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各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已结业
【新华社上海22日电】
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在今年08月间举办的上海市各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已在本月20日举行结业典礼。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代表盛丕华、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代表潘汉年、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和上海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都到会致贺。
盛丕华和潘汉年在讲话中勉励全体学员今后在实践中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做好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工作，并为展开增产节约运动而努力。
该班共有学员二百二十四人，包括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和上海市部分人民团体的工作干部。
学员们在学习期间，曾听取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等有关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建党经验的报告，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陈巳生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各项决议的传达报告。
全体学员经过学习后，普遍提高了政治认识；
在改造思想和改变作风方面也有很大收获。

东北反贪污斗争深入开展
揭发并打击了贪污蜕化行为和官僚主义
加强了干部群众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
【本报讯】
自高岗同志于08月31日在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向东北全党及全体工作人员提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号召后，至本月初，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经先后在东北一级的机关、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
大多数机关，从负责同志到勤杂人员，都卷入了这一运动。
现在除各省、市尚在继续进行外，东北一级大部分机关已大体告一段落。
各地运动开展的过程，一般是先组织了对有关文件的学习讨论，进行思想酝酿，再展开民主运动，检举、揭发各种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现象，然后审查处理（沈阳市对个别严重的贪污案件并组织了公审），最后转入对干部与群众的整党教育，并根据运动中发现的问题，通过群众来审查原有的工作与生活制度，增订新的工作与生活制度，以巩固既得的成果。
这一运动，由于发扬了民主，广泛发动了群众，已有很大成绩。
经过这一运动，揭发、批判并严重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的行为。
如沈阳市在反贪污斗争的第1阶段，仅工商局各专业公司及其他单位，即揭发、批判与初步处理了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的程度不一的贪污行为。
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检举与坦白了各种贪污事件四百零六件。
这样，贪污现象大大减少了。
某些旧职员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中所存在的若干错误思想，如“厚俸才能养廉”、“农民经济上升、工人增加工资、自己贪污一点不算什么”等，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严厉批判。
本溪煤铁公司基本建设处一个职员曾企图携款潜逃，他在运动中反省了这种罪恶的想法，认为“反贪污运动救了自己”。
绝大多数干部已经认识到贪污是最丑恶、最可耻的行为。
干部、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加强了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过去有些供给制单位的干部认为自己“人都是公家的，多用点公家东西不算什么”。
现在则认为除应得待遇外，不应多用公家的东西。
本溪市公安局有人要拿公家椅子回家，群众就出来制止：
“别动公物！”
许多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人员反映：
“幸亏参加了这一运动，不然难保以后不犯错误。”
贸易部干部夏利田向私商订了三千斤修建用的电线管，结果私商只交了三百斤，他立刻向私商要回了订金，使国家财产免于遭受损失。
运动的另一个收获是揭发、批判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自己不深入检查工作，对干部缺少原则的立场的教育，乃是若干干部发生贪污行为的重要原因。
因而向群众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使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
从前有些领导同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现在思想也搞通了。
机关里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工作不安心、闹地位、闹薪金的许多不良现象，都受到了批判。
机关中的浪费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仅汽油开支一项，10月份就比08月份减少了五分之二。

严惩贪污！
为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
——上海“解放日报”11月19日社论摘要
今天我们发表了前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路星元的重大贪污腐化案件。
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此案件已分别做出决定。
我们认为这些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是为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路星元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事实证明他的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并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因而经不起在新的复杂条件下的考验。
路星元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却表现为一个没有一点共产主义气味的人。
特别是在进入江南大城市以后，他羡慕腐化堕落生活，他羡慕非法商人的“自由”。
在非法商人的引诱下，终于走上了腐化堕落、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供个人享乐的死路。
而在领导上发现了他这种不法行为之后，他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准备脱离革命，企图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这就最后地完全地变为一个可耻的罪犯，终于被清除出了共产党的组织，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且将要受到应得的法律制裁。
因此，我们应当从路星元案件中得到的第1个教训，就是：
不论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工作人员，都只有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而这个改造又主要地依靠自觉。
不然，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改造得很好，有人就改造得不好，有人就根本没有改造。
而共产党员则更要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打算，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先进战士。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
还有一部分党员往往把许多严重的原则问题当作“生活细节”，当作“小事”，而不知道大事是从小事来的；
又有些人错误地以为“进城了，应当改善生活了”，或则认为“革命成功了，不必像以前那样节约了”，而忘记了毛主席所谆谆教导我们的，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
在我们实现伟大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还需要我们作极大的努力。
有了以上类似的错误想法，就必然会松懈斗志，并为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的侵入开了方便之门。
更为严重的是：
有一部分品质恶劣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思想上甚至行动上犯了路星元同样的错误，而还不知道危险。
路星元案件就给这些人发出了一个警号：
他们必须立即回头，改正错误，否则就将同样走上路星元的绝路。
路星元的案件还给了我们以下的几点教训：
首先，正如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所指出的：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而官僚主义又恰恰是一切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得以存在的防空洞和得以滋长的温床。
因此，凡有类似情况的地方，都应当改善自己的领导，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建立严密的工作制度，经常地深入地检查工作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地表扬进步的、好的工作人员，处分违法乱纪的工作人员，借以发扬正气，克服邪气，提高每一个国家机关的政治质量及严格其组织纪律。
共产党的基础组织——支部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真正成为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战斗的堡垒。
目前，部分机关支部的严重松懈现象，必须加以克服。
其次，为了彻底消灭贪污，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和革命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监督。
每一个觉悟了的人民是爱护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的，是拥护人民政府严惩贪污分子和那些非法商人的，是拥护共产党清除这种贪污分子的。
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我们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就在这里。
我们各个机关，我们的人民监察机关，应当更充分地发挥这些力量，肃清一切贪污浪费现象，推动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前进，为保卫国家财产，为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
路星元贪污腐化严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
已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并送司法机关惩办
【新华社上海21日电】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路星元贪污腐化，严重地损害了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
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已于19日通报撤销路星元的职务，并建议华东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于同日在上海各报发布了关于开除路星元党籍的决定。
路星元，山东省临沂县人。
1938年在陕北延安参加革命，同年0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路曾任十八集团军三五九旅独立游击支队电台队长、山东大众日报社电台队长、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等职。
1950年08月调任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兼广播器材科科长，专门负责对华东区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的技术管理和采购器材的工作。
由于路星元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思想在参加革命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腐化思想的侵蚀和奢侈生活的影响，滋长了严重的享乐思想，终于发展到蜕化变质的程度。
路星元在上海任职的九个月期间，利用自己的职务，进行了一连串的贪污舞弊的活动。
现已查明的，计盗卖无线电器材和贪污公款达二亿四千七百多万元。
1950年09月，路星元因购买器材关系，和奸商李德维（上海电通拍卖行经理，曾当过伪上海警察局侦探）结识后，路即经常应邀赴宴，出入舞厅，收受贿赂。
今年春天，路星元在李德维的引诱下，先后以三千万元的巨款，租房两处，分别同贩过毒品的女奸商冯萍和女招待王兰珍姘居。
至此，路星元已完全蜕化变质，他不仅竭力袒护奸商李德维违约不向电台交货的违法行为，并窃用电台服务部印信，介绍冯萍去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以便进行投机活动，路星元在蜕化堕落的过程中，觉得革命队伍纪律严格，羡慕商人“自由”，加以自己已贪污了一笔巨款，就企图脱离革命。
今年01月间，路以贪污款项买了一部小发电机，托其堂弟在徐州筹备开设面坊，后因接电困难，致拖延未成。
05月间，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发觉路星元的贪污腐化的错误行为时，路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将私藏器材和贪污衣物全部搬到姘妇王兰珍家中，企图脱离革命，逃避法纪制裁。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鉴于路星元的贪污腐化行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即报告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司法机关，将路星元扣押审讯。
经数月来的周密调查，路星元的罪行证据确凿，路亦已供认不讳。
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为了严肃法纪，决定给予路星元以撤职处分，并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办。
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认为，路星元事件证明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干部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但事后尚能积极查究，认清责任，进行检讨，并自请处分，故从轻议处，给予该台台长周新武以警告处分。
人民监察委员会对于引诱人民政府干部、进行投机活动的奸商李德维、冯萍等，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惩办。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路星元党籍，并通报全市党员。
上海解放日报在19日发表了社论，号召华东全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清算，反对贪污腐化的思想，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朴素的作风，为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

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
一般地说来，我们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廉洁的，他们做的是革命的工作，有许多干部还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的考验，过着供给制的生活。
他们不贪污，不腐化，保持了光荣的传统，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骨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共同纲领第18条中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并在第42条中，规定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之一。
各级人民政府两年多以来不断进行了反贪污的斗争，严惩了贪污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在国家全体工作人员中，树立了廉洁奉公的革命作风，扫除了旧社会中贪污腐化的恶习。
这个成绩是十分显著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在全国革命胜利后，有许多旧的军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政府机关中参加各方面的工作。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经过了教育改造而逐渐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开始克服了从旧的官僚机关中带来的贪污腐化作风；
但是究竟还有一些人改造得很差，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改造，而承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利用各种机会，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以自肥。
从过去已经发现的贪污案件来看，他们占了全部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参加革命较久的人员，因其政治品质恶劣，未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彻底克服贪污腐化思想；
进入城市后，又接受了帝国主义者、封建官僚、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的恶习的影响，于是迅速堕落，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成为人民革命事业中的害虫。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仍然存在着少数贪污现象的基本原因。
在两三个月前，东北人民政府就注意了这种不可容忍的现象，并展开了全区规模的反贪污斗争。
08月31日，高岗同志在东北局各直属机关干部会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
高岗同志号召东北各个机关和各个部门，展开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根据高岗同志的指示，从0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即先后在东北一级各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揭发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加强和提高了他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而贪污现象大为减少，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这就使许多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深受感动，改变了过去“看不出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的思想，认识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措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欣喜地看到“中国真是前途远大，无限光明”。
从东北以及其他地区所发现的贪污事件来看，贪污现象在经济工作部门内是比较严重的。
例如沈阳市在反贪污斗争的第1阶段，仅工商局各专业公司及其他单位，即揭发、批判并初步处理了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的程度不一的贪污行为。
在华东地区，仅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路星元一人，即贪污达二亿四千七百多万元。
在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各区，最近也曾连续揭发和处理了若干贪污事件。
如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了一个仓库主任冯境权的贪污案件；
江西省人民法院判决了南昌市税务局刘锡骥等的贪污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检举了萧子言等二十四人的贪污案件，并已由重庆市人民法院予以判决；
西安市人民法院判决了前西北军区后勤部粮秣处会计祁丰瑞等集体贪污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反贪污的严重的思想斗争必须进行到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有的地方还只把它当做某些专门机关的工作。
这显然是完全不对的。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不少贪污分子已经完全蜕化为偷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
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利用职位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已毫无革命工作人员的气味。
他们所给予国家建设事业的损害，是难以计算的。
但是，许多地方却还没有认真地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反贪污斗争。
目前已经揭发出来的贪污事件，毕竟还只是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必然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贪污事件未被揭发出来。
这难道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吗？
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正在热烈响应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的指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反对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全国各地都应该参照东北区的经验，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斗争，努力根除这种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罪恶现象。
根据东北区的经验，要把反贪污斗争坚持下去，第1，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
为此，应该吸收一切党和非党群众参加这一运动。
应该反复向大家说明运动的意义，组织他们学习有关的文件，进行充分的酝酿，不断提高他们的觉悟。
第2，必须由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并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作不好，再作第2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
第3，必须着重思想领导。
因为反贪污斗争是一个复杂而尖锐的斗争。
有贪污行为的人，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常常用各种方法来抗拒或逃避斗争。
因此，领导人员必须给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针对群众的各种顾虑，给以解释，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
贪污分子之所以不坦白，是怕丢脸，怕倒赃，怕撤职，怕法办；
群众不敢大胆检举他们，是怕得罪人，怕运动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将来会受到报复和打击。
经验证明，在运动开始时，群众往往不敢公开检举，而采取密告的办法；
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员对于这种密告必须认真处理，以鼓励群众大胆揭发贪污事件。
第4，必须及时地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
凡贪污而又自动坦白的，可以减轻对他的处分；
小的贪污行为，经过坦白并查清情况之后，可以当众宣布这次免罪，以后再犯，加重处分。
这样可以安定已经坦白了的人，推动有顾虑的人迅速坦白，并便于争取群众，孤立最坏的分子。
第5，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提高，领导机关应及时提出新的指示，并总结经验，以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
第6，各单位应由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
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在22日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上
我重申第2项议程必须在讨论时一次解决
【新华社开城22日电】
22日的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上，美方代表对于我方11月21日的提案除提出若干文字上的修正外，仍然主张如在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后的30日内停战协议尚未签字，则确定当时的双方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其生效的目的与期限留待双方届时共同协议决定。
我方代表再度指出：
第2项议程必须在讨论第2项议程时一次解决，而不应该在第2项议程已经达成协议的三十天后再行决定有关第2项议程的条件。
因此我方主张：
如果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后的30日内停战协议尚未签字，则双方小组委员会应在全部议程达成协议后按照双方实际接触线所发生的变化修正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使修正后的军事分界线与停战协议签字前的双方实际接触线完全一致，作为军事停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
美方代表同意考虑我方意见后，建议小组会在11月23日上午十一时继续举行，并同时由双方参谋人员开始进行校正现有接触线的初步工作。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营上海第1棉纺织厂挡车女工周阿凤创造了反结头工作法，打结好，回丝少，对于提高生产和减少浪费起了很大作用。
最近经过民主测定的结果，周阿凤荣获上海国营棉纺织厂竖锭式络经机挡车工的第1名。
这是她正在车间内讲解反结头工作法的情形。

