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在城市中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全国各城市人民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正在逐步展开，有些城市业已获得初步成果；
但仍有若干城市的某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分子危害国家与人民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镇压反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这些城市里，各界人民已经提出不少意见，有的指名质问为什么不逮捕、不处死罪大恶极的某某特务，或某某大反革命头子。
人民的意见是正确的，有着充分根据的。
因此，人民政府应该予以采纳，切实执行，认真加强城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
城市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之所以必须加强，乃是因为过去城市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今天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还仍然便于反革命分子的隐藏。
国民党匪帮在过去长期的反动统治时期，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豢养了大批的职业特务，这些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勾结在一起，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他们的大本营就是在城市。
抗日战争中大批汉奸、特务也集中或逃藏在城市。
解放战争中的情况也是如此。
等到人民解放军汹涌前进，开始解放全国各大城市的时候，国民党匪帮看到它们的大势已去，其特务首脑机关即提出“应变”“潜伏”以及组织特务武装的计划，以图长期地进行隐蔽破坏活动。
1948年04月，蒋匪保密局曾在南京召开特务站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它们所作的决定，除加强情报、破坏，以配合反动军事行动外，最主要的是“全力准备潜伏”及“掌握武装”。
其他的特务系统也积极布置了潜伏工作，所有蒋匪特务普遍采用了所谓“多层多线”、“一元两层三套”及“整退零进”等等的潜伏办法。
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以后，不论是和平接管的城市，不论是蒋匪军仓惶撤退的城市，除了一些不能隐蔽的反革命分子逃往台湾以外，其他大批特务都有计划地潜伏下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台湾匪帮又陆续派遣特务潜入大陆。
它们隐藏的主要据点也还是城市。
在我广大新解放区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剿匪、反霸、减租、土地改革运动以来，在乡村中的不少反革命分子又逃来城市。
这些都是城市镇压反革命工作之所以特别必须加强的原因。
但是，我们有些城市的领导机关对此注意不够。
以致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就在不久以前还有几千个职业特务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其他城市中隐藏着的反革命特务，为数也不是很少。
这仅仅是就职业特务来说的。
加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大恶霸、惯匪等，则城市的反革命分子为数更多。
对于这些反革命的首恶分子如果不坚决彻底地加以镇压，那末，城市的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仍然没有充分的保障。
今天的城市，是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反革命分子无时无刻不在图谋进行恶毒的破坏。
很早以前，国民党匪帮的特务机关即提出所谓“重点破坏”的方针，即集中力量破坏工厂、矿山，特别是动力设备。
而且特务匪徒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北京电车公司被特务一把火烧掉了五十几辆电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因为城市人口集中，工厂商店林立，反革命分子的任何破坏活动，都会给国家与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
像湖南零陵这样的小城市，特务放了一把火，即造成人民一百五十九亿元的重大损失。
由于我们某些机关、某些同志的麻痹，致特务匪徒在焚烧工厂、破坏机器、爆炸仓库等等方面，给我们的国家与人民造成了难以计算的损失。
因此，在城市和工矿地区，如果不给反革命分子以严厉镇压，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人民的建设事业的推进将会受到阻碍。
某些人们以为城市人口集中，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会引起震动，因而动摇犹豫缩手缩脚，这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事实已经完全证明，在城市中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结果，人民扬眉吐气，欢天喜地，反革命分子胆战心惊，坦白认罪，因而使社会气象为之一新。
当然，在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中，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作到家喻户晓，而不应单凭少数的公安、司法人员去作；
同时，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材料，认真而严肃地处理案件，而不应有任何轻率潦草。
这就是说，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决不能粗心大意。
而只有大规模地展开宣传工作，充分地把群众发动起来，而又切实地掌握领导，才能正确地达到肃清反革命的目的。
现在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了，人民政府就要把这种要求集中起来，而又坚持下去。
而在城市由于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更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工作，更有条件大张旗鼓来镇压反革命，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与积极协助。
各地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我们严厉镇压反革命，人民群众就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人民政府的周围，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将更加提高，四个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也将更加巩固。
全国各个城市的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反革命分子危害国家与人民的严重性和在城市镇压反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全国各个城市，务必都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反革命分子彻底肃清，为国家的生产建设创造条件。

北京医务工作者又一批志愿赴朝
【本报讯】
北京市医务工作者最近又组成了一个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出发工作。
该队包括各公私立医院医师护士共卅六人，由市立第3医院外科主任葛秉仁医师任队长，中央人民医院医师孟广栋任副队长。
这是北京市继抗美援朝手术队及医防服务队后出发的第5批医务工作者。
（甲午）

各城市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
　纷纷扩大举行人民代表会议和控诉大会
　人民政府接受群众要求处决了罪大恶极的特务匪徒
【本报讯】
全国各城市纷纷召开扩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控诉大会，广泛进行宣传，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华北地区：
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等市都根据扩大的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平原省新乡市枪决一批特务之后，群众情绪极为高涨，纷纷向政府检举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安阳市大街小巷展开了群众性控诉、控告运动，并于03月17日召开了一万七千余人的市民大会，公审处决了黄伯英等反革命罪犯。
绥远省公安厅于03月11日破获美蒋特务案，逮捕了隐藏在奋斗中学内的特务韩明道等人。
华东地区：
上海市镇压反革命工作正逐步展开。
该市市区三十个区所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都着重地讨论了镇压反革命问题。
不少区的各界代表还分别订出了爱国反特务公约。
上海广大职工曾积极向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04月09日逮捕了潜伏在各工厂的一批特务分子。
10日，公安局又根据广大人民的要求，逮捕了一批一贯杀人越货、奸淫掳掠的恶霸分子。
各区人民对政府这一措施，极为拥护，纷纷集会，建议上海市第2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着重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
南京市于04月10日举行了各界人民贯彻执行中央惩治反革命条例动员大会。
当日有四十余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
群众在收听中，对反革命分子迫害人民的罪行怒不可遏，纷纷自动检举特务分子，据统计，仅半天中就检举了一百四十六名反革命分子。
济南市于04月11日举行了八千人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在全体代表一致要求下，大会结束后即由该市警备司令部组织军事法庭，把一批反革命罪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
同日，青岛市二万余人举行了镇压反革命大会。
会后，青年学生代表举行了游行示威。
皖南芜湖市近日逮捕了血债如山的一批反革命首恶分子。
在逮捕时，很多群众追问公安人员是否已逮捕他所恨极的反革命分子。
中南地区：
武汉市继各界人民代表会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15日，又召开了各界人民扩大会议。
各界人民在会上控诉了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该市当日有五十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
广州市于03月09日、03月三十、31日枪决了一批反革命首恶分子。
开封市于04月06日举行了一千五百人的各界代表扩大会议，并通过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决议。
河南省许昌、南阳以及湖南省长沙市最近也处决了一批特务、匪徒。
广西省南宁市于04月08日举行了两万人的镇压反革命维持治安宣判处决大会。
各界代表在发言中，一致拥护政府处死十九名罪大恶极的特务匪徒。
这一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当场枪决。
西北地区：
各族各界人民热烈拥护人民政府严惩反革命罪犯。
西安、兰州、迪化、银川、西宁等地人民政府接受各族人民要求，先后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清明节，西安市一万余人公祭先烈大会上，各界人民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控诉。
04月上旬，西安市各界人民共检举了特务七十余名；
一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慑于人民的声威，进行了登记。
甘肃省临夏市人民政府根据回汉人民的要求，于03月26日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各界人民都振臂欢呼，群众团体自动举行了座谈会，表示将协助政府逮捕尚未归案的土匪、特务。
西南地区：
重庆市镇压反革命已形成群众运动。
该市第21、二十九等五个工厂职工及附近居民纷纷举行反特务大会，控诉了特务的罪恶，并协助政府逮捕、检举了反革命分子。
03月3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
04月04日，重庆市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
会上，代表们愤怒地控诉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
会中，申新纱厂代表向主席团提出临时动议，坚决要求政府急速把迫害工人的特务王元根等执行枪决，获得全体代表的热烈赞同。
当日，重庆市有三十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
成都市治安机关于03月27日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押解途中，两旁群众热烈鼓掌。
昆明也在03月26日、27日枪决了潜伏在公路交通部门的五名特务和1948年曾放火焚烧天津宜兴埠的战争罪犯严家诰等罪大恶极的特务匪徒。

上海纶昌纱厂工人代表薛映辉，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的公审宣判大会上，代表全厂工人，要求枪决罪大恶极的恶霸特务王松涛。
王匪在日寇侵占上海期间，即以伪“中央市场外勤主任”名义，对菜贩横加勒索。
日寇投降后，他又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仗势欺压工人，强奸女工；
并拿克扣工人年奖的钱，开了三家米店，一家蛋行。
解放后，他继续进行特务活动，抗拒登记。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受广大群众要求，把他逮捕起来审判。
（董为焜摄）

我们伟大的祖国（图片）
窗花是我国民间普遍流行的艺术品。
它是劳动妇女或手艺人，用各色纸张，剪成或刀刻的图案画，表现着人民生活中的各种事物。
这是察哈尔涿鹿城关卖窗花的小摊，青年妇女们正在这里选买她们所喜爱的花样。

杜鲁门叫嚣继续侵略朝鲜、中国
【新华社1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1日把麦克阿瑟撤职之后，当天晚间，即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宣布美国的远东政策决不因此而有所更改，美国将继续进行侵朝战争，与中朝人民为敌到底。
杜鲁门承认：
侵朝战争“是一个困难的、艰苦的任务”。
他对中朝人民反抗侵略的强大力量表示恐惧。
但是，杜鲁门在把这种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而造成的困难，完全归咎于麦克阿瑟之后，却强调宣布美国必须把侵朝战争进行到底。
他说：
“这是我们所能奉行的最有效的行动方针”，杜鲁门在其演说中公开宣布：
“远东统帅的更动，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有任何改变。
我们将继续以毅力和决心进行朝鲜战争，以使战争迅速达到胜利的结束。”
但是，杜鲁门又不得不承认：
美国的侵朝战争已使他的政府失尽人心。
他在开头就说：
甚至许多过去曾经支持过侵朝政策的人们，现在也对美国的政策怀疑起来了。
因此，杜鲁门就以其演说的极大篇幅来为他的侵略政策辩护。
他重弹老调，甚至不惜造作谣言肆意侮蔑苏联、中国与朝鲜人民为“侵略者”，而把自己的侵略行动说成是为了“制止侵略”，是为了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
他欺诈地扬言，他的政府“随时都愿意为恢复朝鲜和平而举行谈判”。
但是他马上又说：
“我们（指美国侵略者）必须进行军事行动，以保证我们部队的安全。”
打败中朝人民“可能成为全世界在寻求取得和平与安全的可行办法中的转折点”。
最后，他以极度无赖的口吻叫嚣：
如果第3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话，美国和美国的盟邦都“没有责任”。
杜鲁门的演说清楚地暴露了美国帝国主义者并没有从侵朝战争的失败中取得足够的教训，它将不顾美国与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冒死侵略到底。
这种疯狂的决心，杜鲁门14日在华盛顿民主党的一个会议上又曾予以重申，这一次，他甚至更狂妄地把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为了“恢复国际的法治与秩序而战”。
这就是说：
杜鲁门政府准备继续侵略战争以便强迫朝鲜与中国接受李承晚式的和蒋介石式的“法治与秩序”。

