎木片和鑤花。
经刘长禄请示上级批准后，就让那商人取走一部分碎木片和鑤花。
可是在装车时商人又把一部分木料偷走，结果被刘长禄发现。
刘长禄严正地批评了商人。
由于刘长禄在思想上行动上注意和那个品质恶劣的商人不断地斗争，终于使修建任务按照合同如期圆满完成。
（九）刘长禄不但经常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创造了巨大的节约成绩。
1951年01月起始，他负责修建华东公安干部学校校舍的工作，为了节省费用，常常忘了吃饭，东奔西跑，从不嫌累，到处调查市价。

优属模范刘德有
辽西省兴城县八区清水村的军属金庆，这两年来打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日子也越过越兴旺。
村里人一提起金庆家，就称赞优属模范刘德有的优属工作做得好。
金庆的儿子参军了，自己又有喘病。
1949年自己种着十七亩地，怎也忙不过来。
这年收成不好，才打了七石粮食。
一年就欠下了五石粮的债。
村里的刘德有知道了这件事，他想：
“人家儿子参军，是为了咱们大家呀！
咱得照顾他。”
这样，刘德有就在这年冬天和村里的老宋，找金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互助代耕组。
刘德有能干，是全村有名的。
他对金庆时时照顾。
1950年春天要种地了，老金家要啥没啥，连种籽也没着落。
刘德有说：
“好说！”
便拿出二斗高粱、二斗苞米种籽，给老金垫上了。
到夏天铲地时，老金没有吃粮了，刘德有又给垫上一石。
这一年，组内的地都收拾得挺好，闹了个大丰收。
金庆的十七亩地，打了二十五石粮。
比头年多了两三倍。
有了这个底子，1951年大家耕作更有劲了。
棉花打了两遍杀虫药水，铲了五遍，？
了五遍。
到秋天，金庆的地除了打下十五石粮食外，还收了五百四十斤棉花和六百一十斤洋麻，这两项也顶十五石粮左右。
经过这两个丰年，金庆家富裕起来啦：
欠的债早还清了；
买了一条大毛驴；
1951年光添衣服就买了两匹布；
全家除了吃还能余下三石粮。
刘德有不光是帮助了金庆，对别的军属和民工家属也很关心。
比如，1950年冬天周福中要去朝鲜前线抬担架，他的妻子怕没人照顾就拖后腿。
刘德有就耐心地去劝她，并答应她解决困难。
这年春节，村里老乡都有“淘米”蒸饽饽的习惯，周福中家淘不上米，刘德有知道了，马上就送给她半斗黄米。
像这种事情，刘德有是常作的。
他总是热情地帮助烈属军属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
1951年11月，刘德有被选为拥军优属模范，到省城参加了辽西省第2次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和拥军优属模范代表会议。
会上，听到领导上号召今年争取每亩地多打五升粮，他说：
“咱一定保证做到。”
（秀）

在战场上是英雄在生产中是模范
在东北抚顺煤矿有一个革命残废军人王志良，他在战场上曾是一个杀敌的英雄，在生产中又是一个增产节约的模范。
王志良原是多年的煤矿工人，1947年02月他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在解放东北的多次战役中，王志良英勇顽强作战，在解放东北最后一次有决定性的锦州战役中，王志良不幸受了重伤，他的大腿骨被美国子弹打坏了。
王志良原想伤愈后重返前线，但是他的受伤的腿使他不能这样作。
王志良又想到自己的煤矿，他想着：
“不能打仗就去生产，我有一分力量就要出一分力量，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1949年06月，王志良达到了自己的愿望，又回到抚顺煤矿西露天矿去当电镐司机。
王志良曾为解放自己的煤矿流了血，现在又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上，恨不得一天干出两天的活。
当时电镐的效率很低，每班八小时才装六、七十车煤。
王志良知道大家远没有发挥自己的力量。
他就一面宣传动员，一面改善劳动组织，并在他的带动下展开了生产竞赛。
经过二十天的努力，装车的效率提高了三倍多。
开电镐是很紧张的劳动，这使他残伤的腿常常发痛，但是王志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顽强的意志征服了肉体的痛苦。
1949年09月，王志良被调到抚顺市矿业干部学校学习。
回矿后担任采煤班副班长兼党支部书记。
这时，全东北的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新纪录运动。
王志良即通过党和工会组织进行动员，团结积极分子，并培养了姚锡兴典型小组，使装车效率由每人在八小时内装一车半提高到三车半（这时是装煤层上剥下的白泥和？
子，不如装煤好装）。
在王志良不断帮助和培养下，姚锡兴小组并在1950年08月获得模范组集体奖励。
王志良经过学习，更加懂得了降低成本的重要，他不但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注意到节约。
王志良见电镐注油的方法，是把一天需要的油一次注进去，有很多都流出来糟蹋了。
他提出改变注油的办法，每天多注几次，每次少注一些；
他并用东西把流出来的油接住，用这油去抹牙轮。
王志良改变注油方法的结果，原来六个电镐一星期用毛得油和黑甘油各五十公斤，后来减少到用毛得油二十五公斤，黑甘油三十七公斤。
