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决议
继续加强抗美援朝
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在27日举行的第5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继续加强上海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
出席会议的有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委员及全市各区、各界的抗美援朝支会代表等一百二十多人。
会议首先由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届会议的我国人民代表马寅初和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金仲华分别传达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届会议和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决议。
接着会议就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展开讨论。
陈巳生、沈涵、卢于道、吴蕴初、谢仁冰等委员及代表先后发言。
他们一致认为：
上海市各界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已获得伟大成绩，仅捐献战斗机就有四百一十七架。
但是上海市人民决不能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而有所松懈，必须再接再厉，继续巩固与发展抗美援朝的斗争。
会议通过了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
决议规定：
除继续动员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朝鲜前线，继续深入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外，市抗美援朝分会将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及人民团体联合推动大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并总结全市捐献武器运动的经验和评选表扬捐献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决议并规定在新年春节前后继续开展群众性的优抚运动，在年底前后普遍检查修订爱国公约，采用爱国公约展览会等办法，继续深入开展爱国公约运动。
决议还规定继续协助人民政府贯彻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协助宗教界的三自革新反帝爱国运动，以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务间谍分子。
为了加强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的组织领导，会议并改选了领导机构，选出刘长胜为主席，盛丕华、夏衍、巴金、金仲华、刘鸿生、王芸生为副主席。
会议最后通过了致抗美援朝总会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电报，报告上海市各界人民超额完成原订捐献计划的成绩，报告目前全市人民正将爱国热忱贯彻到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去。

上海通讯上海市捐献武器运动的丰富收获
含山
上海市各界人民的捐献武器计划，以07月初各界所宣布的捐献目标（三百三十四架飞机）来说，那是已经完成而且大大超过了；
到11月26日止全市人民缴纳献款已经在六千二百六十五亿元以上，可购战斗机四百一十七架。
这是令人兴奋的。
这是上海人民的光荣。
虽然团体与团体之间、各行业单位之间的完成捐献计划的情形仍然是不平衡的，但总的来说，运动的开展像全国各地一样是热烈的、汹涌澎湃的。
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六一”三大号召之下，和一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与抗美援朝运动的基础上，这一次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波澜壮阔，而且持久、实际。
在上海，这次运动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1、运动的发展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的。
06月份一般是广泛深入宣传和酝酿捐献计划的阶段。
那时，领导方面接受了去年推销公债运动的经验，并且看到抗美援朝总会“六一”三大号召发出后少数积极群众采用了一些不妥当的捐献方式，因此强调指出对于捐献意义和捐献方式要普遍进行宣传教育；
并强调指出要在修订爱国公约的基础上来酝酿制订捐献计划。
各界人民、各人民团体在这一时期举行了许多次讨论会、座谈会、学习班，并对基层单位的爱国公约进行了检查，这对于运动的开展是很有帮助的。
七、08月份一般是进入订立捐献计划的阶段。
尤其在07月01日前后，各人民团体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都先后订出了各自的捐献计划：
工会捐献飞机五十架、炮一门，民主妇联与家庭妇联捐献飞机七架，文教界捐献飞机二架，郊区农民捐献飞机一架，青年学生捐献飞机一架，机关工作人员捐献飞机二架，其他人民团体共捐献飞机一架；
工商界在这时已经酝酿一致，宣布捐献飞机二百七十架。
08月底，工商界已有二百四十八个行业订出了捐献计划，金额共约四千亿元。
现在上海工商联二百七十六个行业的捐献计划已达五千亿元，大大超过了工商联原定的计划。
捐献计划的订立有三种主要方式：
首先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其次是劳资双方协商与集体间的互励互助；
再其次是爱国公约与捐献计划互相结合和互相保证。
这样，捐献计划就订得相当普遍而且准确。
09月份进入了集体缴款的阶段。
各团体虽在七、08月间即有自动缴款的，但办法零乱。
09月，和人民银行订立了缴款办法，捐献缴款走上了更有组织性的阶段。
总之，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和推动，运动是稳步而有力的。
第2、捐献运动的方式表现了群众的丰富的创造性。
捐献是群众性的，依靠人民群众无限的智慧和高度的爱国主义自觉，就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好方式出现。
工商界各行业中的捐献方式有采用“基本捐献”方式的，是按照各该企业的营业额一般捐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点五，也有少数捐至百分之四或五。
有二百个同业公会主要是采用这种方式的。
此外也有采用盈余捐献、节约捐献、增产捐献、个人捐献及其它方式订立一种或二、三种捐献方式的计划。
在职工方面有：
（一）工资捐献，每月一工至二、三工，甚至有五、六工，还有的要这样捐到朝鲜战争结束；
（二）奖金一部或全部捐献；
（三）义务劳动加班加点工资捐献；
（四）节约原料捐献；
（五）与资方订立增产捐献合同；
（六）其它，如改进技术或估工或保证一百天、二百天不出事故捐献奖金，或利用业余时间包揽工作等。
高等教育员工和科学界则以编译科学普及书籍及制造、服务三者与自己的业务密切结合，把所得捐献出来。
艺术界则以义演所得作为捐献。
第3、捐献缴款表现了组织性和积极性。
在08月27日前，工商界自动缴款仅为一百一十七亿元，还不如工会缴得多。
09月01日以后，工商联组织了第1次集体缴款，缴款行业一百零四业缴了八百九十亿。
随后又在工商联第2次代表会议推动之下，举行了第2次集体缴款；
庆祝抗美援朝一周年时，又普遍号召了第3次集体缴款。
到11月09日止，工商界已缴了四千一百五十四亿元以上，缴款户数已达十万多户。
个别行业已缴款百分之二百，水泥、水果等四个行业已一次缴清。
此外，工会已缴百分之九十，学生、郊区农民、妇女都已缴了百分之百以上，机关工作人员已缴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二，文教界已缴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到这时为止，除郊区农会外，一般都实现了按期缴款的诺言。
但在各界团体所属单位，还有一些不平衡的现象，仍然须要努力克服。
第4、捐献与增产节约相结合，创造了初步的经验，证明了捐献与增产节约相结合是发挥职工和资方的积极性、搞好生产、劳资两利、支援前线最好的方式。
四个月来，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和工会推动下，全市已经有大中小一百六十八个工厂至二百个工厂，通过劳资协商会议，订立了增产节约超额利润的捐献合同。
在这些工厂中，虽然曾经因生产定额和超额利润捐献分配的比例问题发生过一度的争论和僵持，但经过市协商会议召开了扩大的劳资协商会议，确定了原则与标准之后，就很快地打开了增产节约捐献的道路。
目前订立增产节约捐献的办法，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
（一）节约原料、主要机物料、水电、燃料及其他物料等而增加的收入；
（二）由于提高品质减少废品次品而增加的收入；
（三）提高产量而增加的超额收入。
由于
一般私营工厂往往是生产无计划，生产记录不全以及产品种类繁多，折算困难，短期间难以订定精确的科学定额。
目前生产定额一般在合同中规定了06月以前的三个月平均定额，或01月至06月六个月的平均定额。
超额利润的分配在合同中大体是以百分之七十或六十或七十五，由劳资双方各半自愿捐献；
以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十作为职工奖金或职工集体福利；
以百分之十或十五作为资方流动资金或“机器保养金”；
以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作为优抚烈军属基金。
凡是这样订立合同的，生产质量都大大提高，物料大大节省，次货废品大大减少，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也日益增多。
如正泰橡胶厂轮胎部定额每天生产一百零六只（四五六三个月平均每天出产九十六只）；
订立捐献合同后，每天出产一百二十三只至一百五十只；
剪胎部九个女工注意节约后，六个月可节省四亿元；
全厂生产节约超额利润折两架飞机有余。
如美亚绸厂原有次货占成品百分之五十，订立捐献合同后第2个月则次货减少至百分之十。
以去年11月生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二为定额，并以增产百分之三十四为目标，结果第2个月就达到了目标。
因此三个月增产捐献一亿二千万元的计划，两个月就完成了。
又如大中华橡胶一厂配药间工人周龙泉，在试验制造汽车胎衬胎时，减少重要原料墨灰的用量已试验成功，每只由十五磅半减少到五磅墨灰；
全厂每月节省墨灰一千余磅，全年约可节省四十五亿元。
不仅对捐献将有所贡献，而且在橡胶工业生产上是极有价值的贡献。
此外如平和机器厂工会发动争取生产超额后，只李桂华师傅一人在09月份就改进了六种工具，使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一百，而且品质也较前提高了一倍。
造纸业各厂产量普遍超过原来定额百分之二十以上。
大中华造纸厂则更超过百分之六十。
灯泡业各厂使废品率由05月份平均百分之十减少到平均千分之四，最少的达到千分之二。
大厂如申新、永安也有类似的成绩。
甚至像仅有五十七名职工的中国工业炼气公司，因为生产逐月提高，加工资捐献一共已缴款一亿零九百五十四万多元，超过原定计划百分之二百一十。
像这样增产节约捐献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这说明爱国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旗帜是光荣的、伟大的。
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是千真万确牢不可破的真理。
这次捐献武器运动所以能胜利地开展，自然不应该孤立地只从捐献动员上去看，而应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政治觉悟的具体表现，也是和一年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及争取财政经济好转、职工努力提高生产分不开的。
一年来上海各界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运用了各种各样方式进行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并且比较普遍深入地订立与修订了爱国公约。
学生、店员签订爱国公约的占其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产业工人与工商界也都各占百分之七十，里弄居民占百分之六十。
对于优待烈军属和慰劳伤病员，也进行了不少工作。
例如在帮助解决烈军属的实际困难上，已有烈军属一千二百二十人经介绍获得职业，七千八百九十多个烈军属子弟经过减免学杂费等办法，得以升学入学。
此外，上海人民在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以前，还捐献了子弹代金、慰劳中朝人民战士和救济朝鲜难民的捐款共二百四十多亿元。
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上海人民响应世界和大号召，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名的有四百六十五万名，签名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和投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人数也有四百零五万人以上。
此外，参观上海举办的镇压反革命展览会、抗美援朝展览会、各街道展览会、土产交流展览会、土地改革展览会，及其他文化教育展览会的群众都有数十万以至数百万。
这些对于各界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上海人民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日益昂扬，团聚了雄厚的力量，响应祖国的一切号召。
同时，也充分地证明了新爱国主义的旗帜最能吸引与团结广大群众，对于一切工作具有极大的推动力，爱国公约运动是把广大人民爱国热情引向经常持久的最好的方法。
总之，这一时期爱国捐献运动是步步向上的。
但是，也还带着不少缺点，最主要的还是运动中有不平衡状态和某些形式主义。
例如，工商界中还有三万多户是落后的，还没有表示他们要捐献，更无分文捐献；
有些工厂增产节约与捐献武器相结合还没有大力开展。
这就需要我们接受这一时期的经验，把增产节约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绝不能因为总的捐献目标已经完成而有丝毫自满自骄和松懈。
仍然要抓紧每一个政治环节（如传达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各项报告和决议），继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订立与修订爱国公约；
加强各界团体内部的检查与协商；
贯彻劳资双方协商，及时调整增产节约捐献中的劳资关系等等主要问题；
动员大家进一步响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中的号召，“继续动员我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是异常光荣的工作，这会使中国人民志愿军更有威力，使我们的生产建设更有保障，使将来更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工作得到更坚实的基础。