杜鲁门的笨拙计策
苏联真理报社论
杜鲁门总统下令免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远东总司令的职位。
昨天的朝鲜干涉军总司令、日本的“无冕皇帝”——美国资产阶级报纸这样诌媚地称呼他——发现自己已经失势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官方人士向舆论界报道麦克阿瑟被革职的消息时所用的故意耸人听闻的方式，大喊大叫的方式。
这个消息是在华盛顿时间上午一时，在白宫（美国总统的官邸）的特别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即使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白宫也从来没有在这样晚的时间举行过记者招待会。
杜鲁门总统是这样急忙地要让全世界知道他的决定，据美国报纸报道，麦克阿瑟本人甚至在没有接到陆军通讯系统——即军用电报——所传送的官方命令之前，就从无线电的广播中得知他被撤职。
由于美国在朝鲜所遭到的失利，美国的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已经走到了绝路，麦克阿瑟的被撤职，正反映了美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所经历的日益加深的危机。
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
美帝国主义对远东首先是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性赌博政策引起了美国广大人民的深刻的不满，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
这一政策使得美国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加剧，使美、英集团阵营中的矛盾和分歧急剧地尖锐化。
问题就发生了：
为什么白宫一定要在麦克阿瑟撤职的事情上这样大喊大叫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很容易地在杜鲁门04月11日就麦克阿瑟撤职事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找到。
杜鲁门的演说清楚地说明，在麦克阿瑟撤职的事情上大惊小怪，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策划得很不高明的计谋。
杜鲁门所想的这个计谋的目的，首先是把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说成是麦克阿瑟的某种“个人的危机”。
杜鲁门企图把他在美国统治集团的知悉、同意和指示下所奉行的政策的责任，放到麦克阿瑟身上。
但这并不是杜鲁门总统唯一的目的。
他也企图获得政治资本，并推卸他自己对于全面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这个紧张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远东的侵略政策和继续侵略朝鲜人民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造成的。
杜鲁门采用他惯用的诿过于人的办法，徒然地企图把事情说得好像是目前远东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不在于美国统治集团，而在于爱好和平的国家，首先是苏联。
如果侵略朝鲜的是苏联军队而不是美国军队的话，如果占领中国领土——台湾岛的是苏联军队而不是美国军队的话，杜鲁门总统会是正确的。
但是，苏联军队一向而且仍然留在苏联的领土上，而奉总统之命侵犯朝鲜的以及同样地奉杜鲁门之命攫夺台湾的，却正是美国的部队。
这对杜鲁门来说是太糟了。
杜鲁门先生能用什么来反驳这些事实呢？
远东紧张局势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杜鲁门先生及其政府来担负，难道还不明白吗？
因此，杜鲁门先生要想把他自己的错误的责任转嫁到苏联政府身上的企图，只能引人一笑。
杜鲁门先生企图把侵略罪名加在朝鲜人民身上，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全世界都知道：
李承晚的军队奉美国统治集团的命令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跟着，美国武装部队就来干涉。
证实李承晚军队和美国武装部队的侵略事实的、任何人也驳不倒的、无可争辩的文件，已经送交联合国并且广泛地公布了。
这些文件中有一些已发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所编的专集中。
杜鲁门总统一定已经知道这些文件。
我们也可以把某些事实追述一下。
例如，美国经合总署朝鲜分署署长琼逊，在1950年05月19日，在美国国会众院拨款委员会演说时称：
以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事顾问团训练的南朝鲜的十万军队，已经完成准备，并能随时开始作战。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承晚在报上声称，五、06月将是朝鲜历史上的最危急的月份。
让我们也来追述一下杜勒斯在进攻北朝鲜前六天即06月19日向南朝鲜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说。
他说，美国愿意给南朝鲜一切必要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
杜勒斯在1950年06月20日致李承晚的信中，强调在即将到来的事件中派给朝鲜的任务。
他写道，他极为重视朝鲜在正在演出的伟大戏剧中所能扮演的决定性的角色。
与真实的确凿有据的材料相反（这些材料证明侵略是李承晚军队在美国统治集团的直接唆使下发动的），杜鲁门为了证明他的美国军队有权留在朝鲜的理论，就从档案中找出虚假的文件，硬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侵略。
总统的话根据什么呢？
由于缺少确凿有据的材料（因为这种材料并不存在），杜鲁门就应用他所说的《秘密谍报》的摘录，谈到某种神秘的“北朝鲜共军军官”的演说。
杜鲁门就是以这些天知道的“根据”给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上侵略的罪名。
到头来，杜鲁门还有一个《秘密谍报》，神秘的“远东共军军官”又在其中出现。
据杜鲁门说，这个既没有官阶又没有国籍的神秘人物，鼓吹“等待已久的世界革命”。
根据这种粗制滥造的和不高明的捏造材料，杜鲁门得出结论说：
“共产党领袖要想控制……全亚洲。”
不难看到，这种从不高明的捏造材料中所得出的“论据”，使美国总统处于荒谬可笑的地位。
他根据这种可疑的“消息来源”，杜撰出整个概念，来辩解他在朝鲜的侵略政策；
并且，不仅仅为进一步继续实行这个侵略政策辩解，而且为它铺平道路；
其结果，美国总统就更加处在荒谬可笑的地位。
杜鲁门捏造所谓“共产党侵略”远东的说法并且用一切可能方式加以重申，是为了什么目的？
为了迷惑世界舆论，欺骗各国人民，把目前美国及其附庸国在朝鲜进行的强盗式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反对侵略的斗争。
大家都知道，美国干涉军不但力图攫取朝鲜，并且力图侵犯中国东北，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部队的英勇斗争挫败了这些罪恶的阴谋。
干涉分子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由于没有能力实施这些强盗式的计划，倒霉的麦克阿瑟被撤免职务。
他没有能力应付朝鲜的局势——这便是麦克阿瑟的生涯归于可耻结束的原因。
杜鲁门总统是怎样说的呢？
他企图把问题说成是，假如朝鲜练兵场上的战争不扩展到朝鲜境外，那是杜鲁门和他的政府的功劳。
据说：
麦克阿瑟正是因为要扩大战争，要利用蒋介石匪帮来进攻中国，所以才被撤掉的。
杜鲁门企图把出于不得已的事情说成心甘情愿的事情。
他把在朝鲜的军事赌博的惨败形容为“胜利”。
他愈来愈不要脸地任意歪曲事实，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说什么侵略朝鲜人民是……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的“最好办法”。
的确，荒谬到这种程度也可说是登峰造极的了。
总统对于他那套不通的说法是那么得意忘形，以致一再弄得狼狈不堪。
譬如，他为了证明美国不扩大朝鲜战争是出于自愿，便假意地反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轰炸中国东北和中国本部呢？
我们为什么不帮助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大陆登陆呢？
杜鲁门的第1个问题不值一笑。
美国空军继续对中国领土进行挑衅性的袭击，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吗？
据新华通讯社消息，03月30日，美国飞机侵入安东、拉古哨和辑安县，投了炸弹；
03月30日十九时至31日三时，美国飞机一连侵犯中国领空十七次；
03月31日，美国飞机在临江县投弹三十枚；
04月07日，美国轰炸机再度轰炸安东。
这便是事实对杜鲁门第1个问题的回答。
至于第2个问题，关于帮助蒋介石匪帮在中国大陆登陆的问题，那末关键在于这完全是杜鲁门作不得主的。
杜鲁门很晓得，美国人民要和平，他们对于美国统治集团正在谋划的另一世界大战的远景感到非常惊慌。
正因为这个缘故，杜鲁门总统才不厌烦地屡屡保证说，他渴望和平，又说他全部心思都是集中在怎样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上。
但是，……不结实的线总免不了要断的。
杜鲁门总统企图把责任推卸在爱好和平的国家身上，据他说这些国家应该“改变它们的政策”。
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所提出的和平建议，总统却一声也不响。
他只是无聊地说，美国随时愿意和平解决冲突。
但是，没有行动表现的空话是不中用的。
人们可以问：
为求和平解决战争，美国打算采取什么步骤呢？
麦克阿瑟是被撤职了，但是美国军队是不是会随着撤出朝鲜呢？
事实表明情形并不是这样。
我们从杜鲁门的演说中看到这些话：
“远东统帅的更动，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有任何改变。
我们将继续以毅力和决心进行朝鲜战争，以使战争迅速达到胜利的结束。”
这就证明了美国总统的态度。
根据杜鲁门这个声明看，他平时所说的争取战争和平解决及防止战争的一些保证的虚伪性便暴露无遗了。
杜鲁门无论怎样企图为自己开脱侵略朝鲜及准备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终归是徒然的。
他无论如何也推脱不了这责任。
不论是他的虚伪声明或是他撤换麦克阿瑟的震动一时的决定都救不了他。

武汉处决一批反革命首恶分子
　匪徒们被押到作恶最多的地方和烈士墓前当众枪毙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徒伏法后人心大快
【新华社汉口19日电】
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受武汉市广大人民的正义要求，于16日枪决了一批反革命首要分子。
在枪决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的是镇压学生运动、屠杀学生的特务凶犯。
如牛俊彬、郝钊、王裕昆、胡挥血、杨汉颐等犯，于1947年06月01日带领千余武装匪徒在武汉大学大肆逮捕学生，当场杀死了学生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等三人，击伤学生二十人。
造成全国人民悲愤难忘的“六、一”惨案。
其中牛匪俊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宪兵特务组织的老特务，曾于1938年打入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刺探军政机密，以后十余年来一贯从事屠杀人民的勾当，血案累累。
有一些是一贯与人民为敌，坚决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大恶极分子。
如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鄂东党务办事处主任向近候，曾在浠水、广济、礼山、黄冈、团风、李家场等地指挥当地反动武装，枪杀、活埋在这些地区坚持抗日战争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及当地人民千余人，并在团风沙石桥附近逼迫农民跳河，致淹死一百多人。
武汉解放后，该匪仍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
匪“武汉稽查处刑事队”的首要特务分子鲁亮，曾在汉口集稼嘴、长堤街、文书巷等地搜捕进步人士五十余人，均用麻袋装捆投入江中。
国民党军统高级特务柴海楼、中统武汉第2站书记舒家鼎、当过日寇武汉警备司令部便衣队长的江纠、曾任日寇武汉情报科长的刘人储，都是多年从事反革命活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他们除破坏人民革命事业，残杀革命志士外，平日并陷害人民、霸占产业、买卖“壮丁”、奸淫妇女，罪恶不可胜举。
还有一批是阴谋组织暴乱的武装特务分子。
如宋汉云、郑心瑈、张志忠、李连海、黄新宇等匪，先后组织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江汉义勇第3总队第3支队”、“湘鄂赣人民反共突击军总指挥部湖北指挥所”、“大别山人民反共救国军第5路第3纵队第9支队”等反动组织，积极制造毒药、炸药，进行放毒暗杀、破坏生产建设，阴谋颠覆人民政权。
这些反革命分子经判处死刑后，都根据人民要求分别解往作恶最多的地方执行枪决。
制造“六、一”惨案的特务分子王裕昆、郝钊、杨汉颐等十一名匪徒，被押到武昌珞珈山，在“六、一”烈士墓前执行枪决时，武汉大学全体师生及附近农民共五千多人，同时举行了公祭“六、一”死难烈士大会。

济南等地落雨
　东北雨水充足
【本报讯】
继西安、郑州落雨后，山东济南一带又于18日下午微雨，但雨量不大。
河南开封附近亦于18日下午落微雨。
河北石家庄附近于18日上午降小雨。
另息：
今春东北全区雨水充足，华东上海附近亦风调雨顺。

　上海灵粮中学师生
　揭发特务顾仁恩“治病”骗局编辑同志：
看到报上登载着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分子顾仁恩被人民政府逮捕的消息，我们——上海灵粮中学的师生们都很兴奋。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揭发顾仁恩在上海进行“神医医病”的骗局。
今年01月，顾仁恩在上海灵粮教堂传道时，妄说自己曾“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参加过政治协商会议”，并“即将应苏联牧师的邀请去苏联传道”。
他还捏造说：
“我在杭州医病时，有许多人民解放军来请我医病。
他们的长官责斥他们，他们拿医好病的事实给长官看，长官也相信了。”
在他的欺骗下，有一些病人就找他治病。
顾仁恩治病时，先用橄榄油在病人头上抹一抹，然后替他祷告；
旁边的长老执事们就跟着大声叫：
“赞美主，感谢主，你已完全好了。
上帝治好了你的病，以后更要相信主！”
有几个瘸子经抹油祷告后，教堂里的人就叫他们丢掉拐杖走路。
他们无可奈何，跌跌跄跄地累得满头大汗。
教堂里许多人这时唱起赞美诗感谢上帝；
但病人勉强走到门口就跌倒了！
一位瞎子在“神医医治”之后，教堂里的教友伸出一只手问他：
“‘一只手’，你看得见吗？”
他说：
“是一只手。”
当他走出教堂，我们把香烟和手帕放在他眼前，他根本看不见。
一个在教堂内据说经过医治后已能开口讲“赞美耶稣”的哑子走出教堂后，我们和他说话，他仍旧是不能讲话的哑子。
我们要去接近那些从教堂走出来据说已被“治好”的病人，教堂里有些家伙总是设法阻止我们。
许多病人为了渴望健康，在看病时不但遭受了残酷地戏弄，并且为了“感谢上帝”还得把钞票、金戒指投到教堂的奉献箱里，顾仁恩用这办法骗了很多钱。
今天，顾仁恩“医病”的骗局终于被拆穿了，他原来是受美帝国主义指使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
我们坚决拥护人民政府严厉惩处这样违害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希望所有受过顾仁恩欺骗的人起来控诉这个宗教界的败类与人民的敌人；
更希望爱国宗教界人士起来彻底清除这种潜伏在教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上海灵粮中学一群师生

　固始县接受读者意见
　处理贪污贷款的区村干部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3月28日《读者来信专页》，刊登了《固始县应速检查贷款工作》的批评。
我们已对此事作了检查、处理，今将结果报告如下：
去年12月，我县发给九区生产贷粮十万斤，以扶助当地灾民生产自救；
并指示该区于旧历年前（02月06日）必须发放完毕。
但该区区长李绍南始终未予重视，在上级再三督促下，直至03月06日才将全部粮食贷出。
因此，未能在适当时机减轻灾情的发展。
这种漠视灾民利益、脱离群众的作风是很不对的。
我们已呈请河南省潢川专署给予李绍南区长以记过一次的处分。
又该区丰港乡乡长姜怀仁和流氓王治勋等聚赌，致输掉寒衣贷款十八万元，并贪污饲料贷款十五万元。
我们除追还这些款项外，建议给予姜怀仁以撤职查办处分。
二区文书王新权遗失的寒衣贷金四十万元，查明系被通讯员刘春富盗去。
刘春富刻已被判徒刑三个月，王新权保管款项不慎，已予以批评。
关于五区财粮干事蒋鸿志遗失寒衣贷款二百万元之事，据调查：
并非疏忽大意，乃系蒋鸿志自行贪污；
因此案牵涉有其他问题，刻正审讯处理。
河南固始县人民政府生产救灾委员会