在王志良的领导下，由于采煤班实行了严格的责任制和交接班制，事故也大大减少了。
由于王志良在生产中的优良成绩，他曾被评选为东北荣军特等劳动模范。

大家来参加春节前后优抚工作的检查
一、人民军队和我们的血肉关系大家高高兴兴过了新年，一个快乐的春节眼看又到来了。
我们今天过着幸福的日子，是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人民志愿军分不开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民军队从江西南昌起义到全国大陆解放，牺牲流血、艰苦斗争了二十多年，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还在千辛万苦地守卫着祖国的国防，不让帝国主义来侵犯我们；
还在翻山越岭地清剿残余的土匪，让我们大家过着安静的日子。
最近一年多来，人民解放军克服了重重困难，进军到遥远的西藏。
他们风餐露宿，爬过了许多五、六千公尺高、终年积雪、人迹不到的山岭。
可是战士们从来不叫苦，他们只有一句话：
“完成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后方的战士们，住下来就帮老乡做活，参加生产建设事业，他们一刻也不停地为全国人民工作。
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有的不顾牺牲爬上敌人的坦克去消灭敌人；
有的涉过浮着冰块的寒流追击敌人；
许多战士受了伤也不下火线。
一位战士在朝鲜前线一边吃雪一边吃炒面，他说：
“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
一位志愿军同志的左眼受了伤，双手也残废了。
他说：
“我的眼睛受了伤，我的手残废了，可是我们保卫了祖国人民千千万万双眼睛，千千万万双手。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
他们真是全国人民最好的子弟，他们把全国人民当他们的亲人看待。
我们在后方的人，当我们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的时候，能忘记他们吗？
能忘记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们吗？
二、春节前后要普遍检查一次优抚工作
是的，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军队。
一般地说，全国各地都是重视拥军优属工作的。
全国人民都说：
战士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去年大家订立爱国公约的时候，许多地方都把做好优抚工作当作爱国公约里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1年春节和“八一”建军节前后，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拥军优属运动，并且普遍检查了一次优抚工作。
许多地方的优抚工作大大加强了。
例如山西省许多代耕组在做活的时候，都做到了“先军属后自己”，精耕细作、加工加肥，使代耕土地得到了丰收，有的收成超过了一般群众的水平。
河北省唐山专区种棉时碰上了天旱，群众给烈属、军属挑水种棉两万多亩。
苏北新安县的人民，自动给烈属、军属修建了房屋九千五百多间。
这些榜样，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的优抚工作，还是有缺点的，就是优抚工作做得好的地方，也须要继续提高，所以对优抚工作要再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这是非常必要的。
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彭真副主席在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所作“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里，曾经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加强优抚工作，并提议在春节前后全国各地对优抚工作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并以基层政权为单位，订出1952年优抚工作的具体计划。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根据这个提议，在去年12月11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春节前后检查与进行优抚工作的指示”。
许多地方政府也先后发了指示，并正在动员布置这个工作。
这次优抚工作的普遍检查，希望全国人民都来热烈参加。
检查些什么呢？
主要地应该注意这几点：
第1，大家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检查，检查自己对优抚工作的认识是怎样的？
