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电贺党的三十周年
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人民，包括个人和团体，纷纷打电报或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些团体和个人的名单，除已发表者外，陆续发表如下：
胶南县石板河村王才昌、王盛荣。
乳山县开于乡清口涧妇女马选芝。
文登县凤林乡杨家台村戚桂芳、杨清山、戚桂德、石福明。
禹城县窦庄乡东魏庄村魏朝臣。
东平县徐坦乡山神庙村小学教员姚殿乡、山神庙村农民王克洋。
牟平县保山乡西系山村孙钟昆。
博兴县王店乡农民通讯员李文才。
广州市三十小学学生陈顺天。
川北区川北盐务管理局工人王太福。
三台县工人冯安忠、李青云。
涪陵县第1中学学生邓宇。
阆中县白塔乡状元村李昌海。
广东省江门市工人江拱洪、吕积翠。
江口县街道宣传员方子诚、杨白清、吴桂芳等五人。
临海县店前乡前塘村少年儿童队队员王曰正。
恭城县栗木矿工人曾传辉。
浠水县第9区袁忠敬。
南京市金陵大学教授范谦衷。
厦门市粮食科保管股陈栋材。
洛阳市新安完小教员史万年、沈合群、杨佩兰、刘静波、许好义、郭曰绳、魏亚平、朱莹。
新民县第11区二道岗子小学学生伊淑贤、吴菊清、施文江、张秀芝、郭海青、刘素先、陈曰忠、陈曰祥、刘淑兰、靳广礼、邸尚贤、刘素珍、刘佩兰、王影男、高云霞。
教员王秉义、刘运兴。
西康省荣经县青龙乡工作干部徐建勋、任万清。
荣经县青龙乡双寿村村主席何秉成。
荣经县青龙乡后兴村刘明祥。
荣经县凤仪乡初级小学王云峰。
荣经县崃麓村农民李炳成及其全家。
荣经县凤仪乡初级小学马发骅。
荣经县烟竹乡农协主席周国良。
雅安市搬运工人王绍英、梅淑贞。
雅安市三所八段学习组居民苏文忠。
大连市船渠工厂总务科段芝鸿、翻沙工人李万庆。
大连市工业局基本建设科杨振清。
旅大市人民政府工业局职员乔世治。
大连船渠消防队队员萧礼文。
旅大市人民政府工业局沈恩波、基本建设科廖云申。
大连市医学院学生程慰南、傅国华、刘思萱等十人。

加强党对爱国公约运动的领导
爱国公约运动正在发展成为持久的经常的运动。
这个运动有着极其广大的群众性，它体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生产上和工作上的共同要求，它正在成为鼓舞全国人民保卫和建设伟大祖国的无比强大的力量。
订立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创造出来用以团结和教育自己的重要方法。
一年来的经验证明，抓住这一个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努力在人民群众中推广这种形式，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基本方法之一。
一年来各地党的工作经验证明：
那里注意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工作，深入进行抗美援朝教育，并发动群众自觉地在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上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那里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就大大提高，那里的一切工作就大踏步地前进，面貌一新。
反之，那里不认真地进行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工作，并用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的办法来把这种宣传教育工作的成果巩固起来，并使这种宣传教育持久化经常化，那里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就得不到显著的提高，那里的一切工作就因为得不到人民的自觉的积极的拥护而不能顺利地推进。
这已经是一个定理了。
整个来说，由于爱国公约在全国的广泛推行，我们国家的工作和人民的思想面貌已大不同前了。
06月初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开展爱国增产增加收入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后，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国捐献飞机已达二千二百余架。
许多工厂把爱国公约同劳动竞赛结合起来，生产即迅速提高，连续出现了各种新纪录。
国家的各种号召，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群众的自觉拥护。
这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有三十三万学生报名，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许多人都说：
“订了爱国公约后，每逢做一件事就想到合不合爱国公约，就想到国家和毛主席。”
又说：
“一听到国家号召，就想到自己应当担当的责任。”
目前爱国公约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虽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还是十分不平衡的，一般的是：
大、中城市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得较好，宣传比较深入，经过不断地检查和修订公约，运动已走向深入和巩固阶段；
小城市和农村较差；
边远的地区更差。
大、中城市订约的人数，据南京市、北京市统计，一般都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区，只由干部号召订爱国公约，而没有认真地经过群众自下而上的酝酿和讨论，甚至于有些农村竟然发现有强迫订立爱国公约的现象。
有些地区公约订立之后，即不去领导人民群众定期检查认真执行。
有这些偏向存在的地方，爱国公约都变为有名无实的东西，而达不到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目的。
为什么有些地区发生了这些偏向呢？
主要原因是在这些地区党的组织以及某些干部没有充分了解领导人民推行爱国公约的伟大政治意义，没有认识到群众性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巨大力量，因而也就没有站在群众爱国运动的前面去领导群众，甚至在运动中或多或少地放弃了领导。
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有人认为：
“爱国人人有责，公约的内容是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既然是应作的事情，号召他们作就是了，何必宣传动员？”
这些同志不了解，一切党的涉及多数群众的工作都必须进行充分的宣传和动员；
没有宣传教育，就不可能形成一个自觉的群众运动。
爱国公约是人民爱国的自觉的行动，但党的组织并不能因此便可以放弃对群众的政治工作，放弃领导。
既然爱国公约是群众互相监督进行自我教育的基本形式，党的组织就有责任教育人民提高爱国主义思想，使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对祖国应负的责任。
“爱国公约不是中心工作，是可有可无的附带的工作。”
这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比较普遍的错误认识。
有些企业部门党的工作者只愿意搞经济核算，不愿意领导爱国公约工作。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某些同志认为订爱国公约是麻烦事，并且无补于实际，因此，他们把爱国公约运动的领导责任委托给青年团。
在农村干部中，也发生了“怕爱国公约会耽误生产”的想法。
其实，各地经验早已证明：
爱国公约同群众的生产运动完全可以也应该互相结合起来，成为提高群众思想和推进生产的重要武器。
妨碍生产的不是爱国公约而是某些干部把爱国公约同生产运动机械分开的错误思想。
他们离开了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具体要求，空洞地去搞爱国公约，使爱国公约失去了实际的行动意义，这样的爱国公约当然就只能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爱国公约是突击任务，‘五一’前后已经普遍进行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订了公约，现在没有什么可做了。”
这种自满情绪在过去爱国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地区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的。
由于这种错误思想而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使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要求。
他们没有在群众思想提高的基础上检查修订爱国公约，没有在高潮之后迅速引导群众去加强生产、学习等工作；
没有把爱国公约同增产捐献结合起来。
他们把这个运动看成是“突击”任务，因此没有使它经常化，反而认为没有什么可做了。
这是应该立即改变的。
“领导爱国公约是群众团体和抗美援朝会的事情，党的组织可以不管。”
这又是一种错误论调。
应当指出：
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是党的一切工作中的头等政治任务。
目前朝鲜战争仍在继续进行，美帝国主义还没有表示和平的诚意。
而且美国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单独对日媾和及重新武装日本的活动，他们已经表示要继续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并拒绝在朝鲜停战谈判会议中讨论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
因此，即使朝鲜的停战成为事实，我国的安全仍然受着美国侵略者的威胁。
因此，我们就必须继续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建设强大的国防，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谋袭击。
这是保障我们国家独立与和平建设的基本前提，为此而奋斗就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头等政治任务。
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把全国各个阶层和一切角落的人民组织在一条战线上，向着这样一个战斗目标前进。
爱国公约正是实现这一要求，把政治任务同经济任务结合起来，把国家的总任务同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结合起来的最适当的形式。
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加强对各地抗美援朝分会的领导，同时要有意识地使一切工作同爱国公约运动结合进行。
定期地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是使爱国公约充分发挥组织和教育群众的作用，并推动各项实际工作前进的重要保证。
目前，东北各省及内蒙自治区、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山东、浙江、皖北、福建、苏南、苏北、陕西、甘肃、青海、河南、湖北、湖南、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云南、贵州、西康等省区和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西安、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的许多单位，已经或正在根据抗美援朝总会07月04日文告的号召，检查爱国公约。
其中河北省和南京市已在六、07月间普遍地检查了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
但是还有许多地方许多单位没有进行爱国公约的检查工作。
凡是尚未进行或尚未完成这种检查工作的地方，党的组织都必须配合各地抗美援朝分会，在08月份内认真普遍地检查一次爱国公约的订立和执行情形，并与当前各项工作相结合，领导人民群众普遍订立或修订爱国公约。
在检查中应当特别注意批判党内外干部和积极分子中对爱国公约的各种错误认识，这是继续把爱国公约运动引向深入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在群众性的修订爱国公约的运动中，党的组织要动员全体党员起模范作用，党员和干部要同群众在一起共同执行爱国公约，纠正某些党员或干部认为爱国公约只是一般群众的公约的错误看法。
各地在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的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应在报纸上发表，以便推动这一工作普遍开展。
我们并希望各省、市党委宣传部，在09月上半月以前，把各省、市推行爱国公约的一般的和典型的情况和经验，加以整理，寄给本报发表。
总之，领导人民群众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各地党的组织要通过爱国公约把先锋队同广大群众组织在一起，以便有效地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爱国公约中的共同的要求而奋斗。

我们伟大的祖国
优良的麦种是小麦丰收的重要条件。
这位皖北宿县的老农妇，搂着一捆颗粒肥大的麦穗，告诉邻人们说：
“没有去年人民政府贷给我的麦种，那有这样好的收成呀！”

新华社特派记者
揭露美方借故拖延谈判真相
李奇微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理屈词穷，又一次小题大做，重演拖延时间故技。
【新华社开城07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预定在08月05日上午十时（朝鲜时间）继续举行的朝鲜停战谈判第20次会议，由于李奇微借口我方部分警卫人员误入会议地区的偶发事件未来开城，而致延期。
关于我方对这次偶发事件的检查及处理经过，我方联络官已在05日晨具体明确地答复了美方代表，并保证类此事件以后不再发生。
此间各界人士盛赞我方这种对待任何问题严肃认真的态度，并认为此乃又一次表明了我方对朝鲜停战谈判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
据记者所知，在开城谈判会议进行期间，美方亦有类似事件发生。
如07月16日下午在开城以东二十余里美方地区曾发生有少数武装士兵向中立区入口处我板门店方向射击情事，我方代表接获当地报告后，在17日会议上通知美方代表注意。
但我方代表决不愿借此借题发挥，更未以此要挟阻挠会议进行，此事亦足以说明我方对停战谈判会议的诚意。
从朝鲜停战谈判会议开始到现在，为时不过二十九天，开会不过十九次，但是在这期间前后却已因会议主要讨论事项以外的事件停开了两次。
第1次是07月12日李奇微借口记者采访和划开城为暂时的中立区的枝节问题，而使讨论议程问题的会议停开三天之久。
这次李奇微又借口我方部分警卫人员误入会议地区的偶发事件，决定其代表团不来开城开会。
人们会发问：
李奇微这样做法是为了什么缘故？
如果把这次事件和最近十天来的开城会议联系起来研究，人们就不难找到本质的答案。
从07月26日到本月04日，开城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关于确立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问题。
我方代表在历次会议上再三阐述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公平合理的主张，并批驳了美方代表所提出的将军事分界线深入三八线以北我军阵地的荒谬提案。
美方提出这个荒谬提案自知理屈，一直对外界保守秘密，直到07月31日始为法新社首先透露出来，这一下逼得东京的李奇微总部不得不在08月04日由总部新闻教育局以“关于建立非军事区的背景材料”的名义发表出来。
但是当李奇微在东京被迫发表这个荒谬提案之前，在朝鲜汶山前进基地的乔埃还守口如瓶，多方掩饰这个提案。
美方代表团的准将新闻官还故作正经地对记者说什么如果你在鸭绿江和目前战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划一条线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而且是一种最荒唐的推想。
这个谈话传到在东京的已经读过背景材料的记者的耳朵里，他们又连忙去问李奇微总部。
总部的发言人回答说他们自己发表的东西是对的。
由于东京的李奇微和汶山的乔埃之间乱了阵，弄得一群英美记者莫名其妙。
怪不得连路透社的记者也在一条新闻导语中说，究竟联合国要求一条什么线，今天已达到了一个神秘的程度。
这个记者并且对东京所发表的荒谬方案发表意见说：
交战一方根据空中和海上的威力要求领土，这还是历史上的第1次。
这就是在08月04日傍晚以前李奇微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所处的尴尬狼狈的情况。
08月04日在开城举行的停战谈判的第19次会议上，双方同意在第2天上午十时继续开会。
关于我方部分警卫人员误入会议地区的偶发事件，乔埃只在会议结束时通知我方，我方代表并表示要进行检查和答复。
当会议结束乔埃回到汶山后发表的会议公报中，仍说05日的会议将按预定时间举行，直到下午七点钟（朝鲜时间）合众社的报道还是说04日的偶发事件并不影响预定的会期。
05日六时二十分（东京时间）东京广播了李奇微给金、彭两将军的信件，于是一再说要来开会的以乔埃为首的代表团也只能顺从李奇微的意志不来开城开会。
此间一般人士认为：
李奇微又一次的小题大做，阻挠停战谈判会议的进行，正是因为他在确定停战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问题上理屈词穷而又真情泄露，处在一种不利的被动的地位的缘故。
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争取时间，他甚至试用想像中的压力，他又在重演07月12日的故技。
但是，记者相信，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决不会上他的当。
而人们对口口声声说具有和平诚意的美方，却因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
美机继续侵入我领空
半个月内达三十九次
【新华社07日讯】
侵略朝鲜的美国飞机，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继续不断侵入我国领空。
据统计：
从上月17日到本月03日止，美国飞机侵入我国领空共达三十九次，侵入的飞机达八十架，侵入地区除中朝边境安东市及辑安、宽甸等县境上空外，复深入至凤城、桓仁、临江等县及本溪市西北郊区、沈阳市南二十五公里处、抚顺市南二十公里处上空。
在上月21日一天中，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国飞机达二十架。
其中有八架美国“Ｆ”九四式喷气战斗机，经宽甸飞向沈阳后又折向辽阳、凤城方向飞去，被我空军击落七架。

美国政府缺乏和平解决朝鲜战争诚意
杜鲁门等连续发表挑衅言论
【新华社07日讯】
自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06月23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朝鲜交战双方接受了马立克的建议而开始举行停战谈判以来，美国政府首脑，自总统杜鲁门以下，在一个多月中，已连续发表了许多言论。
这些言论不仅没有造成任何有利于朝鲜谈判成功的气氛，而且相反地肆意侮蔑苏联、中国与朝鲜人民为实现和平而作的努力，竭力煽动紧张的战争空气，使得人们不能不怀疑美国政府到底对目前的朝鲜停战谈判是否具有诚意。
从06月23日以来的六个星期中，美国总统杜鲁门已先后发表了四篇演说。
每一篇都充满了恶意的挑衅，杜鲁门在07月04日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说中强调：
“朝鲜只是更广泛的冲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忽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爆发军事事件的危险。”
“我们面临着一个长期的世界紧张局面，和巨大的国际危险。”
在同一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公众发表的演说比杜鲁门还要多。
其中特别露骨的是艾奇逊07月24日发表的演说。
在这篇被美国反动报纸称为具有纲领意义的重要演说中，这位美国国务卿居然无耻地恫吓美国人说：
“我们正处在很大的危险中……这种危险不比一个月以前小，虽然看起来，我们中间有些人这样想。……不要弄错——这是一个非常时期。
我国面临的空前严重的非常时期。”
美国国防动员署署长威尔生也在07月09日以政府大员的身份，公然要求美国人民不要希望停战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并疯狂地叫嚣美国人民不要“沉醉在错误的安全感中”，不要把他们的信心单单寄托在“外交胜利的希望上”。
马歇尔自己说得特别露骨。
为了制造人为的恐慌，他在07月18日信口开河地说：
“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继续存在，而且……这个可能性正在增加。”
当全世界人民盼望着经过这次停战谈判使朝鲜的和平得以实现的时候，杜鲁门政府首脑这一连串充满了火药气味的言论，只能说明美国政府完全缺乏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所必需的诚意。
实际上，马歇尔自己也透露了美国企图尽量拖延和阻挠这个谈判的阴谋。
据合众社称：
就在07月18日的发言中马歇尔预告：
“朝鲜和谈要有结果，大概需时六星期以上，那将在09月初。”
马歇尔以其战争贩子所特有的逻辑表示，要使朝鲜和谈有结果，美国国会就必须通过庞大的各项军费，据他说，这“将大有助于美国（在开城）获得它所希望的决定”。
关于这一点，美国新闻处在07月30日发表的一篇介绍国会工作的新闻资料曾经透露：
“国会领袖的目标是希望在09月间休会，国会议员必须通过四项‘必须’通过的重要法案后才能回家。”
所谓四项“必须”通过的法案，就是现在正待国会通过的1952年度六百六十五亿美元军费预算案，1952年度增税一百亿美元的法案，八十五亿美元的所谓“共同安全法案”，和已被国会在07月底通过的“国防生产法”。
事实很明显，美国政府在开城谈判中并不想为朝鲜和平的迅速实现而努力，相反，它正企图拖延和阻挠这个谈判，以保持战时紧张状态，便利其在国内和国外加紧从事世界的备战部署。
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决不能漠视的。