天津铁路管理局试行工时定额查定的经验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天津铁路管理局局长郭洪涛
“如何查定工时定额”这一问题，在苏联已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先进的工业管理制度，但对于我们却是一个新的问题，是一个“摸不着底”的问题。
天津铁路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1950年02月，在南口机厂就开始试行，接着丰台机务段于同年06月、天津检车段于同年11月，先后开始试行。
当时训练出查定工时人员一百零八人，组成工作组，分赴三地进行工作。
大部行政干部和工人，对这一工作抱欢迎的态度，但也有少数干部怕麻烦。
有的干部觉得他们的工作已较国民党时代好得多了，现在的工时已经够紧了，再查定是多余的事。
甚至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对于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而在中途把查定工时的干部调走。
有的领导干部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自流。
经过了反复地教育，特别是经过了查定工时的事实教育，使广大干部懂得了这是管好人民铁路的一个主要环节，结果创造了推广这一工作的有利条件。
兹将这三个单位的主要经验分述如后。
工作日工时查定的调查研究
南口机厂锻工所查定工时人员刘凤翰，在1950年01月31日，查定掌钳工张振国一天的工作日工时。
张振国用一吨汽锤，一盘烘炉，一套模型和六把钳子，一天内锻制了四个机车汽缸十字头销母，一个脚蹬板架和一个逆转机鞲鞴押盖。
张从下午五时上工，夜一时下工，共用了四百八十分钟。
其工时消费情况如次：
（一）生产时间共分四项：
一、手动生产时间一四分，二、机动生产时间三分，三、机手动生产时间五二点五分，四、辅助生产时间（如划线，上落活，量尺寸等）一九分。
上述四项生产时间合计八八点五分，占生产时间的百分之一八点四四。
（二）浪费的生产时间分两种：
一是因工人的过失所浪费的生产时间，例如做返工活，及生产中不必要的多余操作所浪费的生产时间；
二是因工厂责任所浪费的生产时间，例如找工具、材料等所浪费的时间。
张振国是一个先进生产者，没有前一项的浪费时间。
但因工厂组织过失造成的后一项浪费时间，计一六分，占生产时间的百分之三点三三。
（三）中断时间三○二点五分，占一天工时的百分之六三点○二。
其中因生产程序需要而中断的时间，例如等候煤铁、前后两种工作交替等待时间等，需时一七一点五分，占百分之三五点七三。
因组织和设备造成的中断时间，例如等汽锤、等电、等料、等工作指示、占用生产时间开会等，需时一二三分，占百分之二五点六二。
工人本人造成的中断时间分两种：
一是必需的中断时间，也就是法定的中断时间，例如大小便、喝水、吸烟和一定的休息时间；
二是工人浪费的中断时间，例如迟到、早退、闲谈、遛跶，及其他违反劳动纪律等事项所浪费的时间。
因张本人系先进生产者，没有后一项浪费的中断时间。
而前一项必需的中断时间，也仅有八分钟，占百分之一点六七。
（四）准备与结束时间。
工作日的准备与结束时间，如更换工作服、布置工作地点、准备机具、培烘炉、脱换工作服、收拾机具、清扫工作地点等，共需时一七分，占百分之三点五四。
单件工作的准备与结束时间，如领活、领料、领专用工具、看图样、量尺寸等，共需时五六分，占百分之二点六七。
以上共计七三分，占百分之一五点二。
经过了个人工作日工时的查定，就可以看出那些工时是需要的，而且是应该尽可能延长的（如生产时间）；
那些工时是浪费的，应该消灭的（如浪费的生产时间和浪费的中断时间）；
那些工时是需要的，但是应该尽可能减少的（如准备与结束时间，因生产程序造成的中断时间和个人需要的中断时间等）；
那些工时是应当减少或者可以消灭的（如因组织和设备造成的中断时间）。
（一）在这次查定张振国的工作日工时过程中，看出生产时间的浪费，主要是由于工厂的责任所造成的。
这方面的原因有两种：
一是因工具不够用，或工具陈列混乱，或工具不修理，以致找工具多费了时间，或找来工具不合用，或要用时间去修理。
二是材料的计划和准备不足，既不分类，陈列又很混乱，常须现用现领。
厂方针对着上述缺点，当即予以改进。
首先，实行工具负责制，准备了足够的良好的工具，并分类编号，陈列在工具架上。
例如：
仅模型一项，过去只有十二个，现在增置到一百四十一个。
其次，实行了材料负责制，按生产计划领料，材料分类编号陈列，工人领料实行“小票制”。
（二）在这次查定张振国的工作日工时过程中，也看出因生产操作不良，及因组织和设备不良造成的中断时间，是很大的浪费。
例如，使用烘炉无组织；
用煤末培炉，既浪费工时，又容易塌炉；
汽锤数目既不够用，使用时又无组织，小活用大汽锤，大活用小汽锤，又未分组包用汽锤，造成等汽锤的严重浪费。
为了改正这种缺点，采取了如下的两种办法：
一是用耐火砖代替煤末培炉，并实行分组包炉制。
这样，既节省了培炉的时间，每组工人又可同时用两盘炉烧铁，节省了等候烧铁的时间。
此项时间，由过去的一七一点五分，减至现在的一三一点五分，减少了四十分钟。
二是增设了一台汽锤，并实行分组包锤制，规定大活用大锤，小活用小锤，这样就由过去的一二三分减至现在的九点五分，减少了一一三点五分。
两项共计节省工时一五三点五分。
（三）一天工作的准备和结束时间，由以前的十七分减至现在的一○分。
单件工作的准备和结束时间，由以前的五六分减少到现在的三六分，两项共计减少二七分。
由于采取了上述改进的办法，生产时间由以前的八八点五分，增加到现在的二九三分，增加了二○四点五分，共计达到以前的百分之三五三点三。
实行上述改进办法后，在今年03月20日，仍由刘凤翰查定张振国一天的工作日工时。
张用一吨汽锤，两盘烘炉（原来是一盘烘炉），一套模型和六把钳子，一天内却锻制了二十四个机车汽缸十字销母，为以前的六倍；
三个脚蹬板架，为以前的三倍；
七个逆转机鞲鞴押盖，为以前的七倍。
在生产效能上（以工时计算）提高了百分之二九○点七。
由于工人的生产增加了，天津铁路局实行了超额奖励制，锻工所试行了计件工资制，因此，工人的工资增加了。
张振国在今年01月，就超过了九十七薪分，这说明计件工资不仅增加了公家收入，而且改善了工人生活。
再加上安全卫生工作的改善：
例如工厂开天窗、加烟筒、改善诊疗所等；
再加上工人觉悟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和作业方法的改进：
例如一个人用两盘烘炉的穿插流水作业法；
上下两班的接续作业法，即上班的未完活，下班的接着做；
汽锤和手锤配合使用的配合作业法等。
这样，就推进了工作的进步和效能的提高。
丰台机务段由查定工时人员田紫荆等二十一人，查定甲检乙组张维荣等二十一人的工作日工时，也看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查定张维荣甲检组工作日工时中，看出浪费生产时间的原因之一，是由工人的过失所造成的，包括某些工人违反技术作业规程所造成的返工活，手工代替机器活及不善于使用专用工具造成的工时浪费。
为了消灭因工人过失所造成的浪费，应当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消灭返工活，并教育工人善于使用工具。
（二）因组织和设备不良，造成很大的中断时间的浪费。
例如：
因工具不够用，造成等工具的中断时间；
因材料供应不及时，造成等领材料的中断时间；
因生产时间开会、宣誓、读公约、点名、传达上级指示和学习，造成许多中断时间；
特别由于机器不够用和机器房生产组织上的缺点，造成严重地中断时间的浪费。
为了减少或消灭等工具的中断时间，必须增添必要的足够的工具。
为了消灭等材料的中断时间，应由工长协同甲检组长和司机长，在每甲检一台机车时，开具每日所需的用料单，交给材料室，保证及时供料。
为了减少或消灭占用生产时间开会、宣誓、读公约、点名、传达上级指示和学习造成的中断时间，规定每周只准占用半小时传达上级的重要指示，其余均采取布告和上下班广播传达的方式；
学习应在业余进行；
不得占用生产时间；
一般工人开会，一律不得占用生产时间；
各团体担任工作的负责人有必要时，按工会法规定，每月不得超过两天；
废止点名制，实行挂牌制；
宣誓、读公约平日一律取消，只要有必要时适当进行。
为了减少或消灭等机床旋活的中断时间，应增添必要的机床，修理老的机床，增添工人，旋床必要与可能时改为三班轮流生产制；
由工长负责把大活交给大床旋，小活交给小床旋。
（三）在查定张维荣甲检组工作日工时中，看出工人法定的中断时间是不多的，但因开工晚、收工早、闲遛、闲谈及其他违反劳动纪律等现象所浪费的中断时间，竟占全部生产时间的百分之三点八二。
为了消灭此项工人浪费的中断时间，行政应协同党、工会、青年团进行教育，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严格地执行劳动纪律。
（四）在查定张维荣甲检组工作日的工时中，看出准备与结束时间还太长。
例如，走行部五个人，在四天半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准备与结束时间为：
准备工具、清扫工具、准备工作地点、交换使用工具和零星修理工具等，竟重复一百三十八次，用了三七一分钟。
其原因也是工具放置紊乱，工具质量不良，浪费了工时。
经改进后，全组的这项时间已大为减少。
为了缩减这个时间，就也需要设置工具架，增添工具桶，和增添足够的工具。
经过这些改进后，估计可节省工时四千六百二十分，占全部生产工时的百分之十点三九强。
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工作日工时查定的目的，在于反映出一幅工时消费的图画，找出存在着的工时的浪费和损失，经过分析研究，提出改进工时消费，消灭工时浪费和损失的办法。
工时的消费分为下列数项：
一是生产时间，包括基本生产时间和辅助生产时间在内。
基本生产时间，又分为机动的，手动的，和机手并动的三种，这种时间越多越好。
二是浪费的生产时间，包括因工厂造成的和因工人造成的两种。
经过改进以后，这种时间是可能全部节省下来的，如返工活、找工具、找材料等所用的时间。
三是中断时间，包括因工厂造成的和因工人造成的两种中断时间。
因工厂造成的中断时间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因生产程序造成的中断时间，这是必需的。
如锻工所烘炉等候烧铁的中断时间，如果组织的很好，那就是必需的中断时间；
另一种是因工厂的组织和设备造成的中断时间，其中又有必需的和浪费的两种中断时间。
如汽锤、工具、机床虽然够用，组织的一般也很好，但因各段均为修配厂，各种修配品损坏的程度不同，因此，工作时多时少，必然会造成中断时间，这种中断时间是不可免的。
如因汽锤、工具、机床虽然够用，但因组织不良所造成的中断时间，就是一种浪费。
其次是工人造成的中断时间，其中又有必要的和浪费的两种，如工人大小便、喝水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就是必要的中断时间，或法定的中断时间；
但如迟到、早退、闲遛、闲谈和其他违反劳动纪律造成的中断时间，就是浪费的中断时间。
准备和结束时间，包括一天的和单件的两种准备和结束时间。
如准备一天工作的地点、工具、材料和更换工作服等，及一天完工后收拾工作地点、机床工具、材料和脱工作服等，就是一天的准备和结束时间。
为一件工作进行上述各项的准备和结束时间，就是单件的准备和结束时间。
查定工作日工时的办法有两种：
一种是个人工作的工时调查，这是调查一个人每天四百八十分钟的工时消费情况，例如对于南口机厂锻工所先进工作者张振国的工作日工时的调查。
另一种是生产组的工时调查，这是调查一个生产组一天或一天以上工作日工时的消费情况，例如对于丰台张维荣机车甲检组工作日工时的调查。
个人的工时调查比生产组工时的调查要准确些。
制定标准工时时，应以个人工作日工时的调查为根据，以生产组工作日工时的调查为参考。
此外，车辆的各种检修、以及行车调车作业等，虽然查定工作比较繁难，但也必须进行这种工作，才能制定准确的生产品工时定额。
调查工作日工时时，必须走群众路线，要启发工人主人翁的感觉，依靠工人自觉地进行查定工时工作，把这种工作变成群众运动。
如果只是领导者去查定工人的工时，而不注意发动群众，就很难查出正确的标准。
查定工时时，应采取公私兼顾政策，把工人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完全结合起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关怀与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并实行生产奖励制，推行八级工资制，进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计件工资制。
应该以内行查内行。
查定工时人员如果是外行，一定看不出问题。
被查的人应该是先进生产者，以便研究和推广他的经验，当然，为了和先进生产者比较，有时也需要查比较落后的工人，以便改进他们的工作。
此外，还应查定代表性最广泛的典型，如查定张振国和张维荣组时，全厂的设备情况、生产组织、材料供应、劳动组织、安全卫生设备、工人生产情况以及生产过程中各方面的问题，都反映出来了。
在查定工时中，应使观察、计算、分析、研究、总结、改进相结合，一面观察，一面计算、分析、研究、总结，提出改进意见，建议有关方面执行。
为了慎重起见，应将改进后的工时消费定额，先行试验，行之有效后再作定案。
工作日工时的查定，揭发了工时浪费主要原因，主要是管理不好造成的，此次查定工作日工时，主要地是暴露了这方面的缺点，这方面的缺点造成的工时浪费是最大的，在目前是必须改进，也有可能加以改进的。
在查定工作日工时的过程中，不仅暴露各单位的缺点，而且也暴露了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单位的缺点。
例如，查定丰台机务段工作日工时时，就暴露了运输部门缺乏调度计划，影响到机务段生产计划的缺点。
机厂车辆不能按时出厂，也影响到机务段的检修工作。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必须改进全局的工作。
也只有各方面都配合得好，才能真正提高每个单位的工作。
生产品工时查定的调查研究
丰台机务段于1951年01月10日，由查定工时组田紫荆等二十一人，查定甲检包修组陈占磨等二十一人甲检冖丂1一九二七号机车。
根据铁道部定的甲检作业范围，这台机车要检修锅炉、烟室附属品、蒸汽、车架、机械、煤水车，制动、给油器、压力表、电机、木工等十一部（木工未查，因工作零碎，共报工时四二○分）。
查定结果，总计生产时间三万四千四百十五分，折合五百七十三点五小时；
准备与结束时间二千七百三十四分，折合四十五点六小时；
法定中断时间三千一百四十四点五分，折合五十二点四小时；
合计四万零二百九十三点五分，折合六百七十一点五小时。
较铁道部定的甲检工时一千二百二十小时，少五百四十八点五小时。
天津检车段于1951年03月20日，由查定工时人员李士敬等七人，查定货车甲检组邢生荣等七人所甲检的Ｘ—型五三二六○号货车。
这台货车是用横作业的方法来检修的。
所谓横作业的方法，就是将一台甲检货车分作四个作业部分，由四个包修组同时进行作业。
这种新的横作业法，比旧的五人一组甲检一台，或九人一组甲检两台，只集体包工，不分组包修，不专业化的作业方法，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这种生产品工时的查定，是在工作日工时查定以后进行的。
换句话说，就是在合理使用工作日工时的前提下，进行生产品工时的查定。
因此，这种生产品工时，就是消灭浪费工时以后的实际需要工时。
查定生产品工时的办法是：
按现场工人的劳动组织，配备与工作者数目相同的查定工时人员，从工人开始作业起，纪录全部生产过程的直接工时和间接工时。
甲检直接工时按作业范围分为制动部、连结部、车体部、台车部四项，合计一千零三十二点零二分，折合十七点二小时。
此外每项都有领料时间，计制动部七分，连结部七分，车体部三十六分，台车部四十分，计九十分。
此项工作应由运搬工去做，由工匠代替，是不合理的，应当改进。
甲检组配件工时，按作业范围分为木工、铁工、？
工、油漆工、白铁工、旋床工、钳工、熔接工、制动工、轮弹簧工。
以上十项合计七百七十一点八四分，折合十二点八六小时。
甲检直接、间接全部工时，共一千八百零三点八六分，折合三十点零六小时。
生产品工时查定的目的，是进一步研究全部工作日各类工时消费的情形，找出工时损失的原因，并制定合理的新的各类工时消费标准。
至于测定生产品工时的目的，就在于按照全部生产过程的各个作业范围，查定其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必须先有工作日工时的查定，克服了浪费的工时，然后再进行生产品工时的查定，这样查出的生产品工时，才是可靠的，才可拿这种查定的工时为根据，制定生产品所需的标准工时，这就是工时定额。
同样地，也可依此为根据，制定一定时间内的一定产量，这就是产品定额。
查定生产品工时之前，必须先了解全部生产过程和作业范围，根据每一个作业范围逐一查定工时。
必须充分地利用先进工作者的经验和先进的作业方法，普遍地推广起来。
在查定了生产品工时定额之后，就可依此为根据，参照以往的统计和铁道部定的工时定额标准，制定标准的生产品工时定额。
这种标准工时定额，是介乎先进生产者所达到的新纪录与目前自然存在的工时标准之间，而为一般职工在正常的积极工作条件下，都能达到的标准。
换句话说：
制定的标准工时，就是中等偏高的标准。
应当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工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其中有一部分工人应当超过这个标准，只有少数工人或因技术较差，或因积极性不够，才落后于这个标准。
但只要他们能够积极生产，提高技术，都可争取达到这个标准。
根据这个原则制定的标准工时，就能够得到全体工人的拥护，而且先进的工人也可带动少数落后工人赶上这个标准。
南口机厂锻工所的工时定额标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工人都能达到，这个工时定额标准是正确的。
铸工所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工人才能达到，这个标准便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改正。
制定了正确的标准工时之后，必须要交给有关的职工酝酿讨论，并由工厂管理委员会通过后，呈报上级批准试行，行之有效再正式实行。
工时标准确定之后，经过超额奖励，刺激工时标准达到一定水平，再结合实行八级工资制，即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推行计件工资制。
两套工时定额管理制度，产生两种结果
现行的工时定额管理制度有两套：
一套是凭过去经验，凭以往统计制定的工时标准。
这种工时定额标准，是安于现状，不求进步的工时定额管理制度，是落后于工人实际的生产标准的。
在我们没有摸到科学的查定工时定额管理制度之前，这种定额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把它的积极作用绝对化就错了。
现在仍有不少的人，借口工人不愿接受查定的工时定额管理制度，贪图省事，墨守那种靠经验统计制定的工时定额管理制度，则是保守的，阻碍工作前进的。
另一套则是以工作日工时查定和生产品工时查定相结合来制定的工时定额管理，这种工时定额标准，是用观察的方法，把现在实际的工作工时查定出来，并揭发工时浪费的原因，指出改正的办法。
在这样的基础上查定出来的生产品工时，就比较可靠得多了。
只要向干部和工人讲清楚这种进步的工时定额管理制度的好处，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公私两利政策，工人一定是欢迎的。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工时定额管理制度加以区别，坚决地以查定的工时定额管理制度代替经验统计工时定额管理制度。
先以天津检车段为例来看两种方法的结果：
一种是根据以往经验统计所制定的工时定额标准。
如货车甲检工时，铁道部规定为六十五小时，从1950年05月至11月，天津检车段平均每辆实际需要工时五十三点七小时。
从1950年01月15日起至1951年01月15日止，共查定甲检货车二十七辆，平均实际每辆货车需要工时三十五点七小时。
拿查定的三十五点七小时来比部定的六十五小时则少二十九点三小时，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
如果和该段经验统计工时五十三点七小时比较，还少十八小时，减少百分之三十三点五。
以全段同一生产任务为例，按照经验统计工时定额的定员，共七百九十七名。
按照查定的工时定额定员，则为六百九十六名，两者相差一百零一名。
如果生产组织改善了，还可抽出一部分人来。
就以一零一人，每人每月以平均工资支出为四十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一元计算，那么，全年节省支出合计近五亿元。
再以南口机厂为例，来看两种结果：
锻工所锻制每吨铁料配件，平均所需工时为五百三十六小时，经过1950年02月查定以后，实际平均所需工时为四百小时。
两者相差一百三十六小时，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以锻工所的定员来说，如生产任务不变，按照经验统计工时定额的定员为六十八点八人，现在按照查定的工时定额定员，则为五十人，减少了十八点八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七。
以全机厂直接生产的技术工人定员来说，按照经验统计工时定额的定员为七百八十七人，现在按照查定工时的定额来定员，则为五百六十二人，两者相差二百二十五人。
实行新的定额定员后，节约数目也很惊人。
这样，很显然地看出：
经验统计工时定额管理制度是一种落后的陈旧的管理制度，这种定额所根据的那些经验统计工时，确实也是过去所用的劳动工时。
但是，其中除了必须的劳动工时外，还包括着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可能改进但尚未改进所浪费了的工时。
同样地也可看出查定工时定额管理制度，是一种科学的进步的管理制度，这种定额所根据的工时，是经过具体查定，把那些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可能改进的缺点，加以改进；
把可能消灭和减少工时的浪费，加以减少和消灭。
因此，根据查定的工时所制定的工时定额是可靠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现在已经摸到了工时定额查定的管理制度，就必须以这种科学的进步的管理制度，代替经验统计工时定额的那种落后的陈旧的管理制度。