武汉第1纱厂和天津钢厂机电车间
举办反浪费展览会
推动了反浪费运动的开展
【新华社22日讯】
武汉市第1纱厂和天津钢厂机电车间用举办展览会的方法来推动反浪费运动的开展，收效很大。
在举办反浪费展览会以前，职工们对于各方面的浪费现象不大注意，甚至还有自满情绪。
武汉第1纱厂有些职工说：
“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我们的思想觉悟都提高了，车间里已没有什么浪费现象。”
展览会打破了这种自满思想。
武汉第1纱厂的展览会上陈列着疵布和霉纱。
疵布上写着：
“从今年01月到09月每月平均出疵布六百零六匹、短码布一百九十匹、窄幅布一百零五匹、霉布七匹，每月损失二千七百二十四万元，八个月共损失两亿一千七百九十二万元。”
霉纱上写着：
“由于行政管理人员不负责，霉烂了一百七十磅三十二支纱，这些纱只能以六折价钱卖出去，损失了一百八十三万元。”
第1纱厂的反浪费展览会还用生产图表说明工人的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和工人们学习了郝建秀工作法后的生产成绩，为工人们指出了增产节约的方向。
武汉第1纱厂有的工人说：
“我看了展览会后心里很难过，今后一定要把造成浪费的原因和责任查出来。”
有的说：
“霉纱的浪费事件真叫人心痛，希望行政领导方面在今后改正。”
第1纱厂行政领导方面现在已对霉纱的问题作了检查和处理。
除有关人员作了检讨外，行政方面并针对造成霉纱原因，修理了纱仓的天窗，增开了窗户，使纱仓空气流通；
又把积存的纱迅速打包，防止继续霉烂。
天津钢厂机电车间过去纱布、锉刀、钢锯条等材料和工具往往没有充分使用就换了新的。
机器油的领用是没有限制的。
这次很多工人看了展览会后都自动地把自己周围的浪费品搜集起来拿去展览。
各小组都展开讨论，联系自己单位的浪费现象，研究避免浪费的方法。
如车工组改进了钢锯条的操作法，延长了使用期限。
对于材料的使用，车间负责人也已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和统计。
现在天津钢厂机电车间职工已普遍注意节约用料，各种材料的消耗已比过去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这样每年可节省五万斤小米。

河南湖北两省人民
继续增缴武器献款
唐山市人民超额完成捐献计划
【本报讯】
河南、湖北两省人民完成献机计划后，继续缴纳武器献金，争取更多地超过捐献目标。
河南省人民缴款已达一千六百一十五亿余元，可购战斗机一百零七架有余，比原订捐献八十五架战斗机的数字超过二十二架。
该省许昌、淮阳、陈留、潢川、郑州、洛阳等专区和郑州市，相继超额完成捐献计划。
目前，没有完成捐献计划的，正在努力争取完成；
已完成的地区，将扩大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同时继续深入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普及深入爱国公约运动，加强优抚工作。
湖北全省缴纳武器献款，至14日止，已达一千零五十亿余元。
除完成原计划认捐六十架战斗机外，超额捐献十架战斗机。
全省八个专区三个市，除个别县、区外，大都超额完成原认捐的数字。
湖北省抗美援朝分会正号召未完成捐献的地区努力争取完成；
已完成捐献的地区，要订出今后增产节约与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计划，进一步做好抗美援朝工作。
（河南日报、湖北日报）
【本报讯】
河北省唐山市各界人民到21日止已缴纳飞机大炮献款二百一十八亿三千余万元。
折合战斗机十四架、高射炮一门。
超过原订捐献计划战斗机两架。
该市职工原在09月底完成了原订捐献战斗机三架的计划之后，又提出增献战斗机一架；
现在增献计划亦已完成，并超额缴款五亿元。
（唐山市抗美援朝分会）

照顾少数民族年节
贸易部规定优待办法
【新华社22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年节习惯时间的不同，特规定对少数民族年节优待办法。
本月07日，该部曾发出指示，指示少数民族地区的国营百货零售部门和一揽子公司在少数民族年节时，对各该民族零售的百货、粮食、布匹、盐、油、煤等，一律按九五扣优待三天；
这个规定并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

美军和帮凶军士兵间矛盾日深
侵朝帮凶英军的被俘士兵诅咒杜鲁门和华尔街财阀

【新华社朝鲜前线22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和傀儡军队的士兵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加深。
最近在涟川西北马良山战斗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掳的英军士兵供称：
在英军士兵中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上帝在诅咒美国人”。
他们以诅咒美国当局来排除痛苦。
他们在吃不到新鲜食物的时候诅咒；
在天寒受冻穿不上冬衣的时候诅咒；
在露天睡觉的时候诅咒；
在负伤或看到同伴们被打死的时候诅咒；
在生病或想到家庭和亲人的时候诅咒。
他们诅咒杜鲁门，诅咒李奇微，诅咒范佛里特，也诅咒万恶的美国财阀们。
在我访问这一群英军联邦师第28旅苏格兰边防团的俘虏时，他们刚才洗过澡，坐在草地上晒太阳。
我们一开始谈话，他们就个个滔滔不绝地诅咒起来。
该团四连十排下士副班长威廉·马丁首先说：
“我诅咒美国侵略朝鲜，朝鲜对我们英国人有什么好处呢？
美国人把英国人拖下了水；
英国人的血流得太冤枉了！
谢天谢地，快快结束这场可耻的侵略战争吧！”
接着，二连一排下士副班长苟洛台·派脱立克站起来用手一挥说：
“美国人拖延停战谈判，使停火线问题不能迅速达成协议，使我们一时回不了家。”
三连九班步枪手柏脱罗·乃顿诅咒美国将军的毒辣阴谋，叫英国兵替美国兵打先锋或挡头阵。
他说：
“今年年初美国军队一下子逃到汉江南岸去，美国将军把英国兵放在议政府西北掩护美国兵逃跑；
04月间中国和朝鲜军队举行反击，美国将军又把英国兵赶到临津江前线挡头阵；
秋季攻势中英国兵又被赶着向马良山打先锋，我们的人实在死得太多了。”
四连中士班长尤恩诅咒美国华尔街老板说：
“我们的政府不争气，欠了美国财主们的钱还不起债。
那些美国财主们逼着我们英国兵到朝鲜来受苦受罪。
我已经四十岁了，看见美国犯罪作恶的事实在太多了，愿上帝惩罚那些万恶的美国大财主吧！”
后来参加诅咒的人愈来愈多。
有的诅咒美军士兵比英军士兵薪饷拿得多，同样卖命，两种价钱；
有的诅咒美军吃的比英军好，粮食到了先由美军挑选，次货留给英军；
有的诅咒美军衣服装备都比英军要好要多。
总之，这些英国俘虏认为自己的一切都不如美国侵略军。
李承晚傀儡军士兵的命运要比英军士兵更为悲惨。
据被俘的美军第3师中的李伪军士兵朴金监、李金煌等十多人谈：
在美军中的朝鲜籍士兵受到美军的歧视和虐待。
他们在行军时替美国兵扛弹药、武器和抬担架；
住下来就替美国兵擦枪和打扫营房；
在作战时，美国兵把他们赶到最前面去挡子弹。
美国侵略军可以任意殴打他们，不给他们吃饭。
有时，李伪军士兵实在忍受不了这些侮辱便拔出刺刀跟美国士兵殴斗。

青年团中央团校举行第4期学员毕业典礼
朱总司令参加典礼接受学员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献词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在本月13日举行第4期学员毕业典礼。
朱总司令参加了典礼。
他接受了全体毕业学员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献词，勉励学员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认真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会上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团校校长冯文彬在讲话中指出，学员回去后要做好工作，继续努力学习，要把所学到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相结合起来。
按：
青年团中央团校第4期毕业学员共七百二十三人，大部分是团县委宣传部长或相当团县委宣传部长的宣传工作干部。
学习期间将近半年。
他们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我们伟大的祖国、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以及团的基本理论和宣传业务等课程。
毕业后，大部分学员都回原地担任团的宣传教育工作。

农业技术员赵玉亭
耐心帮助农民改进技术
陕西省长安县农业工作站技术人员赵玉亭，今年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方面有很大成绩，最近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特别通报表扬了他。
今年春天，赵玉亭被派到长安县主要产棉区三桥区高低堡子村工作。
当时西北各级人民政府正在大力号召农民粒选棉籽，但该村棉农认为自己的棉籽都是优良品种，没有什么选头。
棉农张新法的妻子对他说：
“我的棉籽是自己留下的好籽，用不着粒选。”
赵玉亭就请她取出一百颗棉籽，当众拣选；
结果拣出绿籽十一颗、虫籽四颗、黑籽一颗、秕籽二十九颗。
这时候，棉农们才大吃一惊，都说：
“没有想到‘好籽’中有这么多的坏籽！
要想出苗好，还是粒选保险。”
接着，赵玉亭又告诉他们，拣出的坏籽还能榨油，要不选，种上苗出不齐，补一亩苗要费多少工夫？
这样，他说服了全村一百一十二户棉农，粒选了三千五百斤棉籽。
今年高低堡子村粒选出来的棉籽，出苗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
赵玉亭还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用他们的先进经验来推动工作。
今年07月初，三桥区的棉苗普遍发生棉蚜，有的棉农在棉地里洒了些不好的烟叶水没有生效，便打算把棉苗犁掉改种晚秋作物。
这时，赵玉亭便帮助高低堡子村农民傅振民配制了些烟叶水和棉油皂，指导他治了半亩棉苗。
两天后，这半亩棉田里已经枯萎的棉茎就长出了新的嫩芽，萎缩的枝叶重新伸展开来了。
为了推广这个方法，赵玉亭邀集全村群众来参观，当场表演给大家看。
农民看见治蚜有办法，三天内就把全村的三百三十亩棉田用烟叶水喷了一遍。
随后赵玉亭又请高低堡子村村干部梅振兴到各乡去宣传，发动各乡的干部和棉农到高低堡子村来参观，很快就把全区范围内的治蚜热潮鼓动起来了。
一周以后，全区的棉田都治了，棉苗都复苏过来了。
（新华社）

南通专区部分农村中
发生严重的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
目前各地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但是南通专区广大农村，在秋收以后，却发生了严重的浪费现象。
南通县彦明乡新民村有两户做斋，共花去一千五百万元；
四烈乡坚决村陈有德兄弟四人做斋花去皮棉三百斤。
东县胜利乡文照村、施桂村请十个和尚做了几天斋，花去近四千斤稻子；
五义、双德二乡和丰利镇从08月到10月共计做了一百九十场斋事，费去稻子达十五万斤以上。
在农村中，不仅一般农民做斋，而且有的农村干部也这样做。
如东县新利乡的中共支部书记洪同志做斋花去三千多斤稻子；
新兴乡俊年村村长吴火裕，别人动员他订阅报纸学习，他说没钱，可是在做斋上却花掉近四千斤稻子。
这种迷信、浪费的现象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反对这种迷信、浪费的现象，才能教育、领导群众。
希望南通专区各级领导机关严重注意。
杨卓如

哈尔滨市私营瑞林针织厂
擅自加班损害工人健康
该市劳动局已予适当处理
编辑同志：
哈尔滨市私营瑞林针织厂于08月17日承揽了中国百货公司松江省公司加工的五百套秋衣，约期两个月交货。
该厂在承揽该活时，明知按工厂现有生产能力，必须每天加班四个钟点才能按期完成任务。
但该厂单纯为了追逐利润，未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的备案批准和该厂工会的同意，竟自行决定每天加班三、四个钟点，有时甚至加班六个钟点或九个钟点。
由于连续加班的结果，技工于长盛等终于因劳动过度而病倒。
该厂的这种违法行为，并不是从这次开始的，在今年07月份就有过擅自加班三小时的情形。
现哈尔滨市劳动局根据该厂工会所揭发的上述事实，已作了适当的处理。
资方负责技工于长盛等的医药费，工资照发，直至于长盛等能恢复工作为止。
曲从先　薛俭
编者按：
开封市私营诚实腰鼓店、哈尔滨市私营瑞林针织厂资方不顾工人健康，擅自延长工作时间的残酷剥削工人的行为，是今天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所不容许的。
哈尔滨市劳动局已对瑞林针织厂资方的错误行为，作了适当的处理。
开封市有关部门，对该市诚实腰鼓店的违法行为，也应严格处理。