美方代表昨又不来开城
显系故意拖延会议
开城人士极表愤慨
【本报开城07日电】
记者报道：
此间一般人士获悉美方对军事分界线提案中无理狂妄要求的具体内容后，均极表愤慨。
美方对谈判缺乏诚意，加以今天又不来开会，更显然是故意拖延会议。
我方代表团06日晨八时又由联络官将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致李奇微复文在中立区边缘双方交界的板门店送交对方联络官。
我方代表团今天整日等待准备对方来此开会，但截至夜十一时记者发电时为止，对方仍延未答复。
美方曾在李奇微以前电文及会场上一再宣称：
希望谈判能早一天达成协议，以便早一天停止流血。
此次美方在此问题上不但小题大做，借此拖延会议，且在接到我方通知后仍迟迟不来开会，不但表现美方言行不一致，而且可能企图在李奇微与乔埃间部署混乱之后，别有用心地另出花样。
我们对此须严加警惕。

美统治集团害怕和平
【新华社布拉格06日电】
08月03日出版的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刊载马莱克的一篇评论，题为“害怕和平”。
马莱克写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在上周恐惧地说，马立克的朝鲜停火建议已严重地影响了所谓“防御计划”的推进。
几乎在同时，管理战争经济的官员、摩根家庭的代表、国防动员署长威尔生宣布：
国际紧张局势的丝毫缓和，都是对美国经济的威胁。
军事生产局首长之一佛莱西曼也害怕和平，他说：
朝鲜境内的休战可能引起军事生产的严重低落。
当美国和马歇尔化各国内人工制造出来的“紧急状态的心理”开始衰退时，华尔街大感恐慌，上述的一些声明只不过是这种恐慌的一小部分反映而已。
02月20日的华尔街日报写道：
由于和平的威胁，靠大规模囤积物资所得的利润可能丧失。
该报在03月16日又以惊慌的心情重复说：
害怕战争的心理之趋于缓和，正在使全国松懈下来。
政府在这方面不知如何是好。
在最近，该报又发狂地说，如果战争停止，那么就很难使军事计划的实施免于松懈。
其他垄断资本家的刊物也透露了使得美国的死亡贩子困扰不安的那种害怕和平的心情，以及害怕美国人民拒绝支持庞大的扩军计划的心情。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无耻地说：
如果削减防御计划，经济就会受到损害。
但是把这种害怕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心理表现得最无耻、最露骨的是荷兰的地方报纸《安纳姆斯新闻报》——奴才说话是往往比主子更不加掩饰的。
该报写道：
“请回想一下，当马立克首先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时，股票是怎样纷纷下跌的。
如果美国和西欧突然减少它们的军备，那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呢？……如果苏联坚持普遍裁减军备，西方就无法繁荣，……显而易见，和平对我们的危险比战争还大。”
大家都知道：
由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和捐税增加，美国和西欧的工人和农民、职员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准正在急剧下降。
对于普通人民说来，有和平才有改善生活的希望。
同时，大家也知道：
在1936年到1939年的战前年代中，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每年是三十四亿美元，在1940年到1945年的战时年代中是八十七亿美元，而在1946年到1950年的战后年代中，已增加到了一百八十五亿美元。
这些数字说明，和平究竟对于那些人是真正的危险！
杜鲁门和莫里逊之流虚伪地说：
他们日夜梦想和平。
他们要人民相信他们的话，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
他们是非常害怕和平，痛恨和平的，因为企图统治全球的美国垄断资本家是依靠兵士的鲜血、劳动人民的饥饿和贫穷来增加他们的庞大财富的。

进一步推进爱国公约运动
各地检查修订爱国公约
【本报讯】
目前已有许多地区进行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的工作。
河北省和南京市，在六、07月间已普遍检查了一次各单位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
东北各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浙江、皖北、福建、苏南、苏北、陕西、甘肃、青海、河南、湖北、湖南、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云南、贵州、西康等省区及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的许多单位，都已经或正在检查、修订爱国公约。
例如北京市各大工厂企业，在07月份普遍展开了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的运动。
黑龙江省郭后旗等五个旗、县已有五千零二十八个互助组结合增产捐献运动，检查、修订或开始订立了爱国公约。
许多地区或单位，通过这次检查修订爱国公约运动，肯定了过去推行爱国公约工作的成绩，推广了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发现了运动中严重的形式主义的偏向，采取了改进的措施，使爱国公约运动向前进了一步。
各地的经验证明，要做好爱国公约的检查、修订工作，首先必须检查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使各级工作干部对爱国公约运动都有正确的认识。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在06月份深入检查各较大工厂企业职工订立与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时，发现许多职工包括领导干部在内，还对爱国公约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
他们没有把劳动竞赛、捐献以及一切中心工作与爱国公约相结合，不少单位是从单纯任务观点出发来进行这一工作的。
从六个单位的检查中，发现有些支部从未在党的会议上研究过普遍订立爱国公约的工作。
由于领导干部不重视这一工作，订立爱国公约时未发动职工充分酝酿讨论，公约的内容或则空泛，或则繁琐；
订约以后又未检查与补充修正，因之许多单位的爱国公约有名无实，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即指示各厂党的组织，认真学习关于爱国公约的重要文件，将爱国公约工作列入党的会议议程，并在07月份内通过工会发动职工群众，普遍检查修订或订立爱国公约。
各厂党的组织一般都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有关爱国公约的文件，并着重检查了干部思想，引起了大家对爱国公约的重视，大部分厂矿单位都制订了关于发动职工订立、检查与修订爱国公约的具体计划，从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着手，并由领导机关深入掌握典型小组，以普遍发动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的运动。
这样，就使爱国公约的检查、修订工作得以有计划、有步骤、有中心地顺利开展。
广西龙胜县在06月中旬以后，县、区先后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和宣传员、读报组代表会议，着重检查批判了在订立爱国公约中的包办代替作风和形式主义倾向，讨论了有关爱国公约的工作，发动全县干部与积极分子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普遍开展了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的工作。
其次，必须发动群众性的检查。
检查爱国公约的作用之一，是要通过检查，对群众和干部进行教育，使其进一步认识爱国公约的政治意义，以推动爱国公约运动向前发展。
在此次检查中，大部分地区注意了发动群众，但有些地区却单纯地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检查方法，因而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内蒙兴安盟有的地方派检查员检查爱国公约推行情况，群众因未了解检查爱国公约的意义，慌忙找出爱国公约，贴在墙上，应付“差事”。
山东益都县最近在普遍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时，有七个区、十一个乡、三十个村、三十四个小组检查了爱国公约，并采取了发动群众评比检查的办法。
即先由村爱国公约检查委员会把着重检查的项目在村民大会上公布，说明检查的意义，然后发动群众以生产小组或以闾为单位，用自报公议的方式进行评比检查。
在检查中，群众非常认真，逐条逐人地进行了评议与对比，表扬了好的，批评了坏的，进而推动了爱国公约的执行。
例如蒋家桥村的检查项目中有一条是“谷子锄完五遍”。
检查以前，许多户还未做到。
但检查项目公布后，群众在两天内便将谷地全部锄完五遍。
第3，检查中应注意发现执行爱国公约的好坏典型，予以适当的表扬和批评，以鼓励群众前进。
山西省沁县工商联合会在普遍检查了城关工商界执行爱国公约情况后，即召开了全城关二百余工商业者参加的大会，会上表扬了积极执行爱国公约的十二人，并给予“执行公约模范”的光荣称号；
同时也批评了四户违犯爱国公约的工商业者。
这样，大大地启发了大家实现爱国公约的积极性。
有的人在检查后向其他工商业者提出具体条件发起竞赛，保证坚决执行爱国公约。
但也有某些单位在检查中只发现了一大堆缺点和问题，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肯定成绩，并找出订立、执行爱国公约较好的典型，作为引导大家前进的方向。
另外，也有的地方发现了缺点而不加以批评、纠正，这些都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因而失去检查工作的作用。
第4，根据不同情况，补充修正爱国公约，使爱国公约经常保持充实的内容，经常起着推动工作的动力作用。
有些单位已经完成某些规定，在修订公约时，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些单位，特别是在农村，季节性的工作完成后，便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了修订；
某些单位的爱国公约原来内容繁琐，修订得简明扼要了，空洞的修订得具体了，条件过高或过低的，修订得切合实际了。
许多单位在修订爱国公约时，均采取了运用典型推动一般的方法。
如天津铁路局天津车辆厂工会主席亲自帮助王德才小组，研究了该组情况，补订出改进技术、建立学习制度的条文，对全厂修订爱国公约起了示范作用。
各地在检查爱国公约之后，一般都订出了经常的检查制度或建立了固定的检查组织，保证不断推动爱国公约运动。
截至目前为止，仍有部分地区尚未着手检查爱国公约的推行情况；
有的地区虽已作了检查，但非常不深入。
如开封市工商界只是由工商联印发了检查表格，许多行业的公会主任或书记按表随便填写一下，应付了事，根本没起作用。
这值得引起各地注意。

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衡阳铁路管理局株州铁路工厂
对工人中毒事件已作处理编辑同志：
0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对衡阳铁路管理局株州铁路工厂因忽视劳动保护，在化铜时造成工人中毒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今年04月间我厂铸工场为了赶制机车铜瓦和铜衬，由该场代理副主任诸琴生允许，在屋内用三节炉化铜，从炉中喷出来的毒气和烟雾弥漫全场，使工友十三人中毒（原批评说六十二人全部中毒，不确。）
其中以孙玉国、王礼林、赵金山三人中毒较重。
王礼林经衡阳铁路医院透视，发现胃和气管均已出血。
孙玉国因中毒吐血，至今未愈。
铸工场增用三节炉化铜，原来是在露天。
但因温度不高，质量不好，工友们要求搭盖雨棚，并经厂长同意批交工作科办理（工作科没有即时办好，后来厂长到北京开会，也就没有检查）。
这次铸工场在室内化铜，当时虽然烟雾很浓，电灯光也变成了红色，而该场主任高廷萱、车间工会主席熊季荪、工作科科长覃修谟均在现场目睹，他们都晓得“在屋内化铜不好”，但是均没有加以制止。
事故发生后本厂开过两次检讨会，但不彻底。
很多人认为没有死人，关系不大，因此对安全工作仍不重视。
06月间中国铁路工会衡阳区委员会发出通报，本厂又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副厂长（厂长外出）、铸工场主任、副主任、该场工会主席、工作科长等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大家都认识到，这件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行政领导上思想麻痹，平日对安全工作不够重视。
铸工场搭盖棚子问题，早在03月间已由厂长批准建造，但是负责部门却未能执行。
该场领导也没有及时解决自己内部能解决的问题，表现了对工友安全漠不关心。
经过这三次的检讨，大家对事故责任有了相当认识以后，我们就对事故责任有关的人员，提出了以下的处理意见：
（1）铸工场代理副主任诸琴生思想麻痹，盲目同意在屋内化铜，工友提出反对意见，也不考虑采纳，应负工人中毒的主要责任，给予记小过一次，并撤销他的代理职务。
（2）铸工场主任高廷萱，虽然当时决定在屋内化铜时他没有在场，但是他回来后屋内已被铜烟弥漫，同时他也知道在室内化铜不好，却没有立即制止，应给予警告处分。
（3）生产计划科（原工作科）科长覃修谟，一贯轻视安全工作，没有及时完成搭棚任务；
而且当时去过铸工场知道铜烟有毒但没有严格制止。
应予以警告处分。
（4）铸工场基层管委会委员王学富，不但没有站在管委会委员的立场，多吸收群众意见向上级反应，反而主动地带头向行政要求在屋内化铜，只凭他的个人经验办事，对工友安全漠不关心，群众一致通过撤销他所担任的管委会委员职务。
（5）李泮溪厂长对铸工场搭棚事虽然在03月初旬作出决定交生产计划科负责，同时因去北京开会，没有能督促检查。
但是，这次事故的发生，也是他平日对劳动保护工作重视不够，缺乏思想教育的结果。
除了接受群众及上级的意见，进行检讨外，仍请上级予应得的处分。
衡阳铁路管理局株州铁路工厂
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京津办事处
对张家口工人搬运沥青中毒的检讨编辑同志：
07月1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张家口市总工会劳保部夏君杰同志对张家口搬运公司工人搬运沥青块多人中毒一事的批评，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现作如下的检讨和说明：
沥青这种产品是东北工业部属矿生产的，在规格表上，未注明内含毒素，又兼在东北也很少发现过沥青烧人的事件，因此我处对沥青的毒害性，就没有加以研究与注意。
这就表明我处对业务钻研太差，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粗枝大叶作风。
我处除负担中毒工人的治疗医药费和休养费（已由我处转去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外，并向中毒的工人同志致歉和慰问，同时着有关主管同志进行检讨，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并将中毒情况报告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设法改进沥青生产，改进包装。
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京津办事处

山西省许多厂矿
仍未重视基本建设检查工作
该省工业厅组织检查组到晋南各厂及富家滩煤矿检查
崔景华
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检查基本建设工作的通知发出后，就根据所属各厂矿的情况，先后两次指示各单位深入进行检查；
并且组织了两个基本建设检查组，分赴富家滩煤矿和晋南各厂协助进行检查。
工业厅指示进行检查并须写报告给工业厅的有四十二个单位。
但是，到07月底为止，仅有八个单位向工业厅作了报告。
有的单位是重视这次检查的。
比如面粉公司，除组织公司干部对人民日报关于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社论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通知进行学习外，并指示所属各厂进行学习和检查；
烟草公司已经向工业厅作了较好的检查报告。
不少单位却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次检查。
有些人怕暴露错误，有些人强调客观困难。
认为领导机关应该多负责任。
这些单位有的虽然也进行了初步检查，但是中心的问题并未提出。
比如富家滩煤矿，在1951年有二十九件基本建设工程，按计划前半年应完成十九件，但是实际上只完成了六件。
结果，生产不能按计划扩大，成本也不能按计划降低；
并且积压了基本建设投资数百万斤小米。
而富家滩煤矿却没有从这些方面深入进行检查，只是强调客观困难，把责任推给煤矿公司（自然公司也有责任），说：
“我们检查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工业厅派人来检查，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
结果只是简单浮浅地进行了一次检查，写了一个不关痛痒的检查报告。
自然，这种检查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又如晋南纺织厂，在建厂工作中曾发生了严重的返工浪费现象，对此，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都曾予以批评，上级领导机关曾多次指示进行检查，但是该厂却一直没有进行严格的检查。
最近工业厅已决定由山西纺织公司经理等组织检查组，彻底检查该厂建厂工作。
也还有些单位根本不重视基本建设检查工作。
这些单位中大多数是认为：
“我们这里基本建设投资不多，三二十万斤小米的建筑，没有什么检查的必要；
就是检查，也检查不出个什么问题来。”
在工业厅的指示发下半月以后，有的单位的负责干部甚至说还没有看到上级的指示。
因之，有不少单位根本没有做检查。
（山西省工业厅基本建设处崔景华）

应当重视对基本建设的检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06月19日发出关于严格检查基本建设工程设计的通知后，许多工矿企业和市政建设管理部门已经开始认真地进行检查。
但是，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对于这次检查工作的意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今天本报发表的消息中所指出的山西省的某些企业，就是这样的几个例子。
他们把这次检查当做单纯地追究责任、暴露错误、挨批评、丢面子的事情。
因之，他们就强调客观困难，对检查采取消极的甚至对抗的态度。
很显然，他们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
在这个时候着重地提出要检查基本建设，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告诉我们：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基本建设工程。
在这些工程中，我们许多工作人员还没有摸到这个工作的规律性，遭遇了不少的失败。
如果好好从失败中取得教训，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在现在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是十分必要并且切合时宜的；
这正是为我们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思想上的准备。
有人片面地强调客观困难多、工作经验少，以这些做为不进行检查的借口。
其实，正是因为这样，才更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查，找出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
这是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积累经验的最好的办法。
有人以本单位建筑工程的大小做为是否应该进行检查的标准。
这也是把检查当做追究责任过失的错误思想的一种表现。
思想作风上的问题的大小，并不是随着工程的大小而不同的。
我们的经济建设正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着。
现在负责较小规模的建设工作的人员，要不了多久就会担负起更大的任务。
从小规模的工程建设中取得经验教训，将来在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中就能避免巨大的损失。
如果现在不认真地接受经验教训，将来把更大的工程办坏了，再来检讨，那就晚了。
从积极的意义出发来检查基本建设工作，一切怕担负责任、怕暴露错误的个人得失的顾虑就会打消；
负责和从事基本建设的工作人员就会逐渐在这次检查中获得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办法。
这样的检查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相反的，那些看不见这次检查的积极意义，以这种那种借口对检查采取消极敷衍态度的工作人员，就要失掉这次自我教育的机会，也是国家所不能允许的。

经济生活动态
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察哈尔宣化龙烟铁矿汽车组工友，利用旧零件，修复了一辆因引擎损坏的大卡车，给国家节省了一千五百五十七万元。
这是他们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他们说：
“我们多给国家省一文钱，就多增强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力量！”
当他们在06月底修复这辆卡车时，上级曾奖给他们五百二十斤小米；
他们拿出其中的一半捐献飞机；
另一半做了新的工作服。
中国人民银行开放关内外押汇
中国人民银行已自07月15日起办理关内外押汇业务，关外押汇地点有：
沈阳、大连、哈尔滨、牡丹江、吉林、长春、安东、通化、熊岳城、瓦房店、普兰店、营口、锦州、四平、齐齐哈尔、鞍山、抚顺、本溪、承德等地；
关内押汇地点有：
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兴济、安国、高阳、石家庄、上海、太原、长治、榆次、运城、临汾、新乡、安阳、聊城、长沙、湘潭、衡阳、常德、南京、汉口、银川、西宁、迪化、兰州等地。
这是便利关内外物资交流的一项措施。

