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
　向毛主席致敬电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的代表向您致最崇高的敬礼！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为掩护，长期对我国进行了文化侵略和各种卑鄙的间谍活动，并在经济和行政上，长期把持了中国的教会，使中国教会成为它的附庸和工具。
中国广大爱国爱教的基督徒们，是不甘心为美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今天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我们基督徒才能起来，将美帝国主义捆束我们的枷锁彻底打碎。
我们怀着无比的快乐和热情感谢您，并向您保证：
我们要坚决与美帝国主义斩断一切关系，肃清教内帝国主义反革命分子和影响，坚决实行基督教革新运动，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拥护政府法令，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并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全体代表

北京中苏友协与苏联对外文协
　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一周年
【本报讯】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纪念伟大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诞生八十一周年，决定于今日下午七时在东城南河沿十九号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纪念会。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致敬电英勇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士们：
你们禀负着卓越英勇的精神，呈身于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上，为悍卫世界和平而奋斗，沉重地打击了并继续打击着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们，全世界爱和平的人民，都为你们英勇的胜利而欢呼。
今天我们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的代表们在北京开会，决心割断中国教会团体和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肃清教内帝国主义分子和影响。
你们的英勇战斗和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我们抗美援朝爱护祖国的热情，我们决心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并彻底实践教会的三自革新运动。
谨代表全中国基督教信徒，向你们致最热情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礼。
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全体代表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闭幕
　通过处理办法及联合宣言
　代表们一致同意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
【新华社21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历时六天，已于21日闭幕。
这次会议标志着基督教人士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更密切地团结在人民政府的周围，坚决斩断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该办法将呈请政务院批准后实施。
会议又通过了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
为着使全国各地基督教徒普遍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和促进自立革新运动，到会的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一致同意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推出吴耀宗、陈见真、陈崇桂、涂羽卿、邓裕志、刘良模、崔宪详、沈德溶、谢永钦、罗冠宗、施如璋、李储文、郑建业、赵复三、王梓仲、韩文藻、赵紫宸、萧国贵、俞筠、邵镜三、敬奠瀛、熊真沛、韦卓民、吴贻芳、李寿葆等二十五人先成立筹备委员会，并推吴耀宗为主席，陈见真、陈崇桂、涂羽卿、邓裕志为副主席。
大会授权该委员会在筹备工作完成后即宣告正式成立。
到会全体代表怀着无限的敬意向毛主席献呈锦旗，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代表接受。
大会并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及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致敬电。
会议由吴耀宗致闭幕词后结束。

我们伟大的祖国
今天是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的三周年纪念日。
延安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革命的圣地。
这是延安南门外的宝塔山。

美国片面制订《对日和约草案》
【新华社讯】
美国通讯社合众社于04月05日发表了美国片面制订的《对日和约草案》，全文如下：
对日和约草案（仅为建议性的）
盟国及日本决定，他们此后关系将是有主权的与平等的国家间之关系，在友好的交往中进行合作，以便促进他们共同的幸福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日本宣布：
愿申请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并在一切情况下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愿致力于联合国关于人权共同宣言的目的之实现；
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5条及第56条之规定，在其国内建立安定与幸福的条件，此点由日本战后立法已开始实现；
愿在国家及私人的贸易与商业方面，遵守在国际范围内通行的公正惯例。
盟国欢迎日本在这些方面的意愿并将努力助其实现。
为了奠定其未来关系的持久与和平的基础，盟国特与日本签订本条约。
第1章和平
一、盟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已告终止。
第2章主权
二、盟国承认日本人民对日本及其领海有充分的主权。
第3章领土
三、日本放弃对朝鲜、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上的根据与要求；
并且放弃与委任统治制度相关联的或由于日本国民在南极地区的活动而取得的一切权利、权利上的根据与要求。
日本承认1947年04月0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将托管制度推行到以前在日本委任统治下的太平洋各岛屿的决议。
四、美国得向联合国建议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包括罗萨里奥岛（即西之岛）、火山群岛（即琉璜群岛——译者注）、巴列斯维拉岛（即冲之鸟岛——译者注）及马尔库斯岛（即南鸟岛——译者注）均列入以美国为管理当局的托管制度。
日本同意此类建议之任何一项。
在此种建议提出并得到肯定决议以前，美国将有权对于上述诸岛的领土，包括其领海在内，和对其居民实施一切和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五、日本将库页岛的南部及其附近的一切岛屿归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将千岛群岛移交苏联。
第4章安全
六、日本承担联合国宪章第2条所述的义务，尤其是下列各项义务：
甲、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乙、在其国际关系上不采用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丙、对于联合国依照宪章而采取之任何行动，尽力予以协助，而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可能采取预防或执行行动时，则对该国不给予协助。
盟国在对日本的关系上应相互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第2条的诸原则。
七、盟国承认为主权国家的日本具有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单独或集体的，自然应有的自卫权，并承认日本可以自愿地参加集体安全的一个或几个协定，其中有一个或数个盟国参加者。
此等协定将专为反对武装进攻而保障安全者。
注：
上述建议本身在安全方面并不能视为是详尽的，须视目前交换意见之结果，再加以补充。
目前交换意见的用意在于维持太平洋的安全，并使日本此后能为保障其本身安全有所贡献而使日本为此目的不采取可以成为进攻的威胁，或可以作为非按照联合国宗旨与原则促进和平与安全之用的武装。
第5章政治及经济方面的条款
八、对于现有促进正当商务，禁止滥用麻醉剂，保护鱼类与海兽类的各项多边条约与协定，日本将继续为缔约国之一方，对于尚未加入者，日本将设法加入之。
九、日本同意和愿意的各国迅速开始谈判以便缔订关于管理、保护与发展公海渔业之新的双边及多边协定。
十、盟国之每一国家于本条约在该国与日本之间生效后一年期内，将通知日本其在战前对日所订的双边条约之中对何者愿意保存有效或加以修订，则此种条约将继续有效或将加以修订。
但此等条约中不适合于本条约的条款不在此例。
此种条款均应认为废止。
凡未经依照上述方法通知之一切条约，均将认为废止。
十一、日本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别权利和利益。
十二、对于经盟国军事法庭判决，而在日本监禁的战犯们赦免、减刑、先期释放与特赦之权，除由日本按各个案件与判刑的一国或几国政府共同行使外不得行使之。
对于被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战犯，此等权力除由日本与参加该军事法庭的多数国家的政府共同行使外，不得行使之。
十三、日本声明它准备与各盟国迅速缔结条约或协定，以便将相互间之商业与贸易关系建立在稳固与友好的基础上。
在这个期间，日本政府在本条约一经生效后三年内，在关税、捐税及其他适用于进出口货及和进出口货有关的一切其他规章方面，均给予各盟国以最惠国的待遇。
日本政府同时对盟国船只、国民、公司以及他们在日本的财产、利益及商业活动方面给予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视何者较为有利而决定之。
国民待遇不包括日本的沿岸及国内航行。
关于上述任何事项如任何一国要求日本给予优待，比较该国除其商约照例保留者外，所给予日本之优待为较高者，则日本得以拒绝之。
虽然有本条第1项之规定，日本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保护其对外的财政地位，支付的平衡或重要的利益，以及保留通常在商务协定中所包括的例外。
日本在签订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之前，在三年内给予盟国以不少于在本条约生效之前在民用航空交通方面盟国所享有的优遇及特权。
连接日本与根据本条约而失去其管制权的领土之间之日本的海底电线应加以平分。
日本方面保留日本站及其附近一半的海底电线。
而其余部分及其附近的设备则为脱离日本的对方所有。
第6章要求及财产
十四、盟国认为，日本无力以那些可以使日本维持生存经济的黄金，钱款，财产或劳役当支付手段，以履行其对于自1945年09月02日起为进行占领目的所给与的救济与经济协助之义务，并对盟国因战争而引起之损失给以相当的赔偿。
但对于在1941年12月07日至1945年09月02日期间处于日本所放弃的领土之内，或处于盟国中任何一盟国依照联合国托管制度所管理的领土之内一切日本的及日本国民的财产、权利与利益，日本给予每一盟国以支配保留及处理之权，但下列各项除外：
（1）原来被允许居于某一盟国境内，并未成为在1945年09月02日以前所实施的特殊措施的对象之日本国民的财产；
（2）扣除保管费用以后的外交及领事机关的物质资产；
（3）非政治性的，以及宗教、慈善、文化或教育等机关的财产；
（4）日本境内的财产，不论其权利、法律根据、或利益关系的证件，或对于此种财产有任何债权上要求的证明文件或其他类似证件之在何处者；
（5）辨明日本产品之商标。
若盟国中之任何一国曾自另一盟国领土上取得日本或日本国民之具有工业性质的财产、权利或利益，则该盟国将与该另一盟国清算之。
盟国之赔偿要求及因占领的直接军事开支而提出的要求，将认为应由日本资产（但须考虑上述各项法权关系）并由占领期内自日本本土所已取得的资财赔偿之。
（附注：
上述关于赔偿的建议须视正在交换的意见如何而确定之。）
十五、凡每一盟国或其国民在日本所有的物资财产或非物资财产及各种权利或利益，日本于本条约生效后六个月内，一经提出要求，即应归还各该盟国及其国民，但持有人并非因强迫或受骗，业经自愿加以处理者，不在此列。
若盟国或盟国国民在日本之财产因战争而受亏损，则应根据日本国内法，按照日元与外币兑换之比率，以日元赔偿之。
十六、日本放弃其国家与国民因各盟国在战争期内（此战争系由本条约所结束者）所采取行动而发生之一切要求，并放弃在本约生效以前因任何盟国当局或军队在日本领土上的驻在、策动或行动而发生的要求。
第7章争端之调解
十七、由于本条约之解释或履行，任何一盟国与日本之间所发生之争端，未经外交途径解决者，应根据争端任何一方之要求，提交国际法庭解决之。
日本及未参加国际法庭机构之盟国，应于批准本约时并按照1946年10月1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决议，向国际法庭交存共同声明，表示接受该法庭对于具有本条所述性质的一切争端之管辖，无须专缔协定。
第8章最后条款
十八、为本条约之目的，所称盟国系指曾与日本作战或曾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并为本条约缔约国之国家。
十九、除第11条所规定者外，对任何未经签字，批准或加入本条约之国家，本条约将不给予任何权利、法律基础或利益。
同时，本条约任何的规定不得为有利于未经签订、批准或加入本条约的国家，而削弱或损害日本的权利、法律基础与利益。
（但仍有上述例外——译者按：
系指第11条的规定）
二十、日本不与任何国家订立和平协议或军事赔偿的协议——其所给予该国之优例超过本条约所给予参加国之优例者。
二十一、本条约由盟国及日本批准之。
自日本及为远东委员会会员国之大多数国家，包括主要占领国美国在内，将批准书交与美国政府保管时起，本条约在日本及其他已批准之各国间即告生效。
若在日本批准后九个月内，本约尚未生效，则任何一盟国得依其自愿以照会日本与美国政府之方式，使本约在该国与日本之间发生效力。
关于所有按照本条约送交美国保管的批准书及照会，美国政府将通知所有已签字及已加入本条约之各国。
二十二、与日本作战或与日本处于作战状态，而尚未签订本条约的任何国家，得于本条约在日本与批准本条约之任何一国间生效后三年内，随时加入本条约。
此等加入，以将加入声明书交与美国政府保管之方式进行之。
美国政府将每一此等声明，通知所有已签字及已加入本条约之各国。

荒谬绝伦的美国对日和约草案
美国单独起草并企图强迫他国接受的对日和约草案发表了。
虽然美官方曾声明该草案仅是一种建议，尚待讨论修改；
但无论怎样修改，美国对日政策的各项原则是不变的，万变不离其宗的。
虽然杜勒斯起草这个草案时，确曾挖空心思，极力敷衍美国的仆从国家，特别希望以之欺骗、讨好日本人；
但无论怎样应用文字技巧，故弄玄虚使意义含糊，都不能够掩饰美帝国主义独霸日本、武装日本与准备新战争的阴谋。
第1、美国对日和约草案完全是非法的，它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单独媾和方案。
1942年元旦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宣言：
“每一政府，承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在这宣言上，美国罗斯福总统曾代表美国政府庄重地签了字。
请看现在美国的对日和约草案第8章第18条最后条款：
“为本条约之目的，所称盟国系指曾与日本作战或曾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并为本条约缔约国之国家。”
依此，中国虽与日本作战，不在这个和约签字，便不是它所称的“盟国”；
不是“盟国”，对战败国日本便不能过问，即没有“任何权利、法律基础或利益”。
美国这样横暴地写下强迫他国接受它的对日和约的条文，用以威吓“日本及远东委员会大多数会员国”参加签字。
如签字国不够远东委员会会员国的“大多数”，则和约在日本批准后“九个月”，“少数”国家自行决定签字也有效。
假使连少数国家都没有，“作为主要占领国的美国”就不客气地要唱独脚戏了，就是说：
我美国一国与日本单独媾和，仍然有效。
美国这和约草案，蓄意排斥中苏两大对日作战国家的参加，而且十分看不起美国的那些仆从国，字里行间隐约地对它们说：
若不顺从美国的意旨就去你的吧！
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肆无忌惮、敢于磨灭所有共同作战国家的功劳与意志，而单独甚至孤独的媾和。
这不但违背上述同盟国宣言法律的拘束，实际是一手遮天，目无法纪，彻底破坏了国际道义的基础。
第2、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准备新战争。
那不是什么和平条约，而是战争条约。
根据波茨坦公告、远东委员会对日基本政策等国际文件，日本必须废除武装。
这是盟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
但美国这个对日和约草案，不仅对废除日本武装一字不提，而且千方百计使日本再武装合法化。
请仔细研究草案第4章。
杜勒斯专在“安全”的题目上做文章，不碰武装字样，但却做到可以使日本武装到牙齿而不受限制。
美国说日本既有主权，即有自卫权，因而产生可以建立保卫主权的武力。
美国恐怕澳大利亚、纽西兰等感觉不安，特别礼貌地在附注中说明日本武装不能“成为进攻的威胁”，不可以作为“非按联合国宗旨与原则促进和平与安全之用”。
这注脚，无非为了哄骗某些“盟国”，其实是对谁都欺骗不了的。
美国应用两个方法，完全掌握着日本武装。
其一，通过美国所控制的联合国机构。
根据草案第4章第6条“日本承担联合国宪章第2条所述的义务”，则和约签字生效之日，日本便开始有义务服从“联合国”的决定了。
例如美国的“联合国”侵略朝鲜，日本就必须“尽力予以协助”，不得有违。
其二，草案第7条规定：
“承认日本可以自愿地参加集体安全的一个或几个协定，其中有一个或数个盟国参加者。”
这规定明白不过，所谓“一个盟国”就是“美日同盟”，所谓“数个盟国”就是“太平洋公约”。
据讯，这两个公约已在美国务院起草中。
前者叫“美日双边协定”，根据杜鲁门04月18日声明，这个协定将规定：
“美国将在日本及日本周围驻扎武装部队”。
后者即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的太平洋公约，据说参加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菲律宾、日本等。
美国已开始武装了日本，并已大规模地利用日本为侵略朝鲜的工具；
美国对日和约草案，则要求全面武装日本，并以再武装了的日本为中心，形成太平洋侵略集团，继续侵略朝鲜与中国台湾，并进而威胁全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
使日本武装无限制扩大起来，利用这个武装力量，继续侵略朝鲜的战争，并准备更大的侵略亚洲人民的战争，这就是美国单独对日媾和的主要目的。
第3、美国对日和约草案，在主权与权益上，既侵略中国，又损害了苏联。
在和约草案中，美国不是以中苏为战胜的盟国，而是视为敌国。
开罗宣言决定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神圣的规定，在草案第3章第3条里面被窃改了，它仅提起“日本放弃对朝鲜、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上的根据与要求”，而不肯定放弃后的归属问题，弦外之音，暗示美国觊觎我国领土的野心。
美国的武装占领台湾更加证实了美国的领土野心。
草案第5条虽然肯定“日本将库页岛的南部及其附近的一切岛屿归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将千岛群岛移交苏联”；
但在第19条中又规定：
“对任何未经签字，批准或加入本条约之国家，本条约将不给予任何权利、法律基础或利益”。
就是说，苏联如不听美国之命在本约签字，日本可以兴兵收回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美国政府并不以利用日本侵略朝鲜和台湾为满足，它还准备把日本拖进更大的冒险的战争，其用心之险，于此可见。
另方面，不论1941年08月罗斯福邱吉尔大西洋宣言（1942年同盟国宣言予以赞成，有法律的拘束力）或开罗宣言都信誓旦旦，同盟国无意扩张领土。
美国竟食言而肥，贪欲无餍，除已经取得“前日本委任统治地太平洋岛屿”外，还要玩弄各种手段，攫取琉球、小笠原及其他日本的群岛。
很显然的，这是侵略亚洲大陆，并制日本之死命的布置。
第11条“日本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别权利和利益”。
日本在中国将放弃什么特权呢？
放弃租界、领事裁判权之类。
这本是过去在中国有特权的一个战败国所绝对必须做的，难道日本还应该保持它在中国的特权吗？
但这并不表示这个草案照顾中国的利益，相反，在草案第6章“要求及财产”里面，不仅关闭了中国对日本的合理要求之门，而且为日本开辟道路，使它有权可以假借各种名义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要求。
草案第14条宣布日本本国无力支付赔偿，“盟国的赔偿要求”只能有两种支付办法：
一种是各该国管辖范围内的“日本资产”。
换言之，日本在华财产并不是“放弃”，而是作为赔偿了事的。
另一种就是“占领期内自日本本土所已取得的资财”，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取得的九千余件破烂机器。
照此草案，和约签字时，中国不能对日本有所要求，相反的，日本可以要求中国交还“外交及领事机关的物质资产”，可以要求交还以前侵略性的事业包括“宗教、慈善、文化或教育机关的物质资产”等。
这就是“日本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别权利和利益”。
第4、对日本来说，这和约是亡国灭种的卖身契。
美国从军事又从经济对日本层层束缚与盘剥，日本民族永远休想翻身。
杜勒斯竭力宣传他在“为签订宽大对日和约而斗争”。
究竟怎样个宽大呢？
乍一看，和约签订，日本恢复了主权，可以自由武装，不必再付赔偿，与美国平等、互相享有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好像是够宽大的。
详细研究一番，所有所谓宽大都是骗局，每个“宽大”都可以把日本打进地狱。
先说宽大的主权。
草案第二草“盟国承认日本人民对日本及其领海有充分的主权”。
这完全是一句空话。
首先，这日本主权就不能保护它的领土、领海和领空。
在日本的领土上，美国陆军将继续驻扎；
美国在日本的空军基地像蜂窝一样；
美国海军可以自由出入日本的军港和领海。
这日本主权，又不能保护它的工商业，因为必须给美国以美国独占为内容的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日本便不能实行保护关税，便无法阻止美国资本操纵以至窒息日本的经济生活；
因为还要服从美国的所谓联合国的决定，日本便不能自由与亚洲国家进行符合于发展和平工业的贸易。
和约是给日本这样一个既无“主”又无“权”的主权的，依此看来，此和约签字后的日本地位将等于美国的最卑贱的殖民地。
这是美国的“宽大”之一。
关于日本政治应民主化，和保障日本人民的和平生活问题，这个和约草案绝口不谈。
美国对这些不感兴趣，它的兴趣在于剥夺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权，复兴法西斯军国主义，和释放日本战犯。
照草案第12条的涵义，已经非法释放的战犯，不能追究；
未经起诉与审判的战犯，不能逮捕、移交；
今后战犯问题只剩听美国吩咐，对在狱战犯给予减刑特赦而已。
对战犯格外开恩，对日本人民极端残酷，这是美国“宽大”之二。
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好像很温存地在为保护日本着想。
美国上帝说：
“人家要侵略你呀，非我保护不可呀。”
到底是谁在侵略日本呢？
侵略日本的不是别人，正是在“保护”着日本的美国帝国主义。
事实上解决日本“安全”的头一个问题，不是别的，正是日本人民必须坚持民族独立运动，赶走美国侵略者。
可恶的美国侵略者还要利用被侵略的日本做侵略亚洲的工具。
日本法西斯分子，在被侵略与侵略之间，起劲地在做奴才进天国的美梦。
和约允许日本再武装，为谁武装呢？
很明白的，为美国，替美国帝国主义当炮灰。
而其结果，必然引火烧身，使日本国土沦为战场。
这是美国的“宽大”之三。
日本不必再支付赔偿，美国占领费也可以不要求偿还。
美国此举好像够慷慨。
难道美国真的不要钱吗？
见鬼！
美国在日本已赚够了钱，还要无限制地包赚下去。
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服务所付出的“终战处理费”，已榨取了日本人民一大笔血汗。
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形式，例如美援对等资金等，已控制了日本产业的大部分。
美国资本家利用解散日本财阀的法令，廉价收买日本的股票，日本产业已变成或正在变成美国的产业。
美国在日本的四十家贸易公司、十二家轮船公司，完全垄断日本的贸易，以不等价的汇率，榨取高于成本十倍以上的高额利润。
经过这五年多来的掠夺，可怜日本产业已差不多全部转入美国手中。
整个日本财产都送给美国了，还要什么赔偿，要什么占领费？
菲律宾坚持赔偿的要求，美国认为日本赔偿已“侵犯”到它的既得权益，曾坦白答复：
“美国不能看见自己的财产，被人当做赔款拿去。”
由此可见，美国取消赔偿，就是它独占了赔偿，霸占了日本财产，在日本发展战争工业。
美国不但霸占日本的现在，还要霸占日本的将来。
根据草案第5章规定，日本必须与美国签订商约，保护美国既得的特权与利益。
在和约生效后三年内，美国可以在日本继续享受一切权益，到商约签订为止。
美国一切都要以美国独占为实质的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这是美国的“宽大”之四。
美国如此一类的“宽大”，不胜枚举。
总之，所有美国已经占有的东西，都是美国的；
所有还未被美国占有的日本的和其他盟国的东西，也都要是美国的。
一旦和约签字，日本将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和一群套着锁链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奴隶。
第5、美国这个和约草案，不仅威胁着所有远东和太平洋国家的安全，而且还要破坏亚洲经济的自然关系。
草案第13条规定：
“任何一国要求日本给予优待，比较该国除其商约照例保留者外，所给予日本之优待为较高者，则日本得以拒绝之。”
依此规定，举一个例，美国国民在日本办工厂享有日本国民的待遇，日本国民在美国办工厂也享有美国国民的待遇。
据说这是平等互惠。
美国可以答应，因为它不怕日本国民到美国和美国的资本家竞争。
印度能答应吗？
澳洲、印尼、菲律宾能答应吗？
不能答应则在日本不能获得美国所享有的待遇。
这样，就将日本经济纳入美国体系之中，破坏亚洲经济的自然关系。
通过对日本的操纵，美国资本家将更顺利地蚕食亚洲的经济利益。
美国棉花可以打倒印度棉花，大阪的纺织品可以打倒曼彻斯特的纺织品，日本轮船可以打倒英国轮船，诸如此类。
像美国这样的对日和约草案，是荒谬绝伦、史无前例的。
它完全违反盟国对日共同媾和的原则，违反盟国对日作战的目的，彻底破坏一切对日国际协议，损害其他盟国的合法利益，摧毁波茨坦公告给予日本的诺言。
草案是对中国人民、苏联人民、日本人民、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一份挑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宣布，中国愿意尽速与第2次大战中其他盟国在盟国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的基础上，缔结全面的对日和约，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得到民主、和平与国家的独立。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与同意，不管美国或美国及其所谓盟国与日本签订任何和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国人民抗日最久，牺牲最大，对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对于对日和约的发言权是不可动摇的。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的复活最坚决，对于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也最同情，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这个奴役日本民族和危害远东各族人民的单独媾和方案。
日本人民更应该反对这个和约。
波茨坦公告写着“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灭亡其国家。”
这个和约是要奴役日本民族和灭亡日本国家的。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治民主，及倾向和平；
允许日本取得原料，发展和平工业，维持和改善人民的生活。
这个和约只图遂行战争，不顾日本人民的死活，完全剥夺日本人民物质的和精神的生存权利。
日本人民必须反对单独媾和及反对重新武装，进行民族独立解放斗争。
远东各国人民不能坐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能允许美国贪天之功，包办日本和约，危害亚洲人民。
亚洲人民要团结起来，赶走美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决心与日本人民及东方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把这个荒谬绝伦的和约草案，埋葬在亚洲人民伟大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怒火中。

