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4日
（星期一）。
晴。
霜降节。
闻吴瀛[(吴瀛，字景洲（1891—1959），江苏武进人。
民国初年湖北方言学堂毕业。
1924年11月，任北京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3科科长，同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任顾问，12月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任常务委员。
1927年06月，改任市政公所秘书。
1929年02月，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秘书。
1935年05月，应聘为古物馆专门委员。
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
1946年04月，任行政院参议。
1949年05月，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著有《故宫盗宝案真相》《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
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
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
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易培基，字寅村（1880—1937），湖南长沙人。
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
1920年任湖南省立第1师范学校校长，翌年，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
1922年至广州任大元帅顾问。
1924年任广东大学教授。
11月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
1928年06月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院长兼古物馆馆长。
1933年，因“故宫盗宝案”被起诉，藏匿于天津日本租界。
后居住于上海法租界。)]，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
因请冶秋转达董老，请拨冗延见，以便面谈，并希望以原书见示，俾可逐条答复。
陈万里来，拟于下月01日就职，亟为预备宿舍。
附录：吴瀛致毛泽东主席状告马衡的第2封信，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01月06日）
主席先生：
去年10月，因为易寅村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的冤狱，请求申雪上书，附同证件由董老转达。
当时以政府新建，您正忙于开国，董老允诺稍后代陈，后来谅必入所言了。
董老于去年12月，因公来申召谈，指示您同他关于此案意见：因为事隔十余年，双方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无法对证，法办为难。
又以您同易先生有师生之谊，若一旦偏差或有不便，指示不若私人出面，以所陈经过、证件，令继任的院长现尚在位的马衡先生写一自白文字一同发表，政府默认登报并即一小册图书馆保存，则此案大白于世。
即再表白是非，私人恩怨自可从宽云云。
我感于您们的宽大为怀，而且原不重在私人，虽然感觉私了之为难，但不得不接受原则，求与当时同来的文物局郑振铎局长研究技术问题，也蒙允诺了。
经与郑局长数度会谈，并且陈阅了我另补写的一部二十余万言的长篇记载之后，我以最后请定的五项办法答复董老，这是今年01月的事，许久没有得到下文。
本来，在愚见看来，马先生是不肯坦白，也不敢坦白的，因为他实在是案中的一个煽动的主要分子，董老说的他“案中无名”，正是他取巧的巧着，也就是他所谓“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
解释是：卖友得官而不投入漩涡，现在要他正面说话，当然不易。
但是也侧面说：郑振铎局长在农历元旦，仍宣布了董老的命令，要他写一篇坦白陈述，他带着怒气拒绝了，所以郑局长一再催索，无法复命，也无法答复我，一直到现在。
但是，马先生是有办法的，他在本年01月，用十四年前得到一位朱先生写的，用来作为他纪念张菊生先生七十寿的二篇纪念文，封面背上写了一段侧面文的附识（附照片为证）由现在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主管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先生转给了董老，于是董老也觉得不能相强。
但是指示我说：这篇文字确也对申雪易案是有帮助的，只得连同以前证件一并，郑重地托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代还了我，命我参改。
我感觉到我的力量，不足以解决此事的，我无法做片面的印发小册，报纸也不能在这般情况下为私人宣传，而此事的申雪，非政府莫办，此时是值得政府做主的！
尤其是，伪法院对封存认为易案内盗换的文物十余箱，政府不应该不查究清楚而含糊了事（前言答复董老书所提办法第3项），我只得根据我这些意见惶恐地再向董老同您力争，理由都在上。
董老书中抄复，请您注意，双方当事人现在还有：一是我，一是马衡，如缺其一，便完了！
易先生死也有十年了，他是与共产党有深切关系的，现在：共产党成功之日、政府之下、在您领导之下，这样的冤狱而不得申雪，这是偏差的。
谨冒死再向您们呼吁，请您垂听，再细细翻检一下我的证件。
专此奉达。
吴瀛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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