读者来信
不应以残废为理由剥夺荣誉军人的学习权利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在战争中丢掉一条腿的革命残废军人，现在在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森林工业总局工作。
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能帮助解决。
这次各学校招生时，都对革命干部及产业工人加以照顾。
很多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同志都很兴奋，决心要争取在党的培育下做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以便更好为人民服务。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要各机关保送干部入学，对学生文化程度只要求有相当于初中程度。
我就兴奋地向我们机关的人事处报了名。
当人民大学派来东北招生的刘振英同志到我局后，我局人事处长便将我恳切要求学习的情形告诉了刘振英同志。
刘振英同志把我的全部情形了解后，说：
“什么条件都够；
但一条腿是假腿，不行！”
我听到这个消息，像被冷水浇头一样，满腔热情顿时化为乌有，心里十分难受。
编辑同志：
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为保卫国家而换来一条假腿的革命残废军人，为什么连到学校学习的权利也被取消了呢？
东北农林部森林工业总局劳动工薪处吴毅
编者按：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派往东北招生的刘振英同志以“一条腿是假腿”为理由而拒绝吴毅同志入学，这是不合理的。
很明显，吴毅同志有一条腿是假腿，并不会影响在人民大学学习。
何况吴毅同志是个革命残废军人，他的一条腿是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残废的，希望中国人民大学检查处理这件事情，重新审核吴毅同志的入学条件。
北京劳动书店不应擅行翻印重要文件编辑同志：
本月上旬，我在西单商场看到一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翻印本，版权页上没有注明出版书店，上面只是写着：
“依据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08月再版本西琉璃厂西南园十四号”。
我买了一本回来，发现其中有十几处校勘上的错误，甚至有的文句因为漏字或错字，而把原来的内容文义改变了。
我以为对这种重要的文件性著作，应该严格禁止翻印，以免发生错误。
我建议北京市的出版管理机关应该切实查明此书的翻印者，并将处理经过在报上公布。
于文
编者按：
此事已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在06月下旬发觉；
07月初新华书店总店也曾去信该处检举并要求处理。
经该处调查清楚：
此书的翻印者是北京“劳动书店”，翻印时间是在本年04月至06月间。
“劳动书店”的前身是“光华出版部”，在北京解放后曾翻印解放社出版的多种书籍，经劝告后，曾在1949年09月登报声明保证不再犯同类错误。
因此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已令该店切实检查处理。
翻印文件性著作要认真校勘
（一）编辑同志：
我们最近为了学习毛主席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找到新华书店苏南分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文集，1949年07月初版）一书。
我们发觉里面收集的这一篇文章有错漏，便另去找一本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948年05月哈尔滨版）对照一下，发觉前者除了脱漏一般的字如“彻底”、“与”、“的”等以外，并且有重要文句的遗漏，如“它的发展与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与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一句中的第2个“不”字也漏了。
至于标点的错漏，几乎每段都有。
我建议各地人民出版社对出版物作一次全面的检查。
吴耿烈
（二）编辑同志：
四川省剑门报社所翻印的胡乔木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里面有不少校勘错误和重要脱漏。
如“左”倾机会主义的左字遗漏了引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句遗漏了引号，《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一书书名漏了一个“区”字。
胡书在指出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之一”后，接着说明“而且这部书的意义远超于单纯的军事问题以外。”，
而翻印本却把“而且”错成“但是”。
其他如把“切合时宜”错成“切合实宜”，把“精兵简政”错成“精兵减政”：
这些都是较重要的错误。
我希望你们把我这封信发表，以引起各地出版机关的注意。
刘腾蛟
编者按：
吴耿烈、刘腾蛟两同志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值得各地国营和私营书刊出版机关严正注意。
在文件性著作中，不能容许有一个字、甚至一个符号和一个标点的错误和脱漏。

购棉储棉中要注意发动妇女
蓝村
产棉区的农村妇女和棉花的关系非常密切。
每个棉农家庭在每年收花之后，都要分出一份（籽棉五斤到二十斤左右）给主妇或媳妇，作为“私房花”、“小份花”或“体己花”，完全由妇女自己支配。
这一部分棉花大部是用来纺织，供给自己和丈夫、孩子穿衣和自己卖了作零用钱。
这些小份花分散着看起来数量很小，但因为每个棉农妇女都有，总的数量不可忽视。
据估计全国棉农人口约四、五千万，约组成一千万个家庭。
一个家庭以一个主妇计算，则约有一千万个。
如以每个主妇平均存二斤皮棉计算，总起来就是二千万斤皮棉。
一般较富裕的农家，妇女小份花一年用不完。
年年积蓄，常有一人积到数十斤籽棉的。
其数量更不可忽视。
其次，因为种植棉花中的选籽、间苗、整枝打？
、收花等劳动大部都由妇女担任，所以妇女除本身的“小份花”之外，对家庭的“大份花”大都也有一定程度的支配权。
河北许多农村中是“男管吃，女管穿”。
平原省产棉区也流行着“骡马是男人的，棉花是妇女的”的说法。
据河北邢台专区几个典型村的调查，群众目前存棉量占去年收棉量的百分之十。
这些棉花大部掌握在妇女手里。
根据这些情况，如果把妇女动员起来，对购棉储棉工作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根据各地六、07月份的经验，凡是注意了发动妇女的村庄，购棉储棉工作一般开展得比较顺利、深入。
如河北成安河町村中农王天恩、王天太在售棉储棉运动中各报存棉一千多斤，但都因为老婆不愿意，拿不出来。
后来经过动员妇女，即全部拿了出来。
南宫县王道寨村通过妇联会向妇女进行广泛动员，五天购储棉花一万五千多斤。
平原新乡县七里营村购棉工作中，由于注意发动妇女，曾有三百多名妇女热烈地集体售棉。
她们敲锣打鼓，高呼“爱国家，卖棉花，家中不留一点花！”
“停纺织，治油旱（蚜虫），妇女卖花是模范！”
等口号，把自己的“私房花”卖给合作社。
该县孟家营村妇女不但售出了自己的存棉，还组织了六十多人的运输队，和男人们并肩往市内花纱布公司送花。
该两村妇女的积极行动，推动了本村及附近村庄的售、储棉运动。
新乡六个售储棉重点村每天到棉站售棉储棉的人，半数以上是妇女。
山东吴桥县丁庄妇女们在动员售棉的大会上互相挑战，会后分头到各家动员，把“私房花”都动员出来了。
结果，该村一天售花一万多斤。
从以上情况看来，发动妇女是购棉储棉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之一。
怎样发动呢？
综合各地经验，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纠正某些干部不愿意做妇女工作的思想。
一般农村妇女因为受家庭琐事和孩子的牵累，过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比男人为少，对售棉储棉的顾虑也更多。
这就使一些区村干部感到发动妇女是件难事，不肯多用力气去做。
辽东省不少区干部说：
“下乡的时候，给我什么任务都能完成，就是发动妇女的任务我完成不了。”
有些村干部在召集群众会议动员售棉的时候，不注意找妇女参加，还说：
“她们来不来都行。”
还有许多干部“看大不看小”，瞧不起小份花，也是他们忽视发动妇女的原因。
对于这些同志，应该拿已有的实例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不发动妇女，就不可能把农村中的存棉全部动员出来，整个购棉任务的完成就会遭遇很大障碍。
（二）在发动妇女售棉储棉中，要号召农村中民主妇联的积极分子，女青年团员，女劳动模范等深入到各个家庭中进行十分耐心的动员，不能满足于一般会议上的号召。
山东东光县大屯村石大娘深入各农户，用自己因政府贷给豆饼上追肥才多收了棉花的例子，去动员别的妇女售棉储棉，引导大家回想人民政府对各人的好处。
妇女们想通了以后，三天内有十四户售棉五百八十斤。
河南陈留五区曲兴镇女青年团员王凤英认识了售棉储棉的重要意义以后，天不明就冒着雨到各家去动员妇女售棉，把“小份花”都动员了出来。
许多农民为她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把大份花也自动卖出。
结果，她两天中在一道街上动员出来的棉花，比镇政府干部所估计的全镇四道街所能卖出的数目还大。
该镇妇女在她的影响下，纷纷出村，到亲戚家去动员，收到很大效果。
这些例子，都说明发动妇女积极分子深入农户去动员，是做好发动一般妇女工作和完成购棉储棉任务的重要方法。
（三）要注意满足妇女本身的要求。
有许多妇女舍不得卖出自己的“小份花”，主要原因是想留着自己纺织，怕卖了花买不回布，或怕卖了花钱归了家庭，自己的穿衣和日用品成了问题。
因此，除对妇女进行思想动员而外，各经济部门应做好妇女所需要的布匹和日用百货、尤其是妇女们心爱的花布、毛巾、袜子等物资的供应工作，应尽可能调运这些物资下乡，直接供应，做到使妇女不出村就能卖棉买物。
同时，应保证卖了“小份花”的钱归妇女所有，消除妇女卖花的顾虑。
（四）动员妇女售棉储棉，要和发动她们参加农业生产联系起来。
根据河北武安等地经验，发动妇女以花换布，省下纺织所用的时间来下地生产，一般农民颇为欢迎。
因为农事太忙，人手不足是目前棉农一般的困难。
治蚜工作更需要许多妇女参加。
如果发动妇女下地的工作做得好，许多农民都会鼓励妇女售棉的。