是不是明白了人民军队和我们自己的血肉关系？
是不是把优抚工作当成了一项人人应尽的光荣义务？
对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是不是尊敬和关心？
第2，检查优抚条例是不是贯彻执行了。
比如，地方政府的优抚经费是不是有挪用现象？
农村里的代耕工作做得怎样？
烈属、军属的土地产量是不是达到了一般群众的水平？
城市里帮助烈属、军属生产就业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烈士子女和军属子女失学问题解决得怎样？
贫苦的烈属、军属的生活还有些什么困难？
对革命烈士的纪念表扬工作做得够不够？
对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革命军人安置妥当了没有？
有没有“人在人情在”、“优近不优远”、“优新不优旧”等偏向？
对这些问题，大家（包括烈属军属自己）都应该提出意见。
第3，在检查中间，要注意总结经验，注意表扬和批评。
比如有些地方实行固定代耕（包产、包耕、与互助组结合等），解决烈属、军属种地肥料问题，解决劳力负担不平衡问题，介绍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就业与组织生产等，有了好的成绩，应该把经验总结出来，介绍给大家参考。
有的代耕组或个人，做优抚工作做得很好，大家应该对他加以表扬，并向他们学习。
有的人对优抚工作做得不好，应该提出批评，督促他改正。
检查中发现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大家都要想办法来加以解决。
三、订出一年优抚工作计划，开展慰劳运动
优抚工作是经常性的工作，所以要有计划地进行。
这次，各地在检查了优抚工作之后，都应该订出基层单位的1952年优抚工作计划。
比如，在农村里，每个乡或村应先订出全乡或全村的计划，然后根据这个计划，订出每个代耕小组或每个人的具体计划，并且把计划的主要内容订到爱国公约里去，保证实现。
订计划的时候，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吸取先进经验，规定适当的制度，比如代耕组和烈属、军属订立集体的代耕合同，规定记工办法、奖惩办法等。
订了计划之后，大家就要及早调配劳力畜力，及早帮助烈属军属准备充分的肥料、选择好的种籽，使代耕土地今年达到丰收。
城市里面也是这样，每个市、每个区直到每条街道和每个组织单位，都要订出一年的计划，以便有步骤地解决烈属、军属生产就业的问题，并使贫苦烈属、军属的生活有适当的照顾。
总之，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要从长期着眼，使烈属、军属的生产、生活有经常的可靠的保证。
过去，有一些地方的优抚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长期计划，工作不经常。
这样往往有时使烈属、军属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有时又大家乱抓，浪费人力物力。
有这种缺点的地方，在这次检查中，应该注意改过来。
结合这次普遍检查优抚工作和订立1952年的计划，在春节前后我们还要开展一个慰劳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伤病员的运动。
去年12月22日，抗美援朝总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央教育部和广播事业局，曾联合给全国的少年儿童写信，号召每一位少年儿童在春节期间，努力做好一件事，慰劳烈属军属。
全国的少年儿童们应该热烈响应这个号召。
各地的学校应该好好地组织这个运动。
除了少年儿童之外，其他群众和机关团体人员，也应该尽可能地参加慰劳运动。
在慰劳运动中，大家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
最后，全国光荣的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同志们，在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和关心的时候，大家要更加努力，争取更大的光荣，争取做模范的烈属、军属和模范的革命残废军人。
军属们还应该向自己在部队里的子女、丈夫和兄弟写信，报告自己受尊敬受优待的情况，并鼓励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志愿军的同志们警惕地守卫我们的国防和更加努力杀敌，争取更大的荣誉。

山西出现许多代耕工作的模范村和模范组
山西省各地在1951年的优抚工作中，出现了许多代耕工作模范村和模范代耕组，使烈属、军属的土地获得了丰收，有的超过了当地一般农民耕地的收获量。
例如武乡县的窑上沟村，全村代耕的一百十二亩秋地，每亩平均产量一石七斗五升，超过群众耕地平均产量五升；
比1950年产量提高了三斗七升。
壶关县五区东柏林村，全村代耕地二百七十一亩三分，每亩平均产粮一石六斗五升六，超过一般群众产量（一石五斗）将近一斗六升。
崞县八区白塔岗村张宏西所领导的代耕小组，包耕军属张春秀的七亩地，由于精耕细作，1951年产量超过了通常产量百分之三十五。
——这个村本来是重灾村，一般群众的收成只有通常产量的六成。