中南召开增产节约动员大会
邓子恢同志号召全面动员、订好计划、互相检查、严惩贪污浪费
【新华社汉口30日电】
中南军政委员会今天下午召开增产节约动员大会。
到会的有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和中南区、武汉市各人民团体、各省、各市财经、工商、人事部门的负责人等近两千人。
大会由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执一主持。
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副主席作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报告。
邓副主席阐述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政治、经济建设、财政和组织上四方面的重大意义后，提出了为在中南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工矿企业部门应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金融、贸易等部门应改善经营、减低商品流转费用，加速资金周转；
基本工程建设方面，要反对设计不周、盲目施工的浪费行为。
邓副主席特别强调政府机关要作好精简节约工作，各机关应立即紧缩编制，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抽出人员充实生产部门和充实下层组织。
邓副主席指出，为了使增产节约运动成为群众性运动，达到创造新制度、新道德的目的，应注意：
一、全面动员、各级机构要进行普遍深入动员。
二、首长以身作则，首先进行自我检讨，然后订出计划；
中南区各部须在12月上半月以前订出增产节约计划，各省应在12月底订出全省计划。
三、互相检查，中南各级监察委员会和检查组以检查贪污浪费为主。
四、严惩贪污、浪费，严重者必须追究、处分；
奖励廉洁奉公人员。
邓副主席并提出增产节约运动要和整风、整党、审查干部结合进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邀集有关单位
商定使用文教区土地办法
加强各单位建筑的计划性
【北京市新闻处讯】
为了有计划地建设西郊文教区，合理使用土地，北京市人民政府特于11月28日邀请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六个单位，就文教区建筑用地问题加以商讨。
首先由吴晗副市长报告了文教区一年来发展的情况和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某些单位申请用地前缺乏应有的计划；
或于征购农民土地之后，并未从事建筑；
或对于保留用地的意义，缺乏明确的认识；
同时设计上也有些不合理的现象；
提请各单位深切注意。
各单位代表对吴副市长的报告一致表示赞同，经讨论后并初步规定：
（一）以后各单位申请建筑用地时，应先征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的同意，并经财政部门批准建筑预算后，才能按实际需要申请购买土地；
建筑施工计划必须建设局批准后才能动工。
（二）各单位的建筑设计，必须照顾整个文教区的发展，毗邻各有关单位在兴建前并应密切配合，避免重复浪费和互相妨碍等不应有的现象。
至于各种公共事业，如小学校、医院、体育设备、文化娱乐场所等，应由统一的机构从事设计，避免发生过去清华、燕京等圈砌围墙、自成局面的情况。
（三）对各单位保留发展的用地范围，并不是把使用权拨归各单位，只能认为该单位有使用那个地区的优先权。
如果根据文教区总的需要和发展情况必须改变时，仍然应该作必要的调整。
（四）批准用地后，如果发现那个单位并没有按计划兴建或者并不需要那么大面积，多余的土地应当由市人民政府收回，拨交其他单位使用。
（五）凡是没有经过批准的土地，各单位不得私自向农民购买，也不得随意丈量农地，以免妨碍农民生产情绪。
（六）已经批准的建筑用地，如果不及时兴建，应退给农民耕种，各单位不得用这些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开设砖窑、牧场等。
会上并由都市计划委员会代表介绍了文教区计划草案及高等学校用地的暂行标准：
一般理工学校，每人用地（包括建筑和应有空地）最高不超过九十平方公尺；
一般文法学校，每人最高不超过八十平方公尺。
最后决定：
由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建筑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文化部等，组成一个关于文教区土地使用的小组，来研究文教区的建设，以便更好地互相配合，有计划地发展。

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后我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01日讯】
我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代表团，由郭沫若团长率领，在01日乘车返抵北京。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
彭真、陈叔通、司徒美堂、沈钧儒、邵力子、胡乔木、马叙伦、张奚若、许德珩、许宝驹、蔡廷锴、梅汝璈、余心清、吴晗、李济寰、杨显东、周扬、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阳翰笙、阎宝航、沙可夫、吴茂荪、崔月犁等一百多人。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的越南代表团也同车取道北京回国。

国际民主妇联成立六周年
我国妇联致电祝贺

【新华社01日讯】
12月01日是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六周年纪念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特致电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表示祝贺。
电文如下：
戈登夫人：
古久里夫人：
我们谨代表全中国妇女热烈祝贺国际民主妇联成立六周年纪念日。
六年来国际民主妇联英勇地领导全世界妇女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地奋斗，获得了辉煌的成绩。
我们中国妇女今后将和全世界妇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国际民主妇联的旗帜下，为保卫和平，为保障妇女儿童的权利而奋斗。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
12月01日

我们伟大的祖国
学习先进经验，对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东北工业部建设工程公司哈尔滨工程处的瓦工班长、劳动模范苏长有，学习苏联建筑工程的先进经验，创造了分段连续砌砖法，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和质量。
这是苏长有实行分段连续砌砖法的情形。

我方在昨天停战谈判会议上严正指出
停战期间外国军队只应减少不应增加
朝鲜人民有权利修建和加强防御设备
【新华社开城01日电】
12月01日的朝鲜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会议上，我方代表继续驳斥对方所谓允许外国军队在停战期间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替换的建议，所谓禁止军事设备的增加的建议，所谓监督机构有权自由出入朝鲜一切部分的建议，以及对方在停战期间保留武装部队在我方后方的岛屿上的荒谬要求。
在我方代表的一再质问之下，对方承认所谓允许外国军队在停战期间进行替换的建议就是对方在停战谈判前所一再宣传的为了继续进行战争的美军的轮换制度，所谓禁止军事设备的增加的建议就是限制我方飞机场的修建。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
在军事停战期间，一切外国军队不仅不应增加，而且只应减少。
一切外国军队只有撤出朝鲜的理由，而没有任何进入朝鲜的理由。
在军事停战期间为了防止对方对朝鲜的和平城镇再度施行狂轰滥炸，朝鲜人民有一切的权利修建和加强防御的设备，包括飞机场的修建在内，而不容许任何人加以丝毫的干涉。
我方代表继续指出对方所谓监督机构有权自由出入朝鲜一切部分的建议，其目的只是在于直接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而对方保留武装部队在我方后方的岛屿上的要求更直接地违反了第2项议程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使敌对行为随时可以再度爆发。
对方对于我方代表所提出的指责始终避免正面答复，但却坚持其不合理的建议和要求，我方代表再次建议代表团会议在我方对于第3项议程的充分而合理的五项原则建议的基础上迅速达成原则协议，并商定细节规定，以便早日进入俘虏问题的讨论。

英国工人日报记者报道：
29日会议上我方的发言
把美方的论据驳得体无完肤
　
【新华社01日讯】
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自板门店报道：
11月29日朝中代表在双方代表团会议上作了义正词严的发言，驳斥得美方代表理屈词穷。
朝中代表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后减低在朝鲜的军事力量的水平。
他们告美方说，虚伪的
“维持现状”和“持久停战”的词句，是用来掩饰美方的真正意图——便利他们在适当时候重新采取敌对行动。
朝中代表向乔埃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你想不想减少你们的军事力量呢？”
乔埃未能答复这个问题。
朝中代表把美方的论据驳斥得体无完肤。
他们告乔埃说：
议程的措辞中没有提到防止战争再起的这个基本问题。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因为当朝中方面想要讨论这种问题——包括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在内——时，美方坚持“只讨论军事停战问题”。
因此，这个问题被列在第5项议程——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提出建议。
现在美方感到把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提出来对他们合适，因此就又在会议上提出一套自相矛盾的建议。
他们要求有权讨论军事部队和供应品的增加或维持原状的问题，但又声称他们无权讨论他们的军队的撤退问题。
他们无理地要求扩大讨论“防止战事再起的措施”，但又不愿讨论防止战事再起的决定性措施——撤退军队。
朝中方面告乔埃说，美方的建议是行不通的，这首先是因为，想要在战争状态中保持军事现状，那是无法防止战事再起的。
必须采取步骤消除战争状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必须减少军事力量。
南日告乔埃说，“我们不认为双方应继续增加军事力量和供应品。
相反，我方认为，外国军队和装备应该撤退，以便确实减少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和供应品。”
过去数天，许多联合国记者从前线报道说：
美军急于知道他们是不是要再打三十天。
现在有许多迹象证明，美军士气已快低落到零度了。

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4次全体会议
决定增产节约重点和办法
习仲勋同志号召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新华社西安01日电】
西北军政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在11月22日到29日举行。
会议依据西北地区当前的具体情况，经过缜密讨论和研究，决定了在西北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方面和办法。
一、各国营工厂、矿场和地方企业，在现有设备和原生产计划的基础上，都要从提高设备利用率，推广先进经验，清理资财、原料，减少管理费用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一切潜在力量，提高生产数量和质量，减少废品和损耗。
各该厂矿应在12月中旬以前订出1952年的全年增产节约计划，报告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并发动和依靠全体职工为完成计划而奋斗。
新建厂矿和原有厂矿的增加设备，须保证按期开工，并同样推行增产节约运动。
各地应鼓励和指导私人投资工业和矿业，并在私营企业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此外，还要有计划地发展地方企业，加强资源勘察，以便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重点建设。
二、农业方面，争取明年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粮食十亿斤，棉花六十万担。
各级主管部门应做出具体计划，指导农民进行变工互助，积肥、施肥，防治病虫害，改进和发展水利事业，保证完成这一任务。
畜牧业方面，争取明年增殖牛马等牲畜三十五万头，羊二百五十万只。
林业方面，明年造林二十一万亩，封山育林二百万亩。
提倡农户养猪养羊积肥，种植护田林，使农业、牧业、林业生产互相结合。
三、金融贸易工作必须紧紧和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
国营贸易系统应适应公私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明年收购总值较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销货总值增加一倍。
扶助合作社，使合作社社员明年比今年增加两倍，扩大股金一倍。
加强对私营商业的指导，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更有力地稳定物价。
四、加强财政工作。
保证完成公粮、税收任务。
严格管理各种仓库，力求减少以至完全避免损失。
认真遵守预决算和各项财务制度。
保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必需费用，其他事业要量力举办，坚决克服不分轻重缓急、百废俱兴的平均主义思想。
五、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能。
根据精简上层，加强下层的原则，把减缩下来的人员，尽量充实基层组织。
减少层次，简化办事规程，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能。
六、厉行节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加强各事业机关的财务管理工作，合理用钱，对浪费金钱又办不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批评并加以纠正。
除对工作人员生活给予必要的关心不使下降外，机关开支力求节约，提倡爱护公物，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对各方面发现的贪污案件，必须彻底查清，严肃处理，开展必要的斗争，用以教育干部。
对于严重损害国家财产的分子，必须给以严厉惩办。
会议进行期间，西北区二十多个公营、私营企业的全体职工和陕西省兴平县二百三十多个互助组、长安县劳动模范蒲忠智等八人，纷纷订出增产节约计划，写信响应大会的号召。
会议最后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作了“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斗争”的总结报告。
习仲勋指出：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抗美援朝力量，是全国人民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
他列举了目前西北区许多工矿部门在增产节约方面已有的巨大成绩，批判了某些人认为“西北经济落后增产可能性不大”，“西北地方穷，节约不出多少东西”的错误看法。
习仲勋说：
在这次会议后，西北各地都应进行一次以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结合检查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优点，纠正缺点，解决突出的问题，以提高干部思想，严肃国家法纪，改进作风，推动增产节约运动。
这次会议还检查和总结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以来八个月中的主要工作。
会议听取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关于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听取和通过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关于土地改革和减租工作的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关于西北区经济和财政工作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西北抗美援朝总分会筹委会主席杨明轩关于西北一年来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公安部副部长李启明关于八个月来镇压反革命工作概况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稼夫关于一年来西北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

进一步普及人民体育运动
全国足球比赛大会昨天在天津开幕
将选拔出1951年国家足球代表队的选手
【新华社天津01日电】
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01日下午二时在天津市第二体育场开幕。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次全国性的足球比赛会。
举行这次大会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普及人民体育运动。
通过这次比赛会，将选拔出1951年国家足球代表队的选手。
参加这次比赛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八个足球代表队，队员共一百六十四人。
队员中包括维吾尔、乌兹别克等五个兄弟民族的选手。
队员中有生产劳动战线上的模范，也有在朝鲜前线立过功的医务工作者。
选手们都是经过多次的比赛后选拔出来的。
今天到会的有：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韦悫、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廖承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和天津市各机关首长、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等。
到会的还有苏联驻津总领事马铁夫、波兰驻津副领事普鲁尼斯基等国际友人。
此外，由全国各体育工作者所组成的九个参观团一百四十六人也到会参观。
到会观众共有一万二千多人。
大会首先由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敬致开幕词，接着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讲话。
他说：
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正在蓬勃地发展。
他希望这一次全国足球比赛大会，能够更进一步地推动全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普及和经常起来。
大会开幕式在三时结束，接着开始比赛。
大会比赛日期预定九天。
大会将在09日闭幕。
　
【新华社天津01日电】
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第01日共比赛了四场，比赛结果如下：
解放军∶铁路三∶○解放军胜
华东∶华北四∶二华东胜
东北∶西南八∶○东北胜
中南∶西北六∶○中南胜

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而斗争
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各种准备工作全部结束
上海市公私营纱厂将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上海市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工作的准备阶段已告结束，即将在全市公私营纱厂中全面推广。
华东纺织管理局及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特于上月29日召开全市细纱职工代表会议，同时举行郝建秀工作法学习班结业典礼，总结过去经验，并进行思想动员。
华东纺织管理局与纺织工会上海市委会于09月初在国营上海第3棉纺织厂重点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取得典型经验后，即先后在国营上海第3棉纺织厂和申新一厂举办了八期“郝建秀工作法学习班”，培养了包括七十家公私营纺织厂的细纱工人、技术人员和工会干部等共八九八人，作为在上海市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干部。
学习班学员回厂后，即先后在各厂进行推广工作。
通过这次会议，各厂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与此同时，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决议”，指出：
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正是我们纺织工人开展增产节约和反浪费的中心一环，也是全上海纺织工人自觉的光荣任务。
因此，本会议号召全上海纺织工人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学习郝建秀工作法，并与华东纺织管理局共同努力，在全上海各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厂中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以便更好的贯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储蓄业务部门
合理使用人力节省大量开支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办理储蓄业务的部门，充分发挥了工作人员的潜在能力，今年一至10月，平均节省了百分之四十六点三的人力，为国家节约开支二十一亿七千余万元。
同时，由于采用了深入群众的宣传方法，十个月中为国家节约宣传费用十八亿九千余万元，所用宣传费用仅占规定额的百分之八点三。
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推动了该行储蓄业务的开展。
该行储蓄业务人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如06月份分行规定全月开展储蓄业务的任务是开户六千三百户，吸收存款二百十七亿元。
任务分配下去以后，大家自动增加任务，户数照规定增多四百户，金额照原规定增加七亿元。
各单位储蓄工作内勤人员通过“三快运动”（算盘打得快，传票开得快，钞票点得快），工作效率有显著提高。
多数单位的内勤人员都能保证当日入账。
外勤人员在“不怕劳苦、不怕麻烦”的口号下，积极工作。
有的外勤人员早出晚归，积极寻找空白储蓄户和组织储蓄小组。
多数外勤人员并利用星期日、节日、或中午休息时间，自动到公园、北海等地或各机关、企业进行收储工作。
同时全体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想出许多新的工作方法，解决了人员少业务多的困难。
他们普遍地采用了小组负责制（以三人为一组，内有记帐一人、出纳一人、复核一人），实行以来，处理每笔储蓄的时间比以前快了一倍。
（鹏）