中共安次县委会接受批评
干部文化学习已有显著改进编辑同志：
读了01月31日人民日报上读者对我们忽视文化学习的批评后，中共安次县委会即召开了干部大会。
每个县委委员都当众作了检讨。
并重新整顿了学习，掀起了各部门间文化学习的挑战竞赛，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学员由一百三十名增到一百九十六名，占入学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到04月01日，县委委员已全部入学。
现将我们的检讨与改进办法报告如下：
过去我们不能坚持学习制度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1是事务主义作风严重，不应亲自处理的问题也亲自去处理，天天陷在事务工作的圈子里，把学习时间也挤掉了。
第2是会议多，每个月有三分之一时间都被会议占去了；
忙于会议，就放松了学习。
第3是克服困难精神不够。
课程耽误太多就赶不上去，特别是算术，认为去了听个稀里糊涂，不如在家里看看，这样就疲蹋下来了。
因此，干部学习形成了县委委员比干事、科股长旷课多；
县委书记、县长则旷课更多，甚至有根本不学习的现象，负责的政治课也不能按时去讲。
今后除从思想上重视学习外，必须坚持早晨两点钟的学习制度；
并将通过树立正规的工作制度，统一分配会议时间，以保证学习时间。
中国共产党安次县委员会沈春旭史洪涛

列车上的控诉会
介绍胡道风包乘组的列车宣传情况编辑同志：
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时候，列车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把胡道风包乘组在列车上发动乘客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进行控诉的情况告诉你们。
03月25日，由西安开到北京的直达列车一○六次列车行至保定、窦店间时，胡道风包乘组宣传组就用快板向旅客宣传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列车员朱明达又控诉了日寇侵华暴行。
当时，一个年约六十的老汉卢景风激愤地站起来说：
“你们说的对呀！
俺村就是叫日本鬼子烧光的呀！”
又一个老头含着眼泪说：
“日本鬼子把我的儿子抓到宪兵队，灌凉水、压杠子、过电，说我儿子是‘八路’。
我把全家所有的财产都卖光了，才赎出了我的儿子。
我儿子回来后，马上就参加了八路军，去打日本鬼子。”
接着，他又控诉了日寇惨杀他村老百姓的罪行，他说：
“有一次，俺村里一千多人被日本鬼子赶到村外，剥光了衣服，捆在树上用鞭子打、用刺刀挑，连死带伤共有六百多人！”
他说到这里，声音都嘶哑了，再也说不下去。
这时，全车旅客都激起了无比的愤恨，有的激动得流眼泪，有的愤恨得咬牙切齿。
大家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控诉：
当列车快到终点站时，控诉还没有结束。
列车员郑鋆藻就对旅客说：
“老乡们，同志们，咱们的苦是说不完的。
咱们要把仇恨变成力量，要以实际行动进行抗美援朝，不叫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
这时列车已经徐徐进入北京东车站，旅客王铁君自动站起来领着大家喊口号。
很多旅客下车时说：
“我今天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扬远

北京市内四区抗美援朝委员会
不应拒绝代收慰劳金编辑同志：
群众自愿捐献慰劳金，是群众热爱人民志愿军的具体行为。
为什么有些机关竟拒绝接受呢？
最近，我从生活费内节省下二十一万六千元，想把这笔钱作为慰劳金捐献。
但当我拿着钱到北京市内四区区公所时，他们却向我说：
“你的意思很好”、“我们很感谢你”和“还是拿回去自己用吧”等话，拒绝收款。
经过我再三要求，他们才开了一张介绍信，要我把款送到内四区抗美援朝委员会。
可是，该会的同志也拒绝收款。
他们的理由是：
第1次慰劳运动已过；
第2次尚未发动。
后来我说：
“现在不是正号召捐书吗！
请你们把这些钱代我买书吧。
我不知道前方需要何种书，由你们代买最好。”
这样，他才介绍我到护国寺西口中苏友好协会总支会，把这笔款子交下了。
我认为内四区区公所及抗美援朝委员会不应该拒绝收受人民的捐款，这样会打击人民的热情，也会使前方志愿军战士少得到来自祖国的慰问物资。
内四区小杨家胡同革命军人家属鲍祖眙
编者按：
北京市内四区区公所及抗美援朝委员会拒绝接受群众慰劳金的做法是缺乏政治热情和不负责任的表现。
这是不对的。
不论任何时候，对群众自愿捐献的款项，均应负责代收，并转交人民银行支行。

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农村妇女，热烈参加了劳动生产。
男人们忙着进行春耕锄麦；
妇女们便帮着拉粪施肥。
赵望云绘

平原省罗玉川、贾心斋副主席
　带领六百干部下乡领导抗旱种棉　河北邯郸、石家庄、邢台等专区开始播种
目前正是华北种棉的适宜时期，平原省今春缺雨，该省人民政府为完成六百万亩的植棉任务，除发布抗旱点种指示，号召棉农立即行动起来，战胜春旱外，该省罗玉川、贾心斋副主席及农林厅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文教厅长等率领该省人民政府干部六百人，分赴各地领导抗旱种棉。
全省各专区、县也即将动员干部一万五千人到二万人，深入各地农村，帮助农民抗旱点种。
又：
河北邯郸专区17日起已开始种棉，有些村已超额完成植棉任务。
石家庄专区、邢台专区等缺雨地区，正紧张地进行借墒播种（这是抗旱的播种方法，即：
耠开干土，把棉籽播在湿土上。
可参看近几天本报第3版的连环画）。

抓紧渔区春汛做好水产运销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水产处？
根据1950年全国水产工作的经验，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运销问题是搞好水产工作的重要环节。
以鱼类而言，渔民捕鱼，主要是为了交换生活资料，而不是为了自己食用，加以鱼产的高度季节性及其具有的生鲜状态，更形成了运销工作的重要性。
过去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市场没有组织，运销完全由私商经营。
他们多方操纵，压价剥削，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受到极大损失。
今天，我们一面要组织与扶助渔民生产和提高国营生产，一面还要加强鱼产运销的工作。
过去一年，各大行政区水产领导部门为了掌握这一工作，先后成立了或准备成立运销机构。
已有的运销机构在调剂产销及维持市场价格上，都曾起了相当作用，取得初步经验。
但由于建立未久，经验有限，业务上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因此，在举行的第2次全国水产会议上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要将作好运销工作列为今年的中心任务，并于春汛开始之前，召开了水产运销工作会议，作出以下几项决定：
第1、调剂市场供求掌握鱼价：
首先要详细了解全国主要产区的生产数量、种类、各省区内销外销数量，以及产品的季节性与一般的习惯。
要求各区省尽可能订出运输计划，试行有计划的运销。
第2、推销工作的方向问题：
过去推销产品都是向大城市集中，现在则应该注意到农村市场。
如去年山东鱼产推销量的百分之八十，全在农村，江西鱼产几已全部销向农村，充分证明了农村市场是不可忽视的。
第3、减低成本费用实行经济核算：
减低成本是扩展运销工作的关键，如货品运费、加工费用、包装及与此有关的业务管理、耗损、资金周转等费用，均应尽量降低，学会精打细算，作到多产多销。
第4、提高加工品质改善包装：
按以往情况，水产成品大多没有标准规格，也没顾及到销售市场的习惯和要求，同是一种原料，因加工技术的差别，不能卖同等价钱。
1950年08月间，东北销往上海大口干的标准货价每担五十五万元，劣等货只卖七万元，相差几至七倍。
目前我们对各种产品虽还不能定出一定规格，但必须照顾到销售对象与季节，尽量提高品质，扩展销路。
对包装内容，防止掺杂，包装材料要坚实美观。
如辽东的毛虾包装，已采取划一的形式与重量，并黏贴商标说明。
这是值得推广的。
第5、推销工作中各部门的结合问题：
目前国营水产运销机构尚属初创，因此，扶助和组织私商经营是完全必要的。
但水产行政部门及国营企业机构要加强领导，在业务上协助组织私商，联合各地区鱼市场、合作社、土产公司，搞好公私关系，联营联运。
并应和银行取得联系，给私商以工商业贷款；
对封建剥削性的鱼行栈，应鼓励其转向加工运销业务。
第6、组织全国联合运销机构：
为了便于各区省间的业务联系，计划由各区抽调精通业务干部，组织水产运销联合机构，以推动运销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政府已充分注意到鱼产供应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增加人民营养的密切关系，铁路运输方面，对鲜鱼与加工品的季节性，已予照顾，因此，今后的水产运销工作，必将随着城乡物资交流的开展，而向前迈进一步。

抗美援朝教育已普及到我们院里的每一个人
北京市家庭妇女张亚秋来信报告召开
全院住户抗美援朝座谈会的经验编辑同志：
为了使抗美援朝运动普及到我们院子里的每一户，每一人，我们决定定期召开全院住户座谈会，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
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我们已经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我家住在北京市西单北大街一六八号。
全院有十多户、五十多人。
这些住户中有职员、学生、三轮车工人、摊贩等。
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后，我就发动本院住户召开抗美援朝座谈会，提高大家对抗美援朝的认识，使每一个人都为了爱护自己的祖国而行动起来。
经过十多天的酝酿，在同院张光复同志（银行职员）的帮助下，在04月08日上午举行了第1次座谈会。
全院的人都参加了。
这是我们院子里空前未有的事情。
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没有开会的经验，都不知道先谈什么好。
经过张光复同志带头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明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保卫自己的生活后，新生女中学生张芝苔接着又向大家讲了学校里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形和志愿军在朝鲜英勇作战的事迹，大家受到很大的感动，于是纷纷发言表示自己抗美援朝的决心。
全院住户根据自己实际生活情况自觉地订立了四项爱国公约：
（一）用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的工作；
（二）坚决拥护镇压反革命，协助政府肃清特务；
（三）注意本院的卫生，爱惜公物；
（四）加强团结互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上又选出了向寄萍为保安组长，梁海城为卫生组长，以加强本院的防火、防特务及卫生等工作。
我们并规定了每星期开会一次，除了讨论时事以外，其他的家庭生活问题亦可提到会上讨论，让大家帮助解决。
开过第1次座谈会以后，全院住户的团结互助和劳动热情都提高了。
04月11日，清洁大队到院里扫除垃圾时，大家自动帮助清洁队的同志抬土，把堆在院里半年多的尘土堆，不到一小时就拉出去了。
我们第2次的抗美援朝座谈会按期在04月14日下午召开。
会上检查了对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又通过了张芝苔小同学所提出的给志愿军捐献书报的建议。
会后大家就行动起来，纷纷自愿捐钱买书。
我们仅仅开了两次座谈会，就显著地提高了大家的爱国热情。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我认为，这是对市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把我们的经验介绍出来，供大家参考。
家庭妇女张亚秋
编者按：
张亚秋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她除了写信介绍她们的工作经验外，并且热情地亲自到本报来作了一次补充谈话。
她们的经验说明：
通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对无组织的群众进行宣传，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希望各地重视这一经验。