其他像左权四区的大林口村、高平四区的雍万村等处，烈属军属的土地都得到了丰收；
长治原家庄原何金代耕组、潞城郭小牛代耕组等给烈属、军属代耕土地的收获，都超过了一般群众的产量。
这些地方因为代耕工作做得好，就保证了烈属、军属的生活，直接增强了抗美援朝的力量。
武乡窑上沟村的烈属、军属，都已经过着富裕的生活，三分之一的烈属、军属有余粮十石以上。
壶关东柏林村1951年秋收之后，烈属军属都非常高兴，二十五户烈属军属捐献了五十三万元购买飞机大炮，并有十三户军属向在部队中的亲人写信，报告代耕情况，鼓励他们在前方安心杀敌。
这些地方做好了代耕工作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在于加强了对农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大家爱祖国、爱人民军队的热情，使他们认识到代耕工作的重要。
武乡窑上沟村自从开展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以后，全村二百多户，订了三十七份报纸，成立了二十七个读报组和十八处民校，并有三十六名宣传员经常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全村人人都知道：
“志愿军保卫咱们过太平日子，咱们也要保证为志愿军家属种好庄稼。”
“没有解放军就没有咱。”
大家对优抚工作非常重视，把保证代耕土地产量达到一般先进户的生产水平列入爱国公约，并在06月份订出了半年的优属代耕工作的详细计划，向全省各代耕组、代耕人提出挑战。
各地农民纷纷响应，普遍把做好代耕工作订入了爱国公约，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优属代耕竞赛运动。
其次是实行了包工包产的代耕制度，使代耕土地有专人或专组负责，所以在耕作时，都能做到“先军属后自己”，精耕细作，加工加肥；
同时固定代耕使代耕人能把代耕工作和自己的生产事先做出统一的计划，科学地安排时间和组织劳动力，使代耕土地和自己的土地能普遍丰产。
第3是深入检查和进行评比竞赛，奖励或表扬模范、批评或处分落后的代耕人，鼓舞了群众的情绪。
例如武乡县在1951年夏天曾举行全县的代耕工作大检查，各区、村分别召开优抚委员会会议，并吸收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群众的代表参加，组织代耕工作委员会，深入田间进行视察，发现好坏典型，通过黑板报、广播筒等进行表扬、批评。
窑上沟村规定每半月检查一次代耕工作，并随时进行抽查。
村优抚委员会并每月召开一次烈属、军属会议征求意见，然后召集代耕户进行评比并布置下月的工作。
同时，在每个农业季节，发动一次群众性的代耕检查、评比运动，总结经验，进行表扬和批评。
这些，都保证了代耕工作的不断前进。

巴黎中国学生会全体会员大会
电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亲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
你们这一队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最勇敢的战士，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称号，出现在朝鲜战场，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了帝国主义阵营强暴的侵略军队，保卫了祖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
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时时刻刻鼓舞着我们在海外的侨胞。
我们决心以努力加强我们自己的工作，来积极支援祖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今天，在巴黎中国学生会全体大会上，我们代表全体留法爱国同学，向你们致最崇高的敬礼。
巴黎中国学生会全体会员大会
1951年12月09日巴黎

模范军属王凤英实现了她和丈夫的挑战条件
1950年06月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后，当时驻在天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贾玉山接到妻子王凤英一封挑战的信。
王凤英在信中鼓励丈夫贾玉山应该自告奋勇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去消灭美国鬼子，她并向丈夫提出挑战说：
“你在前方勇敢杀敌，当个战斗英雄；
我在后方加紧生产，当个劳动模范。”
王凤英写了信还不放心，又亲自到部队上动员她丈夫去朝鲜。
她的爱国行为鼓舞了贾玉山和很多战友们的杀敌意志。
王凤英家在察哈尔省怀来县三区沙城镇。
沙城镇有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模范的革命军人家属。
有的群众并说：
“沙城镇有了王凤英，我们的生活有办法。”