“增产到顶”的思想打破了
汪家千
编者按：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许多农民产生了“增产到顶”的错误思想。
这种思想是极端保守的，它障碍着单位面积产量的继续提高。
无锡县组织农民到先进地区参观，来打破这种错误的保守思想，各地应该推广这种方法。
去年和今年，无锡县稻子丰产。
一般每亩都达到五百至六百斤，个别高的达到七、八百斤。
因此，农民普遍产生了“增产到顶”的思想。
他们认为：
“今年功夫已经道地，肥料已经加足，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增产了。”
10月12日，无锡县召开县农民代表会，中共县委负责同志根据苏南日报的消息，告诉代表：
江阴县马镇乡的农民唐宝铭，每亩田收了稻子一千二百斤。
代表们听了，当场纷纷议论：
“每亩收一千二百斤，除非他有仙法。”
“他的田大概一亩有两亩大吧！”
“从古以来就没听说稻子每亩能收一千二百斤。”
各区劳动模范更不相信。
南泉区劳动模范朱八郎想：
“我朱八郎种田是最好的了，我乡周围老小都知道，我顶多只收了八百斤，他唐宝铭那能收一千二百斤呢！”
代表们向大会提出，要去丈丈唐宝铭的田，数数他的稻个头。
主持大会的同志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每区推一代表，由农村工作团的卢乃昌同志带领，到江阴参观，向唐宝铭学习经验。
代表们一路讲讲说说。
他们虽然不相信一亩田能收一千二百斤，但是对于领导同志的话和苏南日报的消息，又不好完全不信。
走在半途，八士区代表徐菊初忽然说：
“马镇乡就靠我们八士区，前次唐宝铭有个亲戚，来我们庄上，他说唐宝铭只收了七、八百斤。
那个给苏南日报投稿的人，知道自己吹牛吹得太大，已经吓跑了。
唐宝铭自己也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
经他这一说，有几个代表马上要求回去，但另外一些代表说：
“就是假的，我们也要去弄得个‘假’出来。”
这样，他们才继续往前走。
来到西暘桥，离马镇乡只有三四里了，又听当地农民说，唐宝铭真的只收了七、八百斤一亩。
这时连带队的同志也不敢相信苏南日报的消息了。
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又不得不向代表们说：
“就是他每亩田只收七、八百斤，那也比我们一般产量高，我们也可以去学学他的经验呀！”
到乡政府，乡长黄培春拿出一棵穗子长大、粒粒饱满的稻子来给大家看，说明这是他自己田长的，每亩顶多收了一千零六十斤。
他种田的办法是跟唐宝铭父亲学习的。
他又告诉代表们，本乡有个军属黄坤林，有一次来乡政府打证明书，要卖二十四担稻，买木料盖房子，同志们关心他家生活，叫他少卖一些，黄坤林说：
“我的产量不会低于唐宝铭，卖二十四担稻，也不过是牯牛身上拔根毛。”
原来他六亩多田，收了七千斤稻子。
这时代表们恨不得马上到唐宝铭家里看看，但黄乡长阻止了他们，黄乡长说：
当地群众害怕增加负担，都怨唐宝铭“不该自己发财连累别人”，因此唐宝铭思想上很有顾虑。
所以便决定把他找来乡政府谈谈。
当唐宝铭到乡政府介绍经验的时候，代表们才知道，他有许多种田的办法，都比自己高明。
首先他注意选种。
他种的稻是“黄谷早20日”，三十多年来，每年或隔年穗选一次，在收割前三、05日，到田里选不老不嫩的三平顶或四平顶。
这种稻的穗子大，秆子粗硬，可以抗风避螟。
因为它在08月十五以前就要抽齐穗子。
而三化螟的第3代须要到08月十五以后才孵化，这时因稻秆长老，它已不能在上面打洞了。
他施肥的办法是把基肥一次施足，以后不再追肥。
他说这样可以使稻子一开始就长得旺，又说施追肥会使稻子迟迟不长老，容易遭虫害（按：
他的田土壤好，并由于早稻成长期短，可能适宜于这种办法，其他田是否均不宜施追肥尚待研究）。
唐宝铭除一般生活都比别人做得仔细以外，最突出的就是用水得法。
为了让太阳把田晒热，促使稻子发育，平常他田里的水只保持两寸深。
到稻子抽穗时，他经常夜里把水灌进，白天把水放出，使泥土发硬，稻根长牢，不易困倒。
代表们都钦佩唐宝铭的种田经验，又问他究竟每亩能收多少。
开始他还有顾虑，只说收七、八百斤，但这时代表们反而给他打通思想了。
藕塘区代表李桂生说：
“唐同志，我们都是一家人，人民政府有政策，多收又不多交公粮，你生产好是光荣的。”
大家又给他算了一次账：
“无锡一般田还收六百斤，你的稻种好，田里没有白蛸，肥料足，功夫细，当然要多收很多。”
这时唐宝铭才说明他每亩田收四百一十七束稻子，每束二十四棵，每棵二、三十株稻，每穗至少一百五十粒，一般二百二十粒，最多三百粒，平均每穗一钱重，每束约三斤。
今年虽受台风，顶高的一亩田还收了一千二百斤。
大家去唐宝铭家里一看，他的稻棵的确是又粗又壮，拿一棵竖起来，稻秆笔直，沉重的稻穗，像钩子一样在顶上弯下来。
代表们想，如果把自己家里的稻竖起来，稻秆就要被穗子坠成一个弯弓形了。
剥开稻秆看，里面虽有螟虫，但它并没有使稻子长成白蛸。
稻田里土色墨黑，岸脚边没有一棵杂草。
代表们当场买了稻种，要了些稻棵，如获至宝地转回来。
一路上不但不说苏南日报吹牛，而且说：
“像唐宝铭这样，应该选成特等模范去见毛主席。”
有人计算着：
“今年我们每区都种了唐宝铭的稻种，三五年后可以普遍传开了。”
又有人给他补充：
“唐宝铭收得多，并不完全都靠稻种好呀！”
他们回到开会的地方，连饭也不吃，就滔滔不断地向大家叙述着参观的经过，藕塘区劳动模范李桂生还特别有系统的向大会作了报告。
全县七百余代表，听了报告并且亲眼看了唐宝铭的稻子，“增产到顶”的思想就消除了，很多代表并且准备明年照唐宝铭的办法进行实验。
（原载解放日报）

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
对该局发生严重贪污案的检讨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9月12日“读者来信专页”栏发表的对我局发生严重贪污案的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
我们于1949年接管时，曾检查出东花园仓库的物资与账目有所不符，但当时因很难确定这些物资是否在解放后没有的，所以便把此事留后处理。
1950年下半年清理仓库时，我们又发现仓库材料与账上数字不符。
于是，我们在11月后开始进行了深入的检查。
先后经过四个月的调查，终于使这件贪污案的真相大白（如报上所载）。
今年05月份，我们召开了全体职工反贪污大会，以及举行了反贪污展览会。
我们所以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我们对留用人员赵以儒等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单纯以为他们对业务熟练，就原职原薪地留用起来。
并且，平时对他们又缺乏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因而使国家财产遭受了很大损失。
（二）工作不深入，有严重的官僚主义：
如赵以儒保管的仓库，经过我们第1次检查，发现少了新旧轮胎十五条和内胎一百三十五条。
当时我们只认为没有确实的材料，怕处理错了，遂把此事马虎放过，致使不法分子大胆妄为。
（三）工作中缺乏制度，形成混乱现象：
我们缺乏科学的工作制度，比如变卖材料，听任承办人员作价，领导干部并不审查，这给予腐化分子以偷盗贪污的机会。
我们没有把政府交付的事情办好，觉得非常痛心。
我们已先后向山西省人民政府写过两次检讨报告，请求处分。
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局长　霍清林