　我女儿被顾仁恩害得发了疯编辑同志：
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青岛市人民政府逮捕基督教中的败类、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顾仁恩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
现在，我要控诉顾仁恩的罪恶！
我的女儿杨秀英被顾仁恩骗到他的秘密讲道室里奸污了！
我女儿因此神经失常以致发疯。
这事已经六年了，我一直忍痛含冤无处伸诉。
我女儿的疯病现在还没有好，还被锁在床上。
每天，我一看见她那惨无人色和充满痛苦的脸庞，我一听见她所带的脚镣的响声，我就记起了我的仇人——满嘴仁义道德而有毒蛇心肠的顾仁恩！
我的女儿杨秀英是个基督教徒。
八年前毕业于北京崇慈女中。
1945年，她在前北平妇女工厂卫生所当护士。
当时，顾仁恩在本市鼓楼西教会里讲道，秀英常常和几个女朋友去听道。
顾仁恩对这几个女孩子起了坏心，就用各种手段诱骗她们。
他自称是她们“灵魂的父亲”，愿为她们专开教坛讲道。
秀英等中了他的诡计，每天都去听讲。
有一天，顾仁恩对秀英说：
“你需要再加深造。
从今天起，我给你进行个别讲道。”
就在那天晚上，人面兽心的顾仁恩在他的秘密讲道室里把我的女儿强奸了。
秀英被奸污后，我们当时还怕嚷出去面子不好看，还想让秀英忍辱和他结婚。
顾仁恩却照例无耻地拒绝了，他还说：
“我的太太要会弹钢琴、会说流利的美国话才行。”
秀英不能忍受他这样的污辱，想到顾仁恩讲道的场所找他说理。
顾仁恩就雇了一些男女流氓，把秀英抓到教堂后院的小屋里，用绳子捆绑起来，拳打脚踢，直到顾仁恩讲完道离开教堂以后才把她放出来。
同胞们！
顾仁恩就是这样披着宗教的外衣残害人民呵！
有一次，顾仁恩在天津讲道，秀英去找他理论，结果也被他雇用的流氓打得半死。
又有一次，顾仁恩在北京崇文门内亚斯礼堂内把秀英打得满脸流血，抬回家后，已昏迷不醒人事。
我到教会去控诉，但顾仁恩仗着美国强盗的势力，把持教会，教会当然也就不管这事。
秀英所受的摧残和污辱，在当时无处伸冤，结果，逼得她得了严重的神经病。
经过多次治疗终归无效。
他常偷偷跑到街上，大叫大嚷，最后倒在马路上。
我没法，只得忍心地把她的腿用铁链子锁住；
近三年多，她就长年地被锁在床上。
秀英，我的女儿，一个好好的女孩子，就这样被顾仁恩残害了。
这冤仇，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今天，我要把它说出来。
我要求人民政府严厉镇压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顾仁恩，给我的女儿报仇。
基督教徒李绍彭

　清华大学师生员工致书彭真市长
　感谢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编辑同志转敬爱的彭真市长：
听了参加北京市市、区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的代表们的传达，我们想把大家的心情告诉你。
我们知道了人民政府要严厉镇压这批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我们每个人都欢欣鼓舞，高呼万岁！
这次会议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政府是完全听人民的话、替人民除害的。
我们回想起解放前在“六、二”、“七、九”、“八、一九”……所受特务的无数次的迫害。
今天，这些人民的死敌终于受到应有的惩治。
我们感谢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
今后我们一定要以更高的警惕性来协助人民政府，为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残余而斗争到底。
谢谢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你的领导
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家庭妇女敬上

维护人民企业，保证安全生产
　首都公营厂矿建立安全小组
首都公营工厂、矿山的安全小组，从1950年04月开始逐渐建立，截至今年03月止，据九个工厂、矿山不完全统计，已建立小组三百五十七个，包括组员二千一百八十二名，约占职工总数百分之十。
一年来，安全小组在执行制度、防止事故、检举坏分子、配合行政完成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上，是起了带头与保证作用的。
在执行制度与遵守劳动纪律方面：
华北农业机械厂未建立安全小组以前，制度很不健全，有制度亦不能很好执行，屡次发生偷盗及责任事故。
如：
有一天晚上，因为停电，工人下班，但未关电闸，来电时机器开动，没有人管；
晚上工人下班后，有时机房四门大开；
夜间临时工跑到机床上去睡觉；
由于门卫检查不严，商人时常进厂乱串。
自10月建立安全小组后，逐渐建立了参观、门卫、机器专责制，由于安全组员的带头作用，三个月来始终未发生大的事故。
石景山发电厂由于李凤鸣小组认真地执行了机器检查制度，十一个月未发生事故，取得了安全运转小组的模范称号。
一年来，各工厂矿山一般的建立了报告、参观、门卫、会客、留宿、接交班、检查、机器专责、劳动公约、联系合同、师徒合同等各种安全责任制度，减少了坏分子破坏的机会，保证了生产及职工的安全。
在防止事故方面：
石景山钢铁厂炼铁部在去年05月新纪录运动中，陈树棠安全组长号召组员拣爆炸物，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02月25日四个月中，共拣出迫击炮弹十三个、雷管十七个、手榴弹三枚、掷弹筒弹两枚、子弹十六粒，如不及时拣出来，将引起许多事故。
该部去年06月至08月每月公伤不下二十人，在新纪录运动中，九、十两月只有一次公伤。
在检举坏分子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
如1950年02月01日，石景山发电厂安全组员褚右才、张利民、宋文英发现并制止了反革命破坏分子李秀田，一夜破坏四次高压炉（该犯已逮捕法办）的罪行，保住了五号机的安全运转。
关于配合行政完成中心任务方面：
石景山钢、电两厂，02月中开展了反浪费运动。
仓库史增润安全小组在清点物资时，将大批被雨淋日晒的贵重器材搬入仓库，并清出账外物品一一四三种，价值二十五亿元。
但是，各工厂、矿山领导上对安全小组工作有的还重视不够，对安全组员缺乏组织领导与教育。
有的组员认为进行保安工作是额外负担，思想觉悟还赶不上实际需要；
有些保安小组内仍有不纯分子。
再加领导上及时表扬不够，因而有的小组流于形式。
如门头沟机电厂三十个保安组员，只有八个人反映一些情况。
为了加强保安工作，今后须继续加强对组员思想和业务知识的教育，巩固组织、纯洁内部。
此外明确任务，根据不同情况和每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提出不同的具体任务，及时进行表扬与批评，也是巩固与提高安全小组很好的方法。
（谭巨斌）