群众所以这样说她，是因为王凤英不仅自己积极生产，解决了自己家庭生活的困难，并且还带动和组织了其他军属和妇女群众进行生产，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早在1950年03月，王凤英就曾到沙城镇供销合作社去砸杏核。
后来她了解到合作社需要更多的人来作这项工作，她就逐渐带动和组织了二百四十个妇女，参加这项生产。
王凤英砸杏核挣的米，就够她和婆婆两人吃两三个月。
以后，她又组织五十六名妇女，给沙城镇粮库缝麻袋。
因为工作做的好，她曾受到粮库的奖励。
王凤英什么活都能干，她在沙城镇养路局作泥水工时，由最初一次搬三块砖最后增加到二十块，男工们都很佩服她。
1951年，王凤英和其他五位军属正式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
王凤英被选为组长。
她经常帮助大家解决生产中的各种困难，鼓励大家积极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单纯依赖政府的优待的思想。
王凤英常这样想：
“我丈夫是个革命军人，受到全国人民的敬爱；
我自己要保持这个光荣，要争取作一个光荣的模范军属。”
在和平签名运动中，王凤英曾发动全街妇女进行签名。
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她首先捐献了三万元，并带动全街完成了三百万元的捐献任务。
王凤英已经实现了向她丈夫提出的挑战条件。
在去年06月怀来县召开的全县烈属、军属劳动模范代表会上，王凤英被评为一等模范。

注意培养烈属军属模范和优抚工作的模范
随着优抚工作的加强，各地曾经出现了不少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模范人物；
出现了很多对优抚工作积极努力的模范人物、模范优抚小组、模范代耕组、模范村和模范单位。
而培养烈属、军属模范和优抚工作的模范，对于改进优抚工作的领导又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如果能够经常联系一批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以及优抚工作者中间的代表人物，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优抚工作的意见，就可以直接地检查和了解优抚政策在下面执行的实际情形。
加强领导机关和优抚工作中各种代表人物的联系，这会使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愿望、要求和困难直接反映到领导机关里来，一方面便于接受他们的批评建议以改正优抚工作中的缺点；
另方面又可以使自己的领导工作得到人民群众比较深入的检查，这对于克服优抚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很有帮助的。
培养优抚工作的模范，对于人民群众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优抚工作的模范在人民群众中有良好的影响，它会鼓舞人们向做好优抚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看齐，并督促人们经常检查自己和周围对于优抚工作进行的情形。
这就使作好优抚工作形成一种群众的舆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谁对优抚工作不积极，就自然会受到群众的监督和批评。
优抚工作是一个经常性的群众性的工作，要把尊敬和关怀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这就须要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而培养优抚工作中的模范，表扬和奖励他们的事迹，正是用具体榜样从思想上教育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优抚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注意培养优抚工作中的模范，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教育和提高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本人，因为这样他们将会感到人民政府对于自己的关怀，自己的意见受到了尊重，从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光荣责任和政治荣誉，因而他们就会积极地参加生产，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
在优抚工作中培养模范的工作，从全国范围来说，有很多地方是已经注意了的。
东北区、湖北省以及十三个省（或行署区）的全部县份及七个省的部分县份，都召开过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模范代表会议，比较有系统地表扬了模范，总结了经验，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从而改进了工作。