山西省爱国丰产运动的情况和明年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山西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副厅长张　涛
（一）全省农业生产总值已
超过战前水平。
山西省今年的农业生产，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战胜了部分地区的旱、雹、霜等灾害之后，终于恢复和超过了战前生产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已超过战前生产水平百分之十。
其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战前百分之九十七点九，总产量达到战前百分之九十九。
棉花单位面积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总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七十八点三。
在今年的爱国丰产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丰产户、丰产互助组、丰产村，有些县的各种作物的产量都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根据我们初步调查的不完全的材料，各种作物方面出现的丰产户有：
赵城县温国恩的水地小麦每亩产量达七百一十五斤；
洪洞县张凯的旱地小麦每亩达五百二十九斤；
黎城县李运城的旱地玉米每亩达一千二百斤；
解县邵双合的水地回茬谷子（即收麦后种的）每亩达八百六十斤；
祁县程元丁的高粱每亩达八百四十斤；
介休县赵增荣的水稻每亩达一千零七十五斤；
解县曲耀离的水地棉花每亩产籽棉达九百二十斤；
赵城县申奎子的旱地棉花每亩达六百斤；
长治县牛四红的线麻每亩达二百零四斤；
清源县李大元的葡萄每亩达五千二百斤。
丰产互助组有：
平顺县李顺达互助组每亩平均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零七；
解县曲耀离互助组四十八亩棉花，在去年每亩平均产籽棉二百五十八斤的基础上，今年达到每亩平均五百四十九斤；
解县阎家村邵双合互助组水地棉花二十七亩七分，每亩平均产籽棉四百五十六斤，超过战前的一倍；
旱地棉花二十九亩四分，每亩平均产籽棉二百三十七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二百四十四；
小麦六亩六分，每亩平均产四百一十斤半，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零二。
在较大面积上丰产的：
洪洞县南尹壁村，共二十二户，一百二十亩零四分旱地棉花，每亩平均产籽棉二百七十九斤，超过当地一般产量一倍以上。
此外运城农场旱地棉田六百七十二亩四分六厘，每亩平均产籽棉二百五十三斤，他的水地棉田，每亩产量达一千斤；
临汾专区农场植棉四百四十亩，每亩平均产量达四百五十二斤，其丰产地达七百一十六斤；
阳曲县农场各种作物均获丰产：
玉米十四亩，有十一亩，每亩平均产九百九十七斤，其余三亩，每亩平均产一千三百五十三斤；
高粱八亩，每亩平均产八百二十五斤；
谷子十五亩，每亩平均产七百六十五斤；
洋麻六十亩，除三十亩留种外，有二十八亩，每亩平均产一百五十斤，其余二亩平均达二百斤。
全县获得较高产量的：
黎城县谷子每亩平均达二百一十一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七十八；
麦子每亩平均一百三十四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三十六；
玉米每亩平均二百五十五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七十五。
平顺县谷子每亩平均二百零一斤，超过战前百分之四十八；
麦子每亩平均一百五十六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三十；
玉米每亩平均二百八十七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这些丰产事迹，在全省范围虽然还是少数，但它对继续开展爱国主义丰产运动提供了奋斗目标。
今年春天有不少的干部和群众还不了解爱国丰产运动的意义，许多人满足于战前的水平，有的说：
“人老几辈啦，也不过打这么多的粮食”；
有的甚至认为“没有农业的机械化，产量还能提高到那里去！”
因而他们不重视改良技术，发挥土地的潜在能力。
现在这些丰产实例已打破了经验主义者的保守观点。
有些农民走过丰产地边时，情不自禁地赞美道：
“毛主席真好，人解放了，地也解放了。”
不少干部也从调查和总结丰产经验中，具体地认识了爱国丰产运动是把农业生产提高一步的基本动力。
（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
生产力，也解放了农民的智慧。
各地丰产模范，在爱国主义丰产运动中，不仅努力投资于生产，也在耕作技术上创造了一系列的丰产经验：
（1）秋耕和伏耕是提高产量的重要环节。
各地丰产模范秋收后进行秋耕，夏收后进行伏耕，目的是使土壤休闲、风化、增加养份、增高温度、减少虫害。
所有的丰产户，均较一般农民深耕一至二寸。
在耕翻之前，一般的都是先耙一次或数次，也有因人畜力一时来不及，先耙两次或浅耕一次而后深耕的。
为了保墒，多数都在耕后将地耙平，但有些水地和地下水位较高的旱地，不耙更能促进风化。
麦茬地伏耕后不耙，也是为了达到风化和蓄水的目的。
总之，各地丰产模范都能根据自己人力、畜力、土壤、水位及节令等具体条件，合理地进行了秋耕和伏耕。
夏县小麦丰产模范樊浚说：
“耕好麦地一半收”，说明伏耕、秋耕十分重要。
（2）春耕保墒，保证全苗，是获得丰产的主要因素。
山西省十年九旱，要求保证全苗是农业生产上的大问题。
所有的丰产模范都能根据气候、土壤掌握了保墒捉苗的规律。
如黎城李运城在惊蛰节刚解冻时耙地两次，谷雨节犁一次，犁后耙平下种。
再耱二次，因此他的玉米获得全苗。
崞县弓满有则采取早耕耙五天的办法，让阳光照射土地，增加地温，促进种籽发芽，所以他的玉米出的早，长的快。
（3）中耕（锄苗）管理方面，每个丰产户均有一套合理办法。
他们都能根据作物的不同和土壤的差异而决定锄多锄少、锄深锄浅、留多少苗，以及如何管理。
他们在拣苗时一般的都是拣二次至三次，他们拣苗的原则是：
“稠留苗，稀拣苗，后定苗”。
曲耀离在棉苗长出两个真叶时拣头次，四、五个真叶时拣二次，七、八个真叶时定苗。
他们锄苗的办法是：
幼苗浅锄，成苗深锄，开花后不锄。
此外天旱、雨后都要锄。
有锄至十一、二次的，达到了因松土保水，植物根部发育完全的目的。
各丰产户对禾苗的管理也很周到，如对棉花是采用五打的办法：
一是在棉苗已定，花蕾初现的时候打去木枝（俗叫游条）。
二是在中暑节令待果枝长够时打去正顶，限制生长。
三是把立秆和果枝的叶子下面生虫的强芽（俗名贼牙）全部剥去，以免消耗果枝和棉铃的养分。
四是在处暑前把果枝的尖打去。
五是白露节时，由下而上的把大叶打去，以便吸收日光，促桃成熟（但霜前能成熟的不打）。
此外他们对各种作物的株、行距特别重视，棉花每亩一般在三千株左右，金皇后玉米一般在一千二百苗左右，谷子在三万株左右……但这些数目也不是固定的，要根据品种和地力来决定。
（4）大量而合理的施肥，是获得丰产的关键，各丰产户发展了“庄稼要好，手勤肥饱”的农谚。
实行了分期集中施肥的办法，按土壤性质和作物各个时期的需要给肥。
所有的丰产户一般的都在下种前施了一定数量（按肥质不同大体每亩施二千斤至七八千斤不等）的底肥。
棉苗在开花前再施追粪一次。
也有施二次追肥的，一次在定苗后促其生长，一次在开花结籽前或含蕾时促其结果。
追粪一般的均经发酵（俗称熟肥）。
此外他们改进了对积肥和保存肥料技术的改进，也是获得丰产的重要措施。
（5）及时而合理地浇水，保证作物不旱不涝。
许多丰产户不仅积极的变旱地为水田，也创造了一些合理的使水办法。
他们说：
一人喝水太多肚涨，地浇水太多不长”。
曲耀离的植棉办法，是幼苗不浇，便于防碱（因该地水中含碱）和蹲苗（使棉根自己向下发展寻求水份），等到有了花蕾时开始浇水，至吐絮时停止。
他又根据棉株的需要（如叶子发黄下垂和地皮发红白时），采取勤浇轻浇的办法，使棉株得到良好的生长环境，他说：
“浇水要看天，看地，看棉花”。
虞乡张齐荣的植棉办法，则是在幼苗将出土时从行距间轻浇，使水渗到棉垅，以便出苗整齐（他的水中不含碱）。
赵城温国恩的小麦浇水是：
清明苗长三寸左右时浇一次，立夏麦已孕穗时浇一次，小满出穗时浇一次，他说：
“浇水不能错过时机，有了这三水，麦粒又大又圆。”
但是“还要看天气，雨多少浇，多了还坏事”。
此外，灌溉、施追肥、锄苗等必须配合进行。
他们一般的都是施肥后就浇水，浇后就锄，这是十分合理的。
（6）选育良种是每个丰产户、丰产组改进生产技术的起码条件。
如李顺达的金皇后玉米在那样贫瘠的山地，每亩能收到八百斤以至九百八十斤，除了改进耕作技术外，选用优种是一个重要条件。
所有的丰产模范都重视选育良种。
如曲耀离的斯字四比棉是外来的优种，经过他十年来的连续选育，就使它成为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优种。
据他说：
初来时棉桃五室的很少，现在五室六室的占百分之七、八十，七室八室的也出现了。
阳曲县农场也出现了每穗一千粒的玉米。
他们选种的办法一般的都是收获时田选，下种前粒选。
选种的一般标准都是株形整齐、苗壮穗（桃）大、成熟期早、无病虫害、产量大、质量高、抗风力强等。
（7）改良土壤是提高产量的根本办法。
所有丰产户主要是采取了两种办法：
一是改变坡地为梯田，里切外垫以调剂土壤。
如平顺县郭玉恩的一亩地经过切、垫、加边后，由一石二斗的产量提高到二石四斗；
他的互助组用起高垫低的方法改良了五十七亩地，达到全组丰产。
二是改良碱地。
有用水洗的；
有挖沟壕排水的；
有的铺砂盖碱，不让碱上升；
解县丰产模范邵双合用羊粪加石膏（每亩六斤）的办法施肥，及秋耕、春耙（不耕）的办法，限制碱气上升，获得了丰产。
也有种植耐碱性作物的。
（8）植物病虫害是农业生产上的大敌，但是被丰产模范战胜了。
他们的办法主要有三点：
一是及早预防，如刨烧根茬杂草，选用无病虫害或抗病虫害品种及进行种籽消毒等；
二是早准备药械和早动手除治，如虞乡张齐荣、洪洞王世杰等，就是早买了喷雾器和烟叶等药剂，在蚜虫刚出现时就把他治死，因而苗未受害。
李顺达组的玉米和谷子由于用王铜拌种，黑穗病大为减少，他们又用了“发现就拔除”的办法，保证了全组的丰收年成；
三是组织起来齐动手，不使病虫蔓延。
上述经验，都是彼此互助联系着的。
特别是比较突出的劳动模范如李顺达、曲耀离等，他们获得丰产的原因，都是把上述各种条件结合进行的。
（三）1952年的丰产运
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由于全省农业生产已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各地丰产模范创造了一套丰产经验，干部和农民有了把农业生产提高一步的具体目标，这就给全省丰产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开展1952年的丰产运动中，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继续加强干部和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许多农民从其亲身体验中，懂得了“只有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才能很好发展生产”。
荣河县邱家庄村的棉麦产量经过二年的努力普遍提高，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五十，超过敌伪时代的一倍，他们说：
“新社会有五好：
一是土地改革了，农民有地种；
二是组织起来，能精耕细作；
三是土匪绝迹了
（该村靠近黄河滩，解放前十余年来滩中的土匪没有断过），二流子、懒汉改造成了好劳动；
四是镇压了反革命，社会安定，人人安心生产；
五是政府实行了生产奖励政策，人人生产劲头大，劳动光荣”。
农民从其本身生活改善中，认识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可爱，也想望着远大的美满前途，因此，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
但也有不少农民把个人生产和国家的关系处理得不好，也有一些干部把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任务对立起来。
因之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用爱国主义丰产运动的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
（2）进一步开展技术改良运动。
提倡各种作物和各种作业上的改革，那怕是很小一点的创造或改进，都应给予奖励或表扬。
为此，本省准备抓紧下列三项工作：
一是今冬明春要大力完成四万个村干部、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的技术训练任务，并尽可能的按作物分类进行专业训练。
在方法上应重视组织丰产模范或有经验的老农作专题报告，着重解决当地生产技术上主要的问题。
二是今冬明春必须普遍的建立和健全村技术委员会。
在委员中应按每个人的特长和本村的作物（如棉、麦、谷、玉茭、高粱等）或作业（如病虫害、畜牧、林业、水利等）进行分工。
在区、县召集会议或进行训练时也应注意这种分工以便培养其专门技术。
各互助组内也应注意技术分工，发挥特长。
如此既能很快地提高技术，也可解决因学习技术致误工太多的问题。
三是加强县农场的工作。
除对各专区的农场积极帮助其提高技术外，县人民政府应该加强对农场的领导，应尽量从地方粮内挤出一点钱来帮助建设，使农场能发挥技术部门的作用。
（3）各级领导应重视培养各种作物的丰产旗帜，以便创造丰产经验带动群众参加丰产运动。
根据许多丰产模范的经验，要想提高产量，必须把有关丰产的许多条件同时实施才有可能。
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和投资，因此，应该先集中一定的力量，从重点做起。
如洪洞县王世杰就是因为具备了“有一张七吋步犁，每亩施二十斤肥田粉追肥，选种斯字棉良种”三个条件，十亩棉花均获丰产。
因此除重视培养丰产旗帜外，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丰产运动，各地应抓住本地区的关键问题加以解决。
如运城专区应突出地解决肥料和水利问题；
特别是肥料，如能在二、三年内做到每亩土地年年施入一定的肥料，估计可提高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
（当然不是说不要其他条件）。
又如兴县专区要获得丰产，重点应是改变坡地为梯田。
李顺达领导的西沟村，就是由于把百分之八十的坡地改成良田，才获得了丰产的。
所以各县、村、互助组至每个农民都应有重点有组织地解决自己生产上最主要的问题，达到丰产。
各级农场应该积极的从技术上帮助农民，特别是帮助丰产户、丰产互助组订出具体的丰产计划。
（4）组织村干部、劳动模范及农民进行实地观摩，抓紧竞赛的评比工作，是1951年领导生产的一条重要经验，明年还要继续推广，使之更广泛、更深入地推进丰产运动。

开封市诚实腰鼓店资方
残酷剥削工人应予严格处理
编辑同志：
我是开封市私营诚实腰鼓店的工人。
我店工人到今天仍受着资方的无理压迫与非法剥削。
开封市私营小工厂在工时上原规定一般不能超过十小时，但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五时至晚上十二时，除了休息时间外，足足要做十七或十八个小时。
我店刘经理经常强迫我们加班工作，而且也不发加班费。
他不许我们工人开会，有时知道开了会，就逼问工人：
“开的什么会？”
他对工人的安全也是毫不关心的，比如我最近生了病，他不但不叫我去治疗，而且还说我故意装病。
他限制我们的饭量，每天只许吃两顿，他自己却天天到全市最大的饭庄吃饭。
他的妻子每逢女工请假或来迟时，就说：
“别捣蛋！
不愿意干就滚蛋，我有的是工人。”
我要求本市有关部门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隐名
（代笔人李中原　中相泰　张　浩）

必须学习的一个文件
——读“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后
编辑同志：
读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见11月14日本报三版）后，我想到在目前，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已认识到自己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服务，并有不少人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
在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当中，就常常可以看到：
某些知识分子只片面地估计自己好的方面，给自己以至高无上的评价。
他们心里私下认为革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
社会的进化是可以凭着某些知识分子——“伟大的优秀的人物”的愿望来推动的；
至于建设工作，那更是“知识分子的事”了。
这些人总是自高自大，看不起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可能依靠群众。
譬如，从人民日报连续揭发的基本建设中的错误，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着这种思想的人，给了国家以多大的损失！
这种人在作教师，他们就鼓励学生单纯地学习“知识”，不问政治，传播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完全违反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原则。
某些人否认革命的必要，他们错误地把革命与反动的改良主义混淆起来。
像不久以前，就有不少人美化了反动的武训，借以宣传“教育救国”，而模糊了广大人民对革命、对阶级斗争的认识。
又如去年华东、中南等地开始土地改革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产生了“和平土改”思想，做了地主阶级的应声虫。
他们错误地认为历史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会自动地让位的。
但是，事实终于批判了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因此，当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展开的今天，我建议广大的知识分子都认真地学习这一文件，批判并清除自己残存的错误思想，使自己能更好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服务。
黄　隼

浙江衢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等
应重视保管和贷放种籽工作
编辑同志：
去年浙江衢县漳潭乡由县政府建设科贷给棉种二千七百斤，种植了二千七百亩地，结果只有百分之二十出了苗，浪费了很多人力、畜力。
后来这些地又大部分改种谷子和芝麻，但因为时间迟了，中间就少种了一熟“06月豆”，以每亩产九十斤计算，全乡共损失“06月豆”二万四千多斤。
今年03月，该乡由衢州专署种籽管理站贷给谷种三千六百九十斤，结果种了以后，只有百分之五、六十出了苗。
这二次贷种出苗不齐的原因，据农民反映是这些种籽大部已经败坏霉烂，失去了生长能力。
这说明衢县县政府建设科和衢州专区种籽管理站在贷放种籽工作中还是存在着问题的。
我建议今后各地有关机关在贷放种籽工作中，首先在选购时必须认真细心地加以科学的检验；
保管和运输时必须严密防止水、虫的侵蚀；
贷放时，还应向群众详细解释各种种籽的特性与种植法。
这样才不致使国家资财和群众在生产中受到损失。
徐日芳