关于华北区农业税暂行条例中取消扣除牲畜消耗问题的解答
编者按：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1年10月25日颁布的华北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没有包括前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中第3章第14条一、二两项所规定的牛、驴每头扣除一个标准亩的十分之四，骡、马每头扣除一个标准亩的十分之七的内容。
不少读者来信询问原因，现经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解答如下：
前华北人民政府制定该区农业税暂行税则时，该地区正处于战争状态，畜力的战勤负担颇多（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是靠牲口驮和人背），加以当时敌人疯狂抢、杀耕畜，以致耕畜大量减少。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前华北人民政府制定该区农业税暂行税则时，特规定牛、驴每头扣除一个标准亩的十分之四，骡、马每头扣除一个标准亩的十分之七，以奖励繁殖牲畜，特别奖励养骡、养马。
这样作，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战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时扣除牲畜的消耗是正确的。
现在为什么取消扣除耕畜的消耗呢？
原因是：
大陆上的人民革命战争已取得胜利，华北地区除了为烈、军、工属代耕之外，没有什么战勤负担了。
且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群众的生产水平已经提高，农民购买农具、耕畜的数量逐年增多。
因此，目前扣除耕畜的消耗已无必要。
而且目前一般养耕畜户多是收入较多，生活较好者，而无耕畜户又多系贫苦农民；
如果再继续扣除牲畜消耗，又会产生农业税负担上的不平衡现象，形成收入多的少负担，收入少的相对多负担。
根据上述情况，取消扣除耕畜的消耗一项，不仅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将使农民负担更加趋于公平合理。

发扬先进思想，克服保守思想——介绍东北国营企业增产运动经验
贺笠
东北国营企业（包括各省市的公营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目前已进入高潮。
这个运动，除了将在今年多为国家积累价值一千万吨粮食财富的直接意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发掘工业潜在力开辟了道路。
从整个情况来看，东北国营企业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其原因是各个厂矿的领导干部，对于这个运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
一种是脱离群众的事事向后看的保守思想，一种是依靠群众的事事向前看的先进思想。
这种不同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第1是关于发挥工业潜力的方向和方法问题，第2是关于依靠群众的问题。
第1，关于发挥工业潜力的方向和方法问题。
所谓潜力，就是未被发挥出来的生产力。
因此，发挥潜在力的主要方向，是从发展生产着眼，而不是降低工人生活水平；
是从提高生产技术着眼，而不是加强劳动强度；
是从改善经营管理着眼，而不是只靠“挖仓库”、“挖家底”。
运动开始时，由于许多企业干部对发挥工业潜力的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上，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方法。
像沈阳冶炼厂、五三厂、机器二厂、机器十八厂等运动开展得好的工厂，都是把发挥潜力着眼在生产上。
他们各自按照本身生产的特点，提高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增加生产、降低成本、节约流动资金。
如沈阳冶炼厂，由于广大干部和工人都明确了增产节约的方向，所以，他们特别注意从自己工厂的生产特点中，找寻增产节约的门路。
该厂受原料限制，目前还不能尽量发挥机器设备利用率。
但该厂的原料损耗率还是很大的。
仅今年上半年，从大烟突中飞跑的金属，就达数百吨；
炉渣里的金属含量，也还相当多。
于是，该厂自上至下地提出了防止“金属逃跑”、增加实收率的计划。
又如，机器二厂第6车间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炼钢炉的熔炼能力，因此，他们就在设备上进行了很大的改造，使熔炼能力比原来的标准，大大提高了。
总之，这些工厂都是按照自己的生产特点，从改进生产技术上，发挥了很大的潜力。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职工生活也得到适当的改善。
如冶炼厂在签订增产节约集体合同时，一方面要求职工保证增产节约计划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规定改善劳保福利的办法，解决了工人宿舍问题，修建了职工业余疗养所。
其次，由于他们了解了提高工业生产必须从提高技术入手，他们都是从改进技术、改变劳动组织上想办法，因此，他们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并没有特别加重劳动强度。
关于节约流动资金，也主要着重于改进经营管理方法，一方面处理积压，一方面加强定额管理，组织合理采购和推销工作，因而节省了大量的流动资金。
但是，具有保守思想的企业领导干部，就没有真正体会到增产节约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发挥潜在力，而把增产节约的任务，当做一种单纯的财政任务。
他们不从发展生产着眼，而是简单地发掘“家底子”。
“家底子”多的，就以“挖挖仓库”为满足，家底子少的，就叫苦连天，说什么“仓库少，底子穷，增产节约实在没有办法。”
如某某局接受了上级规定的增产节约四十八万吨粮食的任务，只从缩短资金周转期中，就完成了四十万吨；
而该局主要的问题，则是改善劳动组织，提高产品质量和设备利用率。
另一方面，有些工厂觉得增产节约任务“很重”，于是动员工人“献工”，加班加点。
他们不注意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适当地提高工人福利，恰恰相反，他们只图“节省”工作时所用的工作服、手套、胶鞋等，而这些东西为数是很小的。
结果，不但不能完成任务，反而影响了工人情绪。
由于增产节约的道路不同，在方法上，也就表现了根本的分歧。
运动先进的厂矿，都是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工作当中的问题。
它不仅计算过去的成绩，而且按照现在可能达到的条件，安排自己的工作。
他们的特点是精打细算，步步向前看。
机器十八厂的生产设备很不平衡，钳工车间的设备比机器车间的设备小三分之一，机器车间的设备，又是大床比小床少三分之一，这就造成生产上的空子，大机器忙，小机器闲。
该厂厂长孙毅同志和工人精细研究，重新组织劳力，调整工作时间，发挥闲置机器的效力，在今年下半年多生产了十三台十呎车床、二十台十六吋立钻，这样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的设备利用率。
某些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思想的企业领导干部，则是死守着过去的纪录，不了解过去的纪录是由过去的条件所形成的，而一切条件都在变化。
如工人觉悟在逐渐提高，生产上的问题在逐渐熟悉，工人技术在逐渐熟练，设备在逐渐改进，客观要求和主观能力都在逐渐发展，这一切都必然要使生产进一步发展。
但是，他们对于这些却是熟视无睹的，他们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翻翻过去的总结，看看过去的纪录，过去作了多少，今后也只作多少。
因此，他们对于增产节约没有信心，把分配下来的任务当做一种负担。
他们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上面分配下来的数字照例往下分摊。
有一个厂曾经给一个技工分配增产节约三点二吨粮食的任务，给一个徒工分配一吨又四百零五公斤的任务，给一个管理人员分配一吨又七十六公斤的任务。
结果，弄得许多职工一筹莫展。
他们之中还有人少报现已达到的机器设备利用率，为将来增产节约“留后手”，怕现在报足了，定额会提高，将来任务会加重。
第2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也就是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
高岗同志在增产节约的号召中，曾强调指出：
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潜力。
各个工作先进的企业，对这一问题是明确的，但有保守思想的人，则不明确。
例如工作先进的工厂，在制定增产节约计划时，先要征求群众的意见；
在制定生产计划之后，又要把计划交给群众讨论。
在讨论中，一方面提高群众的觉悟，一方面提高群众的信心，结果，自己原先估计不到的许多潜力，都被补充起来，使计划一级一级的丰富了。
这种计划真正变成了群众自己的计划，群众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事情来作。
他们互相检查，互相监督，情绪越来越高。
如五三厂，上级给该厂的任务是增产节约三万吨粮食。
经过该厂干部讨论，提高到三万五千吨，再经过群众讨论，又增至四万三千九百三十吨。
第五造纸厂，原来厂部提出的计划是增产节约八千八百吨粮食。
经过三次群众讨论和修改，提高到五万五千吨。
工人自己提出的计划，他们执行起来，更加认真。
第五造纸厂制蒸车间安装熔烧炉，由于工人积极努力，提前五个月完成了。
工人焦庆祥为了安好熔烧炉，点火以后，七天七夜没离炉边。
有些在日本统治时期未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凡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让群众自己订计划的地方，上面分配下来的数字，自己就没把握，只得照样往下分。
有人甚至把发挥潜力当做少数人的事。
他们认为潜力是在技术人员的书本里，或者是在财务人员的算盘里。
显然，这些都是缺乏群众观点的错误思想。
事实证明：
一切潜力都是握在群众手里。
如果不发动工人，不把计划交给工人讨论执行，什么办法也是不会有的。
正如电工八厂涂炼班工人所说：
以前没有发动群众，铅膏掉在地下，完全扔掉，现在发动了群众，连土里的铅灰也扫起来。
他又说：
“如果我们工厂的领导人光坐在办公室里算账，我们这班多出二百吨粮食，是算不出来的。”
为了发扬先进思想，克服保守思想，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东北各级党委，对于若干企业领导干部的保守思想，不断提出批评，随时指出运动发展的方向和办法。
许多具有这种错误思想的干部，也在企业内部展开了广泛的自我检讨。
如机械局的领导干部，受了东北局和东北日报的批评以后，即刻进行自我检讨，重新修订自己的计划，把原订增产节约四十八万吨粮食的计划，改为六十一万吨；
煤矿局经过批评之后，也将原订的九万七千吨计划，追加为二十二万吨；
机器四厂原来摸不着方向，把增产节约任务按人均摊，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从生产上着眼，注意发掘潜力，现已提前完成了增产节约任务。
这种情况再次说明，在消灭了阶级矛盾的国营企业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切运动的推动力。

发挥电业潜在能力保证工矿增产用电
东北地区全面调整电力负荷
东北地区正全面调整电力负荷。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于11月02日作出了关于调整电力负荷的决定。
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与工业部，于11月06日联合召开了东北地区全面调整负荷大会，动员各用电单位克服困难和各种思想障碍，积极设法调整负荷。
东北人民政府并于11月16日发出关于调整电力负荷的通令，号召各部门、各省市人民政府、各人民团体切实执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调整电力负荷的决定。
东北增产节约运动全面展开以后，工矿企业用电不断增加，目前用电的最大负荷已接近电力设备可能出力的极限。
同时，冬季已到，天寒夜长，用电数量将继续增加，如果不能及时设法调整，将影响工矿业生产和城市用电。
因之，东北工业部决定全面调整电力负荷。
据初步估计，假如电力负荷能够及时调整，使电力网的最大负荷不变，而负荷率提高百分之五，每天就可以增加极大的发电量，为增产节约运动的继续开展开辟了道路。
同时，调整电力负荷可以提高电力设备的利用率，充分发挥电业的潜在能力。
单就沈阳地区说，负荷率如果提高百分之六，就等于新建立一个须要国家投资数百亿元的发电厂。
就工厂内部讲，调整了负荷，也可以减少或不再增加变电设备的容量，因而减少厂矿支付的电力准备费，有利于厂矿本身的经济核算。
关于调整负荷的办法，东北工业部的决定中提出了五条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
一、大电力用户改变星期日全部休息的办法，将职工公休时间错开。
这样就可以大量减少平日的电力负荷。
二、两班制的工厂改变作业时间，把晚班作业时间与城市照明用电时间错开，也可降低最大负荷。
三、企业内不连续运转的设备改在低负荷时间运转，尽量避免在最大负荷时间内用电。
如果实行了第2第3项措施，据初步估计，最大负荷即可减低百分之四左右。
四、一班制的工厂，应根据调整负荷的原则规定生产时间，使生产时间和最大负荷时间不相重叠。
五、普通电力用户，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下，改在最大负荷时间以外运转。
各用电单位如能根据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将可降低电力网内最大负荷的百分之七。
东北工业部的决定和全面调整负荷大会均指出，在调整负荷时，首先必须在职工中充分进行关于调整负荷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的思想教育，因为若干职工对于调整负荷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例如，有些人以为这是电业管理局“找麻烦”，强调自己的困难，强调本单位用电少，而不愿进行调整；
有的人认为这是电业管理局的工作，与本身无关；
有人认为“电力工业要为工矿生产服务，不应该让工矿企业迁就电业”；
或者单纯从减少本单位的准备费出发，不顾最大负荷的调整等。
不克服这些局部观点与保守思想，调整负荷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本报综合）