　绵阳石塘乡镇压了反革命
　退押工作一天完成编辑同志：
四川绵阳县九区石塘乡农会第4分会被反革命分子张仲三及其爪牙篡夺了领导权，致使退押工作无法进行。
经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将反革命分子清洗出农会，并予扣押交人民法庭法办后，该分会退押工作就飞速进展，很快完成任务。
反革命分子张仲三，是国民党党员，反动会门“复兴会”的总舵把子和一贯道的头子。
解放前，他曾任伪保长、伪治安大队长等职，杀人抢劫，强奸妇女，贩卖壮丁，无恶不作。
该地将解放时，他又组织“反共救国军”，阴谋抗击我军。
解放后，该匪又组织伪农会，并威胁农民选他为主任。
他经常开会威胁群众不准和干部接近，并强迫农民入一贯道。
入道的农民每人被迫缴道费两个银元。
1950年07月，我县人民政府发现上述情形，即将张匪清洗出农会并予以扣押。
张匪又指使其狗腿子张俊贤（富农）、伪城北镇镇长杨云（国民党党员、三青团支部书记）等混入农会，并篡夺了四分会的领导权，继续作恶，压制农民催收押金。
因此，该分会退押工作无法开展。
该乡干部发现这个情况后，即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诉苦。
但是，农民都不敢说话，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干部们就向农民们反复宣传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并且立即将狗腿子张俊贤扣押。
群众这才哗的一声嚷开了。
有人提出张仲三儿子还有三支枪，要马上将他扣起才行；
有人提出要将文化委员杨云也扣起来，干部们当即接受了群众的意见。
群众情绪愈加激昂，大家揭发了张仲三杀害十三条人命和强奸妇女、贩卖壮丁等罪行。
干部就代表政府接受群众意见，当场宣布将公审反革命匪首张仲三，并决定清洗张俊贤、杨云出农会，交人民法庭严办。
在这以后，地主们害怕了，就老老实实向农民退押。
一天内，退押工作全部完成。
群众高兴地说：
“这阵子我们才真正得到了解放。”
中共绵阳县委员会聂长敬

东旺庄抗旱种棉
周学孟画
孟晓梦编
（八）互助组的人们扛着犁、耧，带着篮子、棉籽和旧鞋，拉着牲口，向地里走去。
村里的人瞧见，摸不清是怎么回事。
二大娘也讥笑他们是活见鬼。
（九）大家到了地里，赶忙动起手来。
王山掌耧大椿绑鞋底，喜妮儿牵牲口，二笨上套，忙个不停。
（十）大家拉了一趟，成绩很好。
大家又分成两组：
二笨在前面赶着牲口豁干土；
王山他们跟着就把棉籽耩播在湿土上。
几天工夫，全组二十四亩半棉花，全都种上了。
（十一）村里的人，一看这个办法省工又省力，都挤到王山屋里来学习。
他们便分别到其他互助组里，帮助大家进行豁干耩湿的工作（豁去干土，耩出湿土的意思）。

农工民主党号召全体党员
　做好准备迎接“五一”节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顷发出“为迎接‘五一’劳动节，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
略称：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为中国人民当前三大政治任务。
我们号召本党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应切实遵照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03月14日的通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订抗美援朝计划。
全体党员应立即发动群众，召开各种会议，讨论当前政治形势，控诉美、日侵略者及其走狗蒋匪帮特务迫害人民的罪行，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举行关于日本问题的投票，或签名写信反对武装日本。
今年“五一”节，全国各地将举行空前规模的大示威游行，我们要求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在领导党与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及早做好准备工作，大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运动。
关于标语、传单、墙报、壁画以及示威游行时的路线、旗帜、交通、饮食、救护等，均须事前筹划妥当，一句话，我们要决心做好这一工作。
在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工作中，我们要求每一个同志都要站稳立场，分清敌友。
在土地改革斗争中联系到自己的时候，更要坚定，绝不动摇。
要随时提高警惕，检举一切反动分子。

吉林省蛟河县仁和村的宣传员工作
杜展潮
　仁和村宣传网建立的经过
仁和村，是吉林省东部蛟河县新站区的一个行政村。
全村由六个小屯组成，共有一百八十四户，六百八十四口人（朝鲜族同胞约占十分之一）。
该村自1945年“八，一五”解放后，经过减租减息，反对汉奸恶霸以及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生活普遍地上升了。
农民们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有着很高的信仰。
该村的中国共产党支部，于1948年公开建党时建立，一般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还好，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
去年09月间，敌人在仁川登陆后，疯狂地把战火引向我国东北边境。
吉林因为是个边疆省份，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很快就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
中共吉林省委为了迅速地扫清反革命分子所散布的谣言，并把群众的斗争意志集中起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便召开了个紧急的宣传会议。
这个会议，除县宣传部的负责人参加外，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的党的支部宣传委员也出席了，仁和村便是其中之一。
省委宣传部开罢会，县委和区委接着召开党员干部会和支部书记联席会，决定建立农村宣传员（当时叫宣传鼓动员），并以仁和村作为典型试验村。
开始时，仁和村只有七名宣传员，全是村中的共产党员和干部。
12月中旬，县委宣传部长到该村了解情况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的精神，指示该村支部应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继续扩大宣传网，结果连原有的共发展到三十五名宣传员。
这些宣传员的产生，一般都是先由党支部确定名单，征得本人同意，然后又利用农民夜校课余的时间，向农民群众征询意见；
最后经中共区委会核准的。
宣传员的活动及其效果
仁和村的宣传员在共产党支部领导之下，大致采取下面几种方式进行宣传活动：
第1、启发农民群众举行诉苦会，诉苦会是启发群众仇恨美帝国主义、集中群众斗争意志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该村以屯为单位，先后举行过两三次，收效很大。
例如：
河东屯举行第1次诉苦时，还没等宣传员、村长师长山讲完话，翻身农民王焕廷就抢着说：
“我过去抗了半辈子活计，吃了半辈子‘劳金’，那些苦楚还能忘得了！”
接着是宋君、李文玉诉苦，他们说他们过去不光没房没地，受尽地主恶霸的剥削，而且饿着肚子去给日本鬼子“勤劳奉仕”。
林玉芳说：
“光复以前（即“八·一五”前），地里打十石就得给小鬼子出十石“负荷粮”！
那时候看见街上的狗腿子来了，杀鸡杀鸭请人家，到头来该要钱还是要钱、该要粮还是要粮！
这回美国鬼子要打朝鲜过来，日本鬼子也要来，如果我们让他们过来，咱们连命都没有啦！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过来！”
全场的人都被他的话激动起来了，接着是老周的老婆诉苦，她说：
“那时候我过的穷日子你们谁不知道！
深冬腊月没铺没盖，老头子还看不起我，光往我身上出气！
到如今，我还是我，老头还是老头，光景却不一样了，老头脾气小了，庄户人家有田有地有房屋，我也一样过日月啦！”
随后，她感慨万分地说：
“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新国家上那找去？
咱们可得尽心保护住咱这个国家，使它结结实实的！”
中农张凤林说：
“现在的生活可比那时候强，拿那时候两个家换现在一个家我都不干。
那时候，我只有一匹老瞎马、一台花轮车；
现在，有三匹马、一台胶皮轮大车，家里还有两千斤余粮。
那时候，我兄弟五人只有一床被窝；
现在，不说铺盖，连家口都说上了。
那时候上街去，不说见了伪满的兵要行礼，连看见个戴礼帽的人，也得哈腰打躬；
现在赶车到街里去，咱庄家人说话就算。
这样的好日月，可不能让美国鬼子来糟蹋了。
多会出战勤可得尽我先去，我车又硬马又壮不怕什么。”……这个诉苦会足足开了四个多钟头，参加会的六十多个人就有四十五个讲了话。
当主席宣布散会时，人们都还不愿走，说：
“再扯一会吧！”
“再扯一会吧！”
农民在这种诉苦中，把新的和旧的生活作了对比，进一步地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的联系，要保卫自己的好日子，必须抗美援朝。
第2、开时事座谈会——这是在诉苦的基础上把群众思想再提高一步，使群众积极地走向行动的重要方式。
仁和村开罢了诉苦会，宣传员们又分头以屯为单位，组织时事座谈会，参加的人多是男女青年。
由于回忆了过去重重的苦难，又看到目前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帝国主义仅距鸭绿江十三公里），大家宣誓“再也不当第2次亡国奴”！
提出“拿起武器保家卫国”的口号，九个青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三名因身体不好，被验下来了）。
在这次志愿参军的运动中，妇女不仅没有扯后腿的，还有好多青年妇女（例如河东屯的林素珍）劝自己丈夫去参军。
青年妇女李芝敏说：
“旧社会什么时候也没有把我们妇女当过人看！
现在新社会有了咱们的地位，咱为什么不往人道上走？”
。
坚决要求到朝鲜前线去当护士。
此外，自动报名参加战勤工作的青壮年四十五名，报名输血的三十四名，并在“吃饱穿暖，充实国防力量”的口号下，掀起了缴好公粮运动，全村的老年人和妇女都投入这个运动，八天共挑选出四万五千斤好大豆送到区上去。
第3，开展读报工作——这是进行日常的时事政治宣传的主要方式之一。
仁和村每个屯现在有一个农民夜校，全村一共有二百零八个青壮年人（包括全体干部），没有一个不参加农民夜校学习的。
宣传员们便利用这种场所，和农民夜校教师合作，每天利用上课前半个钟头时间读报，村子里不参加文化学习的老年人，到时候也赶到农民夜校来听时事。
仁和屯老雇工傅万春说：
“天下大事，听一次，记不住，听的遍数多了，还记不住它一两件。
现在报纸上登的国事，总觉听得很入耳，听多了开心窍。”
第4、写黑板报——这是进行突出的时事宣传或者生产宣传很好的一种形式，如果再加上些漫画或图解，农民是很欢迎的。
仁和村共有六块黑板报，以河东屯那块最受人注意，因为它立在大路口，上面画着张抗美援朝的图画。
抗美援朝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靠山屯有一位姓田的老乡说：
“朝鲜打仗打它的，管咱什么闲事。”
宣传员邢宝升（学习模范）听见了，在黑板上仿画了一张朝鲜地图，讲解给那位姓田的老乡和其他农民听，打破了老田的麻痹思想说：
“原来咱中国跟朝鲜只隔一条江，可不能让美国鬼子窜过来！”
第5、演剧——这是为广大农村群众所欢迎的一种形式。
仁和村在抗美援朝中以宣传员为骨干，成立了个“农民剧团”，村长担任团长，团员都是些青年农民，共二十一个人，其中有妇女九名。
此外，还有一个由一百六十位男女农民组织成的大秧歌队。
他们在春节的时候，共伙演了十三个抗美援朝的节目，在群众中留下很深刻的影响。
胜利屯宣传员王桂兰的母亲，开始不乐意自己闺女参加剧团，说是闺女家抛头露面，和男的混杂一起，成什么样子。
后来看过一次戏，却变成了个戏迷了，剧团每次到各屯上演，不论远近她都要去看。
五十九岁的老太太在戏剧里接受了抗美援朝的教育，她说：
“千万不能让那些杀鸡宰牛、糟蹋朝鲜女人的美国鬼子过江（指鸭绿江），日本鬼子占咱东北十四年的苦日子，谁还没有熬够？！
”
第6、“唠喀”——即聊天，这是农村中最可以普遍采用的一种宣传方式。
收效也最大。
仁和村宣传员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例子不少，例如胜利屯小店西农民陈魁的兄弟，报名参加战勤工作后，连地也不上了，他以为“我多会走，你们还不得帮忙！”
宣传员刘福魁听说了，便到他家里去“唠喀”，说明虽然报了名，去成去不成还是个问题，万一去不成，这段活计不是白耽搁了，到头来还不是自己吃亏。
这些话正说到陈魁兄弟的心眼上，他一下子清醒过来，便赶忙上地作活计去了。
例如靠山屯农民田文义，开始因为对时局认识不清，不敢大胆生产。
宣传员邢宝升便私下找他“唠喀”，讲了许多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打胜仗的消息，还举了许多事实说明人民民主阵营的力量比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强大。
田文义这下子可放心了，把破旧的花轮车卖了，买了一台胶皮轮大车，马也换成三匹硬梆的壮马，去搞副业生产。
几个经验和问题
仁和村的宣传员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
从该村的宣传工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经验，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仁和村的宣传员，都是从抗美援朝运动中，经过比较严格的手续产生的，因此一般质量都很好，而且多数能起作用。
在全村三十五名宣传员中，有共产党员十一名，青年团员六名，其余也都是积极分子，如劳动模范、学习模范、生产组长、行政主任等。
以阶级成分说，过去为贫农、雇农的是二十八名、中农六名、小学教员一名。
他们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威信，与群众都有一定的联系。
群众反映很好，说：
宣传员讲的都是正经话。
同时，在三十五名宣传员中有妇女六名，朝鲜族同胞一名，这样就有人可向妇女和朝鲜族同胞经常进行宣传，宣传活动的面比较宽广。
但三十五名宣传员中还有六名不能经常在村中做宣传工作。
其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妇女，因公婆扯后腿，不让出来活动，有的是学生，整天在外上学，晚上回来忙于回家温习功课，与群众接近的机会不多；
有的是缺乏宣传能力，不知宣传什么。
这说明对某些宣传员需要有个别的具体的帮助，并帮助他们解除困难，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他们的宣传内容一般地比较切合实际，善于针对群众的思想动态，并根据群众的切身经验，来展开有效的宣传。
宣传的方式也很多。
例如，当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之初，有人认为朝鲜战事与中国无关，他们便用地图来向群众表明，朝鲜与中国只有一江之隔；
而且启发群众回忆、诉苦，使群众认识到朝鲜战争，直接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树立了“要保卫好日子”的观念。
又如，在开始要准备春耕时，有的人存在着“早哩，不忙”的思想，宣传员就挨家挨户劝说，结果该村的粪在冬天就送到地上了。
但该村在时事宣传上有些杂乱，给群众灌输了许多不连贯的名词和概念，结果弄得张冠李戴。
有的农民把中、苏、朝三国当作“联合国”；
有的农民说：
“安全理事会跟和平理事会是一个东西。”
在两个阵营力量的对比上，农民们学会了美国有四大家族、八大家族、摩根、杜邦等等，却不知道和平民主阵营除中、苏、朝三国外，还有那些国家。
这说明：
向农民群众宣传，决不能说得太多太杂，而要十分简明通俗，只要把几个最基本的道理说清楚就可以了。
由于农民在目前文化水平还很低，时事知识很缺乏，讲得太杂太多，不但不能得到预期的宣传效果，而且会发生许多错误。
仁和村在宣传中的这种缺点，自然不能归罪于村支部和宣传员。
这问题需要从上面来解决，上级在供给宣传材料时，应该充分照顾群众的水平，不要把任何东西都要农村宣传员去宣传，而应该专为农民编写一些通俗的宣传材料。
省的报纸在农村中发行得很多，应该把时事新闻编得更集中些、更通俗些、更系统些；
或者专辟时事讲话一栏，供宣传员向农民群众读报时用。
同时宣传材料在精不在多。
抗美援朝运动以来，仁和村报刊发行的数量有着显著的增加：
东北日报由一份增加到七份，吉林日报由五份增加到十份，此外，该村还订购了二十五份《宣传手册》、六份《新农村》、十一份《东北中苏友好报》。
这一方面说明翻身后的农民群众，对文化的要求提高，对时事的更加关心，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是如何使得各种宣传材料作到科学的分工，不致于浪费人力物力，并减少农村宣传员因为宣传品太多消化不了的痛苦。
三、在宣传阵地的掌握上，仁和村注意充分利用农民夜校进行活动。
他们在上文化课前向群众读报，并在夜校作许多个别宣传，这是十分对的。
现在东北农村冬学已经变成经常化的夜校，而且农民学习文化的兴趣又很高，因此成广大农民经常集合的场所，确实是最好的宣传阵地。
但该村宣传员对互助组这一重要宣传阵地的掌握还嫌不够。
仁和屯的宣传员是按户口分工的，而没有同时按互助组分工。
在老区，特别像东北这样互助组比较发展的地方，应该充分利用互助组进行宣传工作。
四、仁和村宣传员工作所以做得比较好，除了客观上党支部的基础好以外，主要是由于区委和支部对于宣传工作的领导抓得紧。
在区委会方面，为了开展和巩固全区的宣传网，采取了如下几种办法：
（一）每月召开各村支部书记联席会一次，在讨论和布置中心工作时，同时布置宣传工作；
（二）召开宣传员代表会议，报告时事及全区的工作中心；
（三）在农闲时开办宣传员训练班，帮助宣传员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学会运用各种宣传方式和方法；
（四）全区选择几个点建立“传授站”由报告员定时地（约每月一次）分头到站上向宣传员传授，主要是讲解这个时期的形势以及宣传要点。
据宣传员反映，区委这样做，对他们帮助很大。
而仁和村支部则采取以下几种办法来领导宣传员：
（一）把宣传员按屯编成小组，然后再以互助组或户口划分宣传对象实行比较固定的分工；
（二）每星期召开宣传员会议，汇报工作，布置新任务。