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
周扬
0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发表，引起了全国文艺界、教育界、社会科学界和一般知识界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广泛的热烈的讨论。
这是一场十分严重的思想论争。
因为论争的中心问题关涉到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道路：
中国人民所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呢，还是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道路？
这是一个带有重大原则性质，必须正确地加以解答的问题。
两个月来，许多同志对电影《武训传》、《武训画传》及其它一切关于武训的反动宣传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最近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以无可辩驳的逻辑的力量作出了关于武训问题的科学结论，并且在历史研究工作、社会调查工作和文艺批评工作的方法上做了很好的示范。
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
虽然我在03月间举行的第1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对这电影作了批评，但现在看了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材料之后，感觉着我当时的批评是极其不够的。
现在，武训的历史已经完全清楚了；
但对于引起这次论争的电影《武训传》本身，却还需要就它的思想和艺术作系统的批判。
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写的。
两种历史观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关涉中国近代历史的传记影片。
对待历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历史不是由阶级和阶级斗争造成的，而是由少数所谓先知先觉者造成的；
社会的黑暗不是由于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而是由于人民自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因此要改造社会，可以无需经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只需给人民以教育和文化，就可以达到新的光明的世界。
因此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主要地不是劳动人民，而是有文化教养的人们以及热心于在人民中传播“教育”“文化”的人们。
这是一种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
宣传这种观点就是在思想上解除群众的武装，散布幻想，叫群众发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旧社会的制度下不经过群众的革命的方法而经过某些改良的方法就可以使他们的生活状况获得根本的改善。
孙瑜在电影《武训传》中就是用艺术的手段巧妙地宣传了这种思想。
他把武训的“兴学”描写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最可靠的道路。
于是他就把武训——这个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这个腐烂的封建文化的狂热宣传者——描写为“向封建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的坚韧的革命战士，不，简直描写为一个神圣化了的人物：
他“在云端向下界微笑，给正得着解放的本阶级劳动同伴们祝福”呢。
就这样，这个历史上的反动派就成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祖先，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成了武训事业的继承者。
这对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今天正站在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英勇地、坚决地战斗着的中国人民，难道不是绝大的污蔑吗？
这种污蔑难道是难够容忍的吗？
另一种与上述观点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
人类社会的基础既然是由生产组成的，那末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首先就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在他们每天创造物质财富的当年，不断地创造历史。
特别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当新的社会力量起来和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时候，决定斗争的结局的总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
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或变革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严重斗争，而不是单靠少数所谓先知先觉者所能完成的。
任何英雄好汉，只有当他正确地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或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好汉。
如果违背了历史的前进方向，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管他具有怎样的个人品质，怎样的才能、毅力，甚至有怎样的“奇行特操”，都只能成为可怜可笑的人物，最后终将被抛入历史的垃圾箱中去。
只有根据这种观点来衡量和估价历史人物，这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的文学艺术，只能歌颂那些推动历史前进，对人民有贡献的人物，而决不应歌颂历史上的反动派，或对人民毫无贡献的人物。
我们特别尊重自己民族的革命传统，我们要把人民今天的斗争和过去的革命传统正确地连结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容忍对人民革命传统的任何歪曲或侮蔑。
许多同志批评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错误文章，主要地就都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的。
这是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
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区别。
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在两者之间，他们虽承认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对这种作用的认识往往是抽象的，估计往往是不足的。
又由于他们个人的出身和教养，他们在解释具体历史现象或社会现象的时候，往往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化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力量看得高于群众的力量，而特别有兴趣于个人的奋斗和成就，甚至个别的所谓“奇人奇事”。
这和中国工业不发达，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小资产阶级众多，文化落后的状况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形成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盲目赞扬者的社会基础。
他们的盲目赞扬武训和《武训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受了关于武训的反动宣传的欺骗，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动宣传恰好乘了他们缺乏历史观点和缺乏群众观点的弱点，投合了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心理。
这就是为什么在武训的真面目已经被揭露之后，还有一些人要找各种理由为武训辩护，有些人甚至在理性上否定了武训，在感情上还是同情他。
那末，究竟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有些什么地方那么迷惑人呢？
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迷惑人的地方在哪里？
武训并不是历史上的什么重要人物，他不过是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的各色各样的奴才之一，但他却是其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带有特别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奴才。
电影《武训传》就以历史的伪造和艺术的渲染把他描画成一个革命人物和民族英雄。
于是一具封建僵尸穿上了革命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进人民的行列，在人民当中散布毒素。
因此我们要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就必须揭露武训的真实面目。
许多批评者从各方面进行了这个揭露的工作，而武训历史调查团则更作了一个关于武训的全面的、彻底的揭露。
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有它迷惑人的地方。
自然，许多人被迷惑，还不只是因为对武训历史真相不明了的原故，而主要的，是由于缺乏以马列主义观点辨别事物的能力。
武训出身贫农，从乞丐变为高利贷者兼地主，他一生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寄生者、剥削者的历史。
根据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在武训的整个一生中，他只有过一年多时间的劳动，而且他所从事的又只是一些铡草、推磨之类的比较轻微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中的主要劳动。
在他的行乞生活中虽然有时也仍做些铡草、推磨的工作，但那已不过是他行乞生活中的一种点缀，或者如同他的变戏法一样，是行乞的一种节目而已。
他事实上已经完全脱出了农民阶级的轨道，而成为了一个职业的乞丐，并且是一个耍着各种无赖手段的恶丐。
电影《武训传》却把他描写为劳动人民的忠实的儿子，特别强调他的终生劳动，说他“除去在破庙里睡着了的时间以外，他的两手从不休息”，这样就把他的生活的堕落的寄生的性质掩盖起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科学的、阶级的观点观察问题的话，那末，乞丐所属的游民阶层是和工人农民真正劳动阶级不相干的。
游民是寄生者，又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他们很容易变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讲了的。
事实上历来反动统治者也总是从游民阶层中去物色、培养和提拔他的走狗的。
武训的历史道路，也恰巧证明了这条真理。
武训不是一个普通乞丐，而是一个打着“兴学”旗帜的政治乞丐。
他有了这个旗帜，不但行乞方便得多，而更重要的是找着了和封建统治阶级通气的门路。
他果然得到了豪绅地主官吏的赞助和支持，使他办起了所谓“义学”，他自己也成为了地主兼高利贷者。
但他和普通地主是不一样的。
他虽然已经是一个三百多亩土地的所有者，而且以超过当时最高标准的利率放债，但是他的土地名义上是学田，而他的收租放债又都假“兴学”之名以行，因而就在世人眼中掩盖了他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剥削者的身份。
封建地主原是各式各样的：
有庙田所有者的宗教地主，与武训合作办第2所“义学”的了证和尚就属于这一类地主；
也有学田及其它公田所有者的政治地主，武训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地主。
武训打着“兴学”旗帜，凭仗着地主豪绅官僚的势力，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高利贷资本，放肆地对农民进行无情的残酷的剥削。
当地的贫苦农民叫武训为“财迷”。
武训的剥削行为，就在赞扬他的许多传记里，也不能不透露一些出来，但在电影里却完全被掩盖了。
武训对家庭所表示的态度：
“我的事，你别管，兄弟分家不相干”，“不顾亲，不顾故”，“亲戚朋友断个净”，并不是如一些武训赞扬者所说的那样，表现了武训在亲属关系上的大公无私，而恰是表现了作为地主兼高利贷者的武训在对农民（包括他自己的亲兄弟在内）的剥削关系上的冷酷和坚决。
这可以看做是武训背叛他所出身的农民阶级而投降地主阶级的决心书。
从此，武训交上了娄峻岭、杨树坊、施善政之流的大豪绅地主恶霸，而成为了他们的座上宾。
武训的利害还在于他虽然成了地主兼高利贷者，却始终穿着乞丐的衣服，并在行乞与强化布施中继续使用各种无赖的手段，他成为一个穿着乞丐衣服的流氓政治地主。
因为如果脱下这衣服，他的欺骗作用就要失去，至少要大大地减少了。
但是如果我们在确定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时候，不根据一个人表面的生活形态，而只根据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话，那末，对于武训的鉴定除了他是地主兼高利贷者这个结论之外，就不能再有任何其它的结论了。
武训的更迷惑人的地方，是他的“兴学”的事迹。
武训的“兴学”，加上他的印发善书，奖励节孝等等，本来完全是宣传最反动的腐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死心塌地地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
但是电影《武训传》却把他的“兴学”描写成反对封建地主统治，为农民求解放的义举。
武训被描写成了“脑筋一点也不封建”，而且“坚韧地、百折不挠地和封建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的革命英雄。
这是一个绝大的诳骗。
“兴学”的口号是能够骗人的，不但在武训生前，而且就在他死后的今天，这个口号还有迷惑人的力量。
“办教育总是好事”，许多武训的拥护者和同情者这样说，好像否定武训就是轻视教育似的。
我们应当重视教育，但不应当把教育看成超阶级、超政治的。
斯大林同志在《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
“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能是依谁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为转移的。
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
很明显的，只要不是最愚蠢的人，都可以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
我并不轻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的，我更侧重他们的作用。
问题只在于说的是那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各色各样的。”
事实很清楚，武训所办的“义学”是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的。
兴办“义学”，并不是武训的什么创举。
早在清初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就在各地办了许多“义学”。
那位一只手血淋淋地镇压农民革命，另一只手提拔武训的山东巡抚张曜就是“义学”的积极提倡者。
那末这种所谓“义学”，究竟是“打击谁”，是打击地主，还是打击农民的呢，由这种“义学”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究竟是拥护农民利益的，还是拥护地主利益的呢，难道不是一眼可以判断出来的吗？
武训自己也唱了：
“坏人多，好人少，办个义学错不了。”
武训的“兴学”就正是迎合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笼络人心的反动政策，因而“义学”就成了他投降封建统治阶级并使自己也爬上地主阶级行列中去的政治资本。
“在封建社会里，只能办封建教育，不能苛责武训。”
武训的拥护者和同情者又这样拥护着说，好像否定武训就是否定一切过去时代的教育似的。
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并且承认教育在各个历史时代中的一定作用，而新教育又正是从旧教育发展来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但要将武训和陶行知相区别，而且也要将武训和孔子相区别。
陶行知的道路是从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发展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他的教育学说中有不少观念论的因素，这是他的思想上的弱点。
他错误地赞扬武训就正是他的这种思想上的弱点的表现之一。
但就他整个的政治倾向和他在晚年努力使他的教育活动的内容革命化的事实来说，他无疑地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武训是不能和他相提并论的。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伟大的教育家；
他与武训不同，不只因为他生在二千多年前正当封建制度兴盛，封建文化放出灿烂异彩的时代，而武训所处的时代，则是封建统治基础已面临最后崩溃，而作为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的封建文化已腐烂到丧失任何生命力的时代；
而且也因为孔子在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上有卓越的贡献，而武训则不过是以“兴学”做幌子，对教育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一个骗子而已。
有些教育工作者把武训这样一个人物放在教育史上和陶行知、孔子并列，甚至高过陶行知、孔子的地位，这实在是教育界的一件耻辱的事情。
“武训为穷孩子‘兴学’，他的动机总是好的。”
这是为武训辩护的一个最普遍、最动听的理由了。
电影《武训传》就肆意渲染了武训为着穷孩子的一片苦心。
武训的动机是否真是为穷孩子“兴学”，这就不能单单根据武训所打出的“兴个义学为贫寒”的招牌，而要具体考察武训所办的“义学”的实际内容和效果。
本来，武训的“义学”，不论是从经费来源、教学内容，学生成份来说，都是一开始就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的。
电影《武训传》却偏偏要说成是在武训死后才被地主们抢过去的。
武训的兴学本来是以“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教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
为号召的，电影却捏造一些这样相反的场面：
武训听到学生读“学而优则仕”，他的内心那样地感到彷徨和痛苦；
他流着泪再三叮咛他的学生：
“你们念好了书，千万不能忘记咱们穷人！”
最后他又那样充满信心地说：
“我不能休息！
不等到每一个穷孩子都有书念，都有饭吃的时候……我是不会休息的。”
这一切描写无非是要叫观众相信，不管“义学”的客观效果如何，武训的一颗赤热的心始终是为穷孩子的，为着农民的。
事实真是这样吗？
只消举出一个材料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了。
据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武训所办的第1所学校“崇贤义塾”，头七年，根本没有蒙学，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全都是地主富农商人子弟，贫苦农民子弟是入不了经班的。
武训的心如果真是为穷孩子，那末，七年之久，他的学校中没有穷孩子，他难道看不见吗？
很显然，他的心中是根本没有什么穷孩子的地位的。
动机本来是主观存在的东西，只有当一个人的主观动机变为行动而发生客观效果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根据和可能检验他的动机。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
而效果的好坏则是以对人民有利或有害为标准的。
为人民的动机与有利于人民的效果，必须统一起来。
一个人的动机如果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末，他就必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采取对人民十分负责的态度，而一当他发现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于人民不利的时候，他就立刻加以改正。
一个人能否揭露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这是检验他的动机是否真好的最重要的标准。
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使为人民的动机与有利于人民的效果统一起来的最可靠的良好的方法。
凡是观察事情不从唯物的、群众的观点出发而从唯心的、个人的观点出发的人，总是喜欢片面地强调动机，而忽视效果。
凡是不愿或不肯认真地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又总是喜欢拿“动机”来做挡箭牌。
电影《武训传》及一切武训宣传者都特别歌颂了武训的精神，什么“三十年如01日”啦，“忘我精神”啦，“毅力”啦，“苦行”啦，在电影《武训传》中，更把武训的精神和马列主义者所主张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思想混同起来。
从这里，就产生了电影《武训传》的最迷惑人的效果。
人们同情着和赞叹着武训的苦行。
但是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就可看出他的苦行只不过是变戏法的讹诈手段（如吃五毒、吃瓦片、喝脏水等）和磕头下跪的奴隶行为的混合罢了，至于吃粗粮、宿破庙、不娶妻等等，姑无论武训的实际行为是否如此，这些事实本身又算得了什么苦行呢？
如果这些都叫苦行，那么全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不是更大的苦行者吗？
马列主义者是反对个人苦行的，这不只是因为苦行违反人的生活的自然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人苦行不但不能解除或减轻群众的苦难，反而加深群众的苦难。
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每天过着痛苦的生活，他们苦得够了，不再需要什么苦行，他们所渴望的是及早地尽可能地解除或减轻自己的痛苦。
只有少数吃饱了饭，活得无聊的人才提倡苦行，从别人受苦中寻找自己的快乐。
只有反动的艺术家，才把被压迫人类的痛苦加以美化。
不错，我们从来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
但我们决不是为吃苦而吃苦，更不是以自苦为乐，而是为了要把全世界受苦的人们解放出来，引导他们到幸福的生活去，这样一个伟大的崇高的目的；
正是被这个目的所鼓舞，我们才能够经受得起一切痛苦和磨难的考验，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种艰苦奋斗是跟任何不敢反抗不敢革命不敢牺牲生命的所谓“苦行”完全不同或完全相反的。
正是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反动统治者既不宣传整个劳动人民的痛苦，更不宣传革命家的牺牲，却愿意宣传那种对统治者无害因而统治者也无须去加害的以“苦行”招摇的个人。
不少知识分子由于没有经历过群众斗争的大世面，群众斗争的大风雨，总是不能完全体味群众苦难的深沉和群众斗争的伟大，而只醉心于各式各样的个人的苦行及其成功，他们不知道任何个人脱离群众就要成为没有力量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成就。
电影《武训传》特别强调武训具有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孙瑜在《编导〈武训传〉前后》一文中说：
“鲁迅先生的这一名言自始至终地都写在我的剧本上。”
但是在事实上，武训并没有向劳动人民俯首，更没有成为劳动人民的“牛”，相反，他只是要求“孺子甘为俯首牛”，向地主阶级俯首，也向武训本人俯首。
而且，鲁迅的诗是两句，他的上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孙瑜却故意隐瞒了。
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对人民的敌人，即使是最凶恶的敌人，决不低头。
这就是鲁迅的这两句名诗的不可分的含义。
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对己要和，对敌要狠。”
只有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革命者，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完整的观念。
武训宣传者，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庸俗化了，割掉了它的阶级的革命的内容。
“为人民服务”，第1，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阶级内容的，充满战斗性的口号。
不能笼统地来看人民，而必须分析人民这一概念中是包含了几个阶级的；
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为工农群众服务，因为他们构成人民中的最大多数；
他们是生产者，而工人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
第2，为人民服务，必须对人民的各种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帮助人民打倒压在他们头上的反动派，清除反动派在人民中间所散布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描写着鲁迅的性格：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又这样描写了一个真正革命者所应当具备的气概：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鲁迅式的顽强性格，武松景阳冈打虎的勇敢精神。
任何场合，我们都是反对对敌人磕头的；
那是一种下贱的、奴隶式的叛徒的行为。
“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的口号必须和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服务精神区别开来。
为历来武训宣传者们所颂扬的武训一生的主要事迹，就是“行乞”“兴学”和“苦行”，电影《武训传》就把这些本来是落后的，反动的，但尚能迷惑的人事迹再加上一层更迷惑人的、前进的革命的外衣，于是“行乞”变成劳动，“兴学”变成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斗争，“苦行”变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把武训这样地理想化了之后，孙瑜先生还说他对武训是用“批判的眼光”来描写的，他把历史的修改说成历史的批判；
把对武训的巧妙的歌颂说成批评。
他在《编导〈武训传〉前后》一文中说：
“除了歌颂武训的忘我精神以作服务人民的榜样之外，影片里批评了他的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
既然是“个人英雄主义”，为什么又有可以作服务人民的榜样的“忘我精神”呢？
这两者难道可以并存，可以相通吗？
作者在这段话里如果不是说了双层的假话就是陷进了双重的错误：
第1，武训所走的并不是什么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而是十足的投降主义和奴才主义的道路；
第2，作者在影片中并没有批评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借武训的所谓“行乞兴学”的事迹大大地鼓吹了落后的、反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
《武训传》电影主题的反动性主要也就在这里。
电影《武训传》主题的反动性
关于武训的反动宣传都是有它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
反动统治者，从满清王朝到蒋介石，他们如出一辙地先后表扬武训，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武训正是适合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褒扬武训，都是在他们感到自己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
满清朝廷准给武训“乐善好施”字样，作为旌奖，是在1888年，正当太平天国之后二十四年，辛亥革命之前二十三年，那时封建秩序遭受了农民大革命浪潮的冲击，正迅速地开始瓦解，而农民大革命正成了迎接历史新时代的先声。
国民党反动派在1934年发动武训九十七周诞辰纪念的运动，蒋介石特为从当时反革命军事中心地的南昌行营给武训纪念题字，以及1938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由林森、孔祥熙、何键、陈立夫会签正式颁布褒扬武训的命令，正是在全国人民走向抗日高潮，人民革命力量经过曲折向前发展的时候。
这说明了：
反动统治者到了自己快要灭亡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掉在水里一样，抓住一切浮在水上、能够抓到手的东西来挽救自己的覆没，武训就是在农民革命浪潮中卷起的渣滓而被反动统治者当作宝贝抓住的。
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自己英勇的、顽强的、坚决的斗争推翻了内外压迫者，为历来反动统治阶级所表扬的武训在新中国人民中应当再没有他的地位了。
为什么关于武训的宣传不但没有敛迹，反而盛行起来呢？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表现，这些思想在今天中国还有它的市场。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资产阶级一方面不满意这个统治的专横残暴，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并且害怕群众的力量，因此就不敢向反动统治阶级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时常企图寻找一个可以不经过斗争而得到改良的局面。
陶行知晚年成为了一个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训这件事情上面却表现了他早年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表现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脆弱的一面。
在中国人民取得了全国性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但他们中间却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已经或正在死亡的旧制度、旧事物时常感到惋惜和留恋，而对于新生的事物表示冷淡和怀疑，对于人民革命更深入的发展则流露出彷徨恐惧的情绪。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必须和资产阶级破坏或妨碍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坚决的斗争，肃清其在人民内部，特别是在人民的先进分子中，共产党员中的影响。
在每个比较严重的政治斗争中，必须反对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否则斗争就不能胜利前进。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首先反对了亲美、恐美、崇美的思想；
土地改革中首先反对了“和平分田”的思想；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首先反对了“宽大无边”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艺术上的表现之一。
电影借武训的所谓“行乞兴学”的事迹用艺术的力量宣传了这样的改良主义的思想：
不触动旧的社会经济基础，不破坏旧的政治制度，只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根本改变人民的被压迫的地位。
既然人民只要有了文化就能解放，那自然就用不着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了。
电影中花了一千尺以上胶片来表现的武训做梦的场面（孙瑜电影小说《武训传》中的所谓《狂想三部曲》）正是表现了作者的主题思想的。
作者在这幻梦和狂想中，描绘着人类社会的历史：
“呻吟辗转在脚底、在长鞭的尖端，流汗、流血的是万千的农民……像牛像马在染血的重枷铁链下沉重的拉着犁，推着磨……”
“巨磨张着大嘴吞噬着无数的生命……血流成了红河；
骨肉压榨成粘滞的酱……劳苦的人群世世代代地永远转不出那黑暗痛苦的轮回……张举人的狞笑，忽然间把巨磨变成大石砚，黑墨磨动时溅出毒汁，飞洒在大群‘文盲’的眼睛里……”
“男、女、老的、小的……伸着手，扶着杖，用力睁着他们的看不见事物的双眼，在人的‘奈何桥’上战战兢兢地摸索着走，左边是陡削的悬崖，右边是无底的深渊，后面有张举人拿着尖刀的笔；
赵熊、魏俊披头散发，举起大笔和巨墨在驱赶，前面的独木桥下刮起阵阵的阴风和凄厉的哀号……。”
“‘你们这些不识字的畜生，’举人魔鬼在笑喊，‘你们这些睁眼瞎子！
我把你们都打下苦海，叫你们永世不能翻身！
哈哈……’”（电影小说：
《武训传》一○一页）
原来，农民的痛苦生活并不是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而只是由于农民被地主阶级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农民自己没有文化，不识字，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事物”。
那末有什么办法“翻身”呢？
就只有“学文化”了。
当武训在梦中听到义学的时候，他狂喜得大叫起来：
“这不是从地底飞上了天吗？……”他举臂高呼：
“穷孩子们，快跟我念书去！”
武训从这个快乐的梦中惊醒，张目四望，就“好像来到了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
不识字的，活该入地狱，念了书可以上天堂。
这就是电影《武训传》的中心思想。
“念了书才可以多知道世上的事情；
才可以找着过好日子的道路。……”这一段被作者形容为“包含着渊博的智慧”的老师的言语，难道不正是作者自己心中的言语，作者自己的思想吗？
这种思想倒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
列宁早在1923年所写的《论我国革命》的一文中，就在关于文化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那些“怯懦畏缩的改良主义者”的老爷们，他们死咬着实行社会主义一定要先有相当文化水平，列宁尖锐地反驳说：
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造成这个相当文化水平的必要前提，即首先驱逐地主和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向社会主义前进呢？
他在同一年所写的有名的《论合作制》一文中，也说在革命以前，工作重心只能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和夺取政权上面，而只有在革命以后，工作重心才能移到和平的广泛的文化建设的事业上来。
当然列宁是正确的。
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所写的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说过：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当然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中国革命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首先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在广大农村中推翻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根据地；
然后在这个根据地上面逐步地发展人民的经济和文化。
现在，由于中国人民的全国性的胜利，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实行，农民的文化获得了历史上从来未有的迅速的广大的发展。
可以断定：
在不久的将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协第1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所预言的，“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在历史上曾经比欧洲其它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沙皇俄国和一个在古代有过灿烂的文化，但在近代落伍了，文化落后，文盲特别众多的中国，正是西方和东方的这两个国家，首先取得了革命的大胜利。
苏联现在不但成了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且正站在全人类文化的最高峰，指引世界人民前进的方向；
新中国的新的人民的文化正在突飞猛进之中。
道理是很简单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革命创造了人民文化无限发展的前提。
不错，孙瑜先生在《我怎样表现武训的〈梦〉》一文中说了：
“单凭念书而不革命，不夺取政权，穷人受压迫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第1，一个艺术家的口头上的表白，和他在艺术作品中所实际表现的有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作者的更真实的思想和情感，读者又是只能从作品出发来判断作者的；
第2，社会民主党也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也好，他们一般地在口头上都不否定革命，他们倒是装出十分爱护革命的样子，他们说群众要革命，先要有文化，这样从实际上来否定革命。
电影《武训传》，正是宣传了这种错误思想。
电影《武训传》写了以武训为代表的“义学”运动，同时也写了以周大为代表的农民革命，用作者的话，叫做“一武一文”，互相配合。
但是这不但没有能够挽救，而且更加深了电影《武训传》主题思想的错误。
武训和周大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捏造，因为很显然地，反动派和革命派之间是不可能建立那样的友谊和事业上的合作关系的。
作者在这里不过是以周大作武训的反衬，以夸大农民武装斗争的失败的和弱点的一面，来衬托出武训精神的伟大和他的兴学事业的至少某种程度上的成功。
这样，就使电影《武训传》主题的反动性更加明显了。
武训生长在中国农民革命浪潮起伏的时期；
山东多年都是捻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就在他所出生的山东堂邑就有过农民武装起义。
1860年，在堂邑柳林镇距武训的村子武庄不过七里地的另一个叫做小刘贯庄的村子里，爆发了以著名的宋景诗为首的农民起义。
距武庄五里地的柳林镇则是地主反革命武装的堡垒。
柳林的民团是最凶恶、最顽固的；
团长不是别人、正是支持武训办成第1所义学、在电影中被描写为“开明士绅”的柳林地主杨树坊的叔父杨鸣谦，杨鸣谦被宋景诗打死后不久，就由杨树坊继承了他叔父的这个反革命的民团团长的职务。
宋景诗活动的期间，正当武训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没有投奔宋景诗，却投奔了杨树坊，他就这样选择了他的反革命的道路。
据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当地年老农民至今怀念着他们当年革命的领袖，一提起宋景诗便眉飞色舞，讲得津津有味，而一提到武训，便表示没有兴趣和冷淡。
这就可以看出农民阶级的真实感情，他们的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
我们当然不知道电影中的周大是否影射宋景诗，但是，无论如何，电影中的周大或实有其人的宋景诗和武训之间，除了农民和地主、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关系之外，是不可能再有任何其它的关系的。
电影《武训传》对农民革命给与了极大的污蔑。
它把周大和他所领导的队伍歪曲地描写为只是烧杀。
请看下面的叙述和对话：
“‘呃，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
‘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
咱们就只有杀！
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中，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明末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占领过堂邑、寿张、阳谷等县城的山东贫民首领王伦都是一败涂地。
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记了穷人。
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有多大的用处？”
“‘杀得完吗？
杀几个恶霸说行了……’武训迟疑地说：
‘周大爷，我还是打算讨饭积钱修义学……’”（电影小说：
《武训传》一三五—一三六页。）
而当最后一次武训与周大见面时，武训又一次说“单凭杀就行吗？……那么多的人怎么杀得完呢？……”，“周大的头不由得低了下来。
他绉眉恨恨地说：
‘可惜咱们就是少一个好的头领给咱们好好地带路。
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宝座就忘记了咱穷人！……’”（仝上，一六九—一七○页）
这不是什么正确的历史的批判，而恰是充分表露了作者对农民革命的一种消极的失败主义的看法和情绪。
太平军和当时的其它农民革命虽然以失败来结束，但正是历史上几百次农民革命战争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相互关系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因而多少改善了农民自己的生活地位。
毛泽东同志就极高地评价了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只有这种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因此并不能因为农民战争的失败而降低或甚至抹杀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中国农民在历次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决精神和英勇气概，则永远值得后人的歌颂。
电影末尾，作者借女教师的口对农民革命作了这样的一个总的评价：
“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
这样，就把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看成不过一种无组织的、盲目的个人报复行动罢了。
这对中国农民战争，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污蔑吗？
人们也许要说，无论如何，电影揭露了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揭露了以张举人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的罪恶。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封建地主统治作为一种阻碍历史前进的社会制度来加以否定，而只是一方面暴露了封建地主中张举人之类的凶恶的人物，但是另一方面却歌颂了实际上同样凶恶的反动地主杨树坊之流，把他描写成“德高望重”的“贤明士绅”；
另一个地主郭芬则简直被描写成了农民利益的热烈拥护者，请听他指责张举人的话：
“难道你忘了：
你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是从庄稼人身上刮来的吗？”
这哪里是地主的说话，简直是革命宣传家的语言了！
更奇怪的是他的这一席话，竟博得了在座的除了张举人一人而外所有地主的赞赏。
电影关于他的演说的效果是这样描写的：
“激昂正义的呼声，像黄钟大吕响彻了大厅。
武训怔怔地抬起昏花的眼，望着那年青的正义维护者。”
“软坐在地上的武训，耳听着满厅里嗟叹赞许的声音，眼望着四下捐地捐钱的景象，兴奋、感激、惊讶，使他说不出话来。
他被扶起，两行热泪像泉水般从脸上淌了下来。……”（电影小说：
《武训传》第一六一—一六二页）
好一首对地主阶级的颂歌！
既然作者是把武训当作“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和封建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的农民英雄来描写的，那末，可怜可怜，这位农民英雄在这群地主们面前竟是如此渺小，如此卑微，对于地主们的仁慈，如此地感激涕零呵！
在这里，作者不是暴露地主而是歌颂地主，不是宣传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而是宣传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合作，这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
（⑶⑵）
电影中的主题歌《武训赞》，一方面歌颂武训个人：
“大哉武训，至勇至仁”；
另一方面诅咒时代：
“世风何薄，大陆日沉”。
即使作者诅咒的是过去的时代，这种诅咒也是错误的。
所谓“世风”并不是统一的，有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世风”，也有破坏封建社会秩序的“世风”。
武训受到了封建统治者从满清皇帝到当地官僚地主的一致的宠爱，他所办的“义学”又得到了他们的那样表扬和支持，那末，就封建统治阶级对武训个人的关系来说，这个“世风”不算薄了。
但是广大农民是不拥护武训的事业的，他们唾弃武训那种在封建统治者面前卑躬屈膝的无耻的、下贱的叛变行为，而以自己坚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有力地冲击着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
武训时代的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就是破坏封建社会秩序的大“世风”。
代表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满清反动统治正面临最后死亡的命运。
只有不从农民的立场而从封建地主的立场，不从人民的立场而从人民压迫者的立场来观察问题的人，才能有“世风何薄，大陆日沉”的想法和感觉。
对于一个农民大革命的时代，更不用说对于今天人民大革命已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时代，发生“世风何薄，大陆日沉”的感叹，正是表露在历史的前进的、革命的、创造的力量面前一种没落阶级的情绪，表现对已经或快要死亡的旧事物、旧思想的惋惜和留恋，和对于正在诞生、成长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敌视和恐惧。
紧接“世风何薄、大陆日沉”的下面两句是“谁启我愚，谁济我贫”，好像能够启发农民的觉悟，改变农民的贫穷状况的，只有“千古一人”的武训，而并不是农民自己起来斗争，经过斗争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贫穷状况，并在斗争中一步步提高自己的觉悟。
这样一方面对武训的歌颂就达到了另一方面对农民革命的抹杀、歪曲和污蔑的目的。
“武训”形象的虚伪和丑恶
武训本来是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之一，电影却要将他描写成为“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崇高品质”的人物，这就需要艺术上的粉饰和欺骗。
但是艺术什么时候都应当是现实之真实的反映，艺术的力量主要就在它的真实性；
因此，不管作者费尽多少心机，仍然掩盖不住武训形象的虚伪和丑恶。
电影首先把武训写成劳动人民中的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物，这种人物是最容易博得一般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观众的同情的。
电影塑造了少年武训的形象：
“那么的诚实、腼腆、吃苦耐劳、瘦长的个子”，“一付半傻气，半忠实的脸”。
（实际上的武训则是虚伪、厚颜、不好劳动，“腰有案板那么粗”的壮实的人）。
这个诚实的青年，就因为他为人老实而总是被人欺负坑骗。
但他却有他的一套哲学，也就是作者的所谓“乐天的幽默人生观”，实际就是作者的哲学。
当小桃，那个在电影中比较可爱的人物，不平地对武训说：
“你干啥专做那些顶脏顶沉顶苦的活？”
“别人看你老实，都往你一个人头上推。”
武训怎么回答呢？
“顶脏顶沉顶苦的活，总得有人做呀！”
他像一个慈悲为怀的佛学家在说，“我不做，谁做呢？”
（电影小说：
《武训传》第66页）
当又一次小桃劝武训不要相信张举人并批评他“太老实”的时候，武训回答道：
“可是我做事总得凭良心……”。
作者在这里作了一个肯定性的评语：
“忠实的人永远都是忠实的——谁能够说：
人不应该忠实呢？”
（同上，第73页）
就这样，作者不但虚构了少年武训的舍命劳动的图画，而且把他的这种奴隶式的劳动态度和对封建地主的盲目忠诚加以美化，比作佛的慈悲心肠，看做一个人应当具有的忠实的品质。
这正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作家描写劳动人民惯用的观点和写法。
电影描写了武训第1次见地主张举人的场面：
武训如何自惭形秽地把他那露出大趾头来的左脚窘急地移藏在右脚的后面去，一面掸着破袍上的尘土；
听见钱妈叫“过来！”
又如何在惊慌中一跤仆倒在地上，并把钱妈错认做太太双膝跪在她面前，连呼“老太太”；
而当听见周大叫了一声“老爷”，他又如何双膝吓得发颤，两条腿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这也许倒是“义学症，没火性”的武训的少年时代的真实画像，这是天生的软骨头、奴才相。
他一生中的所谓“行乞兴学”就把他的这种奴才相加上流氓性充分发挥出来了。
作者却把这样一个奴才当作劳动人民的典型，当作民族英雄来加以歌颂，这是每一个爱国的观众所不能容忍的。
当观众看到武训头上左边蓄着一条四寸长的小辫，肩上背着布褡，手上提着铜瓢，嘴里义学长义学短地咕噜着，见人叩头作揖的时候，特别看到他跪在地上，敞着衣襟，用拳自捶着胸口喊着：
“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的时候，许多爱国的观众就都为这个污辱劳动人民、污辱中国民族的丑恶形象所激怒了。
就是盲目崇拜武训的观众也不能不为这个丑恶的下贱的形象而感到不安了。
赵丹在《我怎样演武训》一文中说了他创造武训这个形象的一段颇堪玩味的经验。
他们特地到了山东武训的故乡去搜集材料。
他找到了“几个所谓武训的后辈或徒弟，其中有一位简直以武训第二自居”，但这些人却使赵丹大大地失望了。
他这样地描写着他对他们的印象：
“这一批武训事业的‘承继者’，使得我厌恶，害怕，其为名利熏心的庸俗气，借行乞兴学为幌子的不事劳动的二流子，几乎连最起码庄稼人的气味都失掉了。
我觉得这些人物是会伤害了真正武训气质的”。
这里，赵丹本来找到了理解“真正武训气质”的锁链，但他却把它远远地抛开了，这是因为他不敢正视现实，发掘历史，他的创作态度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臆想出发的缘故。
他完全离开了现实主义的道路。
他叙述他在当地“交了三个朋友，一个是庄稼人，一个是武训师范校长的小儿子，一个是学校里养的一匹小骡子。”
这三个朋友，就大大帮助了我们的艺术家的创造的工作。
他说：
“这一切似乎都与武训无关，但从这朴实的、淳厚的、人民的形象中，和那种真善真爱的感情中我看见了武训的影子。”
亲爱的作者呵，你什么时候从小骡子身上发现了“人民的”形象和那种“真善真爱”的感情？
你眼中的劳动人民，你们所常常那么赞扬的所谓劳动人民的“朴实”、“淳厚”等等，难道就是这种样子吗？
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就是惯于这样去“表现”和“歌颂”劳动人民的呵！
因此，电影《武训传》虽然是歌颂武训的，却仍然没有能够创造出武训的什么可爱的形象来。
那末，究竟又有什么东西使得武训这个本来应当引起观众的憎恶和鄙视的形象竟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同情和崇敬呢？
关键还不只是在于作者把武训描写为被损害、被侮辱，到处下跪求人，值得同情和怜悯的人物，而更重要的，是在把武训的到处磕头下跪的卑贱行为和他的所谓“为穷孩子兴学”的高尚理想与所谓“三十年如01日”的毅力结合起来，于是一个封建奴才的滑稽小丑变成了凭自己一人的力量终生反抗封建压迫的悲剧式的英雄人物，因而就很容易地赢得了许多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观众的赞赏和尊敬。
要使小丑变成英雄，不但需要艺术上的巧妙安排，而且需要理论上的解说。
请听一听《武训传》作者孙瑜先生的充满“哲学”意味的议论罢。
“逗得世上的人笑了——究竟比叫世人流泪好得多。
于是武训就这样勇敢地选择了他自己能力范围里的一条路，以小丑的姿态出现在百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的街头，准备接受任何的艰苦和笑骂，想凭他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替穷人争一口气，为下一代的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
从他的含泪的笑眼里，我们看出了武训——劳动人民的儿子——对他同命运的无产阶级（？
？
—引用者）一种真挚的、农民的无比的热爱。”
（电影小说：
《武训传》第115页）
电影《武训传》极力地渲染了他的个人反抗的悲剧性，正在这个悲剧性中，对个人奋斗和个人英雄主义作了最大的歌颂。
他把武训故意描写为五岁丧父，七岁丧母的孤儿，一方面引起观众对孤儿命运易于引起的同情，另一方面好叫他从小就养成孤独的坚强性格，长大以后做出惊人的事业。
他特意地穿插了一个对武训一生具有那样重大意义的带有象征味道的不倒翁：
“不倒翁，不倒翁，
总在笑，总在冲，
扳也扳不倒，
摔也不喊痛。”
好像武训就是这样一个不倒翁，他为实现自己“兴学”的理想而坚韧地、百折不挠地奋斗一生，跌倒了，又爬起来。
兴学成为武训的一生中的“美梦”、“美丽的理想”。
这个“美梦”和“理想”最后终于实现了。
小桃，在影片中是除了周大之外唯一有反抗性的人物，但作者却让她那样早地夭折。
她的死与其说是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迫害，更不如说是由于她作了武训的理想的殉道者。
她戴上她娘留给她的一朵红花死去。
她的悲惨的死被美化了，这样，就无形之中大大削弱了由于她的死而必然引起的对封建地主制度的仇恨。
“人可以为一个美丽的理想快乐地死去，或者艰苦地活着的”，《武训传》作者这样写着。
于是小桃的悲惨地死去，和武训的屈辱地活着，就都找着了最高尚的理由。
武训就这样被描写成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
“他走的是一条很苦很苦的路，也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一个“肩背布褡，手提铜瓢，在北方原野上迟缓地、但是坚定地走着”的孤独者的形象就庄严神圣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引起观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众的感动和崇敬。
赵丹正是按照编剧者的这个企图和他自己个人的心境来扮演了武训这个角色。
他在上述的《我怎样演武训》的文章中，作了关于他的心情的忠实的自白：
“……出狱后生活与工作都与时代形成了严重的脱节现象，同时又加上年青人之不甘屈服的崛强性，一面急于要回到现实斗争的生活中来，一面却又不知从何着手（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性格）。
基于这些错综痛苦的心境，找着了这位武训先生，就像找着一位知己，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一样；
我想我是有理由拥抱着他放声痛哭的。
当时我简直觉得只有我才能完全了解他……也只有我才知道当一个人傻气地为着真理正义进行每种事业而不被人们所理解，反之或加以诋毁讥讽时的心理的凄楚和寒冷的滋味呵！……我自感孤独……”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没有和群众结合的时候总是表现脆弱的。
在革命形势前进或后退的关头，他们都时常要发生彷徨的感觉，他们意识到自己和时代与人民的距离而感到寂寞孤独，他们抱怨别人不理解自己，仿佛自己心中不知有多少委屈，甚至觉得革命是只有傻子才干的事情。
他们在感到自己脆弱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支持。
或者是，从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中，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吸取力量；
这个力量是无穷的；
或者是，从个人主义的哲学和个人的奋斗中去寻找救助和鼓励，这就将引导人们走上脱离群众反对群众的道路。
电影《武训传》通过武训向观众指引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
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恶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
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是严重的，孙瑜先生应当有勇气承认并揭露这个错误，并在自己以后的艺术行动中改正这个错误。
这是真正人民的艺术工作者对于人民应有的起码的责任。
作者按：
本文中凡有引号的字句未注明或说明出处者均引自孙瑜所著电影小说《武训传》。
电影《武训传》与电影小说是一致的，但小说中许多为电影所不可能有的叙述和议论，却更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思想。