山西若干棉纺织厂没有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山西若干棉纺织厂，还没有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主要的原因是：
一部分工人，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抵抗这一先进工作方法。
有的工人说：
“这也不算怎样出奇，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的说：
“郝建秀工作法只不过是多卖些劳力罢了，如果我们也多加些力，照样和她一样，皮辊花也能减少”；
有的认为：
“郝建秀工作法只能在细纱间运用，放在别的地方就用不上”。
工人不了解郝建秀工作法的意义和优点，因此不愿意去学习，这是容易理解的。
只要领导得好，工人这种保守思想，是容易打破的。
但是，这些纺织厂的领导干部，也认为郝建秀工作法，不算什么先进工作法。
因此，便不积极地宣传郝建秀工作法的优点，更不积极地组织工人学习，他们甚至说：
“现在厂里忙得很，暂且还顾不上推广，以后再说。”
这样，郝建秀工作法当然就无法推广了。
有这种情况的纺织厂，应该立即深入检查，纠正错误思想，把郝建秀工作法，认真推行起来。

张家口铁路分局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为国家节省二百七十五亿元
11月16日，张家口铁路分局提前四十五天完成了全年运输计划。
今年十个半月的装车数量，比去年十个半月的装车数量多百分之五十四。
各种技术作业标准，都超过天津铁路管理局的规定。
全分局用百分之九十六点七的运用车，完成了百分之百的运输任务，一共给国家节省了二百七十五亿元（包括节省车辆与流动资金）。
全体职工为了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号召，从现在到年底，计划最少再给国家增产二百七十五亿元。
在过去十个多月中，全分局职工进行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他们想出许多提高车辆周转率的方法。
比如装车实行抢装、抢卸以后，沿线各站的装卸时间，普遍比原计划缩短了一倍以上。
为了保证提前完成运输任务，全局普遍推行了苏联的先进作业方法。
在九、十两月份，有六百八十五列列车超轴，多拉五千三百多吨货物，节省了十二点三台机车。
车辆检修实行横作业法，逐渐做到了消灭检修剩余车，第3季度给国家增加了六百三十九辆运用车。
另一方面推行了新调车法，使车辆停留时间大大缩短，张家口站09月平均九点七小时，到10月下旬缩短到六点六小时，比天津铁路管理局计划缩短百分之三十六。
另外，由于分局注意了加强车辆调度，提高机车日车公里，编组直达列车，达到了多拉快跑的目的，因此大大地发挥了运输潜在能力。
第3季的运输任务和上半年比较，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

松江伏尔吉河荣军农场
不应该砍活树当柴烧
编辑同志：
我们最近到鹤岗市山河村去检查护林防火工作。
那里的农民反映：
只要大家努力，这个工作是可以作好的。
但是，荣军农场（指松江省伏尔吉河荣军农场）的人，常常上山砍活树当柴烧。
11月13日，我们上山去察看，就看见两个人用大锯在拉活树，拉的都是十五年到二十年生的柞树，旁边还有几个人，赶着四辆四套胶皮轮大车，正在装运砍下来的树。
他们是荣军农场的炊事员田聚贤、作业队员顾宾、曲庆福等同志。
据我们了解，该场从去年建立到现在，一年多来，都是砍活树当柴烧，砍伐已不下数千棵。
政务院和东北人民政府都曾有明文规定，不准各机关团体未经批准即自行采伐树木，该场砍活树当柴烧是从未呈请林政机关批核的。
这是严重地损害国家资源和浪费木材的行为。
我们希望该场领导机关深入检查并作处理。
松江省护林防火工作检查组孙洪涛冯凭蒲玉林

河南信阳专区部分地区
不重视公粮入仓组织工作
造成严重浪费人力物力现象
编辑同志：
河南信阳专区在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以后，群众政治觉悟普遍提高。
因此在秋征中，群众缴公粮的热情非常高涨。
但由于有些县、区领导干部对这一艰巨而复杂的秋征入仓任务认识不足，以致在部分地区粮食开始入仓时，即发生无计划，无组织，严重浪费的现象。
汝南县第7区区长郭彬动员群众缴粮，没有按“入库合同”办事，造成了很大浪费。
例如“入库合同”规定一天收粮二十万斤，但他在11月12日一天内就发动了二十二个乡送了七十二万斤，以致仓库一时无法收清，让群众等了三天之久。
特别是在送粮途中，因没有专人负责，秩序非常紊乱，送粮群众为了先缴粮，便都争先恐后地赶路，以致造成轧伤群众两人的事故，粮库附近的麦田也被踏毁了十余亩。
正阳县演武乡与城关粮库于11月16日进行入库重点试验时，原订的合同规定每天送六万斤，但该乡第1天即送了十六万斤，而且粮质大部分不合标准，其中有的高粱已变质发芽，有的虫蚀粒达百分之二十五。
据群众反映：
区、乡干部事先不通知送粮，粮食根本没有整理就催着赶快送。
因此有大部分的公粮没有检验过。
部分群众因没有工具整理粮食和怕缴不上而消耗时间，又把粮拉回去了。
此外，在信阳、西平、遂平等县亦有类似不执行合同和死伤牲畜的情况。
以上事件的发生，不仅妨碍了收粮的顺利进行，而且也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为了纠正以上的偏向，信阳专署目前已向所辖各县发出紧急指示。
谢业怪吴仁水

河南息县加强干部政策学习
纠正农业税负担不合理现象
编辑同志：
河南息县在今年夏征中对负担计算有偏差，租佃负担办法没有修正；
因税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而多负担部分还没纠正。
秋征开始时，该县即召集了乡财粮干部二百五十多人，进行了九天关于负担政策和计算办法的训练。
经过学习和测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在思想上都已明确起来，他们并且研究了纠正偏向的方法。
因为有些计算上的错误与执行政策上的错误，在负担登记册上看不出来，所以必须首先向群众进行关于政策和办法的宣传，然后才能彻底纠正偏向。
息县郊区八里棚乡在纠偏时，就召集有关干部研究讨论了省府修正租佃负担办法，研究新分户与原耕户应如何负担。
田亩税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其多负担部分应如何扣除。
这些问题首先在干部当中取得了一致，然后再分村召开群众会，说明怎样就该纠正，怎样就不用纠正。
待群众了解后便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确定应改正的户（事前也要先摸底），再逐户纠正。
最后张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确定应负担数。
结果全乡四百零七户中，应纠正的户数为一百一十二户，其中有三十九户夏季少算了负担，纠正后共多出二千三百六十二斤半；
七十三户多算了负担，纠正后减轻了负担一万零七百二十斤。
这一办法实行后，群众都感到满意。
农民李金富说：
“还是这样合理，要像夏征时，直往上累（税率高）谁也不愿多种地。”
佃农段秀良说：
“夏征时我曾算过，交了粮剩不多。
有这次纠偏，我的负担合理地减轻了，往后种地也有劲了。”
以上事实说明，要正确贯彻负担政策，就要首先使干部懂得政策与办法。
黄金兰

湖南省营采矿公司
不应强占群众树林房屋
并滥伐树木
编辑同志：
湖南省营采矿公司在湖南省泸溪县第5区爱安乡成立以来，做出了好几桩损害人民利益的事。
例如：
该公司不经贫农刘次连同意，也未与当地农会联系，就占用了刘次连的桐林，作为该公司矿场宿舍，并且还砍伐了属于刘次连和其他三人的桐树、杉树共五十二株；
后来为了开辟矿道，又擅自砍伐刘次连等的桐树一千余株。
同时该公司又强迫占用了贫农王之兴在反恶霸斗争时分得的一所小房子，也没有赔偿损失费用。
因此，当地农民对该公司极不满意。
第5区工作人员石黑义、蒋永禄发觉后，向该公司提出意见，该公司竟置之不理。
我认为该公司严重地损害了群众利益，大大损害了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我建议该公司的领导机关：
一、迅速检查处理，督促该公司赔偿群众损失，并公开检讨，切实改正错误；
二、对该公司修建矿场、房屋、道路所需木材，应督促其造出计划，送呈林业机关批准后，到指定地点采伐，以免任意滥伐树木破坏森林。
彭载德

皖南宣城县义兴村
秋征评产工作有偏向
打击了群众生产热情
编辑同志：
皖南宣城县十六区义兴村在秋征中评议灾歉减免时，农民不了解政策，就扩大灾情，后来虽经纠正，但只是由村干部代表决定减缩，没有通过群众讨论，以致有些应该减的没有得到减免，而不应该减的则得到全部减免。
如贫农吕道全，两口人，有六亩田（四等产量），今年全部被水淹没了，现在生活极度困难，但他这次应负担的三百四十二斤公粮却没有得到减免。
而朱邦银今年实收两千多斤稻子，却全部减免了负担。
有些农民因积极抗灾、排水、补种、精耕细作而收成较好，但村里在评议灾歉减免时，没有从奖励勤劳耕作出发，而是依其收成多寡为标准来评灾，将同一地区、同等土地、同等灾情的田地，有的评为白水（即全部受灾，毫无收获的），有的评了七成灾。
农民顾昆茂、周培之等反映说：
“懒惰的人不积极抗灾可以得到全部减免，我们积极抗灾反吃了亏。”
以上情况，说明在秋征中，由于该村干部急于求成、包办代替和不深入进行政策宣传，因而不仅给顺利完成征收任务增加了极大的障碍，而且也使群众对政府生产政策发生怀疑，增加了思想顾虑，打击了生产积极性。
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得到适当解决，并提起各地注意。
王德田赵钰夏斌喻宗清马轶骏

石景山发电厂职工决在年底前
多增产一百吨米财富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职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年底以前再为国家创造一百吨小米的财富。
石景山发电厂职工10月底就完成了今年下半年的生产任务。
11月13日，列席中国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全国劳动模范刘德珍在厂里传达了毛主席增产节约号召后，厂长刘英源提出年底以前完成增产节约价值一百吨小米财富的计划，得到全体职工的响应和支持。
该厂工会并组织职工进行研究，提出实现这个增产节约计划的有效办法：
（一）在发挥设备潜在能力、节省厂用电方面：
电气场司文顺小组提出修好某发电机本身的厉磁；
梁凤昌小组提出在保持磨煤一定细度下提高产量；
汽机场蔡学成小组提出根据负荷变动调换使用大小水泵；
许多小组提出把大马达改成小马达，天冷少开循环水泵，负荷大时不开磨煤机，减少尖头负荷。
实行这些办法，每月可以为国家节省许多电力。
（二）在提高技术、改进燃烧、降低成本方面：
高压炉三个小组提出要进一步调整通风，试烧劣煤（石头煤），每天多烧十五吨劣煤，到年底就可节省三十七点五吨小米；
煤粉炉运转三值的工人提出在不影响安全发电下，把硬煤和烟煤燃烧比例提高到九点四比零点六，到年底可省八吨小米；
修理场车工小组实行高速切削法，提高工作效率四分之一倍。
以上共可节约四十多吨小米。
（三）在厉行节约、恢复旧机、减少全厂管理费用方面：
刘德珍小组提出准确计算材料和利用旧料来做除氧器，可节省两吨多小米；
电气场工人计划修复库存的旧马达两台、变压器一台。
在管理上则采取限制汽车和长途电话的滥用等方法，防止浪费，减少开支。
现在，全厂职工满怀着信心，正从各方面来为实现年底以前增产节约一百吨小米而努力。
为了降低成本，该厂技术人员都深入了现场，和工人研究试烧劣煤的方法，11月23日，煤粉炉硬煤和烟煤的比例已达到九点七比零点三，接近全部用硬煤的程度。
（新华社）

经济简讯
西北已有二十多个重要厂矿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补课工作。
预计今年年底西北一般厂矿将全部完成民主改革工作。
目前经过民主改革的各主要厂矿职工正展开增产节约竞赛运动。
上海铁路管理局职工生活和劳保福利待遇不断提高。
据09月统计，全局所辖各部门解放后增加的员工宿舍面积已达四万一千多平方公尺，新建的行车公寓的面积已达四千三百多平方公尺，还增设了两个医院、十五个诊疗所。
株州铁路工厂已完成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工作。
在清理资产工作中，该厂发觉有百分之八十的材料冻结在库房里从没动用过，其中云母片一项就可供全国铁路部门用几年；
积压的材料比现在核定后所需用的数量也多出四倍。
湖北省的棉农，正以棉花踊跃缴纳农业税，截至11月上旬为止的二十天内，全省已收到棉花三十多万担，基本上完成了该省征收棉花的任务。
国营上海电线一厂职工已提前两个月超额百分之十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今年该厂十个月的生产价值就超过了过去三年生产价值的总数。
全厂职工并已决定在年底以前再为国家增产价值三百九十亿元的财富。
国营天津造纸厂总厂已在11月20日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纸厂全体职工写信给毛主席，决心再接再厉，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
他们预计到今年底可以超额完成全年计划百分之十五左右，可得超额生产利润约合五百七十万斤小米。