电影和文学作品要及时反映现实
编辑同志：
我是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人。
两年多以来，我们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有不小的进步。
可是，我看见有些反映工人生活的电影和文艺作品，还是着重描写落后工人怎样转变。
这种老一套的写法，我们不十分爱看。
如有些电影和文学作品在描写积极分子准备创造新纪录的时候，常常着重地描写落后分子怕自己的饭碗打破，就打击那个积极分子。
我觉得这已经不合乎今天一般工人的思想情况了。
像我们工厂里的林文厚同志经过苦心钻研，改进了手工锯书工具；
李纯阳同志发明了三刀断裁法；
庄福禄同志发明了裁本垫纸板的方法，全厂工人都被这些发明所鼓舞。
大家都祝贺他们，找不出一个工人对他们不满的，更没有人产生害怕打破自己饭碗的想法。
因此，我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下工厂，了解工人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反映工人生活的好作品。
北京新华印刷一厂工人　王海鹏

皖南区宣城团山区农民
兴修水利今年得到丰收
皖南区宣城县团山区今年的丰收，是广大农民兴修农田水利得来的。
团山区的经验证明：
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兴修水利很积极；
发展群众性的农田水利事业，是防旱和防涝的有效办法。
团山区是山地，稻田主要依靠散布在全区的二千多个大小水塘蓄水灌溉。
这些水塘在解放前就已经坏了，“有雨三天满，无雨07日干”，不能起蓄水灌溉的作用。
旱的时候塘里无水，雨大了却又淹田，多年来，团山区常发生旱灾和涝灾。
去年团山区有四十多天没有下雨，旱得塘底朝天，结果全区普遍歉收。
解放以前，团山区农民就想把所有塘坝认真修一遍。
但是，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只管搜刮，地主只管催租，谁也不管水利。
农民有心无力，人心不齐，修也没有修出成绩。
去年冬天，团山区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的前后，宣城县县长惠峻峰到了该区，领导农民修塘坝。
土地改革工作队也一面发动群众，一面领导农民兴工。
当时，全区成立了一个水利委员会，各村成立了村工务所，农民组织了一百五十四个塘坝工务组，与进行土地改革同时，动手修塘修坝。
农民根据大家的规定，互相帮助，先修死水塘和灌溉田多的塘坝，后修活水塘和灌溉田少的塘坝。
对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的农户，大家帮助他们。
有五处塘坝工程较大，人民政府就予以贷款扶持。
这样，今年03月底，全区就修复了大小塘坝二千一百四十七处，使全区塘坝的蓄水量增加了一倍到两倍，保证了五万三千多亩农田的灌溉。
为了好好管理和养护这些修好的塘坝，人民政府又帮助农民成立了五十九个塘坝整修管理委员会。
小的水塘也有一个小组或一个专人来加以管理。
过去农民常因争水发生纠纷，这次人民政府又帮助大家订了一个用水原则，规定：
一、先用小塘的水。
二、足水时先给近田和高田放水，后给远田和低田放水。
三、缺水时先用田里的存水互相调剂，尽量保留塘内存水；
必要时放弃青苗、晚稻的灌溉，保住早稻。
四、遇山洪暴发时，全体青壮农民出动守护大塘大坝。
修好了塘坝，扩大了灌溉面积，虽然团山区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旱了四十天左右，但是全区赢得了丰收。
去年团山区每亩稻田平均产稻一百二十斤，今年每亩平均产稻三百五十斤，增产将近两倍。
总计今年全区比去年增产稻谷一千三百万斤以上。
（新华社）

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机关团体要特别注意揭发各种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的现象，有意识地进行民主检查的工作，同一切不爱护祖国人民财产、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
这种检查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河北省委为此目的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向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介绍了贪污浪费的具体事实及其对人民的损害，号召大家进行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作法是完全必要的。
有个别机关的干部觉得似乎增产节约与本机关无关，实际上是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增产节约的伟大意义，经过动员教育，民主检查，揭发和批判等工作，这些同志就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可以节约的地方还多”，每一个人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纠正一切可能的浪费的现象，警惕地保卫着祖国人民财产，那么，实现增产节约计划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省级各机关党员干部大会
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河北省委，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在本月18日，召开了省级各机关的党员干部大会。
会上由杨秀峰同志代表河北省委讲话，他号召省级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增产节约号召。
杨秀峰同志在说明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重大意义后，即指出：
河北省地区的党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都获得一定成绩，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是也有些机关和个人，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甚至有少数政治品质恶劣的党员和干部，沾染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发生了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
在浪费方面，仅以机关盖房子说，由于计划和预算未经批准，擅自动工，和没有正确设计，盲目施工，而造成的损失就是非常严重的。
而某些工作人员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也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另外，有些机关仗恃着有“小家务”，不遵守制度，乱花钱，在生活上的铺张所造成的浪费，也是不小的。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必须提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接着，杨秀峰同志指出：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首先要从领导机关负责干部开始，从上到下，普遍开展。
进行的具体步骤：
先对党员、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和贪污浪费对人民事业的危害。
然后发动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事实，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杨秀峰同志又指出：
必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制订节约计划，以保证节约运动顺利展开。
杨秀峰同志并对开展节约运动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交各机关酝酿讨论。
最后，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李子光同志，向各机关、各单位的党员干部提出：
应深入讨论杨秀峰同志的报告，并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制订计划，迅速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莱西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
动员搞好冬季生产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山东莱西县委于本月14日召开全县区委书记会议，检查冬季生产，动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目前莱西全县已冬耕土地约十七万亩，占全县应冬耕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四。
冬刨、压沙、翻土亦有一定成绩。
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运动开展尚不够深入有力，不少的干部群众存在着“冬季生产做也可，不做也可”与“能做到什么样算什么样”的思想；
更有些乡村干部和群众认为“冬天是闲散时候，不管怎么的也要歇歇”，“冬耕冬刨，有空就耕点刨点，没有空就算啦”。
所以产生这些思想，主要是干部群众对增产节约的意义认识不足。
针对以上情况，莱西县委负责同志分析了冬季生产工作与抗美援朝、爱国增产的关系，使大家认识到作好冬季生产工作的重要性。
会上，大家计算了一下，莱西全县如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冬季生产，则明年的增产数字是巨大的。
单以冬耕土地来说，按计划冬耕土地四十万亩，明年即可增产粮食四百万斤。
估计全县增产节约数字可以达到全年农业生产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强。
经过这样详细的讨论和计算，六区区委书记姜树云说：
“在具体分析之前，我对领导冬季生产表现了麻痹自满，劲头不大，现在才认识到毛主席提出的增产节约号召的意义。”
五区区委书记吕洪美说：
“这样一分析，很明白，做好冬季生产工作是热爱祖国和关心群众生活的具体行动，一定要下决心，把冬季生产工作作好。”
大家根据当前的工作情况，对深入领导增产节约运动，研究出如下办法：
一、继续深入进行抗美援朝，爱国增产的思想教育。
召开各种会议，通过检查冬季生产工作，广泛宣传增产节约对抗美援朝、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使群众从思想上动员起来，投入冬季生产运动。
二、结合修订爱国公约，把作好冬季生产工作作为爱国公约的内容之一，以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
三、更广泛地组织党员、团员、代表、模范、干部、民兵等带头行动，以推动冬季生产运动的全面展开。
四、注意发挥组织起来的作用，并结合进行整理互助组与加强合作社的领导等工作。

前睢县四区副区长轩辕尊言的检讨
1948年08月28日早晨，我到烧盆李村检验梁安氏的尸体。
当时烧盆李村是一个群众未经发动的村庄，群众觉悟低。
因此我到了该村，只找着村干部了解了一下情况，又叫出卸吊人，问了问卸吊情况，即会同梁安氏的叔父及其婶子大娘检验尸体。
先由死者头部验起，逐步下验。
验阴部时，梁安氏娘家的一个妇女因为有封建思想，说：
“不怎么样，不要验了。”
我也有这种封建思想，就没有坚持意见。
验尸后也没有办理检验手续。
检验时虽有广大群众在场，但因梁家的人也在，群众没有新的反应。
我回区研究后，即认为梁安氏是吊死的。
现在检查自己的思想：
一是对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上有一种严重的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作风。
二是因为有残余的封建思想，没有详细地检验死者的阴部。
三是对保障人权抱有严重的不负责任态度。
自该案发生到我离职的四十多天中，我只注意了剿匪和反恶霸工作，而没有详细调查此案情况。
总起来说，在工作上是“单打一”，作风上是官僚主义。
以上这种思想和作风，是对人民危害最大最深的。
我除诚恳接受贵报批评外，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警惕起来，一切工作都要详细调查，走群众路线，克服以前的不良作风。
轩辕尊言

婚姻法救了我全家
曾懋普
当我和我的妻子李时英重归于好，共同牵着高矮不齐的四个孩子，从法院回到我那个破落已久的家的时候，我难过，我也快乐。
难过的是我亲手摧毁了一个快乐的家庭；
快乐的是人民政府教育了我，把我从毁灭和堕落的路上拉了回来，使我重新作人，重新和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我是一个在重庆经营百货业的商人。
我和我的妻子是在1944年结婚的，婚后感情很好。
但是没过好久，我就不正当地爱上了别的女人，在外边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商场中的人，要想生意兴隆，周转灵活，必须懂得交际应酬；
而交际应酬又不外乎是吃、喝、嫖、赌这一套。
所以无形中我便把这种腐化、堕落的生活，看作“理所当然”。
人一走上邪路，心也变得狠了起来。
几年来，我一直卸下了当丈夫和当父亲的责任，从不过问我的妻子李时英和孩子们的生活，尽管我在外面胡乱花钱，却不把一个钱拿回家去。
李时英曾几次哭着劝我，希望我回头，但我反以打骂对待她。
不久，因我不料理百货店，百货店亏空太多而倒闭了。
可是我仍然在外鬼混，并和妓女胡次萍正式宣布结婚，不管家中妻子和孩子们的死活。
解放后，我照样过着灯红酒绿的日子，我嫌李时英年纪大了，人不漂亮，并觉得四个孩子是我的大累赘，于是我常常想把他们甩掉。
因此对李时英的态度也更坏了。
去年婚姻法颁布后，我想钻空子，就提出要和李时英离婚。
重庆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我的离婚案件，法院工作同志认真地对我进行批评和教育，指出我和李时英原是自由结婚的，不应该在妻子生了几个孩子以后企图遗弃她；
不应该逃避对亲生子女的养育责任。
法院工作同志指出：
婚姻法规定：
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
同时，还分析了我过去那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是由于我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气所致。
在新社会里，应该彻底改造自己。
我听了重庆市人民法院工作同志的话以后，心里难受起来，想到李时英对我的深厚感情，想起天真活泼的四个孩子。
在审判那天，孩子们随着他们的母亲到法庭来了。
审判员对我说：
“曾懋普，你看你身边的这些孩子，全是你的亲生儿女呀！”
我抬头看看他们，他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脸上也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没有血色，孩子们骨碌碌的眼睛直盯着我，我的眼睛顿时被惭愧和不安的泪水润湿了，心里千头万绪的，说不出话来。
我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们。
我第1次认识到我的错误，也第1次受到良心的责备。
因此，当审判员再问我时，我就表示不再要求离婚了，我愿意和我的妻子李时英重归于好，同时，我愿以劳动所得，补助胡次萍和我脱离同居生活后的生活费用。
目前我们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精神上是快乐的！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宽恕了我，不辞劳苦地和我共同克服困难，养育孩子。
我深深地忏悔着我过去的错误！
今后我只有加紧学习、加紧生产、努力自我改造，以答谢人民政府对我的教育以及妻子对我的宽恕。
（新华社）