按住区成立工人消费合作社
　——记武汉市球场区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经过
胡友孟　高凤桐
按照各业工人及其家属居住的区域组织消费合作社，是建设城市职工消费合作社工作的一个新作法。
武汉市球场区工人消费合作社就是根据这个作法，由五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合并组成的。
一、合并前各社的情况
1949年武汉解放后，曾先后按照工会系统组织了许多工人消费合作社。
这些社在减除中间剥削，供给社员日用品上，虽然起过一定作用，但也存在着若干严重缺点。
球场区是武汉市工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区，这次被改组合并的五个社（原来社址都不在球场区），大部社员也都是住在这个区域，但是在这个区域过去却没有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
下面是这次被改组合并的五个社改组以前的概况：
社名社员
资金（万元）平均每天销货额（万元） 干部 每月工薪
（万元）总额（万元）建筑板车第3站工人消费社五九九 一、○○九七○三一三五棉花业工人消费社六二三 四二三三○
三一二○人力三轮车四支会第1工人消费社一、三二○
五八○八○三七四·四码头第11分会第1工人消费社六四二 一、四三八一三○四一八○长江区码头工人第二消费社二、○五三 四、八七○二○○
七二三五·五共计五、二三七 八、三二○五一○
二○七四四·九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1、机构重复，力量分散，浪费人力物力：
如每个合作社的社员和资金都很少，同时营业额也很小，但每社必须各有一处房舍，一套营业用具和最低数量的干部，因而形成很大的浪费。
以干部薪金来说，平均即占销货额百分之五。
因此建筑板车第3站工人消费社（以下简称板车三站社）、棉花业工人消费社（以下简称棉业工人社）、码头第11分会第1工人消费社（以下简称十一分会社）三社，不得不采用由社员逐日分出工资若干（即“分账”办法），来支付合作社干部的开支。
第2、社址不适中，社员购买物品不方便：
五个合作社绝大部分社员住在球场区，但社址是按工会和行政机构设置的。
这样，长江区码头工人第二消费合作社（以下简称长江二社），有三分之二的社员离社很远，板车三站社在离球场四、五里路远的江边三北码头，棉业工人社的社址和工人的住处相隔一里多路，所以大部分社员都不到社里买货。
第3、社数多，市合作总社领导不便：
大部基层社干部，忽视民主管理，除长江二社外，其余都没有民主组织，各种制度更不健全。
甚至个别社被坏干部所把持，如人力三轮车四支会第1工人消费合作社（以下简称四支一社）经理杜瑞庵，贪污贷粮六千多斤，现款二百多万元，隔了几个月，才通过社员大会，送法院处理。
该市合作总社为化零为整，促使经营合理化，便决定将这五个社合并，改组成按工人住区组织的一个消费合作社。
市合作总社于02月初派工作组领导筹备合并工作。
二、筹备合并的经过
合并改组工作的第1个障碍，就是合作社干部、社员和有关方面对此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工作组为此首先有步骤地向他们进行动员。
当时各社的情况是：
十一分会社和棉业工人社是社小、业务少，组织不健全，干部们同意合并。
四支一社社员多，开始不愿合并，但资金太少，业务展不开，满足不了社员需要，经动员后，才打通干部的思想。
就是一个社内的干部，思想也不一致，由社内支薪的干部，因待遇低，认为到码头劳动可以多挣钱，所以想离社，同意合并；
在码头“分账”和体力差的干部，怕被裁，不同意合并，经过说服才同意。
社员、工会和行政，开始也不同意合并。
工作组分别召开了社员大会，又和工会、行政几次商讨，研究了合作社与工会、行政的正确关系，说明合并后可以节省开支，合理经营，更好地满足社员需要。
最后，各方面都同意合并，筹备工作才得顺利地进行。
五社经理，及每社小组长代表二人组织了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选择了适当的社址（这是很重要的，如长江二社，本来由六七分会两社合并组成，只因社址不适当，不能很好发展），进行了社员代表及理监事会选举，修整房屋，清理、交接财物等工作。
在筹备工作中并解决了下列几项主要问题：
一、旧社多余干部的安置：
原来各社干部多从工会产生，甚至仍在工人中“分账”，并大部保留工作权。
在合并前，工作组分别商得工会行政的同意，除个人自愿并经民主评定留新社工作外，其余一律回原岗位劳动。
二、平衡股金与公积金的处理：
原来五社一般都是一人一股（长江二社有一人数股的），但每股金额不同，还有的已经赔了钱，因此必须通过民主讨论，加以平衡。
新社规定每股金额为二机米十斤。
原来金额小的要补上。
如四支一社每股二机米五斤，又亏损了半斤，该社社员这次就补交了五斤半。
又长江二社的公积金比别社多，社员提出不愿将公积金合并到新社。
经工作组同志说明公积金是为了长期建设合作社的性质后，也就没有异议了。
三、部分社员转社问题：
合并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离社近买货便利了，但也有一小部分社员比以前离社远了，为便利社员购买，根据自愿，转到附近的合作社。
四、停业与开业时间：
在新社筹备期内，为避免社员买不到货，将各社停业时间先后排列，同时采用了五社购买证互相通用的办法，甲社停业交接时，它的社员可到乙社买货。
等五社都停业时，新社已筹备妥当，次日就开业了。
三、合并改组的好处
合并改组后明显地有下列几点好处。
首先是社员买货方便了，以前许多社员离社四、五里路，现在最远的只一里半路。
以前社员按工会系统入社，近处有社不能加入，现在那个社近，就加入那个社。
其次是资金集中，货样多了，营业额也扩大了。
以前资金最多的不过四千八百万元，最少的只有四百多万元，合并后就有八千三百多万元。
从前货样很少，四支一社只有十二种，长江二社最多，但也不过八二种，现在货样多到一八二种。
由于流转快了，商品的储存量也减少了，比如以前每社经常备存食盐二百斤，才能保证供应，现在只要有五百斤就足够了。
商品合理储存量的减少，大大地节省了资金。
由于社员买货便利和商品种类的增多，营业额也扩大了。
以前五社销货总额平均每日五一○万元，合并后增加到七百九十多万元。
第3是节省了干部，减少了开支：
以前五个社干部共二十人，每月共开支薪金七百四十万元。
合并后用干部十二人，炊事员一人，每月工薪不超过三百九十万元。
原来五社电灯二十盏，现在只要十二盏。
原来卖货的用具不全，合并后用具还有余裕。
同时在小社并成大社后，实行了业务分工，业务技术随之渐渐提高。
从前有三社不会新式簿记，有的账目不清；
合并后聘主管会计一人，建立了新式簿记和日报表等制度，消除了过去的混乱现象。
其他如学习、生活、工作等制度也都开始建立。
此外还解决了因社员居住分散不便召开会议的困难和更便于市合作总社的深入领导。
目前社内工作，因合并不久，还未完全走上正轨。
如旧社账款有的还没交清，个别货品定价缺乏成本核算等等。
但是通过这一实验证明在城市中按照区域，组织分散居住的各业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沈阳市实行劳动保险工作的三个经验
　为学会企业管理和加强工会工作而斗争！
金力静
沈阳市是在1949年04月01日开始实行劳动保险的。
截至现在为止，全市一百四十五个公营工厂和单位，共有十一万五千一百零八人实行了劳动保险（占全市国营公营工厂和单位人数百分之九十二点五七），有两万零六百五十九人享受了劳动保险基金的待遇。
职工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得到解决后，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
两年以来沈阳市在实行劳动保险工作中，获得了以下三点经验：
在开始实行劳动保险时，一定要做充分的宣传准备工作。
沈阳市在开始实行劳动保险时，曾专门举办了劳动保险干部训练班，报纸也做了很多宣传，表扬了实行劳动保险较好的铁路部门，批评了实行劳动保险较差的军需系统。
在各工厂内，党、行政、工会、青年团一致配合，对职工进行了劳动保险的教育。
经过反复的宣传教育，许多工友对劳动保险有了认识，有的工友讲：
“过去工人生老病死无人管，现在有了劳动保险，什么也不愁了。”
特别是老年工友很受感动，认为：
“有了劳动保险，比有儿子还牢靠。”
因此，工人的生产情绪空前提高了。
针织厂过去每人每日平均只能织五十条毛巾，实行劳动保险后，每人每日所织毛巾增加到七十条。
要使劳动保险工作能真正推动职工搞好生产，工会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群众工作，对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给以主动的关心体贴和帮助。
这一经验在沈阳很多工厂都得到了证明。
如第5机器厂有位六十三岁的老技术员赵春田，过去工作不积极，很少下现场。
工会给他发养老金时，举行了敬老会，对他表示关心和体贴。
赵春田大为感动，他在敬老会上说：
“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在以前，像咱这样的人，已经是没人要的了。
现在上级还给养老金，真是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
以后我一定要把我的技术都拿出来。”
从此以后，他工作非常积极，亲自下现场，改造了插齿机，研究发明了保险风罐、铣刀研磨机，改造了磨齿机、铲齿机等工具，得到了六次奖励。
东北化学制药厂葡萄糖场工友杨清泉，原来好说怪话，思想很落后。
后来他病了，负责劳动保险工作的同志、工会主席、党的支部书记都很关心地来看他。
从此他的工作态度完全转变，而且推动了过去和他接近的落后工友一同进步，并推动了他自己的小组变成了模范组。
劳动保险工作要想办好，一定要有健全的劳动保险委员会的组织领导，并建立各种必要的工作制度。
这一问题在沈阳是有很惨痛的经验教训的。
沈阳市在开始实行劳动保险时轰轰烈烈，对提高工友觉悟与开展生产工作上，也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可是由于组织不健全（劳动保险委员会未经过选举，缺乏群众性）。
许多应有的工作制度没建立（如预决算、检查身体、医疗评定和监督制度等）。
再加上工会对劳动保险认识不足，放松领导，以致后来有很多工厂的劳动保险在生产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存在的问题非常多。
第1机器厂劳动保险工作，在过去就是很糟糕的。
工友对劳动保险无印象，会计制度很紊乱，并丢失了很多钱，差不多有一半人未进行劳动保险登记等，像这样的情况在沈阳相当普遍。
但是也有劳动保险工作比较好的，例如：
染料厂，他们从工厂到车间，都有真正民主选举的劳动保险委员会，工会主席亲自兼任了主任委员，小组有劳动保险代表。
工作制度健全，分工明确，他们对于每一个病伤职工，都认真地进行群众性的慰问。
该厂由于医疗监督工作的开展，医生平某被选入劳动保险委员会。
他不论白天黑夜都深入到现场和宿舍为职工治病。
获得了全厂职工的拥护。
做预决算时先要认真了解群众情况，这样做预算即等于制定了劳动保险工作计划。
该厂并有定期的为职工检查身体的制度，发现了某个工友身体不适合于某个工作岗位，劳动保险委员会即提出意见，建议行政调换适当的工作岗位，被调换的工友也很满意。
由于该厂劳动保险的组织与工作都比较健全深入，在生产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淮南煤矿的风镐手
　为学会企业管理和加强工会工作而斗争！
国营淮南煤矿不少矿工，已成为掌握先进技术的风镐手。
在新采煤法试验开始时，该矿领导方面就注意培养技术工人。
他们曾把一批青年工人配备给风镐手作撩煤工。
工会则教育这些撩煤工主动团结风镐手，向风镐手学习技术。
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支部也号召党团员带头掌握先进技术。
技术人员也深入现场，介绍苏联经验，校正拿镐的姿势等。
这样就在全矿造成了一个学习技术的热潮。
为了及时推广工作中新的创造，工会又进一步发动工人建立了上班前的技术学习会，交班后的碰头会等制度。
九龙岗国庆大队还建立了技术辅导制度，以工作面的每一个台阶为单位，由技术人员找固定对象经常辅导。
因此不到两个月，该队就有十个学习工掌握了技术。
今年02月，该矿又展开了与抗美援朝运动相结合的创造新纪录运动。
在运动中风镐手们进一步地掌握了技术，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如新庄子矿场每台风镐每班采煤量已由八吨多普遍提高到一百五十吨以上，其中李道平、陈玉华等四人并超过了二百吨。
青年风镐手陈玉华，由于经常向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并努力钻研技术，改进操作方法，于02月25日创造了每班每台风镐采煤二百十五吨的最高纪录。
现在淮南煤矿全矿能掌握风镐技术的工人，已由原来的二十人增加到近一百人。
风镐手们在不断摸索钻研中，对怎样操纵风镐，管理顶板等技术作业已有了相当经验。
劳动模范风镐手酆绪然，在使用台阶式新法采煤中，建议将原来的五个台阶面改为二个半，提高风镐采煤效能一倍半以上，并且还更加安全。
他们学习苏联改进劳动组织、利用煤层的壁裂性和地层压力采煤等先进方法，已得到成功，并在全矿实行新采煤法的场子里推广。
（新华社）

经济生活动态
首届煤矿生产展览会即将揭幕
新中国第1次“煤矿生产展览会”，将于本月24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该会系由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第2次全国煤矿会议所主办。
展览会内容共分综合、采煤、保安、职工劳动与生活、矿器用材等五部，包括各种标本、模型和图画、照片等数百幅。
展览会对中国煤矿工业的分布、历史和现状，解放后煤矿工人们的生活与先进生产者及其创造发明等，均有详细介绍。
展览会期预订为十九天。
北京市电车公共汽车票价调整
北京市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自本月20日起调整票价。
这是因为电车汽车所用的器材，有一部分已经涨价好几倍。
同时，从去年10月起，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征收公用事业附加税，以充地方小学及清洁卫生费，并经市政府规定，电车、汽车征收百分之八。
这个附加税本来应该加到票价上，但当时两公司为了不增加市民的负担，没有增加票价，只在公司的原收入里支出。
所以1950年里，虽然两个公司的全体职工，努力减低成本，但是两个公司合计起来，仍然有较大的亏损。
因此，经请示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后，两个公司决定：
自本月20日起，电车票每张增加一百元。
汽车票每三站算一段，第1段三百元，每增加一段增加二百元。

贷放种籽应切合农民需要
清苑、雄县人民银行来信检讨编辑同志：
03月17日贵报“读者来信”栏所载“清苑等县人民银行支行盲目发放种籽不合群众需要”的批评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在发放种籽前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致发生盲目现象。
这首先表现在分配上的盲目性，如雄县三区多是重灾村，去年秋季地里还积满了水。
我们没研究开春后该区能否播种，便主观地布置给该区九万斤贷种。
但天暖解冻后，地里又出了水，农民虽有种籽亦无法播种，因此银行只贷出麦种二万余斤。
清苑县的情况也是如此。
其次表现购买种籽上的盲目性，我们在出贷种籽前，不知道有些地区不宜于种大麦，即盲目地完全准备了大麦种籽，因不合群众的需要，只好又购了菀豆种籽，另行贷放。
关于麦种价格，当时确有高于市价的现象。
此外，报上所提：
“雄县银行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民主评议，致使贷放不公，很多种籽贷给了不缺种籽的农户，结果被他们自己吃掉或转卖了。”
这一节与事实有出入。
我们这次发放的种籽，全部是经过群众民主评议的，并且因为贷种大部是药剂拌种，被吃掉与转卖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有这种现象，也是个别的。
我们诚恳地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今后决心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做到能切实了解群众的需要，保证出贷价格不高于市价。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清苑、雄县支行

东旺庄抗旱种棉
周学孟书
孟晓梦编
（十六）第2天，王山互助组的老乡们一到地里，就碰上靠天等雨的房洛义，也在豁干购湿。
他看到他们用小棍、水壶浇水保苗，心里很佩服他们能想办法。
（十七）棉苗浇水之后，长得非常茂盛。
王山高兴地锄了两遍苗，但是因为天气冷热不定，怕棉苗有损伤，苗儿留得还很密。
（十八）下半月来了两场小雨，王山才定了苗，跟着施棉籽饼，上追肥。
二大娘瞧见说：
“棉花那有上壮肥的道理，人发疯，棉花也发疯了！”
（十九）上过追肥之后，王山又用烟叶水连治了两次棉蚜。
棉花长得很壮。
房洛义走来说：
“棵儿离得太远，恐怕要发瘟（长枝不结花的意思）。”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员吴克斋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词全国同胞和天主教教友们：
今天我预备和大家谈谈天主教的革新和在天主教徒中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展开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及反对武装日本的投票运动问题。
大家知道的比我丰富，我愿追随在大家之后努力以实际行动做好工作，进一步兴起我们热爱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高潮。
我们中国是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了。
随着国家的强大，天主教在中国才有条件来洗净过去的污点，才有机会来使全国三百五十万天主教友进入广大人民的行列，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祖国。
大家要认清楚，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大炮把大批外国传教士送入我国，一百多年来，天主教就一直是帝国主义利用为侵略我国的一个重要工具。
他们以武力侵略我国，强迫我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国主权，欺压我国人民，特别是奴化毒害我国教友的思想，使之忘掉祖国，崇拜外洋，分不清那是天主的教义，那是帝国主义的毒药，甚而模糊了“神权”与“人权”的界限，听任他们奴役宰割而不自知。
翻开中国近百年史，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在中国的所谓传教事业从一开始便和他们政府的对华侵略，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
不平等条约上明文记载着“传教特权”的条款，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而这些不平等条约有许多又是所谓“中国通”的传教士参与其事，阴谋策划的。
教士们在中国霸占田产，包揽诉讼，欺压百姓，干涉内政，真是气焰万丈，无所不为。
1860年满清政府与法国增订条约，当时当翻译的法国教士竟私添了“准法国宣教师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清政府昏愦糊涂，签字承认。
1867年法国洪主教移行四川省官员，铸用关防开用。
1868年贵州主教胡傅理竟送给清朝“保送道员”的照会。
1899年北京法国主教范国翰与满清总理衙门订立待遇教士的办法，把“主教与督抚平行，管堂暨总司铎与司道平行，司铎与府县平行”，中国官吏要按照司铎的等级分别答拜。
山东传教士也有以一省最高长官自居，自称巡抚的。
这种“铸用关防”，“保送道员”，“自称巡抚”的狂妄态度，不是把中国完全看成了殖民地是什么？
中法条约以后，依照还堂的规定，外国教士，到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一时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广东……，各地都发生过教士以还堂名义霸占田产的事件。
他们的方法很多，如法国教士在淮安强买民房，英国教士在福州乌木山圈占公地，美国教士在登州强租民房。
长占了房地以后，既不过割，又不输粮，把田赋完全转嫁到农民身上。
1869年四川外籍神甫覃辅臣屠杀中国人民赵永林等二百余人，末了一走了事。
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时，广西法国教堂公然勾引匪徒，进行特务活动。
实质上，教堂已经成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
百余年来，无数血泪斑斑的事迹，以上所举，不及万一，我们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是永远也不应该和不能忘记的。
中国广大人民已经认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侵略，而外国教士就是侵略的先锋。
因此各地相继发生教案，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到处“杀教士，毁教堂”，正是中国人民正义的反侵略运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一九○〇年这六十多年间，全国各地发生教案不下六十几起，其中重大的如1856年的广西教案，成为英法联军组织的借口，强迫签订天津条约。
1897年的山东巨野教案，成为德国租借胶澳的理由。
1868年台湾教案，1869年西阳教案，1891年宜昌教案，1895年成都教案，都有英、美、法等国兵舰任意在我国内河内海横行，并登陆演习示威。
这些教案中直接死伤的中国人民有一千五百人，间接死伤的无法统计，清庭赔偿和抚恤耗去库银一百八十多万两，而直接的圈地和勒索尚不在内。
教案中最大的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起因是法国仁慈堂迷拐男女，埋葬幼孩，引起人民公愤，要求入堂检查。
这一次反帝斗争，纯粹是一个群众运动，但刽子手曾国藩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竟把冯瘸子等二十人杀死，王五等二十五人发配充军，结果全国人民都同声叫曾国藩为卖国贼，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了。
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终于在国人皆曰可杀声中死去。
经过了百余年来的英勇斗争，今天我们终于解放了，特别二年来无论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都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我们祖国的胜利，为了保障我们已经获得的幸福的生活，我们绝不能容许帝国主义再在我国享有一切特权，更不能容许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方面继续进行对我国的侵略。
天津张济众神父在这次参加革新运动中曾说：
“如果中国人在从前都奉了天主教的话，帝国主义可以不用丝毫力量，就将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真是切身惨痛经验的真切流露。
抗日战争期间，国际间谍雷振远神父，在河北安国县约翰兄弟会成立了特务组织，借医治伤兵为名，刺探情报。
1938年雷氏到汉口见蒋匪介石，受命组织了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广招教徒，经四川、陕西到晋南（山西南部），专搞特务活动。
解放战争期中，他们更加紧了特务活动。
1947年冀中我公安机关破获的献县张家庄间谍案，主犯尚建勋私设秘密电台，与美国驻天津情报人员毛德联系，报告解放区的各种机密情报，并勾引蒋介石匪帮进攻解放区。
至于有名的特务头子战犯于斌，得过意大利法西斯匪帮的政治学博士，这个美国奴才在蒋匪介石进行十年反人民内战时，就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结束后，于斌在南京创立“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企图在全国一百三十个教区中成立分会，使全国天主教都为美国势力所把持。
今年02月在天津又破获了“公教报国团”和“民众建国协进会”的案子，是特务雷振远奉蒋匪特务头子戴笠召见后，与匪保密局特务、天主教徒刁化仁等于1946年组成的。
“公教青年报国团”在华北五省二市都有分团，每个分团及其下的组织都有指导司铎。
“公教报国团”专门为美、蒋匪帮搜集解放区情报，并进行暗杀，“策反”工作。
此外最近天津公安局接受津沽大学师生及天主教友要求，逮捕了该校副校长卜相贤，工学院长鲍翊华，商学院长房如晦三外籍神甫。
他们都是以传教士的身份，私藏电台，与敌通报，直接受美国特务毛德指挥，进行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们曾污蔑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为“叛教”，“下地狱”，他们一贯散布天主教是“超政治”“超国际”，“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自无所谓割断联系”等欺人谎言，现在一切都揭穿了。
他们既没有“超”破坏中国的政治，也没有“超”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政治。
他们以天主的幌子干间谍的勾当，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可耻的了。
话已讲得不少，诸如此类说不清道不完的丑事，那一样不是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的铁证呢？
因此，全国各地爱国爱教的教友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天主教必须革新，换句话说，天主教在中国如果打算继续传下去，首先要铲除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并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更进一步地使教友们从思想上肃清帝国主义所留下的一切毒素。
不然的话，全国广大人民也不会谅解我们的。
今天继续容许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侵略，那就直接危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
因此，今天天主教的革新已不单纯是教内问题，而是天主教的教友为维护天主教的纯洁，斩断与帝国主义联系的社会问题了。
事实摆在面前，革新对教对人民都有利，反之，就要危害国家危害天主教本身，危害每个教友，神长。
那么我们应该走那条路呢？
无疑的大家都愿意与全国人民一道站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里。
也正是有了这个要求，我们教内爱国人士才发起了天主教的革新运动。
自从四川、江西等地的爱国主教、神长、教友们发表革新宣言后，跟着全国各地响应的截至现在已有六十几处，展开了风起云涌的革新运动。
这说明了革新运动是代表广大教友愿望的，不少教友已经觉悟了。
这个伟大的正义的运动，一定会取得全国教友的拥护，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天津市教友们自然也认识到这个运动伟大的意义，所以在今年01月13日发出了革新宣言，经过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剧烈斗争，革新运动已经得到了赵振亚副主教和回如愚、李德培、张济众、杨让、王思贤、李辅庭、刘志伊等各位神长及各堂口的会长的赞助，以及广大教友和市民的支援。
现在，在革新宣言上签名的已有一万五千余名。
革新运动获得了初步的成就。
为了巩固我们的成就，作好今后的工作，我们在今年04月07日正式成立了天津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
成立大会上我们总结了三个月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工作方针，通过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促进会章程，选举了促进会的委员，并宣誓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
开会以后，其他各地的许多教会，教友们，给我们来信和电报表示支持与鼓励，愿意和我们共同携手奋斗。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关怀。
在运动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
因为我们是正义的事业，有一切教友支援我们，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伟大而无敌的，我们有了中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无往而不胜利，我相信，我们定会得到更大的成就。
最近天津各处教友已经召开了好几次大、小型的座谈会，还要继续召开。
我们解放了，让教友们干干净净吐吐压在心底多少年来的苦水吧，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恶的面目吧！
和他们算算总账，我们决心要把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反共走狗驱逐出去！
我们决心要把帝国主义所沾污的圣教拯救过来，我们决心要把自立革新运动进行到底！
本月22日我们准备举行天津天主教抗美援朝大游行。
让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其次，我准备谈谈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坚决反对武装日本的问题。
0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通告，号召全国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
04月05日又发表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武装日本投票的通知。
自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以来，我全国人民，一切阶层，不分职业，不分信仰，都积极地投身到运动中来。
几个月来，已经收到很大成效。
它的影响是如此深巨，经过了这个运动的教育，全国人民的觉悟都普遍提高了一步，大大改变了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形成的自卑心理，发扬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我们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抗美援朝工作是目前也是今后相当时期内我们国家内最重大的工作，当然也是我们天主教教友的最重大的工作。
别的阶层人民应该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
因为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最深，同时在我们宗教界内比起别的阶层运动还不够开展，因此深入与普及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更其必要和更其责任重大了。
怎样在天主教内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呢？
就是加强我们的学习，加强我们的宣传，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的罪恶，进一步推进革新运动，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影响。
抗美援朝另一件具体工作，就是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和投票反对武装日本。
这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具体行动。
这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
我们是耶稣的勇兵，我们应该站到最前列。
中国人民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最深最多。
从马关条约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是数不清、数不尽的。
仅仅抗战八年，中国人民就牺牲了一千万以上，损失了一千万亿人民币以上的财产。
血海深仇，永世难忘，中国人民能甘心让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吗？
因为我们长期过着牛马的苦难日子，今天胜利了，我们更懂得和平的珍贵，更懂得和平的重要。
耶稣说：
“众人以为美的事，你应该留心去做。”
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需要和平，反对战争，我们天主教人士就应该和他们一齐参加签名，参加投票，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天天都祈祷和平，今天正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履行天主耶稣爱人救世真精神的时候。
做好这一工作，还需要许多艰苦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尤其是我们天主教内部，帝国主义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他们将继续破坏，他们还要作困兽斗，所以我们天主教教友应该特别努力，特别提高警惕。
全体的中国神长们、教友们团结一致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和全世界人民在一起，世界和平一定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胜利，天主教的革新也一定胜利！
我们天津天主教革新促进会全体教友愿与全国各地教友奋起力行，互励互勉，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广扬圣教，建设新中国！