作传达报告应注意些什么？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工矿组
从06月13日到07月23日，我们在太原、阳泉、井陉、焦作、新乡、安阳、汲县、峰峰等工矿区分别作了七十三次报告，直接接触了二十二万一千五百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和工人家属。
我们所到之处，群众情绪很高，普遍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和欢送会。
人民群众冒着烈日，淋着大雨聚精会神地听我们的报告。
井陉矿工会一个青年干部，一连听了四场报告。
山西晋源县城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太太，听完了报告还不走，还等着看看慰问团代表。
从这里可以看出各地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对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怀。
各地群众，尤其是工人们，在听完报告以后，政治觉悟显著提高。
他们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以及朝鲜工人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开展生产竞赛的情形后，不少工人自动地检查修改了自己的爱国公约和生产计划。
阳泉四矿职工在06月23日听了报告以后，第2天该矿产煤量超过了过去最高日产量的百分之五强。
这次报告也推动了各地的捐献运动，听完报告后，增加捐献数字的人很多。
在这段时期的工作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验：
一、为了把传达报告作得更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出发各地作报告以前，应与到达地区的上级抗美援朝分会取得密切联系。
省级和专区的抗美援朝分会，应把传达报告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应该准备的事项，逐级下达各级分会，并让其充分准备和在群众当中事先酝酿。
到达传达报告的地区后，应与当地领导机关讨论报告的内容和重点。
这样即会引起当地对传达工作的重视，并便利当地领导机关充分地作好准备、组织工作。
二、在作报告以前，要了解当地的工作情况及群众的思想情况，并了解听取报告的对象，据以准备报告的材料。
在报告时应尽可能作到适合与会者的理解水平和照顾到所有的听众。
向工人农民作报告，要尽量用通俗的、群众自己的语言，用具体生动的事实来讲述故事的题材，这样听众的印象深刻，收效较大。
三、报告的内容，应该正确地、全面地反映朝鲜前线的情况。
比如，许多人知道我们在朝鲜前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不了解战士们艰苦奋斗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在讲述志愿军英勇善战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时，要同时适当地说明他们作战中的艰苦情况。
又如，谈到朝鲜战场敌人的飞机时，应该承认飞机是有作用的，但由于我们创造了对付敌机的作战方法和工作方法，开展了打飞机运动，再加上敌机驾驶员的斗志不高，敌机才对我们威胁不大，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飞机大炮，则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讲敌人的狼狈像，应该是为了说明我志愿军的英勇善战，而不能说敌人毫无战斗力，不堪一击。
上述这些如不注意，就会减低报告的效果，甚或在群众中引起不良的影响。
四、形势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作传达报告工作的时候，应该经常注意学习时事，结合当前形势和任务来进行宣传。
本组当朝鲜停战谈判消息传出和抗美援朝总会07月04日发出五大号召以后，即主动地根据新形势作了宣传。
各地邮局陆续地为我们供给了报纸，帮助了我们的学习。
五、根据我们的体验，一万人以上的大会开起来不大方便。
对象复杂，要求不同，情绪难以掌握。
如果时间允许，以开五千人以下的、对象单一的会为宜。
如果时间不允许，则可召开代表性的会议，会后由到会人再作传达。
六、成千上万人的大会，没有很好的组织，是不易开好的。
因此会前应建议当地领导机关，作好会议的组织工作：
例如派定维持秩序的人员和收集听众反应等。
主持会议的人应对呼口号、鼓掌等加以掌握，以免发生毛病和影响秩序。
在报告开始前，最好由当地负责同志作一简要的启发性的发言，并在报告后作个扼要的总结，并提出具体号召，发动群众讨论。
阳泉工矿区在我们作报告后，即趁热打铁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布置有关工作，收效比较大。
此外，关于欢迎、欢送与招待问题，我们有这样的意见：
一切与群众有联系的能对群众中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应该隆重严肃一些；
而对于代表个人的招待，应该从简和随便一些。
一来节省物力，二来节省时间，以免影响当地负责同志的工作和报告同志的休息。