　川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制订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计划
以普及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为中心议题的川东区第1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04月08日开幕，历时05日。
会议总结了该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成绩，并订立了“五一”前在全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
与会五百二十四位代表经过热烈讨论后，明确了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生产运动等中心任务，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方针。
根据会议的总结，川东区抗美援朝运动已有初步成绩。
全区三十五个县市，已有二十三个县市建立了抗美援朝支会。
全区人民已捐献慰劳金十亿零五千万元，并写了十一万九千封慰劳信慰问中、朝人民战士。
该区广泛地进行了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后，使得各项工作推进都很顺利。
会议制订了“五一”前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
计划规定：
与会各代表回去后要发动全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学生、教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成员，在04月20日以前普遍展开时事学习。
然后在不妨害工作和课业的原则下，抽出一批人员组成若干宣传队，深入区、乡，协助当地干部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参加区、乡会议的代表，负责向其所联系的群众进行传达，并结合发展生产、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实际工作进行讨论，制订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
“五一”节各县、区、乡均举行抗美援朝游行示威，并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和平宣言的签名。
凡未普及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工厂、学校均须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签订爱国公约；
已签订者检查执行情形。

沈阳各界妇女结合实际工作
　订立单位和个人的爱国公约
沈阳市各界一百十二个单位的妇女继“三八”节订立全市妇女爱国公约之后，纷纷结合实际工作，订立了单位的和个人的爱国公约。
这些单位在订立爱国公约时大多经过反复的讨论；
在通过集体公约时，每个人都慎重地签字盖章。
公约通过后再由广播电台公布。
各界妇女并互相挑战，互相督促公约的实现。
各界妇女所订的公约都能和本岗位的工作结合。
第3机械厂车工部马云清等六名女工，原来做护手四十九号活的定额是八小时作四十八个；
她们在公约中写着：
保证八小时完成六十五个，要求百分之百都合乎规格。
第5机械厂医务所全体女同志在公约中写着：
对伤病员工要态度和蔼，接产不怕天黑路远，保证完成任务。
市郊深井子区深井子村全村妇女保证多种棉、麻等工业原料，每亩地增产十斤粮，到年底争取基本上消灭文盲。
沈阳市一百十二名文教界妇女代表在最近召开的文教界妇女代表会议上，共同拟订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等七项公约。
工人家属及主妇们在爱国公约上写着：
管好家务，鼓励丈夫安心生产。
各界妇女在签订爱国公约后，各项工作都有了改进。
某厂模范车间郭素琴小组，每周开会检查一次执行公约的情况，现在她们的产品质量已达到完全消灭废品，数量也较订约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东北人民政府人民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打字员订约后，废纸由百分之三降到千分之点五。
和平区人民卫生院六名女同志订约后，在七天内，利用业余时间，共向四万二千余群众进行了预防天花的宣传。
某企业的工人家属们在执行爱国公约中，按居住情况组成学习班及学习小组，并开始养家兔，搞副业生产，设专人每日检查防空、防特、防火、防盗等工作。

河北省抗美援朝分会关于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及准备“五一”游行示威的通知
为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达到全省每处每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目的，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告，结合本省情况，通知如下：
一、建议各地根据本地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进一步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爱国宣传工作，凡是这种宣传不够普遍的地方，应即抓紧普及工作。
普及的重点地区，主要是山区、灾区及平原地区的偏僻小村；
对象则主要是宗教界、家庭妇女和老年人。
各地应运用各种方法，消灭上述抗美援朝爱国宣传上的空白点。
凡已普遍开展了抗美援朝爱国宣传的地方，即应继续深入工作，着重经常性系统性的爱国主义宣传，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更加提高一步，并努力使这种宣传长期存在下去。
二、目前抗美援朝的爱国宣传，其中心内容应是：
1、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具体揭露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及其不易克服的困难，指出我们争取全面对日和约和使日本成为和平民主国家的决心与意义。
2、动员广大人民继续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提高生产、作好革命工作、努力学习等作为支援他们的实际行动。
3、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着重宣传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并积极动员人民群众热烈签名表示拥护。
发动人民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而奋斗。
4、在上述宣传中，必须突出地联系宣传镇压反革命问题和工人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及农民的爱国丰产运动。
从群众回忆控诉中引起对蒋、美特务爪牙——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号召人民群众协助政府彻底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
号召工人向马恒昌小组学习。
号召农民向张希顺学习，各地互助组向李顺达应战，积极作好春耕准备工作，多种棉花，为实现增产粮、棉任务而奋斗。
作好春耕生产（在南部特别是种棉）与镇压反革命是我们当前进行一切宣传工作必须围绕的中心。
整个运动中要求各阶层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目前形势，更加坚定胜利信心，继续提高与巩固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工人农民提高生产、所有干部人员作好工作、学生努力学习、商人努力交流物资、各阶层人民更加积极地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的目的。
而爱国公约的订立与有效的实施，又是实现上述目的之保证。
因此各城镇、各行、各界、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工厂及广大乡村凡未订立爱国公约者，应普遍订立；
已订者应予检查，求其逐步实现。
对此，领导上须具体掌握，正确指导。
为提高与发挥人民群众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各地必须在控诉会或其他集会上，举行关于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民意投票（为简便计，可以举手代替签名与投票，由召集人统计人数上报）。
上述订公约等工作，争取在一次会议上进行，以减少群众开会时间。
三、正确使用力量与充分的思想动员，是普及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宣传的主要关键，应该十分重视。
市、镇可普遍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研究并订立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方案，于04月上旬贯彻到村。
各地可利用一切集会，由负责同志做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发动广大干部动员组织各阶层人民群众，为完成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做好生产、肃清反革命的宣传任务而努力。
为此，我们建议各级人民团体、机关、工厂，和各宣传教育文化机构等都应订出自己系统和本单位的宣传计划，并切实下达到所属人员。
高小以上的学校及训练班等各种学习组织的教员、学生及全体小学教员，可利用课余时间对人民群众做关于抗美援朝的各种宣传活动，“五一”前并抽出一个礼拜日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
建议报纸、广播电台、宣教部门及各文艺团体，大力供给各种宣传材料。
报告员宣传员应积极活动。
各地可根据已有经验和本地条件，广泛组织各种小型座谈，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广为宣传。
在各种公共场合，如工厂、商店、学校、旅馆、公园、车站、集市等可有计划地张贴朝鲜地图、时事图画、时局简报等，造成抗美援朝的浓厚空气。
发动群众性的回忆控诉，把对蒋、日的仇恨，引导到美国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身上，更是教育群众激发群众斗志的重要方法。
此种方式应大力推广，凡未举行过回忆控诉的地方，都要普遍举行。
“五一”劳动节全省城乡普遍举行游行示威，各地应大力动员群众踊跃参加。
在城镇以工人为主体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在农村则争取全体农民参加。
农村因村庄分散，可采取数村联合举行的方法，务使村村见到游行队伍，但又须照顾群众不使之过于疲劳（偏僻与距离过远的山村和灾区、水乡无法集合游行者，可在本村举行群众大会与游行）。
为使“五一”游行示威达到充分教育群众的目的，须做好一系列的组织工作与深入的动员工作：
04月上旬农村应组成区临时性的游行指挥部，统一领导筹备游行事宜；
每一大的游行单位，须定好集合点及游行区域，并由一区干部指挥带领，各村游行队伍则须由村主要干部带领；
城市组织纠察队，农村可组织使用民兵，以保卫游行队伍的安全。
对游行者要事先讲清游行示威的意义，教会统一制定的抗美援朝的爱国歌曲（歌子确定，另有通知）。
为使游行的准备工作，做到充分和周密，“五一”前应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
为激发游行群众的政治热情与保持饱满的情绪，游行群众集中后，开始游行前，均可举行不超过一小时的会议，向游行群众做简短的讲话，讲话内容应把一般的政治口号和当前具体任务的宣传联系起来，并宣布游行时应注意的事项。
四、各级抗美援朝会应成为这一运动的有力领导组织者。
县以上尚无此种组织者应迅速建立。
在此运动中抗美援朝会可设专人负责，进行工作。
各级抗美援朝会要建立及时的逐级上报情况的工作制度，以使领导机关及时指挥运动的开展。
04月20日以前所有脱离生产的干部，可按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制发的宣传要点，参照其他文件，进行一周到两周的时事学习（具体时间各地可自订），各级各种学校亦须组织适当的学习。
在此期间对群众主要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分散的宣传活动。
04月20日以后“五一”以前，则尽量利用群众生产空隙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议，进行较为集中的宣传活动。
“五一”前的宣传工作是“五一”游行的准备，事先宣传工作做得好，“五一”的游行示威就必然会做好，对此要充分掌握，严格防止在组织与动员群众参加游行示威中可能发生的强迫命令现象。
各级抗美援朝会接此通知后应即进行具体的研究与部署，以期“五一”节前使抗美援朝运动有一个新的高潮。
“五一”游行后要作出总结报告分会。
并把抗美援朝的爱国宣传转为经常性的任务。

　 湖南江华等县瑶族人民
　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散居在湖南省南部道县、江华、永明等县偏僻山区中的瑶族人民，普遍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
在瑶胞聚居地区曾先后举行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议题的瑶族人民代表会议、干部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
瑶族人民代表和干部返乡后，再召开群众大会和村代表会议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
有不少地区结合控诉日寇暴行，举行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
如瑶胞聚居的江华县第5区，曾举行了七次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
全区计有万余人参加了游行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集会。
当地的小学教师并用黑板报、漫画和演秧歌剧在市集上进行时事宣传。
通过各种会议、示威游行和时事教育，进一步激发了瑶胞的爱国热情，和加强了瑶、汉人民的团结。
各地瑶民纷纷组织民兵，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破获了土匪、特务案件数起。
永明县曾有一百二十多名瑶民要求赴朝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春节期间，瑶族人民从几十里外担着鱼、肉慰劳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并和他们跳舞联欢。
（新华社）