迎接“五一”大示威山西全省订出抗美援朝计划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本报特约记者　吴象
中共山西省委在03月底颁布“迎接‘五一’大示威，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决定和计划以后，山西省的抗美援朝运动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全省从上到下普遍订出了普及计划，改变了过去枝枝节节的作法。
因此，过去运动中那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已开始转变，使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让每一处每一人都要受到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号召，有了实现的保证。
订计划是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的重要步骤。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首先以自己的计划，向全省作了示范。
紧接着在04月上旬，榆次、长治、运城、忻县、兴县、临汾六个专区九十二个县的党委，都先后依据省委的计划和当地情况，订出了各自的具体计划。
在党委的推动影响之下，各企业、各级人民团体、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抗美援朝会等，也大部订了计划。
山西日报最近还收到太原市工商联合会筹委会、昔阳工商联合会、太原中学、国民师范、太原师范附小、太原机器厂业余学校、昔阳第5高小、天主教明原学校教职员、平遥粮食支公司、土产公司业务科、太原第1文化馆、盂县文化馆、壶关文化馆、壶关五区、榆社四区、榆社大寨模范村、昔阳南关街俱乐部等以及许多报告员、宣传员个人的具体计划。
订计划范围之广泛，时间之迅速，超过了过去任何的运动。
事实证明：
订计划时，领导者必须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了解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还有那些糊涂认识。
不如此就无法确定普及运动的具体步骤，而了解这些情况，则是指导运动向正常发展的决定一环。
榆次地委分别对运动比较深入的、开始深入的和落后的三种不同的地区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方针、作法，集中力量多派干部帮助落后地区开展工作。
忻县地委严格批判了认为“向群众宣传与工作有矛盾”、“宣传、喊口号、贴标语、游行示威、签名投票没有作用”等错误观点。
长治县委通过检查发现过去抗美援朝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上，和实际工作结合不起来，在计划中便确定每个区在04月20日以前要深入一两个村创造典型，然后加以推广。
太原四区区委宣传部深入典型帮助观门前村订计划时，发现该村干部、党员、团员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内容是什么，知道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也只有四个人。
因此，这次订计划，对全省抗美援朝运动不仅是个大推动，而且是个大检查；
不仅使各级干部进一步明确认识抗美援朝运动是一切工作的动力，而且也找到了这个运动的薄弱之处和怎样去普及深入。
经济部门过去对政治一般是比较忽视的，这次也动起来了，有的已自动订了具体计划。
但是整个说来，经济部门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没有形成一系列完整的计划。
各地的计划都强调了干部、党员、团员的骨干作用，坚决保证完成省委的要求，真正使全省五万区以上干部、二十八万党员、十八万团员，做到除了自己积极参加，并至少向十个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带领他们参加“五一”示威游行。
对于如何动员一切宣传力量，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许多计划中提出了具体办法：
不少县都计划召开报告员、宣传员的专门会议，具体分配以活动的地点、次数和宣传的人数，然后训练群众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建立宣传网。
太原市一区计划由区委和公安分局负责把全部户籍员集中训练一次，通过他们把宣传普及到偏僻的小巷和每一户。
邮电工会山西区委会计划在04月份开展每个邮工发展一份报、宣传十个人的竞赛，把每个邮工都变成宣传员，向投递邮件的偏僻山庄和收件人进行宣传。
榆社大寨模范村的计划中，提出对全村四十九个年纪大和孩子多的妇女，要指定专人进行宣传，启发其政治热情。
土产公司业务科因为缺少专门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机会，便计划利用下办公时间和群众交易当中进行宣传，保证每人至少宣传十个人。
昔阳计划组织五个庙会，庙会上除交流物资、农具、牲畜外，还准备用秧歌、快板、戏曲、讲座、展览、幻灯、播音机等集中进行宣传。
但是也有些县却没有注意运用积极分子去发动中间及落后的群众，只是千篇一律地套用省委的计划，要求全县多少干部、多少党员、多少团员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每人宣传十个人，参加签名投票的人要达到百分之几等，至于如何达到，却没有想更多的具体的办法。
计划要订得正确、具体，必须先对过去的运动进行检查。
计划的贯彻执行，更必须不断地及时地进行检查。
许多计划都具体规定了检查办法：
忻县地委计划直接帮助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村订出计划，并检查其执行情况。
各地下乡的干部，都负担了检查当地执行计划情况的任务，有些县更抽调干部组成检查团或小组，分别选择重点进行检查。
兴县地委统一计划组织专区、县两级机关大批干部下乡检查帮助执行计划，平均每个行政村可有两个干部。
山西日报在18日又发表了社论，号召全省加紧检查抗美援朝计划的执行情况，纠正偏差，交流经验，补充具体办法，使每个计划都能百分之百地实现，使全省一千一百万人民，都站到抗美援朝的行列中来。

锦州市一个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调查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
锦州阜康街包括阜康、三保两个自然街，五十八个行政组，一千五百二十四户，七千零九十八人，其中六岁以下的孩子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头约占二千人；
机关、公营企业职员店员及学生、教员等有组织的群众占一千四百人；
一般居民约有三千七百人；
党员五名，全是街道委员，党支部书记是战勤委员会主任；
一所夜校，新近扩充学员达一百零七人；
街道宣传员九名；
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三百人；
妇女联合会委员七名。
街道群众组织都很健全，有专人负责。
居民当中多从事商业、私营铁工业、木业、小贩、马车夫、三轮车夫等，大都是靠劳动为生。
文盲占居民半数，过去宣传工作没有基础，开会时群众不大爱来。
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开始时，首先由战勤委员会主任召集街道委员、派出所长、中苏友好协会、妇女联合会、各街道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共二十名，成立筹委会，提出计划和目的：
“通过诉苦会，激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在群众爱国热情的基础上订立爱国公约”。
具体步骤为，先召开小组长联席会，传达运动的意义，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并当场进行诉苦，提高小组长的认识，和方式方法上的体会，然后分片，以三、四个组为单位，举行小型诉苦会。
紧接着再召开小组座谈会，把群众的仇恨引导到美帝国主义身上，并使之化为实际行动，酝酿订立爱国公约。
在领导方法上：
筹委会内部明确分工负责，和机关宣传员密切联系，会前会后碰头，研讨工作办法和偏差，遇有大的问题则开检讨会。
从03月03日到03月底，共计开过十九次控诉会，参加的人数共达一千一百五十四人，参加控诉的有五百三十三人，控诉材料中有二十件人命案，其中两件比较突出的材料已画成连环画，向群众进行宣传。
小组座谈会前后开过三十五次，参加人数为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尚有二十一个组未开完，凡是已经开过会的组，大抵都提出了订立爱国公约的初步条件。
此外，为了消灭死角，专门召开了四次“特别会”，吸收了那些经常不参加任何会的人，共一百三十八人，进行宣传教育。
在干部中间开了四次大型检讨会，解决了干部对运动的认识和一些方式方法上的问题。
总计阜康街在二十八天内召开了五十八次会，平均每天有两个会，每个组都开过两次会以上。
参加会的总人数达二千九百二十三人，占可能参加开会的人口百分之八十（这里面有些人是重复的）。
经调查了解在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发现以下问题：
一、街道干部很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群众接受的程度，一般的都是搞宣传，不问效果，所以，当检查工作问到效果时，不是含糊其词，就是扩大其词，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
阜康街在二十八天内开了五十八个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会，还有五分之一的群众不知道武装日本是什么回事。
二、中年妇女认识最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一般家庭都是男人在外边作小买卖，妇女经营家务、洗衣、作饭、带孩子，没有闲工夫，所以开会多半是男人去，或是老人小孩去，她们很少有参加会的机会，实际在各种会上也看到，中年妇女占最少数。
（二）开会的人回来，十有七、八不作传达，老人小孩开会一般的都是记不全，当家的男人觉得这个事用不着告诉老娘们知道。
因之她们受到的宣传教育最少，几乎没有。
三、有的老大娘对时事认识较清楚，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经常参加开会，另一种是自己的儿子、孙子念中学或小学，或者是当干部，经常向他们宣传的结果。
我们应该重视学生、干部这股宣传力量，而且应该对他们加强领导，使它成为经常的重要宣传方式之一。
四、大多数老百姓爱听时事，也希望知道国家大事，但他们反映：
“听人家讲的时候，心里也像挺明白，但过后就忘了。”
这固然说明了宣传是长期的思想教育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全收效的事，但也说明我们的讲话和群众的生活结合的不够，或者是脱离了群众的生活而进行宣传，因之留给群众的印象不深。
在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他们组织了筹委会（或者叫宣传委员会更恰当些），统一计划和领导这一宣传工作，有一定的目的和步骤，又规定了制度（如碰头会、检讨会），组织力量，使各街道委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有目的有步骤地使运动能逐级深入，不是盲目乱搞。
因为有一定的制度，使他们改进了工作方法，如通过检讨会纠正了“谁先诉完谁先走”的偏向，以及个别干部认为宣传一定影响工作的想法。
另外，在碰头会上随时研讨工作，使工作减少了偏差，并且每次会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便于检查、统计和总结。
阜康街在宣传工作中经常注意到不参加会的一些人，除了召开“特别会”以外，比如今天某某没有参加本组召开的会，明天还请他去参加别组的会，因之从前开会的出席率平均每组只不过十二、三人，后来平均达到每组二十人。
和机关宣传员的密切联系，使得阜康街的宣传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机关宣传员并不是等街道委员把群众召集好，前去一讲了事，而是和街道委员在一起，认真研讨工作的方法、方式。
宣传员道理懂得多，街道干部熟悉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把会开好。
阜康街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小组长动员召集群众，街道干部亲临帮助掌握会场，开诉苦会，先由宣传员讲解一下目前形势，然后座谈，再由积极分子带头诉苦（事先找好对象，有苦可诉者），诉苦完了后，再由宣传员讲解一番，主要是把仇恨引到美帝国主义身上，因此加强了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
但是，从阜康街参加诉苦会的总人数和诉苦人数的比例上看，约占二分之一，平均每次会上有二十八个人诉苦，可以想像不是有重点的诉苦，多少有点“硬挤苦”的偏向，这是因为干部在思想里对诉苦会的认识不够明确，以诉苦人数多为满足，因之就没能在一个非常感动人的诉苦之后，群众情绪最高昂的时候，把会议中心转到仇恨美帝国主义和贯彻到实际行动上去。
其次，宣传方式很简单，只是开会，会开得很多，进展很慢，先是普遍召开了诉苦会，然后又觉得不足，又从头召开了座谈会，酝酿实际行动，订立爱国公约，没有进行重点的诉苦和趁热打铁订立爱国公约，减低了宣传效果。
宣传员或者干部讲话，没有重点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时间长，因此影响了群众的情绪，给群众的印象不深，这就是群众所反映的：
“当时听着像是很明白，可过后就忘了。”

首都四百大学教授热烈参加抗美援朝宣传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在一辆从北京开往天津去的特别快车上。
昏黄的灯光，迷漫的烟气，和着有节奏的车轮声，正催着旅客蒙眬入睡。
突然，一个苍劲的声音，在车厢中响了起来：
“我们是清华大学教师参观团，这次春假到天津参观工厂，趁便在车上向诸位说说抗美援朝……。”
这声音震动了全车厢，马上躺下的人坐了起来，闭着的眼睛睁了开来，几十双欢迎而惊讶的眼光，一齐聚集在那一堆穿着灰制服的人身上。
旅客们一面听着抗美援朝快板，一面彼此低低传语着：
“大学教授也出来宣传抗美援朝啦！”
中国确是大变了，大学教授也走出课堂。
同一时间内，在门头沟的煤矿底层，在北京的道济医院，在京郊几百个农村里，正有着四百位教授在为工人放映幻灯，和医师谈知识分子扫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问题，在听着农民的控诉而激增了自己抗美的情绪。
去年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他们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小天地——书房里，用笔作为唯一的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武器。
现在，他们已经坚决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教育工会的号召，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自觉态度，从书房走向工厂、矿山和农村，和阶级兄弟汇合在一起，大力宣传和推动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爱国运动了！
在年前教授下乡参加土地改革时，多少还带着一些“作客”心理；
但在这次宣传中，他们都已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了。
清华大学政治系于振鹏教授在风沙中走黑路到小队部去讨论工作。
为了准备一个控诉会，北京大学化学系张龙翔教授到一个很远的自然村搜集情况。
回到住宿地讨论后，他觉得那个村还有一个苦主非出来讲话不可。
于是他又一个人再跑回那村去。
为了准备在一个工商界座谈会上的发言，清华大学物理系王竹溪教授便亲到税务局了解思想情况。
回来后和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找材料写讲演稿。
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搜集了当地材料，在两天内编写演出了“清明泪”，受到农民热烈的欢迎。
在十四区，北京大学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一面给农民的孩子治疗麻疹和种牛痘，一面宣传抗美援朝。
留在学校的教授，在抗美援朝的宣传战线上，同样发挥着自己的一分力量。
清华大学华罗庚教授在理发店里进行宣传。
黄子卿教授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写了不同内容的十六封慰问信。
李辑祥和严仁荫教授写信给他们在国外的朋友和学生，劝他们赶快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
正如天津机器厂的厂长在欢迎清华教师参观团时所说：
“在旧社会除了少数统治者以外，是没有不被压迫的。
反动派不仅压迫无产阶级，也压迫有知识的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的曹国惠教授，就在同一个会上诉苦：
“在旧社会四十多年，一直受反动派的压迫欺蒙，对政治很灰心很麻痹。”
解放以后，他们之中许多人，还只是从书本来看外面改变了的世界，总似乎隔了一层。
因此，曹国惠教授一面也看到一个新的国家站起来了，坚决送女儿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一面又总认为业务和抗美援朝政治工作是有矛盾的。
等到他这次参加了清华大学教师参观团，在列车上、在公共汽车、电车上，在参观的工厂中宣传抗美援朝后，无例外地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时，那塞在他胸中一团乱麻似的矛盾，自然在他自己的、以及群众感染给他的政治热情中溶解了。
“我付出了一点时间与精力，可是我得到的更多；
只有提高了政治认识，业务才可以搞得更好。”
这是曹教授也是这次参加春假宣传的许多教授的结论。
北京大学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们，下乡以后更深刻体会到中央卫生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以及“大批培养中级医务干部”方针的正确性，这就可以保证他们今后在医学教育事业中将更自觉地发挥作用。
教育者同时受教育，这在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是特别显明的。
华北大学工学院的李寿同教授看到农村的新气象——许多农民紧张地准备春耕，许多农民快乐地在修盖房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了群众的力量，增加了新中国建设的信心。
清华大学的于振鹏教授结识了渔民王大爷。
王大爷会唱莲花落，于教授立刻想到回校后要买新唱本送给他去进行宣传。
物理系的余瑞璜教授从道济医院宣传回来，一种政治责任感推动着他写信给医院的两个医生，希望他们积极推动医院中的政治学习。
北京大学医学院地质系的教授则订立了这样的爱国公约：
今后到野外实习去，要经常做政治宣传工作。