写给志愿军
山东牟平县金沟寨乡乡干部给志愿军英雄吕松山的一封信
亲爱的松山同志：
去年你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杀敌，获得“独胆英雄”光荣称号的事迹，传遍了全国各地。
腊月27日，咱村群众为你开了庆功大会。
县里、区上给你送来了锦标、贺幛和写着“独胆英雄”的大匾。
牟平、烟台的学生，组织了秧歌队和花鼓队来庆功。
各村群众送来了许多慰劳品。
那天，咱村热闹极了。
松山同志，你一人的光荣，给咱全村带来了无限的光荣。
你的英勇，更加强了咱村人民抗美援朝的意志。
全村群众决心向你学习，咱村订立了爱国公约，一致表示：
坚决响应上级号召，搞好生产和代耕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民兵组织，保卫海防。
松山同志，今年来咱村这些工作都是有成绩的。
今年的小麦比去年可多收一万六千多斤；
渔业生产从01月到07月赚钱三千三百七十多万元（赶小海还未统计在内），群众的生活改善了。
咱村组织了民兵，每天在海边站岗放哨，保障人民的安全。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咱村检举了吕克坤、吕其趣等五个反革命分子，报告政府依法把他们枪决了，这真是大快人心啊！
可是，咱村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我们除了作深刻的检讨以外，并决心向你学习，今后要改变强迫命令作风，领导群众做好抗美援朝工作，做到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
眼前我们正深入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结合宣传生产十大政策，领导群众组织起来，把农、渔业生产提高一步。
还要把代耕工作作好，做到和自己种的地一样。
保卫海防工作也要继续加强。
眼下就要缴纳公粮，我们保证做到缴好、缴足、缴干粮。
“八一”节的时候，我们还要给你开会庆功。
松山同志，咱们前方后方共同努力抗美援朝，争取早日打垮美国鬼子，保卫祖国，保卫咱们的幸福生活。
山东牟平县金沟寨乡副乡长吕其志等九人
07月19日

吉林市的爱国公约运动为什么前紧后松？
中共吉林市委员会
吉林市各阶层人民，从04月初开始，普遍开展订立爱国公约的运动。
据06月初统计，全市共订立了一千八百四十七份爱国公约。
这些爱国公约，多是以车间、小组、班级、局处、居民组、行业为单位订立的。
参加订约的人数，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在订约时，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曾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分区向全市人民进行了有关订立爱国公约的宣传、报告，并举办了街道的和中小工厂的宣传干部业余轮训班，以教育干部，推动这一工作。
06月初，该市领导机关曾抽查了一部分单位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
06月中旬，全市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着重研讨爱国公约运动的意义和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的办法。
接着，便普遍展开了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的工作，到07月下旬，全市已检查完毕。
根据各单位检查的结果来看，全市人民所订爱国公约，在开始阶段，对巩固群众爱国热情、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推动各项工作前进都起了重大作用。
在迎接“五一”的生产竞赛、“五一”大游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各单位爱国公约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
但是，“五一”节以后，能够坚持执行爱国公约的单位就不多了。
为什么不能坚持执行呢？
原因之一是订约时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大多数爱国公约不是经过群众充分地酝酿讨论后订出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地由干部拟定条文，交大家通过的。
检查中发现，许多群众与干部还不明了为什么要订爱国公约。
某厂第4车间工会主席说：
“上面一喊，下边就干。
心里不摸底，也没给工友讲清楚，大家凑几条就算了。”
这一类的爱国公约，虽然在订约当时也曾或多或少地起了一些号召作用，但未能使群众自觉地坚持执行。
许多单位在订约之后，都没有检查其执行情况，以改正公约中的缺点，逐步提高。
有的单位在订出爱国公约之后，就置之不理了，领导干部也忘记了公约有些什么内容。
有的群众反应：
“开始时我们情绪很高，过了几天看见没有人管，也就松劲了，以后又都忘记了爱国公约那回事。”
另外，有的单位在订爱国公约时，虽然也发动群众讨论了，但大家对爱国公约的认识不明确，不知道围绕自己的业务，联系当前的政治任务，找出本单位的主要问题，研求解决办法，然后提出具体的奋斗目标，作为爱国公约的主要内容，而是由大家随意凑一些条文。
这样订出的爱国公约，有的抽象空洞，有的十分繁琐，不易执行也无法检查。
为什么产生上述这些问题呢？
主要是因为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普遍地不重视政治工作，把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缘故。
有的领导干部根本就不关心订立爱国公约这一政治运动。
与此相反，有的单位的领导干部，把爱国公约当作教育和组织群众的最好形式之一，当作推动中心工作的一种制度，结合具体工作进行了教育，领导群众订出了切实、具体的爱国公约，执行中又抓紧检查，这些单位的爱国公约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这里可以看出，在推行爱国公约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领导干部是否对爱国公约有正确的认识，是否认真地去领导这一工作。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纠正他们不重视政治工作的偏向。

工商界的爱国捐献运动正在深入开展
目前，工商界的爱国捐献运动正在深入开展。
许多地方的工商业者已开始缴纳第1批捐款。
如沈阳市工商界已经完成第1批十架战斗机的捐献计划，缴纳了一百五十二亿元；
天津市工商界缴纳了一百一十多亿元。
苏州市工商界在07月下旬集体缴纳了第1期捐款三十亿元。
在小城市，山西榆次工商界已缴纳六亿二千五百多万元，川北遂宁县工商界缴纳了“遂宁号”战斗机的06月份捐款二亿二千五百万元。
许多工商户或行业，都在有步骤地实现着捐献计划。
如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1、第2联营集团二十八家行庄已按计划缴纳捐款十亿余元；
南京市麻袋业按照半年捐献分批缴纳的办法，在07月底缴纳了第1期捐款一千多万元。
为使工商界已提出的捐献计划能切实完成，许多城市的工商联合会组织已深入领导各行业及工商户拟订具体的爱国捐献计划。
如沈阳市工商业者最初订立的捐献计划，多是笼统的“增加生产”、“加速资金周转”、“改善经营”等条文；
有些行业没有经过充分酝酿，提出的捐献目标不切实际。
沈阳市工商联合会召集各行业理事长组成工商界捐献委员会，对六十四个行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帮助没有订出捐献计划的行业提出捐献目标，不合适的进行修改。
如经纪人同业公会第1次未经全体会员充分酝酿，就提出半年捐献一千二百万元的计划。
经过增产捐献委员会具体帮助，在会员中进行宣传教育，酝酿成熟之后，提高到一亿两千万元。
上海市制药工业同业公会首先选择了信谊、科发、美优等大、中、小三种类型的制药工厂，研究了三个厂半年增产所得利润与营业额的比例都是百分之三左右，因而初步提出制药业每月提出营业额百分之三作为捐献数字。
然后在执监委员会上通过，又带到会员小组中讨论。
经过各小组酝酿动员后，又召开执监委员和小组长联席会议正式通过。
这样就确定了制药业的捐献目标——以每月四百五十亿营业额计算，每月即可捐献一架飞机。
各会员厂家再根据这数字拟订本单位具体的捐献计划。
许多工商行业和工商户的捐献计划是与经营业务密切结合，从改善经营、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出发订立的；
这就使捐献运动有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为抗美援朝扩大了力量。
如上海水泥厂经过劳资协商，决定每月超额生产六百吨水泥，捐献所得利润。
棉纺业订出了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减少次布率、节约用棉、用电及事务费用的捐献计划。
卷烟业全业参加烟叶联购，把由单独购买到联购原料所节省的部分捐献，每月即有十六亿元。
熟水业计划联购和集中运输燃料，每月可以省出二亿三四千万元捐献出来购买飞机大炮。
许多地方工商业者想出了推广销路的办法，以增加收入。
如杭州丝织业决定在外销上开辟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销路，同时建立规格制度，打开内销局面。
上海市制药业公会各会员厂决定进行技术互助，以求普遍打开药品销路。
承德市大兴铁厂和附近各土产部门、农村合作社等订立了合同，以扩大推销范围。
许多工商业者除了从增产、节约出发进行捐献以外，还从已有盈余中提出一部分来捐献。
如上海新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四明、建业五家公私合营银行及总管理处，决定在年内捐献飞机九架。
他们制订的捐献办法是：
（一）一次捐献飞机三架，从上半年度盈余中提出。
（二）分期捐献飞机三架，从下半年度盈余中提出，分六个月平均捐献。
（三）分期增产捐献飞机三架，以下半年度增产纯益额分期捐献。
增产捐献标准以各行处05月份纯益率为计算基数，自07月份起以其增加额作为捐献，超出捐献目标者亦全部捐献。
现在，该单位已经捐献了第1批三架飞机。
在捐献运动中，许多厂店的工人、店员，帮助资方想出了改善经营、节约开支的办法，并以实际行动来保证爱国捐献计划的实现。
如杭州长途汽车业各会员在初听到工商联的增产节约捐献的号召后，信心不高，认为过去的节约已达“饱和点”，现在又正值夏季淡月，增加收入也没有办法。
但各公司经过与职工协商的结果，决定乘淡月内分批整理车辆车身，以迎接秋收后业务上的旺月，并决定在每辆汽车每公里直接行车成本（包括轮胎、燃料、材料）内节约百分之三。
这些节约的价值，连同资方代理人捐献数字在内，全业共可捐献二亿五千万元。
为了巩固爱国捐献运动的成果，许多工商业者已把捐献计划订入爱国公约。
沈阳、上海、蚌埠、川西灌县等许多城镇工商界结合了当前正在推行的检查、修订爱国公约运动，逐步拟订由行业到户的捐献计划，并把它订入爱国公约。
这样就把捐献计划用条文形式在爱国公约上固定下来，又使爱国公约有了具体内容而充实起来。

志愿军来信
给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们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全体同学们：
记得在今年的元月下旬，我们正在汉江南岸英勇地抗击着向北冒险进犯的美国侵略军的时候，一个消息从辽远的祖国传来了——全国青年工人、学生，正踊跃地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同学们，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在我们部队里引起了多么热烈的反应。
好多同志高兴得跳起来了。
那一天，我正仰卧在一条雪沟里，前面的炮声隆隆未绝，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瞎转，但我听不到这一切，我把经过了若干困难才运输到我们手上的人民日报读了又读，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看来比平时要亲切十倍。
同学们，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久没有看见过祖国的报纸了。
一出国作战，就在追歼敌人，好几个月没有得到足够的精神食粮。
一旦看到了报纸，真好象看见了我们的祖国，看见了祖国的人民一样。
同学们第1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消息，就是在这上面看见的。
我高兴地到处去“广播”。
同志们都欢呼着说：
“美国大鼻子们来吧！
看你们究竟有多少脑袋？”
同样地，今天我又读到了更多的同学们走上了保卫祖国光荣岗位的消息。
你们的行动，再一次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励，加强了我们杀敌的决心。
同学们，你们是新中国的优秀的儿女，是毛泽东时代的新战士！
你们保持并发扬了中国青年的革命传统，你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响亮地回答了祖国与人民的庄严号召。
你们高度的爱国热情，表明了中国的革命力量是雄厚无比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同学们，你们伟大的行动已经鼓舞了千百万在朝鲜前线与美国侵略军作战的祖国儿女。
他们将在你们的支持下，更勇敢地前进。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毕业后，站在光荣的岗位上，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与人民，保卫远东与世界的和平。
如果敌人敢于侵犯我们，我们就要把它消灭干净。
同学们！
努力吧！
让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在光辉的毛泽东时代发出万丈光芒吧！
此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涂寿春
07月20日于朝鲜前线

抓紧时间检查与修订爱国公约
本会在07月04日发出的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的文告中，曾经要求全国各地各界人民“进一步普及和深入爱国公约运动，使参加订立爱国公约的人数尽量增多，爱国公约的内容更加具体，并且在07月份内把这一工作普遍检查一次，然后根据检查的结果，对这一工作加以改进和推广”。
现在07月份已经过去了，根据本会所收到的材料看来，许多地区许多单位已经进行了或已经开始进行爱国公约的检查工作，但是还有不少地区不少单位尚未开始进行这个工作，另有许多地方和单位未能如期完成这一工作，或者尚未将检查的结果加以总结。
我们希望本会各级组织，务须抓紧时间，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会、各人民团体，在08月份内完成爱国公约的普遍检查工作，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根据各地的报告，现在爱国公约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1，运动的发展还不普遍。
有些城市例如赣州、上饶，各界人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订立了爱国公约；
另有一些城市，例如北京、南京，参加订立爱国公约的人数已经达到全市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
但是还有许多城市和省区，已经订立爱国公约的在全体人民中还只是少数，例如黑龙江省，已经订立爱国公约的人数只占全省人口四分之一。
第2，许多爱国公约，因为订约的单位太大，或者因为订约时没有经过群众的认真酝酿、讨论，以致内容不够具体，无法具体执行和定期检查。
第3，许多单位在订立爱国公约时，没有同时选出领导人，建立经常的领导核心，领导大家来实现这些公约，因此，订立后没有检查督促，以致失去组织和教育群众的作用。
这次检查爱国公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面所说的三个缺点，使爱国公约运动能够普遍、深入地发展。
爱国公约是各阶层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长期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它的内容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当前中心的爱国任务，包括当前的各项抗美援朝工作的条文化。
爱国公约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它决不应该是孤立的东西。
因此，有些地区把推行爱国公约的工作和当前中心工作，和捐献武器、优抚烈属军属等项抗美援朝工作对立起来，或者借口中心工作多而不去推行爱国公约，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完全不对的。
也就因此，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爱国公约的检查，而应该同时检查各订约单位的群众是否已经自觉地积极地完成国家的当前中心工作（包括各项抗美援朝工作）。
其次，不应该仅仅检查过去所订立的爱国公约的执行程度，而应该根据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变化和各订约单位觉悟程度的提高，在检查爱国公约之后，领导群众补充和修订原有的公约。
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这次检查爱国公约运动，成为推进捐献武器、优待烈属军属以及其他各项中心工作的动力。
要做好爱国公约的检查工作，以使爱国公约运动前进一步，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
我们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认真抓紧对这个工作的领导，在普遍地、有系统地布置这个工作时，同时亲自深入二三个下层单位，直接领导群众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抗美援朝动态
东北优抚工作的新面貌
东北各地的优抚工作，自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来，由于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和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出现了新的面貌。
在农村中，为了提高代耕效率，保证产量，各地普遍实行了固定专责的包耕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推广了订代耕合同的办法。
尤其是伴随着生产互助组的提高与增加，包耕组空前增多。
如松江阿城去年有一千六百九十个互助组，今年激增至二千三百九十八个组；
双城、呼兰、五常等县互助组包耕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些都具体地表现了代耕的互助意义，对发展生产与带动烈属军属由参加互助组生产自给进而走上生活富裕，有着积极作用。
在城市中，各地通过市、区人民代表会议、城区民政干部座谈会、拥军优属委员会等，大力组织、介绍烈属军属生产就业。
如沈阳市四个区半年内共组织了被服、针织等大小工厂二十余处，收容三百五十多名烈属军属生产就业，并以军属代理店、化学厂等营利扶植烈、军属家庭副业，使二百三十多户烈属军属增加了收入。
东北各地烈属军属由于政府和群众的照顾及自己积极参加生产，生活水平迅速上升，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
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三大号召后，东北各人民团体又作了具体布置，各界人民群起响应。
各级政府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优抚工作，即组织了优抚工作的大检查，从“六一”到“八一”，无论城市和农村都形成了群众运动。
仅黑龙江泰安一县，即组织了一百二十名干部检查全县代耕工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于毅夫亲率五十名干部在齐齐哈尔市检查。
东北各级政府及广大群众对这次优抚工作的检查运动，都十分重视，准备尽速解决在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并计划在“八一”前后普遍把各地拥军优属委员会的组织整顿起来，用以发动和巩固人民的优抚热情，更有效地提高烈属军属的生活和社会地位。
陕西省组抗美援朝宣传团
陕西省领导机关在04月至06月期间，曾由省级各机关团体抽调若干干部两次组织抗美援朝宣传团，巡行各县、市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检查工作。
该团第1次主要是推动“五一”示威宣传运动；
第2次主要是检查“五一”宣传运动情况。
宣传团在巡行各地进行宣传检查时，携带了宣传车、电影、照片、通俗读物、传单等宣传工具，采取了列车宣传，集会，座谈，放映电影，播音，照片展览，散发传单、读物，拉话，说快板，教歌曲及其他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配合了当地宣传力量，开展工作，深入农村作了调查，了解了农村宣传情况。
陕西省抗美援朝宣传团对推动该省各地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起了相当作用。
这种方式值得各地采取。
广州市的捐献运动获相当成绩
爱国增产捐献运动在广州市开展以来，业已获得相当成绩。
在捐献运动开展的头二十天内，仅全市各机关干部就捐献了一百一十多亿元，家庭妇女捐了近三十亿，工人捐了五十多亿，工商界也决定要捐到四百多亿元。
在这次捐献运动当中，广州市各阶层人民都表现了爱国的热情。
工商界比过去历次捐献的表现都有进步，尤其是当他们听了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后，有的表示不努力捐献就对不住志愿军。
广州市的增产捐献运动还在继续发展，估计将会获得更大的成绩。
广州市在开展捐献运动中也还有些缺点，第一就是没有在运动中普遍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使每个人都完全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捐献。
第二就是没有密切与增加生产、改善经营等相结合，现已订出增产捐献计划的为数还不多，还未形成群众性的增产捐献运动。
这些缺点已经引起广州市领导方面的注意。