调整电力负荷是增产节约运动中一件大事
调整电力负荷，是增产节约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调整电力负荷，可以大大发挥电业中的潜在能力，保证工矿企业增产用电；
而且可以减少并消灭电力的浪费现象。
据东北日报载：
东北地区工矿企业在电力的供应与使用上，还存在着很不合理的现象。
最突出的是用电负荷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
例如工矿用电常与城市照明用电挤在同一时间里；
非必须连续运转的机器用电，也没有合理的调整。
结果，每天十七点到二十一点间的用电负荷突出上涨，不适当地占用着大量的电力；
而某些必需于这一时间用电的用电户，则感到电力不够。
这就妨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减少了备用电力，并使供电不能保证安全，给国家造成许多直接、间接的损失。
因此，全面调整负荷是十分必要的。
这一措施不但有重大的经济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调整电力负荷，需要电业部门和工矿企业共同努力。
电业部门应当厉行节约，发挥潜力，进行各种可能的调整，并应及时地向工矿用户提出调整负荷的要求与意见。
各工矿用户则应主动地进行调整，不要消极地等待。
只有工矿负责干部打通了思想，自觉地进行调整，才能收到及时的和最大的效果。
而只要大家充分理解了调整电力负荷的意义及其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那末，调整负荷这一任务是可以胜利完成的。

一种错误的论调 “国家经济好转了，何必再节约，应该大方一点。”
这种“大方”论虽然没有人敢公开宣传，但却在某些人当中流行着。
这些人心目中的“大方”，就是说，“更多地挥霍国家人民的金钱吧，一切为了使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阔绰一些。”
这是资产阶级腐朽透顶的反动思想和习气，它绞杀了机关、团体和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浙江省和市机关干部为了联合“观潮”，今年共浪费了二千四百多万，据省府办公厅检查：
这一举动还在政治影响上造成很大损失。
贵州省全省上半年修建费、购买费、会议费及其他临时开支费竟超支数十亿元。
据统计：
省级机关召开会议时，每人每日平均要花费五万八千元。
该省教育厅居然把跳舞费也列在事业费项内开支。
这些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重庆新华日报读者投书该报严厉地揭发了这些现象。
广州市某些机关干部中这种“大方”习气也值得注意。
很多地方送礼请客之风十分盛行，请客一请常是好几桌，人民对此颇有意见。
类似这种“大方”的材料是多得很的。
我们要求大家都来揭发、批判，坚决与之进行斗争。
斯大林说：
“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中及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浪费，反对我们最近看到的对人民财物和对国家后备金的罪恶态度。
我们现在盛行宴会、各种节日、盛大会议、纪念典礼、纪念碑开幕等。
这些‘事情’化了几万几十万的卢布。
各种庆祝大会的发起人和盛大仪式的爱好者，在我们之间是很多的。
半年、周年、二周年等等庆祝典礼，实在是惊人之多，要满足这种需要，真得有几千几万卢布才行。
同志们，应该结束这种共产党人不应有的铺张行为。”
（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经济建设）。
让我们大家熟记这段话，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庸俗习气和腐化思想。
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祖国的建设，大家应当起来坚决同这种不应有的“大方”思想和铺张行为进行斗争。

中共沈阳市委召开企业干部会议
动员继续贯彻反贪污浪费斗争
中共沈阳市委员会于上月19日召开各工厂、各企业的党、行政、工会、青年团负责干部会议，动员继续贯彻开展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会上，中共沈阳市委工业部副部长薛光军报告了沈阳市各工厂、企业一个月来开展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他指出：
沈阳市工厂、企业开展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比机关迟了一步；
除了少数工厂外，多数工厂至今尚未行动起来。
薛光军指出：
这些尚未行动起来的工厂领导方面的思想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是由于本身有严重问题，因此害怕贯彻这一运动，企图“拖”过去，或马马虎虎应付一下。
如某厂厂长对群众提的意见连看都不愿看一下。
有的是有自满情绪，认为工作已经“差不多”，已受到表扬，没有什么“风”可整了；
因此藉口工作太忙，不认真进行检查。
有的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片面地强调要提“建设性”意见或“抓住关键”的问题，使群众弄不清自己的意见究竟是否算“关键”问题而不敢提意见，这是变相的压制民主。
有的则是对本厂在运动中要解决那些问题，心中无数，只是泛泛地检讨；
因而不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不能和改进当前工作结合起来。
由于领导方面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使一般中级干部（科长、现场主任）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对这一运动漠不关心。
此外还有些支部对行政领导方面的缺点无原则地迁就，不能严肃地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接着薛光军着重地指出：
贯彻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各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而且要作到以下几点：
一、使全体职工明确认识贪污浪费是可耻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害的，是违反国家与人民利益的。
二、肃清贪污腐化现象，反对铺张浪费，批判官僚主义作风，加强依靠工人阶级的观点。
三、解决生产中长期拖延不能解决的问题。
四、对职工提出的意见（关于生产、劳动保险、福利等），能解决的应尽量予以解决；
不能马上解决的，要订出计划，在一定时期内逐步解决；
对不可能解决的应向职工进行解释。
五、建立与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
薛光军报告后，被服三厂党总支书记关占先介绍了该厂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的收获与经验。
该厂自检举了贪污受贿分子后，职工生产热情提高，裁剪车间10月份（一个月）原订增产节约纯利益十七吨粮食，结果达到三十七吨。
全厂10月份超过增产节约计划百分之九十四点一。
（原载东北日报）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推广应用治疟药“常山”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对治疟疾的有效药品“常山”作进一步研究，以便推广应用。
常山是虎耳草科的常绿性灌木，为我国自古用作医治疟疾的药品。
常山的药效，根据前中国特效药研究所的鉴定，对恶性疟的治愈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对间日、04日疟的治愈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它虽有呕吐的副作用，但无催产的副作用。
经四川金佛山常山种植场两年来的临床试验证明，如果同藿香配合制成复方中药（丸或片），治愈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发生副作用者不足百分之十；
且制药及生产成本极低，每人份只需人民币八十二元至八十八元。
现中央卫生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对常山的药效、剂量、用法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并整顿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所属四川金佛山常山种植试验场：
适当地增加经费，补充工作人员，使其能在短期内大量生产。
（该场现有职工九十人，垦植面积七百六十九亩余，种植常山二百六十一万一千八百余株，每年叶的产量可供二千万疟疾患者治疗之用。
如扩充垦地，增植常山六百万株，四年后即可供全国治疟之用。）
我国每年疟疾患者估计约六千万人，治疗药物，一向仰给进口的奎宁。
今后奎宁来源将更困难，而靠自力培养奎宁树，要十年后始可应用，因此对常山这类国产药品，应予推广应用。

介绍“东北工业”杂志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编的“东北工业”杂志，是介绍东北工业建设经验的好刊物。
“东北工业”在1949年08月01日创刊，每月01日、11日、21日出版。
现已出版了七十七期。
“东北工业”的第1个特点，是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正确、及时地反映了东北工业建设的实际情况。
它不仅刊载了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和法令，更重要的是围绕每一时期的工业建设中心，及时交流与传播了实际工作的经验。
两年多来，东北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创造了和正在继续创造着许多宝贵的经验。
通过“东北工业”，我们可以系统地学习东北工业建设的经验，这些先进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工矿企业，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系统地而且按照当前工作的需要，介绍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是“东北工业”的第2个特点。
例如，1949年和1950年，东北工矿企业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时，“东北工业”介绍了斯大林在第1次全苏联斯塔哈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和苏联先进经验“车间主任经验谈”、“社会主义工业管理原则”等文章。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工业”连续介绍了苏联的“质量第1”、“组织群众参加节约斗争的新形式”等文章。
为了把苏联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实际工作中去，“东北工业”广泛地介绍了苏联先进经验在东北工业建设中传播的情况，并组织各厂矿的行政管理干部及技术人员，介绍自己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心得。
这种有系统地、有领导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方法，和那些时断时续、零零碎碎的学习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东北工业”树立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的榜样。
“东北工业”的发刊词中，曾强调提出：
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批判东北工矿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
“东北工业”一直掌握着这个武器，并且作出了较好的成绩。
这是它的第3个特点。
“东北工业”曾经不断揭发工业建设中的浪费现象，揭发工作中无人负责的现象，推动了各个厂矿的质量大检查运动，和指导各厂矿建立了负责制。
“东北工业”不仅揭发了东北工业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改进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为了推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着的增产节约运动，必须普遍推广各种先进经验，批判各种在工业建设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东北工业建设的经验，是值得全国企业领导干部学习的。
“东北工业”杂志在这一方面是很有价值的刊物。

卫生工作人员应正确地对待组织疗法
各地使用组织疗法已获显著效果。
据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今年09月初的不完全统计：
各地使用组织疗法的病例约二万八千八百五十四例（东北不在内）。
在治疗眼科疾病、支气管喘息、消化性溃疡、皮肤病、皮肤溃疡、神经衰弱、淋巴腺结核、神经痛、瘢痕挛缩、过敏反应和神经炎等十二种疾病的八千四百九十病例中，其治疗效果平均为百分之七十五·三四，与苏联费拉托夫使用组织疗法的百分之八十六·四的平均疗效相比，差百分之一一·○六。
各地医疗机构在使用组织疗法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如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已施行了近三千病例之多，并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直接领导下，动员了一百五十余人致力于组织疗法的研究实验，成立中心研究组，下设文献、基础、制造、临床和统计、联络等组，进行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研究实验工作。
平原濮阳专署人民医院胡子洁大夫在农村困难环境下，使用组织疗法，治疗了约近三千病例，引起了当地群众对组织疗法的信任。
这些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组织疗法确是一种良好的治疗方法，特别是为慢性疾病开辟了新的治疗方向。
但有些地区在使用组织疗法的过程中，曾发现这样两种情况：
一种是某些高级医师对组织疗法表示怀疑，并采取观望，甚至公然抵抗，暗中阻止的态度。
有的说：
“我们没有接到中央卫生部的指示。”
（编者按：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组织推行“组织疗法”的指示已于本年03月03日发布）有的说：
“在英美杂志上没有见过组织疗法的消息。”
北京某著名眼科医师且曾向病人宣传以少试组织疗法为妙。
另一种情况是：
有些医师对使用组织疗法草率从事，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
如福建某医院把做成的旧材料寄给另一医院使用，有八个病人因此发生破伤风而死亡；
西安某医务所因操作错误，有一病人在使用组织疗法后而患破伤风；
有的医院因技术不良而使病人发生化脓现象；
有的则对病例不加选择，什么病都使用，如对一个患肺炎的小孩，医师不给用有效方法治疗，随便听从家属要求，使用组织疗法，而把小孩弄死了；
还有一个视网膜脱离的病人，本来应予早期电疗，但医师却要用组织疗法试验，结果反而把病耽误了。
更坏的是某些药厂与医师，竟以组织疗法为招牌，进行投机，如上海某私营药厂，将两瓶二十四西西的组织浸液由青岛运至西安以六万余元的高价出售（应售二万余元）；
北京某开业医生居然贴出广告：
“使用组织疗法，治疗各种疾病。”
为了有效地推广组织疗法，各地卫生医药部门应针对上述情况，向卫生工作人员进行教育，纠正对组织疗法的不正确态度和错误认识。

各地党的组织应重视卫生工作
共产党员必须关心群众健康；
但有些同志却把卫生工作只当作是卫生工作人员的事，而不认为是党的工作；
还有人认为防疫是多事，认为因预防疾疫而花费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是一种“浪费”，而不懂得做好卫生防疫工作乃是一项巨大的增产节约工作；
有的同志甚至残存着封建迷信的、非科学的思想，不相信卫生防疫工作的巨大作用。
个别地方因疫病流行死了许多人，反动会道门、特务分子乘机造谣生事，当地党政领导干部束手无策，也不向上级报告。
有的地方党政机关甚至把仅有的卫生工作人员派出去作征粮等工作。
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各级党的组织应当把卫生工作当作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
应当指出：
全国人民每年因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所受到的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全国人民每年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害的损失。
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可对它采取轻视的态度。
过去许多地方的党委对于卫生工作不够注意或者根本不把卫生工作当作党的工作之一，应该认为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缺点。
今后，各地党的组织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卫生干部培养教育工作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使这个工作得以迅速发展。