　苏北四十万妇女
　示威游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苏北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各县、市已普遍召开各界妇女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据一百五十个市镇及六百多个乡的统计，约有四十万妇女参加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
从未参加过社会活动的家庭妇女、商店老板娘、尼姑、天主教修女等也都参加了游行和其他爱国活动。
在扬州市一万八千个妇女的游行行列中，家庭妇女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南通市家庭妇女王修端有十一个孩子，过去从来不出门，她在这次抗美援朝运动中积极地参加了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工作，天天做旗帜，贴标语，并参加了游行。
全区妇女共捐献了二千一百多万元，缝制了五万七千只慰问袋，并写了大批慰问信，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救济朝鲜难民。
扬州、东台、六合等县、市以及某些乡村中的妇女都订立了爱国公约。
劳动妇女们积极展开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南通大生纱厂的女工正准备向马恒昌小组应战；
如东县六十九个女农业劳动模范订出了全年丰收计划。

　贵阳黔灵东路公安派出所辖区
　抗美援朝宣传深入贫苦市民
贵阳市黔灵东路公安派出所辖区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深入贫苦劳动市民。
该区受到抗美援朝时事教育的居民约五千多人，占全区居民的三分之二。
该区在宣传工作中涌现了十四个积极分子并由群众选出七个宣传员，形成了一个宣传组织。
黔灵东路公安派出所辖区内的居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人力车夫、板车夫、泥水工人和挑水工人。
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很多人不识字。
大部分没有组织起来。
该区各界人民代表和一部分居民根据区内居民的特点，组织了三个宣传小组。
组员每周学习时事政治两次。
他们首先选择不耽误居民干活的时间，把一些有关抗美援朝的漫画和连环画分别在几户居民的家里轮流展览；
并要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动员大家来看。
在展览中宣传小组派人作通俗解说。
宣传小组等大家对展览发生兴趣以后，就着手建立学习组织；
并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学习组织的骨干。
在这个学习组织巩固之后，宣传小组就把宣传漫画、资料和图书等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帮助那里的居民建立学习组织。
这样就把抗美援朝的宣传逐步地深入到每个角落的居民中去。
该区的妇女代表唐风领导的宣传小组除经常用读报、对比、控诉和漫谈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外，还教大家识字。
她们一面教大家识字，一面讲解时事。
大家的学习兴趣很高。
许多劳动妇女在家里赶着做完活就跑来参加。
宣传小组也得到了发展。
唐风的小组已由十五人发展到三十人。
宣传组还在劳动居民休息和集聚的地方读报和说书。
他们读报时，遇到新名词和重要的地方，就边读边讲；
并穿插一些本地所发生的新闻与新人新事。
这样，大家很自然地联系实际，展开漫谈和控诉。
（新华社）

