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
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这篇文章的主体。
这几段文字主要是：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
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05月20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皖北区党委和阜阳地委关于涡阳事件的三个电报(75)，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
“请你们检查所属各县中是否有像皖北涡阳县那样的严重现象，如有，必须给以坚决的处理，否则是很危险的。”
“我们认为华东局的意见是正确的。”
华东局的电报，批评涡阳县对于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镇压的决心还不够，表现在对那些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特务未坚决处以死刑。
△同日
为转发中共无锡市委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指出：
“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要求一些具体形式。
关于审查案卷方面，华东各地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组织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
无锡实行的结果很好，各地都应仿照办理。
实行这种办法，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学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
(75)这3个电报是：
中共阜阳地委1951年4月28日关于涡阳县混入反革命分子处理情况给皖北区党委的报告；
皖北区党委1951年5月07日关于阜阳地委处理涡阳事件的意见给阜阳地委并报华东局的电报；
华东局1951年5月15日关于处理涡阳事件给皖北区党委、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华东军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