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制度
高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新中国的卫生医学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为了适应目前国家卫生建设的迫切需要，旧的医学教育原则、内容和方法，必须加以彻底改革，使毕业的学生都能成为国家卫生建设的有用人材。
同时，必须把医药院校充实起来，扩大课室和实验室，以便容纳大量的学生，培养更多的医药卫生人材。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去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所召开的高等教育会议的慎重讨论，终于在去年0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召集的第1届全国卫生会议中，确定了医学教育必须服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总方针。
确定了医学教育分为高、中、初三级制，采用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实际教学法。
关于高级医学教育
去年全国卫生会议决定废弃高级医学校不分科的不合实际需要的旧制，缩短学习年限，改用分科重点制：
医学院（系）分设若干科，其中内、外、妇产、小儿四科学习期限为五年（最后半年为专科实习）；
眼科、耳鼻喉科及皮肤花柳科学习期限为四年（最后半年为专科实习）；
公共卫生科建立为学院或学系。
定为四年制；
口腔医学系及药学院（系）亦一律为四年制，与一般大学的年限相同。
在药学院（系）中分为药剂学、药物化学、生药学、分析检定学、制药工程学等五系（科），以上各系科在条件可能时均单独招生。
并为配合实际需要起见，在医药院校设立医药、公共卫生、口腔专修科等专修科，参照东北地区的经验运用分科重点制，均定为二年毕业，其中医学各科及公共卫生科增加实习期六个月。
增加师资、设备，大量招收学生及添设专修科的结果，今年06月全国在校医学生总数，超过了过去六十九年来所训练出来的医生数。
又因东北地区医学校改革学制的结果，1950年的毕业学生已等于1930年毕业学生的五倍。
关于分科重点制和实际教学法问题。
分科重点制的由来不是偶然的，它曾经过了一定的发展阶段。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制订了医学教育计划，培养大批的军医；
由重点教育，发展为分科重点教育。
为了比较旧的教育制度与新的分科重点制的优劣，在1948年09月间曾在东北举行过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和沿用旧学制的三个医学院的学生，考试的结果是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分数都较其他三个校院的学生为高〔注一〕。
因此，在那时就决定采用分科重点制。
分科重点制是反对平均主义的教育制度，是一种重点突出的教育制度，它将课程分为主科和辅科，以主科为课程的重点。
因此它具有一般教育制度的优点，同时也具有一般教育制度所不能有的特点，而且能与国家建设计划配合一致，所以它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制度。
分科重点制是在系统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加以适当的专业化，它是以科学基础知识服从临床实习，临床实习服从现实需要为原则，以此原则订立各科的教学计划、教学纲要和教学内容，以达到理论与实际一致，使学生于毕业后能独立担任专科医疗工作为目的。
采用分科重点制，同时必须改革教学方法，这就是说，必须运用实际教学法，才能达到缩短时间及质量并重的目的。
实际教学法可使学生在听讲、观察和实习中能将理论和实际结合，并同时有计划地启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这种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思考力，而且有系统地提高学生的实习效果。
实际教学法在原则上是使理论与观察或操作之间的距离缩短；
但是也须注意到使学生具有系统知识。
这样的教学法基本上是合乎科学原则的，但也要灵活运用，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发挥分析力、判断力和创造力的机会。
同时，在标本、图表、笔记、讲义等等方面必须予以改进，并注意教学的组织和研究等等。
在教学组织方面，专科教学小组是新的教学系统中的一部分，是教学的基层组织。
它在组织上保证不断改进与充实实际教学法，并起着培养和提高师资的作用。
它是以系科为单位组成的，包括系科内所有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生等等教学人员。
他们在系科主任领导下从事教学研究，进行互相听课等等工作，以提高教学效果和丰富教学内容。
关于中级医学教育
中级卫生工作人员是提高和普及全国医药卫生工作的桥梁。
全国卫生会议已决定以发展中级医学教育为当前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而中级医学教育中又以医士教育为首要。
医士学校的修业期限规定为二年制（可增加六个月的实习期），也有缩短为一年的（如内蒙）或一年半的（如中南和西北），在中南区尚有采用分段教学制的，即是在课程每告一段落后，即可参加工作。
医士学校凡有初中毕业生学历者即可投考，每种课程的内容，均以保健防疫为主，治疗为辅；
有严重地方病或流行病的地区，其课程即以该种疾病的防治为重点。
医士教育发展很快，去年年底，全国的医士学校和卫生学校中的医士科只有二十三个，但到了今年06月，即增加到九十一个。
过去护士学校和助产学校的学制极不统一：
有的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期限为三年或两年半；
有的招收高中毕业生，修业期限为三年；
在护士学校方面有的招收护预科学生，修业期限为三年。
现在所有护士或助产学校均一律招收初中毕业生，二年毕业；
师资和设备较好的学校，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及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批准后，得设立护士或助产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二年毕业。
药剂员、检验员、生命统计员、环境卫生员等过去向无完整的统计数字。
据1951年05月统计，全国现有中等药剂学校及训练班十七所（私人开办的学校四所，附设训练班十二班），学生一千二百七十九人。
检验班七所，学生二百六十人；
防疫人员训练班四所，学生二百四十八人；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二所，学生九十四人；
爱克斯光技术员训练班一所，学生一百一十三人。
以上各校（班）绝大部分都是新设的，根据学科的性质，分别规定六个月至二年的学习期限，入学资格与医士相同。
其他如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直接指导的短期公共卫生防疫、卡介苗接种、生命统计、营养、保健、临床检验等中级人员训练班在去年共办过十二期，今年仍在继续办理中〔注二〕。
关于初级医学教育
培养基层的卫生工作人员是不容忽视的。
妇幼保健员（六个月毕业）和村卫生员（三个月毕业），都是新的卫生普及工作者，他们由各县卫生院主持训练；
护士助理员（六个月毕业）的训练，由护士学校或医院兼办，投考的资格一律为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医学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一件艰苦而长期的工作。
在开始时，它曾遭受过一部分人的反对。
但新的医学教育制度是从革命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是真正结合着广大人民目前需要而提出的伟大改革，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拥护。
我国新医学教育制度的日益成长与完善，将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医药卫生工作人员。
〔注一〕基础课程部分，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平均得八三·七分，旧制医学院校学生平均仅二○·七分；
临床课程前者平均得八二·一分，后者平均仅一七·八分。
〔注二〕另在北京各院校内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开办了供毕业生继续进修的专业化短期训练班，如放射学科技术及机械修理班、胸部外科医师班、鼠疫防治班等等。

“血战天门顶”诬蔑了我军的英雄品质
“人民文学”三卷五期发表了白刃的“血战天门顶”一文，这是作者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中的四章。
故事梗概是这样：
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我军某部护送干部到鲁中，完成任务后返回，在天门顶发现敌情。
战斗到第3天，敌人来信劝降。
这时副连长已牺牲，副指导员竟集合部队，提出所谓投降问题来讨论！
当这种错误行为被指斥后，他才说：
“玩笑不能再开下去了。”
（这真是一个不能容忍的玩笑！）
接着他说出他的真意是：
“将计就计”，实行“假投降”。
作者为了替“假投降”找藉口，狂妄到断章取义地歪曲引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的几句话：
如“兵不厌诈”，“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造成敌人的错觉，调动敌人就我的范围”等。
而这样一来，战士竟被说服，并在指导员面前觉得羞愧。
于是，他们接受了敌人送来的劝降书，并荒唐地送出了自己的卑劣的投降书。
白刃愚蠢地歪曲了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品质，也严重地歪曲了毛主席英明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
白刃这种胡乱解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行为，不仅说明了白刃的荒谬无知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而且也暴露了他缺少鲜明的革命立场。
由于作者自己的灵魂中存在着肮脏的东西，所以就制造了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虚伪的故事，荒唐地歌颂了“假投降”的好处，这难道不是替投降主义作辩解吗？
尽人皆知，中国人民军队是在本质上有别于反动派军队的，它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高贵的政治品质。
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忠贞不屈地为人民利益作战到底。
我们部队所具有的严格的政治立场，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像白刃所歌颂的这种根本失去了政治立场的违反军纪的行为，在革命的部队中是决不允许其存在的。
作者不仅虚构了这样的情节，还替这种错误行为作了辩护和宣传。
此外，作者在同一作品中还错误地描写了政治工作者在我军中的地位，歪曲了我军的纪律和上下级关系。
这种错误决不是偶然的。
作者在他的别的一些作品中，如“目标正前方”、“小铁腿长征记”（中南军区、第4野战军政治部出版的“战士生活小丛书”）也是一贯地从概念出发、制造一些离奇故事来吸引读者，暴露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
白刃的创作思想显然是有着严重的错误，应该迅速加以纠正，并对于他所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认真的检讨。

语法、修辞讲话（第6讲）
吕叔湘、朱德熙
第7段括号
括号的形式。
括号有圆括（（）），方括（［］），六角括（〔〕），方头括（
【】
）
四种。
最常用的是圆括。
下面谈到的，如果不特别说明，都指圆括。
括号的作用。
括号表示文章中注释的部分。
例如：
（一）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南尼（意）、郭沫若（中）、执行局委员法奇（法）、理事会理事考涅楚克（苏）和英国及德国西部的代表相继发表演说。
（报）
（二）凯绥·勖密特（Kaethe Schmidt）以1867年07月08日生于东普鲁士的区匿培克（Koenigs berg）。
（鲁）
（三）在商标工作上，中央私营企业局也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以外国文字为商标（除依法律规定准其使用者外），不论这种商标是不是注册的（注册的已经取缔，不成问题）。
（报）
（四）遇到这样的情形（这种情形是常常遇到的），就觉得无从下笔。
（教）（五）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
（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鲁）
要不要括号？
哪些词语应该或是不应该放在括号里面，是需要考虑的。
下面这一句就不应该用括号：
（六）他所有的（在诗文中以及在行为中所表现
的）民族主义思想，就以此为其基础。
（报）这句应改为“在他的诗文中以及行为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思想……”。
下面这一句是应该用括号而未用的例子：
（七）这里，学徒一入厂就学他要学的东西，而且学习很专一，学徒期限也不那样长，那样
呆板，复杂的车床工人，学徒期限才规定三
个月，学会了马上便可升为正式工人。
（书）“复杂的车床工人，学徒期限才规定三个月”应该放在括号里，否则末了这个分句就专指车床学徒，而作者的意思好像是指所有的学徒的。
括号和句逗号。
如果括号里的词语只是注释句子的一部分的，就应该紧贴在这一部分之后。
倘若正文在这里该用句逗号，句逗号应该放在括号之后，如上面（一）（三）（四）例的格式。
这种括号可称为“句内括号”。
如果括号里的词语是注释全句的，括号就应该放在句号之后，如例（五）。
这种括号可称为“句外括号”。
句内括号的内部可以有逗号（如例三的第2处）或分号，但不能有句号，尽管已经是一个句子（如例三的第2处和例四）。
句外括号内部如果是一个句子，应该有句号，如例（五）。
如果不成句子，可以不用句号，如本书例句后面的（期）（报）等。
下面这三句括号内外的标点不妥：
（八）有些作品则把知识分子的改造写得过分简单轻易。
（如“思想问题”）也有这样的作品……（报）（九）“陶”是陶亚魂，（陶亚魂很早就死了），“柳”是柳亚子。
（期）（十）由于英国的财政状况，英国的粮食供应已处于和1941年（按：
1941年是英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粮荒最严重的一年，当时的英国食物进口由于德国潜艇的袭击而剧烈减少。）
情况相同的极端危险的境地中。
（八）应该把句号放在括号后面。
（其实括号也可取消，“如”字前面用逗号，引号之后用句号。）
（九）括号前面的逗号应取消。
（十）括号里面的句号应取消。
在引文之后用括号注明出处，如果是局部引述，句逗号本来在引号之外，那末，括号紧贴引号，然后加句逗号。
例如：
（十一）这一反攻，迅速地使美军狂妄“自信的
官方语调一扫而光”（路透社），它给了
“联合国部队”一次打得目瞪口呆的打击，
使它“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美联社），把
美军部队的战线“打得像一把粗糙的木锯一
样”（路透社）。
（报）底下这一句应该把句号放在“（合众社）”之后：
（十二）麦克阿瑟并于11月二十四清晨亲自飞
往朝鲜前线，“下令派遣第8军十万人向鸭
绿江进攻”。
（合众社）据合众社自东京报
道……（报）如果是全部引述，句号在内，括号在引号之外。
在引文另行或另段的时候，或引文恰好在一段末了的时候，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假如引文在一行的中间，就不免会引起括号属上抑属下的疑问。
例如：
（十三）“……恐怖的谣言在散布着，说敌人不
久就要把他们完全打垮。”
（美联社记者包
义尔28日电）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
甚至在东京的军事人员中，也“大大地增
加”。
（报）（十四）唐宋以前只有“早晚”。
例如“尊侯早
晚顾宅？”
（颜氏家训）“君等所营宅早晚
当就？”
（北齐书）“早晚下三巴？”
（李
白）“早晚得官？”
（因话录）“贤弟早晚
应举？”
（摭言）“早晚得同归去？”
（韦
庄）元以后才有“多早晚”。
为了避免误会，括号之后应空一格。
还有变通的办法：
（十三）把引号里的句号移到括号底下（西文书刊中有这种格式），（十四）在括号之后加分号
（最后一个用句号）。
但是像
（十五）现在他们说：
“咱们工人农民结成联
盟，再团结好别的阶级，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些。”
（平顺农民代表语）。
“我们必须打破
美国的侵略……”（报）这样用两个句号也不好看，不如把引号里的句号取消。
订正和补充词语。
括号另外有一类用法：
不是在意义方面加注释，而是对上面的词语作订正或补充。
例如：
（十六）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民政厅于06月中旬曾
召开各专署（市）民政科（局）长会议，专
门讨论优抚工作。
（报）
（十七）在现代的文章里，“在……（之）下”
用得非常广泛。
（十六）的括号等于“或”或“及”。
（十七）的括号表示里头的字或用或不用（可有可无）。
当“或”或“及”用的括号用起来要小心，因为括号常常等于“即”，不能让读者决定不了你的用意。
例如：
（十八）类似这样的情形，在文艺读者（观众）
中间也是存在着的。
（期）
（十九）也只有愈斗争（教育、学习）才能愈巩
固。
（期）
（十八）的括号是“或”或“及”的意思，但很容易被人误会是“即”，不如干脆用“或”或“及”。
（十九）的括号究竟是“或”或“及”还是“即”，那就只有作者知道了。
类似（十七）的用法的括号又有：
（二十）这座无名小山紧扼着涟（川）元（山）公路的左侧。
（报）括号里面的字是被省略的字。
这样用的括号也是值得考虑的。
假如这个简称为大家所熟悉，如“京汉路”，就无须用括号来补充。
假如这些地名很生疏，就不应该省略，像这里就大可用“涟川元山公路”。
以下的例句的括号只在引用别人文字的时候才用得着：
（二一）“实心儿待，休佐（做）谎话儿猜。”
（二二）“旧曲听来犹（空）有恨，故园归去已
（却）无家。”
（鲁）（二三）“红日如奔过隙驹，白头渐满杨花雪，
01日［一］个渭城客舍。”
（二四）“［郭忠田排］经过一夜十二个钟头的
跑步前进，终于在28日早晨八时到达军
隅里以南三十华里的三所里和龙源里。”
（二一）的括号订正上面的错字，可以跟第5段
（十四）例比较。
那里的“远”字是否“绕”字之误还不能决定，所以加个问号；
这里的“佐”字必然是“做”字之误，所以不加问号。
（二二）的括号的一般意义是“一本作”。
鲁迅先生引的是世间流传的“铁女诗”，这首诗其实是好事者窜改范昌期的诗来骗人的，括号里是范诗原来用的字。
（二三）的括号表示原文脱落。
（二四）的括号表示原文没有这四个字，但单引这一句，不连上下文，就非加上这四个字不明白。
后两例的括号通例用方形的。
条目次序。
括号的另一种用法是加在数目字（及“甲”“乙”）外面，表示条目次序，章则条例里常见，这里不另举例。
本书的例句上面的括号也属于这一类。
数字加括号又用来指示附注，下面另一段讨论。
待解释词语。
在字典和教科书里面，待解释的词语常用方头括号括起，例如：
（二五）
【镭】
卢回切，音雷。
化学金属原素之
一，符号为Ra，原子序八八……（字典）（本段完，全文未完）