苏联战后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中央统计局关于一九四六至1950年苏联第4次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17日电：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中央统计局发表关于一九四六——1950年苏联第4次（战后第1次）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如下：
1946年03月经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一九四六——1950年恢复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战后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而且计划的主要任务已经大大超过了。
工业方面完成五年计划的情形：
苏联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在这一次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这次五年计划原来规定：
到1950年（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苏联全部工业产量应较战前1940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
实际上，1950年的工业产量已较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
苏联工业已经提前完成了五年计划——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1950年的工业生产目标已经超过百分之十七。
保证社会主义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就是采用现代化技术的最新成就。
五年计划为钢铁工业所规定的关于钢及辗金属生产的任务已超额完成。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0年辗铁金属的生产水平已经提前在1950年第3季达到，而钢的生产水平在1950年的第2季即已达到。
钢铁工业部已经完成了铣铁生产的五年计划。
1950年黑色金属的全部生产已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四十五，而五年计划原定任务为超过百分之三十五；
铣铁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二十九，钢的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四十九，辗金属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五十九。
战时完全被毁的南部的钢铁工业，已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恢复，产量高于战前。
我国东部各区的钢铁工业正继续向前发展。
1950年乌拉尔铣铁生产较1940年增加一点六倍，钢的生产增加一点七倍，辗金属生产增加一点八倍。
西伯利亚的铣铁生产增加百分之二十，钢的生产增加百分之七十，辗金属生产增加一倍。
在中央亚细亚与外高加索，也组织了黑色金属的生产。
虽然钢和辗金属都已超额完成了计划，但是黑色金属尤其是某种辗金属的生产，都还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增大了的需要。
钢铁工业中的生产技术已经改善。
制钢方面已掌握了氧气的使用。
制造新型机器和工具所用的特种形状的辗金属及各种钢的生产已经精通。
费力与艰苦的工作的机械化及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已大规模实行。
装备的使用也大大改善了。
例如，1950年年底，钢铁工业部所属各厂鼓风炉有效容量的使用比1940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西门马丁炉每一平方公尺炉底的钢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在有色金属工业方面，铜、铝、镍、铅、锌和其他有色与稀有金属的生产，由于建立了新的矿山、选矿厂，由于企业经营的改进，已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
但是，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仍要求有色金属的生产更迅速地提高。
煤炭生产的五年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1950年的煤炭生产达到的目标为五年计划规定任务的百分之一○四，比战前水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
煤业部所属矿山提前在1949年第4季达到了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0年煤炭生产水平。
在战争中被破坏地区的煤矿场已经恢复。
顿尼兹盆地的矿坑的煤产量超过了战前和五年计划规定的目标。
顿尼兹盆地已再度成为全国最大的和最机械化的产煤区。
莫斯科盆地的煤产量比战前水平增加了二倍多。
与顿尼兹及莫斯科盆地的恢复同时，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卡拉干达及国内其他地区的煤业也在继续发展着。
1950年，苏联东部煤产量相当于战前一倍多。
新的产煤中心（彼楚拉产煤区）已大大地扩大了。
泥炭的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
掘煤、打煤与运煤，地下运输和把煤装入铁轨车辆的工作都已机械化。
新式机器已经发明并且加以采用，这些机器使掘煤地方的装煤工作机械化了，并且使准备掘煤地方的装煤和装石工作机械化了。
使矿坑广泛机械化的工作已经开始，机器和设备操作的远距离控制与自动指挥的方法正在加以采用。
五年计划恢复和发展石油业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1950年的石油产量为五年计划目标的百分之一○七，超过战前百分之二十二。
战时被毁的迈科普与格罗兹尼区和乌克兰西部的石油业已经完全恢复，技术上已经重新装备过。
由于地质勘查成功，已经发现大量的石油与煤气矿藏，并准备加以开采。
新的汲油、凿井与炼油的技术正广泛采用着。
高辛烷航空汽油与其他航空油类的生产已经扩大，石油产品的质量也已经改进。
有现代化苏联设备的新的炼油厂已经建立，巨大的干线油管已经装设起来。
同时，产油量的迅速增加需要更加速地建立新的炼油厂。
新开发的东方产油区的重要性大为增加。
在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新开辟了巨大的油田并建立了炼油厂。
在古比雪夫州，在土库曼、乌兹贝克和哈萨克等共和国，石油的生产和提炼工作有了飞速的发展。
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已发现了巨大的石油矿藏。
东部地区石油产量在1940年仅占全苏联石油产量的百分之十二，目前已增至百分之四十四。
煤气工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萨拉多夫——莫斯科，达沙瓦——基辅，科特拉—雅威—列宁格勒等几条长途煤气管，已经架设完竣，并已开始使用。
生产人造液体燃料的工厂的建设已经发展了。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电力生产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0年电力生产水平，已经提前在1949年第4季达到。
1950年的电力生产达到五年计划原定目标的百分之一一○，超过1940年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
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地区，电力生产已大大超过1940年的水平。
下列各地在战时被摧毁的动力厂已经恢复：
顿尼兹盆地、第聂伯区、基辅、哈尔科夫、罗夫、敖德萨、庙街、悉瓦斯托波尔、诺佛罗西斯克、克拉斯诺达、格罗兹尼、斯大林格勒、佛罗内兹、布利安斯克、加里宁、明斯克、维尔那、里加、塔林、彼得罗萨佛得斯克及其他城市。
所有的水力发电厂都恢复了，其中还包括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六个大水力发电厂。
第聂伯城列宁水力发电厂已经恢复。
许多新的水力发电厂——谢尔巴科夫厂、尼瓦一厂、尼瓦三厂以及法哈德、赫拉米、苏虎姆、克拉斯诺波利扬斯克、希罗科夫及其他水电厂，都已建立起来而且全部开工了。
在维尔赫涅斯维尔、乌斯特卡敏诺哥尔斯克、基乌穆什、齐姆良斯卡雅、马特科日宁及其他水力发电厂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程，这些工程保证这些电力厂在1951年、1952年便可使用。
伏尔加河上高尔基水力发电厂和卡马河上的莫洛托夫水力发电厂的建筑工程已经大规模展开。
新的热力和电力厂、电力和热力输送网也已建设完成。
在一九四六——1950年期间，各电力厂都采用了最新式的动力技术。
各热力和电力厂中都装置了苏联制造的蒸汽透平的高压汽锅，其中包括新式的二万五千千瓦的高压蒸气透平，一百大气压力、蒸汽温度为五百一十度的圆筒锅炉，以及具有同样特性的单流锅炉。
各电力厂也采用了氢气冷却发电机、高压空气开关、高频率及其他现代化保护设备；
实现了燃烧过程及锅炉添煤工作的自动化等等。
地方水力发电厂有三分之二已将装备操作自动化。
在机器制造方面，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工作母机、机械装备及工具的生产任务，整个说来已超过了百分之十七。
1950年机器制造业生产为1940年的二点三倍。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0年机器装备与工具的生产水平，已提前在1950年第1季达到。
机器及装备生产的增加，是以新的技术为基础的。
在各机器制造工厂中，已普遍实行了具有高度效率的生产方法和技术过程，其中包括：
直接生产和自动连续生产法、涂敷焊药后用自动及半自动机器进行焊接、用高频率电流将零件硬化、离心铸造、铁模铸造、压型及高速切割金属方法等。
在五年计划期间，机器工业的各部门大体都已将产品项目表加以改订。
在制作上已经熟练精通了的新式机器有万能金属切割母机约二百五十种、特种及复合母机一千余种、自动及半自动机器二十三种、锻冶及自动压型机器与强力风力铸造机和压力及离心力铸造机三十四种。
二十六座自动母机连续生产装置以及生产汽车零件的自动化工厂业已建立。
1950年冶金装备的生产比1940年增加了三点八倍，蒸汽透平生产增加了一点六倍，电气装备生产增加了二倍。
采煤联合机、装石机、装煤机、深井凿井设备、强力吸泥唧筒及多种高效率的装备，已经制造出来供燃料工业使用。
1950年采油装备的生产，为1940年的三倍。
现在已经掌握并组织了新式干线运货机车、电气机车、柴油机车、卸货车、全金属敞车与恒温车和全金属客车的生产，以供应铁路的需要。
和1940年比较，1950年拖拉机的产量增加了二点八倍、联合机二点六倍、拖拉机曳引犁二点一倍、拖拉机曳引条播机四点五倍、拖拉机曳引耕耘机二点一倍。
一百五十多种高效率新式农业机器的制造已经精通，并已进行大规模生产。
然而，已经达到的电气装备、重型金属切割机、锻冶与压型装备、炼油业所用的复杂的设备和某些种类的器械的产量水平，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的扩大了的需要。
在化学工业方面，五年计划规定在1950年要超过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
实际上，化学工业的产量超过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
1950年，含氮肥料的产量超出战前水平一点二倍，钾肥料产量超出百分之四十，高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数额。
磷肥料超出百分之九十。
人造橡胶的产量也比战前增加了。
人造纤维工业，塑胶、油漆工业，制药工业及其他化学工业部门，产量均增加了很多，并且掌握了许多新产品的制造方法。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染料产量已超额完成。
1950年染料的牌子已增加到三百二十种，而1940年为一百八十六种。
质量优良永不褪色的染料的产量已经增加。
彩色照相胶片的制造技术已能完全掌握。
建筑材料的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
与1940年相较，水泥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窗玻璃增加了百分之九十。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0年水泥生产任务，在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方面完成了百分之一○一。
就全苏联来说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七。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砖瓦产量目标没有完全达到。
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产品的质量，仍远落后于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木材工业方面，1950年所采集的木材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但是，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五年计划所规定对木材业供应机器和设备一项任务是超额完成了，但是由于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设备，木材业在五年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增加的速度是不够的。
1950年纸的生产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
在一九四六—1950年期间，纺织、衣服、编织品、鞋类和其他轻工业部门的恢复和发展进行的速度很快。
1950年这些轻工业部门的产量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
轻工业主要物品的生产在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情形如下：
棉织品一点四倍、毛织物一点九倍、袜子四点二倍、皮鞋二点二倍、胶鞋六倍。
但是，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棉织品和鞋类生产的任务并未完成。
织物、衣服、编织品和靴鞋的质量已大大地改良，种类也大大增加了。
食品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在五年中大大提高了。
1950年奶油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七、植物油和其他脂肪超过百分之十、鲜肉百分之七、捕鱼量百分之二十七、各种腊肠百分之二十、罐头食品百分之四十八、糖百分之十七、糖果百分之二十三、肥皂百分之十六。
食品的种类增加了，质量也改善了。
1950年奶油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和干酪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二是优等产品。
营养食品的产量增加为战前的五倍，婴孩食品增加为五点七倍，维他命增加为十点四倍。
1950年地方工业和生产合作社的总产量比战前增加百分之五十。
但是，地方原料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
地方工业和消费合作社的生产品的种类和质量还落在增加了的国民需要的后面。
由于恢复、建设与重建了各种企业并装配以最新式的苏联技术，整个苏联工业的固定生产基金在1950年较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
工作母机的总数在五年计划行将结束时等于1940年的两倍以上，在这期间，补充了不少新的生产力更高的工作母机。
胜利地采用新技术使国民经济得以进一步大规模地重新作技术上的装备，并提高消耗劳力的笨重工作机械化的水平。
同时，技术上的进步，工人、工程师与技师的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及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大量提高。
工业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1950年超过战前1940年百分之三十七，而五年计划规定超过百分之三十六。
1950年在建筑方面的劳动生产率超过1940年水平百分之二十三。
五年计划中关于1950年减低工业品生产成本的规定已经实现了，采取的办法是更好地利用工业装备，更加节约原料、燃料和电力，减少原料的损失和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
五年计划中关于减少建筑成本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
虽然基本工程有了增加，建筑成本仍然很高。
在这方面，政府于1950年采取了措施来降低建筑成本和改善设计工作，增加建筑材料的生产并消灭基本建筑中计划和供应方面的缺点。
农业方面完成五年计划的情形：
由于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农业获得了新的强有力的进展。
在五年计划期间，集体农场的公有经济有了发展并且更加强大了，农业的物资和技术设备增加了，机器拖拉机站在集体农场的生产上的作用更大了，农业生产的熟练的新组织人员，耕作、牲畜饲养和机械化工作的专家已经训练出来了。
谷物种植的面积在五年期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谷物总收获量1950年比1940年增加了三亿四千五百万普特，小麦的产量比战前增加了三亿七千六百万普特。
谷物产量已经超过五年计划的目标。
在1949年和1950年，谷物的产量均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
在五年期间，工业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其中棉花增加百分之九十一、亚麻百分之九十、甜菜百分之五十七、向日葵百分之二十三。
棉花产量在五年间增加了一点九倍、亚麻纤维一倍以上、甜菜一点七倍、向日葵百分之七十。
在收获工作中，特别是在谷物、亚麻和甜菜的收获方面，损失仍然很大，这是农业生产中的严重缺点。
种植蔬菜、瓜和马铃薯的面积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五。
1950年的马铃薯总收获量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二十一。
五年中曾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巴库、哈尔科夫、基辅、高尔基、乌拉尔、顿尼兹矿区和库兹涅茨克矿区的工业中心、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各城市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周围，进行了许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马铃薯与蔬菜生产设备的工作。
1950年的饲料作物种植面积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但是五年计划中增加多年生牧草的种植面积的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
饲料生产赶不上牲畜饲养业的需要。
在牲畜饲养方面，五年计划中规定增加集体农场公有家畜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集体农场中有出产的牲畜与家禽的数目已大大超过战前：
食用牛和乳牛超过百分之四十、绵羊和山羊百分之六十三、猪百分之四十九、家禽增加一倍。
在战时曾大大减少了的有出产的牲畜总头数，在战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
在1950年的各经济部门中，集体农场、国家农场、集体农民和个体农民、工厂工人和职员所饲养的牲畜较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家禽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在五年计划期间，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在改进纯种牲畜饲养方面完成了许多工作；
国家纯种牲畜饲养场、国家纯种牲畜中心站、集体农场的纯种牲畜部都已扩充了。
农业的技术设备已经增加。
在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方面获得了五十三万六千部拖拉机（每部以十五匹马力计算）、九万三千部谷物联合机、三万九千部自动推进机、三十四万一千个拖拉机牵引犁、二十五万四千部拖拉机牵引条播机、二十四万九千部拖拉机牵引耕耘机，以及大量的其他各种耕田、播种和收割的机器。
但是，在供应农业以收割棉花、亚麻、大麻、甜菜的机器方面，在饲料的生产方面，在使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牲畜饲养部门的消耗劳力的工作机械化方面却赶不上需要。
在集体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及国家农场电气化方面完成了许多的工作。
在1950年年底，农村电力厂的发电量较1940年增加了一点八倍。
在提高农业工作的效率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中实行和掌握牧草作物轮种制方面，已作了很多工作；
在1950年拖拉机耕耘了集体农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休耕地和全部秋耕地；
在拖拉机所耕的土地中有百分之八十七是用装有犁刀的犁耕的（在1940年只有百分之十三）；
在1950年，集体农场的春季作物面积有百分之六十三是在秋耕地和耕过的休耕地上播种的（在1940年只有百分之五十四）；
在五年中，选种谷物的播种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小麦增加一倍；
在1950年集体农场的全部谷物种植面积有一半是以联合机收割的。
防护林带植造的目标已胜利地达到了。
集体农场、国家农场、机器拖拉机站、林场和造林站为了实现斯大林改造自然的计划，在一百三十五万公顷的地区植造了防护林带，其中七十六万公顷地区的防护林带是在1950年植造的。
五年计划中发展国家农场的目标已经达到。
五年中国家农场大为扩大了播种面积。
1950年谷物的收获量较1940年增加百分之十六。
农田工作的机械化基本上已在苏联国家农场部所属国家农场中完成了。
在1950年，耕地、播种和谷物收割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五是用机械来完成的。
到1950年年底，苏联国家农场部所属国家农场的食用牛和乳牛较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绵羊和山羊增加百分之二十九、猪增加百分之三十六。
牲畜的产物生产率有很大增加。
在1950年，苏联国家农场部所属国家农场平均一头牛所产的牛奶较1940年水平增加百分之二十八。
在五年计划期间，在组织上与经济上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场和消灭违犯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已采取措施来改善组织与调整集体农场中的劳动报酬，巩固永久性的生产队，使其成为集体劳动的主要组织形式；
劳动纪律大大加强了，集体农场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到1950年，集体农场的公积金与1940年相较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苏联以加强农业合作社、组织机器拖拉机站、供应拖拉机及机器和矿物肥料的方法并以贷款的方法，对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农民经济，和曾在德国占领下遭受过灾害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西部地区的农民经济给予巨大的帮助。
到五年计划结束时，这些地区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集体化的工作已在基本上完成了。
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及其供应市场的巨大生产量，保证了供应人民以更多的面包、肉类、奶油及其他农产品，并使集体农场和集体农民的收入得以增加。
谷物和工业作物的更大的生产量及牲畜出产物的增加，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原料供应来源。
交通运输方面完成五年计划的情形：
在五年计划期间，铁路满足了国民经济在货运方面日益增加的需要。
预定的1950年的铁路货运的目标，已被超过了百分之十三。
1950年平均每日铁路载运量为1940年水平的百分之一二一，为五年计划规定目标的百分之一○三。
由于使用先进的劳动方法和新的技术设备，铁路上车辆的使用已有相当大的改进。
在1950年，每辆货车的载运量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平均每列运货火车的载运量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
货车平均每日行程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四点六。
在五年计划期间，车辆的运转已经加速，但在1950年还没有达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水平。
由于战争中被破坏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由于采用了消除不合理的货运的措施，过去五年的平均货运路程已较前缩短，但是还未完全达到计划所规定的在1950年中缩短货运路程的目标。
修复战争中受重大破坏的铁路是战后五年计划的决定性的任务。
在五年计划中恢复双轨桥梁、车站和转车车站的工作保证了铁路在主要方向的必要载运量。
机车已大大地翻新，并且补充了新式机车、柴油机车和电气机车；
车皮也同样翻新和得到了补充。
建筑了新的铁路，特别是在亚洲北部中亚细亚。
在乌拉尔、外高加索和克里沃伊罗格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里加、基辅、巴库和塔林等铁路中心的郊区，许多铁路已经电气化，但还未完全达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恢复和建筑铁路、桥梁和车站的目标。
1950年的内河运货量比1940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但还未达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水平。
利用伏尔加河及其支流以及西伯利亚和北部河流作运输之用的工作已经改进。
在1950年中，拖船的载运量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驳船的载运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
内河船只已加翻新和得到了补充。
以斯大林为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和第聂伯河——布格河的航路以及河港和修船工业已告恢复。
1950年的海上航运运货量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但还未完全达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海上航运运货量的水平。
恢复海港和船坞的工作大体上已经完成。
在1950年，海上航运部的船坞和修理厂的数量比1940年多一倍以上，造船设备的数量多百分之六十。
1950年的汽车运货量比1940年增加了一点三倍。
已经造好一万六千公里的硬面公路。
莫斯科和森佛罗波尔之间的公路已加以使用。
到五年计划终了时，路面修好的公路网比战前增加了一点五倍。
在五年中，通讯工具和无线电事业已告恢复，它们在新技术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发展已得到保证。
电话设备超过了战前水平。
五年间建筑无线电广播台的计划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九。
无线电收听网扩大了。
恢复与敷设有线电报线的计划在五年期间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三。
航空邮政路线比1940年增加了一点三倍。
国民收入与国家预算方面完成五年计划的情形：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加国民收入的目标已超过了许多。
五年计划规定要超过战前国民收入水平的百分之三十八。
以比较价格计算，1950年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超过了1940年百分之六十四。
国民收入的增加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状况得以大为改善，使得有可能以大笔资本投入国民经济，并积累必要的国家物资和存粮。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为资产阶级所占有，而在苏联，全部国民收入都属于劳动人民。
苏联的劳动人民1950年以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四来满足他们个人的物质与文化需要。
余下的百分之二十六由国家、集体农场与合作社用来扩大社会主义生产以及作国家与社会的其他开支。
国民收入的增加使国家预算每年都有盈余。
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国民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的费用不断增加。
国民收入的增加与国家预算的胜利执行使国民经济投资五年计划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二。
在一九四六——1950年，有六千个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恢复、建立和开工，国营的、合作社经营的以及集体农场经营的小型企业还未计算在内。
由于同样的原因也使得1947年12月能够实行币制改革，以及取消一切粮食与工业品的配给制度。
在一九四七——1950年期间，大众消费品的价格降低到原价格的三分之一，这就准备了自1951年03月01日起实行另一次减低物价的条件。
这就保证了工人和职员以及知识分子的实际工资大大增加，使得农民能以减低的价格购买工业品，因而减少了开支，并更加巩固了卢布，提高了卢布的购买力，改进了卢布对外国货币的兑换率。
在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水平方面完成五年计划的情形：
在苏联，过去没有失业，现在也没有失业。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后，从苏联陆军与海军中复员的一切人民，都能依照他们的技术与职业得到充分的工作。
苏联国民经济中的工人与其他职员人数到1950年底已达三千九百二十万人，较1940年底增加了七百七十万人。
苏联人民的物质境况改善了，这表现为工人和职员的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农民自公有的集体农庄经济和附属的家畜及个人经济所获得的收入的增加。
1950年工人职员的收入和农民的收入总额，如以比较价格计算，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
国家在劳动人民的文化和福利事业方面的开支有很大的增加。
国家拨出巨款给人民兴办种种福利事业，其中包括：
工人和其他职员均可享受的社会保险制度下的福利和现金，社会赡养年金，免费或低费进入疗养院、休养所和儿童保育院，子女众多的母亲或单身母亲的补助，免费医疗，劳动人民免费受教育或免费提高技术，所需费用由国家支付，学生公费，以及许多其他福利和权利。
此外，全体工人和其他职员每年可有至少两星期的工资照付的假期，某些职业的工人还可以有较长的假期。
人民在1950年所获得的国家补助和现金，其总值在一千二百亿卢布以上，亦即比1940年多二倍。
与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同时，苏联文化、科学和艺术在战后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五年当中，小学、七年制学校和中学、技术学校及其他中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增加了八百万人，1950年这些学校的学生总人数达到三千七百万。
技术学校和中等专门教育机构1950年共有学生一百二十九万八千人，而1940年为九十七万五千人。
1950年，高等教育机构共有学生一百二十四万七千人，而1940年为八十一万二千人。
在这五年当中，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了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专家六十五万二千人，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专家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人。
和1940年相较，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工作的专家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
过去五年中，我国在各种科学和技术方面均有重大的发现和发明。
在五年计划期间，共有六千五百余人因在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等方面有杰出的成绩、发明和成就而荣获斯大林奖金。
遍布全国各地的科学研究所的数目，1950年为战前的一点五倍，而在其中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则几乎增加了一倍。
全国文化和教育机构均已恢复，并已超过战前的规模。
1950年，市镇和农村的俱乐部和公共图书馆数目较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全国书籍的出版较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
到1950年底，电影设备较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人民的医疗和疗养、预防事业在战后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50年城镇和乡村医院的病床数目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战时被毁的疗养院都已修复。
全国医师人数比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苏联贸易的发展方面有了重要的成就。
国家与合作社的零售贸易额大大地超过了战前1940年的水平。
1950年国营商店与合作社的售货量（来自地方的货物销售不算在内），与1940年相比增加如下：
肉与肉类产品百分之三十八、鱼产品百分之五十一、奶油百分之五十九、菜子油与其他脂肪百分之六十七、食糖百分之三十三、糖果百分之三十四、鞋类百分之三十九、棉织品毛织品丝织品麻织品百分之四十七、袜类百分之三十九。
文化用品与家用器具在人民中间的销售量也增加了。
1950年钟表销售量比战前1940年增加了二点三倍、无线电收音机五倍、家用电气用具百分之五十、脚踏车一点九倍、缝纫机几达二倍、机器脚踏车十五倍。
建筑材料在农村的销售量增加了数倍。
1950年集体农场的贸易量大大超过了1940年的水平。
自从取消配给制与实行货币改革以来，集体农场的市场价格下降了。
在战后五年计划期间，房屋建筑有了大规模的开展。
国营企业、机关、各地方苏维埃、以及市镇与工人区的居民在国家贷款的帮助下建筑和修复的房屋，其地板面积总计在一亿平方公尺以上。
此外，在农村的居民区，建筑和修复了二百七十万幢住屋。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
苏联中央统计局（签字）
1951年0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