揭露美帝国主义真相的几本书
鲍碇
（《美帝国主义的扩张》马立昂著人民出版社
《内幕新闻》席林斯基著时代出版社
《华尔街》罗尚诺夫著世界知识社
《华尔街的统治》朱彤著世界知识社
《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黄灼著青年出版社）
揭发美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中心——华尔街的内幕，暴露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实况以及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从而使我们了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的历史、现状和今后的动向，对于正在和美帝国主义作英勇斗争的中国人民，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帝国主义早就卷进一个全球性的侵略斗争的漩涡中了。
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美国的势力更驾凌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上，实现了它的独霸。
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告终的地区，美国的镇压就在那里开始，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间斗争的目前情况。
从马立昂著《美帝国主义的扩张》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分布在欧亚非澳各大洲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和侵略据点，看到目前在西半球、大西洋区、太平洋区、亚洲等各地区的美国的侵略势力的范围，美国军事战略控制地区状况的一幅详图。
但是，尽管它的侵略势力扩张到何等大的范围，美帝国主义者总是害怕全世界人民和本国人民为和平与正义而斗争的力量的。
因此它不能不作种种欺骗的谎言来作掩护。
1945年12月杜鲁门在它就任总统职位后不久，就宣布了所谓十二条“道义原则”，说美国并“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
美帝国主义者经常宣称它自己是“小国权利的维护者”，把它自己描写成为“维护民族自决”的武士；
当它动用空前的军力和资源向别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时候，它总是说这纯粹是为了“博爱主义”；
说它的领土扩张为的是“防卫”，所要求的是“正义”，“门户开放”、“民主的善意”等等；
当它在朝鲜进行屠杀的时候，说这是“警察的行动”，为的是“全世界的和平”。
美帝国主义已经代替法西斯希特勒的角色，在防止“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的借口下，扩大全世界的侵略，把它的侵略政策，解释成为“对苏联挑衅的防卫”。
“美帝国主义的扩张”的作者乔治·马立昂是一个进步的美国记者，他在这本书中搜集了美国读者平时不易得到的材料，粉碎了这种谎言，详尽地揭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历史和目前的状况，他企图把这些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并呼吁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这些新战争挑拨者的祸首，改变美国政策，建立世界的和平。
这是一本值得介绍给大家的一本研究美国侵略政策问题的好书。
《内幕新闻》，是作者席林斯基战后数年内在德国观察了英美当局及其反动报纸的代表们的活动，所接触到的足以揭发战争贩子们的宣传活动的事实的记载。
这本小册子阐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和所作的宣传的性质，使我们了解华尔街发动新战争的阴谋和政策。
同时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的不可战胜的和平阵营，正在阻挡着战争挑拨者的道路，在这个阵营面前，华尔街强盗的撒谎走卒已经无能为力了。
《华尔街》一书叙述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报道了关于美帝国主义那些主要的阴谋家们的活动情形，关于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法西斯化以及美国反动报纸的内容和作风；
最后一章阐明了美国进步力量的生长和巩固，为争取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的情形。
《华尔街的统治》也是揭发华尔街真相的一本书籍，这是作者朱彤（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在美国的时候，根据他在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的“国会资料室”内搜集的一些原始材料以及从其他地方所得到的材料所写成的。
作者用确凿的事实和通俗的笔调，揭露了华尔街统治的工具——政党，华尔街统治的手法——选举，华尔街统治的秘密——第3院的活动，华尔街统治的机构——政府以及华尔街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实行血腥镇压的真相。
《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是一本写美国问题的通俗读物，在每篇文章中间并附有插图或照片，可以供给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和少年儿童阅读。
作者在这本书中叙述了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性质，美国有没有民主和自由？
美帝国主义者怎样压迫黑人？
美国人民的生活以及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等问题。
从这几本书特别是从《美帝国主义的扩张》一书中，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了解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性质，它的侵略政策的根源和真相，它的侵略中国、朝鲜和亚洲其他国家阴谋的过程。
从这里所揭露的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
即便美帝国主义已经受到中朝人民军队的严重打击，在朝鲜战场上遭受了可耻的失败，即便它在世界各地的侵略遇到了人民的英勇抵抗，即便它的继续侵略一定会加速它的最后灭亡的命运；
但是美帝国主义并不能也不愿意去记取历史的教训，它的侵略政策和发动新战争的阴谋，在尚未遭受到决定性的打击以前，决不会自行停止的。

爱护革命军人做好优抚工作
北京市东板桥小学的少年儿童队员于08月03日前往协和医院慰问伤病员。
这是儿童代表向伤病员献花时的情形。
　（本报张力摄）
天津市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组织慰问团，于07月30日下午，分赴各医院慰问伤病员。
这是天津市许建国副市长在某医院向伤病员亲切慰问的情形。
（天津日报方弘摄）
北京东郊辛四村军属程海分了九亩地，因为他的劳动力不够，村里的青年团员和民校学生帮助他栽白薯。
（本报张力摄）
北京东郊朝阳街儿童识字班同学给军属承白氏抬水。
（本报张力摄）
来北京观光的东北少年儿童远足队队员，在中山公园纪念“八一”建军节游园会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演奏小提琴。
　（新闻摄影局杨传涛摄）
河北省清苑县青堡村的小学生在村政府干部带头领导下；
给军属除治棉蚜。
（河北日报袁浩、宋克章摄）
河北省武安县的翻身农民冯伏志模范代耕小组。
在农忙时先给军属代耕，并保证深耕细作，多上肥，多摘花。
这是替军属林恒昌代耕所收棉花过秤时的情形。
（新闻摄影局杨传涛摄）
北京市第3区为了解决烈、军属的生活困难，成立了各种工厂，使烈、军属都有工做。
这是第3区订书厂军属女工订书时的情形。
　（本报张力摄）
上海市革命军人家属生产委员会在市内办了三爿烈、军属实用物品供销处，经销上海信托商行物资及益民公司生产成品。
参加这一工作的烈、军属有四十余人。
　（解放日报董为焜摄）
上海烈、军属被服厂，承做贸易信托公司等企业部门加工制造的制服，部分地解决了烈、军属中有缝纫技术者的职业问题。
（解放日报董为焜摄）
济南市人民政府半年来，先后拨发救济粮十八万二千九百八十八斤，解决了急待救济的烈、军属的生活问题。
这是军属张朴民正在领救济粮。
（济南大众日报摄影组）
山东历城县董家庄村群众，把作好代耕工作列为爱国公约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是该庄吕素贵互助组给军属锄晚谷。
　（济南大众日报摄影组）
为了使代耕工作作得更好，山东历城县董家庄乡长和其他村干部深入田间检查代耕的田地中庄稼生长的情况。
　（济南大众日报摄影组）

中国店员工会武汉市委员会
应该重视推行爱国公约工作编辑同志：
普遍推行爱国公约是今天全国人民极为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
但是我们中国店员工会武汉市委员会领导上对这件事却很不重视。
“五一”劳动节前后，武汉市总工会就发下来全市工人爱国公约的草案，并指示把这个公约草案发到各基层工会讨论。
后来，店员工会又起草了一个全市店员爱国公约草案。
当时常委会随便讨论了一下，就印发到各基层工会；
却没有具体研究如何组织力量，深入发动全市店员讨论研究这个爱国公约。
因此，爱国公约草案发下去后，很少反应，全市只有一两个基层工会提了意见，而市店员工会委员会也未注意检查，这件事情就此没有下文了。
05月中，店员工会委员会文教部长李子仪同志自北京开会回来后，就积极向领导上提出爱国公约的重要性，当时机关干部正展开忠诚老实运动，爱国公约的事又被搁下了。
直到06月0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的号召后，李子仪同志又向领导同志提出，委员会主席张学忠同志说：
“订立爱国公约应该有重点地搞。”
但直到07月中旬，常委会既未研究讨论，亦未组织干部深入下层具体帮助进行，只是由文教部派出两个干部，去检查两家商店店员订立爱国公约的情形。
武汉市店员工会领导上如此忽视推行爱国公约的工作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迅速改正，认真领导全市店员订立爱国公约。
中国店员工会武汉市委员会洪世昌

中国建筑企业公司职工合作社
不应忽视干部政治学习编辑同志：
我们中国建筑企业公司职工合作社，有着严重的不问政治的倾向。
我们合作社成立已经一年多了，现有干部十九人（临时工在内）。
干部学习一直没有搞起来，领导同志以“干部住得不集中（一部分在南池子，一部分在太仆寺街）”为理由，说是无法进行学习。
因此，现在有一部分干部对目前重要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认识都很差。
领导上却认为发展社员、搞好业务就万事大吉；
对干部混乱思想不加注意。
近日有五个同志自动组织起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
合作社主任王春和同志知道了，反而说：
“必须党员才能学习。”
我们很多同志都有学习政治的要求。
我现在正用《学习初级版》等书作材料进行学习。
我认为：
我们要搞好业务必须注重学习政治。
我社领导同志忽视干部政治学习是不对的，希望他们纠正这种不良倾向。
中国建筑企业公司职工合作社梁长敏

北京广乐社店员
歪曲爱国捐献散布不良影响
有关部门应注意深入检查编辑同志：
07月22日我到王府井大街北京广乐社买口琴。
该社的红星国光口琴索价三万五千元一支。
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贵，一个高个子店员回答说：
“加有百分之五的××捐和百分之×的抗美援朝捐。”
我质问他：
“是你们捐献呢？
还是叫买者捐献呢？”
他笑而不答。
后来我以三万四千元一支的价格买了两支（我还保存有发票）。
实际上这个价格也是较高的，如07月27日，我部王岗同志在国营百货公司买的同样口琴却只二万八千元一支。
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是全国人民自觉的爱国主义的行动，而北京广乐社的店员却污蔑之为“抗美援朝捐”，把人民的爱国捐献说成摊派，并用来转嫁在顾客身上，以此为借口抬高物价，这会在群众中散布极坏的影响。
北京其他私营商店是否还有这种情形，值得本市工商联合会及店员工会注意深入检查。
李漱

北京清河制呢厂
纠正爱国公约脱离生产工作的偏向
决定订立爱国竞赛公约展开竞赛
编者按：
北京清河制呢厂的领导干部，认真从思想上检讨了对订立爱国公约的不正确的认识和作法，从而开始纠正爱国公约脱离实际生产工作的偏向，决定把爱国公约和劳动竞赛结合起来，克服爱国公约的形式主义，这种办法，值得各地参考学习。
北京市公营清河制呢厂04月份进行了抗美援朝爱国教育之后，订立了全厂爱国公约；
05月份全厂百分之八十五的职工订立了小组爱国公约；
06月上旬，大多数小组修改了爱国公约。
但后来检查执行情况，发现实际效果很小，几乎全部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
此次检查曾测验了一百二十六个工人其中六十六人根本记不得全厂爱国公约有几条，十条爱国公约，答对六条以上的不过二十五人。
这说明六分之五以上的职工对全厂爱国公约的内容大部分都忘记了，而且多数职工连小组公约也记不得了。
这种严重情况，后来直到07月上旬，才引起该厂领导方面的重视。
为什么该厂爱国公约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呢？
主要原因是党、政、工、团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爱国公约是组织职工推行爱国劳动竞赛的主要动力，未能把订立爱国公约和具体的生产工作和劳动竞赛结合起来。
例如在04月份订立全厂爱国公约后，该厂领导重视了向马恒昌小组竞赛的工作，05月份并组织职工学习马恒昌小组的经验；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还举行了内容丰富的废品展览会。
但是该厂领导没有意识到把开展竞赛、提高产品质量作为爱国公约的中心内容。
因此，各小组所订的爱国公约内容不是零零碎碎样样俱全，就是空空洞洞无法检查。
由于没有把爱国公约的重要政治意义贯彻到当前的中心工作中，所以向马恒昌小组竞赛和提高产品质量均未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此后，06月份修订爱国公约又没有与增产捐献相结合，而是另搞了一套捐献计划。
06月下旬至07月上旬，又离开爱国公约进行了全厂保安大检查。
由于中心工作和爱国公约完全脱节，爱国公约就渐渐被大家忘掉了。
中共清河制呢厂总支委员会对于上述问题，曾联系文件学习认真作了检查。
开始，领导干部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本厂虽然没有执行好爱国公约，但是组织职工学习了马恒昌小组的经验，举行过废品展览会，做过抗美援朝报告，这些都是政治工作，为什么人民日报说爱国公约订立和执行的不好就是忽视政治的倾向呢？
后来才认识到这是对爱国公约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没有把爱国公约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
甚至有的同志曾说：
“如果说忽视爱国公约是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那么执行保安大检查是错误的吗？”
后来才认识到这是把爱国公约和中心工作对立起来的看法，保安大检查等中心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是为什么不能够通过爱国公约来更好地推动这些中心工作呢？
还有的同志在学习前认为自己是做政治工作的，没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后来才认识到自己没有掌握住爱国公约这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只是把甲、乙、丙、丁许多任务罗列起来，来了什么干什么，使政治工作失掉明确的中心，结果就会成为事务主义的政治工作者。
该厂党政工团、领导干部经过这次认真的学习和检查，认识到了爱国公约的政治意义，已决定重新制订爱国竞赛公约，把爱国公约和下半年增产计划结合起来把向马恒昌小组竞赛计划及捐献计划合并于爱国竞赛公约之内，以爱国竞赛公约为中心，推动各项生产工作，在全厂及小组爱国竞赛公约制订之后，即将组织全厂性的执行爱国竞赛公约的竞赛运动。
北京市清河制呢厂张布克

夏津棉农迫切需要豆饼
有关部门应当尽快设法供应
目前正当棉田追肥时期，群众迫切需要豆饼。
有的棉农到社要求豆饼，或要求退出已存入合作社的棉花，到市场换豆饼。
河北夏津私商乘机将豆饼价格提高到每斤六百九十七元。
而合作社因缺乏豆饼，不能及时满足群众要求，群众不得不受私商盘剥。
此种情况，已成为该县普遍现象，急需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徐亚黎

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央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检讨招用在职人员的错误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6月24日读者来信栏刊登西安矿务局对本局人事科“不应通过私人关系拉拢干部”的批评，本局人事科已作如下检讨：
“（一）经过情形：
本局在03月间曾登报招考工作人员，当时就有不少在职人员前来报名，阳世垣（前次本报误为阳世恒）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当时也考虑到不应录用在职人员，就写信给阳世垣，说明我们不能录用。
后来阳又来信，说原组织已经允许其离职，要求我们考虑，不久并又来信催询。
我们就在04月16日复信给他，并提出三个问题（即工作性质，地点，和工资问题），并要他取得证明来京。
05月中阳世垣来京报到，并没有西安矿务局的离职证件，他说因手续及时间关系须过几天才可取得，我们就写信给西安矿务局询问经过，同时因信件往返费时，就先予试用，直到报社06月初转来西安矿务局的批评后，才知道阳世垣所说原组织允许其离职的事是假的。
（二）我们的检讨：
从录用阳世垣的经过看，我们显然是有错误的。
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当阳世垣来信说已得原组织同意离职时，就应该先和西安矿务局取得联系，询明真相，不应不通过组织，直接和阳世垣提出问题，使矿务局对干部工作上增加很大的困难。
其次，当阳世垣来京报到时，既未持有离职证件，就应该立刻向西安矿务局询问清楚，再决定录用与否，不应轻信他的话，更不应为了“信件往返费时”，就先予试用（虽然当时声明如无正式离职手续，随时停止试用）。
从以上处理上的错误看，说明了我们整体观念不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录用在职人员所引起的后果；
我们没有按照正确的组织手续办事，没有事先和原机关取得联系，就和阳世垣私人接洽，紊乱了工作步骤，给别的单位的工作增加了困难。
我们除了接受此次错误的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外，并请求上级给予应有的处分。”
本局平时对人事科检查和教育不够，没有帮助他们在这次招考人员的工作中掌握正确的原则，说明我们在工作上需要加强检查，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
对本局人事科负责招考工作的人员，行政上已决定给以警告处分。
对阳世垣已于06月15日停止试用。
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
清华大学已经纠正个别教授私自招聘毕业生的错误行为编辑同志：
07月04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立之等同学的来信，对我校个别系的教授们替同学介绍工作的行为提出了严正的批评。
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很好的。
这种情形，在06月12日我校协助毕业生工作分配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已经迅速地纠正了。
与此事有关的教授都已作了书面或口头的自我批评；
以前曾接受私自洽聘的同学也已声明撤销，表示服从统一分配。
现在我校毕业生已经百分之百服从政府统一分配了。
清华大学协助毕业生工作分配委员会
编者按：
清华大学在本报发表批评信以前，已经注意纠正了该校个别教授私自洽聘毕业生的行为，这是很好的。
本报在发表批评信时，没有查清楚这些情况是否已经纠正，这是我们的疏忽。
我们认为：
违反政府统筹分配高等学校毕业生的错误行为，并不是个别性的；
这些错误行为有的虽已纠正，但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因此，对这种错误行为提出批评，还是必要的。
希望批评信中指出的其他机关学校，对此也进行检讨，使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