贯彻执行新医学教育制度
推行新医学教育制度，是我国卫生建设事业中的一件重要工作。
它是培养大量医药卫生人材，以发展卫生基层组织，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关键。
两年来，新医学教育制度的推行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新医学制度尚未被普遍采用。
一部分人强调“正规”，对这个新制度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
有的卫生行政领导机关，仅仅着眼于高级医学教育，而忽视了中级医学教育的发展；
有的认为缩短学习年限，将大大地降低学生的程度。
这种认识是带有片面性的，他们不了解：
学习年限虽然缩短了，但是新的教材、新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法，新的教学态度，将使医学教育的质量大大提高。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采取新制度所得到的成绩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上述错误思想也说明，许多医务工作者不了解新中国的目前需要，或者在思想上还残留着欧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想用脱离实际的所谓“正规”的方法来办医学校。
这是不对的。
中国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大批的医务人材，希望他们去预防和消灭各种流行病、地方病以及多发病等。
因此，全体医务工作者都应该切实了解群众的迫切要求，努力推行新的医学教育制度，迅速培养更多的医务人材，以满足群众的需要。

从天津市工人政治教育的初步开展中看工人政治教育的领导问题
力文
天津市已有十三万六千余工人，参加了系统的政治学习。
这一工作是从今年六、07月间，本市棉纺工人停工期间的政治学习开始的。
在这以前，天津市在较长时期内没有认真进行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
不少工厂的负责干部，曾有着种种错误的认识：
有些人将少数党员或积极分子的觉悟程度，看作是广大职工群众的觉悟程度，而认为工人政治觉悟已差不多了。
有些人认为：
“我没有向工人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生产工作也搞得不坏。”
他们认为读读报，作两次报告就够了。
有些人则认为“没文化就无法学习政治，向工人讲理论，工人接受不了”。
中共天津市委批驳了上述忽视工人政治教育的倾向，明确指出向工人群众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并在市委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以市委书记黄敬同志为首的七十人的讲师团，在棉纺工人停工期间，分组到各棉纺厂讲授“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课程，使工人群众在学习中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知识，从而从根本上加强了党和工人群众的联系。
棉纺工人政治学习的收获，用事实证明了：
在广大工人群众中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能够教得好的。
许多工人在未学习以前，虽然因为解放后生活的改善，觉得共产党好，但对党对人民政府还有着若干不正确的看法，不了解工人阶级为什么是国家的领导阶级。
比如，有人说：
“我过去看车，现在还看车，过去扫地，现在仍扫地，我怎的是主人呢？”
不少工人还残存着封建思想，宿命论，有些女工说：
“苦瓜结苦子，开天辟地就是这样的，只怪自己错投了娘胎。”
经过一个月的政治学习之后，绝大多数工人获得了较系统的基本的理论知识，从而改变了自己的错误认识。
工人们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和历史任务之后，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感觉。
他们说：
“为争取社会主义赶快到来，必须加紧生产。”
有些工友则批判了过去单纯为得奖而竞赛的思想。
国营第1棉纺厂郭兰明说：
“过去叫我订计划，每天叠布一百五十匹，我叠够数就‘泡蘑菇’，这怎么像个主人样子！”
各棉纺厂开工后，都很快掀起了爱国生产高潮。
北洋纱厂工人听说27日开工，大家都自觉地要求26日进厂，愉快地检查机器，打扫车间，27日很快地将车全部开全。
恒源纱厂整经间魏淑贞小组，过去常和浆纱间吵架，闹不团结，这次政治学习后，她们为了搞好生产，主动向浆纱老师傅征求意见，感动了浆纱间的老师傅，双方签订了联系合同，提高了生产。
市委对工人政治教育的加强领导，和棉纺工人政治学习的显著收获，基本上扭转了干部中忽视工人政治教育的空气，为以后产业工人的政治学习开辟了道路。
在棉纺工人学习结束之后，市级领导机关为在全市产业工人群众中普遍进行政治教育，进行了编写政治课本、登记和审查教员，以及集训各基层工会文教委员等各项准备工作。
当10月初，全市各工厂普遍开始政治学习的时候，立即获得广大工人群众普遍而热烈的欢迎。
有些工人听过政治课后，便自动订了学习公约，保证搞好政治学习。
工人们说：
“工人阶级不学习政治，就像飞机没有指南针一样，怎能飞行呢？”
但也有和这不相适应的另外一种情况：
仍有部分工厂的领导干部，对工人群众学习政治的热烈要求抱冷淡态度。
有的是口头上承认政治学习重要，却片面强调生产工作忙，而侵占政治学习时间，有的单位党支部和工会干部相互推诿责任，放松对工人政治学习的领导；
有些厂的领导干部，对系统的政治教育缺乏明确的认识，而是满足于一般政策性的教育，不按政治课本上课，因而使教学内容显得很零乱。
工人们说：
“不是说系统的讲吗？
今天讲个这，明天讲个那，什么时候才能系统啊！”
针对上述情况，天津市领导机关又于11月中旬，召开了各主要工厂，党、政、工、团各系统干部的联系会议。
批判了某些工厂忽视工人政治学习的偏向，总结了开展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初步经验，要求各工厂的党、政、工、团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均给以应有的重视，并在党的领导下分工负责。
同时大力运用与发挥职工业余学校的力量，在业余学校课程中添设政治课，并在各大工厂业余学校旧有的基础（各厂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工人群众，已参加业余学校的文化学习）上，吸收所有工人参加经常性的政治学习，逐步使工人的政治学习走向正规。
（附图片）
天津恒源纱厂魏淑贞小组在开政治学习讨论会

从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谈肃清崇美思想
周培源
祖国一定要工业化。
我们的工业、农业和医药卫生等建设事业，需要大批高级技术干部，但现有的高等学校的组织形式，决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培养大批技术人材的艰巨任务。
因此，调整院系是目前改革高等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大行政区所领导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的遗产。
校与校之间系组重复，人材分散，教学效果很低。
中央教育部在1950年06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中，提出了高等学校组织规程。
从这规程里可以看出教育部要调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意图。
但大部分到会的代表们，对于调整院系都抱旁观态度，不加可否。
当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也不愿意谈到自己的问题，总以为高等学校的组织规程只是应用到旁的学校，而与清华无涉。
只有大连大学体会到院系调整的意义，在高等教育会议之后，自动地呈请中央教育部，改为大连工学院和大连医学院——两个新型的高等学校。
一年半以前，为什么一般大知识分子不能接受院系调整计划，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呢？
理由很简单，主要的原因是思想问题，其中尤以崇美思想为主要因素。
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主观上或许决不有意识地宣传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
但事实上，因为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直接间接地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留洋学生，受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影响，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影响特别深，不自觉地以为过去学得的一套是天经地义，不愿意放弃，甚至在大学里讲书都要用英文，也不肯虚心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高等教育为统治者服务，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工学院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只是些基本课程；
学生毕业之后必须进入工厂实习若干时日，证明他能做垄断资本家的工具后，方能获得实际知识。
英美大学本科的训练，只是极普通的训练，而美其名曰“高等普通教育”。
可是大知识分子却崇拜这一套教育方法。
我以前也认为，在学校内只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就够了，专门知识可在毕业后到工厂内去学习。
这种思想，无疑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残余，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是不适合的。
我们可以看看苏联的先进经验。
苏联的高等学校教学方针是以在高度理论基础上结合实际的原则来培养青年，学生所学的必需分得很细很专，以便毕业之后，可即刻进入工厂，能担负一定的工作。
新中国的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一定要朝着这方向走。
英美高等学校的组织，也是文、法、理、工、农、医、教育、财经混合在一起。
它的发展实际上是无计划的，是自由主义的产品。
这样一个组织的基本理论是：
各学院的教师同学住在一起，可以彼此影响，对于现有文化水平可起提高作用。
一年半以前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能接受院系调整的理由，也就是希望文、法、理、工……的同事同学圈在高等学校的围墙内，过着绅士式的生活，而与围墙以外的广大群众隔绝。
此外如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旧的生活习惯等等，多多少少都是阻碍院系调整的一些因素。
过去二十六个月内，新中国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尤其是一年多以来的三大运动——肯定地说服了大知识分子，使他们了解到人民政府各项政策的正确性，消除了许多以前不必要的思想顾虑。
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使原有崇美、恐美思想的知识分子清醒过来。
一个月来京、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们的政治学习，无疑地更提高了教师们的政治觉悟。
因此教育部在这一次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里号召院系调整，获得了全体代表们的热烈拥护，与一年半以前高等教育会议时的气氛迥乎不同。
这一次院系调整的成功，一方面证明了知识分子认识到院系调整是我国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之一；
认识到新中国需要能培养出才德兼备、体魄健全的高级技术人员的新型高等学校；
需要文、法、理、工……的同学们在学习期间经常与校外的人民群众取得联系，而不是像修道院里的僧侣一样，关在房内作超社会、超政治的“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这也是在肃清崇美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
我们希望这个胜利能获得巩固和扩大。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最近发展
（一）问：
朝鲜停战谈判最近情形怎样？
答：
最近双方已对停战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取得协议，但在这以后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
11月23日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根据朝、中方面公平合理的建议，就“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问题，达到协议。
以后，双方谈判代表团在27日举行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协议。
这个协议的内容是：
确定以双方军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军队各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
如果整个停战协议在自停战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获得协议的一天起三十天内签字，就以达成这项协议时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
否则，军事分界线应根据停战协议签字时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作相应的修改。
停战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达成协议，是朝鲜停战谈判进行四个多月以来所取得的第1个重要进展。
这个协议是重要的，因为确定停战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是实现停战的一个基本条件。
可是，军事分界线问题，只是停战谈判议程的一项，即议程的第2项（议程的第1项是“通过议程”）；
议程上还有其他重要项目。
根据07月27日双方所一致通过的议程，这些尚待讨论和协议的项目是：
“（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四）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
“（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其中第5项，“双方同意在第5项议程下讨论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会议在对第2项议程取得协议后，已立即进入第3项议程的讨论。
但是，由于美方提出了越出议程范围的、妄想拖长朝鲜战争状态并干涉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第3项议程的讨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进展。
（二）问：
第2项议程的讨论被美方阻挠和拖
延了足足四个月，为什么终于在最近取得了协议？
答：
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四个月之久才取得协议，唯一的原因是美国一贯对谈判采取了阻挠和拖延战术。
从07月下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一天起，美国方面就不断地提出各种无理条件，制造各种挑衅事件，来阻挠谈判的进行。
美国方面所以要阻挠和拖延谈判的进行，有两个目的：
第1个目的是压迫我方接受它的无理要求。
比如：
美方曾经无理地要求我方从双方实际接触线退出一万二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这个荒谬要求遭到我方坚决拒绝后，不久以前又提出要我方片面地退出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地区，包括开城在内的要求。
第2个目的是要继续制造国际局势的紧张气氛，以便在美国自己国内并强迫美国的仆从国继续扩军备战。
为了达到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谈判过程中，曾经用了空前卑鄙野蛮的手段，暗杀我方军事警察，轰炸扫射我方谈判代表团；
曾经使用了所谓“军事压力”，向我方发动了三次大的“攻势”和多次小的攻击；
最后，甚至企图干脆推翻双方所
一致同意的第2项议程。
但是美方拖延和阻挠谈判进行的这一切阴谋，终于完全破产了，他们最后被迫放弃了他们自己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的各种荒谬无理的要求，而接受了我方所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建议。
美方阻挠和拖延战术所以破产，是因为：
第1，我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坚决地粉碎了美国侵略军的一切“攻势”和攻击，使他们受到了空前惨重的伤亡。
同时，我方谈判代表团采取极忍耐而又极坚定的态度，坚决地拒绝和揭露了美方的无理要求和卑鄙的挑衅行为。
第2，美英等国的人民和士兵厌战、反战的情绪日益发展，他们对于美国统治人物拖延谈判的政策日益不满，而要求让美英的士兵不要再在朝鲜白白送死，要求让他们回家去过圣诞节。
甚至英、法等仆从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无限期地拖延谈判，继续进行战争冒险的政策，也表示不满。
第3，世界各国广大人民反对美国拖延朝鲜谈判的卑鄙行为，这使美国方面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
第4，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的处境极端困难。
朝鲜战争早就成了美国的“无底洞”。
正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与我方举行停战谈判。
也因为这样，美国拖延谈判的政策，在最后一定要失败。
过去四个多月的事实证明：
我方是坚决主张朝鲜问题的公正和平解决的。
只要我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坚持努力，只要美方愿意接受我方所提出的公平合理的主张，朝鲜停战谈判是能够成功的，否则谈判就可能继续被拖延下去。
（三）问：
阻碍第3项议程取得协议的是什么？
答：
自从11月27日双方开始讨论第3项议程以来，美方又提出新的无理要求。
直到现在美方还在坚持这种无理要求，这样就使这项议程的讨论不能获得进展。
双方所一致通过的第3项议程明白规定，这项议程的范围是实现停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司在内。
我方代表团已提出五项合理的原则建议，即：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从停战协定签字之日起停止敌对行动；
停战协定签字后三天内双方一切武装力量自非军事区撤出；
停战协定签字后五天内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对方后方及沿海岛屿撤走；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并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
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
但是美方却越出议程范围，建议双方在停战期间都不得在朝鲜增强军事供应、装备与人员，因而建议监督停战的机构及其观察小组应有权自由出入于全部朝鲜。
美方建议中的这些条件是极端无理的。
他们企图以监督停战为名，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
他们企图拒绝自朝鲜撤退军队，拒绝结束朝鲜的战争状态，而要求保持战争状态下双方力量的平衡，以便把朝鲜的紧张局势长期保持下去。
正如我方代表所指出：
为了保证朝鲜停战后敌对行为不再发生，就必须彻底地消除战争状态，就必须积极地减少双方的军事力量，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但是美方代表却又拒绝讨论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而仅仅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双方高一级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去讨论。
由此可见，美方的上述建议是自相矛盾而不能成立的。
而美方的上述无理建议，现在已经成为第3项议程取得协议的障碍。