我看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
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张　维
清华大学是由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目的是要制造一批为它服务的洋奴。
其用意十分毒恶。
最初办留美预备班。
后来虽改为大学，但其实质始终没有改变。
很多先生经留美预备班再到美国留学，然后回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工作。
学生也是如此。
在“七七”抗战前，教师们全用英文（那时一般的称之为“原文”）讲课；
谈话时总是夹杂着英语。
学生也以能听懂英文为荣。
一直到最近，我们所用的课本大部分还是英文的。
又如中国工业上采用公制，政府也明白规定以公制为中国的度量衡标准；
但是我们工学院的不少先生借口找不到关于公制的资料，而继续使用英制。
清华大学在过去曾培养出一些人材。
很多教授因而自高自大起来，认为别人全不如他，别的系全不如他那一系，别的学校全不如清华大学。
但是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
绝大多数学生离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
其中特别“优秀”的则先后出洋留学，得到美国人赏识的就留在美国作教授。
像在流体力学方面有贡献的几位同学，他们在美国干什么呢？
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解决飞机设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为美帝国主义研究超音速飞机，让美国的空中强盗去轰炸朝鲜的和平居民和我们的志愿军。
对于这些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科学家”们，我们（其中包括我自己、钱伟长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学校里不但不加以公开批评，而且有时在讲课或谈话中还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中国人民在力学方面的成就。
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很模糊的。
从个人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
这在目前的清华大学同人中也不能例外。
机械系金属试验室的一位教授在过去由于害怕把学问传授给助教以后会影响自己的地位，竟将新的参考书收起来，不给助教看；
试验设备也不愿让助教使用。
结果气得两位助教先后辞职他去；
另一位助教也对他有了成见，见面时彼此不说话。
不但如此，他与其他教类似课程的教授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完成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在院与院、系与系之间，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
清华大学过去用美帝国主义的“美元”——中国人民的血汗盖了很多房子。
几乎理工学院的每个系都有一所楼，叫做什么馆。
在每一个馆里，系主任有着支配一切的权利，他认为别的系不能“侵入”他的范围内，因此，新成立的采矿系没有足够的房子，只好把燃料工业部送来的模型暂时放在汽车房内。
采矿系的房子问题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吗？
事实并不是如此，有的系宁可将房子给本系的学生作休息聚会用，却不愿暂时“借”给采矿系用。
我们学校里的金工设备不算太少，大部分在金工厂，小部分散在各系。
金工厂的设备除了给学生作实习之用外，还为校内外作修配工作。
为了扩充设备，金工厂领导同志产生了单纯的营利观点，收费很高，引起各系工作同志对工厂的不满。
对于各系的车床则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在统一领导下，将这些设备有计划地加以使用，为全校的实习及修配工作服务。
但是因为各单位及金工厂的领导同志只看到本单位的利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今年年初清华大学在教务处的领导下拟出了一个全校的院系调整方案，将原有的四院二十一系扩充到十四院四十二系。
虽然开了多少次会，大家争辩了许久，但由于各方面的领导同志没有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去考虑问题，这个问题终于没有解决。
大家念念不忘的是：
自己这一系是不是扩充为院，有无调出的“部分”等等。
有两个系从性质上说本可以合并成一个院，但是怕其中的一位系主任不愿意居他人之下，结果两系全“并”为院。
清华大学行政领导方面对思想领导是不够重视的。
校委会或校务工作会议很少主动地根据人民政府的文教政策去计划及布置工作。
就以这次教师学习来说吧，一个多月以来，分学委会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但是学校行政负责同志却很少亲自参加实际的领导工作。
关于教师们的思想情况，目前存在着那些问题，下一步应当如何去作，学校和工会的负责同志恐怕都是不大清楚的。
领导同志必须在学习中起带头作用，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深入的检查，否则将来的工作还是难于做好的。

梁安氏被杀案的处理者必须从思想上深入检查
河南省睢县梁安氏被杀案的审理者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副院长张泽、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以及前睢县第4区副区长轩辕尊言等的检讨，批判了自己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不走群众路线等不良作风，这是对的。
但这些检讨还没有深入到思想的根源。
以张泽为例，他用很大篇幅检查自己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作风，这是应该的。
但有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却检讨得很不深刻，这就是他强调凶手是“老实农民”。
似乎既是老实农民（这并非事实），就可以随意杀死或逼死自己的妻子，法律上就应该予以宽恕、减轻他的罪过似的。
这是什么思想？
有些农民所以敢于惨杀或逼死妻子，还不是由于干部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宽纵，因而使他们认为杀死或逼死一个妇女不算大事吗？
张泽为什么不检讨这种思想？
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的检讨，则是一股劲强调为梁安氏伸冤的安崇山在法庭上“盛气凌人”、“发言疯狂”、“与政府对抗”、“不遵守审讯秩序”，所以“当时无奈，遂将安崇山扣押”。
丈夫和婆婆可以随意杀死妇女或逼得妇女上吊，副区长和司法科长对梁安氏惨死事件的处理（包括验尸）可以那样马虎草率，不负责任，主观武断，为什么伸冤者就不允许有丝毫激愤呢？
难道我们要求群众进了人民的法院也要像进了旧社会的衙门一样吓得发抖吗？
为了制服伸冤者，使伸冤者服从所谓“审讯秩序”（主观地、武断地肯定梁安氏为自杀的审讯秩序），睢县司法科肆无忌惮地给伸冤者扣上“与政府对抗”的帽子而把他扣押起来，这是多么“疯狂”的侵犯人权和“不遵守审讯秩序”！
这将使人民对人民司法机关发生多么恶劣的印象！
郭唤民为什么不很好地检查这些？
轩辕尊言对于自己进行验尸工作时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现象做了检讨，这是好的；
但他并未进而看到这是对被压迫被惨杀的人民缺乏同情心的突出表现。
在梁安氏娘家要求重新验尸时，他竟予拒绝，这是为什么呢？
不从这方面进行深刻检查，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自觉性就不可能提高，应付差使似的作风就不可能彻底改变。
我们希望上述人员继续从思想上进行深入的检讨。

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
周祖谟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09月间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这是中国人民文化教育事业上一件重大的事情。
对于标点符号的用法，我们有了这一个正确的标准以后，不但目前在应用上混乱的现象可以早日澄清；
而且所有从事写作的人也可以由此在书写上求得更精确的途径。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其意义，并且普遍地展开学习，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
文章里应用标点符号，自“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当时一部分新人物为了在书写上把语意表达得更清楚起见，参照了外国书籍所用和本国沿用的符号应用起来。
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又跟旧日读书人只用圈点的习惯不合，但是因为用起来很方便，大家也就乐于效法。
可是，从五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在用法上始终没有一定的标准。
有些人是完全摹仿外国文中的用法的，但是摹仿之中，从违去取之间，又互有不同。
还有一些人对于这一件事情素不重视，写文章的时候也就不免“信手”一点，滥用逗号、破折号；
有时写出“？！
”
这样一个符号来，又问又叹，兼容并包，令人不知所指。
这样就造成一种混乱的现象。
最苦的是一般年青人，他们看了人家写的，简直莫名其妙，于是在自己写作的时候不是逗点到底，就是随笔乱点。
真正会用句号、逗号、分号、破折号的百里挑一。
这种现象，今日必须加以纠正。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标点符号应用得正确，是写作的基本要求。
因为标点符号是在书面文字中帮助我们明确表达语义和语气的工具，没有它，人家不容易看明白；
用错了，人家就发生误解。
我们必须养成随写随点的习惯，一方面切实地为读者负责，一方面借此检点自己的思想是否已经表现得清楚，文句是否明确；
这都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符合这种需要，我们就应当细心地学习每一种符号的用法，多多练习，正确地应用在文章里。
就我所知，一般人不会应用的不是专名号或书名号之类，而是句号、逗号、顿号之类。
最严重的现象是很多的中学生根本不知道文句中哪里要点，哪里不要点。
举例来说，他们常常在一句话的开头儿“我”字之下点上一个“，”号，岂不令人奇怪？
现在可好了，出版总署所公布的文件恰恰解决了这些困难。
这一份文件里根据我们民族语言的形式，经过科学的分析，正确地指出语言和应用符号的关系。
那就是：
符号是跟语言的停顿相配合的，有停顿，就要用符号来表示这个停顿。
可是语言中有种种不同性质的停顿，因此也就要用不同的符号来代表它。
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问号、感叹号之类就是配合着这些停顿而设的。
如果会正确地应用这些符号，同时也就把语句中的逻辑关系表示清楚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明。
过去出版的许多讲标点符号用法的书，还没有联系到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内容发挥得这样透辟的。
我们应当认清这一点，从这一点入手学习。
除这一点以外，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原件对于标点符号的分类和各种符号用法的指示，是集中过去大家应用的习惯并且结合目前实际的需要而定的。
它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它符合今日广大人民的要求，跟“五四”时期单由一部分新人物所创始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现在及时地公布出来，确实值得我们称赞。
同时我们要知道语言是社会上调协共同活动的工具，在当前史无前例的统一局面下，我们不但要谋求发展民族共同语，而且在书写上我们还要要求标点符号的统一：
这正是为进一步发展我们文化教育事业所必备的条件。
我们应当为这一份文件的公布而欢欣，努力学习，把“正确地应用标点符号”作为我们在写作上应负的责任，为发展伟大祖国的文化而奋斗！

坚决贯彻婚姻法，保障妇女权利！
从梁安氏被杀案件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编者按：
河南省睢县梁永诗母子谋杀梁安氏一案的消息，发表于10月07日本报三版。
该案因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副院长张泽、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及睢县第4区副区长轩辕尊言（现已离职）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以致拖了两年之久，直到今年09月才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作出公正判决。
现在张泽等已作了检讨。
兹将他们的检讨报告刊登如下：
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副院长张泽的检讨
河南省睢县梁永诗、梁王氏虐杀梁安氏一案，是在1949年08月发生的。
1951年09月，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就地审判，开棺验骨，始将该案案情弄清。
最后在当地召开公审大会，将梁永诗、梁王氏二犯判处死刑。
该案拖延时间如此之长，检查起来，我应负主要责任。
我在1950年03月底到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工作。
同年04月间，我听取了前副院长陈丽泉同志对梁永诗母子翻案情形的叙述，当时就认为梁永诗母子在县供称杀死梁安氏及在本村向群众坦白都可能是被逼出来的。
以后又亲自审讯、阅卷，看了验伤单的记载，印象又深了一层，认为梁安氏吊死的可能性很大。
由于商邱专署以前已将此案呈请上级核批，我即搁置不问。
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其他机关的同志谈及此案时，我的答复是该案死者梁安氏不一定是被勒死和扎死的，并强调说睢县司法科是“诱供”、“逼供”的；
强调安崇山过去是“官司油子”，善于捏词控告；
强调梁永诗是老实农民，等等。
1950年07月接到上级批示判处梁永诗死刑时，我的思想发生抵触。
认为梁永诗如果是反革命分子，杀了没啥；
他既是农民，应再慎重些，杀错了也是损失。
由于我有这种主观主义的想法和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当时未与本专区首长研究，即写信派专人到省人民法院提出反面理由，要求重新调查。
后虽得到省人民法院的准许，但我不是以积极负责的态度，组织力量，迅速将此案案情弄清，而是当作一般案件去处理，只让睢县司法科、专区法院的几个同志就地调查了两次。
结果仍认为梁安氏吊死的可能性很大。
当时虽觉得此案案情复杂，各方意见分歧，但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
1950年10月底在省人民法院开会时，又与各级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县、专区法院的同志研究，仍未得出结论，会议作出重新调查的决议后散会。
在此期间，我与省人民法院刘副院长前后争执了三次，我的态度均表现强硬。
刘副院长主张宣判（判梁永诗以死刑，判梁王氏以十五年徒刑），我以“会议决定重新调查”为理由，抵抗刘副院长的意见。
我回法院后，又以整风为藉口，仍未重新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又拖了一个多月。
直到12月间，上级一连二次写信催促宣判，始正式宣判。
至此，该案告一段落。
后经被告提起上诉，又将此案提至省人民法院重新处理。
后又转至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处理。
梁安氏被杀案拖延二年，主要是由于我的政治水平低，思想方法片面、主观。
我对这些错误的分析与认识是：
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当时对该案的情节既认为可疑，却又不虚心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不积极地组织力量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将案情弄清，使案件早日获得解决。
对于这样重大的虐杀案件，竟按一般刑事案件处理，以致拖延二年。
这种作法实际上是站在封建立场上，支持了封建势力，其恶果是助长了封建势力的气焰，阻止了妇女解放运动，使虐杀妇女的事件层出不穷。
二、不执行上级指示。
在接到上级指令和催促宣判的信件后，均未坚决执行。
且在此期间又与刘副院长争执三次，坚持不正确的理由，如说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张剑秋同志不执行会议决议等，以致发生违犯组织原则的错误。
三、主观主义，不肯认真研究，武断地认为不可能有勒死又扎死的情事。
因此故步自封，对别人的意见不是以虚心冷静的态度来分析，而是感情用事，随便拒绝，认为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张剑秋同志和省人民法院刘副院长主观，对他们抱成见，态度强硬。
结果发生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动。
产生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是：
一、出身于封建的富农家庭，又受了封建社会的薰染，因此对妇女被杀自杀事件重视不够。
二、骄傲自满。
自认为参加工作以来，大的错误从未犯过，因而有些自满情绪，对这一案件未采取谨慎的态度。
三、粗枝大叶作风和狭隘的经验主义。
认为既有验伤单证明，梁安氏又有吊死的某些征象，即不详细考虑与分析勒死又扎死的可能。
过去我也从未听说过勒死又扎死的事情。
特别是以前处理过的少数翻口供案犯，最后证明多少都有问题，因此就认为张剑秋同志替原告登报，可能助使原告制造假情况。
把张剑秋同志坚持原则的精神，错认为是替原告找理。
这也是狭隘的经验主义的具体表现。
四、不走群众路线，也是处理此案中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
此案发生后，我只听信司法干部的片面意见，而未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与呼声，依靠群众来了解案情，这也证明自己官僚主义的作风是严重的。
根据以上情况，梁安氏被杀一案拖延二年未作处理，是我的主观主义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所造成的，这样就扶持了封建势力，阻止了妇女的解放。
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应负主要责任。
我现在痛悔不及。
这件事给我敲了一下警钟。
今后我除抱定决心清算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危害革命的思想以外，对此次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已忠诚地告诉了党和上级，并已自请处分。
特再将我处理该案的原委和错误，作为典型，登在报上，借以教育群众，教育干部。
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副院长　张泽