但有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对这一工作还不够重视，因而那里优抚工作中的模范还没有被发现，他们的经验无人总结，他们的事迹无人表扬，因而优抚工作还不能更多地取得人民群众和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的帮助。
春节快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去年12月11日即已发出关于春节前后检查与进行优抚工作的指示。
各地在检查优抚工作和订立今年优抚工作计划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培养优抚工作模范的问题，这对于加强我们优抚工作的领导是很重要的。

给志愿军叔叔做口罩
北京市立第5女子中学校少年儿童队第2大队二中队一、三小队
去年12月08日的下午，天气格外晴朗。
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我们的身上，每个小朋友的面庞上呈现出绯红的光彩，脖子里的红领巾显得分外鲜艳。
我们一群少年儿童队队员们，快乐地围成一圈，在给志愿军叔叔做口罩。
这是一个可爱的“队日”。
几天前，队员们都在酝酿着怎样把这个“队日”过得更有意义些。
小朋友们偶尔在街头上碰到了志愿军叔叔，都细心地打量着他们身上还缺少什么，猜想着他们在战场上需要什么。
手套吗？
有了。
袜子吗？
也有了。
小朋友们想到又能御寒又能防止风沙入口的口罩，让志愿军叔叔戴上我们亲手做出来的口罩，志愿军叔叔知道祖国的孩子们都在支援他们，他们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十多双小手都在不停地动着。
刘铜文是一个没有摸过针线的女孩子，开始她缝得不够均匀，她说：
志愿军叔叔都能克服困难，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她毫不犹豫地把做好的口罩拆掉，重新开头，直到把它缝得又均匀又整齐，才快乐地笑了。
何宝铃平常补袜子，做得不好，因为这次格外仔细认真，她缝的口罩顶棒。
她说：
“我们要把对志愿军叔叔的热爱，一针一针地缝到口罩上。”
大家不但手在动，思想也在动啊。
我们想：
让志愿军叔叔们戴上我们亲手作的口罩，多杀美国鬼子，使胜利早日到来，加速建设祖国，使我们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像苏联小朋友那样多好啊！
李颖慧从心眼里发出了对志愿军的羡慕和热爱，她说：
“我要是一个志愿军多光荣，这么多的人都在支援着我，而且还想得这样周到。”
另一个队员说：
“现在咱们没当志愿军，咱们要好好学习，努力锻炼身体，准备着叔叔们胜利回来，我们好更快地建设新中国，把她建设成一个大花园，多好呀！”
这样想着说着，大家都不由得咧着嘴笑起来，一阵欢笑过去了，大家又高声唱起来。
“雄纠纠，气昂昂……”这支雄壮的歌声，充满教室里每一个角落。
我们的心里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太阳偏西了，这时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家里。
不知怎么回事，王凤琴睡入梦中还在笑；
何宝铃梦到自己做的口罩已送给了志愿军叔叔郭忠田，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
“孩子们的幸福，绝不让美帝国主义来破坏！”
（少年儿童队员王凤琴执笔）

要办好革命残废军人学校
谢觉哉
视察涿县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同志说：
涿县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学员五百三十八人，均为二等乙级以下残废，三等残废占百分之九十五。
学员编为五个队、九个班，按文化程度分班，教学以班为单位，采速成方法，以一学期完成一年课程。
学员学习情绪很高，进步极快。
对于政府给他们办学校，非常满意。
教员二十一人，学员对教员很爱戴，因为学员的进步，教师们很感动，说：
“革命军人真伟大，他们的学习进步比工农干部还快。”
应该检讨一下我们对革命残废军人的概念。
我们对革命残废军人，制定了优待抚恤条例，这是重要的，必须办好的。
但对于革命残废军人的另一面：
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革命战争的锻炼，有聪敏的头脑，而且都还很年青。
对于他们不止是“养”和“就业”的问题，而尤其是“教”和
“提高”的问题。
他们是国防战线上的英雄，同样也应是生产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各个战线上的英雄。
这一点，我们的注意是不够的。
要把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当作正规学校办。
配备足够质量够格的教员、有足够的学习经费、审定适合的课程、从那里培养出一批国家的建设人才来。
凡设有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省区人民政府，须重视这一工作，民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应以积极的精神作具体的领导，使革命残废军人的才能与爱国志愿得到更大的发扬。