上海、武汉、西安、沈阳等地抽查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的结果
最近很多地方都对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抽查。
抽查的结果证明，各地所进行的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虽然都已获得显著成绩，但还不够普遍，不够深入，须要进一步加强。
现在我们把上海、武汉、西安、沈阳、辽阳等地的抽查材料摘要发表在这里，以供各地参考。
（一）上海市蓬莱区百寿坊的调查：
该弄共一百三十一户人家，四百八十五人。
其中有冬防服务队员三十八人，家庭妇联会员三十六人，青年团员五人，青年学生七名，小学生一百二十五人，积极分子九人，另有义务识字班一所。
在该弄所进行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主要为：
1、由服务队召开过四次群众会，每次有十八至四十人参加；
2、化装宣传一次，听众一百二十多人；
3、在义务识字班讲政治课，识字班有学员一百二十五人；
4、在黑板报上宣传时事，但因内容不通俗，作用甚小；
5、积极分子将自己所听到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报告传达给群众；
6、让小学生把关于抗美援朝的简单几句话传达给家里大人。
据这次检查结果，经过这些宣传教育工作以后，三十八个冬防队员对抗美援朝问题都是认识得比较清楚的；
九十九个家庭妇女中有九十五人知道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
识字班中有八十五人知道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一百一十名知道苏联、朝鲜是中国的好朋友。
但有些年老的人和一部分不参加会议的妇女，还不知道抗美援朝这回事，有些小学生虽然学会了“抗美援朝”四个字，但不懂得抗美援朝的道理。
（二）武汉市的两个调查材料
（甲）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为了了解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情形，于03月下旬对武汉火柴厂、江汉船舶三厂、第1纺织厂等单位的一部分职工举行了一次测验，方式是用口试和笔试。
测验的结果表明这些单位的干部与一般职工对抗美援朝的认识虽已较前有了显著进步；
但仍有很大弱点。
例如：
一纱厂南厂甲班细纱第5排第29组，九分之七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生产竞赛，九分之六的人还不知道美国侵略朝鲜和正在武装日本的事。
该厂北厂甲班细纱第3排第18小组十一个人中间，只有四个人晓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和美国打仗，其余七个人只晓得朝鲜在打仗，但不晓得谁同谁在打；
三个人知道美国在武装日本，其余八个不知道。
武汉火柴厂较好，但说得出爱国生产竞赛的道理的也不到一半。
（乙）中共武汉市第2区区委宣传部派人于03月底和04月初抽查了十六个冬防小组。
在宣传工作较好的组中，居民对抗美援朝都有了认识，都可讲出抗美援朝的意义。
但在较差的组中，居民只知抗美援朝和捐款救济朝鲜难民，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抗美援朝；
只知道开控诉会是为了说日寇坏，不知道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事，没有把控诉日寇暴行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联系起来。
部分的人只知道抗美援朝四个字，其他全不知道，有的连抗美援朝还没听说过。
在硚口抽查的两户，都说去开过会，会上讲的什么却不知道。
（三）西安第7区的调查材料：
中共西安市第7区区委会在04月中旬抽查了窦付巷、景龙池两个居民区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情况。
该两地共三百零七户，一千三百七十七人。
这次只调查了二百零六户中的四百四十四个人。
调查者对被访问的人都进行了简单的口试。
在这四百多人当中，对抗美援朝认识很好的和比较好的共二百九十人，占访问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一般道理都懂得，有的还能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和应尽的责任。
此外的人对抗美援朝的认识非常模糊。
有些人只知抗美援朝这一句话，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的人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但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人只知道打仗，但不知谁和谁打，在什么地方打；
少数人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有的妇女曾参加过各界妇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但事前事后均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妇女曾给朝鲜难民募捐过慰劳品，但不知道为什么募捐，给谁募捐，只知道给了难民。
（四）沈阳市一个居民组的调查材料：
中共沈阳市和平区区委会宣传部长赵天林等在该区第8户口区第18居民组，以串门形式作了一次调查。
该居民组共三十三户，调查了二十二户。
这是该区宣传工作较落后的一个组。
宣传员刚建立起，还未深入到居民中去进行宣传，平时居民组的会议上很少讲抗美援朝的事。
经个别谈话了解：
男人对抗美援朝的事情都懂，有不少人理解得很好。
居民组长和基层干部对各项问题的认识都较明确。
有两名家庭妇女和八位老人根本不知道抗美援朝的事，其他妇女也只能说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但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
有些妇女是在看了电影以后才知道抗美援朝这回事的。
念书的小孩都懂得抗美援朝的简单道理。
（五）辽阳市一个居民组的调查材料：
辽阳市文化馆于03月间在该市襄平派出所第3户籍区第24组进行了抽查，共调查了二十九个人。
其中有两名妇女只知抗美援朝，但不知为什么要抗美援朝。
此外一般人对抗美援朝的认识也非常模糊，对朝鲜战争的胜利信心也没树立起来。
常到各处开会知道一些时事的妇女代表，对抗美援朝就了解得比较清楚些。

北京郊区的普及抗美援朝宣传
金凤
04月05日到10日，北京市组织了二十八个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一万一千七百多人，利用春假时间，配合了郊区数千个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十五万户居民中，普遍进行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
全郊区二百五十五个行政村中，有二百五十二个村庄的约六十万农民，受到了抗美援朝教育。
有一百零六个村庄的农民订立了爱国公约，提出检举特务、参加民兵、组织起来克服生产困难等具体任务。
约有一半农民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并举行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投票。
这次宣传证明：
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进行得比较差的农村，有必要组织学校、工厂的有组织群众，配合当地干部集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教育。
这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宣传力量不足的困难；
一方面可使农民群众对于抗美援朝运动得到初步了解，并可在运动中培养一批当地的宣传骨干，为农村今后经常进行抗美援朝宣传，创造有利条件。
这次北京郊区宣传的经验之一，是以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为宣传中心，从日寇暴行、镇压反革命谈起，由仇日引向仇美，形成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
郊区农民曾饱受日帝国主义、特务、恶霸的蹂躏。
四千居民的清河镇，被日寇杀害了四百多人。
其中被特务李永明、李铁保用铁锹劈死、活埋一百多人。
因此，清河镇群众一看到墙上贴的日寇暴行的宣传画，就知道决不能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
宣传队一提起最近在清河枪毙的日寇特务李永明、李铁保，清河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个个眉飞色舞，谈得有声有色。
如何使农民由仇日转向仇美，是这次宣传中一大关键问题。
有些宣传队从郊区农民所熟悉的日寇的“三光政策”，谈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新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
有些宣传队通过演剧表演了美帝国主义者把枪交给日寇，农民一看就嚷起来了：
“美国鬼子把刀把子交给日本鬼子想叫它再来糟蹋咱，可不能让它再来！”
他们说：
“原来日本的后台老板是美国，美国强盗比日本强盗还恶。”
因此，在举行日本问题投票时，门头沟农民举起了双手，十五区妇女高举着孩子来表示他们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坚决意志。
这次宣传的另一经验是：
区村干部和学生、工人一起组成宣传队，实行宣传负责制，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这样组成的宣传队的好处在于：
下乡的学生、工人比较了解时事，能掌握一般的宣传内容与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
区、村干部了解当地情况，善于接近和组织群众。
他们互相配合，互相提高。
在这次宣传中，北京郊区绝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动员起来了。
各区都分别召开干部会议专门布置，并划分了普及的责任地区。
各区的中共区委与各校宣传队总负责人组成总的指挥部，共同拟订一区的宣传计划并督促检查它的实施。
区干部又分别到各村协同村干部配合各学校宣传队进行宣传。
分布到每村、每闾的宣传队和宣传小组实行“宣传负责制”，保证所属地区的居民普遍受到抗美援朝教育，这就充分发挥了每一个宣传者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清华大学学生五个人负责二百多户的草桥村的宣传。
他们三天内共访问了一百多户，又组织了一次宣传游行。
他们拉着手风琴、背着漫画牌走在前面，后面走着小学生的队伍，这样又宣传了二百多个居民。
这次宣传的第3个经验，证明小型宣传队、小型演出和小型座谈会——诉苦会，是适应农村分散的特点，使抗美援朝宣传普及的良好组织形式和宣传方式。
一般农民都喜欢形象化的宣传。
过去下乡的学生宣传队，也常常配备了文工队，演出具有政治内容的节目，很受群众欢迎。
缺点在于文工队太少，难以普及。
此次下乡的各校组成了许多小型宣传队，分布在各村。
宣传队每人能掌握一种宣传本领，分散进行家庭访问、召集座谈会；
集中起来就作小型演出——包括话剧、活报、快板、相声、拉洋片、秧歌剧、幻灯等。
如清华大学在丰台、长辛店的两个宣传队一百二十人，三天中共宣传了二万七千人，平均一个人宣传了二百二十五人。
宣传队搜集当地材料，演唱真人真事，更受群众欢迎。
大井村宣传队演出该村一居民被日本鬼子挖心活埋的情况，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这些小型演出一般解决了宣传的普及问题。
小型座谈会往往发展为小型控诉会，可以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仅北京大学等十一个大学的宣传队在各村镇即召开了各种不同对象的小型座谈会一千七百六十三次，参加人数在十万以上。
在这些会议上宣传队以回忆对比的方法启发群众进行控诉，以苦引苦，使群众由仇日而仇美。
最后，这次宣传还提供了建立本地宣传队伍，保证抗美援朝宣传经常化的一些经验。
北京郊区这次大规模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了群众，更教育了区、村干部。
十一区九宫村通过此次宣传运动，组织了包括村长，闾长、居民卫生组长、党团员、小学教员、民校教员、学生的宣传队伍。
在学校宣传队离村后，他们继续在村里结合选举村政府，建立民兵、肃清反革命、保证完成增产半成等任务进行抗美援朝宣传。

志愿军代表在华东
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抗美援朝总会的邀请，先后派了两批代表回国，向祖国的人民报告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情况。
这两批代表已先后分三组前往华东、中南、西北和华北各地工作。
他们的工作在各地人民群众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下面介绍的是由柴川若、董乐辅、窦少毅三位同志组成的一个志愿军代表小组在华东各地工作的情形。
自03月初到04月初为止，志愿军代表小组先后在济南、上海、南京、芜湖四个城市向各界人民作了报告。
他们在济南作了报告六次，听众八万余人，在上海作了报告四十九次，听众四十三万余人，在南京作了报告二十一次，听众三十四万人，在芜湖作了报告五次，听众七万一千余人。
总计报告八十一次，听众九十三万余人。
经过无线电广播听到志愿军报告的，在上海有三十万人，在南京有十万人以上。
华东区其他各地也广泛组织各界人民收听志愿军广播。
至于经过各界代表的传达听到志愿军报告的人数更多。
志愿军的代表们受到各地人民热烈的欢迎。
志愿军的代表到了那里，那里就挤满了人群。
各地人民都把看见志愿军的面、能和志愿军握一握手，看作莫大的光荣。
各地人民在志愿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榜样，他们都为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所感动。
上海万余学生代表冒雨在逸园举行欢迎大会，直到志愿军报告完毕，许多学生才发觉房子漏雨，自己身上给雨湿透了。
在南京某学院全体学员的欢迎大会上，柴川若代表报告了四个多小时，听众还感到不满足。
上海某中学教员，利用各种机会连听四次，某报记者连听八次，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连听十多次，还听得津津有味。
上海有些学生代表回去传达时，化装成志愿军的样子，郑重其事地用第1人称传达，学生们一样热烈地向他们献花致敬。
许多人在听报告后觉得“身上增加了一股劲”。
有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也说：
“过去看见报上说的，还有些不明白，认为是为了宣传，这回可是真人讲真事，一点不假，证明报上说的也完全不假。”
志愿军在报告中，用具体事实揭发了美国侵略者的暴行，大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义愤，加强了他们的仇美心理。
当上海文化界新闻界三千余人集会听志愿军代表报告，听到美国侵略者的暴行时，许多女作家用手帕揩眼泪，群情激愤，使报告人被迫停止讲话达十余分钟。
听众自发地呼口号达数十次，此起彼落，难以抑止：
“打倒万恶的美帝国主义！”
“为朝鲜人民复仇！”
“保卫人类的文明！”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上海大中学教员万余人听志愿军报告时，许多老教授愤而高呼口号，并在休息时高唱“打倒美国野心狼！”
。
许多听众说：
“过去以为美国比日本文明，现在才知道他们比日本更野蛮！”
南京的部队听报告的反应是：
听到敌人的残暴，没有不咬牙的；
听到咱们的胜利，没有不欢呼的。
志愿军代表在报告中，把志愿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情形告诉给各地人民，这对于各地人民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山东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听了志愿军在冰天雪地忍饥受寒战胜敌人的故事，大家都感动得流泪。
他们紧握住志愿军代表的手说：
“咱们老山东这回都下了决心，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有人。”
“我们的工作比你们差得远了，一定把你们的劳苦功高告诉给全山东的老百姓。”
南京的许多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听了报告，在工作的时候，只要一想起志愿军，身上便增加了一股劲，感觉自己不好好工作，就是“对不起志愿军”；
“应当好好干，不应当叫苦。”
工赈工程队王传法听过报告后说：
“欢迎会虽然开过了，志愿军代表的话还在耳边响，志愿军饮雪嚼水吃洋芋皮，还为人民流血奋斗，我平常饭菜不好就绉眉头，没有自行车就不愿出公差，想想真羞愧！”
南京市郊一农会女会员王子霞说：
“我们在后方吃菜稀饭并不算苦；
这次我们听了报告，对克服困难度过春荒更有信心了。”
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听了报告后，就在自己的爱国公约上加了一条“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上海工商界也在讨论“要怎样才能对得起志愿军”。
志愿军代表的报告，给了华东各地人民很大的教育，因此，这些报告成了推动华东各地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各种工作的一个有力因素。
南京的工人们提出“要像郭忠田英雄排改进战术打胜仗一样，改进技术，搞好生产”。
上海美光漂布厂工人听了报告之后，在三天之内多漂了三万匹布；
预计一个车间每月将节省价值二千四百万元的燃煤。
上海钢铁二厂的工人，听了传达报告后，当晚就突破常例地完成了四分竹节钢的定额标准。
启新纱厂工人在八小时中完成了过去要十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
该厂清花间的工人，过去揩一部三号车，九个工人两天还做不完，现在五个工人在两个半小时内就揩好了，并可加揩一部拆包车。
南京市郊的农民一致表示决心增加粮食生产，他们说：
“志愿军守住大门，我们才分到地，不多打粮食，怎对得起志愿军哪。”
各地的驻军和公安部队都保证要做好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提高战斗技术，以与志愿军的胜利相配合。
学生们决心努力学习，并保证加紧宣传抗美援朝。
志愿军的报告，在各机关团体的工作干部中也发生了很大影响。
南京、上海许多机关反映：
“听了报告后，不安心的安心了，闹情绪的不闹了。”

时评
（一）在宣传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时，应引导人民仇视美帝国主义
我们宣传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在使人民群众认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它要把日本重新武装起来，作为美国的帮凶，一同来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使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去过那种奴隶牛马的生活，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美国强盗的仇恨，人人参加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来。
事情是很明白的，日本强盗已被中国人民所打败，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是不能卷土重来的。
即使美国把它重新武装起来（现在还没有武装好），它也只能充当美国的走卒。
今天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帝国主义。
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宣传上，我们应该把斗争的火力集中到美国强盗身上。
口号的正确提法，应该是：
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美帝国主义！
不要转移目标，只宣传当时侵略中国的日寇可恨，而不宣传今天正在武装日本的美国才最可恨，以致人民群众单纯地仇恨当年的日寇，而放松了对于当前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所组织的某些宣传队，在向郊区农民宣传时对这一点掌握得很好，因而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它们从日寇在中国的“三光政策”，讲到美国强盗在朝鲜的新的“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
它们在演剧中，表演了美国帝国主义者把枪交给日本反动派，使农民认识到：
“原来日本的后台老板是美国，美国强盗比日本强盗还恶。”
因此，在举行日本问题投票时，男男女女都举手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这样的宣传方法是正确的，值得各地学习。
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正确地进行宣传的。
例如，武汉市第2区就发现某些宣传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居民只知道开控诉会是为了说日寇的坏，而不知道美国正在重新武装日本的事，没有把控诉日寇暴行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联系起来。
这说明有些宣传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迷失了宣传的目的和方向，以致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产生不好的副作用。
希望其他地方接受这个教训，同样抽查一下，纠正类似的偏向。
必须认识：
由于日寇武装侵华达八年之久，全中国到处遭到蹂躏，人民中间普遍地存在着仇恨日寇的心理，所以，一提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人民群众很容易把仇恨集中到当年的日寇身上，而忽略了战败国日本是不能自己重新武装自己的，当前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
这就要求领导者很好地掌握宣传教育工作，善于引导群众的情绪，提高群众的认识，使他们由仇恨过去的日寇，而转到仇恨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再由仇恨美帝国主义，而走上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发展生产等等的实际斗争。
（二）把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结合起来
本刊今日发表的六一○纱厂抗美援朝运动与镇压反革命结合进行的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抗美援朝运动必须与镇压反革命相结合。
在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的地方，如果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往往不能很好开展。
因为反革命分子每日每时都在破坏这一运动。
不少工厂的爱国生产竞赛，曾屡遭反革命分子破坏。
在清除反革命分子之后，生产面貌就为之一新。
重庆六一○纱厂的经验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有些地方，反革命分子还骑在人民头上，如不予以严厉镇压，抗美援朝运动就不易顺利开展。
如平原省沁阳县一区北关村群众曾这样说：
抗美援朝是好，但性命不保，生产干啥？！
而在发动群众控诉、检举了反革命分子，并予以严厉镇压之后，该村热烈展开了爱国生产竞赛，并订出了全年生产计划。
这就说明，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应该而且可能密切地结合进行。
在对群众进行抗美援朝教育以及发动群众控诉时，可以把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及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联系在一起，同时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群众认识到，一切反革命分子，归根到底是受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与指挥，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这样就能够把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提高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度，认识到抗美援朝的必要性。
同样，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可以通过宣传、控诉，教育群众认识反革命分子如何在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指挥下，进行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祖国；
进而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斩断美帝国主义的爪牙。
（三）消灭抗美援朝运动的空白点
今天本刊发表了上海、武汉、西安、沈阳、辽阳等城市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调查材料。
这几个材料说明，即使在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广泛展开的一些大中城市，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仍是进行得不够普遍和深入的，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点。
从这几个材料中可以看出，不但在无组织的分散的居民中有很多人未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而且甚至有组织的集中的工厂工人中，也有人未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
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按照本会03月14日通告的规定，04月下旬是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都应广泛展开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以便使每处每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
各大中城市也要在此时期中完全消灭抗美援朝运动的空白点。
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艰苦的努力。
各地的经验证明：
进行抽查，是了解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实际状况的有效办法，并且是对于工作本身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这种抽查办法，不仅现在可以采用，而且将来还可以继续采用。
在经过04月下旬的抗美援朝运动的普及时期和五一大示威以后，各地可以再举行一次抽查，看这一运动已普及到什么程度，以便按照实际情形规定出今后进一步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办法。

西南区抗美援朝运动情况
西南各地的抗美援朝运动在今年第1季中已有新的进展，空前大规模的群众游行、集会、控诉、宣传运动正在展开。
自去年11月至今年03月底止，据初步统计，西南全区共有二百八十二万以上的人民群众参加了反美爱国的集会和游行示威。
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受到爱国教育的人数更多。
西南区的爱国运动现正由小城市推向农村。
川北行署区大部分县份组织了宣传队下乡；
川东行署区三十四个县市中已有二十三个县建立了抗美援朝会的组织。
重庆市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受到了宣传教育。
成都市亦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受到了宣传。
西南区的爱国运动在小城市和农村中，仍然进行得很差，少数民族地区仅有少数地方开始发展，西康省运动开展很不够。
西南区领导机关已发出指示，号召各地立即订出计划，并督促所属严格执行，争取全区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参加拥护订立和平公约与反对武装日本的签名投票运动。
指示规定各地指定专责人员检查总结与经常指导抗美援朝运动的进行。