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的检讨
我于1949年05月调任睢县司法科科长。
当时司法科只有我和刚从部队中下来的陈兆昌同志（科员）二人。
过去我们对这一工作生疏，经验很少，在处理梁安氏被惨杀案中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
现检讨如下。
　梁安氏夫家在我县四区烧盆李村。
该案发生在1949年古历后07月初三夜里。
起初先经第4区副区长轩辕尊言同志检验尸体。
轩辕尊言因处理此案非常潦草，引起梁安氏娘家人的不满，要求复验。
但轩辕尊言同志未予答复。
延至05日，经安家控诉，县府才获知此案。
本科当即派科员陈兆昌同志前往验尸。
该同志走到四区区政府时，太阳已落，未及检验。
次晨偕同区政府的同志前往烧盆李村验尸。
行至中途，遇该村村干部等数人赴区报告，称：
“尸体业已腐烂，现已入殓，臭气难闻，无法勘验。”
陈兆昌同志素无验尸常识，当即轻信，未经勘验，也未到该村调查，即回县汇报，研究埋葬问题，他因没有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现已作了检讨。
但此案发生后，我没有深入乡村调查，只轻信区干部汇报（汇报中未谈到梁安氏阴户被扎之事），便确信梁安氏是吊死的，所以对此案就放松了。
这样引起安崇山的不满。
安崇山每逢告状即盛气凌人，我等以为安崇山系官司油子，不愿理他。
这也是不对的。
嗣后安崇山与梁王氏（即梁安氏的婆母）对质的时候，安崇山的态度依然如故，不遵守审讯秩序，与政府对抗，发言疯狂。
当时无奈，遂将安崇山扣押。
由此看出我们在审讯时，没有分清黑白，很好地给原告以适当安慰，而是以武力威胁、压制，是有偏差的。
后来把梁永诗母子讯出口供，没有作出判决，即移交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因当时有商邱分院数人参加审讯），这是推出门不管的思想。
综上所述，处理此案时，如此粗枝大叶，潦草从事，对人民不负责，我们作一深刻的检讨是应该的。
由于处理梁安氏案的错误，不但给我本人一次教训，对全县干部也是敲了一次警钟。
自此以后，每有惨案发生，即亲至出事地点反复地勘验调查，细致地审讯，纠正了盲目从事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河南省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

翠花改嫁
方增先
（四）翠花去年在妇女会里听人家讲了“婚姻自由”以后，一天在路上碰到妇女会主任，便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她。
妇女会主任决定替她先探问一下王老头的意见。
（五）谁知老头子很固执，说：
“翠花劳动倒起劲；
就是……是个寡妇。”
并说，村里这样的事多了，会出乱子。
（六）妇女会主任打不通他的老脑筋，只得把事情提到农会里去，但农会当时也没法解决，就把这事搁下来了。

世界工联理事会继续讨论第2项议程 　 李颉伯痛斥美国侵略亚洲政策
并建议各国工人发起一个运动，要求一切驻扎在别国领土和领海上的侵略军队撤退。
【新华社柏林22日电】
我国出席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柏林会议代表李颉伯，在18日会议中就议程第2项关于“劳动人民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反对备战政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斗争中的团结”的报告发言说：
这个报告以及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的发言，向全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指出了他们在日常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道路。
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人能够团结起来，并且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争取面包、独立和民主，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那么他们一定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李颉伯接着痛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扩军备战和在亚洲进行公开侵略的政策。
他说：
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残酷的压迫剥削，已经引起了亚洲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地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越南、马来亚和菲律宾人民正在英勇地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战斗。
亚洲和北非的人民所展开的大规模的抵抗侵略的斗争，已给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力量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他们已经取得了或者正在取得种种成就。
李颉伯最后说：
中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次会议的决议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第6届大会上提出的建议，并将为它们的实现而奋斗。
我们建议：
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动一个运动，要求一切侵略军队从战场上撤退，一切驻在别国领土和领海上的侵略军队撤退。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18日下午和19日继续举行会议。
会议已结束了关于议程第2项“劳动人民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反对备战政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斗争中的团结”的报告的讨论。
在18日下午会议上，古巴代表潘纳首先发言。
他叙述了古巴工会遭受迫害的情形，并强调说：
拉丁美洲各国劳动人民的斗争已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有组织。
中国代表李颉伯在发言中斥责美帝国主义者在亚洲的侵略行为。
他并建议各国工人发动一个运动，要求一切侵略军队从战场上撤退，一切驻扎在别国领土和领海上的侵略军撤退。
法国总工会总书记勒里普在发言中叙述法国总工会战胜“工人力量”的阴谋而团结劳动人民的情形。
他向越南工会代表保证说：
法国工会将尽一切力量来结束法帝国主义者在越南进行的可耻的战争。
他的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代表鲁普尼克继起发言，他指出：
南斯拉夫人民反对铁托—兰科维奇法西斯政权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将继续为争取在南斯拉夫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19日的会议上首由阿根廷代表桑赛斯发言。
他说：
阿根廷劳动人民不顾政府的恐怖措施，正在为反对战争准备、争取提高工资、反对物价上涨而斗争。
锡兰代表魏克马心格在发言中斥责美国日益加紧控制锡兰，从锡兰大量搜括战略原料。
突尼西亚代表着重指出：
阿拉伯国家的劳动人民已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行动一致的必要性。
伊朗阿巴丹油田工人的代表在热烈的掌声中起立发言。
他报告了伊朗人民为反对英美两国在伊朗的阴谋而进行的斗争。
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巴西、巴拿马和墨西哥等国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时，也揭露了美国战争贩子的阴谋。
在两天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罗马尼亚、蒙古、南罗得西亚、阿尔及利亚、荷兰、西班牙和的里雅斯特的代表。

侵朝战争的浩大消耗和西欧严重的经济危机
打乱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世界战争时间表
“北大西洋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返美向杜鲁门诉苦
【新华社16日讯】
美国逼迫西欧国家大规模扩军备战将近一年以来，已经使自己和各仆从国家陷入严重的困难。
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美国驻西欧军事总督艾森豪威尔突然于11月五、六两日返国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述职”这件事上。
自从今年02月到巴黎出任所谓北大西洋军总司令以来，艾森豪威尔还是第1次回国。
据各方消息透露：
艾森豪威尔此行证明美国备战政策在西欧的推行已遭遇到无法排除的重重阻碍。
连杜鲁门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将遭遇许多困难，这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来看我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所遭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西欧经济的严重危机和朝鲜战争的浩大消耗已经打破了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扩军计划，推迟了它的战争时间表。
据法新社华盛顿11月02日电引美国首都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为了战略和政治的理由，特别是为了经济的理由，北大西洋公约智囊委员会（按指负责解决北大西洋集团备战经济问题的临时委员会）将嘱欧洲各国暂时放弃在1954年前建立六十师军队的计划。……消息灵通人士确信艾森豪威尔将在回华盛顿时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虽然艾森豪威尔上任八个月以来，已经组成了北大西洋侵略军总部，对西欧各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在西欧各国领土上建立起很多的军事基地，并迫使西欧各国政府通过了庞大的军事预算，大大扩充了军队和军事生产，然而，在拼凑北大西洋侵略军这个首要的任务上却远远没有完成。
艾森豪威尔所以没有能达到目的的原因，首先就是：
美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已经破坏了西欧各国的经济，使各国政府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法新社华盛顿11月01日电透露：
“欧洲国家在实行它们的重整军备计划时正遭到许多困难，大西洋国家的‘智囊’委员会曾报告说，这些国家面临着它们所不能弥补的很大赤字。
艾森豪威尔对此问题甚感焦急。……他发现这些困难使得军队的动员和装备工作慢了下来，而这两件工作本来是他已得到保证能在明年完成的。”
艾森豪威尔没有能达到目的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
朝鲜战争的“无底洞”大量耗去了美国的军事物资，使美国无力装备它要在西欧成立的侵略军。
这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最近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对欧洲的军事物资供应“较慢”，“因为必须把某种数量的这种物资转运到朝鲜去”。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洛奇在11月初透露了这个所谓“某种数量”有多么巨大。
他说艾森豪威尔得到的武器和装备，只有美国政府所答应供应给他的五分之一。
正是因为如此，合众社巴黎11月09日电承认：
“表面上，西欧各国仍在进行组织定于1954年以前完成的六十师‘欧洲军’，可是，过去十八个月的事件，特别是美国军事力量之集中于朝鲜，已经表明：
这个目标是达不到了。”
然而，艾森豪威尔要向杜鲁门诉说的困难还不仅限于原来的任务无法完成。
使他更伤脑筋的是美国的扩军备战计划每推进一步，就使西欧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更加严重，使美国与西欧间的矛盾更加扩大，使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统治更加脆弱。
“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记者11月02日从华盛顿发出的电讯中曾忧惧地说：
“危险的是：
我们在欧洲的盟国的经济可能无力支持这种日益增长的扩军努力的强度。
假使这些目前已经极度拮据的经济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宣告崩溃，那末整个（北大西洋）联盟就将垮台。
这些事实都开辟了‘内部侵略’（这是北大西洋公约对于各国国内人民革命运动的诬蔑性称呼）的危险，千百万欧洲普通人民将反抗他们现在的统治者并趋向本国的共产党，进行推翻他们的统治者的斗争。”
在这样一种灾祸面前，西欧各国的统治集团对于美国驱使它们无限制扩军备战的政策，已经越来越感到无法应命，它们一再向美国的要求还价，并公然表示如果已经深陷在朝鲜泥沼里的美国不能给他们以足够的“援助”，那么美国所要求于他们的扩军就无法完成。
合众社把这种由人民的和平愿望和美国的战争狂热而来的北大西洋集团内部矛盾称做是“扩张军备政策与安居乐业政策的争论”，是“欧洲最大的争论”，是艾森豪威尔“无疑必须在回美期间讨论”的问题。
虽然美国官方对于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华盛顿会谈的内容讳莫如深，但是他们显然不会找到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灵丹妙药。
会谈刚刚结束，合众社11月07日从巴黎发出的电讯就又说：
“艾森豪威尔将军回到巴黎以后，发觉新的财政争论有使欧洲军的进展延缓之势，……欧洲军会议里的财政及政治专家们遭遇到新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一点使这位将军遭遇到许多可怕的新问题。”
最近的事实是：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巴黎告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
“英国如果得不到美援，就不能完成它的三年扩军计划。”
（合众社巴黎09日电）“法国也警告说，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得不到更多的美援，它明年将不能履行防务诺言。
（合众社巴黎12日电）
正如华尔街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所承认：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推动西方的防务中，发觉它像一个雪球一样越向前推，就越沉重，越困难。”
美国帝国主义在西欧实行扩军备战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困难和矛盾加速发展而趋于极度严重。
这个政策不仅不能使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的地位更加增强，而且相反地只能使之更加削弱。

战争贩子杜勒斯的国际镍公司
在侵朝战争中赚得暴利
【新华社22日讯】
塔斯社纽约20日讯：
“华尔街日报”发表若干美国公司本年前九个月利润的报告。
这些报告表明：
自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发动战争以来，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已经大量增加。
在这些垄断资本中，最著名的是国际镍公司；
该公司的领袖之一，便是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杜勒斯。
在1949年头九个月，以杜勒斯为首的这个公司获得了二千六百万美元的纯利。
在侵朝战争爆发以后，它的利润开始迅速上升，在本年内到达了创纪录的数字：
头九个月共获纯利约四千六百万美元，比1949年同期几乎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纽约“工人日报”在11月19日发表文章，说明美国垄断资本家之一——战争贩子杜勒斯是怎样靠着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发财的。
“工人日报”的文章说：
在朝鲜的血腥的战争，使建议杜鲁门总统发动这次战争的镍公司的首脑杜勒斯赚得巨额的利润。
这个公司的巨额利润开始迅速增加，正是在陆军部向这个公司订购供应朝鲜战争的巨量军火的时候。
“工人日报”的文章指出：
英国化学大王迈尔采特爵士和美国巨头洛克菲勒与杜勒斯一同主持国际镍公司。
由三巨头主持的这个公司，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采镍和炼镍的工作。
“工人日报”指出：
把朝鲜战争继续下去对于这个公司和美国其它的垄断资本家们都有重大的利益，因为这将使他们赚得巨额的利润。