寻人名单革命军人家属寻找革命军人姓名通讯处寻找者张福海（红记）北京市西四前英子胡同十七号李俊相孙立业辽东凤城县鸡冠山孙立芝翁行胜湖北礼山宣化店翁行权转翁立普鲁德长河南泌阳县东关鲁德昌周星楼（昌昌）西康雅安县大北街十四号陈治清转周氏刘传基北京市德胜门大街延年胡同四号刘若兰孙月心（桂森）河北景县五区北孙庄孙毓林牛景治北京市前外大街一五一号广增国旗店牛景槐孟崇芳山西太原市前营坊街甲字十五号孟千金郑普安北京市二龙路丙一号王育珍转郑阮氏马鹤麟河北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民政科马鸿麟刘遂惺（之安）山西汾阳县三泉镇刘受书刘韦弦北京市什锦花园十一号孙国兴方德辉河南平江县三区长寿镇曾怡泰锅厂转方向清钟礼（式宜）四川壁山县河边乡第4村钟永仁谷云汉（茂？）
湖南邵阳县专塘铺　谷云森张庚生（洁源）陕西洵阳县城官区张富之赵德有黑龙江肇州县南明里四闾四组赵曾氏刘奇珍（善廷）湖南衡阳县九区渐佳乡刘诗长李永兴云南盐丰县安平乡达么村李永杰张俭黑龙江肇州县第1区人民政府张凤鸣杨力北京市崇内船板胡同四十九号胡戬吴启昭江西萍乡县安源牛角坡十四号刘小梅贾奎荣（保奎）苏北涟水县岔庙区曙东乡贾国选刘章顺山西太原市太原钢铁公司刘维升王德宽（二贵头）北京市内二区太仆寺街三十一号王秀宽王西（长庚）浙江缙云县前村王寿德周汝愧（刘平夫）四川新津县正西街一五九号艾承芳转周绍瑾乔松林（瑞祥）北京市中国交大北京铁路管理学院乔润谨张子春河北遵化县二区小渤海寨村王凤兰傅长海察哈尔宣化县南关桥北街三十四号傅文通孙丙寅山西太原市新岗村新正街三十号孙佩成颜斌湖南湘乡县九区神童村柳家湾颜兴旺张子谦河北深泽县方元村张拜辰张英立湖北蒲圻县青年团第3区区委会李鑫粤樊炳星山西崞县三区北三泉村樊高全卜则尧湖南衡阳市江东岸衡阳铁路医院卜戒知谭信诚山东潍坊市撞钟院后街二十三号谭峰山杨国龄辽西双辽县粮食公司茂林粮栈冯玉福辽西双辽县粮食公司茂林粮栈冯景元沈临超苏北泗阳县黄坡区河西赵文河北饶阳县王岗村　赵科墋赵淑林河北饶阳县王岗村赵科墋颜士苏北滨海县八区大冲乡颜太昌尹世玺北京市东四双辇胡同三十三号尹世珏郭庆梅（葛青海）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檀庆有高飞（高保生）湖北江陵县弥陀市南正街七十八号高兆龙徐谟燕（祖应）湖北黄陂县北乡河口镇徐恒茂转徐元明张助勋热河兴隆县四区平安堡村张臣唐胜山山西高平县一区玉井村唐天相孙永祥热河建平县六区太平庄村孙琢江盛辉湖南永兴县四区圳头江楷辉转江辉湘宋福祥山东省人民政府农民委员会宋书尧何玉成山西太原市太原铁路管理局运输处附业科何玉山奚庄（学凯）四川泸州市人民政府奚唐佩德王禹珊湖北汉川县马口镇横街张源泰转王树珊楼华圃河北肃宁县二区大曲堤村楼少逸李永乐北京市中央团校二十三班李永耀任福义（老根儿）河北清苑县五区北蛮营村任庆华周德清（乡元明）北京市广安门报国寺粮食总局干训班周航谈醒华山东徐州市东南堂张邮局陈瑞秀张三羊河北武安县六区井峪村张玉成冯好勇平原邺县二区辛店集转后稻田村冯德存申玉恒河北武安县六区井峪村申林起曹际远（小海）河北霸县四区褚河港曹际辉张荣琳湖北武昌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王也浩转张陈氏张华裕湖南平江县三区桃源村张俊生徐振生吉林永吉县十区民主村民主屯徐万才耿清泉（元醴）河南开封市琉璃庙街十二号耿洁民向学河北晋县四区西旺村杜洛伙王右仁陕西渭南县省立瑞泉中学王守仁吴纶（梢儿）甘肃靖远县西区平堡乡平滩堡黄志宽北京市广安门外南马神庙乙八号黄毓桂丁启冰福建古田县中山路二十号李琼容郄更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郄文凯李自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李万保杜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李万保刘绪（李芳荣）宁夏中卫县镇罗堡李元唐刘大浩四川宜宾县中心卫生院刘大任常连普河北丰润县五区常家庄村常文朝

彝族同胞热爱人民电影编辑同志：
我们西康军区政治部电影教育工作队在凉山地区的昭觉为彝族同胞放映了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受到了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04月16日，是昭觉彝族自治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的日子。
我们电影教育工作队就在会议期间放映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五天。
彝族同胞们高兴极了，都热情地赶来看电影。
住在三、五十里以内的彝胞，很多把家里的门锁上后全家人都来看电影，还有不少彝胞爬山涉水走了三四天赶到昭觉来。
每次放映前，我们都用彝语说明电影内容，因此收效很好。
彝胞们看了电影后，都更加热爱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更加认清了祖国的辽阔富饶。
当毛主席在银幕上出现时，全场掌声雷鸣，并且响起了“毛主席哇库（万岁）！”
的口号声。
西康军区政治部电影教育工作队刘云阁

济源县第4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有铺张浪费的现象
各地召开会议应避免同类现象发生编辑同志：
我们阅过07月27日人民日报“济源县第4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怎样召开的”一文后，感到该县这次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是开得好的，报导的这些经验也都是值得各地吸取的。
但根据我们所知，该县在召开这次人民代表会议中，曾有摆形式、闹排场等铺张现象。
我们认为这种铺张作法是不对的，其他各地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时应避免同类现象发生。
据我们所听到的：
济源县第4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该县城关镇曾以“黄土垫道，清水洒街，洗刷门面，更新字号，整顿市场，挂灯结彩。”
该县人民政府并曾发出通知说：
“凡离城十五里以内之村庄，男女老少都要有组织的来参加大会（指庆祝大会——笔者），并要带乐器，提灯结彩，化装宣传，组织各种游艺……；
离城十五里以外之村庄，要根据情况，以联村或村、闾为单位组织化装宣传，提灯结彩，举行游行，召开群众大会庆贺之。”
在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中曾有“一队一队的学生和群众，伴随着鼓乐，带着贺仪、贺信，相继涌进了县府大门……锣鼓喧天，夹杂着人们的说笑声，使大会不能再继续进行。”
“庆祝会上，即有两万余众，锣鼓喧天，冒雨赴会”，并“献给新任县长中山服及衬衣各一套，鞋一双。”
据统计，这次人民代表会议共收到各村及各界人民送来的贺幛二百余幅，贺函二千一百余封，鸡蛋八千余个，还有猪肉、潞酒、彩匾、纸花等。
各机关赠给大会的礼物也很多：
平原省人民政府赠米六千五百斤，大众图书三套；
新乡专署赠图书两套；
济源县人民政府赠小米五千斤，锦旗一面；
妇联会赠笔记本三十三本，铅笔二十九枝。
以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使县人民代表会议提高一步的重要环节，其目的在使县政民主化向前推进一步。
召开此种会议时，应着眼于它比一般的人民代表会议具有法律上付予的更高的职权，应着重考虑如何使会议更能发扬民主；
而不应当过分的从形式上去讲究。
济源县过分铺张的作法，引起人力、财力的浪费，耽误了群众生产与工作（况且当时正值春耕季节），这是不适合人民要求的。
如果有部分群众乐于那样作，人民政府也是应该加以说服与劝阻的。
张达凤高彤

消除乱拉干部的混乱现象
在某些国营及私营企业、机关、学校中，近来发现有以物质待遇和优越的工作地位为引诱，或通过私人关系，乱拉技术人员、乱拉干部的现象。
这是非常错误的。
它助长了某些技术人员的流动性和不安心工作，造成人事制度的混乱，损害了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所以必须严加纠正与制止。
这种现象较多地发生在某些私人资本家经营的企业中。
他们为着自己企业的发展，就不惜以卑劣的手段去拉拢别处的在职人员。
如天津私营隆顺营造厂，引诱国营东北鞍山工程公司的三个工程技术人员，使他们弃掉正在进行的突击工程任务而到天津担任该厂的新职。
又如上海时代文化模型厂，以高工资拉去世界文化模型厂的八名技工和普遍工人，致使世界文化模型厂的一部分生产陷于停顿（据上海解放日报载）。
这种损害、破坏另一企业而成全本企业的作法，是资本家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互相争夺、倾轧的卑污行为；
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是不允许发生这种混乱现象的。
其次，某些国营企业、政府机关及学校，也常常不通过组织系统，乱拉干部。
这些单位的人事工作人员，十分缺乏整体观念，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思想；
也还有某些人，以旧社会私人拉拢的旧作风，来对待今天国家的人事工作。
这些都是必须严加纠正的。
对某些被拉的人员来说，他们只是为着某些个人的利益，就跳来跳去，不能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能把在人民的供养和国家的教育下所获得的技术和工作能力，老老实实地贡献给人民。
他们这样作了，就说明他们既不是一个好干部，也不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民，他们的这种做法应该受到人民的批评和反对。

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
应迅速答复读者的批评建议编辑同志：
我很欢喜阅读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因为读者来信所登载的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对各方面的批评建议和有关者对这些批评建议的答复，都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我们伟大祖国各种建设事业的热切关怀，以及有关机关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的民主作风。
因此，从读者来信这块园地里，不仅可以看到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而且从这里也可以使我学习到民主作风和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验。
但是，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也还有着这样一个缺点：
就是个别的政府机关部门对待批评建议的答复很不及时。
例如：
今年01月2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刘玉山同志对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提出“应改善对石景山发电厂的领导”问题的来信，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电业管理总局的答复。
这里我们不知道是电业管理总局没有答复呢，还是人民日报编辑同志把别人的答复搁置起来了。
我们希望电业管理总局和人民日报编辑同志都作一番检查，并且希望尽快地看到这两个答复。
孙嘉恒
编者按：
本年01月23日，本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刘玉山的来信，对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有所批评，要求他们改善对石景山发电厂的领导。
我们曾于01月31日，写信给电业管理总局，请他们答复。
02月中，他们复信说，现在正在检查，但不准备作公开答复。
我们不同意，又去电话催他们答复，并于03月12日、03月23日、04月12日连续去信催了三次，但是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把答复寄来。
1950年0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说：
“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
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
我们希望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能够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对于群众的批评，作出实事求是的答复。

皖北无为县姚沟镇俱乐部
追求表面形式造成浪费
皖北无为县姚沟区姚沟镇俱乐部有着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希望有关机关即予检查纠正。
姚沟镇俱乐部是1949年秋天成立的。
俱乐部工作人员一直不重视怎样使俱乐部成为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和通过俱乐部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工作，却专门追求形式的漂亮。
如他们为了讲究排场，派人到芜湖市去作了俱乐部证章五十多枚，约费钱五十万元。
在今年“五一”时他们跳海军舞，现作的白色海军制服。
在“六一”儿童节时，他们认为腰鼓队的衣服是陆续作的，穿着不够讲究，又作了崭新的衣服。
群众对他们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很不满意，有的就反映说：
“这个俱乐部是二流子场所。”
该镇俱乐部的费用，是由少数干部“研究”后向该镇各商号摊派的（个别干部也有出钱的）。
如“五一”时，该镇商会就按照春季营业税额附收百分之二十作俱乐部经费（内中有一部分作该镇小学三位教师的工资），共收了六百万元左右；
“六一”该镇商会又向各商号收了六百余万元。
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
我认为，在全国人民正为抗美援朝而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该俱乐部这样铺张浪费，是完全错误的。
姚沟区人民政府及中共姚沟区委员会驻在该镇，对这个问题熟视无睹，也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
希望有关机关对此进行检查，并指导该俱乐部改进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皖北行署水利局董仲经

纠正乱拉干部的无政府状态！
私营隆顺营造厂乱拉技术人员应赔偿对方损失公开检讨错误编辑同志：
天津私营隆顺营造厂因急于赶作某项工程，乃通过私人关系，将东北鞍山市公营鞍山工程公司技术人员何一峰、阎克志、王墨等三人拉去。
使何一峰等三人，弃掉鞍山工程公司正在进行的突击工程任务，影响全部工程的完成，并造成当地职工情绪的很大波动。
查隆顺营造厂资方用人，事先未向劳动介绍所申请，事后亦未声明，同时，何一峰等至该厂后，亦无居住户口证明。
这种行为，违反了劳动力统一介绍政策，并玩忽公安户口法令。
我们认为隆顺营造厂应将拉来的三个人送回原岗位，并负责赔偿鞍山工程公司因该三人弃职在工程上所受之损失，登报悔过道歉，对于私自留住无户口居民部分，则由公安局依法处理。
同时，当政府有关部门至隆顺营造厂调查时，在该厂院内的河北省天津专区办公室的刘秘书和张同志，不但不帮助批评该厂的错误，反而出面袒护，对此亦应作深刻检讨。
现此案已移送本市法院处理。
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局
天津市劳动介绍所
江西水利局助理工程师王世纪不应通过私人关系活动工作编辑同志：
我局原任助理工程师王世纪同志，于02月28日私自离职，工作未作任何交代。
后经我们多方寻问，才知道王是通过南昌大学工学院院长兼中央重工业部顾问蔡方荫的私人关系，被介绍到中央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第1工程事务所工作。
我们认为：
（一）王世纪未经组织批准，通过私人关系活动工作；
（二）基本建设局未经调查了解即随便任用在职干部；
（三）蔡方荫从中进行私人拉拢介绍；
这些都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
希望他们进行检讨，以便教育大家，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江西省人民政府水利局
广州私立光华医学院应正确处理乱拉干部问题编辑同志：
我们抚顺矿务局医院的医生许华生、黄鸿钧二人，于07月21日弃职私自逃回广州私立光华医学院任职。
许、黄二人原是光华医学院的学生，经东北人民政府在关内招聘分配来我院工作。
而光华医学院却一再用学校名义给许、黄二人来电报，拉他们回校工作。
我们院方得知后，曾向许、黄二人说明，要调动工作必须经过组织系统。
而许、黄二人不听从院方意见，竟私自弃职逃走。
我希望广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帮助光华医学院正确处理此事，纠正该院此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
抚顺矿务局医院王喆
西北艺术学院不应该私自拉东北博物馆的干部编辑同志：
西北艺术学院有名叫匡扶的，不通过组织系统，一再私自写信拉我处干部阎万章同志到该校工作。
去年冬季匡扶来信拉阎万章，当时经过我们说服教育，始未离职。
但最近阎万章因又接到匡扶拉他去西北工作的来信而不安心工作。
这种私人活动、乱拉干部的作风，如不严加纠正，将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
东北博物馆水良箴
铁道部新河材料厂工会主席佟湘汶录用干部违反组织原则编辑同志：
去年08月，铁道部材料局新河材料厂工会在招考图书馆管理员时，曾有饶阳县某村小学教师王淑英，因学校放署假回天津探亲，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就私自投考而被录取。
饶阳县长知道此事后，曾给材料厂工会来信，要王淑英仍回到原岗位工作。
但是材料厂基层工会主席佟湘汶同志竟利用工会名义对饶阳县长的来信再三强辩，以图庇护王淑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王淑英是青年团员，原属的团支部曾催她回去办转移手续，佟湘汶同志因为怕她回去不再转来，所以就说：
“咱们不要了（指团籍），不要紧。”
今年05月，佟湘汶同志调到直属工会担任文教部的副部长，他又毫不顾及材料厂工会图书馆的需要，而调王淑英到直属工会工作。
就我所知，佟湘汶同志之所以如此对待王淑英的任用与调动，完全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恋爱目的。
我们认为佟湘汶对自己这种自私自利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应该深刻进行检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河材料厂支部书记马肖印

贵州一个军属的欢乐生活编辑同志：
我是贵州榕江县车江乡寨头村的一个革命军人家属。
现在我把解放后的生活情形告诉你们。
解放后，我们农民的生活比前好得多了。
政府对我们军属照顾得很周到。
去年除夕，乡长亲自在我家门口挂上光荣匾，县政府还请军属们会餐。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分得了土地，我村并没收了地主多余粮食三百多担，我家就分到了两担。
全村人民生产情绪非常高，男的去耕田，女的就担粪。
现在我们又组织了生产互助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各个互助组都纷纷表示：
“一定要多打粮食，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
最近，我被选为本村妇女会主席，我感到非常光荣。
我一定要做好工作，积极带动群众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我在家门口光荣匾的两旁，挂上“毛主席是救星，共产党是母亲”的一副对联，来表示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谢。
贵州榕江县寨头村妇女石迈（袁通慧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