重庆市六一○纱厂结合镇压反革命推进抗美援朝运动
李洪勋
工厂中的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如何结合进行？
在重庆市六一○纱厂找到了具体的答案。
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之初，六一○纱厂职工的思想相当混乱，厂内谣言很多。
青年团员裴锡碧曾接到调上海学习的通知，最初很高兴，朝鲜战争起来后，听了谣言，怕上海被炸，不敢去了。
还有其他一些工人具有程度不等的恐美心理。
但该厂自对职工进行了抗美援朝时事教育，并发起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之后，便改变了上述情况，使职工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生产面貌为之一新。
其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第1、结合工人文化学习，对工人进行时事教育。
在开始的时候，该厂曾用做报告的方式进行时事宣传，但效果不大。
后来就采取与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学相结合的办法，于去年11月20日成立了全厂的时事学习委员会，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原子弹问题”、“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力量无敌”等为内容，自己编印了识字、初级、中级、高级四种工人文化课本，在职工业余学校中进行教学。
教师通过地图、故事向工人讲解了“朝鲜在那里”、“什么叫三八线”等。
这样不但满足了工人的文化学习要求，又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识。
工人对于这种教材和教学方法极为欢迎。
他们说：
这种课本真好，我们又学习了文化，又明白了世界大事，晓得了美国不但侵略朝鲜，还侵略中国。
因此，经常参加职工业余学校学习的工人数目激增，从前只有三百人参加学习，现在就有一千人了。
同时又由党的支部举办时事训练班，每期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使一千八百个工人受到教育。
此外，该厂还通过了图片展览、戏剧、电影、广播、大字报、黑板报等对职工进行了时事教育。
在图片展览中，与抗美援朝的宣传相配合，着重地举办了蒋介石匪帮自重庆溃逃时，在“中美合作所”残杀革命志士的照片展览，激起了职工对美、蒋特务的极大仇恨。
第2、基于职工对抗美援朝任务的初步了解、对特务分子的无比仇恨，根据该厂的具体情况，展开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
在控诉会上，有三个大组的职工都失声痛哭。
她们从特务们使用的美制刑具，联想到美军在重庆的暴行；
由痛恨特务，痛恨美军，而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要支援正与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朝鲜人民的道理。
她们要以生产竞赛的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
该厂发动这种控诉运动的经过是：
在进行爱国生产竞赛的过程中，工会方面发现重点组甲班细纱一大组的生产竞赛没有展开，生产计划总是不能完成。
该组有八个工人不参加生产会议，或参加而不发言，下班后就睡觉。
该厂领导方面就深入地研究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经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对他们进行几次谈话之后，了解到该组组长石玉华原来是一个特务匪徒，她不许工友好好生产，威吓工人说国民党回来要杀掉积极分子，并挑拨工人群众与青年团员的关系。
工人们揭发了石玉华的罪行，并一致要求斗争她。
02月27日，该厂召开了控诉大会，并扣押了石玉华。
一大组全体工人的生产情绪因此迅速提高，在当天，出纱量就超过了原计划的六十六车。
一大组的胜利经验，很快推向全厂，很多组都检举了本组的特务分子。
截至03月底止，该厂共召开过二十多次控诉会，检举了二十五个特务。
就是这些特务分子，在朝鲜战争起后，拚命散布谣言。
镇压了这些特务分子之后，全厂职工的生产情绪就都大大提高起来。
今年第1季度生产超过原计划百分之零点三五，细纱的白花每组由一百二十磅减低到四十磅，摇纱回丝过去每天为一点六磅，现在则降到零点六磅。
第3、在与反革命分子斗争中，又建立了大规模的时事材料阅读组，使时事学习转为经常化。
这一工作主要是通过下面三种方式进行的：
一、职工业余学校的每个班组成一个阅读组，每周阅读二次，现共有三十三个组；
二、发动文化程度较高而未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工友，组成业余阅读组，每周阅读五次，现共有五组；
三、以工会会员小组为单位组织阅读组，在业余学校上课前或上课后，进行阅读，现共有十三组。
以上合计，全厂共有五十一个阅读组，有一千八百二十二人参加。
通过阅读组，扩大了时事宣传网，也紧密地配合了反对特务的斗争。
各阅读组读过重庆市逮捕特务的新闻后，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
读过有关取缔一贯道的通讯后，展开了对一贯道的控诉；
通过控诉，工人中的一贯道徒纷纷声明退道。
因为业余读报组的一百多个工友文化水平较高，阅读时间也较多，现正计划培养她们成为阅读员，作为领导各工会会员阅读组进行阅读的骨干，并逐渐培养与发展成为宣传员。
许多业余读报组员，并向群众进行时事宣传，扩大了阅读组的影响。
通过时事教育，目前该厂工人的政治觉悟已提高一步。
最近在七百个工人中举行的时事测验结果是：
对“为什么要抗美援朝？”
回答得对的有百分之九十五；
对原子弹问题有正确认识的，有百分之九十六；
认为苏联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的，占百分之百；
认识美帝国主义是侵略者的，占百分之九十七。
第4、注意发现和消灭运动中的“空白点”。
当该厂绝大部分职工都已卷入时事学习的热潮之后，有小孩的女工和一贯道徒女工仍站在运动圈外；
两者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六。
该厂经过检查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对前一种人，组织了抚儿室的保母教她们识字；
对后一种人专门召集她们，发动她们控诉一贯道头子的罪恶。
结果效果都很好。
现在仅有极少数的一贯道徒女工，在认识上仍未转变。

关于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角色的问题编辑同志：
读了《人民文艺》第88期读者来信栏内谷中凯的《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角色》的意见后，我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笼统。
如果说秧歌队里不应使反动角色与劳动人民的角色同歌同舞，这是对的。
谷中凯提出这个问题，是指摘北京中国建筑企业公司技工训练班秧歌队的，就我所知，青海有些地方也有类似情形；
但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笼统地反对秧歌队中有敌人角色，应该首先从内容上去分析。
西宁在今年春节演出的秧歌队中，大多数是有敌人角色的，如杜鲁门、蒋介石、马步芳等反动角色在秧歌队中出现时，前后或左右都有人民的武装押解着，用一种押送战犯的姿态来参加。
这表示人民是胜利的，敌人在人民强大的力量下，将要受到制裁。
这不正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吗？
像这样出现在秧歌队中的敌人角色，为什么不应有呢？
我认为秧歌队中是否应有敌人角色，要看敌人角色在秧歌队中是怎样扮演来决定，不能笼统地，不分别内容地加以反对。
青海西宁汪大明
编者按：
《人民文艺》第88期（02月18日）发表了谷中凯的《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角色》的意见后，最近连续接到北京市读者牛永淑、戚巴里、王克善及青海读者龙文等同志来稿，对秧歌队中应否有敌人角色发表意见。
这里，我们发表了汪大明同志的来信。
我们认为秧歌舞一般适宜于表现群众集体的情绪，特别是欢乐的情绪。
在秧歌剧中，可以表现较复杂的生活情节，可以表现一切阶级，一切人物，包括敌人的角色在内。
而在秧歌舞或秧歌队中扮演敌人角色，当其共同扭跳，招摇过市的时候，事实上很难收到对敌人的仇视、蔑视与鄙视的效果，反而极容易使观众产生敌我不分或与敌同乐的印象。
因此我们仍然同意谷中凯等同志的意见，在秧歌舞队中一般地不宜扮演敌人的角色，特别不宜和那样丑恶的形象一同扭跳。

国内文艺动态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召开戏剧音乐创作工作会议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最近召开全军戏剧音乐创作工作会议。
会议目的是为了要明确创作思想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如何表现人民解放军新的人物的思想本质，深刻而有力地创造英雄人物的形象，创作与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业相称的作品。
会上杜烽、胡可、赵学诗等就《为和平幸福而战》、《英雄的阵地》、《吃“鸡蛋”》三剧的创作修改经过，做了中心发言。
张非就华北部队中抗美援朝的音乐创作做中心发言。
在讨论中，大家认识到只有加强理论学习，使作者的阶级观点明确，才能正确分析生活，正确掌握与表现人民解放军的本质。
如《钢铁战士》歌剧，描写张排长不屈服的意志，是成功的，但没有同时表现他时时刻刻都在想法主动地打击敌人，这应该是英雄品质更重要的一面；
演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时，把埋枪的场面处理得很低沉，没有强调这是改变斗争方式，在任何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都具备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和胜利的信心。
大家一致认为：
深入部队丰富生活应该和自己的思想改造，统一起来。
会上进一步端正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批判了热中于写“落后转变”的偏向，即把许多正在克服中的极少部分的落后因素集中起来加以描写，不能正确分析产生这些因素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源；
不能把所谓“落后分子”的阶级本质发掘和表现出来；
不了解人民解放军不仅来自劳动人民，而且是劳动人民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
只有正确地描写他们，才能正确地表现部队的本质，产生与人民解放军的面貌相称的作品。
会后由张致祥副主任作结论，就如何表现新人物的思想本质——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本质，作了详尽的说明。
武汉市工人文艺宣传活动推动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武汉市的工人文艺宣传活动，推动了各工厂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并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
在宣传活动中，武汉各工厂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文艺作者和集体创作小组。
现在全市各工厂已组织了有二百余人的六十三个工厂文艺小组；
与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取得个别联系的有四百余人。
已出版工人创作的小说、诗歌、秧歌、快板剧等文艺作品的小丛书达二十七种。
这些文艺活动与工人的实际生活和每一政治运动都紧密地结合着。
粤汉铁路武东工厂职员张秩平，以该厂工人们利用久已失修的废炉，制造出三吨重的汽锤座的事实作为题材，写成《汽锤座》小说，有力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喜爱。
汉口码头搬运站工人李和恭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封建把头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罪行，写成《反封建把头》剧本，在码头上演出后，引起广大工人的共鸣。
京汉铁路江岸机厂剧团的集体创作组写了《为了永远有幸福》、《她明白了》、《红旗》、《不可再忍》等十余个剧本，这些剧本在该厂演出后，有不少工人和工作小组加倍努力工作，成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小组。
如工人刘清华看了《红旗》一剧后，便加紧钻研技术，利用废物制造成螺丝床，因而成为全市劳动模范之一。
武汉市文联，为进一步提高与普及文艺工作，进一步贯彻文艺工作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特于03月26日至30日召开了全市第2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人文艺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并向全市文艺界提出了以一批新的创作来迎接今年“五一”的号召。
山东省运用宣传画推动抗美援朝运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所印制的抗美援朝的宣传画，很受到山东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的重视。
他们把这些画有的分配到机关，作为对干部进行时事教育的参考材料；
有的分配到区里由宣教干部掌握，利用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
如组织学生宣传队，扭着秧歌把宣传画贴在木牌上，轮流到各地宣传；
在集市上搭宣传棚，把宣传画放在棚里，由专人进行讲解。
农村剧团并把宣传画带到了各地农村中去，在戏剧演出前，先让观众看画；
也有的利用开群众大会的机会，把画拿来给群众看。
总之，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宣传画与群众见面，这些画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般干部也都很喜爱这些画，拿它们当作学习或向群众进行宣传的材料。
西北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西北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宣传活动，使该区文艺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西北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以及民间艺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先后创作了近千首歌曲，数百种宣传画和许多快板、鼓词等。
西安一地即有美术墙报二万帧以上。
在西安市文艺宣传中，演出了十余种不同形式的九十多个节目。
这些节目的内容，百分之六十六是有关抗美援朝的，其余是宣传人民政府各种政策和歌颂农民翻身的。
延安在春节中举办了美术展览会，展览品中有很多是当地农妇们所创作的抗美援朝的剪纸和窗花。
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参加土地改革
上海市文联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第4队，于04月初分赴上海郊区参加工作。
工作地区是龙华的华村乡，高桥的凌桥乡，真茹的南翔江桥乡等。
队员中有电影演员蒋天流、黄宗英、蒋君超，国画家余白墅，作家梁文若、何公超等。
此外影剧协会熊佛西、张骏祥、王人美、黄晨、周伯勋、毛羽、林榛、崔超明等，也组织了土地改革访问团，分赴土地改革已完成的典型实验乡，访问没收、征收、分配了土地的区域，了解土地改革实行后的农村情况，并帮助当地村干部进行宣教工作。

怎样把“国歌”唱好
冯宜民
为了要把“国歌”唱得正确整齐，我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在学唱时参考。
（一）首先应在思想上明确认识“国歌”的政治意义，大家应该象尊敬“国旗”一样地尊敬和热爱这首歌。
干部尤应从思想上保证正确地唱好它。
（二）要严格地按照曲子中的各种音符来唱。
既不能多添一个音，也不能减少一个音；
该唱半拍的，就不能唱一拍；
该唱两拍的，也不能唱一拍半。
如果发现有唱错的地方，应当立即纠正，多多练习。
一般经常不注意的地方，有以下几处：
这一错误在于把“起”字从后半拍上移到次一小节，因而影响了“来”字的原来节奏，不能用强音唱出来。
同时“不”字也从原来位置移到次一小节，使得这一小节的字音拥挤，不鲜明。
“把”字原曲是在后半拍上，有人却把它的时值加长了一倍，当作四分音符来唱，使这一不重要的字过份突出。
前者，“我们”二字，曲中有小附点，“城”字唱两拍，听起来，激昂而有气势，后者，“我们”二字，曲中没小附点，同时“城”字唱一拍，这就显得短促。
前者，“时候”二字，听起来象警钟似地发出紧张的音响，后者，“时”字多添了一个（2－）音，就显得从容缓和了。
前者，“敌人的”三字，为三连音符，“炮火”二字，都是一个八分音符和一个八分休止符（即是唱半拍停半拍）。
整个句子，使我们听起来，感到激昂有力，充满胜利信心。
后二者，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三）速度问题也很重要。
——国歌不能唱得太快或太慢，太快不够庄严，太慢又显得沉重，须很好掌握，总之要表现出：
庄严，坚决反抗侵略战争的斗争意志，和充满胜利信心的感情。
以上所提，很可能有不当之处，希望大家研究指正。
（附图片）

纺织女工
（转载自“工厂素描集”）
田零作

读《天津工人画集》和《工厂素描集》
蔡若虹
两年以来，无论是表现工人生活的美术创作或者是工人自己的美术习作，如大量发表在工厂壁报、工人读物上的工人业余创作，都获得了不少良好的成绩。
阿英同志主编，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工厂素描集》和《天津工人画集》，可以作为说明这种成绩的一个例子。
《工厂素描集》是作者在了解工人生活中的素描习作，这里包括着工人的画像和工人的生产劳动与社会活动的速写，这种习作是美术工作者在熟悉和描绘工人生活和工人形象的必经过程；
虽然都是一些片断的画面，但从作者所选择的题材方面，可以看出是以表现工人阶级新的劳动态度为重点；
作者在这里没有无目的地描写机器，没有强调工人特殊形象的猎奇观点，没有着重用光暗、气氛来弥补主要人物形象的欠缺的偏向；
作者的学习态度是正确的，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学习态度之下，才能正确地刻划工人形象和不断地取得创作的源泉。
如何将各种个别的形象集中起来，找出工人阶级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形象，加以描绘，这是目前美术工作者的一件重要的任务。
《天津工人画集》则包括着二十个工人的习作，这些工人画家们分散在各个不同的生产单位，可是他们的作品却贯穿着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气概。
他们的生产竞赛，他们的工具改进，他们的防止事故以及努力于发明创造的精神，也都是从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出发。
他们比美术工作者更善于把握主题，因为作品中的主题正是他们生活中的主题。
他们毫无拘束地运用表现形式，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还很少死板的教条来阻碍他们运用各种形式。
当然，专从表现技术上说，工人画家们的习作还处于萌芽状态，是比较幼稚的群众性的习作。
然而就因为这些作品的具有群众性的缘故，我们绝对不能过低地估计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效果。
因而在指导工人艺术活动方面，就不能专门是培养他们的技术，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大量的培养美术专家，所以技术的培养不是目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如何运用一定的技术来表现他们自己的灿烂生活。
发挥工人的美术才能，指导工人的美术创作，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美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反过来，美术工作者又可从工人的美术习作中吸收营养，进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