反对某些工商业者的暴利思想
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私营工商界纷纷订立和执行了爱国公约。
在缴纳国税、捐献武器以及改善经营、增加生产等方面，有了许多良好的表现。
这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自从今年上半年市场趋向新的繁荣，随着“淡季不淡，旺季更旺”情况的出现，在私营工商界中，就产生了一种暴利思想。
这种思想使某些工商业者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行动。
根据我现在了解，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都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这种暴利思想的表现，首先是某些工商业者不愿意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拒绝国家的加工订货。
如上海某机器厂主在一个政府机关召开的会议上，曾公开表示：
“加工订货是为了协助工商业克服困难，现在困难没有了，用不着加工了。”
青岛的面粉业为了要求厚利，集体不接受国家的加工；
有的工厂虽然接受加工，但先替自己生产，后替政府加工，以致不能按期交货。
更严重的如天津某皮鞋联营社，承做军用订货，竟用马皮冒充牛皮；
武汉某纸商竟偷换国营贸易部门的加工纸张二百八十令，盗卖图利。
其次是违反政府稳定物价的政策，高抬物价、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及制造黑市等等。
如天津某制管厂在行商手中购进三吋半黑铁管一批，原价每吨二千七百万元，立即转卖与急需此项货物的某部门，索价每吨三千九百万元。
青岛造纸业将厂盘价格抬高百分之十至二十三，以谋取百分之三十五的暴利。
上海铝纸业的某些厂大批抢购铝纸，使铝纸黑市价格猛涨。
这些思想和行为，毫无疑义，违反了共同纲领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损害了全体人民和私营工商界自己的利益。
在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的时候，为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这种非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是我们全体人民和爱国的工商业家们所不能容忍的。
希望有关领导机关予以注意，并希望爱国的工商业家们互相监督和认真检举。
方行
11月29日

当祖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传到朝鲜前线的时候
——志愿军归国代表嵇炳前在朝鲜前线写给祖国人民的信亲爱的祖国的同胞们：
我们回到前线以后，即将祖国抗美援朝情况以及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无比热爱和希望，向各部队作报告。
我们每天都受到部队中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到处要求多讲些祖国的消息。
他们说：
见了我们，就等于见了祖国亿万人民。
我们到某部队作报告时，那里的同志跑出几里路来欢迎，很远地就叫着：
“来了，从祖国回来了。”
女同志连跑带跳地围上来，献上一束束的野花。
蓝白色的小花夹着火红的枫叶，这是她们特地从山上采来的。
见了面，大家就把我们抱起来，抬起来，围着问：
“见了毛主席么？
他健康吗？”
我们回答：
“毛主席很健康。
他还很关心前方同志们的健康！”
大家都欢呼起来。
我们被欢迎到战友们标有门牌号数的“战地之家”。
一路上大家不停地问：
“淮河修得怎样？”
“成渝铁路通到那里了？”……祖国的每一个消息，都是大家所最关心的。
在战友们欢迎我们的会场上搭起了彩门，用雨布结成围墙，挂上毛主席和金日成将军的像，用担架床贴上很大的标语，在树杈中装上扩音喇叭。
有时，报告会在敌机的扰乱下进行，尽管敌机有时飞过头上，大家也不理会它。
有一次报告是在大雨中进行的，大家都披上雨布，在膝盖上做笔记。
祖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很多干部和战士。
某部战士杨进才，听到橡胶工厂做鞋那样苦，就发起了“补鞋运动”。
兵站同志发起了“扫粮运动”来节约物资。
某部饲养员听到七十多岁的老人谭楚云挑水捐献后，保证以后要爱护马料。
许多单位和战士纷纷检查和增订了自己的立功计划。
在前方，战士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大家都很愉快。
战士们说：
我们是“吃啥有啥，有啥吃啥”。
祖国支援我们的物资里有花生、黄豆、海带、蛋粉和各种罐头，支援的东西种类太丰富了，所以说吃啥有啥。
然而，在特殊情况下，我们部队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例如，某部队今年夏季曾吃过野菜。
某部直属队每天每人半斤面还包饺子吃——里面包的野菜。
战士还用炒面加白面摺成花卷，大米磨面包饺子。
炮兵某团十连在柳林里开庆功会，还做了十八个菜，其中有野韭菜、黄花菜、猪牙菜、桑树叶等等。
我住过战士自己修的防空洞。
屋内顶上覆盖着缴获的敌人降落伞，四面是用高粱秆编成的带花的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和各种画报上剪下来的画片。
屋内有整齐的热炕。
战士笑着告诉我：
“这比去年进步多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暖气设备’了。”
战士们还用装慰劳品的木箱子做成小板凳、“土沙发”。
在防空洞门口，用红的黄的野果子镶在泥内，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对联。
用松枝修成小路。
防空洞附近还有小的游戏场、俱乐部。
我参观了俱乐部里的墙报。
有的战士用桑树的叶子写快板，还有用松枝挤出的水自造的墨水。
在连队里很少有收音机，但战士们最爱听广播。
今年国庆节北京的实况广播，战士都挤着听，听到毛主席和中央各首长走上主席台，都热烈地鼓掌。
现在，部队中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了。
每个人都订了具体的立功计划，准备随时粉碎美国侵略军的进攻，以新的战斗胜利，来回答祖国人民的热爱。
志愿军归国代表嵇炳前
11月22日

推广文化挑、文化担下乡的经验
浙江省文教厅和山西省兴县人民文化馆所创造的“文化挑”和“文化担”，是在分散的农村中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一种良好的方式。
这种“文化挑”或“文化担”的工作人员，供给农民群众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连环画、图片、画报和通俗读物，同时向群众进行时事宣传。
浙江的“文化挑”并备有留声机和幻灯，山西兴县文化馆的“文化担”并为当地新华书店代销通俗书刊，这些，都受到农民群众的一致欢迎。
随着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农民群众关心时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的要求非常迫切。
但农村交通不便，精神食粮的供应比较困难，特别是在偏僻的乡村，很难买到、借到和看到所需的书刊。
“文化挑”、“文化担”正是满足农民群众这种要求的好办法。
各地的人民文化馆，都可以举办这种工作。
“文化挑”或“文化担”，应该紧密地配合当地当时的中心任务展开活动。
下乡的书刊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择，工作人员也要加以训练，使之能担负起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任务。
这样的“文化挑”或“文化担”，才会获得地方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欢迎。
同时，这种“文化挑”或“文化担”，应与当地的国营书店取得联系，为书店推销通俗读物并帮助书店了解群众对书刊出版发行工作的要求，使“文化挑”或“文化担”的工作内容丰富起来。

浙江农村中的文化挑葛克俭木刻

认真进行对工人群众的系统政治教育
华东大行政区最近已召开工人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三两年内对全区一百多万产业工人普遍进行一次系统的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同时继续注意使职工中的时事政治学习经常化。
其他地区也将在最近召开这样的会议，制定类似的工作计划。
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是一件大事，是从根本上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加强国家和工人群众血肉关系，充分发挥工人群众在生产上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
为了能够认真地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必须反对在工人政治教育工作上的盲目自满情绪。
毫无疑问，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时事政治教育工作是有成绩的。
很多地方在解放以后，曾经进行过关于社会发展史、民主改革等政治学习，我们两年多来的工人运动在这个基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仅仅由于这样，我们有的同志就认为政治教育在工人群众中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看到很多热烈的场面，因而不加分析地认为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是没有问题了，于是对工人群众的思想状况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对于自己日常进行的时事宣传和中心工作的宣传自满起来。
以为这些就可以解决工作当中发生的问题，以为进行什么正规的政治学习是没有什么必要了。
向工人群众经常进行时事宣传和中心工作的宣传是经常不可缺少的，今后还应该继续加紧进行。
就像今天对于增产节约的宣传一样，它会使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
但仅有时事宣传和中心工作宣传是不能满足工人群众的要求的。
为了能够认真地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必须反对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
有人说：
“共产主义的理论工人是听不懂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是不能学共产主义理论的”。
于是，有的工厂的业余学校，就根本不上政治课。
毫无疑问，文化学习和技术学习是广大工人的迫切要求，不顾工人这种文化上的迫切要求是错误的，但离开了政治学习去孤立地进行文化学习和技术学习，是十分错误的，必须使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同时必须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
很多已经开始有系统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地方的经验证明：
工人群众不但可能学习共产主义理论，而且可以学得很好。
很多工人在受到共产主义教育以后，就大大鼓励了自己学习文化的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为了能够认真地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必须反对企图取消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教育的错误思想。
有些企业部门的领导人员说：
“我没有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我的生产也搞得不错。”
这些同志满足于眼前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但没有想到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工人群众学习政治的热烈要求熟视无睹。
产生这种思想毛病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他们不懂得从政治上启发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是企业领导干部的重要责任。
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作得差不多了，因而对在工
人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表示了冷淡。
这种偏向是应该坚决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