这也很符合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的。

重新战斗的开始
志愿军休养员廖贻训
我原是北京的一个初中学生，1950年秋末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在朝鲜前线负了伤，把右脚齐膝截掉了。
但是因为我的左脚与两手也负伤了，所以在那年冬天，我从朝鲜回到了祖国疗养。
可是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情形一天天恶劣。
最后，在1951年01月27日，又锯掉了左脚和九个手指，只剩下右手的大拇指。
动手术后，我的身体虚弱到极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脑海中思潮起伏，一刻也不停息。
最初，我感到一切都完了，有着悲观失望的思想；
后来我感觉非常难过：
自己参加革命没几天，没有给人民做什么事情，在朝鲜战场上还没有立下更大功劳，自己就成为残废了。
这怎么对得起祖国呢？
别人看见我一声不哼，以为我是忧虑个人的前途，于是安慰我说：
“为革命残废了，祖国人民是会很好地照顾你的。
将来进养老院，一切都没有问题。”
一提到养老院我更加难过。
“进养老院？”
我什么时候才能“老”呢？
不为党和人民工作而进养老院，这不使人惭愧死吗？
我觉得对不起党，因为党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光荣的青年团员，我给党做了些什么呢？
我思想的深处最感到沉痛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时，我更发现一个人失去了双手双脚并不可怕，最严重的是失去了对生活、对战斗的胜利信心。
我躺在床上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等书，这些书中的英雄形象，经常在我的面前出现，鼓舞起我斗争的意志和胜利信心。
特别是保尔·柯察金，他残废了还躺在床上不断地学习，不倦地写作。
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话：
“只有死亡才能停止我的工作。”
我下了决心，要做一个像保尔这样的人，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永远为党的事业战斗到底！
自从我在思想上认识到“只有死亡才能停止我的工作”这句话的意义以后，我愉快极了，愁容从我的脸上消失了，歌声从我的喉咙里唱出来。
从这时起，我经常有说有笑，给大家读报，有时简直竟忘记了自己是躺在床上的休养员了。
在这期间我的头脑里盘算着的问题是：
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用什么办法来工作？
我一再询问医生和休养同志：
“我这残废的手将来还能写字吗？”
有些同志说：
“锻炼一个时期是可以写的。”
也有的同志说：
“很困难，恐怕不行吧！”
当时我想到：
如果我不能写字那就完了，因为写字是我今后继续工作的重要条件。
我虽然知道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只靠一个拇指来挥笔杆的人，但是我却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
因此，1951年04月间我的经过离断手术的手刚好，我就开始练写字了。
起初用大拇指挟起笔来，总是写不成字，手还痛。
正当我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同病房的解冠华同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他是一个乐观、爽直、意志坚强的伙伴，双手被炮弹炸掉了。
伤口愈合之后，他便把钢笔绑在断了的小臂上学写字。
虽然他写的小字竟像手掌一样大，而且不好看，但他是一个没有手的人啊，而我还有一个大拇指，更应该向他学习。
因此，我们很自然地熟识起来，时常交谈一些思想问题，特别是谈到今后怎样工作的问题。
他时常说：
“只要有正确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们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因为我们都是光荣的青年团员。”
这样我们在休养中互相帮助工作，学习，而且在休养中都立了功。
但是，我绝不自满。
我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
半年以来，我的残废的右手已经锻炼成一只灵活有用的手了，我可以自由地写字了。
现在，我在医院中除努力学习外，还担任休养排排长和俱乐部主任，在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后，准备接受人民给我的更严重的任务。
我清楚地知道，残废并不等于我生命的结束，而是重新战斗的开始。
（原载东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