钳工
（转载自“天津工人画集”）
刘玉田作

陈登科和他的小说
康濯
近几年来，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些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作家，他们给人民文艺带来了新的血液，引起了读者的欢迎和重视。
不久以前，以中篇小说《活人塘》和《杜大嫂》受到人们注意的作者陈登科，就是这些作家里边的一个，而且，应该说是这些作家里边的优秀的一个。
陈登科同志出身贫农，种过田，推过车，给国民党征去当过兵。
1940年参加革命队伍，十年来，在地方机关里当了四年多通讯员，以后一直在地方报社作记者。
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时候念过二年书，后来忘干了，参加革命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
1943年开始学文化，1944年开始给报纸写通讯，1946年开始文艺写作。
《杜大嫂》是他的第1部小说，1947年写成，1948年由当时敌后的华中新华书店出版以后，受到读者的欢迎。
《活人塘》是紧接《杜大嫂》出版以后写的，初稿完成于1948年，经过他自己多次的修改，发表在去年10月11月出版的《说说唱唱》上。
这篇作品也得到了好评，而且是比《杜大嫂》更广泛的好评。
两部小说反映的，是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是1946年国民党匪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后，华中老根据地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顽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到底，最后得到光荣胜利的故事。
但两部小说并不雷同，各有各的光辉和各自独特的深长的意义，而《活人塘》，从某些意义上说，又超过了《杜大嫂》。
《杜大嫂》写的是：
匪军的进攻，完全破坏了农民翻身后第1年丰收的幸福。
女共产党员杜大嫂的丈夫（村里主要干部）跟我们队伍转移了，家被洗劫一空，一家人（害病的婆婆和两个孩子）整天挨着饿，而且还被逼捐逼税，逼迫她屈服受辱，逼使她找丈夫回来“自新”……她经受的是少有的苦难，简直一口气也喘不过来。
但是，她坚决顽强，绝不屈服，就是在敌人的监牢里和法庭上，几次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也始终没说过半句软一点的话，相反，回答敌人的句句是好像枪弹似的语言。
一出狱，她把孩子送到外婆家，继续跟敌人斗争。
婆婆被敌人杀害了，她自己第2次入狱，三天没吃一口茶水，可是斗志愈长愈高，再出狱后，就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发动农民，成立起“人民保命队”，夺过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
陆地上呆不了就转移到洪泽湖里，在几十倍敌人的团团围剿下坚持，在饥饿疾病的情况下坚持，在伤亡损失的消极情况下坚持，并积极出击，突破千重万重难以令人相信的难关。
最后，终于坚持到大军南下，配合主力打败了敌人。
杜大嫂的队伍与主力会合。
杜大嫂和她两个孩子，也与丈夫在战争胜利声中，胜利地会合。
在《活人塘》里，展开的场面甚至比《杜大嫂》还要壮烈，而以“军民血肉一体”为最突出的主题思想。
活人塘，是老百姓给新河集封建头子孙在涛的大楼房取的名字。
五十年来，孙家统治着新河集，把“周围二十多顷的黑土地变为孙在涛一块饼”，集上家家成了他的佃户，活人塘里不知被害死了多少穷人。
1942年新四军在这里成立了人民政权，孙在涛偷跑了，人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到1946年夏季，这里才“又像春天的花草一样”。
可是，就在秋天，蒋匪军发动了进攻。
翻身的农民“一条声的喊：
‘要得好日子过得长，组织起来打老蒋！
’”男男女女，在飞机炮火硝烟里面，热烈支援前线。
寡妇薛陆氏是孙在涛的死对头，也是支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和她两个女儿大凤子、07月子，全家出动，事事走在前头。
我们的队伍在附近痛歼着敌人，战斗英雄刘根生连续完成着最艰险的任务，功劳很大。
在我军主动进行战略撤退的时候，刘根生不幸负伤，被敌人俘虏，敌人强迫薛陆氏挖坑活埋刘根生。
薛陆氏以牺牲自己快死的亲生小女儿，替换了刘根生，并无微不至地给他养伤，掩护他。
这以后，孙在涛结合蒋匪军，在新河集实行着极野蛮的统治。
刘根生伤慢慢好了，与外边党的组织取得联系，机智地领导党员和群众抗粮抗丁反烧杀。
斗争坚持了十五个月，历尽灾祸，死了好多人，最后大军南下，刘根生领着当地的同志作内应，亲自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配合大军彻底消灭了敌人，群众并活捉了孙在涛。
在这一年多当中，大凤子小小心心地侍候着刘根生，并在刘根生的领导下，进行不屈的斗争。
他们生活上装成姐妹，他们也自然地发生了亲兄亲妹一样的感情。
当战斗结束，刘根生归队跟随大军继续南下，大凤拉着刘根生的手说：
“你不要忘记！
虽是天南地北，我也要死等着你！”
刘根生也握着大凤的手回答：
“你放心吧！”
这是纯洁的宝贵的感情！
小说这样的结尾，总括全篇，不禁使我们充满了斗争的勇气，和为幸福的理想而永远前进的信心。
两部小说都是以直接的表现方法，以有头有尾的完整的结构（在这里，《活人塘》比《杜大嫂》更完整），朴实、自然地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情况。
一方面美蒋与封建地主相互勾结，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更紧密地团结，作者正面地描写了这两方面的针锋相对，最尖锐、最突出的斗争。
这是你死我活、敌我分明、毫无考虑余地的血淋淋的斗争。
一切惨烈无比的甚至很难用文字表现的场面，作者都大胆地展示开来，色彩浓，气势大，使我们完全感受到当时中国人民严重的情况和斗争的情景。
两部小说应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艺术的记录，像这样的作品实在还不多见，甚至连大胆接触过类似题材的作家，怕也不多。
关于人物，作者主要是歌颂新的英雄人物，并且是把英雄安排在正面的行动和斗争中，经受各种考验而成长壮大。
作者没有静止地、或模糊地处理过他的英雄，因而他的英雄人物都是明确的、活动的。
英雄人物的性格，是敲不断、打不烂、杀不死、砍不倒那样的顽强坚决。
我们看杜大嫂：
敌人、甚至连个别落后的农民也劝她去找丈夫回来“自新”，“自新，我坑害他，不……硬死不做孬汉子……”这是她当时想的。
法庭上她决不动摇，出狱后她为了斗争，想道：
“男子能拿枪，杀敌人，我就不能拿枪吗？
我就不能去打仗吗？
我就不能杀仇人吗？”
而当她组成了“人民保命队”，向敌人宣战的时候，“誓词”是何等强烈：
“杀，拚，杀还杀，烧还烧，动一根毫毛，竖一根旗杆……枪有眼，刀有口，不杀没冤没仇人！”
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革命气概！
《活人塘》里的共产党员刘根生，在战场上是：
“我刘根生是在火线上参加党的，我要永久在火线上考验自己。”
连续完成了几次最艰险的任务，累得回来一睡就迷糊了，但听说又有困难任务，他“心里一惊，坐起来：
‘我去……’”插好手榴弹就走。
而负伤被俘后，对敌人又是“昂起头，拍拍胸口说：
‘好，你就对我这块戳一刀吧！
’”被薛陆氏救出，党分配他留下，他机智地领导着胜利的斗争；
但反拆房时不得已失败，他就“心里难过，检讨着：
‘……是我的罪——没有组织领导斗争，缺乏核心骨干，中了孙在涛缓兵计的麻痹……’”以后，他更机警起来，在敌我力量那样悬殊的情况下，软磨硬斗，甚至武装行动，节节胜利。
而最后自己亲自侦察情况，炸毁敌人弹药库，又是那样地沉着、镇静，勇往直前。
至于以自己的亲生骨肉，用替死来救活刘根生的英雄薛陆氏母女，仅以这个替死的行为，就足以表现她们的坚强了。
薛陆氏对敌人进攻的回答是：
“他要我肝花，我要他肚肠！”
对支援前线是：
“我家都去！”
照顾伤员是正喂着一个的米汤，又去帮另一个大便。
而在长期照顾刘根生的时候，有一回大凤子看见妈妈跟刘根生在门口搓麦，她“把眼一翻：
‘都是好样儿的！
不拖倒几个人不能拉倒！
’”妈妈见她把刘根生“菜瓜了一顿，满脸火星直冒：
‘大凤子……你看你跟疯狗一样，逢人咬人，那伢子又怎的你啊？
’大凤子脸一红，掉回头，搂住刘根生：
‘07月子，有多少人担心着你啊！
你伤好了，我苦死也闭眼的！
’”这难道是普通的照顾？
或者是简单的儿女之情？
这是亲切至极的感情，也是健康的感情。
你看，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大凤子又是：
“你把机枪架起来扫死我们吧！”
并面对刺刀冲上去：
“你戳死我！”
英雄的所以顽强，都是有根据的。
薛陆氏对刘根生叹息过：
“唉！
苦根对苦根……”薛陆氏还想过：
“新河集一条吃人的狗——孙在涛，他害死我家男人，霸占去我家田地、房屋十三年，共产党帮我夺回来，仇还未报，他又要回来……”薛陆氏又对伤员说过：
“我家杀身大仇，靠你们替我报，我娘儿三个的性命，也靠你们保着……”杜大嫂也想过：
“还乡团大队长如一回来，老百姓的命就没得了。”
因而，“要活命，就要靠自己去拚出活路来。”
同时，英雄们都牢记着党的教育，坚信着“新四军一定要回来”，并亲身体验到群众的力量和群众对自己的爱护，还看到了投降者被敌人杀害的可耻下场……对于觉悟了的人民，苦和仇恨就是力量，幸福生活的理想就是力量，党、人民军队和人民自己的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就是英雄们顽强的根据，也就是阶级的根据。
因此，英雄们不仅顽强，而且异常敌友分明，甚至对叛徒，对一切可以争取的朋友，小说中都写出了英雄们明确的政策思想和策略的处理。
但英雄们又都是平常的人，并且各有各的不同的性格。
杜大嫂有些泼辣，薛陆氏非常善良，她们在困难面前还曾多次地伤心，流泪、埋怨甚至求天求菩萨保佑；
只是一到紧要关头，就立刻挺起胸来，决不妥协。
大凤子也很平常，可她比老一辈更热情勇敢。
刘根生一点也没有个人打算，可也不过是一个朴实勤劳勇敢的普通战斗英雄。
作品的语言也是好的。
陈登科同志创造的，是朴素的形象的有独特的大众风格的群众语言，不论对话叙述描写甚至心理描写，都是这样。
这里随便举几条。
描写新河集的热闹：
“从前十天四集，每逢一四七九街里街外的人，这头推那头晃，人头上接钱做买卖，老百姓到街上跑过三趟，上海大世界也不想去了。”
但到孙在涛榨干了这里以后，“街上扔砖头也砸不到人，活像变成了死街”。
再看：
“凤姐，你看，中饭后天陡陡变的，满天黑洞洞，雷吼喝闪，妈妈怕下雨，现在刚到半夜，在乌云里的月亮，渐渐又发亮，明天太阳会出来的！
我们这活人塘的天也快晴开了！”
刘根生这段话，是单纯描写风景么？
不！
这简直把当时斗争的情景也鲜活地画出来了。
还有：
“一个共产党员，要在火里，枪里，烧不弯，打不折……”这多么有力量！
这是刘根生说的，也正好烘托出了刘根生的性格。
从陈登科同志这两部充满力量的小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
但这也决不是作者单凭才能所能达到的成就。
劳动人民翻身以后对文化的要求是强烈的，陈登科从1943年开始，学习就一直是非常刻苦。
1944年当工农通讯员，就曾受到报社表扬，1946年当记者，又受到华中宣教大会的表扬。
而在写这两部小说前后，他发表过三百多篇新闻通讯和二十来篇文艺作品，短篇报告《铁骨头》并曾给当时的群众运动以很大的推动作用，建阳县还曾改编成淮戏到处演唱，效果很大。
这当中，领导上一直重视他，始终帮助他学习，党的支部还指定过专人给他帮助，报社负责同志也经常帮他处理材料、改文章。
同时，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始终没离开劳动人民，十年来几乎经常在战争的前线工作，当记者也是一边打游击一边采访，1947年并亲自在洪泽湖里坚持斗争，这使他有着极丰富的斗争生活。
他写文艺的态度极其老实，第1篇散文是对一件经历过的事衷心感动了，就写了出来，当时他还并不知道那就叫文艺，人家说那是文艺，给他发表了，以后他才慢慢知道了文艺这件事；
他还说过：
他心里好像有无数的人民、战士，他们为着和平自由流血牺牲，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他如不写出来，就觉着对不起他们。
从以上情形，对于陈登科同志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自己对我说的话：
主要的，是党教育的结果。
当然，这也是毛主席文艺方针的胜利！

介绍卜波娃著《社会主义国家妇女》
罗琼
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卜波娃著的《社会主义国家妇女》一书，由关予素先生译成中文（火星社1950年08月出版）介绍给我国读者了。
这本书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根据苏联妇女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光辉实例，指出了妇女彻底解放的正确的途径。
本书的前言和第1章阐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妇女运动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英勇史迹和宝贵的经验。
在这里，卜波娃明确地指出：
在私有财产制和阶级社会里，一直就存在着妇女问题，“有地主、资本家、商人存在的地方，是不会有男女平等的，即使有法律规定，也不可能。”
（本书二十五页）资产阶级表面上虽然标榜“男女平等”，但广大妇女群众既然都是受剥削者，不可能有经济上的独立，也不可能有社会地位上的独立，男女平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她们丝毫不能摆脱贫困生活的压迫，还要受旧社会的种种欺骗、侮辱、虐待。
从事生产劳动的女工、农妇，只是便利了资产阶级压低工资标准，更多剥削工人，妇女的困苦地位，绝不能有所改善。
因之在沙皇俄国，真正是“一切的灾难，都加给俄罗斯的女人”（十四页）。
基于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是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及争取消灭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的共同任务，密切相关联的。”
（二十六页），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只有吸引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妇女在推动和鼓励她们的丈夫与子弟参加革命斗争上，也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所以“列宁又指明说：
由多次的解放运动经验可以证明，革命的成功，要看妇女参加的程度如何来决定的。”
（二十八页）
布尔什维克党遵循了这样的理论，从开始成立的时候起，就注意教育女工、农妇与自己的父、兄、丈夫共同起来反抗沙皇政权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
在每次革命行列中都有不少英勇的坚决的革命女战士与男子并肩斗争；
同时也都提出了保护妇女利益的适当的口号，以便紧密地把妇女团结起来。
本书的第2至第5章及第8章，生动地描写了苏联妇女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英勇献身于保卫祖国的伟大战争和目前热烈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情况和经验。
由于她们在革命工作中有了这样重大的贡献，苏联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及社会各方面已经和男子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
国家又给予了母亲和儿童以很好的保护，以便使妇女能更好地发挥积极的力量。
在政权建设方面，苏联妇女遵循着列宁的号召，努力做到使每一个厨娘都学会管理国家。
例如当1922年第1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五个妇女，到了1948年02月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就有二百七十七名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七。
原来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妇女，在苏联民族平等的大家庭里，也和苏维埃俄罗斯妇女同样，获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
现在各联盟共和国的苏维埃中，女代表都占苏维埃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苏联妇女在政治上所以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进步，主要因为“列宁——斯大林党为了根本解决妇女问题，特别注重妇女的政治教育，并且努力吸收妇女，来参加苏维埃国家机构中的各种环节的实际工作。”
（四十八页）对于广大妇女群众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妇女中的这些先进分子，通过女工、农妇代表会议与其他各种妇女组织进行经常的联系来实现的。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由于党和政府进行了耐心的、经久不懈的教育工作，就使妇女们得到了无限制参加社会生产事业的可能。
国家更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保证妇女能够充分发挥她们的才能。
正如卜波娃指出的：
“国家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良，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职业教育的广大制度——训练班、工厂学校，和在机器旁边由熟练生产者带徒弟培养青年干部。
所有一切办法，加上职工的国家保险，妇女劳动的保护，卫生疗养院的设备和医药的治疗，母性及婴儿保健机构网的发展，以及公共营养网的发展，都使苏联妇女群众，有加入产业工人行伍的可能。”
（六十三页）因此，不论参加工业农业生产的妇女，都大量增加，特别在卫国战争时期，增加的速率更大。
例如从1940年到1942年，妇女占工业部门全体职工的数目由百分之四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三，在铁路运输部门中由百分之二十五增至百分之三十六，甚至参加重工业生产的妇女，也迅速增加。
在各种生产岗位上，均出现了不少熟练的女技工和专家。
1930年全苏联仅有女专家三千六百名，到卫国战争前夕，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万名之多。
苏联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数目也迅速增加，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力量。
1943年苏联全国集体农民的劳动日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妇女完成的。
妇女掌握技术也不逊于男子。
早在1941年就有十万以上妇女驾驶着联合收割机、拖拉机、以及其他复杂的农业机器。
在卫国战争时期，政府培养的农业机械干部中，妇女占了百分之六二·五。
布尔塞维克党和苏联政府又用了各种方法，帮助妇女提高文化，吸收妇女参加文化建设。
所有这些，就完全改变了妇女在社会中的传统的附庸地位。
卜波娃明白的指出：
“现今已经不能再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工作上，分出任何男女的界限。”
（七十九页）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关心和最有效地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
当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虽然处在战争及贫困的极端困难的环境里，还是尽可能地注意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逐年地颁布了一连串的保护母亲和儿童的法令，托儿所产科医院等机关，大量增加着。
例如沙皇俄国仅有保育所十九处，而1950年苏联托儿所经常床位达一、二五一、○○○张；
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咨询所，在1914年沙皇俄国仅有九处，到1941年增至七、○○○处，医院的产床数，1914年仅有二、八二四张，1950年增至一四二、○○○张。
目前苏联妇女的确是“已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主人翁，建立了社会主义雄壮的建筑，并在艰苦的战争考验中，坚决地保持了祖国的光荣及独立。
她们与全体人民共同争取到对法西斯德国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目前她们又把全部精力与学识供献在完成并超过斯大林战后五年计划的成功及在苏联共产主义的建设工作中。”
（第7页——编者按：
最后一句根据王译本作了校正）苏联妇女不但满怀着如此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热情，而且有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的抱负，在本书第6、七章中，卜波娃介绍了苏联妇女如何亲切地关怀着国外妇女的生活和地位，和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妇女一起，共同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奋斗。
这本书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彻底解放妇女，只有社会主义能启发妇女伟大的创造力，苏联妇女的道路，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让我们更好地向苏联妇女学习，使我们的妇女能够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编者按：
这本书在我国除了关予素的译本外，还有王益云的译本，南京中苏友好协会编，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03月初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

出版动态
检查抗美援朝宣传
东北日报、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最近都发表了一些抗美援朝运动普及和深入程度检查的材料，证明即使是工作较好的城市中，普及的程度也还是很不够的。
东北日报04月15日发表了《辽阳市一个住民组的抽查》和《沈阳和平区一个住民组的抽查》两文，证明尽管沈阳、辽阳都是东北的大、中城市，过去的抗美援朝工作一般的都还做的不错，但仍存在着宣传中的许多“死角”。
解放日报04月11日发表了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梅芳里居民中抗美援朝宣传的调查，证明梅芳里虽然是上海市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做得较好的里弄之一，工作上有很大成绩，但住民中未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仍约有半数。
两报为此发表短评，指出应该“深入进行检查，扫除抗美援朝运动的‘空白点’”。
“任何‘差不多了’的自满情绪，都是不合实际、有害无益的。”
《学习》杂志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
四卷一期《学习》杂志发表了郭大力译、恩格斯在1873年写的《论权威》一文，和范若愚的“读‘论权威’札记”。
恩格斯这篇文章，是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产物。
他特别用现代工业的组织情形来说明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在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组织。
他尖锐地抨击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念，他写道：
“这些先生们没有见过革命么？
革命就确确实实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东西；
它是这样一种行动，在这种行动中，人口的一部分，用快枪、刺刀，和大炮，从而用一切想得出来的最权威的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别一部分人；
胜利的党如果不要使斗争变为毫无结果，他们就得用恐怖，用他们的武器在反动者间造成的恐怖，来维持这种统治。
如果巴黎公社不利用武装人民的这种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它会支持得了一天么？
反过来，它的过错不正好在于它没有充分广泛地利用这种权威么？”
革命者对反革命的专政，是一切历史经验都证明为必要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曾对此有过专门著述，毛主席对此也有过许多指示。
鲁迅先生在他的许多杂文中，曾用明确、辛辣的笔调，再三地申述过这点。
文艺著作中也有不少以此为主题的，如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有瞿秋白译本）。
我们以为，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编辑、介绍都是必要的，希望有人来做这一工作。
燃料工业出版社成立
出版工作的专业化在逐步进展中。
以一个工业部门为范围的出版社——燃料工业出版社，已于最近创建成立，并开始出书。
为了使出版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加强出版物的政治质量，建立这种专门的工业出版社极有意义。
该社已出的五本书是：
一，《燃料工业的方针与政策》，编集了燃料部陈郁部长、李范一副部长写的某些政策指导文件和1950年煤矿、电业、石油三个会议的决议（摘要）；
二，《电力工业的重大改进》，三，《煤矿工业的重大改进》，编集了1950年全国及各地电业、煤矿工作的成就和总结经验；
四，阿·捷尼索夫著《采煤场子人工放顶的机械化》；
五，库切尔著《苏联矿工的先进生产经验》。
《采煤场子人工放顶的机械化》，是该部苏联专家写的，这是中国煤矿生产的大革命。
中国过去煤矿用人工放顶，每一工人每八小时只能产煤○·三——○·四五吨。
现在若干煤矿使用机械放顶，每六人一班，七小时产煤二百至二百五十吨以上，达到苏联第2次的斯达汉诺夫的纪录（现在苏联纪录已达二千多吨）。
期刊逐渐展开了书评工作
针对一定读者对象的要求，进行与每一期刊专业性质大体相符的图书评论工作，是每一期刊的重要而经常的任务之一。
自从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后，有的期刊自04月份即增设了书报评介栏（如《学习》、《人物杂志》），有的期刊加强了这一工作。
《展望》自第7卷第11期起连续反映了读者意见，进行对有害读物的斗争。
《天津教育》九、十一两期连续批评了几本地理教科书，并结合教学，推荐了一本好书——《一年级学生》（新华书店版）。
新出的《中央合作通讯》介绍了以描写1941年间陕甘宁边区任家沟合作社发展情况为内容的长篇小说《高干大》（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唤起每一个合作社干部学习高干大的服务精神。
《科学普及工作》发表了具有很强指导性的《评〈现代科学小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翻译通报04月号发表了三篇书评：
评三联书店版、郭景天编《俄华辞典》，评文光书店版、高清岳等译《暴风雨》，评新潮书店版、来井译《地球与人类》。
《科学大众》04月号（该刊自该期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大众天文》栏评介了两本通俗天文书籍：
三联书店版《我们的宇宙》和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版《通俗自然科学讲话》。
在这篇批评文字的结尾，大众天文社提出一个很好的意见：
“为了普及的通俗科学书籍，必须正确无误。”
“我们愿意和作家和出版者来共同合作努力，提出原稿的错误，供给新的资料，包括图片在内，更进一步搞好通俗天文书刊的编辑工作。”
对科学书籍精细提出批评，科学团体和出版者、著作者的密切合作，在今天都是很重要的。
两本语言学的著作
人民出版社在03月份出版了两本语言学的著作：
一、陆志韦编著《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二十五开，一七一页，定价一五八○○元）；
二、沙平著《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二十五开，三四四页，定价二八○○○元）。
在距今十五六年前，陆志韦先生开始收集北京话的单音词，“把北京话当做一种平常的土话”进行汉语研究，已经收集了几千个词汇，“直到今天在人民的旗帜之下，才找到一个出版的机会”。
沙平先生的《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一书，是作者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苏门答腊时学习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成果。
作者指出，“印度尼西亚语的产生的历史很短，它还是正在成长和发育中的语言。
印尼语法的研究更是一种草创工作，甚至是一种带冒险性的拓荒工作。”
作者希望他这一本书对于语法学和文字改革问题的研究者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资料。
关于《1951年天文年历》
我国适用的《1951年天文年历》已于本年01月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本书负责编辑者陈遵妫最近在科学通报二卷四期上发表《从1951年天文年历谈起》一文，对于这类年历的重要，和我国历年编辑天文年历的经过，略有论述。
天文年历不仅有助于天象的观测，它在航空、航海、测量、水利各种建设事业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对于航海方面关系更为密切。
这类年历的编制在中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过去在反动政权之下，这种“冷门学术”是极端被轻视的，它在名义上虽是国立学术机关的刊物，而在解放前的三十多年中，一共只出版过十次，其他的许多年份都是由于缺乏参考材料或编印经费而停编停刊的。
作者在本文中拟了一个今后编辑天文年历的改进方针，计划在今后“永远地继续出版，把这个事业发展下去”。
《鲁迅日记》影印本即将出版
上海出版公司现在正在进行鲁迅日记的影印工作。
鲁迅先生自1912年05月起至1936年10月16日止所写的日记，每年一本，共有二十五本，但第11本（即1922年的），在1941年12月日寇搜查许广平先生在上海寓处，并把她逮捕入狱时失落，所以现在影印的只有二十四本。
影印这部日记的目的是保存文献和供研究上的需要。
因此，一共只影印了一千零五十部，专供国内各图书馆、文化机关、研究者购置。
大量发行，有待于将来的铅印本。
日记第一函将于05月05日出版。
《中苏友好》半月刊三卷七期出版
《中苏友好》半月刊三卷七期已于04月20日出版。
该刊本期以“庆贺宋副会长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和“各地中苏友协都要结合中苏友好工作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为题，发表社论。
并重新发表了宋庆龄的四篇著作，以及七位获奖者的简历。
该刊本期的重要文章尚有：
张醒石的《从五一节谈到苏联工人阶级》、齐望曙的《美帝国主义一贯实行反苏政策》、陈颖的《‘真理’报访问记》、王繁的《苏联工厂和集体农庄的群众政治鼓动工作中怎样使用图表材料》等。

