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电，指出：林彪、邓子恢五日十二时电悉，处置甚好。“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
同日
关于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西北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向三路解决退敌。”“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189〕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190〕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191〕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192〕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方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193〕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陶峙岳〔194〕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195〕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189〕高克林，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绥远军区政治委员。
〔190〕姚喆、王平，当时分别任绥远军区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191〕董其武，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6月同华北人民政府签订绥远和平协议。
〔192〕杨植霖，当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193〕班禅，指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194〕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
〔195〕指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政府。