斥责西德“政府”迫害德国共产党的阴谋
西德波恩傀儡政府为了进一步镇压西德人民的爱国运动，在本月16日要求西德的所谓“联邦宪法法庭”宣布德国共产党为违反“宪法”的组织。
波恩傀儡这一非法措施，是完全在它美国主子的命令下进行的。
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及其波恩走狗这一露骨的反动措施，表示严重的抗议。
美帝国主义已经粗暴地违反了波茨坦协定的各项规定，与它的仆从国家片面地结束了“对德战争状态”，并正在加紧其拼凑以西德雇佣军为核心的所谓“欧洲军”，作为未来侵略战争的资本。
美帝国主义这一罪恶政策，无疑地给德国人民带来另一次血腥的灾难，使德国民族再度陷于毁灭性的境地，因而受到了德国人民愈来愈增长的反对。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和人民议会关于举行全德会议与成立全德立宪会议以讨论与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已获得了全德人民的普遍响应与热烈支持，而西德傀儡休斯和阿登纳对于这些建议的无理拒绝，则进一步暴露了它们及其美国主子阻挠德国的和平与统一的罪恶图谋。
在这种情形下，要求缔结对德和约与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运动，在西德得到了巨大的成就。
对于美帝国主义企图把西德变为欧洲的侵略基地的阴谋，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美帝国主义今天之所以指使它的西德走狗采取反动措施，阴谋宣布德国共产党为非法，正是因为它恐惧西德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力量，企图摧毁领导这一运动的德国共产党，以便于推行它的战争政策。
显然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西德的走狗阿登纳政府的倒行逆施，是不会达到它们可耻的目的的。
德国人民已经普遍觉醒，他们将继续坚决地团结在德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实现德国和平与统一而坚持斗争，这就必然会使得美帝国主义及其西德走狗阿登纳政府的一切可耻图谋都归于失败。

日本农民代表举行会议
反对批准两卖国条约
电力工人等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新华社21日讯】
东京迟到消息：
为了反对吉田政府实行美国的各项备战计划，日本的进步农民组织——日本农民协会，于10月26日在东京召开了“全国农民突破危机代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日本全国各县的农民代表约一百人。
会议的口号是：
反对撤销粮食管制；
反对提高电费、肥料价格、运费等；
反对为战争而征用土地、捕鱼区和人员；
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吉田政府；
反对批准亡国的“和约”；
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
在会议中，代表们指出：
日本农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和吉田反动政府推行战争政策的结果。
代表们举出各种经验证明：
农民如果不和工人阶级一道起来用实际行动进行共同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就会连生活都不能维持了。
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批准单独“和约”的决议。
决议声明：
即使国会批准了单独“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我们也不予以承认。
决议并要求根据波茨坦公告缔结全面和约。
会议也通过决议，反对为建筑军事基地而征收农民的土地，反对为进行军事演习而禁止渔民进入捕鱼区。
会议通过的其他决议有：
反对撤销粮食管制，反对对农业、中小企业和家庭用户停电和提高电费，反对制订法西斯法案。
【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的电力、铁道、煤矿等主要产业部门的工人群众，为了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不断地展开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
自从10月以来，日本电气产业工人工会向资方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但是，这一要求终于遭到了资方的拒绝。
于是，该工会会员约十二万五千人展开了波浪式的罢工斗争。
这些分布在全国许多电力站的工会会员们，在11月17日首先举行了六小时到十小时的罢工。
这一罢工使发电力减少了五十六万瓩。
20日，他们又举行了第2次罢工。
同日，工会并向全国各分会发出自11月24日起举行第3次罢工的命令。
据法新社讯，这次罢工的目的是要把日本全国总发电力减少三分之一。
正当日本发生电力危机的时候，这一罢工将给日本统治阶级严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国营铁道工人工会在20日与资方进行关于年终津贴问题的谈判破裂后，立即命令总公司及各地方铁道管理局的全体工会会员举行静坐罢工。
罢工直到21日仍在继续中。
在全国规模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刚结束不久之后，北海道七个煤矿的七万多名矿工又因要求增加工资，在21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
发生这些罢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的下降，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据共同社东京11月02日电说：
“实际工资自07月以后趋向下降，09月份比07月份减低了百分之二十二。
预料10月份将更加低降。”
共同社承认：
“这深刻地说明劳工生活赶不上升腾的物价。”
（附图片）
10月20日下午，日本国营铁路工人工会、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本煤矿工会等四十余工会单位的工人约一万人聚集在东京市芝公园十八号广场举行“日本全国工人冲破生活危机、反对改劣劳动法规总奋起大会”。
参加的工人们手执“反对批准单独和约及美日安全条约”“反对改劣劳动法规”“保卫自由和平与独立”等标语牌，情绪极为激昂。
会后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比利时保卫和平联合会主席麦克斯·哥散
写信给毛主席表达比国人民和平愿望
【本报讯】
比利时保卫和平联合会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比利时人民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及禁止原子武器的愿望。
信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阁下：
最近发生的关于原子弹的一些事件，已经使禁用原子弹的问题再度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
本会正在领导我国争取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运动，本会深信如果缔结和平公约一事能够实现，则如此严重威胁人类的原子弹问题亦可随而获得解决。
因此我们谨将本会决议附上，希望由于全世界和平战士的努力，和平公约得以缔结。
请阁下接受我们的崇高敬意。
比利时保卫和平联合会主席麦克斯·哥散
1951年10月10日于布鲁塞尔

比利时保卫和平联合会决议
美国最近关于可能使用原子弹的声明，和苏联关于原子弹的试验，已引起全世界注意到人类所遭受的严重威胁。
只有禁止使用原子弹和严格实行国际管制原子能生产，才能满足全体和平人民的要求，这种要求早已在五亿人签署斯德哥尔摩宣言一事上表现出来。
比利时保卫和平联合会号召我国公众、各大社会团体和人民团体一致起来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
缔结和平公约，就可以促成积存的原子弹的销毁并建立对原子能生产的国际管制，从而消除原子武器的威胁；
缔结和平公约，就可以消除我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遭到毁灭的危险。
1951年10月09日 于布鲁塞尔

罗马电车工人提出抗议书
反对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理事会在罗马举行会议
【新华社22日讯】
塔斯社罗马21日讯：
罗马劳动人民抗议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理事会在罗马召开会议。
罗马电车工人通过了一个抗议书，要求取消这个会议，并建议设法尽早在这里举行世界裁减军备会议，以消除新战争的威胁。
这个抗议书已经寄给联合国秘书处，分发给各国驻罗马使节，并在罗马劳动人民中间得到了广泛的反应。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多尼尼教授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劳动人民和全体进步人士广泛地参加“和平周”活动的情况，这个“和平周”是在罗马举行的，预定在11月二十四、05日结束。
意大利不久将要举行和平与裁减军备大会，全国各区都将派代表出席。
在这个星期内，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议员将在罗马各区为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征集签名。

美国的战争政策
　静波
第2次世界大战引起了美国工业生产量的增加，并造成了工业生产力的扩张。
制造工业生产指数在1943年到达最高峰，即二二八（以1937年为一○○）。
战后，由于中国和东欧许多国家脱离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由于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由于西欧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战争创伤，美国的国外市场大为萎缩。
同时，在战后短期内，美国国内人民购买力所赖以维持的战时储蓄，由于垄断资本利润的不断膨大所引起的物价高涨而迅速地消耗，以致美国国内市场也日渐萎缩。
所以到1946年底，美国的制造工业生产指数下降为一五七，较之1943年缩小了百分之三十一。
同时期，加工工业的生产则跌落了百分之二十三，耐用商品各生产部门的生产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七。
到了1947年，由于美国政府执行所谓“杜鲁门主义”的“冷战”政策，强化了国内的军事生产和对外的军事“援助”，这一年美国制造工业生产指数略有上升，即为一七二。
1948年，美国制造工业生产指数又在“马歇尔计划”的刺激之下，继续上升为一七五。
但到1949年，各种经济指数都连续下降，生产减缩，物价下跌，失业人数增加，经济危机的风暴已有来临的征兆。
这种形势决定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内外政策方针。
这个方针便是在反对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反对世界人民力量，并企图独霸世界的总方向之下，用军事生产来代替民用生产，用军火输出来代替资本和商品的输出，用战争投资来代替普通的投资——这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对国内实行法西斯化政策，对外实行准备新战争以至最后发动对朝鲜的武装侵略的扩张政策的基础。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这就是美国的“失业输出”和“危机输出”的政策。
1950年06月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事件，就是美国在“冷战”政策失败之后所采取的实际战争的行动，其目的在企图遏制美国国内的生产水平的急剧下降，缓和危机，榨取新的高额利润，并从而准备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
美国侵朝战争开始后的第1个年度（1951年度）内通过的军事拨款总数已达六百十亿美元，较上一年增加了两倍，占1951年度实际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根据美国的官方数字，1952年度财政预算中美国的军事支出达八百十八亿美元，占该年度估计的实际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以上。
与军事费用激增密切关连的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业的扩张。
朝鲜战争爆发一年来，有关军需工业部门，各机器、汽油、煤、橡胶、化学制造品等工业的生产指数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美国经济的加紧军事化，从最近一年来它的对外贸易中也看得出来。
美国出口的增加主要是靠输出武器；
而入口的增加是靠用作战争生产和战略储藏的军事战略原料的输入。
1951年上半年的出口，较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全部的增加都是武器的输出。
1951年财政年度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对外军事援助法案数字表明，本年美国的武器输出，包括一切方式在内，超过五十亿美元。
1951年前半年美国进口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三，进口的增加主要是在于天然橡胶、羊毛、有色金属等进口的增加。
进口贸易的这种军事性质，造成了美国的黄金外流现象。
为了偿付战略原料的入口，1951年上半年美国输出的黄金已达一亿七千八百万美元（去年同期仅七百万元）。
军事费用的激增，给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带来了空前庞大的巨额利润。
1950年美国公司的总利润达四百十亿美元，比1949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根据本年第1季的数字（以年率计算），1951年的利润总额将达五百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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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军事化一方面养肥了垄断资本家，另一方面却榨干了美国劳动人民的血汗。
大规模军火武器生产造成了原料及工作母机的缺乏，若干民用工业被迫大规模停工减产。
据纽约时报估计，本年第3季轻型汽车的产量较去年第2季减少百分之三十，家用电气设备也减少百分之三十，洗衣机减少百分之五十。
消费物品的减少，不仅是由于原料和工作母机的缺乏，同时也因为扩军运动把劳动人民压榨干了，消费力大为降落之故。
可见即使民用生产力降低了，也不能减少民用工业制造品滞销的严重性。
据07月11日“华尔街日报”引美商务部数字称，1951年05月底，一切工商业存货总值已达六百九十七亿美元，而1950年同时期则为五百三十三亿美元。
扩军运动带来了物价的高涨。
今年第2季美国批发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百分之十八，零售价格也猛烈上涨。
物价和最低生活费都上涨了，但一般工人的工资增加都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在个别民用工业部门，如印刷业、皮革工业、衣着工业工人工资的增加远落在物价上涨的幅度之后。
在物价高涨和实际工资降低的同时，美国参议院最近又通过了五十五亿美元的增税案。
根据1951年财政年度美国政府预算、侵朝战争爆发后追加军事拨款数字和1950年美国人口计算，美国人民每人负担政府1951年度支出的五五四美元，估计在1952年度将达六五七美元，约合最低工资收入者全年工资的四分之一。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就是这样向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疯狂进攻的。
由于美国政府执行扩军备战政策的结果，美国非军需工业的失业人数正不断增加。
许多靴鞋公司、汽车公司、家具公司以及若干其他生产非军需品的工业，已开始将开全工改为开半工，或干脆把工厂关闭，大批工人被解雇。
连美国最大的独占资本企业通用汽车公司，也将解雇大批制造民用汽车的工人。
一年以来，在美国政府扩军备战计划的沉重负担下，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已日益困苦。
罢工运动已在全美各地区不同的工业中蓬勃展开，在制钢、汽车、铁路运输等企业中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
同时，尽管美国政府疯狂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和平运动依然在全美各地蓬勃展开。
全美和平大会于本年06月底在芝加哥开会，有五千名美国人民的代表参加。
以上就是美国今日的面貌。
美国政府准备新战争的政策沉重地打击了民用经济，因此它不但不能解除经济危机，反而使美国经济结构走向畸形的发展；
同时，这种政策向人民生活水准进攻的结果，又引起了国内人民的广泛的反对。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仍然而且也不得不坚持它的战争政策；
因而，作为经济危机策源地的美国，通过它的这种政策，便将它的危机输出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引起一片紊乱，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要和平反战争的意愿之实现进一步准备了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