大家来做书评工作
——介绍沈阳日报组织工厂书评组的经验
沈阳日报在过去一个月中发表了两篇由工厂书评组执笔的书评，评介两本通俗读物：
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丕之著《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曹田著《战斗中的朝鲜人民》。
这两篇书评对于发动大家来做书评工作很有意义。
沈阳日报过去也发表过一些书评，但在读者中影响不大，读者的反映是“书评没啥作用”。
于是他们采取了“把读者组织起来成立书评组”的办法，以便“通过书评组，把书籍带到群众中去，读给群众听，再把群众意见搜集上来”。
首先推动工厂中的积极通讯员成立了包括二十余名工会文教委员、读报组长和宣传员的书评组，由他们“通过阅读新书进行宣传工作，同时，搜集读者意见，汇报给报社”。
以上两篇书评就是由这样的群众性的书评组集体工作的成果。
《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一本通俗的理论性读物。
事实证明工人们是需要这种读物的。
当这本书在工厂读报小组和小型广播上读了，并在有的学习小组中讨论了之后，有的工人反映：
“我还寻思美帝国主义侵略既然没啥出路，为啥不关着门好好建设，原来他有个没法治的肮脏病。”
这样，好的通俗理论书籍就解决了他们的疑惑，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水平。
同时，书评组也指出了本书的一些“工友们还不懂，看完以后印象还不深”的地方，并根据他们的经验提出了改进办法。
例如书中引用了许多数字来说明美国经济危机的情形，但“在工人读者读起来，确有很多困难。
有的工友说：
‘数字把人家听昏了！
’有的工友本来听得还明白，但是，因为列举数字太多，反倒弄得糊涂起来。
大家的意思是：
数字还是要写，可是要写的形象一些。”
工人们对通俗化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我们工人兄弟们迫切需要知道许多基本的革命知识。
不过，我们所说的通俗，不仅是语言上的通俗，而是道理讲得通俗、愈接近工友的思想愈易懂，也愈易接受。”
书评组认为“战斗中的朝鲜人民”是“适合读听的一本书”，“内容很通俗，稍有两年文化的工人就能看得懂，群众也听得懂。”
但书评组又指出：
“编写通俗读物，故事、人物、地点、时间一定要交待清楚。
所有书评组同志在读这本书、或念给工友听时，都发生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交待不够清楚，真实感不够。”
并建议：
“一，作者应尽可能地根据材料予以适当的文艺化。
尤其写英雄人物的事迹，最好能写出他的思想感情。
本书讲给工友听，光读原文，鼓动性不大，必须讲者善于根据材料适当地渲染，鼓动性才能大。
二，这一类小册子，如果能画上几幅插画，作用就会更大，印象也更深。”
以上是沈阳日报发表了的两篇书评，该报在《我们的书评组》一文中说，他们还组织了对其他一些书籍的阅读和评介，并“准备在取得经验以后，再行扩大范围”。
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和可以试行的。
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在“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全国各种报纸……都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和可能”建立书报评论工作，小型的通俗报纸也不例外，介绍和推荐通俗读物正是这些报纸的重要任务。
在目前，报刊出版工作的通俗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报刊出版物停留在一部分人手中，另一方面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缺少适合他们需要的读物。
为了改进和发展通俗读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通俗读物的评介工作，把这些读物在群众中试读，以便取得经验，力求改进。
目前各地已在出版了一些地方性的通俗读物，这些读物应该成为地方通俗报纸进行书评工作最主要的对象。
协同有关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组织工农群众阅读和评论这种通俗读物，是报纸的政治任务。
沈阳日报的初步经验证明，组织大家来作书评工作是可能的，并且已经有了一些收获。
由于工厂书评组把通俗读物在读报组中、小型有线广播中向工人读讲，就把书籍直接带到工人读者面前去了，帮助了工人教育工作，同时工人对通俗读物的意见具体地集中地反映到报纸上来，就可以对通俗化的工作有直接的裨益，并给通俗读物的作者以直接的教育。
沈阳日报在发表了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书的评介之后，该书作者立即写信给报社表示这种评介“不论对读者与作者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读者负责的通俗读物作者当然是尊重工农群众的意见，愿意把他们的意见当作改进通俗读物写作的准绳的。
同时，报纸上发表了这样的书评，也就真正起了介绍和推广的作用，据沈阳日报调查，报纸在评介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之后，该书的“读者大大地增加了，沈阳市民有很多上图书馆指定要借这本书阅读”。
因此，报纸在指导书刊的通俗化工作和推广群众的读书运动上便都起了他应有的作用。
大家来做书评工作对于通俗化读物的评介是很有效的方法。
其他一般书刊甚至专门性的书刊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组织各种学习小组、学生、教育和研究机关等，对书刊提出个别的或共同的意见，发动大家来做书评工作。

更正与检讨
我们在最近几期的编辑工作中，曾经因为疏忽犯了一些错误，兹更正并作检讨如下。
一、本刊第10号发表了《对于几种世界地理挂图的意见》后，在编者按中曾经发表了读者宋之瑞所提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铁路线的意见，指出从乌兰巴托连接苏联铁路的一条铁路线没有通车。
以后接到保定齐之达、即墨刘衍书两位读者来信指出宋之瑞的意见事实上是错误的，因为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巴山在《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蒙古人民》一文（新华时事丛刊《蒙古人民共和国》代序）中所叙述，这一条铁路已在1949年11月07日举行了通车典礼。
我们没有细心查考，便把宋之瑞的意见发表了。
二、第12号王大白《评六种美帝侵华史》一文中，甘梅尔的原文名应为Ｅ．Ｗ．Kemmerer，发表时误为Ｅ．Ｗ．Kemmer。
这是读者胡思北自唐山交通大学来信指出的。
三、第13号《读者、编者》栏反映了工人出版社对版权问题的意见后，三联书店来信说他们并没有将工人出版社的《如此美国》一书翻版。
我们转给工人出版社答复，它回信说：
“我们前次写信说三联书店翻印我们出版的‘如此美国’，是写错了的。
我们写信粗枝大叶，应向三联、贵刊及读者道歉。”
我们自己也应该承认犯了粗枝大叶的错误。
四、第15号发表读者沈育禹来信指出《苏联手册》上一个错误，但这本书并不是如他来信中所说“这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翻译、编辑的一本书”。
我们疏于检查，也把原信没有作必要删节拿来发表了。
上面这些错误表明：
我们在工作中还缺少深入检查。
我们处理读者来信不够谨严，这些错误的责任还是应该由我们负的。
在这里，谨向纠正我们的错误的读者们致谢，并向三联书店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致歉。
关于《武训画传》
本刊第11期（03月18日）曾发表读者王一波的来信，对李士钊编的《武训传》提出批评。
李士钊先生04月11日来信，表示接受王一波先生的意见，信中说：
“我承认这本简短的传记中，是存在着很多缺点的。……把许多不该写的也写出来，而且批评得不够深入，自己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还以为忠实于历史主义。
我愿意竭诚地接受批评和指正。”
武训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究竟居于什么地位，近来在天津进步日报上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王一波先生的信只是指出，画传中描写“跪请”“跪求”等方式，并描写武训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情和旌表是不适当的，仍承认“武训是应该受到表扬的。”
但是实际上，武训的努力是服务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他在当时的历史上，并没有任何革命的作用。
正因为这样，他的《兴学》才采取了向地主跪请跪求的方式，而且受到了反动王朝的旌表。
因此，王一波先生的批评和李士钊先生的自我批评并未触到《武训画传》的主要问题。
希望李王先生能作进一步的检讨。

沈阳、上海、杭州等城市对连环图画书摊进行改造工作
关于连环图画书摊的改造工作，在沈阳、上海、杭州等较大城市已经初步完成；
关于加强新连环图画的编辑出版，也已引起各地美术工作者和连环图画工作者的注意。
在沈阳，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处及沈阳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在03月30日召开了小人书业者座谈会，到会的摊贩们明确了对业务的认识：
“出租小人书不仅是为了作买卖，而且也是一种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工作。”
会上确定了对内容反动的连环图画应该禁止出租，对内容落后的连环图画应该逐渐地以进步内容的新连环图画来代替；
并宣布了下列十六种以科学为名实质是反科学和宣扬反动战争的显然反动的连环图画，应即停止出租：
科学原子库、科学的原子秘密、科学飞行船、科学原子ＡＢＣ的秘密、大破侵略的飞城、电国小侠、科学飞行车、科学飞龙船、科学八门炮、国外历险、月球探险记、科学飞行炮、科学女侠、大炸死光机、炸弹、大炸原子机。
摊贩们都表示拥护大家决定的处理连环图画的办法。
铁西区小人书摊贩刘良在发言中说：
“过去我只以赚钱为目的，而不知道出租小人书会有什么影响，以后也要注意为人民服务了。”
在会上，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代表并报告了该店与三联书店优待及便利连环图画出租业者购买新连环图画的方法。
在上海，据统计，连环图画出租摊贩共有二千五百多家，每天拥有读者约二十万人；
一般书摊出租的读品，绝大部分是旧连环图画，内容都是神奇演义、武侠剑客、色情诲淫等等。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已开始通过连环图画书摊改进委员会，进行贴补更换新书工作。
办法是两本旧连环图画更换新连环图画一本。
两月来，共发放新连环图画三十八种，计八万册；
共收回旧连环图画十六万本，计一万种。
一般连环图画出租工作者换得新书后，非常兴奋地表示：
过去我们开着眼睛毒害人民思想，现在人民政府帮助我们改进业务，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检讨自己，逐步做到完全出租有益于人民的画书。
在杭州，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进行改造杭州市连环图画书摊的以新调旧工作，自02月14日开始，联合新华书店、杭州文教馆等单位，经五十余天的努力，使全市二百八十三家连环图画书摊所有解放前有毒素的旧连环图画全部调换。
这一工作于04月07日初步结束。
计收进旧书三万八千余册，换出新书近二万册。
当然，在这个工作中必须注意，防止一部分连环画出租者只将破烂不堪的连环画拿出来掉换，而把含有毒素的连环画依旧保留起来出租。
关于加强新连环图画的编绘工作，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处也于03月28日召开连环图画座谈会，号召美术工作者积极参加新连环图画的创作。
与会的美术工作者在发言中批判了过去有些人由于忽视连环图画是一种群众性很大的通俗读物，因而对它不够重视的思想。
一致认为今后应以连环图画来配合政治时事的宣传教育，并决定准备成立“连环图画创作研究组”。
上海方面，连环图画工作者发出号召：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领导下，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具体的爱国行动………创作爱国主义的新连环画，自觉地肃清反动的黄色的坏连环画的出版和发行。”
旧连环图画的出版地区主要是上海。
据一项资料估计：
旧连环图画约有二万八千种，每种以印行一千册计，计二千八百万册；
现在流行在市面的，以上海为例，约一万种，每种以一百册计，全部约有一百万册。
这一估计数字表示：
争取新连环图画的大量出版、夺取旧连环图画的阵地的工作，还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加强。
另一方面，在旧连环图画主要产区的上海还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据解放日报反映：
在此人民政府与连环画出租工作者协力改进时期，竟有少数出版商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只为个人牟利打算，仍然翻印有害的旧书，继续散布毒素，已引起出版界等愤慨。
对这些单纯牟利、毒害人民思想的出版商，进行严格的教育，也是很必要的一个步骤。
（本文系根据04月04日东北日报、04月10日解放日报及04月11日浙江日报、04月14日上海文汇报及其他资料写成。）

西北区报纸走向通俗化
编者按：
本文报道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的结果，值得其他各地区报纸工作者认真注意，此次会议对于西北地区各报纸不够通俗化群众化的缺点作了深入的检讨，这些缺点在其他各地区的许多报纸中也是或多或少可以发现的。
各级地方报纸按照需要向通俗化的方向走，是十分必要的。
有的报纸工作者认为办通俗报纸不够“派头”，并认为，既然是在某一地区中起领导作用的机关报，就不能是通俗报纸，这种错误观念必须纠正。
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于01月20日，召开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主要地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办好报纸，使它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爱看爱听的问题。
会议认为西北地区的报纸没有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
即使是干部，对报纸也没有很大兴趣。
以群众日报为例：
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群众日报注意了读者来信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有生气的。
但是，仍然是只停留在县以上干部手里，以地区来说，发行主要是西安市和陕西地区，甘肃就销得很少，青海更少。
其所以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有二：
一个是报纸工作方法——即是报纸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这个问题，本来是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已经解决了的。
可是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报纸编辑部人员和记者多是浮在上层，关起门来办报。
像西安就有记者拥挤的现象，多是停留在会议采访上，常常是同一会议，就有四、五处的记者出席采访。
又像群众日报总编辑和主编以上干部等十四人，很少深入工厂、农村中去了解情况，分析和提出问题。
派出的一些记者，很多并未深入下层。
到了下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甚至有个城市报道组长坐在家里把西安一条曾经计划修洋灰路但未完成的马路，写成已经修好了。
报社在形式上设立了接待室，却没有群众来谈问题。
各种座谈会召开得亦不主动和及时。
对于建立读报组和工农通讯员工作执行得不积极，没有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来进行这项工作。
群众日报才有一千八百多个通讯员，实际上不起什么大作用。
报纸本身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长时间没有进行系统的检讨。
另一个原因，是报纸文风未改进。
报纸上许多文章，长篇大论，八股气味浓重。
有些文章只是一般号召，缺乏深入分析，登了不起什么作用，占去了报纸的宝贵篇幅，浪费读者的时间。
报纸上总爱用些生硬缺乏表现力量的术语和词句。
如群众日报去年10月04日一篇时评说：
“我们认为朝鲜战争的前途，决不是未知数”；
12月15日社论中有“以改变落后、愚昧、鹑衣百结的穷苦生活”的词句。
此外如“武装到了牙齿”、“敦刻尔克式的溃逃”之类的说法，在报纸上用滥了，群众却并不欣赏。
宣传员专栏也未能切合宣传员的现有水平和群众的需要，往往，一篇给工农宣传员看的文章竟达三千多字。
有的句子长达一、二百字。
有些干部形容“报纸文章好像甘草一样，不吃也可以。
吃了也治不了病”。
宁夏日报编排“拐弯”“跳栏”太多，文化程度低的读者读了上文，很不容易找到下文，影响他们阅读的兴趣。
这次会议首先总结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
会议认为有成绩是不容否认的。
报纸指导性增强了。
报纸在内容上能够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抓紧对经济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时事问题、群众工作问题的宣传报道。
报纸言论也逐渐增加了。
以甘肃日报为例，去年下半年，已有七十六位县委书记和县长以上干部为甘肃日报写评论一百二十四篇。
特别是开展了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重视了读者来信。
陕西日报注意了地方化、大众化，平均有四分之三篇幅反映本省情况，其中三分之二又是反映农村的，开始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宁夏日报在去年下半年，地方消息多了，加强了对中心工作的系统指导。
青海日报对报纸本身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能够经常在报纸上认真地作公开检讨。
在报纸群众工作上，各报共已发展通讯员一万二千多名，建立读报组四千一百多个。
新疆日报发展的一千五百多个通讯员中，维、哈、塔等兄弟民族通讯员占了一半。
群众日报去年11月后和西北工农模范建立了经常的通讯联系，甘肃日报有计划地举行了四十多次各种读者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一千五百余人。
对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
另一重大成绩是，针对西北多民族的特点，在新疆、青海等省改进和创办了省和分区的十三个兄弟民族报纸，培养了一批兄弟民族的新闻干部。
现在全西北共有公私营报纸三十五种（公营三十一种，私营三种，另新盟一种），有用维、哈、蒙、藏、乌兹贝克和锡伯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
到去年年底止，西北大行政区和各省级报纸总发行数为十万余份，新闻干部近一千名。
但是如前所述的缺点，是严重地存在着的。
会议根据这种情况，通过了一项决议，确定所有报纸都应向加强报纸的群众性、争取所有报纸要成为当地最大多数群众所喜爱的方向作更大努力。
具体办法是：
（一）大力做好读者来信、工农通讯员和读报组工作。
（二）报纸编辑记者的工作作风必须联系群众。
各报应抽出大批编辑和记者深入群众进行采访，报纸主编以上负责同志亦应定期轮流到工厂农村中去参加群众工作。
（三）彻底改进报纸的文风。
甘肃、青海、宁夏省报应坚决走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报的通俗化道路。
对县以上干部另编新华社电讯稿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四）逐渐加强报纸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增辟报纸述评、党的生活、宣传员专栏。
在会议以后，各报已开始有了一些改进。
如群众日报更加固定了《英雄模范来信》专栏，加强和英雄模范的联系；
报社的一部分主编以上干部，已派到各省去工作，文风问题已引起注意。
甘肃日报在03月15日起另出版了通俗的《甘肃农民》报。
宁夏日报和青海日报自04月01日起把日报改为通俗的03日刊。
为了适应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和干部的需要，宁夏日报发行《新闻快报》一种，青海日报发行《新华社新闻稿》一种，日出四开一张。
宁夏日报计划把全体干部分两班轮流下乡；
并准备在阿拉善旗、吴忠堡等地设通讯站，以便加强工农通讯员工作和记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